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鄰失業金的條件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鄰失業金的條件范文

近幾年，我市勞動保障事業發展迅速。1997年，嘉興市被列為全國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城市，我們抓住機遇，深化國有、城鎮集體企業改革，推進下崗職工再就業，到2001年，實現了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并軌。*年以來，大力實施中央確定的積極就業政策，先后有9萬多名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實現了再就業，體制轉軌遺留的下崗失業問題已基本解決；對涉農就業政策進行全面清理，相繼取消了企業使用農村和外來勞動力的歧視性政策，取消了使用農村和外來勞動力的各種收費，取消了《農村和外來勞動力務工證》的辦理，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逐步形成。*年，我市根據城鄉一體化發展綱要，全面啟動城鄉就業一體化，并被省勞動保障廳批準為浙江省城鄉統籌就業試點地區。市政府下發了《關于全面推進城鄉就業一體化的若干意見》，確定了城鄉就業的政策措施、招聘市場、服務制度、用工管理、社保體系的"五個統一"的目標和工作措施，建立工作責任制。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取得了明顯進展。

(一)統籌城鄉就業的體制、機制已初步形成。加快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強化了鎮(鄉)政府勞動和社會保障管理職能。按照資源整合、重心下移的原則，建設鄉鎮、村社會事業(勞動保障)工作平臺。將農村勞動力納入統一管理范圍，*年下半年，對全市150萬名本地戶籍的農村勞動力和27萬名被征地農民就業狀況進行全面調查，建立了農村勞動力和被征地農民就業狀況數據庫。依托街道(鄉鎮)、社區(村)基層工作平臺，開展創建充分就業社區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先進村活動，初步形成了城鄉聯動的促進就業長效機制。

實施了勞動力市場提升檔次、整合功能、調整布局工作。加大投入，重建、改建市、縣(市、區)人力資源市場，進一步改善設施和環境；克服體制障礙，整合部門資源，拓展功能，集本地與外地、城鎮與農村、勞動力招聘與人才交流于一體；建設中心城鎮市場或設置人力資源招聘交流場所；整合13個部門功能資源，建設公共事務信息系統。市區投資近4000萬元易地重建了市人力資源中心市場，業務流程實現全程信息化，可為所有用人單位和所有勞動者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人力資源交流服務，方便了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繁榮了市場。因為天天都有招聘活動，老百姓稱市人力資源中心市場為"不落幕的招聘會"，發揮了較好的示范效應。以市人力資源中心市場為龍頭，縣(市、區)市場為骨干、中心鎮市場為基礎的布局合理、設施完善、覆蓋城鄉的人力資源市場體系建設正在穩步推進。

(二)大力實施教育培訓與就業相銜接的百萬農村勞動力素質工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提速。統籌整合教育培訓資源，動員和鼓勵各類教育培訓機構、企業、專業經濟合作組織等參與勞動力素質培訓，建設了一批布局合理、功能配套的區域性培訓中心，構建起縣(市、區)、鎮(街道)、村三級培訓網絡。各級政府進一步加大資金投入，僅*、*兩年，全市各級投入培訓資金就達7787．96萬元，培訓農民42萬人，其中農業專業技能培訓13．83萬人，二三產技能培訓25．7l萬人。大力開展就業服務，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從事第一產業人員占全市農村勞動力的比重已下降到22％。被征地農民辦理《再就業優惠證》，享受除稅收以外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全部再就業扶持政策，被征地農民75％以上已實現轉移就業。

(三)對多層次、覆蓋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進行了積極探索。全面推行"土地換保障"的被征地農民安置辦法，基本實現應保盡保；建立了全市統一的被征地農民養老基本生活保障金增長機制；為征地制度改革前采用一次性經濟補償安置的被征地農民建立了養老生活補助辦法。至*年底，全市27．4萬名被征地農民中有18．1萬人建立了基本生活保障或基本養老保險，其中7萬名被征地農民已開始領取養老保障金，月人均水平達420。

為提高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參保積極性，先后建立了低標準繳費、低標準享受養老保險辦法和醫療保險辦法。

在全省率先推出普及型城鄉居民合作醫療保險，*年全市有217萬名農民，10．05萬名城鎮居民參加城鄉居民合作醫療，參保率達到90．8％。

建立了以納稅戶為依據、單位工資總額為基數的社會保險"五費"地稅統一征繳機制，實現了社會保險的單位全覆蓋并正努力實現職工全覆蓋。

第2篇：鄰失業金的條件范文

貨幣合作的背景

人民幣與港幣的貨幣合作不僅服從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也來自當今世界區域經濟貨幣合作所帶來的現實挑戰。從合作的背景看，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歐元的示范效應。歐元的成功啟動，無疑是當今國際貨幣合作領域的創舉。多個國家使用單一貨幣給各成員國帶來的經濟利益在實踐中得到印證。一是內部統一的貨幣政策和明確的維持物價目標穩定了歐元區內的通貨膨脹預期，市場利率下降到了歷史最低水平，很好的改善了區內的融資環境，提升了整體經濟信用水平。二是減少了歐元區內貨幣匯率變動帶來的風險，降低了貿易和投資等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三是由于匯率和貨幣的一體化，擴大了貨幣規模，抵御風險的能力大大增強。而且，由于取消了貨幣兌換，歐元區內貨幣和資本流動的交易費用大大降低，促進了資本等要素的快速流動。在外部環境中，由于美國經濟和政策等情況的變化，美元不再成為強勢貨幣，歐元對美元匯價的屢創新高更是加大了成功歐元的示范效應。目前，歐盟成員國已經擴大到25個國家，歐元區的成員國還將呈擴大趨勢。貨幣合作帶來的收益不得不讓我們重新評估貨幣合作問題。

2.我國的區域經濟貨幣合作加快。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區域經濟合作的迅猛發展同樣引人關注。我國一直熱心于區域經濟合作，目前進展最快的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已于2002年年底生效，中國與原東盟6國于2010年建成自由貿易區，東盟新成員則到2015年加入到自由貿易區中。正在發展的還有10+3機制和東亞自由貿易區，多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等。而原為政治需要建立的上海合作組織，也把關注的問題擴展到經濟合作領域，中國為此承諾撥貸9億美元啟動經濟合作。與此同時，清邁倡議、10億美元的亞洲債券基金的運作已經步人新的發展階段，標志著東亞金融合作向深度發展。為了爭取區域合作的更高收益，我國通過壯大貨幣體系的規模，增強貨幣的穩定性非常關鍵。

3.香港主動加人國內區域經濟合作。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香港的經濟也歷經考驗。由于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內地)加人WTO的需要，經濟管制己基本解除，香港在大陸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地位發生了很大變化，香港經濟中自身的一些問題得以暴露。而大陸經濟的一枝獨秀，給香港經濟的再次騰飛提供了機遇。“引進大陸專才計劃”、“香港自由行”、《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英文簡稱CEPA).、參加9+2區域合作(由廣東省等9個內地省份和澳門、香港兩特別行政區參加)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出，很好的促進了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的融合。這種融合，加速了兩地貨幣合作的進程。

貨幣合作的條件判斷

國際貨幣合作的形式有很多種，按照貨幣合作程度的高低可分為三個層次:匯率聯盟、貨幣一體化和貨幣單一化。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已經驗證了固定匯率、自主的貨幣政策、受到控制的資本流動二個政策目標在一個獨立的經濟體內不可能同時獲得，選擇貨幣合作主要是為了突破這一兩難困境。但匯率聯盟常常因為參加合作的成員采取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出現匯率變動，這種合作形式實際上難以真正實現匯率的固定。貨幣單一化是貨幣合作的最高程度，目前僅有歐元區成功啟動。因此我們不妨以貨幣合作的中間形式貨幣一體化來分析人民幣和港幣的合作問題。

貨幣一體化一般稱為通貨區。其主要內容是匯率固定、貨幣自由兌換、金融市場一體化、共同的貨幣政策。根據凱恩斯貨幣市場均衡理論:名義貨幣供給與名義貨幣需求相等，才能實現貨幣市場的均衡。匯率的固定前提是要確定兩地的均衡利率，而利率的確定，主要考慮的指標就是通脹率、失業率、GDP增長率。我們對兩個經濟體這三個主要指標作一簡單分析。由于內地經濟的規模是一個逐步擴張的過程，因此，內地經濟對香港經濟的影響也是一個逐步擴大的過程，雖然判斷數據的趨勢需要積累較長期的數據來分析，但內地經濟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卻是近些年的數據更有說服力。

從消費物價指數來看，兩地變化趨勢非常接近，這與香港與內地接近，消費物品主要由內地提供情況相符。而由于內地二元經濟特征非常明顯，大量的隱性失業現象難以統計，內地的失業率較難準確獲得。但我們不難推定，隨著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的融合，勞動要素的流動將更加便利，兩地失業率變化情況將基本趨同。

從GDP增長率來看，兩地經濟周期不盡相同，這也說明香港經濟受世界經濟周期的影響更大，而內地經濟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在2002年以后得以加強，有理由相信香港經濟的表現將更加趨向于內地。

從建立歐元區的條件來看，兩地建立通貨區還有許多與之相似條件:一是地理環境相鄰;二是目前匯率制度一致，均實行盯住美元制度;三是兩地經濟規模相加后在世界卜舉足輕重;四是兩地產品差別化程度較高，有利于區域內分工;五是產業一體化程度較高，實行通貨有助于降低費用。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有著突出的政治優勢，兩地雖然分屬兩制，但仍在一國框架，這一有利條件在世界上唯兩地所有。我們知道，在當今區域經濟貨幣合作的主要推動力來看，政府的作用無可替代。

但根據上述通貨區的主要內容，兩地也有許多條件并不具備。從宏觀上看，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內地的市場經濟地位尚未被所有國家確認，經濟運作的基礎、調控的手段、管理的要求等尚有較大的差異;香港雖規模不如內地，但人均水平等質量指標遠高于內地，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不同;人民幣尚不是自由兌換貨幣，內地銀行體系尚存在諸多問題等。從微觀上看，勞動要素的自由流動很難在現實中實現，資本要素的自由流動等也不是短時間內能夠解決的。特別是人民幣自由兌換尚無明確時間表，港幣的作用并非人民幣可以完全替代。在通貨區的四個內容中只能部分的實現。

當前貨幣合作的政策安排

雖然我們從理論上看，兩地建立通貨區已具備了一些條件，且在實踐上也符合一些基礎條件，畢竟通貨區的成立較為復雜，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可能也是長期復雜的。我們在推進兩地貨幣合作中，還要充分發揮港幣的作用，近期應主要做好以下基礎工作:

一是加強經貿一體化建設。取消兩地各項經貿壁壘，降低交易費用，促進兩地經貿的更大融合，經濟體的各項指標應逐步趨同。

二是加強貨幣政策的協調。1937年，中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有力地支持了港幣匯率體系，堪稱兩地貨幣合作的典范。目前，香港是內地的第四大貿易伙伴，內地是香港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加強兩地貨幣政策的協調，無疑有利于兩地經濟的共同發展。

第3篇：鄰失業金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地方債；財政能力；財政赤字；預算軟約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17（03）-0095-07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債務規模是影響債務經濟效應的重要方面。近年來我國的政府債務規模迅速增長，尤其是地方債規模急劇擴張引發了政府與學界的高度關注。出于對中國地方政府債務急速擴張和風險上升的擔憂，國際評級機構惠譽（香港）和穆迪自2013年相繼降低了對中國長期本幣信用評級和信用評級。2016年6月1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中國地方債務風險也發出了嚴厲的警示。隨之，我國地方債規模迅速擴張的成因成為研究地方債問題的焦點。對地方債規模增長的解釋，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財政分權和經濟發展模式上。

