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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當前世界經濟現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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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conference Book， Islamabad Trilateral Dialogu-Afghanistan-Pakistan， Pakistan-China Institute， Edited Aiza Azam， October 2014.

Abdullahy Khan， "Security Landscape of Pakistan，" Global Affairs， February 2015， Islamabad， Pakistan.

3-year Performance Report of the Senate Defense Committee， Senator Mushahid Hussain Sayed， Chairman of Senat3e Defense Committee， March 2015， Senate of Pakistan）

"Evolving Regonal Geo-Strategic Trends，" NUST Blobal Think Tank Network，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Islamabad， 2015.

Post-conference Book， Islamabad Trilateral Dialogu-Afghanistan-Pakistan， Pakistan-China Institute， Edited Aiza Azam， October 2014.

第2篇：當前世界經濟現狀范文

本文依托“全球化”的大背景，結合山東自身經濟現狀與資源特征，對“全球化”視角下山東經濟的整體定位做出初步的分析和探討，以期對山東經濟在“十二五”乃至更長時間的發展有所裨益。

一、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趨勢

“全球化”可以理解為人類的活動、思想超越國界和地域的限制，在全球范圍內相互影響且呈現趨同趨勢。這種趨勢隨著人類科技的進步、交往的便利和密切而愈發明顯。在經濟領域，“全球化”可以解釋為越來越多的資源與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被配置的趨勢，具體主要表現為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參與到國際生產之中，以及商品與服務的生產和交易標準在全球范圍內的不斷趨同。

（一）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參與到國際生產之中

首先表現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和全球國際貿易額的持續增長。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FDI表現出總體持續增長的態勢。這種態勢在80年代之后開始發力，90年代實現了突飛猛進的增長，而在21世紀的前10年雖然經歷了網絡泡沫破滅和次債危機后的兩次回調，但總體還是呈上漲趨勢。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UNCAD）的估算數據，2010年全球FDI已開始實現了次債危機后的復蘇，由2009年的1.11萬億美元增長為1.12萬億美元。FDI代表了國際資本參與國際生產的形式，因此也反映出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正在參與到國際生產之中。

全球國際貿易額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增長趨勢比FDI的增長趨勢更為明顯。按照世界銀行統計的數據，近40年以來，全球貿易額除了在此次次債危機之后出現了明顯下降之外，其他時間的下降趨勢幾乎不明顯。世界貿易組織（WTO）公布的數據稱，2010年上半年全球貿易額已經實現了25%的增長，顯示次債危機并不能阻擋全球國際貿易額持續增長的步伐。全球國際貿易額的持續增長代表了越來越多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反映出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正在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參與到國際生產之中，體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其次表現為國際貿易的增長持續高于世界經濟本身的增長。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另一個現象就是國際貿易增長持續高于世界經濟本身的增長。雖然在經濟周期的低谷階段國際貿易的下滑要大于世界經濟的跌幅，但總體來看，近40年全球國際貿易還是以遠高于世界經濟本身增長的速度在增長。國際貿易遠高于世界經濟的增長說明有更高比率的產品和生產要素被納入了全球化的流通體系，這一點更加精確反映出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趨勢。

（二）商品與服務的生產和交易標準在全球范圍內不斷趨同

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不斷增長使得全球從商品到服務、從生產到銷售等各個領域的標準全面都出現了趨同的趨勢。1980年生效實施的《貿易技術壁壘協定》（TBT）促進了貨物產品在全球范圍內的技術標準趨同。1987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ISO9000又極大地促進了全球企業在管理模式上的標準趨同。2006年，中國財政部頒布了新的企業會計準則，代表我國會計準則向國際化過程中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也反映了會計服務領域全球標準趨同的趨勢。

標準的趨同絕不僅僅限于某一個或者幾個領域，而是呈現全面趨同的趨勢發展。可以預見，隨著全球化的加深，這種趨同的趨勢將繼續全面深入發展。

二、“全球化”視角下的山東經濟整體定位

“全球化”已經打破了發展經濟學中傳統的區域內產業間平衡增長理論（Balanced Growth Theory），轉而訴諸于通過不同區域側重點不同的產業不平衡增長（Unbalanced Growth），實現全球范圍內的整體平衡增長。在全球化視角下，世界經濟可以看作一個統一的宏觀經濟產業鏈。經濟主體在這個宏觀經濟產業鏈中的定位就是要確定自己在整個產業鏈中的位置，以尋求發展自己的主導產業。

（一）首先要考慮山東經濟當前的發展階段特征

山東的數據反映出山東經濟正在強烈地加入到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之中。按照山東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0年山東外貿出口總額僅為155.3億美元，進口總額僅為96.6億美元，利用FDI總額僅為29.7億美元；而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山東外貿出口已超千億美元，達到1042.9億美元，進口總額則達到845.1億美元，利用FDI總額也增長到了136.3億美元。10年間出口、進口和利用FDI總額分別增長了6.7倍、8.8倍和4.6倍，顯示出山東經濟正在越來越深刻地加入到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之中。

與此同時，經過連續30多年超過兩位數的快速增長，山東經濟已經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2010年山東省國內生產總值已達近4萬億元人民幣，持續位列全國三甲，人均GDP按當前匯率折算已經超過6000美元。2010年山東省一二三產業占比分別為9.1:54.3:36.6。按照錢納里和泰勒（Chenery. H.& Taylor. L）對于早期工業、中期工業和近期工業的劃分，山東經濟應該已經進入到了近期工業（Late Industries）時代。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結果表明，山東省當前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將會于2015年左右實現完全工業化。

從產業鏈的價值維度看，宏觀經濟產業鏈可以認為由資源供應者、產品生產者、產品營銷與理念設計者三類經濟體構成。如果再進一步細分，還可以分為初級資源供應者，例如原油、礦山開采等；資源的初級加工者，例如煉油、鋼鐵的初級冶煉等；低端產品制造者；高端產品制造者；以及產品理念設計與營銷者等等。

加工貿易最能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參與“全球化”的程度。在山東的出口分類中，加工貿易已占接近一半比重。2010年山東加工貿易出口約占全部出口額的47.8%，這還不包括未納入統計的部分進口―加工―復出口的產品。整體出口產品結構中，加工貿易比重較高的機電類和高新技術類產品出口占到總出口額的60.1%，而這兩類產品在山東的加工貿易出口產品中占到89.9%的絕對高比。具體來看，機械設備、電器電子、橡膠輪胎三類產品就占了山東加工貿易出口的49.3%。這顯示山東經濟在“全球化”視角下已經擺脫了初級資源供應和資源初級加工階段，但是尚未達到產品理念設計與營銷階段，而是處于從低端產品制造向高端產品制造轉移階段。

