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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現代經濟分析方法范文

一、現代企業經濟分析中存在的基本問題

目前，我國現代企業經濟分析工作中還存在著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其具體表現如下：

1.經濟觀念滯后

在企業發展中，大多數領導者沒有意識到經濟分析起到的作用，忽視了經濟分析的重要性，往往將重點放在生產和經營方面，難以體現經濟分析的實效性和價值，再加上企業經濟管理方面，領導層沒有進行細分管理，而是由主管或部門經理進行分析工作，從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企業的經濟發展。

2.企業制度不全

缺乏健全的企業經濟制度從很大程度上限值了現代企業的經濟分析工作開展，目前我國現代企業經濟制度當面尚缺乏一定的建設水平，局限性問題日益凸顯，導致經濟分析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長期處于混亂局面，企業各部門之間缺乏溝通與思想交流，對各財務崗位的工作人員沒有制定明確的責任機制，導致經濟分析起不到實質性作用。

3.經濟模式單一

企業經濟模式單一是制約現代企業經濟分析工作的瓶頸，目前我國大多數企業經濟分析和管理模式比較單一化，長期受傳統理念的束縛，在短時間內尚無法擺脫舊經濟體制的影響，在新的社會體系和經濟環境中，不利于企業競爭實力的提升。

4.缺乏系統分析

在現代企業經濟分析工作中，缺乏一定的系統性，還存在著追求經濟最大化、盲目擴大規模的經營理念，沒有對企業自身經濟規模和實力進行系統、深刻的分析，常常出現以偏概全、好高騖遠的狀況，沒有將企業的長遠計劃和戰略發展考慮進去，難以適應現代企業經濟發展的需求。

二、實行現代企業經濟分析的意義

經濟分析是指經濟學中所采取的分析方法體系，它借助生產者利益優化模型所進行的邊際效率分析，其結果是在活動水平上進行財務方面的核算，例如計算現金流量、核定資產平衡狀況以及編制現金流平衡表等等。從內容性質上可分為系統性經濟分析、專題性經濟分析、單向性經濟分析，從涉及范圍上又可分為部門性經濟分析、法人性經濟分析以及局部經濟分析，從領域大小上又有宏觀和微觀之分。在現代企業中實行經濟分析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長期以來，我國大部分企業都認為經濟分析是認識經濟活動的一種方法和手段，主要目的是為了延伸和完善企業經濟核算，這種經濟觀念也是導致我國現代企業經濟分析具有局限性的主要因素。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迅速發展，大商品經濟的發展，對企業經濟分析提出了事前和事中分析的要求，以便于對經濟活動進行科學預測和決策，因此，現代企業領導層要對經濟分析工作有一個全新的認識。

三、提升現代企業經濟分析能力的策略

我國現代企業經濟分析工作不能僅僅作為進行事后理論的根源和依據，而是要在主觀和客觀因素影響下，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以及影響企業經濟效益的各個方面進行科學、系統、深入的分析。

1.有針對性的進行經濟分析

現代企業經濟分析過程中，要以生產經營活動為基礎，以戰略規劃為重點，其原因在于，只有通過對正在進行或已經實行的生產經營活動進行分析，才能找出企業生產經營的發展趨勢和目標，從而意識到生產經營的不足之處，以便于提出改進措施，為企業未來的發展規劃奠定基礎，因此，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要作為經濟分析的核心內容。再者，分析企業以往的生產經營活動是對企業作出科學決策的先決條件，而有效地決策則是企業能否實現贏利目標的關鍵，由此可見企業經濟分析的重要性。

2.建立新的經濟理念

科學、先進的經濟理念是促進現代企業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在現代企業經濟分析工作中，領導層要率先意識到經濟分析的重要性，重視經濟分析在企業發展中的職能和作用，轉變傳統的經濟理念，樹立現代化經濟意識。同時也要具備危機意識和戰略眼光，制定企業經濟目標，從而在市場競爭中具備一定的全局觀念。

3.健全企業經濟制度

健全的企業經濟制度是確保企業經濟分析實效性的重要前提，對企業而言，必須在全面分析、綜合考慮的情況下，結合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的實際需求，制定科學合理地經濟制度，并在企業日常經濟活動中有效實行，不斷調整制度相關內容，進一步明確經濟分析的義務和職能，提升經濟分析的具體操作性。

4.提高經濟分析能力

在現代企業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分析能力直接關系到企業經濟管理工作的效果和企業經濟發展，有效進行經濟分析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因此必須要提高企業的經濟分析能力。由以偏概全的粗放式分析轉變為科學系統的集約型分析，實現與外部經濟環境的交匯和接軌，集約型經濟分析的基本特點是通過提高企業經濟分析能力，實現生產要素和經營規模的穩健提升，從而實現企業經濟增長的目的。

四、結束語

第2篇：現代經濟分析方法范文

關鍵詞：財務經濟分析；基本目標

1 財務經濟分析目標

1.1 財務經濟分析的基本目標 財務經濟分析的基本目標是所有財務經濟分析主體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財務經濟分析的基本目標可以表述為“決策信息支持系統”，即財務經濟分析主體通過對會計主體提供的財務經濟信息進行再加工，從而為財務經濟分析主體的經濟決策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

1.2 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目標利益相關者理論從契約角度出發，將企業理解成“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一系列多邊契約的組合”(Freeman，1990)，這組多邊契約的參與主體都有可能成為財務經濟分析的主體。利益相關者對利益取向的差異性決定了其財務經濟分析具體目標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企業最主要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所有者(投資者)、債權人和經營管理者，最主要的利益相關者也是財務經濟分析最主要的分析主體。一是所有者(投資者)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目標。投資者對經濟主體提供的財務經濟信息進行分析，其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經濟主體的盈利能力以及處理經濟主體和投資者之間的財務關系能力。因此，投資者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目標可以表述為：投資者通過對經濟主體提供的財務經濟信息進行進一步加工，分析經濟主體的盈利能力和處理財務關系能力，從而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二是債權人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目標。債權人對經濟主體提供的財務經濟信息進行分析，其關注的側重點是經濟主體的償債能力以及償債聲譽。因此，債權人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目標可以表述為：債權人通過對經濟主體提供的財務經濟信息進行進一步加工，分析經濟主體的償債能力和償債聲譽，從而做出正確的債權配置決策。三是企業經營管理者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目標。投資者和債權人財務經濟分析側重于財務經濟活動的最終成果；企業經營管理者財務經濟分析不但要關注企業財務經濟活動的最終成果，而且要關注企業財務經濟活動的過程。因此，企業經營管理者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目標除了分析財務經濟活動的最終成果以外，更為關鍵的是要分析財務經濟活動過程中諸要素對財務經濟活動最終成果的影響，從而有利于 生產經營管理者發現財務經濟活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不斷優化企業財務經濟活動。

2 財務經濟分析的基本假設

2.1 信息真實性假設從本質上分析，財務經濟分析是對財務報表和表外的初級信息進行加工整理和研究評價，使初級信息成為對財務經濟分析主體決策有用的高級信息的過程。由于財務經濟分析以財務報表及表外初級信息為加工的“原材料”，要使加工出來的高級信息對財務經濟分析主體的決策有用，必須保證初級信息的真實性。信息真實性假設對財務經濟分析所依賴的會計信息和統計信息這兩個方面的初級信息提出了以下要求：一是會計信息必須與《企業會計準則2006》對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的規范完全吻合，即會計信息必須具備客觀性、相關性、明晰性、可比性、一貫性、實質重于形式、重要性、謹慎性、及時性等質量特征。只有初級會計信息符合上述質量特征，加工出來的高級信息才有可能對財務經濟分析主體的經濟決策產生積極作用。反之，如果初級會計信息不真實，則加工產生的高級信息就失去意義，財務經濟分析主體以此作為決策支持信息，難免做出錯誤的經濟決策。二是統計核算必須符合客觀性原則，即企業在統計過程中必須以其生產經營過程中實際發生的經濟業務為依據，如實反映企業財務經濟活動的全過程。信息真實性假設還隱含了信息對稱性假設，即財務經濟分析主體掌握的信息是完全對稱的。只有信息對稱，財務經濟分析主體才能做出利益均衡的經濟決策。而事實上，信息不對稱現象是比較常見的。不對稱信息的價值很高，原因是按照供求關系，如果需要的信息越稀缺，信息的價格越高，信息需求者的需求欲望就會降低；反之，信息的價格越便宜，信息需求者的需求就越高。在現代企業中，盡管人所擁有的私有信息對人來講，所花費的成本很低，但對委托人來講卻是一種非常稀缺的資源。作為財務經濟分析的主要

分析主體――投資者、債權人和企業經營管理者，三者對信息掌握的完全程度和所花費的成本是完全不同的：企業經營管理者掌握信息比較完全，其成本較低；而投資者和債權人掌握信息的完全程度大為降低，要提高其信息的完全程度，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

