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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類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音樂學；人類學；民族學；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

中圖分類號：J607.0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2.014

自1980年Ethnomusicology被引入中國并被翻譯成“民族音樂學”以來，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本文中，在未明確音樂人類學名稱前，均用“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來指稱Ethnomusicology所對應的中文翻譯，以避免先入為主的誤解）理論研究取得了許多成果[1]，但是仍有諸多重大問題尚未得到最終共識，其中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問題位居前列。30多年來，研究者們從各個角度出發，圍繞著究竟是音樂人類學還是民族音樂學或者其他學科名稱及其相關問題展開了廣泛的、甚至是繁瑣的討論，這些討論至今仍在繼續。

毫無疑問，學科名稱的不確定勢必極大的影響該學科的發展，目前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現狀正是如此。這種情況不僅在我國音樂學整體研究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亂，更是極大的影響了音樂人類學學科的建立和音樂人類學研究的整體發展[2]，眾多研究者一直以來也在不斷呼吁甚至提出批評，要求盡快明確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

作為人類學基本理論在音樂學中應用的學科，音樂人類學無疑是客觀存在的。現在的問題是，由于Ethnomusicology中文譯名的原因，音樂學界許多研究者將民族音樂學作為音樂人類學的替代名稱使用，排除了音樂人類學學科的存在，混淆了民族音樂學與音樂民族學的關系?？梢姡魳啡祟悓W與民族音樂學名稱之爭，歸根到底，是Ethnomusicology這一英文詞匯的字面翻譯、及其與當前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實際理論研究和實踐相對應的問題，其實質在于從歷史及當前的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研究狀況出發，判定本學科究竟是人類學理論在音樂學中的應用，還是民族學理論在人類學中的應用。由于人類學是音樂人類學的上位學科，而民族學是民族音樂學（音樂民族學）的上位學科，因此，本文嘗試從人類學與民族學學科關系這一在以往研究中從未出現的全新角度，來分析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的合理性，以為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的確定作有益的補充和完善。

一、人類學與民族學的不同

人類學有許多不同的定義，葉啟曉在對多種人類學定義進行歸納總結的基礎上，給出人類學的定義為：人類學是“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以生物屬性和文化屬性兩個視角，從個體、群體和整體上，全面系統地研究人類起源和不同時空條件下，人類體質、文化和社會 “基于人類學與民族學相互關系的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研究”演進、特征與規律性及人類與外部環境關系的綜合性實證科學”[3]。與人類學相類似，民族學的定義也很多，其中《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民族學學定義為：民族學是“以民族和民族文化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民族共同體發生、發展、分化和融合的規律，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民族成份、起源、分布及相互關系，比較各民族文化的異同，分析造成這種異同的原因，探索人類文化起源、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4]。

在學科分類體系中，民族學是人類學的下位學科，因此，人類學與民族學學科內容多有重疊，由上述兩者的定義也可略見一斑。但兩門學科也有很多不同，最主要表現在作為上位學科的人類學的研究范圍廣博而寬泛，而下位學科的民族學的研究范圍則專向和深入。由于人類學研究內容十分寬泛，因此關于人類學學科分支的方案有三四十種，但不管何種分科方案，民族學都是作為人類學下位學科存在的，與其并列的學科包括：人體學、考古學、史前學、工藝學、語言學、宗教學、社會學、心理學、民俗學、神話學、等[5]。

從微觀的角度，可以對人類學與民族學的不同進行更加細致的比較。人類學研究的跨度包含自人類產生以來至目前的全部人類群體；民族學則是專門研究民族的學科，所研究的民族包括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等，但卻很少涉及人類早期的原始群。人類學以不同尺度的人類群體為基本單位，其研究涉及人類起源進化、人類體質特征、以及人類文化的全面內容；民族學則以民族或民族共同體為基本單位，以現代民族為主體，開展民族識別、某民族或諸民族社會歷史發展、民族文化及其發展規律的研究。在文化研究方面，人類學的文化研究往往拓展多個族群文化的比較研究，或深入到很小的人群中去探索文化的共性和深層次問題，注意文化的差異和文化的互通性和共同性，多以整個人類的文化為背景進行綜合性人類群體研究，不僅關注某時期的文化特征和這些文化因素的橫向聯系，更注重這些文化因素產生的歷史源流和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的影響；民族學的文化研究則主要集中于那些構成民族特征具有顯著特點的文化，側重于某時段某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并展開同時段的橫向比較。另外，民族學屬于社會科學的范疇，而人類學既包含自然科學的研究，也包含社會科學的研究，或者說人類學是介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間的綜合性學科[6]。

人類學與民族學都廣泛應用于其他學科研究中，與多門學科結合形成了若干交叉學科。民族學在其他學科中應用形成的交叉學科如：地理民族學、旅游民族學、歷史民族學、生態民族學、語言民族學、影視民族學、等；人類學與其他學科形成的交叉學科更多，如：經濟人類學、工業人類學、都市人類學、教育人類學、宗教人類學、藝術人類學、旅游人類學、政治人類學、醫療人類學、心理人類學、法醫人類學、等。這兩門學科在音樂學中應用形成的交叉學科即分別為：音樂人類學和音樂民族學。

二、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實際狀況

了解了人類學和民族學的不同之處，再來通過對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歷年來研究成果的文獻研讀，分析目前為止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實際狀況，看看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究竟是人類學還是民族學在音樂學中的運用。

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跨度：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研究跨度極大，包含從人類生涯開端到目前為止的全部人類社會各種群體的音樂行為，相關的研究成果早已經出現，如1989年的《原始音樂研究綜述》[7]，對19世紀以來原始音樂研究的成果進行全面評述。類似研究成果還在不斷增加，這突破了民族學基本不包含原始群的研究范圍，具有強烈的人類學特征。

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單位：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研究中，有以民族為單位進行的研究活動，更多的時候則是以不同尺度的人類群體為單位，比如某一村落、某一城鎮、某一縣城、某一更大范圍的區域，或者因為、音樂關系（如某種樂器、某種民歌）、人口遷移、甚至建筑特色等原因形成的某一范圍內的人類群體，等等，也就是說具有靈活可變的特點，即前述人類學定義中所說的“個體、群體和整體”。并且，深入某一小群體內，針對某一小群體甚至某一個人或者某一事件研究其音樂文化活動，正是音樂人類學研究的特色和優勢，例如：《區域音樂文化的主體——樂人個案研究——以慶陽嗩吶藝人馬自剛為例》[8]、《音樂事項個案研究——2003年12月2日晚，麗江古城四方街的“甲磋”》[9]、等。

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內容：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要研究音樂本體，但更主要的是研究音樂的發展傳承、音樂所涉及的人群及與之相關聯的文化，研究音樂文化產生的歷史背景、發展變化、人在其中的作用、音樂文化對其他人群直至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產生的影響，相關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舉不勝舉。當前的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尤其關注在地方性、區域性、全球性的背景下，音樂在文化和社會方面的狀況，如《音樂人類學的視野——全球文化視野的音樂研究》[10] 、《原生與再生——豫中笙管樂班的傳承與變遷研究》[11]等?？梢?，音樂人類學的研究內容早已突破了民族學的范疇。

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經常采用人類學與民族學共有的研究方法，如田野調查法、民族志方法、文獻研究法、跨文化比較方法等，但也借用人類學其他分支學科的研究方法，如語言學、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典型的研究成果如《上海猶太社區的音樂生活》[12]、《顛覆抑或延續——關于徽州樂人階層變遷的口述與文獻研究（上、下）》[1314]等。同時，兩種源于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在當代音樂人類學中有更加廣泛運用的趨勢，一是全貌觀，更強調從社會文化和人類行為的各個方面和層次研究人類音樂，二是文化相對論，要求研究者客觀地看待被研究的對象并從被研究者的角度來看待被研究者的音樂及其文化，如《民間音樂消長：鄉民生命意識的藝術訴求——黔中腹地營盤社區音樂的民族志敘事》[15]等。

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學科屬性：與音樂學一樣，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也屬于人文學科，其學科研究活動中既有社會科學的特點，也有自然科學的特點，社會科學的特點很明顯不需贅述，自然科學方面的特點，如對于樂器制造工藝的研究，對于歌唱發聲的研究，等等，成果如《滿族薩滿樂器研究》[16]、《中國民族唱法音色的聲學闡釋——以女聲為例》[17]等。因此，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學科屬性與人類學綜合性的學科屬性相類似，而不同于民族學的純粹社會科學學科屬性。

上述從研究跨度、研究單位、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學科屬性五個方面來簡單概括和分析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的實際研究狀況，能夠為確定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奠定基礎。

三、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是音樂人類學

從上述分析可見，無論是音樂人類學的研究跨度、研究對象、研究目標、研究方法，還是其學科屬性，歷史及當前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理論與實踐的實際狀況都毫無疑問的顯示，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不是民族學基本理論而是人類學基本理論在音樂學中應用并取得成果的學科，音樂人類學比民族音樂學或者音樂民族學更能體現當前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實際，音樂人類學無疑應當替換民族音樂學成為Ethnomusicology的當之無愧的中文譯名，從而體現音樂人類學學科的名實一致。

實際上，國外的Ethnomusicology本來就是典型的人類學在音樂學中運用的學科，除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作為佐證外，僅從新版格魯夫音樂詞典關于Ethnomusicology研究人員的描述就可看出：“（Ethnomusicology的）研究人員接受音樂或（和）人類學訓練”[18]，可見實際的Ethnomusicology研究并非其詞面所表述的民族學在音樂學中的應用，而是人類學在音樂學中的應用。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將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這組略顯復雜冗長的詞匯改為音樂人類學了。

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的合理性得到確認，那么，民族音樂學又該做何處理？民族音樂學這一名稱，是Ethnomusicology1980年從日本按照英文詞匯的順序轉譯過來的，殊不知，Ethnomusicology本來就是“杜撰”而成[19]，該詞匯的詞面意義根本不能包含其所指稱的相應內容，因此按照詞面順序進行直接翻譯成民族音樂學導致了中文譯名的歧義，進而導致了30年來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在中國混亂。1985年喬建中等就已從Ethnomusicology中文翻譯的角度指出民族音樂學應改為音樂民族學[20]。

通常，可以從兩種角度來分析民族音樂學的字面含義：學科交叉應用的角度和語言學的角度。從學科交叉應用的角度看，如果民族音樂學是民族學和音樂學交叉產生的學科，那么按照學科分類和命名的基本原理，一門學科在另一門學科中應用形成交叉學科，其命名規則為應用到的學科名稱在前，應用的學科名在后，例如：文獻學在歷史學中的應用形成的學科命名為歷史文獻學，民族學在影視學中的應用形成的學科命名為影視民族學，其他例子如前文中提到的人類學和民族學在各種學科中應用形成的大量交叉學科。因此，民族音樂學就應是音樂學在民族學中應用形成的學科，應歸屬于民族學之下，這顯然與一直以來學界對民族音樂學的理解和民族音樂學的實際研究情況全然不同，故而從學科交叉應用的角度來理解民族音樂學名稱是無法正確解釋民族音樂學名稱的合理性的。

杜亞雄從語言學的角度對民族音樂學名稱進行了分析，認為民族音樂學是一個偏正短語，由定語+中心詞構成，定語又稱修飾語，對偏正短語的核心即中心詞進行限定和修飾，因此，民族音樂學這一詞匯中的“民族”是用來修飾“音樂學”的[21]。照此理解，民族音樂學實質上就是各民族的音樂學，而世界上所有的人群都有相應的民族歸屬，因此民族音樂學與音樂學學科的每一個方面就完全等同，既然民族音樂學不可能替代音樂學，那么民族音樂學也就根本沒有實際的存在價值。

可見，采用上述兩種角度來理解，民族音樂學都是一個很值得懷疑的學科名稱。盡管民族音樂學在國內使用了30多年，并被音樂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從嚴謹、科學的角度出發，民族音樂學應被完全替代。具體方式為：在其研究內容的維度看，民族音樂學應被音樂人類學所替代；在學科應用和交叉的維度看，音樂民族音樂學應被音樂民族學所替代。音樂民族學將音樂人類學中與民族學相關的一部分作為研究對象，而其學科位置則歸屬于音樂人類學的下位學科，從而與人類學和民族學的上下位學科關系相一致。在王耀華和喬建中的《音樂學概論》中，正是采用此種學科歸屬的方法[22]，很好的解決了民族音樂學、音樂民族學與音樂人類學的學科關系問題。

以往關于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的研究中，支持音樂人類學的研究者往往僅認為應以音樂人類學代替民族音樂學，對于民族音樂學/音樂民族學的去向則沒有研究或者沒有說明，使得音樂學界很多從業者和研究者誤認為要消除民族音樂學/音樂民族學，從而對音樂人類學名稱產生抵觸。而按照上述音樂民族學歸屬于音樂人類學的學科安排，能夠避免音樂學界對民族音樂學/音樂民族學學科消逝的憂慮和誤解，有利于融合音樂學界對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的認同，也有利于音樂民族學回歸其正確的學科位置并促進音樂民族學學科的正常發展。

結語

現在來反思過往30年關于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的研究，可以發現，我們其實不應過于糾纏Ethnomusicology這一英文詞匯本身，而是應著重于音樂人類學研究的實際內容。著名音樂人類學家洛秦就指出：“如果充分認識了學科的性質，了解了Ethnomusicology中文譯名產生的背景及其變化過程，學界對這些都有了基本相同（或相似）的認同和共識，那么譯名或稱謂的問題便不成其為問題”[23] 。外國人喜歡用單詞的組合創建新的詞組，很多時候是個人喜好，具有極大的隨意性，Ethnomusicology的“創造”就是典型例子。國外對于Ethnomusicology的使用也曾經有過很多爭論，因為音樂人類學的理論和實踐已遠遠超過Ethnomusicology原意所涵蓋的范圍[2]，但若進行替換也存在很多問題，只不過是按照約定俗成的原則繼續使用罷了，但其對應于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是毫無疑問的。Ethnomusicology的“杜撰”，再加上1980年引進國內時的字面翻譯，仿佛是為我國音樂學界設置的一個陷阱，讓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及相關研究陷入其中，不僅浪費了研究資源，更極大的阻礙了我國音樂人類學學科的發展。

分析相關研究，能夠看出一個趨勢，即2000年后，盡管仍有一些分歧，但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認可[24]。洛秦在2010年對此進行了系統梳理，并更進一步從13個方面分析指出音樂人類學名稱的合理性[25]，是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研究的集大成者和總結性成果，自此以后，音樂人類學學科名稱的正式確立已呼之欲出。

在此背景之下，音樂學界的從業者應理解國際國內音樂人類學客觀存在的現實，不應再背負民族音樂學名稱的歷史包袱，反復糾纏于音樂人類學的學科名稱。音樂人類學的研究者們應齊心致力于音樂人類學學科體系的建立和學科教育的開展，從而緊跟音樂人類學國際研究的前沿，促進我國音樂人類學學科的全面發展。

作者說明：本文為四川省教育廳資助科研項目，基金項目編號：13SA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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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同[19]，11.

[23]同[2].