在“全球化”視角下的宏觀產業鏈中，既然山東經濟正處于從低端產品制造向高端產品制造轉變的階段。因此，考慮到適度前瞻原則，山東經濟在未來一段時期的整體定位宜確定在以高端產品制造為主。

（二）其次考慮山東的自然稟賦、基礎設施等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從自然稟賦來看，山東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人口眾多、自然資源相對匱乏。人口數量方面，按照山東省統計局的測算，2009年末山東省常住人口已達到9470.3萬，常住人口、戶籍人口、人口密度均列全國第2位。按照山東省老齡委的研究結果，山東省的人口紅利將于2027年結束。這也就意味著山東尚有25年左右的人口紅利期可以利用。從人口質量來看，山東省基礎教育扎實，義務教育普及率持續保持在99%以上，但是高等教育普及率稍顯偏低，2010年山東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28%，且大量頂端人才留駐省外工作。因為高端產品制造業需要大量的高素質勞動力，但是對于頂端人才需求相對較少，所以從人口結構來看，山東經濟適宜發展高端產品制造業。雖然也有人提“跳躍式發展”、“發展創意經濟”、“發展總部經濟”等說法，但考慮到山東經濟當前以制造業基礎為主，以及缺乏如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頂端人才優勢，過度強調超前發展是不合時宜的。這些發展方向只能成為山東高端產品制造定位的有益補充。

自然資源方面，按照2006年山東省國土資源廳的報告數據，山東人均自然資源占有量僅相當于全國水平的49%。但是山東良好的基礎交通設施部分彌補了其自然資源劣勢。山東其公路、鐵路、港口密度和等級均居全國前列。良好的交通設施加上迅速發展的制造業促進了山東資源類產品的進口。近幾年，在山東進口商品分類中，鐵、銅、鋁、煤等礦石資源產品進口量均呈大幅上升走勢。例如2010年，這幾類產品的進口額增幅均在49%以上，其中鐵、鋁礦石增幅高達80%左右。

山東的自然稟賦要求山東在未來一段時期內適宜整體定位于發展高端產品制造業，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山東較高素質的一般勞動力，另外也恰當減少現有低端產品制造業對于資源的過度依賴；同時，山東良好的基礎設施又能夠保障高端產品制造對資源的基本需求。按照赫希曼（A.O. Hirschman）不平衡增長戰略理論中的后向聯系原則（Backward Linkages），隨著經濟水平的發展，山東龐大人口產生的越來越高的內需消費要求也將拉動山東經濟轉向高端產品制造定位。

三、“全球化”視角下山東經濟整體定位的實現途徑選擇

綜前所述，在“全球化”視角下，山東經濟在短期內整體適宜定位發展高端產品制造業。然而，實現途徑的選擇決定了戰略意圖的可實現性和實現速度，這才是決定山東高端產品制造業能否得以全面較快發展的最關鍵因素。具體來看，以下途徑將會有助于山東高端產品制造業定位的實現。

（一）學習日韓模式，用產業升級加快發展山東高端產品制造業

日本、韓國在經濟起飛的初期也曾經主要從事于低端產品制造業，且由于文化、地緣因素，山東經濟當前環境和日本、韓國在經濟轉型之初的狀況十分相似。山東可以利用地緣文化優勢，加大承接來自日韓的產業轉移的力度。在承接產業轉移的同時，加大對企業在此基礎上的自身創新研發的支持，加快產業升級，發展高端產品制造業。例如鋼鐵業，鋼鐵業在我國屬于“兩高一資”產品，當前的鋼鐵業在山東和日韓之間的結構布局是山東進口鐵礦石生產低等級鋼鐵產品，出口日本、韓國經過進一步冶煉成為高等級產品后再進口使用。例如山東2010年在大量進口礦石的同時，鋼材的出口額和進口額也分別達到了2.04億美元和1.36億美元。這反映出山東鋼材生產還處于相對較低層次。因此，山東鋼鐵業在自身整合發展的同時，還應當積極引進本領域日韓等國攜帶技術轉移的投資，以投資促進本地產業技術的升級和融合，利用技術的扁平化擴散，促進山東高端產品制造業的發展。同時，山東鋼鐵也還應該積極將落后產能向更下一層級轉移，以騰出空間和資源發展更高端產品，也為發展更高端產品構造資源基地。

（二）大力支持民營中小企業發展，促進山東高端產品制造業的發展

民營中小企業是經濟發展中最活躍的部門。經驗證明，民營中小企業發達的地區都是區域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然而，民營中小企業又是低端產品制造業最集中的群體。由于經濟實力有限，且缺乏有效政策支持，民營中小企業大多選擇從事對資本、技術要求都不高的低端產品制造業。所以，民營中小企業能否轉型發展高端產品制造業是能否實現山東高端產品制造業發展定位的關鍵。

對于以加工出口低端制造產品為主要形式參與“全球化”的山東民營中小企業而言，當前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的大幅上升的形勢已經迫使其產生了轉型高端產品制造的強烈意愿，但資本的限制和科技人才的缺乏嚴重制約了其向高端產品制造業轉移的能力。如果政府政策能夠在資本政策方面和科技平臺建設方面向民營中小企業傾斜一下，例如加大對面向民營中小企業的村鎮銀行的支持力度、建立一個省內高校面向中小企業的技術交流平臺，這將會極大地促進山東民營中小企業向高端產品制造業轉移的速度，同時也會大大提高省內高校大量的優質智力資源的利用。

（三）轉移引導資本投資方向，注重金融資本對高端產品制造工業的支持

現代工業的發展歷史表明，離開金融資本的支持，大規模高端制造業的發展根本無從談起。相對于低端產品制造業的勞動密集型特征，高端產品制造更具有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特征，這就需要大量的金融資本對高端產品制造業進行支持。

