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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

關鍵詞：農村；老齡人口；勞動力流動

一、我國農村老齡人口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目前，我國老齡人口規模巨大，農村老齡化程度快速強化。至2009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有1.67億人，其中1.05億人是農村老年人，農村老年人口規模是城市的1.69倍；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為7.97%，而農村老年人口比重已超過18.3%，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是城市的2.3倍。

全國老齡委辦公室公布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85億人，占總人口的13.7%。根據《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十二五”時期，隨著第一個老年人口增長高峰到來，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從2011年到2015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將由1.85億增加到2.21億，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萬；老年人口比重將由13.3%增加到16%，平均每年遞增0.54個百分點。

二、農村老齡人口對勞動力流動速度的影響

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報數據表明，我國流動人口從2000年的1.2億快速增加到2010年的2.2億，增幅高達83%。流動人口規模擴大，推動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2000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36.22%，2010年這一比重已上升到49.68%。中國人口流動主要流向是從農村流向城鎮，而且轉移速度在不斷加快。

我國高速經濟增長所吸納的勞動力主要發生在城市部門，而城市勞動力供給越來越依賴于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村老齡人口的增加，意味著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流動速度的減緩。特殊的贍養結構導致進入城市的勞動人口鐘擺式流動，成為勞動力徹底轉移的一個間斷，同時大大增加了交通運輸等各種社會成本。所以，如果不對農村老齡人口問題加以重視，那么不斷增加的農村老齡人口必將影響勞動力轉移和人口流動速度，從而阻滯城市化進程，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三、農村老齡人口對勞動力流動規模的影響

中國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歷史階段，農村勞動力由農村流向城鎮、由農業產業向非農產業轉移是這一階段非常明顯的一個特征。相關數據顯示，1997年，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為7600萬；2002年，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接近1億，2005年達到1.7億；2007年，約有2.3億農村勞動力實現了就地或外地轉移。

大量農村老人將是最后進入城市的一個群體，將成為遲滯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下，農村老齡人口增加意味著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增大，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下降，勞動力人口最終會減少，因為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從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可知，全國65歲及以上人口總數為1.5億，而農村所占比重為58%，即0.9億。由于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深，越來越多的人成了白發老人，而年輕的人口卻不斷減少，相伴而出現的是勞動力因不斷減少而顯得不足，勞動力流動數量減少，流動規模大大縮小。

勞動力流動性下降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在行業間、區域間流動性的下降。一方面現代經濟發展的趨勢是技術進步加快，新行業、新職業和新工種不斷涌現，對勞動力的職業轉換和區域流動提出更高要求，而另一方面中老年勞動力轉換職業的適應能力和跨區域間就業的意愿下降，這就使得勞動力從衰退產業和地區向新興產業和地區的流動受到限制。尤其是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國土遼闊、區域跨度大、區際間發展差異大的國家，由于跨區域就業成本更高使這種影響會更直接和更強，我國出現“4050”人員現象和近年來沿海地區“用工荒”不斷強化，充分表明了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老化導致勞動力流動下降，從而影響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的調整、變動。

四、應對措施及建議

（一）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合理有序地進行

第一，要加大農業產業化經營規模力度，大力加強鄉鎮企業二次創業步伐，提高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要大量發展農村第三產業，把交通、金融、通訊、保險、信息服務、技術服務等行業作為重點發展，從而拓寬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渠道。第二，加快城鎮化步伐，提高城鎮化水平，實現城鎮經濟與農村經濟的協調發展。把城市和農村緊密地聯系起來，即對人力、資本和技術等優化組合，城市的技術交流、資金交流要支持農村的經濟發展，同時把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成為城鎮的主力軍，形成優勢互補，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

（二）根據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變化調整產業結構

我國的勞動力資源供給規模變化不大，但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問題較為嚴重。要解決勞動力老化，要求調整現有的產業結構，減少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增加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以適應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從而促進社會的發展。同時，由于我國老年人口絕對數大，大力發展老齡產業，鼓勵和引導老年消費市場的發展，以滿足老年人口對物質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

參考文獻：

[1]張昌彩.農村老齡人口：影響、特點與對策[J].開放導報，2008（3）：28-32

[2]陳社英.21世紀的中國與老齡化：研究與實踐的挑戰[J].人口與發展，2011（2）：20-32

[3]康傳坤.農村老齡人口會阻礙城市化進程嗎？[J].世界經濟文匯，2012（1）：91-105

第2篇：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

一、引言

人類社會進入20世紀以來，“人口老齡化”成為一個全球化問題，這是上世紀人口發展的兩大現象——生育率下降和平均預期壽命提高引發的結果。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林志宗認為，由于醫療技術的不斷發展和社會福利制度的不斷完善，全球人口出現了平均壽命預期升高以及生育率下降的趨勢[1]。這既是人類社會取得巨大成就的表現，同時也使各國政府面臨著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中養老保障問題顯得尤為突出。按照聯合國1982年制定的國際標準，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10%以上，或6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7%以上的社會即為老年型社會。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斷增加的過程。我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伴隨著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及醫療衛生條件的不斷改善，人口生育方面經歷了從“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轉變，這必然會改變我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從而使人口的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據統計，我國1999年60歲以上人口總數達到1.26億，占到了全國總人口的10%，標志著我國進入了人口老齡化時代。

武漢大學的馬驍驍的研究則從另一個角度解讀了中國的人口結構變化。他認為中國作為全球第一人口大國，在1974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前人口增長太快，該政策實施后，生育水平下降，從而導致我國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改變，老齡人口迅速增加[2]。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老齡化趨勢也在不斷加快（見表1）。“六普”數據顯示：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8.87%。同“五普”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93本文由收集整理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91個百分點，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還在進一步加劇。 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與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水平城鎮高于農村的發展歷程不同，我國農村老齡化水平超過城鎮，農村老齡化問題的壓力更為突出。此外，在2005年超過13億的總人口中，城市總人口是56 167萬人，農村人口是74 471萬人。因此，我國農村人口的老齡化問題也就尤顯突出。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我國農村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到近8 600萬人，占全國老年人口總數的65.82%，可見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要遠高于城市[3]。

在我國現實的情況下，農村人口老齡化波及的范圍更廣、規模更大。根據最近的人口普查數據，我國農村老年人口為8 557萬人，占老年人口總數的65.82%，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1.24個百分點。這種城鄉倒置的狀況將一直持續到2040年。到21世紀后半葉，城鎮的老齡化水平才將超過農村，并逐漸拉開差距。

河北省老齡人口呈現規模大、老齡化速度快、農村老年人口比例大于城鎮老年人口且具有未富先老的特點。河北科技大學的閆露娜等人研究認為，河北省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醫療、服務等一系列問題形勢嚴峻，并提出了相關的對策[4]，但他們未能對河北這個農業人口大省的農村老齡化問題做專項研究，其他相關文獻也鮮有涉及此問題。本文專門就農村人口老齡化及其問題加以系統分析，并提出符合農村現實的養老對策建議。

二、河北省農村人口老齡化現狀

河北省既是一個農業大省，也是一個人口大省。建國以來，河北省人口年齡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1982年“三普”時，0～14歲人口占全省總人口的30.78%，65歲及以上人口占5.67%，老少比為18.43%；1990年“四普”時0～14歲人口占29.04%，65歲及以上人口占5.81%，老少比為20.01%；2000年“五普”時，0～14歲人口比例降至22.78%，65歲及以上比例升至7.05%，老少比為30.93%。以上數據表明，從2000年起，河北省人口年齡構成已經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據第二次農業普查統計，2006年底河北省在農村居住及城鎮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人口為4 926.23萬人。從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看，2000年河北全省總人口為6 668.44萬人，其中城鎮人口1 756.01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26.33%；農村人口4 912.43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73.67%（農業戶口占80.4%）。隨著河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2005年、2007年全省城鎮化率分別為37.69%、40.25%，推算全省農村人口分別減少為4 268.86萬人和4 148.56萬人，占全省總人口比例分別降至62.31%、59.75%（2007年全國為55.06%）。另據公安戶籍統計，2007年末河北省持農業戶口的有4 842.76萬人，占全部戶籍人口的68.96%。幾種統計渠道均顯示，河北作為農業大省，農業人口比重較大，而且這種現狀將保持相當一段時期。因此，在老齡化背景下做好河北省農村養老問題研究至關重要。

三、河北省農村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

（一）農村人口“未富先老”問題

我國是在尚未實現現代化、經濟尚不發達的情況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屬于“未富先老”。

