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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鄉居民幸福感調查報告范文

文|《小康》雜志中國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鄂璠

中央電視臺關于“你幸福嗎？”的系列采訪引發了關于“幸福”的全民討論熱潮，“我姓曾”這神一樣的回復成為公眾津津樂道的話題。于是，有人開始反思，為何一些人會給出自嘲式的回答？究竟是什么因素影響了公眾的幸福感？

2012年9月底至10月初，《小康》雜志社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中國幸福小康指數”調查。本次調查采用了基于實名制的NetTouch網絡調研方法，對東中西部的公眾進行調查，為保證樣本的代表性，此次調查樣本框的確定兼顧性別、年齡段、受教育程度等分布。經過對調查結果和國家有關部門的監測數據進行加權處理，得出2011～2012年度中國幸福小康指數為80.1，比上年提升0.2個百分點。

中國幸福小康指數的評價主要涉及到身心狀況滿意度、家庭生活滿意度、社會關系滿意度、生活質量滿意度、社會環境滿意度等5個方面，它們在本年度的指數分別為75.7、85.5、82.3、84.0、72.8，均比上年度有所提高。

在影響公眾幸福感的因素中，收入、健康和婚姻排在前三位。

六成受訪者感覺現在“幸福”

在當今中國，幸福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幸福，才是一切行為的終極價值和目標。從去年各地召開的地方兩會開始，多個地區紛紛提出將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為工作的重要目標。

總體而言，中國人會感覺生活幸福嗎？“2011～2012中國幸福小康指數”調查顯示，過半受訪者（50.9%）感覺“比較幸福”，9.7%的受訪者感覺“非常幸福”；23.5%的受訪者表示“說不好”自己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福；僅有15.9%的受訪者明確表示自己“不太幸福”或者“很不幸福”。

六成（60.6%）受訪者感覺自己“幸福”，相較于去年高出了0.4個百分點。與此相關聯的是，只有13.3%的受訪者認為今年“不如去年幸福”。

如果放在全球范圍內衡量，中國人的幸福指數算得上高嗎？今年上半年，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Gallup）公布的全球幸福感調查報告顯示，全球有17個國家超過半數的民眾覺得幸福，其中丹麥人民的幸福感最高，74%的民眾覺得幸福；還有26個國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民眾覺得幸福；認為自己生活幸福的中國人占比18%，僅在亞洲，幸福感就低于阿聯酋、阿曼、韓國、泰國、新加坡、日本、馬來西亞等國。

年齡越大，幸福感越高

學歷越高，幸福指數越低

《小康》調查顯示，幸福感高低與年齡大小密切相關，年齡越大幸福感越高。年齡在18～35歲的年輕人幸福感指數在60以下，56～65歲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數為68.6，而65歲以上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數則高達70.7。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社會保障體系逐漸健全，對城鄉老年人在醫療、養老方面的保障力度不斷加大，加上老年人主要追求頤養天年，對其他方面要求較低，因此容易產生較高的幸福感。而隨著物價，特別是房價的上漲，80后們在工作、生活方面的壓力非常大，加之當今社會物欲橫流，年輕人相互攀比心理強，這樣更容易產生心理落差和不平衡，自然就影響了幸福感。

幸福感指數與文化程度也密切相關，文化程度越低幸福感指數則越高。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幸福指數最高，為67.1；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幸福感指數最低，為60.6。

婚姻對于“幸福”的影響上升至第三

收入、健康一個都不能少，婚姻地位上升，社交與社會保障退后

“2011～2012中國幸福小康指數”除了對千余名公眾進行問卷調查外，還對近百名不同行業、不同性別、不同年齡層次的勞動者、學生進行了深度訪問，談到對自己幸福感影響最大的因素時，大多數受訪者提到了4個關鍵詞，“收入”、“健康”、“婚姻”和“家庭關系”，而這4項，恰好也在今年“影響公眾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榜中位居前四位。

“收入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的幸福感。”天津市東麗中學教師魏憲萍的感覺是，收入雖然不是影響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但卻對于健康和婚姻都有直接的影響，所以“很重要”。

因為去年母親的一場重病，易城陽光健身會所操課部經理鄭雷雷更深刻地體會到了健康的重要性，她本身也是一名健身教練，對于生活在充滿競爭與壓力的現代化社會中而又不注重身體鍛煉的一大部分人群，她感到很擔憂，“尤其是年輕人，亞健康者所占比例已經非常高了。”在她看來，健康才是影響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上海公務員陳娟娟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婚戀的影響，她把“和男朋友分手”看作是一件非常不幸福的事情。

