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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關于養老問題的調查報告范文

一等獎(5篇)

1、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成功典范

――關于義烏發展經驗的調查報告

(省委辦公廳　舒國增等)

2、關于在我省開展政策性農村住房保險的調研報告

(省發改委　姚作汀等)

3、公共財政與和諧社會建設

(省委政法委課題組)

4、杭州市青年農民工城市融入現狀實證分析

(杭州團市委　董　悅)

5、“浙中城市群”建設與發展若干問題的調查研究

(省委黨校　陸立軍)

二等獎(10篇)

6　關于我省流動人口若干問題的調研報告

(省政府辦公廳　潘捷軍)

7　農村土地制度市場化改革的障礙與對策研究

(衢州市委政研室　徐延山)

8　浙江省區域建設用地集約利用評價與對策研究

(省國土資源廳　王松林等)

9　具有浙江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研究

(省科技廳　蔣泰維等)

10　浙江生態省建設中的水資源補償機制研究

(省物價局柳萍等)

11　關于創新浙江民營經濟發展模式的對策研究

(省政府研究室　陳廣勝)

12　關于加強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的調研報告

(省人事廳　陳仲方等)

13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民俗文化傳承

(省委宣傳部　童芍素等)

14　從“民主懇談”到“參與式預算”

――基層民主的溫嶺模式調查

(溫嶺市委宣傳部　曹　鴻等)

15　關于有效控制海洋捕撈強度、繼續做好漁民轉產轉業的調研報告

(省政協農業和農村工作委員會　蔡洪法等)

三等獎(20篇)

16　關于我省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落后生產能力的調研報告

(省政協提案委員會　葉子挺等)

17　浙江省異地商會黨建工作調查及思考

(省委組織部課題組)

18　加快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努力構建新型農業服務體系

(衢州市委　厲志海)

19　關于“八鄭規程”的調查與思考

(紹興市紀委　史濟錫等)

20　關于浙江省青少年違法犯罪的情況調查及對策建議

(省社科院　楊建華等)

21　寧波市改革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研究

(寧波市委政研室課題組)

22　浙江省塊狀經濟發展報告

(省經貿委　丁耀民等)

23　關于我省城鎮養老服務業發展存在問題與對策的調研報告

(省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　韓春根等)

24　實施旅游國際化戰略，加快旅游目的地建設研究報告

(省旅游局　紀根立等)

25　以群體性突發事件處置為抓手，全面提高我省領導干部應急管理的能力

(省委黨校　吳錦良)

26　對浙江省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的調查與思考

(省委辦公廳　王文滋)

27　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政策研究(省衛生廳　李蘭娟等)

28　“慶元模式”對服務型政府建設和鄉鎮體制改革的啟示

(省委黨校　何顯明等)

29　發揮公共財政作用，推進科技自主創新

(省財政廳課題組)

30　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責任、地位和作用

(省委統戰部課題組)

31　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管理問題與對策研究

(省政府辦公廳　施清宏)

32　關于全省法院努力實踐“三項承諾”的調研報告

(省法院　包祥水等)

33　關于浙江省征地補償和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有關情況的調研報告

(省法制辦　周小平等)

34　從我省地方立法民主實踐探索推進地方立法民主化的對策

(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　李步星等)

35　《浙江省殯葬管理條例》立法質量評估報告

(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丁祖年等)

優秀獎(30篇)

36　浙江省涉外知識產權保護狀況調查

(省知識產權局　陳小英)

37　2006年浙江城鎮低收入群體生活狀況研究

(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　施幼薇等)

38　臺州政府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研究

(臺州市委　張鴻銘)

39　浙江省民營中小金融機構發展研究――以臺州為例

(臺州市委政研室　鄭楚森等)

40　浙江省政府外債負擔問題研究

(省財政廳課題組)

41　關于鄉村宣傳文化陣地建設的現狀與思考

(省委宣傳部　沈立江等)

42　提升合作經濟水平，促進現代農業發展

(省農辦　邵　峰)

43　生態功能區劃與主體功能區劃關系研究

(省發展規劃研究院　劉　亭等)

44　浙江省產業結構調整與金融支持研究

(人行杭州中心支行課題組)

45　浙江省慈善事業發展調研報告

(省民政廳　吳桂英等)

46　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化發展趨勢與浙江城市化戰略調整

(嘉興市委辦　張才方)

47　緩解我省小企業融資難的幾點思考

(省中小企業局　吳家曦等)

48　浙江省軟件產業發展前景及對策建議

(省信息產業廳　高鷹忠等)

49　浙江省民營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建設調研報告

(省工商聯課題組)

50　關于推進欠發達地區人口和產業集聚、提升縣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調研報告

(省農辦　王良仟)

51　實施生態移民工程，扎實推進我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麗水市委政研室　李　華)

52　關于外來流動人員信教問題的調查與思考

(省委統戰部課題組)

53　全省國有林場改革與發展調研報告

(省林業廳　陳鐵雄等)

54　推動全民創業，實現富民強市

(紹興市委政研室、市府辦謝衛星等)

55　完善村級治理機制研究

(紹興市委組織部　方建平等)

56　對浙江工業產業競爭力的調查與分析

(省經貿委　陳衛東等)

57　構筑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聯盟、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建議

(省政府參事室調研組)

58　打造浙江省文化創意中心區的調研與建議

(省發展規劃研究院　朱李鳴等)

59　浙江經濟增長與三大需求關系的初步分析

(省發改委　錢建鑫等)

60　現代化進程中溫州農民的社會分化問題分析

(溫州市農辦　謝小榮)

61　關于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和社區工作問題研究

(省委組織部課題組)

62　金華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模式創新調研報告

(金華市委政研室　胡新民)

63　吳興區關于構建新型困難群眾救助體系的調查報告

(吳興區政府　施根寶)

64　關于推進“海上法治”的調研報告

(舟山市“推進‘海上法治”’課題組)

第2篇：關于養老問題的調查報告范文

依達拉奉聯合阿魏酸鈉治療急性腦梗死臨床觀察

女童外陰陰道假絲酵母菌病臨床分析

COPD急性加重期合并2型糖尿病吸入舒利迭粉對血糖的影響

穿支皮瓣在修復足踝部燒傷創面中的應用

小兒腦性癱瘓合并功能障礙的臨床回顧分析

自擬排石湯治療輸尿管結石394例

急性膽源性胰腺炎76例臨床分析

系統護理干預在喉癌手術患者健康教育中的應用

社會心理因素與癌癥發生發展的相關性研究

社區老年人家庭用藥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廣州中山兩地社區衛生服務人力資源配置調查分析

全程化藥學服務干預社區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病情分析

吉林市社區養老服務現狀及存在問題的探討

嘉興社區高齡老人高尿酸血癥狀況分析

江蘇省高郵市住院患者衛生服務需求和利用現狀調查

徐州市居民糖尿病的脆弱性調查分析

12例炎琥寧不良反應調查與分析

江蘇省高郵市醫療單位門診就診患者現狀調查

兒童專科醫院感染現患率調查報告

鹽酸四環素眼膏對全麻手術患者的雙眼保護調查研究

社區離休干部健康狀況及日常生活能力調查

90例“滑板骨折”的流行病學特點及預防

手足口病患兒家長問卷調查及分析

天長市基層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試點成效調查

放射治療職業人員的防護教育

英國全科醫療與初級保健制度初探

激素難治性前列腺癌治療的新進展

喉癌患者治療后生活質量的研究現狀

預防椎板切除術后硬膜外纖維化粘連的研究概況

骨組織工程血管化實驗技術的研究進展

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與干預策略

腦挫傷及神經系統疾病與烯醇化酶活性的研究

經腹超聲和經陰道超聲對異位妊娠的診斷價值

肩袖損傷的低場MRI診斷價值

肝血管瘤合并脂肪肝超聲造影診斷價值

胃窗聲學造影劑在下段膽管梗阻診斷中的臨床應用

螺旋CT一站式檢查對缺血性腦卒中的診斷價值

外生性肝癌的螺旋CT診斷

院前急救安全性相關因素的探討

急性百草枯中毒167例臨床分析

標準化病人評價醫學生問診綜合能力的公平性調查

多元化教學法在體格檢查教學中的應用

以示范教學的方式培養醫學生的實習興趣初探

護理學實驗室開放管理模式探討

腫瘤化療患者PICC置管的護理

誘導性主動咳嗽在胸部術后護理中的應用研究

Pareto定律與PDCA原理在ICU護理教學中的應用

運用PDCI改進法提高護理記錄書寫質量

膝關節鏡下交叉韌帶重建術的手術配合

結腸造瘺術后早期兩種收集糞液方法的比較

腹部腫瘤患者手術后疼痛的臨床護理

早產兒胃食管返流的護理體會

教學查房在ICU護理帶教中的應用

他汀類藥物相關肌病臨床和病理學研究

第3篇：關于養老問題的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保守黨；福利制度；政黨；政黨政治

中圖分類號：D731 文獻標識碼：A

政黨是20世紀英國政治的靈魂。二戰后，英國政黨政治著力推進社會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并最終促使世界第一個福利國家在英國建成。英國政黨政治是同福利國家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可以說福利國家是由政黨推動而建成的。政黨的立場、態度及其活動直接決定了社會福利與福利國家在英國的發展進程。保守黨和工黨是英國的兩大政黨，它們在福利國家與社會福利的發展進程中各自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本文主要探討保守黨在英國社會福利制度建立、發展和改革進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保守黨與英國福利制度的建立

英國自由黨在英國社會福利制度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奠基作用。20世紀初自由黨通過大選勝利取代了執政達20年之久的保守黨而成功上臺執政。為了順應社會改革的潮流，上臺伊始的自由黨于1906年便開始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革和密集的社會立法活動。這些改革措施和立法活動為英國福利制度的最終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為自由黨博得了英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奠基者”的好名聲。那么，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執政達20多年的保守黨政府面對日益加劇的社會問題采取了什么措施來解決社會問題呢？這些措施對自由黨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改革和社會立法活動有什么影響呢？或者換個角度來看，保守黨與英國社會福利制度的確立有什么關聯呢？事實上，在1870―1914年，保守黨執政期間組織過各種各樣的委員會對各類社會問題進行調查。這些委員會調查的問題基本涉及到社會問題的各個方面：工廠工作狀況問題；工匠和工人住房問題；國民救濟保險問題；濟貧問題；老年化問題；貧困問題；老年貧民問題；國民身體素質下降問題；公立學校兒童醫療檢查和營養問題等等。由于當時愛爾蘭問題的惡化、政黨競爭的錯綜復雜、悠久的崇尚個人奮斗的歷史和自助傳統以及對《濟貧法》所進行的一些改革等原因使得保守黨在執政的20多年里沒有能夠在社會領域內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但是保守黨執政期間所組織的有關社會問題的委員會及其對各種社會問題所進行的廣泛調查和討論，其所采取的各項社會措施為以后上臺的自由黨政府制定有效的社會政策，提供了極具價值的資料和條件，同時也為自由黨政府建立有關社會保險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可以說，保守黨為英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確立起了正面的積極地基礎作用。

二、保守黨與英國福利制度的發展

1945年工黨的上臺執政沉重地打擊了保守黨。保守黨開始反思自己的社會政策，大膽啟用了在戰時促成聯合政府通過1944年《教育法》的巴特勒。巴特勒在1947年代表保守黨頒布了《工業》、《農業》等文件，文件同意了工黨的國有化、混合經濟、建設福利國家和實行充分就業的政策。這些政治主張極大地贏得了大批選民的理解、認同與支持，為保守黨1951年重新執政以及保守黨和工黨兩黨取得福利共識奠定了基礎。

（一）1951―1964年：社會福利制度鞏固和停滯的13年

1951年至1964年間是英國福利國家在戰后的擴張時期。那么，保守黨在這個執政期間對福利國家的擴張又做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效？嚴格地講，保守黨這一階段只是保持工黨社會福利制度政策的連貫性，幾乎沒有出臺改進措施，重大的社會保障政策創新少之又少。從社會保障制度創新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被看作是英國社會保障制度鞏固和停滯的13年。

