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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危機的物質基礎范文

關鍵詞：全面預算；高校；管理水平

中圖分類號：F81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1-00-02

無論執行哪種預算管理方式，學校都應設立預算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學校的最高領導機構直接領導，負責與學校預算管理相關工作的決策權。高校全面預算的流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部分，預算編制階段、預算控制與執行階段、預算分析與考評階段。下面我們以這三個階段為主線進行了研究。

一、預算編制階段

(一)收入預算編制

按照校內收入分配的方式不同，高校的收入分為納入統一分配的預算收入和單獨進行成本費用核算的教學科研服務收入。

納入統一分配的預算收入包括根據生均定額和在校生人數測算的財政撥款收入，根據歷年財政下撥專項經費情況和國家專款投資方向預計的年度的專款收入指標，根據收費標準和在校生人數測算事業收入，根據歷年數據及下屬企業的收支計劃確定高校的附屬單位上繳收入、其他收入等，這是高校收入預算的基礎工作。這些收入來源確定，預算編制的重點放在預算分配即支出預算的編制上。

學校的教學科研服務收入不是以營利為目的，但為社會提供這種服務能提高高校的知名度和社會關注度，有利于實現高校的發展目標。這種收入主要用來彌補成本，可以采用“誰取得誰支配”為主要原則，這類收入預算的編制是收入預算編制的重點。應實行自下而上的原則由學院上報。

(二)支出預算的編制

在探討收入預算編制時，我們已經知道了納入統一分配的預算收入的組成，并說明其是支出預算編制的重點。按支出的管理方式不同，這種經費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專項經費，一類是可由學校自主支配的經費。在編制支出預算時，學校應首先對必保的人員和維持學校正常運轉的公用經費(含管理后勤部門的運行經費)進行分配，其余的經費分配到院級，由學院掌握預算分配、執行的權利。學院應根據學院的組織機構、分工的不同，將支出預算指標分配到具體項目責任人的名下，經濟責任人對學院院長負責，院長對校長負責。這樣以經濟責任制為基礎的、層層負責的高校的預算管理體系就基本形成了。

教學科研服務類收入，在收入編制中已經明確了分配原則和方法，這里不再贅述，在支出預算編制中我們重點分析了用財政撥款、事業收入等安排的支出預算的編制，應注意以下問題：

1.調整預算的編制時間，真正發揮預算管理的作用。經研究我們發現，現在高校大部分是在年度結束后才開始進行校內預算，當經過幾上幾下的程序，真正確定的預算要等到新年度的四五月份，甚至已經半年過去了，才有預算控制指標數，由于前半年沒有控制，可能已經支出了大部分預算，到后半年必須要安排的工作可能就沒錢執行了。要么由學校來追加預算，要么這些工作就不做了，影響了學院教育教學和科研目標的實現。其實比較理想的辦法是把學校的校內預算工作提前到十月份，高校基本上都是九月開學，新生和畢業生人數已經確定，學年度工作計劃也都已完成，經過九月份的過渡，教育教學也都進入常態，財政的專款投資指導方向也出臺了，這時正好是進行第二年預算的最好時間。

2.以實現學校發展規劃為原則，確定科學合理的預算分配標準。如何科學合理的將預算分配給各個學院、如何在保證重點學科的基礎上使基礎學科可以平衡發展，是支出預算分配的重點。經過調研我們認為基本經費的分配一般應以學生人數為基礎，參考繳費情況為基數并分析不同專業的特點給予一定的增減系數，輔以根據考核結果給予的獎勵預算是比較理想的預算分配方式。專項經費是應根據學院發展階段的特點和學校發展規劃支持的需要為原則進行分配，學院應根據年度工作計劃和項目的輕重緩急進行排序，按時申報、認真執行。這兩類經費指標均應按學院分塊，由學院根據發展需要進行分配是比較科學合理的預算分配辦法。

3.完善預算編制流程，細化以經濟責任制為基礎的支出預算。支出預算應認真執行“兩上兩下”的預算管理程序。九月份學院根據細化后的學年度計劃提出支出預算申請，學校預算管理委員會在保證必保的人員和公用經費分配后，參考歷史數據并綜合學院預算申報情況，遵循三重一大的原則執行集體決策，科學合理的設定各學院分配的指標數。各學院根據學院發展的規劃，隨時把符合專款申請條件的大額支出項目納入學校的專款項目庫，并根據項目的輕重緩急與學院發展規劃進行排序，各學院根據下達的專款指標，按優先順序上報專款預算。在這一階段學院還應根據支出進度安排作好月度資金用款計劃。學校預算管理委員會對預算進行初步審查、匯總后形成學校年度預算的初稿，上報學校黨政聯席會議，并最終由學校教代會審議后批復下達各學院，這時歷時兩個月的預算編制工作就算基本告一段落了。

(三)現金流量預算的編制

一般的高校并不單獨進行現金流量預算，隨著高校擴招之后大量的資金需求，部分高校提前貸款形成大量閑置資金，增加了高校的資金成本。部分高校總是面臨資金不足，提高了高校的財務風險。我們認為年初進行現金流量預算，月末根據實際需要進行調整是有效控制高校財務風險、降低資金成本和提高財務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

在編制現金流量預算時不能簡單的把收入支出預算進行匯總后就形成了高校的現金流量預算，在編制現金流量預算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1.前面在收入、支出預算的編制過程中已經為現金流量預算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又由于高校是以收付實現制為核算基礎的，因此匯總月度收支可以看出高校在運轉過程中的資金供求的基本狀況。但由于目前高校財政撥款是以零余額賬戶的方式進行的，因此預算管理委員會將月度收入和支出計劃匯總后扣除涉及零余額賬戶收支的現金流量；

2.除了保證高校日常運轉的經費收支外，假設高校沒有投資計劃并應收應付現金流量平衡的前提下，初步的現金流量表就形成了。最后要匯總加入基建月度資金需求數，除財政撥款外，自籌基建的經費多通過貸款方式解決，有了現金流量表我們就對預算年度的資金供需狀況有了一個基本了解，加上當年需償還貸款本息等因素，就達到更好的安排貸款的規模和時間，有效降低資金成本、控制財務風險的目的了。

二、預算控制與執行階段

預算管理首要的任務是預算編制，但再好的預算如果得不到過程中的控制和執行都無法發揮其提高財務管理水平的作用。

1.充分利用現代化的計算機控制手段，在年初預算批復后，用財務系統的預算管理控制功能，實現對無預算的項目一律不能執行。

2.預算是剛性的，一旦下達就具有嚴肅性，要求各部門嚴格按照預算的時間和內容執行。但預算并不是不允許調整的，當根據預算執行過程中的實際情況和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預算無法按計劃執行時，經濟責任人應及時按照規定程序申報調整預算。經批準的調整預算，可以作為績效考評的標準。

3.現金流量預算，應執行動態滾動預算，每月末預計后三個月現金流量的變動情況，并對現金流量預算進行調整。在保證滿足資金需求的前提下，對暫時的閑置資金根據情況安排短期定期、幾天通知等存款方式，或適當延緩貸款，以節約資金成本、彌補教育經費的不足。

三、預算分析與考評階段

對于高校來說全面預算管理的過程是將學校的發展規劃目標分解、實施、控制和實現的過程。這一過程應以經濟責任制為基礎，做好預算分析執行情況的分析和結果考核，并用考評的結果指導第二年預算的下達，實現預算閉環管理，才能真正發揮全面預算管理的作用。

在綜合考評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1.進行綜合考評的部門不是財務，而是預算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學校黨政聯席會直接領導。高校的全部收支必須由財務統收統支。

2.為什么從分配預算到考評，我們一直在強調以學院作為考核對象呢？學院可以獨立核算其收入、支出，并通過學生招生、就業、老師科研成果等指標可以獨立的考評其實現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學院更容易在管理過程中及時發現預算執行中存在的問題。

3.不通過職能部門對預算進行二次分配，讓每個學院都了解預算分配的原則和標準，可以更好的保證預算分配的公開、透明，激發學院參與全面預算管理的積極性。

4.績效考評的結果必須與下一年度的預算掛鉤，學院應分析績效考評的結果，并層層分解落實到最終的責任人，為以后年度的預算分配提供依據，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全面預算管理的作用。

綜上所述，建立以校院兩級預算管理模式為框架、以經濟責任制為基礎的全面預算管理體制，運用現代化的控制分析手段，結合完善的績效考評作保證，是高校提高財務管理水平的一個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

[1]王炳通.淺談推行全面預算管理的意義.

[2]張明鳳.淺談高校預算管理.

[3]常建軍.多渠道籌資背景下的高校預算管理創新.

第2篇：經濟危機的物質基礎范文

【關鍵詞】米非司酮；子宮小肌瘤；圍絕經期；無排卵子宮出血

本文主要回顧性分析我院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收治的37例子宮小肌瘤伴圍絕經期無排卵子宮出血患者的臨床資料，探究米非司酮口服治療圍絕經期無排卵子宮出血合并子宮小肌瘤的臨床效果，相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選擇我院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收治的子宮小肌瘤伴圍絕經期無排卵子宮出血患者37例為研究對象，均經診刮以及B超確診，出現不同程度貧血癥狀，最大肌瘤直徑在4cm以下，排除子宮內膜不典型增生、內膜癌、肌瘤等病變疾病患者以及嚴重肝腎功能障礙與米非司酮過敏患者，均于6個月前未行其他激素治療；年齡43～57歲，平均年齡在（51.2±1.3）歲；12例子宮內膜增生期改變，24例單純性子宮內膜增生過長，1例復雜性子宮內膜增生過長。

1.2 一般方法

于診刮術后4d左右服用8.3mg米非司酮，每日一次，持續 3個月。應用自動化學發光免疫分析儀，監測患者用藥前后血清FSH、E2、LH、T、P以及PRL變化，予以B超檢查，分析治療前后與停藥6個月后肌瘤大小與子宮內膜厚度。復查空腹血糖、肝腎功能、血常規。治療后開展隨訪，持續6個月，觀察患者月經與肌瘤變化狀況。

1.3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16.0統計學軟件對上述資料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進行t檢驗，P

2 結果

在37例患者中，16例停藥后半年閉經，21例于停藥2個月左右恢復月經，其中6例于停藥后（3～6）月經期延長， 月經量多，3例予以再次非司酮治療誘發閉經成功，貧血癥狀得到改善；子宮與肌瘤體積較治療前下降（P0.05）；治療后血清LH、FSH、P、E2平均水平較治療前明顯下降，如表1；1例患者治療后出現多汗、潮熱等癥狀，于7d后癥狀緩解。

3 結論

功能性子宮出血主要是由神經內分泌系統功能障礙所誘導的一種臨床婦科常見疾病，臨床主要表現為不規則出血、月經周期不正常、月經量多等，嚴重威脅著患者的身心健康。此外，絕經期無排卵子宮出血極其容易合并子宮小肌瘤，治療難度較大[1-2]。子宮小肌瘤伴圍絕經期無排卵子宮出血主要采用米非司酮素進行治療。米非司酮屬于甾體類藥物，能夠結合孕酮受體，具有拮抗孕酮作用，同時可作用于患者丘腦-垂體系統，減少促性腺激素分泌，阻滯卵泡排卵，降低雌與孕激素水平，形成無周期性激素機制[3]。根據相關的研究資料顯示，子宮內膜增生主要具有五個影響因子：一是丘腦-垂體-卵巢軸，二是性激素與受體，三是局部生長因子，四是血管相關因子與受體，五是酶。米非司酮能夠拮抗孕酮，致使細胞死亡，結合性抗雌激素，使子宮內膜產生增生效應，作用于患者子宮內膜局部血管，使內膜增生受到影響[4-5]。從總體上看，米非司酮可促子宮肌瘤萎縮，減少子宮肌瘤PR、ER表達，致使肌瘤細胞萎縮。本文研究顯示，37例患者口服米非司酮后貧血癥狀均得到有效改善， 子宮與肌瘤體積較治療前下降，且血清LH、FSH、P、E2平均水平降低，表示米非司酮調節作用顯著，能誘導閉經，縮小子宮肌瘤。于停藥半年后，子宮與肌瘤體積較治療后無顯著變化，表明子宮肌瘤增長較慢，可能受雌孕激素水平的影響，這與相關文獻報道結論一致。

綜上所述，米非司酮口服治療子宮小肌瘤伴圍絕經期無排卵子宮出血患者臨床效果顯著，能有效誘導閉經，縮小子宮肌瘤，值得臨床推廣。

參考文獻：

[1]孫敏玲.媽富隆和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的臨床療效及對性激素濃度的影響[J].首都醫科大學學報，2011（3）：417-420.