而60后學者姚中秋、70后菜市場糧油攤主弓俊紅和80后警察田鋒等不同職業、不同年齡段的受訪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家人”和“家庭關系”。

此外，住房、社會保障、職業、環境、個人能力和社交，也會對公眾幸福感產生較大影響。

與去年的中國幸福小康指數調查相比，今年婚姻對于公眾幸福感的影響力由第10位上升至第3位；而社交與社會保障對于公眾幸福感的影響力則退后了一些，前者由第7位降至第10位，后者由第4位降至第6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公眾幸福感影響最大的兩個因素“收入”與“健康”中，去年排在首位的是健康，今年則是收入，并且“收入”（59.3%）比“健康”（53.0%）高出了6.3個百分點。

雖然只有53.0%的受訪者把健康視為影響自身幸福感的因素之一，但卻有63.4%的受訪者表示“會為自己的健康感到擔憂”。

雖然收入和健康都非常重要，但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副教授張西超告訴《小康》記者，“收入并不是影響幸福感的核心因素。在一般情況下，只要人類處在溫飽水平，錢的多少對于幸福感的影響并不大，國外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一個百萬富翁的幸福指數可能會比一個窮光蛋稍微高出一點點，但是不會太高，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收入并非影響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中國有句老話叫“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不妨看看年長者的觀點，《小康》調查顯示，在影響80后、70后、60后三個年齡層次受訪者的幸福感因素中，收入均排在健康之上，并且在80后受訪者中，選擇“收入”比選擇“健康”的高出了14.4個百分點之多；而在50后受訪者中，則是選擇“健康”的最多。

民眾幸福首盼“提高工資”

提升公眾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提高工資水平、提高養老保障水平、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小康》調查顯示，居民對社會治安狀況、交通條件等方面滿意度總體評價值越高的地區，幸福感指數往往越高，反之亦然，這說明幸福指數與民生工程緊密相關。

10月17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表示，四季度將會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醞釀八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終于有眉目了，而這一改革，也被很多人看作是當前“最大的民生工程”。

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日前的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顯示，部分行業工資上漲過快，除企業高管與農民工工資收入差距最大達4553倍外，企業內部近5年來高管工資增幅明顯超過普通職工工資增幅，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縮小而是明顯放大，造成社會收入分配不公。而全國總工會在2010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兩成職工5年間從未漲過工資。

因此，公眾對于提高工資水平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幸福感的提升。

《小康》調查顯示，近年來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也取得了顯著成效，和諧社會的架構及機制逐步建立，民眾對此比較滿意。但是，城鄉居民對當前收入分配制度的滿意度卻僅為55.5，次于食品藥品安全和城市噪音控制的滿意度。這也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城鄉居民的幸福指數。

如何才能有效提升公眾的幸福感？排在首位的是“提高工資水平”，其次是“提高養老保障水平”，再次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接下來依次是“提高醫保水平”、“降低房價”、“改善醫療衛生服務”、“改善城市環境”、“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育服務”、“改善社會治安”和“治理交通擁堵”。

不過，雖然目前中國人的生活中還會有各種各樣的“小煩惱”和“小憂慮”，但是隨著近些年民生福祉的不斷改善，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相信“明天會更好”。面對“您是否相信未來的生活會比現在更幸福？”這個問題，僅有10%的受訪者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感謝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呂慶喆提供的支持。《小康》特約記者歐陽海燕對本文亦有貢獻）

“你的幸福在哪里？”，問卷由《小康》雜志社設計，調查由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執行。

本次調查采用了基于實名制的NetTouch網絡調研方法，對東中西部的公眾（職業非學生，下崗、待業或無業人員）進行調查，為保證樣本的代表性，此次調查樣本框的確定兼顧性別、年齡段、受教育程度、職業等分布。

第2篇：城鄉居民幸福感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非量化；量化

中圖分類號：F12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7-0171-03

科學發展觀在落實過程中，非量化指標和量化指標都無法缺位，兩者必須有機融合在一起，成為實現預期目標所必有的共生態。即量化目標可以有非量化的因素，而原本難以量化的非量化目標可以通過細致入微的數據搜集、電話采訪、調查報告等形式有機組合起來進行綜合分析。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充分體現了對諸如綠色GDP、幸福感、幸福指數、公平感、生活質量等非量化目標的重視，強調了社會建設和對人的關懷。