在低端產品制造階段，企業更多依賴低廉的勞動力來支持生產，而積累的富余資本被大量投入基礎建設領域，一方面彌補了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初期基礎設施不足的缺陷，同時還消化了富余的儲蓄資本。但是隨著基礎設施的完善，重復基礎設施的投資會產生大量的投資浪費，還會降低資本投資的回報率，甚至形成失敗投資。高端產品制造業較高的投資回報率正好滿足了資本的投資需求。因此，政府應當恰當減少對基礎設施的重復投資，轉而引導支持金融資本對高端制造業的支持。這樣才會有利于培養資本密集型高端制造企業的批量形成，夯實山東高端制造業的產業基礎。

第3篇：當前世界經濟現狀范文

關鍵詞：貿易大國 貿易強國 現實差距 貿易戰略

一、中國是貿易大國而非貿易強國的現實思考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隨著中國對外貿易條件和環境的日益改善，中國經濟越來越外向化，越來越融入經濟全球化，對外貿易快速增長。中國在統計數據上已經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但是貿易大國和貿易強國的內涵是有區別的。

二、對外貿易戰略理論

1.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思想

比較優勢理論是人們在進行國際貿易活動的過程中做出選擇和決策的基本理論依據之一，是分工、交易以及國際貿易理論的基本前提。而該理論無法來解釋當一個國家在各種產品的生產中均處于絕對劣勢時，貿易仍然能夠獲得發展的現象。這一問題由大衛·李嘉圖通過比較成本理論進行了解釋。該理論認為一國只要生產自己在成本上具有優勢的產品，然后與其他國家交換即可。后來，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發展了李嘉圖的理論，從生產要素稟賦的角度進一步論證了產生比較成本差異的原因。

2.國家競爭優勢理論的基本思想

波特對競爭優勢的研究經歷了從企業和產業層次向國家層次、從參與國內競爭向參與國際競爭演進的過程。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就是企業、行業的競爭優勢，也就是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的優勢。

三、中國作為貿易大國的崛起及影響

1.中國作為貿易大國的起步階段

改革開放后，我們抓住國際上以輕紡產品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機遇，大力發展輕紡產品加工貿易。在1989年我國的對外貿易規模達到了1116.8億美元，這一增長水平既高于世界貿易平均增長，也高于國內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

2.中國邁向貿易大國的發展階段

“八五”是我國對外貿易高速發展的階段，“八五”期問，我國對外貿易實現了平均增長19.5%的高速增長，在如此高速增長水平推動下，我國對外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上升到1995年的2.9%，在五年的時間罩，我國外貿占世界貿易的比重提高了1.2個百分點。

3.中國作為貿易大國而崛起

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以后，以高新技術產品和機電產品拉動整體進出口增長從而使對外貿易煥發出勃勃生機，2007年中國的供求已經能夠左右國際市場商品的國際市場價格，表明中國在世界上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

4.中國作為貿易大國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

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以及貿易大國地位的確立，將不可避免地在許多領域影響到國際市場的供求關系與價格。并且，中國的需求大大拉動了東亞各國的出口復蘇，成為東亞各國和地區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四、中國與世界貿易強國的現實差距及原因分析

1.中國GDP總量大，但人均GDP很低。而中國雖然在世界上已經成為GDP大國，但是人均GDP不論是與美國、德國和日本這三大世界貿易強國相比，還是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都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2.中國對外貿易總量大，但是人均貿易量低。美國、德國和日本這三大世界貿易強國的貿易總量以及人均貿易量均位于世界前列。

3.對外貿易結構的差距。當前世界貿易強國的突出特點是服務貿易的高度發展，服務貿易的高速增長既是貿易強國的突出特點，也是貿易強國的一個重要標志。而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卻遠遠落后于貿易強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程度。

4.對外貿易條件的差距。貿易條件指數（ToT）=（出口價格指數/進口價格指數）*100

隨著中國作為對外貿易大國的崛起，中國對外貿易具有了大國規模，這使得我國出口擴張難度增加，因其貿易規模的擴大，使其與貿易伙伴國的貿易摩擦不斷出現。同時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下降，使得我國貿易條件明顯惡化。

五、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跨越的戰略選擇

1.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升級有利于促進貿易的可持續發展。要從初級產品和附加值不高的工業品為主的產業結構轉變為以高附加值工業品生產為主的先進產業結構，加快發展服務業，尤其是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服務行業，這是發展的重點。

2.品牌戰略的實施有利于培育中國對外貿易的國家競爭優勢。擁有自主品牌是一個企業賴以生存的基礎，是其在國際市場上擁有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我國的大多數企業目前采用的都是貼牌生產，形成了對國外品牌的依賴，因此為了改變我國當前“制造大國，品牌小國”的現狀，必須積極培育和創建自主品牌。這也是我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跨越的必然要求。

3.加大政府支持，加快培養我國的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

4.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和標準的制定，力爭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主動權。國際標準制定權之爭已成為國際競爭的至高點和焦點之一。而我國標準整體水平偏低，影響到我國在國際經濟和貿易中的競爭力。為提高國際競爭力，中國不得不從被動采用國際標準到積極參與制定國際標準，為中國產業在國際標準舞臺上取得新的“話語權"。

5.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實現向貿易強國跨越的目標。總體上看，當前我國在國際分工中仍然處在低端環節，外貿增長方式粗放，質量和效益不高，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我國必須加快轉變我國的對外貿易增長方式。

參考文獻：

[1]程春梅.我國外貿競爭力現狀分析.經貿論壇.2001年第01期

第4篇：當前世界經濟現狀范文

1 美國航線港口現狀

1.1 美西航線主要港口現狀

長灘港位于美國西岸中部，是美西航線集裝箱運輸的主要貿易港口，從我國港口至長灘港是美西航線中航程最近的航線。長灘港的航道條件較好，并配備先進的港口機械設施，是多家船公司理想的集裝箱聚集地。奧克蘭港靠近舊金山市，其地理位置優良，個別泊位能夠接靠超大型集裝箱船舶；然而，該港的擴建空間有限，目前中遠集運和韓進海運集裝箱船舶在專用泊位航道的靠離港掉頭區域相當狹小，最大能接靠集裝箱船舶。西雅圖港占據優越的地理位置，是目前美西航線超大型集裝箱船舶最理想的掛靠港口。