第2篇：人類學的特點范文

一、文學人類學和網絡文學

1.文學人類學文學人類學即從文學與人類學兩大學科的相關與互動著眼，是首次系統地專門研討文學與人類學的跨學科關系的理論專題，是文學和人類學兩種學科的邊緣交叉性科目。顧名思義，它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從文學視野來研究人類學，用文學來充實人類學；二是從人類學的角度研究文學；自1970年以后，隨著全球知識化的發展，從文化背景著眼，考察文學，或者考察文化現象等都成為文學人類學的范疇。事實上，我國的文學人類學盡管已經有所發展，但是依舊處于起步階段，其所面臨的問題和課題都很多。由于我國研究文學人類學的學者都沒有受過系統的訓練，因此造成知識結構失衡、理論知識不全面。

2.網絡文學實際上，網絡文學還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定義，其簡單說就是基于互聯網的一種文學方式。但是很多專家對于網絡文學還存在著質疑的態度，他們認為這種文學根本不是文學，本體空置、主體缺省、空間虛擬，根本不符合“文學”的規范。然而，這種質疑并沒有阻止網絡文學的蓬勃發展，自1995年我國出現本土的網絡文學網站，十幾年了已經達近千個，發表原創作品約8億多。網絡文學的存在表明，傳統的文學經過互聯網的這種特殊媒介的傳播，在一定階段內影響了很多人的寫作和閱讀習慣，從一個新的角度、視野給人們提供了全面認識文學的機會，包括文學的功能、本質等等。

二、網絡文學評論的局限性

盡管網絡文學蓬勃發展，但是文學界對這一新興的文學方式卻態度冷淡，并不十分熱衷。文學評論界一邊哀嘆傳統文學生不逢時、日漸衰敗，另一邊卻對被稱為“文化快餐”的網絡文學嗤之以鼻，不予評論，即使評論，也僅從文學的角度對其百般刁難，將其與傳統文學進行比較，并且不重視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所處的大環境、階段不同，只一味的指責網絡文學其中的膚淺和浮躁。然而，網絡文學并不是全無經典的作品，必須要經歷過時間的沉淀才能成就經典，并且還要看某個階段的文學特點。例如，陶淵明的詩作在當時根據評論標準《詩品》僅列二流作品，莫扎特的音樂也僅僅是流行，并未到廣為傳播的境地。以此來看，網絡文學盡管發展迅速，但實際僅十余年間，某些專家就斷定其不會出現經典還言之過早。有些評論也只是一邊倒，認為網絡文學不屬真正文學的范疇，但是并不能這樣簡單的就將其否定為非文學。李敖稱其為廁所文學，陳村稱其為卡拉ok，更有甚者說其是文字泡沫。但是其實網絡文學跟傳統的文學基本上沒有什么大的區別只是其的方式不一樣，傳播的方式不一樣，都是為讀者提供閱讀素材，很多的網絡文學，都是在網下寫好了傳至網絡上的，即網絡只是文學的表現工具；另一方面就是筆者可以不用擔負過多的重任和局限于身份，超越名利進行自由寫作。拘泥于現有的角度對網絡文學做出種種的否定和否決，更多的是對新事物的恐懼和對舊事物要消逝的擔憂，更顯示出網絡文學評論的主觀的、人為的視野的狹隘。

三、文學人類學在網絡文學評論中的重要性

就目前的網絡文學而言，文學界對網絡文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將其與傳統文學進行比較，從而總結其創作特點及文本特征；二是對其創作現狀進行文學價值評定，分析其現狀、存在問題及發展預測；再者就是探討網絡文學的存在意義和價值。網絡文學的興起，正是文學傳統與革命的差異的體現，表明我們的文化正在發生著變遷。因此，對于網絡文學進行評論時應當考慮文化、文學所處的大環境，應該站在人、人類的高度來研究和評論網絡文學。文學人類學就是從人類的高度上認識和評論網絡文學的。無論是從文學的視野看人類還是從人類的角度看文學，都必須要對人類和文學有著透徹的研究。而我國的文學研究方面著重于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甚至少數民族及外國的文學，基本沒有網絡文學，這是一種變相的歧視。不可否認上述文學都有著讓人們探索的淵源，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同樣的，網絡文學同樣能夠成為人們研究現代的文學特點、狀態和文化變革的重要對象。據可考證的文獻記載，我國文學最開始的傳播方式是人們相互用口、用手、用肢體來傳播，直至五千年前傳說中的倉頡造出文字，才有了現在所謂的傳統文學，如果稍稍的深入研究一下網絡文學，就會發現，現代的網絡文學似乎在某種意義上回歸了最初的傳播方式的特點，自由——每個人都有話語權，超越了權利和名利。那么，這是不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返璞歸真呢？

研究網絡文學是一種對文學的重視，是對于我們自身所處的文化大環境下的“自視”，這明顯要比“后視”和“他視”更為重要。首先，網絡文學雖然傳播廣泛、速度快，但是由于其發表方便，量大，很容易也會像最初的口頭傳播一樣消逝在網絡的海洋里。及時的對它進行現行研究，肯定要比它成為歷史時像現在對甲骨文的研究一樣要容易的多的多，并且更能從研究的過程中潛移默化的了解到我國文化的變遷和革命。其次，只有能夠正確的認識自己，才能夠堅持比較文學的人類學的基本原則。正確的認識我國的文學、文化，才能夠尊重其他的文化，欣賞其他的文化，才能夠有真正的文化自由；再次，只有正確的自視，才能夠在全球知識化的趨勢下保證我國的文化不被其他文化侵蝕。從人類學的高度出發，我們需要重視的不僅僅是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影響，還要看到其潛在的文化侵蝕和文化殖民。在全球知識化的今天，我們必須和其他文化進行交流，但是只輸入不輸出，那么早晚有一天，我們所為之驕傲的文化會徹底的化為虛無。在研究網絡文學的過程中，我們能夠較為直觀的看到文學上對文化變遷的實際反映。專家們認為庸俗的例如拯救世界或者拯救人類的英雄小說，雖然比較落入俗套，但是其中的不同情節卻反映出了儒家文化的使命感和成就感，換句話說就是體現出了在不同時代的社會特點和人性特點。這個簡單的例子表明，運用人類學的視野能夠看到更多深層次的含義，能夠以更公正、更寬容的態度對待網絡文學，對其進行評論、研究。

第3篇：人類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生態適應；文化變遷；生態移民

【作 者】祁進玉，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人類學博士。北京，100081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9)01-0047-006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China’s experience of 30 years

Qi Jinyu

Abstract：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balance has been used by Governments，the academia，and various form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focus on an academic research topic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to study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other issues，making the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has become a high-profile emerging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briefly combe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focusing on analysis of China’s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chievements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in nearly 30 years (1978～2008) .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in China’s development is not yet ripe，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subjects’ norms is more prominent，and so，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construction the norms of disciplines.

Key Words：Ecological adaptation；Cultural Change；Ecological migrants；Ecological harmony；Sustainability

西方真正學科意義上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是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在20世紀70～80年代進入生態人類學研究的發展期，這個領域的研究趨于規范和成熟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生態人類學研究進入我國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本文就近30年來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及其進展加以初步梳理。目前，生態人類學研究在我國發展還不成熟，在學科規范上存在很多問題，應在廣泛吸取國外生態人類學理論成果和深入開展本土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特色的生態人類學理論框架和典型個案，從術語、概念到方法和學科史形成一個基本的共識，如此，既利于學術對話和比較研究的進行，也能使生態人類學的中國化有一個理論平臺，不斷深入，此外，必須要進一步加強學科規范建設。

一、生態人類學：概念及其發展

人們關注人與環境的關系由來已久。人類學的這個研究領域通常被稱為“生態人類學”?！吧鷳B人類學”一詞的使用是1960年以后的事，關于“生態人類學”一詞，一般認為是由美國人類學家韋達(Vayda)和拉帕波特(Rappaport)在1968年首次提出的。然而人類生態學研究從法國的馬塞爾?莫斯和英國的埃文斯?普里查德就已經開始。莫斯根據民族志的資料指出，愛斯基摩人的社會生活因環境因素分為冬季社會集中期和夏季社會分散期，宗教的、道德的表達方式及其強調程度，順應社會集團這種集中和分散的集團化原理而變化。普里查德經過實地調查指出，奈爾地區半農半牧的努爾人到了雨季，他們的村落分散在一定的地域之內，到了旱季，許多村落又集中到河川流域。這種游牧生活與他們非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密切相關。因此，重視社會關系與生態環境相互作用的研究，在20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了。

生態學是研究動物、植物與其環境之間關系的科學。生態人類學研究人和生態的相互關系，此外，它還要研究觀念體系在其中的作用。這一研究領域的形成是基于文化生態學、文化進化論和靈長類社會生態學的發展而初具形態。日本人類學家綾部恒雄說：“綜合性地研究人類生活的人類學，大體上可以分為主要研究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類學和主要研究社會和生態學方面的生態人類學。”[1]田中二郎認為，生態人類學研究有別于生態學研究，必須具備這樣的觀點：要認知動物生態學所顧及不到的觀念體系和技術體系。他認為，生態人類學在近20年來進展迅速，但是其基本方法論是對環境影響下人類物質生產活動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形態的分析。[2]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包括人口結構、社會組織、技術、環境等重要組成要素。為了確保通過直接觀察所做的再編排較之民族志的科學性、正確性，在生態人類學研究中重視直接觀察和計量。

20世紀20、30年代，在文化生態學研究方面博厄斯所開創的歷史特殊論學派在文化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上持“環境可能主義”立場。環境可能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較弱的環境決定論，即環境并不是嚴格地限制文化的發展。J.H.斯圖爾德(Steward)被認為是生態人類學學科的開創者，1955年由他提出的文化生態學被看作是生態人類學理論產生的直接源泉。斯圖爾德強調了人類生態學和社會生態學的不同，把說明不同區域的文化特征和探討這種文化類型起源的學科規定為文化生態學。盡管斯圖爾德的文化生態學雖然有諸多不足之處，也曾遭致批判，如韋達(Vayda)、拉帕波特(Rappaport)、貝內特(J.W.Bennett)、唐納德?L?哈迪斯蒂(D.L.Hardesty)等人指出斯圖爾德文化生態學的嚴重缺陷，但是由他所倡導的對地域集團的生產形態和生存環境進行細致的研究，后來卻成了生態人類學的基本方法論。

文化進化論是20世紀20年代左右從美國發展起來的一種學說。主要代表人物有M.P.薩林斯和E.塞維斯強調的“特殊進化論”、斯圖爾德的“多線進化論”、L.A.懷特的“一般進化論”等文化進化論的各種流派，從各自的研究視角探討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文化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對現代生態人類學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論支撐。

關于靈長類與生態人類學研究，在歐美發端于C.R.卡彭特(Carpenter)對豪埃猿的研究，從1960年開始，多博和R?李根據狒狒的研究，對非洲的布須曼人進行了研究。

在20世紀60～70年代，生態人類學逐漸產生生態系統途徑和民族生態學兩種研究路徑。1963年，克利福德?格爾茨的《農業過密化》成為生態人類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他首次明確提出在文化人類學研究中運用生態系統方法。生態人類學采用了生物學中的生態系統概念形成了生態系統途徑，在物質交換系統中，人類、其他的生命體及非生命物質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民族生態學是認知人類學的一個亞領域，它以結構語言學為手段去了解當地人對周圍環境的感知，從而得到當地人所具有的世界觀，并得出如下結論：環境也是文化建構的產物。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生態人類學的發展趨勢：反對極端的文化相對論和生態人類學學科體系的建立與不斷完善。有研究者認為，在不遠的將來，生態人類學不會再是凱?米爾頓所說的“一種觀點”，而是一門真正成熟的學科。[3]

二、生態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

生態人類學研究進入我國是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這一時期伊始，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處于“補課”階段，主要側重于對國外的相關理論的翻譯和介紹工作，引進和譯介的國外生態人類學經典著作，包括：科茲洛夫《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問題》(1984)[4]、美國學者內亭的《文化生態學與生態人類學》(1985)[5]、綾部恒雄的《文化人類學的十五種理論》(1986)[6]、田中二郎的《生態人類學――生態與人類文化的關系》(1988)、斯圖爾德的《文化變遷的理論》(1989)[7]、哈里斯：《文化唯物主義》(1989)[8]克利福德?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2000)[9]、唐納德?哈迪斯蒂的《生態人類學》(2002)[10]、大柳太郎(2006)[11]等。

我國本土人類學的兩本奠基之作：的《江村經濟》和林耀華的《金翼》，都以生態環境作為研究的背景，也可謂生態人類學研究的發端。但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則要歸于美國學者哈里斯明確地把、張之毅的祿村調查視為中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范例。[12]然而，真正學科意義上的我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進展，則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學術界開始從生態人類學的學科屬性和概念界定、內涵及其外延等充分加以探討，并就該研究領域的本土化加以嘗試，并取得了一些研究進展。

1993年，宋蜀華教授撰文介紹了生態民族學，指出它是民族學(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是從生態學角度研究民族共同體及其文化與其所處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的學科，亦即研究族體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的特點、方式及規律，并尋求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生態環境的方式。它的研究領域包括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習俗信仰、行為及道德標準等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與生態環境的關系。”[13]1996年，宋蜀華教授又提出“生態文化區”的概念，將中華民族劃分出八個主要生態文化區，指出“生態環境對民族的發展繁榮和民族文化具有長期的作用和影響”。[14]可以說，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在一定意義上尚處于引介國外相關理論和本土化探索的初期階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然也給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提供了的足夠的發展空間。

三、當前中國生態人類學的主要研究取向與發展趨勢

(1)生態人類學的本土化研究

我國生態人類學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是近年來學科研究發展較為迅速、在該領域的研究中也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國內的一些學者將斯圖爾德的“文化生態學”與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結合起來，認定任何一個民族的地方性知識都必定隱含著對當地生態維護極其有效的生態智慧和生存技能，各民族的這些智慧與技能對生態環境的維護具有直接的利用價值，發掘和利用這樣的生態智慧和技能就能救治生態災變。目前，在該領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云南大學的尹紹亭[15]、中央民族大學的楊圣敏[16]、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裴盛基、許建初、新疆師范大學的崔延虎、中山大學的麻國慶、吉首大學的楊庭碩、羅康隆[17]、云南民族學院的高立士[18]等人，他們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中各自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在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領域，尤其值得加以介紹兩位人類學家在生態人類學本土化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尹紹亭教授是中國西南地區研究少數民族刀耕火種最杰出的學者之一，他在這一領域已經有了許多豐碩的成果，其中《一個充滿爭議的文化生態體系―云南刀耕火種研究》、《森林孕育的農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種志》、《人與森林―生態人類學視野中的刀耕火種》等著作對中國生態人類學的發展都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在他的研究視野中，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眾多西南少數民族就是通過他們所經營的刀耕火種農業系統，積累了豐富的地方性知識，在主動調適其生存環境后獲得的延續發展。[19]