[2]顧靜，楊克虎，張莉等.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療效與安全性的系統評價[J].中國循證醫學雜志，2012（4）：451- 459.

[3]潘文妹.小劑量米非司酮治療圍絕經期功能性子宮出血的臨床觀察[J].齊齊哈爾醫學院學報，2012（4）：457-458.

第3篇：經濟危機的物質基礎范文

【關鍵詞】

無縫線;鞏膜遂道小切口;前房維持器;白內障;人工晶體植入術

白內障是眼科臨床首位致盲眼病，白內障摘除聯合人工晶體植入是使白內障患者恢復視力的主要手段，然而手術方式的選擇對術后療效有直接的影響。隨著人工晶體植入術的普及，無縫線切口技術亦得到推廣，由于它在減少術后散光、關閉切口、促使傷口徹底、牢固愈合等方面較傳統角膜緣切口有著無可比擬的優點［1，2］。我院采用無縫線鞏膜隧道小切口聯合使用前房維持器，在90例白內障摘除人工晶狀體植入術中的應用分析，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我院住院治療的白內障患者90例共126眼，其中先天性白內障13例共18眼、并發性白內障6例共11眼、外傷性白內障2例共2眼、老年性白內障69例共95眼，年齡在5~81歲之間，平均年齡約591歲。術前常規行角膜曲率、眼科A超及B超、視覺電生理檢查，已排除嚴重創傷及嚴重散光者。術前視力最高02，最低為光感。

12 方法 將90例共126眼白內障患者行無縫線鞏膜遂道小切口聯合前房維持器，白內障摘除人工晶體植入術中的應用方法，并對其治療后臨床療效及手術不良反應與并發癥進行分析總結。

13 手術方法

131 鞏膜隧道小切口及前房穿刺 常規白內障術前準備及麻醉，在手術顯微鏡下沿角鞏膜緣n~1點剪開球結膜。做以穹窿部為基底的結膜瓣，用胡須刀片在上方角膜緣后2 mm呈倒眉形切開切口長約65 mm 半層鞏膜厚度，用眼科月形寶石手術刀向前作鞏膜層間分離到角膜透明部1 mm，隧道的內口略寬，用裂隙寶石穿刺刀在隧道切口l2點鐘處切穿前房，用于形寶石穿刺刀在角膜緣透明部10點及顳下方作穿刺口，顳下方穿刺口為前房維持管灌注時使用，10點鐘作為截囊及抽吸皮質用。

132 前房維持器應用 在角膜3點鐘穿刺口插入前房維持管，維持管接通掛距眼60 cm高度的平衡液，用4號注射針頭從角膜9點鐘穿刺口伸人前房，在平衡液充盈前房的前提下進行破囊。(前房維持器，其前頭為斜面的直針腔管，外徑09 mm，表面有環形螺紋，插入角膜上的前房穿刺口后不易松脫，外側管頭連接軟性硅膠管長約25 cm，再接輸液管，灌注平衡鹽溶液或林格氏液，在前房的壓力約18~26 mm Hg。)

133 人工晶狀體植入及切口處理 用晶體匙伸到晶體核下托出晶體核，開放灌注液，輕壓鞏膜隧道外切口緣使隧道切口開放，抽吸皮質(應觀察有無虹膜脫出)，植人6~65 mm直徑后房型人工晶體。觀察隧道切口，BSS液置換前房黏彈劑后輕挑切口上唇加深并密閉前房，無需縫線，關閉并取出前房維持器，穿刺口自閉。整復球結膜后熱灼對合。結膜下注射慶大霉素2萬U+地塞米松25 mg。

14 觀察指標 觀察手術后1周、1個月及3個月視力情況，并對其術后不良反應及并發癥分析總結。

2 結果

21 對90例共126眼白內障患者手術治療后視力情況分析，見表1。

22 術后并發癥 前房少量出血26眼，經用藥物治療3 d后出血全部吸收，視力恢復良好；有15例出現低眼壓性淺前房，經用脫水劑，乙酰唑胺，散瞳及加壓包扎等治療，2~3 d恢復正常。輕度角膜水腫8只眼，術后給予局部、全身糖皮質激素對癥治療，均在3~5 d內消退。有2例后囊膜破裂，均無玻璃體溢出。所有病例前房形成良好，無淺前房及切口滲漏現象，無虹膜脫出，未見青光眼及視網膜脫離等并發癥，全部一期愈合。

3 討論

白內障是眼科首位致盲眼病，可造成嚴重的視功能損害，手術治療可以改善患者的視功能，提高生存質量。小切口白內障手術，晶體核摘除的方法有多種，如超聲乳化吸出、手法碎核分次摘除等，各有其優缺點。超聲乳化吸出需特殊的設備且手術費昂貴，手法碎核分次摘除前房內操作多，角膜內皮及晶體后囊受損傷的危險性大［3］。無縫線鞏膜遂道小切口聯合前房維持器治療白內障摘除人工晶體植入術，是近幾年來逐漸發展起來的新技術，該術式具有切口小、恢復快、術后散光少等優點。其切口為自閉式，無需縫合，避免了對切口的矢量壓迫，使角膜中央視軸區彎曲度的影響減小。小切口遠離角膜緣，與角膜緣弧度相反，兩端向上產生懸吊作用，防止切口下層下垂；弧形切口增加了實際寬度，中央部靠近角膜，便于眼內操作［4］；鞏膜隧道擴大了切口層次間的接觸面積，增加了粘合力和愈合面，使切口穩定，閉合嚴密；角膜瓣內切1∶3在眼內壓力下自行關閉，復位準確，保持了角膜內表面原有的連續性，減少了術后角膜散光的產生［5］。而使用前房維持器，能保持眼內壓及恒定的前房深度，使截囊、松核、抽吸皮質等眼內操作容易，方便，增加手術安全性，最大限度減少術中并發癥。

本文顯示，90例共126眼行無縫線鞏膜遂道小切口聯合前房維持器白內障摘除人工晶體植入術，治療后1周視力>05共78眼占619%，手術后視力1個月>05共105眼占833%，手術后視力3個月>05共106眼占841%。所有病例前房形成良好，無淺前房及切口滲漏現象，無虹膜脫出，未見青光眼及視網膜脫離等并發癥，全部一期愈合。

無縫線鞏膜隧道小切口其因切口遠離角膜視部，對角膜曲率的影響較小，具有良好的控制散光作用，較傳統的切口閉合更嚴密，愈合更好更快，聯合前房維持器，能很好地控制眼前房深度及眼內壓，可簡化手術操作，減少術中、術后并發癥，提高手術安全性，有利于患者術后視力的早期恢復。

參考文獻

［1］ 黃明漢，譚少健，區顯寧，等前房維持系統在小切口非超聲乳化術中應用.廣西醫科大學學報，1999，16(6)：805806.

［2］ 仲新適于基層醫院的小切口白內障囊外摘出人工晶狀體植入術.眼外傷職業眼病雜志，1999，21(4)：614615.

［3］ 陳櫻，喻長泰小切口白內障手術中切口下皮質處理方法探討.中國實用眼科雜志,2000,48:284285.

第4篇：經濟危機的物質基礎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周期；經濟新常態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7）05-0051-05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可以說我國經濟進入轉型升級發展的關鍵階段。如何對這一階段進行很好的分析和理解，進而抓住機遇實現新一輪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結合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馬克思經濟周期理論對解釋我國經濟新常態具有深刻指導作用。

一、馬克思經濟周期理論概述

馬克思早在1847年就提出了經濟周期，他指出：“隨著大工業的產生，這種正確比例必然消失？鴉由于自然規律的必然性，生產一定要經過繁榮、衰退、危機、停滯、新的繁榮等等，周而復始地更替。”[1]109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主要分析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關于經濟周期的長度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通過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歷程的研究，對周期的長度進行過描述，如“在世界貿易的幼年期，自1815-1847年，大約是五年一個周期；自1847-1867年，周期顯然是十年一次。”[2]554“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等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機和停滯這幾個時期構成的、穿插著較小波動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產業后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這樣的基礎之上的。”[3]694從這些論述中似乎可以得出周期時長為五年或者十年的結論，但是實際上，馬克思對周期長度的判斷并非如此。馬克思所說的五年或者十年一個周期針對的是當時已經發生過的，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所呈現的周期長度，而并不具有固定的規律性。所以馬克思也曾經說過“可以認為，大工業中最有決定意義的部門的這個生命周期現在平均為十年。但是，這里的問題不在于確定的數字。”[4]207“直到現在，這種周期延續時間是十年或十一年，但決不應該把這個數字看作是固定不變的。相反，根據我們以上闡述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規律，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數字是可變的，而且周期的時間將逐漸縮短。”[3]695所以說，在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中，經濟周期的時間間隔并不是固定的，它是根據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經濟體的發展情況而變化的。

（二）關于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

馬克思在其《資本論》著作中，明確提出了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為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如“這種由若干互相聯系的周轉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資本被它的固定組成部分束縛在這種周期之內），為周期性的危機造成了物質基礎。……雖然資本投下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4]207從這段話里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這是因為在危機爆發后，企業面臨兩個選擇，破產或者轉型。因此資本家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除了更多的剝削工人的利益之外，只能采取其他的措施去提高生產效率，這就倒逼資本家去增加投資改善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改進生產技術和方法，如此來滿足新的市場需求。因此，這里說“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4]207。第二，“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4]207這也就是說當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更新達到一定的臨界點之后就會出現新的經濟危機。這是因為，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會帶來產品的大規模改善升級和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從而滿足社會新需求，從而形成新一輪的經濟繁榮。但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需求的不斷改善，當社會總供給超過社會總需求的時候新一輪危機就會再度出現。

（三）關于經濟周期的產生原因

恩格斯（雖然標題里只列出了馬克思，但考慮到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的極大重合性，在引用馬恩全集時，也會引用部分恩格斯的著作內容，當然這并不會影響本文的主旨。）曾經這樣論述：“大工業的巨大的擴張力――氣體的膨脹力同它相比簡直是兒戲――現在，在我們面前，表現為不顧任何反作用力，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進行擴張的需要。這種反作用力是由大工業產品的消費、銷路、市場形成的。但是，市場向廣度和深度擴張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規律支配的。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沖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為它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周期性的了。”[5]626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中，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會不斷的擴大生產，但是由于人們的購買力落后，消費力不足，限制了市場的擴大。這種不斷擴大的生產與有限的消費之間的矛盾對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對立。正是這種對立使得生產擴大的同時又破壞再生產的條件，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出現了繁榮和危機的交替。而這種供求之間的對立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造成的。這才是經濟周期產生的最根本原因。

