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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市場外匯分析范文

關鍵詞:場外金融衍生品;監管;對策

Abstract:With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of OTC financial derivatives market, improve its regulation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ased on China's OTC financial derivatives market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of the status quo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for the supervision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OTC financial derivatives,regulation,countermeasure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4-2265(2009)11-0053-03

近年來,我國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從無到有,并呈現出快速發展的態勢。由于場外交易的專業性和復雜性,其潛在的系統性風險較高,如缺乏正確適度的監管措施,將會危害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和健康發展,并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利影響。本文通過對我國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現狀和存在問題的研究分析,提出有助于完善監管的政策建議,以促進我國金融產品的不斷創新,確保經濟金融健康平穩運行。

一、我國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及監管現狀

2005年6月,債券遠期的推出標志著我國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開始起步。4年來,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迅速,交易量快速放大,交易品種也擴大到人民幣外匯遠期、人民幣外匯掉期、人民幣外匯貨幣掉期、人民幣債券遠期、人民幣利率互換和遠期利率協議等。2008年3月,國務院批準在天津建立場外交易市場(簡稱OTC市場)。

與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的迅猛發展態勢相適應,我國金融監管當局也適時出臺了一系列監管措施。2004年3月,銀監會頒布了《金融機構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2005年3月,銀監會又正式了《商業銀行市場風險管理指引》,奠定了中國當前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法律法規的基礎。2007年8月,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了《全國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外匯衍生產品主協議》,降低了銀行的法律和信用風險。同年9月,人民銀行根據市場發展的需要和市場成員的需求,推動成立了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NAFMII),彌補了我國銀行間市場自律組織的空白。通過協會組織市場成員加強制度規范和產品創新,是一種新的探索,有益于推進我國場外金融衍生品又好又快地發展。2007年10月份,交易商協會了《中國銀行間市場金融衍生產品交易主協議》(以下簡稱“NAFMII《主協議》”),標志著我國金融市場管理模式發生轉變,市場自律管理的作用開始發揮。

二、我國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存在的問題

(一)現行監管法律不能適應市場發展的需要

一是《金融機構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尚不能滿足整體衍生品市場的規則需求。例如對交易產品有所限制,涉及商品、股權及外匯的衍生產品,要求符合其他監管部門的相關規定,但這方面的規定并不明確。

二是NAFMII《主協議》仍然存在法律上的不確定性。其中最大的問題在于破產或者清算情形下如何執行終止凈額。由于我國《企業破產法》是否認可終止凈額尚存在不確定性,使得金融衍生產品終止凈額制度在《企業破產法》上的有效性和可執行性仍不確定,需要出臺相關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

三是金融機構操作當中存在“一市兩制”的現象。出臺主協議的基本出發點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效率,但現在機構卻要花大量精力同時處理兩份主協議:NAFMII《主協議》和外匯交易中心的主協議。而且,如果以后市場出現同時涉及匯率和利率的產品,如何推動兩份主協議的統一也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市場參與者的內控制度尚不完善

我國的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是新興的市場,機構投資者對較為復雜的衍生品業務還不熟悉,從而難以制定完善的內控制度。從對商業銀行的調查來看,盡管目前均已參照2007年銀監會制定的《商業銀行內部控制指引》重新修改了各自的內部控制標準,但是對于涉及場外金融衍生交易的條款仍有待進一步細化和完善。

(三)跨境監管與國際合作機制亟待建立

金融衍生品市場是一個國際化的市場,現行法律對我國機構參與境外衍生交易存在監管真空,國際合作也不夠深入。目前,很多外資銀行在綜合理財服務中充當著資金“二傳手”的角色,通過某個產品將投資者的資金募集起來,然后再通過購買境外基金或境外發行的結構性票據等將募集的資金交付給境外的金融機構來管理,境內的金融監管部門難以掌握相關交易以及風險狀況。而且,資金一旦出境,監管部門也很難進行有效的跨境監管,建立健全跨境監管與國際合作機制已迫在眉睫。

(四)場外金融衍生品業務缺乏透明度

與交易所的場內市場相比,場外市場靈活度高,但透明度低。隨著金融市場的開放,我國場外金融市場將日益呈現分散化的特征,銀行間市場將不能涵蓋場外市場的全部。一些非標準化的金融產品、衍生產品交易將更多地以雙邊的形式達成,或僅在小范圍內流通。這雖然提高了金融市場的效率和穩定性,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監管者對風險到底最終由誰承擔、承擔者是否具備風險管理能力和對市場總體流動性可能產生何種影響缺乏了解,一旦風險鏈條在某處斷裂,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危及金融系統穩定。

(五)交易系統未全部納入監管范圍

目前,國內金融機構使用的多邊交易系統有外匯交易中心的交易系統以及彭博、路透交易系統等。其中外匯交易中心交易系統已納入監管范圍,但其他交易系統未受到監管,市場成員到這些交易平臺交易,不受銀行間市場法律法規的約束,可能造成不平等競爭和監管套利。另外,這些電子交易系統將各個機構和全球市場緊密聯結成一個網絡,這個網絡極易受一個或多個對手方引發的一系列沖擊和變化的影響,如果這個網絡游離于監管之外,監管者就很難及時辨識風險。

三、完善我國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的對策

完善我國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必須堅持發展與監管并重的原則,在穩步發展中加強監管,以監管促進持續發展。對我國新生的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監管應“以金融穩定為目標,以完善市場基礎建設為首要任務,實現內部控制與外部監管一體化,推動國內監管與國際合作相互協調,提高行業自律作用,確保信息披露充分,增強市場透明度”。

(一)進一步加強法制建設,完善監管體系

一是從金融監管的歷史和發展趨勢看,政府依法監管始終而且仍將繼續處于核心地位。我國應借鑒英美監管模式,逐步建立以政府機構對自律組織進行法律監管,自律組織直接監管市場,以社會中介組織為補充的外部監管體制,最終實現政府監管機構和相應自律組織的統一。應成立一個統一的監管機構,并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予以保障,避免雙重甚至多頭監管,提高監管效率。二是為了確立金融衍生品終止凈額制度在我國《企業破產法》上的有效性和可執行性,建議出臺相關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承認提前終止條款的有效性;承認“單一協議”條款在破產法上的有效性;在承認“單一協議”的前提下,認可衍生品主協議雙方當事人對提前終止款項的計算方法和計算標準。三是建議由監管部門牽頭,對于存在兩份主協議的問題,由交易商協會和外匯交易中心具體負責,由市場成員參與簽訂一個過渡性的協議,由原來的雙邊協議逐步過渡到NAMFII多邊框架協議。

(二)盡快完善市場主體內部控制機制

一要提高市場參與者的風險管理意識,增強對金融市場風險認知的深度與廣度,提高管理者對風險管理的重視程度,培育風險管理文化,增加對風險管理的投入。二要完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對管理層、交易人員的管理制度,以及對相關交易的管理辦法。三要從系統控制角度出發,建立獨立的職能部門,對交易業務進行嚴格的風險審核與管理,并對交易人員進行有效的管理。四要建立場外金融衍生品風險評估和控制體系,并使之起到規范業務流程、及時預警風險的作用。

(三)加強監管部門間的協調與合作

一是加強國內監管部門間的協調與合作。由于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是一個跨領域跨行業的市場,因此必須結合功能監管需要實現各個監管者之間的協作,建立一個有效的協調機制,協調各個監管者的規則制定和監管行動。這樣既可以避免監管權的交叉、沖突和監管資源的浪費,又可以防止各監管機關互相推諉,產生監管盲區,還可以促進監管規則的統一,防止監管套利。在金融綜合經營迅速發展的大背景下,這種協調機制還可以為監管部門未來的進一步協調和融合打下基礎。二是加強國際監管部門間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可以實現對越來越多的出境資金的監控,另一方面可以借鑒國際上先進的經驗,促進國內市場的發展。

(四)建立交易報告制度,強化信息披露機制

機構投資者應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對衍生交易信息披露的要求,遵循充分披露原則,在相關財務報告中披露金融衍生工具的范圍及性質信息、利率風險信息、信用風險信息以及公允信息。同時,還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創建場外市場交易數據庫,建立定期的報告制度;統一和規范稅收及會計標準,制定詳細的會計和報表原則,力求和國際慣例接軌;定期披露交易雙方的資產負債情況、風險敞口以及風險管理措施等情況,以便監管層掌握足夠的信息。

(五)加強電子化建設,構建統計監測系統

一是將我國場外市場現存的彭博、路透等其他系統納入到統一的監管范圍中來,防止不平等競爭和監管套利的產生。二是推動結算系統聯通,實現債券跨市場可托管,推動托管結算系統橫向整合,促進場內外市場、批發和零售市場的融合,確保實現市場的流動性和價格發現功能。三是構建場外交易統計監測系統。一方面,應定期統計場外交易量、交易品種、類型的基本情況,并據此分析出一些趨勢性的結果。另一方面,要建立風險預警動態監控功能,通過一些預警監測指標發現可疑交易和異常趨勢,從而有針對性地實施全程、動態、實時監控,并適時采取行之有效的應對措施。

參考文獻:

[1]張玉紅,霍天翔,馮宗憲.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探析[J].上海金融,2005,(5).

第2篇：金融市場外匯分析范文

關鍵詞：貨幣經紀 信息效率 功能

從2005年第一家貨幣經紀公司成立至今，我國貨幣經紀行業的規模和客戶范圍逐年擴大，盈利狀況不斷改善。但隨著貨幣經紀行業日益步入穩定期，也暴露出市場需求不足、惡性費率競爭等問題，貨幣經紀行業的功能定位如何？其發展壯大的途徑是什么？本文在此作以探討。

獨具信息生產優勢是貨幣經紀公司的生存之本

根據銀監會2005年公布的《貨幣經紀公司試點管理辦法》，在我國進行試點的貨幣經紀公司是指經批準在中國境內設立的，通過電子技術或其他手段，專門從事促進金融機構間資金融通和外匯交易等經紀服務，并從中收取傭金的非銀行金融機構。

作為專業的信息生產機構，貨幣經紀公司的價值主要是提供信息服務，克服市場上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規模化、專業化的信息生產創造價值，降低零散的交易商間個別搜尋交易對手所發生的市場交易成本，為交易商提供交易紅利，并從這部分紅利中分得一定比例來維持公司運營及實現自身盈利。例如，在上海國利和平安利順1兩家貨幣經紀公司2011年的營業收入中，手續費和傭金收入的比例分別達到99%和97%。貨幣經紀公司要獲得生存和發展，就必須能夠實現信息生產的專業化和規模化，通過廣泛的客戶網絡使信息生產成本低于交易商分散生產信息的成本，從而實現對交易商分散生產信息行為的替代。

貨幣經紀公司和市場上拼縫人2、做市商等中介機構類似，均是通過信息生產從而獲得收益。但貨幣經紀公司與這兩類機構仍有明顯的不同之處，拼縫人主要是通過低吸高拋做差價，也就是根據掌握的公開信息，買入債券的同時賣出，從中獲得差價收益；做市商則是根據掌握的信息，作為對手方在二級市場上進行交易。拼縫人和做市商都需要真實地參與交易，盈利方式主要是賺取買賣價差，而經紀商是純粹的信息生產者，一般不參與交易（不允許從事自營業務），也不持有頭寸，完全依靠信息生產優勢為市場創造價值，信息生產效率成為其生存的基礎。