2.2有限理性假設美國經濟學家赫伯特?西蒙(1978)將有限理性概念引入經濟學領域，并建立了有關過程理性假說的各種模型。其認為現實經濟生活中經濟人并非“完全理性”，而是介于“完全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狀態”，即經濟人是有限理性的。同時，還明確區分了結果理性和程序理性：結果理性指在一定的條件和限定范圍之內行為能夠達到預定的目標；程序理性指行為過程符合規范的標準。結果理性和程序理性之間的本質區別在于兩者的立足點不同：前者立足于經濟人的行為結果而忽視行為過程是否符合規范的標準；而后者立足于經濟人行為過程符合規范的標準但并不忽視經濟人的行為結果。其立論依據在于：在不確定的環境下，經濟人無法準確地預測未來，因而無法按照結果理性的方式來采取行動，只能依靠某一理性的程序來減少未來的不確定性。在有限理性經濟人假設條件下，經濟人行為選擇標準不再以結果的最優化作為行為選擇的唯一依據，而是應該側重程序理性，加強對經濟人行為過程的考核和控制。因為只要程序合理，行為過程符合規范的標準，其行為結果的理性就能最大限度地實現。在有限理性的分析框架內，將理性抉擇者描述成“行為經濟人”，認為“行為經濟人”的有限理性有一個實現程度問題，根據現實狀況將有限理性劃分為潛在有限理性、即時有限理性、實際有限理性三種狀態，并針對影響人的理性發揮因素，建立了描繪有限理性實現程度的理論模型，從而得出了有限理性實現程度由高到低的排列順序依次為潛在有限理性、實際有限理性、即時有限理性的結論。在有限理性假設下，作為有限理性假設條件下的行為人一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其利用初級信息進行加工時，不再以初級信息的結果作為其信息加工源，必須對初級信息產生程序的合理性進行評價，因為僅以初級信息的結果無法判斷其合理性。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側重初級信息生成程序的合理性，必須加強對信息提供主體信息生成過程的評價。因為信息生成的程序和方法合理，則信息生成過程符合規范的標準，其信息結果的合理性程度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保證。同樣，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利用加工后的高級信息做出決策時，其選擇標準也不再以財務經濟分析結果的最優化作為決策的唯一依據，而應該側重程序理性，加強對財務經濟分析主體財務經濟分析過程的考核和評價。因為財務經濟分析程序和方法合理，則財務經濟分析過程符合規范的標準，其財務經濟分析結果的理性就能最大限度地實現。最后，必須根據財務經濟分析主體有限理性實現程度的高低來利用加工后的高級信息，從而做出合理決策。

3 財務經濟分析的基本原則

3.1 成本效益原則成本效益原則要求行為人采用某一行為所發生的成本必須小于采用該行為所產生的收益。如果將財務經濟分析主體進行財務經濟分析看成是經濟行為的話，那么財務經濟分析主體進行財務經濟分析所發生的成本必須小于相應的收益。財務經濟分析從信息論的角度來看，是信息的再加工過程，因此進行財務經濟分析的成本是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對信息進行再加工的加工成本，而財務經濟分析所產生的收益是利用再加T信息進行決策所產生的超額收益。此處的超額收益是指在進行財務經濟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決策所產生的收益與不進行財務經濟分析做出決策所產生收益之間的差額。財務經濟分析的成本效益原則對財務經濟分析主體進行財務經濟分析提出了下列要求：一是如信息加工成本和超額收益僅在一個會計期間相關，只要信息加工成本小于超額收益，則經濟分析主體進行財務經濟分析就是可行的；反之則不可行。二是如信息加工成本和超額收益與若干個會計期間相關，只要信息加工成本現值小于超額收益現值，則經濟分析主體進行財務經濟分析就是可行的；反之則不可行。

3.2 彈性原則彈性原則要求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在進行財務經濟分析過程中必須考慮財務經濟分析外部環境變動的可能性，留有合理的伸縮余地，以便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可以隨時、自動地做出調整。彈性原則對財務經濟分析主體進行財務經濟分析提出了下列要求：一是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必須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適時調整其分析目的；二是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必須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選擇合理的財務經濟分析程序和方法；三是當涉及與行業內其它企業進行比較時，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必須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來選擇合理的對比基礎；四是在財務經濟分析內容的確定方面，財務經濟分析主體必須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來確定財務經濟分析的具體內容，特別是在財務經濟專題分析內容的確定方面更是如此。

4 財務經濟分析的研究對象

4.1財務經濟分析方法財務經濟分析方法是財務經濟分析的又一研究對象，財務經濟分析方法可以概括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為觀念方法；第二層次為基本方法；第三層次為具體方法。觀念方法包括全面與重點相結合、定量與定性相結合和全過程分析方法；基本方法包括因素分析法和綜合分析法；具體方法則包括比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連環替代分析法、平衡分析法、指數分析法、本量利分析法、圖表法、回歸分析法、線性規劃分析法等。財務經濟分析方法長期局限于具體分析方法，分析方法的更新非常緩慢，分析方法的停滯不前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財務經濟分析理論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因此，未來財務經濟分析從方法論角度來分析，應合理吸收計量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將這些學科中的方法引入財務經濟分析領域，從而不斷完善財務經濟分析方法體系。

參考文獻：

第3篇：現代經濟分析方法范文

關鍵詞：反壟斷法；競爭政策目標；經濟分析方法；消費者福利；消費者保護

中圖分類號：D912.2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4）08-0138-04

自從實證主義興起后，社會科學研究中開始越來越多地采用量化的分析，經濟學就是應用量化分析的代表。量化的分析最早主要局限于對有形物質利益的分析，但現在，這種量化分析的運用逐漸擴展到無形價值觀念的分析之中，包括以公平正義觀念為主導的法學領域，其中，作為經濟法主要構成部分的反壟斷法所受到的經濟分析的影響是首當其沖的。同時，經濟分析對反壟斷法的影響不僅僅只停留在分析方法上，現在更已深入到反壟斷法的基本價值目標上，并對反壟斷法傳統的價值目標形成了某種壓制。

一、競爭政策目標

由于反壟斷法是以維護競爭秩序為目標的，因此反壟斷法的價值目標往往被稱為競爭政策目標。表面來看，競爭就是競爭政策的基本目標。但是，當競爭目標被設立起來后，競爭很容易變成某種形而上學化的目標，成為人們機械追求的目標，而這種形而上學的追求阻礙了人們對反壟斷政策的理解與靈活運用。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現代競爭理論逐漸突破了過去較為抽象與固定的分析方法，轉而尋求競爭背后更為真實的價值目標。因此，競爭法或反壟斷法的最終目標并不是追求競爭本身，或者某個特殊的競爭秩序安排，相反，當初的抽象競爭目標，實際上應該作為實現某個更高層次目標的一種手段。

這種更高層次的目標，也即競爭政策的內在目標，這些目標決定了競爭政策分析的導向及相關立法和司法實踐。從宏觀來說，現代競爭法或經濟法的價值目標似乎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兩個，即效率與公平，但是這種表述過于簡單，很難準確概括歐美發達國家針對反壟斷法或競爭法所提出的具體政策目標。

當前，無論在美國還是歐盟的反壟斷法實踐中，經濟學分析的影響已經日趨明顯。并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經濟分析方法與傳統規范分析方法的相互對立。但是，經濟分析方法與規范分析方法又分別傾向于不同的價值目標，基于此，我們將當前的競爭政策目標分為經濟分析目標與規范分析目標兩類，前者從內容上來說總體上與效率目標相對應，后者則總體上與公平價值目標相對應，但在具體內含上，經濟分析目標比規范分析目標要更加寬泛和復雜。

二、歐美發達國家競爭政策分析方法的變革及經濟分析目標的確立

就競爭與經濟學的高度關聯性來看，反壟斷法中的分析進路應該是以經濟學分析為主導的。但是，一般認為，在反壟斷法的發源地美國，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確立了經濟分析在反壟斷法中的主導地位。現在歐洲及很多其他國家的立法也都紛紛效仿美國的做法，從而形成了一個大的趨勢：競爭法自身的規范或法學屬性減弱，經濟分析屬性逐漸加強。當然，歐盟的轉變相對于美國而言要晚一些，一般認為是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而且雖然經濟分析的影響在歐盟日益增加，但是經濟分析在歐盟的競爭政策分析中的主導地位仍然是一個不太明晰的問題。

而在經濟分析主導地位逐漸確立的過程中，實際上也發生了經濟分析方法自身的革新。即由過去的對壟斷較為嚴厲的結構分析方法。轉變為一種相信市場可以自我調節的非結構分析方法，前者的代表是哈佛學派，后者的代表是芝加哥學派。實際上經濟分析方法過去也一直存在，不過舊的結構主義的經濟分析方法較為宏觀，也往往可以被規范分析所理解（例如結構主義經濟分析下所反對的壟斷地位，與規范分析下所主張的經濟自由是有共通性的），這時的規范分析與經濟分析的分歧也并不明顯，或者說這時的經濟分析還未脫離規范分析的理解范疇。而在20世紀70年代后，經濟分析方法得到了革新，更加深入到微觀分析，并更加注重效率分析，也使競爭政策目標的經濟分析屬性更重，從而超出了注重公平價值目標的傳統規范分析的理解范疇，形成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經濟分析目標與規范分析目標的對立。