在此基A上，馬克思具體從消費不足、比例失調和利潤率下降三方面解釋了經濟周期產生的原因。

1.消費動力不足。在馬克思的理論中，資本家的目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資本家勢必要想盡各種辦法來增加產品的剩余價值，那么除了更多的剝削工人之外，資本家會將積累的財富更多的用于擴大再生產，而用于其個人消費需求的財富減少。同時廣大雇傭工人的收入較低，消費能力較差。這就造成了需求不足，生產過剩的局面。而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實現的先決條件就是社會總產品的全部實現。如果出現社會總產品的大量過剩就會出現危機。所以，社會的有效需求決定了生產的邊界，一旦沒有需求支撐的生產盲目擴大，就會導致經濟出現衰退，甚至發生危機。

2.投資比例失調。馬克思在社會再生產理論中將社會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他指出這兩大部類之間的比例失調會引發經濟危機。因為資本的逐利性使得資本家所有的生產資料只會投向利潤更高的部門，而不會在意社會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各部門之間的分配比例問題，從而造成社會生產各部門比例失調，進而引發經濟危機。

3.利潤率趨于下降。馬克思說“利潤率的下降會延緩新的獨立資本的形成，從而表現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發展的威脅。”[2]270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資本家雇傭越來越少的勞動力，大量的勞動力失業，這就造成社會勞動力相對過剩。勞動力失業沒有收入就不能進行消費，社會消費能力下降就會造成總需求的不足。另外，利潤率的下降會使得資本家對投資失去信心，轉而減少用于擴大再生產的資本數量，導致資本過剩。這樣時間一長就會造成經濟衰退甚至爆發危機。馬克思在這里還指出資本家由于利潤率下降而出現違約，大量的違約使得信用系統出現緊張甚至引發經濟崩潰。

二、馬克思經濟周期理論視角下的中國經濟新常態

（一）我國經濟新常態出現的必然性

在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中，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是周期產生的根源。雖然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仍然存在著周期性經濟波動的可能性和物質基礎。首先，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貨幣的作用使得買賣可能完全脫離，供求可能完全失衡，經濟增長的波動不可避免。同時，貨幣信用關系得到廣泛利用。因此，從經濟關系的本質上講，我國存在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其次，我國同樣存在固定資產大規模更新改造的問題。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大工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而大工業的發展需要的就是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這種大規模投資和大工業生產之間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我國經濟波動的物質基礎。所以說經濟周期波動是商品經濟社會的普遍現象，它與社會制度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按照經濟發展規律，當一個經濟體的經濟高速發展一段時間之后，都會出現增速換擋現象。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發展都經歷了一個從7%的高速發展直接降到3%左右中低速發展的過程。經濟周期性波動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如圖1所示，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共經歷了四次大的周期性波動，當前正處于第四個周期波動當中。我們采用“波谷-波谷”的周期劃分方法，從圖中可以看出，1978-1981年是第一個周期性波動的衰退階段，我們認為此前已經經歷了一個完整的周期。從1982年到1990為第二個周期性波動階段，1991年-1999年為第三個周期性波動階段，2000年至今為第四個周期性波動階段。這里我們將1987年和2010年兩次經濟增速上升看成是更長收縮期內的一個反彈，而不是新周期的開始。因此，中國經濟進入發展新常態，增長速度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下降到6%-7%的中高速增長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也是符合馬克思經濟周期理論的。

（二）經濟新常態下將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動力的轉換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更新既是產生危機的物質基礎又是擺脫危機的物質基礎。這是因為大規模固定資產的更新從根本上說就是新一輪社會生產的開始，在更新過程中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得到重新配置，因此工人的收入也將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更新意味著經濟體中的產業結構、區域結構、供求結構、分配結構等都將發生變化。因此，進行有序的依次遞進的固定資產更新將會促使社會經濟結構向更高一級發展轉換，進而逐漸形成新一輪的經濟繁榮。另一方面，這種大規模固定資產的更新將會促進技術進步和管理創新，使得企業的生產效率提高，也就意味著經濟增長動力將會發生變化。

我國當前處于經濟發展新常態，要想走出當前的經濟發展中低速的階段，重新實現高速發展，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必然要進行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更新，而這種更新將會帶來經濟結構的調整升和促使發展動力向創新轉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經濟增速換擋的背后其實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升級。我們從產業結構來看（如圖2），從2013年開始我國的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開始超過第二產業，達到了46.7%。而之后的兩年，我國的第三產業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在2015年達到了50.2%。按照經濟發展規律，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服務業的增長速度將超過第二產業而成為經濟中的主導產業。而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這輪調整正是第三產業快速發展的大好時機。在城鄉結構方面，我國的城鎮化率逐年提高，到2011年末我國的城鎮常住人口比重首次超過了農村人口，達到了51.27%。之后的幾年，我國的城鎮化率不斷上升，到2015年已經達到了56.1%。這說明，在新常態下我國的城鎮化速度在不斷加快，城鄉二元結構逐漸改善，區域發展將逐漸趨于平衡。

按照馬克思的周期理論，固定資產的大規模更新是伴隨著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的，這種更新會帶來社會生產質的飛躍，使得社會生產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當前的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要想實現質的飛躍，解決供求之間的總量矛盾和結構矛盾，必須突破我國之前一直延續的低端加工制造的粗放增長模式，借這次新常態經濟結構調整的契機，加快開展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實現增長動力向創新轉變。

（三）經濟新常態下要加快調整收入分配和增加有效需求

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將通過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等方式來擴大生產，但是要想實現經濟均衡發展，擴大的生產要有對應的消費需求來消化。民眾的購買力不足將會導致生產過剩，從而出現經濟衰退甚至危機。因此，在當前我國出現明顯生產過剩的新常態下，增加有效需求也是當務之急。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資本主義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經濟危機的出現。這是因為資本家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擴大再生產，用于消費的很少，而占社會成員絕大多數的雇傭工人收入很低，處于相對貧困的狀態，這就意味著全社會的有效需求將會小于社會總供給，進而出現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6]我們從馬克思的周期理論延伸思考下去，將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即絕大多數人收入較低，而只有較少數人獲得高收入，將會造成社會有效需求不足，而這部分高收入群體為了獲得更多的財富不斷擴大生產，進而導致社會總供給過剩，當收入差距擴大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生產的相對過剩，經濟出現周期波動。當前我國的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年拉大，我國的基尼系數1981年為0.29，到2016年已經達到0.465。如圖3所示，我國的基尼系數從1994年開始超過國際警戒線0.4的標準，并在2008年的時候達到最高0.491，此后在國家的宏觀政策調控下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高于國際警戒線的標準。說明我國的貧富差距不斷在拉大。過去30年我國的經濟發展是依靠高投資、高出口來拉動的，而消費這架馬車在勞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經濟發展中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狀態一直沒有改變。而這種持續的高投資如果沒有較高的需求水平的支撐將會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大量企業破產，工人失業，進而引發經濟的波動。2001年我國加入WTO，廣闊的國際市場很快緩解了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生產相對過剩。但是2008年以來，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世界經濟一直呈現低迷的狀態，我國的外部市場需求逐漸萎縮，到如今我國生產相對過剩的矛盾開始凸顯。因此，當前我國要想走出經濟發展新常態，增加有效需求是必然選擇。這個時期的有效需求應該主要是消費需求而不是投資需求。因此，要激發廣大勞動者的消費需求，首先要不斷調整分配結構，縮小收入差距，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從而增加社會的有效需求，助力實現供需平衡。

（四）經濟發展新常態下要以供給測改革為引領，保持宏觀經濟比例協調

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是社會再生產順利實現的必要條件。而保持兩大部類的生產的均衡是實現總供需均衡的必要條件。馬克思的總供求均衡理論包括總量均衡和結構均衡，而且結構均衡是總量均衡得以實現的基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一個主要矛盾就是供給與需求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主要表現為供給側對需求側變化的適應性調整明顯滯后。我國的需求結構已經發生明顯的變化，第一是房地產和汽車為主導的需求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2013年以后我國的房地產行業和汽車行業均進入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第二是居民的消費形式發生變化，我國居民消費已經由模仿型排浪型消費轉入個性化、多樣化消費階段。第三是居民服務需求占比明顯提高。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爾系數的持續下降，我國居民對于旅游、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的需求快速增長。第四是工業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對技術研發和物流等生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我國的供給側結構變化滯后，明顯與需求結構變化不相適應。首先表現為各種無效的和低端的供給過多，其中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大量的傳統行業出現產能嚴重過剩。二是有效的和中高端的供給不足。國內商品和服務無法滿足居民對于高品質的追求，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到國外去采購日常用品。三是體制機制改革落后，導致生產要素難以實現更加自由的流動，難以從無效供給領域轉向有效領域。因此，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實現供需結構再平衡的內在要求，是我國走出新常態，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必然選擇和有效途徑。同時，在經濟新常態中要注意保持宏觀經濟比例的協調，主要包括生a資料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之間的關系、實體經濟與貨幣經濟的關系、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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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第5篇：經濟危機的物質基礎范文

Fan Liming

（Shaanxi Youth Vocational College，Xi'an 710068，China）

摘要：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各國的企業文化呈現出不同的特色，最終決定了中西方企業文化在法制、道德、權力關系、信用、人事關系、環境等方面的差異。面對當前的經濟危機，不同企業的應對表現無不與這個企業的使命、價值理念、經營哲學等企業文化要素密切相關。時值企業面臨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只有堅持和創新本企業的優秀文化、借鑒社會和民族的優秀的文化，推動新的科學發現和新的技術革命，才會克服困難，化解社會經濟的危機與矛盾。

Abstract: Under market economy, due to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national culture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hich decide the differenc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he legal, moral, power relations, credit, personnel relations, environmental and other aspects. Facing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the response of different compan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mission, values, philosophy and other elements of corporate culture. When enterprises are facing a critical period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nly insisting on the excellent and innovative culture of the enterprise, drawing on the excellent social and national culture, promoting the new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nd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ill the enterprise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resolve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and conflict.