河北省“未富先老”的狀況在農村尤為突出。長期以來的“重城市，輕農村”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使農村的經濟發展緩慢，計劃生育政策及青壯年農民工進城導致農村勞動力資源欠缺，再加上地理條件等因素的制約，使得河北省農村的貧困現象很普遍，人均收入與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我國農村老年人口是經濟上最弱勢的群體之一。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除了耕種土地外幾乎沒有其他自主收人來源[5]。農村勞動生產率原本低下，土地收益率又極低，因此，當他們年老喪失勞動能力后，維持溫飽已是十分困難，生活上很難得到其他保障。因而，因病致貧或者因病返貧成為農村老年人口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根據對河北省農村特困老年人的抽樣調查分析顯示因病和殘疾致貧的人口占近46.7%，幾乎達到被調查特困老年人的一半。此外，由于農村許多低收入中青年子女的受教育機會相對不足，從而加大了貧困世代傳遞的可能性。他們無法為家中老人提供較好的物質生活保障，自己也無法為養老積蓄。

（二）農村勞動力的老化問題

和全國的情況一樣，河北省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人口外流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由于流出人口巨大，造成許多地區的所謂“空心村”現象，在“空心村”里，許多家庭房空門關或者很少有人。青壯年大多出去了，剩下的多半是婦女、兒童、老人，現在很多婦女也出去了，農活主要由一些“年老的留守人員”負擔。人口流出引起農村空巢家庭問題，青壯年子女不在身邊，年邁的父母無人照料，很多流出人員還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照看。某縣調查出有90%的老人需照看孫輩，70%的留守老人依然干農活，45%的老人無積蓄，生活貧困。

由于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失，河北省農村勞動力的空心化及老化的特征明顯。現在越來越多的耕地被“拋荒”的現象已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農村勞動力老化帶來的嚴重問題。據有關調查發現，河北省農村60～65歲間的老人中，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比例有60%多，65歲以上還在從事農業生產的比例占21%強[6]。隨著年齡的增大，勞動者的體力衰退導致原本低下的農業生產率進一步下降，長此以往，必然不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甚至會延緩農業產業化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進程。

四、對策和建議

（一）發展農村經濟是根本之道

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農村家庭照顧的養老保障方式仍會繼續存在，因此，增加家庭成員的收入顯然是提高其保障能力的基本手段。在城鄉一體化的背景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批轉移已成定勢。因此，在改善農村勞動力工作環境、提高其收入、能力方面，政府應做到： 第一，消除勞動力市場的一些不合理制度，為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提供一個公平的環境，力求做到同工同酬； 第二，加大對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投資。如前所述，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水平越高，其生產率就越高，工資收入就越多。教育和培訓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國家需要加大在農村的教育投入，為農民工提供必要的培訓，這些都是提高農民工增收能力的有效措施。

鑒于河北省在經濟尚不夠發達的情況下就進入老齡化社會的背景，加快發展農村經濟是解決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出路和當務之急。我國當前農村老齡人口所面臨的諸如養老、醫療保障等問題是“三農”問題的一部分。想要著實提高農村老年人的生活及社會福利水平，根本解決農村老齡人口所面對的各種問題，著力點應該圍繞“三農”問題展開。據報道，河北省老齡人口近1 000萬，占到人口總數的13.5%。結合河北省農村經濟發展的現狀，當前應響應黨的十提出實現農村人口城鎮化進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號召，以大幅提高農村經濟實力和農民收入水平作為今后的重要工作目標。這就需要加強河北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并逐步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化程度。積極探索農業生產的規模化、集約化及產業化經營以實現農業的現代化。通過科技下鄉，提高農業科學技術在農業收益中的貢獻率[7]。建立以新型農業技術推廣部門、高效農業示范園區、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為基礎的農業技術推廣與產業化體系和以農村經濟合作組織、農村遠程教育網絡為基礎的高效農業科技服務體系，加大農業生產技術投入，以提高土地經營效益。

通過大力發展河北省鄉鎮企業來進行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拓寬農民的收入來源。在推行減免農業農民稅費的惠民政策的同時，拓寬農產品銷售的渠道，建立并普及河北省農產品供求信息網絡。此外，需消除農產品流通環節中運輸及市場準入環節中中存在的種種關卡。只有切實保護農民的權益，提高農民的收入，才能解決好農村老齡人口的養老問題。

（二）政府需要加大投入以解決農民養老問題

考慮到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國家的負擔能力，河北省農村的社會保障可以采取重點突破、循序漸進的路徑，以醫療和養老保險為突破口，逐步建立統一、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為農村的養老提供社會支持。在提高社會保障的補助比例上，可以采取高于城市的比例，適當降低農村的個人養老成本，這也是符合城鄉收入差距較大、農民收入能力較低這一現實國情的。

第3篇：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

【關鍵詞】農村居民 養老保障 城鄉一體化 覆蓋面

伴隨著我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和城鎮化的進展，農村地區的社會結構正在呈現新的變化，村莊逐步呈現空心化、人口老齡化現象加劇、老年人空巢化等趨勢明顯，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障問題也日益凸顯出來。傳統的家庭養老服務的功能正在逐步弱化，而依靠社會養老的保障體系建設尚不全面，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障建設難以真正解決。在城鄉統籌一體化發展的背景下，如何解決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障問題，真正實現農村居民老有所養以及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均等化，是我們必須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現狀

隨著經濟的飛速，貧富差距的加大，我國農村的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出到城市打工，目前我國已進入人老口老齡化階段，再加上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流出，空穴老人的數量也是只增未減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留守老人的數量漸增，建立健全養老保障體系迫在眉睫。導致我國農村勞動力發生轉移的原因如下：第一，農村生活水平較低，微薄的收入難以維持大家大口的日常生活需要，從而使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出，涌入到發達的城市。第二，城市發展節奏快，就業機會多，薪酬高，交通等外部環境因素便利。第三，帶著孩子的青壯年，為了讓孩子得到更好地教育，會選擇讓孩子在城市入學。第四，當代農村戶口的大學生，大多畢業后都會選擇在城市打拼留在城市。從一個理性人的角度，每個人會選擇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生活方式，勞動力的轉移也是必然。2009年我國城鎮人口數為64512萬人，占總人口的48.34%，鄉村人口數為68938萬人，占總人口數的51.66%。2010年城鎮人口數達66978萬人，占總人口的44.95%，鄉村人口數為67113萬人，占總人口的50.05%。2011年全國城鎮人口數位為69079萬人，占總人口的51.27%，鄉村人口數為65656萬人，占總人口的48.73%。而2012年城鎮人口數為71182萬人，占總人口的52.57%，鄉村人口數為64222萬人，占總人口的47.43%。

圖1 我國城鄉人口總數的變化

由圖1可以清晰的看出鄉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呈逐漸上升趨勢，而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呈逐漸下降趨勢。根據2013年全國統計年鑒，我國2009年至2012年老齡人口數逐漸上升，兒童人口數下降，青壯年人口數也呈上升趨勢。且相對的老年撫養比重也在上升，這些數據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農村與城鎮人口的相關情況。

二、我國農村老人的養老現狀

由于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農村勞動力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向城鎮地區轉移的態勢逐步加強，農村老齡化的人口將進一步加劇，老齡化現象將持續并保持快速發展勢頭，農村地區的養老保障工作較為復雜。我國各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化較大，東部地區經濟較為發達，城鄉一體化程度及農村養老程度都相應較高；而對于西部等欠發達地區，農村養老問題亟待解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造成青壯年勞動力大量流失，空巢老人數目增多，養老問題得不到解決。

（1）家庭養老模式受到沖擊。隨著青壯年勞動力的外出務工，傳統的依靠家庭養老面臨的困難會越來越多，“養兒防老”的養老模式也正在受到嚴重沖擊。從全國范圍來看，農村地區的老齡化和空巢化程度遠遠高于城市地區。其次，農村老年人獲取資金收入的來源有限，一方面，農業生產的效率低下，收入不穩定，無法充分保障農村老年人的物質生活需要。其次，農村老人多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生活乏人照料、精神缺少慰藉，加上醫療服務水平較低，步入老年后身體健康狀況普遍較差。相對發展程度一般的城市，農村養老金發放金額較低，甚至還不到百元。雖每月都有相應的養老金，但這些微薄的收入遠遠難以維持日常的生活。不同發展程度的地區，養老問題相差迥異，這些與我國農村養老保障不健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2）家庭的小型化使得養老負擔沉重。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家庭所帶來的顯著變化就是家庭規模的縮小，家庭規模呈現小型化的特點。因此，空巢老人、獨身老人之家將日益增多。雖然家庭養老有其獨特且不可替代的優點，可滿足老人的精神需求，可以減輕國家的財政負擔，但家庭養老也面臨一些挑戰。家庭的小型化使得家庭的負擔更為沉重，抵御風險的能力減弱。隨著老齡化的到來，家庭模式呈現一種“子女――父母――祖父祖母”的“倒三角形”的特點，子女的養老負擔會非常沉重。其次，家庭的小型化，也使得小家庭抗御風險的能力減弱，農村家庭的經濟基礎本就比較脆弱，在天災和人禍面前更是難以抵御風險。

（3）家庭養老面臨窘境。對于現在我國農村的養老狀況大多是家庭養老，農村老人所抱有的心態都是“養兒防老”和“孝敬父母”的傳統觀念。但由于農村發展水平的限制，對于那些仍在農村生活的子女無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與經濟方面的壓力。特別是當老年身體不適或者出現大的病狀之后，對于農村家庭來說高昂的醫藥費和手術費是難以支付的起的。雖然有農村醫療保險卡，但一點的資金救助仍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家庭面臨的資金壓力問題，而老年人抱有的節省心態很可能放棄治療。

