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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醫學倫理學基本范疇范文

1.1我們不能不清醒地認識到,與世界上很多國家相比較,我們的醫學倫理教育從內容到形式,從理論到實踐都存在著許多問題與不足。目前,在美國、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已經進行了多年系統穩定的醫學倫理學教學。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各年級醫學生中均開設醫學倫理學課程,并進行跨學科教學。教學基本上圍繞當前醫學領域的重點熱點倫理問題進行,如醫學實踐中知情同意、人體實驗、腦死亡、稀有資源分配等。哈佛大學醫學院對醫學倫理學采取以問題為基礎進行跨學科的教學方法,組織學生對醫學倫理問題從不同角度、不同學科進行研究和探討,并邀請不同學科的專家參加,例如邀請臨床醫學專家、基礎醫學專家、社會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行為科學家等[1]。

我國則多以開設醫學倫理學課堂教學為主,進行其他教學模式的學校還很少,教學模式還有待完善。僅在少數醫學院校的醫學倫理學教學中,采取了對重點熱點問題進行討論,課題調研的形式。比如哈爾濱醫科大學,其在上世紀末已經開始采取這種課題調研討論的教學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學效果[2]。但是目前國內對這些模式還缺乏系統的研究,也沒有很好的推廣。

1.2對醫學倫理學重要性的認識不足。

醫學倫理學在醫學教育中的地位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才導致目前我國醫學院校醫學倫理學課時嚴重偏少的現狀。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大部分醫學院校在第五學期開設醫學倫理學或在政治課中開設醫德課,總課時約為30學時,不及美國、日本等國家同類課程學時總數的1/5。在如此有限的時間內,不大可能指望學生對醫德范疇、醫德規范等有較為系統的了解,更談不上為他們提供將理論付諸實踐的機會了。

2002年2月,國際醫學教育學會公布了本科醫學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醫學教育的7個基本方面:職業價值、態度、行為和倫理,醫學科學基礎知識,臨床技能,溝通技能,群體健康和衛生系統,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維和研究。[3]這一標準闡述了醫學院校畢業生必須具備的一系列基礎核心能力,從中可以看到,醫學倫理學和醫德教育在醫學生綜合素質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課形式單調是我國醫學倫理學教學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醫學倫理學教學中通行的是單純由教師講授的方法。限于學時,教師較少考慮,也無從考慮實際效果。這種“布道式”的教學方式,很難引起學生對醫學倫理學的興趣,更不用說掌握指導他們終身職業生涯的倫理準則與規范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醫學院該門課程的教學形式顯得生動活潑。其中最常見的是各種形式的討論和以病例為基礎的教學模式。日本的醫學倫理學課程則主要由相關臨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講及讓學生參加病區實習的形式來予以實施,注重培養學生判斷醫療實踐中發生倫理問題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加拿大的醫學倫理學課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學法和以問題為基礎的教學方法。

1.4如何讓醫學倫理學的教學內容更系統、更穩定、更具時代性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醫學倫理教育的教學內容也同樣受到了嚴峻的挑戰。眾所周知,任何一種道德理論或倫理學說,都是有其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隨著經濟改革在我國城鄉相繼取得巨大成功,人們開始對醫療衛生保健行業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新的醫學模式要求醫務人員不僅應具備精湛的醫術,而且要求他們能自覺尊重生命價值,在努力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的同時,還要深諳倫理學、心理學等人文科學知識。所以原有的教學內容自然跟不上時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經更新的教材內容,也會因為目前新的倫理學問題的層出不窮而同樣有了時代的局限性。傳統的醫學倫理學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場筆試(閉卷或開卷)以及論文撰寫常見。前者強調的是書本理論知識的檢測,特別是閉卷形式。開卷形式雖然有一定的開放,但總之都是以理論知識考核為主,與傳統課堂授課形式相適合。這種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學生學習醫學倫理學課程后的思想觀念以及倫理決策能力上的變化,也不能真正鼓勵學生學習醫學倫理學的主動性。后者雖強調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有助于學生自我能力的培養,相比較應該是一種進步。但是仍然還有不足之處:沒有貼近臨床和實踐,學生的任務僅僅是在完成論文,所以相關材料可以不必從實踐中獲得,減少了倫理學的實踐機會;論文撰寫相對簡單,教師的指導成分相對較少,實用性不足。因為以上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醫學倫理學考核方式難以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和迫切感,那么進行醫學倫理學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勢在必行。

2醫學倫理學教學的對策

2.1加強國際合作,提高中國醫學倫理學的教學水平。醫學倫理學的發展和醫學科學的發展密不可分,一種新的醫學科技的發展,必然引起相應的倫理學的方法論等多種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學校教學方法,使我們的教學在調動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啟迪學生創造性思維以及培養學生表達思想、交流觀點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4]。此外,對

學生的成績考核,要考慮改變以理論考試為主的形式,積極嘗試多種考核方式,使考試內容注重運用所學的基本理論分析一些具體問題。

2.2創新教學內容。

自1982年以來,我國高等和中等醫學院校和醫療部門陸續開設了醫學倫理學課程,從事醫學倫理學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編寫了許多版本的醫學倫理學教材。這些教材的出現,對于醫學倫理學的教學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21世紀是生命與健康科學發展的世紀,因此醫學倫理學內容體系“應以義務論為主線,將價值論、公益論貫穿其中,既反映傳統醫德精華,又突出生命與健康主要內容,并包括哲學、倫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美學等相關學科進行理論與實踐的論證。既有一定的理論深度,又能幫助醫學生和醫務工作者解決在學習和醫療實踐中的各種倫理問題。其具體內容應突出科學性、系統性、規范性和實踐性的統一”。[5]

2.3改革教學方式。

教師講授不應該是醫學倫理課唯一的教學方式。我們應該借鑒國外一些比較好的教學方法,依據我國的國情和目前醫德醫風的現狀,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學模式。在方法上,我們應改單調乏味的說教為多種形式并舉。可以嘗試用師生對話、小組討論、專題討論的形式。在醫學倫理學教學過程中,“應特別重視選擇與應用正反典型事例進行倫理分析,這對于幫助醫學生和醫務工作者加深對醫療實踐中所遇到的倫理紛爭的理解,提高醫學行為分析判斷能力具有重要意義。實踐證明,這種教學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歡迎”。[6]同時還“應重視對啟發式、講授法、多媒體教學法、考評法等方法的應用,不斷提高醫學倫理學教育教學質量”。

2.4加強師資培養,提高教學水平。

為解決師資隊伍發展滯后的現狀,首先,應盡快成立醫學倫理學教研室,建立一支結構合理的、專兼結合的教學隊伍。其辦法:一是建立專門教學研究機構,配備專門從事醫學倫理學教育的人員,尤其重視選拔有培養前途的碩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華醫學會醫學倫理學教育委員會名義舉辦全國性醫學倫理學師資培訓班和專題研討班,2004年8月在廣州舉辦的全國醫學倫理學教育培訓班,受到有關部門和與會者的好評。同時,各省市醫學倫理學會也應定期召開醫學倫理學教育會,不斷培養醫學倫理學隊伍,還應選派有培養前途的年輕教師出國作訪問學者進修學習,從而達到提高醫學倫理學師資隊伍素質的目的。

2.5完善并規范人文教育體制。目前我國醫學倫理學教育體制不夠完善,同時還尚無相應的規范。

全國僅有醫學倫理學會及教育等專業委員會,而各省市沒有相應的專門機構,也缺乏統一和明確的要求。雖然國家教育部、衛生部在課程建設上把醫學倫理學列入教育計劃,但全國醫藥院校缺乏統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醫學倫理學教研室,但大多數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個小組,教材不夠統一,教育與研究相脫節等。我們認為,必須制定統一的計劃和提出明確的要求,“把醫學倫理學作為整個醫學教育的重要內容,納入教育衛生主管部門的議事日程,列入教育計劃,作為必修課程開設,作為精品課程和重點學科來建設”。[7]同時要大力開展醫學倫理學的教育研究,定期召開地區和全國性醫學倫理學教育研究會,總結交流經驗,表彰先進,依靠全體醫學倫理學教育工作者和理論界、醫學界的同仁,共同為建設符合國情的醫學倫理學理論及教育體系而努力。新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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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伍天章.以教學內容改革為突破口,加強醫學倫理學教材建設.中國醫學倫理學[J]2001,(1)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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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伍天章.新版醫學倫理學.[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8

第2篇：醫學倫理學基本范疇范文

【關鍵詞】 醫院;醫學倫理學;工作開展

The Analysis of Hospital Medical Ethics for Work

ZENG Wei-hua,ZHANG Hong-yun.

Yili Prefecture Kuitun Hospital,Xinjiang,Kuitun 833200,China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authors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medical ethics,theproblems which exsited during carrying out the work of hospital etyics and some Contents that should been paid attention to during the progress of this work. Concluded that Systematic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medical ethics is very meaningfu for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een Medical workers and others,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edical services,promoting the developing of medical science.

【Key words】 Hospital;Medical ethics;Carry out the work

DOI:10.3760/cma.j.issn 1673-8799.2010.11.184

作者單位:833200新疆伊犁州奎屯醫院

醫學倫理學(medical ethics)是一門應用倫理學學科,研究醫療實踐和醫學科學研究活動中人們之間的道德關系及道德規范。我們學習和研究醫學倫理學,就是要認識和理解醫學道德的作用、意義和發展規律,并熟知醫學道德的規范及道德原則[1]。在醫學科學實踐中總是會不可避免地面對一些醫學倫理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處理這些問題,醫學研究的成果不但不能造福社會,還會給人類造成危害[2]。

各家醫院為了貫徹落實衛生部印發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試行)衛科教[2007]17號文件要求,尊重和保護患者和人類受試者的合法權益,為了本單位在開展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和相關衛生技術的正確應用及相關高、新、尖衛生技術的引進、應用過程,進行有效地醫學倫理審查工作,均按照文件要求,成立了“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相應建立了“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章程”、“醫學倫理委員會工作制度”以及工作職責。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深化、社會對醫療服務需求的擴大和醫療衛生行業因資源配置等因素形成的競爭增強,因此從制度建設入手加強和提高醫院倫理建設具有特殊意義[3]。2010年1月26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衛生廳下發了新衛科教發[2010]1號文件《衛生廳關于進一步加強和規范醫學倫理工作的通知》,對此項工作又提出具體要求,但是到目前為止,各家醫院執行情況不太樂觀,我認為存在以下問題。

1 各單位主管領導及分管領導對此項工作的重要性及相關知識不夠了解、重視、要求,宣傳不到位。

2 各醫療單位對《醫學倫理相關知識》培訓不到位,大部分臨床、醫技專業技術人對醫學倫理專業知識不了解或了解較少。

3 各家醫療機構在開展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和高、新、尖衛生技術的引進和應用,開展的一些新技術、新項目,均沒有按照要求,向醫院倫理委員會申報,更不可能做相應的具體工作、有相應的資料備案,倫理委員會當然就設有進行審批,所以在醫院相關部門就查不到相關資料的現象均為普遍。

要做好醫院醫學倫理工作,做到保護患者的合法權益,需依據赫爾辛基宣言“保護人民的健康是醫生的光榮使命。他或她的知識和道德正是為了實現這個使命”。世界醫學協會的日內瓦聲明用“患者的健康必須是我們首先考慮的事”對醫生在道義上加以約束。國際醫學道德標準的規定宣稱:“只有在符合患者的利益時,醫生才可提供可能對患者的生理及心理狀態產生不利影響的醫學措施”。和[1]《國家醫學倫理學基本原則》:“防病治病,救死扶傷,實行醫學人道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健康服務。醫務人員在防病治病、救死扶傷中要熱愛醫學科學,努力學習,刻苦鉆研,在技術上精益求精,勇攀醫學科學高峰,具有高度的責任心”。還要注重以下幾項:

3.1 首先衛生行政管理部門要重視,對此項工作有安排,要有檢查落實的相關措施。

3.2 各醫療單位領導重視,分管業務領導要認真抓此項工作的運行情況,安排相應的“醫學倫理知識”培訓工作。要求各級衛生專業技術人員按照衛生部、衛生廳的要求,和醫學倫理工作的相關要求,在開展、涉及人的生物研究,高、新、尖技術的引進、應用,本專業開展新技術新項目時,按照程序進行申報、備案、報批。醫療衛生技術人員還應掌握以下知識:

3.2.1 開展醫學倫理工作的目的和意義。

3.2.2 醫學倫理學基本范疇《權利與義務》。

3.2.3 生命倫理學的基本原則。

3.2.4 我國醫學倫理學基本原則。

3.2.5 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的倫理原則;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的倫理審查內容。

3.2.6 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的倫理審查程序。

3.2.7 醫學倫理評價的標準和依據。

3.3 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應積極工作,發揮效能,認真履行工作標準、工作程序。

4 結論

醫學倫理學是一門醫務人員職業教育必修理論課程,也是一門密切聯系臨床、實踐性很強的學科。隨著醫學技術的發展,人們對醫療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醫學倫理對規范、約束、指導、監督醫學行為,保護患者權益,調節醫患關系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4]。醫務人員在醫療實踐中必須做到理性尺度和價值尺度的統一,一方面醫學診斷和治療要科學,要符合理性;另一方面在選擇科學的醫學技術和手段同時,還要用倫理的價值尺度去審視所選擇的醫療診斷或治療技術和手段是否符合倫理要求,只有做到理性尺度和價值尺度的統一,才能真正體現以人為本、治病救人的醫療服務理念。也就是說,醫學技術只解決我們“能干什么”,倫理學才解決我們“該干什么”的問題[5]。因此,只要認真開展醫學倫理工作,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廣大患者,及受試者的權利和利益,同時也保護了廣大醫務工作者的權利和醫務,減少或避免了不必要的醫療糾紛,使開展診療、科研、技術引進等各項工作的計劃和方案更加完備,減少或避免醫療差錯事故的發生,對突發事件發生有充足的應急措施(應急預案),增加醫患之間的溝通,在緩解或避免醫患矛盾的發生,起到了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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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醫學倫理學基本范疇范文