關鍵詞： 企業文化 文化比較 金融經濟危機 企業品牌的塑造

Key words: corporate culture；cultural comparison；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corporate brand building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20-0108-02

0引言

目前的這場看起來由金融、石油能源的各種資源配置失調引發的次貸危機，只是一種表象。其深層次的原因，是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現代社會發展停滯并得不到推動而產生的危機，其它都不過是現代社會在舊的科學技術基礎上積累起的巨大社會生產力面臨著崩塌的表象。所以，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也是歷史的必然。因此，一旦新的科學發現和新的技術革命成為未來生產力發展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引擎和動力的時候，這場世界性經濟危機才算真正結束，屆時呈現給世界及世人的是新的社會價值體系。

1我國企業文化發展現狀

企業文化成為一種研究和實踐的領域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幾乎同時也開始為我國企業所接納。盡管企業文化從術語上看仍有一些歧見，但對其內容所揭示的本質已為世界上絕大多數企業所認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各國文化背景不同，各國的企業文化必然會呈現出不同的特色，甚至在同一民族條件下，企業文化也會呈現出不同的特色。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企業在全民所有、集體所有制形式基礎上的企業文化，本質和形式基本是統一的、一致的。“鞍鋼憲法”、“大慶鐵人精神”等是企業的基本管理理念，“多、快、好、省”則是建設社會主義當作企業發展方向和經營手段。當時雖未冠之以企業文化的概念，但實際上發揮著企業文化的價值功能和整合功能。改革開放以后，隨著這改革開放公有制形式在我國企業中比例越來越小，人們對精神激勵作用的客觀認識和對物質激勵手段全方位的運用，使原有的“企業文化”由于未能適應時代的變化而逐漸弱化了。從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在引進外資、技術和接受新的管理理念的過程中，企業文化作為一種管理模式又被引入我國，成為企業彰顯個性、代表企業利益的旗幟。而真正把企業文化作為整合企業內部資源、溝通外部環境及促進企業發展的有效手段，還是在市場經濟在我國確立以后。這時，企業已不滿足把企業文化作為一種形象工程，簡單模仿國外及在我國的外資企業管理和企業文化的一些形式，如熱中于搞所謂的CI形象設計等，而是把企業文化與市場經濟本質聯系起來，把企業文化當作企業內部資源整合的手段、把企業文化當作企業內部與企業外部溝通的工具、更是把企業文化當作實現企業戰略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2中、西方企業文化比較

中國與西方文化形成的歷史淵源和地理淵源都有所不同。不論是美國為代表的當代西方文化，還是早期古希臘、羅馬西方文化都是通過對客觀世界的不斷認識、征服和改變，使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逐步擺脫自然狀態的束縛，同時也在長期的社會發展中獲得相應的權利和彼此的尊重，形成了如今的以注重自我權利為特征的人本位型倫理的價值觀，并以此通過鼓勵個人奮斗、創新競爭的核心價值概念，奠定了基本的物質基礎。而中國的文化、文明的形成與發生是在原始社會，以家族、聯系為基礎的宗法文化及政治并沒有隨以后的新的社會文明形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出現而削弱或消失，反而成為以后兩千年來中國“君權神授、天人合一”核心政治的基礎，自然就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求仁”、“內省式人論”的基礎。這種以家為基礎，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基礎建立和諧又綿綿不絕人際關系、社會關系，從而造就了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不難看出，東方文化走的是悟性發展道路，其非邏輯特性決定了它不適合學科化和學校化的傳播方式，因而在大規模生產的工業化時代呈現出逐步衰落的狀態。西方文化走的是理性發展道路，其邏輯特性決定了適合學科化和學校化的傳播方式，因而主導了世界幾百年的發展過程。

但不可否認，中西方都以幾千年的各自特色傳統文化貢獻與世界文明，但也有其不好的糟粕及思維方式，阻礙著彼此間進一步交流與融合，阻止各國現代化進程的健康發展，因為企業的治理不僅是一種單純的政治或經濟行為，更是國際化、市場化、民族文化相互融合背景下的產物。這些文化上的差異最終決定了中西方企業文化之間在法制上、道德上、權力關系上、信用上、人事關系上、環境上方面的差異。

3世界經濟危機對我國企業文化發展影響

世界金融經濟危機對全球經濟沖擊，使得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對我國經濟的負面作用將進一步顯現。面對工業領域的部分行業、中小企業生產經營不斷面臨各種困境，我國政府和企業采取了一系列的應對措施，并也取得了出色效果。但我國的企業文化仍需要有一較長時間的適應與變革時期。一方面是這次金融經濟危機對我國企業文化發展影響深刻程度則顯得認識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國企業文化發育度還不夠；還有就是這次世界經濟危機對我國企業文化發展影響沖擊力度相對較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負面影響也將越來越顯現。

3.1 本土文化影響力日益弱化，外來文化乘虛而入一般而言，當經濟危機沖擊實體經濟時，相對文化及文化產業卻是個機會。而我國的經濟文化、企業文化卻相反。去年年底中外兩部電影《阿凡達》、《孔子》的先后放映所產生的直接對壘，票房比拼的巨大差距足以讓人深思。新加坡《聯合早報》的署名文章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最近中國發生幾條令人很不自在甚至啼笑皆非的新聞，張家界乾坤柱改名哈利路亞山；湖北蘄春宣布韓國女星張娜拉為李時珍形象大使；山東發行孔子為主題的福利彩票。這些都說明在世界金融經濟危機中、中國在經濟依然保持一定強勁發展勢頭，但一些企業和國民接受排山倒海而來的外來文化的沖擊下，文化上顯示出茫然無措。這說明中國傳統文化正從本質上遭到揚棄；中國傳統文化正從內容或形式上日益成為經濟文化的符號；這也說明國人與企業對追求符合市場經濟本質的社會文化需求的迫切性。這些都會對當前我國企業文化的建設和發展有著長遠的影響。

3.2 各種不同背景文化特別是不同層次文化的矛盾這次世界金融經濟危機對我國企業文化發展影響莫過于豐田召回門事件。豐田召回門初看上去和我國企業文化沒有關系，但仔細分析，卻有相當大的關系。其反映的更深刻國際背景是：與經濟危機相伴相生的是中國經濟的崛起和日本經濟的衰弱；另一方面，這次豐田門其實也是亞洲文化與歐洲文化的沖突，更是亞洲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在法制、誠信及信譽善于西方文化的沖突。

引起豐田門的這些內部外部的文化因素，我國絕大多數企業都已存在，必須引起我們的警惕和設法改變完善。我國企業管理者及公司員工從中應汲取的經驗教訓是：重視企業產品的市場反饋；重視企業產品質量管理；任何時候，絕不能忽視消費者的利益，否則必將自食其果。

3.3 “沙灘文化”難以抵御金融海嘯的沖擊盡管在經濟危機的大環境及社會各整體行業面臨結構調整、技術革新及新企業管理模式探索的社會發展階段中，我國的一些企業都會面臨生存與發展問題，企業員工也會為企業的前景及自身的生存前途擔心。但這些并不是主要的問題，主要的問題是什么呢？是在于改革開放而重組、合資發展起來的我國眾多企業以及日益大量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正在成為我國現代經濟的基礎，而恰恰是這些企業的企業文化根基淺薄、企業理念和企業社會責任不成熟甚至淡漠。有這些企業構成的企業文化，無疑是一種“沙灘文化”。

4經濟危機下構筑新世紀的我國現代企業文化

4.1 堅持科學理念，明確社會責任和堅定發展信心，客觀應對困難歷史經驗表明，經濟危機既是機會也是挑戰。誰能解放思想、把握機遇，誰就能競爭中脫穎而出，勇立潮頭。經濟危機，企業文化的試金石。企業在自己的成長發展中總會遇到各種各樣、大小不一的危機中發展起來的，不經歷風雨何以見彩虹。而這次經濟危機更給了那些有理想有抱負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以重塑現代企業文化的良機。

4.2 抓住機遇，明確戰略目標，完善企業管理企業總是要先有戰略然后才有企業文化。對于先有戰略還是先有文化的問題，就有些像先有蛋還是先有雞一樣不好回答,但中國聯想集團柳傳志先生就通過自己的實踐給予了明確的回答。他總結的這三個基本工作是這個順序：搭班子、定戰略、帶隊伍。實際上，搭班子的工作就是組織、建設和形成有共識的團隊。團隊的確立就是戰略的開始，只有通過戰略，才能使企業的理念與使命得以實現。而戰略的成功是以全體成員及整個隊伍的成功為前提，企業文化，就是企業抓住機遇、明確戰略目標，完善企業管理的基礎。因此，搭班子、定戰略、帶隊伍就是企業文化傳播、影響、共享、內化的過程，是企業文化才真的形成和實現過程。

企業文化的建設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應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不斷發展和完善。特別是當企業面臨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堅持和創新本企業的優秀文化、借鑒社會和民族的優秀的文化，才會力克當前困難，化解經濟危機與矛盾。并通過培訓、溝通等多種推廣方式來支撐公司經營管理舉措的實施以克服當前遇到的困難，化解經濟危機；對影響企業發展的問題予以及時修正，形成有生命力的企業文化，消除公司推行經營管理措施的思想和文化障礙。因此，轉變觀念、增強企業社會使命感與責任感與社會科技的進步和企業的自主創新密不可分。只有這樣，培育出得到社會市場認可的企業強勢自主品牌，現代企業文化也就建立起來了。

4.3 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這次金融經濟危機，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一次絕好時機。它不但可以促進我國企業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我國經濟運行質量提高以及促進總體經濟運行更加有效合理。而且，可以一掃幾千年來民族文化的頹廢氣，重塑民族道德新理念增強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轉變經營觀念、增強社會使命感與責任感與開展企業科技的進步與創新緊密相連。只有在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基礎上進行企業品牌和形象建設成功了，現代企業文化也就建立起來了；另一方面要引導中小企業加強企業管理工作，引導和培育創中小企業的先進企業文化的形成，來提升中小企業的管理能力；準確判斷當前經濟形勢，在經濟危機中，把握好發展的有利因素和機遇，為企業構建學習型組織和一個切實有效的、以人為本、民主管理的新型的學習型企業文化氛圍。

4.4 向標準化現代化和國際化邁進是新企業文化的起點二十一世紀的企業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企業文化的較量。那些有強有力企業文化支撐的企業獲得發展所需的營養，公司的競爭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財富世界頂級企業中沒有哪家公司沒有形成自己的企業文化，因為企業文化就是企業的競爭力。

對企業文化的建設與實踐企業文化包括三大內容。一是把企業文化當作實現企業理念、詮釋企業使命和肩負企業責任的舞臺；二是把企業文化當作實現個人與組織機制道德及各種規章制度的橋梁與手段；三是把企業文化當作實現企業形象與品牌，溝通顧客與社會的有效紐帶。以此為實踐的基礎，美國的微軟公司員工以熱情、忘我工作著稱。激情的企業文化使微軟成為世界軟件巨人。同樣，在Google幾乎看不到有人穿西裝、打領帶，舒適、方便和體貼的工作環境，造就了寬松、舒適的企業文化，并使它一舉超過了微軟成為世界互聯網的巨人。

全面地提升企業文化最重要體現在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上，體現在企業品牌的影響力上。因此，企業的品牌的不但包含的是技術，更主要包含的是企業文化。科技創新揭示了企業品牌的本質，一個品牌背后，體現了豐富的文化內涵，才有可能形成市場影響力，才有可能被廣大的消費者所接受。這也是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企業CI戰略的重要原因。堅持和吸收先進的企業文化是企業管理的靈魂，也是企業向品牌化、標準化、現代化和國際化邁進而不斷開創新的企業文化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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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經濟危機的物質基礎范文

 

在馬克思完成經濟危機理論的批判性建構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每一次爆發都將對經濟危機的研究重新拉回到馬克思的視角。誠然，撇開歷史情境不論，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給后來的研究者帶來了雙重的印象，它“在傳統中扮演著一個核心角色，而與此同時，它又是理論中最為薄弱和最少得到闡發的領域”。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為經濟危機理論的建構提供了更深層次、更多維度的理論支柱，其超越歷史的寬大研究視野迄今無人可及。目前仍未完全過去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使國內外重新掀起了圍繞生產過剩、利潤率、資本積累和債務泡沫等問題的新一輪討論，這為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生命力提供了又一個注腳。回溯和梳理針對生產過剩的論述，對于正確解讀當前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有著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和現實借鑒意義。

 

一、經濟危機中的生產過剩與積累過剩

 

理論的發展往往是現實經濟生活的直接反映。馬克思首先納入經濟危機理論研究視野的是生產過剩現象。“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從生產過剩出發，馬克思批判性地建構了自己的經濟危機理論，并在研究中展示了獨特的邏輯演進路徑。

 

(一)商品生產過剩與資本過剩

 