三、完善我國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障制度

（1）積極探索和創新農村養老模式。對于如何制定農村的養老保障制度，應對各省下至市的農村進行同步考察，根據不同城市的不同發展狀況制定不同的養老保障機制，且在借鑒其他各國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建立健全符合我國國情及城鄉發展狀況的特色養老保障體系。對那些常年在外打工青壯年的老輩應給予一定的最低資金保障，或者通過給貧窮居民上保險的方式來解決其養老問題，對于發放過低的養老金，政府應予以監督，確保資金落實到貧困百姓手里。養老保障制度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城鄉一體化的統籌發展。一體化程度越高，養老機制也就越具保障性。在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問題上，國家應賦予患有重大疾病的老人一定的權利，即免費治療的權利，對于事件的真實性，國家可以通過開具的診斷書由地方政府監管批準。這樣的免醫療費用的方法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村養老的壓力問題。針對留守老人的養老問題，可以通過對其進城打工的子女每月征收一定的數額，類似于現收現付制度但又有所不同，其每月繳納的金額最終可以作為其父母的養老金。

（2）鼓勵青年勞動力當地就業。當然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決勞動力轉移造成的留守老人養老問題，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流出主要由于城鄉收入差別較大，對此，可以從政策上鼓勵青壯年勞動力在當地就業，則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村老人的養老問題。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多數農村地區不再是耕種土地這種單一的經濟形式，伴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可以鼓勵外出勞動力重返本地就業。其次，政府還可以鼓勵其創業，以點帶面，或者說先富帶后富。對于資金來源政府可以提供部分資金作為其創業基金，當一個人成功后可以帶動全村人致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農村留守老人精神健康和養老問題的解決。這也是基本的“授人魚不如授人漁”。

（3）城鄉一體化是解決農村養老制度的根本手段。目前，我國的養老制度實行的是二元制度，城市地區，建立了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老年人退休后會獲得退休工資，可以享受公費醫療；而在農村地區，由于經濟落后，加之人口眾多，不能像城市老人一樣參加職工養老保險，只能依靠家庭養老。雖然目前我國農村地區有了“新農保”，但尚不能覆蓋到每一位農村居民，政府的補償力度僅是杯水車薪。因此，只有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統籌兼顧，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居民的養老問題。而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出，也主要是由于城鄉差距太大，收入差距、生活水平差距、人文環境、教育水平、以及便利條件等差異所導致，因而，若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一體化的問題，也就會使農村養老問題得到解決，也有助于養老保障體系結構化、合理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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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峰. 農村養老保障服務體系建設的困境與突圍[J]，湖南社會科學，2013.

第4篇：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

（一）河南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及特點

從全國來看，由于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差異比較大，人口老齡化程度和老齡化速度差異也比較大，基本上是由東向西呈梯次降低的狀況，東部發達地區遠遠快于西部欠發達地區。月日，河南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8.24％，遠遠超過衡量老齡化程度的世界標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7％）。目前，河南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規模龐大，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撫養比將逐步上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河南省65歲及以上的人口為644萬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為6.96％。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河南省65歲及以上人口為771萬人，占常住人口的8.24％，比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上升了1.27個百分點。

第二，人口老齡化地區差異明顯，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老年人口多數生活在農村。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歷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齡化水平一般高于農村，老年人口主要分布于城市，河南的情況則不同。作為全國人口第一大省和農業大省，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鎮是河南人口老齡化的重要特點。鄉村人口老齡化程度比城市高出0.71個百分點。其主要原因是農村青壯年勞動人口遷移和流動到城市從事務工經商、參加學習和培訓等。

（二）河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

根據河南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對未來人口發展趨勢的預測，河南省老年人口總量將由的771萬逐漸增加到2050年的2432萬人。老年人口規模龐大，將成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舉足輕重地位的群體。老年撫養比將從的10.4％上升到2050年的40.06％。

二、河南省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對勞動力數量和結構的影響

老齡化對勞動力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年齡結構。一般而言，人口老齡化會造成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下降，從而導致勞動力短缺。河南的老齡化特點具有規模大、速度快等特點都對勞動力的供給產生深遠影響。根據預測數據，河南2030年以前0歲-14歲、15歲-64歲和65歲及以上三個年齡組人口變動情況，呈現少兒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年人口逐步上升的趨勢，而勞動年齡人口則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趨勢。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不斷上升，此后則處于下降態勢。從短期來看人口老齡化還不會給河南勞動力市場供給產生較大的影響，但是由于河南的老齡化速度快，河南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比較優勢局面也將在2015年前后結束。我們應該認識到河南省勞動力短缺是必然出現的現象。

（二）對勞動生產率和產業結構的影響

老齡化帶來的是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與之對應的就是老年人口大量增加。老年人口的增加抑制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勞動生產率上。主要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造成老年人體力或精力下降，反應速度變慢，勞動能力衰退，不宜繼續從事繁重的勞動和快節奏的生產，從而影響勞動生產率提高；二是與年輕勞動力相比，老年勞動力容易生病誤工，加大企業經濟負擔，不利于企業增加利潤，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三是勞動力高齡化后帶來的知識老化，這將會給技術更新和產業結構調整帶來一定困難；四是科學史表明，青年人才對科學的創新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科學家和文學藝術天才大多是在青年或中年時期出成果的。

人口老齡化問題尤其是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對農業的基礎地位將產生很大的影響。河南農業基礎地位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穩定，沒有農業的穩定就沒有社會的穩定。由于城市經濟發展引起的農村勞動力流動主要是勞動年齡人口外出，農業勞動力的老化，導致現有農村的農業的人口減少，并且在農業中的勞動力受教育水平較低，這不利于河南省農業產業的發展。第二產業中有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對于勞動力的年齡要求比較嚴格，目前沿海地區已經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的狀況。無論勞動力短缺是結構性的短缺還是數量的短缺，都說明適合這種產業的勞動人口在減少。隨著河南的經濟發展，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適齡勞動力的減少將會對第二產業的發展帶來影響。

（三）對養老保障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對于社會養老負擔的方面的影響可以通過撫養比來進行衡量，撫養比又稱撫養系數，是勞動者和非勞動者人數之比，實際上指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一般以百分數表示。它表明，從整個社會來看，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負擔多少非勞動年齡人口。河南人口撫養比在未來50年中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老年人口撫養比則從13.7％上升到54.6％，上升了40.9個百分點。同期，少兒人口撫養比下降，少兒人口撫養比從1990年的43.1％下降到2050年的28.8％，下降了14.3個百分點。由于老年撫養比增加的速度遠遠快于少年撫養比的下降速度，導致總人口撫養比從的56.8％增加到2050年的83.3％。人口老齡化使得勞動年齡人口的經濟負擔大大加重。

老齡化對養老保障制度的影響還體現在養老金的支出上，隨著河南人口老齡化的進一步加快，離退休職工也迅速增加，相應的養老金支出以更快的速度增長。河南的養老負擔還有一個難點就是農村的養老保障，由于河南老齡化的一個特征就是農村老齡化比城市更加嚴重，使得農村的養老負擔日益嚴重。目前，農村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經超過城鎮。在未來，這一趨勢將繼續。與城鎮相比，農村面對的養老問題更加嚴峻。

（四）對儲蓄的影響

當代西方經濟學界認為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對儲蓄的意愿是下降的。我國的學者通過實證研究也發現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的不斷加劇，從2020年前后開始，我國將由目前的高儲蓄率國家逐漸轉變為一個低儲蓄率國家。老年人口比重每上升1個百分點，儲蓄率可提高0.37個百分點，遠遠不及勞動年齡人口每上升1個百分點，儲蓄率提高1.47個百分點。老齡化的影響不僅體現在老年人自己的儲蓄減少，而且還會影響到家庭中年輕人的儲蓄行為。我國老年人的養老方式基本是以家庭養老為主，老年人口的增加對于家庭來說消費呈現增加的趨勢。隨著老年人的消費特別是醫療費用不斷增加，老年人的儲蓄減少的同時，將會影響到下一代人的消費和儲蓄行為。河南人口預測數據表明未來少年人口的數量并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也就是未來老少扶養比的總體是增加的，人口負擔系數的增加必然會減少家庭的儲蓄。

（五）對消費的影響

按照消費經濟學理論來說，消費水平的基礎是收入水平，一般來說，老齡人口退休后，由于所領取的退休金、養老金只及原來工資活薪水的50％或70％，有的甚至更低。老年人口的消費水平一般要低于勞動年齡人口的消費水平，老年人的消費傾向較勞動年齡人口低。現有研究的結論中一般認為老年人的消費是勞動年齡人口80％，也就是老年人的消費系數是0.8，這個數字在數據上可以得到比較好的估計檢驗。