1.2 美東航線主要港口現狀

盡管紐約港是美東航線集裝箱運輸的最大市場，但其航道條件并不出眾，不僅航道（從過紐約大橋前開始的航道）水深有限，船舶進出港航道的急轉彎較多，而且靠近港口的內航道過于狹窄，加之受橋梁凈空高度的限制，紐約港不具備接靠超大型集裝箱船舶的條件。新奧爾良港是美國在墨西哥灣內最大的港口，蜿蜒的密西西比河及天然形成的航道為港口發展奠定了基礎，但航道內有多處淺灘，河道水流湍急，導致船舶擱淺事故頻發，加之進港航道狹小，新奧爾良港不具備接靠超大型集裝箱船舶的條件。

由表1可見，受巴拿馬運河的限制，美東航線港口普遍存在航道條件不理想的問題，制約超大型集裝箱船舶運輸的發展。

2 巴拿馬運河現狀及展望

目前，巴拿馬運河是制約美東航線港口接靠超大型集裝箱船舶的主要障礙。巴拿馬運河船閘閘室長，寬，要求船長不超過，船寬不超過，最大淡水吃水不超過。目前，往返巴拿馬運河的集裝箱船舶主要為巴拿馬極限型和巴拿馬型。前者總長，船寬，設計吃水，安全通過運河的最大載箱量超過；后者總長260.0 m，船寬，設計吃水，安全通過運河的最大載箱量為～。

為適應集裝箱船舶大型化發展趨勢，巴拿馬政府耗資70多億美元用于建設第三道船閘及運河拓寬工程，預計將于2014年底2015年初完工并投入使用。新船閘閘室長度超過，寬度擴至，允許通行1萬TEU以上的超大型集裝箱船舶。

3 船公司對策

中遠集運目前投入美西航線的主力船型是～集裝箱船舶，投入美東航線的主力船型是巴拿馬極限型集裝箱船舶和新造巴拿馬型集裝箱船舶。世界航運巨頭馬士基在巴拿馬港擁有碼頭，可通過超大型集裝箱船舶將貨物運往巴拿馬港后再進行中轉；此外，馬士基還可通過其在運河北端克里斯托巴爾港的自有碼頭將貨物運往美國及中南美國家。

巴拿馬運河是巴拿馬政府的主要經濟來源。近年來，運河管理局制定一系列運河通行費漲價計劃，導致運河通行費從2005年的42美元/TEU猛漲到2011年的74美元/TEU。以巴拿馬極限型集裝箱船舶為例，其單程運河通行費總計達美元。即使運河拓寬工程為超大型集裝箱船舶打開方便之門，運河方面為此支出的一切費用最終仍由船公司買單。

第5篇：當前世界經濟現狀范文

關鍵詞:國際經濟學;人民幣;匯率;德定

面對世界經濟減速發展，歐美各國頻頻降息，如美聯儲進人2(X)1年后n次降息，使美國的短期利率由年初的6.5%降至1.75%，很多國家采取本幣貶值的政策來促進出口，限制進口，以刺激本國經濟增長，如俄羅斯、韓國、日本等。但人民幣匯率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走勢持續堅挺，并保持穩定。而且，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在參加2田1 年《財富》全球論壇時表示，面對當前世界經濟減速發展，中國將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廣泛開辟國內市場，中國外匯儲備將繼續增加，人民幣匯率將繼續保持穩定。

一、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兩種觀點

目前，面對國內經濟增長減緩，外貿出口增長回落，加之國內需求不足的情況，經濟理論界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人民幣應該貶值，其理由:一是亞洲國家的貨幣大幅度貶值，貶值幅度在30一50%之間，而亞洲國家同中國外貿出口的“碰頭”產品率高達25%以上，若人民幣不貶值，就會導致中國廉價勞動力及其產品的國際競爭優勢減弱，造成中國外貿出口增長乏力，如1998年中國出口僅增長0.5%。所以，只有通過人民幣匯率貶值，降低中國外貿出口產品的價格，把失去的優勢找回來，才能達到促進外貿出口的目的;二是中國目前內需不足，通貨緊縮問題嚴重，經濟需要以增加出口來走出困境，而應用非匯率手段(如提高出口退稅率)來擴大出口，雖然對出口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出口越多退稅越多，從而在目前經濟增長緩慢的情況下國家的財政收人就有可能減少，故通過提高出口退稅率來促進出口并不是長久之計;另一方面，提高出口退稅率本身就說明了人民幣幣值被高估。因此，人民幣貶值是唯一出路;三是1998年中國的年貿易順差達 437億美元，外商來華直接投資達456億美元，但外匯儲備卻僅增加了50億美元。這說明外匯流失嚴重，各方面對人民幣信心不足，外商投資者普遍對人民幣有貶值預期，因此便產生了對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四是歷史已經證明，貨幣貶值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由貧到富的必經之路，如日本就是一個典型例證。同樣，即使一個國家的經濟變得強大、富裕之后，貨幣貶值也依然是它應付外部沖擊，調節國內價格，糾正貿易逆差的一種“常規武器”，美國則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證。而理論界中的另一些經濟學家，如復旦大學的謝百三同志，中國社科院楊帆同志等，則持有另一種觀點:認為人民幣匯率應該而且必須保持穩定。經過認真研究，仔細分析，我們認為，近期內，人民幣應該維持幣值的相對穩定。

第6篇：當前世界經濟現狀范文

沒有人會否認69年前“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各國戰后重建起到的作用，但同樣也沒有人會辯解這一體系帶有鮮明的“美國色彩”。風雨飄搖走過近70載，布雷頓森林體系總是讓人愛恨交加。其遺產和讓人頭疼的難題依然保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0年提出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被美國國內政治綁架就是明顯例證。

與此同時，世界金融、經濟和貿易領域出現多個互相交融的新趨勢，這也給世界經濟治理秩序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戰。

如今，“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一直是個熱門說法，但欲知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未來，應知他從何來，欲知如何改進這一體系，應知原體系的內在缺陷。但不可否認的是，改革這一“死而不僵”的貨幣體系，需要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并接上世界經濟版圖變化的新“地氣”。

