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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范文

一是確定適當的教學目標是有效教學的前提。教學目標是對教學活動結果的預期，它不僅是教師確定教學重心、明確教學主線、開展預設與生成的依據，而且也是學生明確學習重點、豐富內心情感的保證。課標要求，通過本課學習，學生應能“概述古代商業發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國商業發展的特點”。筆者通過整合教材，把目標明確為：知道古代商業發展在商人、城市、商路、政策等方面的表現；了解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這樣，本課的教學內容就比較明確，重心也很清楚——通過商業經濟的發展了解中國古代商業經濟的基本特征，進而感悟傳統的商業文化。這個教學目標的確定比教材更有條理性，實踐中也容易操作。

二是設計順暢的教學流程是有效教學的基礎。教學流程包括本課有幾個教學環節，每個環節有什么活動，解決什么任務，達到何種意圖，各環節間有何內在聯系等。教師要特別注意各環節間的邏輯。清晰流暢的教學流程有利于教師開展教學，更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本課設計了兩條線索。從歷史內在邏輯來看，第一部分介紹古代中國商業發展的概貌和特點，主要是商業現象；第二部分著眼于商業現象背后的政策，探究統治者實施重農抑商政策的原因；第三部分透過商業看商人，力圖發掘傳統商業文化的精華。這條線可歸納為從商業現象到商業政策再到商業文化，由表及里，逐漸深入。從學習過程來看，第一部分由于教科書的表述瑣碎，教師指導學生采用小組合作的形式，分別探究春秋、唐朝、宋朝和明清的商業發展狀況，梳理古代商業發展的概貌，概括其特點，為學生的建構提供知識基礎。第二部分通過聚焦個案，探究統治者實施重農抑商政策的因素，以達到體驗探究、反思歷史的意圖，為學生的建構提供理論基礎。第三部分力圖從枯燥的商業史中發掘出人性與人文，還原商人的真實形象，達到清晰認識、傳承文化的意圖，為學生的建構提供情感基礎。本課通過內外雙線的安排，層次清晰，意圖明確，為教學的順利實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三是設置讓學生充分參與的情境是有效教學的關鍵。考慮到學生不易理解古代的商業，筆者從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出發，創設情境，化解歷史與現實的隔膜，激發學生思考的興趣。在導入時，筆者出示了一副學校周邊示意簡圖。可以看出，以景山學校為中心，有米市大街、燈草胡同、油坊胡同、大豆腐巷等學生比較熟悉的地名，它們都是古代的商業市場。同時筆者提問，學校周邊這些老街巷曾經是做什么的?看到這些街巷的名字你能想到什么?這些熟悉的地名引發了學生的熱烈討論。在新課中，筆者設置了幾個歷史情境：到春秋跑買賣、到唐朝做外貿、到宋朝開飯店、到清朝辦票號，讓學生通過四種商業活動，體驗歷史，感受不同時期商業發展的狀況。情境體驗容易拉近學生與歷史的距離，激發其主動探究的興趣。

第2篇：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歷史教學；問題閱讀；導學教學

在歷史教學中運用導學教學法，就是一種較為符合新課程教學目標要求的教學法，它通過讓學生在老師的引導下嘗試自己去發現、解決問題，以充分發揮學生學習的主動性，進而培養學生的歷史學科能力。它也符合師生互相配合在合作中完成學習任務和發揮學生在課堂教學中主體作用的新課程理念，并且在教學實踐中也易操作。下面就結合本人在教學中的實踐談一談導學教學法的運用。

首先，依據課程標準的要求并結合學生的實際情況設計課堂問題。在這一環節中，要求教師認真研讀課程標準、考綱和教材設計問題。問題的設計一要抓主干知識、重點知識；二要大多數學生通過自己的努力都能較好地解決問題，以起到激勵作用；三是要做到循序漸進，問題由易到難；四是著眼高考，通盤考慮并處理好課程標準的三維目標要求與高考所要求的四項十二條學科能力目標間的關系。

其次，在教師的引導下，讓學生帶著問題閱讀教材，獨立或合作探究、解決問題。這是關鍵環節。在這一環節中，教師需要注意的是，一不但要大膽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而且要鼓勵學生主動與同學合作探究，運用所掌握的知識、技能，學習、鉆研教材，完成教師提出的問題。二要注意思維和方法上的引導。三要針對不同層次的學生和不同年級的學生，處理好課程標準的三維目標要求和考試大綱所要求的高考學科能力要求目標間的關系。四要處理好學生探究與教師歸納的關系，教師以激勵為主，引導為主，并且最后要進行總結性的歸納。

如以必修二專題一第三節《古代中國的商業經濟》為例。開新課前先簡單復習前一節中國古代手工業發展的特點以此引入新課，然后拋出以下一個問題后讓學生帶著問題自主閱讀教材第一目：問題1簡要概括中國古代從遠古經商代、西周、春秋戰國、漢、唐、宋元到明清商業發展的概況。在規定的時間內讓學生概括回答這一問題，結合學生的回答教師予以點評。很顯然這一問題著意培養學生的閱讀歸納能力。然后讓學生帶著以下問題在規定的時間內閱讀第二目：問題2從秦到漢、南北朝、唐、宋、明清不同時期市發展的概況；問題3這一發展趨向反映出什么問題。問題2著意培養學生的閱讀和概括能力，而問題3則培養學生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能力。之后讓學生閱讀教材第三目，然后概括從戰國到漢、王莽、唐、宋、清商業都會的狀況。最后在教師的引導下讓學生概括、思考以下問題：問題4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表現；問題5影響商業發展的因素有哪些；問題6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是什么。同樣教師要結合學生的作答予以歸納、點評。

導學教學法在歷史教學中的運用，在于突破了注入式教學忽視學生、被動教學的弊端，充分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變學生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變學生為學習主體，變單純學習知識為既學習知識，又注重過程體驗和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培養，有利于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與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第3篇：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商業街;仿古建筑;設計

當今，城市的發展水平不斷的提升，同時在這一過程中為了更好的彰顯城市的文化特點，很多商業街在建設的過程中都加入了一些仿古類型的建筑，仿古建筑通常就是指使用仿古形式的建筑材料將古代建筑和現代建筑的形式充分的結合在一起，在某一個范圍內對其進行適當的處理或者是對古建筑予以復原。但是在設計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定的問題，其中比較明顯的有三個方面，首先是設計風格不夠協調統一，仿古建筑的設計比較僵化，其次是仿古建筑的數量過多，再次就是仿古建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怎樣將仿古建筑和現代建筑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逐漸的成為了人們關心和關注的焦點。

1 仿古建筑的起源

我們都知道，在我國古代當中，不同朝代的社會和文化都有著非常顯著的差別，所以建筑作為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各不相同的，從夏商周到元明清，從宮殿到陵墓，都是有每個朝代自己的特點的。比如說宋朝就是我國建筑風格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宋朝使其的建筑規模要比唐代的建筑規模更小一些，但是從整體上看，宋朝的建筑風格更加的秀氣，在形式上也更加的豐富，建筑的裝飾也是風格迥異。就拿房木構建筑的磚石塔和墓葬來說，宋代的時候出現了很多做功精致，風格獨特的作品。宋朝的建筑構件在規范和標準上也更加的細致嚴格，不同工種在工作的時候也有了更加細致和嚴格的規范。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古代的建筑當中是沒有我們當前所說的仿古建筑的，那一時期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在前代建筑風格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改進和調整，融入一些新的特點，從而形成了自己的建筑風格。但是在現代的商業街設計風格方面我們經常可以聽到某一個建筑是仿某個朝代的建筑建成的。歷史上的物質文化遺產是可以通過技術進行修復或者是重現的，同時它還可以通過一定的手段進行開發利用，但是從整體上來說如果在歷史原貌完全不存在的情況下去談建筑還原就成為了一種無法實現的期望。

2 現代仿古建筑的設計風格

顧名思義，仿古建筑其來源應該是古代的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模仿古代建筑的形式，將古代建筑中一些比較鮮明的有特色的特點提取出來，從而展現出建筑所在時期的歷史文化和社會風貌。仿古建筑設計的過程中并不是簡單的仿造，而是要在古代建筑中找到其最為重要的幾個元素，之后和現代的裝飾工藝有機結合，形成一種全新技術的過程。我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國家，朝代更替的次數也比較多，在這一過程中也就使得我國傳統建筑的文化表現力更強，文化底蘊也更深，這對建筑設計而言是一個非常豐富的資源，同時它也可以為設計師的創作提供良好的條件。當前我們所看到的仿古建筑主要都是模仿唐宋和明清時期的建筑，現代建筑風格的形成會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首先，第一次后，西方建筑師對中國傳統建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西式建筑的基礎上附加上中式傳統建筑形式，比如在建筑裝飾上使用斗拱形式，創造出新式的有中國傳統的建筑。然后，改革開放時期，經濟的飛速發展帶動了建筑的發展，后現代主義思想影響世界。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城市建設的，中國城市建筑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大量的傳統建筑被摧毀，對西式建筑的盲目崇拜，風格的模式化使得城市變得像ctrl+c、ctrl+v一樣簡單。