市場信息不對稱程度是貨幣經紀公司

發展水平的主要決定因素

與其他諸多金融行業的發展不同，國際貨幣經紀業基本由英國占據主導地位，關于貨幣經紀最早的記錄也出現在倫敦的外匯市場。在目前世界最大的四家貨幣經紀公司3中，英國獨占前兩席。而美國貨幣經紀業出現于20世紀初。目前，聯邦基金市場銀行間交易以及債券市場的交易商間交易是美國貨幣經紀公司最主要的活動領域。與英國相比，美國貨幣經紀業最顯著的兩個特點就是規模較小、國際化程度較低。

從英、美兩國貨幣經紀業的發展來看，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強度是貨幣經紀業發達程度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英國金融市場的特點決定了信息不對稱強度較高。

首先，英國金融市場是世界上外匯和場外衍生品規模最大的市場。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4，2010年4月，英國外匯市場平均每天的交易量為18536億美元，占據最大外匯交易中心的地位，遠超排名第二的美國（9044億美元）；英國占有全球場外衍生品（主要指利率衍生品）市場交易的45.8%，是全球最為活躍的地區，跟隨其后的美國占比僅為23.8%。

其次，英國市場是國際化程度較高、投資者結構較為豐富的金融市場。倫敦的外資銀行數量最多，居于紐約、巴黎和法蘭克福的前面，外資銀行在金融市場的參與度很高。據BIS數據，美資機構在英國衍生品市場上占據總交易量的一半以上，英國機構占據的份額僅為23%。外匯和場外衍生品的個性化和復雜性以及不同國家投資者的深度參與，決定了英國金融市場的信息傳遞效率較低、不透明程度較高，市場對貨幣經紀業信息效率功能的需求較為強烈，貨幣經紀商亦抓住此需求迅速推動了整個行業的發展。

與英國相比，美國貨幣經紀業起步較晚，且由于美國國內金融市場規模巨大，貨幣經紀活動主要局限在國內貨幣市場，但由于美國長期的單元銀行體制5形成了數量眾多的金融機構，其相互之間通過發達的聯邦貨幣市場和可轉讓大額存單（CDs）市場溝通密切，信息傳播渠道較為暢通，市場對于貨幣經紀公司的需求相對較弱，國內形成了眾多規模較小的貨幣經紀公司。

國內貨幣經紀公司信息效率功能發揮不充分

市場信息不充分、不對稱是貨幣經紀業生存的市場基礎，獨具信息生產優勢是貨幣經紀公司得以發展壯大的根本，準確定位、抓住機遇、快速擴大是貨幣經紀公司發展的一般規律。目前，國內場外市場（銀行間市場）的交易系統已十分發達，銀行交易員之間彼此非常熟悉，通過報價點擊成交或者場外協商成交較為便利，基礎產品市場的透明度較高。針對此市場環境，需要國內貨幣經紀公司找準自身定位，確定獨具信息優勢的業務領域，實現自身價值。然而，服務對象受限和業務范圍狹窄卻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貨幣經紀業信息優勢的發揮，影響了市場對貨幣經紀業的需求。

（一）服務對象受限

按服務對象，經紀商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為交易規模很大的交易商提供批發交易經紀服務的貨幣經紀公司，也可以稱為交易商間經紀商（inter-dealer broker）或者批發市場經紀商（Wholesale Market Broker），這種經紀商的業務成本較低，收益較高；另一種是主要服務于終端投資者之間或者終端投資者和交易商之間的公司，也稱一般經紀商或零售經紀（retail broker）。根據《貨幣經紀公司試點管理辦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貨幣經紀公司及其分公司僅限于向境內外金融機構提供經紀服務，目前國內經紀公司客戶群體全部為金融機構，其中中資銀行類機構占到貨幣經紀公司所有簽約客戶的一半，也就是說，國內市場上的經紀商均為交易商間經紀商。然而，目前銀行間市場交易集中度較高，銀行類交易商交易量占比達到90%以上。俱樂部式的交易方式使銀行類機構所具有的信息優勢更為明顯，對貨幣經紀公司的需求值得懷疑。

（二）業務范圍狹窄

國際貨幣經紀商業務范圍涉及外匯、貨幣市場工具、信貸、商品、股票和各類衍生工具等。但由于國內債券市場規模可觀、整體發展速度較快，國內大部分經紀公司將目標業務集中于貨幣及債券市場的基礎產品和部分外匯市場。由于衍生產品門檻較高或存在政策限制，貨幣經紀公司對于衍生產品經紀的參與度仍然不高，僅涉足利率掉期交易，而對于債券遠期、利率遠期、期貨、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衍生產品仍未涉足。而在基礎產品市場上，從事撮合交易的機構較多，幾乎全部的證券公司、商業銀行和一些基金公司都在免費從事撮合交易。貨幣經紀公司的定位顯然與這些機構有所重合，而與這些機構相比，經紀商又不具有任何優勢，信息效率功能難以真正發揮。據貨幣經紀公司統計，2010年現券市場上通過經紀成交的金額為1.95萬億元，占比僅為1.2%，市場需求較為有限。

如何促進貨幣經紀公司的發展

筆者認為，深入發現市場需求，找準自身定位，多渠道提升信息生產效率，是貨幣經紀公司進一步發展壯大的主要路徑。

（一）發掘市場需求，擴大客戶群體

要在這個競爭激烈的行業里生存，只有通過盡可能滿足顧客多元化的需求來實現。以英國毅聯匯業為例，僅電子交易平臺6（EBS和Broker Tec）的客戶群就涉及到50多個國家的各類參與機構。而國內貨幣經紀公司的客戶卻仍局限于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類金融機構。銀行間市場一半以上的參與者（非金融機構）無法獲得經紀服務，而這類參與者由于對金融市場的熟悉程度和參與度不高，相對于金融機構處于信息劣勢狀態，對貨幣經紀業務的需求更為強烈。因此，建議貨幣經紀公司和自律組織可通過多種渠道向主管部門反饋市場需求信息，從政策上打通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之間“零售”規模經紀服務的渠道，不斷擴大經紀服務客戶群體。

（二）擴大業務范圍，豐富產品序列

從國際經驗來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經紀媒介的交易品種除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等傳統業務外，資本市場及其衍生產品，甚至非金融產品如能源期貨及期權、天氣對沖指數等都納入了貨幣經紀服務范疇，業務的多樣化促進了經紀行業的大變革和大發展。業務定位問題也成為解決國內貨幣經紀業現有問題的核心環節。借鑒國際經驗，國內貨幣經紀公司應更多著眼于復雜的、個性化需求更強的金融產品，比如外匯和債券衍生品等，這類產品較難通過電子交易系統進行簡單匹配，信息不對稱性更為顯著，更能發揮貨幣經紀業的信息生產優勢，也有利于貨幣經紀公司不斷優化業務范圍，滿足市場真實需求，形成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三）提升服務水平，實現信息生產的規模化

貨幣經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具有規模經濟的行業，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貨幣經紀商的國際化和從未間斷的并購浪潮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國內貨幣經紀公司在經歷的初期虧損和多樣化策略中成長并得到快速發展。首先，可通過初期虧損不斷拓展市場服務廣度，也就是運用“先入損失策略”快速擴充自己的“地盤”，為以后的發展儲備資源。同時，通過服務與交易商建立聯系，在為交易商提供服務的同時也獲取了來自于各交易商的相關信息，增加信息獲取量和獲取途徑。當這種聯系達到相當規模時，經紀商便擁有了相對甚至是絕對的信息優勢；其次，應跟隨國際貨幣經紀行業的發展步伐，逐漸改變現有完全依賴傳統聲訊方式提供服務的現狀，開發適用于銀行間市場經紀業務的電子交易平臺，多途徑實現信息生產的規模化，降低信息收集和整理成本，提高信息歸集和生產效率，夯實市場生存基礎。

注：

1.根據相關規定，上海國利貨幣經紀公司、平安利順國際貨幣經紀公司和中誠寶捷思貨幣經紀公司向市場公開披露2011年財務報表，其中中誠寶捷思由于開業時間較短，各業務仍處于起步階段，傭金收入僅占全部營業收入的55%，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的53%。

2.拼縫人最早源于汽車銷售業，其利用汽車市場供需雙方信息不對稱，從報價較低的經銷商購買貨源并附傭金銷售給購車人。后來此概念應用于證券市場，指利用證券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而聯系交易、博取差價的證券市場交易中介。在我國貨幣市場，從事拼縫人業務的主要是證券公司。

3. 英國毅聯匯業（ICAP）、德利萬邦（Tullett Prebon）、瑞士利順金融集團（Tradition）和日本中央短資有限公司。

4.國際清算銀行（BIS）每三年對全球外匯市場和場外衍生品市場進行一次全面的統計分析，2010年4月為最新一期數據。

5.單元銀行制也稱為單一銀行制，是指業務經營中的商業銀行各自獨立，不設分支機構，即所謂的“一行一店”。單一銀行制度的特點是地方性強，經營自主靈活，便于鼓勵競爭，也可避免大銀行吞并小銀行，限制銀行壟斷。1994年9月，美國國會通過《瑞格-尼爾跨州銀行與分支機構有效性法案》，允許商業銀行跨州設立分支機構，宣告單元銀行制在美國被廢除。

第3篇：金融市場外匯分析范文

關鍵詞：離岸金融市場；風險；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12)01－0045－03

目前，我國離岸金融市場外幣業務的發展已粗具規模，香港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發展很快，這無疑加大了對我國內地貨幣金融監管的挑戰。在此新形勢下，應及早認清離岸金融市場的風險及其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加強監管，防患于未然。

一、我國離岸金融市場監管內容的界定

我國離岸金融市場是相對于在岸金融市場而言的，指經營可自由兌換貨幣、交易在貨幣發行國境內或境外、在非居民之間進行的、基本不受市場所在國法規和稅制限制、同時享受一定優惠待遇的獨立的自由交易市場。離岸金融市場包括離岸貨幣市場、離岸資本市場、離岸外匯市場、離岸共同基金市場、離岸保險市場、離岸咨詢市場以及離岸黃金市場等。

由于政策等的限制，當前中資金融機構除了離岸銀行業務之外，還未開展離岸證券業務，上海離岸保險、再保險市場還處于前期論證階段，沒有實質性發展。香港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在人民幣國際化背景下，自2010年以來呈加速成長之勢，無論是金融產品品種還是市場總量都發展迅猛。

可見，目前中資金融機構經營的離岸金融業務指的是離岸外幣業務。另外，從本質上看，由于香港是獨立的貨幣區，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類似于倫敦的美元離岸市場，至于內地，尚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

因此，目前我國監管部門對離岸金融市場實施監管的內容：一是以市場所在國的身份對離岸外幣業務進行監管，主要包括對準入的監管和對經營業務的監管；二是對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進行監管，主要通過貨幣法令和清算渠道，對離岸金融交易行為進行有效監管和控制。

二、我國離岸金融市場的風險及其影響

(一)信用風險

由于離岸金融業務為“非居民”性質的個人或團體服務，存在信息不對稱，信用交易缺乏二級市場，違約前的賬面價值難以反映變化，直接觀察信用風險的變化較為困難。在利率管理上，各行普遍采取“高進高出”的策略，實力雄厚的公司不愿忍受高利率的負擔可能選擇退出，經營較差的公司很難保證貸款按期歸還，這就使得信用風險進一步加大。

1.現有有限滲透模式加大離岸資產風險

國家外匯管理局《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允許銀行利用在岸資金在一定限額內彌補離岸賬戶資金頭寸的不足。該模式的缺陷在于，銀行會利用在岸資金補充離岸頭寸冒險投機，逃匯套匯。有限滲透內外分離型需要較強的制度保障以及銀行自身嚴格的自律，而實際執行的結果則不僅沒能有效抵御風險，反而成為擴大金融風險的助推器。