一、綠色GDP與GDP

近些年，隨著干部腐化問題越來越嚴重、社會發展越來越傾斜以及人們的精神生活越來越不能得到滿足，對以GDP為綱的現象的批評也越來越多了，但問題在于，不是GDP本身出了問題，而是使用它的人出了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塞繆爾認為，GDP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簡便易行，大大提高了人們了解和把握經濟運行的視野和能力；它是綜合反映全部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指標，是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的有效工具，無論在宏觀還是微觀領域，它都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管理的重要依據，是制定和檢驗國民經濟計劃的科學方法；它能衡量一個國家經濟運行現狀是否健康，也是提供經濟健康與否的最重要標準。

但是，GDP不是一個好的衡量發展的指標，它不可能正確反映資源耗減、環境污染、人們的道德、價值、關懷、精神，社會的公正、快樂和幸福等難以通過市場價值來衡量的指標；也不能衡量經濟發展的成本、代價及代價和方式。長期以來，在人們的心目中，一說到發展，就是簡單的經濟增長，就是看GDP的數字大小，GDP等一系列經濟量化指標在傳統政治文化的糅合下，已經成為決定官員政績和升遷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標桿。所謂“一俊遮百丑”，只要經濟增長了，其他一切都好商量，在現實中，GDP獲得了政策上、體制上、文化上的全面支持。即使以后有了新的指標體系，GDP從總分成績變成單科成績，很明顯，它也是最重要的單科。問題的困境在于，雖然GDP這一核算方法目前無法被取代，但是在推進科學發展觀的落實和促進社會全面進步的過程中，GDP卻又無法反映出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影響。而實施綠色GDP核算體系，面臨著技術和觀念上的兩大難點[1]：技術上，環境要素的價值難以衡量，因為環境要素沒有進入市場買賣，沒有貨幣符號，因森林砍伐導致依賴森林生存的許多哺乳動物、鳥類或微生物的滅絕、大面積水土流失等的成本也難以數字化。觀念上，綠色GDP意味著觀念的深刻轉變，意味著全新的發展觀與政績觀，一旦實施綠色GDP，人們心中的發展內涵與衡量標準就變了，必將帶來干部考核體系的重大變革，會形成諸多包括來自制度上的障礙。但若沒有這樣的指標體系，我們就無法衡量我們真實的發展水平，無法用科學的基礎數據來支撐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決策，就無法實現對整個社會的綜合統籌與平衡發展。

二、幸福感與幸福指數

隨著經濟的強勁發展，對人自身發展的關注和以人為本理念的提出，對人們生活的幸福不幸福、快樂不快樂、滿意不滿意等問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幸福感和幸福指數的概念也應運而生。兩者的不同在于，幸福感是模糊的，它和經濟水平的高低并不成正比存在。有調查表明，中國人的幸福感在過去十年中先升后降，而這段時間是建國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一個階段。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調查顯示：2005年，72.7%的城鄉居民感覺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快樂水車”①現象越來越普遍。幸福只是個人的主觀感覺，會瞬間消失也會長久存留，主要和產生幸福感的時間、地點、事件相關。2004年的“中國六城市幸福感測試”結果就顯示，全國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數從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漢，很清晰地表明，生存環境在幸福感中的重要性。套用經濟學里的邊際效用概念來說，當你餓的時候，有吃的食物就會感覺很幸福，此時，食物對你的邊際效用最大；而當你身處沙漠感覺口渴難耐的時候，水對你的邊際效用最大，其他所謂金錢等都不重要。在這方面，幸福指數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個問題。

但是幸福指數難以把握和計算，傳統以GDP為核心的統計，建立在效用最大化的基礎上，認為有錢就快樂、增長就幸福。但研究表明，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物質和貨幣的增長與幸福和快樂的關系就漸行漸遠了，人們的快樂和幸福，越來越多地表現為對事物的體驗，而不是事物本身。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學者丹尼爾?卡尼曼與其合作者克魯格教授則用日重現理論即DRM理論：即根據一定問題的框架，引導被測試者會議、再現一天中有關快樂與幸福的狀態，并對這種狀態進行評估的測評方法。日重現法結合“時間―預算”法和“體驗取樣”法（ESM）來評估人們如何花費他們的時間、如何體驗他們生活中各種不同的活動和安排。參加者利用專門為減少記憶偏差而設計的程序系統地重現他們一天的活動和體驗。DRM就是透過產品和服務的物質表象，貼在體驗上，貼近人本，了解那些對于人心真正起作用的東西。卡尼曼的方法是從個人行為推導社會利益，從微觀推導宏觀，從快樂原理推導出幸福之道，從快樂測度推導出幸福測度。