楊圣敏教授曾經先后20余次赴新疆對維吾爾、塔吉克、塔塔爾、哈薩克等民族進行實地調查，走遍了天山南北的大漠、牧場和高原，做過2500余戶，包括13000余人的入戶訪談和調查，大量的實踐，使他在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有很多新的認識。在這方面的研究中，他首先提出了維吾爾等民族的文化是一種干旱區文化的觀點，并從歷史和生態人類學的角度，探討論證了這種文化的特點與新疆干旱的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近年來，他進一步在云南、海南島等多雨地區的民族中進行實地調查與研究，探討環境與文化之關系。[20]

有研究者對近年來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梳理，指出民族學人類學者致力于人類文化與自然環境相互關系的解釋，并且創建了文化生態學、生態人類學、民族生態學、人類生態系統等諸多理論流派，應用這些理論研究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過程，這就是人類學生態環境史研究的角度和特色。[21]

(2)環境保護與社區發展――生態移民研究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生態問題的日趨惡化，無論是人類學家還是生態學家都力圖從“文化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中尋找借鑒。在生態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研究中，如何處理好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問題，歷來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其中關于生態保護與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研究，也是近年來學界關注的重點。如何處理好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并舉的問題，一直是學術界探討的重點，即發展與保護的關系問題[22]，從長遠看來，所以進一步加深對這個問題的探討，關系到國計民生，也有助于生態人類學研究的進展。

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既是自然資源相對富集的地區，同時也是生態環境系統相當脆弱的地區。近年來，民族地區為了滿足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一些地區對資源的無序、過度等不合理開發，已使那里的環境問題變得日益嚴峻和突出。有研究者針對民族地區生態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環境管理與治理、新技術支持和文化自救、地方族群生態系統重構與修補等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提出相關對策和建議。[23]在生態人類學的區域性研究方面，微觀的個案研究較有代表性。有研究者通過對長江流域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及民族文化系統與環境系統的耦合關系加以探討，揭示了長江民族文化生態的地域性、開放性、和諧性、節律性和變異性等特征。[24]

生態移民是以保護環境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為目的的有計劃、有目的的政府行為，它是一個意義深遠的系統工程。關于生態移民、文化適應以及文化生態保護等問題，也是近年來研究的焦點。也有研究者通過實地調查分析牧民定居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認為地方政府制定地區發展計劃時需倡導參與式發展、讓當地居民受益的理念，并探討了生態環境保護、水利資金投入和限制當地牲畜數量對于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25]也有研究者認為，生態移民工程不應成為某一地區或某些地區孤立地實行的工程，對一個國家來講，生態移民工作應該是一個整體性的工作，必須從社會公平和民族平等原則出發，從整個國家的整體角度統籌規劃。此外，針對不同的地區情況差異，也有研究者認為要加大針對性的區域生態移民安置的模式研究。[26]

(3)生態適應與文化變遷研究

文化生存是近年學術界較為重點關注的研究內容之一。所謂的文化生存，主要指小民族或者弱勢群體在現代化過程中，保持其民族傳統的權益戰略。一般而言，某一區域的民族傳統文化與生態環境之間歷經時間考驗形成的適應性關系，也曾確保了當地環境的平衡穩定。有研究者認為，當傳統文化受到外來因素沖擊，生產方式等發生的變遷往往直接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當前的諸多生態環境保護措施常令本土文化處于消亡的邊緣。由此，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生存與生態保護絞結在一起，喪失其一也意味著兩者共同失敗。[27]人類除自身繁衍外，還需要將同自然植被和動物種群相關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累世傳遞下去。如何重整已經破損的文化生態系統呢?有研究者從廣西、云南的兩個應用人類學調查個案分析認為：新技術支持和文化自救，對于地方族群生態系統重構與修補，是行之有效的、必要的。[28]也有研究者通過實地調查，對三個傣族文化生態旅游村的“旅游場域”進行分析，比較了三種不同開發模式中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在“旅游場域”中相互作用和相互轉換的方式。指出“旅游場域”中的三種資本之間的良性循環，需要兩個重要環節：良好的社區參與、良好的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發展方案。這是保證文化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兩個重要條件。[29]

在生態人類學的區域性研究方面，微觀的個案研究較有代表性。有研究者通過對長江流域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及民族文化系統與環境系統的耦合關系加以探討，揭示了長江民族文化生態的地域性、開放性、和諧性、節律性和變異性等特征。[30]有研究者認為，20世紀中葉以來，鄂倫春族傳統生存環境發生急劇變化，狩獵文化的自然進化過程遭致斷裂，傳統文化所具有的簡單文化的特點，束縛了鄂倫春族適應新環境的能力。[31]從目前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可以發現，自然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元兇或前提往往是人類文化多樣性遭到破壞。有學者指出，一方土地造就一方文化，一方文化養護著一方的生態環境，并由此為世界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做出貢獻。各民族必須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發揮各自的潛能。這不僅是文明發展的產物，也是社會文明發展的需要。[32]

有研究者基于近年來可持續發展研究的理論進展和作者田野調查資料的分析結果，提出微型社會可持續發展研究的概念。研究者認為，微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研究由于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除了經濟學、生態學、社會學和系統科學等主要學科外，還要求一些直接研究小規模社會的學科的參與，在研究方法上，建立在多學科實地調查和分析基礎上的實證研究具有特殊的意義。[32]也有研究者對環境問題的分析應從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多學科角度來加以探討，提出“可持續發展”就是人類應用文化的調適作用，在生態學原理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生態文明觀。[34]

生態和諧與環境保護潮流雖然是現代化的必然產物，但是生態保護與生態和諧的宗旨，也是我國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粹。有研究者認為，如何弘揚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生態保護意識將有助于人們重視信仰在環保中的協調作用，恢復生態保護的道德自律。[35]

四、結語

由于生態人類學在我國發展還不成熟，因而在學科規范上問題也很多，所以，必須進一步加強學科規范建設。應在廣泛吸取國外生態人類學理論成果和深入開展本土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特色的生態人類學理論框架和典型個案，從術語、概念到方法和學科史形成一個基本的共識，如此，既利于學術對話和比較研究的進行，也能使生態人類學的中國化有一個理論平臺，不斷深入。

從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以來，在政治民主化、經濟一體化及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性大環境下，我國各民族、各地區現代化進程和社會發展的步伐加快，現代化正在向社會各個領域中不斷滲透。目前，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相對落后的民族地區，這當然是必要的。但我們也應該關注時代的重大問題，回應現實的需要，把研究視野拓展至中國社會的各個基本層面。所以需要大力拓展我國生態人類學研究領域、進一步規范學科體系建設、完善專業和課程設置，發展和培育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相關研究。在今后的生態人類學相關研究中，注重反思國家建構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本土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性與當地民族主體性地位忽略的結果，摒棄生態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陳腐觀念，慮及我國多民族國家文化多樣性和生態多樣性的特點，充分關注我國民族文化與其生態環境之間存在的文化適應性，從而以當地民族主體性為出發點，探討生態、經濟與文化協調的可持續發展之路，這可能也是今后我國生態人類學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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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人類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工商人類學；工商管理教育；單門課程設計；教學大綱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2-0254-05

課程結構與設置，涉及學生在商學院中學習的知識結構是否合理與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商學院的教育質量水平，并直接影響商學院畢業生就業情況，工商世界對商學院畢業生的滿意程度以及商學院學生對學院的滿意程度等。眾所周知，工商世界是一個復雜多變的現實世界，商學院必須不斷調整自己的教學大綱和教學內容，才能滿足工商世界對未來人才的需求。將傳統學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比如人類學等，應用于工商管理教育的具體實踐，是高等商科教育的一個最新發展趨勢。目前，在西方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特別是在美國，人類學已經逐漸被廣泛地應用到工商管理教學實踐之中，而且發展態勢非常迅猛，值得中國工商管理教育界關注。本文擬以簡介工商人類學為起點，通過回顧和總結汕頭大學商學院工商人類學單門課程的設計以及教學活動和實踐過程，來探討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工商人類學的幾個問題。

一、工商人類學簡介

人類學顧名思義，就是以人類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專業學科，它是一個跨越自然和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大致可分為廣義和狹義人類學。狹義主要是指對人類體質和體形發展規律的研究，通常稱為體質人類學。廣義人類學研究范圍廣泛，可以說囊括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包括對人類社會生活，即由人類創造并由社會繼承下來的技術、經濟、社會結構、政治法律、風俗習慣、交易行為等等。廣義人類學又可細分為文化人類學或者社會人類學、經濟人類學、城市人類學、教育人類學、管理人類學、環境人類學等等[1]。

工商人類學就是將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應用于工商管理具體實踐中的一門新興邊緣交叉學科[2]。人類學在工商管理領域的應用，說起來也有一個比較長的歷史了，比如，以美國為例，早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美國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家便開始了對坐落于芝加哥的西電公司雇員人際關系與勞動效益的研究。參與該項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員埃爾佟·馬猶（Elton Mayo）和黎尤德·沃耐爾（W. Llyod Warner）依據人類學功能學派的理論，應用參與觀察等人類學研究方法，得出了一個影響工商管理研究長達數十年的結論，即雇員的勞動效益會隨著管理層對他們的關注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該項研究成果被譽為人際關系學派的奠基石，標志著工商人類學（當時被稱作工業人類學）的誕生[3]。

此后，人類學家們便開始廣泛從事應用方面的研究，從工商管理到婦幼保健，從軍事行動到國際援助，從幼兒教育到通俗文化等無所不及。1941年應用人類學學社在哈佛大學成立，1946年勃雷·賈德納（Burleigh Gardner）和黎尤德·沃耐爾等脫離了大學環境組建了社會研究合作公司，開創了工商人類學管理咨詢業務的先河。社會研究合作公司的業務囊括了工商管理的各個領域和部門，成功地為數百家大中型工商企業提供了咨詢服務，至今依然是美國非?；钴S的工商企業管理咨詢服務公司之一[3~4]。

時至20世紀80年代，由于教育和學術領域的吸收力度有限，從事應用研究的人類學家日益增多，他們當中不乏受雇于工商企業的人類學家。而受雇于工商企業自然就要恪守企業的商業機密。這種現象再次引起了美國人類學界關于職業道德的爭論，學會最終同意職業性研究，從而使得工商人類學有了法理依據，更多的人類學家開始了他們的工商管理咨詢業務生涯。與此同時，“文化”這樣一個人類學最常用的詞匯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而大眾傳播媒體和工商企業家們，也突然變得對人類學的原理和方法有了極大的興趣。促使這種變化的直接原因是日本經濟的崛起和日本企業管理模式的成功[5]。

1987年，美國成立了學習研究研究所，旨在研究學習的自然過程以及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學習環境。雖然該研究所是一個綜合研究機構，但其主要研究方法則是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及互動分析。后來，其研究成果被廣泛應用于工商企業管理實踐當中，以提高工人的學習能力為手段從而提高工人的勞動效率。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工商人類學家的貢獻被越來越多的企業管理高層所認可，成為工商管理研究領域的主體組成部分之一。特別是近年來，在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西方國家，許多跨國的大中型工商企業出于公司贏利的需要，開始正式雇傭人類學家為公司的管理提供可操作的研究。比如著名的電信設備公司摩托羅拉，著名的電器制造商通用公司，著名的金融跨國財團花旗銀行，著名的汽車制造商豐田公司等都正式雇傭了人類學家，有的甚至雇傭了一個人類學家團隊，為企業內部的長期正式從業職員，為公司的戰略發展而從事人類學方面的應用研究[3~5]。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家為學術目的而開始參與工商管理領域的研究，比如哈佛大學的杰瑞·撒爾特曼（Jerry Asltman）和格蘭特·馬克儈肯（Grant McCracken）教授，西北大學的約翰·雪利（John Sherry） 教授等。此外，越來越多的商學院教授也開始采用人類學方法從事工商管理研究，比如儒特格斯大學商學院教授卡洛·考夫曼—斯卡伯若 （Carol Kaufman-Scarborough）博士等[1]。澳大利亞沃隆貢大學商學院的凱西·陸德肯（Kathy Rudlkin）博士與赫曼特·迪歐（Hemant Deo）博士應用人類學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等方法，在2005—2006年對當地數家銀行分支機構進行了以提高顧客滿意度為目標的研究，并得出結論說人類學的實地參與觀察研究方法，對于銀行業來說是最為有效的研究方法，應該大力推廣[6]。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許多人類學系正式開設工商人類學課程，并開始培養工商人類學碩士或博士，比如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奧爾根州立大學，北德克薩斯州立大學，丹麥的哥本哈根大學。美國的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布爾德分校更于最近開設了工商管理學與人類學雙碩士學位，很受歡迎。而人類學對商學院教學大綱的影響力，根據安· 嶠丹（Ann Jordan）博士的研究，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日益增大，特別是在組織行為學，消費者行為，市場營銷與管理，商業競爭情報學等課程的教學中，商學院的教授們在其教學實踐中，已經大量引入人類學原理和方法，從而提高了教學質量和效果[2]。

2003年，嶠丹博士發表了其重要著作《工商人類學》，標志著工商人類學分支學科的正式確立，工商人類學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也開始在一些商學院系開設。2010年，美國北美商務出版社發表了由羅博特·田等撰寫的教科書《工商人類學概論》，為工商人類學的本科教學奠定了基礎。目前在工商管理領域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比較適宜應用于以下特定方向：企業文化與組織行為，人力資源管理，市場營銷，消費者行為，產品設計與開發，商業競爭情報，跨國經營管理等。某些學者預測，在不久的將來，許多公司都將不得不設立首席人類學家這樣一個新的高層管理職位，同公司的其他高級主管一道，為企業的長期發展戰略出謀劃策，特別是要為企業內部員工之間的和睦相處而盡心竭力，從而提高企業員工的勞動效率[1~6]。

二、課程設計思路與教學方案

人類學在中國從總體上來說還是一個有待發展的學科，而工商人類學作為應用人類學的一個分支，目前在中國還是一片有待開墾的處女地，前景廣闊。中山大學人類學博士生導師周大鳴教授，以其特有的學術敏感和對中國應用人類學發展的責任感，已經開始組織有關人員從事工商人類學基本教科書的寫作[1]，但迄今為止尚無一部完整的中文工商人類學教學用書。汕頭大學商學院是全國為數不多的國際工商管理教育認證權威機構AACSB的注冊會員，也是為數不多的通過歐洲EMPAS認證的中國商學院之一。汕大商學院以“功在商道，心達寰宇”為院訓，致力于工商管理教學國際化的戰略發展，在教學實踐中注重引進西方發達國家商學院課程和教材，決定從2011年秋季學期開始，將工商人類學作為專業選修課，推薦給本科高年級學生。

教學是高等教育機構的首要任務，也是教師的主要職責。工商管理教育的宗旨，在于培養具有專業知識和管理能力的未來工商世界領軍人才。雖然商學院的具體教學內容可能會有所不同，但其教學目標是一致的，即落實工商管理教育的宗旨。雖然從學科劃分上講，工商管理屬于管理科學，具有很強的科學性。但由于工商管理涉及到較為復雜且瞬息萬變的人與事，在具體的教學和科研實踐中，我們似乎很難歸納出一套共通無誤的經營管理模式。再者，工商管理人員在其具體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所面臨的企業內外部經營決策問題，往往都有很大的差異，很難形成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管理規則。因此，我們認為工商管理教育又具有很強的人文學科屬性[7~8]。