2.外企轉嫁金融風險

我國在實行改革開放后成為利用外資大國。截至2009年底，我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達到68.3萬家，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達到9454億美元。對于奉行激進經營策略的外企而言，可以在集團整體債務水平很高的情況下，將其控制下的信息披露義務較高的子公司賬面債務水平維持在較低水平，而集團整體的高負債不為人所知。對于我國而言，外資企業借助離岸公司推行高負債經營，最終發生違約風險則會殃及向其在華子公司放款的中國金融機構。

(二)市場風險

我國商業銀行由于機制的原因對利率和匯率波動造成的風險往往反應不靈敏感，也缺乏有效的衍生金融工具進行規避，這使得我國離岸賬戶完全暴露在風險敞口之下。

1.隱性外債

離岸資金的流入會成為外債，一些從事跨國經營的企業利用海外子公司從離岸金融市場籌資后通過內部調撥轉移給國內機構使用；部分國外機構包括我國駐海外機構以投資名義對境內機構提供的借貸形成隱性外債；有些對外擔保或是沒審批也沒登記，或是獲得審批卻沒登記，這使管理當局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對外債規模的控制。截至2010年9月末，中國外債余額為5464.49億美元，短期外債余額為3694.41億美元，占外債余額的67.61％，短期外債比重增大。顯然，隱性外債過高也會影響我國的償債能力和國際信譽。

2.非法逃匯、套匯和騙匯

離岸市場游資沖擊境外外匯市場所造成的匯率巨幅波動會誘發非法逃匯、套匯和騙匯行為，一部分企業則利用《境內機構對外擔保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的缺陷，通過離岸業務以逃匯套匯。大量的境外銀行、境外賬戶可讓這些資金在境外“合法”棲身，這不但影響我國及時收匯和外匯平衡，還會增加人民幣貶值或升值的壓力。商務部有關課題的數據顯示，我國每年有大約300至500億美元的巨額資本外逃，打擊逃匯套匯仍然是我國外匯管理當局的重要任務。

在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上，我國內地浮動匯率制度和香港人民幣匯率不一致達到一定程度時，大規模人民幣資金必然會通過投資、貿易等公開以及各種非公開的形式跨境套匯。國際外匯市場上的投機者很有可能利用香港來沖擊人民幣的匯率制度，增加內地貨幣和資本市場不穩定運行的可能性。

3.對國內貨幣供應量造成壓力

一方面，當商業銀行從離岸金融市場籌資向國內企業大量貸放外幣款項，而后者則將這些外幣資金轉成本幣時，國內的貨幣供應則將受到擴張的壓力，從而加大境內通脹和資產泡沫的風險；反之，則造成通貨緊縮。另一方面，在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如中資機構在離岸市場通過人民幣或發債融得人民幣并匯入境內，也會導致對境內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并增加外匯儲備的對沖壓力。而這兩種情況在當前國內通貨膨脹的背景下，都將削弱貨幣政策的作用。

(三)法律風險

離岸金融市場交易對象和市場特點使其往往成為洗錢的首選渠道。要加快建設離岸金融市場，就必須找到自己法律制度的不足，并加以完善。

目前我國直接規范離岸業務的法律有：1997年10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1998年5月13日國家外匯管理局頒布的《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而我國實際上于1989年就已經開始試行離岸金融業務，因此，相關法律法規表現出嚴重的滯后性。另外，相關法律體系不健全。離岸業務包括離岸銀行業務、離岸保險和離岸證券業務，而目前我國的法律集中規范的是銀行離岸業務，還有一些政策和法律法規沒有落實，如稅收政策、保密制度等都沒有明文規定。

(四)操作風險

最典型的就是道德風險。由于我國金融體系相對封閉。銀行專業人員業務素質不能滿足離岸金融業務的要求，且風險識別和處理能力有待提高。此外，還存在道德風險傾向嚴重的現象，一些從業人員為了一己私利，置銀行的利益于不顧，使離岸業務遭受到不應有的損失。

(五)系統性風險

在我國，若商業銀行舉借外債過多，形成的外匯風險敞口過大，外債就將面臨很大的匯率風險。一旦被投機者所利用，則可能在外匯市場上影響人民幣的兌換匯率，從而勢必影響國內金融穩定；如果商業銀行把大量的外國貸款投放到房地產，后者形成泡沫后又破滅時，銀行的呆賬和壞賬就將迅速增長，傳導至整個銀行體系甚至整個金融體系，可能造成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

三、加強我國離岸金融市場風險監管的對策

(一)政府層面

離岸業務最具吸引力的核心在于優惠的稅率。對于政府而言，應在離岸市場中采取靈活的低稅或免稅措施以吸取更多的客戶群，一要保證離岸業務的稅率低于國內同類業務的稅率；二要保證離岸市場的稅負不高于周邊國家和地區離岸金融市場的稅負水平。要出臺離岸銀行法、離岸銀行業務管理法則等法律法規，對離岸金融市場業務嚴格規范，進一步完善和細化有關離岸金融業務的法律框架，使之符合國際監管標準的要求，防止投機違規行為發生，確保健康穩定的離岸金融秩序。

(二)金融當局層面

這里的金融當局主要是指中國人民銀行、銀監局和外匯管理總局。隨著未來離岸金融業務向縱深發展，還有保監局和證監局。

1.完善市場準人和退出監管

(1)市場準入管制。我國金融當局應完善離岸金融機構的設立和審批制度，可以借鑒新加坡的方式，根據資信狀況和資本實力的不同，對申請人分別頒發全面牌照、離岸牌照、有限牌照，并實行分類管理，以規避由于資金、經驗等方面不足可能造成的市場風險。另外，對中資、外資金融機構“一視同仁”，均實行國民待遇，“一樣的牌照，一樣的政策和待遇”，實行公平監管。

(2)退出監管機制。在離岸銀行倒閉和清算結束之前，金融監管機構應對其倒閉和清算的全部過程進行嚴格監管。我國金融當局在處理銀行退出與危機管理方面缺乏一套相應的法律制度和經驗。對嚴重違法違規的離岸銀行，應堅決予以取締。

2.加強對離岸銀行業務監管

首先，要加強對離岸賬戶與在岸賬戶的管理。離岸賬戶的資金一旦流入在岸賬戶，銀行應繳納存款準備金，并應納入外債統計監測范疇。在離岸外幣業務上，對離岸向在岸的資金滲透實施額度管理，國際外匯管理局根據市場狀況對每個機構核定一個滲透額度，適時進行調整，以有效控制滲透的規模。在未來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上，則建議實行嚴格的內外分離模式，以保證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有序管理。

其次，根據新巴塞爾協議監管原則，要求離岸銀行實施日常業務的風險管理。對離岸銀行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法律風險等各種風險實施全面風險管理，尤其要重視流動性要求和資本充足率要求。

3.加大對離岸銀行檢查的力度

銀行檢查方式主要有現場檢查和非現場檢查。金融當局尤其要加強非現場檢查：建立全國范圍內的離岸銀行監管信息網，實現地區和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減輕離岸銀行重復報送資料的負擔，提高監管效率；加強離岸銀行非現場監管數據的整理和分析工作，使上報的數據通過專業的分析真正起到為監管提供預警信號、為監管決策提供依據的作用。

4.建立離岸銀行保護性監管制度

國際上主要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信息披露制度、最后貸款人制度以及存款保險制度都是離岸金融監管不可缺少的保護性措施，目前在我國的金融監管體系中都處于缺失狀態。我國的離岸金融市場處于起步階段，對國際上通行有效的監管做法應該虛心學習，逐步建立起這三大保護性監管制度，充分發揮其作用。

5.建全人民幣離岸金融相關監管制度

第4篇：金融市場外匯分析范文

關鍵詞：資本賬戶開放 產業結構 外匯應急準備金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金融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尤其是資本賬戶的開放，給各國帶來資金的使用帶來了便利，深化了各國金融市場，促進全球資金的合理配置，加快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等等一系列益處。但是由于各國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金融市場發育程度、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等等諸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別，因此到目前為止對資本賬戶開放，國際上并沒有一個統一的開放標準，但是有一點可以形成共識：資本賬戶開放是一個漸進、反復的過程，要根據國際國內宏觀經濟形式的變化而逐步推進，而且在開放過程中也會有新的管制、新的要求。

一、制約資本賬戶開放的現實因素及分析

資本賬戶開放后，我國境內資本流動數量增加、速度加快，這一方面彌補國內經濟高速增長對資金的需求，滿足經濟發展需要，同時也給我國帶來了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比如外匯儲備的高增長問題、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產業結構調整緩慢和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等等一系列問題，影響了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本文從以下幾個主要方面探討影響我國資本賬戶開放進程的問題。

1.外匯儲備增長過快

多年來國家一直鼓勵外貿企業出口創匯，增加國家外匯收入，造成經常賬戶大量順差，另一方面加大FDI引進力度，同時開放了QFII對我國資本市場的投資，導致國際資本通過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兩大賬戶的雙向流入，產生國際收支的雙順差。1980年我國外匯儲備為負，意味著我國對外債務12.96億美元；10年后的1990年外匯儲備達到110.93億美元，增長了近124倍；2000年外匯儲備額度進一步提高到1655.74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近15倍；2010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28473億美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見圖）。

2.產業結構不合理間接造成資本流動方向的改變

產業結構不合理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向前發展的一個障礙。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優勢的發展模式，出口的產品仍以勞動密集型生產為主。不可否認，這種發展模式提高了就業率，然而，一旦長期依賴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將會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對外貿易產生不利的影響。目前我國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產品的利潤受到擠壓，而且在人民幣不斷升值的情況下，以外幣計價出口的產品價格不斷上升，直接影響到出口的規模和數量。

3.通貨膨脹壓力增加

2008年上半年，中國人民銀行半年內五次上調準備金率，收緊銀根，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達到17.5%的歷史高位，來抑制通貨膨脹預期。但是，一國貨幣政策穩定與否，會引起投資預期的變化，引起國際資金流動方向的改變。之后不久，為應對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央行又相應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積極應對，于當年9月25日、10月15日、12月5日和12月25日，先后4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其中，大型存款類金融機構累計下調2個百分點，中小型存款類金融機構累計下調4個百分點。短短的3個月內，頻繁調整存款準備金，這種政策調整的頻率和密度是前所未有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經濟過熱現象，再加上人民幣升值預期沒有消退，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增加。因此，為控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2010年，中國人民銀行分別于1月18日、2月25日、5月10日、11月16日、11月29日和12月20日六次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各0.5個百分點，累計上調3個百分點。但是利率的反復頻繁波動，會直接導致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的流動方向的轉變，引起國際短期資本的大規模流入和流出。

4.金融市場不完善

資本賬戶的開放會帶來外部資金的沖擊，容易輸入國外的金融風險。我國金融監管體系與發達國家的監管體系大不相同。國際發達國家金融業普遍采取混業監管，而我國金融業采取的是分業模式，這會造成資本賬戶開放過程中的監管漏洞。另外，資本市場也存在問題。

首先，市場結構畸形。突出表現在證券市場發展先于非證券化資本市場發展、股票市場發展快于企業債券市場發展、交易所場內交易發展先于場外交易市場發展。具體來看，一是公司債券市場和其他類型證券市場發展明顯滯后。

其次，現貨市場發展較為完善，衍生品市場發展滯后，掉期交易、期權交易剛剛運作，沒有形成規模，只局限于銀行間的交易。因此金融市場提供的投資產品單一，缺乏規避風險的有效手段；

