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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內經濟成就范文

一、引言

旅游消費在全球發展很快，已成為各國消費熱點和新的經濟增長點。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貫徹，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突飛猛進，國內生產總值日益增加，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越來越高，生活質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隨著人們物質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旅游已經成為人們的主要休閑方式，中國旅游業的發展一直遵循“適度超前”的原則，立足于開發國內旅游市場，在國際旅游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和國內旅游需求日益增長的情況下，國內旅游逐漸在中國的旅游市場上占據重要的地位，旅游產業也成為中國新的經濟增長點，旅游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由1994年的2.189%上升為2004年的3.45%，說明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并且已經成為中國目前經濟發展面臨的新課題和拉動國內需求的新機遇。在中國的旅游消費中，主要消費群體為城鎮居民，研究城鎮居民的旅游消費狀況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二、模型建立

本文主要采用計量經濟模型對國內城鎮居民旅游消費情況進行分析和預測。計量經濟學主要研究的是一種經濟預測方法，即把經濟理論、數學公式和概率統計等相關理論知識結合起來，用以發現和總結實際經濟活動中的數學規律，預測未來的發展情況和進行政策規劃。計量經濟模型就是應用計量經濟方法建立起來的模型，對于單一方程，最簡單的線性回歸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Y=a0+a1X1+a2X2+……+anXn （1）

這里：Y是因變量；X1，X2，……是自變量；a0，a1，……是相應的經濟計量參數。

本文結合中國1995―2011年的實際旅游消費情況，試圖建立一個回歸模型來探討人均旅游消費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的關系，樣本期選取1995―2011年，本文所用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2版。

如果用Y表示人均旅游消費，X1、X2分別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a為常數，b、c表示回歸系數，μ為擾動項，我們可以假設一般模型為：

Y=a+bX1+cX2+μ （2）

由下頁表1可以看出：2003年的人均旅游消費明顯低于2002年，這主要是由于2003年的“非典”使人們減少了外出旅游的機會。因此，為了回歸結果的準確性本文先剔除2003年和2004年的數據，將1995―2011年國內城鎮居民旅游消費的相關數據進行回歸，主要運用Eviews軟件分析和OLS方法，具體的回歸分析結果（見下頁表1、圖1）：

從下頁表1和圖1可知，在置信度為99%時R2=0.846425，調整后的R2 =0.820829，這說明模型的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解釋能力尚可。同時，t值也通過檢驗，國內城鎮居民人均旅游消費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的線性回歸模型為：

Y=1 317.317-7.803901X1+0.019764X2 （3）

三、關于模型的經濟解釋及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均旅游消費與價格存在一定的負相關關系，當價格上升或者下降時，人均旅游消費會相應地減少或者增加。而國內城鎮居民的人均旅游消費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隨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或減少人均旅游消費會相應地增加或減少。

從式（3）中我們看出，國內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長1元，其中近1.97%部分用于消費。由此看出，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長1元，一般會有2%左右的部分用于旅游消費。這說明中國城鎮居民還沒有將旅游消費看作是日常消費的固定組成部分，旅游消費傾向不明顯。

因此，為了刺激國內城鎮居民的旅游消費和培養他們的旅游消費觀念，旅游管理部門可以適當地降低旅游景點門票的價格，吸引游客前來觀光，帶動周邊旅游產品的消費，同時應制定相應的營銷策略刺激旅游消費。

第2篇：國內經濟成就范文

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外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各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價競相引入外資的政策已經產生了相當的負面作用。本文擬分析利用外資政策中的內在矛盾，以希望能為政府外資政策調整提供參考。

1、“以政策換資本”導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失控

國內學術界對適度外資規模有兩種定義，一種是將適度外資規模定義為“外資對內資只起補充而不起替代作用時，國內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具有償還能力的外資規模”。另一種對適度外資規模的定義是“一國在其經濟發展的一定時期，外資對內資只起追加而不起替代作用的情況下，國內經濟發展客觀需要，能被經濟發展所實際吸收且具有償還能力時的利用外資規模”。這兩個概念都明確揭示了適度外資規模與經濟發展間的內在聯系，這種聯系包含三層內容，其一是外資與內資的關系是，外資對內資只起補充和追加作用，而不是替代作用；其二是一國在一定時期內經濟發展所需、為經濟發展所實際吸收的外資；其三是所吸收外資不能超出一國的償還能力。這里，外資的概念顯然是廣義的，從償還能力的角度看，它更多涉及外部貸款和債券形式的間接投資。

外商直接投資不只是一定量的外來資本，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技術、知識、管理技能，以及有效組織這些資源的方式。因此，從效率角度衡量，外資可以替代內資，但不是簡單的替代。簡單替代有兩種形式，一是外資本身并非全部用于生產投資，二是外資進入生產領域，但效率低下。外資對內資的有效替代表現為，外資的投入對國內的生產能力具有提升作用，外資的投入具有帶動內資的刺激效應。當然，有效替代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東道國對外國直接投資積極效應的有效吸收能力，決定這一吸收能力的兩大關鍵是：國內的配套投資能力，即每增加吸收一單位外商直接投資所需與之配套投入的國內投資；另一個則是國內的技術消化能力，即每吸收一單位外商直接投資后配套投入的國內投資中用于追加的技術投入。國內投資乏力、技術投入不足，就無法實現直接投資的最佳吸收效果。

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初的動機來自于國內資金不足和出口能力低下，因此，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最初政策目標就是加速資本形成和擴大出口創匯。在“以政策換資本”的口號下，以彌補資金不足為目標一度導致全國各地不計優劣、不計成本的招商引資熱潮。盡管在1986年頒布《關于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時，直接投資應對國家的出口有所貢獻，應對國家的技術提高有所貢獻已受到重視，但是出口結構的提升，技術創新能力的積累等具有戰略發展的部分仍未提及，簡單意義上的加工區仍是直接投資引入中主要的形式。

“以政策換資本”的思路導致對外資數量的追求超過了對外資作用的追求。盲目建立開發區，簡單追求外商投資規模擴張(有時，甚至只是外商投資的合同規模)使我們付出了國內土地、人、財、物等資源的浪費、國內生產能力閑置、投資的邊際收益下降的沉重代價。低層次技術的重復引進不僅浪費了資源，而且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明顯的外在壓制效應，對于這類項目的優惠政策不僅浪費了政府的財政資源，還排擠了國內更有效率的投資。另一方面則是國內投資及技術改造投入不相匹配，無法充分吸收直接投資的積極效應，致使某些地區的外商投資規模遠遠超出有效吸收規模，政策收益無法真正轉化為發展動能。

