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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扶貧的基本特征范文

內容摘要:合作組織在農民增收和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在不同區域因市場經濟發育程度不同而呈現很大差異性。本文分析了合作組織在西部農村的發展現狀,由于西部廣大農村人口居住分散、市場經濟發育遲緩等原因,故合作組織功效微弱,使其不能成為現階段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以及推動新農村建設的力量。本文進而對全國的合作組織進行橫向比較,以找出西部合作組織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對此提出加強西部合作組織發展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西部農村 合作組織 適用性 功能思考

2008年和2009年的中央1號文件均提出要發展農村經濟合作組織(以下簡稱合作組織),這說明合作組織在以農民增收為核心的農村經濟與新農村建設工作中的地位日趨重要。為此,西部各地方政府也相繼出臺了發展規劃方案與相關政策,并提出硬性指標和時間表。但筆者認為,西部地方政府關于合作組織的認識和現行政策措施值得商榷與探討,而這一切皆以合作組織的適用性與功能定位為基礎。

合作組織在西部農村的發展現狀

盡管學界有人認為富裕和貧窮兩極狀態都較易產生合作需求,且貧窮較富裕有更強的合作沖動和愿望,更需要發展合作經濟組織(王軍鋒,2006),但該觀點并未得到學界與政界的普遍認可。筆者通過對甘肅六十多個鄉鎮的實地調研認為:合作組織的產生與發展均受制于當地市場經濟發展水平,它并非是任何地區和經濟發展階段的農村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組織形式。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盡管農(牧)民希望有自己的“組織”來保障其權利不受或少受外部侵犯,但那種“組織”根本不可能是現代意義上的以產品交換為根本目的、以規模經營為基本特征的“合作組織”。總體而言,農村市場經濟土壤缺失使西部廣大農村目前尚不具備發展合作組織的前提條件。

合作組織是黨和政府指導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重要渠道,發展合作組織,有利于促進農民增收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它在建設現代農業和增加農民收入、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發展合作組織是今后“三農”工作方向性和全局性的大事,這是西部地方政府的普遍性認識。不能否認,東部市場經濟發達地區的合作組織在農民增收和新農村建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調研情況表明,即使業已產生合作組織的西部農村,它也并非農民增收和新農村建設的主要途徑。

以甘肅為例,不同區域的合作組織的增收功能存在較大差異:農村市場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口密度越大、交通越便利的地區,這種功能越強,增收功能與區域經濟(特別是農業經濟)市場化程度呈明顯的正相關性。即使在合作組織比較發達的地方,它也不是這些地方多數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農業收入遠遠低于外出打工收入。2006年,甘肅省創勞務收入151.2億元,人均收入2823.53元,而甘肅省2005-2007年農村居民每戶純收入分別為1980.00元、2134.00元和2328.92元。

合作組織在全國的橫向比較

從數據上看,西部合作組織的發展狀況在全國處于中上位置,這實際上是認識上的誤區。

統計數據顯示,西部地區合作組織數量在全國31個省市區中居于前位,在2007年底數據的13個省市區中,西部的陜西位居第1,即使甘肅也位居第8,排在經濟發達的廣東、北京、福建等省市前面;在截止2006年底數據的12個省市區中,西部的四川、重慶、內蒙和云南,也分別處于第2-5位,同樣排在經濟發達的上海市之前。

全國合作組織密度(即每萬人擁有的合作組織的數量)處于前十位的省份中,西部省市區就占了5個,而市場經濟發達的廣東處于倒數第1位,浙江和江蘇也只排在12和14位。

從合作組織規模(每個合作組織擁有的戶數)上看,西部的四川處于第2位,新疆為第4位,青海、內蒙、甘肅分別排在第7、11、12位,而經濟發達的廣東、山東等省卻位居20、23位。

這三組數據均反映出西部合作組織在全國均處于領先和比較領先地位,這似乎印證了“貧窮較富裕有更強的合作沖動和愿望,更需要發展合作經濟組織”的觀點。但由于數據不完整(如截止時間不同等)、統計口徑不統一和數據水分比較大等原因,不具有客觀上的可比性。甘肅的合作組織中,許多是由政府職能部門演變而來。以甘肅某縣數據為例,該縣登記注冊的合作組織10個中真正由農民組成、由農民管理的只有1個。實際上這種情況在甘肅其他地方普遍存在,在西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筆者針對甘肅不同區域的60個鄉鎮已加入合作組織的農戶,從十個方面對合作組織的功能進行調研,借以反映調研對象對合作組織的認知度、信任度、重視度。匯總情況反映,除產品銷售上認為合作組織發揮的功能比較大(63%)外,其余諸如生產經營資金問題、生產計劃安排、生產經營信息獲取、良種化肥等農資來源、技術問題以及增收等方面數值均低,其比例分別為0%、7%、12%、17%、8%和36%,在維護會員權利上選擇 “能”和“基本能”的兩項合計只有8%,在會員的滿意度上,“滿意”和“基本滿意”的兩項合計僅為35%。可見,合作組織在甘肅農村的認知度、信任度、重視度均比較低。并且,越是在落后地區,這種現象就越嚴重。

筆者的基本結論是:甘肅多數地方的合作組織仍處于較低的層次,大多數農村的合作組織尚處于萌芽狀態,這在西部具有普遍代表性。

上述認識上的局限性,導致地方政府有關政策或方案普遍具有以指標化為顯著特征的 一刀切現象。這種忽視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和事物發展規律的揠苗助長行為,從根本上扭曲了政府農村經濟工作和新農村建設的發展進程。

加強西部合作組織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政府要因地制宜發展合作組織

甘肅等西部合作組織發展滯后,是由市場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低廉(甚至無價),農民居住分散,生產規模狹小等諸多因素決定的。西部地方政府要根據當地自然與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研究制定不同的合作組織發展規劃,以避免指標化與一刀切的現象。對于具備或基本具備合作組織產生條件的地方,政府要積極引導,但不能作為政治任務指標下達,在不同鄉鎮之間、縣域之間不能搞不切實際的評比,合作組織的數量和規模不能作為政府評價不同地區官員的指標,應杜絕層層驗收、達標升級、弄虛作假和勞民傷財事情發生。

(二)引導鼓勵農村人口集中

市場經濟發展首先需要人口的有效集中,否則,以交換為目的的農村市場經濟就缺乏基本前提,與規模化經營相聯系的合作組織就更無從談起。無論從經濟學角度還是從社會學、政治學角度分析,加速人口集中意義重大而深遠。

比較切實可行的辦法是,與目前政府的“村村通”工程和“整體遷移扶貧”工程相結合,在住房與安家補貼、土地補償等方面,出臺相應政策積極引導和鼓勵農村人口實行有效集中。通過自然村搬遷合并,向自然承載力較強、交通比較便利、人口比較密集的中心村鎮和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城鎮集中,借以促進農村市場體系形成和壯大,為合作組織產生與發展提供必要條件。如2008年甘肅省明確提出,今后5年甘肅的城鎮化率由31.6%提高到36%以上,農村戶籍人口向城鎮轉移120萬人以上。這種做法值得西部省市區推廣,中央政府應出臺相應支持性政策和措施,以提高甘肅等西部農村人口集中的速度和規模。

(三)加大對現有合作組織的金融支持力度

對于業已具備合作組織產生與發展條件、且已有相當組織規模的地方,政府應首先加大金融方面的支持力度,這是確保業已產生并已具備一定規模的合作組織生存與發展的當務之急。這也是2009年中央1號文件“開展示范社建設活動”的基本要求,建議政府一方面出臺政府擔保政策措施,簡化受信管理制度程序,適當擴大貸款額度,提供一定政府貼息以真正降低合作組織的利息負擔;另一方面政府建立扶持合作組織財政專項基金,對具備一定規模且有發展前途的合作組織予以直補,將中央的“示范社建設活動”落到實處;另外,出臺政策允許合作組織內成員之間以及合作組織之間的民間融資,以彌補政府金融支持之不足。

(四)創新扶貧方式以支持合作組織發展

增加農民收入是政府支持合作組織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但扶貧政策也是目前國家支持甘肅等西部農民增收的主要政策。合作組織作為甘肅等西部農村經濟發展重要項目,國家在項目扶貧中應將其作為重點項目列入。2008年,甘肅省政府提出的“智力扶貧”、“教育移民”、“ 生態移民”和“易地扶貧”等,實際上是基于長遠戰略考慮的扶貧方式創新,客觀上有利于合作組織發展,建議中央政府通過扶貧渠道,在項目和資金等方面支持甘肅等西部地區農村合作組織發展。此外,甘肅等西部地方政府也應創新扶貧方式,將合作組織納入扶貧項目范圍予以扶持。

(五)出臺招商引智政策以發展農村“能人經濟”

“能人經濟”在學界和政府界均無統一規范的概念,本文可以簡單理解為“能人主導下的經濟”。其基本特征為:有號召力、凝聚力、敢于冒險,善于撲捉市場商機。十年西部大開發的最大功效,是由于國家資本投入增加使西部的硬件設施得以改進、東西部經濟差距縮小(劉生龍等,2009),但以吸引人才為代表的軟環境卻依然嚴峻,西部可持續發展能力低下且有不斷下降之趨勢,與資金等其它生產要素比較,西部更加需要能人。甘肅等西部農村發展市場經濟能人奇缺,中央和地方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如稅收減免、土地使用、生活待遇等)吸引外部能人,實踐證明“能人經濟”是發展縣域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一條有效途徑。如安徽臨泉縣政府明確表示把扶植經濟能人、培育“能人經濟”作為發展縣域經濟,幫助農民增收致富的有效著力點來抓,發展農村“能人經濟”,既是催生甘肅等西部農村合作組織的必要條件,也是西部農村發展合作組織的必要途徑。

(六)借鑒外部經驗創新土地承包與流轉政策

土地經營權流轉是農業規模經營的前提,也是合作組織發展壯大的必要條件。但如果沒有政府政策引導與扶持,西部農村的土地流轉難以推進。

東部發達地區的經驗值得西部借鑒。以浙江湖州市為例,該市首先出臺了《扶持糧田適度規模經營若干政策》、《關于大力發展現代農業的若干意見》等政策文件,通過財政扶持、貸款擔保、金融支持、政策性農業保險等方面,扶持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發展,其管轄的各縣區也出臺了推進土地流轉的相關扶持政策,按照流轉規模分別給予每畝50元至500元不等扶持;其次,為了確保土地流轉后的相對穩定,還探索建立了土地流轉價格逐年增長和隨物價變動機制,切實保護農民利益,充分調動了土地流轉雙方的積極性;第三,構建以縣農村土地流轉網上服務平臺為依托、以鄉鎮土地流轉服務中心為主體、以村土地流轉服務站為基礎的三級服務網絡,確保土地流轉供求信息有效對接;第四,通過政府對農民培訓,以離土流轉方式加快勞動力轉移,為加快推進土地流轉創造有利條件;第五,培育經營主體、提升土地流轉;第六,強化基礎建設,助推土地流轉;第七,完善社保體系,保障土地流轉。將離土流轉與人口集中和整體遷移扶貧三者有效結合,是西部農村土地流轉政策創新的方向。