三、應對河南人口老齡化的對策與建議

人口問題是河南的基本省情，人口老齡化問題是河南人口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嚴峻挑戰，關系著河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能否順利實現，關系著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要從戰略的角度重視人口老齡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更要認真研究人口老齡化可能產生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的消極影響。

（一）協調人口老齡化和經濟可持續發展

第一，加快河南的科技創新步伐。對于老齡化的負面影響從根本上的解決辦法是是刺激技術進步，提高生產力。在人口不斷老齡化的情況下，技術進步，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是維持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源泉。因此，政府應積極采取措施，刺激生產力的發展。

第二，利用河南最后的人口紅利期發展經濟，為老齡化社會做好經濟積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斷加強對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尤其是對于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的勞動力進行教育和培訓。促進河南的經濟有勞動力密集向技術密集型轉變，為老齡化社會做好準備。對于老年人也要加強教育培訓，發揮老年人的作用，開發老年人力資源，構建終身學習體系。探索實行富有彈性的退休制度，讓健康低齡老年人中的高級專家和經濟社會高級管理人員及有一技之長的能人，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繼續發揮作用。

第三，大力發展老齡產業。老齡化給老齡產業的發展帶來了發展機遇，利用老年消費的特點來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鑒于老年消費品市場的特殊性，政府應當及時出臺正確引導老齡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積極引導企業向老齡產業投資，以滿足老年人的消費需求，同時也為經濟增長創造機遇。

第四，促進河南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發展，為老齡化積累更多的資金保障。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齡化對于資本市場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養老基金及證券、基金投資的保值增值都要求完善的資本市場來保證。這就需要健全河南的資本市場法規體系，加強監管，增加老年人口的財產性收入。

（二）協調人口老齡化和社會可持續發展

首先，要把養老保障放在工作的首位，城市應當繼續推進養老保險制度，使得所有老年人都享有老年保險；農村也要積極推進老年養老保險，探索和土地結合的養老保險，一定要加強對農村養老保障的投入，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特別是把農村老齡事業發展納入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予以重點照顧和扶持。

第5篇：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

一、城市化對農村家庭養老的積極作用

（一）使農村受教育水平提高。城市化必然伴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筆者走訪了華容縣宋市中學，統計了近幾年學生流失率和升學率，與2000年相比2005年初中階段的流失率從36.8％降到了18.2％，且初中畢業升入高中和職高的比率從2000年的46.8％升到了71.4％，尤其是升入職高的人數有了大幅度上升。這種情況的出現，首先歸功于由于城市化帶來的經濟收入的增加，其次是由于勞動力外出打工促使思想觀念發生變化，人們意識到了讀書的重要性。教育水平的高低對農村家庭養老雖然沒有直接的影響，但教育是一項長期的人力資本投資。無論是從全社會意義上，還是從家庭內部意義上，最終都必將帶來人均收入的增加，從而增加社會和家庭對老年人養老保障的經濟支付能力。

（二）帶來經濟收入的增加。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的非農就業機會增加了，非農收入也隨之增加，從而收入水平也在提高。調查發現，1999年華容縣農民人均純收入2788元，農業收入占58.6％，非農業收入占41.4％；而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3678元，來自農業的和非農業的大約各占一半。根據農業部統計，2001年有8800萬農村勞動力在流動就業。打工的總收入是3000億元，平均每個農民來自流動打工的收入是367元，占到農民純收入的15.9％。這些意味著農民收入的增加，越來越依靠非農收入的增加，而農民流動就業或打工收入是非農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總收入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會增加老人的獨立性，即使在家庭缺乏照料者的情況下，家庭成員也有能力從外部購買對老年人的養老服務，從而提高了家庭養老保障的水平，同時也使提高老年人社會保障水平成為可能。

二、城市化背景下家庭養老遇到的挑戰

在城市化促進經濟發展和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時，也使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與挑戰，總體功能趨于弱化。

（一）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農村家庭養老形勢嚴峻。人口老齡化是指老齡人口占人口總數比例大大上升的現象。按照國際標準，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總人口的7％則稱為“老齡社會”。而在我國由于人口基數大、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醫療服務水平的提高，使得老齡化進程越來越快。2003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達到了0.96，占總人口比重的7.38％，同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1.81個百分點。據人口專家預測，到2020年我國農村65歲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將達到14.0％～17.7％，到2050年65歲以上老年人3億左右，占總人口的20％以上，我國將進入老齡化人口高峰期。

我國是農業大國，也是人口大國，其中農村人口基數大，增長速度快。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03年我國農村人口為7.6851億，占人口總數的59.14％，老齡化問題在農村顯得尤為突出。我國農村老年人口為8557萬人，占老年人口總數的65.82％，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1.24個百分點（表1）。與人口老齡化隨之而來的是老年人口的供養問題，人口老齡化意味著提供經濟支柱的勞動力減少了，老年人增多了。加之近20多年來農村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村青壯年人口流向城市，從而導致農村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高于城鎮，使養老的絕對需求量擴大。而農村經濟落后于城鎮，老年人的生活卻主要依靠家庭，必將使家庭養老壓力更大。

（二）家庭結構的變化使家庭養老負擔越來越重。在我國傳統的農村家庭中，老年人子女多，幾代人共同生活，經濟上一體化，生活上相互協助，家庭能夠為老年人提供充分的養老保障。而伴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和城市化的步伐，那些留在城市的農村人口，由于觀念的轉變、環境的變化、尤其是競爭壓力加大，使得家庭規模朝小型化和核心化發展。核心家庭和空巢家庭開始成為當代農村家庭的主要形式。（表2）1998年我國農村家庭規模為4.30人/戶，連續六年遞減，2003年則減少到3.52人/戶。據統計，當前我國農村核心家庭已達到85％以上，空巢家庭約占5％。對“4－2－1”或者“4－2－2”式核心家庭而言，一對夫妻要贍養四個老人，一個或兩個子女，無論是目前的家庭收入，還是夫婦能夠用于贍養的精力和時間都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養老需求；由于家庭供養人的減少，能夠負擔老人的能力也就下降了。在目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而子女教育成本又逐年增加的情況下，即使子女有贍養的時間和精力，農村家庭養老也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養老需求。這樣的結構如果單純依靠家庭養老，將使年輕人不堪重負。而對于空巢家庭而言，子女由于不在身邊，很難隨時隨地地了解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情況和健康狀況，不能保證對老年人生活照顧和精神慰藉的連續性。

（三）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對農村家庭養老產生了消極影響。改革開放帶來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也加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思想相對開放的年輕一代，受外界經濟利益和環境的影響，開始陸續外出打工掙錢，有的甚至在城市定居。據調查，全國所有大中小城市（城鎮）中，沒有城市戶口的估計有9000萬，基本上都是來自農村的勞動力。雖然勞動力的轉移是城市化的必然產物，但這些農村的主要勞動力常年在外，對農村老人的供養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一方面農村勞動力轉移使農村家庭養老缺乏應有的凝聚力。我國農村產業結構已發生了變化，農民的家庭收入不再單靠傳統農業，相當部分的農民家庭，父母在家種田務農，子女出外搞副業或打工，而且子女在經濟上有較強的獨立性，父母失去了全部掌管家庭經濟的權力，也就失去了相應的地位，使農村家庭養老缺乏凝聚力；另一方面農村青壯年數量減少，造成農村養老資源的顯性減少，特別是在精神上的慰藉、生活上的照料就無從談起，子女外出打工，家庭對老人的經濟支持出現了由傳統的實物供給向貨幣化供給的發展趨勢。同時，農村勞動力轉移帶來了農村老年人和子女生活上的分離，這種分離時間越長，父母與子女的感情就會越淡，由此帶來的是子女尊老敬老傳統的下降，最終使農村老年人的家庭經濟支持陷入困境。

（四）價值觀念的變化沖擊著家庭“孝”文化。兩千多年來，我國傳統家庭倫理道德的重要內容便是“孝”，有“天下孝為先”的說法。然而，隨著市場經濟大潮和現代文明的沖擊，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其利益觀、價值觀均發生了很大變化。現代社會的家庭觀和老年價值觀一步一步地替換著傳統的家庭觀和老年價值觀，尊老敬老養老的觀念和傳統家庭倫理道德觀念都已經開始淡化。伴隨著老年人在家庭中財產所有權以及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傳統生產技能、經驗和社會關系等方面優勢的喪失，導致他們在家庭中的權威和地位逐漸下降。據一項局部調查，在養老問題上，子女孝敬老人或基本履行養老義務的只占48％，在贍養問題上有分歧或矛盾的占40％，還有12％左右的子女不盡贍養義務。

三、鞏固農村家庭養老政策建議

鑒于我國國情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家庭養老還將在較長時期內保持下去，繼續擔當農村養老保障的重要力量。