再次，市場沒有層次。整個股票市場基本只有兩個全國易所這樣一個層次的現狀，這種狀況世界罕見。

二、新形勢下資本賬戶開放應遵循的原則

一國要想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尋得方便和利益，金融市場必須走向國際化，因此，資本與金融賬戶開放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要解決資本賬戶開放過程中給一國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必須在開放過程中，合理而有效地管理逐漸開放的資本賬戶，按照一個科學有效的開放原則來進行。

1.漸進式開放。資本賬戶開放是否合理，關系到一國金融市場的安全。我國尚處于市場經濟不發達階段，資本賬戶的開放必須遵循循序漸進的開放模式，這一點已經得到國內外學者的一致認可，但開放的順序如何進行，還存在一定的爭議。但作者認為無論如何，資本賬戶開放要在宏觀經濟運行穩定，金融市場穩定，利率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逐步開放；

2.彈性式管理。即便在資本賬戶開放的進程中，一國經濟也會受到國際國內不利因素的影響，例如全球性或區域性的金融危機、本國或貿易伙伴國的經濟不穩定等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

3.差別化管理。對于資本賬戶開放的管理也要根據國內的經濟形勢，比如宏觀經濟發展情況、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的發展情況，個人收入和資信情況等等，分別采取差別化的管理。例如在國際收支大量順差的情況下，加大公司部門的對外投資、進口和收購力度，適當放寬個人海外投資的限制，引導資金的流出；反之，則加強對這些方面的限制。

三、健康安全地開放資本賬戶的建議

資本賬戶開放雖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開放過程中總是有一些約束性的問題影響開放的進程，但是只要采取一些必要手段和策略，就能最大限度地減少由于資本賬戶開放給經濟帶來的震動，從而更好地開放資本賬戶。

1.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

（1）對外匯儲備的數量的控制。我國從1999年開始至今連續多年出現國際收支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的雙順差，導致外匯儲備量不斷攀升，對此必須采取多種手段，引導資金的流出，可采取加大對外投資、加大政府對外采購力度、積極對外兼并與收購、加強對外知識產權的購買、積極參與國際合作、適當放寬個人對外投資和儲蓄限制等等。這不但減輕外匯儲備壓力，同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我國目前通脹壓力問題。

（2）實現外匯儲備貨幣多元化。這樣可以避免由于儲備貨幣使用的單一性給儲備資產帶來貶值風險，我國外匯儲備的主要貨幣集中在美元，一旦美元對人民幣貶值，外匯資產就會縮水，這在人民幣升值后已經得到印證，采取投資組合的方式管理外匯儲備的幣種選擇，不但減少美元貶值帶來的風險，也可減少由于美國貨幣政策的實施對我國貨幣政策產生的不利影響。

（3）抓住時機逐漸取消外匯結售匯制。結售匯制是國家在外匯短缺時所采取的一種強行管理外匯方法，而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的進程在加快，這種管理方法的弊端早已顯露出來，不利于企業外匯的自由調度，尤其是將激增外匯的數量管理負擔全部推給國家，給外匯管理部門增加了不必要的管理環節和管理成本。因此盡早取消外匯結售匯制，將外匯管理的重點放在資本流動的監管和相關資本流動控制上。

2.合理控制外資流動數量和流動方向

這里所說的外資，主要是指以虛擬資本形式流動的。這種外資的流入和流出除了影響外匯儲備數量外，還對虛擬經濟產生致命的沖擊，比如對一國資本市場的沖擊、房地產市場的沖擊，制造和放大一個國家整體經濟的泡沫。而對虛擬資本流動的控制，需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控制其過度流入到股票市場，另外就是防止其借助進出口這一貿易環節滲入，轉而進入到資本市場。

3.加快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步伐

優化產業結構，要做到以下幾點：首先，削減第一產業的絕對比重，逐級增加第二、三產業比重的發展格局；其次，加快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優勢的發展方式逐次轉向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再次，加大應用型、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和儲備，使其具有很強的應用能力、對外溝通能力強、團隊合作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復合型人才。

4.建立靈活有效的人民幣匯率浮動管理模式

加強人民幣匯率的浮動能力，輔之以靈活的管理。管理的關鍵，一是如何在匯率受到沖擊這種非正常因素導致匯率大幅波動情況下，采取必要措施維持匯率基本穩定；二是在對外經濟交往發生重大改變或者所盯住的籃子貨幣中某種貨幣發生嚴重危機時，適時調整籃子貨幣，改變權重，使人民幣匯率機制更富有彈性。

5.完善我國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的完善能為資本賬戶開放后起到最為關鍵的防范風險的屏障作用。首先，完善資本市場，我國的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還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如何利用這兩個市場吸收并化解外來風險，也是當前需要著力探討的前沿問題；其次，積極發展和完善衍生品市場，這可為化解金融風險起到至關重要的防范作用；再次，完善利率市場，使利率定價更加合理規范，從某種程度避免由于利率的大幅度波動導致國際資本大規模的流入流出。

6.建立應急調節機制

成立一個外匯應急儲備庫，劃撥出一部分外匯儲備作為應急儲備資金，在遭遇不可抗外力情況下，及時調度該外匯儲備到外匯市場中，干預外匯市場，保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和金融市場的穩定。這部分外匯儲備可以以外匯活期存款的方式，分別存在幾家大的商業銀行中，不但保值而且可以做到隨時支取。

參考文獻：

[1]于冬.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經濟增長效應研究—基于金融危機背景.北華大學學報，2010年4月第二期，第16-20頁

[2]孫恒.外匯監管及其政策分析.商業研究，2009年第6期，第151-152頁

第5篇：金融市場外匯分析范文

當代金融創新理論起源于本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經過0年代的發展，至80年代形成，進入90年代仍如火如荼。我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是從80年代開始的。

對這一理論進行研究首先需要對“金融創新”有一個定義，雖然學界對此也有些爭論，但基本上是衍生于創新理論的倡導者熊彼特（J.A.Schumpeter）的觀點。我國學者對此的定義為：金融創新是指金融內部通過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和創造性變革所創造或引進的新事物。我個人認為加五個字更好，即：金融家的活動，是金融內部通過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和創造性變革所創造或引進的新事物。這一表述強調了金融創新的主體是金融家，他們是金融活動的策劃者、發起者和維護者。同時，這一表述指明金融創新是“一種活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根據這一表述，金融創新大致可歸為三類：

（1）金融制度創新；（2）金融業務創新；（3）金融組織創新。

從思維層次上看，“創新”有三層涵義：（1）原創性思想的躍進，如第一份期權合約的產生；（2）整合性將已有觀念的重新理解和運用，如期貨合約的產生；（3）組合性創性，如蝶式期權的產生。

從創新理論來看，流派繁多，主要有以下幾種：

（1）技術推進理論；（2）貨幣促成理論；（3）財富增長理論；（4）約束誘導理論；（5）制度改革理論；（6）規避管制理論；（7）交易成本理論。

從這些理論本生的產生和發展來看，各種理論確實能說明一定時間和空間跨度金融金融創新背后的生成機理，但都偏重于某個側面。事實上，每一種創新都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而且在不同的時空各種因素的所起作用又有差異，這一點我們從金融發展歷史的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金融創新的機理分析的歷史考察

金融創新的宏觀分析

1.60年代的避管性創新

創新時間創新內創新目的創新者

50年代末外幣掉期轉嫁風險國際銀行機構

1958年歐洲債券突破管制國際銀行機構

1959年歐洲美元突破管制國際銀行機構

60年代初銀團貸款分散風險國際銀行機構

出口信用轉嫁風險國際銀行機構

平行貸款突破管制國際銀行機構

可轉換債券轉嫁風險美國

自動轉帳突破管制英國

1960年可贖回債券增強流動性英國

1961年可轉讓存款單增強流動性英國

1961年負債管理創造信用英國

60年代末混合帳戶突破管制英國

60年代末出售應收帳款轉嫁風險英國

60年代末復費廷轉嫁風險國際銀行機構

創造風險

2.70年代轉嫁風險的創新

創新時間創新內容創新目的創新者

1970年浮動利率票據（FRN）轉嫁利率風險國際銀行機構

特別提款權（SDR）創造信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聯邦住宅抵押貸款信用風險轉嫁美國

1971年證券交易商自動報價系統新技術運用美國

1972年外匯期貨轉嫁匯率風險美國

可轉讓支付帳戶命令（NOW）突破管制美國

貨幣市場互助基金（MMMF）突破管制美國

1973年外匯遠期&

nbsp；轉嫁信用風險和利率風險國際銀行機構

1974年浮動利率債券轉嫁利率風險美國

70年代中期與物價指數掛鉤之公債轉嫁通脹風險美國

1975年利率期貨轉嫁利率風險美國

1978年貨幣市場存款帳戶（MMDA）突破管制美國

自動轉帳服務（ATS）突破管制美國

70年代全球性資產負債管理防范經營風險國際銀行機構

資本適宜度管理防范經營風險美國

3.80年代防范風險

創新時間創新內容創新目的創新者

1980年債務保證債券防范信用風險瑞士

貨幣互換防范匯率風險美國

1981年零息債券轉嫁利率風險美國

雙重貨幣債券防范匯率風險國際銀行機構

利率互換防范利率風險美國

票據發行便利創造信用美國

轉嫁利率風險

1982年期權交易防范市場風險美國

期指期貨防范市場風險美國

1982年可調利率優先股防范市場風險美國

1983年動產抵押債券防范信用風險美國

1984年遠期利率協議轉嫁利率風險美國

歐洲美元期貨期權轉嫁利率風險美國

1985年汽車貸款證券化創造風險美國

防范流動性風險

可變期限債券創造信用美國

保證無損債券減少風險美國

1986年參與抵押債券分散風險美國

4.90年代的各種創新并舉，客觀上放大了風險

進入90年代以后，世界經濟發展的區域化、集團化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證券化趨勢增強，國際債券市場和衍生品市場發展迅猛，新技術廣泛使用，金融市場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從金融創新的宏觀生成機理來看，金融創新都是與經濟發展階段和金融環境密切聯系在一起的。60年代各國對金融實行嚴格管制；70年代以來，電子計算機技術進步并在金融行業迅速推廣，金融當局開始放松管制。在進入中后起期以后，西方國家普遍出現“滯脹”幾隨之而來的高利率；同時，“石油危機”造成全球能源價格大幅上漲，形成金融“脫媒”現象，風險加劇；80年代后，各國普遍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增強，出現了利率自由化、金融機構自由化、金融市場自由化、外匯交易自由化。

金融創新的微觀分析

從微觀角度來看，金融創新是金融家的活動，每一個金融創新都是創新主體的內在動因和外在動因的一種體現。從內因上，創新主體有“獲利性”需求，因而會產生“獲利性創新”；在逐利本性下，又會產生“避管性”創新；由于金融行業的高風險性，會誘發“避險性創新”；從外因上，由于經濟發展與市場的變化，金融主體內部競爭加劇，會誘發“擴源性創新”。

三。中國金融創新的現狀

我國的金融創新經過20年的發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組織制度上的創新

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銀行體制，形成了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和十多家股份制銀行為主體的存款貨幣銀行體系，現在城市信用社改成城市商業銀行。建立了多家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保險機構，放寬了外資銀行分支機構和保險也市場進入條件，初步建立了外匯市場，加快了開放步伐。

2.管理制度的創新

（1）中央銀行從純粹的計劃金融管制轉變為金融宏觀調控，調控方式有計劃性、行政性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想一經濟和法律手段轉變，調控手段上逐步啟用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業務等貨幣政策工具。加快了外匯改革，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