從財政分權視角分析地方債規模存在兩種相反的意見。一種觀點認為，如果財政赤字由地方債務融資解決，在地方政府強烈的機會主義傾向下，通過“公共池”攫取財政資源，將導致過度支出和債務膨脹。從相反的觀點來看，Qian和Roland認為，財政分權能迫使地方政府參與財政競爭，提高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效率，降低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在我國，分權約束地方舉債的觀點似乎沒有得到證實，相反，眾多學者研究了分稅制對地方政府舉債的正向影響。郭琳和樊麗明，賈康和白景明認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財權重心上移、事權重心下旱那榭霾歡锨炕，造成地方財政的支出壓力，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負債維持運轉。這種解釋尤其在說明2005年之前地方政府債務被動形成和縣鄉財政體制困難的研究中較為流行。近期的研究，如邱櫟樺和伏潤民對中國西部D省的縣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為分權體制影響債務規模提供了新的證據。龐保慶和陳碩基于地級市數據的研究同樣發現，各地區債務規模受到其財政缺口的顯著影響，他們預期在財政集權的大趨勢下，預算內財政缺口或預算外收入支配力下降會增強地方政府負債的動力。但也有學者認為，“收入上移、支出下移”不能完全解釋地方政府的債務積累。因為，如果該解釋成立，那么，一是地方負債借來的資金應該用于當地財政的行政事務和經常性開支，二是越貧困的地方應該負債越多，但實證研究并不支持這兩個條件。

從經濟發展模式的觀點來看，Cai和Treisman認為地方政府間競爭導致各地方政府降低稅率、增加基礎設施的支出，并最終導致了地方政府舉債過度。類承曜認為，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近年來地方政府債務迅猛增長的主要原因。因此，解決地方政府債務規模過度增長就不能只考慮改革財政體制，還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洪源和秦玉奇等通過對影響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因素的實證研究得出，公共投資類需求因素對債務規模的回應度是最直接的，而公共福利類需求因素的回應度則是最低的。與上述觀點相近，巴曙松和王勁松等認為城鎮化是導致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持續擴大的主要原因。

當然，除了上述兩方面的解釋外，從預算軟約束的視角探討地方債的文獻也很豐富。Akai和Sa-to，Bordignon、Manasse和Tabellini，陳健認為，無論是出于“大而不倒”還是“多而不倒”的原因，上級政府救助陷于財政困境的地方政府能夠使整個政府的福利最大化，這導致了地方政府舉債中的預算軟約束問題。姜文彬和尚長風認為地方政府債務產生的直接原因是人（地方政府）付出的行動成本大于其從委托人（中央政府）那里得到的經濟報酬，而根本原因則是委托人激勵和監督制度的不完善。李尚蒲和鄭仲暉等通過對不同地區地方政府債務發展歷程和總體規模的對比分析，發現以土地要素和信貸資源為基礎的預算軟約束是地方政府債務膨脹的主要原因。

綜合上述文獻，我們認為，無論是基于分稅制后的財力缺口、經濟發展模式還是預算軟約束的分析，對地方政府的舉債動機的認識都是建立在需求驅動基礎上。但債務收入是一種特殊的收入，對舉債規模的分析，不僅要考慮舉債需求，還要考慮舉債能力。因此，本文與以往文獻的第一點不同是將舉債能力對地方債規模的影響考慮在內，繼而對債務規模是受財力缺口影響還是舉債能力影響進行判斷。第二，由于舉借債務不僅意味著融資資金的增加，而且債務投資于基礎設施還有利于招商引資。因此，從經濟發展的視角，債務具有雙重引資作用，這種雙重引資必然面臨地區間的競爭，但現有文獻對債務引發的地區間的競爭鮮有涉及。本文將從地區間引資競爭的角度，將債務融資與地區間的空間互動聯系起來，這是本文與其他文獻的第二個區別。第三個區別是建立預算軟約束的衡量指標，彌補實證中缺乏預算軟約束變量的不足，從而將預算軟約束對債務規模的影響估計出來。沿此思路，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地方債的理論模型，第三部分是地方債務規模增長實證分析，第四部分是結論與政策建議。

二、地方債的理論模型

在財政分權的框架下，地方政府面臨的預算約束可以由下式表示：

地方財政支出-地方財政收入=轉移支付流入+新增地方債務 （1）

其中：地方財政支出=地方自有財政支出+上繳財政收入。在上式中，地方債務既與財政收支缺口有關，又與轉移支付有關。具體來看，縱向財政不平衡（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VFI）可以表示為：

VFI=1-地方財政收入/地方自有財政支出 （2）

根據式（1），地方財政支出=地方財政收入+轉移支付流入+新增地方債務=地方自有財政支出+上繳財政收入，那么VFI=1-（地方自有財政支出+上繳財政收入-轉移支付流入-新增地方債務）/地方自有財政支出=（轉移支付流入-上繳財政收入）/地方自有財政支出+新增地方債務/地方自有財政支出=補助依賴率+債務率 （3）

由式（3）可知，債務率既與補助率有關，也與財政收支缺口，即財政不平衡有關。在我國，由于財政收入既包括一般預算收入，也包括土地財政收入，因此地方債必然與兩種財政收入有關。因此，討論地方債問題基本上就是圍繞上述核算等式中各項之間的相互作用來展開的。

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對等式進行變換：

VFI=1-地方財政收入/地方自有財政支出=1-（地方財政收入/全國財政收入）/（地方自有財政支出/全國財政支出）（1-全國財政支出一全國財政收入）/全國財政支出）=1-收入分權率/支出分權率（1-財力缺口率） （4）

由式（4）可知，財力缺口率（債務規模）與縱向財政不平衡以及收支分權水平有關。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地方債規模既與財政收入能力有關，也與收支分權水平、財力缺口和轉移支付率有關。

三、地方債務規模增長的實證分析

（一）實證模型和樣本數據描述

本文所用的數據為2009―2014年我國29個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因變量為地方債務規模，自變量包括地方財政能力、地方財力缺口、預算軟約束等指標。和新疆因為數據問題，剔除在外。

根據空間依賴性的體現方式不同，空間計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間自回歸模型（SAR）、空間誤差模型（SEM）以及空間誤差自回歸模型（SAC）。

本文將空間模型設定如下：

變量說明：首先是模型被解釋變量地方政府債務規模（Debt）的測度問題。目前文獻中度量地方債規模的指標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黃春元和毛捷使用的加總本年地方政府債券余額、本年地方國債轉貸收入、本年地方國有企業國有債務總額和本年地方城投債余額在內的廣義的本年地方債務余額。二是羅黨論和佘國滿使用的地方城投債余額的口徑。三是張憶東和李彥霖使用的地方政府市政領域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扣除地方政府自有可投資財力余額。四是范劍勇和莫家偉使用的商住用地出讓收入作為指標。相比較前兩種直接測度地方債規模的做法，后兩種方法避免了直接搜集地方債數據的困難。考慮到加總的地方債數據獲取較難以及城投債地位逐步上升且有可靠數據支持的現實，本文使用地方政府城投債余額占本省GDP的比重來近似代替各省的地方債務規模。

其次，模型的核心解釋變量財政能力，采用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本省GDP的比重作為測度政府的財政能力（FC1）的第一項指標，將本年土地出讓收入占GDP的比重作為衡量地方財政能力的第二項指標（FC2）；從財政赤字指標來看，以各省本年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差額占本省GDP的比重表示；將預算軟約束指標（SBC）設定為轉移支付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從經濟發展模式上看，使用城鎮化率指標（UR）刻畫經濟發展模式的特征。考慮到我國的戶籍城鎮化與人口城鎮化的偏離，以及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土地城鎮化的現實，本文采用城鎮建成區面積占地方總面積的比重來衡量中國的城鎮化水平。

控制變量主要考慮以下幾項：人均實際GDP（AG）和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SI），對人均GDP取對數處理，社會總撫養比（DR）和失業率（JUR）。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有數據均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國家統計局網站、wind金融數據庫以及各相關統計年鑒，以下不再專門指出。各變量的具體統計性質如表1所示。

（二）估計方法

在估計轄區間債務引資競爭互動關系時，存在明顯的內生性問題：一是相鄰轄區之間舉債決策的相互依賴性導致了雙向因果關系，這使得反應函數的最小二乘估計（Ordinary Least Square，OLS）不一致；二是相鄰轄區間的舉債可能受到空間相關的不可觀測因素的驅動，導致債務水平的偽相關。因此，選擇合適方法處理這些內生性問題就成為實證估計的重點。很多文獻采用極大似然估計（MLE），但該方法假定擾動項服從正態分布的假設條件太強，近些年來備受爭議。目前文獻中主要有兩種方法克服這一問題，一是Kelejian和Prucha（1998）提出的廣義空間兩階段最小二乘法（Generalized SpatiM TwoStage Least Pquare，GSTSLS），該方法也逐漸開始在國內得到應用。二是空間工具變量與系統廣義矩估計（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方法。工具變量的選擇主要以相鄰轄區中其他外生社會經濟變量的空間加權作為工具變量，但考慮到一些社會經濟變量的弱外生性問題，如何選擇強外生性的變量成為這一方法的難題。本文主要采用廣義空間兩階段最小二乘法（GS2SLS）進行模型估計。

在進行實證估計時，需要說明以下幾點：

一是地方政府間存在不隨時間變化的異質性因素的影響，如果忽略了這些因素，可能會導致參數p的估計有偏。鑒于此，利用差分面板數據解決此類問題。二是由于債務與財政赤字之間相互影響問題，本文采用工具變量兩階段最小二乘法來對模型進行估計。三是空間權重的設定。借鑒現有文獻關于空間權重的設計，選取了兩類空間權重指標：一是地理相鄰權重，即以是否共享同一邊界為標準判斷是否為相鄰，相鄰轄區賦值為1，其他為0。第二類指標是地理距離權重，以現有文獻常用的地理距離的倒數（wij=1/dij）來反映不同地區的影響權重。在地理相鄰權重基礎上，增加了經濟規模因素的影響，生成“地理相鄰+GDP”的權重，不同于0-1地理相鄰權重，“地理相鄰+GDP”權重隨著人均實際GDP的變化而每年不同。

（三）實證結果及其分析

1.以地理相鄰為權重的空間計量模型分析

從回歸結果來看，財政能力、赤字規模、預算軟約束、城鎮化率等核心解釋變量對于地方政府的務規模均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估計效果較好。但是從空間計量的角度來分析，空間誤差項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說明采用SAC模型可能存在不合理之處，采用SAR模型進行下一步的分析。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表中第1列是混合OLS模型，后兩列是空間計量中的SAC模型和SAR模型的估計結果。首先，可以看出SAR模型中空間自回歸效應的系數在l%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所以選用空間計量模型是適當的。此外，在SAR模型回歸結果中，空間權重系數為正數，說明地方債務規模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即某個省區債務規模的擴大可能會影響其相鄰省區的地方政府債務規模，這種影響主要通過投資方向和經濟政策的模仿來實現。

從以上回歸結果來看，無論是混合OLS模型，還是空間計量的SAR模型，核心解釋變量財政能力1和財政能力2對于地方債務規模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正，說明地方政府一般預算收入能力、土地財政收入能力對地方債務規模具有顯著的支持作用，一般預算收入能力提高1個百分點，地方債務規模則上升0.357個百分點；土地財政收入規模增加1%，則地方債務規模增加0.584%；單從系數大小來看，土地財政收入能力顯著高于一般預算收入能力，這證實了地方債與土地財政收入的緊密關聯。從財政收支缺口來看，地方赤字規模增加l%，地方債務規模增加0.462%，地方財政赤字推動地方舉債的觀點同樣得到證實。但從系數上判斷，赤字推動舉債的影響低于土地財政收入能力，但高于一般預算收入能力的影響。從城鎮化水平來看，城鎮化建成區每增長1%，地方債規模顯著增長0.041%，這說明城鎮化經濟增長模式的確對債務規模產生重要影響。從預算軟約束來看，轉移支付占地方財政收人提高1個百分點，會拉動地方債規模增長0.112個百分點。從上述實證結果來看，地方債的規模擴張，既受到來自需求方面的財力缺口、經濟發展以及預算軟約束的作用，又受到財政能力的影響，因此，地方債的形成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各控制變量中，經濟發展水平對債務規模呈現正的拉動作用。人口結構對地方債務規模也發揮了重要影響。回歸結果顯示，總撫養比上升1個百分點，債務規模則會上升0.165個百分點；城鎮失業率上升1個百分點，地方債規模則下降0.858個百分點。就兩者而言，前者主要形成的是對財政支出的增支壓力，而后者則反映了經濟增長的乏力，由此限制了發債能力。