從何而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見到曙光的1944年7月，美國、英國、中國等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東北部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開會，商討戰后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和戰后重建事宜。經過艱苦卓絕的談判和討價還價，各國決定建立世行的前身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兩大機構，前者致力于促進戰后重建，后者司職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加上1948年正式生效的世貿組織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三鼎”成型，人稱“布雷頓森林體系”，標志著英、美兩國全球經濟盟主地位實現機制化的易位。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有其必然的歷史背景。在地緣政治層面，二戰之后，世界權力版圖發生巨變，英、美兩國的國際政治、軍事、經濟霸主寶座易位。在金融話語權層面，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金本位制下央行貨幣空間局促的弊端暴露，英國等發達國家紛紛放棄金本位制以應戰通縮，一戰后成型的各國貨幣與英、法等大國貨幣掛鉤的國際金匯兌本位制分崩離析，二戰后大國開始新一輪角力，以建立有利于各自的全球金融秩序；在二戰中耗費糜巨的英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負債國，而美國則成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美國肯塔基州諾克斯堡的巨量黃金儲備成為美國經濟實力和傲人財富的鮮活詮釋。

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兩大支柱，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地址，告訴世人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當仁不讓的主導地位。盡管英國人當年極力反對，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最終落戶華盛頓，而且兩大機構總部地址同白宮僅有一街之隔。

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關鍵人物是學者出身的美國財政部官員哈里·懷特（Harry White）。在學術造詣上，懷特顯然不能與經濟學大師凱恩斯比肩，但是憑借戰后美國擁有全球四分之三黃金儲備和強大軍事實力的大國地位，懷特和時任美國財長的摩根索控制了布雷頓森林會議的議程設置、專家分組、討論時間分配、會議文件起草等關鍵環節。懷特力主強化美元地位、采取美元和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制來防止英國等貿易大國進行競爭性貶值，他的提議力挫英國代表團團長凱恩斯，“懷特計劃”成為布雷頓森林會議最后通過決議的藍本。

是否還在

隨著二戰后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全球各國對黃金的需求銳增，加上越戰和美國約翰遜總統“大社會”福利開支擴張等因素沖擊，到1968年，美國占全球黃金儲備的份額降至四分之一，維持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其他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固定匯率制日漸吃力。

上世紀60年代，美聯儲放松銀根的舉措又導致國內通脹抬頭、經濟競爭力下降。為應對國內經濟困局，1968年，美聯儲取消發行美元必須要有幣值2598的黃金支持的強制性要求，部分切斷了美元和黃金的連接渠道。按照美國經濟學家艾倫·梅爾策（Allan Meltzer）的看法，當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完全以國內經濟政策目標為導向。

歷史總有相似性，如今美日等國央行完全以國內經濟目標為政策導向的做法似乎在重演歷史。隨著其他國家積累的美元儲備日益增多，美國面臨黃金償付危機，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宣布不再向外國出售黃金，徹底切斷了美元和黃金的連接渠道。若說隨著這一標志性事件的出現，布雷頓森林時代已是過去時，似乎又與事實不符。“懷特計劃”是希望借黃金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阻止英國等貿易伙伴用貨幣競爭性貶值來謀求貿易優勢，但由于金本位制的內在缺陷，1971年，美國被迫結束懷特提出的構想。即便如此，美元依舊是全球最重要的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

國際機構總部所在地是所在國影響力的重要標志。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仍在華盛頓，并未向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凱恩斯所建議的在倫敦設立第二總部，也沒有在其他國家設立第二總部，兩大國際機構的工作語言仍是英文。美國人一直擔任世行行長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美國是性一擁有對兩家機構重大決策否決權的國家，各個關鍵職能部門中的重要決策背后都有美國人的身影。

讓兩大國際機構成為全球“金字招牌”的并非他們的辦公樓有多氣派，而是辦公樓里藏龍臥虎。在兩個各擁有188個成員國的機構里，高管盡管膚色不同，但多數擁有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經歷，對美式思維和價值觀有著較強的認同感。2012年競選世行行長的美國候選人金墉、哥倫比亞前財政部長奧坎波、尼日利亞經濟統籌和財政部長奧孔喬一伊韋拉的膚色不同，大多數媒體和評論人士將注意力放在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爭。其實換個角度來看，3人皆畢業于美國常青藤名校并多年在美工作，能用流利的英語會話，美國是他們事業騰飛的平臺，3人的履歷有著極其相似之處。

此外，兩大國際機構的影響力并未被邊緣化。東南亞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再度表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維持全球金融穩定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在提供技術支持和全球宏觀經濟監測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世界銀行在減貧、消除發展瓶頸方面的經驗無人能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面貌發生巨變并非壞事，世行名稱和職能的演變表明全球已走出了二戰炮火的創傷；黃金與美元掛鉤的金匯兌本位制結束，從側面印證了全球貿易流、物流的極大繁榮；區域性經貿、金融合作見證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多極格局。

走向何方

包括前世行行長佐利克在內的美國精英并不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已是過去時，而是處在不斷演進的現在進行時，三大國際機構的構架、定位都在動態調整。若與三大國際組織建立之初相比，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發生巨變。研究該體系的知名學者、美國外交學會資深研究員本·斯泰爾（Benn Steil）告訴筆者：“如果懷特和凱恩斯能活到今天，肯定已經認不出布雷頓森林體系了。

盡管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的細節尚待完善，但已經成為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秩序調整中的一個標志_生事件。《華盛頓郵報》等美國主流媒體指出，金磚五國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兩成，總共擁有約4.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金磚五國的提議將使得主要新興經濟體整合力量，全球金融體系中有影響力的將不只是美歐所主導的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

盡管世界經濟治理秩序的未來面貌尚難定論，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勢必將擁有更大的話語權。斯泰爾認為，金磚國家設立開發銀行就是給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敲響了警鐘。半個多世紀前規劃世界治理秩序離不開美、英兩國的協商，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榮譽所長伯格斯滕認為，當前世界經濟治理架構的改革迫切需要美、中兩個大國的合作與謀劃，未來世界經濟和金融秩序的規劃關鍵在于美中兩國的協商。

凱恩斯當年曾提議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由美國和英國共同享有否決權，一超獨大的美國否決了這一提議。但是在目前的背景下，美國的相對經濟和軍事實力和其他新興經濟體之間在逐漸縮小，美國應當考慮在現有的國際舞臺上，讓其他新興經濟體大國享有否決權，避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成為美國人一家的游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在春季會議期間告訴筆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要像“鏡子”那樣反映世界動態。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背景是世界地緣政治版圖和二戰后大國間經濟實力對比達到質變的臨界點，如今全球各國經濟實力的對比又達到新臨界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今年的經濟總量將在歷史上首次超過發達經濟體，拉加德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來自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員工比例已升至44%來印證中國等國家力量的崛起，美國已成為全球最大借債國，頗像二戰后英國的地位，中國、巴西、俄羅斯這些新興經濟體都是持有美國國債數額超過1萬億美元的債主。

