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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解決城市貧困居民生活困難問題,是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任務。為此,國務院決定在全國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黨和政府幫助城市貧困居民解決生活困難問題的重大舉措,是改革傳統社會救濟制度、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措施,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配套工程。它的建立和實施,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有助于化解社會矛盾,消除社會不穩定因素,鞏固和發展改革開放的成果;有助于在效率優先的前提下,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社會進步。根據《國務院關于在全國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規定退職的人員每人每月增發10元。
四、這次正常調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的經費來源,凡參加當地退休費用社會統籌(含實行省行業統籌企業,下同),按當地政府規定統一提取比例并足額上繳了社會統籌金的,由社會保險機構從統籌金中解決;按當地政府規定提取比例分步到位上繳統籌金的,由社會保險機構承擔三分之一,其余部分由企業承擔;雖參加當地退休費用社會統籌,因各種原因超過一年以上未繳納統籌金的,由企業自行解決;未參加退休費用社會統籌的,按原資金渠道解決。
參加當地退休費用社會統籌的由當地社會保險機構審批,未參加當地退休費用社會統籌的由同級勞動部門審批。開戶銀行憑社會保險機構和勞動部門審批手續支付新增加的退休金。
五、實行崗技工資的企業,退休人員在退休時超過規定帶走的退休金,仍未沖銷完的應繼續按《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省勞動廳關于1995年調整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意見的通知》(黔府辦發〔1995〕92號)規定予以沖銷。
關鍵詞:財稅管理;稅收體制改革;稅收水平;創新
中圖分類號:F81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8-00-01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市場競爭也越演越烈,傳統的財稅體制也已經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這就需要相關部門加大財稅工作力度,分析原有財稅體制的不足和缺陷,提出有效的舉措來建立一套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財政稅收體制,從而促進社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因此,深化我國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一、我國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性
財稅體制是關于社會資源和收入在人民和政府之間以及政府各部門之間的配置安排,它對社會經濟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首先,現行稅收制度的一大特點就是減免稅制度,企業享受了各種各樣的減免稅待遇,就更可能從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去追求跨行業的經營。其次,現行稅收制度的另一特點就是企業按其隸屬關系交納企業所得稅,也就是說中央企業向中央政府交納企業所得稅,而地方企業則向地方政府交納所得稅。這個政策在客觀上鼓勵了地方保護行為,對于本地企業的發展是十分有利的。再次,現行稅收制度具有社會行為規范意義,政府按公平合理的原則征稅,可以為社會樹立行為典范,可以有力地促進政府對社會經濟秩序的管理。
二、我國財政稅收體制的現狀
1.我國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近年來,我國的財稅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國家的財政管理水平,為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基礎。我國財政稅收體制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財政支出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現為改進了財政支出制度和加強財稅績效管理,實行由政府集中采購和政府統一支出;對于財政支出也要進行評估,與稅收績效掛鉤。二是預算管理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現為加強了預算管理,實行部門預算、單一賬戶制度以及收支兩條線制度。三是實行稅制轉型,主要表現為對企業所得稅進行改革,統一內資企業所得稅制度;對增值稅進行改革,建立以增值稅為主、以營業稅和消費稅為輔的新型流轉稅制度;實行分稅制度,對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進行限定。
2.我國現行財政稅收體制的不足
近年來,雖然我國的財稅體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我國現行的財稅體制仍然還存在著很多問題,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些問題歸結起來主要表現為五個方面:一是財稅管理難以控制,主要表現為有關財政稅收管理難以有效控制,現行的財稅體制缺乏監督機制,財稅管理工作人員缺乏責任感和使命感。二是監督監管不到位,財稅管理人員隊伍極不穩定,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高;部分地方甚至沒有設立財稅管理機構,當然也沒有專業的財稅管理人員。三是民主管理制度不完善,許多地方雖然成立了民主理財領導小組,但是仍然不能很好地落實政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四是財政資金轉移支付不夠規范,政府部門之間的財政資金轉移存在著流程不規范、轉移周期長、資金使用率低等現象,雖然中央政府實施了分稅制度來緩解這些問題,但是仍然存在著需要盡快改善并加以解決的問題。五是亂收費現象屢禁不止,由于行政體制的改革,地方公務員隊伍還未得到有效地精簡,為了保證財政收入,地方政府就將各種稅費攤到了人們頭上,亂收費、亂罰款的現象也就得不到有效地治理。
三、深化財政稅收體制改革的措施
1.建立分級分權財政體制,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
一方面,要對各級政府以及政府部門之前的分級分權財政體制進行合理地劃分,適當加強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加大中央政府的直接支出,減輕地方政府的財務管理壓力;同時對地方政府的支出進行規范管理,既要給予適當的財政權力,又要控制好財政自由。另一方面,要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比例,針對一般性轉移支付與專項轉移支付進行合理搭配,妥善處理轉移支付的結構比例;還要改革轉移支付的分配方式,建立合理公平的資金分配體系。
2.規范政府財政稅收收入來源,促進財政與經濟的良性互動
一方面,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財政稅收收入增長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政府需要承擔市場經濟體制的新智能,財政支出大大增加;政府部門為了緩解財政稅收的收支矛盾,只能默許地方政府以收費方式籌集收入,整個社會就會陷入“亂收費”的體制怪圈。只有改革現存的財政稅費體制,規范財政收入來源,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另一方面,政府財政多以投資或補貼的形式來支持中央企業的發展,這就扭曲了公共財政的目標,會造成財政資源的浪費,只有正確處理財政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政府部門對于中央企業的幫助必須以公共財政原則為基礎,要投資于公共基礎設施,要為經濟主體提供公平的發展環境,優化社會經濟結構,促進財政與經濟的良性互動。
3.加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稅制度創新,健全國稅和地稅的協調配合機制
一方面,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財稅體制改革一直以來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在財稅體制中,合同制就是創新地方稅務管理工作的一大舉措,合同制不僅可以加強地方政府財政稅收的自,還可以加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加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稅制度的協調配合就是深化財政稅收體制改革的關鍵所在。另一方面,現行的財稅體制實行的是分稅管理體制,大多數地方政府都設置有國稅和地稅兩個稅收征管部門,因而,稅務機關工作人員首先應當理清國稅與地稅的關系,兩個機關部門也該充分交流和溝通,要共同探討稅收政策,共同解決稅務問題,從而實現國稅與地稅的協調發展。
總之,財政稅收制度是國民經濟的根本,我們要深刻認識新形勢下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重大意義。政府部門應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堅定不移推進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和調整,切實地提高我國稅收水平,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的保障。
參考文獻:
[1]陳勇.關于我國深化財政稅收體制改革的探討[J].商業文化,2011(08).
關鍵詞:自由貿易區;上海;制度創新
經濟全球化浪潮進程中,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對于一國(地區)融入世界經濟具有重要的意義,而建立自由貿易區是各國促進進出口貿易的重要方式。自由貿易區是全球貿易自由化受阻背景下區域間各國為實現區域經濟合作而采取的折中選擇。當前,根據功能和形式,全球主要自由貿易區可以分為如下兩類:一是不同國家(地區)通過簽訂合作協議連接成自由貿易區(FTA),目的是減少聯盟中的貿易壁壘,相互放開市場,促進生產要素和產品的自由流通,如北美自由貿易區、東盟自由貿易區等;二是自由貿易園區(FTZ)設立在某一個國家境內,自由貿易區內部不設立常規的關稅制度,對不流入國內市場的進口商品免除關稅,如德國的漢堡港自由港區、阿聯酋的迪拜港自由港區等。2013年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我國境內第一個自貿區正式運營,標志著我國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上海自貿區建設是我國政府順應全球經貿發展新趨勢,實施更加積極主動對外開放戰略的一項重大舉措,對于探索新的貿易管理制度、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促進貿易和投資全球化、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擴大開放積累新經驗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一、上海自貿區設立的基本背景