2.以經濟距離為權重的空間計量模型分析

從表3的回歸結果來看，空間自回歸效應和空間誤差效應的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所以在以經濟距離作為核心指標的空間權重之下，選用SAC模型是正確的選擇。由于空間自回歸效應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地區之間債務規模存在明顯的競爭；而空間誤差效應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誤差項中存在經濟水平相近地區策略替代的因素發揮了影響。

與地理相鄰為標準的空間計量模型類似，核心解釋變量地方財政能力、赤字規模、政府預算軟約束以及城鎮化建設狀況對于地方債務規模的回歸系數同樣為正，且效果顯著。與地理相鄰權重指標模型相比，以經濟距離為權重的空間模型結果顯示，地方財政能力、赤字規模和預算軟約束對于債務規模的作用效果略有減弱，這充分說明在舉債的若干影響因素中，引資競爭尤其是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地區之間的競爭是地區競爭的主要形式。而城鎮化水平對于地方債務規模的影響略有增強，這可能與我們選取的城鎮化指標，側重于土地城鎮化，即城市建成區面積的擴張加速有關。

以地理距離為權重的模型與地理相鄰權重模型的結果大體一致，此處不再列出。最后，鑒于地方債衡量指標的多樣性特點，本文將地方政府固定資產投資中扣除自有財力投資的部分作為地方債的變量，進行模型的穩健性分析，實證結果維持了上述結論，限于篇幅，結果不再列出。

3.跨地區差分析

本文將29個省份按照地理位置分為東、中、西三部分進行跨區域分析，分地區的SAC模型估計結果如表4。

可以看出，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在地區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首先，從財政能力對地方債規模的影響來看，存在地區間的差異，在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財政能力對于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有顯著的激勵作用，即一般預算收入能力指標上升1個百分點，地方債規模會上升0.6個百分點，土地財政收入增長1個百分點，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會上升0.645個百分點。但是在中西部地區，一般預算收入能力對于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的影響不大且不顯著，但土地財政收入能力對債務的推動非常顯著，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土地財政收入提高1%，地方債分別增長0.506%和0.952%，這說明地方債務與土地財政收入的關聯在不同地區都具有普遍性。從地方政府赤字來看，財政赤字規模對于東中西三個地區債務規模的影響不同，對于東部地區來說，財政赤字對地方債規模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這與黃春元和毛捷對地級市的研究發現一致，即地方政府財政缺口與地方債規模之間存在顯著負向關系，主要原因可能是東部地區普遍經濟較為發達，財政管理較為健全，因此由赤字引發的舉債沖動能夠較好的得到抑制。而對于中西部來說，情況則正好相反，地方財政赤字與地方債規模呈現出同方向的變化趨勢，即財政赤字越大，政府財政狀況越差，會促使政府舉債。究其原因，是因為中西部地區發展經濟的稟賦較差，外來投資較少，只能通過舉債來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此外，從赤字對于地方債務規模的影響程度來看，存在較大的差異。對于東部地區來說，赤字規模上升1個百分點，債務規模會下降0.399個百分點，而對于中部地區來說，赤字規模上升1%，債務規模會相應上升0.664%，西部地區則會上升0.472%。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差異可能來源于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影響，西部地區在國家政策的影響之下，資金來源相對有保障，所以赤字規模對于地方債務的影響程度小于中部地區。從政府預算軟約束來看，東部和西部具有顯著的正的影響，而中部地區則具有負影響。地區間預算軟約束行為的分化需要進一步研究。從城鎮化指標來看，東部地區表現出城鎮化與債務的顯著的正向關聯，而中西部則并不顯著，這可能與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水平低，而東部地區不僅城鎮化水平高，而且城鎮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債務融資推動有關。

四、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空間計量模型，研究了地方財政能力、財政赤字、預算軟約束與地方債規模的關系。我們發現，無論是一般預算收入能力還是土地財政收入能力，財政能力對于地方債規模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尤其是對土地財政收入而言，其影響更突出。除此之外，財政赤字、預算軟約束以及城鎮化發展模式都對地方舉債產生了正向的影響。這充分說明了我國一段時間以來，地方債在經濟發展與地方財政運行中的重要性。從債務的雙重引資來看，無論是采用地理權重模型還是經濟距離權重模型，地方債規模的變動受到來自相鄰地區和其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地區的影響的結論是一致的。分地區來看，由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稟賦的差異，各因素對于地方債規模積累的影響不盡相同，東部地區財政赤字與地方債規模之間是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中西部地區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從財政能力來看，東部地區財政能力的系數和顯著性則都高于中西部地區。

（二）政策建議

1.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以財政事權劃分為先導，對不同地區制定不同的財政事權和財權改革方案，如對于中西部地區，應上收部分不適宜地方政府的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而對東部地區而言，應適度下放財權。通過適度的財權下放和事權上收，減輕地方財政赤字壓力從而降低對債務的需求，為地方債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空間。

2.建立合理有效的償債機制。本文分析發現，財政能力對地方債具有正向推動作用，尤其是土地財政收入尤其如此。但隨著土地財政收入的減少和土地財政收入的波動，地方債的償還風險必然顯露出來。因此，妥善安排地方債的償債資金來源成為當前治理地方債的重要任務，可以考慮設立專項基金或與某稅種收入掛鉤等。此外，應加強對債務融資使用的監管，使債務資金真正用于公益性建設領域。

3.完善官員政績考核機制，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弱化GDP競賽，將民生、生態環保以及公眾滿意度等引入官員晉升評價體系，真正把官員行為引導到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上來。

第4篇：鄰失業金的條件范文

［論文關鍵詞］口腔專業 就業難 大學生 因素

口腔專業大學生包括口腔醫學本科生和口腔醫學技術高職生兩個層次。目前市場對這兩個層次畢業生的需求量都很大。當前我國口腔醫師人數與人口的比例大約為1∶17000，明顯低于1∶300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然而，面對旺盛的職業需求，口腔專業兩個層次的畢業生卻都存在就業難的問題。

一、口腔專業大學生的就業市場分析

目前我國醫療機構對口腔醫學專業大學生的需求較旺。首先，縣級醫院口腔科規模偏小，大部分只有一兩名執業醫師，有的只有一兩名助理執業醫師。其次，鄉鎮醫院大多沒有獨立的口腔科，病人看口腔疾病只能去五官科，少數獨立開設了口腔科卻招不到或留不住醫生，而越來越多的鄉鎮醫院希望引進人才獨立開設口腔科。再次，我國從市區到鄉鎮都有很多私立口腔診所，他們對口腔專業畢業生的需求量也很大。此外，由于口腔碩士研究生人才緊缺，部分市級三級醫院也會降低標準接納部分本科生。不過，盡管口腔醫師和口腔技師在口腔診斷治療和口腔輔助治療上進行分工合作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已實施了半個世紀，但我國的醫療機構還是傾向于“一人二用”，尤其是縣級以下醫療單位，他們為節約成本根本不考慮將診斷治療和輔助治療分開，所以，醫療機構目前基本上很少吸納口腔醫學技術高職生。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齒科制作行業前景看好并且發展迅速，而國家藥監局明文規定該行業制作技工必須持證上崗，因此，齒科制作行業對口腔醫學技術高職專業的畢業生需求旺盛。此外，齒科制作行業的市場營銷部門和醫療器械營銷公司也需要部分口腔專業大學生。

二、口腔專業大學生就業難的因素分析

（一）大學生就業難的共性因素

口腔專業的大學生與其他各專業的大學生一樣，在就業難問題上有著深刻的社會因素和教育因素，也有學生的個體因素。

1.社會因素。（1）城鄉差異。1958年開始實行的戶籍制度在限制城鄉人口流動的同時，也拉大了中國城市與鄉村的差距，并由此形成了中國社會廣招詬病的城鄉二元格局。盡管1978年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使中國農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政府實行了一系列諸如取消農業稅、貼補農業、合作醫療等支農惠農政策，使我國實質性地進入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階段，但城鄉二元格局并未發生根本改變，巨大的城鄉差異仍然存在，而且突出地存在于經濟、政治、文化、教育、醫療、交通、環境以及娛樂等與人們生活發展息息相關的各個方面。由于城鄉差異，大學生在農村就業與在城市就業相比，可能面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工資待遇低。統計發現改革開放政策曾使城鄉收入差距一度縮小，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6，1985年為1.86，而的實行又在不斷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200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79，2003年則擴大到3.23。二是束縛個人的發展。農村行政制度不完善，這可能導致大學生的個人發展更多依賴于人脈而非能力。而農村醫療、交通、環境以及娛樂等公共設施的發展滯后也會不同程度地影響生活質量，進而影響個人發展。三是拖累后代。農村文化與教育資源的匱乏不僅束縛大學生個人的發展還會直接影響后代的教育。首先，目前城市中小學的教育質量明顯優于農村中小學。而城市中小學基本上要求父母和孩子戶口所在地一致且有住房在生源地轄區內才能免費入學，這導致在農村工作的大學生很難將孩子送往城市接受義務教育，即使能送也代價大。其次，中小學校基本上就是農村的文化中心，農村孩子只能在那里接受教育，而農村學校教育的落后根本不可能為孩子提供良好的個性教育，農村不像城市有少年宮、文化宮以及林林總總的私人培訓機構彌補學校個性教育的不足，所以在農村接受教育的孩子如果不善于讀書就很難成才，善于讀書的人也很難像城市孩子一樣多才多藝。此外，高考錄取對農村孩子也是不夠公正的。從理論上講，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區因其教育條件越好高考錄取分數線應該越高，然而事實卻正好相反，我國是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區其高考錄取分數線越低。去農村工作會拖累后代，這是導致大學生不愿去農村工作，家長反對大學生去農村工作的重要原因。四是影響生活，醫療、交通、環境以及娛樂方面的發展滯后會不同程度地影響生活質量。（2）公私差異。大學生就業選擇的單位順序依次是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外企、國有企業、大型私營企業，中小型私營企業。筆者將這種選擇的差異稱為公私差異，因為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職員的工資是財政撥款的，企業則不是。大學生最熱衷進政府機關當公務員，這不僅與我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有關，更與公務員的高社會地位、高福利待遇、高穩定性和低工作壓力有關。考不上公務員的大學生則瞄準事業單位。因為事業單位的社會地位和穩定性雖然不及公務員但遠遠高于企業，而其社會保障與公務員差不多，不僅有“五險一金”，多數還有福利房。雖然我國勞動法明文規定企業要為職工購買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也明確規定企業要為職工繳納住房公積金，但企業是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公積金繳納額度基本上就低不就高，企業經營不善時還經常拖欠職工社會保險資金，小型私營企業則基本上不為職工購買保險，更別提住房公積金了。大學生進企業工作不僅面臨福利待遇不如機關事業單位的問題，而且還面臨工作強度和壓力大、不穩定，以及知識與薪酬不成正比甚至倒掛的問題。一些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人才使用缺乏層次性，他們將高職生、中職生、短期培訓班學生、普通打工者安排在同樣的崗位上，薪酬則與個人產量掛鉤。大學生由于技術不熟練，知識價值無法體現，薪酬還比不上初高中畢業就進企業的打工者，所以當前很多進企業工作的大學生不得不去技校“回爐”學技術。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在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導致大學生只要有一線希望就不愿意進企業工作，尤其不愿意進中小型私營企業工作。所以公私差異也是導致大學生就業難的重要因素。（3）社會階層差異。陸學藝先生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占有狀況為根據，將我國各社會階層分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城鄉無業或失業或半失業人員等十個階層。并認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由于所擁有的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最多而處于最高或較高的階層位序，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因所擁有的三種資源較少而處于較低的位序，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階層則因基本不擁有該三種資源而處于最低階層位序。這樣的分析不無道理但也值得商榷，因為沒有考慮城鄉、區域和層次差異。朱振亞等人的研究為社會分層提供了一個城鄉視角，他們將鄉鎮公務員、鄉村中小學教師和鄉村醫務人員等非農業戶口人士稱為“農村里的城市人”，并將其與農民工和進城經商的商人等“城市里的農村人”進行了比較研究，結果是兩類人的生存現狀有相似之處，都是弱勢群體或處于弱勢地位，他們都遭遇著不公正的社會待遇。大學生下鄉就成了“農村里的城市人”，他們在政治地位、培訓與晉級評職機會方面與在城市同職人員比就會明顯處于弱勢，而農村學習資源嚴重缺乏，他們追求自主專業發展也可能成為紙上談兵。更為嚴重的是大學生下鄉導致的階層定位還會影響后代。研究表明高等學校在校學生中的階層差距正逐漸擴大，具有更多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的優勢階層子女得到越來越多的學習機會，較多地分布在重點學校和優勢學科。顯然，階層分化正在印證“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崽鉆地洞”的俗語，這也是導致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之一。