3 仿古商業街的特性

3.1 仿古商業街的后現代性

現代主義建筑大多數都是強調使用功能性，很少去強調建筑的裝飾性那么從建筑的形式和意義去分析，商業街的仿古建筑應屬于后現代主義而且很多商業街在進行仿古建筑設計時，也運用了各種各樣紛繁復雜的傳統元素如果仿古商業街能夠充分地考慮到地域文化和傳統內涵，那么商業街建筑就可以成為文化傳承的主要載體。

3.2 仿古商業街的商業性

商業街的根本目的就是實現商業利益因此，更多的開發商將商業街的設計采用仿古建筑是為了實現經濟效益作為一條商業街，首先要在使用功能上遵循功能合理性，然后再進行考慮仿古性建筑設計如果要建設仿古商業街，那么首先需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如何仿古、仿古的意義、仿古所傳承的文化內容是什么等，以此來凸顯仿古的真正用意現代人們為何鐘愛百年的文化商業街，因為其更多的承載著一個城市的文化內涵其就像現代社會的人們吃慣了大魚大肉，如果去吃一些野菜的話，就會有一種不一樣的感受因此，需要去考慮生長在鋼筋混凝土建筑里的人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建筑，如果更好地將地域文化和傳統內涵展現給人們，這些才是仿古商業街必須去面對的問題。

4 現代商業街仿古建筑方法

4.1 拆除重造

將舊建筑進行整體拆除，然后在拆除的位置上按照設計的年代風格進行重建這種拆除重建的方法，從設計方和施工方的角度而言，不但可以節約時間，而可以節約大量的資金首先，對舊街道房屋進行整體拆除的話，設計者就相當于在一片空地上進行設計，根本不需考慮如何更好地保護文物另外，新的商業街設計風格可以按照某一個年代的風格進行統一規劃，這樣就可以在人力和物力節約大量成本這種拆除重建的方法固然有自身的優勢，然而它也抹殺了人們對舊街道一些記憶，將傳統建筑文化的底蘊進行了“拆除”。

4.2 局部改造

局部改造就是在保留一些原建筑的基礎上，對一些局部外觀進行改造，或者是對舊街道進行整體的景觀規劃這也是很多旅游景點慣用的方法，將川西傳統民居院落和歷史商業街區相融合，形成了川西院落商街它是一條有著非常悠遠歷史的古老商業街我們在設計時尊重對古街原貌保護，只是對其沿街景觀進行了整體包裝這種局部改造的做法不但可以對傳統文化進行保護，而且可以更好的繁榮旅游產業，進而為當地人們帶來經濟效益。

5 解析仿古商業街設計失敗的原因

雖然，國內商業街更多是采用仿古建筑設計，但是沒有繼承原有的傳統文化，以至于失去了原居民生活的氣息讓人們感覺到商業街的仿古建筑大多只是流于形式，給人一種膚淺的感覺，也可以看作是換了外衣的便利商店而已。例如蘇州寒山寺古街改造工程，其主要是以具有1400多年歷史的蘇州寒山寺為中心，因為蘇州寒山寺是非常著名的佛教圣地，擁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和古香古味的建筑群政府和開發商意識到蘇州寒山寺所能夠帶來的商業價值，于是在寒山寺的臨近地段進行了商業街規劃，建造出了一條在建筑風格、比例等多方面都極為相以的仿古街道從外觀上觀察，仿古商業街和寒山寺的建筑風格是一致的，不存在任何不協調的地方然而在蘇州寒山寺的仿古商業街的建造時，將原有的居民全部搬遷，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氣息。

結束語

在商業街改造的過程中進行仿古建筑設計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到風格的一致性，同時還要充分的融入當地的文化特色，使得建筑和當地的風俗文化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這樣才能使得整條商業街更有自己的風格和韻味，同時它也可能會成為當地的一個經濟增長點，促進城市的發展。

參考文獻

第4篇：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中國古代/城市形成/過程特點

【正文】

關于中國古代城市的形成，許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意見：一種觀點認為，“從本質上看，城市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它是統治階級——奴隸主、封建主——用以壓迫被統治階級的一種工具。”并認為：夏代“是古代城市開始時期”。“‘夏鯀作城’，雖是一種傳說，但是揆諸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這個傳說卻是與實際相符合的。”同時還指出：“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限制，周以前的城市還是不多的。中國古代城市的大量興起，主要是在封建時代。”〔1〕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文明時代之前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早已存在”，“我國古代城市的出現應該在原始社會后期。”〔2〕

此外，還有學者則認為：“我國的城，最初見于早商時代”〔3〕；有的說：“邑在殷末已在成立過程中”〔4〕；有的說中國古代都市“周代始有之”〔5〕；也有人認為：我國古代“完全意義上的城市興起，從春秋初年開始”〔6〕。

上述有關中國古代城市形成的時間為什么存在著如此大的差異呢？我們認為：其關鍵就在于對“城市”概念的理解與認定有較大的出入。事實上，在探討城市的歷史時能否有一個科學、明確而大致相同的概念，是客觀地揭示城市起源、尤其是中國古代城市形成的基本前提條件。

眾所周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發生、發展、定型的漸進變化過程。城市的產生也是如此。中國古代城市的形成，就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由“量變”到“質變”的歷史時期。

一般說來，城市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從本質上講，城市主要是就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作用而言，尤其是指一種不同于鄉村生活方式的經濟生活。因此，城市的本質特征既不與“城”相同，絕不是專指城墻建筑；也與“市”相區別，不僅僅是商品交換的場所。但從其基本特點來看，它又與“城”和“市”有內在的聯系。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別適宜于對外貿易的地方才形成起來。”〔7〕因此，他還進一步指出：“真正的城市存在本身和那些簡單的許多獨立家庭當然有所區別，這里全體不是部分的簡單總和。”〔8〕很明顯，馬克思所指的“真正的城市”，其標志是通過其特有的不同于鄉村的經濟生活方式表現出來的。可以認為，中國古代的城市形式，必須基本滿足下列四個基本要素，才能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即：有環繞居民區能夠起防御作用的墻垣設施；有相對集中的非農業人口；有進行經常性的商品交換的場所；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經濟中心作用。在這幾個要素中，由于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發達，城墻對于現代城市來講，雖然是可有可無，但對中國古代城市而言，則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維護城市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

根據古今城市的本質和特點來看，可以認定：城市是一個人口集中、非農業各類產業發達、居民以非農業人口為主的地區，通常是周圍地區的政治、經濟、交通與文化的中心。在中國古代，傳統的城市還以四周環繞有城墻為其基本的標志。如果說，這個“城市”概念從其內涵與外延來講，是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的本質和特點而較客觀、科學的話，那么這樣的城市在中國歷史上是什么時候形成的，又是怎樣形成的呢？

根據我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史實所表現的情況看，我們認為：城市，作為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從萌芽到形成，即城與市有機地結合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誕生，在歷史上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其一，鄉村式城堡階段，大約從原始社會末期到夏初，城的作用主要表現為軍事及其他防御功能；其二，城、市分離階段，大致從夏初到西周前期，城的政治功能等與市的經濟功能等是各自分離、獨立的；其三，城、市結合一體化階段，從西周開始，城與市在逐漸有機地結合以后所表現出的集合性特點與綜合性功能日益顯現。在此，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城、城堡、城邑、都邑這些相對的單概念與城市這個復合概念完全不同，不僅其形成過程中在時間上表現為先后不一，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兩個不同的地理實體存在著明顯的“質”的差異。

一、鄉村式城堡階段

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城堡階段，大致是指從原始社會末期軍事部落聯盟間發生戰爭至夏代前期。它既是文明曙光初現時野蠻人掠奪性戰爭的產物，又是原始人類長期同自然界斗爭的結果之一。

這種鄉村式的城堡，在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多稱作“城”或“城邑”等。關于“城”的概念，《說文解字》載：“城，以盛民也。”清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9〕《釋名》也說：“城，盛也。盛受國都也。”晉崔豹更是明確地指出：“城者，盛也，所以盛受大物也。”〔10〕這些雖然是從城的作用來解釋城的含意，但都反映出城是一種特殊的防御設施。它的產生，其最初的動機完全是為了防御上的需要。故《墨子·七患》中說：“城者，所以自守也。”可以說，這種概括性的解釋是相當恰當的、符合史實的。

既然當時城的主要功能體現在防御方面，因此，它必須首先具備防御的設施——城墻。這在古代科學技術不甚發達的條件下，難以逾越的城墻，自然就成為城的最主要的標志。在人們看來，只要有了城墻，城才有了防御的屏障，其防御功能才能得到體現。當城中居民遭遇人為或自然災害時，才能充當其城堡的作用。