關于當前全球經濟、金融秩序的內核，德意志銀行經濟學家邁克爾·杜利（Michael Dooley）等人在2004年提出“復活版布雷頓森林體系”（RevivedBretton Woods System，BW2）的概念，其觀點有合理之處，也引發了熱議。根據杜利等人的看法，資本富足的美國通過國際資本市場以較低的利率短期舉債，來應付國內巨額財政赤字的壓力，同時再把國內的資本以長期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輸出到勞動力富足但資本短缺的國家，賺取更大的投資利潤，美國繼續扮演“短借長貸”的“世界銀行家”角色，這種金融循環對于美國和其他國家都是一種雙贏，盡管美國存在巨大的經常項目赤字，但是BW2體系或許比原布雷頓森林體系更具可持續_生。

但是，也有專家持反對論調。希臘央行的史蒂芬·霍爾（Stephen Hall）等學者則認為，BW2并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樣穩定，他和原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樣，同樣面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資產泡沫、金融危機這些穩定破壞性因素的威脅。曾任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的埃德溫·杜魯門（EdwinTruman）認為，美國聯邦政府年度財政赤字占GDP高達8%、經常賬戶項目年度赤字超過3%的內外“雙逆差”局面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不可持續。美國接近債務危機臨界點是學界的共識，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一項重要內容是美國需調整過度依靠借貸消費的經濟增長模式。“末日博士”魯比尼認為，和原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在BW2時代，美國的經常項目從順差變為逆差，美國國內的溫和財政赤字變為巨額財政赤字，這預示著BW2時代或將是一個“短命時代”。

史可明鑒，布雷頓森林體系留下的遺憾也為未來的努力指明方向。在懷特看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支柱，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建設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嘗試，但是該體系并未建立凱恩斯提倡的超儲備貨幣，從而來克服信用貨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為了緩解國際金融體系困境而在1969年設立的IMF特別提款權（SDR）并非完全意義上的超儲備貨幣。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曾提議擴大SDR的使用范圍，創造一種與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以避免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

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規劃師”懷特將匯率作為自己思路構架的核心，匯率議題確實是連接各國利益的主要橋梁。BW2時代是一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時代和國際貿易分工大繁榮的時代，貿易和金融政策密不可分，各國既要避免全球流動性不足造成的國際貿易萎縮，也要避免濫用央行創造流動性“無錨”的現狀來謀求出口優勢和減小償債壓力。

目前，日元等幣種“競爭性貶值”盡管主觀目標未必是謀求出口優勢，但客觀結果會使得日本出口商更具全球競爭力。懷特最初沒有設立世貿組織的考慮，因而在原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實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在匯率、貿易政策上的有效合作來抑制貿易保護主義缺乏有力的制度_生保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難以對日本這樣大股東的貨幣政策“吹響警哨”，這些都成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軟肋。

第7篇：當前世界經濟現狀范文

關鍵詞：新常態；國企融資；對策

當前世界的經濟發展水平日益提升，經濟全球化的趨勢逐漸顯露出其強大的市場影響力度，我國企業想要在這種環境中占據主導地位，就要把握住當前世界經濟環境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國企是我國國屬性質的企業，其在發展經驗與企業規模上相較于民營企業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政府逐漸加大對于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這就使得國有企業的發展受到了阻礙，重點表現在企業融資的困境上。

一、新常態背景下國企融資的機遇與挑戰

我國經濟逐漸走向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減緩，經濟全球化趨勢日漸凸顯出來。我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經濟大國，在這種環境下，按照正常的評價標準來說，我國的企業應該正處于勢頭正猛的發展狀態，尤其是國有企業的發展更應該與國家經濟發展的水平持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趕超國家整體水平，占有絕對的市場優勢。然而，就目前我國的國有企業的融資現狀來說，其本應具有的發展優勢已經逐漸成為阻礙其發展的局限與約束。

首先，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快速發展的國際環境當中，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越來越頻繁，貿易手段也越來越自由，但國有企業的外商合作率并不高。究其原因，許多國外的企業會出于貿易保護主義的想法，排斥與國有屬性企業的合作，他們會認為國有企業必然會帶有一定的政治管理因素，這與單純的經濟往來目的相違和。這就使得國有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國際競爭的優勢，也對其進行融資形成阻礙。另外，我國的國有企業規模普遍較大，其所需要的融資金額也相對較多，其融資方式主要就是銀行貸款。國際競爭的優勢已經大大減弱了，對于銀行貸款來說，國有企業雖然具有充分的抵押條件，但是市場的需求是日新月異的，產業的經濟優勢不是固定的，面對巨大的還款壓力，一旦經營不善，無法提升市場競爭力，那么就很有可能造成企業的重大損失。從這兩個方面看，國有企業在經濟新常態下所要面對的融資問題十分嚴峻，能否在這種環境抓住發展的機遇，解決企業的融資問題就成為了決定企業發展水平的關鍵問題。

二、新常態背景下國企融資的問題

融資是支撐企業進行經濟活動的基礎條件，是企業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解決新常態背景下國企融資的問題，就是國有企業進一步發展壯大的必要環節。目前來看，我國的國有企業在融資問題上主要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政府扶持力度不大

“新常態”的概念是在河南進行考察時提出來的，其內涵就是經濟發展從高速增長逐漸轉變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進一步優化升級[1]。基于這種經濟發展的要求，并且在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當中，政府逐漸重視對于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以促進我國企業結構的均衡發展，為國民經濟發展增添新的活力。于是，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其發展優勢和市場占有率就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對于其優良的融資環境的創造也造成了影響。政府更加重視中小型民營企業的融資狀況，提倡建立致力于這類企業融資的金融機構，然而對于國有企業的融資扶持力度就遠不如民營企業，這就使國企融資陷入了困境。

（二）融資成本較高

融資過程不一定就只有資金的融入，其所需要的融資成本也是融資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考慮融資成本的高低，不能忽視銀行作為信貸發放主體的微觀行為，銀行風險偏好的變化決定了一系列降低融資成本的舉措能否順利傳導[2]。由于國有企業所需要的融資金額普遍較大，所以銀行貸款成為國有企業融資主要途徑。但是銀行風險偏好是隨時變化的，相對應會產生的融資成本就會隨之改變，這就對于國有企業在進行銀行貸款時所產生的風險規避意識制造了可能，進而影響企業對于銀行貸款的計劃制定。