2.教育因素。（1）教育的高成本。根據教育成本分擔理論，學生上大學交費無可厚非，家庭理應為孩子支付食宿費和部分學費。研究表明，學費占家庭收入比重的世界平均值約為20%，這是可以被廣泛接受的。不過，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學費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2000年達到最高值，約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70.35%，占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95.9%。2001年后，由于政府嚴格控制學費上漲，加上居民收入逐年增加，學費占居民收入的比重開始下降，但整體比例仍然偏高。到2005年，學費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43.4%，占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140.0%。面對如此高的教育成本，大學生在就業時自然會考慮教育成本的回收問題。根據教育經濟學原理，教育投入應與收益相適應，投入大，理應收益高。而我國現階段區域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階層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距。這也是造成大學生就業難的一個重要因素。（2）教育的選拔性。即使在教育大眾化的今天，在高考錄取率最高的北京，也年年有人在高考中落榜，這種教育的選拔性使得大學生們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精英意識，重點大學和熱門專業的大學生尤其如此。既然自認為是社會精英，擇業時自然想高就。這也是造成大學生擇業“高不成，低不就”的原因之一。（3）教育的城市指向。我國當代教育帶有明顯的城市指向。首先，從學校校址的分布來看，大學和好的中小學校基本上都分布在城市，這使得農村出生的大學生很早就開始了城市生活，久而久之，他們就會形成城市人的價值觀念，養成城市人的生活習慣。其次，當代教育的專業、課程和教學內容設置也表現出很強的城市指向性，讓教育者獲得的多是城市專用性實用技能。例如，學生從小學到大學花大量時間精力學到的英語知識在大城市容易發揮作用，但在農村很難派上用場。這種教育的城市指向性導致大學生在擇業時自然而然因青睞城市而放棄或錯失去農村就業的機會。

3.個體因素。大學生就業難的共性因素除了社會因素和教育因素之外，個體因素也是不容忽視的。大學生的身體狀況、學習和交際能力等自身條件也會影響大學生就業。例如，許多單位要求大學生通過英語四級考試，這就會將沒有通過四級的人拒之門外。

（二）口腔專業的個性因素

1.本科生“不下去”。目前口腔醫學本科專業是一個比較熱門的專業，即使是二本院校，其高考錄取分數也是接近甚至超過一本分數線的，而且，在任何一所醫學院校，口腔醫學本科專業都是一個小專業，其錄取人數與臨床醫學、藥學、檢驗等相鄰專業的人數相比，高校擴招和教育大眾化的痕跡都不明顯，這使得口腔專業本科生潛意識中的精英意識與臨床、藥學、檢驗等相鄰專業的學生相比更濃厚。從而造成了口腔專業本科生擇業時不肯下基層、不肯去農村、不肯去私營診所等“不下去”現象。事實上，由于口腔醫學本科生的專業性強，就業口徑狹窄，大醫院對本科生的需求不大等原因，口腔專業本科生如果“不下去”，其就業也是很難的。

2.高職生“下不去”。口腔醫學技術高職畢業生因其專業層次低，進市級三級大醫院的可能性甚微，所以他們基本上都很愿意去基層醫療機構就業，但他們卻面臨“下不去”的尷尬。因為口腔醫學技術高職畢業生不能參加口腔助理執業醫師考試，只能參加口腔技工（師）類資格考試。而基層醫院和口腔診所都傾向于招聘能考執業或助理執業醫師的學生，哪怕是中專生，只要能兼做診斷治療和輔助治療的工作就行。所以口腔醫學技術高職生“下不去”。雖然醫療機構不要“口腔醫學技術高職生”，但齒科制作行業目前卻是來者不拒，只要口腔高職生愿意，他們基本上都要。然而，口腔高職的培養模式也讓學生們望而卻步，因為齒科制作行業重工藝和操作技能，當前大多數口腔高職生并不具備這方面的技能，原因是大多數醫學院校將口腔醫學技術高職生的培養目標定為具備醫學基礎理論和一定的臨床醫學知識，較熟練掌握口腔醫學的基本理論和臨床操作技能，能從事口腔和頜面部常見病、多發病的診治及相應的修復和預防工作的應用型高等口腔醫學技術人才。該專業的主修課程設置也與口腔醫學本科的差不多，只是難易程度不同而已，而學生10個月的實習也是在醫院進行的，因此他們基本上不懂齒科制作工藝；另一方面，目前齒科制作行業大多數企業在用人方面都缺乏層次性。所以盡管齒科制作行業需求旺盛，待遇也不錯，并承諾學生先培訓再上崗，但學生還是不愿也不敢去。

三、解決口腔專業大學生就業難的應對策略

解決口腔專業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首先要解決大學生就業普遍存在的社會和教育問題，即縮小城鄉、區域、行業、公私和階層間的差距，降低教育成本，淡化教育的城市指向等。其次是做好學生的就業思想工作，讓他們用發展的眼光看待目前的工作機會。對于如何縮小城鄉間差距等大學生就業難的共性問題，學者們已經研究的很多。文章簡要談談解決口腔專業大學生就業難的策略。

（一）定向培養本科生

這里的定向有雙層含義：一是學生從入校開始就定向提高學歷層次，以便達到自己預期的就業目標；二是借鑒師范院校大學生和全科醫學生定向培養的模式，由學生與政府或基層醫療機構簽訂就業意向合同，先由政府或基層醫療機構為學生分擔教育成本，學生畢業后按合同規定就業。

第5篇：鄰失業金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社區管理和諧社會方針政策

    作者簡介:譚雙山,長沙市博物館。

    中圖分類號:C9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12)05-155-02

    一、基本情況

    湘水蜿蜒、漫江碧透,吉福街社區坐落在湘江之畔,遙望岳麓山層巒疊嶂,東鄰西長街,西至湘江風光帶,南到五一大道,北倚中山路,總面積0.143K㎡。拆遷前常住人口2080戶,5234人。2009年拆遷后陸續遷出2185人,現有在籍人口3049人。其中常住人口76戶,126人。駐社區單位10個。繁華都市城市中心,屬于典型的背街小巷、棚戶區,昔日車水馬龍、門庭若市、游人如織,同時建筑結構屋脊相連、層樓疊榭、滿目的殘垣斷壁,街巷狹窄、基礎設施差,污水橫流、下雨天水漫街區,居民生活環境、居住環境極為惡劣,城市繁華和破敗在這里形成鮮明對比。

    二、目前現狀

    吉福街社區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維穩難度大,“三無人員”9人,刑釋兩勞人員30人。二是困難群眾多,低保有152戶,低保領取735人,殘疾人24人,長期患重大疾病兒童3人,享受高齡補貼19人。三是整個社區有90%的人口已經拆遷,拆遷遺留戶7戶,空掛戶多,很多行政工作如計生管理、低保管理、戶籍管理等多項工作無法進行監督和實施。

    三、困難和問題

    (一)工作人員較少和社區工作業務量激增的矛盾相對突出,社區的責、權、利不對等

    社區工作人員11人,年齡最大的53歲,最小32,平均年齡45.7歲,在工作年齡結構上分布不合理,主要由于工資及福利待遇等問題造成無年輕的大學生來社區工作。社區工作人員為完成工作任務經常加班加點,一年中平均每人加班52個,長期加班處于超負荷工作狀態,無法滿足當前社區快速發展的需要。在實際工作中社區承擔了大量繁重的政府工作任務,據不完全統計,社區日常承擔的政府下派工作任務多達25項以上,一定程度上致使社區自身根本無力很好開展社會服務工作。社區工作人員待遇偏低,沒有達到城市社會平均工資。

    (二)因拆遷遺留一些實際問題

    社區居民由于2009年大部門已經拆遷,90%的居民都分散到別的社區,很多居民沒有及時將戶口遷移走,有低保享受居民遷到別的社區,對方社區以種種理由推脫不愿意接受低保人群,空掛戶的增多給社區管理帶來很大難度,計生工作、低保審核、安全管理、住房統計等相關工作都必須到原社區開具證明,原社區不了解情況,都不敢冒然開具。拆遷完成后還同時遺留了7戶未簽定拆遷協議,都是在房屋拆遷補償上達不到一致,最后行政強制征收。這7戶多次到京、省、市進行上訪,有時甚至做出一些過激行為引起社會對他們的關注,街道和社區對于上訪戶的接訪工作要牽涉許多精力、人力和財力,由于有不和諧、不穩定的因素,也給社區帶來很多的工作壓力。

    (三)社區貧困群體較多

    社區救助對象主要以低收入家庭、企業改制下崗、殘疾人口諸多,貧困群體大體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三無”人員,“無生活來源、無經濟收入、無法定義務撫養人”在社區中有25戶長期以來由政府民政部門救濟的社會救濟對象。第二類是貧困的“失業”人員,社區中有18戶領取失業救濟金期間家庭人均收入貧困線標準的居民。第三類是貧困在職、下崗人員以及退休人員,在社區中有54戶職人員領取工資、下崗人員領取基本生活費、退休人員領取退休費或養老保險后其家庭人收入低。第四類是殘疾、疾病等其它原因造成的貧困居民有67戶。貧困人口貧困程度加深,生活相當艱難。年齡較大、文化程度較低、技能單一的人較多。家庭無積蓄,負債較重,抗御生活風險能力極其微弱。大多數家庭依靠借款過日子,許多困難家庭最怕的是過“三關”:生病關、子女上學關、年節關;一是教育支出超出貧困家庭的實際承受能力。低保家庭收入一般在1000元左右,但教育支持至少500元,占到家庭收入的50%,高中以后的教育費用越來越高,貧困家庭不堪重負。二是醫療保健問題突出。醫藥費、治療費大幅上漲,大病能拖則拖,甚至放棄治療。