2、以“市場換資本”導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市場結構失控

市場結構失控是指外商已經在中國的多個行業，如洗滌用品，飲料、啤酒、輪胎制造、程控交換機、移動通訊設備、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家用電器等行業確立起市場壟斷結構。市場結構失控不僅涉及個別競爭對手的生存，而且可能導致整個行業的發展游離于國家宏觀發展戰略之外。當這個行業是主導國民經濟的命脈時，還會從根本上削弱國家抵御外部經濟沖擊的能力。

與“以政策換資本”相似，“以市場換資本”的策略也只是以追求外資流入為決策目標，忽視了長期不利的效果，假如缺乏對外資積極效應的利用，未能從引入外商直接投資中蓄積起自身的競爭能力，又如何能贏回被換走的市場呢。

外商在我國實現市場壟斷的主要手段包括：

第一，通過對同一產業或同一地區內國有企業的兼并、收購、以及系列投資，實行產業或地區內一體化的控制。隨著改革的推進，外商只能收購兼并小型或虧損國有企業的政策限制在不少地區被一再突破。外商從重點購并效益較好的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進而向有目的地收購同一地區所有國有企業或不同地區同一行業的骨干企業，直至全行業收購。如1992年5月，香港中策投資有限公司以60％的股權收購泉州市所有40家國有企業，成立“泉州中僑(集團)有限公司”。之后，香港中策還在全國范圍內投資收購了多家行業骨干企業，包括太原、杭州等地的輪胎廠，并以“中國輪胎控股公司”的名義在百慕大注冊并到美國上市，進而以所籌得的，1．037億美元分別對重慶輪胎廠、煙臺輪胎廠、銀川輪胎廠控股51％以上，掌握了中國輪胎行業的控制權，引發了震驚全國的“中策”現象。

1998年3月，美國柯達公司先是與廈門市福達感光材料有限公司、汕頭市公元感光材料工業總公司合資組建柯達(中國)股份有限公司，又與無錫阿爾梅感光化學公司合資組建柯達(無錫)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完成了對中國感光行業的全行業合資。

第二，通過產業關聯特性，實施由一個行業輻射及相關行業的控制。自1995年4月4日，外經貿部頒布“關于外商舉辦投資性公司的暫行規定”以來，已批準的外商投資控股公司已達140多家，這些控股公司既投資于上中下游的最終產品，也投資相關的零部件，既投資于生產性項目，也投資于銷售、融資、保險、咨詢、運輸等相關項目，操縱和影響著一大批協作配套廠家。

第3篇：國內經濟成就范文

關鍵詞：對外貿易；開放戰略；貿易摩擦；經濟增長

對外開放可以加速經濟發展，促進國家間的交流。首先，一國的資源有限，實行對外開放可以做到各取所需，互相彌補；其次，通過對外開放可以學習到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科學的管理經驗；最后，利用國際分工可以節約社會勞動。因此，對外開放在一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對外開放的具體做法就是對外貿易，對外貿易曾被稱之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主要標志就是國與國（地區）之間對外聯系不斷加深。我國當前實行的對外開放戰略就是旨在增加與國外各個經濟體的聯系，最終實現本國發展的國家策略。因此，一國對外開放程度（貿易開放度）也成為經濟學學者和各國政策制訂者關注的重點之一。

我國當前的對外開放戰略的成果可以通過可以測量的貿易開放度開觀察分析，我國近幾年來的貿易開放度大幅度提高，這反映了對外開放政策的巨大影響力和效果，伴隨著我國貿易開放度的不斷提高，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也大幅度提高，這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離不開對外開放戰略的實施，筆者將其積極作用整理為以下幾點：

1. 優化資源配置，解決生產過剩問題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由凱恩斯國民收入恒等式Y=C+I+G+X-M可知，一國的國內生產總值Y是由消費C、投資I、政府支出G 、出口額X和進口額M決定。由于政府管制和收入差異等因素的存在，中國國民消費不足導致產能過剩，企業的利潤減少，使企業缺乏擴大再生產資金和動力，進而降低未來投資，最終影響生產資料的進口。這種情況下，一個有效解決方法就是將國內過剩的需求轉移到國際市場中去，這樣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壓力減少，同時企業的產能可以有效消化，使企業可以持續的投資和發展。

2.加速科技進步，提高經濟競爭力排名

實行對外開放戰略以來，我國引進的技術項目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工業的落后面貌，形成了較完備的工業技術體系，為現代技術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先進技術的引進，使我國一些工業部門能在較高的技術起點上迅速發展起來，較快縮小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此外，在引進項目的過程中培養出一大批自己的工程技術人員。另外從國家競爭力來看，在經濟體競爭力排名中，中國的經濟競爭力排名大幅提高。

3.有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

隨著中國貿易開放度的不斷深化，中國與世界的經濟交往的范圍不斷深入擴大。使得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由農業向工業推進。隨著國際產業轉移規模的不斷擴大，產業轉移的范圍和深度也不斷擴大，由初始的勞動密集型向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同時進行，使我國的產業結構得到優化。

對外開放是一把雙刃劍，它對我國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1.國家經濟存在風險

貿易開放度的不斷上升，一方面表現為進口和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也表現為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致使人民幣不斷升值。就經常項目看，中國進行貿易的產品多為低技術含量的制成品或中間品，產品的價格彈性大，產品價格上升，出口數量下降幅度大，最終導致收入減少。從資本項目看，過度的貿易不利于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和執行。對外貿易的不斷擴大將增加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難度，增大國際政治、經濟風險。在不斷開放的環境中，國際政治經濟的波動將直接影響一國的外部經濟平衡，進而傳導至國內非貿易部門，導致國內經濟失衡。

2.貿易摩擦形式多樣，范圍增大

近年來，中國貿易摩擦和爭端日漸增多，中國成為世界上的貿易摩擦高發區之一。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占取全球市場份額，阻礙其他國家獲利，因此世界上其他國家，以各種各樣的技術、安全等方面的壁壘對中國進行限制。除了摩擦的形式不斷增多外，貿易摩擦領域也不斷延伸，從產品、企業等微觀層面向宏觀體制、制度層面延伸。