(一)為了遵循全球經濟貿易游戲規制提前謀劃設計
目前,美國為了實現其全球戰略目標,在貿易領域方面正積極與主要合作國家通過簽訂貿易協議,如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其用意在于主導并制定全球貿易標準和規制,同時也悄然改變全球貿易格局。中國并不在這兩個自由貿易區內,如果不及時做出戰略調整,中國將面臨嚴峻的貿易考驗,甚至被驅逐出全球貿易體系;在參與全球貿易和投資活動過程中,中國企業將面臨更多外來的限制和壓力,中國國際競爭力將受到嚴重削弱。上海自由貿易區的設立目標就是要先行先試,逐步積累參與國際多邊和區域合作的經驗,按照國際新的貿易標準規制與西方發達國家開展貿易談判與合作,為中國全面參與全球化經濟提供必要的前提準備。
(二)加快中國轉型升級的步伐,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尤其是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仍然能保7%的增速實屬不易。但是,中國經濟增長很大成程度上依賴于出口貿易,在國內勞動力高度密集型企業舉步維艱和資源瓶頸的壓力下,中國經濟不可能長期依賴于國際外部環境。因此,加快經濟轉型升級,探尋新的增長渠道是未來中國經濟貿易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但是,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地區不平衡,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系統工作,將牽涉到諸如管理體制、財稅金融、價格體制、社會穩定等多方面因素,所以應該適度推進,選擇部分經濟基礎條件較好的地區先行開展實驗,為全面深化改革積累經驗。因此,上海自由貿易區的設立不僅能夠加快生產要素流動,推進中國經濟全球化進程,而且能夠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實現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
二、上海自貿區設立的主要初衷和目的
(一)加快改革步伐
上海設立自由貿易區不同于以往的新區也不同于特區,其目的不是向國家爭取更多資金投入或優惠政策,真正的目的在于通過設立一套與國際接軌的規制制度,加快中國參與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提高貿易投資的效能管理。國際上投資貿易領域遵循適度自由的原則,只要不是法律禁止的均可自由實行,而我國投資貿易領域采取的是行政審批和許可制。按照國際通行貿易游戲規制行事會促進上海自貿區范圍內外商企業管理的國際接軌。今后的改革方向是從審批制向備案制過度。因此,自貿區的設立將發揮制度紅利效應,推動中國經濟全球化進程。
(二)加快現代服務業轉型升級
現代服務業發展是衡量一國(地區)經濟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上海自貿區的設立目的是接軌國際投資貿易規制,通過負面清單管理和準入前國民待遇原則搭建公平競爭的政策環境和平臺。所以,自貿區設立后會逐步取消和更改原WTO下的各項限制措施,重點是加快現代服務業的改革開放,尤其是金融保險、電信郵政等領域將適時開放,打破國有金融一統天下的壟斷格局,降低金融準入門檻,讓更多外資金融機構和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體系。另外,為了加快國際貨物自由進出口,便利本地和轉口貿易,上海自貿區還制定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特殊海關監管 (境內關外)政策等,為國際大宗商品交易提供良好的交易環境。放松國際貿易管制將為金融、港口、信息、物流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和轉型升級提供難得契機。
(三)創新國際(國內)金融市場體系
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將通過制度紅利加快金融市場化改革的進度,尤其是在人民幣自由兌換、金融市場匯率市場化、資本項目可兌換和離岸金融市場建立等方面實現突破。所以,上海自貿區的建立將有效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加快金融改革步伐。首先,現代金融服務需要多樣化和高端化,出現了大宗商品融資、供應鏈融資和國際貿易現金管理等新的需求。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在上海自貿區設立總部,將會促使更多的資金和配套產業集聚上海,相應地會對融資租賃、全球現金管理、大宗商品融資提供更多的融資產品服務。其次,自貿區的設立將會催生更多的離岸金融需求。在上海自貿區內,企業可以通過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不同市場融資的自由化,也會加快人民幣的國際流通和使用,進一步催生離岸融資、離岸保險等金融產品的開發和推出。再次,加大金融市場開放程度和規模。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將為企業提供多樣化的融資服務和產品,將放開外資企業對商品期貨的參與限制,加快人民幣跨境再融資業務。最后,加快金融工具創新速度。上海自貿區內部利率和匯率由市場定價,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各種與人民幣和匯率相關的金融創新產品,如衍生品交易、資產證券化套期保值等將更多推向市場。
(四)輻射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
上海自貿區作為中國改革的“試驗田”,將會產生多級全方位的輻射帶動效應,從產業、區域和政策層面加快中國經濟整體的改革進程。自貿區功能不僅僅是單一的保稅區,而是拓展到在岸的離岸金融中心和自由港,作為經濟貿易增長極,其產業輻射功能將拓展到高端制造業和現代金融服務業。從區域帶動來看,長三角地區將率先受益于自貿區的發展,通過產業集群外溢效應,將實現東部-中部-西部的產業梯度轉移,區域輻射范圍將逐步擴大。
三、上海自貿區建設的政策建議
(一)加快政府職能轉變,適度放權精簡行政審批
以自貿區設立為契機,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上海自貿區應以改革對接開放,改革的重點是簡化行政審批,加強監督管理。參考國外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做法,政府的角色應定為在市場環境的維護者而非市場決定者,重點是為國際貿易投資順利開展提供服務平臺,這對于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二)精心設計規劃,加快推進核心城市功能區劃建設
優化城市空間布局,打造上海雙CBD中心布局。可以考慮在迪斯尼文化創意產業區與自貿區之間建設新CBD,因為自貿區的設立將極大釋放了未來所帶來的總部、商務經濟對樓宇的需求;完善交通網絡設施,打造集水、陸、空三位一體的交通運輸網絡,為上海經濟向周邊地區拓展提供便利;在產業布局方面,在繼續強化高端制造業集聚的基礎上,著力推進以金融、港口、文化、商貿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集聚,實現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協同發展。
(三)進一步推動貿易全球化戰略,實現貿易的轉型升級
上海在資源要素集聚方面具有優勢,尤其是黃金、化工、大宗商品等要素市場,要利用自貿區政策優勢,將生產資源要素向自貿區集聚,從而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并走出國門,提升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以動態地獲取更多的紅利,通過掌握核心資源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話語權。以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為導向,進一步培育電子信息等行業,通過自貿區平臺讓更多的國有企業參與全球競爭,采取措施加大吸引跨國公司亞太總部建設的力度。
(四)以自貿區建設為契機加快國內金融市場的改革開放
進一步開發金融工具產品,嘗試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地區)之間的人民幣雙向貸款業務,加快人民幣的跨境交易和使用;簡化外匯管理審批,提高銀行結售匯的自,完善服務貿易的外匯管理體制;整合上海金融交易平臺,搭建集融資、貸款、匯兌、理財等各種功能為一體的金融資產交易中心。
(五)進一步對接全球貿易基本規制,完善經濟法制建設
上海自貿區的建設需要完善的法制領域保障,由于自貿區準入門檻低,因此強化市場競爭和推出機制建設尤為重要。要充分借鑒西方國家通行的規則制度,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領域建立與國際接軌銜接的基本制度框架,積極創新法制管理模式。
上海自貿區建設是我國加入WTO以來又一個重大里程碑事件,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但是,這僅僅是第一步,今后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自貿區建設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風險和困難,如如何協調國內現行法律法規與自貿區的規制問題、如何實現自貿區與周邊地區的協同發展問題、如何處理浦東新區與自貿區的關系問題及如何防范相關風險問題。
參考文獻:
[1]張建平.以上海自由貿易區撬動新一輪改革[J].中國外匯,2013(09).
[2]夏善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理念和功能定位[J].國際經濟合作,2013(07).
[3]曹煒.以發展上海自由貿易區為契機促進貿易發展[J].上海企業,2013(09).
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中國經濟的“痼疾”,是一個深層的問題。10多年來決策層就一直強調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是客觀上,幾年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并不盡如人意。
2006年在經濟增長方式方面有什么新東西呢?我認為,應關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的三點新情況。
第一個,中美兩國高層戰略對話對中國資源、環境及其可持續發展問題的關注。
不久前中美兩國高層戰略對話,除了知識產權、市場以外,就是關于中國資源、環境及其可持續發展問題。這是中美兩國政界商界有識之士關心的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我想這種關注有兩個著眼點:
一個著眼點,中國經濟增長態勢強勁,過去3年(2003―2005)增速分別為10%、10.1%、10.2%,2006年估計10.5%,2007年估計也應在9―10 %。問題是,下一步能不能保持持續性的增長,中國的資源、環境能不能支撐,這是中美兩國有識之士的看點,看中國未來10年、20年的發展。
第二個著眼點,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任何一個大國的資源和環境問題對世界經濟格局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中國2004年進口原油1.2281億噸,進口成品油3787 萬噸,合計1.6億噸;2005年進口原油1.2682億噸,進口成品油3143 萬噸,合計1.58億噸;鐵礦石,2004年進口2億噸,2005年進口2.75 億噸。在國際上買石油、買鐵礦石,不會不對世界資源供求大格局產生影響,因為我們還是以國內供給為主的,但美國經濟界從他的戰略利益角度出發,關注這個問題也是自然的。此外還有環境問題,更與周邊國家有直接關系。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問題,已不僅是中國國內的事情,而且具有國際戰略意義。對這一新情況必須高度重視。