著名史學家郭沫若認為：“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之間，有一個過渡時期。在我國歷史上，這個時期可以溯源到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經堯、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續了數百年之久。”〔11〕從我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這一時期正是部落聯盟階段。這時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產生了鄉村固定居民點，而且產品的剩余、增多等導致了各部落聯盟間相互發生戰爭，如黃帝和蚩尤、黃帝與炎帝之戰。在戰爭中為了防御敵人，保存自己，同時為了抵抗、預防自然界中野獸與洪水等的侵害，人們開始在較為集中的居民點，即駐地周圍筑起簡陋的夯土墻垣，或是在居住地周圍挖出一定寬度和深度的壕溝，同時用溝里返到地面的土筑成一道堅固的土墻。另外，也有些較大的居民點或部落聯盟中心在其周圍修筑出質量更好，形式更復雜的城墻。至此，最原始的鄉村式城堡就開始出現了。

這種城堡的產生，可以從我國古代大量歷史傳說和文獻記載中得到印證。《軒轅本紀》載：“黃帝筑城邑，造五城。”《黃帝內傳》曰：“帝既殺蚩尤，因之筑城。”除“黃帝筑城說”以外，還有“夏鯀造城說”。據載：“堯聽四岳言，鯀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12〕《呂氏春秋·君守篇》也有：“夏鯀作城”，《淮南子》中也有“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的記載。《管子》也說：“夏人之王，……民乃知城郭門宮閭室之筑。”這種城，顯然是指簡陋的城堡建筑。因為除了其有關城墻的記載外，其他資料所反映的多與以農耕為主而定居的鄉村毫無二致。

不僅如此，中國歷史上這種鄉村式城堡階段的存在還可以從已取得的考古發掘的材料得到證實。龍山文化中城子崖、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臺等遺址中就發現有夯土城墻、城堡等距今約4200年左右的遺跡。

早在30年代初，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山東章丘發掘龍山文化遺址時，就在城子崖發現一個圍繞遺址南北長約450米，東西寬約390米的長方形城墻，住房多在城內。該城墻是以夯土筑成的，距今約4250年左右〔13〕。1977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縣告成鎮西王城崗上也發現了一座城堡遺址。其中上、下夯土墻內有龍山文化晚、中期遺物，根據碳14測定，其絕對年代應該在距今4340—3870年之間，“可能相當于夏王朝”。故有人據此認為，“原始社會的部落也可能有了城堡”，“時間應早于夏代，可能屬于原始社會晚期”〔14〕。1980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淮陽縣城東南發現了又一個古城址，即平糧臺古城址。“城址高于地面二至五米，面積約百畝”〔15〕。其城墻近正方形，城內長寬皆為185米，西南城墻角略呈弧形。在城址中發現城墻有南北城門和排水陶管等遺跡。據碳14測定，其年代當距今4010年左右，樹輪校正年代為4515年左右〔16〕。

從上述各個城址的遺跡可知，它們既與一般的村落有某些區別，但由于當時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因此，其生產與生活狀況又與鄉村無明顯的差異。城里城外居民的利害是協調的，并未因城墻的存在而被分割。而且，不論是據文獻記載，還是考古資料證實，當時圍有城墻的城內范圍，大多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大，并不同于歐洲中古時期那種狹小的城堡，故城內不僅有相對集中的居民區，還有一些由城里人耕種的農田、菜地等。其目的就是為了在特定情況下，以備較長期防御、守城的物資需要。或許正因為如此，即使是在城市早已形成的2000多年以后的部分近代城市中，仍有農田、菜地等分布在圍有城墻的城內。如“福建的泉州城，在1945年經航空測繪訂正的地圖上，仍有四分之一是空地。民國初年完成的二萬分之一的蘇州城圖，城內也還有不少農田”〔17〕。城中有農田和水利等設施，可以大大減輕外力圍城的威脅；同時也表明古代早期城中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與鄉村農耕生活方式沒有什么差別。中國古代的城，尤其是如此。這種鄉村式城堡的存在，可以認為是以后城市形成的原形之一，是城市產生的最初萌芽或城市雛形。

二、城、市分離階段

城、市分離階段，大致始于夏，迄于西周前期。如上所述，在鄉村式城堡階段，城堡只具有極其單一的防御性功能。到夏、商時期，伴隨著統治階級機構的逐漸增大，單純的對外防御性城堡逐漸發展為不僅對外具有防御性作用，而且對內也具有政治中心職能的都城。不過，這種都城與地方性政治中心“城邑”同以前的“城”或“城堡”相比較，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

從“市”的歷史來講，在鄉村式城堡階段，由于生產力的相對低下，加上城堡規模小，人口少，人們互相之間的商品交換極其有限，即使偶爾為之，也是臨時性的，因此，當時很少有固定的生產物的交換場所——市。但到夏、商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手工業與商業的分工，開始出現了日益增多的商業活動，相對固定的商品交換場所——市，也因此產生。作為物資交換場所的市，在其形成初期，是與城邑完全分離而單獨存在的一種既不同于都邑，又有異于鄉村的單純的經濟活動場所。因此，當時的城與市是兩個無任何內在聯系的獨立體，完全處于相互分離的狀態。在中國古代從城到城市形成的漫長過程中，城、市分離階段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在許多歷史文獻與大量已有的考古資料中已經得到了證實。

據歷史文獻記載，我們已知最初的“城”與“市”是兩個不同的單概念，分別屬于兩個不同的地理實體，其性質、功能等相互有別。如上所述，城，是指四面圍以城墻，扼守交通要沖，具有防衛作用的軍事據點。故文獻上載道：“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資保障者也”〔18〕。在此，城、郭、城邑、都城、都邑等，都是指單純的“城”而言，其間并無質的差別。

市，指的是交易市場。《易·系辭》載：“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說文解字》也認為：“市，買、賣所之也”，“貿、賈，市也”〔19〕。可見，凡進行買賣的交易場所即為市。從古代文獻記載城與市的基本特征看，城與市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系，有城不一定有市；相反，市場也不一定圍筑墻垣。可以認為，最初的城或市，皆不包括復合名詞“城市”的含意。

近幾十年以來，許多有關夏、商時期城址的考古發掘，所發現的也多為城、城郭、都邑或宮殿遺跡，發展水平較高的都邑，也僅存一些單純供應王室、而非用于交換的手工業生產作坊。即使是可能與城邑有關的手工業作坊，也大都分散設置在城外或其他地方〔20〕。至于作為以商品交換為目的商業市場，一是不可能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完全形成，二是少量的臨時性的商品物物交換，由于它與官營手工業作坊相比較，與政治、軍事中心的城邑的關系更趨松散。因此，它更缺乏條件在都城大邑中占有一席之地。市、城分離的狀況更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實際。如河南偃師二里頭宮殿廢墟、鄭州商城遺址以及湖北盤龍商城和安陽殷墟都城遺址等，盡管各個都邑城址分布較大，遺物收藏頗豐，既有城垣、宮殿基址，又有手工業作坊等遺跡，但商代的都邑經濟，仍以農業生產為主。如規模宏大的商城遺址，其東墻、南墻各長1700米，北墻長約1690米，西墻長約1870米，周長大致為7公里。四周城墻共發現有十一個缺口，這些缺口有的可能是該城毀損過程中產生的，有的可能是該城的城門。但從城址中“其出土物看，這些居民大半是農業人口，同一般村落遺址似乎沒有太大的區別”〔21〕。這也正好反映了早期城邑的某些特點。不過，與一般村落遺址又有所不同的是，商城外圍還有一批按照一定布局的手工業作坊遺址。如南北近郊各發現一處鑄銅器遺址，西郊有燒陶作坊遺址，北墻處發現制骨器作坊遺址。只是這些作坊中所制作的各種手工業品還不是為了市場需要，而主要是專門為統治者所制作的〔22〕。

由上可知，從中國古代的文獻記載和現代考古城址發掘中，都還沒有發現夏商時期的城邑中有市場的任何痕跡。盡管這一時期市場已經出現，但它與當時的城或都邑仍處于分離或相對隔絕的獨立狀態，彼此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聯系。

三、城、市合一階段

在中國古代城市形成的過程中，城與市自漸趨結合到最終合二為一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經歷了幾百年之久。在時間上大致包括西周至春秋時期。可以認為，春秋戰國之際，才是中國歷史上具有真正意義的城市誕生之時。

從城市的起源看，“城”是適應統治集團的需要，統治者利用它行使國家職能，由于政治力量的作用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市”則是由于經濟的發展需要，通過商品交換以及伴隨出現的手工業的逐漸發展，剩余產品的不斷增多，由“下”而“上”形成的。在城、市分離階段，由于城的功能偏重于政治中心與軍事堡壘的作用，因而抑制了具有經濟性質的市與城邑的有機結合；同時，由于社會發展相對緩慢，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還不能完全沖破人為的某些束縛向城邑內部“進軍”；此外，當時城邑農產品的主要供應途徑，是通過軍事性的野蠻掠奪和強制性的征收，而有市無市對于早期國都或城邑則并不那么重要，況且，設市人多又雜，更容易增加城邑防衛上的困難，削弱了城邑的政治、軍事功能。因此，至商代中后期，城郭之內雖然開始設有為王公貴族服務的手工業作坊和極個別臨時性的集市，但仍然改變不了當時的都城突出的單純軍事防衛性質。對此，從當時的城或都邑的特殊性質所反映的地理特點，即夏、商時期的城多筑于易守難攻的依山傍水之處就可得到佐證〔23〕。