3.國際依賴性大，經濟自主性減弱

在開放戰略指導下，出口產品的產量不斷擴大。但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這些產品的附加值低，供需彈性較大，當價格下降時，產量上升的幅度小于價格下降的幅度，最終導致利潤減少，即我國的出口產品的國際依賴性較大。另外我國人口多，對能源類產品需求多，而需求彈性又小，價格上漲，我國的需求量不會下降太多，這就加大我國對于國際能源類產品的依賴，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的成本壓力。

4.當前環境污染加劇

進入21世經以來，工業廢氣排放量明顯增加，高能耗、高污染行業的快速發展對環境造成了巨大壓力。開放戰略下，國與國之間互相投資建廠，西方發達國家將污染重，危害大的工廠、設施轉移到中國，而投資利潤卻大部分被發達國家攫取，中國卻付出了環境污染、人類健康受損的慘痛代價。我國生態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已不僅僅在于排污總量的增加、生態破壞范圍的擴大和資源供需矛盾的嚴峻，而是資源、環境問題以及兩者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

在世界經濟不斷全球化的今天，一個國家要想發展必須實行對外開放戰略，對外貿易是經濟獲得發展的重要工具。鑒于中國當前的國情，筆者提出以下幾方面建議：

1.繼續擴大我國開放程度

我國的對外貿易近幾年來取得不錯的發展成就，這也帶動了國家經濟等多方面的發展，但其開放程度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來說并不算高，針對我國當前的經濟情況來看，我國的貿易開放度還可以進一步穩步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宜過快，過高的貿易開放度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優化并非有利，會使各方面的經濟關系繃得過緊，會使外貿無暇調整出口結構，只得維持那種靠縮減本己短缺的國內供給來支撐的擠出型出口模式，也不利提高外貿經濟效益，同時還使外貿增長超過國家財政承受能力。另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因此，我國應在基本穩定的基礎上逐步地提高貿易升放度。

2.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提高貿易質量

在穩步提高貿易開放度的同時，我們還應注重減少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出口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增加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所占的比重，即優化我國商品的出口結構。優化出口結構的關鍵在于既要在勞動密集型領域繼續保持競爭力，又要在技術密集型領域創造出國際競爭力。

3.轉變貿易發展方式，減少環境污染

對外開放加速了中國碳排放的總量，這其中原因一方面與中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環境保護監管制度不完善、環境規制力度不夠大、節能技術較為落后等因素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國際產業分工和轉移這一時代背景有關。在中國境內，有較多的發達國家的污染產業，中國為發達國家生產了大量碳含量高的產品。因此，政府必須充分考慮貿易開放的環境成本，采取綜合措施轉變高消耗、高排放、低產出、低效益的傳統貿易發展方式，并把經濟增長從過分依賴外貿逐步轉移到主要依賴內需拉動的軌道上來，將開放戰略的效益最大化，弊端最小化。（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徐文燕.論開放戰略與中國經濟發展.哈爾濱：哈爾濱商業大學，2002

[2]吳瑋麗.中國貿易開放度研究：安徽大學，2007

第4篇：國內經濟成就范文

今天要談的主題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種新模式。

一種新的模式 四個基本要素

我首先要解釋一下,中國為什么需要一種新模式。

中國之所以在過去20多年間取得如此引人注目的經濟成就，完全得益于改革開放的政策。原來的經濟模式發展到今天，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有新的經濟學模型和新的對策來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中國的經濟政策與別的國家不一樣,其他國家的經濟政策拿到中國來一定要進行改造。這就是中國在過去的20多年為什么會取得比別的國家大的空前的經濟增長的原因。大家知道，過去20多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始終保持年平均10%左右的增長，已使3億人擺脫了貧困，成就是巨大的。

今天我要講的新的經濟模式有4個不容忽視的基本要素：一是中國人越來越關注社會的不平等，二是更加關注環境，三是建立自己的創新體系，四是從過去的出口導向型轉向國內消費和國內投資型。

雖然經濟發展模式是可以變化的，但主要目標是不變的。中國的主要目標不僅僅是要使GDP不斷增長，同時還要保證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以保持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環境和社會發展的和諧。國際上也有一種情況：國內生產總值在增長，而人們的生活質量卻在下降。所以，政府不能僅僅以GDP增長來評價市場經濟。

比如美國就出現過這樣的情況。其經濟很發達，但美國經濟發展所增長的社會財富被集中到了最富的一群人手中。所以，大多數普通美國人目前的生活狀況都要比以往差。同樣的情況可能出現在環境上。那就是經濟增長了，但空氣被污染、水變得混濁，環境受到破壞。

這就需要我們有一種新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不僅要考慮到經濟增長，同時也要考慮到環境和社會因素。這其中一個標準被稱為“綠色GDP”或“綠色國內生產總值”。我們所說的“綠色GDP”，在經濟發展中就不僅僅只考慮經濟增長，還會考慮到環境，考慮到社會因素，比如綠化等等。

在中國這種情況下，我們普通的GDP的增長要遠遠高于“綠色GDP”增長。那么，我們之所以要有這樣一個衡量GDP經濟發展的標準，是因為這個標準會影響到我們的行為。不言而喻，“綠色GDP”能保證我們的環境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即使普通國內生產總值在下降，但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可能得到改善。

聯合國有一個標準，即人類發展指數。這個人類發展指數，就不僅僅是指國內生產總值，不僅僅考慮人均GDP，還會考慮一些別的因素，如生活水平提高和環境的改善，同時也包括國民受教育水平、醫療衛生狀況等等。也就是說，這個綜合指數反映的是整個人類的生活質量。

總而言之，在考慮新的經濟增長模式時，我們就不能只追求單純的GDP增長，還要追求整個社會和環境的改善。這就像中國現在所講的要建立“和諧社會”。社會和諧，同樣還包括生活質量與經濟及環境之間的和諧。

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需要一個新的經濟學模型來解決。首先，要看到一些新情況。中國的經濟增長并沒有惠及到所有的人，中國政府也正在逐步解決這些問題，但收入差距和城鄉的差異還是在擴大。中國的經濟發展確實有一個很大的城鄉差別，各地區之間的發展也有很大差異。當然，也有人說不用擔心，經濟增長會逐步擴大到其他經濟領域和其他地區，但事實上并不是這樣。這不符合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因此，要制定一個經濟政策，確保經濟增長能惠及所有的人。這就需要關注這樣一些問題：首先，要創造就業機會，即便有很高的經濟增長，也不表示一定有很多的就業崗位能創造出來；其次，保證所創造出來的就業崗位能不斷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