較早提出“大語文觀”概念并以此涉及語文教學整體改革方案的張孝純認為中學語文課必須沖破當前“狹的籠”，而走向“大語文教育”的廣闊天地。“大語文教育”認為，語文來源于生活，與生活是源頭與活水的關系。美國教育家華特提出語文學習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

語文學習完整的結構由3個部分組成：

（1）語文課堂教學；

（2）第二語文教學渠道；

（3）語文學習環境。

課堂教學是主體，第二語文教學渠道和語文學習環境是“兩翼”。尤其是在后示性時代，學生在信息的獲取上絲毫不滯后于教師，甚至多于教師，以往教師在信息占有上的優勢地位逐漸被削弱了。如果語文教學仍然秉承“以課堂為中心，以教材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的舊教育觀念，只會與當今變化迅猛的信息時代格格不入。“大語文教育”要落到實處，就要沖破“三中心”的舊教育觀念的牢籠，要以課堂為基地，并延伸至廣闊的社會生活、家庭生活中。因此，“大語文教育”觀具體化到操作層面，即為“大教材觀”、“大課堂觀”、“大教法觀”。

2受大語文教育啟發對醫學倫理學教學的思考

醫學倫理學教學的目標是喚起醫學生敬畏生命的理念，塑造和完善學生的道德人格、醫德素質和職業價值觀、豐富的醫學倫理知識、良好的醫學倫理意識和較強的醫學倫理思維能力。與傳授知識相比，醫學倫理學教育更注重信念的培養，而信念的培養是道德主體經由他律到自律、內化為主體生命一部分的過程，這就決定了達到教學目標的教學手段的開放性。這與重在培養學生情感、信念等的語文學科在教學目標上具有相似性。受“大語文教育”的啟發，筆者試圖從大教材觀、大課堂觀、大教法觀出發，為醫學倫理學教學提出建議。

2.1大教材觀醫學倫理學的研究內容十分廣泛，既要研究醫學倫理學的基本理論、基本原則、規范和范疇體系，又要研究在醫療衛生機構應用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如醫患關系問題、醫療衛生資源分配問題等，還包括醫學科學所特有的道德問題，如人體試驗、器官移植、克隆等。因此，內容涉及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醫學倫理學教學僅僅局限于教材是不夠的，不能滿足學生日益增長的求知欲，不能有效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能力。醫學倫理學研究內容的開放性決定了要以一切適合的素材作為教材，包括課本、報刊雜志、新聞媒體的相關熱點、相關的影視作品及醫學人文著作、臨床案例等，其根本特點是課堂教學的目的不是把教材的學習當成唯一的學習任務，而是把能力的提升、知識的積累、素養的積淀作為教學的目的。例如，大多數教材對知情同意權的論述主要為知情同意權的概念及理論上如何應用，缺乏與現實應用對接的橋梁，也不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因此，在介紹患者知情同意權這一應用性較強的內容時，要應用一切有價值的素材，包括通過教材以了解其理論應用、相關的學術論文以了解學術前沿及動態、影視資料如《死亡工廠》以明白知情同意權的起源、醫學臨床領域出現的一些典型案例，以使學生更直觀生動地了解其臨床應用。在介紹其他內容時，同樣需要將一切與之相關且有價值的素材引入課堂，一方面使學生掌握相關內容的全方位的理論介紹；另一方面由于理論與實踐往往有差距，進而通過多種素材的結合生動地呈現其在現實中的應用，以提升醫學倫理學的教學實效性。

2.2大課堂觀大課堂觀就是打破傳統的有限課堂的時空觀念，立足課堂并超越課堂進行學習。通過上述對醫學倫理學教學目標的介紹可以看出，與醫學專業課相比，醫學倫理學的教學目標更多的是培養醫學生理念、素質、價值觀、情感等更為柔性的素質，這些素質的提升需要的不僅是理論知識及實踐技能的傳授，更需要的是循序漸進、潤物無聲般的人文氛圍的熏陶。如果只是局限在一個學期固定的教學時數中，遠遠達不到教學目標。因此，在教學安排上，不能只以課堂為醫學生唯一接受醫學倫理素養培育的基地，而應當貫穿于醫學生整個學習階段。筆者認為可分三個階段進行：

（1）醫學生在基礎學習階段：以講座形式進行啟蒙教育，內容主要為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國醫學生誓詞、對生命的敬畏、對生與死意義的求索等思想教育，以端正學醫的動機和學習目的；

（2）醫學生進入臨床學習階段：開展理論教育及實踐教育，即多種教學方法并用進行醫學倫理學的醫德、臨床決策能力、生命高新技術應用出現的倫理問題等內容的教育，并進行專題討論；

（3）醫學生進入臨床見實習階段：加強實踐教育，以床邊教學、案例分析、調查討論等形式，提升醫學生的臨床決策能力，使醫學倫理學的理論、規范在學生動手親身實踐過程中內化為其生命過程的一部分。

2.3大教法觀教學有法，但無定法。大教法觀是打破固定的教學模式，改變課堂的程式結構，倡導學生自主學習，鼓勵教師個性化教學。按照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內因（自我教育、內心陶冶）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外部約束）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外部教育和約束歸根到底要通過學生自我教育才能產生教育意義。道德準則只有被學生自己去追求、獲得和親身體驗的時候，只有當它們變成學生獨立的個人信念的時候，才能成為學生的精神財富。醫學倫理學教學要運用一切能提升醫學倫理學理論與實踐教學效果的教學方法。理論教學如CBL教學法、PBL教學法、敘事教學法、故事引入法、模擬講座法、專題論辯法等，減少說教式的灌輸，以增強學生對醫學倫理學課程的興趣，從而促使醫學生在社會交往與實踐中進行自我倫理教育；實踐教學方面要引導學生走向社會，走進大課堂，創設更多接觸患者及醫療工作的機會，讓學生帶著問題，有目的地開展各類專項調查。調查可以是座談式、訪問式、問卷式等，讓學生深入到醫療實踐中去，與醫務人員、患者和社會人群直接打交道，根據調查目的搜集第一手資料，掌握實際情況。目前國家級、省級、校級鼓勵大學生參與到創新及科研的課題中。醫學倫理學方面的選題可以共同討論，在指導教師的引導下鼓勵學生分組調研，將調研結果匯總整理并分析，寫出調研報告，盡可能使每個學生都感受并了解到醫療領域的問題所在。我校思政部每學期組織1～2次實踐教學活動，教學活動的基地選擇一般會傾向于紅色革命基地、基層醫療、基層教育等。醫學倫理學的教學實踐也可以借助這個平臺，使學生將抽象的理論具體化、形象化。此外，還可以開展暑期“三下鄉”活動、義務支醫活動等，使學生通過親身感觸，加深對教材內容的理解，運用醫學倫理學的原理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以提升其社會實踐能力，使醫學倫理學的教學目標得以實現。

3小結

第4篇：醫學倫理學基本范疇范文

[關鍵詞]生命倫理學；中國難題；現代醫療技術

[中圖分類號]B8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511X（2012）02-0005-06

一、問題的提出

生命倫理學的誕生和發展，與現代醫療技術的高速發展及其不斷展現的復雜而多變的“醫療實踐”領域及其急速變革有關。進入20世紀以來，現代醫療技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現出日益尖銳的生命倫理難題，它們在不斷地“書寫”人類依靠技術治療疾病、增進健康、強化生命的各種“傳奇”的同時，也對人類的倫理規范和法律制度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醫療-技術”現象（或者“技術-醫療”現象）的醫學進步和生命倫理實踐，正在不斷地將遺傳學、神經科學（腦科學）、干細胞技術、基因技術和計算機輔助技術（例如影像技術）等現代科學技術，帶人醫療實踐；而與此同時，幾乎每一項由現代科技進步帶來的醫學進步，都對舊有的生命倫理學理論與實踐以及與之相關的醫事法學帶來咄咄逼人的挑戰。生命倫理學面臨如許眾多的質詢，例如：如果我們相信技術進步能夠帶來醫學進步（這一點我們堅持一種樸素的信念），那么它如何才是一種道德的進步以及法律的進步？該問題使得現代醫療技術所開啟的醫療技術行為，儼然成了從生命倫理學視野上影響現代技術挑戰倫理及法律問題的“爆發地”！而每一次技術對倫理或法律的挑戰（如器官移植技術、克隆技術、基因診斷技術、以神經科學為基礎的腦服務技術等），都迫使科學家、醫生、法學家、社會學者、政府、媒體和公眾必須動員起來尋找應對的良方。各種各樣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仍然如揮之不去的魅影，與現代醫療技術及其醫療實踐如影隨形。

于總體上看，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以現代醫療技術為例，主要集結于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難題以及法律難題。從邏輯上看，它大致包括倫理難題、法律難題以及倫理一法律難題三個方面。

其一，倫理難題。即使法律支持該技術，我們在倫理上仍然面臨無法解決的難題，存在著諸“理”之沖突而每一種“理”都有理的情況。倫理難題的典型形式有三種：（1）倫理與倫理之間的沖突。即有兩種倫理，一種是從個體自由出發的倫理（它主要關涉權利問題），一種是從總體責任出發的倫理（它以義務為首要原則），這兩種倫理在特定的醫療技術境遇中，存在相互沖突的情況。（2）一種倫理體系的內部存在著的道德與道德之間的沖突。即醫療行為主體之間（醫生與病人）可能存在道德理由或道德主張上的分殊和相互沖突的情況，從而在醫生的權利與病人的權利之間產生尖銳的道德沖突。（3）在一種集團倫理或組織倫理的特定境遇中存在著倫理與道德之間的沖突。比如醫院組織對個體有普遍性的倫理約束，而個體的道德原則又可能存在著與組織的倫理規約相沖突的情況，于是在特定的醫療技術行為中，出現了“道德的個人和不道德的組織”這樣的倫理一道德悖論。

其二，法律難題。廣義的法律難題必定是從倫理難題而來，然而在生命倫理學中存在著一類相對狹義的法律難題，它將倫理的討論存而不論，在尋求一種“倫理中立”的法律解釋和立法實踐的過程中遇到了支持與反對都有法律依據的情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法律解釋的難題，如兩種解釋都可能是正確的，但它們彼此相互沖突；一是立法依據的難題，在是否立法（比如針對安樂死或醫自殺的藥物和技術的應用問題）以及如何立法等問題上皆存在著相互抵牾的主張，且似乎各自都能自圓其說。

其三，倫理一法律難題。倫理一法律難題或者主要地由倫理難題而來，或者主要地由法律難題而來，它是內含著倫理和法律因素且在二者之相互關聯問題上呈現的難題。代表性的倫理一法律難題有兩大類：（1）現有倫理上的析理無法為法律上的適用提供依據，而現有法律規范或解釋又無法體現倫理的價值、原則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現了倫理失靈和法律失靈的情況；（2）又或者，倫理上的支持和反對都符合法律解釋原則，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對都有強有力的倫理上的支持。倫理分析、道德論爭和推理是法律問題之求解的基礎，許多法律難題的產生乃由于倫理難題尚得不到治理或澄清；同樣，法律的解決方案往往又作為權宜之計不能真正地為倫理難題找到出路。

二、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與問題癥候

近十年來，伴隨著克隆的多利羊（1997年）的誕生以及人類胚胎干細胞被成功地分離（1998年），以及人類基因組圖譜的繪制成功等一個又一個的技術進步及其在醫療實踐中的運用，生命倫理學愈來愈聚焦于現代醫療技術及其醫療技術實踐所展現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以及倫理一法律難題。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亦受到醫療技術最新進展的影響：（1）在漢語語境下，現代醫療技術對倫理與法律的挑戰，成為亟需從文化、社會、宗教、倫理、法律等人文價值世界領域進行治理的難題；（2）而一些似乎已經被解決的問題（如腦生或腦死的問題）又重新成為新的倫理一法律難題；（3）由于現代醫療技術及其臨床研究和應用，前所未有地關涉到相關主體的權利、責任、義務和相關制度的公正問題，以及前所未有地標示出技術本身存在的大量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它必須獲得倫理與法律的支持，且極大地依賴于倫理難題或法律問題的治理或解決。在復雜的國際背景下，各國政府被迫對現代醫療技術的倫理與法律挑戰作出回應，即從倫理治理與法律對策兩個方面籌劃或者設計一種有利環境，既促進現代醫療技術（尤其是高新生物醫學技術）的發展，又盡量避免社會被高新技術所侵害。這使得生命倫理學的研究于總體上愈來愈面向“應用”，且愈來愈介入具體的社會決策或社會行動。例如：針對干細胞轉化醫學等高新生命技術的醫療實踐及其產生的生命倫理難題，英國于2005年通過英國經濟和社會研究理事會啟動了“社會科學干細胞行動”，鼓勵人文學者、倫理學家、法學家等介入這一領域；歐盟的BIO-NET項目，旨在希望中歐合作研究生物醫學技術中的倫理治理問題。