（一）大力發展經濟，增加農民收入。這是解決農村家庭養老問題的一條根本途徑。對于農村老年人來說，經濟收入決定其生活質量。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是以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為基礎的，當前制約農村家庭養老的最根本因素是農村經濟不發達，農民收入低。所以，只有大力發展農村經濟，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發展優質高效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從封閉的小農經濟轉向開放的現代大農業，壯大農村經濟實力，才能為解決農村家庭養老問題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當然，繼續減輕農民負擔應該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內容。

（二）強化家庭養老的道德保障力度。家庭養老是一種自然歷史選擇，其主要依靠輿論和道德監督。尊老敬老固然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生活中自覺做到。因而要強化家庭養老的道德教化力度，使所有人都明白尊老、敬老、養老是每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尤其是在如今“孝”文化受到沖擊的背景下，加強道德監督尤為重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大對敬老、養老的宣傳力度，增強全社會的老齡意識和養老意識；開展一些如“五好家庭”、“十佳文明戶”的評選活動，以先進促進落后，塑造尊老愛幼的優良家風；在青少年中開展增強家庭價值觀念和尊老、敬老的教育，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三）完善各項規章制度，使家庭養老由倫理走向法制。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家庭養老僅靠人們的自覺意識難以維持，需要制度法規的硬約束。其一，深入宣傳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加快制定和完善符合各地實際的地方性老年法規和相關條例。其二，健全農村家庭贍養協議書和敬老保證書的簽訂和檢查兌現制度，并增加兒媳簽名的內容，落實子女贍養父母的法律責任。其三，應將養老問題納入人口管理范疇，甚至列入基本國策，讓養老得到各級領導的充分重視。

第6篇：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

一、農村人口老齡化現狀

1.老年人口基數大，高齡化趨勢明顯。據有關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農村老年人口總數1.27億，是城市0.77億的1.69倍，農村老齡化水平15.4%，是城市6.67%的2.3倍，農村老年撫養比高達31.9%，是城市11.2%的2.8倍。由此可見，農村老齡人口基數大，老齡化速度快。同時加上青壯年從農村外遷，農村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成為一個進一步發展趨勢。綜觀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形勢十分嚴峻。我國農村老齡人口絕對值為世界之冠，農村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快，農村老齡人口高齡化趨勢十分明顯。

2.農村人口老齡化有明顯的區域差異。隨著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和城市化的推進，經濟發達的地區相對人口老齡化更嚴重，就農村地區相比而言，我國東部地區老齡化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

3.老齡化進程與經濟發展不同步。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老齡化速度有加快趨勢。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跟不上。雖然近些年我國經濟在整體上發展較快，但是由于人口基數大，經濟底子薄，人均生產總值還很低，同時農民收入增長趨緩。

二、人口老齡化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1.人口老齡化會減少勞動力數量，降低勞動生產率。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勞動力支持，它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只有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相適應，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我國也不例外，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經濟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我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可是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導致適齡勞動力的比重下降，勞動力供應不足。該現象在農村體現的尤為明顯，青壯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導致農村勞動力短缺，大量的耕地被荒廢，農村中的基礎設施無人興建、無人修理，整個村莊的發展失去了活力。2013年我國農村外出務工人員2.69億人，部分地區呈現“種田沒壯勞力，村莊‘空心化’”的局面。勞動人口年輕化所占比例降低，勞動力資源數量不足，質量下降，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從而直接影響到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增長。

2.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發展產生阻力。社會財富是由生產能力的勞動人口創造的，勞動力人口的參與率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勞動力中年輕人的比重下降，而年長者的比重上升，在一定的生產資料和技術條件下，勞動力供給不足就可能導致部分生產資料技術設備閑置，影響社會生產活動的正常運轉，影響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再者，農村人口老齡化將直接影響農業從業人員對新知識的接受和學習程度。現今是一個科技化的時代，農業對機械技術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但由于老年人年齡大，對新鮮事物學習能力相對較弱，再加上我國部分地區農業機械化水平低，缺乏操作機械技術，這些已嚴重阻礙了農業現代化的深入發展。

3.人口老齡化增加家庭和政府的經濟負擔。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農村的養老、醫療等方面的壓力相對城鎮更加突出，西部和貧困地區尤為嚴峻。我國農村，區域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為農村實施統一的全國范圍的農村社會保障設置了客觀障礙，農民的醫療保險大多缺乏必要的社會保障。在部分農村地區仍存在“看病難，看不起”的狀況，因病返貧的農戶也不在少數。據測算，老年人消費的醫療衛生資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 倍，可想而知，隨著老齡化的加重，醫療衛生支出將會越來越大，將會給越來越多的家庭帶來壓力。不僅僅是家庭負擔加重，政府機構也面臨著極大的挑戰，農村地區以前大多是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現今是由社會和家庭共同承擔。一個國家的國民收入通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最終形成消費基金和積累基金。積累金越多，國家就可以拿出更多的錢用于經濟建設投入，刺激經濟的發展。人口老齡化使老年撫養系數提高，必然導致國家將大量的國民收入用于老年人社會保障支出，政府必須將大量的財政收入應用于養老、醫療衛生服務以及社會服務，嚴重地增加了國家的財政負擔，這也會影響到國家對農村經濟建設的投入。社會用于養老保障、醫療保障以及相應的社會福利事業的負擔也將加重，在社會經濟轉軌的新形勢下，這種新型農村養老保障格局將受到嚴峻挑戰。

三、應對策略及建議

1.加強農村養老保障管理體系建設。當前我國農村地區的人口老齡化速度明顯要快于城鎮地區，但農村地區的養老保險保障制度還不完善，需要進一步加快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建設，完善養老保險保障制度。農村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收入普遍不高，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過程中，首先要優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業務流程，建立完善的信息平臺，以便農民外出務工返鄉后或在各地區間流動時仍能夠享受到統一的服務；其次要創設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經濟、社會條件。地區經濟水平是制約養老保障的根本性因素，社會保障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所以應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的收入，壯大農民的經濟實力以解決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問題。

2.建立規范的醫療保健和生活救助體系。老年保障事業存在嚴重城鄉不平等，城市保障金高，覆蓋面廣，農村保障金低，覆蓋面窄。為此，政府需要擴大農村社會養老醫療的覆蓋面，大力發展鄉村衛生服務，把老年衛生服務列為重要內容，納入村鎮發展規劃，大力發展社區衛生保健服務體系。拓寬籌資渠道，加大對醫療衛生的投入，不斷提高老年衛生保健的經濟保障水平；開展多種形式的老年保健服務，拓展老年醫療、護理、保健、康復等服務領域，加大對大病和重病導致生活困難的老年人的幫困力度。 通過體制改革、機構改造、資源重組等多種形式，引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轉型為社區服務中心，采取普遍保障原則，合理選擇與當地農民醫療保障需求相適應的醫療保障發展模式。

第7篇：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

關鍵詞：農村“空心化”；老齡化；耕地撂荒；對策

隨著經濟的發展，城鄉差距擴大和人口的流動，農村有勞動能力的青壯年大多數由農村轉移到城市，農村老齡化問題比城市老齡化更為嚴重。同時隨著人口的轉移，農村“空心化”現象也嚴重。當前我國非郊區都存在“空心化”，村莊越大，“空心化”程度越高；郊區村落基本沒有“空心化”問題；交通不便的地區，“空心化”程度高；具有特色的村落發展旅游，“空心化”程度較低。總之，隨著城鄉差距的擴大，“空心化”問題就越來越嚴重。農村“空心化”和老齡化帶來的直接問題就是耕地撂荒，誰來保障18億畝更低，今后隨來種地？

一、農村“空心化”和老齡化的原因

（一）城市化與城鄉人口轉移

由于城市化的發展，大量農民進入城市，轉變為市民。這部分農民在農村的房屋被遺棄，一方面加速了農村空心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農村老齡化。

根據《央行對農民工就業分布和收入的調查》顯示，農民外出務工收入已超過耕種收入成為農戶家庭的第一大收入。廣大農民對外出務工收入持樂觀預期，誘使農民通過進城務工渠道大規模流出農村。農村大量青壯年外出，加速農村“空心化”趨勢，同時也使農村老齡化發展速度高于城鎮。

（二）城鄉戶籍二元體制的制約

我國城市化發展滯后，制度機制不完善，這是農村出現空心化的深層次的原因。城市發展雖然吸引了許多農民走出農村來到城市工作，但是城市卻無法給予他們更多的生活保障。同時還由于二元戶籍制度的制約，這些農民無法很容易地將自己轉變為一個城市居民，只好像候鳥一樣往返于城市和鄉村之間，因而其在農村的老房舊屋就必須保留，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民工的就業和向城市的徹底轉移。

（三）農業收入低

我國GDP雖然十幾年保持高速度發展，但是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收益增長幅度也十分有限。城市經濟雖然發展相對迅速，但是農村經濟的發展相對滯后，農民增收困難。近幾年糧價下降，然而化肥、灌溉用水等農用物資價格不斷上升，再加上農村各種亂攤派、亂收費現象嚴重，因此種地農民收入更低。城鄉經濟發展的差距在擴大，農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不得不外出務工，增加自己收益，使農村“空心化”和老齡化問題嚴重。