實際上，生產力的提高并不一定能把滿足需要的勞動力就業崗位創造出來。比如在印度，過去的幾年間，其經濟增長率是比較高的，有7%、8%、9%，但其失業率也是很高的，人們都在談論印度的失業問題。在中國，問題更為特殊，因為有大量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這樣就給就業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在過去的情況下，我們不是太重視環境，認為環境不是經濟發展中很重要的因素。這是因為我們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其GDP的增長主要來自第三產業，有2/3的勞動力在服務行業就業。服務業占這樣大的比重，肯定會給環境帶來非常大的壓力。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們追求更寬敞的住房、更豪華的汽車和修建更寬闊的馬路，這些必定要給環境造成壓力。同時，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開始追求西方國家的消費水平和模式，這也給環境帶來了很大壓力。因此，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使我們的經濟增長成為可持續性的。

中國過去20多年的經濟增長取得的成就，很大部分是由于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這種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本身是不可持續的，一個直接的原因是出口市場已經變得飽和。以出口來拉動經濟的增長，無疑會帶來很多外匯收入，但是出口市場集中的地區，也會出現巨大的政治反彈力，即便是自由市場的國家也是如此。大家都關注中國的貿易順差，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世界上一些地區因此不斷給中國施加壓力。這種順差同時也給中國帶來高外匯儲備，足以保護自己免受金融市場波動的影響。中國的外匯儲備已到了一個非常高的水平，這種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到現在是不可持續的。我要指出，這種模式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中國過去的這種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完全可以由內需，即由中國的國內消費和國內投資來完成。

創新決定國富 觀念優于資源

在我們探究了一種新模式的4個基本要素之后，下面我講講創新問題。創新問題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區別一個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不是在資源上的差別，而是在觀念上的差異。中國面臨的問題不僅是要縮小這種差異，關鍵是怎樣縮小這種差異。如果這樣，就可以在經濟發展方面變得非常強大。但是西方經濟發展的一些經驗和政策模式并不適合中國的實際，這也說明中國政府為什么要提出創建自己的創新體系。事實上，創新可以使我們達到技術上的前沿水平。西方的這種體系比較注重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而對環境的需求卻特別高。在這一政策下，勞動力被看成是一種生產的成本，如果生產力提高5%，產出也必須提高5%，這才會有就業崗位的增長。對整個社會來講，失業不是一種好現象，但從實業家和公司的角度來說，失業則會有一種好處，它能減輕公司的成本壓力。我們知道，西方往往采取的是高工資政策，這對他們是較合適的。

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由于我們再分配的體制比較有限，社保體系也還不完善。加上我所講的，西方模式減少對勞動力需求的同時，提高了對環境保護的投入。對中國來說這也是很重要的。因為中國有這么多的人口要居住在有限的土地上。這集中體現出的一個問題，就是現在的市場價格不能反映它的社會成本。中國也是一樣的。舉個例子，如在農業中有可能經濟成本是支付了的，但社會成本卻沒有或不用支付。在這種情況下，導致農業發展的前景讓人擔憂。再如，中國目前已公布《物權法》。任何一個國家，對產權問題都有很多規定，許多國家對產權還有很多限制。知識產權既是責任，也是義務。只有當知識產權所引致的創新好處足夠大時，知識產權的巨大成本才是可以被接受的。問題在于過分的或者不平衡的知識產權保護實際上會減慢創新的速度。

還有一個“環境稅”的問題，比如對排放的二氧化碳是要征稅的。1995年有一個報告，警示全球氣候變暖很危險，這方面的證據已經非常強了，但那時我們犯了一個錯誤，我們低估了這種全球氣候變暖的危險。今年2月，國際會議再一次確認了全球變暖的嚴重性。當時，我也在這個會上。在會上我遇見一個石油企業的老板，他認為我太悲觀了，應樂觀一點。大家都知道，情況其實并不是這樣。全球冰層冰川的逐步融化，意味著海平面下降，其結果是開采石油更方便，但環境污染同樣也更加嚴重。有一種辦法，就是剛才我所講的征收“環境稅”，采取這一措施對全球都是有好處的，這會部分阻止整個全球氣候變暖的速度，征稅還可以對社會成本進行補償。針對這個問題，國際上專門有一個《京都議定書》。

事實上，《京都議定書》是基于1990年的指標，在環境污染中其二氧化碳排放標準，對于發達國家例如美國，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其設置標準都一樣，很不合理。

創新事實上也是在不斷發展的。它包括一種發展的水平和方向，而政策既影響水平也影響方向。中國的創新，應該是這樣一種方式，即這種創新可改變環境對社會的影響，并不斷提高環境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創新可以保證經濟的增長，達到一種技術的前沿水平，這些都應包括在中國的這種新的創新體系當中。

完善社保體系 政府與私人聯合

更重要的一點，新的經濟模型還有一個社會福利的問題。中國正在進行改革，以增加社會福利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中國在過去30年經濟增長非常快，但社會問題也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過去幾十年里，在農村，醫療保險還做得不好。中國的這一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的儲蓄率非常高，之所以這樣，完全是我所講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造成的結果。我們知道，中國的生產能力超過了消費能力的增長，高儲蓄是因為要在社會保險、醫療、養老等方面有一種保障。事實上，通過政府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就可以不僅使中國的高儲蓄率降低，對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的完善也很有意義。

通過政府部門與私人之間的聯合，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對改變中國出口導向型模式大有好處。我高興地看到，對中國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的重大改革，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已作出了承諾。

事實上，美國也沒有一種單一的醫療保障體系。在過去幾年中，美國也有很激烈的爭議，這就是部分私有化社會保障問題，但現在已有了一致的意見。政府提供退休福利保障比任何私有形式都更有效，我們也發現，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在解決貧困問題上，對美國是行之有效的。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風險比之私人提供的要小得多。所以，我們強烈反對社會福利制度的私有化。

我認為，中國可建立這樣一種社會福利保障體系，那就是政府部門與私人之間實行聯合。因為從全球來看，由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體系比任何一種私人的體系都更加有效，但這個領域也需要創新。

中國的新經濟增長模式是“摸著石頭過河”。這在探究中國的高經濟增長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摸著石頭過河”也已經過了一半，河對面有些什么已經很清楚了。這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很有意義。

我也想講講農業問題，現在農村與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大。以貴州為例，70%的人口居住在農村，他們仍是農民，問題也很多；但我們也有很多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如創造就業機會、提高農業生產率、使創新技術適應農業發展環境、增加給農民的貸款、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等。