此外，我們還有必要澄清一個邏輯問題，即經濟分析方法與經濟分析目標的關系。按西方經濟學的觀點。經濟學是關于社會如何利用稀缺資源的學科，其基本任務是提供客觀性的描述和分析，而不是提供價值目標或政策目標――雖然經濟學家也有價值取向（例如對低失業率的追求，或者對效率本身的追求），但其價值取向只是經濟學分析的指引，而不是經濟學分析本身。如按這一邏輯，“經濟分析目標”的說法似乎就是錯誤的，但是實際上，從淵源上來說，現在的西方經濟學從馬克思所處的年代開始，就已經倒向了所謂的無價值取向的學說（即庸俗經濟學），而正如馬克思所說，這只是一種自我標榜，其背后隱藏的是對現狀的崇拜與固守。這一現狀即資本主義與自由經濟。也就是說。不同的經濟分析理論，往往會有其內在的價值取向，而且，西方國家中也有競爭法學者承認，不同的經濟分析方法往往表現出與不同的價值取向的親和性，例如傳統的結構分析方法與非經濟目標（如分配公平）的立場是相契合的，一般主張對壟斷采取較嚴格的態度；而芝加哥學派的新經濟分析方法則與效率目標相契合，往往主張對壟斷采取較寬松的態度。

因此，我們所說的反壟斷法中的經濟分析目標，是經濟分析理論內在所支持的價值目標。而過去的經濟分析目標則被統一在規范分析的范疇之內，并沒有形成獨立的范疇。但現在的經濟分析理論所支持的經濟分析目標則超出了規范分析的范疇，從而形成了經濟分析目標與規范分析目標的對立。這種新的經濟分析目標從內容上看，大體上與法學上所說的效率目標相對應，歐美發達國家由規范分析到經濟分析的變革，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其從注重公平到注重效率的總體轉變。不過，效率目標這一概念在經濟學中容易產生混淆，因為效率往往只是經濟分析的一個工具，而不是經濟分析的最終目標，而且在我們所要討論的經濟分析目標中，除了經濟效率目標外，還有消費者福利和社會福利目標。

三、經濟效率、消費者福利及社會總福利――美國經濟分析目標的選擇

經濟效率、消費者福利以及社會總福利都是福利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福利經濟學是研究資源配置如何影響經濟表現（經濟效用）的經濟學分支。而經濟效率就是可以實現最大效用的資源配置效率，消費者福利與社會總福利實際上就是對最大效用的不同角度的評價，嚴格來說，消費者福利應該僅限于消費者剩余，而社會總福利則包括消費者剩余與生產者剩余。因此，在經濟效率、消費者福利、社會總福利當中，經濟效率屬于中間目標，消費者福利、社會總福利則屬于更高層次的目標。

美國在確立反壟斷法中的經濟分析主導地位時，很多學者鎖定了“消費者福利”，將其視為反壟斷法的終極目標，而且還有學者經過考察得出結論：“消費者福利”已經成為美國學界一致推崇的終極目標。“消費者福利”這一終極目標，一般認為是由羅伯特?保克確立的，他認為反壟斷法的主要目標就是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促進消費者福利。羅伯特?保克實際上是將消費者福利與資源配置效率視為一致的目標，因為從其表述的邏輯上來看，資源配置效率是一種中間性目標，而消費者福利則是通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而可以實現的最高目標。而且，這里的消費者福利也被視為是與社會總福利一致的目標，其所理解的消費者福利，就是指財富的最大化或消費者的滿足。因此，當時的經濟目標被認為是消費者福利、社會總福利及經濟效率的統一體，只要實現了最優經濟效率，就可以實現社會福利，也就可以實現消費者福利，人們往往對這三者也不作區分，而且有時還互換使用。甚至有時直接將經濟效率目標作為反壟斷法的最高目標。

然而，將經濟效率目標直接作為反壟斷法的最高目標，可能會掩蓋消費者福利這一最終目標，當然，如果二者確實沒有實質性的差異與沖突，這種做法并沒有什么不妥之處。但是實際情況是，這三者之間可能存在沖突，這一沖突根源于對消費者福利存在的廣義與狹義的兩種理解。廣義的理解將消費者福利等同于社會總福利，包括消費者獲得的效用和生產者實現的效用，而且社會總福利是與經濟效率相一致的，這也即上述羅伯特?保克所述的觀點。但狹義的理解則將消費者福利理解為消費者獲得的效用，而消費者獲得的效用可能與社會總福利存在沖突，也就是說，當社會總福利最大時，消費者福利不一定是最大。

基于上述分析，美國有學者對作為反壟斷法終極目標的消費者福利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即取其狹義的理解，強調消費者福利與社會總福利的區別，從而破除了羅伯特?保克所推崇的廣義的消費者福利、社會總福利及經濟效率的“三位一體”，而這一狹義觀點的代言人即羅伯特?蘭德，而且，現在普遍認為，相比之下，后者所代表的狹義觀點在美國似乎更占上風。羅伯特?蘭德主要從反壟斷法的立法及實踐歷史得出結論，認為反壟斷法的核心目標是制止企業對消費者的掠奪，具體而言就是要制止企業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獲取或維持市場控制力而迫使消費者支付更高的價格。他的觀點也毫無保留地被美國的《橫向兼并指南》所采納，該指南指出，如果某項合并具有反競爭性，則除非合并方可以證明，其合并所產生的效率性可以抵銷反競爭性對消費者產生的負面影響（即可以維持相應產品價格不變），否則政府將不會批準該項合并。這也反映了美國政府對狹義消費者福利目標的推崇。

因此，雖然表面上美國現在的最高政策目標都統一在消費者福利這一概念之下，但美國學者及法官們對于消費者福利的具體理解還存在一定分歧，其中羅伯特?保克所主張的將消費者福利、經濟效率和社會總福利等同，在某種意義上更加突出了經濟效率的主導性，而忽視了公平，從而造成了經濟分析目標與規范分析目標的對立。但是，羅伯特?蘭德的主張使消費者福利具有獨立于效率目標的意義，在某種意義上則維護了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公平，也與傳統的規范分析目標之間的關系更為和諧。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羅伯特?蘭德的主張才更受到法官與學者的推崇。

四、消費者福利目標與消費者保護目標之間的聯系

總體而言，各國一般都會有專門的消費者保護法。“消費者保護”就是這類立法的基本政策目標。“消費者保護”也被美國及其他許多國家視為競爭法或反壟斷法的基本目標之一，這也反映了反壟斷法與消費者保護立法之間的內在關聯。但是要注意的是，消費者保護首先應該是規范分析目標，其內含包括所有維護消費者利益的追求，以及維持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公平的相關目標，消費者保護與消費者福利是不同的兩個范疇。

而上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們試圖利用新經濟理論來提出效率屬性更強的經濟分析目標，但是又不能完全拋棄傳統的規范分析目標（如消費者保護），因此他們最終確立消費者福利為反壟斷法的最高政策目標，這實際上是在試圖調和經濟分析所推崇的“福利”與規范分析所推崇的“消費者保護”兩大目標的過程中形成新的目標，只不過在對消費者福利的廣義解讀中（即將其等同于社會總福利），這種調和具有虛偽性，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淆，使消費者保護與消費者福利或消費者權益被替換使用，但其實質則是完全倒向了效率目標，損害了消費者保護的應有內涵；而在對消費者福利的狹義解讀中（即將其嚴格限定在消費者剩余的范疇內），這種調和雖然是不徹底的，但是卻真正兼顧了經濟分析下的效率目標及規范分析下的消費者保護目標。因此我們仍有必要區分規范分析中的消費者保護與經濟分析中的消費者福利，相對而言，前者內涵更廣，當然，這兩者之間內在聯系也是不能忽視的。我們可以將上述的相關競爭政策目標歸結到下圖之中：

需要說明的是，在規范分析目標中，公平一般并沒有被作為一個具體的目標提出，但是在消費者保護這一目標中，實際上包含了消費者與壟斷者之間實質公平的考慮，因此我們也可以將消費者保護作為公平價值目標的一個衍生性目標：而除了體現公平理念的消費者保護目標外，還有經濟自由等政策目標，一起構成了與經濟分析目標相對的規范分析目標。在經濟分析目標中，經濟效率往往只是一種中間性的目標，在最終目標上，還可能存在消費者福利與社會總福利的分歧，而其中消費者福利目標則與規范分析目標中的消費者保護相關聯，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共同的指向。不過，經濟分析目標中的消費者福利只關注“福利”這一經濟學標準，但規范分析目標中的消費者保護，則在內涵上更為多元化，不一定僅僅局限于經濟福利。