第二個新情況是,能耗和環保兩個重要指標沒有完成。
2006年,社會財富積累速度很快,國家財稅收入估計4萬億元,比上年增收8000―9000億元。國企利潤也很可觀,僅中央企業利潤即達7000多億元。但是這里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今年能耗和環保兩個重要考核指標沒有完成。
一個是能源消耗指標。2005年我國能耗是每萬元GDP耗1.22噸標準煤,“十一五”規劃要求到2010年降到0.98噸,下降20%,折算到每一年應該是下降4.4%。2006年全年約下降0.5%左右,距離4.4%的降幅差距較大。
第二個就是環境指標。有兩個,一個是化學需氧量,2005年是1414萬噸,要求2010年降到1269萬噸,降幅10.2%,平均年降2%多,但今年1到6月卻是大幅度上升3.7%,一降一升五點多。另外是,二氧化硫的排放量。2005年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萬噸,要求2010年下降到2260 萬噸,降幅11.3%,2006年1―6月也是大幅度上升4.2%。
評估2006年經濟發展情況,我覺得“有喜有憂”。如看GDP、財政收入、企業利潤確是一個增長年。但是看資源耗費、環境保護問題嚴重,我感到很不樂觀。按照新的發展理念,發展應是一個“四位一體”的現展體系:一是經濟發展;二是社會發展;三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發展,包括資源、環境等;四是人自身的全面發展。今天之發展已經不同于以往之發展。我們應把問題放在“四位一體”的新發展模式中去衡量。按照新的涵義,應對能耗和環保兩個約束性指標重點考核,但這兩個重要指標沒有完成,對2006年的整個發展大大打了折扣。
第三個新情況是,政府掌握的國有資本,向利潤高、耗能也高的競爭性行業加大投資的取向。
這個問題2004、2005年就已出現,今年仍然存在。我在實際調查中了解到,一些直接使用資源的原材料行業,像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化工等,利潤較高,資源稅又較低,因此,一些地方出現政府掌握的國有資本向此類行業增加投資的現象。2005年全國粗鋼生產能力已達3.6億噸,鋼材能力達4.6億噸,水泥生產能力達13億噸。作為企業在競爭中追求利潤無可指摘,但作為政府在投資時如何考慮行業狀況,特別是如何推進而不是延緩競爭性行業國有資本的戰略調整,這個問題還需研究。
這是2006年的三點新情況。
(二)
怎樣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換?我覺得,有三條出路。
第一條出路,切實推進結構調整,在結構上找出路。
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內在聯系是最緊密的,以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打成一個“包”,放在第一個“著力推進”中。把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作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出路,突出抓以下三點:
一是用新的思路加快發展服務業。服務業將是中國近幾年乃至更長期間經濟增長的一個“亮點”。一則,它是國際上跨國資本繼制造業轉移之后向中國產業轉移的一個新領域:二則它也是擴大 “內源性”需求、保持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新增長點;三則也是節約資源、減少污染的實際選擇。北京2005年萬元能耗0.8噸標準煤,而天津則是1.11噸,重慶則是1.42噸,關鍵在于第三產業比重不同(北京三產比重占7成,天津、重慶占4成多)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突出的應大力發展新興服務業如信息服務業、現代物流業等服務業,尤其是把發展“生產業”作為突破口。
二是用先進技術特別是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工業。2006年中國各地推進工業化的熱情很高。不少地方都把工業化作為立市之本,但現在的問題是,靠大量要素投入來推進工業化的現象仍然存在,工業技術含量提高不多。為此,必須推進工業由過多依賴要素投入向技術創新和產業優化發展,尤其是注重傳統制造業的技術更新和設備改造。
三是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這涉及到創新問題,創新問題又涉及到對人激勵的問題,這是一個出路。
第二條出路,要在發展循環經濟等重大舉措上找出路。
這方面要有實實在在的舉措。其中循環經濟就是新經濟增長方式的一種“好招”。相對于 “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線性經濟增長方式,循環經濟以資源的高效和循環利用為價值取向,大有天地。我曾對山東濟南鋼鐵集團做了考察,這些年他們搞循環經濟,蠻有成效。他們算了一筆帳,僅噸鋼耗煤減少這一方面,10年相當于節約1000多萬噸標準煤。一個“濟鋼”尚且如此,全國工業企業如果學習“濟鋼”將會如何?可以把它作為老工業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典型向全國推行。
當然,發展循環經濟不只是企業層面:區域層面,應打造循環型區域,社會層面,應打造循環型、節約型社會。不要滿足于口號,要有實實在在節能、節水、節地、節材及綜合利用的舉措。并且要列入領導干部業績考核。
第三條出路,切實推進改革,在制度變革方面找出路。
為什么2006年我們擺脫傳統增長方式的進展不理想?它折射出什么問題?我認為它折射出的是深刻的體制問題,折射出在我們經濟機體內部與“粗放性”相配套的經濟體制仍在“慣性運作”,并由此形成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與“經濟改革力度”的明顯落差。改革到了今天,不僅僅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有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即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位一體”的改革,需要通盤考慮,而且要有新的方略。
這里僅從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相適應的角度,從政府―市場―企業三個層面簡要談基本看法。
政府層面:切實以職能轉換為重點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2006年的實踐表明,經濟增長方式方面的轉變滯后,與政府自身管理方面缺位、越位有關。“位”定在哪?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已經鎖定“服務型政府”,為此,政府職能要做重大調整或轉變。在這方面,既要有“官本位”的自上而下的科學發展觀考核機制,也要有“民本位”的自下而上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約束機制。在政府的理念上,除了講“三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外,恐怕還要有第四條“權為民所授”。這樣合起來,方為“有水有源,本固枝榮”。
市場層面:推進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改革。現在資源價格問題很多,需抓緊資源價格改革,通過改革使各種價格充分反映資源的真實成本和供求關系(與價格改革相適應還要改革資源稅制度)。同時轉變出口增長方式。2006年出口增長25%以上,外貿順差1600多億美元,其中有不少“粗放因素”,要通過關稅調整等措施,控制耗費資源量較大的商品出口。
我參與首鋼承包制方案的設計要從一封信講起。
1982年初,四川大學的一位老師給國務院寫了一封信,內容大體是說,在企業改革中,大型企業的生產力水平和資金有機構成高,在生產力諸要素中,物的因素起著重要作用,人的因素已降到次要地位,因此,這類企業不宜擴大自。小企業資金有機構成低,人的作用大,可以擴大自。根據總理的批示,就組織一些研究人員討論這封信。我剛巧在北京,也參加了。
會上,多數人不贊成信上的觀點。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蔣一葦和我都是不贊成信上的觀點的,竭力主張在大企業搞擴大自,于是,我們商量,是不是可以聯合組織一個工作組到首鋼試點?在北京,首鋼是大企業,是國家經委批準的八個擴大企業自試點企業之一,很有積極性,而我又是解放時接管首鋼的“老人”,做過工會負責人,對廠里的領導、工人都比較熟。我們兩人一拍即合,就從中國社科院工經所、四川省社科院各帶了一個工作組,于1982年3月到了首鋼,展開調查研究。
那時,首鋼已在搞擴大自試點,雖然上邊規定的試點條款并沒有全面落實,但因為有了一定的生產計劃權、產品銷售權、利潤留成權、資金使用權、職工獎勵權,在整體經濟面臨許多困難的條件下(當時正處在宏觀經濟調整時期),把首鋼的經濟搞活了。實行經濟責任制后,生產經營的任務落實到每個職工身上,極大地激發了職工的責任感,同時,實行了有差別的獎勵制度,打破了平均主義,提高了職工收入水平,職工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退休的老工人告訴我,他們每天早晨的任務就是喊兒女起床,青年工人趕著上班,一邊吃早點一邊跑步的人有的是。
我們感到,擴大企業自把國家、企業、職工的權、責、利關系明確了,國家、企業、職工三方面的利益分配也有了一定的比例界定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運行機制也發生變化了,新的調動企業和職工積極性的動力機制也形成了。企業的管理氛圍煥然一新,職工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振,整個企業幾乎換了一個樣子。說明擴大企業自的改革是完全正確的。
“上繳利潤遞增包干”出臺
這種分配形式比過去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首鋼的同志感到,這種形式對他們這樣有機構成高、管理基礎強、生產潛力大的企業來說,激勵作用還不夠大,還不能保證國家收入的持續穩定增長,他們建議改為上繳利潤逐年遞增包干的辦法,讓這種機制發揮更大的作用。經過醞釀提出的具體意見是:
第一,以1981年企業上繳利潤指標為包干基數,每年遞增5%,10年15年不變,10年后,即1991年企業的上繳利潤可由1981年的26810萬元增加到43980萬元,增長163%。如企業上繳利潤遞增小于5%,企業必須按規定繳足43980萬元,如此,企業留利就會相應減少,如企業上繳利潤遞增大于5%,企業留利就會相應增加。這樣,既可保證企業上繳利潤的穩定增長,又可激勵企業努力提高上繳利潤遞增率,取得一舉兩利的效果。
第二,根據企業的具體情況,規定企業留利的使用方向和比例。經過討論測算,首鋼提出的方向和比例是:60%用于技術改造和擴大再生產;20%用于集體福利,主要用于職工住宅建設,20%用于獎勵和日常的福利費用。
第三,獎金與上繳利潤遞增率掛鉤。如果上繳利潤遞增率達不到5%,職工獎金水平不變;如果連遞增基數也達不到,則停發獎金,如達到或超過5%,每增2%可多發0.1個月的標準工資作為獎勵。
第四,利用利潤留成提取的獎勵基金調整部分職工工資,實行內部工資制。具體辦法是:在嚴格考核的基礎上,對確實達到上一級技術標準并圓滿完成崗位責任的職工,由企業予以“升級”;如果第二年完不成任務,就取消升級;連續三年保持合格的,再把級定下來;調出首鋼的不帶所升工資。
以上辦法把擴大企業自的改革提升了一步,我們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上繳利潤遞增包干”。
實行這樣一種改革涉及國家管理企業的一些根本制度,光靠企業是無法實施的,需要企業和國家有關部門共同推進才能取得效果。對于這個報告提出的觀點和具體辦法,多數部門和同志是贊成的,但有的部門和同志并不贊成,后又經過幾個月的討論,才達成一致。上繳利潤遞增率由5%調整到7.2%,包干時間延長為15年。