這一時期社會保障政策領域最大的政策創新就是建立起第二支柱的職業養老金的養老保險制度。1958年，保守黨提出了《關于養老金制度的白皮書》的報告，倡導進行三大目標的養老金制度改革思想，主張最終建立與收入相關聯的養老金制度。這三大養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其一，養老金制度要建立在堅實的財政基礎上；其二，鼓勵職業養老金制度的發展；其三，向沒有參加職業養老金制度者提供補貼。1959年，英國頒布了新的《國民保險法》，正式建立了與收入相關聯的養老金制度。這種收入關聯的養老金制度的明顯特點就是：以與參加者的其它收入相關聯的方式計發養老金，參加者的其他收入越高，則他將會得到的養老金收益就越高。同時，還需要附帶上一個財產審查的機制。新的《國民保險法》的通過標志著原本民間性質的職業養老金開始被納入到政府的政策體制之中，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認可。該法案強化了養老保障的第二支柱補充養老保險制度的作用。補充養老保險是一種職業年金計劃，雇主是資金責任承擔主體，在待遇上完全采取收入關聯原則。此后，職業養老金制度在養老金體系中的地位逐漸上升，這在英國養老保障政策發展歷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國民健康服務政策領域方面，首先，針對服務成本的持續增長，保守黨政府決心開始重視采取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的一些措施。在1952年，政府引進了處方收費制度，同時還設立了負責調查國民健康服務成本的蓋力邦委員會。該委員會在1956年發表了《蓋力邦報告》，在報告中得出“國民健康服務的工作表現是甚為成功的”以及“醫療支出增長是可接受的”的主要結論。但是，處方收費制度及《蓋力邦報告》的結論引發了困擾保守黨政府的一些主要問題：“政府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在福利政策與其他公共政策之間進行配置？在福利預算內，又如何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國民健康服務體系中？”。針對這些問題，保守黨政府采取了對醫院的擴建和改造，制定了醫院發展的國家規劃，加大了醫院建設和改造的資金投入等措施來回應政黨和民眾的質疑。這些措施的實施結果導致“健康服務方面的擴張在國民收入中一直占有較大的份額，而且呈現出持續和顯著增長的勢頭”。其次，1959年的《精神健康法》是保守黨政府在醫療領域中唯一重大的立法項目，該法極大地促進了對精神病患者治療的靈活性和非正規性，因而具有劃時代的積極進步意義。然而，縱觀整個60年代，英國的國民健康服務制度經歷了從免費的保健服務這一基本原則的大規模倒退的歷程。此后直到1973年為止，國民健康服務一直在按部就班地運行著，沒有更多的重大改革或政策創新。

在教育政策領域方面，保守黨政府作出了很多創新。保守黨政府有一個重大的抱負：“為普選權和充分就業提供充足的教育，這將與保守黨的理念和政策相吻合。”，為此保守黨政府在1951-1964年期間，增加了國立教育資源，為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與此同時，各種咨詢團體就教育的各個方面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對保守黨政府有影響的咨詢報告。其主要涉及到：提前輟學兒童的調查報告；15-18歲青年的《克羅澤報告》；對較低“學術”能力的兒童進行教育的調查報告；高等教育的調查報告；小學教育的報告等。其中《羅賓斯的關于高等教育的調查報告》導致了高等教育的迅速擴張，促使大學教育由精英教育轉向大眾化教育的步伐更快了。不過，1951-1964年的保守黨教育政策的創新基本上沒有超出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的總體框架，只是一些零散的且本地化的創新，但它為創立一個健全的的教育體系奠定了基礎。

在住房和個人社會服務政策領域方面，其一，保守黨政府在此期間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公有和私有住房建造的住房成績，并使房屋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形式開始發生改變，自此房主自用房和地方當局出租房逐漸占據支配地位。其二，個人社會服務得到了穩定和鞏固的發展，服務的結構發生了重要的變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根據法令成立了專門的兒童服務機構負責兒童照顧問題、防止忽視和虐待兒童以及兒童犯罪問題；二是組建地方當局福利部門和醫療衛生部門負責地方福利服務或個人社會服務事務。社區工作職業、社區人員的培訓發展以及小規模的文明院建設得到了關注和重視，并取得一定的效果。

歷史學家們對英國政黨在福利國家的確立中所發揮作用的評論是工黨創建了福利國家，而保守黨鞏固了它。這個評價結論是比較中肯的。保守黨政府在此期間只是保持和鞏固此前的工黨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創新的很少，故而保守黨執政的這13年被人們看作是“社會福利制度浪費的13年”。

（二）1970―1974年：孕育之中的福利制度矛盾、困難和危機

在經濟形勢每況愈下、英國經濟病急劇惡化以及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的國際國內背景下，1970年6月18日保守黨希斯政府出乎意外地贏得大選，打敗了工黨而重新上臺執政。希斯政府在執政期間，第5次戰后經濟危機再度爆發，危機使保守黨政府遭受嚴重挫折。希斯政府執政期間在社會保障和住房領域的政策發展對后來的社會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中最重要的社會保障問題涉及到繳費型養老金和家庭津貼制的發展。1970年保守黨政府制定了《家庭收入補貼法》以應對日趨嚴重的多子女家庭的貧困問題，但家庭收入補貼的復雜性、不成比例的行政成本、未能解決貧困與失業陷阱、領取率低等問題遭到了極大的批判。另外，1971年保守黨政府發表了年金戰略。其要點有三：其一，保障基礎年金，發展企業年金；其二，采取現收現付方式的基礎年金制；其三，保證最低限度購買力的基礎年金制。當時的社會保障政策的主要特點是尋求進一步低成本、容易實現的延伸選擇性的方式。如：擴大養老金發放的對象；降低領取孤寡撫恤金的門檻；發放照顧病殘人群的護理津貼等。在住房政策領域方面，首先，1971年保守黨的住房政策白皮書確立了三個目標：每家擁有一套體面地住房；在擁有和租房之間作出合理的選擇；提供并獲得住房補助的平等性。其次，1972年的《住房融資法》限制了地方當局建房的公共開支，提倡公平租金原則。這些目標與措施對住房政策的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導致了政府住房的財政責任逐步弱化。

然而，保守黨政府在健康、教育、個人社會服務等領域卻很少有重大變化。1970年7月，保守黨政府頒布了反對綜合教育的公告，取消了中央對綜合教育的支持，同時停止了學生的免費牛奶供應。1972年簽發的《教育：擴張的框架》白皮書使得90的4歲兒童接受幼兒園教育，增加了超過40的教師，促進了高等教育在十年內的增長。在1972年10月，保守黨希斯政府實施了專門照料殘疾人的護理津貼支付制度，同時還實施了家庭提供津貼的非繳費型計劃，這些具有福利政策的某種積極因素。

保守黨和工黨政府在創建和強化福利國家的過程中，都發揮了較大的作用。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福利項目在不斷增加，保障水平也在穩定的提高，福利門檻比較低，所以福利國家都處于不斷擴張時期，如此同時福利開支的財政壓力在不斷地威脅和制約著健康福利制度的正常發展，日益膨脹的福利支出壓力與日趨嚴峻的經濟形勢的矛盾日益突出，福利制度的矛盾、困難與危機也在福利國家的持續擴張中不斷孕育和發酵。

三、保守黨與英國福利制度的改革

英國經濟在整個19世紀70年代是與經濟危機并行發展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都已降到西方國家的最低水平，國內財政狀況持續惡化，政府財政赤字總額達到1971-1979年同期的國民生產總值的5，通貨膨脹曾達到25，失業人數在1980年達到159.1萬人。失業問題加劇了社會動蕩，福利國家正在面臨全面的危機。困擾英國福利國家的主要問題表現在下面五個方面：其一，過度的福利支出導致國家財政危機日益加深；其二，固定資本投資持續下降導致經濟增長乏力；其三，勞動力成本提高致使國際競爭能力下降；其四，嚴重的福利依賴抑制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活力；其五，政府福利管理的低效率和官僚化導致管理機構臃腫和作風嚴重。日趨嚴重的國家福利危機迫使1979年8月上臺的撒切爾保守黨政府開始了長達18年的新自由主義福利國家改革的歷程。撒切爾的改革使英國的福利國家制度發生了重大的轉型。撒切爾所持的基本改革政策理念是英國的福利國家制度發生重大轉型的主要思想基礎。這些基本政策理念概括為：支持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主張個人自由競爭，調整國家福利責任范圍；限定總體經濟政策的領域，支持利用市場力量配置資源的作用等等。這些基本改革政策理念就會必然體現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實踐中。撒切爾極力主張：（一）社會福利政策是經濟政策的一部分，以社會保障制度補充勞動力市場的缺失；（二）減少自發性失業；（三）鼓勵民營化，收縮政府的責任邊界；（四）主張個別主義替代普遍主義，限定社會保障給付對象和維持最低限度的給付水平；（五）市場力量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

在社會保障政策領域方面，1985年6月公布的《社會保障改革》綠皮書及12月公布的《社會保障改革--行動綱領》白皮書成為引發撒切爾保守黨政府1986年進行福利制度改革的主要依據之一。綠皮書和白皮書提出了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三項基本目標：其一，國家的基本責任是保障滿足公民的基本需要；其二，社會保障政策要與經濟目標和就業目標協調一致；其三，簡化社會保障制度，明確權利的授予規則。1986年通過的新的《社會保障法》圍繞這三大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目標對原有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重大的改革，從而使其社會保障政策發生了重要的轉折。第一，在收入關聯養老金計劃方面：以一生平均收入為基礎調整收益計發辦法；調整未來退休人員享受養老金的最高比例等；第二，制定了旨在鼓勵私人養老金計劃發展的管理非國家養老金計劃的規則；第三，實現資產調查的社會救助方面的改革，采取客戶集體補貼金取代原有的收入支持政策；第四，設置社會基金，向客戶提供特別需要的給付以應對各種突發的危機；第五，以政府提供補助的方式鼓勵服務的民營化；第六，以求職者津貼代替失業補貼等。通過上述改革措施基本達到了抑制了基礎養老金的給付水準；界定了政府、企業和個人在基礎養老金、個人養老金與企業養老金中各自的職責邊界這兩個方面的目標。

在國民健康服務政策領域方面，保守黨政府主要在兩個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第一，在初級健康照顧制度方面實施六點改革措施：開業醫生的醫療金融公庫民營化運作制度；許可保健單位設置自費項目收費制度；實施醫生退休管理制度；控制齒科保健活動的財政支出；眼睛付費制與競爭制的強化；家庭醫生的雇傭人員費用補貼制度等，這六項改革進一步萎縮了政府的職責邊界，強化了個人的健康服務的責任，降低了政府財政支出的壓力。第二，在“內部市場” 的改革措施方面進行了三項改革：增加了醫療機構的自；轉變了政府衛生部門管理職能；實行了采購者與醫療提供者分離的市場體制等，這三點改革主要達成了三項成果：確立了醫療收費的許可證制度，控制了公共支出，發揮了私人經濟的主動性。國民健康服務達到了既有政府干預的公平性和成本可控性，又具有市場的高效性和靈敏性。然而，醫療收費措施的實施影響深遠，徹底動搖了普惠制的健康服務思想。