    (四)企業改制拆遷引起的矛盾

    原港務局客運碼頭隸屬于長沙市交通局,位于中山西路以南,五一西路以北,湘江路以西,占地面積約19畝,長沙港務局在計劃經濟時代陸路交通都不發達,公路比水路差遠了,鐵路也只起到干線的作用,大多數的生產生活物資多需水上運輸,那時港務局單位效益、職工生活非常不錯。隨著國家經濟的不斷發展,其他交通網發達壯大,港務局失去往日的優勢,企業連年負債,經營舉步維艱。2006年實現企業改制,2006年成立長沙港航有限責任公司,2005年10月交通局和市政府聯合決定,對原客運碼頭進行開發,工程項目定位“水晶島”,2009年開始拆遷工作,在最后三戶職工房屋還沒有得到妥善安置時,工程就停了下來,后來有六十多戶職工住進了沒有拆除的房子里。企業改制雖已完成,企業還是要負擔一部分職工繳納養老保險金及給職工發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這些無疑是企業沉重的負擔,可利用的資源也就是那塊土地,要擺脫困境無非是解決資金難的問題,在企業改制的過程中,由于公司領導層與普通職工長期的積怨無法化解,形成了利益雙方的對立面,無法統一職工思想,每個職工的利益訴求千差萬別,更使得解決的事件尤為復雜。對于解決港務局遺留問題,港務局做出了許多方面的貢獻,在企業困難時期、企業改制艱辛期,企業多方面籌集資金解決職工的困難問題,積極與政府聯系,促成召開市政府聯席會議形成了一個可操作的會議紀要,土地遺留問題交由城建投資公司,彌補企業改制的資金不足。職工住房安置問題可以向政府申請廉租房。回遷后的職工本身在2005年拆遷時已經對其公租房進行了補償,由于當時有些職工看不清房價的走勢,在當時拿到補償款的大部分職工沒有及時買房,造成了現在去買房卻因為房價上漲買不起房。企業在整體搬遷過程中,實際在搬遷的周邊已經征用土地建起許多集資房,由于職工手頭上無錢買不起集資房。回遷的職工居住在現有的房子中,安全隱患居多,由于在2009年拆遷后,許多職工都是經過簡單堆砌的房子中,隨時有坍塌的危險;電信私拉亂接現象嚴重,極易引發火災。無有效的物業管理,生活環境臟亂差,衛生條件極為惡劣,容易引起疾病傳播。此處房屋拆遷迫在眉睫,既要妥善安置好居民,更要維護好安定團結。按照會議紀要的要求進行安置,要解決的問題還有最后3個拆遷戶簽訂拆遷協議,有100戶企業的住房安置,更有20戶半邊戶的生活困難問題。這些給社區工作帶來非常不安定影響,治安問題、衛生問題、安全問題、穩定問題都會帶來不可預見的影響。

    四、幾點建議

第6篇：鄰失業金的條件范文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說：我們花了40年建立起的經濟體系，就被這個帶有很多錢的一下子給搞垮了。

這個帶有很多錢的就是喬治·索羅斯，以他量子基金為首的國際投機者從5月開始對泰銖發動了攻擊。并了這個多米諾骨牌。

泰銖、印尼盾、馬來西亞元、菲律賓比索兌美元匯價狂跌；新加坡、韓國、臺灣等亞洲三小龍也難逃此劫。

剛剛回歸的香港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紐約道·瓊斯指數、倫敦和東京的大型股市也不可避免地卷入這一泥潭。

這場空前的金融危機來勢之猛、涉及之廣令全球為之震驚！

在此，我們特推出這一系列，以饗讀者。———編者

索羅斯血洗東南亞

小劉在某外企任職，因業務關系，經常往來于泰中之間，可是7月的一個星期三的早晨，他發現自己著實賺了一筆———1美元兌換的泰銖突然變多了。稀里糊涂的他還以為是銀行的小姐弄錯了。事實上，泰國人的國際購買能力在這一天銳減16．7％，一場規模空前的金融風暴正登灘東南亞。

1997年1月份，以喬治·索羅斯為首的國際投機商開始對覬覦已久的東南亞金融市場發動攻擊，開始拋售泰銖，買進美元。泰銖直線下跌。其目的很明確：

攪亂東南亞金融市場，以圖混水摸魚，狠撈一筆。而東南亞一些國家房地產、外匯儲備、金融市場管理的混亂與失控，給投機者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吃柿子挑軟的拿，索羅斯的如意算盤是：先從最不堪一擊的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入手，進而攪亂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最后攻占香港，以圖造成他們無堅不摧的印象，擊潰市場信心，引發“群羊”心理。索羅斯認為，只要擊垮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其它國家就不可避免一個接著一個倒下，這就是所謂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泰國，成了首當其沖的目標。

5月份，國際貨幣投機商開始大舉沽售泰銖，兌美元匯率大幅下跌。面對投機商氣勢洶洶的進攻，泰國央行與新加坡央行聯手入市，三管齊下，企圖捍衛泰銖陣地，他們動用了120億美元吸納泰銖；禁止本地銀行拆借泰銖給離岸投機者；大幅提高息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后，泰銖的地位暫時性保住了。

對此，國際貨幣投機商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擊，他們的招數只有一個：籌集資金，狠拋泰銖。索羅斯開始節節挺進。與此同時，泰銖貶值的浪潮一浪接著一浪，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屢創新低。泰政府臨陣換將，原財政部長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帥印，泰政府此舉，猶如在波濤洶涌的湖面投下一顆重磅炸彈，菲律賓成了受害者，比索匯率開始大幅起落。

庵雷·威拉旺的黯然而去卻未能阻止泰銖的節節失利。6月份，投機商開始出售美國國債，籌集資金，再度向泰銖發起致命一擊。泰央行奮起還擊。其時，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太平盛世掩蓋下的各種弊端一一暴露出來。為了穩定軍心，6月30日，泰國總理差厄利發表電視講話：“我再次重申，泰銖不會貶值，我們將讓那些投機分子血本無歸。”發誓歸發誓，偏偏其金融市場像個扶不起的阿斗。此時的泰國央行已彈盡糧絕，僅有的3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早已花光。就在泰總理講話兩天之后，泰國央行被迫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放棄長達13年之久的泰銖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當天，泰銖重挫20％，7月29日，泰國央行行長倫差·馬拉甲宣布辭職，8月5日，泰央行決定關閉42家金融機構，至此，泰銖終于失守。

與此同時，菲律賓比索的軟弱可欺使它成為投機商的另一狙擊目標，菲央行曾嘗試一周之內4次加息，并宣布擴寬比索兌換美元匯率的上落波幅，竭力對抗索羅斯。但大勢已去，無力回天。7月11日，菲央行宣布允許菲律賓比索在更闊的幅度內波動，一時間，比索貶值慘不忍睹，實際上，這標志著比索保衛戰的全面失守。

就像一個癮君子，此時的索羅斯顯然并未心滿意足，他們四下出動，尋找可捕獵的下一個目標，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進入了他的視線之內。

馬來西亞央行企圖拉高沽空馬來西亞林吉特的成本來阻止投機商的興風作浪，印度尼西亞也入市支持印尼盾。但終擋不住投機商強有力的進攻，馬幣、印尼幣對美元兌換比價一低再低。

鄰國陣地的失守開始波及一向有“避難貨幣”之稱的新加坡貨幣。唇亡齒寒，盡管新加坡也采取了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新加坡元兌美元的匯率還是持續下跌。

在索羅斯的強硬態勢下，各國政府均感力不從心，已紛紛放棄了捍衛行動，開始屈服，一副任打不還手的樣子。任由本國貨幣在市場中沉沉浮浮，另一方面，國際貨幣投機商更是有恃無恐，在東南亞金融市場上呼風喚雨，橫行一時。

東南亞貨幣狙擊戰弄得人人自危，各國金融當局使盡渾身解數以免掉入這一泥潭之中，就連在此次風潮中一直作壁上觀的美國也開始表態，美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說，他特別“感到不安的是”這場危機在很大程度上由一個國家涉及到另一個國家，美國愿意幫助“受這次波動影響的國家”。

國際投機商咄咄逼人的氣焰已使得國際社會對集體應付貨幣危機的認識正在加深。7月25日，中國、澳大利亞、日本、中國香港特區、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新西蘭等亞太地區11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和金融管理局高層代表在上海開會，會議結束后發出的聲明表示，一個穩定的貨幣市場是非常重要的，亞太各國將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同研究，對有關國家提供新援助的措施協助成員國在必要時進行經濟調整，這個消息對東南亞各國來說，至少讓他們覺得在自己與國際貨幣炒家進行殊死搏斗時不再顯得那么孤單。

8月5日，危機重重的泰國，同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附帶苛刻條件的備用貸款計劃及一攬子措施。8月11日，為拯救資金短缺的泰國，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世界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行長在日本東京舉行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承諾分擔為泰國提供總共160億美元（后增至167億美元）的融資款計劃，其中中國和中國香港都各自承諾向泰國借出10億美元的貸款。8月21日，國際清算銀行（BIS）宣布給予泰國總值33億美元的臨時貸款，以協助它渡過難關。

就在東南亞各國四處求援、積極謀劃之時，國際投機商卻銷聲匿跡，突然不再攻擊。8月20日，東南亞各國貨幣匯率暫時回穩，東南亞各國人們均大大喘了口氣：好了，風暴終于過去了！

就像暴風雨前夕的寧靜，平靜的外表下孕育著一片殺機，東鄰各國顯然歡樂還為時過早，新一輪的“狂風暴雨”只是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而已，令人無奈的是，這種寧靜僅僅持續了幾天；東鄰各國還沒來得及揩揩身上的血跡。8月底，又一輪令人目瞪口呆的跌勢瞬間而至。這一次，卻把東盟成員文萊也拉下了水。

至此，索羅斯一副得勢不饒人的架勢，剩勇追窮寇，再度集中火力掃蕩東南亞。進入9月份，這場風暴持續肆虐已進入第三個月，外匯市場的頹勢仍在繼續。東南亞各國經濟狀況繼續惡化。10月19日，泰國財政部長他農·比達亞也滿腹惆悵卸任而去。

直到11月上旬，這場對東南亞來說噩夢一般的4個多月的黑色風暴才漸趨平靜。據業內人士分析，這場動蕩已告一段落。但對東南亞，特別是身處震源的泰國來說，彈冠可以，相慶卻已苦澀難提。

無可奈何花落去

在這場危機中，受害最慘的恐怕非泰國莫屬，猛烈的金融風暴把這個國家一下子砸到了谷底。而在此以前，泰國以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形象令人神馳目暈，一個小業主回憶說：“好像我們挺有錢，以至于每個人都著手準備去買奔馳。”他們熱衷于海濱別墅，瑞士歐米茄、法國XO、德國奔馳、日本松下。像美國人一樣，他們每年也瀟灑地安排去歐洲旅行；孩子送到私立學校……當你在曼谷郊外碰見一個鄉下主婦，甚至街頭叫賣的小販，說不定就是股票大軍的一員；“錢來得太容易了”，那時候，他們會以這么一種調侃的語氣說正準備去歐洲旅行。可是現在，泰國人目瞪口呆地瞧著索羅斯之流從他們手里搶走原本屬于他們的一切；家庭轎車被警察拖走、失業開始困擾自己、浪漫的歐洲之旅只好取消，孩子也只好轉到便宜的公立學校……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說：“這個家伙（指索羅斯）來到我們的國家，一夜之間，使我們全國人民十幾年的奮斗化為烏有。”

第7篇：鄰失業金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土地補償價格兩極分化負所得稅

征地補償價格的高低與失地農民的生活質量密切相關，而土地補償價格的高低又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為了進一步了解影響土地補償價格的因素、土地補償價格與失地農民的關系以及土地補償價格實施中存在的問題，筆者于2005年5月份對河北省高碑店市周圍9個村莊（馬家鎮、方家務、閻家務、李家營、溫家屯、高家鎮、付家莊、黃辛莊、馬莊等）隨機走訪了50戶農戶，采用深入座談和填寫調查表的方式展開調查。這50戶農戶中，其中完全失去耕地的有12戶，占總樣本的24%，目前全家總耕地面積在一畝以內的25戶，占總樣本的50%，總耕地面積在一畝以上的有13戶，占總樣本的26%，50戶農戶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由于政府征用土地而減少耕地的情況。之所以選擇高碑店市進行樣本調查，是因為高碑店市作為一個縣級市，由于地處保定和北京之間，具有很好的交通條件和發展優勢。在1994年以來利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城市規模急劇擴張，尤其是自2000年以來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成立、世紀大道的修建以及植物園項目征地等，造成了大量失地農民，而高碑店本身又沒有大型企業來安置這些失地農民，所以造成大量失地農民失地又失業。所以以高碑店市作為樣本，在分析目前很多小城鎮攤大餅式的建設而缺乏基本產業支持情況下，城鎮周圍失地農民的生存狀況具有一定典型和代表意義，通過調查發現在征地過程中存在以下問題：