中國衛生部于2009年3月2日出臺了《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管理辦法》。這個文件可以視做我國從政策層面應對現代醫療技術帶來的各種問題（尤其是倫理問題與法律問題）的官方文件，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文件。它對我國醫療領域的技術創新和醫療抉擇有指導性的作用。然而，這個“管理辦法”并不是我們解決現代醫療技術的倫理與法律問題的“靈丹妙藥”，由于遇到的問題有些是非常棘手的倫理難題或法律難題，它甚至無法給出具體的實施細則。因此，中國生命倫理學亟需完成一種“語境梳理”，即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從更廣泛深入的實踐探索中，以及更多維交叉的跨學科視野的關注或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與科學家或醫療領域研究者和實踐者的對話研究中，進一步探討我國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治理和法律對策。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現代醫療技術在中國醫療實踐領域的研發、傳播和使用，除了造成普遍的倫理與法律問題之外，也正在形成“醫療技術的中國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現代醫療技術的發明、應用及其對社會整體的影響，對中國人的傳統哲學觀、價值觀、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沖擊，讓中國人產生越來越大的“隔離”感；第二，各種高新生命技術的研發和使用，也正在影響著人們的具體生活，比如，醫療上的器官移植技術、基因診斷技術、試管嬰兒技術，等等，這些技術的使用也正在考驗中國人的倫理意愿，改變中國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同時也對現有的法律解釋提出了挑戰；第三，由于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社會文化形態和生活思維方式，與主要是在西方文化傳統上建構起來的現代性醫療技術體系存在一定的差異，一些在西方語境中可以發揮作用的倫理或法律規范有可能在中國社會失效，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生命倫理學難題”。

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一般而言，源于現代社會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產生的與權利、義務、責任和公正有關的倫理及法律問題的廣泛而深刻的關注與激烈的論辯；特別地說，源自醫療技術在挑戰倫理及法律的過程中，對中國醫療民生和中國醫療技術進步帶來的重大影響。

從學說史的角度或者學術語境看，中國大陸學者對生命倫理的中國難題的研究和關注，是與生命倫理學這門新興交叉學科在中國大陸的產生、發展和不斷成長的歷程密不可分的。一般認為，大陸生命倫理學開始于1979年，以美國肯尼迪研究所的學者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為事件的標記。同年12月全國醫學哲學的會議在廣州召開，會上著名的生命倫理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邱仁宗研究員介紹了英語國家有關輔助生殖技術，腦死亡和安樂死及其他生命倫理學問題的爭議。1980年，《醫學與哲學》雜志創刊，邱仁宗研究員的開篇論文為“死亡和安樂死”。1987年，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倫理學》一書，成為將美國和西方生命倫理學介紹到中國的開篇著作。1988年10月《中國醫學倫理學》創刊。1988年7月全國“安樂死倫理、法律、社會問題”研討會召開，1988年11月“人工授精的倫理，法律，社會問題全國會議”召開。上述兩本雜志的出版，兩個會議的討論，標志著大陸生命倫理學的正式開始。從1997年至今，大陸生命倫理學進入了“體制化”和“法規化”的新階段。更多的機構審查委員會（IRB）或醫學倫理委員會建立了起來，生命倫理學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訂符合生命倫理的政策和法規上。同時，也有許多學者試圖從中西方文化的傳統資源中尋找生命倫理學中國化的啟示，有所謂“儒家生命倫理學”、“道家生命倫理學”、“基督教生命倫理學”等學術探索和有益嘗試。

然而，客觀地分析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有兩大問題癥候不可不察：一是缺少“對話”；二是不夠“關心”。前者突出地表現為，倫理學家、法學家和科學家往往各自以一種自說白話的“自信”來應對或解決難題，但并未真實地面對問題；后者突出地表現為，中國生命倫理學熱心于追蹤生命倫理前沿問題，對中國生命倫理的問題現狀缺乏調查研究的熱忱或者不夠“關心”，對中國醫療民生難題缺少足夠的關心，因而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國本土并面向中國問題。因此，在現代醫療技術對生命倫理及法律帶來的嚴峻挑戰中，中國生命倫理學面臨的更為緊迫而重大的難題是：如何在強調“對話實踐”和關注“中國問題”的基礎上，面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及法律難題，分析我們進行醫療抉擇的理由和治理方案，探索中國生命倫理面臨的困境和體系構建的路徑，并給出相關問題的國情調研或國情對策。這意味著，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亟需完成兩大語境的梳理：

其一是生命倫理學作為“對話的倫理學”的理念的確立。“對話”理念的核心，是生命倫理學在跨學科的條件下，真實地面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及法律問題，推進倫理學家、法學家、科學家、醫生、政府主管部門以及公眾進入深層次對話與商談的學術旨趣或良知抉擇。因為，無法對話的、或者只是尋求獨自的生命倫理學，習慣了將現有的道德理論或權利理論（如道義論、后果論和四項原則或者附加原則）應用到現代醫療技術的倫理及法律問題的分析或解決上，往往使得倫理學家和法學家無法真正地溝通或理解，他們與科學家或醫療（衛生）政策的制訂者，亦存在著不利于對話或商談的知識“偏好”或學科“阻隔”，這不利于相關難題的梳理與解決。生命倫理學中國難題要完成語境梳理，首先必須作為融合或打通“人文價值世界”和“醫療技術世界”的對話實踐才是可行的；其“生命力”并不主要地在于探討某些備選原則的應用問題，（當然這些原則的討論同樣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力圖在推進對話或商談實踐上有所作為，并在肅清問題或治理難題的基礎上探討我們如何應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法律難題。

其二是生命倫理學的中國理念的確立和中國問題的應對。生命倫理學是在以問題或難題為取向的研究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在兩個視野上展開相關難題的分析與治理：一是與醫療民生相關；一是與醫療技術的最新進步相關。中國理念和中國問題，無疑是我國生命倫理學應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倫理與法律難題的基本立足點。它在現代醫療技術之總體進展中，確定了面向中國醫療民生難題和中國技術進步難題的價值旨歸。因此，盡可能多地關注中國的醫療民生，以及盡可能多地針對中國問題的現狀進行調查研究，是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立身之本。

三、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及構建方向

一般意義上的生命倫理學是與生命科學和醫療技術相關聯的應用倫理學。然而，在當代漢語語境或者在生命倫理學面臨的中國難題的意義上，我們可以思考生命倫理學作為一種新型倫理形態（Ethictopology）的意義。一方面，中國語境將從一種倫理觀的意義上揭示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作為涵蓋生命科學、醫學、倫理學、法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的生態文化系統的本質，及其對重整人類性或民族性的倫理生活形態的醫療實踐運動的重要價值；另一方面，中國生命倫理的“形態”理念，將從總體上回應現代醫療技術在醫療實踐中帶來的世界性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實現一種立足于中國倫理現實和法律實踐對現代醫療技術進入倫理和法律的路徑辨識或探索，建構中國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體系，從原則和理論、問題和難題、政策和實踐三大向度建構倫理體系和法律解釋框架。從這一意義上看，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路徑，首先依賴于我們如何回到中國生命倫理的“道德鄉土”，以一種科學的調查研究的審慎性、精確性和實證性，捕捉中國生命倫理的問題境域及其客觀現實。我們過去關于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和法律研究，或者主要地關注抽象的理論思辨而缺乏現實關懷，或者著眼于具體境遇中的具體因素而缺乏整體架構，缺乏對相關主體或利害相關人的主觀倫理意愿的調查研究；而實際上，回歸中國語境的最初步伐，必然是以當代中國人對醫療技術問題的倫理意愿為核心進行的實證調查，這是一項為生命倫理的中國形態奠基的工作。在此基礎上，突破過去按照技術分類體系展開、以具體問題為直接對象、即時性的和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建構一個將具體技術活動形態和歷史背景、價值觀念、道德意見、生活境遇、實踐者意愿、社會責任、法律規范以及未來發展訴求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模式。進而，通過理論和實踐研究，在綜合醫療科技行為帶來的醫療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基礎上，為中國未來醫療衛生事業和醫療技術的發展，有針對性地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在重大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的治理和應對，以及道德文化建設、社會制度建設、立法與法治化建設，和未來發展總體戰略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對策建議、理論論證和國情分析。

基于對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的一種理論預設和學術期待，我們多少能夠展望一下中國語境下的生命倫理學在其形態構建上亟待完善并著力建構的三大方向：

第一，宏觀視野上的突破。生命倫理學是一個包含了生物學、醫學、社會學、法學和倫理學等諸多學科，高度交叉與綜合的創新性研究系統，是以倫理學為主軸貫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三大領域，圍繞“現代醫療技術”、“生命的診治或加強”、“社會、法律、文化”三大關鍵論題展開的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綜合型論題。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必須厘清這三大概念的區別、聯系及其各自的問題范圍。因此，宏觀視野的研究，主要是運用倫理學案例分析和道德哲學反思的方法，從多學科交叉融合的視野上基于對倫理難題與法律難題的領域界劃或治理機制的探索，分析研究現代醫療技術作為一種現代性的醫療一技術現象在醫療實踐中帶來的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倫理是在“道德原理”和“道德規范”的論證、辯護、反思和批判的意義上為法律的應用或立法實踐提供應然性之評判、正當性之理據和善的目標參照，它在“活的好”與“做的好”兩個方面關涉權利、義務和責任問題，并將之融合到道德論辯和法理依據的分析之中，為法律問題的解決，特別是立法實踐提供原理支持、原則辯護和價值引導；法律則是通過強制性的規范體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針對具體問題的司法解釋，體現倫理的價值、原理、原則和規范，它在強制性規范或判例的“適用”層面，以不容爭辯的形式關涉權利、義務和責任，面向行為或應用層面解決有關難題。而“現代醫療技術”作為人的“醫療技術行為”，將醫療技術變革與生命倫理突破以一種亙古未見的方式相互緊密關聯起來了，它凸顯了技術干預所進入的“從生到死”的生命之過程，以及“從身體到心靈”的生命之體系，從而在實踐上給醫療抉擇帶來了各種各樣棘手的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這一研究進路，并不僅僅是為了描述或者討論在技術發展、運用的具體過程中產生的具體的倫理和法律難題，而是將“現代醫療技術”視為一個動態演進的現代技術變革與人類醫療實踐相互融合的過程的基礎上，揭示技術活動與人類倫理生活和法律秩序之間的本質關聯，并在此基礎上去審視由于現代醫療技術所引發的一般社會問題、生命倫理難題和法律難題的產生根源、呈現形式和治理機制，為從理論上解決這些問題奠定邏輯和概念基礎。

第二，中國生命倫理狀況及法律問題的調查。生命倫理學的研究，在其本質上是對人類生存實踐活動的直接關照，因此，通過社會學的實證研究來發現當代中國醫療技術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是理論研究和對策研究的必要基礎和基本前提。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形態及其構建路徑，其真實的開端處或起點處，乃在于我們運用社會學調查方法，比如通過文獻研究、深度訪談、問卷被試和現場考察等諸多路徑，獲取中國本土面臨的醫療科技的倫理及法律問題的數據庫和典型案例，以為進一步的綜合研究提供調查分析之依據。比如說，我們可以根據現代醫療技術中人與人之間或者人與物（或者以技術為中介）之間的權利、義務、責任和公正四大主題，設定相關問卷，對其中產生的生命倫理及其法律問題進行社會倫理狀況的調查，獲得中國本土（通過多群體分類調查）看待現代醫療技術及其應用的主觀意愿方面的第一手數據和案例。這將使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變得清晰、明確、有力，從而使得生命倫理學的語境梳理真正向中國的現狀和國情靠攏，找出中國問題的特殊難題。以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和法律的中國難題為例，可能有三種具體表現形式：普遍性問題，普遍性問題在中國語境中的特殊表現，以及發源于中國現實的特殊問題。我們如何對這些問題進行區分并加以科學的描述，清理出造成這些區別的中國歷史文化和現代社會生活條件，準確把握當代中國人的倫理、法律和醫療生活的真實狀況，以及我們如何認識、理解和應對這一生存境遇及其中蘊含的生活體驗和倫理意愿，決定了我們的生命倫理學研究開啟或者梳理中國語境的基本方式及其特有的學術品質。

第三，重大應用難題和前沿問題研究。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關涉諸多復雜艱巨的問題域或問題系列。在現代醫療技術的范例中，核心的問題軸線是以“生命倫理”為基點或主軸，通過倫理分析和法律分析力圖辨析或澄清醫療技術行為中面臨的權利、義務、責任和公正等方面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因此，生命倫理學的中國語境，除了要在宏觀理念研究的推進策略上根據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倫理一法律難題的問題軸線展開，還必須面對具體的重大應用難題和前沿問題，強調從“倫理觀念變革”的意義上理解現代醫療技術以及在倫理一法律難題的具體問題境遇中展開道德辯護、倫理分析和法律分析。這表明，我們在問題域和研究對象的劃分上，要通過綜合醫療技術行為對生命過程或生命體系的干預，以及醫療技術發展演進的邏輯線索，對現代醫療技術中的生命倫理的語境進行梳理。比如說，我們可以從兩大軸線上捕捉其中遭遇的重大應用難題或前沿問題：（1）在技術演進或變革的歷史軸線上，梳理出“常規治療技術”、“高新生命技術”和“涉及人類發展性需求的醫療技術”三大類；（2）在技術與人（醫療主體）相關的空間軸線上，梳理出與身體相關、與神經或心靈相關、與遺傳和世代相關三大類。由此，形成了一個由“時空交織”的問題網絡，并系統探討其內在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的立體性的應用難題和前沿問題。現代醫療技術對人的生與死、身與心、遺傳與世代等至為根本的生命之過程和生命之體系進行操作、干預或控制，對現有的（包括傳統的）倫理觀與法律規范體系帶來了重大挑戰和沖擊。

四、生命倫理的道德前景與研究路徑

當代生命倫理學是一個涵蓋了生命科學技術、倫理學、哲學、法學、社會學和社會實踐活動的生命文化運動，生命倫理學及其原則（四原則）的討論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在半個多世紀的探索中，國際生命倫理學的研究不斷地在道德論辯和法律解釋兩個維度對有“喬治頓咒語”（尊重、行善、無害和公平）之稱的規范體系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和質疑，生命倫理學的眾多研究成果都試圖對原則進行重新審查或補充。因此，以生命倫理為主軸，將道德理由（辯護和論辯）和法律依據的探討作為生命倫理體系的兩翼，突破現有的生命倫理學的進路，是生命倫理學面向中國問題或中國語境進行醫療抉擇和問題治理的必然選擇。中國生命倫理的道德前景，有賴于這種理論與實踐之良性互動的生命倫理運動之勃興，以及我國生命倫理學理論研究在進入或梳理自身語境時貫通宏觀與微觀、理論與實證、哲學論辯與難題治理等區隔或阻滯所具備的實踐智慧。