實際上，幸福指數對中國而言尚是一個并未被徹底把握的一個東西，對此，經濟學家奚愷元認為，在使用幸福指數這一概念的時候，我們應注意三個問題，即避免形式化，因為我們對幸福測量本身還不完全成熟；避免短期行為，因為對政府而言，讓城市未來的幸福度有長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重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幸福不等于吃喝玩樂[2]。在這方面，我們就做的十分不夠，不僅不夠，更確切地說，完全把幸福等同于人性的物質欲望，幸福被異化了。公款吃喝就是一個典型。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年度公報，貪污、賄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損失金額，2002―2003年上升了9%，2003―2004年上升了11.3%，2004―2005年則猛增為34.3%。2005年與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達72%！權力的經濟價值正在大幅度提高，如果政府不加強權力監督與機制制衡，未來因為腐敗導致的損失將更加驚人。腐敗已經成為人民群眾和政府之間距離拉大的最大禍根。由此，要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數，和諧社會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精神生活質量與精神生活指標

德國著名思想家魯道夫?奧伊肯（Rudolf Eucken，1846-1926）認為，精神生活是人的精神生活，人在其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精神生活與人的精神本性相關和同構，因此，人若不擺脫其特定生存形式的有限性，承認精神生活是自身的本質，便不可能將自身提高到自然之上。而人的獨特之處正在于以一種特別有限的存在形式接觸到一種普遍的超自然的生活，從而使自身及整個生活在相互沖突的緊張狀態中朝向精神存在的目標發展[3]。人的精神質量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因為自己的成功和成就所產生出的愉悅快樂和幸福感，人生價值實現的滿意和滿足，并因此產生出對更高層次目標追求的理念……這種精神上的愉悅快樂幸福，滿意和滿足越強烈，精神生活的質量就越高，反之則低；當人們在緊張工作后，在余暇休閑中享受和消費自己或他人創造的物質產品及精神產品時，感受到愉悅快樂和幸福的程度越高，精神生活的質量越高，反之則低；個人在工作中感受到所處工作環境帶來的滿足和愉悅快樂幸福，其程度越高，精神生活的質量越高；家庭內外環境中，生活輕松而又愉快、積極而又舒暢，感到滿意滿足于越快樂和幸福，精神生活的質量比較高，如果上述環境不好或不理想，肯定會影響精神生活的質量。因此，衡量精神生活質量的指標就由個人在社會工作過程中精神生活質量指標；個人在工作后和余暇休閑中的精神生活質量指標，社交中精神生活質量指標；家庭生活中精神生活質量指標四個方面組成[4]。

也有學者認為，我們可以從收入狀況、居民消費、社會安全、教育狀況、健康狀況、資源與環境、城市環境和社會服務八個方面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生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5]。2002年上海市城市社會經濟調查隊課題組則把生活質量涵蓋了如下方面的內容：一定的經濟發展基礎，這是提高生活質量的絕對條件；社會在公平和效率之間的結合點，這是提高生活質量的相對條件；健康、教育和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這是提高生活質量的社會條件；生活環境的優化，這是體現生活質量高低的外部條件。城市居民生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分為客觀評價指標體系和主觀評價指標體系。客觀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由收入、消費、教育、文娛休閑、健康、居住、生活設施、生態環境和社會保障九個類別組成。其中教育、文娛休閑、健康屬于精神生活指標的內容[6]。

1.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的2010年上海世博會到目前為止已經吸引了94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展，參展代表表示，之所以來參加世博會，是因為城市生活這個主題非常吸引人。這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已經成為一個世所關注的話題。以上海為例，2006年上海居民精神生活狀況調查研究課題組調查后認為，上海市民關注度最高的是醫療條件，比例為56.4%，次之是社會保障，比例為55.1%；在心理生活方面，認為“家庭生活和諧”令人愉快的最多，占回答人數的64.3%，其次是身體健康，占48.5%，而在什么令人不愉快的回答中，有54.6%的居民選擇了“收入太低”，其次是工作壓力太大和休息時間少，分別占21.6%和20.9%；文化精神消費總體上以大眾型為主；心靈生活狀況體現多元化的態勢，居民對“機遇”的認同略高于全國，認為“個人努力”（58.8%）最重要，“機遇”（50.2%）次之，“家庭背景”（42.9%）、“個人能力”（41.1%）、“教育程度”（40.2%）、“社會關系”（38.4%）、“性格”（27.0%）[7]更次之。很明顯，調查者一般都認為，衡量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內容和標準主要表現在醫療、教育、衛生、健康等社會保障是否完善、娛樂休閑等公共文化服務是否健全等方面。