在市場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如何將人文學科知識有機的融匯到工商管理教育之中，曾經是商學院教學計劃和課程大綱發展的熱門討論話題。美國商學院教授普遍認為，管理人員要有一個開闊的視野和較寬廣的知識面，要懂得文學、歷史、倫理和藝術。學員在商學院學習人文學科知識，不僅可以多掌握一些事實，更主要的是可以學會不同的思維方式，以找到解決工商管理實踐問題的各種途徑。比如波士頓管理學院，就十分強調管理學科與人文學科的有機整合。他們認為平衡的教育，對培養管理者的戰略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至關重要的[9]。工商人類學，作為跨人文和管理的新興邊緣學科，可以從多種角度幫助商學院學生開闊眼界，拓展思路，非常適合作為商學院學生提高人文科學知識，又具有很強應用性的單門選修課。

高等教育研究專家王偉廉教授指出，單門課程的設計和編制，必須遵循一定的原理與方法。單門課程設計的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如何合理安排課程內容，第二，確定教學活動與教材，第三，制定教學大綱。王偉廉教授還進一步指出，明確單門課程教學的“預期學習結果”（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是課程設計和編制的核心內容[10]。在工商人類學的課程設計和編制上，我們設定的預期學習效果為：（1）認識并理解工商人類學的基本理論、方法及其更新發展，并將所學的理論和方法應用在工商管理具體實踐中；（2）發現和認識能夠通過人類學原理和方法而給予解決的工商實踐中的具體問題，并提出可供操作的管理建議；（3）能夠進行具體的實地參與觀察研究，辨別并應用相關的人類學技術手段來解決實際問題；（4）發現并研究影響公司結構和具體業務操作的文化因素，提出有針對性的可供操作的公司文化建設和發展方案；（5）認識在國際工商交往中的文化差異問題，并在具體工作中善于利用或回避這些文化差異。

根據汕大商學院的教學目標和課程體系安排，我們明確規范了工商人類學單門課程的主要內容為：工商人類學簡介，工商人類學發展史，工商人類學方法論，文化要素與工商實踐，人類學、文化變遷與創新，民族志在工商管理中的應用，市場、市場營銷與人類學，人類學與消費者行為，人類學與產品設計，人類學、競爭情報與知識資產管理，全球化、國際貿易與人類學，人類學與企業家研究，工商管理教育與工商人類學發展前景等方面。此外，我們還明確規定必須結合課程的進展，進行案例學習和分析（見表1）。教學活動包括教師課堂講授，學生課堂參與和討論，學生對章節學習體會的闡述，案例分析，學生依據所學知識和技能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并撰寫學期論文。由于工商人類學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有關這個學科的成熟教材還比較少，因此在教材選用上，目前還受到一定的限制。我們選用的教材是美國北美商務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工商人類學概論》（General Business Anthropology）。在參照美國和歐洲一些大學工商人類學教學大綱的基礎上，結合汕大商學院的教學特點，我們編制了教學大綱并提出開設工商人類學這門新課程的報告，經主管教學的學院領導和學校教務處批準，于2011年秋季學期正式開課。

三、教學活動與過程

在2011年秋季學期，共有70名學生選修工商人類學，我們要求學生自己選擇組合成學習小組，每個小組的學生人數為5~6名，全班共有12個學習小組。我們建議學習小組成員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之后選出學習小組召集人，負責小組成員之間的溝通和協調。由于教材是英語原版教材，因此我們決定用英語教學，但教師容許學生在課堂用中文回答問題，用中文進行章節學習體會闡述，用中文撰寫作業和學期論文。教師鼓勵學生積極利用學校的數字學苑網上教學平臺，教師在數字學苑系統上傳了大量與本門課程有關的資料供學生閱讀，以拓寬學生視野，提高學生的閱讀量。此外，教師也鼓勵學生用英語寫作，并給予一定的獎勵成績。教師在學期的第一節課里，詳細并明確提出了對學生的學習結果預期和要求，并強調相互作用為本課程的教學特點。

王偉廉教授指出，教學中的相互作用策略（interactive strategies）主張在教師和學生之間、學生和學生之間進行交流對話，在實踐上，諸如小組設計或師生之間的互動教學活動等，都屬于這一策略[10]。根據教學大綱教師對教學內容進行講解和闡述，在講授過程中針對已經教授過的內容，提出問題要求學生當場回答，老師要求在整個學期過程中，每名學生必須參與回答至少10個問題。同時，還要求學生組成兩人小組，從基本教材和輔助教材選擇一個章節，在課堂上進行大約10分鐘的章節內容和學習體會闡述，然后讓學生對闡述進行評論，最后教師再進行總結講評，肯定學生的成績，提出學生需要改進的地方。此外，我們還要求每個學習小組從教材中，或者從其他閱讀材料中，選取一個案例進行分析。對案例的分析，必須從工商人類學的視野進行，并按照工商人類學的原理，對案例中所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提出具體的解決思路和方法。

本課程教學的重點活動是，學生依據所學到的知識，提出和設計并完成一個具體的研究項目。從查閱相關的文獻資料（學生個體行為）和隨意性的參與觀察開始（學生個體行為），然后提煉出具體的研究問題（班集體行為），并根據這些具體的研究問題，設計需要刻意觀察的內容、深入訪談內容和調查問卷（學習小組集體行為），老師引導學生在課堂對所設計的調查工具（問卷等）進行討論和最終確定（班集體行為）。然后，學生再分頭執行刻意觀察、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學生個體行為），學習小組匯總成員的調查數據后進行初步分析（學習小組集體行為），并將調查數據交送班集體進行數據處理。整個研究過程可以圖示如下（實線為集體行為，虛線為個體行為）：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教師的主要作用在于引導學生思考和討論，并對學生的工作進行及時和具體的評價。我們利用汕大提供的數字學苑平臺，要求學生將自己的文獻資料研究綜述、各種調查研究數據，都上傳到指定的空間，以便與其他同學分享。此外，我們還將學生完成的作業及老師的評語，分門別類地在數字學苑課程空間展示出來，從而不僅能夠讓學生及時地得到老師對其作業的評語，而且在學生之間形成一種互相比較并競爭的機制，促使學生更加認真地做好作業。比如有一個學習小組，在撰寫課堂研究設計和方法論時，沒有進行具體扎實的討論和準備，匆匆忙忙地寫好之后就上傳到課程網頁上，經老師點評及與其他小組的作業比較后，他們認識到自己提交的作業，在質量上與其他學習小組有較大的差距，因此要求老師容許他們重新寫作。為此，我們決定將所有學生的作業予以開放修改，換言之，我們容許學生對于已經上傳的作業進行修改，直到學生們自己滿意為止。此外，我們還利用數字學苑平臺，鼓勵學生與教師，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流和互動，學生們不僅可以在數字學苑平臺上傳自己的作業，信息，還可以對課程的設計和進展提出自己的建議。

這種開放式相互作用的教學方法，極大地調動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學生們所完成的章節內容和學習體會闡述，除了能完整地、準確地概括章節的內容外，還能夠結合自己的學習目標及未來的打算，闡述該章節的具體應用價值。有一名同學，在學了工商人類學的發展和方法論之后，自己設計了一個小型研究課題，應用人類學的方法研究青年人創業的動機和經營結果之間的關系。該同學在進行實地參與觀察時，突破了老師在課堂所講授的觀察資料整理方法，創造性地將參與觀察資料和訪談內容資料糅合在同一表格之內。教師對該同學的創造性精神，在課堂上給予及時表揚，并鼓勵其他同學也能夠不拘泥于教材和教師所傳授的方式，在研究陳述方面進行大膽創新。

教師在閱讀了同學們的文獻資料研究綜述和研究設計報告后，對學生們的敬業精神和科學態度，給予了及時的肯定，并鼓勵同學們爭取寫好學期論文，以便能夠公開發表。在12個學習小組中，有一個學習小組用英語寫作其文獻研究綜述和研究思路設計，他們在學期論文設計中，強調應用工商人類學的原理和方法，對高校餐飲服務與學生的校園生活進行綜合性研究，通過參與觀察、深入訪談和調查問卷等方法獲得第一手資料，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定性與定量分析。其學期論文研究立意比較新穎，很有學術潛在價值。教師很快將該小組研究設計和論文引言部分，提交給了國際科技協會（Intellectbas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年度學術會議主辦者。三位獨立評審專家對該小組同學的研究設計，給出了非常高的評價，一致建議大會組織者邀請該組同學赴會作學術發言，同時還建議該小組同學對其研究論文加以修改和完善，以便在國際科技協會主編發行的同行雙盲評審學術刊物上公開發表。

對于處于本科階段的中國學生來說，做一個研究項目在他們看來還是一個很具挑戰性的工作，而這又是本門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教師在課堂上宣布各學習小組在本學期需要用工商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完成這樣一個項目時，很多同學表現出了一些憂慮，因為在他們之前所修讀過的課程中從未做過類似的工作，擔心自己無法完成該項研究。但后來隨著教師耐心地解釋和引導以及學生之間的互相交流與討論，學生越來越理解了進行該項目的方法和意義，也越來越有信心能出色的完成項目研究。

最后，教師在教授學生工商人類學知識的同時，還積極引導學生培養正確對待學術、正確對待他人的觀點和勞動成果的態度。教師鼓勵并支持學生與學生之間、學生與教師之間的交流，并針對某些問題的不同觀點展開討論。但針對中國學生缺乏欣賞他人勞動成果的現狀，教師積極引導學生，面對他人勞動成果或他人與自己觀點不同時，先不要急于否定甚至攻擊他人，而首先應該看到他人勞動成果或觀點合理的一面，學會肯定他人的成績，之后再以相互學習的態度進行坦誠的交流和討論。教師積極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學術交流態度的做法，得到了學校課堂質量檢查人員的大力肯定和贊揚。

四、結論與建議

工商世界，是一個復雜多變的現實世界，以為工商世界培養未來領軍人才為己任的商學院，必須緊跟復雜多變的工商世界，不斷調整自己的教學大綱和教學內容，才能滿足工商世界對未來人才的需求[11]。工商世界對未來領軍人才的要求是全面的，因此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交叉、結合和相互滲透，是當代工商管理學科發展的主導趨勢。各國高等商科教育發展的經驗表明，文理滲透已成為工商管理課程設置的一個主要方面。而長期以來由于中國實行文理分科，致使中國大多數商學院在課程設置上，文理結合的力度不夠，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商學院學生知識結構的科學構成，出現了或者重理輕文，或者重文輕理的傾向。這兩種傾向無疑都是有害的，不利于中國工商管理人才的培養。為了改變中國商科高等教育偏科現象，我們應盡快強化文理滲透，以保證學生知識、能力的全面發展和科學態度的養成[12]。

目前，在西方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人類學已經逐漸的被廣泛應用于工商管理教學和科研實踐之中，從而形成了一門發展迅速的新興邊緣學科，即工商人類學，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豐富了商學院的教學內容。從汕大商學院的實踐來看，工商人類學非常適合作為商學院高年級學生的選修課。由于人類學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工商人類學課程在教學方面強調實踐性，注重培養和訓練學生的動手能力。此外，由于人類學強調研究文化因素對人的行為影響，因此在商學院開設工商人類學課程，有利于培養學生跨文化思考的能力，而學會跨文化思考對于商學院畢業生來說，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當他們畢業以后從事國際工商業務時，跨文化思考能力更為重要。有鑒于此，汕大商學院主管教學的領導決定，在2012年的春季學期，繼續向本院高年級同學開課，并要求授課老師認真總結教學經驗，不斷改進工商人類學的教學活動和內容。我們期望在汕大商學院領導的支持下，通過我們的教學實踐和努力，工商人類學能夠成為一門特色課程，并向其他兄弟商學院推廣。

當然，工商人類學畢竟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其理論體系和方法論還有待完善。具體到教學而言，我們認為有這樣幾個問題需要我們給予特別關注。第一個問題就是教材問題，由于該門課程非常新穎，目前尚無中文版教材，現在我們選用的教材主要是針對美國商學院學生的，教材中的許多案例對中國學生來說都很陌生。第二個問題就是教學課時問題，目前該課程為兩個學分，每周兩個教學課時，全學期共32個課時，在這樣少的課時內，很難完成我們所設計的教學內容，更不用說我們還需要一定的時間指導學生進行實地調查工作。第三個問題就是缺少必要的輔助閱讀材料和可供學生分析的案例，當然，這個問題主要是由中國從事工商人類學研究的學者還為數不多造成的。

顯然，要推進工商人類學的教學發展，我們就必須努力克服和解決以上幾個問題。第一，我們必須盡快組織力量編寫富有中國特色的中文版工商人類學教科書。中山大學人類學博導周大鳴教授雖然已經著手組織科研人員在編寫工商人類學教科書，但進度較慢，已經趕不上現實的需要。第二，我們建議將工商人類學的課時擴展為每周3個教學課時，全學期共48個課時。第三，我們也應當組織力量編寫符合中國工商實踐現實的案例，供工商人類學教學參考。此外，為了向其他兄弟商學院推廣這門新課程，我們建議在適當時機舉辦工商人類學學術研討會以及工商人類學教學觀摩會。

總之，我們認為，由于管理學科的特點，和中國加入WTO 之后對國際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中國的工商管理教育改革必須要與國際接軌，同時又要適應中國企業管理實踐的需要。中國的商學院和管理學院必須抓住機遇，從教育目標、辦學模式、課程體系、師資隊伍建設等多個方面入手，不斷提高中國工商管理教育的水平。而增設工商人類學課程，無疑是加快工商管理教育改革步伐，與國際商學院接軌，并增強中國管理教育國際競爭力的一個簡易可行的方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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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藍雪華，田廣.論民族志研究方法及其在商務實踐中的應用[J].福建論壇，2011，(4):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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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ian，R，M.Lillis，and Van Marrewijk，A.H.General Business Anthropology[M].Miami，FL: North American Business Press，2010.

[6] Tian，R.The Unique Contributions and Unique Methodologies:A Concise Overview of the Applications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2010，(2):70-88.

[7] Tian，R.and A.Walle.Anthropology and Business Education: Practitioner Applications for a Qualitative Method[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2009，(2):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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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鄭長娟，陳林興.美國優秀商學院本科管理教育的特色分析[J].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04，(3):109-112.

[10] 王偉廉.單門課程編制原理與方法(汕頭大學教師教學法培訓材料)[Z].汕頭:汕頭大學教務處，2011:1-14.