（三）民營企業搶占市場資源

正如上文所說，政府逐漸加大對于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使得許多民營企業快速發展并逐漸壯大，逐漸搶占了國有企業的市場資源。相對與國有企業來說，民營企業的經濟發展更為多樣，其所能夠采取的融資方式也更多。國家促進建立了許多主要面向于中小型民營企業進行融資幫助的小額貸款公司，以為中小型民營企業的融資創造更為優良的途徑與渠道，有效地避免了銀行貸款對于中小企業產生的準入門檻的限制。而一部分國有企業可能有時也會產生小額、快速的融資需求，這一點上銀行貸款就無法滿足其需求，中小型民營企I就會順勢搶占了市場資源，對國有企業的市場占有率產生強烈的沖擊。

三、新常態背景下國企融資的應對措施

國有企業在面對著各種各樣的市場挑戰之下，想要突破這種艱難局面，就要依據自身實際的發展需求和市場主導因素，深入思考新常態背景下能夠加以利用的優勢條件，尋找解決融資難題的有效途徑與方法，進而實現企業的又好又快發展。依據上述國有企業在融資方面所存在的具體問題，主要可以采取以下幾點應對措施：

（一）加大政府對國企的扶持力度

國有企業作為我國企業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其豐富的發展經驗和規模優勢成為我國企業中極具競爭力和發展優勢的重點企業類型。政府目前對于國有企業的扶持力度相對較低，這是造成其產生融資問題的重要原因。所以，政府應轉變對于國有企業的消極發展態度，從任其以傳統模式發展逐漸轉變為積極促進其創新轉型發展。政府應對于存在融資難題的企業進行適當的資金幫扶，同時著力調整當前對于國有企業在政策、制度方面的限制內容，并且適當減少政府對于國有企業在對外貿易交流上的控制力度，給予其自由的經濟發展空間。

（二）完善國企的融資方式

國企的融資方式存在的問題就是融資的渠道較為狹窄，不能滿足企業在不同環境發展中的不同融資需求。我國的國有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就是銀行貸款，但是，銀行貸款存在著一定的弊端。銀行貸款的辦理程序較為復雜，所耗費的時間也比較長，且所要求的貸款金額較為巨大，利息率也相對比較高，然而有時企業可能需要的是能夠快速到位的小額貸款，在填補企業資金需求的同時也能夠適當地降低融資成本。這就要求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融資方式，拓寬傳統的只能夠依靠銀行貸款的融資形式，以滿足不同情況下的實際融資需求。

（三）提高企業的品牌價值

面對眾多新興的民營企業踴躍出現的情況，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已經大大減弱，這就要求我國的國有企業必須盡快轉變企業的發展模式，重視加強企業的品牌價值，以品牌優勢快速搶占市場。國有企業融資困難，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根本性因素就是企業的經營發展不力，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下降，不能夠為消費者創造消費吸引力，使得品牌的價值受到影響。對此，企業應加強對于產品質量的監督與把控，并且擴大宣傳，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創造品牌價值，繼而解決融資方面的問題。

四、結論

在新常態背景下，我國整體進入了經濟轉型的時代，企業也面臨轉型升級的挑戰。國有企業作為我國企業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升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影響因素。國有企業能否把握住新常態背景下企業發展的機遇，是決定其能否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性因素。目前國企在融資環節上存在著諸多問題，要想改善其不良的融資狀況，除了要從企業自身出發之外，還要適當運用政府的支持手段，企業與政府通力合作，為應對經濟新常態所帶來的困境開辟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1]蔡志強，張瀟文.經濟新常態下國企思想政治工作面臨的挑戰與對策思考[J].國資報告，2016，01（07）：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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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黃菲菲.淺談如何做好新常態背景下的國企企業文化建設[J].大眾科技，2016，06（04）：162-164.

[4]余佳琴，⒂.新常態下中小企業民間融資的現狀及對策研究[J].商，2016，10（05）：180-181.

[5]楊敏，黃翔.新常態背景下電子商務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及對策研究[J].價格月刊，2015，10（08）：58-62.

第8篇：當前世界經濟現狀范文

一、關于統計標準和口徑

目前，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分類標準有三種版本：一是科技部、原外經貿部、財政部、稅務總局、海關總署于2000年制定的《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目錄》；二是科技部、財政部、稅務總局于2000年制定的《中國高新技術產品目錄》；三是國家統計局于2002年制定的《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分類目錄》。三個版本各有各的用途。但是，近幾年我國海關總署提供的高技術產品進出口數據卻是依據美國商務部制定的《高技術產品進出口統計目錄》，從海關進出口登記中提取的。因此，我國海關報出的數字與美國的統計數具有可比性。

但據我國海關統計，2004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為1654億美元，其中電子信息產品即IT行業產品為1601億美元。初步查實，經合組織統計的1800億美元可能出自我國信息產業部去年12月的1―11月份電子信息產品出口數(只有該部每月此項指標，且數額大體吻合)。而信息產業部公布的2004年全年電子信息產品出口額則為2075億美元。據了解，信息產業部使用的出口目錄在海關目錄的基礎上擴大了一些范圍，因此數額較大，與美國的口徑不可比。但是，即便按海關的數字，2004年我國IT行業產品出口額也比美國的1490億美元多111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也比歐盟15國總和1390億美元多211億美元，也是首次超過歐盟15國總和，居世界首位。