2.農村居民的精神生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說，你不能憑部分的富裕和繁華來判斷社會的快樂程度，你必須了解草根階層的生活。在20世紀末就有學者指出，農村精神生活領域存在很多嚴重的問題：沒有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開展較少，村里一年到頭死氣沉沉，沒有生氣；封建迷信活動猖獗，沖擊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黃、賭、毒”現象比較嚴重；基層群眾性精神文明建設基礎設施嚴重不足[8]。而所有這些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有的甚至更加嚴重，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越來越龐大，有的甚至全村人都出去打工，剩下的婦女、兒童、老人就形成了大量的“留守村”，據統計，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在全國已達4 000萬～5 000萬之多。“黨政干部眼中的和諧社會”問卷結果也顯示，三農問題（60.1%）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的國內主要因素。關于農村居民精神生活質量指標具體可選取如下：對政府在農村的政策的滿意度；對地方政府官員的滿意度；對社會安全的滿意度；對生活環境的滿意度；農村居民對個人生活條件的滿意度；農村居民對個人婚姻家庭生活的滿意度；對業余娛樂生活的滿意度[9]。

3.進城務工人員的精神生活。近些年來，隨著進城務工人員的劇增，他們自身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狀況，相對經濟發展的速度而言，和其他尤其是城市群體相比，處于相對貧困和無保障的狀態，這些亦工亦農、非工非農的龐大社會群體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數據顯示，中國現有進城農民工1.2億人，預計2020年可達4億人。這群生活在城市邊緣的人，做著最累的活，卻過著最差的生活，始終難以真正融入城市，即“他們種糧蓋房卻無緣分享盛宴場”，其生活水平、生活環境的不理想狀態在社會各界的呼聲中營造著越來越廣泛的話語環境，其中，對農民工的精神生活質量的關注也成為其中關鍵的一部分。一般來說，他們在城市的邊緣都有自己的聚居地，但生活環境以及周邊設施比較差，這樣，在他們聚居的地方，很容易形成“孤島效應”。①

四、公平感與公平指數

科學發展觀在落實過程中，公平、公正、正義等問題在民主和法制光環的籠罩下，顯得尤其奪目。公平既包括機會（起點）公平，也包括結果公平；既有資源配置上的公平，也有勞動成果分配上的公平，是對社會關系的一種度量和價值選擇。但是很多事情是公平不了也無法公平的，因為每個個體自然出生時就是不公平的，有的身體弱，有的身體強壯，有的家庭富裕，有的家庭貧窮，這些都是無法選擇的；長大后，因為個人能力、素質的高低不同，機會也并非公平地眷顧每一個人，因此，結果也不會像大家餓了，每人都發一個饅頭一杯水那樣公平。不公平往往在更多的時候存在于我們身邊。實質上，我們所追求的是一種感覺，即公平感。

那么影響人們心中公平感的因素都有什么呢？據“轉型期中國社會公平問題研究”課題組的調研數據顯示，選擇“官員腐敗活動”會增加公眾社會不公平感的高達63%，其次是“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26%），官員的腐敗和貧者的悲慘生存狀況成為大家的關注點。手里握有權力資源的人或部門在窮奢極欲的揮霍著納稅人的錢，而占據絕大多數人口的底層的納稅人卻生活艱難并喪失了話語權。事實是，中國城鄉統算的基尼系數早在2000年就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而目前基尼系數已經到了0.45左右。 差距進一步擴大，造成城鄉之間明顯的社會心理失衡，是和諧社會建設進程中的一大隱患。

社會公平指數是測量公平感的有力杠桿，與之密切相關的有基尼系數、社會貧困率和社會保障覆蓋率或福利水平。因此，即使公平感無法確切測量，但是上述三個指數如果能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那么這個社會的公平感是注定處于一個比較高的層次。

最后需要強調一點的是，政府的作為在目標量化和非量化之中的作用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作為一個政府主導型社會，政府的每項規劃或政策的實施，都將最后成為執行者的考核標桿，對量化目標和非量化目標的科學設計，政府應該重之又重，慎之又慎。

參考文獻：

[1]潘岳.談談綠色GDP[J].航天工業管理，2004，（5）.

[2]戴廉.“幸福指數”量化和諧社會[J].望新聞周刊，2006，（3）：13.

[3]劉梅.精神生活：奧伊肯對人生哲學的批判與建構[J].哲學研究，2006，（7）.

[4]楊緒忠.人的精神生活質量的指標體系研究[J].上海統計，2002，（10）.

[5]彭念一，李麗.中國居民生活質量評價指標與綜合評價研究[J].湖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5）.

[6]上海市城市社會經濟調查隊課題組. 城市居民生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J].上海統計，2002，（12）.

[7]上海居民精神生活狀況調查研究課題組.上海居民精神生活狀況調查[J].社會科學報，200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