參考文獻:

1.秦嶺.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研究綜述.揚州大學學報,2007(5)

2.王軍鋒.新農村建設與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研究――甘肅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調研報告.開發研究,2006(2)

3.劉生龍,王亞華,胡鞍鋼.西部大開發成效與中國區域經濟收斂.經濟研究,2009(9)

第2篇：金融扶貧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小額信貸覆蓋面可持續性

小額信貸作為一種金融制度的創新，自出現以來一直致力于為低收入階層提供金融服務，通過提供金融服務來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加就業機會。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小額信貸是緩解貧困、促進就業的有效方式。中國小額信貸的歷史只有十幾年時間，但是發展迅速，在反貧困和發展農村金融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實現了重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但是我國小額信貸還不盡完善，在實施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一、小額信貸的相關概念

從國際流行觀點定義，小額信貸指向低收入群體和微型企業提供的額度較小的持續信貸服務，其基本特征是額度較小、無擔保、無抵押、服務于貧困人口。小額信貸可由正規金融機構及專門的小額信貸機構或組織提供。小額信貸組織按照業務經營的特點，分兩類：商業性和福利性，也稱制度主義和福利主義。前者更強調小額信貸管理和目標設計中的機構可持續性，以印尼的人民銀行為代表；后者則更注重項目對改善貧困人口經濟和社會福利的作用，以孟加拉鄉村銀行為代表。

二、我國小額信貸的現狀及問題

我國小額信貸組織主要分三類，即依靠國際組織援助的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或國內公益組織開辦的小額信貸項目；正規金融機構開辦的小額信貸業務；試點的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本文主要比較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和試點的小額貸款公司這兩種組織形式。因此在發展小額信貸運作思路上，主要按照獨立的小額信貸機構來設計，而不涉及正規商業銀行開展小額信貸業務的機構組織設計問題。總體上，我國小額信貸現狀存在制度主義與福利主義的矛盾，也就是覆蓋率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

（一）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覆蓋面廣，但是不能可持續運營

我國的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和國內公益組織的小額信貸項目基本上都屬于福利主義的小額信貸，它們著重強調小額信貸為低收入的貧困人口服務，注重對這些人的收入和福利的改善，不少機構強調以貧困婦女為主要受益群體。在這方面，這些機構的小額信貸確實給貧困人口提供了信貸上的幫助，提高了他們的自立能力和生活水平。在我國，這類小額信貸機構約有300家，但是現在仍然存在的約有100家，能夠經營的約有50家，能夠可持續經營的不足10家。它們不但經營狀況不理想，而且市場份額很小，約10億元人民幣。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3年對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普查數據顯示，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整體上處于虧損狀態，虧損比例超過50%。

（二）試點的商業化的小額貸款公司實現可持續發展，但是覆蓋面難以顧及

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初衷是解決農民特別是貧困地區農民融資難的問題，探索民間資金進入金融領域的新路子。其經營原則是為在農村的自然人和微小企業提供小額度的貸款服務。2005年12月27日，山西平遙晉源泰和日升隆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掛牌成立。在經營一年后，小額信貸公司遵循商業化的運作模式，平均貸款利率為20%左右，運轉良好，公司基本都實現自負盈虧，實現了經營性可持續發展。但從05至06年成立的7家貸款公司的貸款方式和貸款對象可以看出，大多數公司的貸款方式依舊采取抵押和擔保形式，貸款條件過于嚴格，單筆貸款額度過大，貸款對象傾向于回報較大的微小企業和經濟能力比較好的農戶，在可持續發展的背后，貧困者真正從中獲益的較少。

三、我國小額信貸的發展之路

（一）小額信貸的雙重目標

小額信貸通過向貧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務，成為農村扶貧的一種有效工具，但其在本質上是一種金融活動，若只注重社會及扶貧效益，必然導致自身難以生存和持續下去。反之，如果沒有扶貧理念，社會責任感缺失，純商業化的經營會帶來機構的可持續發展，但是不可能真正為貧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務。在這個意義上，完善的小額信貸機構應以為真正的窮人提供資金支持和追求機構的可持續發展為雙重發展目標，兼顧覆蓋面和可持續性。而且，扶貧和小額信貸的可持續性目標是不矛盾的，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從國際小額信貸的實踐來看，小額信貸可以兼顧消除貧困和持續地擴展金融服務的雙重目標。如孟加拉鄉村銀行和印尼的拉基亞特銀行盡管分別以扶貧和擴大商業銀行持續性為其主要目標，但殊途同歸，最后都實現了扶貧和持續發展的雙重目標。

（二）具體的制度設計建立覆蓋面和可持續并重的小額信貸模式

1．在良好的宏觀政策環境下，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首先，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我國從整體上尚未完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貧困地區的市場機制的發育情況更為緩慢，因此，我國目前尚不存在小額貸款運作的市場載體，小額貸款的扶貧效果在市場機制發育不完善情況下，必定大打折扣。其次，政府應充分肯定小額信貸機構在扶貧和金融創新領域的作用，給予其合法經營權。對于那些有一定規模和實力、經營歷史達到一定年限并具有優良業績的機構，給與一定金融業務的合法經營權，并在中央銀行的指導下，通過行業自律的方式加以監管。

2．具有社會責任感扶貧的目標

首先，確定目標對象，把低收入的貧困人口作為服務對象。這要有一套有效的識別目標群體的作法。對農民的土地、收入和家庭成員的職業狀況進行分析做出基本判斷，區分貧困人口。其次，提供無抵押無擔保的信用貸款，設計符合貧困者需要的信貸產品，建立完善的貸款和還款機制。小額信貸應根據貧困戶的經濟和社會特點，合理設計一套有利于改善對貧困戶的信貸服務，使得貧困戶隨時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金融產品。

3．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

首先，實施真正意義上的商業化經營。在利率方面，政府應放松對利率的管制，允許小額信貸機構按照合理的市場利率開展經營活動。制定激勵貸款人按時還款又能使信貸機構實現自負盈虧的利率政策。在資金來源方面，除了接受捐助外，還應獲得優惠貸款，當地商業銀行可以直接向小額信貸組織提供貸款。另外，還可借鑒國外經驗，創立一個總部機構或批發式資金形式。其次，完善管理體系，提高自身運營能力。建立有效的運作機構，完善各種規章制度和財務管理體系，提高人員素質，有效運作資金，保證信貸活動正常進行。

總的來說，在我國，不管是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還是試點的小額貸款公司，都有著各自的優點和缺點，我們應該根據其各自的具體情況提出具體的發展戰略，覆蓋面和可持續發展是互相促進的兩個方面，是可以兼容的，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組織可以在發揮其覆蓋面優勢的同時，多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而試點的小額貸款公司可以在保持其商業運作的基礎上，多注意其社會責任感的體現，兩種組織形式不一定要按照某種固定的模式發展，可以在側重某方面的同時，適時兼顧另一方面，發揮出組織自身的特色。只有實現覆蓋面和可持續性這兩方面的目標，小額信貸機構才會實現其真正的使命，取得其更廣闊的發展天地。我國正在探索小額貸款的發展之路，但是在探索的過程中，要防止小額信貸產生變異。我國小額信貸機構的組建形式也不能完全照搬國外模式，而應根據我國金融體制環境因地制宜，探索一條真正適合我國國情的小額信貸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第3篇：金融扶貧的基本特征范文

小額信貸作為一種金融制度的創新，自出現以來一直致力于為低收入階層提供金融服務，通過提供金融服務來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加就業機會。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小額信貸是緩解貧困、促進就業的有效方式。從國際流行觀點定義，小額信貸是指向低收入群體和微型企業提供的額度較小的持續信貸服務，其基本特征是額度較小、無擔保、無抵押、服務于貧困人口。小額信貸可由正規金融機構及專門的小額信貸機構或組織提供。小額信貸組織按照業務經營的特點分為兩類：商業性和福利性，也稱制度主義和福利主義。前者更強調小額信貸管理和目標設計中的機構可持續性，以印尼的人民銀行為代表；后者則更注重項目對改善貧困人口經濟和社會福利的作用，以孟加拉鄉村銀行為代表。

我國小額信貸的歷史雖然只有十幾年時間，但是發展迅速，在反貧困和發展農村金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僅以寧夏為例，自2006年開始實施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目前已成立90家小額貸款公司，截至2011年2月末，寧夏72家小額貸款公司共發放“三農”貸款72.3億元，占全部發放貸款金額的71.4％，有效增加了“三農”的資金投入，有力緩解了寧夏農村金融市場的資金需求，在支持當地經濟發展、引導和規范民間融資行為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然而我國小額信貸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面對城鄉差距的日益擴大化，小額信貸還不能完全改善農村貧困的面貌，通過金融手段反貧困的道路任重道遠。

一、我國小額信貸存在的問題

我國小額信貸組織主要分三類，即依靠國際組織援助的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或國內公益組織開辦的小額信貸項目；正規金融機構開辦的小額信貸業務；試點的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作為一種扶貧方式，在產生良好經濟社會影響的同時，小額信貸在運作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貸款門檻高,資金需求難以保證。由于弱勢農戶大多數從事傳統的單一種養業生產,經濟基礎較差,致富技能匱乏,根據有關行業政策,部分基層信用社在小額信貸推廣過程中存在“嫌貧愛富”、“抓大放小”的思想,以控制信貸風險為由,降低弱勢農戶的信用等級和授信額度,抑制了農戶貸款有效需求。

（二）小額信貸資金的回籠缺乏可靠的保障機制。一方面小額信貸資金的回收,依靠農戶的收益,如果項目沒有選好,或者市場的原因,導致原來的計劃不能實現,造成了損失,農戶也就沒有辦法如期償還貸款。另一個就是自然災害,導致農戶造成巨大的損失,同樣是農戶難以承受的損失,小額信貸資金的回籠也就難以保證。