在中國古代究竟從什么時候起于城邑中設有市場，文獻史料中沒有留下明確的記載。但從《周禮》等早期經史中與市場相關的記載可知，在西周時城邑中已開始設有市場，從而拉開了中國古代早期城與市結合的序幕。

在周代，由于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多，聚居點增加，手工業與商業有了較快的發展。因此，隨之而來的是城、市觀念上的變化。人們一方面逐步認識到工商業的發展與國家的富強有著密切的關系，另一方面由于諸侯割據，各國認識到僅有城墻的防御功能而無經濟實力的城難以長期固守。同時，隨著統治集團地域的擴大和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統治者為使其生活更為便利和舒適，并為增強都城的防衛能力，在開始僅建有宮殿或衙署等政治、軍事性建筑的“城”里，允許在“城”的城廂設“市”貿易，進而手工業作坊等也不斷隨之出現并增多，“城”的規模由此相繼擴大，人口增加，逐漸形成了“前朝后市”的格局。與此同時，由于經濟的逐漸發展，市場的增多，促進了一些交通發達的商品集散地或繁華的市場，因軍事、政治等原因，圍“城郭溝池以為固”，從而出現了“市”、“城”合一的情況。所以，“市”有大市、小市，早市、晚市，定期與不定期市等之分。《周禮·地官》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蒞焉。”所謂“市師”，即“司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24〕。即是說，當時“市”中所設的管理官員，其職責不僅在于監督商販貨物等出入城門，整頓攤肆貨店排列場所，甚至確定物價、限制違禁品買賣等，而且自身有專設的吏所治舍及其管理制度等。可見，當時城中有市是毋庸置疑的。

通過上述城內部市的建立以及外部城的修筑這樣兩條主要途徑，最初各自獨立的城與市便漸趨融合，緩慢地發展為統一的、有機的復合體——城市。這樣的有機整體性的城市，不再僅僅是“王宮的營壘”，盡管最初只是城與市的簡單結合，但愈到后來，其職能、成分和基本特征等都已大大復雜化、多樣化。這種具有復合性的一體化城市的產生，它不僅事實上已成為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相對中心，而且還是行政、生產、文化、居住和交通等系統在空間的統一體，同時還是人們在生產和生活方面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個有機聯系的環境。它構成了一種區別于鄉村的獨特的生活方式，表明中國古代史上具有真正意義的城市的形成。

只有城市已經成為人們在生活中感覺到的客觀實體，城與市已經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時，才會在語言中出現“城市”這一復合名詞。正因為如此，在城堡和城、市分離階段，中國古代文獻上和成語中只有城、邑、都和市等單概念，直至春秋戰國之際，載有復合概念“城市”的文獻才開始流傳。《韓非子·愛臣》篇載：“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羽雖眾，不得臣士卒。”這與前面所引文獻中僅存城、邑等單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本質上具有質的差別。對此，《戰國策·趙策》中也有相似的記載。《趙策》中云，韓國上黨守馮亭使使者對趙王說：“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內之于王，唯王才之。”此外，《周禮·地官·司徒》（下）篇中有關周代各種專門管理都城市場官吏及其職責分工和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應有不同賞罰等具體規定的系統記載，諸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財而行市”等，說明當時不論是天子王都，還是諸侯國邑，其性質已明顯地反映出都城與市肆逐漸有機地結合的事實。這既是周代城邑發展的自然需要，又是當時社會經濟、特別是手工業、商業發展的必然結果。

據考古發掘古城址的資料證明，西周曲阜魯國故城〔25〕、燕國的下都城址〔26〕、楚國郢都故城〔27〕等遺址中，不僅發現在作為君王宮城的屏障——郭城中有手工業、商業和居住區的分布，而且在內城除了發現宮殿為主的建筑外，也多發現有手工業作坊和居住區。郢都就分為宮廷區、手工業區及平民居住區，其中手工業作坊發現多處〔28〕。而下都城址所屬手工業作坊中，不僅東城有大型官營鑄鐵、鑄錢、兵器、制骨、燒陶作坊等多種，而且在城西南居住區還發現有一些小型的手工業作坊，這些以農用鐵器為主的個體手工業作坊，顯然不是為官府生產而是作為商品出售給農民或從事耕作種植者的，從而說明燕下都已具有某些商業色彩〔29〕。

有人認為：“春（秋）戰（國）期間較大的都城幾乎都附筑一個以手工業、商業和居住為主的城區，作為君王宮城的屏障——郭城。郭城不僅可作軍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增強長期固守的經濟實力”〔30〕。這種城市布局模式，以河南境內的鄭韓故城較為典型。據考古勘察發現，鄭韓故城由城墻分為東城、西城兩區。西城是君王和王室貴族居住的宮殿區，而東城則是從事手工業、商業的平民區，今已發現大面積的鑄銅、制骨等作坊以及熔銅爐、骨錐、骨珠、骨環等產品。而城西南還有大規模的鑄鐵作坊，面積達4萬平方米。其遺物表明，當時作坊中不僅鑄造劍、戟、箭等武器作為軍用，而且還鑄造大量的鋤、鐮、鏟、錛、鑿等農業和手工業工具〔31〕。很顯然，這些大量用于日常生產的工具制作是為了出售而不僅僅是為了自用。由此表明，鄭韓故城已開始擺脫過去僅具有政治、軍事中心功能的地位，漸趨向具有商業經濟性質的“城市”新階段邁進，進入了城、市結合，以致二者最終合二為一的新時期。

正是由于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城、市結合的新情況，所以歷史文獻中也出現了有關在城市形成過程中所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的記載。有人認為：“工肆之人”〔32〕即是指手工業與商人而言；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中的“百工”，大概就是指自產自銷的民間手工業者〔33〕。《墨子》和《論語》中的有關這類記載，也從城邑的人口組成這個側面反映出當時城、市合一的狀況。

不僅如此，城、市合一的狀況在當時的都邑政區的劃分與管理等方面也表現出來。如管子在齊都臨淄“定民之居”，制國為21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34〕。按規定，“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可見城邑中工商戶占整個臨淄城民戶的近30％。當時每鄉2000戶，“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戰國策·齊策》中記載：“臨淄之中七萬戶，甚富而實”），每戶皆以平均4口計，臨淄城中即有十多萬人。與夏商時期的都邑相比，顯然，二周時期城與市的合一較為明顯，城邑也有較大的發展。這不僅表現在城邑點的增多，城區分布范圍擴大，城區區域結構的變化，而且還表現在人口有較快的增加，城內人口構成也日趨復雜化。所有這些，都反映出當時的城與市已逐漸結合為一體，形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城市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是在與鄉村分離的過程中，逐漸成為鄉村的對立物而存在的居住形態體系的。自原始社會末期至春秋時期，主要經歷了鄉村式城堡，城、市分離，城、市合一三個階段。尤其是從西周開始至春秋時期，由于城邑規模、區域及人口構成等的變化，已明顯地反映出當時城與市合一的趨勢，且由最初個別的、臨時的、偶然的結合，逐漸發展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較經常的、帶有趨勢性的合二為一，從而在春秋戰國之際，宣告了具有真正意義的城市的誕生。

注釋：

〔1〕傅筑夫：《中國古代城市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見《中國經濟史論叢》（上），三聯書店1980年1月版，第323頁。

〔2〕杜瑜：《中國古代城市的起源與發展》，載《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1期。

〔3〕《中國古代史常識》（專題部分），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頁。

〔4〕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新知書局1948年版，第12頁。

〔5〕那波利貞著、何建民譯：《中國古代都市的研究》，《時事類編》第五卷，第九期。

〔6〕張鴻雁：《論中國古代城市的形成》，載《遼寧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

〔7〕〔8〕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頁。

〔9〕《說文解字注》卷十三下。

〔10〕《古今注》卷上。

〔11〕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9頁。

〔12〕張樹補注《世本》引《吳越春秋》。

〔13〕嚴文明：《龍山文化和龍山時代》，載《文物》1981年第6期。

〔14〕余波：《國家文物局在登封召開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載《河南文博通訊》1978年第1期。

〔15〕《淮陽發現一座龍山文化古城址》，載《人民日報》1981年2月10日。

〔16〕《淮陽發現一座龍山文化古城址》，載《河南日報》1981年1月25日。

〔17〕〔23〕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74、68頁。

〔18〕《禮記·禮運》。

〔19〕《爾雅·釋言》。《爾雅疏》載：“市，買賣物也。”

〔20〕鄒衡：《試論夏文化》，見《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21〕河南省博物館、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商代城址發掘簡報》，載《文物》1977年第1期。

〔22〕楊育彬：《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頁。

〔24〕《周禮》卷四，《地官·司徒》下。

〔25〕張學海：《試論魯城兩周墓葬的類型、族屬及其反映的問題》，載《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26〕〔29〕《河北易縣燕下都故城的勘察和試掘》，載《考古學報》1965年第1期。