從這一意義上看，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擇其要者而言，主要地是由一系列嵌入在當代中國醫療技術實踐中的倫理難題、法律難題和倫理一法律難題構成的，它本身預設或者預期了一個與中國醫療民生和醫療技術實踐密切關聯的生命文化運動（或生命倫理運動）的可能。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的展開及其研究范例的形成，從一種倫理形態的意義為中國生命倫理的道德前景指引著方向。它強調以中國生命倫理的理念，回應以生命科學技術和神經科學為主體的現代醫療技術在醫療實踐中帶來的世界性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強調在綜合醫療科技行為帶來的醫療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基礎上，建構中國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體系。這意味著，一種著眼于生命倫理之道德前景的生命倫理學研究，必須格外重視其對中國未來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之民生價值內涵的關注，所以既包括對實踐問題進行理性反思的研究，也包含對具體問題進行理論分析、論證和理論指導，以及在社會政策、制度和國家法治建設方面的指導策略，和面對具體實踐問題時所應采取的倫理和法律技術策略。因此，這是一個涵蓋了基本理念、理論邏輯、政策和制度設計、法律規范體系和具體行動技術策略，并以促進和改善中國未來生命科學技術體系、醫療衛生事業和社會和諧發展為最終目標的系統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中國生命倫理學在研究路徑方面面臨三大轉型：

其一，以“對話”和“商談”的研究方法，推進生命倫理學的跨學科研究。我們在生命倫理學的中國難題的應對方略上倡導一種“對話”和“商談”的倫理學，用意乃在于：力圖使得“以問題為取向”的生命倫理學在一種跨學科對話和跨文化商談中，打破學科壁壘，打通人文價值世界和醫療技術世界的阻隔，以“對話倫理學”的交叉融合的視角，進行難題分析、現狀調查、問題治理，并提供指導醫療抉擇的對策建議，從而進一步推進生命倫理學的跨學科研究。我們知道，對當代生命倫理學而言，現代醫療技術所產生的生命倫理和法律問題，已不再是單個學科的事情，而是一個關涉多個學科的集群性問題，沒有多學科的共同介入和合作研究，人們無法真正回應這些重大的現實問題以及由之產生的諸種理論問題甚至文化問題。在強調多學科的共同合作和研究的同時，運用對話和商談的研究方法，力圖打破原有的學科界限，在眾多相關交叉研究視域中（比如醫學倫理、醫學社會學、醫事法學、倫理社會學、法倫理等）進行問題分析和理論探析，這不但能改變以前各學科各自為伍、單兵作戰的“獨白敘事”的狀況，促進學科交叉與融合，還能形成以問題為中心的多學科研究方法，形成一種跨學科的研究進路。

其二，以對“問題”或“難題”的充分關注，推進生命倫理學的跨文化研究。生命倫理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被界定為：運用種種倫理學方法，在跨學科的條件下，對生命科學和醫療保健的倫理學維度，包括道德見解、決定、行動、政策，進行系統研究的學問。以問題為取向的研究路徑，在生命倫理學和醫事法學的研究進展中，在根本上顛覆原有的關于理論與實踐、思想與世界的關系的傳統認識，它使得生命倫理學總是在一種倫理突破的意義上，著意去介入、去發現或者重建一種生機勃勃的倫理生活及法律秩序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醫療技術的生命倫理學和法學的應用研究，既是世界倫理學形態整體變革之大潮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創建新的、順應世界潮流而又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倫理文化運動的一個具體實踐環節。雖然今天的生命倫理學理念主要是發端于西方文化傳統之中，但由于生命倫理學問題往往對任何文化來說都是難題，生命倫理事件的全人類性和前沿性使得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都不能獨善其身，也無法僅僅在自己的話語體系中提供一個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解決方案，故而取消了任何一種特殊文化的話語霸權。因此，以問題或難題為取向的生命倫理學研究，最有希望提供一個跨文化的倫理視野和論辯平臺，使不同觀點可以在生命倫理實踐中更平等、更自由、更深刻地進行對話交流，在屬于全人類的范疇內進行廣泛的合作；在這些事件的啟發下重新審視我們的整個道德體系，判斷、描述并引導我們未來生活的應然。

第5篇：醫學倫理學基本范疇范文

目前，我國護生的護理倫理學教育及臨床護士的護理倫理學再教育已取得一定成績，但仍存在一些問題。

1護生護理倫理學教育現狀

1．1護理倫理學教學內容偏離臨床實踐需求李春玉等［1］對我國35所高等護理院校的調查結果表明，護理倫理學課程的主要內容依次為護理倫理綱領(80．0%)、護理專業與倫理(74．3%)、倫理理論和規范(69．4%)、人的生命尊嚴(62．9%)、生命倫理的必要性(48．6%)及倫理判斷(17．1%)，涉及面較廣，但是欠缺對目前我國臨床護理急需的有關倫理決策的問題和隨著現代醫療技術的開發而帶來的各種倫理問題等的探討。

1．2護生護理倫理學知識水平及應用程度均較低鄭雙雙等［2］對某校本科實習護生的調查提示，43．8%的護生能夠正確判斷臨床工作中哪些問題屬于倫理范疇，其中辨析率較高的倫理問題有:保護病人隱私(89．3%)、病人知情權(89．3%)、平等對待病人(85．6%)等;而大部分護生不知道倫理委員會的職能(32．1%)、保護病人的經濟利益(28．6%)、護士要對自己向其他護士的工作委派行為擔負責任(14．3%)等問題亦屬于倫理問題。沈海文等人［3］的調查顯示，在實習中，經常應用護理倫理學知識解決問題的護生占21．32%，偶爾應用的占68．57%，從來沒有應用的占10．11%，這說明護生對護理倫理學知識的應用度較低。

2臨床護士護理倫理學再教育現狀

2．1臨床護士護理倫理學知識水平一般對某市兩家三級甲等綜合醫院臨床護士的調查結果顯示，42．92%的護士對護理倫理學知識基本了解，47．74%的護士對護理倫理學知識比較了解和非常了解，有接近20．00%的護士對護理倫理學知識不了解，學歷與知識水平間存在正相關關系。［4］對某醫院臨床護士調查發現，65%的臨床護士對護理倫理概念不清。［5］有關調查結果顯示，74．10%的護士對護患之間的權利和義務能夠正確回答，77．38%的護士能夠正確判斷在護理科研中受試者的權利，而且學歷層次高低與護理倫理知識的認知程度存在一定相關性。［6］以上研究表明，我國臨床護士的護理倫理學知識水平不容樂觀。

2．2缺乏護理倫理學再教育研究歐陽英等［7］采用傳統講授法與“以問題為中心”教學法相結合的辦法對新護士進行倫理決策能力的培訓后，新護士護理倫理決策能力及護理服務質量明顯提高(P＜0．05)。上海某醫院［8］護理部針對不同職稱護理人員的具體情況，分層次設定培訓目標，結果顯示，強化護士職業道德教育后，護理人員在尊重患者的人格和尊嚴、關注患者的權利與需求、以仁愛之心關愛患者、以精湛技術服務患者等方面，均贏得了患者滿意，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從以上調查研究可以看出，護理倫理學再教育對提高護理人員護理倫理知識有一定的效果，但是關于臨床護士護理倫理學再教育的報道，總量非常少且極其缺乏科學性、系統性的研究。

3原因分析

3．1護理倫理學課程的定位不明確有調查顯示，有部分學校將《護理倫理學》定為專業任選課程，少部分學校將《護理倫理學》設為必修課程。［1］因此，學校對護理倫理學課程的定位間接影響了護生對這門課程重要性的認知，降低了護生學習護理倫理學的主觀能動性。

3．2護理倫理學教師缺乏臨床實踐經驗在護理倫理學任課教師的主專業中，51．4%為人文社會學科，28．6%為基礎護理學。［1］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教師不僅缺乏臨床工作經驗，而且缺乏醫學護理專業知識;即使是護理學專業出身的任課教師，由于久離臨床工作，對目前臨床護士遭遇最多或難以解決的護理倫理問題不了解。這些均導致護理倫理學任課教師的教學重點與臨床實踐不相符，難以貼近臨床需求。

3．3重理論輕實踐任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強調護理倫理學知識的灌輸，忽略了對護生評判性思維及護理倫理決策能力的培養，這導致護生實習過程中對護理倫理問題的敏感性不強，分析及處理護理倫理問題的能力受限。

3．4部分醫院尚未認識到護理倫理對護理實踐的指導作用部分醫院強調不斷提高護理人員的護理專業知識及操作技能的培訓，卻忽視了臨床護士倫理素養的培養與提升。但實際上，護理人員的倫理素養決定著護士對待本職工作和服務對象的根本態度，直接影響著護士的護理行為和護理質量。

4護理倫理學教育改革建議

4．1提升護理倫理學課程地位，注重護生倫理決策能力的培養學校應明確護理倫理學課程的地位及性質，將護理倫理學列為必修課程，不僅教授護生護理倫理學理論知識，還應該培養護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護生對護理倫理問題的敏感性，提升護生護理倫理決策能力。

第6篇：醫學倫理學基本范疇范文

 

一、倫理學是科學嗎

 

人類學問原來只有一門愛智之學，即廣義哲學。在亞里士多德時代，盡管愛智之學的內部有了不同學科的劃分，出現了“分科之學”意義上的不同“科學”，但它們還是都生長在廣義哲學的名下和懷抱之中。近代以降，隨著一門門具體科學的發育成熟，脫離哲學，自立門戶，人類學問開始有了科學和人文學的真正分野。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兩大類人文學則以狹義哲學即形而上學意義的哲學和文學、藝術為典型。那么，在這樣的人類學科體系中，以道德問題為研宄對象的倫理學位置何在?屬于哪種性質的學科?

 

近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成功和迅猛發展，一種將科學視為人類理性的全部，又將理性視為人類精神的全部的“科學主義”愈演愈烈。受這種科學崇拜輿論的影響，許多倫理學家大都樂意堂而皇之地將倫理學稱之為一門科學。其實，倫理學從來不是一門純科學，既不是純粹的自然科學，也不是純粹的社會科學。

 

任何一門具體的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只是負責向人提供關于其學科客體或研宄對象的知識而己，從不再由此涉論主體之人，也不據此直接為人的實踐提供任何建議。所以我們無論是在數學、物理學、化學還是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的教科書中，都看不到這樣的內容。倫理學則不然，雖然它也負責向人們提供關于道德本身的各種知識，但它更看重的是，還要在此基礎上進而通過構建合乎時代要求的道德規范，直接為當代人的實踐提供指導，告訴他們應當如何待人如何修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說，倫理學“這門科學的目的不是知識而是實踐”[|]6。

 

倫理學之所以能為人的實踐提供指導，歸根結底，在于倫理學的核心問題是價值問題。眾所周知，倫理學的基本對象是道德，而道德作為處理人間事務的規范，乃是人為的價值規定，它既對人的作為進行指引和約束，又是判斷人之作為的善惡評價標準。此其一。其二，倫理學不僅要運用道德規范對人的實際關系、實際活動和選擇意向作善惡評判和價值導向，而且還要對各種實有的道德規范本身進行好壞優劣的價值評判與取舍，以便設計整合出符合時代要求的應有的道德規范體系。最后，不論是對各種道德規范進行評判取舍，還是對所有應有的道德規范進行分層、排序、整合、統攝，以使之不相互沖突，達到一律，都只能依據最高價值即終極價值或至善作為最高評判標準來進行，是故倫理學還必然要努力尋找并確立終極價值或至善。由此可見，價值問題就像一根主軸那樣貫穿于倫理學研宄的始終。

 

與之不同，科學只研宄事實問題。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有質的區別。事實總是已經存在或發生的事情，價值則是人賦予事物的好壞意義，而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東西。是故事實問題都是“實然性”問題，是問對象是什么?有什么?為什么?價值問題則屬“應然性”問題，是問對象是好是壞?是善是惡?以及人對對象應當如何?不應如何?對“對象是什么?有什么?為什么?”的提問，只能用已有的相關事實來做出回答。而對“對象是好是壞?是善是惡?”和“人應對對象如何?”這樣的問題作答光憑已有的相關事實就無濟于事，最終只能通過設定一定的價值標準來作判斷。而這種人為設定的價值標準，自然也不是那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正因科學只研宄事實問題而不討論價值問題，也不直接對人提供“應然”即“應當如何”的意見與指導，所以能做并負責做這些事的倫理學并不屬于科學。

 

其實，科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這種差異早有人察覺。西季威克說：倫理學“特殊而基本的目標是確定應當如何行為，而不是確定目前如何、已經如何和將來如何行為”，所以“我寧愿將倫理學稱為一種研宄而不是一門科學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一門科學的研宄題材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是實存的。，，[2]25一26也指出，倫理學“其闡定標準，而據以評判各人之行事，畀以善惡是非之名，則非自然科學之所具矣”。

 