（三）小額信貸資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一方面小額信貸資金的發放面向千家萬戶,資金數額較小,可管理的難度是相當大，也存在任意信貸和人情信貸的問題。另一方面,有相當一部分農戶把小額信貸資金,當作無償的扶貧款隨意挪作他用,對如何利用小額信貸資金缺乏技術上的支持和信心。

（四）小額信貸的運作缺少有效的補償機制。在我國小額信貸的在扶貧中的利率受到嚴格的限制。該利率往往低于正常商業貸款的利率,這種低利率又和小額信貸制度的較高的管理成本和呆壞帳成本不相適應,所以小額信貸運作難以有效的補償。

（五）小額信貸項目管理缺乏嚴格的責任管理,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地方政府基層組織提出項目并組織實施的。可是，信貸資金的風險并不是由他們承擔,而是農戶。

（六）小額信貸主體法律地位不明確，導致小額信貸組織資金來源、使用、償還等一系列問題突出體現，影響了反貧困的目標。

二、我國小額信貸的發展建議

（一）完善小額信貸的雙重目標

小額信貸通過向貧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務，成為農村扶貧的一種有效工具，但其在本質上是一種金融活動，若只注重社會及扶貧效益，必然導致自身難以生存和持續下去。反之，如果沒有扶貧理念，社會責任感缺失，純商業化的經營會帶來機構的可持續發展，但是不可能真正為貧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務。在這個意義上，完善的小額信貸機構應以為真正的窮人提供資金支持和追求機構的可持續發展為雙重發展目標，兼顧覆蓋面和可持續性。而且，扶貧和小額信貸的可持續性目標是不矛盾的，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從國際小額信貸的實踐來看，小額信貸可以兼顧消除貧困和持續地擴展金融服務的雙重目標。如孟加拉鄉村銀行和印尼的人民銀行盡管分別以扶貧和擴大商業銀行持續性為其主要目標，但殊途同歸，最后都實現了扶貧和持續發展的雙重目標。

（二）建立覆蓋面和可持續并重的小額信貸模式

首先，在良好的宏觀政策環境下，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政府應充分肯定小額信貸機構在扶貧和金融創新領域的作用，給予其合法經營權。對于那些有一定規模和實力、經營歷史達到一定年限并具有優良業績的機構，給予一定金融業務的合法經營權，并在中央銀行的指導下，通過行業自律的方式加以監管。其次，確立具有社會責任感反貧困的目標。把低收入的貧困人口作為服務對象，提供無抵押無擔保的信用貸款，設計符合貧困者需要的信貸產品，建立完善的貸款和還款機制。小額信貸應根據貧困戶的經濟和社會特點，合理設計一套有利于改善對貧困戶的信貸服務，使得貧困戶隨時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金融產品。第三，實施真正意義上的商業化經營。在利率方面，政府應放松對利率的管制，允許小額信貸機構按照合理的市場利率開展經營活動。制定激勵貸款人按時還款又能使信貸機構實現自負盈虧的利率政策。在資金來源方面，除了接受捐助外，還應獲得優惠貸款，當地商業銀行可以直接向小額信貸組織提供貸款。第四，完善管理體系，提高自身運營能力。小額信貸機構應建立有效的運作機構，完善各種規章制度和財務管理體系，提高人員素質，有效運作資金，保證信貸活動正常進行。

（三）制定《小額信貸管理辦法》

小額信貸在國外和國內的理論與實踐都表明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通過進一步規范，小額信貸是能夠較好地解決農民由于手里沒有錢，又貸不到款而無法進行生產經營這一問題，進而促進農村發展。因此，目前首要的任務就是如何規范小額信貸組織的運作，用法律規范小額信貸組織促進其健康發展。

（四）建立小額信貸風險防范體系

小額信貸主要被用于農業領域，該領域由于自身的特點，受到自然中資源、氣候等因素的多重制約，決定了小額農貸蘊藏著巨大的信貸風險。加強對小額信貸的風險控制，具體措施有：一是小額信貸機構應引入現代企業管理體制；二是建立健全扶貧資金監控體系；三是推進農業保險建設，將本由小額信貸機構獨立承擔的信貸風險轉移到由小額信貸和保險公司共同承擔，降低損失；四是加快農村誠信體系的建設；五是建立農業重大自然災害風險補償機制。

（五）明晰小額信貸機構的產權關系，實現自負盈虧

第4篇：金融扶貧的基本特征范文

基本情況

鹽池縣婦女發展協會小額信貸服務中心成立于1996年，是一家由國外援助資金（德國愛德基金會）資助成立、在地方民政部門注冊的非政府性質、非營利性的小額信貸組織。目前，該小額信貸中心的信貸業務已覆蓋鹽池縣4個鄉鎮17個行政村的64個自然村，貸款農戶1400余戶。

組織結構

鹽池縣婦女發展協會是小額信貸服務中心的管理部門，理事會是最高決策部門，小額信貸服務中心是它的具體辦事機構。小額信貸服務中心設主任一名，協調員兩名（這三名工作人員分別來自政府有關職能部門），負責該中心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心以下業務目前有5位推廣員承擔（推廣員由熱心于小額信貸事業、威望高、人緣熟的當地農民擔任），每位推廣員負責10～12個自然村的業務。依據自然村大小的不同，每個自然村有3～11個信貸小組，并經民主選舉產生一位村大組長和一名記錄員，分別承擔信貸小組的貸款申請、風險保證金的收取、召集各類活動等工作。每個信貸小組由4～7戶農村婦女自愿組成，除要求直系親屬不能結組外，小組成員均可自由相互選擇。組織結構及監督管理體系如圖1所示。

資本構成

1996年，德國愛德基金會提供援助資金4萬元，由鹽池縣沙地資源開發協會管理使用，借助于“促進婦女參與的扶貧與環境改造”項目，開始實施小額信貸項目。通過3年的運行，該項目取得了初步成功。1999年起愛德基金會開始追加投資，成立了愛德鹽池縣婦女發展協會小額信貸服務中心，至2007年3月末，小額信貸服務中心的資本金共計310萬元，其中，愛德基金會提供援助資金138萬元；地方財政等部門提供的用于扶貧項目的信貸基金61萬元；風險保證金68萬元；其他來源43萬元。

業務流程

受資金規模的限制，鹽池縣小額信貸服務中心采取每半年一個貸款輪回，貸戶第一輪貸款金額最高1000元，以后每輪增加500元，最高不超過3000元（貸戶經營規模擴大后可申請發展性貸款，最高5000元）。該中心在貸款發放方式上采取集中發放方式，即以自然村為單位，批量發放各信貸小組所需貸款，貸款到期日確定在貸款6個月后的一個村民活動日，以便集中收取貸款本息并決定是否提供下一輪貸款申請。同時，小額信貸服務中心要求所有貸款戶自貸款后的第二個月起每半月按貸款額1％繳納風險保證金，每輪貸款到期后需繳足貸款額的10％。如若續貸，這些保證金不予退付，由小額信貸服務中心按6‰給付利息，直至該貸戶退出互助組。

財務狀況

小額信貸服務中心的貸款采取本息一次性清收的辦法，月息10‰，其中80%作為小額信貸服務中心的業務收入，用以支付交通費、差旅費、培訓費以及由社會聘用的推廣員的工資和中心辦公費用；20%作為村民活動經費返還村大組使用。目前，該中心在主任和協調員的工資由其原單位支付、64個村大組長和記錄員未支付任何勞務費用的情況下，運管費收入基本滿足推廣員工資及中心正常運轉費用。至2006年，小額信貸服務中心利息收入共計81.1萬元，年均6.8萬元，僅能滿足5位推廣員的工資支出和車輛租賃、出差補助和對農民的培訓費用。隨著小額信貸業務的快速發展，其運行成本逐年升高，2006年，該中心推廣員工資、中心辦公費用、交通費用、培訓費用共計22.3萬元，占其當年利息收入的90.5%。

發展情況

經過十余年的探索發展，鹽池縣小額信貸服務中心在農村貧困地區運用小額信貸資金廣泛開展扶貧工作，既保持了信貸資金的循環使用和保值功能，又實現了貸款農戶家庭生活的改善和經營能力的提高。為難以取得正規金融機構貸款支持的貧困農民解決了資金困難，幫助他們通過發展實現了脫貧。與此同時，小額信貸服務中心自身也取得了長足發展，信貸資金由最初的4萬元發展到310萬元，服務農戶也由1996年的20戶發展到1400余戶（見圖2）。

經營特點

扎根農村，充分發揮小額信貸的“拾遺補缺”作用。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村信用社資金供給壓力急劇增大。在這一背景下，鹽池縣小額信貸服務中心以其獨有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模式，緊緊圍繞農村經濟發展重心，積極引進外部資金，努力為貧困農民解決資金困難，重點幫助他們通過發展種養殖業實現脫貧，彌補正規金融信貸不足。2006年，小額信貸中心業務輻射4個鄉鎮17個行政村的64個自然村，貸款農戶1400余戶，占比15%；累計發放小額信貸1886.2萬元，受益農村貧困婦女11022戶(次)，占比近30%。

創新經營理念，始終以貧困農村婦女為貸款對象。小額信貸服務中心始終堅持以貧困的農村婦女為扶持對象，它們認為，婦女在農村地區是弱勢群體，需要更多支持；婦女常年在家，已經成為農村家庭經營的主體力量；婦女非常關心家庭日常開支，少有惡習，能夠根據實際需要申請小額貸款。許多參加小額信貸組的農村婦女已經成為當地致富能手。小額信貸服務中心也被親切地稱為幫助貧困婦女脫貧致富的“好娘家”。在150戶樣本農戶中，有60%的農戶在家庭生產出現資金困難時首先選擇到小額信貸服務中心申請貸款。無抵押放款，充分利用“熟人機制”防范信貸風險。鹽池縣小額信貸服務中心受到廣大貧困農村婦女歡迎的重要原因是其提供的貸款手續簡便和不需要任何抵押。在信貸風險防范方面，該中心的貸款對象是以自然村常住戶為結組對象，每4～7戶家庭婦女組成一個信貸小組，在小組成員之間的家庭情況、信用狀況和勞動生產能力互相知情的情況下實現互助互信，共同承擔資金使用風險，充分利用“熟人機制”防范信貸風險，較好地破解了貧困農戶在完全沒有資產抵押的現實條件下獲取貸款這一難題。該中心運行十余年來，除1997年和1998年四筆貸款因借款人死亡造成4000元逾期外，其余貸款均順利回收，回收率達到99.9％。培養了農民有償使用資金意識和誠信意識。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鹽池縣每年近千萬元的扶貧資金雖然解決了當地貧困農民生產生活中的困難，但也滋生了部分農民“等靠要”的不良思想，影響了扶貧資金的實際功效。小額信貸以其有償使用的方式進入農村以后，逐步培養了農民有償使用資金的意識，使得農民在生產經營或者生活發生困難時不再向政府“伸手”，而是積極尋求以支付利息的方式外借資金緩解困難和發展生產。