在對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回溯中，最早引起人們注意的，是關于消費需求不足的論述。消費需求不足與危機中的商品普遍滯銷有關。實際上，在1857年以前的數次經濟危機中，商品過剩現象已然成為危機中的常態。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施托爾希、西斯蒙第和馬爾薩斯等，都從工人階級有限的消費可能性進行了解釋。在1857-1858年的早期研究中，馬克思認為該觀點有一定的正確性，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驅使“生產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應進行的生產的比例……如果‘超過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縮減了，那就會出現崩潰。”不過，在批判蒲魯東的觀點時，馬克思指出了消費需求的一個重要區別：不僅工人有需求，而且資本家也有需求。因此，工人不能買回自己的產品這種論點，實際上不足以用來論證生產過剩。不過，當時馬克思更傾向于將個人的消費看作是生產的最終界限。在后來的研究中，他開始更注重整體性的研究方法，轉向強調社會需求和社會消費：“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馬克思并沒有像有些學者所說的那樣，暗示消費需求是危機的根源，盡管群眾的貧困和有限的消費并不能獨立于危機根源之外。正如恩格斯后來所說：“群眾的消費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式、從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一個必然條件;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才使這種情況達到危機的地步。因此，群眾的消費水平低，也是危機的一個先決條件，而且在危機中起著一種早已被承認的作用;但是它既沒有向我們說明過去不存在危機的原因，也沒有向我們說明現時存在危機的原因。”

 

無論是消費不足還是商品的過剩，都在另一個層面反映出生產和投資的過剩。在1858年稍后的研究中，馬克思敏銳地覺察到，李嘉圖之后的經濟學家的解釋面臨著困境，即在看到資本的生產存在過剩現象的同時，卻否定商品過剩的可能性。他們沒有認識到，商品過剩與生產過剩兩者都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獨有的現象。因此，只有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才能說明這一事實。“什么叫作資本的生產過剩呢?就是預定用來生產剩余價值的那些價值量的生產過剩(或者，從資本的物質內容方面來考察，就是預定用來進行再生產的那些商品的生產過剩)，——因此，就是再生產的規模太大，這同直截了當說生產過剩是一個意思。更加明確地說，資本的生產過剩無非是，為了發財而生產的東西過多了，或者說，不是用作收入進行消費，而是用來獲得盈利、進行積累的那部分產品太多了。”與《1857-1858年手稿》中“生產超越它在對工人的關系上所應進行的生產的比例”的觀點不同，馬克思在這里強調了生產過剩與價值增殖的關聯性。換言之，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需求太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批評說：“李嘉圖及其整個學派始終不了解實際的現代危機，在這種危機中，資本的這種矛盾暴風雨般地突然爆發出來，日益嚴重地威脅到作為社會基礎和生產基礎的資本本身。”在另一處涉及生產的“社會基礎”的論述中，馬克思給出了一個更清晰的界定：“資產階級的生產，由于它本身的內在規律，一方面不得不這樣發展生產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個有限的社會基礎上的生產，另一方面它又畢竟只能在這種局限性的范圍內發展生產力，——這種情況是危機的最深刻、最隱秘的原因。”在這里，價值增殖可能性構成了一個界限和內在的基礎，使得資本在積累的同時，也體現為社會生產超越簡單再生產需要的過程。

 

(二)結構性過剩與普遍過剩

 

通常意義上的比例失調現象，在危機過程中表現為一種結構性的生產過剩。馬克思構建了科學的兩部類模型，其中，兩大部類之間的失衡是作為普遍性危機的典型形態來分析的。在馬克思看來，部類內部的失衡往往引起的是局部性經濟危機或結構性經濟危機。“這種平衡本身已經包含著：它是以平衡的對立面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機，危機本身可能成為平衡的一種形式。”

 

在比例失調情況下，生產和消費的緊張關系涉及的供需比例，本質上是社會勞動的分配。在社會化的商品生產條件下，社會生產的內在要求是按合理的比例進行。但在資本主導的社會生產制度下，資本逐利的本性實質上建立在超額勞動和超額消費等基礎上，社會生產超越合理的比例也就不可避免。這種超越有時還表現為外在的強制，“在競爭中，資本的這種內在趨勢表現為一種由他人的資本對它施加的強制，這種強制驅使它越過正確的比例而不斷地前進，前進!”而且，從再生產比例關系的恢復機制來看，遵循的是商品經濟下對社會勞動進行重新分配的規則。“危機的另一個方面是實際上減少生產，減少活勞動，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之間的正確比例——這個比例歸根到底構成一切的基礎。”

 

馬克思認為，社會生產的比例性失調總是表現為總體上的生產過剩，而不僅僅表現為生產部門間在供求上的不平衡。特殊商品的短缺也并不表現為其他商品的短缺，而總是表現為貨幣的短缺。其原因在于，馬克思沒有將產生生產過剩和貨幣短缺的可能性歸結為人們的實際需要，而是從資本增值、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的角度給出了解釋。固然，供求關系對生產具有調節作用，但如果僅僅從供求去理解比例失調現象，則危機發生的理由并不充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比例失衡的情況出現時，市場體系會如李嘉圖所預期的那樣，通過供求關系的相互作用來矯正生產的比例不平衡，但危機時期的情況卻經常與此相反。資本主義危機就其性質而言是總體性的，并非市場競爭導致某個生產部門的資本不能獲利，而是危機時期所有部門都不能幸免，“在生產過剩的普遍危機中，矛盾并不是出現在各種生產資本之間，而是出現在產業資本與借貸資本之間，即出現在直接包含在生產過程中的資本和在生產過程以外(相對)獨立地作為貨幣出現的資本之間。”至于通常意義上的競爭，不過是將資本內在的積累要求轉化為外部的壓力加于個別資本家，以確保社會生產局限于生產比例協調的限度之內。不過。在真實世界的市場中，競爭的壓力總是驅使個別資本家無意識地超越這一限度，并引起連鎖效應。這樣，在互補的生產部門中，將會逐一產生生產過剩，直至整個經濟體系陷入困境為止。

 

(三)資本過剩與積累過剩

 

對資本過剩的考察是馬克思創造性的觀點之一。在馬克思的闡述中，由于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資本過剩本質上是一種“積累過剩”。這種絕對意義上的積累過剩，通常會導致追加資本實現不了自身增值的目的。相反，積累得越多越快，會使原始資本增值得越慢，極端情況下甚至還會直接導致原始資本的貶值。在馬克思看來，在沒有其他例外因素(如技術進步等)干擾的情況下，利潤率下降規律發生作用時資本積累就存在著過剩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一旦變為現實，現實中哪些存量資本需要貶值，哪些資本將被迫貶值，就會成為競爭的主題。作為競爭的結果，往往是生產大面積停滯，使原有就業者被擠出生產領域，從而對其余在業人員的工資水平形成壓力。競爭還會導致另一個結果，即機器的大量使用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同樣會導致更多的勞動力被排擠出就業崗位。在不變資本要素的貶值和可變資本要素被壓低這兩種力量共同作用下，處于極低水平的利潤率將會緩慢抬升，這樣，周期將重新開始。

 

資本的積累過剩過程是伴隨著資本的周期運動進行的。“資本的生產過剩，僅僅是指可以作為資本執行職能即可以用來按一定剝削程度剝削勞動的生產資料——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生產過剩;而這個剝削程度下降到一定點以下，就會引起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混亂和停滯、危機、資本的破壞。”在這里，剝削程度太低或剩余價值率的下降與積累過剩發生了必然的聯系。當然，他也注意到另一相反的趨勢，即資本在競爭下固有的、轉向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趨向，后者可以提高剝削程度。在經濟危機后期，這往往成為緩解危機和進入下一輪經濟周期的決定性因素。

 

馬克思的進一步分析表明，積累之所以成為其自身的對立面，主要根源在于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度與社會化生產之間的緊張關系，使得在生產無限擴大的同時，社會的消費卻相對縮小。“因為一種生產推動另一種生產，從而給自己創造了作為他人資本的工人而出現的消費者，所以對于每一單個資本來說，工人階級的由生產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現為‘足夠的需求’。這種由生產本身造成的需求驅使生產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應進行的生產的比例;一方面，生產必須超越這種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過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縮減了，那就會出現崩潰。”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主體和消費主體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簡單商品經濟，他們在生產和消費中的地位比以前更復雜，且產生了分離的趨向。“普遍生產過剩所以會發生，并不是因為應由工人消費的商品相對地[消費]過少，或者說，不是因為應由資本家消費的商品相對地[消費]過少，而是因為這兩種商品生產過多，不是對消費來說過多，而是對保持消費和價值增殖之間的正確比例來說過多;對價值增殖來說過多。”因此，從整個社會的層面看，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緊張關系，實質上是造成經濟危機的一個內在原因。

 

二、信用制度與隱蔽的生產過剩

 

在今天，生產過剩問題如果不與信用制度聯系起來。將失去應有的說服力。實際上，即使在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經濟危機也往往從貨幣市場開始。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在貨幣市場上呈現的危機，其實反映著生產過程和再生產過程本身的失常。而由貨幣經濟向信用經濟的發展，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失常。

 

信用關系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信用制度的建立，不僅意味著交易關系的根本性變化，更成為資本加速積累的杠桿。馬克思認為，“貨幣經濟只表現為信用經濟的基礎。”而信用經濟相比商品經濟來說則是一個更高級的發展階段。本來，貨幣和金融危機之所以有發生的可能，是商品內在的兩個屬性(即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埋下的種子，在現實中則是與商品形態向價值形態的轉化過程有關。這也就是說，在商品經濟中，買、賣之間的分離以及其在時間上的分離，只是蘊藏了貨幣危機的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勞動力也成為商品，資本的流通過程的復雜和支付結算鏈條的延長使危機的可能性實現了向現實性的轉化，并且是在更容易得多的程度上轉化。

 

在馬克思的分析邏輯中，信用與隱蔽的生產過剩是相關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生產同流通過程的分離因為信用工具的使用會大大地加劇，“信用使貨幣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實際回流的時間為轉移，這無論對產業資本家來說還是對商人來說都是如此”。在繁榮時期，盡管貨幣形式的回流顯得迅速而可靠，但這往往是一種表面的現象，“在回流實際上已經消失以后，總是會由于已經發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較長時間內保持下去，因為信用的回流會代替實際的回流。”這樣，實際的生產過剩就被掩蓋了。不過，信用制度有時也會緩和危機，其前提是銀行信用沒有在危機沖擊下動搖。這時，增加信用貨幣會成為緩和恐慌的有效方法，反之，收縮信用貨幣時則加劇恐慌。

 

信用制度推動隱蔽的生產過剩的另一個原因，來源于觀念上的貨幣。信用的擴張意味著貨幣在觀念形態上的膨脹，與之相應的是虛擬資本在總量上擴大。在貨幣幻覺下，相互獨立的資本家將會傾向于擴大生產。“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產業資本的最充分的動用，也就是等于產業資本的再生產能力不顧消費界限的極度擴張。”并且，這種極度擴張又為下一周期中商品流通的中斷奠定了物質基礎。“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二者作為新生產形式的物質基礎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使命。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因而加強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種要素。”此外，信用擴張本身也會導致貨幣支付鏈條的脆弱化。支付的鏈條越長，抵消支付的對象和內容越多，支付或抵消支付的環節就越不能有閃失，否則將會引起災難性的連鎖反應。“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顯然，充當支付手段的虛擬資本在數量上越是超過現實中的硬貨幣數量，貨幣和信用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后果也越嚴重。不僅如此，信用制度還會使危機變得漫長而難以恢復：“這全部人為的使再生產過程猛烈擴大的體系，當然不會因為有一家像英格蘭銀行這樣的銀行，用它的紙券，給一切投機者以他們所缺少的資本，并把全部已經跌價的商品按原來的名義價值購買進來，就可以醫治好。”