一、土地補償價格的隨意性

根據我國土地管理法規定，土地補償費應為該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產值的6到10倍，安置補助費應為該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年產值的4到6倍，最高不超過15倍，對青苗補償費應根據當年在田作物實際產量產值計算。而國土資源部2004年指導意見提出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統一產值倍數的確定應以保證被征地農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為原則。但是在具體執行土地補償價格時卻表現為補償價格的隨意性，其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同時期同地段不同村的土地補償價格相差懸殊。根據對付家莊的調查資料，2000年因為修光華路征用該村土地，該村支付給失地農戶的補償價格為每年每畝地700元，共補償30年，分期支付，后因為再次征地，剩余款項在2004年全部付清，共每畝實際支付給失地農民補償款21000元。而同期相鄰的閻家務實際支付給村民的補償款為每畝6萬元，一次付清。2004年征地，付家莊的征地補償標準為每畝700元，共補償25年，一次付清，每畝實得補償款17500元，而同時期閻家務的征地補償標準為每畝9萬元，一次付清。

（二）同時期同地段同村不同隊的土地補償價格不同。根據對付家莊的調查，2004年同期的征地補償價格，一隊所支付給村民的土地補償價格為每畝17500元，而二隊所支付給村民的土地補償價格為每畝30000元。

（三）即使是同時期同村同隊的土地補償價格也不相同。同樣是對付家莊的調查，全村支付給一隊的土地補償價格為每畝17500元，支付給二隊的土地補償價格為每畝30000元，但是也存在因為部分農戶與村領導的密切關系，即使是一隊的失地農戶，也得到了每畝30000元的土地補償款。這種現象在其他村也存在。

二、村民出現兩極分化

由于相差懸殊的征地補償價格和不同的分配補償方式，使村民出現極度兩極分化的現象。

首先，失地農民與村中沒有被征地的農民出現兩極分化。在被征地的村中，9個村莊的村委會全部是用征地的補償款上交全村的農業稅，占總調查樣本的100%，也有部分村莊甚至由村委會代繳全村的水電費，也有的村莊將土地補償款在全村村民平均分配。這種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導致村民出現兩極分化，全村一方面出現部分失地農民因補償金額不足而生活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沒有被征地農民因為全村其他村民被征地而取得收益，失地農民生活水平下降，而沒有被征地的農民卻因其他村民被征地而使生活水平上升，使失地農民的相對生活水平下降。根據對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的29戶農戶調查，認為征地后生活水平高于現在務農農戶收入水平的為0，認為與現在務農農戶生活水平差不多的4戶，占總樣本的14%，認為生活水平低于現在農戶23戶，占總樣本數的79%，認為不清楚的2戶，占總樣本數的7%。

其次，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與征地前以非農收入為主的農戶出現兩極分化。在調查中，50戶調查樣本中在征地前以非農收入為主的有21戶，占總調查樣本的42%，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的有29戶，占調查樣本的58%。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對征地前以非務農收入為主的21戶中，征地后反映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的為0戶，有所提高的為9戶，占總樣本的43%；反映征地后生活水平沒有變化的11戶，占總樣本的52%；反映征地后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有1戶，占總樣本的5%；反映征地后生活水平明顯下降的為0戶，即征地后反映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占總樣本總數的43%。而通過對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的29戶農戶的調查，發現反映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的為0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為0戶，生活水平沒有變化的為1戶，占總樣本的4%，反映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有18戶，占總樣本的62%，反映生活水平明顯下降的10戶，占總樣本的34%，即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反映征地后生活水平下降的共28戶，占樣本總數的96%。所以征地的結果使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生活水平下降，而征地前以非農收入為主的部分農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再次，村干部和村民出現兩極分化。由于缺乏必要的監督機制，在征地過程中出現暗箱操作，村委會飽中私囊。在對付家莊的調查中，發現二隊曾征用村民的菜地開發二層商品樓出租，在征地時沒有支付任何補償款，許諾在開發后實行收益分成。在商品樓開發完畢，將開發后的商品樓按每間14萬元出售，而對村民卻稱商品樓開發虧損，便不了了之。一方面失地農民因缺乏足夠的補償款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而個別村領導家中卻購置了私家車。付家莊作為高碑店市的城中村將面臨搬遷和改造，大部分村民對搬遷憂心忡忡，擔心搬遷后沒有生活來源，卻將面臨高額的取暖費、物業管理費和生活開支。而村中有錢的人卻在抓緊時間蓋房，準備借搬遷之機大撈一筆，貧富差距正逐漸拉大。

最后，相鄰的不同村因征地補償價格不同而出現兩極分化。相鄰的兩個村由于不同的補償標準，使村民生活水平出現顯著差距。對閻家務調查8戶村民中，反映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8戶，占樣本總數的100%；而相鄰的付家莊9戶調查中，反映生活水平沒有變化的3戶，占總樣本的33%，生活質量有所下降的2戶，占總樣本的22%，生活質量明顯下降的4戶，占總樣本的45%，沒有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農戶。而處于高碑店南環的黃辛莊，雖然也有征地情況，但因村里有較多的機動地，所以對征地農民用機動地劃地補償，對村民生活沒有影響，農民生活滿足，無后顧之憂。

三、相關原因分析

（一）土地被征用后的不同使用用途是導致征地補償價格懸殊的根本原因。在同時期同區位情況下，付家莊和閻家務相鄰的地塊出現相差懸殊的補償價格，即17500元和90000元不同的價格，是因為付家莊是工業用地而閻家務是商業用地，另外同時期因為植物園用地屬于公共用地，所以土地補償價格更低，每畝僅為13500元。所以土地補償價格的高低與土地被征用后的使用用途密切相關，具體表現在商業用地的土地價格＞工業用地的土地價格＞公共用地的土地價格。另外當地政府支持的重點建設項目土地補償價格也低于同時期同用途的土地補償價格，如順達合資公司的征地價格偏低。該結論也可以在山西省鋁廠第三期征地時得到驗證，同時期每畝工業用地的征用價格為10-12萬元，而鋁廠因為是國家和山西省的重點支持項目，補償價格僅為每畝3-4萬元。

（二）土地補償價格高低與被征用土地農民對征地的配合度相關。土地補償價格的形成是國家、用地單位、村集體和農戶四者博弈的結果，土地補償價格的高低與各方的實力大小密切相關。如果代表國家利益的鎮政府、用地企業和村委會在征地面前成為利益的共同體，被征用土地的農戶便淪為征地實施過程中的弱勢群體。通過調查發現，即使是同一時間、同一用途的征地，在征地補償價格也有所不同，如在付家莊2002年順達公司征地時就出現一隊17500元每畝的補償價格，而二隊農民的補償價格則為30000元每畝，據調查發現是因為二隊曾組織過幾次因土地補償價格偏低而聯合上訪活動，所以結果是補償價格比一隊價格偏高，該種情況在其他村也可以得到驗證，所以村民的有計劃的維權活動對提高土地補償價格具有積極意義。

（三）征地實施過程中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執行體系。在執行時由于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監督，導致在同時期同地段同用途的用地也會出現補償價格不一致的情況。更有甚者，土地補償價格成為村干部制約村民的手段，對與自己關系好的農戶支付較高的土地補償價格，對一些老弱病殘的農戶支付較低的土地補償價格，甚至出現承諾的補償價格和實際支付的補償價格不一致的情況，具體表現在同時期同村同隊的不同農戶支付不同的土地補償價格。

（四）就業和安置政策失效，是導致農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雖然國家規定了劃地安置、就業安置、入股分紅安置和移民安置等不同的安置方式。在調查中發現，雖然在征地時用地單位承諾了一些安置方式，但在具體實施時除了貨幣安置外無任何其他安置方式。在調查時在選擇征地后是否有其他安置和培訓時所有的50戶失地農戶均選擇為無，占調查樣本的100%，顯示安置政策并沒有得到落實。

四、解決問題的對策和建議

（一）建議征用土地時相同區位不應該區分土地的使用用途，即不論何種用途的土地征用應嚴格執行相同的土地補償價格。針對以上土地補償價格的影響因素和對失地農民的重要作用，筆者認為同地段同時期因征用用途不同而導致的相差懸殊的土地補償價格，將不利于社會的發展。首先，相差懸殊的土地補償價格是形成失地農民貧富差距的根源。一直沒有解決的城鄉二元結構，由于各種原因又演變為三元結構，即農村又出現嚴重的貧富差距。中國人歷來“不患貧，而患不均”的思想必將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其次，其直接結果將導致公共用地征用土地困難，國家只好動用強制權，使干群關系惡化。2005年6月13日河北省定州市因征地發生的惡性傷人和械斗事件即可見一斑。最后，因為公共用地較低的土地征用價格對農民造成的損失誰來負擔？公共用地是為了滿足社會公眾共同利益的需要，其最終目的是增加社會公眾的福利和社會效益。這種受益群體應是社會公眾而不是失地農民。根據公平性原則，即誰受益誰應該承擔損失。社會公共利益征用土地的損失不應該由農民來負擔，而應該有社會或國家來負擔。所以，區分公共利益用地和非公共利益用地，根據不同土地使用用途實行不同的土地補償價格有失公平性原則。建議征用土地時不區分土地的使用用途，征用土地時實行折衷統一的土地補償價格。這樣既有利于保護失地農民的權益，又有利于緩解農民由于征地而發生的貧富不均問題，而且還可以解決公共用地征地難的問題，緩解政府和農民的矛盾。在征用土地時不分何種用途使用土地，在相同區位普遍使用相同的土地征用價格。而政府向有關土地使用部門提供土地時，對“公共性質的”土地使用收取較低的土地出讓稅金，對“非公共性質”的土地使用征收較高的土地出讓稅金和費用，以彌補在公共用地征用時支付的較高的征地補償金，以保證政府征地時收支平衡。同時，建議征地補償標準一旦確定，應嚴格進行，不論是何種用途的土地使用，即不論是公共性質的土地征用，還是非公共性質的土地征用，抑或是國家重點工程項目，都嚴格按照指定的征地標準來進行，以切實保證失地農民的利益。

（二）實行負所得稅解決失地農民的生活問題。針對目前失地農民生活困難的情況，很多地方將失地農民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筆者認為將失地農民納入最低生活保障體系，體現了政府對失地農民的人文關懷，具有積極意義。但是最低保障制度僅僅是構建了一道防貧困網，只能對沒有收入的家庭起到扶助作用，卻不能解決大部分失地農民的生活問題，而且會造成養懶漢現象。針對以上失地農民收入差距相差懸殊的問題，建議政府實行負所得稅制度對不同收入水平的失地農民進行補貼。所謂的負所得稅制度，是指政府向低收入個人支付所得稅來代替政府福利補助的方式，其實質是政府的稅收負收入。其目的有兩個，其一是對低收入階層不僅不征稅，而且給予所得稅資助，以保證個人收入不低于一定水平；其二是在補助低收入者的同時，又保全效率，避免養懶漢。實行負所得稅率的基本思想是政府規定最低收入水平，規定負所得稅率，根據不同的收入水平計算出應發放的補助金金額（即負所得稅金額）。如假定政府規定的最低收入標準為200元，負所得稅率為25%，則不同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為：

負所得稅計算表

表1單位：元

個人實際收入負所得稅個人可支配收入

0200-0=200200

200200-200*25%=150350

400200-400*25%=100500

600200-600*25%=50650

800200-800*25%=0800

這樣收入在800元以下的都可以得到政府的補助，收入不同，得到國家的補助金額也不同，個人的可支配收入不同。采用這種方法，既可以解決失地農民暫時的生活困難，也可避免失地農民進一步的兩極分化。