（四）人口生育政策

我國70年代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青壯年和兒童比例在逐步縮小，而老齡化人口比例在逐步增加，這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也是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原因之一。隨著大勢的發展，我國農村老齡化越發嚴重，已經超出城市人口老齡化程度，重要原因是因為農村大量青壯年的轉移。

二、農村“空心化”和老齡化對耕地的不利影響

（一）耕地撂荒

農村“空心化”和老齡化帶來的直接問題就是“誰來種地？”。隨著農村人口的大量轉移，農業人口老齡化，耕地撂荒問題就越來越嚴重。大量“農二代”更愿意外出務工，不愿在家務農。農業收益微薄，是他們不愿務農的主要原因。農村地少人多、規模太小，加上近些年來城鎮化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打工，不少農村出現老齡化、空心化現象，大量耕地主要靠老人打理。導致土地撂荒十分嚴重，普通農民不再以土地為生，土地不僅沒有給普通農民帶來收入，反而成了一個累贅。可是如果任由這樣土地撂荒，將會嚴重危及我國糧食安全，挑戰我國18億畝耕地保護的紅線。

（二）耕地質量下降

中國農業中國農業走過了一條高投入、高產出、高速度和高資源環境代價的道路；未來農業發展，必將面臨資源短缺、生態惡化、基礎肥力下降等困境困擾。根據中國國土資源部2009年12月24日的中國歷史上第一份耕地質量等級調查與評定成果《中國耕地質量等級調查與評定》顯示，中國耕地質量偏低。這既有歷史自然因素，也有人為因素，尤其是隨著近年來，農村大量青壯勞動力的轉移到城鎮，而僅留老人在農村耕地。一方面農民的素質越來越低，另一方面大量農業藥物、肥料的使用，造成耕地質量的嚴重下降。由于農業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存在，在農業生產中缺乏勞動力，大都采用直接施肥，不對耕地肥力進行保護的破壞性開發使用，導致土壤基礎肥力的大幅下降。

三、解決對策

（一）土地流轉

為了解決農村“空心化”和老齡化所帶來的“隨來種地？”問題，應該加速農村土地流轉，鼓勵農民將承包的土地向專業大戶、合作農場和農業園區流轉，發展農業規模經營，實行規模化、集約化、現代化經營。另一方面培育新型農民，培育一些懂技術的專業農民。這樣的措施可以有效的解決農村“空心化”和老齡化所帶來的耕地撂荒問題。

（二）打破城鄉二元戶籍差異

打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差異，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這樣可減少農村“空心化”的發展趨勢。解決了農民外出務工的后顧之憂，農民在外出務工之前便可把老房賣掉，或者打消再回來修房的后顧之憂。成都是全國第一個打破城鄉二元戶籍差異的地區。成都底破除城鄉居民身份差異，推進戶籍、居住一元化管理，充分保障城鄉居民平等享受各項基本公共服務和參與社會管理的權利，到2012年實現全域成都城鄉統一戶籍制度。這樣立足于經濟市場化、社會公平化、管理民主化的理念，充分保障農民的各項權益不因居住地的遷徙、職業的改變而受到侵害。

（三）全面開展農村用地規劃

經濟發展，規劃先行。應首先進行在村組一級基礎上的鄉村利用規劃。確定基本農田保護區、建設用地的地域范圍和邊界紅線。應該注重規劃的實效性，規劃的村莊應該規劃適當的產業，增加農業收益，方便農民生活為目的，這樣可降低農村“空心化”發展趨勢，也可減少農村青壯勞動力的轉移。

參考文獻：

[1]劉彥隨,劉玉.中國農村空心化問題研究的進展與展望[J].地理研究,2010(1):35-42

[2]張茜,張俊.農村“空心化”現象的經濟學解釋[J].三農問題研究,2008(8):34-35

第8篇：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歷了世界經濟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同時，形成了一個特殊弱勢群體――農村留守老人。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表明，農村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5.4%，比全國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個百分點，并且，在全國2.21億流動人口中，農村流入城市的流動人口已經達到了1.7億左右，這進一步加劇了輸出地的老齡化問題。而與個體老齡化相聯系的是生活自理能力和反應能力的下降，因此，生活照料成為農村留守老人的重要需求。從現有文獻看，理論界已開始關注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問題：賀聰志等認為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出改變了留守老人的居住方式；姜麗美認為留守老人所獲得的生活照料資源日漸匱乏；施云皓研究發現老人及其配偶成了主體型照料供給者，在農村照料服務體系還不完善的條件下，越來越多的留守老人將陷入“照料風險”之中。基于上述研究，大多數學者認為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對留守老人生活照料具有負面影響，然而，產出性老齡化為應對農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問題提供了一個積極視角，即強調老年人仍有生產率。鑒于子女照顧留守老人所存在的機會成本，把留守老人由家庭照料轉向社區照料就會實現改善民生和擴大就業的雙重效應。

一、問題凸現：農村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供需矛盾突出

農村留守老人作為中國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一個特殊弱勢群體，是指“有戶口在本社區的子女每年外出務工時間累積6個月及以上，自己留在戶籍所在地的農村老年人”。在農村正式照料服務體系還不完善的情況下，留守老人為了適應代際照料資源的鄉城轉移，被動選擇了自我照料模式，即老人自己照料自己或者由配偶來照料的模式。然而，自我照料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續性并不能滿足老人的照料需求。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豫東南農村的實地調查資料，分析農村留守老人的自我照料現狀及主要問題。

（一）農村留守老人的照料現狀――自我照料

家庭照料一直是農村老年人主要的生活照料模式，然而，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不僅弱化了家庭中子女的照料功能，也促進了家庭照料主體的細分，即縱向上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代際照料，橫向上以婚緣關系為基礎的自我照料。自我照料既是產出性老齡化的表現形式之一，也是目前農村留守老人采取的主要照料方式。

2010年六普資料顯示：中國農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居住方式中，單身戶占14.66%，夫妻戶占16.1%，隔代戶占1.01%，三者合計達31.77%。可見，留守老人的居住安排呈現出獨居化、空巢化特征。為了解農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現狀，筆者于2013年7月對豫東南341位農村留守老人進行了實地調研。在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子女本應承擔主要照料責任，但調查發現，有59.23%的留守老人依靠自己或配偶進行自我照料；而對于生病后的照料問題，有61.5%的留守老人采取了自我照料方式。由此可見，在現有養老模式中，有相當一部分留守老人選擇了自我照料：一方面，代際間通過電話慰問和節假日探視，雖然在經濟、情感上保持著密切聯系，但是，居住距離的拉大減少了子輩的照料支持；另一方面，在家庭小型化過程中，照料資源的依賴不得不傾向于朝夕相處的配偶，夫妻間相互照料的愿望更加強烈。中國家庭養老模式已經由重縱向血緣關系階段，發展轉變到了重橫向姻緣關系的階段，即由代際照料轉向了自我照料。

（二）農村留守老人的照料問題――供需失衡

生活照料需求對于農村留守老人而言至關重要，但農村留守老人卻面臨照料資源匱乏的困境：一方面，隨著城鎮化、人口老齡化的發展，留守老人對照料服務的需求激增；另一方面，農村照料服務體系不健全，家庭照料功能也逐漸弱化。隨著子女外出務工，代際照料資源日漸匱乏，留守老人的自我照料也不能滿足其需求。有研究表明，農村留守老人的身體健康狀況，直接影響著他們對照料的需求，即健康狀況越差甚至不能自理的留守老人對照料服務需求越強烈。但調查結果顯示，留守老人的自理能力與得到的照料狀況正相關：在缺乏照料的單身戶、夫妻戶留守老人中，部分自理或完全不能自理的留守老人占83.08%。這是因為在部分自理或完全不能自理的留守老人中往往是高齡老人，他們中大多數喪偶，或其配偶也因年齡較高而失去自理與照料能力。石人炳在2011年7月的實地調研基礎上也得出“自理能力越弱，受到的照料越少”的結論：在無人照料的老人中，生活能夠自理的占4.5%，能夠部分自理的占13.4%，完全不能自理的比例最高。同時，調查還顯示，有75.95%的留守老人表示需要社會照料服務，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村留守老人擔心自己生活不能自理時無人照料，對社會照料的需求隨之增加。

二、問題根源：單一家庭照料模式面臨困境

在農村正式養老服務體系還未建起的情況下，老年照料幾乎完全表現為以子女、配偶和親屬為照料主體的家庭照料模式。然而，令人擔憂的是，在遠距離代際照料困難的情況下，農村留守老人的自我照料因得不到外部支持而面臨無人照料風險。這正是農村留守老人生活照料供需矛盾的癥結所在。

（一）縱向分析：遠距離代際照料困難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間人口遷移給留守老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生活照料危機。據國家統計局的《201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6261萬人，比上年增加983萬人，增長3.9%，從年齡結構上看，30歲及以上的人數占63.2%，可見，隨著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加，農村留守老人呈現出高齡化、空巢化特征。因此，外出務工人員要履行其贍養義務，就要采取遠距離照料模式來代替直接照料支持。