在住房政策領域方面，保守黨政府面對嚴峻的住房公共開支壓力，于1980年頒布了《住房法》，推行公房私有化，大幅度提高住房租金。進一步強化私人部門、志愿者組織以及地方團體的住房開支責任，縮小政府住房福利支出的職責邊界。在教育政策領域方面，1988年保守黨政府頒布了《教育法》，確立了英國國立教育的法律框架，開始了教育體制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主要改革有三：其一，強化中央政府對教育的國家責任，取消地方政府的殘余責任。以法規的形式統一課程、統一測試、統一內容、統一時間等有利于中央政府控制的改革。其二，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增加學校的管理權限以及家長對學校的選擇權限，以利于教師和學校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務。其三，合并教育部和就業部，組建教育與就業部。新機構的工作目標是通過提高國家教育成就及技能的水平，促進高效、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來支持經濟的發展，進而提高國家的競爭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從戰后英國福利制度發展的階段來看，有兩個主要特點。其一，1945年-1979年是福利政策持續擴張、福利支出持續增加的一個重要階段；其二，1979年-1997年是福利政策不斷收縮、福利支出不斷削減、福利制度更加理性的一個重要階段。從政府承擔的職責演變來看，1979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1979年以后，國家的職責邊界開始不斷收縮，市場和私人以及社會的職責不斷地擴大。從福利的體系和結構來看，福利內容雖然被改變，但福利國家的體系和結構沒有被破壞，仍相對完整。這主要是由于公民權的思想和福利國家的思想已經深深根植于國民的政治意識之中了。從福利國家制度模式來看，選擇性制度模式逐漸代替普惠式制度模式成為改革青睞的主要制度模式。普遍福利思想從長期來看受到了保守黨政府的侵蝕和局部瓦解。1979年以后的制度設計者主要從經濟的支持能力出發，來確定福利項目的設立和福利給付的水平，嚴格控制福利的支出。從福利國家制度的建設目標來看，保守黨政府的福利制度目標逐步與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目標相適應，為福利國家制度的可持續性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總而言之，撒切爾保守黨政府的改革為福利國家制度的改革樹立了新典范。從福利支出水平和福利制度的結構調整兩個方面來看保守黨政府的改革成果有三：其一，龐大的需要保障人口維持了福利支出總額的剛性增加，但改革使剛性增加的趨勢得到延緩和減弱，福利支出持續擴張的軌跡得到初步的扭轉；其二，改革真正實現了由意識形態驅動的大規模制度的轉變，普惠式的福利制度模式逐步讓位于補缺型福利制度模式。其中，住房私有化的改革是最為徹底、最見成效的領域。其三，貝弗里奇確立的福利國家的思想不斷得到侵蝕和瓦解。一個健康的合理與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相適應的福利國家制度正在建構與發展。

四、基本結論

社會保障制度自《貝弗里奇報告》的問世至新工黨的出現，始終是英國福利國家的核心。英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內容主要包括：一是繳費制國民保險給付制度確定了個人、企業對津貼的權利與義務；二是稅收支持的普遍利權利彰顯了英國福利國家的精神和要義；三是家計調查型津貼鎖定了最需要的保障人口等。首先，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內容的發展已經成為每個階段英國福利國家演變的縮影。有學者評價，福利國家成熟于20世紀40年代的普遍主義，繁榮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共識和富足，卻在70年代猶如秋天褪色的玫瑰一樣凋謝了。1973年石油危機以后，無論是工黨政府還是保守黨政府，英國的福利國家制度都成為振興經濟、強化財政控制的工具或犧牲品。自此，保守黨政府倡導地縮減福利支出的新自由主義共識日益取代了代表貝弗里奇主流思想的社會民主共識。其次，政黨政治與英國的社會福利制度之間存在著高度的同步性和相關性，政黨政治基本是主導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政策的重要因素。同時，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也左右著政黨的命運。撒切爾保守黨政府執政以后，顛覆了兩黨間30年的福利共識，對福利制度進行了重大的的改革轉型，改革轉型成功地醫治了由于高福利、高稅收、高通貨膨脹所帶來的英國“福利病”，但改革也擴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矛盾的激化升級結束了保守黨長達18年的執政歷史。再次，政黨政治更關注福利模式的選擇和福利政策制定的價值取向。在福利支出方面，保守黨反對福利國家，主張國家的職責應該不斷縮減。從80年代開始實施以削減福利開支為首要目標的改革，但實踐證明，福利開支削減的目標沒有達到，反而福利開支持續增加。由此看來，保守黨在福利開支方面的影響其實是很有限的。在福利制度模式的選擇方面，政黨政治的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起了決定作用。事實上，福利理念是一個屬于政治理念的范疇，福利理念在福利制度模式的選擇上起了決定作用。例如， 1951-1964年保守黨是堅定地普遍主義者，為此采取了一些列的福利擴張政策。1970-1974年由于凱恩斯主義的失靈，經濟危機的頻繁發作，保守黨政府努力使福利制度模式逐漸發生重大轉變，1986年的《社會保障法》所制定的措施充分體現了新自由主義福利理念，該理念將整個制度堅定地朝著選擇性方向推進。在公民權賦予方面及國家職責問題上，同樣體現了更多的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保守黨強調福利制度中互惠理念所包含的個人責任的公民權，也更強調市場是分配經濟資源的正確機制，限制國家的作用是福利制度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最后，政黨的政策主張、理論基礎和執政理念對福利制度建立、形成、發展和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保守黨以自由主義理論為依托，在政黨競選和執政期間，都極力把福利制度的發展和改革看作是最重要的大事。極力主張社會福利制度要與社會經濟目標、政治目標相適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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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丁建定，楊鳳娟.英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2004.

第4篇：關于養老問題的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以房養老；老年人；養老模式

近十年中國人口老齡化呈加速跳躍狀到來，養老金支付總量持續井噴式增加，政府積極構建多元養老體系，鼓勵多種養老方式，以房養老就是一種新興的養老模式，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一、以房養老模式的提出

以房養老，又稱“住房反向抵押貸款”。是指將自己的產權房抵押出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數額養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寓服務的一種養老方式，在老人去世后，銀行或保險公司收回住房使用權，這種養老方式被視為完善養老保障機制的一項重要補充。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情況加速發展

國際上通常把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老齡化社會的標準。2001年，中國正式步入老齡化社會，2013年底老齡人口占比升至9.7%。預計到2050年，我國老齡人口占比將達到三分之一，并將在一段時期呈高老齡化階段。雖然2014年我國調整了人口生育政策，短時間內難于遏制人口老齡化趨勢。

（二）獨居老人越來越多

所謂“四二一”倒三角式家庭結構，年輕人瞻養壓力增大，加之社會交往頻繁，無暇照顧老人，獨居老人越來越多。全國老齡辦2014年公布了《十城市萬名老人居家養老狀況調查》結果顯示，獨居老人所占比例為51.1%。

（三）我國自有住房率遠超世界平均水平

2012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稱，全國自有住房擁有率高達89.68%，遠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自有住房擁有率城市為85.39%，農村為為94.60%，值得注意的城市首套房平均收益率300%以上，催生有房族相關產業迅猛發展。

（四）可供借鑒的以房養老模式

美國、日本、加拿大、新加坡以房養老已經發展的成熟，運作也比較完善。政府銀行公益團體中介機構各司其職，有效推進以房養老事業發展。

二、我國以房養老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以房養老模式

以房養老的概念在2003年被引入中國，經過幾年的發展目前我國已經付諸實踐的以房養老模式三種模式：第一、以租換養，老人將自己的住房出租，用租金來補充養老金的不足。第二、售房返租，老人用售房后的房款來支付房租。第三、養老按揭，老人將自有房屋抵押給銀行，銀行按照評估價按月給老人發放養老貸款。

（二）我國擬實施以房養老制度可能存在的問題

首選、傳統觀念根深蒂固，老人多數信守家庭養老觀，機構養老與兒女不孝相提并論；子孫繼承不動，老人與子孫接受不了房屋產權變更旁落，以房養老參與者廖若晨星。其次、房屋與土地兩權欠明確解釋，續期等問題《物權法》有待明確規定。第三、多風險因素制約借貸主體參與，受房地產市場影響，房價漲跌帶來毀約風險；不確定因素約束了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和借款人承擔浮動貸款利率風險 ；養老金發放期和壽命不合帶來的風險，發放截止期仍健在又無力償還貸款的老人將失去房屋。第四、政策法規不完善，以房養老模式需要社會各個方面的配合，目前相關政策配套建設滯后，實際操作性不強。最后、養老機構公信度低門檻高條件差，目前以房養老運作主體多為民間機構，項目缺乏政府擔保，公信力不足。以房養老貸款的申請條件苛刻，大多老人被拒之門外。硬件設施質量、軟環境等問題普遍存在。

三、以房養老模式的國際經驗及借鑒

（一）美國反向抵押貸款模式

美國、日本、加拿大、新加坡以房養老已經發展比較成熟，住房轉換抵押貸款、房屋保管者和財務自由計劃，而住房轉換抵押貸款在美國最受歡迎，約占反向抵押貸款市場的90%以上。

（二）美國反向抵押貸款的成功經驗

值得借鑒經驗有1.政府從法律的角度促進了反向抵押貸款的實施和政策保障。2.完善的金融市場抵御金融風險，吸引貸款機構。3.優秀的金融人才為反向抵押貸款產品的設計、實施、保障工作做出了貢獻。4.輿論積極向老年人宣傳有關知識和進行理財教育。5.美國人思想開放，追求自由獨立，更希望通過自己的能力來養老。

我國借鑒國外以房養老的成功經驗并結合具體國情加以本土化，探索出我國自己的以房養老模式。

四、我國發展以房養老的對策建議

（一）加大宣傳力度，轉變傳統養老觀念

設立專門咨詢機構宣傳住房轉換抵押貸款知識，轉變傳統家庭養老觀念。

（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主動承擔國民養老責任

政府要完善社會保障的頂層設計，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國家還要進一步確保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

（三）政府出面，加大以房養老市場建設，增加公信力

政府出面擔保并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大力建設各類養老機構，設立第三方監督機制。完善利于產品發展的金融市場，建立借貸雙方的保障機制，放寬對貸款人的申請條件，引入保險機構，以房養老某種意義上具有社會救助、福利的性質，政府托底，提升運營主體公信力。

（四）加強宏觀調控，控制風險

政府要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力度，穩定房價，減輕借貸雙方對房地產市場風險的顧慮。建立科學評估體系，綜合考慮房地產市場行情、市場利率、老人預期壽命、房屋折舊等因素，并結合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來確定一個合理客觀的貸款額度，以降低貸款機構的風險。

（五）明確房屋土地使用權，提升房屋建設質量，建立房屋處置平臺

我國房屋土地使用權有償還是無償續期都未給出明確的辦法，政府應該盡快出臺續接房屋土地使用權的具體辦法，打消金融機構增加成本的顧慮。建立第三方評估制度，嚴格監督樓盤招標、建設和驗收過程，對工程設計不合理，施工標準低的豆腐渣工程嚴厲懲處，嚴厲追究負責人的責任，以此來提高我國房屋質量，減輕貸款機構對房屋質量影響房屋出售價值擔憂 。處置抵押房產是貸款機構要考慮的問題，政府部門應該為貸款機構建立順暢的房產處理平臺，以降低抵押房產不能變現的風險。（作者單位：遼寧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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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于新循.論我國養老服務業之市場化運行模式及其規范[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10，（1）.