就市場經濟來說，有很多不同的模式，例如日本模式、歐洲模式、美國模式等等。這些模式有很大的差異。沒有一個唯一的“市場經濟”的答案，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解決方式。

中國的“十一五”規劃已反映了新的經濟模式所涵蓋的內容。今天上午，我所闡述的，僅僅是用基本的經濟學知識講述了中國的這一新經濟模式會是什么樣的。

謝謝大家！

與經濟學大師的對話

聽眾A：尊敬的斯蒂格利茨先生，我知道您是西方為數不多的敢于直言政府經濟政策和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您十分關注中國的經濟發展。我想問的問題是，與您一樣，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RonaldH.Coase）因為揭示并澄清了經濟制度結構和函數中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重要性，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有關企業制度改革的理論，對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發揮了作用。他在其理論中也沒有反對政府干預經濟。您是反對科斯理論的，您認為他的理論誤導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科斯其實是目前所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中對于中國經濟學界影響最為深刻的學者。一方面，因為科斯的理論所涉及的產權和經濟制度等理念，對于正在轉型中的中國經濟改革如同雪中送炭般地提供了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因為科斯較少使用數學的研究模式，也易于被國內經濟學者所接受。就目前來說，科斯對于中國經濟學界的影響非常深遠，特別是科斯的現代企業理論對中國很有幫助。對此，我想聽聽斯蒂格利茨先生您的看法。謝謝！

斯蒂格利茨：科斯是很了不起的經濟學家，但他在其定理中有一個明顯的重要缺陷。他的理論沒有考慮外界。我舉一個例子，比如吸煙，人們都在一個房間里。按照科斯理論，那好，我可通過賄賂房間里的所有人接受我吸煙。而事實上，他的理論核心，就是對任何問題都不能干預，包括污染、創新和環境等。這是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觀點，但這并不是正確的。

我們都知道，信息是不完美的，而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發達國家要比發達國家的這種信息不完美和交易成本都是大很多的。所以，科斯的這種觀點對于我們沒有任何的借鑒意義。

聽眾B：您的“不對稱信息市場的分析”所作出的巨大成就使您在2001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國民間也有一句俗話“買的沒有賣的精”，是否也同樣表達了不對稱信息市場的存在？

斯蒂格利茨：“不對稱信息市場的分析”是我在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要經濟貢獻。大家都知道，在幾百年前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學最主要的理論就是認為信息是完美的。但是他們只是模糊地知道信息是完美的，這倒與你所提到的中國俗話不太一樣；而在那個時候，他們并沒有分析的工具來真正分析這個問題。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在研究工作中會去創建一種分析方法來分析，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市場是怎樣運作的。

我所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我們發現原來基于完美信息理論上的研究成果都是錯誤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科斯定理，它是錯誤的；另一個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認為市場可以自行調節，這也是錯誤的。

知識與信息既是緊密聯系的，但又是不同的。所以我們發現，在信息不完美情況下，政府干預是非常必要的，政府干預可以實現創新。這也就是為什么我一直強調政府干預是多么重要，以及政府干預下如何建立創新體系。

市場的作用是重要的，但同時也需要政府干預。

聽眾C：我想請問一下，中國的高儲蓄率，還有資金的流動性過剩。這是中國比較突出的問題，您有什么合理的建議，中國下一步應采取什么措施來抑制這個流動性過剩的問題？謝謝！

斯蒂格利茨：中國確實存在高儲蓄率現象，也引起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羨慕。（掌聲）這一年達到42％，最多的時候是50％，其中政府還低估了這一現象。

高儲蓄率是好事，但太高了也不好。提到要降低高儲蓄率，就要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醫療、保險、衛生和養老等。正因為人們對這些沒有信心，感覺沒有保障，所以才會有高儲蓄率。

聽眾D：最近，中國股市也出現了大跌，您認為原因是什么，今后將如何演變？

斯蒂格利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股票都是起伏不定的，但很多報社、雜志社的記者喜歡去找出股票市場波動的原因。這些答案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不可信的。（掌聲）

我們知道，在資本市場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如美國每天有20億美元的市值，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市場，但這是不可持續的。如果預期有一種調整，那發展中國家股票就會下降。因此，市場波動永遠是存在的。

聽眾E：歡迎您到貴州，斯蒂格利茨先生。我要提的問題非常簡單，政府為什么要干預經濟？政府和市場如何協調？

斯蒂格利茨：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市場是有效的。在政府干預經濟方面，不但發展中國家有，發達國家同樣有。最嚴重的是環境污染問題，這就必須要有政府的介入。

在發展中國家，市場自身不適應發展變化而需要政府干預更嚴重一些。提供市場也要有創新，但我們的政府往往提供的創新是不夠的。那政府的另一個功能就必須體現。這就是政府要制定游戲規則，以使經濟很好地運行。比如你在銀行存錢，就要確保隨時都能順利地取錢，這就需要有監管措施。把錢留在公司，就是希望增值，對審計事務所的審計報告，也希望是真實的。但在上世紀90年代的美國經濟發展中，提供的信息有大部分就是不真實的。這造成了很大的經濟損失。

所以，要想經濟正常運行，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經濟增長的機制是創新，而創新的基礎是在大學完成的，大學又是政府支持的。私人部門則是要把創新的成果市場化。現在的經濟運行模式，就是私人與大學、私人與政府多邊聯合。

你的問題簡單，但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聯合起來，私人部門與政府部門聯合起來，我們的經濟運行模式才會比較成功。

聽眾F：您在演講中提到了“環境稅”，現在聯合國也正在推行“CDM”模式。您覺得這種模式和“環境稅”是否適合貴州的發展？

斯蒂格利茨：清潔發展機制是聯合國制定的，也是經濟平衡的一部分。對于西方發達國家在污染排放上的價格相對要高一點，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污染排放上就要低一點，這能使全球的治理環境污染達到一種有效的形式。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機制，關鍵性的問題是在于運用。

第5篇：國內經濟成就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國際游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億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2006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43萬億美元,比1996年末增長約6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達到3%,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7%。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采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億美元。800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并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

參考文獻:

[1]黃曉龍.全球失衡、流動性過剩與貨幣危機—基于非均衡國際貨幣體系的分析視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J].國際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陳道富.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J].經濟研究,2006,(2).