五、結論

美國在經濟分析方法的變革過程中，確立了消費者福利這一經濟分析目標的最高地位，而這似乎是在尋求對傳統規范分析目標（消費者保護及公平）與新興經濟分析目標（經濟效率或福利）之間的一種調和，但是這種調和在一開始卻被消費者福利、經濟效率及社會總福利的“三位一體”理念所裹挾，并完全倒向了經濟效率。這種對經濟效率的絕對崇尚，與現實要求并不相符，也忽視了傳統規范目標的應有地位，因此在美國的實踐中逐漸讓位于狹義的消費者福利理念，即側重于考察消費者剩余，而不是單純的經濟效率或社會總福利。

第4篇：現代經濟分析方法范文

1.1鐵路經濟分析的內涵

鐵路經濟分析是運用各種經濟指標和會計核算、統計核算、業務核算等數據資料，利用現代科學經濟理論和科學分析方法，對鐵路企業一定時期的生產、經營、投資等經濟過程及其成果進行比較、分析和研究，發現問題、糾正偏差，總結經驗、挖掘潛力，使企業管理在可控、有序中運行，最終實現企業生產經營目標的一種重要管理活動。

1.2鐵路經濟分析的意義

經濟分析是促使鐵路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的重要管理手段之一。正確、有效地開展經濟分析工作，對促進鐵路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一是有利于加強管理、科學評價企業經營管理水平；二是有利于鞏固和完善企業經濟管理運行機制；三是有利于提高經營管理水平、提高企業經濟效益。

2鐵路企業經濟分析內容和指標

企業經濟分析的內容要根據企業的特點來決定。鐵路企業經營包含生產經營和資本經營，經營范圍按資產分為國有鐵路、控股合資鐵路，按業務范圍分為運營、建設、其它業務、多元經營以及控股合資鐵路經營，經濟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分析的內容和分析的指標。

2.1鐵路企業經濟分析內容

1對鐵路企業生產經營任務指標完成情況、運輸效率情況、財務預算和業務計劃執行情況、多元經營企業經營情況、控股合資鐵路公司經營情況、鐵路建設及投資進度情況、資金來源和使用情況進行分析；2總結先進經驗和做法，對經營形勢、經濟活動中存在困難、問題及產生原因進行全面分析；3）提出整改措施和部署下一階段重點工作。

2.2鐵路企業經濟分析指標

鐵路企業經濟指標涵蓋運輸生產任務、運輸效率、財務預算、能源和材料消耗、多元經營以及資金使用等經濟指標達到100多項。為此，經濟分析指標首先應突出重點、圍繞上級經營業績考核要求來確定；其次應按照經濟指標類別和作用，建立完善的指標分析框架（見圖1）；其三指標統計項目除了應包括預算、當期、累期之外，還應包括同比、環比及預算進度比，通過對指標的全面分析，實現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全面規劃和全過程控制。

3鐵路企業經濟分析的方法

正確應用各類分析報告、熟練地運用統計科學和科學使用分析方法，是開展鐵路企業經濟分析的前提和基礎，也是提高經濟分析質量的重要保障。

3.1正確應用各類分析報告

鐵路企業經濟分析建立在各種經濟指標和各類分析報告等數據信息基礎之上，各類分析報告包括財務分析報告、收入分析報告、統計分析報告、各業務部門分析報告等等。正確應用各類分析報告，保證統計數據之間的有效銜接，保證統計數據所計算的有關指標和指標框架的真實有效，是保證經濟分析質量的前提。如財務分析報告，是經營活動的綜合反映，鐵路企業日常經濟的信息是通過財務賬簿進行記錄、跟蹤和反饋的。財務報告所反映出來的信息是經濟中信息量最大、涉及面最廣、記錄最完整、最能揭示經濟業務事項內在關聯的信息。通過對財務數據進行歸類、整理、分析，同時運用大量的統計數據對選擇設定的經濟事項進行定量分析，真實反映出企業年度內或一定時期內的經營成果、資產現狀以及企業未來經營走勢。因此，正確使用各類分析報告，是做好鐵路企業經濟分析的前提。

3.2熟練運用統計科學

做好鐵路企業經濟分析，必須要熟練運用好統計科學。統計科學在鐵路企業經濟分析中，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進行鐵路企業經濟分析所依據的基礎資料，比如旅客貨物發送量、旅客貨物周轉量、旅客貨物收入等主要指標是通過統計調查所獲取的統計信息；第二，對統計資料、統計信息進行整理、分析所使用的方法，如統計分組法、綜合指標法、動態分析法、指數法等，都是統計科學所提供的；第三，對鐵路企業經營未來趨勢進行預測所使用的預測方法，也主要源于統計科學提供的統計預測方法。因此，統計科學是鐵路企業經濟分析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熟練運用統計科學，是做好鐵路企業經濟分析工作的基礎。

3.3科學使用分析方法

鐵路企業經濟分析應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數量和質量相結合、主觀和客觀相結合的科學方法。一是分析應注重數據及各項指標之間的量化關系，確保分析結論準確；二是在總結先進經驗和效果、分析存在問題和影響因素時必須充分體現實事求是的原則，不應出于單位利益歪曲、誤導分析結論，掩飾問題本質和關鍵；三是要注重結構變化和趨勢分析，重點加強對工作量、收入、支出、盈虧、資金、人員等結構變化，以及影響未來經營形勢和經營目標完成的預期進行分析。通過使用科學的分析方法，提出改進工作質量和效率的意見，及時對分析發現的新問題，針對性地提出對策措施。因此，科學使用分析方法，是做好鐵路企業經濟分析的保障。

4鐵路企業經濟分析的重點

4.1圍繞鐵路經濟的重點進行分析

鐵路企業管理目的就在于對運輸生產或經營進行科學地計劃、組織、指揮、監督和協調，用較少的成本支出，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對于鐵路企業而言，其“重點”主要表現在運輸收入增長這個基本點上。運輸收入的增長，主要依靠優質的服務和高效的運輸效率。圍繞鐵路經濟的“重點”，一是對提高客貨運輸、增運增收、做大市場份額進行分析；二是對優化運輸組織、提高運輸效率進行分析；三是對預算管理、節支降耗、資金統籌等進行分析。通過對鐵路經濟“重點”進行分析，找出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為下一步工作重點制定提供依據，為鐵路企業一切經濟都要以提高運輸經營的“重點”為中心提供依據。在激烈的競爭中，鐵路企業只有圍繞旅客、貨主需求，不斷優化服務環境，改進服務質量，才能有效促進企業經濟增長、提高鐵路企業競爭力。

4.2圍繞鐵路經濟變化點進行分析

鐵路經濟是市場經濟，經濟隨著市場的變化而不斷調整，所以鐵路企業經濟分析應圍繞著經濟的“變化點”進行分析。一是對運輸生產組織的變動調整進行分析，如新線、新站和新裝備投入使用；二是對運輸產品結構調整進行分析，如客貨線路和車次調整、特殊和重點運輸品類變化、運輸手段和方式的變動等；三是對明顯變化的效益、效率指標，與預算相比有較大偏差的收支主要項目，投資概算超欠幅度以及市場因素變化等，應逐級逐項深入分析；四是上級政策和規定調整或本單位經濟過程中經營形勢和環境出現重大變化，存在較突出問題時，均應及時進行分析。通過對鐵路經濟“變化點”進行分析，找出影響“變化點”的主客觀方面的關鍵因素、影響程度和責任部門，為措施制定提供決策依據，適時調整，不斷適應市場的變化和需求，進一步增強鐵路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4.3圍繞鐵路經濟差距點進行分析

鐵路企業所有的經營活動是圍繞自身發展目標來開展的，所以鐵路企業經濟分析應圍繞經營活動“差距點”進行分析。一是圍繞目標計劃差距點分析，如生產經營任務完成與年度目標計劃的差距，財務收支完成預算進度與盈虧動態目標差距等；二是圍繞同行業或其他先進單位的差距作對比分析，如對運輸收入、周轉量、旅客貨物發送量等差距進行對比分析；三是圍繞上級部門對企業經營業績考核的內容，以及工作要求上的差距進行對比分析。通過對比分析，掌握本單位經營狀況所處的位置，找出差距和努力方向，作為下一階段企業奮斗目標并通過努力予以解決，不斷縮小“差距點”，不斷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和管理水平，使企業更具活力。

5結束語

第5篇：現代經濟分析方法范文

經濟學專業：

1、培養目標：

培養具有較為深厚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基礎，熟練地掌握現代經濟分析方法，具有向經濟學相關領域擴展滲透的能力，能在綜合經濟管理部門、政策研究部門、金融機構和企業從事經濟分析、預測、規劃和經濟管理工作的高級管理人才；