首鋼試點一展開,就采取了幾條重大舉措:一是在全廠范圍開展制定責任制的活動,把包干指標分解落實到每個崗位,形成一套規范的崗位責任制度:二是制定全廠的技術改造和擴大再生產規劃,分步實施,為不斷提高生產水平,提供物質基礎{三是在職工中開展工資升級活動,提高職工的技術和收入水平。這些舉措直接涉及職工的長遠和切身利益,勞動熱情空前高漲,生產水平節節上升,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紛紛要求學習首鋼經驗,實行上繳利潤增長包干制。國家經委從當時的實際出發,適時選擇了二汽、佳木斯造紙廠等六戶大企業在全國試點,更多的企業則學習推廣首鋼責任制的經驗。
承包制得失
對承包制的批評集中在所有制問題上,承包制一度遭到冷落。1987年,全國各地對八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作了反思和總結,許多人認為,實行承包經營的責任制是實行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一種好形式。于是,經過國務院提倡,這個曾一度受到冷落的企業經營方式又興盛起來,而且內容更加豐富,形式更加多樣化了。半年多時間內,成批的大中型國有企業與政府有關部門簽訂了承包合同,聲勢之大,前所未有。與此同時,租賃制、資產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企業經營方式也得到推廣。
我國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成千上萬,一下子都采取經營承包責任制和其他經營方式,出現千差萬別的情況是可想而知的,許多問題相繼出現。最突出的是,不少企業承包者為了實現更多的利潤,竟不提或少提折舊,推遲設備大修時間,把存量資產作為當年新增資產上繳,使國有資產受到很大損失。這些問題之所以發生,從根本上說是改革只是在經營方式上做文章,而沒有觸及所有制。后來實行股份制,推行現代企業模式,才把這些問題糾正過來。
一、湖南農村經濟發展改革歷程回顧
湖南農村經濟發展經歷了一系列的改革歷程,主要表現為改革農村經營體制,釋放農村生產力;改革農村經濟體制,增加農民收入;改革農村發展理念,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1、改革農村經營體制,釋放農村生產力。1978年,安徽小崗村18個農民首創“”,農村改革開始在全國展開,湖南也不例外。1978年12月,華容縣在湖南率先實行“”,而且是一“包”就靈。1981年11月,湖南省委在華容、沅江召開全省農村工作會議,開始大力推行。當年底,全省95%的生產隊實行以“”為主要形式的,形成了農村改革的。“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是農村經營體制改革的寫照,更是農民在改革中煥發的豪情。打破了農業生產的“大鍋飯”,極大地釋放了農村生產力。
從此,湖南糧食獲得了連年大豐收。1977年,全省水稻總產只有1634.8萬噸,1978年全省糧食總產超過2050萬噸,隨后迅速突破2500萬噸生產大關,改變了農民吃不飽的狀態,農村“萬元戶”雨后春筍般冒出,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數據顯示,1978年至1989年,湖南農業總產值增加了兩倍,其中約有一半來自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2、改革農村經濟體制,增加農民收入。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以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為重點,逐步推行以市場為導向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國家取消了糧食購銷政策“雙軌制”,逐步實現糧食購銷市場化和市場主體多元化。1993年,湖南告別了糧票和油票,糧油商品敞開供應,湖南糧食銷售價格基本全部放開,實行了40年的城鎮居民糧食供應統銷制度得以取消。
1995年,中央決定將農民土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并且在承包期內“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使農村的土地承包關系保持長期穩定。告別“雙軌制”后,主要農產品價格在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達到峰值,市場機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較大幅度地增加了農民收入。
順應市場機制的要求,湖南大力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推進“高產、優質、高效”農業。推廣一大批優良品種和高產高效技術,實現穩產高產目標。到1997年,省內有26個縣和株洲、湘潭兩市雙季稻成建制畝產過噸糧,全省糧食產量達到295億公斤,創下歷史最高峰。由袁隆平領銜的兩系法雜交水稻研究獲得突破,開始大面積推廣,湖南連續多年保持全國稻谷生產第一省地位。
二十世紀90年代中后期,農產品開始進入買方市場,并且出現了經常性的“賣難”現象。在這種背景下,開始了農業產業化經營,農產品加工企業迅速崛起,涌現出了一批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目前,全省農產品加工企業已獲得中國馳名商標15個、中國名牌產品18個、湖南省著名商標165個、湖南省名牌產品170個,增強了湖南龍頭企業的整體市場競爭力。這些企業連接基地6550萬畝,帶動農戶749萬戶,占全省農戶總數的50%,實現了米袋子滿,菜籃子豐,錢袋子鼓。
3、改革農村發展理念,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二十一世紀農村改革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特別是2004年以后,中央連續六年下發指導農業農村工作的1號文件,出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策:全面取消農業稅、牧業稅、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逐步實行糧食直補、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制度。從2004年起,湖南糧食連續5年增產。農業結構調整向縱深推進,農民收入增長較快,農業和農村發展出現了積極變化,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中央在全面分析形勢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圍繞這一重大歷史任務,湖南省委、省政府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確立了新的發展理念: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公共財政更多投向農村。近幾年,湖南財政支農資金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水泥公路村村通,沼氣建設、造林綠化、鄉村清潔工程等多種途徑全方位建設湖南社會主義新農村。與此同時,湖南省委、省政府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從2005年起全省實行農業稅全額免征。湖南向農民的收費由最高年份的人均141.12元降到2007年的36.65元,農民2007年直接從政府財政得到的各種補貼資金人均達到111.48元。
湖南農村生產方式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農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質的飛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斷向前推進:湖南用占全國3%的耕地生產了占全國6%的糧食,每年貢獻商品糧50億公斤以上;全省農村土地流轉面積逾350萬畝,推進了農業適度規模經營;8000多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帶動近300萬農戶,形成千家萬戶小生產與千變萬化大市場的對接,實現了從解決溫飽到總體小康的轉變,正加快向全面小康邁進。
二、充分利用和發揮自身優勢加快湖南農村經濟發展
湖南農業在資源、生產和經營管理方面所具有的傳統優勢要加以鞏固,同時也要充分利用湖南農業的科技優勢和區位優勢,繼續深化農村改革,進一步穩定農業的基礎地位,加快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實現湖南農業由傳統向現代、由封閉向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實現由農業大省向經濟強省的轉變。
1、資源豐富,主要農產品總量大。湖南資源豐富,既是“魚米之鄉”,還是“有色金屬礦之鄉”、“非金屬礦之鄉”,也是旅游勝地。湖南糧食、牲豬、苧麻、烤煙、茶葉、淡水產品、油料、甘蔗等主要農產品的產量,多年來一直位居全國前列,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豐富的農產品是湖南農村經濟發展的明顯資源優勢,為湖南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2、農業生產和經營管理具有傳統優勢。湖南農民聰慧勤勞,善于精耕細作,這是湖南農業人力資本優勢的體現。湖南人不僅會打仗、會讀書,還會種田。湖南農業在農產品總量、單位面積產量以及農產品品種改良、農業科技推廣應用等方面在全國占有一定位置,與湖南農民會種田這一傳統是分不開的。湖南歷屆省委、省政府都堅持把農業擺在優先發展的位置。全省有一批懂農業、善管理的好干部,充當了政府與農民之間的聯系紐帶,把幾千萬農民緊緊團結起來,保證了黨和政府政策法令的貫徹實施,保證了湖南農業的健康發展。
3、農業科技水平比較高,具有一定的科技優勢。湖南農業科技、教育、推廣網絡初具規模。目前全省擁有農業科研院所、大專院校等各級各類農業科研教育機構一百多個,平均每年向社會輸送科技人員數千人,培訓各類實用技術人員一百多萬人次。農技推廣體系基本健全。湖南農業科研碩果累累,改革開放30年來,全省取得國家級、部、省級的各項農業科技成果數千項。利用這些成果進行產業開發,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近年來,湖南的農技推廣工作克服各種困難,取得了突出的成績。
4、農業發展具有一定的區位優勢。湖南地處江南中部,北靠長江,南鄰兩廣,毗鄰港澳,具有呼應廣東和浦東,承接珠江三角洲和長江經濟帶輻射的有利地理條件。湖南交通比較發達,公路、鐵路、水運等都比較方便。當然,面對市場經濟的新形勢,特別是農業發展進入新階段以后,湖南農業發展也受到一些制約,但只要充分發揮這些優勢,繼續深化農村改革,進一步穩定農業的基礎地位,加快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促使農業更好地適應市場,實現湖南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新的歷史條件下湖南農村經濟的新發展
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湖南的農業農村工作堅持從實際出發,以全面小康為主線,以提高農民收入為重點,依靠科技進步,狠抓產業結構調整,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加強小城鎮建設,農業增長質量明顯提高,農村經濟發展登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在此基礎上,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湖南農村經濟必將有更多的新發展。
1、以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實現農產品總量增加。湖南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逐漸增強,糧、棉、油、肉類、水果、水產品、蔬菜的人均占有量都超過全國水平。其中人均糧食占有量達880多斤,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0%以上。農民生產的產品,自給比例越來越小,商品率越來越高。農產品市場豐富,品種多,總量足,絕大部分農產品已由長期短缺轉變為供求基本平衡,有的農產品已供大于求,農產品市場由賣方市場全面轉變成了買方市場。