第5篇：關于養老問題的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模式

中圖分類號：F4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7）11024902

1我國失地農民養老保險的現狀

失地農民在計劃經濟的時代就存在。當時通過“以土地換就業”的方式，使他們在國有企業內就業，成為工人，從而很好的解決了失地農民的就業、養老問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傳統的政府安置方式逐漸失靈。目前我國的失地農民安置方式普遍實行的是一次性貨幣補償，由失地農民自行解決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問題。由于貨幣補償方式操作簡便，失地農民可以直接獲得一定數額的安置補償費而不用擔心政策的變動是否會影響將來養老金的領取，所以比較容易被接受。但是，這種方式并沒有很好的考慮到一旦當失地農民花完這些補償費，尤其是當這些人喪失勞動能力之后的生活保障問題。由于他們的短視，他們往往會將這些補償費花費在子女的婚嫁以及新家的建設方面，而很少的考慮到自己的養老問題，因此，貨幣補償方式并不能真正解決失地農民的養老問題。

2現階段我國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探索的幾個模式

失地農民的就業和養老問題的解決關系到社會的和諧穩定，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總體勝利這個總目標的實現。目前，建立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的有兩種類型：（1）政府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模式。即以各縣、市區人事勞動社會保障局為實施部門，運作失地農民養老保險。（2）商業型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模式。即以商業壽險公司為主體，以各土地征用行政村為投保單位，各投保行政村交了保險費后，簽訂保險合同，按合同規定，商業壽險公司履行給付養老金義務。我國的各省、市（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很大，不同的地區根據本地區經濟情況制定了一系列適合本地區的關于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制度，無論采用的是政府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模式還是采用的是商業型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模式或者是二者的結合，都有著各個地區自己的特色。下面將對幾個經濟發達地區、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部分試點城市的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分析。

2.1上海市失地農民的安置模式

20世紀90年代以前，上海市對失地勞動力的安置分為兩種方式：失地吸勞和失地養老。失地吸勞是指對年齡在45周歲以下的勞動力負責就業安置；失地養老是指對女性45周歲以上、男性55周歲以上的失地農民直接納入養老范圍，每個月給予一定的養老補貼。近年來隨著就業市場的變化，上海市將安置原則調整為“落實安置補償，用于基本保障，適度生活補貼，進入市場就業”，其具體做法是：（1）先保障。由失地單位負責落實安置補償費用，主要用于解決失地勞動力的基本保障，由失地單位為失地勞動力一次性繳納15年的基本保險和醫療保險，失地勞動力辦理“農轉非手續”。繳費標準可以由農民自主選擇“城保”或者“鎮保”。（2）再補貼。對失地勞動力落實基本保障后，失地單位從安置補償費用中再給予失地勞動力一次性（在12個月到24個月城鎮低保標準選擇）生活補貼，以減輕失地勞動力“農轉非”后不能馬上就業的生活困難。（3）市場就業。失地勞動力在落實基本社會保障、領取一次性生活補貼、戶籍農轉非后，即成為城鎮居民，納入城鎮居民就業及社會保障體系，勞動保障部門為其提供《勞動手冊》，提供就業培訓、職業指導及職業介紹服務，幫助其通過市場就業。

2.2江蘇省蘇州市失地農民的安置模式

2004年蘇州市出臺了《蘇州市征地補償和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試行辦法》，規定在合理計算征地安置補償費的基礎上，將失地農民的安置補償費、土地補償費等全部用于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將16周歲以上的失地農民全部納入基本生活保障體系，建立起包括養老、醫療、失業、最低生活保障及再就業優惠的政策體系。具體做法如下：（1）對年齡在16周歲以下的失地農民，每人一次性領取不低于6000元的生活補助費，其就業后按照新增勞動力進行管理，并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2）對女性16周歲至35周歲，男性16周歲至45周歲的失地農民，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到達法定退休年齡后按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規定享受養老待遇。（3）對女性36周歲至54周歲，男性46周歲至59周歲的失地農民，以實行基本生活保障的當月起至到達養老金領取年齡時止，按月領取不低于160元的生活補助費，到達養老年齡按規定領取養老保險金。（4）對女性55周歲以上，男性60周歲以上的失地農民，從實行基本生活保障當月起，按月領取不低于200元的失地保養金。

2.3江西省上饒市失地農民的安置模式

上饒市的規定則有所不同：（1）該養老保險是處于自愿原則，按照失地農民自己繳納多少，政府等額配套多少的原則，降低參保“門檻”，實行“低進低保”，繳費標準分為A、B、C、D四檔。失地農民參保可自行選擇其中一檔，但一經選定，則不得變動。（2）按繳費標準一次性繳費的農民，男性年滿60周歲，女性年滿55周歲的，可從參保的次月其按現行失地農民養老待遇標準每月領取養老金。（3）個人按月享受養老待遇檔次必須與其繳費檔次相對應，也分為四檔：即：A檔每月150元；B檔每月160元；C檔每月180元；D檔每月200元。（4）此外，每年的7月1日為調整失地農民養老待遇的執行時間。從2006年7月1日開始，凡失地農民開始享受養老待遇的時間至調整養老待遇的執行時間滿一周年的，在原養老金的基礎上每月再增加10元。（5）失地農民增加的基本養老金所需費用從失地農民個人繳納的養老保險費收不抵支時，由縣財政安排專項資金給予補助。

2.4浙江省義烏市失地農民的安置模式

義務市失地農民的安置采用的是發放土地補償款并利用商業保險為失地農民的養老進行保障的模式。具體如下：（1）土地補償費按2：4：4的比例分配，村集體留20％，40％用于村民分配，40％由村集體統一用于養老保險。（2）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推出新險種“團體年金分紅保險”等，規定統一由村集體投保，保險費從村集體的土地補償費中列支，簽訂保險合同，壽險公司履行給付金義務。（3）本金歸集體所有，以中國人壽保險公司2.5％的保證收益和不低于投資收益70％的紅利來支付年滿60周歲的男性和年滿55周歲的女性的失地農民的養老金。這種方法等于把失去的土地變成貨幣“存”了起來，有利于保險資金的保值增值。

從以上幾個地區關于失地農民的安置，我們發現，盡管各個地區實行的失地農民的安置辦法各不相同，但各個地區都綜合考慮了本地區的財政承受能力和實際經濟發展情況，并結合當地失地農民的現實情況，這些都使得失地農民這一社會弱勢群體的未來社會生活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哪一種模式更適合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呢？哪一種模式更能給失地農民帶來最大的利益呢？我想，這應該結合我們國家各個省、市（區）的具體情況來判定。或者，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并不存在哪一種模式可以完全適合現階段中國社會的發展，但總的來說，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失地農民的出現，未來關于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問題的解決將會越來越完善，且越來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3我國失地農民養老保險的幾個建議

從以上的幾個模式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經濟發達地區，尤其是鄉鎮企業發達的上海、浙江、江蘇等地的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的工作都完成的比較好。在這些地區，政府不僅為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做了規劃，而且對失地農民就業的培養更下了一番功夫，這樣有利于解除失地農民的后顧之憂，能夠促進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并保證社會的和諧穩定。他們所實行的“以土地換保障”的政策是值得在全國范圍內推廣的，我們應該根據各個地區的實際情況，對“以土地換保障”的做法進行深入研究，制定出一整套有利于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辦法。參考失地農民滬、浙、蘇等地成功的經驗及其他經濟不發達地區對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的探索，為了真正貫徹落實黨對“三農”問題、尤其是對失地農民的幫助政策，我們仍應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進：

(1)應當適當降低失地農民繳交養老保險的比例，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失地農民由于失去了土地這個生活支柱，加之在短時間內不能很好的適應城鎮生活并取得收入，微薄的土地補償金不足以彌補整個家庭的開支并留下足夠的余額繳交養老保險，這嚴重挫傷了失地農民為自己辦理養老保險的積極性，在這種情況下，筆者認為政府應加大對這部分社會弱勢群體的幫助，采用政府全額或者政府和集體共同為失地農民提供養老保險的模式，在中西部經濟不發達地區可以考慮由失地農民個人繳交少數，政府、集體繳交多數的這樣一個辦法，以保證失地農民真正可以做到“老有所養”。

(2)是要適當的提高失地農民養老保險金的發放比例。在很多城市，失地農民由于身份的轉變而要承擔更多的消費支出，同樣的東西由于土地的失去而使得他們的生活成本迅速提高。如果仍然按照農村的最低生活保障，比如月160元，是不一定能夠真正讓失地農民“老有所養”的，屆時政府要從別的渠道來解決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問題。與其在未來某一時間花費更大的精力來解決同樣的問題，不如在制定失地農民養老保險金發放的時候適當的提高發放的標準，一次性解決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問題。當然，這也要根據各個地方財政的實力而決定。但是，高額的土地轉讓增值收益應該是可以為失地農民提供足夠的社會保障補償的。

(3)要適當健全我國養老保險法律法規的建設。以法律的手段來保證失地農民的利益不受侵害，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要對失地農民土地補償金、失地農民的養老及就業等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防止政府部門的尋租行為等。法律的健全有利于真正保證失地農民的切身利益。

（4）除了政府要有所作為外，商業保險機構也應該順應形式的發展，適時推出適合失地農民的險種，為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提供一定的輔助作用。此外，家庭養老依然是失地農民養老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經濟日益發展的今天，我們仍然要注重德教，注重對青少年尊老愛幼的教育，培養失地農民的子女使其有一定的生存及發展能力，真正使得失地農民可以做到安心養老。

總之，各地區的政府應對自己轄區內的失地農民有足夠的關注，并制定出適應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政策，真正從失地農民的角度出發，承擔自己應盡的義務，切實解決失地農民的養老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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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關于養老問題的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 農業轉移人口 市民化 培訓體系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要從根本上實現人的城鎮化―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就是要推動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從農業到非農業職業上的轉換、從農村到城鎮地域上的轉移、從農民到市民身份上的轉變，從忽視到重視待遇上的提升”的全方位變遷，最終實現文化協同、待遇平等、社會和諧。而以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如何加快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全方位變遷”，如何順利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就成為當今全社會關注的重點問題。①

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更強調農業轉移人口作為人力資本投資和效益方面的提升，比如在教育理念、文化觀念、思維角度、工作技能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進步②：即農業轉移人口在工作、文化、生活和社交這些方面，實現從“村”到“城”的轉變，具備相應的“市民化能力”而融入城鎮，最終完成從“農村人”到“城鎮人”的轉變。所以，推進以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進程，就是通過各種途徑來提升農業轉移人口適應城鎮、融入城鎮的綜合素質能力，使其具備“市民化能力”的進程③。

新型城鎮化要解決農業轉移人口融城難的問題，關鍵在于提高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能力”;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能力”的提高僅依靠農業轉移人口自我發展來實現將需要很長的周期，而且完成情況還會參次不齊。因此，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通過國家建立完備的農業轉移人口培訓體系，并通過持續性措施來保障培訓體系貫徹執行來實現。因此，如何構建農業轉移人口培訓體系以及相應的保障措施是新型城鎮化工作應該重點解決的問題。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需求分析

構建農業轉移人口培訓體系的前提是，掌握目標對象―農業轉移人口的基本特點和需求。只有把握住這個前提條件，培訓計劃設定的是否合理，培訓內容選取的是否有針對性，培訓過程由哪些部門來完成等等這些具體問題才能得到切實有效的解決。農業轉移人口的主體是新生代農民工，所以我們選取“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農業轉移人口的代表，來反映當前農業轉移人口的基本特征。其中，“新生代農民工”是指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農民工群體，“老一代農民工”是指1980年以前出生的農民工群體，外出農民工是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農民工。④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能力現狀。據國家統計局的《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以下簡稱《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13年末，中國農民工數量規模達到2.68億人，在國家經濟社會領域中發揮主力軍作用。一是新生代農民工在中國職工中的比例較高，受教育程度和接受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比例有所提高。《調查報告》的相關數據顯示，2013年新生代農民工12528萬人，占農民工總量的46.6%⑥。這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規模在中國職工總數中的比例已經將近一半，他們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很多領域中都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從受教育程度來看，新生代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到三分之一，比老一代農民工高19.2個百分點。從接受技能培訓角度看，接受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占32.7%（存在同時接受農業技術培訓和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情形），比上年提高1.9個百分點，但占比依然偏低。

二是農民工有效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缺乏。《調查報告》的相關數據顯示，農民工在維護自身權益方面，認知程度包括現實情況表現的都比較差，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被拖欠工資的外出農民工比重比2012年上升0.3個百分點，達到0.8%。第二，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重下降2.6個百分點，只有41.3%。第三，參加社會保障的外出農民工比例有所上升。參加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的比重分別提高1.4、4.5和0.7個百分點。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需求分析。相比于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由于成長環境的變化和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們在觀念上已經有了很明顯的轉變和更新。具體表現為：從生理需求上講，外出務工動機從“改善生活”轉向“改變生活”;從心理需求上講，對務工城鎮的停留意愿從“過客”轉向“合法居民”;從就業需求上講，對工作要求從“實現勞動權益”轉向“發展平臺”;從尊重需求上講，維權方式由“被動表達”轉向“積極主張”⑤。