2、課程設置：

第6篇：現代經濟分析方法范文

關鍵詞:法經濟學/內涵爭論/主流學派/非主流學派/反思

法經濟學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作為法學與經濟學的交叉學科和前沿學科，法經濟學為研究法律制度和經濟現象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和工具，并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業已成為20世紀后半期以來法學界和經濟學界最重大的學術成果。但是，由于學科立場與研究視角的不同，法經濟學的研究者們并沒有就這一學科的內涵、范圍和研究方法達成一致意見。可以說，法經濟學自從產生之日起就伴隨著爭論、懷疑與批判，在其向全世界傳播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和觀點。正如麥克羅和曼德姆在《經濟學與法律：從波斯納到后現代主義》一書中所指出的：“法經濟學的研究并非是一個一致性的運動，而是不同學術傳統并存的研究過程，其中有些研究具有互補性，有些研究則是競爭性的，或者說，是具有沖突對立性質的。”[1]這其中，關于法經濟學內涵或學科性質的爭論，是自始就存在并直接導致了法經濟主流學派和非主流學派的對立。

一、法經濟學內涵爭論的由來

一般認為，法經濟學是在20世紀法學研究方法變革運動中發展起來的。19世紀的法律研究充斥著嚴重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大陸法系的法學家“主張法學研究的過程，要如同化學分析的方法一樣。通過它，人們可以發現那些并不直接包含在法律淵源中的原則。”[2]學者們將包括經濟理論在內的“社會科學的理論、觀點和材料都因為沒有法的意義而被趕出法學研究之外”。[3]他們“使法學純粹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純粹的法律現象及其意義上。”在普通法系國家，遵循先例原則使法官的判決成為法律的基本內容和主要表現形式。19世紀，美國著名法學家、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克里斯多夫·C·蘭代爾將法律視為隱藏在法律案例后面的原則或教義，法學研究或法學推理的目的就是從法官的判決和對司法的解釋中發現法理。在蘭代爾那里，法學研究的唯一素材和法律發展的唯一動力就是案例判決，其他的文獻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這直接引發了英美法學研究中的教條主義運動。從此，在普通法國家，法學研究或法律活動僅僅成了法官根據三段論從判例中推導出所謂法理或教義來。

對人類的科學發展史的研究表明，法學和經濟學都是隨著科學的發展從古代“諸學一體”的狀態中分化出來，并逐漸發展成為獨立學科的。因此可以說，法學和經濟學本來就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他們的分離本身標志著兩個學科的發展和繁榮。然而隨著發展的深入以及研究者的推波助瀾，最終導致兩個學科從分離走向分立，使得他們的發展進入瓶頸期，難以取得突破。法學的缺陷是抽象的強調正義而忽視效率，經濟學的問題是過分追求效率而犧牲了公平。正如哈耶克所說：“學科專門化所造成的惡劣影響，沒有哪個能比其在兩門最古老的學科即在法學和經濟學中所造成的影響那樣明顯。”現實的困境要求法學和經濟學在各自發展的基礎上重新走向融合，解決單一學科無法解決的法律問題和經濟問題，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法經濟學作為一種交叉學科才應運而生。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美國法學界開始全面批判蘭代爾的教條主義法律思想，并進而引發了法律現實主義運動。學者們意識到法學研究不可能是“法律自治”，而應該運用多學科的綜合力量，在法學研究中向經濟學、社會學、哲學等社會學科借鑒的嘗試不斷出現。同時，隨著凱恩斯主義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失敗，美國的經濟學家們也開始尋求經濟問題的新的解決辦法。1960年，羅納德·科斯教授發表了《社會成本問題》一文，標志著法經濟學的問世。其后，許多經濟學家和法學家都加入進來，為這一理論體系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然而，隨著這一學科的發展，我們驚奇的發現，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法經濟學的內涵或學科性質做出了不同的解釋。以科斯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認為，法經濟學是包含了法律的經濟分析和經濟的法律分析兩個部分的，他強調既應該關注運用經濟學原理研究法律制度，也應該重視運用法學原理分析經濟問題，甚至更重要的是后者。而以波斯納為代表的部分學者卻認為，法經濟學的內涵就是法律的經濟分析，偏重強調經濟分析方法在法學中的應用。這就直接導致法經濟學分化為兩個派別——主流學派和非主流學派。而這一爭議也直接導致了法經濟學發展方向的差異，并可能最終決定法經濟學的發展前景。那么，兩大流派對法經濟學的內涵的理解是如何認識的呢？

二、主流法經濟學派——法律的經濟分析

所謂主流法經濟學派是指以波斯納為代表的主流法經濟學家，他們把“法經濟學”的學科性質界定為“法律的經濟分析”，強調的是運用經濟學的原理分析和解決法律問題。這一學派的代表任務還有尼古拉斯·麥考羅和斯蒂文·曼德姆等。

法經濟學自產生發展至今天，理查德·波斯納法官的貢獻是巨大的，1973年波斯納出版《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運用經濟學的理論解釋法律制度，創立了法經濟學的研究范式，一舉奠定了其在法經濟學領域中的領軍地位。[4]波斯納認為，法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主義方法全面運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學科。[5]具體地說，法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而目主要是運用價格理論(或稱微觀經濟學)，以及運用福利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及其他有關實證和規范方法考察、研究特定社會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結構、過程、效果、效率及未來發展的學科。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僅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則更清楚地顯現出來，而不是改變法律制度”。同時，波斯納認為：“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是法經濟學的內涵”，“正統的法經濟學從來沒有，或者說幾乎沒有野心去改變經濟學”。[6]

從法經濟學發展的歷程來看，波斯納對法經濟學內涵的界定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同，前面述及的主流學派的兩位代表人物麥考羅和曼德姆的觀點都和波斯納相似，他們將法經濟學定義為“運用經濟理論（主要是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理論）來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運作以及法律與法律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學科。另一位學者喬治·麻森大學的查爾斯·羅利教授則將法經濟學定義為“運用經濟理論和數量經濟學的方法檢驗法律和立法制度的形成、結構過程和影響”的學科。[7]

因此可以看出，在主流學派看來，法律的經濟分析是法經濟學的唯一內涵，法律的經濟分析范式是法經濟學的唯一研究范式，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是法經濟學的全部。

三、非主流法經濟學派——經濟、社會、哲學的比較分析

在法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雖然非主流法經濟學派的地位不夠突出，貢獻似乎也沒有主流學派那么大，但是這個學派的觀點是不能忽視的。其實，法經濟學的創始人科斯對法經濟學內涵的理解就和波斯納存在巨大差異。1997年，針對主流學派對法經濟學的片面理解，科斯曾經強調指出：“我所關心的是法律系統的運行對經濟系統運行的影響。不同法律系統對特定的經濟系統的影響有何不同？當采用這種而不是其它法律規則時，對經濟系統又有何不同影響？這才是我對法經濟學感興趣的原因。”而法律的經濟分析“這部分研究現已高度發展，某種程度上，已不再那么令人激動了。”[8]同時，科斯指出，盡管經濟的法律分析具有重要的價值，但是“法律在美國經濟中的作用，也未得到很好的研究。”法律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并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和探討。在這種態勢下，法學和經濟學的互相依托的關系不存在了，法學成為了純粹的受益者，純粹的懇求者，在從經濟學中獲得了有益的營養后，卻未能給與經濟學任何的回報，這種不對稱顯然是不合理和不應該的。這也根本違反了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理論完整性，使得它成為了一個殘缺的理論體系。

此外，非主流法經濟學派的其他學者更進一步的認為，法經濟學甚至不單是包括“法律的經濟分析”和“經濟的法律分析”兩個部分，這一理論應該有更大的價值空間。作為非主流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麥樂怡在其《法與經濟學》一書中就指出，“法經濟學”與“法律的經濟分析”是既有聯系，又有很大區別的學科，應該加以鑒別。他認為，法經濟學的研究，帶有比較性質，注重經濟哲學、政治哲學與法律哲學的相互關系，具有意識形態傾向。相對于法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傾向和比較方法，法律的經濟分析則采用經濟學的方法，用經濟學的術語來作為分析特定社會所實行的法律的理論工具，通過對法律規則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及經濟效率的分析，使我們可以就法律實施的結果得出結論并對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會價值作出評判。法律的經濟分析僅僅采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界定特定社會制度下不同法律規則的效率，而法經濟學的首要目的，則是發現變化中的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怎樣影響特定的價值觀以及原則。這種方法會導致比用有限度的經濟方法分析法律，更見析理和人性。另一位美國法學大師德沃金則認為，法經濟學是研究財富分配和社會公正的科學。

由此可知，非主流法經濟學派把“法經濟學”的內涵界定為“經濟、社會和哲學的比較分析”，偏重強調法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的比較研究和綜合判斷。這顯然提供了一個與主流學派區別很大的新的研究方向，也無疑擴大了法經濟學的研究空間，對于更加充分的發揮這種新理論體系的功能是有決定意義的。

四、法經濟學內涵爭論的原因

法經濟學作為由美國學者開創的一個新理論，正處在蓬勃發展的時期，不但在美國學界很是流行，其影響早已遠渡重洋，在歐洲和其他地區也已經被廣泛接受和開花結果。但是，任何理論并非從一開始就是完美的，事實恰恰相反，它們總是伴隨著爭議和懷疑，這是符合事物的發展規律的。在承認和尊重這種爭議的同時，需要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明確造成這種爭議的原因。法經濟學的內涵爭議，其產生的原因大體如下：