 

可見，資本主義下的信用制度往往成為其借以擱置內在矛盾的手段。南于社會再生產普遍聯系的性質，一旦資本利用信用制度從事盲目的擴張，原有的貨幣制度無法規避金融投機的懲罰性后果，本來，在商品經濟規律的作用下，即使出現局部的生產過剩，也會因信用擴張、破產企業較少等原因，通過市場競爭的法則來消解，現在卻出現了一個相反的后果。在信用的擴張和競爭的聯合作用下，利潤率水平從整體上被拉低，全部商品的名義價值縮水。在這一分析框架中，信用擴張和繁榮相聯系，而信用制度的崩潰，則又往往導致資本以壞賬和滯銷商品的形式出現，并以資本的急劇貶值告終。這種信用收縮——資本貶值——生產能力破壞——資本家之間財產關系重組的過程，實際上是社會生產在危機水平上進入新的經濟周期的必要環節。

 

三、隱蔽生產過剩下的債務泡沫與當代資本主義危機

 

馬克思關于生產過剩與信用擴張關系的論述。仍然是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有效工具。與信用擴張相聯系的債務泡沫化及其破滅，目前已經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典型表現形式。馬克思預見的信用擴張后果，在2007年次貸引發的最近一次危機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正如大多數左翼學者認識到的，戰后繁榮結束后西方國家的生產和投資并沒有取得飛速的增長，反而呈現某種停滯的趨勢。伴隨這種停滯趨勢的是經濟金融化進程的加強。這同時也意味著西方國家資本積累路徑轉向金融化的改變。考慮到國際壟斷資本主導全球化、美元具備世界貨幣職能的現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的信用擴張，實質上為全球經濟泡沫化開辟了道路。與此相對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資本過剩的基礎，不再是其內部商品生產的過剩了，而是迂回地通過發展中國家的商品過剩體現出來。商品國際性流動的加快和規模的擴大。同時也伴隨著壟斷資本的國際性積累進程。資本國際積累帶來了雙重后果：一方面，過去數十年間，發達國家內部勞動者所受剝削程度空前加重，大量國家福利被消減，工會力量受到打壓，工資增長被壓低，社會財富加速向大資產者轉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場的開拓和融入。國際壟斷資本大量地攫取了他國勞動者的財富。

 

經濟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是數十年來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但天下并沒有免費的午餐。過度的金融化，也導致美國等發達國家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形成了巨大的鴻溝，債務泡沫化程度日趨嚴重。喬爾·戈伊爾(2009)認為，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間，國際信貸市場的債務就翻了大約4倍，從近110億美元猛增到480億美元，遠遠超出了經濟增長率。盡管美國占有主導世界貿易體系的地位，并且往往通過負債來維持和擴大消費，但最終仍未能避免債務泡沫破滅的命運。

 

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新自由主義起到了一個反面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放松管制，實質上使金融部門成為了資源配置的獨立領域，使社會資本再生產過程脫離了從商品到貨幣的“驚險的跳躍”過程，還將大量的資源卷入虛擬經濟的帝國中。在全社會盛行的投機行為中，對沖基金處于金字塔的頂端，吞噬著社會新創造的財富。在金融創新的名義下，放松銀行管控無疑就是取消或半取消銀行系統的自律機制。出于逃避監管的目的，商業銀行可以利用各種所謂創新工具或手段，在賬面上對不同類型的貸款和投資給予模糊化處理;杠桿機制成為投機的新渠道，即使銀行達不到資本儲備量要求，也可以對包裝后的債務產品進行信貸交易。作為政策背景的則是經濟刺激政策的濫用。使本該被經濟法則摧毀的過剩生產能力和過剩資本高歌猛進。總之，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債務泡沫，躺在豐厚的利潤上，雖因管制的自由化暫時散發著致富的神話光彩，卻并不能在資產價格不斷抬高的壓力下而免于破滅。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界限，這些界限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

 

四、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給中國的啟示

 

在一個由資本主導的世界生產體系中，馬克思關于經濟危機的理論是永遠不會過時的。目前，世界仍沒有逃離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陰影，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對中國正確防范經濟危機沖擊和負面影響，仍具有指導意義。

 

首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如前所述，消費不足、生產過剩和信用膨脹都是與資本的內在矛盾相關的。正如國內有關學者所指出的：“中國反危機策略，重中之重在于反私有化，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在私人占有制主導下的社會生產，不能根本上扭轉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更不可能消解消費不足和生產過剩的難題。須知，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歸根到底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削弱，既不利于擴大內需和改善民生，也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更無力遏制國內外資本的投機。這不僅與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相悖，更遑論抵御國際金融資本的沖擊，保持國民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其次，正確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虛擬經濟的作用在于為實體經濟動員資金、提供融資支持，也有利于轉移風險和降低交易成本。本質上說，其定位應當是服務于實體經濟和提高經濟效率，包括社會資本配置效率和企業經營效率。但是，我們不能低估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帶來的負面效應。只有在實踐中和政策上規范虛擬經濟發展，控制投機和非生產性投資，才能消除經濟過大波動。同時，在參與國際金融市場和利用國外資本時，也要做到以我為主，堅持獨立性，避免成為國際金融資本的投機對象和轉嫁危機的對象。

 

最后，切實加強金融監管。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要素，也是經濟部門中風險較大的領域，監管是不可或缺的。完善資本市場體系是加強金融監管的基礎，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有效規避和轉移風險是金融監控的目的。加強金融監管需要法律保障，沒有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規和金融業管理規章制度，就難以規范金融系統中的投機行為，更無法應對虛擬經濟的泡沫化發展。此外，成熟的市場和嚴格的法律也需要落實在實際管理工作中。只有在金融監管中嚴格執法，才能維護好信用制度，防范泡沫，使金融部門真正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支撐。

第7篇：經濟危機的物質基礎范文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國家的穩定器和安全網，擔負著維護國家安全，促進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的重任。同時，在滿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等方面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下面將分析在思想理論的指導下，國際和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下，英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一、理論基礎

⑴宗教的慈善思想

資本主義為基督教的慈善事業打下了物質基礎，而基督教中的慈善思想也為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保障制度奠定了精神依托和理論基礎。宗教文化在歐洲有著廣泛的影響，它一直提倡慈善事業。基督教宣稱“世人均是上帝的子民，四海之內皆兄弟”，上帝恩賜世人以財富，所以世人應該共享財富。在早期歐洲，宗教倫理中“仁愛”與“慈善救濟”思想的宣傳深刻影響了后世，在英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時，早期基督教社團所實行的財產公有和平均主義分配原則，為英國制定福利分配方法提供了依據。宗教有著龐大的組織體系，從這種意義上講，它將濟貧納入了統一的組織形式，但教會本身消耗了大部分吸納來的財富，用于濟貧的數量有限，而且“有時似乎是對社會不滿的一種止痛藥片”，它有減輕的作用而沒有治好的效力。[1]以教會為主的貧民施舍逐步被政府所采納，變為政府全方位的社會保障體系。政府在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容和形式進行擴充調整之后，又廣泛介入貧困、疾病、失業等重要社會問題。這為英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現的普遍性原則產生了重大的作用。

⑵新自由主義的社會保障思想

自由是有限的，但自由應該以大多數人的自由為目標，而不是舊自由主義認為的個人無限制的自由。新自由主義學說一改傳統自由主義對國家干預的反對，認為自由不是絕對的，主張“國家為了自由本身的緣故必須進行干預”。[2]可見新自由主義者強調一種新的社會與個人的關系，是社會與個人之間一種互換的責任和義務。它認為國家對社會經濟與生活應采取積極的干預措施，防止自由主義及其經濟體制帶來的貧富差距擴大化，但這種干預并不是一種絕對的、無限度的，個人的福利與社會福利是緊密相連的，國家干預并非最終目的，應該把個人自由、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協調了起來。“國家可以通過稅收拿走個人的部分財產，這是因為國家對維護個人的安全是必要的，個人必須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3]新自由主義者還強調社會問題更多是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結果。

⑶費邊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思想

費邊主義理論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不僅僅是個人或個體的綜合，而是諸多個體結合起來形成的，個人與社會之間也有一個合適的協調關系。以整體為重，以社會的延續為目標，通過一定的互助、合作達到利益最大化。在經濟上，每個人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權力。在政治上，國家有確保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權力和義務。[4]但當兩者發生沖突，費邊主義主張通過政府干預社會生活，實現社會改良，解決社會問題。只有讓社會體系中的每一個人平等、自由、民主的生活，才能使他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增進社會效益。費邊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思想，強調了國家和國民的雙邊責任和義務，即兩者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權利。需要注意的是，盡管英國當時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度不十分合理，但費邊社會主義并不是強調一定要資本主義，而是強調要建立類似社會主義性質的全民幸福的體制增進人民的幸福感。因此，費邊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基礎對英國建立起普遍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福利制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⑷凱恩斯的思想

資本主義體系并不完善，不具備自我調節機制。“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必然帶來破產和失業。凱恩斯認為只能通過政府干預經濟生活來控制和調整其功能和效率。他闡述了國家干預經濟思想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希望國家調節國民分配，增加國民消費，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與此同時，凱恩斯不但提出了政府應該干預經濟，而且闡述了如何干預，及其干預的程度。比如建立累進稅制和推行最低工資等社會保障制度，就是國家干預國民收入再分配、支出的一種形式和手段。這一理論明顯影響了英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進程。

二、現實背景

⑴工業化進程的影響

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的工業革命極大的促進了工業發展，壯大了工人階級的隊伍，這給英國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也接踵而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規模日趨擴大，農民轉變成為工人，依靠出賣勞動力生活，很容易陷入貧困無助的境地。在面對貧困和失業日益加劇以及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統治階級為了消除工業化的惡果維護自身的長遠利益，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開始認真的調整當時的社會福利政策，相應的提出了一些立法政策，并在這個時期成立了以扶貧為主要使命的國家機構，提出一種新的保障方式，在保障勞動者生存風險的同時，提高人們的整體生活水平，應對生活中的各種問題，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⑵貧困和失業率對國家的威脅

盡管工業革命給英國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是工業革命也使英國的社會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平均。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十分迅速，資本家依靠原始積累使其資本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另一方面，缺少生產資料的廣大勞動者，則長期處于貧困的生活狀態。英國社會處于兩極分化時期。19世紀以來，嚴重的貧困問題和失業問題使得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影響了英國國內的安全穩定和發展。此時，英國正在實行對外資本主義擴張，在海外不斷的拓展疆土和殖民地，但卻有大部分英國軍人應征者體檢不合格，這都是因為長期營養不良造成的。沒有穩固的軍隊不僅不能進行對外資本擴張，還威脅著本國的安全。可見貧困問題除了影響了英國的政治經濟以外，還嚴重影響了英國資本主義的軍事效率和管理效率等。統治階層越來越認識到，通過分配方式的改革，對這些貧困者，失業者予以一定的扶持，讓其不掙扎在貧困線上，是保證國家穩定的基本措施之一。[5]因此有必要采取各種手段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消除貧困以及貧困帶來的貧富之間的懸殊差距，緩和社會矛盾。