[4]宗良.對國際游資沖擊金融市場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第6篇：國內經濟成就范文

【關鍵詞】 科技支撐 “中部金三角” 金融創新 新增長極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總體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革。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等東部沿海地區的要素成本持續上升，資源環境壓力逐年加大，既有的比較優勢日益減弱，傳統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尤其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周邊國家競爭力加劇的影響，沿海地區加快經濟轉型和結構升級的步伐刻不容緩。與此同時，廣大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逐步完善，要素成本優勢明顯上升，其產業發展空間日益廣闊。因此，大力推動“中部金三角”的跳躍式發展，加快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向中西部地區梯度轉移，對優化全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布局具有深遠的重大戰略意義。

一、“中部金三角”的由來及其戰略定位

近些年來，國內有部分經濟學家將湘、鄂、贛三地界定為“中部金三角”地帶。所謂“中部金三角”是指由中部地區地理位置接近的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和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共同組成的一個經濟區域，參見圖1。三者之間分工協作不僅可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而且會產生強大的擴散效應，從而帶動更大范圍區域的集群發展。

從表1可以看出，“中部金三角”目前的gdp總量合計排名位居全國第五位，進一步集聚發展的潛力十分巨大。在全國主要經濟區域中，目前“中部金三角”的經濟總量僅略低于山東半島城市群。

1、區位概況、經濟社會狀況

一般意義上，我國中部地區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6個省區，面積為102.76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10.7%。2010年人口達3.56億，占全國人口的26.6%。

本文所指中西部八省市，系指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包括西部地區的陜西、重慶、貴州等省市，以中西部地帶八省市，加以統稱。武漢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稱，是中部地區經濟、貿易、金融、交通、信息、科技、教育、制造業中心，也是以長江水系連接東部沿海的要沖。

2、“中部金三角”在全國經濟振興中的腰脊中樞地位與區位優勢

（1）區位、交通中樞。中部具有獨特的區位核心優勢：中部地區位于中國的內陸腹地，承東啟西，呼南應北。中部地區擁有巨大的發展潛力：物產資源豐富，文明久遠，人力富集，市場廣闊。中部地區還具有強大的交通輻射力。

（2）產業梯度轉移中的樞紐是支持西部大開發、向西輻射的最佳平臺。獨特的區位條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相對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決定了“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將成為21世紀支撐西部大開發的重要前進基地和示范區。

3、政策短板與現實窘境

（1）可能性并不等于現實。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種種原因，“中部金三角”城市群正逐步成為政策邊緣化城市。

（2）中西部特別需要具有輻射能力的核心城市群。中西部地區缺乏大都市，沒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態群，難以帶動和整合區域的資源和優勢，也難以形成連接整個地區的產業鏈。從而變成了個別優秀大企業單打獨拼，難以依托區域整體競爭力成長的艱難局面。中部地區，最突出的問題是缺乏一個強有力的超級中心城市，這制約著整個中部崛起的進程。

因此，“中部金三角”經濟起飛，務必深化改革、打破常規、大興創新創業之風，扎實培育優秀企業與優秀企業家，緊靠“科技+金融”，真抓實干，尋求突破。

二、科技與金融結合及其高新技術產業群建設

1、科技和金融結合，是發揮科技支撐引領作用的關鍵

歷次產業革命的實踐都充分證明，科技創新和金融創新緊密結合是人類社會變革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引擎。人類社會的一部發展史充分證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

（1）人類社會每一次大的產業革命，都是源于科技創新，成于金融創新。古往今來，世界經濟發生的五次科技革命，也印證了科技和金融結合這個牛鼻子的作用。例如，由紡織技術革命引發的第一次產業革命中，股份制模式和現代銀行制度功不可沒；由蒸汽機發明和鐵路系統的技術創新所引發的第二次產業革命中，資本市場的創立發揮了重大作用；由信息和遠程通訊技術創新所引發的第五次產業革命，與始于硅谷的天使投資、創業投資、產業基金等緊緊地相伴相隨。每一次大的科技革命都伴隨著重要的產業革命，當科技創新與金融創新高度融合時，往往會呈現出經濟的高度繁榮和社會財富的高速增長。誰在產業革命中成功做到了科技和金融的交相融合，推動了科技與經濟的深度結合，誰就能在產業革命當中贏得先機，獨占鰲頭。南方的深圳騰訊qq，北方的百度搜索，都將科技研發與風險投資等金融創新方式融合得淋漓盡致，因而碩果累累。

（2）“十二五”規劃的關鍵詞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十二五”規劃強調，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轉型。根據《中國社科院2011年藍皮書》，武漢市位居中國科技競爭力前十名；長沙、合肥等地的科技創新能力也毫不遜色。走進“十二五”，挖掘科技創新資源，并實行政、產、學、研、用一體化，“中部金三角”優勢得天獨厚，機會無限，潛力巨大。

2、激勵創新創業，積極發展中西部八省市高新技術產業

根據國外經驗，在教育、科技產業密集的地帶，可以建立高科技園區，以中心城市發展帶動周圍地區發展。“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完全可以借鑒美國“硅谷”，像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一樣，著力培養自主創新、創新創業的開拓氛圍。按照科技+金融+產業化+產業集群的排列組合方式，充分挖掘武漢市及其華中地區的科技資源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雄厚潛力，大力培育出“華中的hp”、“華中的微軟”、“華中的英特爾”，從而極大地釋放出知識經濟的巨大能量，鑄造高新技術產業集群，打造出又一個中國的“硅谷”。因此，應充分發揮高科技園區的骨干帶頭作用，搶占戰略型新興產業制高點。

3、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功能，創設武漢“新三板”市場，弘揚創新創業精神

資本市場對于培育和發展創新企業是很重要的，它是為創新企業提供早期創業資本、中期成長資本以及后續發展擴張的持續融資平臺。美國、以色列、印度等國高科技產業的興起與發展，無不與資本市場有著密切的關系。美國作為全球科技最先進、創新最活躍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發達、成熟、完善的資本市場。兩相對照，“中部金三角”城市群擁有數以萬計的科研人員及中科院武漢分院、合肥分院，成批的重點高校，悠久的產業基礎；時至今日，卻仍是沉睡的“巨人”，沒有取得本來應該獲得的經濟成就，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三、“大金融”手段

1、充分發揮開發性金融的基礎作用，為中西部崛起“鋪路搭橋”