以技能培訓和文體活動為載體，豐富農村精神文化生活。當調查問到“當前農民脫貧致富中最缺的是什么”時，除了資金外，有近32%的農戶選擇了“缺乏技術信息和有銷路可賺錢的產品信息”；有36%的農戶迫切希望得到技術咨詢服務和掌握市場信息。小額信貸服務中心堅持農閑時每月兩次、農忙時每月一次的村民活動，一方面掌握了解信貸資金的使用情況，另一方面不斷加強對貸款農戶的種養殖業、市場預測技能培訓，同時開展多種多樣的鄉村文化體育活動。充分利用冬春農閑時間邀請農技專家和科技人員到農村開展家畜圈養技術、大棚蔬菜種植技術和病蟲災害防治技術。2006年，該中心貸款所覆蓋的自然村平均每村舉辦了5場（次）農技培訓或專題講座。1996年以來，參加小額信貸的64個自然村都建立了婦女掃盲班，200多名婦女通過掃盲學習掌握了常用漢字，一些人不但能讀報寫信，還主動幫助別人學習脫盲。為幫助農民提高生產能力，小額信貸服務中心在64個自然村建有專門的村民活動中心，定期開展文化體育活動。

透過富裕戶到達貧困戶，協助農村經濟組織整合資源。小額信貸服務中心結合各自然村生產資源的實際，發動一些通過小額信貸扶植后家庭經營能力比較好的農戶創辦農村經濟行業協會，吸納當地種養殖專業戶廣泛參加，讓小額信貸的幫扶理念透過富裕戶到達貧困戶，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在創建行業協會的過程中，小額信貸服務中心以貸款的方式提供啟動資金，貸款利息收入結算后全部返還給行業協會作為活動經費。到2006年末，小額信貸服務中心幫助創立了9個農村行業協會，如陳記壕村的柳編協會、龍記灣村的養豬協會等。行業協會在搜集和市場信息、統一市場價格、統一銷售渠道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有效降低了農民經營中的市場風險。

存在問題

資金規模過小，限制了小額信貸的長足發展。資金規模過小限制了小額信貸這種倍受當地農民歡迎的組織形式的發展，乘數效應難以進一步發揮。鹽池縣小額信貸服務中心僅有的310萬元信貸資金，只能解決鹽池縣極少部分貧困農戶的資金困難，所能涉及的家庭不足1500戶（2007年3月的數據），難以進一步擴大服務面。參加問卷調查的農民中有93%的人急切盼望小額信貸擴大服務覆蓋面，讓更多的貧困農民通過小額信貸的幫助實現脫貧。財務收益難以保證可持續發展。雖然小額信貸服務中心有很多人員是在無償勞動，但運行過程中的高成本仍然使其財務上捉襟見肘，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運行多年來，其利息收入僅能滿足推廣員的工資支出、車輛租賃、出差補助和對農民的培訓費用，中心3名工作人員的工資福利全部由其所在單位支付，64位村大組長全部義務出工，沒有任何補助，一些自然村經常更換村組長，使日常聯系和貸后管理工作不時脫節，影響了小額信貸業務的正常發展。

風險補償機制不夠健全。運行多年來極低的逾期率，讓小額信貸服務中心對風險的認識僅限于借款人的信用意識而忽略了其他風險，如自然災害、病蟲災害以及市場風險等，財務上沒有提取風險準備，資金管理上實行滿負荷運轉等，抗風險能力弱。

政策建議

盡快明確小額信貸機構的法律地位。發展小額信貸組織是健全農村新型金融體系的必要補充，有助于解決當前農村地區金融服務嚴重不足的問題。首先，地方政府應積極申請，使小額信貸服務中心成為小額信貸試點單位，在現有法律框架內給小額信貸服務中心這樣的非正規金融組織以相應的法律地位，使其在資金規模和服務宗旨允許的范圍內更加廣泛地開展針對農村貧困地區的信貸活動。其次，在注冊方面允許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在民政部門注冊，商業性小額信貸組織在工商部門注冊，鼓勵小額信貸組織在堅持商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聚資、補遺、扶弱、救急等作用，運用信貸模式推動貧困地區農村經濟發展。

第5篇：金融扶貧的基本特征范文

>> 新農村建設中河南省農村金融體系研究 新農村建設與農村金融體系的改革研究 新農村建設與農村金融體系 農村金融體系支持新農村建設績效測定研究 河北省新農村建設中金融體系的阻力 新農村建設與農村金融體系的改革 重構適應新農村建設的農村金融體系 構建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農村金融體系 在新農村建設中完善金融體系建設 完善農村金融體系推進新農村建設 重構農村金融體系　加快新農村建設 新農村建設需要改革和完善農村金融體系 支持新農村建設的金融體系構建 論在建設新農村過程中的農村金融體系重建 新農村建設下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與改革對策 新農村建設中貴州農村金融服務研究 農村金融體系建設研究 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村金融改革設想 甘肅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村金融體制創新 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村金融問題探索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2007：1-22.。農民從正式金融機構得到的貸款占其借款總額的比重從1985年以前的約40%下降到了1999年的24.4%。農業貸款占農村信用社貸款的比重1990年為46.2%，2000年下降到34.2%。謝淑娟，對重塑農村金融體系的若干認識[J].安徽農業科學，2006（16）：282- 284.有70%以上的農戶是依靠民間借貸來解決資金需求的，有的鄉鎮企業因向金融部門借貸無門，而轉向社會集資和民間借貸。

二、進一步完善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議

新農村建設需要大量資金的強力支持，因投資于國家主導的新農村建設將會享受到更多的政策優惠，帶來穩定的回報，因此，農村金融帶來了歷史機遇。為滿足新農村建設提出的新要求，必須進一步完善農村金融體系。

（一）構建多層次、功能完善、相互補充和競爭合作的農村金融體系

其一，深化農村金融改革，拓展其農村服務的深度和廣度。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一個開放的、多元化和多主體競爭性農村金融市場的形成，是農村經濟建設的金融保障。基于正規金融機構掌握著70%以上的信貸資源，應通過法律法規或政策措施誘導其服務于農村經濟。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無論農村信用社、農業發展銀行、郵政儲蓄銀行，還是各商業銀行，作為信貸市場主體，應尊重其市場競爭和生存發展的權利和地位，同時又都具有服務小農村、公社的責任和義務。

其二，基于農村多樣化需求的多元產品開發。在發展和重構銀行金融機構之時，也要適度發展農村非銀行金融機構，根據需要啟動并適度創新保險、信托、信用擔保、咨詢、有價證券發行與買賣、資本運營、外匯等服務，其中包括組織機構、產品、市場等金融形態及其內部運作機制。

（二）構建多層次的農村擔保體系，加快農村小額信貸組織的建立與發展

擔保難是近年來農戶和農業企業貸款中的主要問題，因此，加快構筑農村擔保體系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項重要任務。首先，政府要出資成立擔保基金，資金來源于財政扶貧資金，可與金融機構合作，實行比例擔保。同時鼓勵商業化擔保機構進駐農村，開拓農村保險市場，還要引導民間資本進入農村擔保領域。其次，針對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的特點，創新擔保方式，精簡程序，增強可操作性。最后，鼓勵發展農村互助擔保組織，大力推廣和改進聯保貸款。

（三）加快農村保險制度的完善，為農村金融服務新農村建設提供保障

農業保險是分散和降低農業風險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農業支持保護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建立以農業保險為主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專門機構，專門辦理農業保險、種植業保險、養殖業保險和農業運輸險，并采取強制保險與自愿保險相結合的方式，國家給予必要的政策扶持，使農民遇到風險，仍能迅速恢復生產。其次，鼓勵商業性保險公司開辦農村的財產保險、人壽保險、醫療保險等涉農保險，針對商業性保險公司制定相應的資金、稅收和再保險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再次，保險公司要針對新農村建設下的農村和農民的特殊需求，探索建立新的保險產品，既要在農村合作醫療改革中發揮作用，又可以嘗試推出農村獨生子女意外險、農村養老保障險、大額貸款人意外險等，增強農民的保險意識，加大宣傳動員力量，提高廣大農民參保的積極性。最后，還要建立巨災風險基金和農業保險的再保險機制，為各類從事農業保險的機構分散風險，進而為農村金融服務于新農村建設營造良好的體制環境。お

參考文獻：

[1]宋磊，王家傳.創新農村金融體制促進現代農業與新農村建設[J].新農村建設，2007(9).

[2]張姣芳.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變遷的基本特征及創新的路徑選擇[J].經濟師，2009，11.