2、以支柱產業和主導產業為抓手促開發增收入。湖南農業生產逐步突破了“小而全”的傳統模式,形成了一批適合市場需要,具有區域特色的支柱產業。近幾年,全省重點抓了糧油、棉麻、畜禽、水產、竹木、水果、茶葉、蔬菜、烤煙、藥材等十大產業的系列開發。全省優質稻種植面積已占水稻播種面積的1/3。全省各地都確定了各自的主導產業,并把它作為主攻方向。江永縣的10萬畝香柚開發、溆浦縣的10萬畝優質棗開發,郴州至資興的10萬畝松竹工業用材林開發,湘西猛峒河流域的10萬畝優質柑開發,道縣的10萬畝蔬菜開發,炎陵縣以新世紀梨為主的優質水果開發,漢壽縣的特種水產開發,瀏陽市的黑山羊開發,寧鄉、湘鄉的生豬開發等,都收到了較好的效益。江永香柚連續四年在全國柚類評比中榮獲金獎,成為柚類家族中的精品。溆浦的優質棗開發,通過精選良種,科學栽培,深度加工,蜜餞產品已走出國門,外銷到韓國、東南亞,銷售收入突破1億元。湘西自治州通過10萬畝柑核心示范園的建設,帶動了區域以柑為主的水果業迅速發展。全州柑面積達到42萬畝,占全國柑總面積的11%,成為南方最大的柑基地之一,產量達到13萬噸。由于該州柑質量好,批量大,2007年招來了全國各地的1000多名客商,產地平均銷價達到1750元/噸,實現銷售收入2.2億元。現在柑已成為湘西自治州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產業和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
3、以龍頭企業為抓手促農業產業升級和農業效益提高。湖南農產品加工業突破了行業、地域和所有制界限,組建了一批經營規模比較大、帶動能力比較強、輻射范圍比較廣的龍頭企業。各縣市區因地制宜,抓了一批集團化龍頭企業的發展。通過抓農副產品加工業的發展,抓龍頭企業的帶動,促進了農業產業升級和農業效益的提高。如湖南正清集團,就是在原懷化制藥二廠的基礎上,通過聯合廣州白云山企業集團建立的,堅持以科技為先導,走集團化經營的路子,聯合11家企業,先后開發出正清風痛寧、靈芝口服液、靈芝膠囊、天麻酒、天麻片等多種名牌產品,現在,該集團已成為湘西醫藥保健行業的“大哥大”。
4、農產品營銷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市場體系。湖南農產品營銷突破了原有單一流通方式,建立起多渠道、多層次、多元化的農產品市場體系。湖南省政府在鞏固完善配套省糧食中心批發市場、長沙紅星農產品批發市場、岳陽花板橋蔬菜批發市場、常德甘露寺蔬菜批發市場等十大批發市場的基礎上,集中力量把湘粵農貿大市場建設作為探索新的流通形式的重大舉措來抓,并在湘粵農貿大市場舉辦了廣州首屆湖南名特優新農產品展銷會,取得了比較滿意的效果。在鞏固完善鄉鎮集貿市場的基礎上,各地市也大多扶持1到2個農產品專業批發市場,在全國各地增設了一些營銷窗口。目前,全省已建立了各類農副產品市場,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市場體系。
5、小城鎮建設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湖南農村經濟突破了就農業抓農業的傳統束縛,小城鎮建設逐步成為湖南經濟的新增長點。1994年,湖南省委、省政府作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快發展小城鎮的決定》,把小城鎮建設作為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發展鄉鎮企業,建設農業強省,加快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步伐的跨世紀戰略工程來抓。一是開展創建經濟百強鎮活動;二是在有條件的地方,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撤區并鄉建鎮工作;三是抓法制建設。全省制定了《城市規劃法實施辦法》、《建制鎮規劃編制審批辦法》、《建制鎮規劃實施管理辦法》等,依法進行小城鎮規劃建設管理;四是改革小城鎮投資融資體制,積極引導和鼓勵農民進鎮建房、開廠、辦店,開發二、三產業,努力拓寬完善籌資渠道。隨著小城鎮的迅速發展和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促進了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拓寬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門路和農民增收的渠道,帶動了全省農村經濟社會的巨大進步。小城鎮經濟成為了全省經濟的重要支柱,近幾年全省小城鎮的國內生產總值、社會商品零售額、財政收入分別占全省總量的30%左右。
關鍵詞:平均利潤率;市場經濟;資本轉移;壟斷經營;社會公平
中圖分類號:F014.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1-0011-03
一、馬克思利潤率平均化理論的邏輯內涵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七篇中闡述了利潤率平均化理論,盡管馬克思應用的筆墨不多,但利潤率平均化理論是政治經濟學中的重要理論之一。撇開資本主義的因素,平均利潤率理論是價值規律和資本逐利規律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
馬克思認為,由于社會各主體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必然會導致各企業利潤率的不同,c/v越高的部門其利潤率反而越低,反之越高。由于資本追逐利潤的規律,要求等量資本占有等量利潤。在自由競爭之下,商品價格圍繞價值波動,但是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價格與價值經常發生一定背離,凡產量相對少的或價值低而收益高的部門,即社會勞動分布少的部門,產品價格會升高;反之,產量多而社會勞動分布多的部門,產品價格會下降。價格低的部門必然會將其資本轉向價格相對較高的部門,這樣反復轉移的結果,經過價格的調整變化,實現了利潤的平均化,即等量資本取得了等量利潤,產品價格圍繞生產價格來波動。西方發達國家在長期的資本運行中,歷經無數次的資本轉移、破產和倒閉,在痛苦的掙扎中盲目地向利潤平均化靠近,在幾次大的并購浪潮中逐步由盲目走向理智,將并購重組與反壟斷結合起來。西方國家的反壟斷活動,挽救了19世紀以來由自由競爭轉向壟斷所引起的不公平、低效和衰落。由于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經過長期的市場發育,市場的自由度比較大、行業準入門檻較低、資本市場較為發達,再加上對壟斷行業和壟斷經營的有效限制,使資本在部門間的自由轉移比較靈活,平均利潤率能夠較好地體現出來。
利潤率平均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個普遍規律。在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正視利潤率平均化的作用,并且力促這一規律的實現,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利潤率平均化推動了社會公平,對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解決有著積極的意義。
二、當前我國貧富差距的狀況
當前,我們居民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這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諧和長遠發展。造成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原因比較復雜。但行業間利潤率差距較大是不同行業間人們收入繼續擴大的重要原因。由于歷史的、體制的種種原因,有的行業利潤率偏高甚至存在暴利,而另外一些行業卻利潤微薄甚至屢屢虧損。這一現象不但影響到社會的公平發展,甚至影響到和諧社會的建設。由于利潤率的差距導致這些行業員工收入的差距不斷擴大。下表所列是我國幾個行業的利潤率差距狀況:
從以上列舉的數據可以看出,我國行業間利潤率以及收入的巨大差距。
(一)造成利潤率差距和貧富差距巨大的內在原因
一是壟斷對資本轉移的阻礙。過去,強有力的國家投資造就了一批大型國有企業,在某些行業,它們具有一定的壟斷性質和無與倫比的資源優勢,從業人員靠國家的投資而享有投資回報,國家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其中既有企業規模經濟的發展所形成的經濟壟斷,也有對公用事業需求等方面的自然資源的占有而形成的自然壟斷,還有在行政干預下形成的行政壟斷。如一些專營、專利的壟斷,地區、部門的壟斷以及各種自然壟斷尤為突出。政企不分加劇了行政性的壟斷,以行政權力對行業和部門進行干預和保護,人為地進行歧視性限制性審批、收費、設置差異性標準和地方保護措施等,這一狀況必然加劇行業間、企業間的不公平現象,進一步導致利潤率的巨大差距。企業間在這樣一種不平等狀態下開展競爭,有的企業明顯具有行業優勢,而另外一些企業卻處于資源匱乏、設備老化、投入不足、產品陳舊狀態。面對同一的市場,在不同的起跑線上,許多企業在劣勢之下不得不降低員工收入、下崗,以至于關停并轉。石油化工、電力、交通、通訊、銀行等由少數幾家企業所把持的自然壟斷行業占盡資源的先機,甚至擁有定價權、工資上漲權,具有廣闊的市場和豐厚的利潤,其業內人員自然享有高額的收入。而另外一些行業和部門,如機械、紡織、農林等企業,缺乏先天優勢,設備老化,勞動生產率低下,資本積累和轉移困難,必然處于低工資、低利潤率甚至虧損的狀態。
二是勞動力轉移的限制。長期以來,在我國戶籍制度和計劃分配工作的體制下,勞動力長期甚至一生被固定在一個崗位上,單個勞動力轉移尚且困難,更莫論大批勞動力的流動和轉移。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要素,它的流動可以帶動技術、信息、管理甚至資本的轉移。由于人力資源的凝固,地方主義盛行,利潤率的變動和平均化自然就受到了嚴重限制。然后是資本市場和信用制度的相對滯后。長期以來,由于金融業的國家壟斷,金融業處于不發達狀態,商業信用、個人信用被壓制,銀行信用制度的統存統貸,企業通過信用的支持進行資本轉移幾乎沒有可能。而且,在銀行擇優扶持之下,更加劇了行業間利潤率的懸殊。所有制的歧視,導致民營中小企業面臨市場準入不公平。與國有大型企業相比,民營中小企業在面對要素市場、產品市場、政府管制、企業自身管理方面舉步維艱,其中市場準入尤為突出。市場進入的成本較高,高進入門檻限制了民營中小企業的經營范圍,政府審批行為在程度和規定上的復雜性和相對不透明性增加了民營企業資本經營的困難度和風險度。
(二)行業間的利潤率差距導致居民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由于部門間利潤率的差別,導致不同部門各類人員收入的差距拉大。從下表可以看出不同利潤率行業中職工的收入差距:
盡管社會不公平的原因很多,但由于部門間利潤率差距引起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社會公平競爭和對資源的公平占有,導致了生活水平的懸殊。在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中,除了工資之外,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非法非正常收入等,都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根源。但是盡量實現各行業利潤率的平均化,對縮小收入差距具有積極而長遠的意義。
三、促進利潤率走向平均化,逐步縮小貧富差距
1.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促進資本市場的發育。實現利潤率平均化,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既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歸宿,又是社會多方通力配合的結果。它需要各類社會資源的流動和協調,體制、資本、市場、勞動力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發揮作用。既要有宏觀調控,又要有充分的自由競爭,經過長期的轉移和運作而實現。培育資本市場,打破所有制、地區、部屬的限制,讓各類資本蓬蓬勃勃涌現,動員全社會的力量,造就國有的、集體的、股份的、外資的、個體的各類資本,補充稀缺部門的需要,使資本的觸角伸向它所指向的地方,充實資本短缺而利潤豐厚的部門和地區,使資本相對過剩的部門和地區可以迅速向外轉移。目前,蓬勃開展的企業兼并重組是資本轉移、實現規模經濟的一大舉措,通過資本運作,使企業做大做強,使一些弱小企業進入高利潤行列。