〔27〕〔28〕《楚都紀南城的勘察與發掘》，載《考古學報》1982年第3期。

〔30〕李紹連：《試論中國古代都城性質的演變》，載《史學月刊》1989年第3期。

〔31〕《河南新鄭鄭韓故城的鉆探和試掘》，載《文物資料叢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32〕《墨子·雜守·尚賢》。又見《論語·子張》。

〔33〕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3頁。

〔34〕《管子·小匡》。

參考文獻

[1]　傅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三聯書店1980年版。

[2]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第5篇：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中國古代廣告；表現形式；文化內涵；現代廣告創作

中圖分類號：J5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33-0103-01

一、中國古代廣告的主要表現形式

（一）口頭叫賣與實物陳列廣告

口頭叫賣與實物陳列廣告，是我國最原始最簡單的廣告形式。在古代人們進行交易時，必然要將交換的東西陳列出來，通過豐富多彩的商品陳列直接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欲，這種實物廣告形式一直延續至清末。口頭叫賣也是最直接的一種廣告形式，在《元人小令集》王元鼎所作“寒食四首”之一中，有“覺來紅日上窗紗，聽街頭賣杏花”的記載。

（二）幌子

幌子原意指布幔，后來逐漸擴展為各種行業標識的專稱，主要表示經營的商品類別或不同的服務項目，也可稱為“行業的標記”。與招牌不同的是，幌子多以形象來表現出售的物品或其服務項目。

（三）印刷廣告

紙和印刷術的發明，以及唐朝后期雕版印刷的流行，使得廣告形式和手段也發生了質的變化。“濟南劉家功夫針鋪”的廣告屬印刷廣告，這張廣告無論從構圖、文案，還是創意上已經是完整的典型的平面廣告作品。

二、元、明、清三代廣告的特點

（一）廣告表現形式相當成熟

1、元、明、清三代，招牌已有橫額、豎牌和掛板之分，除了用文字書寫店鋪名稱外，還配有剪、鉗、刀的圖案。如直式通天牌、沖天招牌等，由于其氣勢不凡、視覺效果強烈，讓人很遠即可看到商家的宣傳內容，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已越來越為精明的商家所使用，并成為一種流行的戶外廣告形式。

2、從書寫內容上看，店鋪中堂設立的“青龍牌”較為盛行。“青龍牌”上所書、所刻的文字多與本行業的典故過經營特色有關，寓意深遠。

3、廣告楹聯開始流行，寥寥數語即把行業的性質和商品的用途、功效表達出來。我國較早的商業廣告楹聯大致出現于宋代，至明代，由于皇帝倡行，商業楹聯大盛。到清代，具有廣告傾向的楹聯特別受到商人們的重視與歡迎。

（二）廣告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中國古代初期廣告，反映的多是經濟信息。元、明、清三代，有些廣告，展示的不僅是商品信息，還是一種民俗文化，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此時的古代廣告形態多姿，內含豐富，在此僅稍作列舉。

元曲《牡丹亭》中有“滿城中酒店三十座，將那醉仙高掛，酒器張羅”的詞句，透過這高掛的酒仙和擺放的酒器，看到的卻是源遠流長的酒文化。

三、元、明、清三代廣告對中國現代廣告創作的啟示

當今中國，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中國現代廣告業面臨著與元、明、清類似甚至更加嚴峻的局面。而從廣告的外在表現及廣告的文化內涵兩個重要方面來看，現代廣告的外在表現形式已基本與國際接軌，剩下只有從廣告的文化內涵方面入手。為此，我們可以從元、明、清三代廣告的特點中得到一個重要的啟示：中國現代廣告創作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

從現實角度來考慮具體還有如下原因：

一方面，我國現代廣告業落后的原因，即我們和西方發達國家廣告業的差距主要表現在文化上面。因此，中國現代廣告惟有從文化這一層面入手，而中國燦爛悠久的傳統文化正是豐富現代廣告創作，為其提供藝術營養和靈感的不竭源泉。

另一方面，現代廣告創作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有在廣告形象和語言設計方面走向民族化和地區化，蘊含獨特的文化，才能加強廣告在各個不同國家傳播的識別作用。同時，廣告要向受眾傳遞信息，達到其廣告目的，就要符合受眾的廣告接受心理，而受眾的心理是與民族文化緊密相連的。因此，廣告必須適應目標受眾的文化口味、符合目標受眾的文化習慣，尊重他們的文化習俗，而中國現代廣告面對的主要受眾正是長期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中國人。

四、結語

誠然，不是所有的中國傳統文化都適用于中國現代廣告的創作，正如歷史學家羅淑偉所說“文化積累還表現為一個選擇過程，這就是說，不使所有的傳統文化，而是只有那些能夠繼續滿足現代生活需要的傳統文化，才有資格存留下來。”但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并將其精華有效地運用到中國現代廣告的創作中，對于面臨嚴峻的形勢和挑戰的中國現代廣告業，無疑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6篇：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中國元素；商業建筑設計；傳承與超越

中圖分類號： TU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幾千年來，中國的發展始終以尊重自然為前提，這一思想內涵對中國古代文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基于此，將城市建筑設計看成加強城市文化與居民素質建設的關鍵，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細節文明的建設上，才能保證在建筑設計藝術上收獲豐碩成果，也在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建筑形象。通過合理將中國元素運用到商業建筑設計中來，使之處處體現著文化哲學思想，這種依順天地陰陽順序而確立的等級秩序，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體現出濃厚的中國色彩，最終推動我國現代建筑事業的向前發展。

1.傳統元素和建筑設計的關系

1.1 建筑設計立足于傳統文化之中

建筑設計也是一種藝術，一種文化的反映，即必須一定的文化環境中展示的，傳達的也是一種理念、一種價值及審美觀念。所以，可以說是，建筑設計立足于傳統文化之中。現代商業建筑設計中，應實際結合中國文化的人文特征，將傳統文化中的溫、良、恭、儉、讓、禮、義、廉、恥等觀念結合起來。我們知道，從古至今，中國就是亞洲文化的核心地段，由本土滋生并向四周傳播的中國文化無疑是世界人類文明不容分割的部分，如果在這方面缺乏傳統文化的滲透，那么，任何宣傳建筑藝術的方式，都是不具有生命力的，而一旦缺乏本土元素，這種藝術形式也是難以流滲到現實生活世界中。所以說，只有將現代城市商業建筑設計與我國傳統文化融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礎上投入人力、物力、財力，才能取得我國社會多元化的發展功效。基于此，可見中國元素能夠很好地融入到現代建筑設計之中，并得到巧妙傳承與發展。

1.2 傳統文化給予建筑設計以創作的源泉

事物總有發展的源頭，建筑設計也一樣，一般任何一個建筑設計都可以在傳統文化的漫漫長河中找到源頭。建筑設計是一種藝術的創新，而創新是在原有源頭上的發展。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為了使還處在蒙昧狀態下的廣大人民有一個秩序穩定的生活，孔子制定了“禮樂”的倫理規范。國際會事是社會的一個側面，也應符合禮制的規范和秩序。因此，西方媒體對北京奧運會的評價非常正面，這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可以看出，傳統文化是現代建筑設計得創作源泉。

2.傳統元素對現代商業建筑設計的影響

2.1 建筑布局元素

在我國古代，建筑布局元素主要是指風水學思想。首先，建筑選址的規劃及經營，非常重視它的朝向和日照，為了選擇最佳方位，以達到天時地利人和的和諧統一，在這一過程中通過不斷研究發明了指南針及磁偏角，追求向陽，而避開“背陰”。這些除了得到好的建筑日照，逐漸改善住房條件外，還能有效保持建筑的氣溫。不合適的朝向，即使前排沒有建筑物遮擋。室內日照也不會理想。根據日照和通風判斷，建筑朝向以朝南為佳，冬夏受益。在于它順應太陽的運行規律，冬季太陽能夠最大限度地照射到室內；夏季光線方向較陡，室內日照時間很短而且深度小，很容易就避免陽光曝曬。總之，建筑朝向的確定，涉及到各地氣候條件、地理面貌等情況，要全面考慮，并盡量使建筑朝向好的景觀。總原則是保證在節約用地的前提，然后滿足冬季能較多的日照，夏季避免強烈的日曬，還有利于自然通鳳。

2.2 人文思想元素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浩瀚如煙，在古代文化長河中，不乏有儒家、道家及佛家這樣的思想大家流派，對后世影響深遠，其中，對于現代建筑設計領域也是影響頗大。儒家主張“天人合一”、和諧統一，在建筑設計中，則體現為建筑對內嚴格封閉、對外自由天地。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易經》，《易經》是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總源頭，被稱為群經之首、百家之源。其從開始出現到完善的過程也是 “天人合一”思想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中國古代哲學認為宇宙是一個大系統，追求天地人宇宙萬物的和諧統一，以之為最高的準則。“天人合一”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它既成就了中國古代的文化精神又體現了中國古代社會人的生活理想。幾千年來，中國建筑的發展也始終以尊重自然為前提，這一思想內涵對中國古代文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中國傳統的建筑到處體現著文化哲學思想。它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城市建筑的選址、取向、方位等。可見，傳統人文思想元素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影響設計師的審美觀念、性格等來達到左右建筑設計的境界。