⑶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不久，戰爭中被抑制的消費需求開始擴大，英國的經濟隨之出現繁榮。但好景不長，1929年從美國開始的經濟危機幾乎席卷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具有驚人的破壞力。危機的沉重負擔漸漸轉嫁到廣大勞動人們身上，英國也受到這次經濟危機的嚴重打擊。出現了嚴重的生產下降，大批工廠倒閉，許多企業經營者的積累瞬間化為泡影，商品大量過剩，社會物質財富被破壞，生產力大量被閑置、被毀滅；數以百萬計的勞動者在一時之間變得一無所有，失業人員劇增，許多人因為無力支付房租、水電費等而被趕出公寓，到處流浪；許多學校不再招收學生，即使是公立學校也被迫關門，導致幾十萬學生失學；信用危機導致銀行倒閉，全部銀行都陷入癱瘓狀態，進一步擴大到貨幣危機，世界貿易也陷入萎縮和停滯；農產品價格暴跌。為了恢復經濟，各國又開始爭奪市場，本國貨幣貶值，結果世界市場更加狹小。1937年又爆發了一次新的經濟危機。面對這種空前的危機狀況，英國政府開始真正重視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擴大社會保障的范疇，以應對經濟危機帶來的各種問題，全面保障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

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

英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就開始關注國民的基本生活狀況了，戰時政府把社會福利水平提高了一些，尤其是在兒童福利和醫療保健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大量的軍人需要重新就業，他們的疾病以及傷殘問題、陣亡者遺屬的津貼補助問題等等需要解決。戰后和平提高了國民物質文明水平，英國政府開始主動積極的制定社會保障計劃，讓每個國民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體面的生活。于是社會保障計劃逐步的由只是對軍人的特權擴大到軍人家屬再到全體公民，發展和改善國民的住宅、生活和城市環境，幫助失業者和貧困者擺脫不幸等等。國家通過立法的形式把社會保障制度確定下來。這時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徹底的改變了戰時為了緩和經濟和社會矛盾的臨時應急措施的狀態，而是作為一種長期戰略，促進英國經濟制度的廣泛發展和不斷完善，保障英國全體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是英國重建計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對英國建立福利國家有著重大的影響。

參考文獻：

[1]W.J.Ashley 著,鄭學稼譯.英國經濟史及學說(下冊)[M].臺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1973:307

[2]丁建定.英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J].史學月刊,2002(3):46

[3]陳曉律.英國福利國家的由來與發展[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7):76

第8篇：經濟危機的物質基礎范文

    (一)中國家庭金融投資的風險根源一方面,中國經濟轉型是家庭金融投資風險的觸發器。經濟轉型對于中國來說并不是一個新問題。早在198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已經提出了“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十字方針,“九五”期間中央明確提出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轉變,“十五”期間將經濟結構調整作為發展主線,“十一五”期間更是把經濟方式轉變作為戰略重點。經濟危機后,為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以及創新能力,中國政府加快了需求結構、產業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的調整步伐。經濟體制轉型要求金融體制與之相適應,這種變動存在不可預見性,因而也為家庭金融投資帶來了風險。另一方面,社會變遷成為中國家庭金融投資風險的催化劑。首先,家庭制度的轉變加大了老年人金融資產的不安全性。中國傳統的養老觀念是“養兒防老”,以往大多數子女在已婚后會選擇與父母同住或者居住在附近。長期以來這種傳統的家庭制度有力地支撐了家庭金融投資。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受西方文化和教育制度的影響,傳統的家庭瀕臨解體,越來越多的家庭顯現出小型化的特征。《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2》顯示,75.2%的已婚成年子女不與父母居住,而且空巢家庭超過13.3%。這使傳統的養老習俗受到挑戰,家庭養老的功能弱化。在風險程度日益加大的環境下,具有一定風險承擔能力的年輕家庭金融投資能力不足,而風險承擔性較差的老年人家庭卻持有更高的金融資產,使得家庭金融資產投資的不安全性加大。其次,新老金融觀念的矛盾增加了家庭金融投資風險。從傳統來看,中華民族歷來崇尚勤儉持家、自力更生,反對奢華拜金、不勞而獲,在消費習慣上傾向于克制自律,通過生產勞動創造財富并且實現保值增值。然而隨著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潮流,新型金融觀念興起,尤其在年輕人中信用卡消費盛行,并且存在非理性投資沖動,中國家庭金融投資處于兩種金融觀念的磨合期。(二)中國家庭金融投資的風險因素投資風險是指投資品價值的不確定性。中國家庭金融投資所面臨的風險是社會變遷和經濟轉型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所有家庭金融投資無法回避的問題。因此,了解風險進而判斷風險極為重要。1.制度風險中國家庭金融投資的制度風險包括經濟制度因素和金融制度因素。在經濟制度方面,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是以投資拉動為主,技術進步的貢獻有限。這種粗放型的經濟運作方式效率低。以投資擴張主導經濟發展,導致貨幣供應量增加,容易引起通貨膨脹,從而影響家庭金融投資。這也是中國迫切需要經濟轉型的原因之一。在金融制度方面,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實行的是“大一統”的體制,即所有社會資金全部以財政撥款為主,銀行只是充當“出納員”的角色。改革開放后開始進行金融體制改革,建立了健全的貨幣制度,形成了功能完備的金融組織體系,構建了競爭有序、開放的金融市場,形成了靈活、高效的宏觀調控體系和金融監管體系。但是仍然存在政策性金融比重過高,銀行產權結構單一、治理結構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監管制度呈現行政性傾向等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指出,1997年的東南亞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壞的銀行制度。因而當前的銀行制度為金融體系的安全埋下了隱患。2.市場風險市場風險主要包括經濟周期、通貨膨脹、違約風險、利率風險、匯率風險、理財機構運作風險及收入支出風險等。復蘇、高漲、危機、蕭條是經濟周期的四個階段,宏觀經濟總是圍繞著這四個階段在一定的時期內循環反復,構成了家庭金融投資中最難控制的風險。其他方面:通貨膨脹初期以及持續一段時間之后的價格波動,會對家庭金融投資者帶來一定的經濟損失;鑒于所有的金融活動都與當前以及未來利率的變動趨勢息息相關,家庭金融也不例外,因而家庭金融會受利率風險的影響;隨著全球化以及區域一體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外匯儲蓄存款,對不同幣種之間匯率的依賴會產生匯率風險;如果家庭所持股票、債券的發行企業倒閉或者缺乏償債能力,家庭金融投資就會面臨違約風險;作為單個投資主體的家庭,受信息和交易成本的限制更傾向于選擇理財機構進行金融投資,而理財機構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投資人利益最大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羊群效應”,無形中也會向家庭投資主體轉嫁風險;還有收入風險,主要是中國家庭收入仍然遠遠低于日本、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無法做到盡可能多地進行分散性投資,而且雇傭關系、供需關系變化以及養老、醫療的壓力加大了家庭收入、支出的不確定性,為家庭金融投資增加了風險。總之,金融市場的多元化為家庭投資增加了選擇的空間,但是也提高了風險規避的難度和不確定性。3.社會風險社會風險包含外部因素和投資家庭內部因素兩個方面。外部因素包含前文提及的人口老齡化,然而更為重要的是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風險全球化。2008年經濟危機已經證明了國際金融市場的連鎖反應特征,一旦某一國家或者地區顯現出危機的跡象,就會迅速蔓延。從內部因素來看,主要是家庭金融投資者的有限理性。這種有限理性主要體現在家庭投資者的預見能力不足,其原因在于市場經濟方面知識存量不足,不熟悉金融市場運作規律,造成盲目投資。

    日本應對家庭金融投資風險的經驗

    日本家庭金融投資的背景與中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樣經歷了經濟轉型,經濟制度由政府主導轉向市場主導;家庭制度也發生了重大轉變,老齡化社會問題突出;而且中國與日本均受儒家文化影響,具有重和諧、倫理,提倡節儉的生活態度,因而在家庭金融投資中都偏好銀行存款。不同的是,日本家庭金融資產遠遠高于中國。隨著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技術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借鑒其應對風險的經驗,對于促進中國家庭金融投資理性、穩定發展具有現實意義。日本政府采取多方措施提升家庭金融投資應對風險的能力。一是增加居民收入,使居民收入與家庭金融資產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早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以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完全就業、深化產業結構調整為目的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通過解散大財團凈化競爭市場;普及高中和大學教育以提高勞動力素質并推遲和延緩勞動力供給,使得工資上漲成為必然;加大稅收的直管力度,降低普通勞動者的稅率增加中低家庭收入;取消戶籍限制,促進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實現公平就業。一系列措施在短短10年間使日本居民收入連續翻番,明顯縮小了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以及地區之間、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民間金融投資因此得以蓬勃發展,家庭金融資產達到較高水平。多年來良好的收入基礎為日本家庭抵抗經濟危機提供了保證,提升了抗風險的能力,因而幫助日本家庭金融資產在金融危機第二年,即2009年實現了2.5%的上漲。二是加強金融安全建設。由于日本家庭以儲蓄性金融資產為主,為了保護銀行體系安全,增加投資者信心,1971年,日本建立了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在2008年經濟危機中,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對于抑制個別金融機構倒閉造成的“多米諾效應”,減少家庭金融投資的損失,維護金融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為了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日本還成立了投資者保護基金和保險契約者保護機構,要求日本國內所有的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必須加入。其中投資者保護基金最高保護限額為1000萬日元,保險契約保護的限額為保險額度的90%至100%。由此可見,日本政府對家庭金融投資的銀行儲蓄、證券及保險做了全方位的保護。這也是經濟危機之后日本人均家庭金融資產仍排名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金融中介在幫助日本家庭實現資金保值和增值的過程中,也承擔了相應的責任。其一,投資的培訓和教育。為了促進民間投資,早在2000年,日本金融系統委員會就提出必須支持消費者在金融方面的教育,并在2004年提出“加大投資教育,豐富公眾在不同人生階段的投資體驗”議題,內閣府辦公室則于2005年正式啟動針對大眾的經濟投資教育。由于政府的重視,各金融中介均十分推崇投資培訓和教育。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證券商協會(JASD)和東京證券交易所。其教育對象主要分為學生、教師、普通大眾。其中:學生涵蓋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教育方式由玩股票游戲到觀察社會動態和股市行情直至資產管理,層層深入,從小培養學生的投資意識;對普通大眾的投資教育有免費培訓班、研討會、網絡培訓、專業的證券課程等,方式多樣,不僅提升了居民投資的意識和熱情,而且隨著居民對金融投資市場專業知識的深入了解,增強了家庭金融應對風險的能力。其二,日本金融中介信息披露方面不僅要公開投資對象的財務內容、經營狀況,還要詳細說明金融產品的性質、風險程度,避免混淆安全產品和風險產品;同時,按照《個人信息保護法》和《個人信用信息保護法案》要求,保護投資者的信息,防止由于信息流出使投資者的利益受到侵害。其三,日本政府頒布了《金融商品銷售法》和《消費者契約法》,明確規定金融機構要對金融產品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企業經營狀況等進行說明,并需在充分了解投資者家庭結構、資產特征等信息后,引導投資者選擇相應的金融產品,還要受理因未詳細說明而造成投資者財產損失的賠償請求。長期以來,日本在積極鼓勵居民學習家庭投資的相關知識、參與各種培訓、提升其風險的承擔能力的同時,還大力宣傳投資者應承擔的社會責任(SociallyResponsibleInvestment,SRI),要求家庭投資者注重投資對象的社會效益。這種作法不僅能對上市企業形成監督,促進其承擔社會責任以促進社會的長足發展,進而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也能減少家庭金融投資的風險。