2.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市場經濟是以自由競爭為基本特征的,而壟斷則是以一個或幾個市場主體在有效市場范圍內獨占市場的生產和銷售并取得壟斷利潤為特點,它包括經濟性壟斷和行政性壟斷。由于他們掌握了資源和市場,取得了價格的制定權,排斥其他競爭者的進入,因此,他們可以用脫離生產成本的、消費者肯于購買的獨占價格出售,從而造成對社會資源的浪費和不經濟現象,在少數人占有壟斷利潤的同時,最終對社會福利造成損害。壟斷是以設置市場壁壘為條件的,阻礙了其他企業的進入和退出。任何形式的壟斷都會破壞市場經濟固有的秩序,所帶來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除了造成社會利潤率的巨大差距外,還會導致效率的降低和社會福利的下降和對消費者利益的侵犯。為了保持和追求高額的利潤甚至壟斷利潤,有些部門往往通過壟斷價格來實現增加利潤的目的。石油、化工、水電、鐵道等部門就經常利用提價來增進收入,對消費者造成了額外負擔,侵害了消費者權益。壟斷導致不公平、導致對技術創新的阻滯,影響了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阻礙了社會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平均利潤率的形成。
反壟斷要從市場結構考察、從企業行為考察和從行為結果考察,當發現有壟斷跡象時,就要由一定的機構加以干預。以立法為基礎,組建專門的執法機構并建立公眾監督機制,向壟斷開戰。我國已經有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價格法》等,雖然有一定的反壟斷作用,但缺乏專門的反壟斷性質和明確的反壟斷指向,同時缺乏具有權威的、單一的、相對獨立的執法機構。在構建市場經濟環境中,《反壟斷法》的制定出臺,落實執行,有效實施就成為重大的建設性工程。
一、利率市場化推進現狀
國務院日前批轉的《關于2014 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的意見》提出,今年將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目前,我國絕大多數的資金價格都已市場化,無論是股票、債券還是貸款的價格,均已放開。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最終必將涉及放開存款利率上限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金融業快速發展,為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三農”、小微企業等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也存在金融體系發展不平衡、中小金融機構發展滯后等問題。在經濟運行依然面臨下行壓力的當下,市場利率水平的攀升給實體經濟造成了沉重負擔。
二、民營銀行發展現狀
據銀監會2012年年報統計,截止2012年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共有3747家法人機構,有著大型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眾多的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和1927家農村信用社、800家村鎮銀行。在現有的銀行業金融機構中,真正算得上民營資本控股經營的民營銀行只有民生銀行和少部分的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合作社,而明確把自己定位為民營銀行的則屈指可數。作近期首批五家民營銀行試點方案正式推出,將分別在天津、上海、浙江、廣東開展試點,包括阿里巴巴、騰訊等在內的10 家民營企業參與試點。允許設立民營銀行是我國金融改革深化的一項重大舉措。
長期以來,金融抑制禁錮了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扭曲了金融結構體系,由此又阻礙了社會產業融資關系的暢通。一方面,民間資本、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渠道不暢,另一方面,大量中小微企業貸款難問題長期無法解決,民間融資成為中小微企業融資的主渠道。這就使影子銀行大行其道,整個社會融資成本高企,也使民營中小企業的轉型升級舉步維艱。從這個意義上講,民營銀行是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希望所在。
三、利率市場化背景下民營銀行的機遇與挑戰
利率市場化是國家推進金融創新、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舉措,而民營銀行的設立將會是加快和實現利率市場化的必經之路。在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民營銀行的發展迎來了很好的機遇。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有100 多家民營企業排隊申請設立民營銀行,掀起了一股“民營銀行熱”。隨著試點方案的塵埃落定,民營銀行在發起設立的熱潮之后,著實需要更多冷思考。首先,民營銀行是否能在短期內爭取到良好的市場環境,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還需進一步觀察。其次,民營銀行本身規模較小、實力較弱,服務中小企業會帶來經營的不確定性,加之民營資本天然的逐利性,都會使其風險系數高于大型銀行。再次,若參與組建民營銀行的企業把轉型發展銀行業當作自身企業籌資的工具,那么民營銀行的前景未必樂觀。
四、利率市場化背景下民營銀行發展對策建議
首先,應該提升人員素質,加強內部管理。
打鐵還需自身硬,民營企業大多缺乏銀行管理的經驗,而良好的管理團隊和完善的管理制度是銀行高效運轉的必要保障。在加強民營銀行內部管理上,對構建出股權結構上的兩種防范,首先是內部管理過于分散其次便是獨股權力大造成的關聯交易風險,對這兩種應當給與積極管理。在內部員工管理上應當加強企業人員的素質文化,借鑒外國銀行的經驗來聘請職業的經理人,讓民營銀行的分配制度、人力資源管理和員工激勵制度上得到改革。另外也可通過完善民營銀行的信息披露機制來較好管理內部工作,要求民營銀行及時、充分披露其財務信息,真實反映機構運營狀況,有效發揮市場監督力量,促使其穩健經營。
其次,應該整合優勢資源,注重產品創新。
民營銀行的競爭對手比較強大,并且占據大量優質客戶,既沒有國家信用保障又沒有規模優勢的民營銀行想要分一杯羹,應該依靠什么?要在產品和服務上下功夫,充分發揮自己特點,整合優勢資源,設計出差異化產品和服務,搶占發展先機,提高競爭力。一要大力創新產品和服務,推出適合中小微企業、農村地區的貸款理財產品。制定“求異”性的公司戰略,掌握客戶金融需求特點,實行差別化對待,量身訂制個性化特色信貸理財產品,以方便快捷的小額信貸為主,推出豐富的多樣化信貸產品和抵押擔保模式;二要疏通民營銀行清算與結算渠道,推出方便客戶的結算工具。通過與其他銀行發展戰略伙伴關系,依托他行豐富資源,彌補自身在支付結算上的不足,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加入央行的清算系統;三要大力發展互聯網金融,創建方便快捷的手機銀行、網上銀行等互聯網服務系統,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提高市場競爭力。
再次,應該控制發展步伐,防范市場風險。
在利率市場化特別是存款上限逐步放開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銀行業甚至整個金融業的大幅震蕩,甚至會出現銀行破產退出的情況。如果此時迅速實現利率市場化,剛有所起步的民營銀行可能難逃夭折的命運,而大量中小銀行也有破產的可能。這既不利于金融體系的多樣化發展,也不利于發揮中小金融機構支持“三農”、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薄弱環節的重要作用。所以,民營銀行在發展初期,要控制發展步伐,穩步推進,以免在市場浪潮中折戟沉沙。
一.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運營現狀
所謂資本運營,是指以利潤最大化和資本增殖為目的,以價值管理為特征,通過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產業結構的動態調整,對企業的有形和無形資產進行綜合有效運營的一種經營方式。資本運營實施的實質是在產權界定清晰的基礎上,從企業所有者的角度出發,強調企業可以支配的一切資源按資本化運作方式進行重組和優化配置,使有限的資本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
經過初期的摸索階段,我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的工作進入了逐步規范、穩步發展的時期,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不良資產的處置模式。僅2001年,我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已超過1200億元,達1245億元,回收現金逾256億元,較好地實現了資產回收最大化的運營目標,表明了我國處置不良的能力進一步增強。可以說,資產管理公司利用其400億元的有限資本去拉動近1.4萬億元的不良資產的回收和變現,基本實現了資本價值的增殖,提高了資本積累的效率。
一般說來,資產管理公司是為了分離銀行不良資產、化解我國金融風險、促進國有企業轉變經營機制而設立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共接受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1.4萬億元,四大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因此而平均下降超過9%,使國有銀行減輕包袱,輕裝上陣,為其入世后的競爭創造了有利條件。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已對我國1000多家產品有市場,技術先進,有良好發展前景的國有企業實行了債轉股,涉及金額4000多億元,使這些企業負債率大幅下降50%以下,提高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由此可見,資產管理公司資本運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更有利于中國金融業、國有企業等面臨中國入世的嚴峻挑戰、競爭和發展。
資產管理公司在近兩年的資本運營中,處置不良資產的手段日益創新、日益完善,多元化的格局正在形成,以債務重組、資產置換、訴訟追償、債轉股、租賃、外包、轉讓、投資銀行等10多種形式對不良資產進行管理和處置,加快了處置速度,提高了處置效率,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根據自身特點,采取相應措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2001年,華融公司海外演藝之后,又在上海實行捆綁式的打包處置,實現回收現金128億元,實現了規模效益;長城公司則選擇和采取以最大限度保全資產為基點,以依法、風險為手段,以“公允價值”為依據的政策組合;東方公司全年處置帳面資產182.91億元,回收資產85.13億元,資產回收率達46.5%。由此不難看出,資產管理公司在處理不良資產的資本運營中逐步形成了良性資金融通體系,使死資財變成了活資財,實現了不良資產的國民經濟再增殖。
二.資產管理公司資本運營中的問題與弊端