3.傳統元素在現代商業建筑設計中的傳承

3.1 傳統符號的傳承

傳統符號的傳承是傳統元素在現代商業建筑設計中傳承的重要體現，在商業建筑設計中，應積極注意對于傳統符號的認識與吸取，融合于現代建筑設計中。商業建筑的總體結構、空間和平面布局等，風水和對它們都有重要的影響作用。風水理論是吸取了巫術及陰陽五行、八卦等后產生的，形成“太極”、“九宮”等觀點，構成了中國傳統建筑的總框架和基本模式，使人與自然環境共生。現代商業建筑都在“風水理論”中尋找著建筑的靈感。裝飾商業建筑的木雕、石雕及室內裝飾等都寄托著人們對幸福的向往，主要是通過有象征意義的圖案、色彩等來表現。

日本建筑大師丹下健三就曾提出，“抄襲傳統形式的方法”，即即將傳統形式中的非精神的成分現代化樣的傳承下來，并結合未來的發展方向。在傳統因素與現代建筑設計在時空中出現交匯時，積極將傳統符號與現代符號想象、提取出來，促進兩者的共融與結合，實現在現代建筑設計中對傳統符號的積極傳承。如1998年我國建成的上海金貿大廈，由美國著名建筑師事務所設計，吸取的就是中國傳統塔的符號因素，“一以中國塔的形象為起點，設計的一個極具時代氣息和地方特色的塔式建筑”。如：要表達“喜上眉梢”只需畫一只喜鵲站在梅花樹上即可。此類實例還有許多，如臺北的101大廈便吸取了中國傳統古銅錢圖騰和“8”的意寓；而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則是采取的中國古代的“天圓地方”思想，與東方明珠電視塔虛實呼應。

3.2 傳統材料的傳承

傳統材料的傳承則是在現代建筑設計中傳承傳統元素的又一重要方面。建筑材料可是說是建筑設計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古代，還是在現代建筑設計中，都是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傳統元素在現代建筑設計中的傳承另一方面則需要深化對于傳統材料的傳承上。傳統材料與當地環境結合也十分融洽，也節約了運輸成本。然而傳統材料在使用中常表現出很多方面的生態功能，來自大自然的材料，廢棄時又回歸自然，循環使用且不污染環境。木構架作為民居經常采用的形式，原始社會末期逐漸形成，歷代沿襲相承，而且用材漸趨標準化，結構漸趨規范化，構成了自己獨特風格。

21世紀的今天，雖然鋼鐵、混泥土式的現代建筑材料已經成為了時代的主導，但是也可以在主打格調中積極吸取傳統材料的特點。即我們可以運用現代建筑材料，通過簡單的藝術造型等，在現代建筑設計中展現隱喻木質材料風格中“親近自然”、“中庸之道”的文化內涵。如日本建筑大師安藤忠雄便提出了獨特的“建筑美學”概念，并逐漸為世界所認可。在1992年建成的世界博覽會日本館中，他就設計運用了這一理念，使用集成木材，很好的傳達了傳統木式建筑中斗拱的構成美。這樣的傳承，是對傳統元素實質的深入理解與認識，也是對傳統元素的尊重和創新，自然實現了對傳統元素在現代建筑設計中的有益傳承。2002年，張永和在威尼斯雙年展上設計了“二分宅”，一方面積極運用平面實現了對于不同景致、意境和空間的引入，另一方面采取古式夯土墻及土墻內的木構支撐來傳達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然美”，也巧妙地傳達了生態、環保及現代中國住宅的發展方向。

4.結語

如今，在大城市中，越來越多的商業建筑整齊一致，毫無自己的特色，打著歐式風氣等廣告的建筑無非就是加了點西方的柱式和線腳罷了。這種毫無原則的跟風，忽略了我們自身的自然和文化環境，最終讓中國建筑失去自己的個性和特色。在現代商業建筑設計中，積極深化對于我國傳統因素的認識與準確定位，積極運用傳統因素于商業建筑設計之中，不但可以開拓我國現代建筑設計的民族之風、區域特色之風，同時也是自然環境、經濟、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參考文獻：

[1] 白藝佳，傳統元素在時代建筑精神傳承中的應用[J]，山西建筑，2009(05):23-25.

第7篇：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檔案文獻；編纂特點；歷史局限

從漫長的編纂歷史來看，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的編纂少有源于單純學術目的的編纂，大都屬于帶有較強政治動機的文化活動。無論是孔子編纂的《六經》，還是劉向父子編纂的《別錄》《七略》；無論是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鑒》，還是賀長齡與魏源合編的《皇朝經世文編》，這些都寄托了編者的政治理想和經世意圖。無疑，這是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工作的一大特色，但僅以此論斷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的特點，還遠遠不夠。畢竟檔案文獻編纂是一項極為專業化的學術工作，其自身帶有鮮明的特色。雖言特色，但亦非毫無缺點，也就是說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透露出其獨特性所包裹的不足和局限。

一、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的特色分析

中國古代文化典籍浩如煙海，各朝各代傳世的正史皆是史官（學者）根據前朝遺留檔案和民間傳說編著而成。因此，煌煌之《二十四史》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視為檔案文獻編纂的成果。除了這些編年體和紀傳體史書，中國還有不少檔案和史料匯編而成的典籍，比如《尚書》《國語》《戰國策》等。除有關政事的檔案和史料編纂外，中國還有典章制度和詔令的匯編，比如《通典》《文獻通考》《唐大詔令集》《元典章》《三朝北盟會編》《唐會要》《秦會要》《通鑒紀事本末》《大清會典》《明實錄》等。通過分析這些檔案文獻的編纂，我們可以歸納出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的特色。

1．重視文獻和檔案的考證

中國古代任何文獻與檔案的編纂大都是為了實現鑒古知今的目的，因此保證所鑒之“古”的真實性才能讓“資治”今人的效果更加顯著。從普通的認知規律來看，人們更愿意相信真實準確的事情，而不是毫無根據的虛構。只有保證編纂對象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才能確保編纂成果的使用者獲得真實可靠的知識和信息。同時，這也為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工作提出一個新的課題，即如何考證檔案和文獻的真偽。孔子在《論語•為政》篇中曾言：“多聞闕疑，慎言其余。”這雖然是為了回答子張求祿的問題，但其實也可視為編纂規則。也就是說，無論對待什么材料，首先要區分可疑與不可疑之處，其次則通過多方求證可疑之處，再者對不可疑之處也得保持必要的謹慎。這種編纂思想其實一直深深扎根在中國古代的文獻與檔案編纂文化之中。漢代的著名學者、文獻專家劉向也曾提出“校出脫簡，訂證偽文”，這一說法無疑在強調文獻真偽考證對文獻與檔案的編纂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后來的范曄、劉知幾、司馬光、章學誠等諸位大家都無不強調文獻的真偽對文獻編纂工作的重要性，在材料選取上，他們都堅持“慎取”“擇善”的態度與原則。在編纂《后漢書》的過程中，范曄利用了實錄、起居注等相關材料佐證史料的真偽。而司馬光則為《資治通鑒》的編纂制定了“擇善而從，兼收并蓄”的工作原則，以保證取材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工作的第一大特性就是重視考證，確保記錄的真實性。

2．編纂原則、方法與體例始終保持發展和完善的態勢

在編纂原則上，古代編纂工作者提出了史料與史學著作區分的原則。劉知幾就曾提出“當時之簡”與“后來之筆”的說法，他在《史通》中說：“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訂，歸后來之筆”［1］。不難明白，“當時之簡”應為史料，而“后來之筆”則為史書，或曰歷史著作［2］。此時，劉氏已有區分史料與史學著作的編纂主張，并提出史料——“當時之簡”的分類以及“博采善擇”的取用原則［3］。在此基礎上，章學誠也提出將歷史書籍分為“比次之書”和“著述”兩類。所謂“比次之書”，即史料、檔案，也就是“后人對前人留下檔案文獻的整理與編排之書”；而“著述”就是作者自述之書籍。兩者雖有區別，卻并不互斥，“比次之書”是“著述”的基礎，而“著述”就是“比次之書”的創造性利用［4］。由此不難發現，中國古代編纂原則對檔案文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謹慎態度，從無差別對待所有文獻到后來愈加精細的文獻分類，這種不斷進化的編纂精神體現在編纂方法上，每個時代的編纂工作者都針對各自問題提出了頗具特色的編纂方法。據張舜徽先生的考察，在劉氏父子校書之前，古書的版本不同，來源各異，書名不定，章節不分，篇章次序混亂，且錯字較多。針對這種情況，劉向父子提出“收異本、削重文、校誤脫、定篇名、除異名、做敘錄”等一系列編纂方法，大大改善了當時檔案文獻的混亂局面。同樣，司馬光為了應對編年體例的需要，提出了“從目未成，不可蘧然作長編”的編纂大原則，再確定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的具體編纂方法。新的編纂方法有時也是為了照顧文獻體例，同樣，體例也是為了針對不同編纂需要而確立的。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體例之完善是其他古代文化所不能比擬的。比如，早在漢代，劉向父子就在文獻編纂過程中確定書名、增設目錄、整理結構，唐代的劉知幾則用“書體”的方式解決了敘議之間的矛盾，宋代的趙汝愚又以附錄和附注的形式豐富了中國古代編纂體例［5］。