綜上所述，新生代農民工有強烈的進入、融入城市的意愿，但受到自身技能水平、認知水平等的限制，也就是“市民化能力”的缺失，導致其需求不能被有效的滿足。所以，由國家構建完善的農業轉移人口培訓體系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基于新生代農業轉移人口的基本特征和其市民化的需求來構建的農業轉移人口培訓體系就更具有針對性和可行性。

農業轉移人口培訓體系的構建

按馬斯洛的需求層級理論，動機是個體成長的內在力量;而動機的構成是多種不同性質的需要。⑥據此，筆者以提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能力”為目的，構建了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需求培訓層級體系。該培訓體系包含五個組成部分，像階梯一樣從低到高，按層次逐級遞升，分別為：生計能力培訓、保障能力培訓、社交能力培訓、學習能力培訓和自我價值能力實現的培訓，如圖1所示。

圖1 農業轉移人口培訓體系

生計能力培訓。生計能力需求是農業轉移人口進入城市維持自身和家庭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對農業轉移人口進行生計技能培訓也是最基本的能力培訓。具體的培訓內容可以根據農業轉移人口的愛好或者選擇其本身已經具備的技能進行基本培訓和升級培訓，實行短期培訓和長期培訓相結合。可以根據農民工的就業行業進行相關的培訓。當然，隨著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進程的推進，生計技能培訓也應該包含現代農業技能培訓。

保障能力培訓。保障能力培訓的主要目標是培養農業轉移人口利用城市或城鎮社區的社會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服務，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根據中國農業轉移人口的需求特征，保障能力的培訓主要包括相關法律法規的培訓、醫療體系培訓、社保體系培訓和國家相關就業、創業等政策的培訓。保障能力培訓的主要目的是讓農業轉移人口能和城鎮居民一樣了解并真正享受到國家提供的基礎設施和相關公共服務，享受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社交能力培訓。當農業轉移人口進入城市和城鎮，原來在農村形成或者習慣的一些禮儀和認知都必須改進，以適應城市或城鎮這個新環境。所以，對農業轉移人口進行相關的社交禮儀培訓、表達能力培訓、談判能力培訓就顯得非常必要了。同時，社交能力培訓不僅幫助農業轉移人口更快地融入城市，在尊重他人的同時獲得別人的尊重;而且還能幫助農業轉移人口在工作中有效地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找到合理合法的方式表達自身的訴求。

學習能力培訓。隨著社會環境不斷變遷，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進步，國家政策不斷的調整，如何讓農業轉移人口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自發形成與時俱進的意識，這是一個重要的、長期的問題。“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農業轉移人口的“再學習能力”培訓是非常必要的。學習能力培訓就是幫助農業轉移人口提高主觀能動性，積極主動的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主動了解、學習和切身利益相關的新技術、新國家政策和新法律法規，提升自身的適應能力。學習能力的培訓主要包括收集信息能力的培訓以及相關技術技能使用的培訓，這是中長期的能力培訓過程，是最重要的培訓。

自我實現能力培訓。自我實現是農業轉移人口發展的最高境界，是農業轉移人口融入城市后新價值的體現。農業轉移人口的自我實現能力需求主要表現在對工作、學習和生活最高境界的追求。隨著生計能力、保障能力、社交能力和學習能力四種需求的滿足，農業轉移人口已經適應了作為城鎮居民的生活，他們需要重新開始尋找生活的樂趣、學習更多的知識以享受工作外的精神生活。自我實現能力的培訓是高級素質和素養的培訓，主要是指一些創新能力和高級別應用能力的培訓。

農業轉移人口能力培訓體系內容基本是按層次逐漸上升，但次序也不是完全固定的，可以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調整變化，也允許例外情況。農業轉移人口低層級的能力培訓需求相對滿足后，就會自發向高層級的能力培訓需求發展，追求更高一層級的能力成為驅使農業轉移人口行為的內在動力。⑦生計能力培訓、保障能力培訓屬于低層級的需求，兩者只需要通過外部條件的設定就可以被滿足;而社交能力培訓、學習能力培訓和自我實現能力培訓是高級別的需求，這三種能力培訓必須通過內部因素作用才能滿足。需要強調的是，同一時期，農業轉移人口可能有幾種能力培訓需求，但每一時期總有一種能力培訓需求占支配地位，對農業轉移人口的行為起決定作用。而且，由于社會的變遷和技術的不斷進步，任何一種能力培訓需求都不會因為更高層級的能力培訓需求的發展而消失。

一個地區農業轉移人口的能力培訓層級結構，和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水平都有極強的相關性。在相對不發達的地區，低層級的能力培訓（生計能力、保障能力）需求占主導的人數比例會相對較大，而高層級的能力培訓（社交能力、學習能力和自我實現能力）占主導的人數比例會相對較小;在相對較發達的地區，情況則正好相反。

農業轉移人口培訓體系推進的具體措施

為使農業轉移人口留在城市并融入城市，各國政府都將農業轉移人口的培訓問題作為重中之重的課題。農業轉移人口培訓體系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發揮政府、企業、教育事業單位和農業轉移人口的共同力量，協調并進，才能更好促進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⑧為順利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培訓體系的執行，本文結合農業轉移人口培訓的國際經驗，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農業轉移人口培訓體系推進的具體措施。

第一，法律規范與獎懲措施相輔助。制定并頒發相關的法律法規來督促各地政府部門、企業和職業院校等所有參與農業轉移人口培訓的機構來執行培訓體系方案，如將農業轉移人口培訓工作列入各級人民政府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和目標考核內容，建立考核評估機制。同時設定一部分的國家資助和相應的獎懲措施來激勵所有的參與培訓機構，比如對參與農業轉移人口培訓的各級政府給予更多的政府財政補貼和資金、設施設備等方面的資助。

第二，政府資金和社會資本相結合。一方面政府增加農業轉移人口培訓資金的投入，設定培訓補貼標準，改進培訓補貼方式方法，鼓勵各地政府部門整改或擴建主要面向農村招生的職業院校、技工院校，也鼓勵企業、教育機構積極參與到農業轉移人口的培訓體系中來。另一方面，吸引社會資本的投入。鼓勵大中型企業聯合技工院校、職業院校，建設一批農業轉移人口培訓基地，結合當地的經濟發展特色、企業的人才需求特征和農業轉移人口的特征，制訂相應的培訓項目課程和實訓訓練，讓這些培訓項目更有效地服務于企業需求和地方經濟發展，發展適合不同地方經濟發展需求的特色專業培訓。

第三，差異化培訓與拓寬渠道相銜接。在建立差異化培訓機制方面，設立農業轉移人口終身職業培訓體系。比如對農村高中以下學歷人群開展生計能力培訓，對在崗農業轉移人口開展生計能力提升培訓和保障能力培訓，對具備中級以上職業技能的農業轉移人口開展保障能力、社交能力和學習能力培訓，提高農村應屆初高中畢業生接受職業教育的比例。與企業合作，重點開展訂單式培訓、定向培訓、定崗培訓，面向市場確定培訓職業（工種）等培訓方式。同時，要積極拓寬培訓渠道，比如可以通過老鄉會的形式，加強新生代農業轉移人口的合作和交流，構建基于老鄉會的學習共同體，加強他們與社會不同階層的接觸，在及時了解相關信息的基礎上，促進社交圈的形成，幫助其積累社會資本。

第四，社會服務體系與創業扶持相配套。社會服務體系主要包括社保體系、各種中介服務體系等。如勞動力市場的中介服務體系，可以利用互聯網信息技術，實現就業信息全國聯網，為農業轉移人口提供免費的就業信息服務，有針對性地為農業轉移人口提供政策咨詢、職業指導、職業介紹等公共就業服務。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家庭服務業和中小微企業，開發適合農業轉移人口的就業崗位。運用財政支持、創業投資引導和創業培訓、政策性金融服務、小額擔保貸款和貼息、生產經營場地和創業孵化基地等扶持政策，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創業。

總之，推進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是拉動中國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措施，而通過農業轉移人口培訓體系來提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從而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本文主要從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需求角度來構建農業轉移人口能力培訓體系，中間還會涉及到很多具體問題的解決，比如差異化能力培訓劃分標準的確定、農業轉移人口創業的具體需求分析等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深入思考。

（作者為中州大學經濟貿易學院講師、中州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釋】

①董鴻揚：“農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鎮化的內在需求”，《黑龍江通訊》，2013年第6期。

②李永慶：“中國新型城鎮化必須提升人的城鎮能力”，《改革與戰略》，2014年第3期。

③劉嘉漢：“以發展權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道路研究”，《經濟學家》，2011年第5期。

④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工人日報》，2010年6月21日。

⑤張興祥，羅雪梅：“新生代農民工價值取向辨析”，《廈門特區黨校學報》，2013年第3期。

⑥⑦夏云：“基于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新生代農民工激勵研究”，《北方經濟》，2013年第3期。

第7篇：關于養老問題的調查報告范文

  　論文摘要:文章以新的人口學研究視角，從中國青年失業問題來研究和養老保障體系之間的關系，首先對中國失業青年的數量進行了估計，然后是針對這部分群體對中國養老保障體系中資金、觀念、代際、自身、同代之間的影響和沖擊的思考。

      一、研究背景

    就業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一件大事，特別是在我國社會保障還不是很完善的情況下，就業對家庭和個人來說更顯得尤為重要。當前，我國正面臨著城鎮新增勞動力就業、農村勞動力轉移和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三碰頭”的局面，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緊張態勢，不可避免的對中國就業市場帶來沖擊和和增加就業的困難。據勞動保障部2002年四季度對89個城市勞動力市場狀況調查，16 -36歲的求職者約占總求職人數的69.7%;其中，16-24歲之間的求職者占35.6% , 25 -34歲之間的求職者占34.1%;青年求職者已經變成為主體，這與過去求職者主要為35歲以上大齡群體的情況有明顯的變化。我國已經出現青年人就業困難的現象。

    我國失業問題的研究與中國經濟轉軌和國有企業改革是密切相關的，自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著下崗等問題開始，關于失業的研究也開始。尤其是針對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問題研究的比較多，而且因為問題的嚴重程度也一直給與比較多的關注。但是，針對青年失業問題的研究卻相對比較少，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資料的缺乏，另一方面也與社會經濟條件及制度有關。但是隨著下崗失業問題中的“4050”人員尚未完全解決的同時，新問題又不斷凸顯，大學擴招后的大學畢業生、大量的初高中畢業生、中職畢業、城市化過程中大量失地農民的后代等等，都源源不斷地釋放到就業市場上，因此近年來引起了包括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尤其是在全球化青年失業問題的大背景下，青年失業問題也開始漸漸得到重視。青年失業問題不僅僅對社會經濟、文化、傳統、安全產生影響，同時還會對中國現存的人口問題進一步惡化。本文的研究視角是考察這群失業青年對中國養老制度的沖擊和影響后果，就此問題，本文試圖通過一個話題來引發學術界對中國青年失業問題和老齡化過程中養老問題之間關系的思考，同時也為更多的學者研究青年失業等相關問題拋磚引玉。

    本文的安排如下:首先對中國目前的失業青年數量進行估計;然后是對中國青年失業問題對養老保障體系的沖擊和影響做深人剖析;最后是本文的結論以及進一步討論。

    二、對中國失業青年的數量估計

    1、資料來源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主要來源于:(1)《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1999-2004 )，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該數據是國內外學者參考的主要年鑒之一、比較權威，本文主要數據資料是根據該年鑒計算整理得到。(2)中國勞動保障部勞動力市場網上公布部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供求數據( 2001-2004各個季度的數據資料)，該數據是分季度統計、可以及時、動態的了解最新的勞動力市場需求信息。同時本文根據需要把各個季度的數據整理成了全年的數據，本文的參考數據資料源于此。(3)中國期刊網上的文獻。該數據庫是目前國內容量最大、資料最全的數據庫。其中包含了很多地區政府以及學者對該問題的數據調查資料。這在某種程度彌補了一些在數據上的缺憾。(4)教育部公開的數據資料以及國內公開出版的新聞報紙。多渠道、多角度的數據對審視青年失業問題是非常必要，同時也是有益的，因此，在本文這些數據的使用有時是單獨引證，有時是相互印證，更多時候只是給讀者或者該問題的研究者提供一點線索或者說一個視角。