遠距離照料概念最先于20世紀60年代出現在美國，到1997年，美國學者Wagner首次對遠距離照料進行了界定：指照料者在距離至少1個小時的路程（車程）以外，為需要照料的親人（本文主要指老人）提供照料。而在中國，2013年7月1日實施的新《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18條規定：“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家庭成員，應當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年人。”這與美國的遠距離照料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中國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卻很難承擔起遠距離照料者的重任。遠距離照料的三個傳遞途徑在中國農村均難找到對接點：第一，定期回家進行直接照料。作為遠距離照料者主體的外出務工人員，在城市的社會經濟地位相對較低，大多從事勞動負荷大，工作時間長的工作，這使他們提供遠距離照料更加困難。第二，通過電話指導留守老人處理一些事情。這一途徑雖簡便易行，但只有在留守老人生活能夠自理的前提下才會奏效，調查顯示，在缺乏照料的留守老人中，不能完全自理的占83.08%。第三，通過直接照料者表達照料內容。直接照料者是指能夠為老人直接提供服務的人，一般來自日間照料中心、托老所等機構，然而在農村照料服務體系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很難找到直接照料者。

（二）橫向分析：老人自我照料存風險

產出性老齡化是國際上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舉措，它強調老年人仍有“生產率”，對經濟社會的發展仍可以做出貢獻。農村留守老人的自我照料模式具有產出性，不僅在微觀上減輕了子女的照料負擔，還在宏觀上緩解了人口老齡化給農村社會帶來的沖擊。但是，當前農村留守老人采取自我照料模式是一種被動的選擇，存在理論與現實上的雙重風險。第一，在理論上，潛在的無人照料風險。由于自我照料模式受留守老人的家庭結構和健康狀況影響，隨著農村留守老人高齡化、空巢化的加速發展，其自我照料功能也逐漸降低。并且，在失去了配偶這一照料途徑后的留守老人很有可能陷入無人照料困境，這是留守老人對將來生活最大的憂慮。第二，在現實中，因勞務負擔過重導致突發急病且不能及時就醫。根據2004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組織的“農村流出人口對老年人生活影響”調查顯示：在子女外出務工后，46.2%的留守老人感到農業勞務負擔加重，認為家務勞動負擔加重的占44.4%；當留守老人身體有小病的時候要么硬扛著，要么自己買點兒藥對付，一旦患上大病后，外出子女回來照料的只有13%，老人自己及配偶便是主體型照料供給者，然而不去看病的老人占7.8%。

三、問題應對：從家庭照料到社區照料

在照料需求無法降低的情況下，如果不能及時補充或創新照料資源，農村留守老人照料的供需矛盾將會越來越尖銳。因此，在產出性老齡化視角下，由家庭照料轉向社區照料是應對農村留守老人照料問題的有效途徑。

（一）從家庭照料到社區照料的理論支持

從經濟學角度看，相對于照料留守老人所消費的顯性成本，外出務工人員返鄉照料老人而占用的時間和失去的收入則是一種機會成本。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是一種時間和勞動密集型的活動，基于時間的稀缺性，隨著個人收入水平的提高，滿足留守老人照料需求的機會成本也隨之提高。蔣承利用我國2005年父母――子女配對數據，對老年照料的機會成本進行了首次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外出務工人員照料留守老人對其就業率、工作時間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但成年子女還是以不工作或者是減少工作時間來應對老年照料問題。人口老齡化直接減少了年輕勞動力的供給，而需要照料的留守老年人也間接限制了子女參與市場勞動，因此，老齡化給勞動力市場帶來了雙重抑制效應。由此可見，代際照料不是萬能的，不僅增加了機會成本，也抑制了勞動力供給；自我照料又是有限的，且不是每個年齡階段的留守老人都能達到的，因此，從家庭照料轉向社區照料是應對農村留守老人生活照料問題的有效選擇。

第9篇：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

論文摘要：勞動力市場就業模式與年齡結構的變化是日本上世紀80年代以來養老金制度改革的基本動因，改革思路走順應勞動力市場變革狀況與趨勢。有鑒于此，中國應基于勞動力市場多重分割，勞動者收入多重差距的現實，順應勞勸力市場一體化趨勢，構建公平分配代際勞動產品的多層次多元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如何在人口規模極其龐大且老齡化加速，經濟發展水平仍然較低，城鄉及地區間收入差距明顯的中國，構建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挑戰。放眼國際，除文化、傳統習俗比較接近之外，日本構建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過程中的一些客觀條件與中國也頗為相似: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農業人口比重保持著相當高的水平，城鎮化水平明顯低于歐美工業化國家，人口出生率急劇下降和預期壽命延長導致老齡化程度迅速提高，成為世界上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研究日本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發展過程，對構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具有特殊借鑒意義。本文在研究日本勞動力市場特征及其變革與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多階段互動關系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基于勞動力市場結構與雇傭模式等特征來設計中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構建基于勞動力市場多重分割，勞動者收入多重差距的現實，順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趨勢的多層次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一、日本養老金制度改革與勞動力市場變動密切相關

二戰之前日本就存在針對軍人、官僚的“恩給”制度(即撫恤養老金制度)，和針對在職公務員的“官業共濟組合制度”，還有少數大企業為了獎勵連續工齡長的員工，建立的一次性退職金制度。但這些福利覆蓋面小、社會化程度低，無法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現代日本社會保障制度的創立是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經濟結構、就業結構和雇傭形態變動等多種因素協同作用的結果。

日本于1985. 1994. 2000和2004年對養老金制度進行了較大程度的改革與調整，主要涉及到制度設計、繳費標準、待遇水平以及養老金國家責任等幾個方面。在制度調整方面，1985年把全體國民各種養老金(厚生年金、共濟組合、農民年金等)的基礎部分統一起來，取代國民年金成為第一層次基礎公共年金，將職域年金(與收人關聯養老金)改造成第二層次公共年金，同時確立專職家庭主婦年金權;1989年建立以自營業者為對象的國民年金制度，2000年實行學生國民年金保險費繳納特別制度。在繳費方面，1985年調整各職域年金負擔比例，1989年強制要求20歲以上學生加入國民年金，1994年提高保險費率，征收特別保險費(獎金的1%)，2000年引人總報酬(獎金等收人也納人繳費基礎)制度，2004年提出從當年開始厚生年金保險率每年提高0.345%，2017年達到18.3%后保持固定不變，國民年金繳費從2005起每年增加280日元，2011年達到16900日元。在資格條件和待遇方面，1985年規定加人保險時間滿25年才能領取養老金，采用國民年金定額制和值域年金定率制，實行與物價相關聯的浮動制度;1994年分階段將值域年金支付開始年齡提高到65歲，把60~65歲退休年金分為定額部分和報酬比例部分，同時提高物價聯動指數，根據生活水平調整基礎年金、厚生年金;2000年把厚生年金支付水平降低5%。2004年實行65歲以后在職老齡年金制度，并計劃將厚生年金支付水準從59.4%逐漸向50.8%靠攏。在國家責任方面，1985年由國家財政集中負擔基礎年金， 1994國會做出國家財政負擔國民年金的比例從1/3向1/2努力，2004年則明確規定基礎年金的國庫負擔比例由1/3提高到1/2。

本文認為，日本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不僅明顯存在基于勞動力市場特征的設計思路，且其養老金制度改革原因、目標及效果也在極大程度上取決于勞動力市場因素。

(一)適應勞動力市場變革是日本養老金改革的重要原因和目標

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勞動力市場出現了快速變革。勞動力市場變革過程中，日本就業結構發生變化，進人夕陽產業的勞動者數量明顯下降，但這些部門退休人員的數量非常大，養老金嚴重人不敷出，出現了大量赤字，唯有依靠政府大量財政補貼。同時，日本工業化過程中，二元經濟結構迅速變化，大量農村青年勞動力到城鎮非農部門工作，流人城鎮的農村勞動力對社會養老保障的需求日益增加，成為養老金制度改革的動力。

同時，養老金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標則是使年金制度適應勞動力市場發展與變遷，進而保持養老金制度的可持續性。考慮到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日本于1994年通過養老金改革方案，以推遲領取退休金的年齡來鼓勵60-65歲的老年人繼續在勞動力市場工作。同樣，2000年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改變養老金的調整機制，根據社會整體的工資總額增長率(就業人員人均工資X勞動人口)調整。用這種指數調整，即使平均工資增長，但如果在職職工減少，養老金就將下調。