3．具有濃厚的“人本”和“君本”文化特點

孕育于歷史中的事物終究要受制于其所處的文化系統，所以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工作必然反射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6］。在中國漫長的檔案文獻編纂歷史中，中國古代“人本”與“君本”的思想或直接或間接地滲透到檔案文獻編纂工作之中。“人本”文化是中國古代乃至今天的文化主流。殷周之際，中國古代文化開始了人文覺醒，從“巫覡的神圣文化”轉向“人本的世俗文化”，這一特征充分體現在殷商之后檔案文獻的編纂與傳承之中。殷商之前的文字多以卜辭為主，專事記錄神鬼之事，而殷商之后文字以史官記事為主，如“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所記之事乃人世之事。由此，一個極為合理的推論便是這一時期檔案文獻編纂工作的原則以人為本，讓“人們從‘尊神敬鬼’轉向‘敬天法祖’，人的地位開始取代神而成為社會的主宰”［7］。而且這種特色也一直保持在中國古代編纂文化之中。這一說法的論據無須過多費心搜羅，僅需留意中國古代無比發達的史書編纂系統和漫長且始終不斷的史書編纂歷史。“人本”之“人”是何人呢？就社會分工而言，人有很多種。若以所有人為“本”，那么這個“人”便淪為了虛指。而實際上，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工作的“以人為本”并不僅是以虛指的“人類”“人民”等概念為根本和本懷的，而是終將落入到實指之中。這個“實指”就是“君”，也就轉變為“以君為本”。所謂“以人為本”，通常指為人民平穩的生活提供穩定的政治秩序，而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穩定的政治秩序的具體表征則是穩固的君權。因此，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的編纂在維護君權統治上起到一定作用，也可以反過來說，君權對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表現出不可估量的支配權和影響力。首先，大量的檔案文獻編纂是君權所主導，比如各朝各代的實錄、圣訓、遺文、政令、典章等皆是為皇權所主導，再如《永樂大典》《康熙字典》《四庫全書》等文化工程的編纂亦是由皇權所控制。其次，各朝各代所編纂的檔案文獻在很大程度上為皇權所用。圣訓、政令等是為了皇權統治提供歷史依據，《永樂大典》《康熙字典》《四庫全書》等是皇權鉗制思想的文化工具，甚至其他文字檔案的書寫方式也成為穩固皇權的工具。由此不難發現，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工作不僅在相對抽象的文化意義上“以人為本”，而且還在較為具體的政治意義上“以君為本”，這便成為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的又一重要特色。

二、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存在的局限

雖然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歷史源遠流長，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已經發展得極為完備。凡是歷史中的事物，必將帶上歷史烙印。歷史并不完美，自然它的烙印也不可能沒有瑕疵。據筆者觀察，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無論是整體還是局部，都帶有極為顯著的政治性，從而在一定意義上表現出以下三種歷史局限性。

1．編纂目的過度政治化，制約了古代檔案文獻編纂的整體發展

政治化的編纂目的主要體現為皇權的統治目的和編纂人員的政治理想。為了維護統治地位以及穩定的統治局面，統治者需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工具和手段。其實在統治者的眼中，檔案文獻編纂也是具有表達和傳遞統治階級意志功用的，進而實現“資治”效果。無論是“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還是所謂“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或是“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這些都已經透露出統治者利用檔案文獻編纂來達到治理國家的意圖。同樣，無論是“焚書坑儒”，還是確立“經史子集”四部制，這些也皆是統治者利用檔案文獻編纂，為民眾制定統一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標準，以便教化管理。除了統治者，還有另一群人——編纂者群體也通過檔案文獻編纂來傳達他們的政治理想。無論官修，還是私修，編纂者都在以不同方式以及在不同程度上通過檔案文獻編纂來表達他們的政治理想或者政治目的。雖然官修者主要幫助統治者實現政治意圖，但其也會在文獻編纂過程中以不同方式表達他們的政治主張。與官修者不同，私修者的編纂工作主要是為了傳遞他們自身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希望為后世統治者提供政治參考。孔子修《春秋》是為了傳播他的政治理想，司馬遷撰《史記》則為“述往事，思來者”“成一家之言”，范曄著《后漢書》則是“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歐陽修編《舊唐書》和《五代史記》也是了發揮“史者，國家之典法”的作用，希望達到“垂勸戒，示后世”的功效。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目的政治化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編纂的內容，還影響到了編纂的客觀性［8］，遮蔽了歷史的真實性。

2．編纂內容過度政治化，在一定意義上限制了中國古代科技、商業等領域的發展

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不僅目的政治化，而且內容和主體也具有明顯的政治性。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的類型豐富，有史書、實錄、法典、詔令集、奏議集、起居注等，僅從這些檔案文獻的類型名稱，如詔令、奏議等就能嗅到極為濃烈的政治氣味。史書記載各朝各代的史實，起居注記錄皇帝言行，詔令集用來匯編各類文書，奏議集則收集官員向皇帝上奏的文書……各類檔案文獻編纂的內容絕大部分都是有關政治人物（皇帝、官員）的言行和國家制度，其政治性極為明顯。比如孔子修《書》時多取周公姬旦的文獻，用于表現他的政治理想；趙汝愚編錄《宋朝諸臣奏議》時，多納司馬光的奏疏，而少取王安石的奏疏，用于傳遞他的政治傾向。這種編纂行為過分政治化的現象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編纂的取材和選題范圍，從而使得政治性的編纂內容較多，而科技類、經濟類、社會類、民生類的內容較少。其實，這也從側面說明了中國古代科技和商業無法得到長足發展的原因——沒有豐富的知識積累和系統反思。

3．編纂主體過度政治化，使得編纂隊伍無法專業化，進而難以形成系統的檔案文獻編纂理論和相應的學術潮流

從編纂主體來看，無論是孔子、劉向、劉知幾，還是司馬光、章學誠，他們無疑都是知識精英，甚至大多數還是政府官員。這群人被視為傳統的士大夫階層，其社會身份通常是以史官或知識分子為主，是典型的文化精英［9］。我們稍加列舉一些知名的編纂大家的社會身份和官職，即可了解中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主體到底處于怎樣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角色中。孔子是魯國史官，司馬遷是太史令，劉向、劉歆父子均任中壘校尉，范曄歷任太守、長史、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等官職，蕭統則貴為昭明太子，歐陽修歷任館閣校勘、縣令、集賢校理、知州、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官職……由此可見，中國古代從事檔案文獻編纂工作的主體大多都是政府官員，或有少許的在野士人，這種社會身份和政治角色極大地限制了他們編纂工作的專業化和理論化發展，難以形成系統的編纂理論和相應的學術潮流，從而表現出一定的歷史局限性。

｜參考文獻｜

［1］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81.

［2］劉耿生.檔案文獻編纂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58.

［3］王云慶.論劉知幾“當時之簡”對檔案文獻編纂實踐的影響［J］.史志學刊，2015（4）：19-25.

［4］王云慶，李明娟.論章學誠的“比次之道”［J］.船山學刊，2013（3）：95-99.

［5］薛濤，劉迎紅.我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思想發展特點探究［J］.黑龍江檔案，2015（4）：39.

［6］于冬燕.我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工作興盛的社會文化淵源［J］.山西檔案，1998（1）：19.

［7］王輝.“文化”視野下的古代檔案文獻編纂［J］.山西檔案，2008（3）：26.

［8］毛業博.我國古代檔案文獻編纂思想探析［J］.檔案，2017（4）：17.