第5篇：人類學的特點范文

一、音樂人類學在音樂教育中的體現

音樂人類學（Ethnomusicology）也被稱為“民族音樂學”，最早是在西方發展起來的，它是“運用一般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和觀念研究人類音樂文化，把音樂學與人類學結合起來，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音樂的一門學科?！?/p>

音樂人類學將音樂作為一種文化予以審視和研究，提倡文化相對論，從一定程度上保護并促進了音樂文化的多元化，“從文化上去理解人類的各種音樂行為，并理解音樂在人類生活中與社會政治、經濟、民族、文化、藝術、宗教、技術、自然環境等方面的關系，因此，音樂人類學突破了西方傳統音樂學理論的局限，將音樂的理論意義擴展到廣闊的全球人類生活的視野中。”這種研究音樂文化的新視角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音樂教育的發展，擴展了音樂教育的研究實踐領域，讓很多人都意識到音樂教育的質量應該從更深層次的文化內涵來提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技術層面。

二、我國音樂教育的現狀

我國的音樂教育體制是從西方借鑒過來的，教學模式以及課程設置也都是以西方的文化知識觀為基礎的。我們引進了西方的作曲技術、記譜法以及音樂教育理念，這是因為我們看到了它的科學性、進步性以及嚴謹性。然而，這種過多注重西方音樂傳授的教學模式直接導致了我國的學生學習“別人”不了解“自己”，對我國的傳統音樂以及非西方音樂文化知之甚少，久而久之，我們就會不自覺地用西方音樂的標準來衡量其他音樂文化，普遍認為有和?的音樂才是優美的、高級的，從而得出部分中國傳統音樂是低級的、缺乏可聽性的結論。這樣的思想意識嚴重阻礙了我國傳統音樂的發展，同時，也使中國傳統音樂在與西方音樂交流的過程中體現出不平等的特點。

除此之外，我國的音樂教育強調技術的重要性，并將其視為衡量音樂教育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這一點也是受到西方音樂教育模式的影響。五線譜的出現和引入讓我們看到西方音樂注重理性、講究邏輯，將音符之間的關系量化，這也是西方記譜法的優點，它可以使不同的人在演奏或演唱同一個作品時，不會出現節奏上的大相徑庭，從而為西方音樂文化的傳承及音樂文本的解讀提供了保障；中國傳統音樂追求意境，以口傳心授的方式為主，用文字來“描述”音樂的記譜方法更是體現了較強的即興性，為演奏者或演唱者提供了更為寬廣的想象和創作空間。這種文化的差異性要求我們對西方的音樂教育模式不能一味模仿，在教學過程中不能只看到西方音樂基礎理論及音樂表演技術的重要性，更應該培養學生理解音樂文化內涵的能力，畢竟技術是音樂表達的手段并非音樂本身，過分注重技術層面的培養，勢必會導致學生音樂文化內涵的缺失。

三、音樂人類學理念對我國音樂教育的作用及意義

首先，更多的人開始重視中國傳統音樂的了解和學習，打破了唯西方音樂理論為真理的局面。音樂人類學的理念可以使人們掙脫這種思想上的束縛，從新的角度來認識我們身邊那些被忽視和遺忘的音樂文化。其次，音樂人類學方法對在我國開展世界音樂教育有著重大意義，音樂人類學主張文化的多元化發展，提倡平等的文化價值觀，這種開闊的學術視野使得更多的音樂文化進入音樂教育的領域，從而促進了以文化價值導向為依據來設置課程的教學模式的發展，使同學們能夠領略來自世界各個地區、各個民族不同音樂文化的風采。

音樂人類學的發展體現了人們的思想由“民族自我中心”的偏見發展為“人類為宇宙中心”的觀念，對音樂的研究對象由“非西方民族音樂”發展為“全人類音樂”，并反映出學科背景及西方人的學科觀念由“西方看世界”發展為由“世界看世界”的變化，這些變化說明人們開始注重多元音樂文化的發展，對音樂的認識已經擺脫了“西方音樂中心論”的束縛，體現了不同種族、不同地區的音樂文化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特點，對幫助學生樹立平等的音樂文化價值觀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第6篇：人類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張藝謀電影;藝術人類學;民族色彩

中圖分類號:J90-05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0)05-0042-01

從人類學的研究角度出發,張藝謀的電影蘊含這豐富的人類學內涵是他民族和他國家研究中國和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人文風情、民俗習慣、民族心理等的重要素材。本文用人類學的方法對張藝謀的電影進行人類學研究和審視,這是一種多主體的、多指向性的研究,一方面從人類學角度給張的電影作一個全面的分析,提煉出當代中國社會在藝術文本中的社會和民族心理;另一方面總結出張藝謀此類電影的特點與不足,在人類學意義的框架下給中國的電影的發展給予一點思想性指導。

人類學視野下的張藝謀電影。人類學一詞來源于希臘文,是研究人的科學或解釋為關于人的研究。英文寫作“Anthropology”,最早見諸于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對具有高尚品質及行為者的描述中,貫穿人類學的兩個核心詞語是“文化”和“本源”,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說:“人類學就是一門關于‘文化的科學’”,我國人類學家林惠祥指出,人類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實現“人類歷史的‘還原’”和“文化原理的還原”。張藝謀的電影采用民俗文化的方式傳達了民俗風格和民族個性,使張藝謀的電影帶著人類學和民族志的特性,而民族志是了解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一種基本資料。本文從形式層面上對張藝謀電影進行人類學研究,通過對張藝謀電影的研究發現張藝謀的電影從四個方面實現了影片的人類學特色。

首先是影片的空間、造型:張藝謀的電影的空間、造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華民族民族風情的豐富體現,電影里可以看到中國人的衣、食、住、行的風貌,如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中所展現的中國古代的特殊居住方式――封閉的四合院,還有那沒有理由的封建的生活制度和習俗等等,這些都是張藝謀的影片從空間和造型上給予的視野,是人類學者們對中國社會生活研究的真實方便的素材。

其次是色彩運用:色彩是電影表現象征作用的的一個主要媒介,色彩也是一個國家精神靈魂得以闡釋的對象。“紅色有其共通性,紅色代表革命。中國五千年文化中,在傳統意念上,紅色更多是代表熱烈,象征太陽,火熱,熱情,這亦是全人類共同的感覺?！睆埶囍\的影片中大量的運用了紅色,似乎紅色以成為張藝謀和中國影片的標志。張藝謀對紅色的運用加入了自己的思考,他用紅色闡釋了中國及中國人結婚等生活習俗等方方面面。紅色是張藝謀自己偏愛的色彩,張藝謀愛用紅色作為自己電影的底色,張藝謀的影片中的紅色,或許對于人類學研究者來說,紅色就是中國民族的一個象征,苦難與進步同在的象征。

再次是音樂的運用:中國樂器和豐富的音樂形式在張藝謀的影片中大量出現,體現了中國民族精神文化的音樂,張藝謀注重在電影中使用音樂符號的象征作用達到了一定的表意效果和影片表現力度。他所用的音樂帶著傳統的民俗味――老腔、秦調、皮影戲、陜北民歌等,在有點的時間和空間內展示了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如《黃土地》中陜北信天游的歌聲,《活著》中老腔的曲調和《秋菊打官司》中秦腔的曲調等對于人類學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文獻意義,同時也成為其他國家研究中國人文的一個重要素材。

最后是方言的使用:張藝謀在影片中運用的方言增強了民俗化和寫實化特征,《秋菊打官司》中的陜北方言,《一個都不能少》的河北方言,《千里走單騎》的云南澄江縣的澄江方言等。方言是中國文化的承載者,蘊含著優秀的文化底蘊,是中國文化的長久以來的精華所在,研究中國各地方言,也是認識和研究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另外,張藝謀的電影中也有涉及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的東西,如《千里走單騎》中,加入了“儺戲”這樣的民俗載體,吸引了大批的人類學家進行對“儺戲”的研究?？傊?張藝謀的電影中運用的這些民族符號的實體或客體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民族的一個縮影,對于認識中國的文化習俗和藝術形態等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當代美國人類學家S?南達在她的《文化人類學》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在研究人類變化中,人類學家壩注意力不是集中在人類個體的人差異上,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群體之間的差異上。他們研究的是在生存、發展中相互依賴并擁有同一生活方式的人群社會。”從人類學研究的需求上來講,我們希望張藝謀的電影多挖掘自己國家的民俗,注重我國民俗文化元素的原型展現,這樣的影片會更加有著歷史的厚重感,也希望張導演的能夠把黑澤明的藝術和民族的風范相一致的去研究電影和藝術及社會的關系,創作出更優秀的電影來。中國文化的豐富性和多彩性為我國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對于文藝創作者要善于從不同的視角去研究和挖掘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深刻內涵,在實踐創作豐富多樣的前提下促進藝術理論的發展。

參考文獻:

第7篇：人類學的特點范文

袁從萬（1988-），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體育教育訓練。

摘 要：本文通過文獻資料法對體育人類學的學科性質和在體育學中的學科位置、研究的對象、方法以及體育人類學與人類未來的發展幾個方面闡述了體育人類學這門學科的重要性，并對體育人類學學術研究進展進行一定綜述。只有從人類持續發展角度把握體育未來的發展方向，體育與人類才能更好的互補發展，從而中國體育的發展也需要體育人類學提供新的認識手段和方法和科學理論支撐。

關鍵詞：體育人類學，學術進展，綜述

體育人類學是在體育領域研究人類發展的一門學科，它揭示體育過程的內在結構，在不同形式的體育過程和與之相似的社會現象中尋找共同的規律。因此，體育人類學是涉及體育與人類的各個方面，從人類起源、生存、發展的宏觀意義上去認識體育，在探索體育的起源和發展方面，在挖掘和整理民族民間傳統體育方面，在研究人種差異與高水平競技方面，在探索人類體質狀態連續進化方面，從而進一步準確地把握體育的本質，以便使體育這種社會實踐活動朝著更有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體育將是人類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手段，將成為各國經濟文化領域的重要產業。[1]

1.體育人類學的研究對象

體育人類學是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從人類進化的角度，探討人類進化過程中身體結構和運動方式的變化，結合考古學和民族學來判斷處于不同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體育狀況，居于更高層次，擁有更廣闊的視野，立足于體育對人類學的整體需要，體育人類學涉及到游戲、競賽、鍛煉、舞蹈以及人類身體運動的許多方面。[2]

體育人類學對體育原理的研究，為體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研究民族體育，對民族體育進行科學的挖掘、整理和改良，篩選出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部分，不僅保護了民族文化，也為增強全民族的體質健康提供最充分的理論依據；競技文化的研究，使人類從單純追求人體極限的誤區中解脫出來，強調種族平等，競技場上的成績高低，不應該用以概括種族的優劣；人類的發展，為體育的未來制訂了坐標，把握體育的未來發展軌跡，考慮到人類體質和健康的終極效果，探討社會的異化導致的體育特殊需求，揭示體育與人類未來的發展。

2.體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

體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當然要借鑒人類學的基本方法，根據體育領域的實際需要加以調整，主要有以下幾種：

2.1野外考察

“田野工作”的程序大致可分為四個方面：野外考察的準備、野外資料收集技術、野外適應、野外資料分析。田野工作—特別是參與觀察方法，重視人的行為，是人類學最基本的途徑，也是體育人類學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2.2人體測量

體育與文化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都有密切關系，無論是檢驗人體發育或健康水平，還是衡量運動鍛煉或訓練效果，為開展不同類型的體育活動提供量化依據，都離不開人體測量方法。但應該清楚體育人類學并不一味采用研究人體標準類型的測量法，也不主張靜止地去研究人體常態。

2.3其他

人類學家必須保持一個視野的寬度，也就是說養成在寬廣的歷史和文化范圍內來觀察事物的習慣，因為他們要遵守人類學研究的兩大原則一一整體論和文化相對論。不僅如此，研究體育和競技活動的歷史需要考古學，在對民族體育的比較和評價中，經常也需要使用考古學的成果。

3.體育人類學與人類未來的發展

一般而言，人類學著眼于人類的過去和現在，但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未來。基于現實：生存空間的異化、適應的極限、腦體背離。體育人類學特別關注文明進步給人類體質帶來的負面后果，促進人類的體質健康與社會文化的同步發展，未來體育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借鑒生態人類學的理論，應該是綠色的、生態的。

健康，體現著人類對自身前途和命運的基本關懷；體育，是體現這種基本關懷的最佳執行者。追尋健康，體育應該是：最積極的休閑方式、最有益的健身方式、最有趣的娛樂方式。體育，和人的健康幸福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站在全人類發展的高度，提供日益絢麗多彩的身體運動方式來源源不斷生產健康，未來的體育將是最積極、最有益和最愉快的途徑[3]。

4.我國體育人類學的學術進展

4.1學科基礎理論研究

1999年，我國第一本“體育人類學”專著出版（胡小明，廣東人民出版社），對體育人類學的學科理論進行了全面闡述。此后，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席煥久等，2001）和云南大學出版社（饒遠、陳斌，2005）先后出版了“體育人類學”專著。

人類學研究更關注的是研究對象的多樣性及差異性，以及這一差異形成的原因及其發展演變。因此，田野調查是人類學研究最主要的方法，也成為理論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楊世如對2009年由華南師范大學與貴州民族學院19位專家學者組成兩校聯合調查組以苗族獨木龍舟競渡為調查對象的實踐活動進行闡述，從研究方法上釋義體育人類學為民族傳統體育的研究開拓了一個嶄新的理論空間[4]。楊海晨等在《論體育人類學研究范式中的田野調查關系》一文中為田野調查法資料的客觀性提出一些建議[5]。

4.2民族體育的人類學視角

民族、民間傳統體育，是體育人類學研究的重要領域。當前，有關民族體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武術研究；2、通過田野工作對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進行考察；3、民族傳統體育多元文化研究；4、傳統體育文化遺產保護。[6]

胡小明、李吉遠、鐘海明、萬義、胡建文、楊世如等學者對民族體育的研究，有力的推進了民族體育文化的保護與傳承。許多少數民族的體育活動就是體育的原生態，反映了體育的根，反映了體育最本質的東西。斗牛、龍舟、摔跤、秋千、跳月、跳虎等在起源時都與自然力崇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體現著對自然的關懷、對生態的尊重；堆沙、打陀螺、跳竹桿、獨竹漂等則是粘著土、連著泥，沐浴在自然和風里的。民族體育的發展趨勢主要與體育比賽、旅游產業、文化遺產保護等方面相結合，才能有更好的保護、傳承和發展。

結語

體育人類學是新時期我國體育意識重新構建的關鍵學科，同時也是一門新興學科。新興學科的最顯著的特點是它具有開拓性、創造性，研究新的對象，開拓新的領域，發現新的規律，為人類認識體育提供新知識，為人類發展體育提供新的認識工具。當然，新興學科又大多是正在形成中的學科，這決定了它的不成熟性。因此，從學科的成長期來看，體育人類學仍然處于童年，從人類發展的需要來看，體育人類學前景廣闊。（作者單位：云南師范大學體育學院）

參考文獻

[1] 王洪.體育運動與人類發展的淵源[J].湖北體育科技，1999（4）：45-47.

[2] 盧元鎮主編.體育人文社會科學概論高級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5-151.

[3] 胡小明.體育人類學進展[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4，27（3）：289-293.

[4] 楊世如，韋佳.原始禮儀競技的體育人類學研究——苗族獨木龍舟競技文化調查[J].貴州民族研究，2010，31（5）：64-68.