倫理學既然不屬于科學，就只能屬于人文學。確切說，它是屬于人文學中的哲學。哲學的基本理論由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三個部分組成。本體論探討存在的本源，認識論探討認識存在的方法，價值論探討存在的意義。存在的一般意義由“價值”或“好壞”這種最基本的詞語表述，存在的特殊意義則分別由“利弊”、“善惡”、“美丑”這樣的價值詞表述。其中，“美丑”是從存在的形式上表述存在的意義，“利弊”是對事物性存在之意義的表述，“善惡”是對人事性存在之意義的表述。因而以研宄人事即道德規范與行為、人品之善惡價值為核心問題的倫理學，就是奠基于哲學價值論之上的哲學分支學科。正因如此，中外倫理思想史中的各種倫理學理論，無不是由哲學家創立，而這些倫理學理論又無不被稱之為哲學理論。正因倫理學具有研宄價值問題并直接向人提供“應當如何”的意見與指導的特點，決定了這門學問的基本性質是哲學而不是科學。

 

倫理學除了因有應然問題的研宄而與科學相區別之外，即便在實然問題研宄方面也與科學有一定的區別，這就更進一步地說明了倫理學不是科學。這個區別就是科學只研宄可經驗到的實然問題或經驗性實然問題，而不研宄難以經驗到的實然問題或非經驗性實然問題。所謂“經驗性實然問題”，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被研宄的客體可以通過觀察、實驗、調查等實證方式而確定其確實存在;二是對這個客體“是什么?有什么?為什么?”的回答，也建立在觀察、實驗、調查的實證基礎之上。反之，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這兩個條件的實然問題就是所謂的“非經驗性實然問題”。舉例來說，“煤是什么?有什么性質?為什么能燃燒?”之類屬于經驗性實然問題。而“世界的本元是什么?”“社會的本質是什么?”之類，則屬非經驗性實然問題。不難理喻，對煤只要通過化學實驗分析其分子結構，就能正確回答煤是什么?有什么性質?為什么能燃燒?但“世界的本元”并不像“煤”那樣，是一個人們已經經驗到的客觀事實，而只是推想出來的一種可能的存在。

 

既然如此，人們也就不可能對這個不確定的存在通過觀察、實驗、調查等實證方式說出它是什么?有什么?為什么?在“社會的本質是什么”這個提問中，“社會”倒是人們已然經驗到的事實，可“社會的本質”仍不是僅通過觀察、實驗、調查就能經驗或揭示的。由此推廣可說，所有的非經驗性實然問題均有難以用經驗去實證的特點，所以它們也不屬于只能用經驗事實回答問題的科學研宄范疇而成為哲學所研宄的“形而上”問題。在倫理學中，有關道德的本體論追問，即有關道德的起源、本質、演化、結構、類型、功能等等是什么的追問，基本上都屬于難以單純用經驗事實去予以回答的非經驗性實然問題。宄其原委，一則在于長期以來連“道德宄竟是什么”都存在爭議而不是清楚的經驗事實，遑論對道德的更進一步追問能僅憑經驗事實給出?二則在于道德是一種非實體性存在，看不見，摸不著。如是，存在于道德內部的本質、結構、功能之類就更無法通過觀察、實驗或調查的方式予以揭示。

 

正因倫理學與科學還存在這樣的差異，所以亞里士多德當初在創立倫理學時就已指出，科學是以不變的或必然的事物為題材，并尋求題材中有充分確定性的東西。而實踐哲學及倫理學的題材則是不確定的或變動的，因而也只能期望獲得同題材相適合的確定性[4]7。

 

對于“倫理學不是科學”這樣的結論，可能許多從事倫理學專業學習和專業研宄的人都會感到沮喪、自卑，然而這完全是不必要的。因為科學從來都不是萬能的，而哲學作為科學之外的另一種智慧，就是負責研宄科學所不能研宄或無法問津的那些問題。

 

不過話又說回來，說“倫理學不是科學”，只是強調倫理學在學科屬性上不屬于科學，而不是說倫理學與科學隔絕無緣。事實上倫理學除了有價值問題和非經驗性實然問題的研宄，也有對經驗性實然問題的研宄。這就使倫理學也與科學相通，包含有一些科學的成分，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倫理學的經驗性實然問題大致出現在如下三種情況中。一是倫理學要想回答“某個地區或某個民族的道德風尚是怎樣的”問題，就必須深入到該地區或該民族中去進行客觀的社會觀察和社會調查，最后憑借經觀察或調查所得到的足夠的經驗事實來做出回答。而對某個國家隨時展而出現的社會道德狀況的變化進行描述，也要如此。二是倫理學在對某個行為或某個事件進行善惡評價或道德評價之前，需要先搞清楚有關該行為或該事件發生的實際情況、真實過程及具體背景;在為人的各種道德選擇提供“應當如何”的指導時，也需要先弄清引發該道德選擇的具體處境或境遇宄竟是怎樣的。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基本上也只能以通過社會觀察或社會調查所得的經驗事實為依據。

 

三是因果關系是典型的經驗性事實問題而倫理學中也有因果關系問題。當倫理學要對這些因果關系進行真假值的判斷時，必須憑觀察或調查所得的經驗事實來說話。比如“衣食足則知榮辱”、“飽暖生欲”、“過高的道德要求會傷害人的活力”、“只有同社會賞罰同構的道德指令才是有效的”等命題，就都是一些含有道德意蘊的因果關系命題。而要想知道它們一孰真孰假?顯然只有通過廣泛搜集歷史和現實一的相關經驗事實加以歸納，才能得出正確的結一論。就“衣食足則知榮辱”這個因果判斷而言，一如果搜集歸納到的經驗事實與該判斷相符，則一該因果判斷為真，反之則為假。

 

通過以上可知倫理學所研宄的道德問題既有屬于哲學問題的價值問題和非經驗性實然問題，也有屬于科學問題的經驗性實然問題，而其中的價值問題又是倫理學的核心問題。這就說明，倫理學這門學問，兼有哲學與科學的二重性，是哲學性為主，科學性為輔的哲學分支學科。

 

二、如何把握倫理學的方法

 

倫理學在研宄道德問題，構建倫理理論時，與所有其他學科開展自己的研宄一樣，也必須依賴于一定的方法。倫理學兼有哲學為主科學為輔的二重性表明，哲學的方法與科學的方法在倫理學的研宄中均不可偏廢。其實，更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正因倫理學在研宄中既要使用哲學的方法，又要使用科學的方法，才使倫理學具有哲學與科學的二重性。

 

無論科學還是哲學，其具體方法都不止一種，而是很多種。那么，被倫理學所用的哲學方法和科學方法又是哪些?對這個問題泛泛而論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必須分析來說。

 

在學術研宄中，方法是研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工具。這意味著，一方面，方法為問題服務，問題決定方法。即對于不同性質或類型的問題，需用不同性質或類型的方法來進行研宄。

 

這是因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找不到能適用于一切問題的萬能方法。另一方面，問題也受制于方法，方法也決定著問題的解決方式和結果。即對同樣問題的研宄，若采用的方法不同，就會得到不同的結論。學術問題與學術方法間的這種密切相關性表明，對于倫理學所用方法的說明，可以以道德問題的分類為線索來展開。

 

需要倫理學研宄的道德問題非常之多，這一些問題隨著倫理學內部研宄分工的出現，己經一分別被道德哲學、規范倫理學、元倫理學、描述一倫理學、部門倫理學、道德文化學、倫理史學這一些倫理學的二級分支學科所瓜分。因此，道德問題的分類，實際上也就是倫理學二級學科研宄對象的分類。于是倫理學研宄不同類型道德問題的具體方法，也就分別存在于它的每個二級學科之中。

 

在倫理學下一級分支中，道德哲學負責研宄道德的起源、本質、特點、演變、結構、類型、功能等等道德本體論問題。道德本體論問題屬于單純憑搜集歸納事實材料難以回答的實然性問題，因而只能用哲學的理性思辨方法進行研宄。這是一種與科學的經驗實證大相徑庭的方法，它不是從經驗事實出發，也不依賴于對經驗事實的歸納得出結論，而是通過構建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疇或原理去對所要研宄的對象與問題進行規定、分析、劃分、解釋、整合、推論。從倫理思想史上看，用于回答道德本體論問題的理性思辨方法基本上有三類，即自然主義的方法、神秘主義的方法和理性主義的方法。自然主義包括性善論、性惡論、快樂主義、情感主義、功利主義、進化論、實用主義等等，其方法特征是從人的自然屬性出發，解釋道德的起源、本質、特點。神秘主義包括各種宗教神學和非宗教有神論，其方法特征是用某種超驗的非人可及的神圣，如神、天、天道等，解釋道德的起源、本質、特點。理性主義自蘇格拉底始，以柏拉圖和黑格爾為典型代表，在倫理學方面的方法特征是以理性、靈魂、理念、絕對精神之類精神范疇展開對道德的解釋。這三種方法盡管都對道德本體論問題給出了自己的回答，然其結論均不能令人滿意。道德乃是人類實踐產物的基本事實提醒我們，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對道德本體論問題給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我們還得運用馬克思創立的實踐唯物主義方法，從人的實踐及其動機即需求出發去解釋道德的起源、本質、特點、類型、結構、功能，并根據實踐主體的變化和社會歷史條件尤其是物質生產關系的變化去解釋道德的歷史演化與進步。

 

規范倫理學負責研宄人的行為、品質和與之相應的道德規范，這些問題由于一方面關乎對人的行為、品質的善惡評價，另一方面關乎對道德規范本身的優劣評估與合理性預設，因而在實質上均屬價值問題，也只能用哲學價值論的方法來加以研宄。不論是對行為、品質進行善惡評價，還是對道德規范本身進行優劣評估與合理預設，都要依據一定的價值標準。于是如何確立價值標準也便成為這里的關鍵。以往倫理學對此問題的解決，歸根結底，不外功利主義的方法和道義論的方法這兩種。功利主義的方法重實際結果，以快樂、功利、幸福等為判斷善惡的標準，并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作為最高價值標準。道義論的方法重抽象原則，以道德律令為判斷善惡的標準，并以道德律令能否普遍化作為判斷其優劣的標準。

 

應該說，這兩種方法都為規范倫理學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可各自的缺陷也明顯存在。功利主義的主要缺陷是對功利和幸福的解釋太過籠統，以致無法區分各種具體價值的大小;道義論的主要缺陷則是存在倒本為末，將道德律令作為人的目的的傾向。后來各種改良的功利主義與道義論也沒能徹底化解這些缺陷。創始人雖然沒有對規范倫理學的價值問題做過專門研宄，但其秉承人類歷史上的人道主義傳統，通過對人的類本質及其異化、復歸的歷史過程的揭示而提出的最高價值原則，即“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有望幫我們找到更好的方法，這個方法應該能讓功利與道義達至統一，從而既保留功利主義方法與道義論方法的原有優長，又使二者的原有缺陷得以克服。

 

元倫理學負責研宄道德詞匯、道德判斷、道德推理等道德語言問題，要對道德語言的由來、性質、類型、功能、意義和邏輯關系提供說明。由于道德語言形式多樣，變化多端，本身就是不確定的題材，決定了要想進而深入其內部把握其內在規定性，亦非理性思辨的哲學方法莫屬。元倫理學是20世紀初才出現的倫理學分支學科，先后有直覺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兩大流派。這些流派雖在推定道德語言的功能、意義時均存在嚴重失誤，但它們所普遍采用的語言分析法在分析道德語言的性質、類型，指明道德判斷不是事實判斷時，還是卓有成效的。因而語言分析法在今天的道德語言研宄中，仍可以繼續為我們所用。語言分析法的基本方式是，通過發現不同語言的差異來為不同的語言定性，進而推論它們的其他特征。與語言分析法相似，語言學中的詞源法和語用法，因在說明道德語言的由來和意蘊方面特別有效，也是我們研宄道德語言所不可或缺的方法。

 

描述倫理學是倫理學與社會學在當代結合的產物，負責向人們描述一個區域、一個民族、一個群體的整體道德風貌。描述不能憑哲學的理性思辨，只能用事實說話，這就必須使用科學的經驗實證方法。具體說來，它的基本程序是這樣的：先通過觀察、調查、問卷、走訪、座談、實驗、作品分析、個案分析和參與其中親身體驗、內省等心理學和社會學的方法獲取大量與特定研宄對象相關的經驗材料，再在此基礎上運用科學歸納法進行總結，最終勾勒出該特定對象的整體道德風貌。

 

部門倫理學，亦稱應用倫理學，負責對存在于人類各實踐領域的具體道德問題做分門別類的研宄。這樣的研宄以往只局限于家庭道德和職業道德的領域，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經濟倫理學、醫學倫理學、科技倫理學、政治倫理學、法律倫理學的相繼出現，部門倫理學有了迅猛的拓展，到了今天，幾乎己經沒有哪個人類實踐領域不在部門倫理學的關照之下。部門倫理學之所以也被稱為應用倫理學，在于它是運用理論倫理學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來研宄各種具體道德問題。因而部門倫理學本身并沒有另外的方法，在研宄中主要是按問題的性質而選用倫理學及其他倫理學分支學科的一般方法。若涉及的是難以經驗的實然性問題，如“道德與經濟、政治、科技的關系是怎樣的”之類，就用道德哲學的理性思辨法;若涉及的是可經驗的實然性問題，如“導致誠信普遍失落的原因是什么”，就用描述倫理學的經驗實證法;若涉及的是應然性問題，如“是否應當克隆人”之類，就用規范倫理學的價值評價法。

 

道德文化學，或倫理文化學這樣的術語，始見于1980年代，是最新近的倫理學二級學科。道德文化學負責將道德放在特定文化的背景下做總體研宄，大致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揭示特定文化中的道德規范體系之內涵、結構、價值取向與個性特征;二是揭示道德規范體系在特定文化中的地位、作用與構建方式、運作方式;最后則是在前兩種研究的基礎上，對不同文化中的道德文化進行比較評價。其中，前兩種研究屬于對業己存在的事實的描述，基本上可用描述倫理學的方法來進行。第三種研究所涉及的“比較”，要用科學比較法，即通過對比找出不同道德文化之差異、特征。而“評價”則屬價值研究，需要采用規范倫理學的價值評價法來評估不同道德文化的長短優劣。