（2）對金融機構業務管制有所放松，各專業銀行可以開辦城鄉人民幣、外匯等多種業務，公平競爭；企業和銀行可以雙向選擇。對信貸資金的管理“切快管理、實存實貸、存貸掛鉤等措施，到1980年改為”統一計劃、分級管理、存貸掛鉤、差額控制“，1985年改為”統一計劃、劃分資金、實存實貸、相互融通“；1994年改為”總量控制、比例管理、分類指導、市場融通“的管理體制。此外，對國有銀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機構實行全面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1998年對國有商業銀行也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

3.金融市場創新

建立了同業拆借、商業票據和短期政府債券為主的貨幣市場；建立了銀行與企業間外匯零售市場、銀行與銀行間外匯批發市場、中央銀行與外匯指定銀行間公開操作市場相結合的外匯統一市場。在資本市場方面，建立了以承銷商為主的一級市場，以深、滬市核心、以城市證券交易中心為、以各地券商營業部為網絡的二級市場。

4.金融業務與工具的創新

從負債業務上，出現了

三、

六、九個月的定期存款、保值儲蓄存款、住房儲蓄存款、委托存款、信托存款等新品種；從資產業務看，出現了抵押貸款、質押貸款、按揭貸款等品種；在中間業務上出現了多功能的信用卡。從金融工具上看，主要有國庫券、商業票據、短期融資債券、回購協議、大額可轉讓存單等資本市場工具和長期政府債券、企業債券、金融債券、股票、受益債券、股權證、基金證券等。

5.金融技術創新

在技術上出現了一上海、深圳交易所為代表的電子化裝備。從我國的創新歷程可以發現，我國金融創新的如下特征：

（1）吸納性創新多，原創性創新少。

（2）創新層次低，主要表現為數量擴張。

（3）負債類業務創新多，資產類業務創新少。

（4）區域特征明顯，特區和沿海城市金融管制相對較松，市場比較活躍，創新比較集中。

（5）金融創新靠外力推動，內部驅動不足。創新主要由體制轉換和改革等外因推動。

（6）資金滯留在一級市場多，進入實體經濟少。

四。中國金融創新的制約因素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國的金融創新仍處于一個很低的階段，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仍存在著許多制約的制約因素：

1.信用基礎薄弱。金融本身是信用高度發展的產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信用經濟。只有在發達的信用基礎上形成的股份制才能為金融創新提供良好的環境，并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我國的信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信用的體現，銀行代表國家執行“出納”的功能。企業有借錢擴張、借債不還的內在動機。近年來，一方面作為現階段以間接融資為主的經濟實體經濟部門（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個體工商業戶等）資金需求旺盛，一方面作為提供間接融資的銀行“惜貸”現象嚴重。可見，金融創新主體信用的潺弱成為金融創新的“硬傷”。

2.政府行為錯位。一個成熟的駕馭市場經濟的政府在市場中的位置應通過制度設置來健全市場，通過市場化的操作來調控市場。我們的政府往往通過非經濟的手段來干預市場。這樣，政府對金融創新的宏觀動因偏重于社會穩定，忽視金融創新的市場特性，從而出現了無市場流動性、靠強制推銷的政府債券及不記成本的保值儲蓄等金融工具創新。政府行為的錯位也造成了金融創新的成本和政策風險加大。

3.金融創新主體內在動因缺失。我國金融機構主體還沒作到真正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尚未形成，由此出現了通過簡單的機構增設、業務擴張等內容膚淺、手段落后的創新。

4.金融人才短缺。金融從業人員的素質是增強創新的供給能力和創新成果的模仿普及的基礎。可是由于我們起步晚，從業人員素質普遍低下，造成了投機風盛行，違規行為時有發生。

5.利率沒有市場化。利率是資金的時間價值，是資金使用的成本基準。利率水平的國家調控使得貨幣市場創新直接受到抑制。雖然，我們于今年二月份開始啟動利率市場化進程，但利率市場化和市場化利率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6.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經過外匯改革我們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但對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還是遙遙無期。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意味著人民幣沒有市場價格，這就使得外匯創新受到制約。

7風險意識薄弱。一方面金融主體缺少風險概念，使得“避險性”創新難以展開；另一方面極度厭惡風險使得創新缺乏動因，顯然，任何一種創新在規避風險的同時也引入了新的風險。

8金融市場立法不完善，立法缺乏前瞻性。最近創業板的發展就明顯受到了立法方面的制肘。

9技術水平落后。一方面，新技術的運用成本決定了金融創新的成本；另一方面，新技術的廣泛使用又為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提供技術保障。受技術能力和水平的限制使得技術創新成為我國金融創新的最薄弱環節。

五。中國金融創新的優勢

1.中國經濟正處于一個由集中管制的計劃金融運作向有管制下的相對自由的市場金融運作發展，這樣的金融環境是創新的展開的最有利的時機。

2.多元金融機構并存，行業競爭加劇，金融創新的內因增強。

3.多年的發展培養了一批金融人才，從業人員素質提高。

4.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和全球化進程加快。WTO到來使中國在制度設置上要與國際接軌，同時，外資機構的進入加劇了競爭，中國必須通過金融創新來與之抗衡。

5.中國資本市場存量小，發展空間大，創新需求旺盛。目前，盡管銀行七次降息，銀行存款卻高達六萬多億，加上居民和機構一萬多億的滯留現金，總共高達七萬多億的資金沒有合適的流向。

6.可借鑒國外豐富的理論實踐成果，發揮“后發優勢”。

六。中國金融創新的路徑選擇

1.堅持原創性與實體經濟相結合，以滿足需求、優化配置的技術主導型金融工具的創新為突破口。由于我國市場環境與發達國家的巨大差異，使得吸納型創新有很大的局限性。目前，國內的學者普遍認為在創新的層次選擇上應以吸納型創新為主，認為過去在金融工具創新上的失誤主要是由于吸納創新不規范，改動了其特性，使之喪失了所具備的特性和優勢。CD（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的基本特性是大額（如美國規定為10萬美圓）和流動性強，故能成為銀行大宗定期負債來源和企業各類短期流動資金停靠站而破受歡迎，認為中國在吸納時改變了二個基本特性，面額小和轉讓難，使之成了銀行一種高成本吸收居民儲蓄的工具。其實，我認為當時創新主體并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二個基本特性，而是在考慮到國情時“吸納”惹了禍。可以想見，如果面額大，在中國根本就沒有市場，居民沒有能力，企業又有控制資金的偏好。而面額小正好與轉讓難相適應，因為它成為了儲蓄投資的一種工具，流動性需求減弱。那么，這一

創新的根本失敗在于市場環境不同，必須堅持獨創性。如果這一觀念不轉變，一旦外資機構涌入，我國金融機構將面臨是一場災難。顯然，如果走吸納型創新的道路，外資機構有絕對的優勢。2.堅持以法制為核心的信用制度創新，以市場化為基礎的金融運作制度的創新，以精密風險管理技術為基礎的監管體系創新。

第6篇：金融市場外匯分析范文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到，監管層十分重視期貨市場服務實體經濟和避險功能的發揮，涉及期貨業務創新和市場功能優化等問題均以能否服務實體經濟為基本著眼點。

在貨幣政策收緊、金融去杠桿的大環境下，國債期貨已成為機構投資者重要的風險管理工具。監管層對國債期貨的籌劃，亦是希望進一步優化市場參與者結構，為商業銀行、境外機構投資者參與國內期貨市場做準備。

投資者結構亟待拓展

在國際市場上，商業銀行是國債期貨市場最重要的參與者。反觀國內市場國債期貨市場，無論是2013年9月6日國內推出的首只利率期貨產品――5年期國債期貨，還是2015年3月20日推出10年期國債期貨，其主要參與者僅為證券公司和基金公司，而商業銀行作為國債市場的主體尚未參與其中。

方星海表示，在2016年12月債市大幅波動、信用債賣出困難時期，國債期貨作為債市風險管理工具，對維護我國金融市場平穩運行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國內投資者結構有缺失，導致國債期貨價格的權威性還不夠強，市場流動性也還不夠深，還不能全面反映市場供求關系。

數據統計顯示，目前國債期貨市場參與者主要以券商、資管等交易型機構為主，其持有國債量不足全市場國債余額的8%，導致國債期貨市場價格代表性不足。國債期貨市場亟需引進現貨市場重要持債主體，豐富投資者結構，增強市場厚度和深度，提升市場定價效率和精度，形成準確反映全市場信息的價格信號。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下稱“中金所”）董事長張慎峰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當前國際國內金融形勢依然較為復雜，國內外市場聯動加大，美聯儲加息的貨幣政策溢出效應可能對國內金融市場產生一定沖擊，國內的防風險、去泡沫政策也將持續對利率匯率市場形成壓力。

對此，他建議，為滿足市場主體多元化避險需求，提升金融市場穩定性，維護金融市場安全，應該按照產品豐富、產品互聯、市場互通、投資者共享的基本原則推進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

具體建議包括：一是豐富期貨投資者結構，推進商業銀行、保險公司、QFII、RQFII、境外C構參與國債期貨。

二是進一步豐富國債期貨產品體系。目前，我國5年期、10年期國債期貨風險管理功能日益發揮，但在中短期限仍缺乏相應的國債期貨產品，建議加快上市2年期國債期貨，增強金融體系管理利率風險的能力。

三是進一步加快人民幣外匯期貨期權市場的建設，各有關機構應當進一步深化合作，推動我國主要貿易伙伴匯率衍生品研發上市，推動人民幣對“一帶一路”國家貨幣期權的研發上市。

四是加強場內、場外衍生品的協同發展，共同服務于實體經濟。交易所和場外衍生品具有不同的優勢，促進場內、場外市場協同發展，有助于進一步滿足實體企業和機構投資者的風險管理需求，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

不過亦有行業人士認為，目前國債現貨85%掌握在商業銀行手中，后者也有自己的交易場所（銀行間債券市場），故機構（包括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引入，尚須與“一行三會”以及財政部等有關部門協作。在目前分業監管的大環境下，市場格局和各方主體利益訴求也須統籌考慮。

北京工商大學證券與期貨研究所所長胡俞越還提出，中金所可考慮設計推出短期利率期貨品種。特別是金融去杠桿大背景下，金融風險和利率風險不確定因素多，而機構對于短期利率風險的避險需求增加卻仍無法覆蓋。利率期貨品種結構也需與投資者結構相匹配。

國際化大勢所趨

法興銀行中國區環球市場部總監何昕表示，在2016年底債市調整中，國債期貨已成為機構投資者首選的風險管理工具。但遺憾的是，中金所國債期貨尚未對境外機構投資者開放。

從成熟市場經驗來看，國債期貨是基礎性利率風險管理工具，是投資者管理利率風險的重要手段，也是評估債券市場成熟程度和投資環境的重要指標。

值得注意的是，4月10日，5年期中國國債期貨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這也是首只在離岸市場交易的中國國債期貨。其在滿足國際投資者投資內地債券市場對沖風險的需求外，也反映了內地國債期貨市場對外開放的迫切性。

國信證券宏觀分析師董德志表示，與中金所5年期國債期貨產品相比，港交所5年期國債期貨與之最大不同就是，境外投資者和國內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不能參與中金所國債期貨交易的主要國債持有機構都可以參與其中，這類投資者或機構的保值需求非常大。

另外，外資在境內的持債規模仍呈快速增長態勢，其避險需求也日益加大。截至2017年上半年，已有近500家境外機構獲準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在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的債券托管規模超過7600億元。

“在貨幣政策收緊、金融去杠桿的大環境下，債券市場波動加大，如果沒有有效的利率風險對沖工具，境外投資者只能靠買賣債券來管理利率風險敞口，進而加大資金的跨境流動。”何昕說。