第8篇：人類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體育人類學；田野工作；苗族；獨木龍舟；民族傳統體育

中圖分類號：G861.9.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59(2009)05－0084－05

前言

伴隨人類學的興起，20世紀初西方對原始體育游戲的研究成立了相關學術學會，50年代在西方興起了體育人類學學科建設的，70年代傳播到亞洲，日本較快的接受和認知了體育人類學對民族傳統體育研究的指導意義，特別是研究方法的借鑒，“田野工作”(fieldwork)顯現了體育人類學極其重要的方法論。我國體育人類學研究的對象：是面對我國項目眾多的民間體育游戲、民族傳統體育。怎樣為研究我國的民族體育和傳統體育構建完整的方法體系，在我國體育人類學創始人胡小明先生的倡導下認為，我國豐富多彩的民族傳統體育活動中非常眾多的例證可以通過體育人類學的實證研究來完成，如是；體育人類學為民族傳統體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理論空間。

科學研究的基礎是采集最原始、最可靠、最真實、最基本的第一手資料。我國體育界過去在研究民族體育方面，有的長期照搬歷史學或民族學的方法，忽視了研究人類體質和文化方面獨具優勢的人類學，其結果多停留于對奇特身體活動狀態的表面描述或歷史典籍資料的簡單編纂；幾乎借鑒了所有的可以用來研究體育活動的各種各樣的科研手段，如運用自然科學的定量研究，要么停留在簡單的數理統計層面，但是民族區域的小樣本，和競技游戲的小規模，在統計學的數理分析上，有不少學者受傳統的研究方法影響，質疑了體質評價的準確性，舍棄了體質人類學的理論分析。總之，照搬歷史學或民族學的方法或模仿西方已做過的研究，得到的結果自然在某種意義上脫離中國民俗游戲的具體實際。

2009年6月12日至22日，華南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與貴州民族學院體育與健康學院組成19名專家學者對貴州省黔東南地區苗族獨木龍舟競賽進行了系統全面的大規模田野工作，是在貴州運用體育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對貴州眾多的民族傳統項目這片處女地進行的首次挖掘，是運用體育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實際例證。本文介紹聯合調查組此次田野調查研究過程中體育人類學的理論指導和方法實踐。并重點探討方法論問題，通過人類學方法對獨木龍舟的資料搜集過程和全方位研究，展現其為體育特別是民族體育的研究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

一、苗族獨木龍舟競渡調查的人類學指導

人類學作為一門成熟和獨立的學科，有自己一套收集和分析資料的方法，這種方法叫田野工作法(fieldwork)，即是在實地調查中，集中于某一地點或區域居住一段時間，把握當地年度周期中社會生活的基本過程，與當地人形成密切的關系，參與他們的家庭和社會活動，從中了解他們。田野工作的基本內容為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依靠由這種方法搜集上來的資料所寫的調查報告稱民族志(ethnography)，這也是體育人類學的基本方法。

體育人類學，是借助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體育領域里的具體問題的一門應用學科。它在方法的運用上不能脫離人類學的基本技術路線，但又要根據自身的研究特點，根據維護人類身心健康的身體運動這樣的研究對象的特殊需求加以調整并自成一體，否則體育人類學也沒有必要自成一門學科了。

在我國傳統的體育研究方法是尋找一些高效率的方法運作，比如問卷法、資料法等，主要以選定問題、設計問卷、發問卷、統計問卷、分析問卷、提出對策的研究思路甚為流行，如此在民族體育調查中忽視了被調查者在回答問題時在時間、地點、環境、對象上的不一致性導致回到結果的差異，也舍去了許多解決問題的關鍵信息。人類學參與性觀察的小樣本量的深度訪談，獲得的調查資料更為翔實，具有在世界范圍內通行的認可度。

尤其在民族體育調查過程中，人類學田野工作中的測量記錄、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是研究孤立、罕見、奇特的“小眾”文化甚至“微眾”文化，是民族體育研究最適宜的方法，也正是適合了少數民族“微眾”群體“小規?！庇螒蚋偧紴樘卣鞯拿褡鍌鹘y身體游戲。

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尤其是少數民族的競技游戲，大多與民族傳統節日集會餛飩的交織在一起，所以體育人類學調查從前期的準備到競技活動的收尾，競賽活動時間通常在半月之內，對民族民間傳統體育競技研究有別于人類學以年為周期的百科全書式的田野工作。也更加說明了體育人類學在調查時間顯現了調查周期短的優勢，為體育人類學田野調查運用提供了有力的時間保證。然而，通常對體育、民族體育、傳統體育的研究中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極少被學者所采用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研究對象是在短期進行的身體活動，所以在獲得申請資助時，經費很少；其次工作條件艱苦；而且出成果時間周期很長。

二、苗族獨木龍舟體育人類學調查前期工作

1、兩校聯合調查組

作者過去曾多次深入黔東南地區古老的苗族村寨進行前期考察。但礙于科研調查方法掌握的局限，伴有人力資源及經費和設備缺乏，沒有對針對蜚聲中外的苗族獨木龍舟系統地進行大規模的調查。在艱苦的條件下完成了前期的初步調查。

2008年中期，與華南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科研合作達成共識，華師本著對支援西部開發和扶持民族院?？蒲校约皟瀯莼パa為出發點。經過一年的多角度準備工作，制定了詳盡的計劃，編印了相關的調查表格，于人手、財政及物資方面都安排及配搭妥當，組成19人的聯合調查組，貴州民院組織教師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搭載調查人員及物質設備，完成了長途跋涉，開拓了東西部院校間進行體育人類學田野調查合作的典范。

2、確定調查時間

貴州省黔東南地區苗族獨木龍舟幾千年原始傳承，節日活動時間固定在農歷5月24－27日，24日的“賽龍頭”、25日“賽龍身”、26日“分龍競賽”27日“賽龍尾”和“吃龍肉”；22日是龍船下水的日子，按照公歷計算是在2009年6月14－19日，節日活動六天；聯合調查隊需要調查活動的內容必須包括節日前后的情況，為此全面調查時間安排為2009年6月12－22日(農歷5月20日－29日)，總計11天。

3、聯合調查行前事項

調查行動之前聯合調查隊有必要妥善安排每一個成員在調查期間調查工作的內容和任務，由于大部分東部學者對獨木龍舟競渡的時間、地點、活動內容不甚了解，所以行前多途徑收集有關苗族獨木龍舟的相關資料進行閱讀，還要對苗族風俗習慣、民族禁忌等重點學習，而后制定具體調查的工作計劃，包括對調查人員如何進行分組分工，安排每一天調查的路線以及調查對象、村寨等內容的具體布置，以期 用最少的消耗發揮最大效益。

4、聯合調查行前的任務與調查內容的重點

行前制定田野調查的任務是一個極為細致而重要的工作，是調查成功與否的保證，針對貴州苗族獨木龍舟競賽活動范圍寬泛，節日龍舟活動儀式可觀察次數極其有限的這樣的珍稀民俗游戲，調查前盡可能廣泛參考已有的人類學、民族學資料，收集獨木龍舟古籍資料和前期有關研究成果。把體育人類學的田野調點集中到圍繞這項活動的競賽選手的體質狀況測量、獨木龍舟競賽區域和參加者(村寨、姓氏、組織者、競賽涵蓋河流及區域)、環境器物記錄以及歷史文化深度訪談等，充分涵蓋與體育運動有關的所有寶貴信息，力求最大效益。

三、苗族獨木龍舟選手體質人類學田野工作解析

體育學對研究對象的身體形態的測量評價極其看重，而且體質人類學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已經相當成熟。對體育的一切研究中其基本出發點和終極的依托主干都離不開對人的體質形態的研究，這也是體育學存在的依據。通過對研究對象的體質測量與評價，正是體育人類學的研究人員與其他領域的學者在判斷研究對象體質狀況方面更具有學科優勢的一個方面。

本次體質調查是在2008年對劃船選手初次體質人類學測量基礎上進行的復測。2008年的測試受當地民族文化習俗、防御心理、戒備情緒的影響工作受阻，許多競舟選手拒絕測試，通過耐心說服并親自組織動手測試，簡化測試方法，使用最簡單的體重計、身高桿尺和腰臂圍軟尺等，選擇身高、體重、胸圍、腰圍、臀圍、臂圍等苗族同胞能接受的形態指數，克服語言、交通、民族習俗、被測試苗族同胞的心理阻擾，完成了參加苗族獨木龍舟競渡人員的體質形態測試工作。

復測的目的，是為了彌補08年體質測量中單一形態指標，通過再次復測增加了多項生理指數和機能指標，目的是證實上次基礎性預調查工作的真實可靠，測試得到香港體適能總會黃永森等專業人士主持。

四、苗族獨木龍舟體育人類學的田野調查

1、政府部門協調幫助

2009年6月12日，聯合調查隊成員全體集中于貴州民族學院，得到貴州省體育局有關領導的大力支持。6月13日，聯合調查隊成員清晨離筑，午時聯系上臺江縣政協楊主席、文史辦張主任等，獲贈苗族獨木龍舟資料；而后直奔調查地下午14時到達老屯鄉，訪問了老屯鄉的張海鄉長以及老屯村和巖腳村的村長和支書，了解到鄉級、村級基本情況，安排訪談組進駐老屯鄉。余下的調查人員進駐施洞鎮與熊副書記、龍舟協會劉會長等協調今后的調查工作。6月15日貴州省龍舟協會、施秉縣文廣局、馬號鄉政府辦及財政所等為調查進行了接待安排等等，聯合調查順利完成對區域橫跨在清水江兩岸，地屬施秉縣與臺江縣兩縣交界的苗族獨木龍舟競渡活動及村寨的調查與當地政府部門的通力支持緊密相關。

2、分組調查

根據前期部分調查人員對獨木龍舟競渡活動的基本了解，調查組由臺江縣進入巴拉河中段的老屯鄉，而后進入清水江段的商貿中心區施洞鎮。調查組進入巴拉河區域分組為老屯組和施洞組。之后，清水江兩岸行政區域為北岸屬于施秉縣、南岸屬于臺江縣，因道路崎嶇僅有部分車輛載部分成員能緩慢通過前往調查地點，為此，一組進入施秉縣雙井鎮、馬號鄉所屬村寨(道路崎嶇)，一組對臺江縣施洞鎮周邊的村寨進行一施洞鎮為中心的輻射調查。

3、環境器物的調查

實地參與觀察法是最重要的田野工作方法之一，也是收集第一手材料的最基本方法，調查時間短，為此對環境器物測量與記錄，必需事先準備提綱和表格。

少數民族的競技游戲往往僅存于偏遠的民族聚居區，苗族獨木龍舟競渡的區域與活動范涉及到清水江(32.88km)及其支流巴拉河(13.55km)的范圍，在此范圍內全面測量和記錄有關擁有龍舟的族群、村寨擁有龍舟的數量及附屬器械的尺寸數據、龍舟棚位置、周邊的地理地貌、植被和農作物等，還有海拔、氣溫、水溫及江水流速等指標的表格的制定。

4、深度訪談

體育人類學利用深度訪談的優勢，可以了解自己不能直接觀察到的深層文化內涵，深度訪談要根據事先擬好的訪問提綱，按照提綱逐一詢問和填寫，正常情況下盡量錄音或攝像。

訪談內容包括時間、地點、人物、村寨、年齡等事先準備提綱甚至表格；也可以通過參照其他訪談的記錄加以對照提高效率。在對獨木龍舟研究涉及的訪談人群中涵蓋了村干部、寨老、鼓頭、龍舟制作工匠、鑼手、巫師、劃手、龍舟協會會員等人員。制定訪談表格涉及被調查者的基本情況如：姓名、苗名、性別、年齡、身份、村寨和訪談時間等。內容包括：苗族獨木龍舟的起源傳說、龍舟的制作與安裝、龍舟競賽的儀式和禁忌、龍舟競賽活動組織、龍舟競賽的程序和費用、選手的參賽動機及時間等。

5、參與性觀察法

體育人類學調查方法極為重視調查項目進行的競賽活動參與性觀察研究，在眾多的體育學者對民族體育、傳統體育的研究方法中，參與競賽活動實現對項目的調查，在調查過程中體現了對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流失的擔憂，也對民族競技組織方法缺乏科學性的不理解，為此在常規體育參與性調查中，學者往往要對調查項目的競技規則、競賽組織形式的現代改造實施參與，這樣的研究在筆者前期對獨木龍舟的研究中常用，也為多數體育學者長期采用。

參與性觀察法是體育人類學田野調查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調查過程。但是體育人類學的參與陛觀察法有別于常規的體育參與調查，他們最大區別就是體育人類學的參與是在不干涉競賽活動，競賽組織形式，不對原始競技實行現代改造的調查，它處于參與到民族競技活動的每項競賽中，卻不干涉競賽的任何活動，從而得出了解到最原始和最有價值的調查結果。

此次聯合調查突破以前沒有完成苗族“請送神”儀式的參與性觀察和深度訪談，苗族“請送神”儀式通常是在夜間，其次，在巫師作法時場面肅穆莊嚴，不能有打斷他念咒語的行為，比如高聲說話、照相機閃光燈等的影響，都是巫師作法時禁忌的事情，還是要感謝老屯張海鄉長等政府人士大力支持，征得今年巖腳龍舟的鼓頭家同意，完成了多年調查沒有涉及的“請送神”儀式，觀察是在6月14日22時－6月15日8時的巖腳村鼓頭家，歷時10個小時，調查組三人全程觀察了巫師請龍神祭祀及開劃儀式。

調查組完成參與性觀察的內容包括龍船的組裝、請送神儀式、下水儀式、開劃儀式、平寨碼頭的“賽龍頭”、塘龍碼頭獨木龍舟節的“賽龍身”、各寨“分龍競賽”、施洞碼頭的“賽龍尾”、參賽各村的龍舟歸棚儀式和“吃龍肉”等活動的參與性觀察，參與到苗族同胞的節日活動每一個環節里去，完成對獨木龍舟競渡的全面參與性調查。

五、苗族獨木龍舟田野工作法實踐解析

解析調查工作方法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發揮調查工作效率，在多年苗族龍舟的田野工作中發現有的調查科目是一次調查就要求完成的，總結以往的困難與認識不足為今后的田野工作提高效率打下基礎。

1、體質調查：民族或少數民族居住地的交通困難是客觀的，也正是他們能原始傳存民族習俗、原始競技活動規避現代化改造的要素。體質調查測試器材設備數量多，在交通不便利的山區測試器材數量 必須盡量精簡，人員的組合設備使用數據的錄入工作是需要調查人員具有決定信念。實際調查測量工作中調查對象外出務工導致樣本的采集難和樣本選擇局限，測試難度有苗族村民農活作息時間與測量時間矛盾，還有被測試人員的戒備心理阻礙等，這些需要當地人士的引導和耐心疏導。本實證研究所選擇的測量指標，在國民體質監測指標的基礎上加以精簡，主要目的是為了評估該項活動的體育效果。

2、區域和數量調查：獨木龍舟競賽活動區域廣泛，地處施秉縣與臺江縣交界，涉及四個鄉鎮38個自然村寨，介于清水江及其支流巴拉河流域，龍船是否參加當年龍舟競賽是不確定的，競賽期間龍舟活動處于流動，都為選定調查對象增加了難度，要協調政府支持、龍舟協會的幫助、龍船鼓頭的信任以及追蹤調查。