    2、青年概念的界定

    在研究青年失業問題時首先要了解失業青年的數量和基本特點，但是有必要澄清一點，目前國內研究涉及到這個問題時，由于年齡的下限界定不同，因而失業青年的數量或者比例是不同的。國際上各國關于青年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其中1985年，聯合國首次將青年界定為15-24歲之間的人群。中國大多數學者討論青年問題時對青年的界定比較寬泛或者沒有界定。為了大多數學者的研究能夠進行對比、也為了不引起讀者的混淆，因此在本文中盡量不泛泛使用青年這個概念，而采取折中的方法，不進行界定，而使用比較年齡段的方法，例如青年16-24歲、16-29歲，16-34歲等等;但是對于某些無法提煉年齡結構的數據或者涵蓋青年概念的數據，本文會使用其他的概念來說明。例如:新成長失業青年等等。這些概念和本身的青年概念又有區別，但是對于研究該問題的初期，對于數據資料本身就十分有限和稀缺的情況下，必要時引用這部分數據又是十分有益的。因此，在本文中出現的類似青年的概念之間不是可以完全替代的，而是一種互相說明補充的作用，這一點對于將來該問題的深人研究和規范研究是必須闡述和澄清的。

    3、關于失業青年數據資料的估計

    關于失業青年的數量是非常難統計的，一是因為統計公報或者統計年鑒提供的是登記失業率，此外，這個登記失業率還是城鎮的數據，沒有包括農村數據;二是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包括職業介紹中心登記的情況往往也是覆蓋面有限;三是各城市之間的經濟差距，使得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程度不同，例如上海就通過各種方式進行了解，而另外一些城市卻沒有任何數據資料;四是失業青年中的群體差異性使得研究的重點不同，例如失業青年中的弱勢群體和大學生群體，前者沒有任何數據，后者得到很多關注。以上的種種原因，使得我們研究中的數據要遠遠小于真實的數據。但是我們仍然盡力嘗試能夠讓讀者大致了解一些情況。

    (1)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資料估計

    根據表1;1998年到2003年城鎮勞動力供給與配置情況可以看到，城鎮勞動力供給總數遞增很快，從1998年1512.73萬人增加到2003年的2896.38萬人，6年間平均每年增加230.6萬人;而相對城鎮勞動力的配置情況，6年間平均每年增加111.7萬的就業機會。1998-2001年當年未就業比例始終在40%上下徘徊，到了2002年、2003年這一比例上升到45%。以2003年數據為例，也就是2003年城鎮勞動力中有大約1300萬人沒有就業。根據勞動力年齡的界定是16-59歲，當然屬于青年16-34歲的人數是不知道的，但是這部分數據中的“高等學校畢業生”、“中等學校畢業生”、“未能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的年齡范疇都屬于青年的界定，參見表2。根據教育部2003年底大學生就業率83%估算，“高等學校畢業生”畢業不能就業的數量是37萬人左右;根據上海閘北區的調查中等學校畢業生和初高中畢業生的失業率44.2%和52.8%估算我們這里的全國數據(調查組，2003),“中等學校畢業生”、“未能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的數據分別為111萬人和160萬人。僅是這三部分數據中不能就業人員的統計就超過300萬人，真實的數據一定要大于該數據。

    (2)根據中國部分城市勞動力市場資料估計

    由于這部分數據是根據中國部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數據匯總得到，因此在本文中只能使用新成長失業人員占全部失業人員的比例來說明該群體的情況。這一數據是從2001年開始，因此我們只能對2001年到2004年各個季度以及年度數據進行對比，由于年度數據有限，我們沒有辦法對新成長失業人員比例進行趨勢的預測，只能說這部分人的比例占整個失業人員的大約為五分之一左右。按照這種比例推斷，這部分群體游離在就業狀態之外，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業優勢更加喪失，那么成為失業青年中不業群體的人群就會更加龐大。

    (3)全國各地區調查問卷資料的估計

    在考察全國青年失業人口的數量之前，我們首先考察某些地區的登記青年失業人口的情況，然后讀者可以根據文中提供的各種比例推論目前中國青年失業人口的情況。上海市寶山區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該區16"35歲的城鎮失業青年到2001年以達到21688人，占全區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的73.7%(許小玲，2003)。而上海市寶山區就業促進中心提供的有關數據顯示，截止到2002年1月，區內 35歲以下的青年失業的登記人數為39576人，占全區失業人口總數的45.8%(蘇紅，2003)。同樣是上海，閘北區2001年25歲以下失業青年占失業人員總數的48.7%，高于上海市統計比例近8個百分點(課題組，2003)。-2003年社會和勞動保障對全國沈陽、南京、鄭州、宜昌、齊齊哈爾等十個城市進行的抽樣調查報告顯示，失業人員中，35歲以下的青年所占比例高達53%(童紅梅，2004)。共青團江蘇省委在2004年2-9月，在全省范圍內對35周歲以下的無業失業青年進行抽樣調查中發現，有59.5%的人失業后不去主管部門登記，一方面反映無業失業青年尋找工作的積極性不高，另一方面說明社會隱形失業比較嚴重，實際失業人數要大大高于某些統計數字(練月琴等，2005)。

    (4)對失業青年群體內部分類的估計

    a大學生待業的數量

教育部提供的數據表明，2002年大學畢業生約有43萬人未能找到工作，2003年大學畢業生待業人數超過52萬人，2004年大學畢業生人數增至69萬人，而2005年將達到79萬人(安國啟，2005)。如果按2002年的64.7%的大學初次就業率來估算，那么從2003年到2005年，離校時未就業的畢業生將分別達到75萬、99萬和120萬。即使按照教育部公布的2003年年底的就業率83%來計算，2003年底仍然有36萬人沒有進人就業狀態，以此估算2004年有48萬、2005年有58萬人。這樣按照2002年初次就業率和2003年底就業率估算出的大學生( 2003-2005)累計未就業的數量的域值為[142萬，294萬]。

   b.未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和中等職業畢業生

    根據城鎮勞動力供給總數中未能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的數據繪制的圖1，用以說明這一群體的數量發展趨勢。之所以把未能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拿出來，是因為根據這部分人年齡大多處在15 -20歲之間，年齡低、學歷低、而且沒有任何職業訓練，這部分人將來成為失業青年中一直不能就業的可能性最大。根據表1，這部分人大約有二三百萬.根據圖1這一群體還有很強的上升勢頭。另外一部分群體是中等職業畢業生，根據表2,2003年這部分群體的人數是2508299人。整個用人單位存在人才過度消費，所以這部分群體常常是“畢業即失業”。另外，這部分群體和未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呈現特征相似:年齡低、學歷低、沒有工作經驗等。雖然這兩部分人占整個城鎮勞動力供給總數的比例不是很大，但因為該群體的低齡化因此對該群體的就業問題不容忽視。

    三、中國青年失業問題對養老保障體系的影響分析

    根據預測，2020年左右，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10%，年齡中位數將超過36歲;2040年，中國將步人嚴重老齡化時期，平均每5個人中就會對應一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按照這種預測，那么平均這5個人中去掉未成年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沒有到達65歲但已經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結果將會是多少?盡管不知道具體的數字，但已經讓人喘不過氣來，如果再減去不能就業青年人，數字也許會更加震撼人心。那么我們就會反問，剩下的人面對如此大的壓力還會愿意承擔上一代養老的社會責任嗎?這只是一種預測，準確與否有待時間的檢驗，但是我們必須面對中國養老保障的現實問題，也就是任何可能影響或者是產生沖擊的養老問題的可持續的問題，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沒有辦法改變的因素是未成年人的撫養比、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可以改變的是提高退休年齡、增加就業機會、促使meet族的就業。但是現實問題提高退休年齡和增加就業機會本身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問題，而促使失業青年改變觀念、增加職業培訓和指導是真正解決現實和未來養老保障體系方面最切實可行的途徑。以下就是針對青年失業問題對中國養老保障體系中資金、觀念、代際、自身、同代之間的影響和沖擊的思考。

      1、對個人賬戶和社會保障養老基金的影響

    中國養老基金名義上是按照現收現付制加部分積累的個人賬戶相結合進行時，但由于目前制度是養老基金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的混帳管理，因此養老基金的保障體系實質上仍然實現收現付制度。在完全積累的養老保障體系中，每一代人都在為自己的退休而積累或是儲蓄，但在目前中國實行的部分積累制尤其帶有現收現付的成分情況下，那么只能由下一代或者幾代人的繳納來完成。根據最新權威資料，到2004年新的個人賬戶空賬已達7400億元，且以每年1000多億元的速度增加。這種潛在的養老保障基金的風險會越來越大，這是中國養老保障制度在轉軌過程中必須要面對問題。應該說一個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為保障勞動力市場的平穩運行而付出的各種費用，同時又需要在職勞動力的供款保障和支持。有學者提出，利用勞動力市場，通過擴大新人總量，是解決養老負擔過于沉重的一個可行辦法。但是失業青年的大量存在，既沒有為自己積累起相應的養老基金，也未能對目前社會養老統籌做出貢獻。

    2、對傳統的家庭養老觀念的影響

    中國具有尊老愛幼的傳統，儒家文化中的“孝道”更是千百年來傳頌的美德，而且也是維系代際關系的基本準則。中國的養老方式長期以家庭支持為主，傳統的家庭養老觀就是養兒防老以及反哺模式，盡管社會化生產方式已漸漸打破家庭養老一統天下的局面，但目前中國的養老依然是以家庭養老為主。

    當新一代獨生子女成長起來之后，由于他們受到的溺愛和寵慣，家庭觀念和對父母的責任感大大降低，中國的家庭養老模式必然將會遇到挑戰(蔡防等，2003)。獨生子女和以往的多子女的家庭相比，受到父母和親戚更多的嬌慣和溺愛，形成自我中心的性格特征，成年后對贍養父母的意識比較薄弱;而中國的失業青年又大多是獨生子女，加上不想就業依然依賴父母生活，那么作為成年人應有的責任也會更加淡化，養本身就比較困難，更不要說承擔養父母的責任了;甚至有的父母不僅養兒子、女兒這一代，還要養他們的下一代人。

      根據經濟學的交換理論，交換動機的新含義是，父母在子女年幼時對其進行投資，并指望在自己年老時得到子女以養老形式提供的回報(guttman , 2001) 。neet族的存在，使交換理論失去意義，同時父母對養老存在危機和不安全感，這將對人們生育觀念產生影響，將進一步惡化人口結構。

    3、對將來自身養老保障問題的影響

    現在的失業青年大多處在15-19歲和20-30歲這樣兩個年齡段，就是初高中(技校、中專等)畢業生和大學研究生畢業生兩個階段。前者和后者之間有很大不同，但是年輕、不愿意就業或者不能順利就業是共同特征，隨著不就業的時間推移，這批年輕的neet族進人40-50歲階段，那么就業困難更大，在勞動力市場上年輕資本或者說年輕資源就遺失殆盡，更無優勢可言。現在可以靠父母，到了沒有父母可靠的時候怎么辦?難道要靠領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失業金過一輩子或者靠他們的下一代來養老嗎?