(二)勞動力市場是解決老齡化社會養老保障的鑰匙和關健

社會養老金可以實行現收現付制、完全基金制，或者兩者的結合，但無論哪種制度，最終取決于社會中勞動者創造的財富(物質和非物質財富)，即在職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基金制計劃雖然可能擁有足夠的財力來支付對其所有的貨幣索償，但現在的基金制計劃參與者(未來的退休者)能否獲得足夠的商品和服務，最終取決于他退休時整個社會的商品和服務的數量，即養老金領取者總要依賴于其隨后的兩三代人生產出老人所要消費的物品，除非基金制能夠增加未來的產出水平，否則現收現付制與基金制具有完全相同的結果: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僅僅是兩種在勞動者和養老金領取者之間分配產品的方法。也就是說，雖然基金積累制一定程度上可以為將來的社會生產提供比較充足的資金，并使得未來的老人有能力通過貨幣換商品或者貨幣換服務的方式養老，從而有利于未來社會產品的生產量和緩解代際矛盾，但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最終還是取決于勞動者，因而在職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工作積極性及其對社會保險的繳費態度決定了社會保障的未來。

日本養老金改革便主要試圖通過推遲退休年齡、提高勞動者社會保險繳費率，以及根據勞動者報酬調整養老金水平等措施來解決養老金財政問題。就國民年金而言，1994年改革規定繳費每年增加500日元，到1998年共增加160。日元，達到13300日元;關于厚生年金，1985年改革規定保險費的增加率為每5年提高2.2%，1994年改為每5年提高2.5%，2000年則規定在5年內維持保險費不變，之后每5年提高2.5%，2004年又計劃到2025年將保險費率提高到27.8%。同時，考慮到人口老齡化使得未來領取養老金數量將急劇增長，日本政府將養老金給付年齡提高到65歲，以便將社會保險費率控制在30%以內，減輕被保險者的負擔。

(三)社會養老保障與勞動市場是多階段互動關系 社會養老金制度構建與改革對勞動力市場也產生巨大影響。1954年厚生年金保險制度規定將支付開始年齡由55歲提高到60歲，但由于當時很多民營企業實行55歲退休制度，從而導致55～59歲退休者生活困難，大量工人要求工作到60歲才退休。順應這一要求，許多企業的退休年齡便逐漸推遲到60歲。1985年政府將養老金領取年齡提高到65歲的改革也使得企業界將退休年齡逐漸提高到65歲。

勞動力市場與社會養老保障并非簡單的單向關系，而是復雜、雙重、多階段的互動。從日本經驗來看，勞動力市場變革、就業模式轉變等因素導致了現代日本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誕生，這是勞動力市場與社會養老保障互動的第一階段;成型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和其他經濟社會制度協同起來，又會推動勞動力市場演變，如失業率上升與大規模提前退休，這是勞動力市場與社會保障制度互動的第二個階段;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導致的勞動力市場演變會進一步引起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變化，而勞動力市場制度與結構特征則是一國社會保障制度基本模式與特征形成的重要基礎和演化動力，這是勞動力市場與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互動的第三個階段。日本養老保險費率上漲對企業的收益造成嚴重影響，而企業為了減輕年金負擔，必將減少雇用。另外，年金制度改革與保險費上漲很可能對經濟復蘇造成巨大沖擊，這種制度影響了勞動者的勞動就業，從而降低了參與社會養老保險的人數，進一步制約了養老金的資金來源，加劇了國民年金的“空洞化”。

二、勞動力市場變革成為中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動因

很長時間來，中國勞動與社會保障體系是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對城鄉勞動力的流動做出嚴格限制，勞動者被固定在各自區域，城鎮勞動者由國有企業雇傭，實行充分就業制度，鄉村勞動力在集體經濟體內勞動，形成典型城鄉二元分割勞動力市場。在社會保障方面，國有企業給城鎮勞動者提供終生就業崗位，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企業保障是城鎮養老保障的主要形式。農村勞動力養老以家庭和土地保障為主，勞動者在年老之后主要依賴具有勞動能力的子女提供生活資料，并由子女提供老年服務，集體提供低水平補充保障，并為那些無子無女的“五保戶”提供老年生活資料和服務。

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就業結構和雇傭模式隨經濟體制改革而轉變，成為中國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動因。經濟體制改革打破了勞動力要素的城鄉配置，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到非農部門，并越來越傾向在城鎮工作和生活，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明顯不能滿足他們的養老需求。同時，城鎮非公有制迅速發展，大量年輕勞動者要么以個體工商戶形式就業，要么在非公有制企業就業，但由于他們在收入水平和工作穩定性等方面與國有企業職工差異懸殊，難以被當時城鎮職工養老保障模式覆蓋。更重要的是，經濟體制改革迫切要求國有企業降低勞動成本，打破終身雇傭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勞動雇傭制度，但企業統籌層次的城鎮勞動保險制度導致企業社會保險繳費率高，明顯阻礙了國有企業勞動用工制度改革。這三種力量結合起來，從不同方面對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帶來沖擊。由此，1991年國務院要求逐步建立起基本養老保險與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職工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相結合的制度，將養老保險費用完全由國家、企業包辦改為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共同負擔。隨后，農民工、城鎮個體工商戶以及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也逐漸提上日程。

三、構建基于勞動力市場特征的中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日本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對中國具有特殊借鑒意義。不僅因為日本相對成功地度過了20%的人口老齡化階段，也因為中日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些背景條件類似，中國面臨著日本曾經遭遇的狀況:中日都是世界上老齡化程度最快的國家(中國老齡化落后日本大約20年)，當前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加速發展階段，當前老齡人口比例已經與日本1990年代相當。在社會養老需求上，與日本一樣，在快速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被打破，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鎮非農部門，其社會養老保障問題成為突出問題。另外，早期日本與中國都形成了以終身雇傭和年功制度為基礎的企業小社會保障制度為主，家庭承擔實際養老照料和服務，以及較少國家社會支出的東方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模式，在制度路徑依賴上講，中國參照日本進行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成本相對較低。

(一)構建基于勞動力市場結構與特征的多層次養老保障制度體系

中國目前農業就業與非農就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明顯，又存在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非正規就業規模大。從我國實際看來，直接將現行正規就業養老保障制度擴展至非正規就業者和自雇者行不通，而應該建立多層次多元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首先分別在城鄉建立針對勞動年齡人口的基礎養老金制度，作為最基礎的養老金層次;在城鎮基礎養老金制度之上，還需要針對城鎮勞動者的就業類型與特征建立多元的社會保險，如公共部門就業者(公務員與事業單位就業者)養老金制度、企業職工養老金制度以及自雇者、個體工商戶養老金制度，分別將不同類型的從業人員納入養老保險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不能繼續以往多元分割的養老金制度，而要形成多元而有效銜接的城鄉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體系。2009年《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暫行辦法》的頒布，意味著流動就業人員的養老關系將實現轉接接續，這為實現城鎮居民統一的基礎年金奠定了基礎。下一步要考慮農村居民基礎年金和城鎮居民基礎年金的互動問題。目前城鄉平均養老金的差距遠遠大于城鄉就業者的收入差距，加劇了社會分配不公。雖然我國城鄉就業的收入差距使得農村居民的基礎年金要低于城鎮居民，但是城鄉基礎養老金的差距不應該大于城鄉就業者勞動收入的差距，且應該隨著城鄉就業者收人差距的縮小而縮小，并最終實現城鄉統一的基礎年金。

(二)加快基金制賬戶的建設

雖然基金制養老保障計劃不能直接增加未來社會商品和服務的供給，但它可以從兩方面降低未來的養老壓力。首先，基金制可以為將來儲備資金。如蔡防(2007)所言，基金制可以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會，即在人口結構趨于老齡化的情況下，個人和家庭的未雨綢繆產生一個新的儲蓄動機，形成新的儲蓄來源，并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源泉。另外，基金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代際勞動者之間分配養老資源的關系。在現收現付制下，退休老年人的養老資源來自代際之間相互撫養的承諾，今天的在職勞動者通過撫養退休老年人換取下一代勞動者在其年老退休后提供養老資源的承諾，是一種通過國家法律和政府力量保證實施的合同關系;基金制養老金能在一定程度上將退休老年人和在職勞動者的承諾轉變成一種商品關系，退休老年人利用預先積累的養老金購買在職勞動者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現收現付制在人口年齡結構和經濟發展平穩的經濟體中比較有效，但對于中國這樣迅速老齡化、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國家，完全的現收現付制很有可能導致未來勞動者之間的代際矛盾，基金制則可以有效緩解這種矛盾，加快基金制建設便成為題中之義。

除覆蓋率較低外，我國養老金賬戶還面臨著兩個主要問題，一是養老金賬戶的做實率仍然不高，雖然我國1998年開始在東北地區做實個人賬戶的試點，目前也已經推廣到全國，但是由于政府財政補貼等問題，一些地區的個人賬戶仍然名存實亡;二是社會保險逃費率相當高，據我們初步計算，我國當前城鎮職工社會保險的逃費率在20%以上。因此，需要加快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建設，加大社會保險費的征繳力度和基金統籌部分的政府補貼力度;同時，努力完善信用體系，加強政府監管，促進養老金基金管理機構之間的競爭，以降低養老金私營化帶來的各種交易成本，努力尋求在養老金管理機構的管理與投資成本、政府的監管成本以及養老金的收益率之間建立一種平衡。

(三)提高中央財政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比例，確保養老金有效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