本次調查是有調查例證以來，為最系統和全面的完成了對苗族獨木龍舟擁有村寨龍舟數量的田野工作，調查結果：擁有獨木龍舟的苗族村寨38個，地屬于施秉縣雙井鎮5個村寨、馬號鄉9個村寨；地屬于臺江縣施洞鎮16個村寨、老屯鄉8個村寨。38個苗族村寨2009年共計現存獨木龍舟42條。調查結果還表明：獨木龍舟長度界乎23至26米，寬0.4至0.6米，厚度為0.3至0.5米，母舟有六個艙，每艙長5.5米余，中間四艙供裝載節日期間親朋好友所送的家禽和當日橈手的飯菜。子舟15米左右。龍舟棚一般長度皆為25.6米(實測24.8米至28.9米)，統一為一丈一尺寬的一排七間八柱，兩頭還有1.25米的檐，寬2.7米，高為3.24米，檐口各抽出0.64米，距地面高2.05米。

3、深度訪談和資料收集：在尋找訪談對象時，調查組部分人員找到的對象對獨木龍舟不甚了解，導致調查結果不真實，有時找到了解獨木龍舟歷史的對象被調查者問卷設計的提問難住了；其次，民族地區語言交流障礙是部分調查人員遇到的困難。

調查中常見的遺漏是對調查對象基本資料的遺忘，常見的有時間、地點、人物、村寨、年齡等資料收集的簡化，導致基本資料的遺漏；其次，田野工作最重要的民族志的整理，是每天調查結束后撰寫訪談日記，回來以后進行整理完成，民族學與人類學的訪談日記有共同點也有區別，無論是用什么方法每天必須完成的訪談日記在酷暑、炎熱的山區伴隨疲憊的身體被晚歸的調查人員忽略了。

結論

1、在以往的民族體育研究中，單純民族區域體質形態的測量與評價總是感到樣本量的不足，將少數民族“小眾”群體的體質與其他群體體質對比分析感到欠缺，這是忽略了體質人類學強大的人類起源、民族遷徙以及人類進化發展等基礎理論與體質評價相結合運用的誤解；加之體質調查測量的工作條件艱苦，也是調查研究不涉及對被調查者進行體質人類學研究的原因。

第9篇：人類學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學科建設；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J0-05 文獻標識碼：A

近些年來，中國音樂理論界一些學者高調倡導并推行源于歐、行于美的“音樂人類學”①，引起學界廣泛的關注，信奉擁戴者有之，困惑不解者有之，懷疑反駁者亦有之，有關探討成了剪不斷、理還亂的亂麻。

音樂人類學概念及其在中國音樂學術界引發的反應與30年前南京會議引進并倡導的民族音樂學非常相似。正如近期有關學者所描述的那樣，“自Ethnomusicology 進入中國以來，對其譯名、學科稱謂、研究對象、范疇、學科屬性，以及與固有的中國民族音樂理論的關系進行了一系列探討乃至爭議，三十年來方興未艾”。②時至今日，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是，這些斷斷續續至今仍糾纏難解之題究竟是必要的概念之爭或是無謂的折騰？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認識“音樂人類學”的性質？

“音樂人類學”倡導者多將其作為一個新興的引領潮流的學科來推行③。在早期階段有一些學者曾提倡以它替代中國同類學科――中國傳統音樂理論，由此還引發出了不同意見的爭鳴④。而困惑懷疑的學者們也更多是從觀念、方法和內容方面去思考，諸如對其“非本土化”、“非音樂化”等癥結的批評等。各方學者的討論中都還沒有深入思考或翔實論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即“音樂人類學”究竟是不是一門學科？似乎這是一個不言自明、不需深究的問題。然而，很多事實已在逐漸表明，“音樂人類學”究竟是學科或只是方法論，實在是一個值得大家重新思考論證的關鍵點，只有弄清楚這點，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有關紛爭和迷惑，才能合理地定位其歸屬并恰當地認清其“本質”。

一、音樂人類學是學科嗎？

我們要弄清音樂人類學是不是一門學科，先要弄清什么是基本的學科概念，再考察音樂人類學的當前狀況是否具備了通常學科的條件和要求。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有關學科的定義表述誠然是多種多樣，但也有大家一致公認的內容，歸納起來不外乎有兩個含義。其一指學術的分類，即一定的科學領域及其不同層次的分支，以及相應的特定知識系統及其知識子系統。

另一個含義是高校教學科研的功能單位，是對高校人才培養、教師教學、科研業務隸屬范圍的相對界定。

具體地看，構成一門獨立學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點：

其一，研究對象，即具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

其二，理論體系，即具備由獨特的概念、原理、命題、規律等所構成的嚴密的邏輯化的獨特的知識體系。

其三，方法論，即學科知識體系的生產方式。

簡而言之，構成學科的最基本條件是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作為知識體系的分類， 不同的學科就是不同的知識體系及其子體系。學科具有層次性。如藝術學，是最宏觀的學科概念，其下又可逐層分類：音樂學-舞蹈學、音樂學、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與此并列的有“音樂史學”、“音樂教育理論”、“音樂美學”、“作曲理論”等等）。到了音樂學及其以下層次的學科概念，通常也與人才培養單位重疊，而可稱之為專業。如此等等。

學科與專業概念緊密聯系，二者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專業指專門研究、專長、特殊的職業或技能。

專業的構成要素主要包括：專業培養目標、課程體系和專業人員。培養目標即專業活動的意義表達。課程體系是社會職業需要與學科知識體系相結合的產物，是專業活動的內容和結構。課程體系的合理設置與否、質量高低、實施效果好壞又直接影響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狀況。專業人員主要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專業以學科為依托，有明確的定位和目標，有完整的知識體系。

簡而言之，專業的基本定義是專門人才培養的運作體系，核心是培養目標和課程體系。

學科與專業所追求的目標是不同的。學科發展的目標是知識的發現和創新。學科以知識形態的成果服務于社會，一般稱之為科研成果，科研成果又可分為科學型和技術型兩種。專業的目標是為社會培養各級各類專門人才。學科與專業目標的區別表明兩者之間具有不可替代性。學科與專業并存是高校的一種特有現象，兩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專業是學科承擔人才培養職能的基地；學科是專業發展的基礎。一所高校的人才培養質量如何，取決于其學科、專業水平。

總而言之，學科偏重知識體系，專業偏重社會職業領域⑤。

知識構成一個學科要滿足最基本的三個條件，一是具有知識體系及其分支科目，二是要成為高校人才培養的功能單位，三是要與專業緊密結合，相輔相成。

對照以上學科構成的基本條件，我們不難發現，音樂人類學要成為名副其實的學科面臨著以下幾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1.研究對象過宏而不具獨特性

音樂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一開始就有包羅萬象之意。早期的“比較音樂學”、“民族音樂學”以“非歐體系諸民族音樂”為主要研究對象，具體內容從實踐性的英美民歌、黑人靈歌、美國爵士樂、樂器比較、原住民音樂到理論性的音分說、音樂起源說、反歐洲中心論等。后來的“城市民族音樂學”和“音樂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更有擴張，廣泛涉及到城市移民社區音樂、城市專業音樂與歌廳流行音樂等，甚至涉及音樂史學研究?？梢哉f，民族音樂學或音樂人類學幾乎涉及到通常音樂學學科概念的所有內容。以至早期階段的很多民族音樂學家都覺得此學科已與音樂學相等，最終會消失而變成音樂學⑥。確實，其研究對象宏大到包含了多個國家多個學科的內容，其結果是難以構成獨一無二的研究對象，不具有不可替代性。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不難設想，如果一個“學科”的研究對象涵蓋了其它學學科的領域（事實也大致如此），那么它自身能否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就值得考量了。

2、研究目標過雜而難成體系

對象過于宏大必然導致研究目標的雜散而缺乏體系性。從實際運作的情況來看，音樂人類學的具體研究目標往往鋪散于兩個大的方面。

一是仿佛與人類音樂相匹配的“世界音樂”。雖然世界音樂看似是一個研究實體目標。然而這個目標仍然過于龐大，在實際操作上仍難以達到學科的要求，也只有兩種可能的選擇。

其一，擇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進行較深入的研究。如果以學科水準來要求，即使一個高水平的音樂家或學術團體畢其一生精力，要窮盡一個國家的音樂已非易事。但這類研究又并不是真正“世界音樂”范圍的學術研究，這類單一民族、國家音樂的學術研究，與國別研究相重合，又造成學科概念的混亂。

其二，真正囊括世界范圍的各族各國音樂，但目前的實踐經驗證明其很難稱得上是學術研究，基本上都是二手三手資料的集成編輯，國內一些推行音樂人類學課程的高校中將日本電視臺的采錄編制的節目（JVC）直接搬過來作教材使用者也不鮮見。因此，這類實踐更多只具有音樂欣賞的意義而遠不能達到“研究”的水準。

另一方面的研究實踐更象是各自為戰的游擊戰，學者們依其擅長領域而自行確定研究目標，因而缺乏整體上知識體系的相對統一性。

如以筆者在美國考察所知，各高校的音樂人類學或民族音樂學學者們所涉及的研究目標顯得相當雜散，諸如江南絲竹、移民音樂、潮州音樂、印尼音樂甚至明代音樂史，都在其研究之列。有些僅在中國音樂院校進修了幾年中國傳統音樂的美裔學者，回到美國就儼然成為民族音樂學的大家⑦。而在中國國內來看，音樂人類學者的研究目標更多涉及中國各地民族民間音樂，但這類研究顯然又與中國傳統音樂學科研究目標相重合，不同之處只是更強調文化描述內容而已。雜散的研究目標與研究對象的過分龐大相關，很難凝聚成學科水平的專門研究。

3．缺乏特定的知識體系

對象的龐大，目標的雜散，必然導致另一個涉及學科的關鍵問題：缺乏自身的知識體系，最明顯的標志是至今尚未構建起基礎課、專業課等課程體系，更無一部得到公認的基礎及專業教材。如此現象的根本原因，即是音樂人類學缺乏獨此一家的知識體系。

能夠體現音樂人類學專業知識的內容主要是散見的各種論著形態，其表述的基本內容是各種理論、觀念和方法，而且這些內容更多偏重的是人類學、民族學等非音樂學科的知識。諸如局內人、局外人、田野考察、思想、行為等觀念性和方法論的內容。

如音樂人類學論著時下流行的一種研究命題是“音樂人類學視野下的XX研究”，這類研究顯然并不是音樂人類學本身的內容，而只是將音樂人類學作為一種視野或角度。這一研究模式與其說不想研究音樂人類學本體，還不如說它本來就缺乏本體的知識體系，它自身沒有什么可值得研究的。

若與中國傳統音樂學科比較就可明顯看出問題所在。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學科（早期稱為民族音樂）真正建立的時間并不長，以20世紀60年代中國音樂研究所組織全國高校專家編著《民族音樂概論》算起，也僅有半個世紀。但目前已建立起了完整的從學士到博士的課程體系，出版了大量的基礎與專業教材，論著成果更是汗牛充棟。已擁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從音樂體裁、歌種樂種曲種分類、音樂分析技術、音樂色彩等具體形式研究到音樂審美風格的抽象分析，都包含了非常豐富的專業知識，足以構成特殊的專業學習科目，需要經過多年的學習才能掌握。

缺乏知識體系，就失去了構成學科的具體內容。實施教研時就不得不另尋它途。或大量使用非音樂學科知識來支撐裝潢，卻又引發了學科歸屬的問題；或多談國外的理論方法觀念，卻既難滿足培養專才的教學內容和時間，又會失之空泛虛浮而至枯燥乏味；或研究具體的民族音樂，又與中國傳統音樂學科教研內容相重合。

若稍稍考察一下學科建設的多年實踐經驗，持時已愈30年的音樂人類學所作的努力也不令人樂觀。早在30年前中國“民族音樂學”的倡導者已在音樂學院嘗試建立專業系科，卻無疾而終。近年“音樂人類學”倡導者也在進行同樣嘗試，目前仍無實績呈現。非不為，實不可為也。

二、作為學科的音樂人類學

現在我們不妨從理論與實踐的層面來觀察，將音樂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來推行又會面臨一些什么難題。

1.學科梯隊問題

任一學科通常都有從本科到碩士到博士的培養人才的完整梯隊系列⑧，并有一以貫通的從低到高的知識技能的系統傳授和學術成果來支撐。然而，目前音樂人類學人才培養機制只有博士生或博士后這個最高層次，而基礎性的本科和培養專才的碩士階梯基本上是空白。這意味著此學科的專門人才是直接從博士階段開始培養，而進入這個階段的人才來源可能是非本專業甚至是非音樂專業的學生⑨。換言之，這些人才在進入博士階段前尚未經過音樂人類學專業的系統訓練。這樣的培養序列是否合理？學生們能否勝任博士階段的研究任務？另一相關的致命問題是，是否存在只有塔尖而無塔身塔基的學科專業？都值得深思。

2.研究重心問題

音樂人類學的研究重心多強調文化。談文化為高，輕視音樂或淡化音樂。不少相關論著多以“XX音樂與XX文化”、“音聲背后的XX文化”等等為標題，看來音樂是關鍵詞，但是行文中關于音樂的描述分析多一晃而過，更多談的卻是文化或其它學科的內容。這類論著中很少看到音樂本體的專業研究，也很少看到文化與音樂的有機聯系。這類研究現象引起不少學者的憂慮，有學者批評之為“音樂形態,本體消解”，認為其夸大了考察對象的“文化”構成而簡單化、片面化理解音樂中“文化”構成的現象,輕視音樂本體分析技能和“音樂事象”特征甚至還持藐視態度,從而逐漸形成一種重“文化”輕“音樂”的貌似高深的奇怪思維方式和表面化的研究操作模式,這就有意無意地誤導了本學科的部分學習者,以為“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對象主體僅僅是“文化”而非“音樂”。在迄今所見的大部分民族音樂學研究論文和成果中,已經有數量不小以“文化分析”代替音樂分析或脫離音樂事象分析的“非音樂化”論文出現⑩。

研究重心偏移到文化后，直接牽涉到專業教學內容的布局。作為音樂學的專業，實際教學內容卻更多是非音樂知識，最終可能喪失音樂專業性。如此引導學生往往不愿意在音樂專業上狠下功夫，醉心于涉獵其它大文化學科的知識，然而其“文化學”的底子最終又難為其它學科所認可。長此以往，音樂學術研究的可持續性和學生的就業也會成為問題。

實際上音樂人類學也好，民族音樂學也罷，其教研內容到底都還沒跳出人類學、民族學的范疇,但人類學、民族學提供給的只能是一種新的研究方法,而不是重新組合成一門新學科。

從實踐經驗來看，音樂人類學的研究成果至今并未取得有效的學科驗證范例。中國民族音樂學的一位資深專家曾耗費漫的長時間用人類學方法研究云南基諾族音樂，試圖以此證明學科方法的先進性，然而最后出版的成果在音樂界卻幾乎無人知曉。這個結果已很能說明問題了。