他還表示，如果放行境外機構參與境內國債期貨，給予其利用衍生品對沖投資風險的便利，減少其在債券市場的買進賣出，可以降低資金跨境“大進大出”，減小對人民幣匯率的擾動，促進債券市場穩定發展。同時，放行境外機構參與中金所國債期貨，還有助于豐富內地國債期貨市場投資者結構，提升內地國債期貨市場的影響力。

第7篇：金融市場外匯分析范文

關鍵詞:衍生品;監管;金融危機

一、導言

衍生品本源于風險控制,但它具有高杠桿、高風險的特征,并曾在多次金融危機中充當了發起源或傳染者的角色,而被巴菲特稱為“大規模殺傷性金融武器”(FinancialWeaponsofMassiveDestruction),使其廣為人所詬病。在始于2007年的僅次于大蕭條的本輪金融危機當中,衍生品再次充當了推波助瀾的“邪惡”角色,這使其再次回到了輿論和改革的風口浪尖之上。7月15日,美國通過了被稱為《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的改革舉措,并在當月21日被簽署而成為法令。該法的通過標志,美國在對金融危機進行了深刻反思之后,重啟了金融改革之旅,作為該法的核心內容之一,衍生品市場監管面臨史無前例的改革。此時,研究衍生品在本次金融危機中的作用及美國衍生品市場的改革,不但可以明晰世界衍生品市場的發展方向,還能為我國發展衍生品市場最終成長為世界一極提供借鑒。

二、衍生品及其風險概述

衍生品(Derivative)是有關互換現金流量和旨在為交易者轉移風險的雙邊合約。合約到期時,交易者對對方的支付由基礎商品、證券或指數的價值決定。衍生品的合約形式包括遠期、期貨、期權和互換等。衍生品可在場內與場外交易,場內衍生品是指在有組織的交易場所(通常是指交易所)進行標準化合約交易的衍生品;除此之外的衍生品都稱為場外衍生品。

場內衍生品與場外衍生品的區別并不只限于交易場所,更重要的區別在于風險的分擔與定價。場內衍生品的交易者以清算所為交易對手,結算所承擔著居間擔保的信用分割作用,作為代價,交易者需向結算所繳納保證金。場外衍生品由交易雙方私下協商訂立。協議的履行有賴于交易對手的信用。在金融機構的實踐當中,為了控制信用風險,交易者希望對手提供資產抵押,以保障衍生品交易的信用。但往往資產抵押相對于衍生品的價值來說是微不足道的,也遠低于場內衍生品的保證金要求(例如1999年,長期資本公司,憑借其良好信用在發生危機之前,為萬億衍生品所支付的資產擔保僅約10億美元)。因此,OTC衍生品頭寸的風險來源于市場水平(收益率或匯率)或是對手的資信評級變動時帶來的合約市場價值的變化(施泰因赫爾,2003)。場外衍生品市場容易受到信用風險的沖擊,這些風險隨著衍生品規模的不斷擴大而迅速積聚。

三、美國衍生品的監管制度

美國的衍生品監管立法可以追朔到1922年的《谷物期貨法》,并在1936年的《商品交易法》、1974年《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法》和2000年《商品期貨現代化法(CFMA)》,及許多修正案中得到發展與完善。在上述法律規范下的美國衍生品監管體系中,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負責監管大部分場內交易的商品、金融期貨和期貨期權,及零售客戶的場外交易。證監會(SEC)則負責監管場內交易的證券類衍生品,包括股票及股票指數期權和在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匯期權等。但CFTC和SEC對場外衍生品監管權限不足(朱小川,2010)。

在場內衍生品領域,CFTC和SEC在長久的監管實踐之中,形成了體系完善的監管架構與機制。以CFTC為例來說,CFTC根據場內衍生品的特征建立了包含CFTC、全國期貨業協會(NFA)和交易所在內的多層次監管體系。其中,CFTC的監管權限有:實施機構監管,監管在其職權領域內從事經營的機構,包括交易所、期貨經紀商(FCM)、商品基金等;實施行為監管,如審批交易所上市的商品及標準合約,禁止衍生品市場的欺詐、操縱;監測市場運行及市場是否存在操縱和違規行為,并采取應對措施;仲裁及賠償,處理市場內部主體間的糾紛等。FCM、商品基金、從業人員等須加入NFA成為會員,NFA根據CFTC的授權進行會員管理。交易所對衍生品市場進行一線監管。此外,場內衍生品市場還形成了一整套風險控制體系,包括:保證金制度,逐日盯市制度,價格限制與熔斷制度,倉位限制及大戶報告制度,強行平倉制度等(鄭振龍、張雯,2003)。

與場內衍生品市場相比,場外衍生品市場監管幾乎是一片空白。《商品期貨現代化法》確定“合格的合約交易者”(EligibleContractParticipant,ECPs,包括大型銀行、券商、基金等金融機構)之間的場外衍生品交易,不歸CFTC和SEC的監管。由于絕大部分交易發生在ECPs之間,因此,CFTC和SEC所能涉及的領域極小。ECPs沒有受到其監管當局太多的束縛,只被要求符合銀行或券商業務的基本監管要求。例如,銀行的場外衍生品交易,只需滿足“安全與合理性”原則(SafetyandSoundness),按規定的方法計提風險資本,滿足資本充足率要求。同時,ECPs之間的交易不適用反欺詐條款。場外衍生品也缺乏透明度,ECPs無須即時向監管當局報告頭寸與風險,也不披露其在不同價格水平上,市場參與者對供給與需求狀況的信息,以衍生品交易的價格信息。

四、衍生品——金融危機的傳導器和放大器

在次貸市場危機爆發之前,以信用衍生品如信用違約互換(CDS)為代表的場外衍生品快速發展。CDS能使債權人在支付一定的代價后,將某項債權的信用風險從債權中分離出去并對它進行定價,在某項資產的CDS交易當中,購買CDS的一方向對手支付一個周期性的費用,來獲得對該項資產名義價值的保護。如違約事件發生,CDS的購買方將從對手那里獲得該項資產的名義價值。因此CDS類似于對信用風險進行保險。

CDS這一獨特保險模式使他受到市場歡迎,廣泛應用于資產抵押債券當中,用以防范資產抵押人的信用風險,并借此提高評級,吸引投資者。在美國房地產蓬勃發展的21世紀初期,CDS與房地產抵押債券一拍即合,共同促就了市場的繁榮。在這個鏈條當中,以AIG為代表的一些保險等金融機構單純提供保險即出售CDS,華爾街投行及對沖基金則站在CDS的兩邊,即出售CDS,并通過交易對沖所有或部分CDS,華爾街投行將CDS、資產抵押債券打包、再打包后再出售給投資者。CDS的杠桿與定制特征,也使它成為對沖基金等市場機構對賭的工具。隨著以CDS為代表的場外衍生品交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他們將整個金融市場聯結在一起,而少數大型的金融機構則位于這個鏈條的最中央(據統計,美國前5大場外衍生品提供商,摩根大通、高盛、花旗、美銀、富國銀行占據了美國CDS市場94%的份額)。

在21世紀初美國低利率的環境中,房貸經營機構向向往“居者有其屋”的購房人大量簽發貸款,為了從中謀利,他們甚至于不異降低借款標準,這在房價上漲的周期當中并沒有太大問題。但是,隨著2006年后美聯儲快速升息,無力支付房貸的購房人紛紛違約,房價下跌,以房貸特別是次級房貸為基礎的資產抵押證券,其信用等級及價值迅速下降,而觸發了CDS購買方的支付請求。CDS的最大出售方——AIG告急,最大的中介機構及投資者之一——貝爾斯登、雷曼尋求破產保護。在此推動之下,建立在銀行、投行等大型金融機構的衍生品市場迅速面臨著流動性、信用、市場等多重風險,在缺乏透明的衍生品市場當中,人們無法得知金融機構在風險資產上的暴露情況。因此,金融機構都在擔心交易對手的風險暴露及信用風險情況,自己也成為別人擔心的對象,衍生品價值成疑,交易規模迅速壓縮,而含有CDS等衍生品的各種證券的交易則遭到凍結,銀行間信貸陷入停滯,利率飛漲。金融體系處于崩潰的邊緣。如果不及時向AIG注資,向大型金融機構注入流動性,以此確保CDS等協議的履約,增強金融機構的信用,后果將是整個金融體系的瓦解。

可見CDS等場外衍生品易受信用風險沖擊、缺乏透明、缺乏監管,這使其在金融危機中充當了傳導器及放大器。

五、美國衍生品監管制度改革

在急風驟雨式的救助政策出臺之后,美國金融市場得到穩定。痛定思痛的美國決策者狠下決心要對美國金融市場進行徹底的改革。7月15日,美國國會通過《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ct)。在認識到場外衍生品在金融危機中扮演著不光彩角色之后,法案重點對美國衍生品監管制度進行改革:

1.修正場外衍生品的豁免原則,將場外衍生品主要是互換,納入到衍生品監管當局的監管范圍。法案要求衍生品監管當局對場外衍生品行使監管職權,其中,由SEC監管證券類場外衍生品,CFTC監管商品等其他場外衍生品,并要求CFTC和SEC協商決定對混合產品的監管權限。

2.法案要求,可標準化的衍生品交易在交易所或類似電子交易系統中進行,并通過清算所進行清算。定制的掉期產品交易將仍可以在場外市場進行。至于某一衍生品是否要在場內交易和結算,由監管當局(CFTC/SEC)和清算所決定。清算所必須在衍生品市場監管當局注冊,清算所在進行某一衍生品結算之前需獲得監管當局的同意。這就將許多場外交易納入到更為透明有序的場內交易。

3.法案明確要求銀行剝離信用違約互換(CDS)、農產品、未明確大宗商品、能源及多數金屬的掉期交易業務等風險最高的衍生品交易業務,或將其轉至非銀行分支機構,但可以保留利率掉期、外匯掉期、黃金和白銀等掉期交易業務,對此銀行擁有24個月的過渡期。

4.互換交易商(SwapDealers)與大型互換參與人(MajorSwapParticipants,MSP)等場外衍生品市場主體的注冊與行為監管。法案要求互換交易商及MSP需向衍生品監管當局注冊,并對互換交易商和MSP提出了嚴格的資本和保證金要求。具體資本要求由衍生品監管當局制定。對于場內交易的衍生品,互換交易商和MSP須按清算所的要求繳納保證金,場外交易的衍生品也將采用保證金交易;衍生品監管當局要對具有價格發現功能的互換等衍生品交易實施持倉限制及大戶報告制度;要求衍生品交易適用于反欺詐、反操縱條款。

5.法案強調改善衍生品市場的透明度,要求監管當局對互換交易價格進行數據收集和公開披露,要求參與人向互換數據匯集人(SwapDataDepository)提交互換持倉及交易的信息。此外,法案還對互換交易商和MSP提出了文件存檔及管理的要求,以便監管機構更全面的掌握整體市場風險。

六、美國衍生品監管制度改革的啟示

目前,CFTC、SEC等衍生品監管當局仍正在進行忙碌的規則制定及法律細化工作,但衍生品監管制度的改革框架已經確立,并預示著世界衍生品監管制度的發展方向。在這一方向之下,我國將面臨如何發展自己的衍生品市場、增強價格權力的問題。美國衍生品市場的發展與監管改革經歷,對我國有如下啟示:

1.衍生品是市場經濟深化的必然,應充分認識與重視衍生品的積極價值。風險與市場經濟相生相伴,市場主體無時無刻不在面臨著包括價格變動風險、交易對手信用風險在內的各種風險。古往今來的制度創新,如保險、分散化等,并沒有解決市場主體的風險問題。衍生品將風險從市場主體上轉移開來、并實現定價,創造了一個風險配置的市場,滿足了市場主體的需求。就如CDS在創造出來時,所具有的生命力一樣,市場主體對于風險隔離的追求使衍生品有著廣泛的需求。因此,應該肯定衍生品對于風險配置所具有的積極價值。

2.處理好衍生品創新與監管的關系。衍生品有風險配置價值,但這并不能否認衍生品的高杠桿、高風險特性。因此,對于衍生品市場,一方面要鼓勵衍生品的創新來滿足市場不斷增長的風險管理需求,另一方面也需要通過適當的監管來控制衍生品市場的風險,規范衍生品市場的運行。但是市場總有動機通過創新來規避監管、降低監管成本,這就需要監管體系根據市場創新的步伐而及時調整。監管的滯后往往會給金融創新帶來束縛,就像1982年美國禁止個股期貨一樣,嚴格的金融監管幾乎葬送了這一衍生品創新的前程,但這無法否定個股期貨的積極價值,它們在歐洲與澳洲的快速發展,削弱了美國衍生品市場的競爭力,并最終在CFMA中獲得合法地位。監管的空白也可能導致風險的積聚,如CDS的監管。因此,合諧的監管與創新的關系,應是一種動態的均衡,監管既能控制風險,又為創新留下空間,并隨創新的發展而演進。

3.重視立法,編織衍生品市場的監管體系。美國早在1922年就有對期貨市場的立法,并在市場狀況的變化之中不斷得到修正,這些立法確立的制度框架和風險控制體系,促進了風險的合理配置和期貨市場的快速發展。因此,我國發展衍生品市場,首當其沖的是要構筑一套完善的衍生品監管體系。當前,我國的場內衍生品市場形成了以國務院《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為核心,以《期貨交易所管理辦法》等部門規章為內容細化的法律法規體系。但場外衍生品市場仍缺乏有體系的制度框架,零星地散落在部門規章中。在我國市場經濟不斷推進,與國際市場聯系更加緊密的背景下,及時出臺《期貨交易法》構建完整的衍生品監管框架和手段具有現實緊迫性和重要性。

4.確立以場內衍生品為基礎的衍生品市場發展思路。美國的經驗表明,場外衍生品市場容易受到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的沖擊,而可能在金融事件當中充當市場波動的放大器和金融風險的傳導器。將中央結算方引入到場外衍生品市場當中,隔離交易雙方的信用風險,成為美國改革場外衍生品市場的核心舉措。這就表明衍生品的場內交易模式獲得了市場及監管方的認可。當然,監管當局也認識到一些場外衍生品的定制與靈活性特點,認可他們對于降低套保者成本的作用,而允許它們繼續在場外進行交易。借鑒到我國的衍生品市場構建當中,我國也應確立場內衍生品市場的基礎地位(陳晗,2009),并根據經濟發展與市場需求適當引入場外衍生品充當補充,但要重視場外衍生品的監管,并與其他金融業務隔離,防范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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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張忠軍.金融集團的法律監管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4).

第8篇：金融市場外匯分析范文

關鍵詞:國際金融中心;稅收負擔;稅收優惠政策

中圖分類號:F83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9)12-0039-03

一、引言

目前中國正面臨從傳統經濟向高附加值和知識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如果要想在未來的區域和全球經濟中擔當重要角色,就必須力爭建立亞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國際金融中心。因此,緊密圍繞金融市場市場化和國際化的建設,促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一項重大的戰略決策。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提出了近二十年,但從上海金融市場的現狀看,與目標依然有一段距離,[1]與倫敦、紐約等國際金融中心相比,缺乏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若干必要條件。[2]

從國際金融中心形成機制看,比較有說服力的理論是金融積聚論。該理論基于規模經濟學與區位經濟學理論,將聚集經濟效應用于解釋金融積聚,它強調了在影響國際金融中心形成的諸多因素當中,積聚所帶來的巨大效益。而在金融中心建設的初期,加強市場秩序和投資環境的建設,是增強當地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內容,其中稅收制度是一個地區或城市投資環境質量的主要方面。依照正確的路徑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關鍵是要找準建設的切入點,而從稅收入手是一個可行的途徑。國際金融中心除了具備人才、語言及商業環境等有利因素外,優惠的稅收政策也是非常關鍵的因素。對于任何金融中心來說,稅收政策都是其核心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本文通過分析稅收政策對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作用以及我國目前金融市場存在的的稅收問題,指出我國無論場內還是場外交易,實行的是營業稅和所得稅雙主體課稅結構且稅率較高,這將不利于增強上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及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并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

二、金融市場稅收政策的國際經驗

金融中心的建設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的因素復雜,其中的稅收因素越來越成為增強金融中心核心競爭力的一項重要因素。2005年,英國倫敦金融城的《關于倫敦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競爭力》的報告中,通過對人力資源素質、監管環境、商務成本與商務環境、政府效率、稅收優惠以及法治環境等指標的考核,比較了倫敦、紐約、法蘭克福與巴黎四個全球金融中心的競爭優勢,認為人力資源素質是衡量全球金融中心的競爭力的最重要的指標。[3]時隔兩年,英國倫敦金融城于2007年3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競爭力指數的調查報告顯示,監管環境與稅收制度已成為提升全球金融中心整體競爭力最重要的指標。[4]

與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同時公布的由Z/Yen Ltd.調查公司編寫的倫敦市中心區企業團體的一份報告顯示,英國稅收制度已經促使許多公司離開英國遷往具有更好稅收環境的金融中心。金融服務專業人士也認為一個國家的監管和稅收環境是一個公司決定業務經營場所的最重要因素。英國工業聯合會稱,英國在過去10年在稅收環境方面喪失了很多競爭力,英國1997年是歐盟成員國中企業稅率第三低的國家,但2007年卻成為第六高的國家。

隨著倫敦可能因稅收問題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許多新的金融中心則通過稅收優惠等措施而迅速崛起,最為典型的就是新加坡和迪拜。[5]新加坡將稅收優惠與產品創新、法規建設等方面緊密配合。1968年8月新加坡廢除非新加坡居民的利息收入預扣稅,1973年將亞洲貨幣單位境外貸款利息所得公司稅率從40%削減為10%,并免征非新加坡居民亞洲美元債券利息所得稅,1980年免征亞洲美元債券存單印花稅,1988年新加坡國際金融交易所成員在黃金和金融期貨交易保證金帳戶利息收入免征預扣稅,1989年新加坡國際金融交易所成員的石油期貨所得獲減為10%的稅率,亞洲貨幣單位與非居民間非新元掉期交易免征預扣稅等。上述一系列的稅收優惠,在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形成中吸引了大批外國銀行及其它各種金融機構涌入,為金融中心的繁榮與穩定創造了前提條件。

同樣,迪拜國際金融中心自2004年設立后,就體現出在政策上和制度上的不同,使得其極具吸引力。全資外資企業可以享有零所得稅和營業稅,并且無外匯管制,資本及利潤可全部匯回,以美元為主的交易體制,高標準、透明的操作環境,對洗錢進行嚴格監管,以及現代的辦公設施、高效率的基礎設施、安全的客戶資料保護、專業的服務等。

三、我國金融市場稅收體制存在的問題

上海目前是我國各類金融市場最為集中的城市,包括上海證券交易所、上海期貨交易所、上海黃金交易所、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等四家場內交易所和一家OTC場外市場。無論從場內市場的競爭能力還是場外市場的發展程度,與國際市場仍有較大的差距,并且稅收負擔較重。根據從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和經驗看,公平且具競爭力的稅收體系是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反觀我國目前的稅收體制,卻存在一些障礙和不足,不利于上海金融市場的發展。

(一)營業稅和所得稅雙主體課稅結構使企業稅收負擔過重

世界銀行與普華永道公司2006年對全球23個金融中心的稅收負擔評估可以看出,上海的總企業稅率和員工實際稅率綜合排名第22位(見表1)。總企業稅率和員工實際稅率是世界銀行與普華永道公司采用數學模型對該城市的所得稅、社會保障或其它勞動稅、財產稅以及流轉稅進行綜合計算得到的一個稅率水平,可以全面衡量城市的稅收環境。因此,在稅收優惠方面與世界其它金融中心相比,上海的稅收環境不容樂觀。

我國現行的稅收法律體系是在原有稅制的基礎上,經過1994年工商稅制改革逐步完善,已形成流轉課稅和所得課稅為雙主體的稅制結構。金融現貨和衍生產品交易課稅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交易環節上,營業稅稅率偏高,重復征稅嚴重,稅收負擔過重;所得環節上,在所得發生時間、所得的種類、所得歸屬上也存在許多問題。較高的營業稅使得大量利潤稅收化,擠占了金融企業的利潤。

從具體的產品看,無論是交易所產品還是OTC產品,與國際金融市場相比,我國的營業稅加重了金融企業的稅收負擔。以銀行間市場為例,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有關規定,外資銀行進行外幣拆借的營業稅(5%)是按照利息收入的全額征收,而不是按照國際慣例以利息收入的差額(拆出利率-拆入利率)征收。由于目前我國銀行間外幣拆借和拆出只能是機構的自有資金,因此按拆出的貸款利息收稅,其稅基遠大于拆借利差。營業稅的征收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外資銀行在資金成本上的優勢,影響其外幣拆借的收益。其它產品如買斷式回購,目前是按融資交易對融資利息征收5%營業稅,即當回購交易發生在金融機構間時,應視為同業往來,對相應的融資利息免征營業稅;而當有非金融機構參與回購交易時,還須按有關規定對逆回購方的融資利息征收營業稅。對于利率互換等其他衍生品交易,實踐中是作為《金融保險業營業稅申報管理辦法》的通知(2002年1月30日 國稅發[2002]9號)中的“其他金融商品”繳納5%的營業稅,營業額為會計季度所有交易實現的利息收入,不采用盯市原則。由于營業稅的稅基是經營收入,稅基遠大于所得稅的稅基,尤其是對于金融的現貨和衍生產品,如果宏觀經濟處于升息周期,繳納的營業稅將隨著利率的升高而增加。

(二)現行稅制無法適應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對金融衍生產品稅收管理滯后

我國金融衍生工具課稅的法律依據尚未明確,目前對衍生工具的征稅規定僅限于期貨和股票期權,對其它金融衍生品是否征稅、如何征稅還沒有明確規定。現行相關稅收政策主要有:一是期權費全額按“金融保險企業營業稅”稅目征收營業稅;二是期貨合約按歷史成本計價。現貨市場價格波動不影響合約的賬面價格,未實現損益不征稅,資產實現交換后在損益實現環節征稅;三是平倉合約按平倉數量及市場價征稅。至于互換、掉期等較為復雜的衍生交易該如何課稅還沒有明確的政策。

四、我國金融市場稅制的改進思路

從國際金融中心形成過程看,雖然有自然形成和政府推動兩種模式,但每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都不可能完全離開政府的作用。根據國外的經驗,政府對市場的作用更多地體現在建立市場秩序和良好的環境上,而不是對市場微觀主體的直接干預上。[6]而稅收政策是政府在建立市場秩序和良好的環境上的一項重要內容,為加快金融中心的建設,我國在稅收方面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進。