 

倫理史學，負責研究人類倫理思想史和人一類道德生活史。對人類倫理思想史的研究，是一要清理人類己有的各種倫理學說，以為倫理學一理論在當代的發展提供思想資源。這種清理，一屬于對思想的反思，需在客觀解讀文本的基礎一上運用哲學的辯證分析法進行，以區分出其中一的精華與糟粕。對人類道德生活史的研究，是要以文字的形式再現歷史不同時期中的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道德生活原貌，以為當代的道德建設與道德生活提供各種歷史經驗的參照。由于“再現”屬于對以往事實的描述，自然也要采用描述倫理學所使用的科學的經驗實證法。只不過在取材方面對歷史經驗的取材與對現實經驗的取材有所不同，“再現”的取材，主要是運用考古學和文獻學的方法，從口傳歷史、田野調查、各種歷史實物和包括雅俗文本在內的各種歷史文字資料中提取所需素材。

 

倫理學不僅根據道德問題的性質與類型來選擇方法，在需要的時候，也可以從多個角度，運用多種方法來研究同一個具體的特定對象。

第7篇：醫學倫理學基本范疇范文

 

1由研究對象的異同看工程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的異同

 

說到工程，人們常想到建筑工程，所以把工程倫理學想象為是研究房地產、城鄉建設項目的規劃、設計、建造的倫理學。這是一種誤解。其實，工程是一個外延很廣的概念，包括所有技術門類，不僅有土木建筑工程，還有機械工程、化學工程、電氣工程、水利工程、航空工程、環境工程等許多種類。工程倫理學所研究的工程不限于建筑工程，而是橫貫各個工程領域的一般工程。

 

工程倫理學在我國遭遇到的另一個誤解是，把工程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混淆起來。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誤解與我們的語言有關。我們習慣使用“科學技術”這個概念，把工程等有關概念都裝在里面，把工程師裝在“知識分子”這個大概念里，以對科學技術、知識分子的一般性論斷代替、遮蔽對其所內涵的豐富內容進行研究，沒有對工程、對工程師做進一步深入具體的研究。

 

顧名思義，技術倫理學以技術為研究對象，工程倫理學以工程為研究對象，這是兩者外顯的區別。工程倫理學之所以與技術倫理學不同，首先在于它們的研究對象，即工程與技術存在著不同。弄清工程與技術之間的異同，有助于弄清工程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之間的異同。

 

把工程與技術做出界限清晰的區分，確實很困難，以至德國哲學家波塞爾教授認為，工程與技術相互之間沒有必要區分，也很難區別開來，工程哲學與技術哲學是等同的〔1]。

 

但是，面對現實，我們似乎可以指出以下兩點：

 

第一點，當像人們通常理解的那樣把工程看作是工程技術(即工程中的技術)時，工程屬于技術，是技術的一部分。從這方面看，我們承認工程技術屬于技術大類之中，這樣技術哲學(包括技術倫理學)從一般技術(或“技術一般”)研究問題所提出的關于技術的“元命題”和全稱判斷，例如，技術是生產力，技術有直接經濟效益，一切技術和技術應用都有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技術有環境責任，技術活動需要倫理導向，等等，也都適用于工程，這些思想成果可以為工程倫理學吸收和采用[2]。

 

美國著名學者米切姆在列舉技術倫理學研究領域時，把工程倫理學作為其中一個部分就是遵循著這樣的思路。

 

這是從工程屬于技術的角度來看的。由此看來，工程倫理學研究似乎沒有超出技術倫理學范圍。但是必須指出，即使這樣理解工程和工程倫理學，工程倫理學研究還是深化和豐富了技術倫理學所提出的一般性結論。例如，技術倫理學研究技術與道德之間的關系，常常把技術當作黑箱，主要從外部對技術進行道德判斷，或者將技術與其應用分開，認為只有在技術應用階段才出現倫理問題。再如，技術倫理學講技術是負載價值的，大多是從技術的應用和發展對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己經造成了正反兩方面作用的事實這種事后的角度來論證的，而對于技術究竟如何負載價值的卻語焉不詳。而工程倫理學通過對工程活動的分析，明確提出工程的核心是設計，正是在設計這個環節，工程主體的目標追求、價值取向得到反映，并轉化為工程目標進而落實為工程方案〔4]。并且，欲改變工程的性質和發展方向，也可以從設計環節入手。

 

第二點，現實工程活動是技術、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因素的系統集成，不僅包含技術因素，還包含其他因素，除了技術上合理可行之外，還富含著社會倫理因素。這里重點指出以下幾點，就足以看出工程較之技術具有更強的社會倫理意義：

 

(1)技術作為人類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是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任何一項工程往往需要綜合運用各方面、各領域的技術，而且，工程不限于技術一個方面，它還有經濟方面、社會方面、生態環境方面等。可見，與技術相比，工程的社會性更加突出，與社會環境的關系更為密切。

 

(2)從學科結構上看，技術科學的抽象層次要較工程科學的高，涉及若干工程領域的共同技術問題，而工程科學作為知識體系，要比技術科學更加具體，具有更強的對象性〔5]。但工程絕不是技術科學(以及基礎科學)的簡單應用，它具有獨特性，不是己有的科學知識和技術知識所能完全涵蓋得了的，所以，“失敗是一切有用的工程設計中所固有的”，工程中難免存在危害人們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的風險

 

(3)項目是工程活動的基本單位，它是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活動單元，目標比較明確，在時間、空間上分布不均勻，需要周密的分工合作和嚴格的組織管理，牽涉到人、財、物，以及組織、管理、文化等社會因素。

 

總之，工程是組織化的技術一經濟活動，具有明確的目標、質量要求、實施機構、預算和工期限制等，其現實社會屬性更加突出。在當代，工程實踐成為將科學發現、技術發明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主要運作形式。可見，工程與倫理的關系要比技術(以及科學)與倫理的關系更為密切。所以，對于考察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之間關系的問題，工程倫理學是比技術(及科學)倫理學更為切近、更為合適的視角。工程倫理學的獨特視角，能夠提出一些與技術倫理學不同的研究問題，獲得不同的理論成果。一方面，在一般技術倫理理論中熱烈討論的某些觀點可能在工程倫理學不再適用了。例如技術價值中立、技術自主等，對于工程而言，恐怕難以成立，甚至可以說，在工程倫理學里它們根本就不成其為問題。另一方面，工程倫理學提出了被技術倫理學以及一般倫理學所不曾研究或者嚴重忽視的問題，得出了一系列重要洞見。這更是工程倫理學的重要理論貢獻。

 

2從實際研究狀況看工程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的不同

 

直到目前為止，在國外，技術倫理學似乎還沒有發展成為一門成熟的獨立學科，形成比較完善的研究范式。相關問題大多是在“技術與哲學/文化/倫理”、“技術與人/社會”、“技術時代/社會的倫理”等名義下來研究的。這里我們只能通過總結和歸納我國技術倫理學實際研究了什么問題，來大致了解這一領域的研究狀況。

 

國內技術倫理學研究的內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⑴探討“技術一般”與人性、技術與社會的關系。主要探討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關系，科技時代、科技社會中的倫理問題，技術與社會發展的關系等。

 

(2)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之間的互動關系。科技與倫理是等同還是排斥?科技決定倫理，還是倫理決定科技，抑或是兩者無關?

 

(3)對各個技術領域尤其是現代高技術領域中的倫理問題進行探討，具體涉及醫學、生命、計算機、信息網絡、核能、航天等新興技術領域。

 

在對技術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研究中，大都立足于宏觀層次，從大的歷史跨度來進行，基本傾向是肯定技術發展對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巨大正面作用。而在對技術與人性關系的研究中，出現了人文主義者對技術進行批判的傾向，也引起了科技界對這些批判的反駁。

 

陳昌曙教授指出，研究技術問題，可有三個層次:一般技術(或“技術一般”)工程技術(及產業技術)一具體技術。由此看來，目前的技術倫理學研究主要集中在技術的第一個層次及第三個層次上，中間第二個層次的研究還嚴重缺乏。所以，工程倫理學對工程及工程技術的倫理研究，在理論上具有重要地位。這里，僅以對責任問題的研究為例，從研究內容上粗略地探討一下工程倫理學的獨特理論貢獻。

 

在以往的倫理學中，責任范疇不占什么地位，而在當代工程中責任問題極為突出，工程倫理學對責任范疇及責任問題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這是因為:不僅工程的建設目的蘊涵著豐富的倫理問題，工程決策者對工程的目的、方向和性質負有價值定向的責任，而且工程中更為獨特的倫理問題是，即使出于良好動機的工程項目仍然存在造成傷害的風險，表現在對第三方、對社會公眾、對子孫后代、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所以說，在工程中責任問題既極為突出，又非常復雜。

 

—工程的實際效果錯綜復雜，有好有壞，因而以往簡單的要么好要么壞的價值判斷對現代工程不再適用。那么，一項工程到底是建設還是不建設呢?在當今民主社會里，這只能民主決策，吸收受到工程影響的有關各方(stakeholders)參與到工程決策中來。這時，工程師的職責就不是代替社會公眾作出決策，而是要把有關工程的信息傳播給社會公眾，以保證他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可見，現在工程師的責任范圍擴大了。

 

—工程研究和實驗中大量使用動物(如對新開發的藥物進行試驗)，工程開發、利用和改變自然的力度不斷増大，對生態的影響也在加大，這些都涉及到人與動物、生物及生態之間的關系問題。生態倫理學、環境倫理學等要求擴大人類道德關懷的范圍，將動物、植物甚至無機物以及整個生態環境都納入進來，這樣工程就不僅有通過開發和利用自然來為人類造福的責任，還負有關愛生命、保護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責任。

 

—傳統倫理學關注的重點是個人行為，而工程項目一般都有一定規模，需要許多人協同合作。

 

另一方面，規模巨大或數量龐大的工程，對氣候、環境、資源的影響，己超越國境，產生所謂的全球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集體責任、社會責任甚至全球責任，變得突出了。而集體責任與個人責任是什么關系?集體責任是否可以減輕或免除個人責任?集體責任如何歸屬和承擔?等等，對于這些長期被忽視或者爭論不休的哲學、倫理學問題，工程倫理學的研究和發展能夠提供富有成果的新認識。

 

米切姆在總結國外技術哲學發展歷史時，曾指出技術哲學存在工程學和人文主義兩種傳統，其中人文主義傳統傾向于反技術，我國的技術倫理學研究也出現了這樣的傾向。而工程倫理學對工程不僅進行批判和反思，而且具有建設性的作用。在這方面，德國工程師協會(VDI)是一個很好的典型。它組織工程師和哲學家合作起草技術評價方面的文件，提出技術評價的有關理論和方法，受到工程師的歡迎和采納。所以，工程倫理學絕不僅僅是要限制和約束工程發展，它要為工程發展指出新的方向(如環境友好型工程、資源節約型工程、綠色環保工程、以人為本的工程，等等)，在創造這些新的工程中工程師大有作為。

 

3工程倫理學具有更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當前技術倫理學研究存在的一個缺陷，是流于空泛，倫理主體落空，成為無主體的倫理學，或主體泛化(把一切問題都歸咎于“技術”或者‘社會”)。而工程倫理學研究恰恰可以彌補這一缺憾。工程倫理學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美國興起的一個時代背景就是人們認識到工程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其突出的負面效應，期望通過工程倫理來規范工程建設活動和工程師的職業行為，以降低或消除工程的負面作用。工程倫理是對工程實踐的倫理思考，反過來工程倫理理論對工程實踐具有反作用。如果工程師等工程實踐者了解了工程倫理思想，接受其影響，自覺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就可以塑造出新的工程。

 

這里涉及到工程倫理學與工程師倫理學(即工程師職業道德及其研究)之間的關系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否認這兩者之間的聯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工程倫理學就是工程師倫理學。

 

我們認為，一方面，工程倫理與工程師職業道德有密切的聯系，工程倫理學的研究成果可以轉化為工程師職業道德規范，進而指導工程師的職業行為，引導工程健康發展。但另一方面，工程倫理學又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工程師倫理學。

 

工程師職業倫理，主要是處理在工程實踐中工程師與有關各方(其他工程師、工程職業、客戶、雇主、企業、政府、社會公眾以及自然環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這些內容在以往的科技工作者職業道德教材中都有所涉及，例如，從社會主義基本道德原則出發，提出了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原則和規范(主要內容是熱愛祖國、獻身科學、追求真理、不畏艱辛、實事求是、團結協作等)。不足之處是這些規范比較抽象、籠統，尤其是把工程師混在科技工作者中，沒有獨立出來，因此沒有反映出工程的作用和特點，以及工程師的獨特作用和社會責任，對工科學生及工程師缺少吸引力和說服力。

 

在美國，一種比較普遍的工程倫理學研究方法，是以職業倫理學的學科范式進行的，主要介紹工程師協會倫理準則的內容，研究這些倫理準則在具體情況下的適用與科技工作者職業道德規范相比，工程師職業倫理規范具有更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例如，在工程研究和實踐中，怎樣的具體行為(例如篡改數據、隱瞞信息、論文剽竊)違反了實事求是原則?如何保證工程師作出獨立的專業判斷?什么是利益沖突?如何防止利益沖突干擾工程師的專業判斷?如果企業經理的要求威脅到社會公眾的安全，工程師應怎么辦?……在我國，由于缺乏現代職業精神(professionalism)，很有必要借鑒國外職業倫理思想，尤其是工程師職業組織管理和規范工程師職業行為的一系列做法。

 