要實現中部地區崛起，確保“中部金三角”城市群經濟起飛，首先要有企業的興旺，需要資金支持。由于私人資本在規模和投入目的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難以支持一些資金需要量大、投入時間長或短期內經濟效益不顯著的產業發展，尤其是難以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因此，必須要有國家支持，即采用政府主導模式。而開發性金融由于具備下述三大特點，能夠為中西部崛起發揮更大作用。第一，開發性金融有很強的政策性。開發性金融肩負著重要的政策使命，其貸款投放的方向和力度與政策導向密切相關。第二，開發性金融有很強的政策執行能力。從制度設計上來說，開發性金融無論其貸款期限、利率，還是融資手段，都有著獨特的優勢，可以以市場手段實現政府的發展目標。這種制度設計，為開發性金融的政策執行能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第三，由于開發性金融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這就使得開發性金融相對超脫于即時的經濟運行，能夠注重彌補市場失靈、信用缺損，從市場建設的角度構造與客戶之間的關系，在培育市場的過程中開拓業務，為商業性金融的后期介入起到“鋪路搭橋”的作用。這一本質特點切合我國中部地區區情，有著廣闊的運作發展空間。

  2、努力構筑以武漢為中心的中部資本市場，建設中部區域性金融中心

應考慮建立中部地區區域性的政策性銀行，以及以武漢為總部所在地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中部發展開辟更多融資途徑，支持中西部基礎設施、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重點項目建設，以促進“中部金三角”的發展來帶動整個中西部地區的快速發展。

（1）在金融方面予以充分支持。發揮現有國有商業銀行的分行、中心支行的骨干作用；創立區域性證券交易所，設立場外交易、產權交易中心等新興市場，提高工商企業投融資效率，培育中部產業集群。

由于中部地區與東部、西部條件都不相同，如果按全國統一標準建立單一層次的全國性資本市場，很難適應中部地區特定的需要，不利于發揮資本市場支持經濟發展的功能。因此，在中部地區建立一個區域性的資本市場是很有必要的。中小企業的發展，需要多種融資渠道的支持，建立創業板、新三板、發展場外交易、產權交易，目的就是為新興的、經營狀況好的、有成長潛力的中小企業提供融資便利。恢復主要面向中部地區的武漢柜臺交易市場，符合我國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基本思路，也符合資本市場本身的發展規律。武漢柜臺交易市場能夠給中西部地區的中小企業提供一個方便快捷、低成本的直接融資渠道。

（2）建立中部崛起產業投資基金。助推“中部金三角”經濟起飛，選擇產業基金這種形式進行投融資運作，是由其本身的優勢決定的。

第一，中部崛起需要加快基礎設施建設，而目前國家財力和銀行信貸難以滿足其巨大的資金需求。從世界發達國家來看，實現基礎設施融資的證券化，特別是利用產業投資基金為基礎設施發展融資是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產業投資基金聚小為大，使基礎產業的民眾投資成為國家財政投資的有力補充，就可以配合國家投資，改變中西部地區基礎產業比較滯后的局面。

第二，高科技產業是充滿風險的產業，依靠銀行貸款來支持高科技產業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以創業基金的形式支持高科技產業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創業基金具有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優勢，是支持科技發展事業，提高產業領域的科技含量，實現經濟集約化發展的有效途徑。

3、以金融之手培育有核心競爭力的大企業，擇優扶植中小企業，實行“抓大放小”

對于大企業，應該促進其上市，同時發行企業債券，使這些企業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擴大規模，形成良性循環，成為中部地區的支柱。對于中小企業，可借鑒臺灣經驗，組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借提供信用保證，達到促進中小企業融資目的，進而協助中小企業健康發展。

四、“中部金三角”經濟圈成為中國經濟第四增長極

1、增長極理論與“中部金三角”

（1）增長極理論。增長極理論認為經濟增長首先出現在具有優勢的地方，比如港口、大城市、交通要道沿線和資源聚焦地。增長極產生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前者導致生產要素向極點集聚，后者導致生產要素向外圍轉移。增長極發展初期，聚集效用明顯，增長極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擴散效應逐漸占主導地位，推動整個區域經濟發展，同時造成地區間的差異。

增長極理論是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經典理論，國外的很多地區和國內的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經濟區都依托該理論為發展戰略，并獲得了很大的成功。珠江三角洲以香港為極點，長江三角洲以上海為極點，周邊各地以極點為產業龍頭，按產業鏈從高到低進行分工協作。兩區域都在二十年內迅速崛起，成為了全國經濟最發達、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實踐表明，增長極的形成有賴于三個條件：一是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和企業家群體的存在；二是所在地區具有集中相當規模的資本、投資、技術、人才形成規模經濟的能力；三是要有良好的區位環境條件，即周圍交通、通訊、能源等基礎設施較好，能吸引周圍廠商投資、人才和技術，才能最終促成增長極的形成。在中西部的都市圈建設中，應重點考慮這三方面的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招商引資、鼓勵企業發展和聚集是三個關鍵要素。

通過反復調研、定性與定量分析，我們認為，在中西部地區唯一具有核心增長極和輻射源潛質的就是“中部金三角”。都市圈內的城市通過錯位發展、特色發展和梯度發展完成了產業升級。周邊城市支撐武漢做大做強，武漢又與周邊廣泛交流與協作，通過各城市間良性循環實現共贏。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構建長江中游都市帶，并向四周輻射，將會極大地帶動整個中西部地區的快速崛起。因此，中西部八省市以“中部金三角”為極點，經濟起飛，前景光明。

（2）中心城市聯網輻射理論與幫助落后地區脫貧致富。中心城市聯網輻射是對網絡開發的進一步拓展，是指幾省的若干中心城市一致行動，協同發展作用，以中心城市的經濟力量進行輻射。

通過對長江中游地區實地考察，我們認為：中部地區若要解決中心城市聯網輻射戰略，首先要搞好城市化建設規劃，形成中心城市網絡。以長江中游地區為例，可以在發展鄂東城市群、湘東北城市群和贛北城市群的基礎上，推進三群融合，群策群力建設“中部金三角”；通過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網絡將各中心城市連接起來，促進長江中游經濟一體化。中西部八省市完全可以聯合規劃、互為支點，從根本上提高整體經濟實力，實現跨越式發展。

2、以產業紐帶來強化中部城市群與產業集群的建設

（1）國外城市群發展特點及對中部城市群建設的啟示。根據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的定義普遍劃分出世界六大都市圈。

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包括了紐約、波士頓等著名城市，是美國經濟的核心地帶，制造業產值占全國的30%，是國內最大的生產基地，也是美國最大的商業貿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該城市群的核心是東京，它是日本經濟最發達的地帶，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樞，分布著全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出版、信息和研究開發機構。

英國以倫敦為核心的城市群：它是產業革命后英國主要的生產基地，倫敦現已成為歐洲最大、同時也是世界的三大金融中心（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歐洲西北部城市群以及長三角城市群）之一。