    4、對同代人養老問題的影響

    根據有關方面數據，預計到2020年，退休人數將超過1億人，贍養比將達到2.5:1左右。如果除去失業青年的影響，那么贍養比會低于2.5:1，這對同代人產生不公平，本來共同承擔的責任和資金變成了由其中的一部分人承擔，加大了這部分人的經濟和精神負擔。《中國青年報》4月6日報道，2004年，烏魯木齊市有13名碩士因為就業期望值過高，找不到滿意的工作崗位，領取了失業金。如果說失業青年中那些因為學歷低被排斥在就業市場之外，那么這些擁有高學歷的失業青年就是因為期望值不同而不就業，甚至領取失業金接受社會的保護，這可能會導致政府的財政狀況出現危機。同時對同代人的觀念也會產生沖擊，會動搖一些人關于就業和養老的觀念，如果失業青年繼續增加，就有可能導致現有的中國養老保障體系的崩潰。

      四、結論

    在任何就業市場上，我們只能最大限度的實現充分就業，而不可能是全部就業，因此無論何時都會存在失業的人，也就是說存在主動和被動失業的人。換言之，就是一直會有“待業青年”，也會有靠父母的失業青年。在中國失業青年中不愿意就業或者不能順利就業的青年有很多中文稱謂，“待業青年”、“傍老族”、“啃老族”、“新成長失業青年”、“neet”等。這部分數量應該是小部分的，如果存在很多，就會對社會、經濟、文化傳統等產生嚴重的問題。中國的新增勞動力中有將近一半的人不能就業，加上中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對家庭觀念的影響，大量失業青年的存在和快速增加應該引起人們的廣泛重視同時采取措施解決。在nest比較嚴重的日本，2005年的年度預算中，針對“neet”和自由職業者，日本政府計劃撥款810億日元幫助年輕人提高工作積極性(肖爍，2004)。

第8篇：關于養老問題的調查報告范文

深圳市“農地轉國有”試驗以“特例”獲得北京默許付諸實施，國土資源部調查報告認為此舉“不宜模仿”，“下不為例”

中國目前正處于急劇城市化的進程中。此間，土地作為最稀缺的生產要素居于中心地位，成為諸多公開或潛在沖突之源，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關注。城市化中的土地問題，特別是農業用地和農民宅基地的非農化，因此成為《財經》已經和即將持續報道的重大話題。2006年2月，《財經》曾刊載封面報道“土地解密”，對中國土地問題進行宏觀、實證的理論解析，亦曾引起各界深入討論。

從本期始，《財經》將陸續刊發記者的基層實地調查，從微觀層面展現農地非農化過程中形形、光怪陸離的畫面。

我們深信，妥善地處理農地問題，關乎中國經濟之轉型，關乎建設和諧社會之成敗。任何一個國家的城市化進程，都包含兩個最為核心的內容：一是農村人口的城市化，一是農民土地的非農化。中國自農村改革以來，經過20多年的努力，城鄉二元分割的樊籬正在打破，農民的就業和社會身份正一步步得到政策和城里人的認同。可是，在此過程中，農民土地的非農化卻朝著“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和“土地國有化”方向強化，演繹著一出出現代城市拔地而起與農民失地、失權、失業相織相匯的悲喜劇。

中國已經走到土地制度改革的十字路口。是朝著市場化的方向前進，承認農民的土地權益、逐步放開土地一級市場，還是在現有的行政性軌道上強行推進？進一步說，在城市化的過程中，究竟應當以什么原則、什么方式，兼顧國家、集體和農民的多方利益？現在已經到了必須正視這一問題的關鍵時刻。

――編者

沒有過多的媒體報道和坊間渲染，深圳市已靜靜完成了一場在中國獨一無二的農地國有化“改革”。

過去兩年間，深圳市以推動“城市化”為起步，成功地將轄區內全部農村集體土地一次性轉為國有土地，史無前例地消滅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當地政府亦成為全國惟一的壟斷轄區內所有土地的副省級政府，成為中國最富有的“地主”。

在2004年深圳啟動“轉地”之前，深圳市的土地制度與全國一樣，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這也是1982年以來中國土地制度的基本框架，農村集體土地要變為國家所有，只能經過政府征用，農民只有農用地的耕種權和農村宅基地的使用權。

深圳“轉地”，惟一的法律依據是1998年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其中第二條第五項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全部成員轉為城鎮居民的，原屬于其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為了解決城市擴張的土地缺口，深圳于2004年決定，把寶安、龍崗兩區內的27萬農村人口一次性轉為城市居民，從而依據上述“條例”，一舉將兩區956平方公里土地轉為國有（參見《財經》2004年第18期“深圳農地轉國有之惑”）。

深圳此舉，于法理、于實踐都曾廣受爭議。《財經》記者獲知，國土資源部最初持反對意見，并在2004年下半年派小組赴深圳專項調查。最終，深圳市“農地轉國有”試驗以“特例”獲得北京默許，付諸實施。國土資源部的調查報告認為，此舉“不宜模仿”，“下不為例”。

時至今日，深圳市已基本完成相應的“轉地補償”。在今年8月1日正式實施的《深圳市土地儲備管理辦法》中，寶安、龍崗兩區的農村土地已統一納入國有土地儲備。在去年以來深圳房地產價格飆升、“地荒”傳聞不絕如縷的大背景下，握有巨量土地儲備的深圳政府顯得游刃有余，看來已掌握了城市發展的主動權。

隨著中央日趨收緊農用地轉用和土地征收的權力，深圳獨特而不可復制的“農地國有化”試驗，更凸顯了中國土地“城鄉分割，同地不同權”的制度困局，也展現出中央與地方圍繞土地復雜博弈的成敗得失。

兩年“轉地”

今年6月22日，深圳召開全市土地管理工作會議，并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推進節約集約用地的意見》、《深圳市土地儲備管理辦法》等七項土地政策，表明未來將“實施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推進節約集約利用土地”。

這次會議的背景之一，便是“敏感的”深圳所轄寶安、龍崗兩區轉地工作已基本完成。

“轉地”始于2003年10月，深圳出臺《關于加快寶安龍崗兩區城市化進程的意見》（下稱《意見》）。地處特區外的寶安、龍崗兩區城市化工作正式啟動，至次年4月全面鋪開。

首先，兩區的行政、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進行徹底調整，以求與特區內的城市管理接軌。原鎮、村兩級的行政建制變更為城市的街道、居委建制；原村民陸續轉為城市居民，并相應獲得城市社保待遇；原鎮、村兩級集體經濟組織隨之改制為股份合作公司。但是，最為核心與敏感的問題，仍是農村集體土地一次性轉為國有。

迄今為止，深圳為配合兩區城市化出臺的各類文件達26份，其中以2004年6月頒布的《深圳市寶安龍崗兩區城市化土地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為核心，并直接與“轉地”相關。

在近三年來的城市化操作中，深圳將寶安、龍崗兩區集體土地轉為國有，并非簡單地貼上權屬標簽，而至少經由三種不同方式逐步達成。其中大多數土地分兩種方式完成，而政府都無需付出任何代價。

其一，是對權屬不明的土地施行“自然轉地”。在現行城鄉分割的土地所有制下，土地或是國有，或是集體所有，現實中卻存在“灰色地帶”。其中最為突出的，即是未曾承包到戶的農村山林地。針對這部分土地，由深圳市農林漁業局負責確認范圍。據介紹，在轉地之初，這部分山林地約有360多平方公里。深圳市國土資源局一位人士表示，除非是明確分給農民的自留山林，法律上對“山林地”并無明確的權屬界定。

在深圳此次轉地過程中，上述“灰色地帶”的山林地，實施了“默認國有”的原則。360余平方公里山林地被自然地轉為國家所有。由于這部分土地幾乎未作任何開發，對其“自然轉地”也未激起農民與政府的明顯沖突。

其二，對農民歷史上自主開發建設的土地實行“合法化”，把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變為“國家所有”。這便是對寶安、龍崗兩區300平方公里城市“已建成區”土地的處置方式。對于早已“洗腳上田”的深圳農民而言，“已建成區”才是他們最重要的利益所在。

根據《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除了農民宅基地、農村公共建設用地、村組企業用地等，其余土地的使用權僅限于農業生產，而非工商開發。但在寶安、龍崗，由于處于市場經濟的最前沿，企業用地需求旺盛。從1990年開始，深圳農村所有的承包土地幾乎全部用于非農業開發，或被直接租賃給外商，或由村集體自行開發于工商用途，此即為“已建成區”。

很長時間以來，絕大多數深圳農民的生活已完全依賴于土地出讓、私房出租以及從集體土地開發中所獲得的紅利。這些面積巨大的“已建成區”雖有違《土地管理法》，卻已成既定事實，深圳市政府不得不認真面對。

伴隨著“農地國有化”，深圳政府在2004年6月出臺的《管理辦法》，再次確認了此前對于“已建成區”的處置辦法。即政府承認農民對“已建成區”的土地使用權，也不追究違規責任；但同時必須把上述兩區“已建成區”土地的權屬統一轉為國有，并不再對農地征用作出任何補償。

在這一模式下，農民雖可“免交地價”，繼續享有“已建成區”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收益，但因這些土地從性質上已轉為國有，農民必須補簽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而依照法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的期限最長為70年，最短為40年。換言之，這些農民通過政府的復雜操作，獲得了有期限的國有土地使用權，但永遠喪失了本屬自己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

在此次“農地國有化”中，政府真正需要付出代價的，是上述兩類土地之外的234平方公里土地。這就是深圳市政府需要作出“適當補償”、目前依然為農業用途的農村集體土地。

“適當補償”

通過“適當補償”將原屬農村集體所有的“純農業用地”轉為國有，是深圳市采取的第三種轉地方式。

這些需要適當補償的234平方公里集體土地，包括寶安、龍崗兩區的耕地、林地、山嶺、果園、荒地、水面等。其中也包括約70多平方公里已納入城市規劃范圍，但尚未完成征地程序和農地轉用審批手續的“純農業用地”。

所謂“適當補償”，包括土地補償費、青苗補償費和地上附著物補償費，標準與歷年征地標準大體相當。根據最終確認的數字，深圳市一度計劃拿出近200億元完成“一次性轉地”。其資金來源包括深圳市及上述兩區的土地基金、財政預算安排的專項資金，以及由深圳市財政局統一從銀行獲得的貸款。

不過，按照深圳市政府的最新測算，最終所需資金并沒有那么多，目前已支付近120億元補償，支付結束大約需150億元－160億元人民幣。以150億元的支出計算，征用這234平方公里土地，平均每畝總補償額為4.3萬元左右，平均每個農民補償5.6萬元左右。

除此之外，深圳市亦一次性將原27萬農村人口中所有符合參加社保條件的人員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并規定每年從寶安、龍崗兩區國土基金總收入中劃撥3％－5％進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用于彌補這些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不足。即使此前從未參加保險計劃但達到退休年齡的村民，亦可按照深圳市城鎮職工參保標準，每月領取養老金。此舉亦被當地政府視為優于征地的補償“配套措施”。

借由“一次性轉地，一次性付款”的轉地方式，至2005年底，寶安、龍崗兩區數百平方公里的農村集體土地“國有化”已基本完成，比之地方政府按項目分批次“征地”，其規模之大，速度之快，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相對于層層審批的征地，“轉地”依然要受到國家的土地用途管制，并不能在轉變性質的同時立即變更用途。目前，深圳每年能得到的“農用地轉用”指標只有1平方公里。鑒于國家對農用地轉用實行嚴格的總量控制，深圳在短期內，并不可能把這234平方公里的“農用地”納入城市建設土地儲備。

目前，寶安、龍崗兩區經“適當補償”而轉為國有的234平方公里土地，已根據不同功能，委托移交給不同的政府部門管理。如農業和林業用地移交農林漁業部門管理，并實施承包經營有償使用，一般承包經營年限為三年到五年，承包方不得改變用途、不得改變原農業生產狀態。政府需要更改農地用途時，則仍需按照正常的報批程序。

盡管如此，一次性“轉地”仍將使深圳市政府在未來的土地使用上獲得主動權。今年8月1日，《深圳市土地儲備管理辦法》正式實施，欲將全市的可建設用地統一收購、統一儲備，統一出讓、統一管理。

“如果不實行一次性轉地，深圳在未來征地的代價和阻力將更為巨大，恐怕一畝地給農民補償30萬元都無法實現。”深圳市國土局一位人士說，“因為在深圳，地比錢更值錢。”

“下不為例”

在深圳市看來，將城鄉土地全部國有化，消滅“農地集體所有制”，關乎整個城市的長期發展。

深圳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王富海表示，深圳在建制之初，狹長的行政區劃便限制了未來的城市拓展空間；且經過20多年的高速、粗放的開發，土地消耗極為嚴重，土地資源趨于枯竭，人口規模和土地總量的矛盾更為尖銳，更甚于其他城市。