第9篇：經濟危機的物質基礎范文

1.1 選題背景及意義

1.1.1 選題背景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在近 30 中對外投資的區域和范圍逐漸擴大,遍布世界 170 多個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圍內所占比例越來越高,中國正成為全球矚目的境外直接投資大國。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在《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年流量保持兩位數的高增長,發展勢頭良好①;中國商務部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中國企業近年來在境外直接投資發展呈明顯躍升趨勢,2002-2006 年間,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流量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長;截至 2010 年底,中國境外投資覆蓋率達 72.7%,共有 1.6 萬多家境外投資企業遍布在世界 178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亞洲、非洲地區最高,分別達 90%和 85%。境外直接投資流量也創造了歷史最高值,相當于“十五”時期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總額的 2.3 倍,達到了 688.1 億美元;據中國商務部中國對外投資與經濟合作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至 2011 年底,中國企業共對 132 個國家和地區的 3391 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非金融類境外直接投資累計達到 600.7 億美元,同比增長 1.8%②。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順利實施,中國境外企業項目和人員不斷增加,我國企業持續增長的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己經成為“中國崛起”的新標志,對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產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但是,由于國際經營管理環境的錯綜復雜以及中國企業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活動面臨著很多的風險,企業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損失。一方面,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利潤率數據被不斷爆出。2009 年,中國貿促會在第三屆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研討會上了《2009 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及意向調查報告》,指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盈利率、虧損率和盈虧平衡率相同,都各占 1/3。另據在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2011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報告會上,商務部合作司商務參贊石資明介紹,根據商務部統計,中國國有企業在海外設立的企業將近 2000 家,其中虧損的企業占三成,這一虧損率要明顯高于世界投資虧損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虧損的案例一次一次沖擊著國人的眼球。

1.2 國內外研究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外學者已對境外直接投資進行了許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資相關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 國外研究文獻綜述

1、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

由于每個國家國情的不同,其進行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也會存在差異。Wells(1983)認為發展中國家進行境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并降低產品的運輸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亞為例進行了研究,發現其對發達國家進行投資是為了獲得技術和管理經驗,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的目的在于占領市場。Stephen(1994)的研究發現:本國政治狀況存在不足時,該國企業就會向具有完善政治體制的國家進行投資。Ozawa(1979)將境外直接投資看做是增強本國競爭實力的途徑。另外,很多學者對中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進行了研究。Deng(2004)認為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市場、技術和資源等。Morck 等(2008)分析了中國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指出企業的投資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國家政治目標及政府的影響。

2、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的影響因素

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Thomas 和 Grosse(2001)利用實證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資,發現自由貿易程度、區域差異性、經濟水平、政治風險是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Buckley 等(2007),Bala Ramasamy 等(2010)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認為貿易聯系、資源稟賦、文化等會對境外直接投資產生正向影響。

政治風險是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進行了政治風險對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他認為政治穩定性影響了境外直接投資活動。而 Dunning(1981)則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并沒有受到政治風險的影響。Oseghale(1993)將上述研究結論的不同歸結于實證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 2007 年,EIU 組織在其研究報告中明確提出政治風險是影響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最大威脅。Gatignon 和 Anderson(1986)進一步指出,企業采用合資的形式進行境外直接投資是將面臨更高程度的政治風險。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風險與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資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資之間存在的不同關系,并且 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風險依舊是境外直接投資者面臨的最大風險。Boddewyn 和 Brewer(1994)認為東道國政策愈加寬松,其境外投資也就愈多。

第 2 章 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理論概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境外直接投資

境外直接投資( Oversea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OFDI,作為國際投資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稱為海外(對外)直接投資。目前,對境外直接投資概念的界定,學術界相對來說比較認可的定義一般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四個權威機構。

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界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 IMF)定義境外直接投資為:投資法人在非本國的國家或者地區所經營管理并持有控制權的投資。直接投資是跨境投資的一種,其特點是:一國家經濟體的居民(直接投資者)對另一國家經濟體的居民企業產生了重要影響或在管理上實施了控制。除了通過直接投資獲得直接的外部股權控制或影響外,境外直接投資者也利用債務、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資的方式獲得間接的企業控制權①。直接投資者指這樣的一個實體或一組關聯實體他能夠對另一經濟體內的另一居民實體施加控制或重大影響。在有些情況下,就經濟實體與其他企業的關系來說,一個實體可能既是直接投資者,又是直接投資企業和聯屬企業。因此,直接投資者可以是: (a)個人或住戶;(b)企業——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

公營或私營企業;(c)投資基金;(d)政府或國際組織。對于出于財政目的而擁有直接投資企業的政府的特別處理;(e)營利企業中的非營利機構,但兩個非營利機構之間的關系不在直接投資之列;(f) 財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或其他信托 ;(g) 或者以上任何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合②。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07 年公布的《國際收支手冊》,境外直接投資資產包括:如圖 2-1。③

2.2 馬克思的投資理論及風險防范思想

2.2.1 馬克思的資本投資理論

(1)對投資動機的一般論述

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從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看主要來源于資本投資。企業和資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潤,而要想使利潤不斷增加,單個資本家就要把所獲得的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進行外部活動即投資。這種行為也符合資本主義運行的內部規律,即不斷的占有更多的剩余價值。由于資本家求利的心態是一致的,在市場上,這種競相投資的行為就形成了市場競爭,競爭攤薄了企業的利潤率,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最終令企業的經濟利潤為零。在獲利心態的強力推動和競爭規律作用下,資本家會不斷地進行新的投資行為發展新的行業,以獲得相比其他企業或資本家的額外的經濟利潤。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表現為資本的外部運動,……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發生作用,從而……成為單個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機”①。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和超額剩余價值是資本家總在追求的,而剩余價值的一部分作為投資的資本又被投入到生產中,獲得更大的剩余價值。在投資過程中,貨幣作為資本運動的起點,充當了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經過生產過程,生成增殖的貨幣,它是投資過程的終點和又成為投資過程的新起點。這一周而復始的運動過程便是投資。馬克思在對于資本的論述中,認為投資是資本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推動力。貨幣資本被當做“是每個單個資本登上舞臺,作為資本開始它的過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現為發動整個過程的第一推動力”①。

與此同時,投資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逐過程,對利潤率低的行業來說,意味著失業和資本存量的浪費,是經濟蕭條的源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論述了經濟危機:“雖然資本投入的那段期間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②。在經濟危機期間,商品積壓、物價下跌和生產下降等現象變得普遍。為了避免經濟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資本家要摒棄就得生產方式,引進效率更高的機器設備、新的生產工藝方式和新的企業管理理念,這引起了全社會范圍內的固定資產的更新潮流,帶動了與固定資產相關的行業的發展,擴大了生產部門的生產,引導了生產資料部門的部門內的投資,增加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數,促進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員素質升級,同時擴大了消費資料生產的市場與需求。這樣,一環扣一環的經濟性蝴蝶效應使得社會的生產擺脫了經濟危機束縛,經濟又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周期,在新的經濟周期中,資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個周期,社會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最終必然導致社會的總供給要大于社會的支付能力下的總需求,資本家要摒棄舊的生產方式,從而形成一個循環。由此看來,資本投資活動與經濟危機的發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輔相成。

與此同時,投資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逐過程,對利潤率低的行業來說,意味著失業和資本存量的浪費,是經濟蕭條的源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論述了經濟危機:“雖然資本投入的那段期間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②。在經濟危機期間,商品積壓、物價下跌和生產下降等現象變得普遍。為了避免經濟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資本家要摒棄就得生產方式,引進效率更高的機器設備、新的生產工藝方式和新的企業管理理念,這引起了全社會范圍內的固定資產的更新潮流,帶動了與固定資產相關的行業的發展,擴大了生產部門的生產,引導了生產資料部門的部門內的投資,增加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數,促進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員素質升級,同時擴大了消費資料生產的市場與需求。這樣,一環扣一環的經濟性蝴蝶效應使得社會的生產擺脫了經濟危機束縛,經濟又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周期,在新的經濟周期中,資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個周期,社會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最終必然導致社會的總供給要大于社會的支付能力下的總需求,資本家要摒棄舊的生產方式,從而形成一個循環。由此看來,資本投資活動與經濟危機的發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輔相成。

第 3 章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現狀................38

3.1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 ............38

3.1.1 探索起步階段............................39

3.1.2 穩步調整階段.........................41

3.1.3 迅速發展階段.......................43

3.1.4 后危機時代.............................46

? 3.2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風險形式 ..........51

3.2.1 政治風險............................51

3.2.2 經濟風險...........................56

3.2.3 文化風險............................61

3.2.4 法律風險.........................62

3.2.5 企業并購風險.........................63

3.3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致因分析 ...........65

3.3.1 宏觀層面的環境性風險因素................65

3.3.2 中觀層面的結構性風險因素................69

3.3.3 微觀層面的操作性風險因素........................71

第 4 章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 模型構建 .......................76

4.1.1 構建指標體系..................................78

4.1.2 數據分析方法——F-AHP 模糊層次分析法 .............88

4.1.3 模型應用實例..........................91

4.2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風險案例分析 ...................96

4.2.1 案例一:中國民生銀行收購美國聯合銀行...............96

4.2.2 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

石油期權交易............100 4.2.3 案例三: 利比亞局勢對我國 企業直接投資的影響.......103

第 5 章 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的國際經驗借鑒...........108

5.1 發達國家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策略 ...............108

5.1.1 美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風險規避經驗..................108

5.1.2 日本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策略..................109

5.1.3 德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管理對策................112

第 6 章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機制建構

與企業國內投資的風險相比,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的范圍更大、形式更多、產生的原因更復雜。因此,在積極促進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同時,也應該有效地引導企業控制和防范對外投資風險,這需要政府和企業的共同努力,建設系統性的投資風險防范機制,從系統性的角度降低風險給對外投資企業造成的損失。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控機制的建設由兩個層次組成,即宏觀管理層次的風險控制機制和微觀層面的風險管理機制。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的保障。

6.1 宏觀層面的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機制

6.1.1 創造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良好宏觀環境

1.優化投資環境

無論是國內投資還是跨境投資,企業投資行為依賴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業環境。相較于國內投資,企業境外投資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維護商業環境是企業一己之力難以掌控的。為此,我國政府可以通過建立區域、雙邊或多邊投資合作機制,為企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快,且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些東道國對我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及收購行為抱著敵視的態度。因此,中國政府在國家的層面上與各國建立友好的合作關系,會極大地降低企業在境外投資與經營的風險。企業進行對外投資既是企業自身獲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經濟活動,也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實施手段。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活動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資源和環境發展我國經濟,同時也有利于引導和帶動國內其他企業的發展。因此,基于宏觀角度,政府除了應對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過程給予積極鼓勵和支持外,還應該創造多方面條件,為企業境外投資提供基礎性公共產品。其中,風險防控機制的建設就屬于涉外經濟中的公共產品范疇,應當由政府提供最基礎的風險管理機制。

結 語

一、本文的主要結論

境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轉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綜合作用的必然結果。中國企業加大境外直接投資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國際經濟資源,為中國進一步經濟增長提供要素支持。同時也是中國當前緩解流動性過剩,減輕國內通脹壓力,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舉措。然而,由于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起步晚,企業對國外的投資環境還不甚熟知,對國際經濟形勢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臨的投資風險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視,近年來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績效仍不高,投資風險事件頻發。中國企業在把握東道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和投資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時,中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活動存在跟風現象。國內許多企業在選擇投資目的國、投資項目和投資方式都存在相似性,這直接導致了國內企業在海外市場的惡性競爭情況。因此,如何借鑒經驗,避免重復錯誤,選擇一條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業值得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