在美國的都市圈中已經形成了分工明確的產業集群城市，如底特律汽車城、波士頓飛機城。這些城市內部已經具備了完備的產業鏈，城市之間又彼此相連，共同構成北美制造業帶。而在我國中部地區，產業集群的模式還未完全建立，包括城市群的建設為產業集群發展創建的環境還不完善。

總之，我國中部城市群的綜合優勢還未完全體現出來，這就更需要結合“科技與金融”創新，科學規劃，優化城市群內部產業結構，協調區域內各城市群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2）確立中心城市的核心地位，發展城市群經濟。湖北武漢城市群是以一級龍頭城市武漢為核心，輻射半徑300公里，不僅包括了傳統意義上的武漢“1+8”城市圈，還融合了湘、贛、皖部分城市，旨在推動長江經濟帶的發展。湖南“長株潭”城市群結合“兩型社會”建設，應優先發展戰略型新興產業，扎實推進傳統產業及其經濟結構轉型。長、株、潭三市互補、融合、集群發展，并為河南中原城市群、江西贛北城市群、安徽“合肥—蕪湖”城市群協調發展作出示范。

（3）科技創新、金融創新相互結合，新型城市群的建設為產業集群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所謂集群是一個生態概念。生態當中的生物集群是指在一定的區域或環境里，各種生物種群相互有規律地結合在一起的一種結構單元。而產業集群是在特定的領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集中，且有相關關聯性的企業專業化供應商、服務供應商、相關產業的廠商以及相關的機構（如大學、制定標準化的機構、產業協會等），由它們構成的群體。集群具有專業化的特征，其成員企業包括上游的原材料、機械設備、零部件和生產服務等投入供應商；下游的銷售商及其網絡、客戶；側面延伸到互補產品的制造商，技能與技術培訓和行業中介等相關聯企業，以及基礎設施供應商。

  產業集群發展模式會帶來經濟的外部效應，在發展過程中許多同類企業甚至完全不同的企業有許多可以共享的資源，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帶來經濟發展的低成本優勢；產業集群模式會實現范圍經濟，包括外部的企業聚集和內部分工體系的完善；產業集群還會帶來技術制度創新優勢和市場優勢。

中部產業集群主要集中于汽車、鋼鐵、農產品加工的制造業。其中包括武漢—襄樊—十堰汽車產業帶，湖南國家新材料成果轉化及產業化基地，武漢鋼鐵、株州有色金屬、湘潭鋼鐵材料、貴溪銅業基地等。

目前，中部地區產業集聚受行政區劃的影響較大，工業園區建設離集群化要求有較大差距，產業集群的發展層次較低。實際上，產業集群的很多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顯示出城市群集聚功能性的缺乏，由此我們看到，城市群的建設對于產業的發展尤為重要。城市群整合了區域內各城市現有資源，實現資源共享，避免重復建設，增強區域競爭力，實現區域整體經濟騰飛。假如要把這種巨大作用變為現實，就特別需要以下條件：第一，創造良好的資源配置條件、公共基礎設施、服務環境條件等，形成廉價的資源配置成本，以利于提高區域競爭力；第二，區域內應有合理的產業鏈，形成緊密的經濟聯系。這就要求圈群內必須有一個特大城市作為內核，它是產業鏈的龍頭和輻射源。同時具有廣闊的經濟腹地，作為產業鏈存在的基礎，產業鏈內分工明確；第三，域內要有一個強大的共同市場，并具備良好的市場秩序和有效的政府行為，它是城市群內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條件，能夠促進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等各經濟要素間的關聯及交通、通訊網絡等基礎設施的互補、共享。所有這些從客觀上要求我們，加快建設以“中部金三角”為核心的中部城市群，以強化產業集群競爭力。在實際工作中，“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務必加快現代服務業的開發開放，結合“十二五”轉型，穩步提高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有效拓展其產業增長空間。務必緊密結合“十二五”轉型，全力改造傳統制造業，降低能耗，實行低碳環保；奮力推進以光電子、新材料、新能源為代表的戰略型新興產業上臺階，建設富有中國特色的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培育“領軍式”產業集群。

五、促進“中部金三角”城市群經濟起飛的戰略構想及其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就全國而言，建設“中部金三角”，有利于打造中國經濟第四增長極。就中西部八省市而言，建設“中部金三角”，則是探索發展新路徑、建設核心增長極、建立中西部區域協作機制及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客觀要求。實現中部崛起，在總體上可以采用梯度推進和中心城市聯網輻射相結合的戰略。以“中部金三角”為核心，實行產業集群推進，充分發揮城市群互補優勢。這既符合我國一貫的區域發展思路和地域上明顯呈梯度格局的現狀，又能彌補極化作用進一步擴大區域間差距的弊端，實現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在宏觀上，第一，要提高認識、更新觀念，打破地區封鎖、惡性競爭，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以及產品和服務的徹底開放；第二，組建規范的、權威的區域協調機構。但在目前的體制環境下，有了區域內的協調機構，在實際工作中也要引入政府行為，發揮政府協同作用，解決諸如城市區域內空氣污染、河流及湖泊水源利用和污染治理問題；第三，要探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在操作層面上也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由國家發改委、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牽頭，建立官民結合的“中部金三角”城市群規劃協調性機構，科學規劃、優勢互補，有序推進“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建設。

第二，有效實行全員培訓，變人口大區為“人口紅利”，下大力氣培養企業家與企業家階層。

第三，在中西部八省市，科學規劃分中心支點城市，有序建設各具特色的生態城。例如在河南信陽、湖北荊門、湖南岳陽、江西九江、重慶萬州、陜西安康等地，結合產業發展、科技研發、節能環保、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推動現代服務業縱深發展，挖掘中西部人力資源，擇優扶持高效化產業，大力建設中西部綠水青山式的生態科技園、生態產業園。

第四，在特色產業群、城市群優化的基礎上，借鑒美、日，實行政、產、學、研、用一體化，穩步建設“中部金三角”城市群，使其成為繼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經濟區后，中國第四個快速發展的經濟增長極。

【參考文獻】

[1] 張可云：中部地區經濟“v”型反轉的可持續性分析[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2）.

[2] 郭生練、胡樹華：中部區域創新發展戰略研究報告[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1）.

[3] 錢志新：產業集群的理論與實踐[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

[4] 王興昌：武漢城市群產業結構布陣[j].中國城市經濟，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