第6篇：金融扶貧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農業發展銀行；信貸風險；防范；政策；市場

中圖分類號：F830.5文獻標識碼：A

農業發展銀行信貸風險的成因

（一）業務范圍狹窄，缺乏多元化

成立之初，國務院確定農業發展銀行業務范圍十個方面。之后又將加工、扶貧、農業綜合開發、農業小型技改等貸款業務剝離，專施收購資金封閉運行。由于農業發展銀行業務范圍的嚴格界定，它不能象商業銀行那樣，遵循資產負債管理和風險管理的原則要求，通過負債和資產的多元化來最大限度地規避、分散風險和轉移風險。貸款對象的無選擇性和貸款種類單一性等原因，使得農發行只能將資金集中投放在糧棉這一特定的企業，不可避免地面臨產業和企業集中帶來的風險。

（二）扶持的產業弱質，產品市場缺乏穩定性

農發行是通過流通中介履行扶持農業這一政策目標的。農業是弱質產業，糧棉油生產受自然條件影響，豐歉難定。糧棉油又是關系國計民生的特殊產品，現階段其需求還難以替代，特別是糧食，關系國家安全問題。這種生產的不確定和消費需求的一定剛性，決定了糧棉油流通市場不穩定性。流通市場上，經營者面臨著既有生產不足價格上漲，又有生產過剩價格下跌的種種風險，糧棉企業面臨的這種風險無疑與農業發展銀行緊緊相連。

（三）糧棉經營非市場化運作，企業經營缺乏風險約束

由于改革不到位，一方面，政府指導糧棉經營不能按市場價值規律辦事，往往片面強調保護農民的利益而犧牲企業的利益。另一方面企業對經營風險缺乏約束，不計成本，不講核算，形成巨額虧損。與此同時，通過各種手段，大量擠占資金用于其他。銀行信貸資金被大量的虧損擠占、挪用擠占，這種外部環境加劇了農發行經營的風險。

（四）機制不完善，自身抗風險能力差

資本金上，財政對農發行資本金補充緩慢，農發行資本金與信貸資產總量及其增長變化情況不相適應；財務收益上，農發行實際營運中的虧損狀況，難以形成財務收益的積累；資金來源上，主要依靠再貸款維持，缺乏籌資的多渠道;資金運用上，組建初期即接收了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形成了高比例的不良資產占比，資產流動性不足。這種機制上的弊端，造成了農發行風險防范更為艱難。

農業發展銀行信貸風險的類型及特征

（一）政策風險呈現剛性

政策風險主要是指由于各級政府財政政策不完善，致使農發行執行政策后出現信貸損失沒能得到相應的補償，從而造成的貸款本息部分或全額損失的風險。他是政策性銀行的基本特征。主觀上看，是各級政府對政策的嚴肅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客觀上看，主要是地方財政困難對農發行的倒逼。目前農發行政策風險主要表現為:

增量貸款的政策風險逐年下降

隨著糧食收購市場全面放開，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政策的實施農發行貸款供應的剛性降低，政策性貸款逐年減少，政策風險逐年下降。

政策風險呈現個性化、區域化和多樣化趨勢

自2001年7月國務院決定實施“放開銷區、保護產區、省長負責、加強調控”的政策以來，糧食問題基本上形成了分省決策、一省一策的格局，由于各省情況不同，政策風險呈現個性化、區域化和多樣化。

存量貸款的政策風險突現

隨著第三次糧食財務掛帳的清理、認定和剝離，存最貸款的政策性風險基本鎖定，并即將進人本金的消化期。過去沒有認定或今后新發生的政策性貸款風險極有可能轉嫁給農發行。

（二）信用風險呈集約性

信用風險實質是一種道德風險，是指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損害其他人利益的行為。農發行的信用風險通常表現為：

貸款風險集中

受業務范圍的限制，農發行的貸款客戶被嚴格限制在農業相關領域內，對客戶的選擇性差。同時，由于歷史和政策性原因，個別基層行的貸款集中在少數政策性企業，而且往往這些企業歷史包袱又特別重，風險難以釋放。

營風險比較大

由于我行支持的是與農業相關的企業，項目多屬收益低、見效慢、風險大的弱質行業，風險承受能力差。

存在較大的道德風險

我行現有企業多是國有企業或由國有企業改制過來的企業，深深烙上計劃經濟體制的烙印，在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經營管理中，很容易受到行政干預，存在較大的道德風險。

（三）市場風險呈膨脹性

市場風險實質是一種價差風險，經濟、金融的市場化使得信貸市場風險呈現膨脹擴大趨勢。一是糧棉市場化，糧棉企業經營的市場加大，導致我行信貸風險的擴大。二是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人，利率市場化和放松匯率管制的步伐逐步加快，整個金融市場風險在擴大。三是職能調整后農發行貸款范圍拓寬，籌資渠道增加，資產負債多元化，將面臨著更大的市場風險。

農業發展銀行信貸風險的防范對策

（一）樹立風險意識，正確處理業務發展與風險控制的關系

“發展是硬道理”，沒有發展是最大的風險。隨著糧棉市場化的推進、政策掛帳的剝離，以糧棉油政策性收購資金供應為主的信貸業務將必然萎縮，農發行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發展新業務，尋找新的業務增長點，這是擺在農發行面前的一個最緊迫、最現實的課題。發展新業務已經不只是一個關系農發行的發展問題，同時也一個關系到農發行的生存問題。發展新業務就必定要增加新的風險，這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因此我們要從國家支持保護農業和農民利益的長期需要出發，確立農發行在職能轉型期的各項信貸業務發展戰略:在繼續支持傳統業務的同時，應該兼顧存量貸款風險的化解和增量貸款風險的防范，實行適度從緊，有條件退出的政策；對新業務的開辦要在可行性論證的基礎上穩步推進。以科學的信貸發展戰略為基礎，完善信貸風險控制機制。

（二）建立貸款風險補償機制

要認真落實包括風險保證金、利息備付金制度在內的貸款補償機制。風險補償重點從建立貸款風險保證金、規范糧食企業有效資產抵押擔保兩方面予以解決。建立不良貸款償還承諾保證制度，要求糧食購銷企業與農發行簽訂承諾保證書，用經營利潤消化一定比例的不良貸款本息，并以此作為農發行貸款支持的必要條件。對于地方儲備糧食、棉花、煙葉、化肥等貸款，要切實落實地方政府的補貼政策的承諾。

（三）界定政策目標，擴大信貸業務種類

當前，農產品市場發生著新變化，特別是加入WTO以后，農業的發展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需要對農業給予更大的扶持。政府的農業政策金融目標應當由通過流通間接扶持向通過農業生產領域的直接扶持轉化，并且要加大扶持的力度。因此，農發行要在鞏固收購資金封閉運行成果的基礎上，對業務職能進行重新拓展。

支持逐步形成由國家掌握的糧棉油儲備體系建設，以確保國家安全。

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培育以龍頭企業為重點的市場競爭主體。

支持農村節水灌溉、人畜飲水、草場圍欄、農田改造、鄉村道路、小集鎮等，建設形成農村發展必須的公共基礎設施。

據此職能，把農業政策金融的信貸業務集中在農產品安全儲備貸款、農業產業化專項貸款、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三大類上，并在以中央銀行再貸款、財政撥補款為主的基礎上，用更多渠道籌集資金來源，形成貸款多種類，資金來源多渠道，從而完善農業政策銀行功能，防范政策風險。

（四）加強內部管理

1、是完善“三權分立”，集體審批制度

堅持貸款調查、審查、審批“三權分立”原則，客戶部門要把好信息披露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信貸風險管理工作部門要貸款的風險進行科學，全面分析和評估，確定貸款的風險度，確定是否能夠貸款。審批環節增加專業人員，減少行政人員。通過有效的崗位分立措施，使審貸之間真正做到相互獨立、相互制約，提高審貸質量。

落實貸款責任

貸款調查評估人員，承擔調查失誤和評估失準的責任;貸款審查、決策人員承擔審查、決策失誤的責任，貸款發放人員負責貸款的督查和清收，承擔督查失誤、清收不力的責任。

完善貸款管理制度，改進信貸管理手段

要根據信貸政策和貸款業務種類的變化，以及計算機手段的使用，重組業務操作流程，完善基本管理制度，加強管理信息系統的建設。

強化考核獎懲機制

根據信貸人員的崗位和職責，針對不同崗位分別選擇相應的考核指標，建立科學合理的績效考核制度，加大收人與工作成效的掛鉤力度。

參考文獻

[1]余迪.新形勢下銀行信貸風險管理問題的研究[J].金融經濟，2012.18.

第7篇：金融扶貧的基本特征范文

解決“三農”問題難點分析

我們認為，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根本難點在于制度瓶頸。

一是長期城鄉二元分割。導致農村發展陷入惡性路徑依賴。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是指某種經濟狀態一旦形成，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當收益遞增普遍發生時，經濟進入良性路徑依賴；當收益遞增不能普遍發生時，經濟陷入惡性路徑依賴。

上世紀50年代初以來，我國開始實行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其基本特征是在戶籍制度的基礎上把城鄉發展分割開來，實行區別對待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這一體制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8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已經由1.86：1擴大到3.21：1，城鄉收入差距已經連續3年保持在3倍以上，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差距連續4年保持在3倍以上。長期城鄉二元分割導致農村發展陷入惡性路徑依賴，是農村經濟運行陷入僵化、停滯、封閉狀態的根本原因。首先，農村資金被大量抽走用于工業發展；其次，國家對農業、農村發展缺乏穩定的政策和有效的措施，難以使農民形成良性預期(近幾年因國家高度重視“三農”問題，情況有一定改觀)。因為缺乏資金，農業經濟保持簡單再生產，無法進行擴大再生產；因為缺乏預期，農業投資尤其是長期投資沒有動力，導致農業資源開發利用陷入“過度放牧”的惡性循環。

二是農業投資機制不健全，農業投資嚴重不足。我國對農業的投資長期處于“缺血”狀態，農業缺乏有效的投資機制。一是投資量嚴重不足。全國農業財政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從1980年以前的平均10.3％下降到的7.2％；全國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占全國比重從1980年以前的11.16％下降到的4．8％。二是投資結構不盡合理。沒有把農業基礎設施放在優先發展的地位，導致農業基礎設施長期不能滿足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三是農業投資決策科學性、規范性不足。

三是資源分配體制效率低下，支農資金分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表明，我國財政支農資金中有70％左右用在了農業行政事業單位上，而沒有用于農業生產本身。支農資金所支持的項目繁多，都要單獨立項，項目存在一些交叉和重復。一個縣要編制各種規劃、計劃、預算，進行多種統計，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分散投資、分頭治理、分別管理的弊端，造成規劃重復、投資重復、建設項目重復，乃至造成浪費。

四是農戶分散的、小規模的經營方式，導致交易費用較高。交易費用是市場經濟中運用價格機制必須付出的成本，包括獲得市場信息的成本和談判與履約的成本，交易費用直接影響交易方的收益和選擇。我國農業人口眾多(約為9億人)，農民占全國總人口的70％以上，占全世界農業人口的40％，而人均耕地面積很少(約為0.13公頃)，僅為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1／4，美國的1／27，農村人多地少的資源缺陷是農戶實現規模化經營的先決約束條件。由于我國農業的經營方式以為基礎，農戶生產規模小、市場組織化程度低，獲取市場信息的成本較高，在市場談判中也總是處于一種不利的交易地位。交易費用較高不僅制約著農業技術的采用和推廣，更直接制約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發揮行業優勢支持新農村建設國家開發銀行一直倡導和實踐開發性金融，充分發揮開發性金融的優勢，強調促進農業、農村發展要“授以漁”而非僅僅“授以魚”。我們按照總行黨委有關戰略部署，積極支持新農村建設，近年來累計發放新農村建設及縣域貸款96.89億元(其中農村道路70.8億元、飲水供電0.84億元、水利3.96億元、垃圾和污水處理0.14億元、教育10.46億元、文體衛生2.33億元、其他基礎設施3.33億元、農產品加工及農村商品流通5.03億元)，當年發放了19.77億元，為建設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做出了富有成效的貢獻。