(三)安置政策應有所側重。

1、失地農民安置的重點應是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民。通過調查，對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收入和生活水平明顯下降（詳見前調查結果）。建議政府在實施安置政策時應有所側重，重點應是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的安置問題。失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一般文化水平較低或年齡偏大，在擇業時有一定困難。通過筆者5月份對河北省高碑店市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和非務農收入為主的50戶失地農戶調查，發現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受教育程度明顯偏低，具體資料見下表（表2）。

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與非農收入為主農戶受教育水平對比表

表2

收入類型

文化程度征地前以非農收入為主21戶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29戶

數量占樣本比例數量占樣本比例

沒上過學00931%

小學文化1048%931%

初中文化838%931%

高中文化314%27%

高中以上0000

合計21100%29100%

通過對以上數據加權平均得出，征地前以非農收入為主的農戶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年，而征地前以農業收入為主的農戶平均受教育年限為4、8年。據研究表明，教育在勞動力轉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據測算，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勞動者到工業部門工作的機會增加1、5%--3、2%。所以，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的失地農民與非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相比，具有競爭的弱勢性，一旦失去土地，若得不到妥善安置，處境將極為悲慘。

2、選擇適合失地農民特點的安置方式是安置失地農民的關鍵所在。

文化水平的差距導致不同類型的失地農民選擇了不同的安置方式，詳細資料見下表（表3）。

征地安置意愿調查表

表3

安置方式收入類型征地前以非農收入為主21戶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29戶

數量占樣本比例數量占樣本比例

農業生產安置002586%

重新擇業1357%414%

入股分紅843%00

異地移民0000

合計21100%29100%

通過對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的29戶農戶調查發現，希望進行農業生產安置的25戶，占樣本總數的87%，希望進行重新擇業安置的4戶，占樣本總數的13%，選擇入股分紅和異地移民安置的人數均為0。相反，對征地前以非農收入為主的農戶調查，希望農業生產安置的為0戶，而希望重新擇業安置的有8戶，占總樣本數的43%。針對征地前以務農收入為主的農戶文化素質較低的情況和安置意愿，農業生產安置是最好的安置方式，可以采用村機動地或承包地劃地補償的方式，解決該部分失地農民的生活和就業問題。而對征地前以非農收入為主的農戶，通過對38位外出務工人員技能的調查，其中木匠2戶，焊工3戶，瓦工8戶，以上均為技術工，占總樣本數的34%，無任何技術的有25戶，占樣本總數的66%。而據對當地村民的調查，技術工每日工資在28元至32元之間，一般常年有活，而小工（即沒有技術的工人）日工資在25元，但活沒有保證，一般有半年左右的時間沒活。所以，對外出務工的農戶，重點應是技能培訓，組織適合農戶特點的就業培訓和技能培訓，將對解決該部分農戶的生活條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廖又泉，龍菊梅，實施負所得稅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華東經濟管理，2005，1；

第8篇：鄰失業金的條件范文

關鍵詞：開封；文化旅游；發展趨勢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2.19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12-46-02

一、相關概念綜述

（一）國外相關理論

國外學者對文化旅游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文化旅游的概念、文化旅游地景觀及形象、文化旅游者及市場、文化旅游資源及開發、文化旅游環境與保護、文化旅游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文化旅游這一概念最早是在1977年由美國學者羅伯特?麥金托什提出的，他認為“文化旅游包括旅游的各個方面，旅游者從中可以學到他人的歷史、遺產、當代生活和思想。” 之后，沃爾對文化旅游與思想形態的問題進行討論，他認為文化旅游者自身的旅游體驗受到游覽方式的影響。赫伯特通過對法國幾個小鎮的調查證明了名人遺址遺跡對文化素質較高的游客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蒂莫西以印度尼西亞的由亞卡塔購物街為例，對文化旅游地的購物市場的狀況進行分析，結論表明文化旅游資源開發應注重旅游地購物市場的規范。[1]

（二）國內相關理論

國內有關文化旅游的研究時間較晚。魏小安（1996）最早在《旅游發展與管理》一書中提到文化旅游這個概念。之后，馬波（2001）在《現代旅游文化學》中強調了旅游文化的新生性和現代性。周春發（2001）在《蘇州會展旅游開發的初步探究》中認為會展旅游是國際上新興的專項旅游形式，具有諸多常規旅游產品所沒有的優越性，并分析了蘇州發展會展旅游的形勢和對策。吳必虎（2010）在《旅游規劃原理》一文中把文化旅游產品分為九種形式。

二、開封現狀

（一）開封簡介

開封古稱東京、汴梁，位于河南省中東部，歷史上曾有魏、梁、晉、漢、周、宋、金等七個王朝建都于此，是我國古都和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座歷史文化名城。全市總面積626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67.6萬人，其中市區面積546平方公里。開封是中原地區黃河沿線重要的歷史文化國際旅游城市，享有七朝都會、文化名城、大宋故都、菊城之盛名。開封有眾多的文物古跡，包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3處，省級38處，市級26處，縣級136處。

（二）開封旅游現狀

2012年開封生產總值達1212.15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為416.13億元，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10.33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1.1%、11%、15.9%。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批發業零售額增長30.3%，零售業零售額增長13.6%，住宿業零售額增長21.5%，餐飲業零售額增長13.9%，其他零售額增長15.9%。2012年開封市共接待海內外游客4416.2萬人次，比上年增長13.2%；實現旅游總收入180.5億元，增長16.3%。其中，接待國際游客25.6萬人次，接待國內游客4390.6萬人次。至2012年為止，共有4A級旅游景區（點）7處，5A級旅游景區（點）1處，星級賓館酒店22個，旅行社54家。[2]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近幾年，開封的旅游業發展較好，對拉動開封經濟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開封旅游發展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弊端，需要對其進行改進，從而更好地走文化旅游的發展道路。

三、開封在旅游業發展中存在的弊端

（一）開發程度不高

開封作為一座旅游城市，擁有許多自然古跡和人文遺跡，可開發利用的資源十分豐富。但是，開封旅游業缺乏能迎合現代消費群需求的新觀念，沒有充分利用其優勢資源，如沒有體現出水資源豐富的特色；旅游景點對“宋文化”的內涵挖掘不深；各公園較為分散，吸引游客的亮點較少，而且長期沒有變化；旅游路線的設計還有待改善；文化產品特色不鮮明且種類不豐富；大型旅游活動也較少；沒有與周邊的城市形成長期合作，未與所臨縣鄉共同開發。

（二）旅游形象不鮮明

目前，對開封市形象推廣不夠。旅游者對開封的印象是景點多，但是對其特點只是停留在宋朝古都的籠統認識上。同時，開封的標志性建筑物不多，而且比較陳舊、缺乏創新，這樣對游客的引導和影響不足，很難讓游客對開封的形象記憶深刻[3]。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開封的知名度，說明了政府在旅游形象規劃和對外宣傳促銷力度還需加強。

（三） 旅游業結構不合理

在旅游的六要素中，開封旅游明顯偏重游和吃，對于住、購等重視度不夠。在住宿方面，高檔旅館價格較高，中低檔旅店條件較差，因此也損失了部分的收入；在購物方面，開封旅游品的種類偏少、不豐富、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而一些紀念品或旅游品如汴繡，其價格較高且不便于攜帶；在娛樂方面，開封的大型娛樂活動、大眾能參與其中的活動較少。這就造成觀光者在開封的逗留時間較短，影響了開封旅游業的經濟收益。

（四） 旅游業人員的素質不高

在開封從事旅游業的工作人員素質顯得不高。一部分導游的文化、歷史知識較匱乏、語言表達能力不強，不能較詳細、生動地講解，導致游客不能很清楚地了解這段歷史文化內涵。這就影響了開封的美譽度，也縮短了游客的游玩時間，從這一方面看也是影響開封經濟效益的一個因素。

四、構建開封旅游新模式的建議

（一） 建立新的旅游觀

在這個以需求為導向的市場，消費者的偏好發生了改變，作為供應者來說，也應該改變舊的不合時展的觀念，尋求新的旅游觀，改善旅游管理制度，提高創新意識來迎合大眾的需求。開封要發展好旅游業，應該大力宣傳，帶動群眾一起參與旅游建設，充分開發、利用旅游資源。開封的水資源豐富，可以形成“水上觀光開封城”的新模式，和以“水上樂園”為主題的公園群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利用鄰市的資源和優勢，如利用鄭州的交通優勢來吸引游客，和洛陽等城市建立旅游城市聯盟，共同發展旅游業；開封旅游應以開封市為中心，向周邊縣鄉擴散，發展周邊的農家樂，進一步增加可看點和游客停留時間；積極向其他旅游城市學習，增進旅游城市的友好聯立；加大對開封“夜市”的建設和管理，形成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政府部門也應該提高決策水平，利用政府的主導作用，統一規劃、嚴格審核、監管旅游建設項目，避免隨意開發、離散分布、破壞旅游資源和城市環境，應走可持續發展的旅游路子。

（二） 樹立形象

旅游形象應該具有地區性、持久性、特色性的特點。因此，開封市應圍繞開封“宋文化”特色、利用本市的旅游資源進行精心包裝、創意策劃，通過本地市民、志愿者等多種途徑進行城市形象宣傳，樹立游客心中良好的形象。作為開封的市花，可以此為依托在每年的展中向來觀展的游客進行城市形象宣傳，同時通過這部分旅客的好評和對其親友的宣傳來提高開封的美譽度。在每年舉行的“鄭開馬拉松”賽事中進行城市形象宣傳，亦可吸引國外游客前來游玩，提升開封在國內外的知名度。實現城市建設和旅游開發一體化，以“宋文化”為主題的公園可進行統一策劃，可形成一個具有“宋文化”的主題城市，又可分成多個“宋文化”主題公園的子系統。要以文化遺產為依托，借助黃河文化、歷史人物和歷史故事進行宣傳和開發，使開封“宋文化”傳播出去。

（三） 調整旅游業結構

旅游業是一個綜合性產業，單獨發展一、二個方面不能形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旅游業，應通過“游”、“行”帶動其它方面的發展，形成一個互相融合、互相協助的系統。在吃的方面，要加大力度規范中小型飯店的衛生、安全；鼓勵無業者開小型飯店，一則可以減少失業，二則可以增加開封的經濟效益；對開封“夜市”進行整合、規范化，這樣便于管理，使游客心中形成一個良好的開封形象。在住的方面，要對中小型旅館進行衛生安全的監管，政府應給予一定幫助，鼓勵店家改善住房條件，并對相關費用實行統一化、公開化。在娛樂方面，各大公園應多舉行大型公開的娛樂活動，如真人表演歷史故事，在公園里建設3D影院來播放“宋歷史”；公園晚上可以舉辦大型的文藝表演。在購物方面，一定要推出具有特色、物美價廉、便于攜帶的開封特產和旅游品。通過這六個方面的共同改善，將對開封旅游帶來更多的美譽和效益。

（四）提高相關工作人員素質

針對開封旅游業的管理層，需要管理者提高決策水平，改變陳舊的旅游觀念，制定具有現代旅游觀念的方案。對城市建設和旅游發展進行一體化，鼓勵群眾參與其中，共建開封美好形象，從而樹立開封政府的良好形象。在開封旅游業的基層，一定要對公園的工作人員和導游進行嚴格篩選和系統培訓，避免一些道德修養、文化水平不高的人魚目混珠、損壞開封旅游工作者的形象。同時可吸納更多的“雙語”導游，定期評估旅客對導游的滿意度，定期對導游的專業知識進行考核，對基層人員實行多方面的考核，對不符合標準的人員加強培訓，剔除職業道德不好、專業水平差的人員，從而整體提高領導層的戰略管理能力、中低層管理者的組織實施能力以及旅游從業者的文化修養和職業素質。

參考文獻：

[1] 胡春麗.論文化旅游資源的深度開發――以開封清明上河園為例[D].開封：河南大學，2011.