因為資產管理公司才剛剛運營不到兩年的時間,在實踐中暴露出來的問題還不多、還不嚴重。但是,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把資產管理公司納入到國有企業改革、民間和私營經濟的培育、金融組織體系和資本市場的建設等統籌考慮之中,從資本運營的角度考慮資產管理公司的資本運作,則當今狀態的資產管理公司的資本運營仍存在許多值得注意的問題,潛在著許多弊端。
一.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經濟氣候環境不理想,給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帶來了很多困難,各資本運營的正常運作造成了諸多障礙。
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企業必須建立符合競爭性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資本運營機制,依托發育良好的資本市場,才能有效的實施資本運營。而我國經濟市場則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時期,資產管理公司不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幸運兒,而是由我國政府主導的金融制度創新,是中國轉軌經濟的特殊產物,這種特殊性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資產管理機構所沒有的,更與資本運營所需的市場條件造成了直接矛盾。因此,我國資產管理公司在與市場接軌上還不成熟,不完善,其資本運營的必要市場條件將受許多市場不良因素如世界金融市場沖擊、國家貨幣政策、入世后的匯率風險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在不完善的經濟氣候條件下,將致使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的資本盤活、變現等難度增大,不利于資產管理公司的資本運營和發展。
〈一〉國有企業改革任重而道遠。眾所周知,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是國有企業經營不善的反映,更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盲目的投資、有國家政府出面變相貸款的不良產物。因此,要徹底解決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只有率先讓國有企業轉變經營機制和經營觀念,走出大多數國有企業虧損破產的窘破之境。但是,國有企業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體制和機制的原因,總體業績持續下降,并且隨中國入世和市場競爭的加劇,國有企業經濟范圍自90年代以來開始出現凈虧損,淪為“虧損經濟”或“補貼經濟”。例如,1998年7月末,國有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65.4%,凈虧損92.8億元,成本費用利潤為-0.7%,在14923家國有大中型企業中,有6042家虧損,虧損面達40.5%,到1999年6月末,虧損面進一步擴大到55.1%(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1999)。因此,在10年之內,國有企業又將產生一些不良貸款,其來源包括:一是一批現在業績較差的國有企業經營狀況繼續惡化,即資產管理公司的老成員不能退出;二是一些現在看起來經營良好的國有企業由于不適應入世后更為激烈的競爭而陷入困境,即資產管理公司的新成員又要進來。可以說,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國有企業市場機制的運作直接左右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程度,左右著我國經濟體制狀況的大氣侯,在這種市場經濟體制的現狀下,資產管理公司——中國不良資產的投資處置銀行要完全嚴格走市場化道路,將受當今市場化條件不足的極大限制,將受國家政策風險、國家產業導向等多方面市場因素的限制,將導致資產管理公司的資本運營不能完全按市場化導向運作,不良資產的呆壞賬系數變大,致使資產部分流失。
〈二〉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的市場狹小。首先,我國的資本市場狹小。在2000年底,雖然我國證券市場股票總市值首次達到4.8萬億元,相當于當年GDP總值的5%,但是,不能流通的國有股和法人股仍占多數,流通總市值為8200億元,相當于GDP的17%,而截止到2001年底,資產管理公司從商業銀行收購的不良資產已高達1.4萬億元,遠遠超過市場流通總值。而且,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證券化等金融創新是由政府推動的,這就致使資產管理公司在處置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道路上受到政策的限制而不是市場的限制,導致不良資產的處置難度增大。其次,我國的股票市場非常脆弱,政策性明顯,在貨幣政策都難以啟動的情況下,試圖想用之于不良資產的處置,更是難上加難。再次,不良資產對外資開放,由于受其他政策和市場體制問題的影響,還不能大規模展開。這就使外商對我國不良資產的投資產生顧慮:收購我國不良資產是否存在法律依據;作為一個債權人,他們的權利能否執行;人民幣沒有完全放開,對他們的投資將產生極大影響。國有企業的不良資產,又不同于美國儲金會的房地產等抵押貸款,再加上國有保護等因素,感興趣的對象可能不多,除非大比例折價。
〈三〉我國商業銀行不能走市場化道路,將會給市場體制改革帶來壓力,給資產管理公司資本運營的市場體制等運營條件帶來沖擊。目前,我國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一直是政府介入最深的行業之一,政企不分,計劃經營日久,規模龐大,地位顯要,由此而造成企業制度的建立、股份制改造與上市的難度加大。在其市場化的經營沒有確立之前,還將在一定程度上延續銀行業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策性業務,以及對貸款對象的所有制偏向,還會產生新的不良資產。所以,只有國有銀行徹底擺脫行政性干擾等因素,完全進行市場化運營之后,才能從根本上杜絕這種體制性的國有企業不良貸款的普遍發生,而改變當前的狀況決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二.權屬、關系、程序以及資產管理公司的定位問題是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的四大難題。
我國四大商業銀行的巨額不良資產是由計劃經濟體制的不合理而造成的,這些巨額不良資產的債權、其權屬等問題受到各級政府的干預過重。因此,對債權類資產,其權屬問題集中在購買時購買人對他所購買的債權究竟有什么樣的處置權利。根據現行的《擔保法》,在債權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債權人不能直接以抵押物抵債,而是必須與債權人協商或經法院裁定后,以拍賣、變賣、折價方式所得價款抵債,這是資產管理公司手中債權的一個較大難題,會使購買價格與拍賣、變賣后的價款產生差距,致使資產管理公司的資產在資本運營中流失。縱觀國際上處置不良資產的成功經驗,許多國家都在這一點上授予資產管理公司特別的權利,即債務人不能按期清償債務的,資產管理公司就可直接有權處置抵押物。對產權類資產,其權屬問題集中在究竟能否正常過戶?更何況資本運營是建立在產權界定清晰的基礎之上的,因而,只有解決了權屬問題,才能解決債權人與買方之間的交易關系,使得交易成功。至于程序,資產管理公司一般可根據不同的債權的分類采取不同的處置方式,而確定不同的處置程序。這就使資產管理公司在處置不良資產的資本運營中的權利得到充分發揮,對國有資產評估、分化國有企業的不良資產的工作勢在必行。
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屬于國有獨資,管理人員多采用行政任命而不是聘任制,資產管理公司的監督和管理屬于人民銀行、國家經貿委和財政部,而人力資源經營是資本運營理論的核心。企業通過實施人力資本經營,可以有效增強技術的開發能力、創新能力和擴張能力,以搶占市場競爭的制高點,實現資本價值的迅速增殖。因此,資產管理公司產權機構單一,其機構性質與業務功能搭配不當將使資產管理公司的定位問題不明,不利于不良資產的處置工作。根據2000年底頒布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理》,我國資產管理公司以“最大限度的保全資產、減少損失為主要經營目標”,由此決定資產管理公司是一個由政府扶持和運作的金融機構,不以追求利益為目的,因此,資產管理公司的性質主要是事業性的,而非企業性的。但其從事的不良資產的處置業務又非常明顯的屬于競爭性企業領域的范圍。以事業性單位從事企業性業務,是現今資產管理公司定位上的一大誤區。在這種矛盾之下,資產管理公司的治理機構和激勵體制難以建立,勢必影響資產管理公司的資本正常運營。
資產管理公司作為一個事業性的單位,國家必將賦予其特殊權利,資產管理公司利用其特殊權利去行使企業事務,將過于介入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市場,改變當今市場基本是公平競爭的格局,影響我國市場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原因在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在債轉股企業中的特殊地位,如果企業能夠上市,則資產管理公司理所當然的是其上市的推薦人和承銷商,其他證券公司則處于競爭的劣勢地位,如果其以后還能從事非債轉股企業的投資銀行業務,則它就是享受政府特殊待遇的金融機構,而金融業是一個競爭性行業,政府機構的過度介入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形成我國推進市場化改革的一重大阻力。
三.法律環境不完善,將不利于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中的資本運營,導致國有資產流失量加大。
商業銀行在經營和管理中不對資產作法律評價,導致資產的法律損耗不能作為決策的重要參數出現,從而影響了決策的合理性,對資產管理公司的資產質量構成潛在威脅。突出問題表現為:一是已超過時效和期限的債權數量驚人,銀行信貸有效資本的抵押物的法律約定環境不健全,只能在一些即定法律的基礎上作資本保全的工作。二是尚未建立起合法合規性的檢查系統,使公司資本確定、“揭開法人面紗”等法律制度受企業改制行為的沖擊,無法起到防止債務人減少信用資產的作用。三是破產制度不完善,債權人的利益被忽視,破產成為逃債手段。四是不良資產的評估法律不健全,中介評估處理漏洞過大,廉政環境建設不足將導致資產管理公司的部分資本運營失敗。五是公司治理機構的不完善使關聯公司之間權責不明,以致借助關聯交易來逃債的行為大量發生。六是司法是保護債權的最終手段,但一方面,證明規則的機械化使債權人處于舉證劣勢,證明不了逃債;另一方面,地方保護主義、人為的道德風險的作祟又使司法有時候反而為逃債所借用,如假保全、假執行等。
資產管理公司主要是一個政府主導的金融創新機構,而且其級別特別高,機構網絡龐大復雜,所以政府、企業、銀行、資產管理公司之間的人事關系較復雜,并且官方機構慣用行政思維,辦事效率低,給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的資本正常運營作了一個無形的繭。在不良資產的處置過程中,不良資產的企業,以及各級地方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可能多方賄賂資產管理公司的執行人員,并且資產管理公司再處置不良資產中缺乏公開透明度,帶來了極大的道德風險。去年3月份,湖北宜昌的猴王集團突然破產,致使華融等三家資產管理公司蒙受了巨額損失這一事實就反映了這一問題。資本運營需要有健全的法律體系作保證,所以,建立良好的法律環境、適當的運用法律手段是化解和處置不良資產的最終憑借,只有依賴于金融法制,才能確保不良資產化解過程的平穩進行。故而,我國金融法律體制的改革是當今金融體制改革迫在眉睫的的首要任務,勢在必行。
三.資產管理公司資本運營的新思路及其發展趨勢