第8篇：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重農抑商 王朝國家 農業 工商業 現代經濟

中國歷代王朝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是一項基本經濟政策，其主要目的為了維護王朝的財政利益和政治統治服務。這一政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農政策；二是抑商政策。

對重農抑商政策的評價：一是重農政策歷史上的評價一般持肯定態度。很多學者認為農業是整個古代社會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人類生產生活的物質財富主要產生于農業。從思想上和政策上重視農業，以農業為根本，無疑是抓住了社會經濟的基礎和主導，抓住了社會經濟結構的主軸和核心，也就是抓住了治國安邦的關鍵。二是抑商政策是造成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一個重要原因，很大程度上阻滯了中國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阻滯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近現代進程。

一、重農抑商政策歷史地位

我們應該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來看待我國古代社會重農抑商政策的由來及其歷史地位，并進行歷史主義的客觀評價。重農抑商政策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一個從思想到政策的產生形成過程，是一個歷史產物。

重農抑商政策屬于中國古代王朝國家的統治政策，是從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而推行的，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工商業的發展，致使整個社會經濟從生產方式到社會體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所有的這些變化和變化所造成的嚴重后果，都直接動搖了封建制度賴以生存的基礎。抑商政策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提出來的。通過抑商政策，把商業的消極影響和造成的社會動亂減少到最小程度。

農業是人類早期文明的源泉和動力， 是一切社會財富的最基本內容。農業是古代世界決定性的生產部門，農業經濟的狀況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經濟狀況、國家的財政狀況和國家的興盛存亡。王朝國家的統治者在實際的統治實踐中，對此形成了明確清晰的認識，采取鼓勵農業和抑制民間私營工商業的措施，切實穩固和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并從根本上維護國家政權統治。由此可看出，重本抑末思想既是中國傳統農業思想的繼續和發展， 同時也是一定歷史環境的產物， 即既有其歷史性又有其必然性。重農抑商政策，保證國家經濟政策向著有利于農業方向傾斜，保障農業生產的主導性地位，顯然有其合理性。

二、 重農抑商政策的進步性

農業和工商業各有其發展的特點，比較效益差距明顯。農業生長周期長，成本高，但是收益低，利潤增長緩慢；工商業運營靈活，能夠短期見效，效益較高，利潤增長迅速。重農抑商政策主張對農業進行扶持，又主張對民間私營工商業的發展進行抑制，甚至有時通過剝削私營工商業來補助農業的發展，這樣有防止兩極分化的產生一定的積極意義。

國家社會政治穩定， 則在很大程度上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從這個角度上講， 重農抑商政策具有進步性。手工業商業的發展與繁榮離不開農業的發展，只有生產力水平提高后， 農業提供了大量的原料， 并且分流出一批剩余勞動力，手工業和商業才能從農業中分離出來， 逐漸發展壯大，并由此產生資本主義萌芽。明末清初處在中國封建社會晚期， 此時中國的傳統農業體系日趨完善成熟， 達到了它的鼎盛階段， 并由此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重農抑商政策已基本上完成了它的使命， 逐漸退居次要地位。

三、 重農抑商政策的政策目標和政策缺陷

第一，實行重農抑商政策，能夠最大量的把廣大農民固定在土地之上和村落之中，防止農民棄農經商，使農民安土重遷，減少社會流動性，使廣大農村局勢穩定。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有著明顯的維護國家政治統治的政治目標。

第二，農業自古以來是中國古代王朝社會的主導經濟，廣大農民負擔的農業稅是王朝國家的基本稅收。保障農業的穩定，就是保障國家稅收的穩定；促使農業的發展，就是增加國家的稅收。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可以保障國家財政收入，有著明確的國家財政利益。

第三，民間私營工商業的發展對社會的統治秩序、等級秩序、簡樸習慣都是一種破壞因素，面對驕奢逸的生活，見利忘義的不良社會風氣，則是起到了主張促進作用。抑制私營工商業有利于維護封建道德和社會統治秩序，也有著明確的社會道德目標。

重農抑商政策的這些更為深刻的政策目標，是由國家統治本質所決定的，根本上就是為了維護王朝統治服務的，這表明了重農抑商政策又不是單純的經濟政策。中國古代帝制王朝國家推行的重農抑商政策，從道德、財政、經濟、政治諸方面來維護王朝的統治穩定，有其必然性，全盤否定中國歷史上的重農抑商政策，顯然不是一種客觀的歷史主義認識。

五 重農抑商政策的當今啟示

重農抑商政策在當今仍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抑商政策則是明顯與現代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發展是不相適應的，早已過時。我們今天不但不能歧視抑制民營企業，反而應該是大力鼓勵、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的事實證實了，鼓勵扶持民營企業發展有力推動了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和民生改善。今天民營企業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支生力軍，鼓勵扶持民營企業也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策。這一基本政策的推行有力地促進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和走向世界市場，并為世界市場經濟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突出貢獻。

傳統重農抑商政策所具有的就是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并使之結構優化的一定合理性，對于今天也是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現代經濟是農工商各行業的綜合經濟。所謂"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即強調了農業對于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地位，又強調了工商業發展的重要性，也闡述了現代經濟運行的綜合性，要搞好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必須協調好農工商各行業之間的關系，調整好各行業之間的結構并使之結構優化，推動了各行業之間相互促進以共同發展，這其中，市場經濟規律自然發揮作用，但政府對于社會經濟的調控管理職能不可或缺。現代市場經濟絕不是放任自流的自由競爭，在調控社會經濟結構優化運行方面，政府負有重要責任。

我國國民經濟仍然是以農業為基礎，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的基礎性力量。重視農業的發展，保持農業的可持續性發展，是必須十分明確和大力加強的。今天，我們在農業現代化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正以市場為導向，來實施農業產業化，把農業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建設中，納入世界市場的發展體系中。在這一過程中，也存在著若干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歷史上的重農政策及其具體措施顯然還是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在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國家對農業進行大力扶持不但不可或缺，而且應該是要不斷加強的。

參考文獻：

【1】胡寄窗著 《中國經濟思想史簡編》 立信會計出版社

【2】黃仁宇著 《中國大歷史》 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第9篇：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范文

戰國的游說，以聞名中外的合縱連橫之術為最高境界。此外，在那時人們的日常交往中，自覺的公共關系意識和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體現。孔子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些都同現代公關活動的基本原則和追求目標基本相一致。當然，這些自覺的公共關系意識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并且這種意識很分散，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它只是公共關系的萌芽活動。秦漢時期，無論秦代的“天下同制”還是漢代的“獨尊儒術”都有“大一統”思想，是國家公關的一個最好的案例。那個時期也有很多公關事跡，如秦始皇的徐福、盧生的航海之旅、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等等，都可以說具有公關性質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時期的公關實例，可說枚不勝舉，有說不完的公關軼事。如曹操的屯田帶來的“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是解決當時軍需的國家公共關系的重要舉措。還有諸葛亮賞罰得當“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緩和了社會矛盾，有利于社會穩定。還有李世民的水舟理論、鏡子說及多國的遣唐使、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等等，從中都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社會對協調公共關系的重視。到了明清時期，不但有鄭和下西洋與外修好，而且公共關系思想開始進入商業活動中。如酒店門口懸掛的寫著“酒”的旗幟，店鋪門上的“百年老店”招牌，人們經商活動中遵循的“和氣生財”準則，都是公共關系思想在商業活動中的運用。到了這一時期，人們甚至還有了朦朧的形象意識，已經懂得良好的企業(店鋪)名稱對顧客的正面影響。

二、中國古代公共關系的特點概略

在古代中國，雖未曾出現與《修辭學》相類的研究著作，但有關溝通或傳播的論述，在《論語》、《易》、《道德經》、《孟子》、《韓非子》、《荀子》等著作中卻處處可見。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時代大抵相當的戰國，是中國公共思想生成、傳播實踐發展的一個繁榮時期。一大批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軍事家和杰出的宣傳鼓動家才氣沖天、琴心劍膽，活躍在烽火連天的歲月。他們形塑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框架，其中的傳播觀、傳播思想絲毫不比同時代的西方世界遜色。總體言之，中國古代的公關思想大抵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是官方傳播呈現忠君維主的輿論主導。皇帝和權貴成為公關傳播的主體，決定著公關活動的內容和方式。諸如“孟嘗君焚券市義”、“新帝大赦天下”、“納言如不棄涓流，君民同心可致江山永固”之類，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公關行為”。“防民之口勝于防川”則從另一側面反映了忠君意識統治之下的輿論控制思想。林語堂將漢代的黨錮及其在魏晉的影響、宋代的太學生運動和明代的東林黨運動視為中國歷史上的三大輿論運動，這三次失敗的民意動員也證明忠君維主的傳統思想牢不可破。第二是公關傳播更多體現于政治、軍事領域。這與古代社會經濟活動不發達有關，政治博弈和軍事之爭成為社會歷史軌跡中最粗大的線條。商鞅變法之信賞必罰、昭君出塞、文成公主遠嫁吐藩、諸葛亮七擒孟獲等人盡皆知的歷史故事，多與政治和軍事利益相涉。絲綢之路的開拓、繁榮東西經貿的張騫出使西域，七出國門、連通海外的鄭和下西洋等公關壯舉，初旨亦在政治和軍事之圖。第三是公關傳播的倫理色彩較為濃厚。孔子以“仁”說立天下，孟子主張的“人和論”，荀子倡揚“至誠”、韓非則強調“遵法”，無不與道德倫理相關。至于“視卒如嬰兒，故可以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士為知己者死”、“任賢律己”、“身先士卒”“上下同欲”、“仁、智、勇、恭、敬、惠、義、達、藝”等，也皆體現出鮮明的重“德”思想。第四民間傳播生活化。同西方一樣，中國民間的公共關系亦主要體現在人際交往和群體生活領域，并且附著于本民族文化形態之上。東林黨后人為紀念死難先祖，“弘天下正氣”，募集資金排演了反映東林黨人與閹黨斗爭的戲劇《冰山記》。據清初張岱《陶庵夢憶》卷七記載，《冰山記》上演時“,城隍廟揚臺,觀者數萬人,臺址鱗比,擠至大門外。”當觀眾看到“顏佩韋擊殺緹騎”時,情緒激動至極，“裊呼跳蹴,洶洶如崩屋。”可見，文藝、戲劇已然被用作早期公關活動的載體，并且效果頗佳。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