第9篇：鄰失業金的條件范文

在全市非公有制企業中，女職工集中在商貿流通、餐飲、美容美發、出租車等第三產業，占職工總人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重視了這支隊伍的工作，就可以大大的提升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貢獻率，因此，各級工會組織十分重視非公有制企業的女職工工作。

1、女職工組織逐步開始建立。組建工會女職工組織是搞好女職工工作的前提條件，近年來，全市各級工會組織按照“哪里有職工，哪里就要建工會，哪里有女職工，哪里就要建立工會女職工組織”的要求，克服一切阻力，排除種種困難抓好非公有制企業工會女職工組織的組建工作。在今年三月初由市總工會女工委主持召開的“全市女職工工作會議”上將此項工作作了重點安排，并列入2004年重點工作之一。為了加大工作力度，市總工會女工委印發了全總女工委新修改的《女職工工作條例》，使業主和職工從思想上認識到建立工會和工會女工組織有法可依。截止現在，已建立了全市非公有制企業工會聯合會女職工委員會，全市非公有制企業建立女工委105個，發展女職工會員2000余人。女職工會員的不斷發展壯大和女職工組織的不斷建立和完善，為開展非公有制企業的女職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女職工組織開展的維權活動初見成效。切實維護女職工的合法權益，是女職工組織義不容辭的責任，近年來，各級工會組織一是利用各種會議、“三八”婦女節、安全執法檢查、創建“安全杯”活動等機會，向廣大女職工宣傳《勞動法》、《工會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女職工勞動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為女職工維權工作營造良好的法制氛圍。二是在女職工中推行特殊疾病保險、互助保險以及其它保險。為使女工干部了解和熟悉上述保險業務知識，今年利用“全市工會女職工工作會議”，特意安排市總工會維權部的負責同志進行保險業務知識輔導，通過耐心講解和思想發動，全市有部分非公有制企業為女職工購買了個別險種。如我市規模較大的南方商務公司為長期在該公司工作的已婚女職工購買了計劃生育保險，全市享有較高知名度的興科房建集團為全體職工購買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旬陽縣16個非公有制企業，123名女職工參加了特殊疾病保險，白河縣大部分企業為職工辦理了工傷保險等。三是積極參與源頭維權工作。近年來，各級工會積極參與《集體合同條例》和《最低工資規定》的制訂，要求堅持將維護女職工特殊權益寫進法規中。在法律法規執行過程中部分企業能夠按照要求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如我市規模較大的餐飲業——蓮花池飯莊，女職工占75%，他們與職工勞動合同的簽約率達到100%。而且根據女職工較多的特點，修建了男女分設公寓，配備了浴池，使女職工的生活環境得到了改善，安全措施有了保證。同時，調查了解到女職工的“四期”在個別企業得到了保護，如南方商務公司，女職工的孕期基本都安排在站立蹲臥較少的收銀臺，女職工把“收銀臺”戲稱為“孕婦臺”，并能按國家有關政策給予足夠的產假和哺乳時間，按比例發給一定的工資報酬。在我們的調查了解中，有40%的女職工認為“四期”的保護得到了部分執行。四是加大了個案查處力度，各縣區總工會還真正從侵害女職工的切身利益和身心健康的個案入手，維護她們的正當利益。如今年八月，市總工會女工委為繅絲一廠女工追討回了六年來未執行到位的人身傷害賠償費。此案經《華商報》等新聞媒體報道后，在社會引起了較好的反響，認為市總女工委為困難女職工做了一件實實在在的好事，繅絲廠為工會送來了錦旗，當事人還以個人名義為女工委贈送了一面錦旗。嵐皋縣女工委為一名女工追回了企業惡意克扣的1000多元工資和押金。白河縣總工會女工委在配合有關部門的安全生產執法檢查中，查出了違法使用女童工現象，現場責令部分企業退回了14名女童工。以上措施有力地維護了女職工的合法權益。五是積極開展女職工心理、生理健康知識的普及工作。針對現在女職工工作壓力大，婦科患病率高的特點，市總工會女工委從2001年開始就在全市范圍內開展了“女性心理、生理健康知識教育普及”活動，今年市總工會女工委將活動延伸到非公有制企業，截止目前，全市已有近千名非公有制企業女職工受到教育。

3、涌現出了一批先進女職工典型。為使全市非公有制企業女職工學有榜樣，趕有目標，各縣區總工會女工委立足本地實際在女職工中開展評優創先活動，涌現出了一批女職工典型。如漢濱區南方商務公司董事長、省級勞模、省市區三級人大代表云，平利縣全國“三八”紅旗手劉代存，嵐皋縣納稅大戶湛永成，旬陽縣受到全省表彰的再就業明星喻紅芳等，這些女能人在當地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今年全市總工會女工委為了鼓勵下崗女職工再就業，在全市范圍內開展了“爭當創業有為標兵”活動，同時，還與市鄉企局等四個單位聯合開展了評選“巾幗風采在鄉企”活動，這些活動為發現更多的典型拓寬了空間。

二

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新型經濟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與其匹配的相關政策和法律也有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雖然各級組織傾注了大量的精力解決非公有制經濟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但仍然存在許多不容忽視的問題，就工會女職工工作而言，主要問題是：

第一，工會女職工組織組建步履維艱。據調查，全市雖然非公有制企業發展迅猛，但工會組建率低，與此相對應的女職工組織的組建更是困難重重。初步測算，全市非公有制企業工會的組建率不足40%，僅市直非公有制企業注冊資金超過50萬元以上的有80多家，而組建工會的只有22家，工會組建率僅只有26%。究其原因，一是業主認識上的偏頗，認為組建工會就是交會費，加大了企業的運行成本。還有一種認為成立工會是一種形式，是政治需要，給企業帶不來實惠，一戶企業業主這樣對我們說：“我不成立工會的原因是我是私營企業，既然是企業就要追求利潤最大化，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員工考慮，無需要員工對我的監督”，由此可見組建工會的難度不同一般。二是企業職工對工會組織的認識膚淺，在對一家企業女職工發放問卷調查表中“對組建工會和工會女工委的認識時”有50%的人認為“無所謂”，有10%的人認為“沒必要”。三是工會組織對《工會法》的宣傳不夠，在所收回的問卷調查表中回答“不知道有《工會法》”的占有相當一部分比例。

第二，權益保障狀況令人堪憂。女職工已成為全市餐飲業、賓館服務業、商貿流通等第三產業的主力軍，但她們在勞動關系中依然處于弱勢地位，權益很難得到保障。首先是勞動關系不規范、勞動合同簽約率、履約率低。據某縣總工會統計，有70%的非公有制企業未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其勞動關系的建立與解除由企業主確定。一些企業雖然與職工有勞動合同，但內容很不規范，往往是對務工人員規定的責任多、權利少、義務多、報酬少。許多企業采取口頭勞動協議，有的甚至連口頭協議也沒有，一旦發生勞動爭議與糾紛，由于缺乏必要的書面合同依據，女職工往往處于吃虧受損境地。其次，工作時間長且不能依法得到加班工資，特別是在餐飲業和美容美發業等女職工勞動密集型行業，調查發現，這些企業主為了獲取高額利潤，往往采取延長工時、增加勞動強度、減少職工工資福利等辦法降低成本，女職工工作時間普遍超過《勞動法》規定的每天8小時，問卷調查表明，工作在10小時以上的占30%以上，有70%的女職工每天工作10小時。第三，工資水平低且有拖欠的現象。通過在餐飲、商業等女職工集中的行業調查，這些行業女職工的工資大都分在400元左右，除去吃、租房費，所剩無幾。第四，社會保障缺失。據調查，絕大多數女職工沒有參加社會保險，我市某縣總工會女工委對該縣的非公有制企業調查顯示，職工參保率不足10%，除經濟條件較好的女職工自己加入商業保險外，在養老、醫療、工傷、生育等方面無基本社會保障。第五，女職工“四期”難以得到保護。調查發現，除個別有一定的法律意識、在社會上有較高聲望的業主能重視女職工的“四期”保護外，大部分業主未采取保護措施，特別是在女職工的孕期、產期、哺乳期隨意辭退和停發工資已是常事，還有的業主在用人條件上干脆不要這三期時段的女職工。

第三，女職工素質難以適應競爭激烈的市場。在非公有制企業工作的女職工基本上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而以初中文化為主。低文化水平與高要求管理形成一對矛盾，因此，女職工就很容易再一次失業。同時，這部分女職工法律意識淡薄，對自己應當享受的權力知之甚少，如市總工會女工委在市直非公有制企業調查中對“文化教育權益、勞動權益、財產權益、婚姻家庭權益”了解的程度，有90%的女職工回答“部分知道”，然而，再詳細詢問具體內容則是零星點點。旬陽縣總工會女工委在該縣了解的情況是對女職工權益全面了解的只有19%，不知道的還有4%。同時，女職工的自我保護意識差，由于這部分女職工缺少法律知識，接觸社會不多，對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如何處理時，顯得無可奈何，她們不知道有工會女工委這一級組織，不知道工會女工委有維權職能，不了解打官司的基本程序。

第四，嚴峻的就業形勢造成女職工心理壓力增大。全市的就業形勢同全國其它地區一樣，勞動力供大于求，因此，已經實現就業和再就業的女職工心理有著沉重的壓力，經常擔心害怕自己失業。由于有這種心理負擔，當她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敢說，面對危險作業只有強壓著心理恐懼去承擔。

三

1、樹立科學發展觀，提高做好非公有制企業女職工工作的認識。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和完善是我國經濟發展的趨勢和方向，而承擔人類生產和物質生產兩大重要任務的女職工在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又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在安康這樣經濟落后的地區，農業靠天吃飯，而且自然災害頻發，國有企業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經濟主導著經濟發展的命脈，而在以女職工為主體的第三產業，支撐著經濟的發展。重視了女職工工作，就重視了非公有制經濟。因此，各級黨委、政府和工會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觀，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高度重視非公有制企業女職工工作，將維護她們的合法權益作為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內容，進一步營造重視、尊重非公有制企業女職工，關心支持非公有制企業女職工權益保護工作的社會氛圍，促進全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進步。

2、修改相關法律，依法保護女職工的合法權益。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現行法律法規中的部分內容已不適應現實工作需要，呼吁上級工會組織和人大立法機關對涉及非公有制企業女職工工作的管理、維權保障機制、相關部門職責分工等以法律法規的形式予以規定，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3、創新工作機制，不斷探索組建工會的方法。非公有制企業具有經濟成份多樣化、投資主體多元化、經營方式靈活化和勞動者擇業自主化以及從業人員眾多、來源各異、勞動關系復雜等特點，各級工會組織要因地制宜、實事求是地探索組建工會的各種行之有效的形式與方法，創造性地開展工作，要不斷地提高“服務型工會”的能力和水平，用實績增強自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使非公有制企業主和全體職工看到組建工會的意義所在，增強入會的信心。同時，要積極動員非公有制企業女職工加入工會組織，通過集體力量來改變自身在勞動關系中的弱勢地位和失衡狀態。

4、努力探索，積極尋找女職工工作的切入點。在非公有制企業開展女職工工作，目前還在探索階段，根據目前工作的實際，建議采取以下途徑尋找工作的切入點：一是在組織設置上按照“行業相近、地域相鄰、方便工作”的原則，可以采取獨立、聯合、掛靠、臨時等多種形式；在管理關系上，實行屬地與分級管理相結合；在活動方法上，堅持相對集中與分散活動相結合；在工作內容上要圍繞女職工學習、婚姻、參與維權等基本需求，加大服務力度，拓展服務領域，通過開展“創業有為”等活動，使女職工工作與企業的生產經營相結合，真正做到企業需要，業主支持，女職工歡迎，以此推進非公有制企業女職工工作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