(一)確定科學合理的稅負水平

由于我國金融市場尚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對稅收承受能力仍十分脆弱,為體現對我國金融衍生市場的鼓勵和扶持原則,在當前乃至今后較長的一段時期,實行輕稅政策是明智的選擇。具體可以在出臺各種征稅規定時,通過設計過渡性質的低稅率或一些減免優惠規定,一方面利用好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機遇,引導國際和社會閑置資金流向我國金融現貨和衍生工具市場,扶持市場健康發展;另一方面,鼓勵過多元化的市場參與者參與市場交易,推進我國金融現貨和衍生市場由不成熟向成熟、不規范向規范的發展進程。

對未在我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而取得來源于我國境內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所得的外國公司、企業,應征收預提所得稅。為避免重復征稅,可以不對非本國居民從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取得的收益征收預提所得稅,但是,已轉化為利息或股息的實際收益部分應征收預提所得稅。

(二)建立覆蓋簽發、交易、收益三個環節的復合稅制體系

1994年以來實施的稅收制度盡管存在較多的不完善之處,但其總體構架被證實是比較科學合理的。為維護稅收政策的連續性,當前研究構建金融現貨和衍生工具稅制,應在盡量不突破現行稅制框架,不對整體稅制結構作大幅調整,不開征或少開征新稅種的基礎上,結合整個金融稅制的修改,對有關金融衍生工具的稅制規定進行增補和完善。與發達國家不征間接稅,而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體系不同,我國金融衍生工具稅制建設的目標模式應該是建立覆蓋金融衍生工具的簽發、交易、收益三個環節的復合稅制體系,即對標準金融衍生工具的簽發環節征收印花稅,對交易環節征收流轉稅,在收益環節征收所得稅。

(三)明確納稅主體

對涉及或參與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各種主體,包括交易所、結算單位、經紀商、交易者等,應區分其在交易中充任的角色,或根據所交易的衍生工具的性質,分別確立為相應稅種的納稅主體,并根據不同交易目的使用不同所得稅率。衍生品交易由保值和投機交易兩種構成,這兩種交易對課稅的彈性或敏感度是不同,建議借鑒美、英、法等成熟市場經驗對交易進行區分,從而使稅收收入和市場發展能夠和諧統一。

(四)在法律上明確征稅環節及稅種

簽發金融衍生工具的行為大致有三類:一類是交易所提供標準化衍生工具合約的行為;一類是場外市場提供非標準化衍生工具合約的行為;一類是企業為激勵員工向其提供股票期權的行為。這三種行為應區分不同類型和特征,按比例或定額繳納印花稅。

在交易環節,金融市場和所提供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介服務,結算單位從事日常清算和監管實物交割等業務,按服務收費或業務收入全額繳納營業稅;市場參與者進行的衍生工具交易,繳納增值稅。比如,到期交割的遠期協議、金融期貨、金融期權等,按交易金額依率計征增值稅。金融期權交易中賣方事先收取的期權費,按全額計算增值稅,不得扣減任何費用。金融期貨的對沖雖不發生增值,但應比照以貨易貨行為分兩次購銷行為計算增值稅銷項和進項稅額。考慮到現行增值稅率檔次少、稅負高,應對金融衍生工具增值稅稅率作專門規定。

在收益環節,對交易所提供金融中介服務或自營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所得以及結算單位辦理各種業務的所得計入損益,征收企業所得稅。為抑制投機行為,可根據交易完成后至到期期間合約空方是否擁有相應的實物和現貨資產,以及合約多方是否有未履行的出售相應實物和現貨資產的合約,區分正常所得(投資所得)和非正常所得(投機所得),設定差別稅率和減免稅措施,對過高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所得進行調節。

對帶預期性質的遠期協議、金融期貨、金融期權等合約,在其交易后至交割前所持資產已發生但未實現的損益,是否確定為收益并征稅,可區別個人和法人實體兩類納稅人,采用不同的方法。對個人納稅人采用實現法,不對未實現損益征稅,只是當資產被售賣、交換或處置后,才確認收益并征收個人所得稅;對法人實體的納稅人采取盯市法,在每一納稅年度末,計算其未實現的損益征收企業所得稅。如果到期賣掉期權并采取與簽發者清算等方式終止期權,在實現時,以售賣收入或清算收入與期權費之差作為持有者收益。對互換合約,不分定期支付和非定期支付,一經支付,便應確認為損益并征稅。■

參考文獻:

[1]潘英麗.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的崛起―滬港的目標定位與分工[J].世界經濟,2003,(8).

[2]賀瑛,華蓉暉.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的政府一以紐約、倫教為例[J].國際金融研究,2008,(2).

[3]Z/Yen Limited, the Competitive Position of London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Nov.2005.

[4]Z/Yen Limited,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 2007.

第9篇：金融市場外匯分析范文

關鍵詞：美元債券；交易模式；做市商

一、金融市場交易模式概述

在金融市場中交易機制亦稱市場結構，是指與價格形成有關的市場微觀因素，如市場參與者、市場組織形式和交易方式等。這里主要討論其中的市場組織形式和交易方式，并且將二者稱為交易模式。

（一）市場組織形式

市場組織形式是對交易場所的特征描述，有場內市場和場外市場之分。場內市場是指在一個固定的場所集中進行交易并實施集中清算的市場組織形式，它具有交易效率較高、易于監管等特點；場外市場是指交易雙方通過一對一的談判對交易要素達成一致后即進行交易，清算按雙方約定方式進行，從而交易不集中在固定場所達成、清算也不進行集中處理的組織形式，它具有能滿足多層次和個性化交易需要、市場監管難度較大等特點。

（二）交易方式

交易方式特指金融產品價格形成的方式，是研究市場結構中最重要的內容。交易方式通常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劃分：從時間角度（即交易在時間上是否連續），分為間斷性和連續易方式；二從價格角度可分為報價驅動交易和指令驅動交易。

1、間斷易和連續易。間斷易方式又被稱為集合交易方式，在集合交易方式下產品買賣具有時段性，即投資者做出買賣委托后，不能立即成交，而是在某一規定的時間內，由有關機構將不同時間收到的訂單積累起來，到一定的時間再進行集中的競價成交。證券市場的開盤、債券一級市場以及一些交易不活躍的金融產品一般采用集合競價的方式。而在連續易中，只要訂單相互匹配，在交易日的各個時間段內，交易就會不間斷地發生。股票市場、外匯市場和期貨市場等一般采用連續易方式。

2、報價驅動交易和指令驅動交易。報價驅動交易是指首先由一方發送報價，對方看到該報價并有交易意向后才應答，雙方再按一定規則達成交易的方式，如場外市場的詢價交易和做市商制度等。而在指令驅動交易中，交易雙方直接或委托商將買賣訂單呈交到市場中，市場將買賣雙方訂單依據一定規則（比如價格優先、時間優先）進行撮合，達成交易，如股票市場日交易和期貨交易等。

二、國際債券市場交易模式的選擇

從國際的經驗來看，發達市場多數是場內市場和場外市場共存，但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場內市場和場外市場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傳統場外市場的人工模式越來越被電子交易方式代替，交易越來越集中，同時通過與清算行的協議，場外市場的清算也趨于集中。這樣的發展使得場外市場在保持能滿足市場個性化交易需求和大宗交易需求的同時，兼備了場內市場信息集中、成交高效的特點。在進行市場微觀結構設計時，市場組織形式被逐漸弱化，交易制度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對價格形成機制即交易方式的選擇上。

發達國家目前債券的交易主要還是集中在場外市場，通過詢價和做市商進行交易，以意大利屏幕市場（MTS）最具代表性。1988年，意大利財政部為了改變國內債券發行成本高、融資能力差的局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提高政府債券的流動性以增加債券的吸引力。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建立了交易商制度，要求債券交易商在一級市場承擔承購義務，在二級市場上連續進行雙邊報價。為了對交易商二級市場的行為進行實時監管，意大利財政部和央行共同創建了基于電子交易平臺的大屏幕市場（MTS），這正是組織形式為場外市場，交易方式為報價驅動的交易模式。經過多年的發展，MTS已成為很多國家債券市場的主要交易平臺，被15個國家的500多個用戶采用，每天現貨交易量約為250億歐元，回購交易量約為500億歐元。

三、目前國內債券市場交易模式的選擇

對于國內的情況，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債券市場（簡稱交易所市場）的債券交易是集中的撮合交易，即采用場內市場的組織形式，指令驅動的交易方式。而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交易主要通過交易雙方詢價達成，即采用場外市場的組織形式、報價驅動的交易方式。隨著債券市場的發展，最近幾年兩個市場無論是托管量還是交易量都在增加，而銀行間市場發展較快：2003年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量148051.84億元，同期上海證券交易所債券交易量為58481.90億，市場成交主要集中在銀行間債券市場，僅在2007年第一季度銀行間市場包括現券和回購在內的債券總成交金額就達10.29萬億元。（數據來源：銀行間市場數據來自中國貨幣網，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量數據來自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從市場的發展看，債券交易還是主要集中在場外市場中進行，尤其是隨著雙邊報價商制度的完善并最終推出做市商制度，國內的債券交易會逐步向一個或多個電子交易平臺支持下的、以報價驅動為主導的交易模式發展。

四、對國內美元債券二級市場組織形式和交易方式選擇的建議

從國際的經驗和國內市場的發展方向來看，國內的美元債券交易應該沿用目前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交易模式，采用以電子交易平臺支撐的、以報價驅動為主導的方式進行。

（一）以電子交易系統作為為達成交易的平臺，有利于市場信息匯總，有利于提高交易和監管效率

雖然目前在場外市場中，電話或傳真等傳統方式仍在交易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是隨著電子和通訊技術的發展，電子交易系統的優勢越來越明顯：通過電子交易系統，報價、成交和其它市場信息能夠實現高效率的集中，這對提高場外市場的透明度，提高交易和監管效率提供了很好的支持。目前銀行間債券市場就是一個成功例子，通過全國統一的電子交易系統，實現了報價信息和成交信息的有效集中，使得市場在價格發現、央行貨幣政策意圖傳導等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同時交易系統提供的不同報價方式（如匿名報價、小額報價、雙邊報價等）滿足了不同層次的交易需要，提高了市場流動性，降低了交易成本。

在國內發行的美元債券和人民幣債券除了計價單位不同和參與主體稍有區別外，二者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美元債券的交易應該借鑒人民幣債券交易的成功模式，在全國統一的電子平臺上進行交易。這樣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信息集中，方便監管。

（二）建立完善的做市商制度，提高美元債券流動性

債券市場發展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要具備較好的流動性，目前美元債券發行后基本上被承銷商長期持有，很少進行交易，幾乎沒有流動性。因此從美元債券市場的長遠發展來看，應該為提高流通性進行制度設計，首先考慮的就是做市商制度。作為做市商制度的有益嘗試，雙邊報價制度推出后在提高市場流動性方面確實起到了作用。而對美元債券來說，可以效仿MTS的交易商模式，選擇幾個一級承銷商作為做市商，通過合適的制度安排，讓其承擔維持市場流動性的義務。

（三）通過中介機構高附加值的服務，為美元債券降低交易成本和匿名報價提供便利

目前美元債券市場容量很小，要想在合適的價格下尋找對手需要花費較多時間，通過中介可以大大節省這方面的成本。同時美元債券的特性決定了其不僅面臨人民幣債券具有的利率風險，還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所以在債券定價和投資策略上需要更高附加值的信息和分析咨詢，中介機構具有獨特的信息優勢和人才優勢，可以為交易成員投資決策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另外，通過中介交易不僅有匿名報價的便利，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集中交易系統之外的交易信息，有利于市場監管。所以大力培植有資金實力和研究實力的中介機構，為市場成員提供更多的交易手段，也是美元債券市場建設的重點之一。

參考文獻：

1、歐洲金融市場組織和微觀結構考察[J].中國貨幣市場,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