但是，這種工程倫理學研究一般直接給出倫理規范，對這些規范本身缺乏深入分析和理論論證。而另一種工程倫理學研究方法則彌補了這方面的缺失:它以工程實踐(而不是工程師)為中心，重點考察工程與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揭示工程中所蘊涵的倫理意義以及其中的倫理問題，提出解決這些工程倫理問題的指導性建議。它不僅涉及工程師在工程中的責任，還涉及工程共同體中其他有關人員的責任(如管理層對工程的決策，政府組織實施大工程的作用及弊端，大眾的消費需求引導工程發展方向等)。

 

這種工程實踐導向的工程倫理學所研究的不僅是工程師的行為，而且是全社會有關工程的行為。我們知道，工程是一個由工程共同體所從事的集體性活動，除了工程師以外，投資者(政府、企業或個人)、管理者(政府部門、企業經理)、工人等都是實施工程所不可或缺的，甚至廣大用戶、一般社會公眾也對工程的建設起到影響作用。所有這些人有關工程的態度和決策，都屬于工程倫理學研究的內容。例如，在企業中，企業經理與工程師在事關工程決策上的職能應當如何劃分。在當前我國體制下，政府是許多重大工程項目的建設主體，效用功能、質量安全、經濟承受能力與預期效益、文化價值、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的要求如何權衡協調，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8篇：醫學倫理學基本范疇范文

關鍵詞：德育；大學生；人才培養；職業倫理；教育

1、前言

我國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無論所培養的學生將來從事何種職業，他們都將成為社會的一員，擔當起各自的倫理責任。學生道德水準的高低，宏觀上對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微觀上對保證個人工作質量，都將起到決定性作用。作為高校德育工作者，應該充分認識對在校大學生進行倫理教育的重要性[1]。

倫理教育是高等學校素質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當前大眾化教育的背景下，對在校大學生廣泛開展倫理（特別是職業倫理）教育，是確保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環節。本文中，筆者結合自身工作實踐，淺談一下應如何加強對大學生的職業倫理教育。

2、強化大學生職業倫理教育的必要性

隨著倫理學的發展，各種應用倫理學不斷產生，從應對相關現實問題中找到了生存的沃土。職業倫理學，作為應用倫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它以人們從事各項具體職業時應遵循的道德準則為研究對象，具有很強的專業針對性和現實指導性，是一門在實踐基礎上不斷豐富發展的新興學科。常見的教師倫理學、新聞倫理學、工程倫理學和醫學倫理學等，都屬于職業倫理學的范疇。

大眾化教育的背景使得高等教育與職業倫理教育的攜手成為必然。現階段，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眾化的轉型，只給了少部分精英學生繼續深造、進入學術殿堂的機會，絕大多數學生都將在畢業時進入人力資源市場、以待就業者的身份參與爭奪飯碗的嚴酷競爭。這就需要高等學校在履行傳統的教學科研職能之外，更多地承擔起就業培訓的任務。日益嚴峻的大學生就業形勢和高等教育大眾化帶來的大學生培養質量的普遍下降，時刻在拷問我們高等教育工作者：什么樣的知識才是學生真正需要的？我們該為學生提供什么樣的知識？我們是否真的提供了學生應該掌握的那些知識？

許多來自一線的統計資料表明，用人單位對新進大學生進行素質評價時，最看重的是其品德。有關資料顯示，在回答問卷“你認為什么樣的大學生受企業歡迎”時，96%的人選擇了敬業，98%的人選擇了誠信[2]。這些信息提示我們，在高等教育中必須強化倫理道德、尤其是職業倫理道德的教育。

當今的在校大學生，一般屬于90后，獨生子女的成長背景使他們大多習慣以自我為中心，性格包容性不強，加之社會轉型帶來的一定程度的價值失序的影響，其職業倫理道德水平相對缺失，與社會預期之間仍存在較大差距。要改變這種現狀，高校亟須采取有力措施，加強對大學生的職業倫理教育。

3、深化大學生職業倫理教育的可行性

以往對大學生的職業倫理教育中，存在著許多薄弱環節，如重社會影響而輕學校教育，學校教育中又存在著空洞說教多、針對實際問題少、教育不夠深入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大大降低了大學生職業倫理教育的實效性。作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筆者認為對大學生的職業倫理教育絕不應該僅僅止步于德育課堂上蜻蜓點水式的簡單提及，而是應該將其提升到應有的高度，作為自己必須履行的一項教學職責，抓緊抓好。而深化大學生職業倫理教育，首先需要優化職業倫理教育的方法和內容。

在教學方法上，筆者認為采用“兩個結合”是可行的。

第一個結合是與案例分析相結合。案例分析教學法（Case Analysis Learning）是近代教育學中推薦的方法之一，其要點是通過剖析典型案例，使受教育者得到啟迪，培養其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其綜合素質。在對大學生的職業倫理教育中，教師枯燥地介紹職業倫理學的條文和守則，讓學生被動接受，顯然是起不到應有作用的；而通過對典型案例作鞭辟入里的分析，則可以使學生受到啟發，在思索和討論后主動學習職業倫理的相關原理和準則。且涉及具體職業領域的相關案例，特別是典型案例，是在一定條件下產生的，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和借鑒作用。國外經驗也屢屢證明，案例分析是開展職業倫理教育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第二個結合是與就業教育相結合。

就業教育是高等學校應頻繁開展的教育。90后大學生一般都有極強的現實感，從進校伊始，他們就會將目光瞄準就業，對有關就業的資訊倍加關注，因此就業教育是最具實效性的教育。而將具體的職業倫理自然融入對學生的就業教育中，無疑能提高學生的關注度，增強職業倫理教育的實效性。德育課堂之外，學校可以聘請知名企業主管人力資源的專家來校作求職專題講座，或邀請事業有成的校友回校作報告、介紹職場成功經驗，以他們的現身說法教益學生，使其真正認識堅守職業倫理的重要性。

在教學內容上，筆者認為可以圍繞“三個教育”而進行。#p#分頁標題#e#

（1）敬業教育

對職業的尊重是職業人基本的道德要求之一。“respect calling”是職業倫理的基本要求。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常發現許多在校大學生的“角色”意識較差，就業前的思想準備嚴重不足，其具體表現為不嚴格履行學生職責，對專業知識的學習缺乏刻苦精神，沒有認識到高等學校的教育實際上是一種就業前的培訓，這種培訓包括知識準備、技能訓練和思想熏陶。因此，學校和教師要引導并對他們進行相應的職業道德訓練，敬業精神的培養即是其中的內容之一。敬業的基礎是責任，這是應用倫理學的基本范疇之一。英語中的責任“responsibility”，意思是一種“響應”能力，即對社會召喚的反應能力。難以想象，一個在校對學習馬馬虎虎的人，走向社會后對工作會有高的標準，一個對學習不投入的人，將來對工作會有大的投入。因此，對大學生敬業精神的培養，可以從整肅學風、端正他們的學習態度開始抓起。

（2）誠信教育

誠信是當今社會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基礎，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成功的保證。有人將當前經濟活動中出現種種“坑蒙拐騙”現象的原因歸結為“誠信缺失”。令人遺憾的是，這種誠信缺失的風氣現在也波及到高等學校這樣高雅的學術殿堂，部分在校學子已或多或少地受到傳染。如抄襲作業，不以為然；考試作弊，屢禁不止；凡此種種，無一不是誠信缺失在大學生中的反映。因此，誠信教育實屬倫理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德育教師須通過教育讓學生認識到誠信是立身之本。人的尊嚴，人格的力量，都是建立在誠信基礎上的；一個人沒有誠信，在社會上無法立足，無法做人。同時要教育學生，使他們知道誠信也是一種社會資源，是事業成功的基本條件。在市場競爭條件下，誠信的公司會贏得更多的客戶，獲得更多的業內朋友；個人的誠信，可以使其在就業、銀行貸款、尋求合作伙伴方面得到更多優惠。教師須通過這種合理引導，使學生逐步形成堅守誠信的道德自覺，經過長時積累，最終促成其誠信品格的養成。

（3）和諧觀教育

和諧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髓和價值追求。保持職業生命的長期可持續發展，需要個人堅持和諧理念、正確處理好自身與他人、社會及自然的關系，促成個體自我身心的健康發展、個人與他人及社會的友好相處、個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大學生的職業倫理教育中，教師需要引導學生逐步確立和諧發展的意識，為打拼職場創造良好的人生環境。首先，要教育學生熱愛和珍視生命價值，使其懂得學習和工作的目的在于改善個體生活質量，進而樹立科學的生命觀和健康觀；其次，在個人與他人及社會關系的處理上，使學生明確人作為一種社會性的存在物，其個人需要和社會需要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從而確立起正確的義利觀，勇于擔當，樂于助人，勤于奉獻，逐步養成優秀職業人應具備的良好個性品質；最后，在人與自然關系的處理上，須教育學生突破傳統人道主義中人征服自然的狹隘思路，懂得敬畏和尊重自然，進而確立起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文明生態觀，使學生將來在自覺履行保護環境和資源的倫理責任中規范自己的職業活動[3]。

4、大學生職業倫理教育的實施建議

筆者認為，實施大學生的職業倫理教育應該做到全員化、全程化和系統化。

首先，學校校園是學生的“教育場”，處于該場中的所有元素都應對育人起到正向作用[4]。因此，對大學生的職業倫理教育，需要包括領導、教師和行政服務人員在內的學校每一個教職員工的集體參與。領導者的管理作風，服務者的精神風貌，尤其是教師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都會對學生產生無形的影響。通常說“為人師表”，教師潛心治學和孜孜傳道所表現出的人格力量，對學生起著最好的道德示范作用，正如孔子說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些都是“身教”的實例。當然，教育也離不開“言傳”，特別是專職教師，在職業倫理教育的“融入式”教學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專職教師需要明確自己作為道德載體的責任，結合各自不同的專業背景，在課堂教學中有的放矢地穿插職業倫理教育，通過生動具體的講授，使學生感同身受，獲得深刻教益。

其次，學校校園這一“教育場”對學生的職業倫理教育應該是全程的[5]。每位學生初入大學校門，對其及所在群體的職業倫理教育即可隨之開始。從新生入學、思想政治理論課學習、專業課學習到畢業就業，職業倫理教育可以全程伴隨，一以貫之，最終形成整套周密完整的教育鏈條。其中，對畢業生職業倫理狀況的回訪和跟蹤調查更為必需。作為外界的反饋，它對于改善整個“教育場”的功能，起著重要作用。

最后，對大學生的職業倫理教育應該形成系統和網絡[6]。學校須安排專人負責這項工作，應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和輔導員等思想政治工作專職人員及班主任等兼職人員有效組織起來，并全力動員專業課教師，共同參與職業倫理教育，于每年定期召開一次相關專題研討會，及時交流經驗，總結成績，匯總問題，討論解決辦法，同時做好來年的工作安排。通過以上努力，形成各方齊抓共管的長效機制，使職業倫理教育日趨系統化和規范化，不斷改善和增進教育效果。

5 、結語

職業倫理教育是學生素質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當前大眾化教育的背景下，開展職業倫理教育十分重要，在操作上也是可行的。在實施上，應發揮專兼職教師的作用，形成網絡，聯系實際，開展敬業教育、誠信教育與和諧觀教育，把學生培養成品質高尚、知識全面、體魄健壯，深受用人單位歡迎的一代新人。

參考文獻：

1馬成松.對工程教育中工程倫理問題的思考[J]. 高等建筑教育 , 2003,(03)#p#分頁標題#e#

2馬成松.工程的軟化與素質的硬化[J]高等建筑教育 , 2007,(02)

3肖平.工程倫理學[B] 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2000

4鄭文寶.思想政治教育維度下的工程倫理教育[J]教書育人 , 2007,(18)

第9篇：醫學倫理學基本范疇范文

一、克隆技術的發展使克隆人成為可能

上世紀初，韋伯（H. J. Webber）創造了“克隆”這一詞，其含義指由單個祖先個體經過無性繁殖而產生的其他個體。由于該詞構詞簡短，容易發音，能清晰表達出準確的意思，因此這一術語很快得到學術界的認同并加以廣泛使用[1](P.160)。1952年，科學家開始用青蛙進行克隆實驗。從此以后，動物克隆的試驗結果不斷涌現。1970年克隆青蛙實驗取得突破，青蛙卵發育成了蝌蚪。1984年第一只胚胎克隆羊誕生。1997年2月24日，英國羅斯林研究所的科學家用取自一只6歲成年羊的乳腺細胞培育成功一只克隆羊。1998年7月，日本科學家利用成年動物體細胞克隆的兩頭牛犢誕生。2000年1月，美國科學家宣布克隆猴成功。2000年3月14日，曾參與克隆小羊“多莉”的英國PPL公司宣布，他們成功培育出5頭克隆豬。

隨著一系列克隆技術突破的完成，克隆人從技術上來講已成為可能。有的科學家認為，從技術上說克隆人并不比克隆其他哺乳動物更困難。克隆人即將出世的消息也不斷傳來。意大利著名的“克隆狂”安蒂諾里曾宣布，克隆胎兒將于2003年1 月問世。2003年第一期《發現》雜志也把2002年“命名”為“克隆年”，理由是克隆技術在當時已經進入了克隆人的階段。該雜志斷言：“雖然世界不想要克隆人，但克隆人卻將要出現。”