，為更好地開展支持新農村建設的有關工作，云南分行黨委響應云南省委、省政府和總行黨委的號召，創造性地提出在處級以上干部中開展“三個一”工程，即處以上干部每人負責“聯系一個貧困縣、開發一個縣域經濟項目、支持一個希望工程”。截至底，分行已與云南省129個縣(市)建立對口聯系，并完成調研工作；對27個項目發放貸款3.96億元；累計接受捐助的學生達多人，總金額32萬元。在運用開發性金融的實踐中，我們的著眼點主要在四個方面。

一是結合國家信用和市場建設，打破農村發展的惡性路徑依賴。開發性金融身兼政府和市場雙重特性，在通過市場運作打破農村發展的惡性路徑依賴上具有其他金融方式無法比擬的優勢。

首先，在加大支農投入方面，開發銀行貸款相較財政

資金到位早，資金的時間價值較高。在支持農村道路、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云南分行累計發放貸款91.86億元，有關項目發揮了良好的社會經濟效益。在支持貧困地區的教育基礎設施方面，云南分行對麗江市寧蒗彝族自治縣(國家級貧困縣)第一重點中學寧蒗一中提供貸款1000萬元，支持學校及時建成了教學樓和學生宿舍。

其次，在促進良好預期的形成方面，開發銀行更是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因享有準級國家信用，在引導資金流向、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方面有較強的引導、示范和增強信心的作用。按照《關于促進生豬生產發展穩定市場供應的意見》，云南分行與易門縣政府、正大集團合作，采用政府建設基礎設施、農戶承租、企業收購的模式，貸款3000萬元支持易門縣生豬生產項目，在全縣建設150個生豬家禽養殖小區，引領當地農戶走集約化、規模化的養殖生產道路。最終實現政府產業規劃、農戶致富、企業發展的多贏效果。云南分行正在積極開發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奶水牛項目，支持地方大力發展以奶農為基礎、基地為依托、企業為龍頭的奶業產業化經營，形成以奶業產業鏈為主的各環節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合作模式，引導企業和農戶向科學化、集約化的市場經濟邁進。

二是發揮應對大額長期風險的制度優勢，促進農業投資機制建設。從宏觀上說，我國農業投資的風險特點是大額長期風險。開發性金融獨特的體制優勢有助于有效地應對這些風險：通過組織增信和市場建設防范和化解體制性缺損的風險；通過把開發性金融和政府協調、宏觀調控的有機結合藉以防范和化解經濟周期波動的風險；通過風險投資大數法則防范和化解項目失敗風險。云南分行貸款2900萬元支持了覆蓋臨滄市5個縣區的南華晶瑩糖業有限公司甘蔗種植支農貸款項目，蔗區輻射41個鄉鎮，6萬余戶蔗農。通過充分發揮應對大額長期風險的制度優勢，云南分行大力支持臨滄的重要支柱產業蔗糖產業，對于加快臨滄市的農民增收、財政增長、社會發展、民族團結和邊疆穩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是發揮組織增信優勢，促進支農資金整合。云南分行的實踐證明，通過組織增信，能夠有效地把有限的資源整合在一起，發揮最大的作用。在新農村建設中，開發性金融作為制度建設的推動力量和外部監管力量，有利于建設一個高效的資源分配體制，通過有目的、有計劃地建立和完善相關制度，防止資金在各個環節的分散和無效，促進其實實在在地發揮支農作用。云南分行通過省政府組織增信向云南省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等融資平臺發放貸款80.0l億元，通過州(市)政府組織增信向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開發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大理白族自治州國有資產經營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等融資平臺發放貸款4.7l億元，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有效集聚并釋放了政府信用資源，促進了政府支農資金的整合。

四是發揮平臺建設優勢，降低交易費用。亞洲國家的經驗表明，通過平臺支持農村建設是降低交易費用的有效途徑。20世紀初，受西歐合作社理論的影響，日本出現了官辦性質很強的農協，在農村建設中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其他發達國家的經驗也表明，農民通過參加合作組織能夠有效改善交易地位，這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降低交易費用的有效途徑。開發銀行積極探索通過平臺運作支持新農村建設的途徑，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一直在嘗試通過農村合作組織、農業龍頭企業、農業主管部門等平臺支持新農村建設，以有效降低交易費用。如：云南分行以大理州中小企業投資咨詢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借款平臺、以祥云縣塑業有限公司作為農戶統一承借平臺，貸款200萬元支持農戶建設了約10000個農村沼氣池，項目的實施推動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生態環境的改善。云南分行以云南花卉產業聯合會作為平臺，對花卉產業龍頭企業的發展給予資金支持(貸款600萬元支持楊月季項目)，帶動了云南省花卉產業的發展和升級。

目前云南分行與云南地方政府已合作建立了9個省級融資平臺、l6個州(市)級融資平臺和22個縣級融資平臺，為引導各方資金支持新農村建設奠定了基礎。

繼續支持新農村建設的基本思路

第8篇：金融扶貧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農戶小額信貸；績效；功能缺陷；創新

文章編號：L003―4625(2007)01－0060－04

中圖分類號：F830．58

文獻標識碼：A

我國欠發達地區農產的生產經營長期面臨內源融資不足，外源可獲資本匱乏的困境。如何確保農村資金流向數以億計的農戶家庭，以緩解我國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供給抑制，實現供需平衡一直是我國農村金融最為關注的問題。小額信貸作為金融服務的制度安排和技術創新，為中低收入者提供了進入信貸市場的平等機會，具有促進農村信貸市場發展和改善中低收入者福利和收入的潛力(孫若梅，2006)。為此，世紀之交，中國人民銀行相繼制定并頒布《農村信用社農產小額信用貸款管理暫行辦法》、《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管理指導意見》等一系列政策法規，提出農村信用社要適時開辦農產小額信貸，簡化貸款手續，方便農民借貸。那么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進行中的農村信用社農產小額信貸是否真正增進農戶獲得貸款的機會?績效如何?哪類農戶更能從中受益?不同收入水平農戶間是否存在受益級差，其原因又是什么?本文將根據對河南太康縣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貸開展情況的實地調查，結合當展經濟學基本原理，試圖回答并解決這些問題。

一、調查方法和被調查區域

(一)調查方法與設計

在社會研究中，技術性指標的信度和效度存在沖突，使用多種方法測量可以有效應付這種兩難(巴比，2000)，對于情況十分復雜的農村金融而言，訪談方式效度較高，問卷方式則會提高信度(周立，2005)。因而本次調查采用調查問卷和訪談相結合的方式。在調查地點抽樣上，本次調查分別選取太康縣所轄的3個村莊：軒莊、小菜園村和東賈村。他們分別代表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的三個層次，能夠基本反映太康縣農產小額信貸開展全貌；同時由于軒莊和東賈村的地理位置十分相似，都位于310國道沿線，而軒莊和小菜園村均為該縣的生態文明示范村和信用村，三者之間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和代表性。在調查時間上，盡管太康縣農村信用社早于2000年已開展農戶小額信貸業務，但是在這幾個村莊全面推進始于2005年末，因而調查選取的時間段為2004年至2006年6月。本次調查共完成調查問卷85份，其中有效問卷82份。

(二)被調查區域基本特征

軒莊位于太康縣西部，是3個被調查村莊中經濟基礎最好的一個村莊。全村耕地面積1210畝，人口1100人，精品農業耕地400畝，養殖大戶25戶，年人均收入達4500元。另外，該村領導班子團結，有過外出經商經驗的村長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帶領全村村民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果苗、果樹等特色農業，鼓勵有頭腦的農民外出打工。如今，特色精品農業已成為當地農民的一項可觀收入；而當年外出打工的一部分農民也已回鄉搞建設，當地一家初具規模的水晶珍珠加工廠吸收當地農村剩余勞動力200余人，年純利潤達20余萬元，并且該工廠在我們調查時仍在擴建之中。小菜園村隸屬板橋鎮，全村耕地面積1760畝，以種植棉花、玉米為主，人口1256人，目前該村中壯年大多常年外出打工，年人均收入約為2383元。東賈村隸屬清集鄉，全村耕地面積1880畝，2004年前以種植棉花為主，2005年開始，主要種植玉米、西瓜和大豆；人口1387人，40歲以下的村民大多外出打工；年人均收入約為1942元，是3個被調查村莊中經濟基礎最為薄弱的一個村莊，而且貧富差距十分嚴重。

二、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貸：功能績效顯著

(一)小額信貸增進農戶貸款機會，增強農戶利用貸款信心

從農戶近年來貸款的可獲情況來看，通過農村信用社農產小額信貸的開展，增加了對農戶的信貸投入，使得農戶貸款的可獲狀況大為改觀。在所有82戶農產的調查樣本中，2004年至2006年6月間借款實際發生總筆數出現明顯的上升趨勢，2004年為18筆，2005年為21筆，而2006年僅上半年就發生28筆。借款總額由2004年的8．33萬元上升到2006年上半年的22．05萬元。

從農戶獲得的借款來源來看，農戶小額信貸對農戶貸款可獲得性的貢獻越來越大。被調查地區農戶的借貸途徑主要有3條，私人無息借貸、私人有息借貸和農村信用社農產小額信貸。雖然私人無息借貸仍是當地農戶借貸最為重要的途徑，但是兩年半間農戶小額信貸發生筆數卻占到總借款發生筆數的40．30％，并且這一比例逐年提高，2004年小額信貸發生筆數僅占當年總借款發生筆數的16．7％，2005年上升為28．6％，而2006年上半年，這一比例高達64．3％。

從農戶生產性貸款的來源來看，小額信貸已成為其重要來源，有效緩解了農村信貸市場中生產性貸款的約束，有助于改善農村信貸市場運作低效率的局面。根據調查，小額信貸生產性貸款占總樣本農戶生產性貸款的55．9％，占小額信貸貸款的90％以上。

從農戶參與信貸市場的信心來看，越來越多的農產對當前和未來的農村信貸市場充滿希望。在關于“小額信貸是否使您的借款更方便”的回答中，有68．29％的農戶選擇“是”，有17．07％的農戶選擇“不是”，另外還有14．64％的農戶對此持保留意見。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農戶對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貸的認同。