截至2004年底，深圳市剩余可建設用地總量為257平方公里。據統計，1997年－2004年深圳市新增建設用地232平方公里，年均增加約32平方公里；以此速度，不到十年，深圳市將無地可供。

而深圳“農地國有化”的重要背景，正是在土地日漸枯竭的局面下，政府與農民互相“爭地”。在可用土地銳減、農民自主開發土地的既成事實面前，政府要在與農民的土地博弈中取得控制權，通過傳統的征地方式，事實上已經難以為繼。

據記者了解，在2003年深圳提出城市化方案并一次性實現“農地國有化”之初，即得到廣東省政府的支持，并迅速展開。

但是，在上報國土資源部時，這一計劃遭遇堅決反對。國土資源部認為，從保護耕地和農民利益的原則出發，城市化并不意味著必然與農業發展相抵觸，而深圳以城市化方案繞過征地審批，變更農村集體土地的權屬，將損害依附耕地進行農業生產的農民利益。并且，當時全國有不少地方亦出現以城市化名義剝奪農村集體土地的傾向，國土資源部更不希望此口一開，引發各地效法。

為此，國土資源部2004年下半年在深圳進行了實地調查，并形成了上報國務院的調研報告。最終報告內容并未公開，《財經》記者獲悉，其結論為“深圳做法，下不為例”。

2005年3月4日，經國務院批準，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國土資源部又以“國法函[2005]36號”文件對深圳市政府進行“轉地”的法律依據，即《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條第（五）項，作出專項的“解釋意見”。該“解釋意見”明確指出：《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條第（五）規定是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其成員隨土地征收已經全部轉為城鎮居民，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剩余的少量集體土地可以依法征收為國家所有。

顯然，該解釋強調，只有在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逐漸被依法征收，并全部轉為城市居民后，才能對農民集體剩余的少量土地轉為國有。這其實是對深圳的“轉地”法律依據的否定。

不過，由于該解釋意見自2005年3月4日實施，并不溯及以往，而“深圳轉地”發生在2004年，由此“深圳轉地”成為中國現有土地制度和法律框架下名副其實的“特例”。

如今，在位于深圳市振興路3號建藝大廈11層的深圳市土地儲備中心，掛牌兩年的“深圳市寶安龍崗兩區轉地辦公室”很可能在今年底摘牌，這代表著深圳“轉地”的徹底完成。

第9篇：關于養老問題的調查報告范文

一、提高認識，健全組織機構

社會保障基金監督管理是一項政策性、專業性、技術性都很強的工作，為加強我區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工作，我局領導高度重視，成立了社會保險基金監督領導工作小組。經局黨組研究決定，我局基金監督工作設在工資保險科，主管局長擔任小組長，全面主抓基金監督，牽頭開展各項監督審查工作;由多年從事過社保業務工作的專業人員任行政總監督員，負責主持現場監督和非現場監督工作，從政策和業務方面指導基金監督工作;局財務會計師任財務監督員，從財務專業方面提供業務保障;辦公室負責協調相關事務。各方面責任明確、分工到人、相互配合、協調一致，圍繞市局基金監督處的要求展開工作，對我區社會保險基金從征繳、管理、運營和支付方面定期、不定期的展開監督檢查工作。組織機構的健全和職能的落實保證了我局基金監督工作的順利開展。

二、基金監督采取的措施

(一)明確工作目標

基金監管的目標責任制作為我局“十一五”規劃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我局起草的《*區“十一五”時期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中強調：“一是強化征收管理，實現依法征收，應收盡收，確保各項社會保險費的征繳到位。二是完善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制度。完善行政監督、專門監督、社會監督和社保經辦機構內部監督相結合的社會保障基金監督體系，實現對社會保險基金征繳、支付和管理運營各個環節的全程監督，切實保障社會保險基金安全。”為切實保證基金的安全運行，各相關部門必須步調一致全力配合，層層落實，層層考核。要求所有審批崗、財務崗、基金業務崗工作人員從眼前工作著手，統一思想，統一認識，人人樹立基金安全意識，為基金安全運行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

(二)規范行政監督行為

今年以來，我局基金監督檢查工作抓住全局各個部門全面推行了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試點工作和“三險合一”管理模式的變化為契機，針對去年對養老保險收繳、支付基金運行操作自查過程中發現的薄弱環節，制定了涉及到行政審批、審核和經辦機構在基金運行操作過程中的近35個內部工作規范，規范了基金管理過程中的基金運作行為和強化了基金運行過程中各個環節的監管力度。形成了社會保險行政管理、業務經辦和監督檢查三方面密切配合、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良性運行。5月份已開始試行，從7月份審核情況看效果良好。工作規范主要特點有：一是對各項社會保險待遇的核準及全部行政許可、行政審批行為實行復審制，并必須經主管局長審定或批準;二是重點對各類行政、事業性收費行為進行了規范，任何工作人員不準隨意減免各類行政、事業性收費;三是加強了對薄弱環節的控制和管理，比如《定點醫療機構監督管理控制程序》等程序性文件，采取了有效措施，改進和加強調研工作和對轄區內定點醫療機構監督管理;四是對勞動保障工作的各項業務環節和細節全部進行了識別和約束，做到了細節完整，確保了各項業務行為的可追溯性;五是全面推進了對服務過程的控制，制定了《服務評價卡》，建立了日常化的服務對象滿意度測量制度，對工作人員的日常服務行為進行隨時監控，從事后監督為轉向事前、事中監督為主。

三、基金監督具體工作內容

在局黨組領導下，我局基金監督工作已經初見成效。半年多，我們按照勞動部[20*]13號文件《關于開展社會保險基金非現場監督工作的通知》要求，積極努力，克服困難，創造條件，堅持現場監督與非現場監督工作相結合，開展了以下具體工作內容：

(一)通過專線網絡，開展非現場監督工作

為進一步提高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工作的質量和水平,促進事后監督向事前、事中監督轉變,進一步完善社保基金監管體系,我局按照市勞動保障局要求積極開展非現場監督工作。通過半年多的不斷的努力，我局基金監督工作小組進一步優化了計算機網絡，專門鋪設了兩條基金監督專線，分別連接到區社保中心和醫保中心的財務數據庫，隨時監督基金收繳、使用情況，對手工報送或網絡傳輸的有關數據資料進行檢查分析,掌握被監督單位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和制度運行狀況。基金監督終端被計算機管理員設置為只讀狀態，對社保基金信息有完全查詢權限，但沒有修改權限。

為了進一步提高基金監督的工作效率，我們對基金監督工作設置了專人專崗，專門從事數據統計分析工作，并且每月會同局會計師組織1-2次集中數據采樣分析，并且每次抽取1-2個險種擬定調查報告。實施范圍由點到面,數據信息由簡到繁,及時總結經驗,不斷補充完善。

同時，我們還發揮了網絡的優勢，將不同類型的企業進行分類對比，在同類型的企業中，對所繳納的社會保險基金的運行情況進行橫向比較;除此之外，我們還在同一企業中，將不同時期內基金收支的情況進行縱向分析，對基金收繳、支付和運營管理過程中存在的非常態變化，及時與社保經辦機構取得聯系，組織相關人員進行現場監督工作，了解和掌握資金在此時期內的詳細運行狀況，發現問題及時查找原因，針對原因采取有效措施，杜絕了同類問題的再次發生。

(二)開展針對社保所會計的培訓工作

為了使社會保障基金管理機構更好地嚴格執行社會保障基金財務、會計制度，加強對基金收入戶、支出戶及財務專戶的管理，按時足額將收入戶基金劃入基金財政專戶，并認真做好社會保障基金核算工作。我局將財務知識和保險業務知識相結合，對系統內所有會計人員開展全年4次的全面培訓。同時，為了適應現代辦公自動化的要求，我們還有針對性地委托昌平區財政局開設了財務計算機課程。為基金監督工作的順利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開展對退休人員進行領取養老金資格協助認證工作

我局于9月份，對*區80歲以上的退休人員開展了領取養老金資格協助認證工作，各單位在接到通知后，都積極認真地做這項工作。企業勞資和各社保所的干部對此項工作非常認真負責，他們積極主動地與退休職工聯系，講法規、講政策，使因各種原因遲報死亡信息而多領取的養老金交回，再上交社保中心，有效地堵塞了養老金流失的漏洞。

這項工作今年年初就著手進行，我們查文件，找資料，并與其他區縣聯系，參考借鑒他們的經驗和教訓，認真總結，到7月份，我們經過計算機程序統計出我區領取養老金的退休人員共*.*萬人，其中80歲以上的退休人員有*名，占退休人員總數的*.8%，90歲以上的退休人員有*人，占退休人員總數的0.*%.高齡退休人員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再加上近年來，我區離退休職工因多種原因致使死亡信息沒有及時上報，造成多領取基本養老金，共收回多發放的基本養老金人次和金額都有上升趨勢。

到今天，發出*份認證表，收回*份占*%，其中有*名退休人員近期死亡，我們已及時減少，占總人數的*%。還有*名退休人員，至今沒有聯系上，占*%。到20*年12月底，還沒有聯系上的，我們根據文件精神，從20*年1月起停發其基本養老金，共計*元。

現實生活中，離退休職工去世后，其家屬對死亡上報大概有以下幾種情況:

1、一些偏遠地區，交通和通訊都不方便，職工家屬也就不方便通知單位，極有可能存在冒領養老金的現象。

2、退休職工去世后，由于工資直接從銀行或郵局領取，職工家屬確實不知道應該告訴誰。

3、退休人員已經全部實行養老金社會化發放，基本醫療保險的藥費報銷，現階段也是由各居住地社保所報銷，企業與退休人員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少，這也是造成退休職工死亡后報遲或不報的主要原因。

針對以上幾種情況，我們要進一步做好離退休人員生存認證及相關管理工作，及時掌握了解離退休人員的健康狀況，加強與離退休人員的聯系和服務工作，繼續鞏固社會化發放成果。

(四)開展失業保險基金檢查的自查整改工作

為了加大對我區失業保險基金的行政監督力度，進一步做好失業保險基金管理工作，我局各有關部門在基金監督工作小組的領導下，根據基金監管的目標責任制對失業保險基金情況進行了自查,并下發《關于開展失業保險基金檢查工作的通知》。

20*年4月12日，召開社保所所長工作會議，將此次檢查工作的文件及工作要求向各社保所進行了詳細布置及安排。4月13日—4月20日，各社保所及相關部門按照《通知》要求，組織相關人員進行全面的自查。對自查中發現的問題進行整改，進一步規范資金撥付程序，同時進行數據的整理分析，撰寫自查報告和整改報告。

根據各社保所上報的自查工作報告，基金監督小組分別對17個社保所自查自糾工作進行檢查，重點檢查失業保險基金用于促進就業的資金支出，確保基金運行安全。

四、工作中的幾點體會和今后設想

加強社保基金的行政監督，確保基金安全完整，是社會保障體系正常運行的前提條件。

工作中，我們有以下幾點體會：一是領導重視是做好社會保障監督工作的關鍵;二是規范業務操作，落實目標責任制是做好社會保障監督工作的基礎;三是實行社保基金信息化監管是做好監督工作的保障;四是積極開展各項檢查是做好社保基金行政監督工作的重要手段。

一年來，我們在社保基金的行政監督工作中嘗試著將現場監督與非現場監督工作相結合，通過網絡化發展對基金的征繳、發放、管理和運營等重點環節實行重點監控。隨著我局基金行政監管工作的步步深入，我們將繼續扎扎實實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提高基金監督水平。

1.在市局基金監督處的領導下，繼續完善我區社保基金監督體系。進一步優化現有網絡和計算機設備，從人員配備、崗位增設、職責落實等方面下功夫，不斷擴大基金監督范圍。

2.積極開展基金監督業務的學習和培訓，不斷提高工作人員的業務素質和政策法規水平，從多角度多層次出發，進一步探索和完善行政監督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