3、研究學風問題

不具備學科基本條件而又將其作為領潮的學科來推行，就容易促成一些不良的學風產生。

如尚空談之風。一些學者樂于譯介國外的“時尚理念”而甚少將其與中國音樂實踐結合，甚至這些“時尚理念”在國外究竟有無成功實踐亦不作深究、無可奉告。坐而論道，玄奧高深卻無處落實。理論成了無矢之箭或裝潢門面之物。這種空談玄談理論而不聯系實際的學風已招致一些批評，有學者認為這種學風“著實在一般青年學習者中造成了學風方面的不良影響”。該學者并援引作曲家鮑元愷先生的感嘆:“‘某民族音樂學教師從不接觸實際的音樂現象,他告訴我說,他是研究民族音樂學方法論的,沒有必要和研究對象打交道?！@種沒有具體音樂對象的音樂學理論與方法學來何用?也不知它是否已經忽悠了相當數量的民族音樂學學習者和懵懂青年。”B11

其實，忽悠的豈止是懵懂青年，一些資深學者也為之困惑不已B12。就因為其后綴了一個“學”，又產生自歐美，不少音樂學者以為它是一個高檔的世界性的學科，樂于將與之有頗大差異的、自成一體的中國傳統音樂理論歸入其旗下。由此在理論界造成不小的認識混亂和誤區。不少學者試圖理清這些學科名稱的含義而始終不得要領。說民族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是兩個東西吧，其相同的地方又太多。說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與音樂人類學是一個東西吧，其相異之處又太多B13。特別一些年青學子往往為之絞盡腦汁地無盡折騰，浪費了不少的腦力和寶貴時間。那些以玩概念游戲為樂者恐怕也是導因之一。福兮禍兮？似應引起反省了。

由此，玄談之風盛行。一些學者喜歡在概念上做文章，或生造概念，將簡單事相說得玄虛“深邃”、捉摸不定。如近年有學者提出“音聲”的概念，其定義“指的是一切儀式行為中聽得到或聽不到的音聲，其中包括一般意義上的‘音樂’。由于理論方法上的局限所至,民族音樂學對信仰體系中“音聲”的研究范圍,暫時只能主要顧及聽得到的器聲和人聲兩大類音聲?！盉14這個概念的“新意”是在通常已知的音樂和吟誦調哭誦調概念基礎上增加了“聽不到的音聲”。然而旋即又說明這種“聽不到的音聲”并不納入研究范圍。那么，一個新學術概念中唯一新的內容卻并不準備去研究它，這樣的“新概念”創造拿來何用呢？值得深思的是，正是這類玄虛的無法研究的新概念，卻為一些學者不加思考地引用，偏離了獨立思考的學術原則。似乎說得越玄，越讓人看不懂就越高，這樣的學風豈不貽害。

再如求大求洋之文風也漸涌起。一些論著多熱衷宏大主題敘事，諸如人類音樂、地球村、前現代、后現代、后殖民等話語，要么是歐美各種最新哲學觀念概念，或是人類學、文化學、民族學的最新理論概念。似乎涉及的學科越多、語氣越大、名詞越新、水平就越高。這些抽象理論不是不可以學習借鑒，但問題是從中卻很少見到對具體音樂事象的描述研究，也少見具體問題的提出和解決，更不見這些宏大敘事與音樂實踐的關聯性。這種求大意識，與早年提出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務實研究取向相去甚遠。

一些論著幾乎以譯介國外新理論占據了主要篇幅，從音樂人類學到哲學到人類學到民族學到文化學，但卻很少見到批判的話語和獨立的見解，似乎只要是洋的就必然是好的，只要是別的學科就必然是先進的。借鑒國外其它學科理論本無可厚非，也是應該做的。但問題是我們往往很難見到這些理論與中國音樂實踐的結合點。似乎只要把洋理論搬過來加以注釋就馬到功成了。我頗懷疑，如果這類論著老實將別人的理論或描述一一注明出來，還能剩下多少自己的原創內容？難怪近年來有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新理論搬運工”。“近些年來，美國音樂學界的種種成果和不同思潮被源源不斷地介紹到我國來，這是一件好事。我們應很好地向美國同行學習，對這些成果進行分析之后，再加以借鑒、運用、采納，而不能盲目地追隨幾個僑居海外的、以學術規范的執行人自居的‘新理論’‘搬運工’，不加分析地模仿和附和。”B15

以上學風的形成原因復雜多樣，在我看來，將音樂人類學視為學科推行是一根本原因。

三、音樂人類學是一種方法

其實，從音樂人類學的理論主張和相關論著來看，其內容更多是人類學或民族學的方法論范疇。

我們只需稍稍觀察一下Ethnomusicology倡導者的表述，就不難發現有兩個特點。其一，認識不統一，或因中文翻譯的不同而將其理解為兩個不同學科，造成不必要的糾葛；或認為其是學科，但屬人類學或屬音樂學又各執其詞；或認為不是學科。如此等等。其二，倡導者雖然在理論上主張其是學科，但其論著的研究內容和定性上大多是將Ethnomusicology定義為方法。下面我們不妨瀏覽一下相關的定義性表述。

“民族音樂學……是以一種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點、著重點為其主要標志。它將音樂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從音樂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環境入手進一步觀察其特征、探索其規律?！盉16

“將音樂當成一種文化，把它放在整個社會文化背景中去進行研究的方法，……”B17

“筆者更傾向認為Ethnomusicology 是一種觀念和思想，而不是學科，……為集中討論譯名和稱謂問題，以免衍生不必要的其他論題糾纏，在此姑且稱Ethnomusicology為學科?！盉18

從以上表述中不難看出，Ethnomusicology代表學者也是將其作為一種研究的方法、觀念和思想來看待，甚至已明確表示它不是學科。

有學者從研究重心和知識體系的角度對音樂人類學的學科性質進行辨析。指出：“‘音樂人類學’研究的主要方面不是音樂，音樂學院一般也沒有條件為學生提供人類學訓練，音樂學院的教師也不是人類學家?！盉19主張“音樂人類學專業應當放在人類學、民族學或民俗學的系科中，由這些學科的學生學習，由人類學家進行研究”B20。這個觀點正確表明音樂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和重心在人類學領域。但它究竟能否成為一門人類學的學科則有待驗證。如果音樂學家不宜作音樂人類學的研究，那么人類學家的可能仍然很小。因為音樂的專業性很強，人類學家實際上很難真正深入研究音樂，也很難培養這方面的專才。

以上問題可證明，音樂人類學引入中國30年來引起爭議和迷茫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其學科性質的誤認，它實際上并不是學科而只是一種方法論。固然，學科與方法是交織的，任何學科都要運用多種方法，而方法的運用也離不開學科這個實體。但是，方法并不等于學科。正如音樂人類學的早期階段稱為比較音樂學，但那也只是說明當時運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我們不能就此認為比較音樂是一門學科了。關于民族音樂學或音樂人類學的研究現象，也應作如是觀。

認清這個關鍵問題，不僅可以化解許多無謂的討論和爭議，更因為符合了其本身的特點，才可能正確地認識它、借鑒它、運用它。

對于音樂研究而言,可將音樂人類學視為一種新的方法、思想、觀念，而不是將它作為學科來認識和推行，否則，就會把音樂淹沒在浩瀚的文化事象、材料和概念里,把音樂演繹成許多文化的故事，從而導致文化成為主體而去音樂化。

將音樂人類學作為一種方法，自然就應該堅持以音樂為研究的主要對象、目標和基本內容，用人類學的材料和觀點來拓展研究的視野和途徑。

只有在這樣的認識論前提下，音樂人類學適得其所地明其位置，才會為音樂研究帶來有益的東西。

首先，它將提供一種博大的音樂學研究范圍,什么音樂都可以納入研究；由此跳出狹隘的專業限制，使民族音樂研究的范圍更加廣闊。

其次，它可提供博大的音樂學研究的文化視野，把音樂與民俗、宗教、神話、哲學、歷史等文化要素看成是彼此聯系相互制約共同發展的有機整體,音樂生長在這樣的文化土壤里，從而也產生相應的文化功能。在這個研究視野中，特別強調的是要研究音樂與其它文化背景的關聯性。這樣的研究思路，可以將“音樂如此”的形態學研究發展到“為什么如此”的研究階段，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深入認識音樂風格形成的機制和原因，從而理解音樂與大文化的相關性和特殊功能。

再次，它強調融匯貫通多學科知識來研究音樂的方法,這就跳出了學科的偏狹。這種跨學科聯系的學術原則，為傳統音樂研究提供了借鑒更多觀點和資料的可能，從而擴展研究的手段和思路。

最后，音樂人類學強調田野考察的經驗也為音樂學研究提供了一些精細的觀念方法，展示了更辯證的思維，不光關注個別性的音樂現象和思維，更多關注普遍性的現象和思維，以獲得同時具有音樂和文化意義的資料。

正是由于人類學在相當程度上拓展了傳統音樂研究的領域、視野、方法和觀念。最終使得音樂研究在借鑒它學科的觀點資料的同時，還可能以音樂深入研究的成果而為其它學科提供新的內容和觀點，從而提升音樂研究在大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和功能。

但必須指出,方法不是萬能的,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用得過分，用得不合時宜，都會違背初衷，走向反面。音樂人類學的方法也不例外。如過度地強調文化研究，過度地強調跨學科研究，就會主次顛倒，使音樂主業淹沒在文化的大海而異化。人類學講求貫通,但貫通的學術原則必須以專科的知識體系為基礎,沒有專科知識而又強作解人,勢必變成一堆雜亂材料的無主題堆積。聯系的原則變成了相似性的附會,成為一些學者偷懶取巧的途徑，促生“音樂與文化兩張皮”的簡單拼貼現象。

強調人類學方法容易出現的另一偏差是對音樂審美性藝術性的忽略。音樂是“有意味的形式”,說破意味是必要的。但首先應該將形式研究清楚，再說其意味。近些年來一些音樂學者樂于往形式里放置意味――文化學的、人類學的、民族學的，卻不先認真地研究好音樂的形式特點。特別是一些青年學子，還未打好音樂描述分析的基本功，還未掌握好比較系統的音樂知識，就急于進入文化分析的階段。殊不知中國傳統音樂尚有許多奧秘等待探索，尚有許多基礎理論和知識等待研究總結。文化的研究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目的，應該與音樂研究結合起來。

人們之所以忽略形式,是因為真正的音樂形式研究是艱難的。然而越是如此,我們越應呼喚音樂學研究應提倡返歸音樂返歸形式。因為形式研究不僅是有難度的，更是我們份內之事，其它學科并不能真正完成這個任務。

四、結語

音樂人類學本身并不是乏善可陳，但或許將其視為一種研究方法來運用，它才能適得其所，發揮積極作用。

“音樂人類學”創建推行歐美，有其歷史和國情的特殊需要。中國音樂的理論實踐具有自身的傳統和成效，不必完全照搬歐美學者的作法。討論音樂人類學的學科性質并不僅是理論概念之爭，而關系到一些重要的現實問題。

首先，澄清了他的性質，可以避免理論認識上的迷茫和混亂，不必將寶貴的精力時間浪費在諸如與中國傳統音樂學科有何異同，是涵蓋或代替等無謂爭論上。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使音樂人類學名實相符，就不會動搖中國音樂學者堅持自身研究傳統的信念，而將其正確地放在方法論借鑒的位置上，由此擴展我們的研究思路和觀念，發展和完善“中國的、傳統的、音樂的”研究方法和道路。

音樂人類學傳入中國的發展空間和效應將決定于中國學者的正確認識和正確運用。（責任編輯：陳娟娟）

① 音樂人類學，ethnomusicology的英譯，實即30年前引入中國音樂界的民族音樂學，雖然近年有學者力辯兩者是不同的學科，有關論述詳參杜亞雄《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載《中國音樂》2009年2期；洛秦《稱音樂人類學還是民族音樂學――論學科認識中的譯名問題及其“解決”與選擇》，載《音樂研究》2010年3期。但筆者認為兩者在研究的對象、觀念、方法和重心等方面并無實質區別。當代國外音樂人類學的領軍人物也認為兩者并無區別，故實無必要另立門戶，將簡單問題復雜化。本文凡論述音樂人類學這個概念時，一般將其與民族音樂學等同看待。

② 洛秦《稱音樂人類學還是民族音樂學――論學科認識中的譯名問題及其“解決”與選擇》，《音樂研究》，2010年3期，第49頁。

③ 洛秦《音樂人類學專欄》，“近年來,隨著音樂學大學科在中國的蓬勃發展,音樂人類學在眾多學者的參與和關注下,學科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對國外新興學術觀念的解讀、本土理論和實踐的積累和豐富、研究視角和領域的多元化和不斷更新、優秀論著不斷涌現,以及人才隊伍的壯大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特別令人關注的是,頻繁及高質量的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極大地推動了學科發展。”《音樂藝術》，2009年4期。

④ 杜亞雄《“民族音樂理論”不是“民族音樂學”在我國的發展階段》對爭論雙方的意見有詳細的描述和分析，《中國音樂》，2006年2期，第8頁。

⑤ 以上綜合參考baike.省略/view/145919.htm“學科”、“專業”詞條。

⑥ 詳參中國音樂學網，省略/?uid-41144-action-viewspace-itemid-44426。

⑦ 目前美國音樂學界仍以民族音樂學的名稱為主流，也有院校或學者標示音樂人類學旗號，但其理論和方法的基本主張實無二致。據筆者近期與杜亞雄先生交談所知，美國印弟安納大學有音樂人類學系，亦是僅有之例，且其師生并不真正研究音樂，也不具有音樂知識和技能，只是以音樂事項為切入點，研究民俗問題。

⑧ 從國內其它學科建設的實踐經驗來看，也有極少數學科先行建設碩士或博士生學位課程，但這究竟是特例，而且其學科建設目標仍然是要完善到本科生學位。

⑨ 這種情況在目前的教學實踐中是比較普遍的。

⑩ 伍國棟《得失有三思，皆可以為鑒：民族音樂學理論及方法傳承反思錄》，《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第16頁。

B11 同前注，第15頁。

B12 董維松教授是最早倡導“民族音樂學”的學者，后來逐漸發現其研究的重心、方法與他原來從事的中國傳統音樂差異甚大，遂在困惑中表示不愿再列入其旗下。董維松《重提“民族音樂”及其學科名稱問題》，《中國音樂》，2008年第2期，第13-15頁。

B13 筆者在《民族音樂學在當代中國之命運》一文中對此作了必要的澄清和辯證，基本觀點是，民族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是一物，而不必要強分為二，中國傳統音樂理論與音樂人類學有很大差異，不能混為一談。否則會造成無意義的理論混亂。見《藝術百家》，2011年6期。

B14 曹本冶《思想―行為：儀式中的音聲研究》，《音樂藝術》，2006年3期，第91頁。

B15 杜亞雄《為建立民族音樂學的中國學派而奮斗―――紀念“南京會議召開”30周年》，《藝術百家》，2010年3期，第105頁。

B16 同前注，第103頁。

B17 同上注。

B18 音樂人類學的倡導者洛秦教授早期認為音樂人類學是學科，近年傾向于認為是一種觀念和思想，《稱音樂人類學還是民族音樂學――論學科認識中的譯名問題及其“解決”與選擇》，《音樂研究》，2010年3期，第49頁。

B19 同注①，第105頁。

B20 同上注，第105頁。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A Discipline or a Method?

PU Heng-qiang

(School of Music,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