(二)小額信貸改善農戶收入狀況，力顯社會保障功能

小額信貸對農戶收入的影響是通過貸款實現的。農戶小額信貸一方面是對現有家庭生產函數的一種修正，可以被認為在不改變經營方式的前提下，通過資本要素和其他要素配置結構的轉換，實現生產函數的全面上升從而增加產出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它實現了農戶家庭經營所需資本要素投入的追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農產家庭經營的要素稟賦，緩解了農戶對資金需求的缺口，有利于農戶對家庭經營的產業定位調整和產品結構轉換(王永龍，2004)。上述兩方面在我們的調查中得到印證。在所有發生借貸行為的農戶中，有些農戶借款是為原有的生產追加投資，而有些則是為抓住轉瞬即逝的市場機遇，在新的領域拓展新的產業。這一點對2006年生產性貸款占總樣本生產性貸款90％以上的軒莊農戶來說表現得尤為明顯。小額信貸激發了該村村民的生產投資熱情。有些農戶利用小額信貸專營精品農業、特色農業或高效農業；有些農戶購買農用機為農業生產提供服務；有些農戶搞運輸，將本地農產品運往全國各

地，保證了產銷環節的暢通；還有些回鄉建設的農戶辦起加工工廠，就地吸收剩余勞動力。產業結構的調整，生產布局的合理，專業化的經營使該村村民的收入在原有基礎上更上一個臺階，預計2006年年人均收入可達4800元左右。

小額信貸除了對農戶的收入產生顯著影響之外，它還起到了社會保障、替代或補充私人無息借貸的功能。由于我國欠發達地區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匱乏，對于收入低且生存問題尚未解決的借款農戶來說，小額信貸的借貸行為并非典型的信貸需求，還包含基本社會保障需求的成分。多達66．34％的被調查農戶認為，小額信貸的真正意義在于它所具有的類似保險的功能，可以備不時之需。因此，當地農戶更是形象地將農產小額信貸比作自己手頭上的一張“活期存折”。雖然目前私人無息借貸仍為農戶借貸的主要途徑，但其卻受到人情成本、面子成本(張杰，2001)和借款最高額度等因素的限制。調查中發現，在兩個信用證發放率高達90％以上的信用村，有46．5％的農戶在農村信用社推進小額信貸前后借貸意愿發生了變化，從之前選擇私人無息借貸轉變選擇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貸；有18．3％的農戶無法做出判斷，理由是沒有借貸經歷或對農戶小額信貸仍持觀望態度；另外，有23．9％的農戶則是根據所需貸款的金額大小、期限長短做出選擇。一般來講，借貸期限短、金額小的借款仍會選擇親戚朋友間的友情借貸，反之，則傾向于農戶小額信貸；其余的農產則沒有發生變化。

三、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貸：功能缺陷突出

(一)小額信貸實際供給的差異性分析

1．供給的收入性歧視

除了關注農產小額信貸總量供給是否增加，農戶小額信貸到底服務于什么水平的農產更是理論和實踐者們所關注的焦點。為了揭示出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貸瞄準的主要收入群體，本文利用2005年農產收入數據將總樣本進行三分位分組，得到相對應的三分位點的家庭人均純收入值將農戶分為富裕、中等和貧困三個收入層次，然后分別計算出位于各收入段的小額信貸借款戶數占有小額信貸借款總戶數的百分比和位于各收入段的借款戶數占總借款戶數的百分比。

上表可見，小額信貸最終受益農戶是收入水平較高的農戶，這部分農產占到所現有及有過小額信貸借款總戶數的一半。另外，從上述兩組數據的對比變化中可以看出，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貸并沒有起到改變信貸失衡的作用，相反加劇了這種不平衡。該結論剛好和孫若梅根據扶貧社經驗數據對信貸平衡問題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相反。這可能是調查樣本中，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兩個調查村莊的軒莊農戶的小額信貸借款戶數達到了小額信貸總借款戶數的50％以上從而影響最終的結論；也有可能與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貸的服務群體定位、農村信用社的經營目標、企業性質有關。

2．供給的區域性歧視

根據2005年印發的《周口市農村信用社信用村戶等級評定管理辦法》，由于自身條件限制，東賈村沒能評上信用村，自然沒能享受到針對信用村的資金傾斜、重點扶持等相關權益。盡管該村的小額信貸業務也從2004年起穩步推進，但到目前為止只評定信用戶25戶；僅有的一名信貸員還承擔著包括東賈村在內的4個村莊的信貸業務，信貸服務的深度和廣度可想而知：這對該區域內有貸款償還能力、并有正當貸款需求的農戶來說顯然是不公平的，這無疑會增加他們獲得貸款的難度和交易成本。

(二)小額信貸實際利用效率差異性分析

1．農戶利用小額信貸意愿的差異性分析

由于我國農村信用社發放的信用證可以“一次核定，隨用隨貸，余額控制，周轉使用”，農戶擁有信用證從某種程度上說等同于在規定額度內可以隨時獲得貸款。因而對于軒莊和小菜園村這兩個信用村，我們可以近似假設其實際借貸發生情況等同于農戶的借貸意愿，且不存在信貸供給不足的情況。下表直觀地反映了2個信用村2004年至2006年6月農戶基本借貸的用途及來源。

表2中顯示的調查結果令筆者感到十分驚訝。前兩年，被調查的軒莊農戶借貸需求并不旺盛，主要是向親戚朋友借貸的生活性借款。但自該村從2005年末被評為信用村，90％以上的農戶被評為信用戶以來，該村農戶無論在借款用途還是在借款途徑方面都發生了質的變化。2006年上半年，該村發生的所有16筆借款中，僅有一筆私人無息生活性借款，其余均為農戶到農村信用社柜臺辦理的生產性貸款。而同期成為信用村的小菜園村不僅在所有調查村莊中借貸發生率為最低，并且在小額信貸開展前后借貸需求也基本沒有變化。那么，出現這種“變”和“不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農戶是生產經營的決策主體和實施主體，因此，對于農戶金融行為和農村金融績效的分析當然離不開農戶這個農村中最為基本的單位。小菜園村可以說是我國傳統農區小農經濟的一個縮影。這里的農戶經營著世代相傳的土地，在這塊達不到規模經濟的土地上，農戶追求的并不是產出最大化，而是溫飽無憂。在這種情況下，小農家庭的最優選擇取決于自身的消費滿足和勞動辛苦程度之間的均衡，而不是成本收益間的比較(蔡亞諾夫，1925)，而近年來，該村村民大規模的外出打工，非但沒有弱化傳統的小農經濟，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它。收入微薄的家庭依靠農業外收入就業增加了收入，反而使他們對家庭農場更加依賴，因為非農收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增強家庭農業經營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張杰，2004)。而這種情況雖然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農戶不斷增長著的多元化的生活需求，但是小農經濟終究無法孕育出市場因素激發下的生產投資行為，農戶大都傾向于自給自足、輕不言債，從而抑制了生產性借貸的需求，陷入低收入均衡的陷阱。而軒莊農戶經過多年的特色農業收入和打工收入的財富積累，嘗試著小農經濟的經營化轉型和小農家庭的個人主義取向，開始具備提出正常金融需求從而有能力利用現代金融制度的條件和能力。對他們而言，傳統的友情借貸已無法滿足他們的現實信貸需求，而建立在市場基礎上的現代金融正是他們所需要的。并且長久以來，他們的這種需求由于沒有相應的金融服務載體而被人為地抑制，所以不難理解，農戶小額信貸的出現激發起軒莊而非小菜園村農戶的生產性借貸需求，改變其借款選擇途徑。

2．農戶利用小額信貸能力的差異性分析

對農戶小額信貸的績效研究一直是小額信貸學者們研究的一個焦點。Pitt和Khandker利用對孟加拉國87個參加GB．BRAC和BRDB小額信貸項目的鄉村調研得到的數據，評估男女勞動力供給狀況、子女受教育程度、家庭消費支出及財產對小額信貸績效的影響，并運用Quasi-experiment的調查設計，排除個人、家庭、村落三個層次不可觀察的因素，得出了孟加拉小額信貸對貧困家庭福利狀況改善有重要影響的結論，并且認為這種影響對女性參與者更為明顯。Chowdhury采用了主觀問卷和客觀數據分析的方法對GB小額信貸項目在減輕家庭貧困，

增加家庭收入方面進行評估。他認為不參加小額信貸項目的家庭處于貧窮的可能性要比參加此項目的家庭高出47％。

筆者也完全同意上述觀點。但是，這些結論并不意味著小額信貸對不同農戶收入的影響在程度和持續性方面是一致的。如果假設借款者的經營能力和努力程度是同質的話，那么實際生產經營活動的平均凈收益率便主要受其所在不同產業增值收益率的影響。根據我國目前不同產業的收益率看，收益率由高到低的次序依次是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第一產業，與其他產業相比，傳統農業產業收益低、風險高，表現出了明顯的弱質產業特征(高曉紅，2003)。因此本文根據農戶投資項目所屬的不同產業性質來代表其投資項目收益回報率的高低，并假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第一產業的投資收益率依次遞減：表3反映的是發生小額信貸借貸行為的不同收入水平農戶的不同投資項目所占比。

雖然經過結構調整后的現代農業會改變農業的實際投資回報率，按三大產業來確定投資回報率的高低顯然會存在一定的誤差，但是由于軒莊農戶生產性借款大多發生在2006年初，投資收益尚未顯現，因此按照經驗來判斷投資回報率的高低也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農戶投資項目對農戶收入增加幅度的影響。調查發現，選擇投資第二、第三產業的往往是收入水平比較高的農戶。越是貧窮的農戶，就越容易受到其人力資本、凈資產等家庭初始生產要素稟賦的制約和約束，過著安分守己的窮日子，而且，經過幾千年的制度化積淀，這些農戶家庭似乎已經習慣和接受了這種生活。因此他們既沒有投資高收益回報項目的能力，更沒有投資其他產業的勇氣和激情。這不僅影響了農戶的收益情況，而且還影響到農戶小額信貸的最終績效及發展前景。

四、新時期我國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貸制度再創新：改革思路

(一)同時理順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貸的內外部政策環境

利率對借貸雙方的預期收益均有著直接影響，是農村信用社和農戶之間談判空間和簽約空間的決定性因素。然而在我國目前的經濟現實中，利率制度尚未完全市場化。其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國家對貸款利率仍進行著廣泛而嚴格的控制。作為正式金融機構的農村信用社必須遵循國家的利率水平規定，其農產小額信貸的利率最高上浮和下浮幅度均為法定基準利率的30％。第二，長期習慣于利率管制的金融機構缺乏有效利用利率這個變量的能力，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使借貸雙方實際上只有關于貸款金額一個變量的談判與決策，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的可能性，限制了交易的群體。因此，今后應從兩方面做出努力。首先，國家應進一步放寬對利率的限制，給予金融機構更多的自和創新空間；其次，農村信用社應本著為農戶著想、為農民服務的宗旨，依據風險大小、信用高低和農戶的償還能力，適當控制貸款利率的浮動，實行差別貸款利率。