當前,國際上金融機構的演變呈現“集團化、全能化、國際化”的特征,在一些發達國家,一流的金融機構都采用了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團化模式,其中包括我們熟悉的花旗銀行、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德意志銀行等。我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金融業的全面開放將逐步展開,屆時,國外的這些全能化、巨型化的金融集團將與我國金融機構展開競爭,因此,我們必須及時調整產業結構,根據中國國情,借鑒國外先進經驗,走出一條現代化企業管理、形成良性資金融通體系的發展之路。一.資產管理公司的資本運營與不良資產的處置要借助良好的市場運營機制。
資產管理公司不是一般的商業企業,處置不良資產也不是普通的商業行為。在某種意義上他關系到金融穩定、社會穩定和財政收支平衡。銀行不良資產只有在市場化的經濟條件下才是顯性化的問題,更需要借助市場機制來解決。因此,完善市場機制,強化市場約束,在不良資產的處置、變現等資本運營依托于良性市場的資本運營機制,使資產管理公司成為合格的市場主體,將加快不良資產的處理進程。
〈一〉加快資產管理公司的市場化進程,走“官辦民營”的新途徑。資產管理公司在進行資產處置時,保持資產管理公司對資產的所有權及決策權,而將經營權承包給現有的或潛在的投資銀行、私營企業主、外資銀行等其他中介機構,可以化解當今資產管理公司的巨額不良資產,分散資產管理公司集中經營的巨大風險,有助于最大限度的保全資產,減少資產流失。
1.建立一套以招標為基礎的標準程序。資產管理公司在處置不良資產時應加強市場營銷的宣傳和市場營銷的力度,使不良資產大眾化,民間化。對此,資產管理公司應形成一套招標的標準程序。具體步驟如下:第一,資產管理公司根據預定的程序會對資產作一個初步評估,并在此基礎上決定處置方案;第二,資產管理公司準備一套詳盡的資料來介紹要出售的資產,并說明資產管理公司所要求的底價等條件;第三,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單設在某地組成常設的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將待出售的資產拿到市場上統一招標,統一處置;最后,資產管理公司在各投標中作選擇,以謀求資本運營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效益。
2.與專業的投資公司成立合體經營。資產管理公司利用其特殊性,可以與多家投資公司達成協議,加快不良資產的處置力度和進程,其基本設計為:第一,雙方共同合營體注資。第二,合營體還可以通過舉債進一步融資,然后用注入的資金和舉債所得向資產管理公司購買不良資產。第三,投資專業公司負責合營體的日常運作以及資產的管理與處置,資產管理公司不作干預。第四,合營體出售資產所得收入首先用于還債,剩余的則在資產管理公司和專業投資公司之間按預先約定的比例分配。
這樣的合營方式一方面考慮到政府機構的局限性,使資產管理公司擺脫了資產管理和處置上的細節操作,另一方面引入了專業公司來負責資產的管理和處置,既可以解決不良資產管理公司資金短缺的現狀,又可通過適當比例分利來調動其積極性,有助于最大限度的保全資產,減少損失。
3.采用多種手段吸引外資。鑒于我國的不良資產數目龐大,而國內又缺乏市場,為此,資產管理公司應運用多種手段來引進外資,使得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不良資產的市場供需有導向,使市場國際化,以無形的市場準繩來加快不良資產處置的國際化進程。我們可以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去實現:其一,資產分離。因為不良資產在定價時未知量很多,隨機性很大,導致購買不良資產的風險很大。因此,資產管理公司可以靈活的處置不良資產,將定價太難的一部分資產劃出,以后再做處理,還須通過種種市場運營機制與外商共同分擔資產,實現資本價值的最大化增殖。這樣可以使外商比較放心的闖入中國不良資產的處置市場,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先進管理經驗和新的競爭機會,加速資產管理公司資本運營國內市場國際化進程。更有利于我們建立現代企業管理體制,使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作向良性化的資本運營市場循環體系,以提高資產管理公司的競爭能力。
總而言之,通過“官辦民營”、分解資產管理公司的許多具體業務,可以節約其組建和運營成本,而且能把不良資產從銀行的資產負債中剝離,有利于資產管理公司的股份制改造上市,同時還能培養這些承擔不良資產處置的國內外投資公司、私營企業、證券公司、投資銀行等的資本運營創新能力,有利于資產管理公司競爭力的提高。
〈二〉資產管理公司實行股份制改造上市,采用集團控股公司的模式經營。
目前,資產管理公司屬于國有獨資金融機構。眾所周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正是由于國有獨資這種產權安排的體制性弊端,使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面臨資金不足、激勵約束機制不健全等問題。因而,資產管理公司應以商業銀行為前車之鑒,提前做好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準備工作。
資產管理公司股份制改造上市可以彌補我國資產管理公司資金來源的不足,使資產管理公司由一個由政府主導的金融創新機構徹底轉換為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集團。第一,在公司性質方面,資產管理公司由國有獨資、官辦官營轉向多元投資主體參與、市場化運作;相應的,由一個不以盈利為目的的事業單位轉變成一個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第二,在產權結構上,改造初期,國有資本的比重比較大,但隨著民間資本、投資公司、外資等的不斷進入,而國有資本的數目保持不變,日而久之,國有股由控股逐漸失去控股地位,乃至論為小股東,甚至在必要的時候可以考慮股權出售等方式撤出國有股。
現在資產管理公司采用的是總公司、分支機構為一體的資本運營管理體制,而不是多個法人組成的集團制。由于資產處置過程中的問題層出不窮,而且各個地方的情況千差萬別,在實踐中基于嚴格授權基礎上的決策機制難以適應工作的需要,決策程序復雜,費時費力。因而,可以考慮將資產管理公司辦成集團公司的模式,將各辦事處改為子公司。這樣做的好處在于:一.克服了種種不利的弊端,各子公司可以擁有自,易于發揮其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二.集團制是資產管理公司股份制改造與上市適應的形式;三.資產管理公司采用集團制是順應經濟組織體系的需要;四.有利于與世界經濟國際化的接軌進程。
〈三〉與人民銀行完美結合,充當中國金融稽查的角色,對國有企業資產進行監管。
由于國有獨資的資產管理公司是由我國政府主導和扶持的金融創新機構,不同與國外資產管理公司是市場發展的產物,而且我國先行基本情況決定了資產管理公司的長期運營(不局限于10年),我們不妨利用其特殊性,充分發揮其特殊的性質特征,與中國人民銀行完美結合,行使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的職能,作中國金融稽查機構,實現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國有資產的監管,便可以與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并在市場化建設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二.健全法律制度,完善法律環境。
我國處置不良資產時由于受到各種外界不良因素的影響,使得資產管理公司在處置不良資產的資本運營中,由于缺乏相應的法律因素而致使對不良資產處置的困難加大,沒有良好的法律環境作依托,導致債權人無法按法律程序對債務人進行債務追償的工作,擴大了金融風險、道德風險等的存在因素,導致不良資產的處置進程緩慢,國有資產部分流失。因此,進行金融法制改革,完善中國金融法律環境迫在眉睫。
〈一〉統一金融法律事務的管理與運作,為建立完善的合法合規性檢查機制奠定基礎。面對我國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在資產評估、資產重組、資產拍賣等資本運營中出現的一系列因缺乏法律依據而造成的不必要的國有資產流失的現狀,我們應該制定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相應的《資產評估法》、《資產重組法》、《拍賣法》等相關法律,組建級別較高的法律部,使法律審查和訴訟事務統一運作、保證處置不良資產的法律環境。
〈二〉為不良資產處置的新模式提供法律支持。資產證券模式在處置不良資產的國際實踐中廣為使用,但在特殊目的的公司經營地位、證券發行許可、破產隔離與其他債權人利益保護、信用增級的法律模式等方面,我國資產管理公司是沒有完全的信心的。其他諸如發行可轉換債券、建立不良資產投資基金等模式無不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灰色區域,盡快做出法律規范十分迫切。
〈三〉建立不良資產處置的法律捷徑。根據現有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回收資產時,應享受債權轉讓、訴訟時效中斷、減交訴訟費等方面的法律優待。不良資產出售和重組過程中的審批、過戶手續和稅收方面存在不合理性,應減讓對資產管理公司的法律管制。
〈四〉堅持實際操作中嚴密法律程序,實行審慎原則。資產管理公司在處置不良資產時,程序比較繁瑣,因此,要加快加大法院等部門的審核處置力度,防止在執行過程中因時間的拖延而引起的人為道德風險;加快不良資產的清收工作,嚴格責任人制度,嚴懲處置不良資產不利的人員。
三.加入WTO對中國資產管理公司的沖擊與挑戰。
中國入世給我國經濟帶來了極大的沖擊與挑戰,同時也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我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在中國入世的大好契機之下,將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因此,我們要想在中國入世的激烈競爭條件下求發展,必須從自我的角度想方設法走上市場化的企業發展之路。
入世后國外資產管理公司對中國資產管理公司的沖擊。中國入世后,中國經濟逐步向市場化邁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以市場為準繩的現代企業競爭制度將逐漸成熟,而大批的國外資產管理公司也將入駐國內,屆時,我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將受到以下沖擊:一是抵抗不住國外資產管理公司的強勁之勢,被外國資產管理公司兼并,這樣會導致我國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二是我國資產管理公司憑借東道主的優勢同外國資產管理公司公平競爭,在競爭中站穩腳步,繼續發展,則會使我國國有資產部分流失;三是我國資產管理公司與外國資產管理公司共擔風險,共同發展,此時將更有利于中國不良資產的處置,走向完美的市場化道路。
因此,我國資產管理公司應充分利用中國入世之初的大好契機,學習國外資產管理公司的成功先進經驗,努力完善自我,“摸著石頭過河”,找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之路,拿出切實可行的東西與外國公司進行對抗,以超強的實力減少中國國有資產的流失。只要我們提高自身的競爭實力,與國外公司既有合作,又有實力去競爭,定能達到一種“有合有分,既分既合”的絕高之境,為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演繹一個跨時代的里程碑。
參考文獻:
1.《資產管理公司的定位與發展》。中國經濟問題2001。5上海財經大學張志柏
2.《不良資產的法律成因和盤活對策》金融時報2002.2.7中國建設銀行法律部侯太領
3.《我國處置不良資產能力增強》金融時報2002.2.7梅志翔
4.《資本作用的再認識》經濟學動態2001.10趙學增
5.《銀行不良資產重組的國際比較》何仕彬著中國金融出版社1998年出版.
6.《中國向不良資產宣戰》王松奇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