（一）兩個學派學者的學科背景的差異

上已述及，法經濟學這門學科是原生于美國的，四十多年來有多位學者為這一學科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對這些學者尤其是代表性學者的身份背景或者學科背景進行分析，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主流學派的代表一般都是法學家，以法學為自己的學科背景；非主流學派的代表則大都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哲學家，以經濟學、哲學和社會學作為自己的學科背景。例如主流學派的代表波斯納，他于1959年在耶魯大學取得醫學學士學位，然后進入著名的哈佛大學法學院學習，1962年取得取得法律博士學位，畢業后曾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助手，1969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學法學院，1981年被里根總統任命為聯邦第七巡回區上訴法院法官至今。從其履歷可以看出，波斯納的學術成果是與其一貫的法學教育和實踐背景分不開的，可以說他是一個成功的法學理論和實踐家。此外尼古拉斯·麥考羅是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的法學教授，羅伯特·考特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法學教授等。非主流學派的代表羅納德·科斯則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他于1951年在倫敦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先后在布法羅大學、弗吉尼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其一生主要致力于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學術背景帶有典型的經濟學烙印。非主流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羅賓·保羅·麥樂怡雖然先后在伊利諾伊大學、印第安那大學和塞洛庫斯大學法學院擔任法學教授，也接受過專門法律教育，但是他的第一學位卻恰恰是經濟學；而著名法學家羅納德·德沃金在從事法學學習和研究前接受過系統的哲學教育。

不同的身份背景或者學科背景造成了他們對法經濟學內涵的不同理解和定義。這個理由看似表面甚至片面，然而這很可能是造成學派差異的最直接原因，是符合規律和不能簡單否定的。

（二）理論基礎的差異

學科背景的差異決定于理論基礎的差異，人是有思維定式的，尤其在當代的教育模式下，不同的學科教育經歷決定了不同的理論歸依，而這個理論歸依正是開展研究的基點。考察波斯納的經歷可以發現，他是一個典型的法學家，對法律制度和法學研究有著濃厚的興趣，在長期的法學教學和法官實踐中，他一直堅持把法學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主張把經濟學的理論作為分析和研究法律的工具和手段，對經濟學的問題則并不關心。非主流學派的學者們則認為，法學與經濟學的關系是互動的，法經濟學應該定位于“經濟、社會、哲學等的比較分析”，強調經濟學、法學和哲學的綜合運用。[9]由此可見，兩個學派的理論根基是存在明顯差異的。

（三）關注視角的差異

站在不同的理論陣營里的學者們，雖然都以法經濟學作為開展研究的工具，但是他們關注的視角是有區別的。主流法經濟學派關注的是如何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法律現象、探尋法律制定和運行的經濟學根源，發現指導立法和司法實踐的經濟學規律，最終的目的是不斷提高法律的效率。而非主流學派關注的則是如何發現法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等學科的內在聯系。他們主張掙脫“法律的經濟分析”這種狹窄的分析框架，既強調用經濟學的理論去分析法律，也注重用法學的理論去分析經濟，并且要參考社會學、哲學的理論成果。他們將更多意識形態的內容納入到法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中，力圖發展出一種新的思考法學和經濟學的方法，其關注的視角無疑是更為廣闊的。

五、法經濟學內涵爭論的反思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主流的“法經濟學”是從法學與經濟學互動的視角研究社會的重要學科，同時也是一種綜合考察經濟發展和民主法治建設的重要方法論。它將法律制度作為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加以理論詮釋，主要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如微觀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博弈論等)來研究法律制度形成、結構、過程、效果、效率、發展趨勢，其討論問題的出發點是基于法律問題和法學研究的現實需要，方法及手段是經濟分析方法和經濟學，分析解決問題的最終歸宿和落腳點是法律和法學。即：法學——經濟學——法學。[10]而且我們認為，首先應分析法律制度變遷對經濟運行的影響，確定法律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肯定法律制度對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進而在此基礎上應用經濟學原理分析法律制度的形成、結構和成本收益等。

但從根本上講，法經濟學理論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創造性過程。也許是科際整合的秉性使然，法經濟學不但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寶庫中搜求一切有用的養分，深入展開對法律的部門法和法律規范的分析，而且以一種更高的解決問題的姿態將法學、社會學、經濟學乃至于哲學結合起來，探究法律權利、法律價值、制度效率、司法正義等最基本的法理問題。因此，非主流的“法經濟學”涵蓋了一切對社會中法律和經濟之間關系的研究，不僅要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而且要對經濟進行法律分析；不僅要分析法律系統的運行對經濟系統運行的影響，而目要注重分析經濟系統的運作對法律的影響。

作為新興的理論學科，法經濟學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正如科斯在1988年所指出的：“在法經濟學這一新的領域里，人們將面臨艱巨的任務。經濟制度和法律的關系極為復雜。法律的變化對經濟制度的運行和經濟政策具體表現產生的許多效應，我們還一無所知。……在我們面前，是那遙遠、艱難而又值得試探的旅途。”[11]

注釋:

[1]（美）尼古拉斯·麥考羅、斯蒂文·曼德姆著，吳曉露譯：《經濟學與法律——從波斯納到后現代主義》，法律出版社，2005，中文版序言第19頁。

[2](美)約翰·亨利·梅利曼：《大陸法系》，顧配東、祿正平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頁。

[3](美)約翰·亨利·梅利曼：《大陸法系》，顧配東、祿正平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頁。

[4]魏建：《法經濟學：效率對正義的替代及其批評》，《甘肅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第73頁。

[5]轉引自杜莉、高振勇：《法經濟學釋義及其辨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5月第46卷第3期，第60頁。

[6]理查德·A·波斯納,1997：《法律的經濟分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7]轉引自秦海：《法與經濟學的起源與方法論》，《比較》，2003年第5期。

[8](美)道格拉斯·貝克爾：《法經濟學的展望與未來》，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3年第4期。

[9]杜莉、高振勇：《法經濟學釋義及其辨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5月第46卷第3期，第60頁。

第7篇：現代經濟分析方法范文

[關鍵詞]農業經濟 網絡化 互聯網 農民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4）45-0315-01

一、互聯網對我國農業的影響

1、促進我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

一般來說，農產品的生長周期較長，市場對農產品的需求又是瞬息萬變的，所以要以市場為導向，對農副產品的結構合理安排，保持與市場需求一致。利用互聯網的信息，找準市場，對生產做出正確的決策。過去，我國農民增產不增收，其根本原因是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利用互聯網在生產和市場需求之間構筑一條信息通道，充分利用網絡的信息資源，讓農民掌握足夠的市場信息，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

2、減少了農業生產與銷售的中間環節，提高經濟效益

農民在購買生產資料或銷售農產品之前，可以通過互聯網在廣泛的區域內找到較多的供應商或客戶，再通過選擇理想的價格和方便的交通運輸等有利條件來決定生產資料的購買或農產品的銷售。此外，運用互聯網既可以縮短買賣雙方的距離，又可以加快農產品的流通速度，提高了農業經濟效益。

3、有利于政府對農業的決策和指導

我國農業生產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政府的指導，很多舉措均為政府決策，如：有機食品、無公害農業、菜籃子工程等。各級政府對農業決策的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提高，因此政府的決策必須建立在全面、正確的信息基礎之上。各級政府利用互聯網全面掌握各種農業信息，對本地區農業的發展做出正確的決策。另一方面，各級政府也要以網絡系統做支撐有效指導農業，為農民提供大量政策措施的信息，宏觀經濟分析和預測情況及農產品貸款和稅收政策等信息，正確引導農業發展。

二、農業經濟網絡化發展的必然性

1、運用網絡技術是傳統農業發展為知識型農業的必然要求

知識型農業不同于傳統資源型農業，它是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依靠科技和高新技術來改造傳統農業，進而推動農業化建設。從當前的情況看，有很多發達國家已經先后進入了以知識經濟為依托的發展階段，應用現代信息技術成為了知識型農業的重要特征。相對比而言，我國的農業仍是以資源型農業為主，在農業生產中運用信息技術的程度較低。所以，必須要大力發展網絡技術，通過提高農業信息化水平實現傳統資源型農業轉化為知識型農業。

2、運用網絡技術降低農產品市場的交易風險、增加農民收入

由于農產品的生產周期較長，產品的市場信息又是瞬息萬變的，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在決策該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時往往會存在著盲目性和滯后性，由此使農產品的生產和交易充滿了風險。近年來，農民增產不增收的情況普遍存在，該問題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與技術信息、供求信息的匱乏有關。運用網絡技術能促使市場交易雙方直接聯系，這就能減少流通環節，同時也使交易程序更為簡單化。掌握了真實、準確的交易信息，便可以有效減少生產的盲目性和滯后性，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