但是至今我們沒有見到克隆人的問世，原因是盡管克隆技術出現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仍然存在著一些目前尚沒有解決的問題。在理論上，分化的體細胞克隆對遺傳物質重編（細胞核內所有或大部分基因關閉，細胞重新恢復全能性的過程）的機理還不清楚；克隆動物是否會記住供體細胞的年齡，克隆動物的連續后代是否會累積突變基因，以及在克隆過程中胞質線粒體所起的遺傳作用等問題還沒有解決。在實踐中，存在著低著床率、高流產率的問題，維爾穆特研究組在培育“多莉”的實驗中，融合了277枚移植核的卵細胞，僅獲得了“多莉”這一只成活羔羊，成功率只有0.36％，同時進行的胎兒成纖維細胞和胚胎細胞的克隆實驗的成功率也分別只有1.7％和1.1％。此外，生出的許多個體表現出生理缺陷或畸形。以克隆牛為例，日本、法國等國培育的許多克隆牛在降生后兩個月內死去[2]。觀察結果表明，部分牛犢胎盤功能不完善，其血液中含氧量及生長因子的濃度都低于正常水平；有些牛犢的胸腺、脾和淋巴腺未得到正常發育；克隆動物胎兒普遍存在比一般動物發育快的傾向，這些都可能是死亡的原因。

雖然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幾年來克隆技術的發展表明，世界各科技大國都不甘落后，誰也沒有放棄克隆技術研究。同時，克隆人的出現越來越成為可能，人們對其可能產生的倫理問題表現出了空前的擔心。

二、克隆技術帶來的倫理問題

人們對克隆人可能帶來的社會倫理的擔心由來已久。1978年科幻小說家D ·羅維克寫了一本書《克隆人》。書中描述了一位67歲的富商，獨身而沒有子女。他對遺傳工程非常感興趣，并且了解了科學界沒有對外公開的可能引起爭議的一系列試驗。他愿意花費巨資制造一個他自己的復制品。他找到了愿意為他做克隆人的醫生和生物學家，并最終在1976年成功地克隆了一個健康的小男孩。這本書引起了整個西方社會的轟動。這以后人們對克隆人所可能產生的后果更加憂慮。諾貝爾獎獲得者喬舒亞·雷德貝格博士認為“在哺乳類或人類中完成這項工作絕不會有特殊困難”，但是“它把人類推到了一場進化上的大騷亂的邊緣”[1](P.170)。法國國家醫學科學院在1997年6月5日通過決議，認為“克隆體必將構成對人類尊嚴的侵犯，他將不再被視為一種目的而成為一種手段，我們不再稱其為人，而將其視為一種可供操作的物件，它還與以多樣性為依托的生物法則格格不入，正是這一多樣性促進了人類的進步”。綜合起來考慮，我們認為克隆人可能帶來如下一系列的倫理問題：

1.用人體來做實驗時產生的倫理問題

克隆人的過程中，首先需要將一個體細胞的細胞核取出與一個去掉細胞核的卵子結合，然后將這個卵子植入母體發育。這里首先有一個人的胚胎實驗問題。國外某些倫理學家認為這侵犯了人的胚胎的權利，特別是當這種研究用于非治療性目的時更是如此。也有一部分人認為早期胚胎根本不是人的個體，不存在什么利益需要保護，不存在什么尊嚴需要尊重[3](P.137)。筆者認為即便這里不存在個人胚胎的權利尊嚴利益問題，也存在一個全人類的尊嚴的問題。這里的尊嚴不僅僅是對人類的尊重，還涉及到人類的生存問題，規避重大災難的問題。人類繁衍至今，還從來沒有自己通過技術制造自己，那只是傳說中的女媧和圣經中的上帝干過的事情。這樣做產生的后果是什么？我們怎樣去把握它？這些都需要倫理學做出深入的研究，規避技術可能帶來的重大災難也正是現代倫理學的任務之所在。

進而當把這個進行無性生殖的卵子或胚胎植入母體讓他成長發育時，其他一系列的倫理問題就又產生了，這主要涉及婦女兒童的權益與尊嚴問題。在用動物做實驗時，一些動物保護主義者和一些倫理學家甚至認為存在著倫理問題，認為這給動物帶來了痛苦，傷害了它們的感情。法國國家農學研究院2000年10月21日制定的動物實驗倫理學章程中規定：動物是具有感受性的生命體，并具有認知能力與情感。它們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從事動物實驗者有義務保障它們的身體和待遇狀況不受無謂的威脅。避免使它們遭受無價值的痛苦應是實驗者思考問題的前提。對人來講，這個問題就更加突出。如果用人體來做實驗，可能伴隨著大量的流產問題，這將給這些婦女帶來痛苦和傷害；也可能克隆出比例很高的不正常人，比如怪胎、生理上有遺傳缺陷的人，這些不幸的事情事先難以預測和阻止。而這些都會給當代或下代人以及社會帶來痛苦和負擔。這和生物醫學倫理中的不傷害原則發生了沖突。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技術的大幅度提高和完善。

2.有關人類價值的問題

即使現代分子生物學技術可以使人的基因得以重組優化而能夠復制出一些社會精英來，可是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既然能復制出正面人物，也同樣能復制出反面人物。也可能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用來復制出大批他可以加以利用的人來，這樣他就充當了造物主的角色，克隆出來的人成了他的工具，從而人的價值和尊嚴也將蕩然無存。從倫理學來看，這種克隆人導致的人自身不被看作是目的，而淪落為一種工具，無疑是對人的尊嚴的一種挑戰，康德認為人“要這樣行動，以便將人類，包括你自己及其他所有的人，永遠只當作目的而不是單純的手段”[4](P.372)。而這種目的的克隆正是把人當作工具和手段，是不符合倫理學原理的。從技術價值的角度來看，科學技術是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工具，是用來為全人類謀求福祉的，它的價值也在于此。現在用克隆技術產生出個別人要加以利用的人來，這樣的話，人性即將被改變，科學技術對全人類的價值將不復存在。

創始人關于人的價值的思想，正是從批判把人工具化、手段化，把人降格為物的角度提出的。馬克思抨擊私有制（尤其是資本主義）貶低人的價值和尊嚴時寫道：“對我來說，你是生產那在我看來是目的的物品的手段和工具，而你對我的物品也具有同樣的關系。……我們每個人實際上把自己變成了另一個人心目中的東西；你為了占有我的物品實際上把自己變成了手段、工具、你的物品的生產者”[5](vol 42， P.36)。顯然，馬克思反對把人工具化、手段化。主張人的尊嚴應當受到尊重，認為它是歷史的產物并且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馬恩強烈批判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將人異化為機器的奴隸，成為少數人謀取利益的工具，而認為人類本身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應該是人的自身的目的或人的本質。馬克思說“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的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5](vol 42， P.96)。他主張建立一個與“人類本性”相一致的、將人當作真正目的的未來社會。他寫道：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5](vol 25， P.927)。當克隆技術成熟的時候，我們能不能正確使用它來為人類服務，從人出發而復歸為人，以人為本，這將是對我們的考驗。

3.當代人的選擇和克隆人的社會定位問題

從理論角度講，我們可以使用基因重組技術把我們認為是決定好的性狀的基因組合起來，從而產生出我們認為最優秀的人。在這里一個倫理問題又產生了，所謂的“好”是我們當代的理解，是我們自己現時的標準。下一代人和我們具有同樣的理解嗎？答案是否定的。德國著名哲學家伽達默爾闡述了視界的不同和變化的問題。有無數不同的視界，造成不同的理解和判斷。而又絕不會有封閉的視界。在他看來，“人類生活的歷史運動在于這個事實，即它決不會完全束縛于任何一種觀點，因此，絕不可能有真正封閉的視界。倒不如說，視界是我們悠游于其中，隨我們而移動的東西”[6](P.768)。所以我們認為是“好”的特征他們可能不接受。舉一個例子來說，唐代婦女以胖為美。如果以這種審美觀點克隆胖美人，當她長大后發現不被人認為很美，她樂意嗎？既然克隆人與我們具有不同的理解，我們有什么權利將我們上一代人的價值標準，我們的善惡觀念和審美觀念，通過技術的方法強加給他們呢？克隆技術為我們提供了選擇的可能，但是這種選擇的權利我們怎樣去使用？我們能做好造物主嗎？準確的答案和方法目前還沒有。在人類進化的若干年中，正是由于遺傳具有不確定性，才構成了對人類的重要保障，以防止任何可能發生的出于他人意愿或目的、對個人命運進行預定的行為。如果早就能對個人命運進行控制，人類社會現在究竟是什么樣子我們不得而知。出于對人類負責的態度，我們使用克隆技術要慎之又慎。

克隆人如果真的產生出來了，如何處理各種社會倫理關系將顯得十分尷尬。假定一對夫婦使用丈夫的遺傳物質克隆了一個小男孩，那妻子是這個小男孩的生身母親嗎？如果說是，小男孩并不帶有她的遺傳物質。而說不是，他確由她所生。而對于丈夫來講呢？小男孩是他兒子呢？還是另一個他自己？這樣，世代的秩序和個人身份的確立被打亂了。而這種秩序和定位是構成人和社會的最基本的部分，我們每個人都歷練于其中，如果這種秩序和定位產生了混亂，人和社會的意義將發生偏移。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呢？對這些問題，還沒有一套社會認同和接受的倫理規范。

總之，克隆技術給我們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倫理問題，許多問題是我們以前沒有遇到過的，甚至有些是根本性的問題。和對待其他事情一樣，對待這些問題有兩種極端的態度，一種是恐懼，一提到克隆人，想到它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便談虎色變，避而遠之，堅決禁止；另一種是對新事物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不懼怕后果，不顧各種阻撓，大力發展。這兩種做法都不足取。后者遭到了社會有識之士包括許多科學家在內的反對，而前一種態度則貌似一種理性的負責的態度，實則不然。技術是能禁止的了的嗎？倫理原則必須要固守以前的框架嗎？

三、克隆技術的發展與科技倫理的開放性

對于克隆技術可能帶來的一系列倫理問題，許多組織和國家都作出了強烈的反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7年11月11日的全體會議中通過《關于人類染色體的一致宣言》，在其正文第11條中規定“那些損害人類尊嚴的行為，諸如以生殖為目的的克隆技術，應當予以禁止”。美國倫理咨詢委員會在1997年6 月呈交給美國總統的一份報告中闡明了他們的立場：“不論是在公共范疇還是私人領域，試圖以克隆方式，即通過移植體細胞核的方法制造一個嬰兒，對于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從精神上不能接受的。”

來自不同層面的許多聲音要求禁止人類克隆，然而，事實上幾年來克隆技術的發展表明，世界各科技大國誰也沒有終止克隆技術研究。這一點上英國政府的態度非常具有代表性，在1997年2月底宣布中止對“多莉”研究小組投資后不到1個月，英國科技委員會就對克隆技術發表專題報告，表明英國政府將重新考慮這一決定，他們認為盲目禁止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明智之舉，關鍵在于建立一定的規范讓它為人類造福。這表明了克隆技術還是要發展，不能因為可能產生的倫理學問題而禁止它的發展，問題的關鍵在于怎么發展。這就涉及到技術發展規律和倫理學的開放性問題。

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既有對人類有利的一面，也有其可能產生不利的一面。克隆技術也是如此，它可能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利益，這構成了它向前發展的巨大動力；但它也可能給人類帶來嚴重的后果，這是人們對其產生憂慮并限制其發展的原因。由于利益的存在，全面絕對的禁止無從談起。上述英國政府的態度和開篇提到的聯合國大會關于禁止克隆人決議未獲通過的事實說明了這一點。而目前采取的限制手段也不可能阻擋住克隆技術的發展。

首先，科學和技術一經產生，它的發展就具有了內在的動力和一定的規律，就不是我們可以通過強制而隨意控制和消滅得了的。技術的發展本身有其內在的邏輯性，它具有在積累的前提下自我創新的能力，在一定規模上自我增長的能力，通過調整自身的狀態和趨勢適應環境的能力，自我擴大應用層面和范圍的能力等[7](PP.48—51)。技術的運動是積極和開放的，即使人類介入并加以控制，其自身的規律和作用仍然存在。科學史上的許多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譬如剛發明的時候，許多人反對使用，但是很快就普及開來。

其次，科學技術的創造和發明主體——科學家對未知的事情具有強烈的探索欲望。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美籍華人、實驗物理學家丁肇中教授在為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作學術報告時說過一段話：“科學很大一個作用是滿足人的好奇心，這是人和動物的最大區別”。出于好奇而進行研究是科學家的本性，甚至他們中有一部分人對克隆人有強烈的興趣。政府不讓搞，他們偷偷摸摸也要搞。這也是克隆技術不易控制的一個重要因素。

就目前的一些倫理學原則來講，也并沒有要求我們全面停止這項技術的研究。現代功利主義對待這些問題采用的是“冒險—獲利”原則，它要求對研究和應用技術進行詳盡的分析，作出綜合性評價，估算研究或試驗所帶來的利益是否超過了可能受傷害的危險，冒險相對于利益及獲得知識的重要性來說是否合理。獲利大于傷害即是可行的。康德反復強調的是要充分考慮“人的尊嚴”、“人的自主權”、“個人的自決權”。德國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提出了協商倫理學的原則，它通過社會各方的對話和反思，建立起相應的倫理道德原則，并使各方在其中實現自己的預期利益。在這里反復強調了對人的利益和需求的理解，提出以理性應對科學研究對人類帶來的風險和分擔社會責任的思想。協商倫理不再認為道德具有絕對的特性，它可以隨社會環境而改變。“道德是為人創造的，而不是人為了道德”。由于和現時的倫理學不符而禁止克隆技術研究，與以上倫理學精神相悖。所以，與其要嚴格禁止克隆技術的發展，不如遵循因時而異的態度加以控制并引導其發展。

社會倫理觀念具有一定的傳統性和保守性，但是，新技術的快速發展會帶來新鮮事物，產生新的情況，必然對已有的觀念提出挑戰。思想史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逐漸適應新的思想，增加對那些存有疑慮的技術的信任。時間本身在這個過程中沒有發揮直接的作用，而是新事物的不斷涌現促使產生了新的觀念，新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近些年來，倫理學家對新的生物倫理學理論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對他們提出來的一些問題，公眾也進行了激烈的辯論，這為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提供了契機。倫理學應該根據面臨的實際情況，提出新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去對待新事物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