另外，建立農業保險和農業貸款擔保制度，確保農村信用社農戶的風險控制與保障能力。一方面積極推動專門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的建立，明確界定農業保險公司的性質，專門辦理農業種植業和養殖業保險，確定農業保險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農村信用社可與同貸款農戶有經濟關系的企業聯合成立擔保公司，這將有助于實現風險共擔，利益共享。

(二)堅持“三個結合”，實現信貸脫貧致富的長期戰略

小額信貸增收作用的發揮及提升是一個系統工程。小額信貸只是農產增收的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小額信貸對農戶收入的最終影響不僅跟獲得小額信貸的資金成本、交易成本有關，而且還與農戶家庭的初始要素稟賦有關。因此，要充分發揮小額信貸幫助農戶脫貧致富的功能，提高小額信貸功能績效，就應該從堅持以下“三個結合”做起。一是利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契機，將小額信貸的發展與當地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結合在一起，解決農村道路、通訊等基礎設施方面的問題，為農戶發展生產提供便利條件；二是重視技術培訓，將小額信貸與科技培訓相結合，不斷提高農戶科技素質和科技意識，突破原有生產可能性邊界，實現產出增加，收入提高；三是憑借農村信用社的信息優勢，一方面為小額信貸客戶及時提供市場信息，避免了單個農戶的信息劣勢，另一方面通過對貸款用途的審核，對相關領域的重復、低水平投資設定門檻，避免農戶之間的盲目競爭。

(三)允許我國農村存在多種模式的農戶小額信貸

我國農村特有的經濟環境、產業結構決定著農村社會特有的經濟資源分布狀態、風險分布狀態與農村居民特有的風險承受能力、支付能力和談判能力，也決定著農村社會特有的金融服務需求。我國廣大農村特別是欠發達地區需要多種模式、多種金融服務工具才能滿足其需求。實踐表明，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實現了效率基礎上的公平，它最終只適用于中等及以上收入的農戶群體。由于最貧困農戶經濟活動所產生的資金流量和經濟效益很難支撐起商業性金融機構的運行，因而作為一家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最先搶占市場中的最優質客戶便是理性選擇的結果。所以要實現向貧困面大、貧困發生率高、貧困程度深的廣大低收入群體提供所需的信貸服務，則還需不斷培育、創新金融服務模式。

第9篇：金融扶貧的基本特征范文

一、縣域經濟的內涵及其基本特征

縣域經濟是以縣級區劃內的國土為載體，以縣城為中心，以鄉鎮為網絡，以縣級政府為調控主體，在全縣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在更大區域的分工協作中獲得比較優勢的經濟體系。它既是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結合部，又是工業經濟與農業經濟的銜接點，是縣域中各種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的總和。與其他經濟體系相比，縣域經濟有以下基本特征：地域性、綜合性、農業性、自主性、開放性。

二、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面臨的制約因素

目前，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普遍存在經濟基礎薄弱、經濟結構不合理、總量小、層次低、缺乏活力、發展能力和競爭能力較弱、農民增收困難等突出問題，與東部地區的差距正越拉越大。面對如此突出的差距，筆者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思想觀念的制約

長期以來，由于受自然環境、歷史文化、社會傳統、經濟條件等眾多因素的影響，西部縣域小農經濟意識嚴重，思想封閉、觀念保守，與國內外的各種經濟文化交流不充分，干部群眾普遍缺乏接受新事物的愿望和能力，創新意識和競爭意識不足，缺乏對市場經濟規律的全面認識和準確把握，因而缺少發展縣域經濟的新思路和新舉措，嚴重制約了縣域經濟的發展。

（二）環境設施的制約

西部地區因其獨特的地理及氣候條件，生態環境較為脆弱，生存發展條件相對惡劣。由于長期以來對土地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利用以及工業發展過程中對污染控制力度不夠，目前西部縣域的環境問題極為嚴重，植被破壞、水土流失、礦區污染、水資源短缺、沙漠化、自然災害頻繁等對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造成很大威脅。同時，由于地處高原山區，地形復雜，縣域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尤其廣大農村地區，交通運輸、郵電通訊、水利電力、廣播電視等設施建設嚴重不足，功能不全，城鎮化率低，缺乏產業、人口聚集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對縣域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制約。

（三）市場發育的制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縣域市場的發育是縣域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然而長期以來，由于西部縣域經濟發展較慢，政府重視不夠等影響，市場化改革進程較慢，市場發育水平較低，市場機制在經濟活動中的調節作用遠沒有發揮出來。一方面是市場主體發育遲緩，縣域各類企業數量少、規模小，產品結構趨同，技術水平低，經營管理不善，缺乏市場競爭力，難以將縣域的資源優勢有效轉化為經濟優勢。另一方面是各種專業市場數量少、規模小，缺乏活力，對經濟活動的輻射、帶動作用較弱，難以培育縣域的優勢產業及支柱產業。同時，由于市場化水平低，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及農業產業化經營也很難有效推行，農民增收難度較大，也影響到縣域經濟的整體運行質量。

（四）資金短缺的制約

眾所周知，資金投入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密切關系，資金投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縣域經濟的發展水平。然而從總體上看，西部縣域經濟發展都普遍受到資金短缺的困擾。一方面西部縣域因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財源有限，財政收入較少，尤其是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和縣鄉行政冗員給財政背上了沉重包袱。另一方面，金融體制改革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也較為嚴重。

（五）科教水平的制約

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自然地理條件及教育投入不足的影響，西部縣域教育事業發展普遍落后，基礎教育及職業教育水平較低，導致縣域人口素質整體偏低，制約了各項事業的發展，因而也很難吸引和留住人才。由于各種專業技術人才、經營管理人才奇缺，很難將先進技術和生產方式在縣域推廣應用，難以通過提高科技含量及加快制度創新來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和增加農民收入，縣域經濟運行質量難以提升。文化素質的低下也影響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

（六）管理體制的制約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家實施了優先發展東部地區和大城市的戰略，制度供給長期向以上地區傾斜，西部許多縣不僅沒有很好地享受過國家政策及資金的支持，相反還為上述地區的發展提供了大量資金積累（稅利上繳和存款上劃）和廉價資源，自身的發展基礎受到削弱。另外，由于受管理體制不健全及其他相關因素的長期影響，縣域干部隊伍素質偏低，許多縣域政府沒有從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角度去思考轉變自己的職能，往往用行政手段代替經濟和法律手段直接干預經濟活動，導致縣域人治色彩濃厚，法制程度低，政府機構膨脹、職能重疊，冗員過多、官僚作風盛行，辦事效率低下，經濟資源不能得到優化配置，加大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成本。

三、加快發展西部縣域經濟的對策建議

（一）積極發展農村經濟，鞏固農業在縣域經濟中的基礎地位

其根本措施是首先要轉變思想，強化改革發展和市場競爭的觀念，積極按照市場需求調整優化農業產業結構，進一步推廣農業適用新科技，積極發展高產、優質、高效、綠色農業，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和競爭力，促進農民增收。其次要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必須把農業作為一個產業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立足于本地資源優勢，優化配置各種生產要素，形成區域性的支柱產業和主導產業，將農業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通過各種利益機制和組織形式聯結為一個完整的系統，把增加農民收入和促進鄉鎮企業的二次創業有機統一起來，延長產業鏈，從而實現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經營，促進縣域農業經濟效益的提高。

（二）立足各地資源優勢，積極發展優勢產業和特色經濟

努力培植優勢產業，大力發展特色經濟，促進資源優勢向產業優勢、經濟優勢轉化，是增強西部縣域自我發展、擴大社會就業、改善群眾生活的根本出路。各縣應當依據自身的自然條件、資源優勢和產業基礎，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效益為中心、先進適用技術為支撐、保護環境為前提，選擇具有特色的優勢項目，重點扶持一批把潛在特色資源轉化為現實增長點的項目、把傳統工藝發展為特色產業的項目、立足市場導向發展特色產業的項目，切實防止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構建具有競爭力的特色產業，探索適合西部縣域的新型工業化和第三產業發展道路，提高縣域經濟的運行質量和規模效益。

（三）創新體制，大力發展民營經濟

民營經濟是西部縣域經濟的發展方向和根本出路。首先，各地應抓住縣域國有企業改革的機遇，支持和鼓勵私營、個體經濟和外資參與國有經濟重組，把發展民營經濟同國企改革結合起來，走低成本擴張之路，發展壯大民營經濟。其次，應制定優惠政策，采取積極措施，大力支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引導私營、個體企業，尤其是科技型民營企業快速發展，在工商登記、市場準入、資金融通、技術創新、市場開拓、人才培訓、信息咨詢等方面為民營經濟提供服務，加速民營經濟主導化、投資社會化的進程。

（四）加快市場培育步伐，努力完善基礎設施

市場發育和投資環境的完善是西部縣域發展的關鍵。首先要根據當地資源產業優勢和市場供需狀況培育發展和完善以縣城、建制鎮和基地區為依托的專業市場、特色市場和要素市場體系，并重視發展市場中介，搞好市場配套建設。其次要加速培育多元化的市場主體，要把廣大農民組織引導成市場主體，把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為市場主體，把各類公有制企業真正改造為市場主體，加強監管，搞好服務，依靠市場的公平競爭實現共同繁榮，促進縣域經濟真正按照市場化的方向加快發展。同時，要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力度，重點要抓好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建設、交通建設、能源建設、信息化建設，探索創新投融資體制，改善經濟發展環境，實現縣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五）制定實施科教興縣戰略，促進人力資源的有效開發利用

首先要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加大教育投入，切實解決西部縣域尤其是邊遠山區的教育資金缺乏和師資力量不足的問題，使九年義務教育得到真正實施，為經濟發展打牢智力資源基礎。其次要加強與有關院校的合作，積極發展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大力提高青壯年勞動者的素質，為當地培養一大批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化人才。再次要通過制度創新建立一個能有效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的體制，充分發揮各類人才的潛力，尤其要注重培養一個優秀的企業家群體，以此帶動地區的發展。同時，要加強科技的創新和推廣普及工作，用現代科技改造傳統產業，把新型適用科技成果積極運用于縣域經濟的開發領域，為縣域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