3、運用網絡技術是提高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必然途徑

網絡時代的到來，給農業領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尤其是面臨發達國家農業網絡經濟迅猛發展這一事實，讓我國不得不采取有效對策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現代經濟中，網絡已經成為傳遞信息的一個重要手段和工具，因此，掌握了網絡，也就能掌握最新、最重要的信息，那么在生產和交換的過程中就獲得了主動權。當前各國農產品交易采取的重要方式就是網上交易，誰擁有最先進的網絡信息技術和手段，誰就有資格成為國際貿易的伙伴，也就能參與到國際市場競爭中。

4、運用網絡技術是加快農業科技人才培養的有效手段

農業經濟發展中會遇到很多問題，為使這些問題得以解決，就要依靠科技，而運用科技的關鍵在于人才。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不高，很多農業科技成果都無法推廣，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批高素質、懂技術、會指導的骨干技術人才。所以，利用網絡，可以廣泛、快捷地傳播農業技術、科普知識，培養農業科技人才。這些人才再對農業技術和科普知識進一步推廣、普及，由此全面提高農民的科技素質，使得很多常見的農業生產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三、網絡管理下的農業經濟發展的要點

1、網絡信息管理視角下開展農業經濟分析的要點

（1）轉變分析的思維模式

傳統的農業經濟分析中，分析一般是圍繞著當前農業經濟發展的現狀倒推導致問題出現的原因，之后再分析，進而得出解決問題的結論。采用這一模式進行分析，一般比較適合開展理論研究，效果也比較顯著。但是農業經濟分析是比較注重實效的數據分析，農業經濟分析的結論將會直接作用于農業經濟發展的實際當中。由此也出現了一個問題――分析的結論都是根據現實情況倒推的原因得出的，盡管解決深層次原因的效果比較明顯，但是對現階段農業經濟現實問題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而在網絡信息資源管理視角下所開展的農業經濟分析，就是要改變這種思維模式，通過多種渠道解決當前農業發展階段的實際問題。

（2）轉變分析的立場

傳統的農業經濟分析一般是根據自己的主觀學識能力和水平對農業經濟的發展狀況進行分析和總結，再經過自己的理解和認知，在此基礎上對相關問題的分析給出結論性的建議。這種分析是人的主觀思維立場上進行的，因分析人員自身的分析能力和水平有限，很難保證研究的準確性。而網絡信息資源管理注重的不是網絡信息資源管理者自己的主觀認識，而是信息的真實性、客觀性。只有確保了信息的真實性、客觀性，才能保證信息的使用價值。所以網絡信息資源管理視角下的農業經濟分析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分析和研究都建立在真實信息的基礎上，用事實解決問題，根據所得數據找到解決方法。

2、網絡信息資源管理視角下開展農業經濟分析的具體方法

（1）均衡分析法

均衡分析法主要是指對農業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當某一變量發生改變，農業經濟發展數據就將順應發生改變，直到農業經濟發展數據與相應變量的數據再一次達到均衡狀態為止的經濟現象展開有針對性的實證分析的一種分析方法。大量的農業經濟發展數據顯示，地農業經濟發展要被某一種變量控制，當這一變量和農業經濟發展水平持平時，改變其他的農業經濟發展條件也無法對農業經濟的發展情況產生影響時，便可以將這種變量作為影響農業經濟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從而找到促進地方農業經濟發展的行之有效方法。

（2）動態分析法

動態分析法是對一段時間內農業經濟的變動過程進行分析，并將整個變動過程中出現的變量與農業經濟發展總量之間的影響和制約關系，以及這些變量在某一個具體的時間點上對農業經濟發展產生的實際影響進行系統分析的方法。運用這種分析法可以對農業經濟發展數據的分析和梳理，發現農業經濟發展的一些規律性變化特點，研究對象選取代表性的某一段時間，找到農業經濟中的主要影響因素，正確判斷出農業發展的趨勢。

參考文獻

第8篇：現代經濟分析方法范文

(一)計量經濟學教學次優理論分析

本研究的目標定位為:以現有的多媒體教學手段為背景，研究針對非計量經濟學理論專業學生的教學目的及其規律，最終在教學內容比重和方法上提出相應的建議。研究的思路遵循經濟理論中的“次優理論”，主要內容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對計量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從方法論上進行整理，重點在于區分計量經濟學邏輯框架中的原理部分和應用部分，并主要以例證的方式論證理論應用和理論原理的發展采取專業化與分工形式更具有效率;第二部分將采用實證方法分析非計量經濟理論專業研究人員應用計量經濟學進行分析所需要的基本知識和方法論知識，調查具備計量分析能力學生和研究人員相關知識獲得的方式;第三部分在前面兩部分研究結論的基礎上，基于“次優”思路，對現行計量經濟學教學的內容和方法進行調整，提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教學思路。研究的主要觀點是:當“最優”的某些條件不具備時，其他條件同樣必須按照“次優”標準取值，而不能繼續采取“最優”結果所要求的標準，否則效率會更差。計量經濟學教學中同樣存在這個問題。

(二)計量經濟學教學次優原理

當學生不可能在一定的學時內完全掌握基本原理并熟練應用時，應該以應用能力為基本目標，對以數學推導為主要內容的基本原理做語言介紹。換個角度講就是將計量分析能力獲取的真正方式(即模仿實際案例)引入到教學中，使其更有效率。

二、實證分析:本科計量經濟學教學策略

(一)教學目標的設定關于計量經濟學教學目標的設定

通常會有理論和應用之爭。任何一門學科，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在充分理解原理的來龍去脈基礎上熟練運用并進行發展。但是，理論的證明和發展往往需要堅實的理論根基，研究者個體需要很長時間的專門訓練。在現代科學高度分工化的背景下，科學理論的發展和應用已經有著明確的分工。計量經濟學更是如此，對于本科經濟學專業學生來講，其學科基礎結構以及學時有限，不可能進行大量的理論學習。因此，應該以熟練的應用為首要目標。盡管從邏輯結構來看，現代科學理論都是在基本原理正確的情況下才可以正常使用，即原理是應用的基礎，但從人類認知的一般規律來看，熟練的認知和運用對于學習和掌握一套理論工具的原理更有幫助，反過來卻更為困難一些。因此，在本科階段，經濟學專業學生應該在操作層次上掌握計量分析的基本方法，在思想層次上了解計量經濟學的原理。

(二)教學內容的選擇及優劣排序

就邏輯結構而言，計量經濟學課程可以分為基本方法、軟件應用、經濟學原理、數理統計原理等基本部分。為了達到按照次優原理制定的教學目標，必須對上述學習和教學當中的內容進行選擇和排序。計量經濟分析對計算工具的依賴性很強，在某種程度上，計量經濟學的產生及其發展都依賴于計算方法和技術的進步。現代計算機的產生與升級，使得計量經濟分析基本上采取各種專業軟件完成，比如AMOS，AUTOBOX，DATADESK，SPSS，EVIEWS，MATLAB，GAUSS，STATVIEW等。因此，計量經濟學的教學和學習必須依賴其中一種軟件進行。國內大部分教科書都以EVIEWS作為演示邏輯過程的軟件，其界面操作是教學過程必須包括的內容。但是，利用軟件操作的計量經濟分析過程的基本框架是建立在計量經濟分析基本方法之上的。無論是經典還是現代計量經濟學，基本的計算步驟都包括回歸方法、統計檢驗、計量檢驗及修正四部分。因此，基本方法的教學應該是首要的內容，依據它進行軟件的應用，一方面練習基本步驟，另一方面掌握分析的基本技能。計量經濟學不是統計學，因此上述兩方面的純技術內容需要在經濟學原理的規定下實施。任何參數都要符合經濟學原理和常識。與此同時，經濟學原理的學習可以通過其他專業課程進行教學，參數的經濟學意義可以通過很短時間的介紹使學生掌握。因此，經濟原理需要放在前面兩項內容之后，學生可以在更高層次的計量經濟學課程進行學習。數理統計原理是整個計量經濟學的基礎性“技術基礎”，進行復雜計量經濟分析以及計量經濟學理論研究必須熟練掌握這部分內容。在本科階段，沒有必要進行全面嚴格的數理統計知識訓練。計量經濟學現行教學方式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對于上述內容沒有做出恰當的選擇和排序，而是按照盡量滿足“最優條件”的方式，對于數理統計原理過于強調，往往放在教學最重要的位置。結果在每一個階段學生都不能掌握基本的內容，往往是重復學習基本方法、軟件應用等，效果很差。因此，對于上述內容必須按照“次優原理”做出排序，并在不同階段選擇教學重點。基本的排序應該是，首先是基本方法，務必使學生能熟記(例如各種條件、參數范圍等)，其次是軟件的應用，接下來依次是經濟學原理和數理統計原理。本科階段一定要解決基本方法和軟件的使用問題，避免重復學習。

(三)教學方法和其他經管類課程類似

計量經濟學的教學分為理論講授、實驗和課程論文三個部分。理論講授應該著重解決分析方法的問題，以介紹的方式使學生了解計量經濟分析的數理統計原理;實驗對應軟件的應用，通過大量的軟件操作和結果分析，使學生對于實際的分析步驟能夠熟練進行;課程論文則對應經濟學原理部分，通過對實際經濟現象的數量分析，訓練學生針對具體經濟現象建立計量經濟模型，具有對計量結果進行經濟學解釋的能力。課程階段的時間有限，應該以學生掌握工具使用為目標，至于其經濟學內涵以及分析技巧，應該放在學生自身的學習和研究計劃之中安排。因此，課程階段內的教學方法應該以前兩者為主，課程論文方式可以放在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設計)階段實施。

(四)教學手段計算機技術的進步

使得多媒體和案例教學已經成為目前經濟學課程教學的基本手段。在計量經濟學教學當中，應該更有針對性地使內容與教學手段對應。計量經濟學中存在不少數學推導，例題演示，講解時需要大量的數據及其處理的演示。如果采取原始的黑板書寫，則必然浪費課堂時間，因而多媒體教學應該在計量經濟學中大力推廣。另一方面，多媒體教學由于省略了實際的操作過程，盡管有利于教師提高邏輯推進速度，但也增加了學生思維的強度和負擔，導致學生無法及時理解教學內容，減弱學生對課堂學習內容的印象。因此，多媒體教學更適宜介紹性的內容，比如上述數理統計原理等。案例教學被很多學者作為提高計量經濟學教學中學生興趣的重要方式，這一點無可厚非。但是本科階段計量經濟學的首要任務是分析手段的掌握，而不是分析技巧的培養。因此，案例教學的中心應該放在分析過程，而不是建模和經濟分析階段———盡管這兩者在引起學生學習興趣方面效果突出。

三、結論

第9篇：現代經濟分析方法范文

關鍵詞:控規，經濟分析， 金竹新城

中圖分類號：F71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 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日益加快，控規在城市規劃實施與管理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此外，隨著城鄉規劃法的施行，控規的法律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與此同時，修改控規的法定程序開始越發復雜，實施起來更加困難。因此本文以增城市金竹新城控制性詳細規劃為例，以經濟分析的方法來嘗試完善規劃編制技術和方法，增強控規編制的合理性和可實施性。

2 經濟分析的作用

目前，國內控規編制的技術方法相對成熟， 但關于經濟性分析的研究較少。本人經過多年的實踐，認為經濟分析在控規中可以達到以下作用：

（1）通過對土地開發經濟利益的合理控制來保證公共利益

開發商的經濟利益與社會公眾利益之間的矛盾是市場經濟體系下規劃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控規主要是對一定范圍內的土地利用性質、土地開發強度、建筑限高等作出各種限制，使得土地使用者不能隨心所欲的任意開發。所以，控規對于開發商和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都有著重要影響，而經濟分析則體現了土地市場價格運作規律，使得規劃更合理，也平衡了兩者的利益。

（2）運用經濟手段， 增強規劃的可實施性

利用經濟分析的方法，可以使得土地管理更為靈活。也就是增加規劃的靈活性和用地的兼容性，通過使用土地的各方談判和討價還價，最終既增加了公共福利、保障了公共利益，也滿足開發商的經濟利益，達到雙贏的效果。

例如， 控規中已規定了該地塊的寫字樓限高，但如果開發商愿意建設一些公共活動空間( 如小廣場、小公園等) ，可以適當允許其增加寫字樓的高度。增加了開發強度，開展商獲得了經濟利益，但同時市民也獲得了更多活動空間，城市環境得到了改善。

（3）有利于土地管理和公共資本投資同步協調運作

政府能有效地通過控制土地出讓總量來調控城市開發，以形成政府的有效調控機制。公共資金投向公共服務設施或市政基礎設施，可以引導土地市場向健康、符合城市整體利益的方向發展。

3 經濟分析在控規中的應用——廣州增城金竹新城控規中容積率的確定

容積率作為控制性詳細規劃中最重要的控制指標，成為規劃方案制定過程中認真考慮的核心問題之一，本文試著從用地策劃的角度進行經濟分析，得出較為合理的容積率數值，為規劃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

3.1 功能定位

根據金竹新城的現狀區位條件和市場調研結果，規劃擬定的發展功能主要如下：

1）高尚居住：調查顯示，荔城目前住宅交易旺盛，且價格穩步上升，其中大型的帶花園的小區樓盤的銷售價格要比其他單體樓、小盤高1000～2000 元/平方米，尤其以別墅最為緊俏。

2）社區商業：根據市場調查，荔城約可以容納10 萬平方米的大型商業面積，但目前掛荔廣場商業容量尚未飽和，因此金竹新城早期開發不宜建大面積商業。未來隨周邊大型樓盤的增多，加上本區的房地產業，服務人群逐步增多，發展超市、綜合商場、步行街等社區商業，與中心公園構成新的服務中心。

3）休閑娛樂：結合荔枝山、圖書館，在周邊增加文化（博物館）、休閑娛樂和餐飲等功能，形成片區休閑娛樂區，把市級核心區（增城文化廣場）的休閑文化功能延續到社區商業中心。

4）商務辦公：利用增城廣場周邊文化會展中心的氛圍，在荔景大道沿線地區建設賓館和商務辦公樓，為會展、金融服務提供配套空間。

3.2 方案指標控制測算

規劃基于經濟分析測算用地的可建設規模，并結合本區城市規劃的要求擬定容積率。

府前路以南主要是金星村的用地，該片區用地開發強度按城中村改造的相關模式確定。本文主要是針對北側政府可控、可產生經濟收益的土地來測算。

府前路以北地塊中，預期近期能掌控在政府手中的用地約75.95 公頃（1139.2 畝），可用于先期開發，這也是能產生收益的主要地塊，其余地塊由于涉及到拆遷補償量很大及一些不能預見性因素，難以產生效益。因此，政府的財務平衡在近期掌控用地中得到保障為最優選擇。

基于以上判斷，規劃按第一階段能使用的地塊面積，把可以預見的整個金竹新城的政府公共投入成本都計入第一階段的開發成本中進行財務分析，測算第一期應該拍賣多少容積率和樓面地價才能達到財務平衡，作為取定北片容積率的基準。

（1）可用的用地

根據本次規劃方案，近期政府可以掌控的用地有75.95公頃，把可拍賣用地劃分為四塊：A、B、C、D（見下圖）。

（2）整合開發成本

根據調查和本規劃方案，政府開發金竹新城需支出的成本包括土地取得費、土地開發費及其他相關費用等。按支付的先后順序具體情況如下表：

（3）平衡總成本需要的建設規模及出讓價格

規劃采用假設開發法進行分析：假設出讓A+B+C地塊，基于開發商一般盈利水和政府財務平衡條件下的測算

假設前提

假設分三期進行開發，每期開發的建筑平均；

根據市場一般情況，假設開發商的毛利潤住宅為30%，商住為35%，商業為40%；其中住宅銷售價格第一階段均價為5000元/平方米，第二階段為6000元/平方米，第三階段為6050元/平方米；第一階段商業首層取12000元/平方米，其他為5000元/平方米；以后每一階段比前一階段增長10%；

假設土地拍賣收入等于金竹新城開發政府的公共投資成本：11.11億元；

假設金竹新城此項目采用大地塊模式進行土地出讓，即只出讓給一個大的發展商，由其統一進行發展建設；

假設A、B、C地塊納入拍賣范圍，可拍賣凈用地為38.86公頃；

假設住宅的空置率10%，首層商鋪的空置率為10%，二層以上商鋪（業）的空置率為30%；

主要結論

① 預期開發商毛利潤為10.51億元，凈利潤為6.17億元；

② 預期拍賣地價11.53億元，達到政府財務平衡；

③ 容積率為2.12，樓面地價位1400元/平方米，建筑總量82.38萬。

3.3北片建筑規模和開發強度建議

規劃擬定北片的地塊開發指標的基準和設定開發條件為：

北片平均凈容積率不低于2.0，尤其A+B+C地塊平均凈容積率應在2.1左右；

建議金竹新城首期項目按照大地塊模式開發；

土地拍賣平均樓面地價約1400元/平方米；

拍賣范圍內的市政公建配套由開發商統一建設，公益性的公建配套設施無償移交政府管理，半市場性的（停車場、體育場等）由開發商經營。A+B+C地塊扣除上述設施的配建成本約10000萬，拍賣保護價為11億元。

4 結論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變，城市規劃也逐漸由控制城市建設向平衡權益轉變。控規作為調控城市土地開發的重要公共政策，應加強控制指標的科學性、合理性，因而經濟分析則成為控規各項控制指標合理確定的基礎。本文僅以金竹新城控規中容積率的確定為例進行了分析，并在實踐中給予驗證和深化；案例中也存在較多的不足，但我們可以以此為起點，不斷完善控制性詳細規劃編制技術與方法，增強控規的合理性和可實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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