二、遠不能說中國是世界最大科技出口國

2004年我國確實生產和出口了大量科技產品，但決不能由此得出中國是世界最大科技出口國的結論。因為產品只是科技的載體，而生產這些產品的技術絕大部分不是中國自己的。正如科技產品的使用者一樣，擁有了產品不等于擁有了技術。我國芯片80％以上專利、數控機床和紡織機械制造70％以上專利、汽車制造90％以上專利、光纖制造100％的專利都是從外國引進的。在許多中外合資企業，外商實際只投入30％資本，加上技術人股等就能占有50％的股份，并通過對每一批產品都要收取專利費等卻可以獲得企業實際利潤的70％。秦皇島港貨場上的大塔吊和堆取料機是中日合資企業生產的。按設備重量，中方占9．0％；因為核心技術是日方的，按價值量則是日方占90％。我國IT產品生產規模確實很大，僅東莞市生產的鼠標就占全世界生產量的50％―60％。但據有關資料報道，珠三角地區生產出口的科技產品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只占3％左右。經合組織的這份統計報告也指出：“中國IT產品制造在芯片和電子元器件上嚴重依賴進口，去年電子元器件的貿易逆差就上升到近620億美元。”2004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雖已躍居世界第三位，而加工貿易出口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分別占到55．3％和57．1％的份額，且科技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又主要集中在加工貿易和外商投資企業。不僅關鍵技術大多掌握在外商手中，或者主要依靠引進，而且產品銷售和服務網絡也主要為外商所控制，故利潤的大頭在別人那里，我們只是承擔中間加工的任務，收取少量的加工費。中國真正成了“世界工廠”，而工業污染也留在了這里。這也是我國加工業規模雖然很大，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很多，而工業增加值和全部新增社會財富卻不算多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不僅不能說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科技出口國，相反地，中國其實是世界最大的科技進口國。

三、國際產業分工的新格局

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倡導的世界經濟一體化，是為其跨國公司更多地利用世界資源和占領國際市場而設計的。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引下，中國／頃應和平、發展、合作的國際潮流，主動加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我國改革開放政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政策相結合，中國大量廉價勞動力特別是1億多農民工和國際資本、先進技術及管理相結合，并進入國際生產和貿易體系之后，不僅改變了中國經濟，也對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由此明顯提高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潛力，引起要素市場和商品市場相對價格發生改變，并產生了以下四大效應：一是大量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像潮水般涌向世界，產生了積極的供給效應；二是使跨國公司的資本回報率大幅上升，產生了巨大的財富效應；三是對全球通脹產生了有效的抑制效應；四是有助于維持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

從近幾年我國對東南亞國家、我國臺灣省、日本、韓國等都有著大量的貿易逆差，而對美國和歐盟卻實現了巨額順差，可以看出我國正處于這樣一種國際產業分工的新格局之中：一些跨國公司把在東南亞生產的元器件送到中國大陸加工組裝，然后向美歐出口；把在臺灣省生產的核心元器件送到祖國大陸配套組裝，也向美歐出口；日韓兩國也把大量核心元器件送到中國加工組裝，再向美歐出口。這幾根產業鏈條十分清晰地展示在我們面前。之所以這樣做，無非是要利用我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和環境，獲取最大的利潤。當然，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產品是在中國市場消化的。在國際產業分工的新格局中，西方跨國公司的地位和作用舉足輕重，并獲得了巨大的利益。當今的世界經濟確實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這是與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根本區別，也是中國與美日歐之間政治經濟關系同十年前相比發生的最深刻的變化。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也不允許中國經濟出問題。如果中國經濟出現大的波動，亞洲經濟乃至世界經濟都會受到沖擊。反之，如果誰要故意遏制中國、搞垮中國經濟，他自己也會蒙受嚴重損害，誰也不能獨善其身。這種格局至少在20年內不太容易改變。這為我國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四、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

當前，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是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突出問題。其實質是南北差距越來越大。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經常項目貿易不平衡。東西方之間經常項目貿易失衡，特別是亞洲國家和美歐尤其是美國經常項目貿易失衡的情況比較嚴重。

第二，發展中國家過分依賴美國的市場，美國過分依賴外國的產品。美國加工業大量向外轉移，服務業也搞外包，經常項目逆差逐年迅速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MF)預測，2005年將達7590億美元，占全球經常項目逆差總額的70％以上。

第三，發達國家資本項目出現大量贏余，巨額國際游資找不到出路。近年來，出現了一些發展中國家成為資本輸出國，而一些發達國家卻成為資本接受國的奇怪現象。前幾個月，進入國際石油期貨市場炒作的各種

投機資本竟高達8萬億美元。如果引導不好，這是一個極具破壞性的力量。

第四，科技研發活動高度集中在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聯合國貿發會議報告稱，2002―2004年，全球研發外國直接投資(FDl)項目中，90％以上由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發起，其中美國占總數的近50％，其次是歐盟和日本；以研發為主要業務的外國子公司中，近70％設在美國、歐洲和日本。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附帶了許多技術訣竅，極大地增強了它的收益能力和對東道國的影響力。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美國已連續27年出現經常賬戶貿易赤字，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而國際收支平衡還過得去?最近，英國《金融時報》文章指出，“暗物質”(dark matter)在填補美國赤字。這“暗物質”有多種來源，而附帶了許多技術訣竅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專利兩項所獲的巨額回報則是最大的來源。作者認為美國的“暗物質”是一種穩定的資產，約占美國GDP的40％。由此不難理解，美國對保護知識產權會比“命根子”看得還重。

五、值得關注的幾個結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世界經濟已形成了物質產品由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流向發達國家，技術專利則由發達國家大量流人發展中國家，資金或財富又以各種方式大量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這樣一個新局面。進而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一是根本談不上中國是世界最大科技出口國。西班牙《先鋒報》發表的這篇文章題目就叫“科技領先與紙老虎”，作者其實是看得很透徹的。經合組織報告說“中國是世界最大科技出口國”是不符合事實的。我們實在是枉擔了虛名。

二是中國對美國和歐盟貿易的巨額順差是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綜合結果，不是中國一家造成的。近兩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的第一貿易伙伴，實際上是分擔了日本對美國的順差，減緩了美日貿易的矛盾，而中國只是“過路財神”。應該說，近幾年在亞洲各經濟體與美歐的貿易摩擦中我國被推上了第一線，承擔了巨大的國際責任，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對此，大家都心中有數。日本企業從與中國的合作中獲利頗豐，并對拉動日本經濟回升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可見，中日之間在“政治冷”的大背景下，卻能保持“經濟熱”的強勁態勢是自有其緣故的。

三是國際貿易不能單看海關統計數字。國際貿易包括實物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以及技術、專利的貿易等。而海關統計一般只有實物的商品貿易。在現代社會，服務貿易和技術專利的貿易額迅猛增長，且許多是通過互聯網等先進手段進行交易的，根本沒有國界之分，一般也無法進行統計。例如，在舊金山研究所設計的服裝圖樣，用互聯網傳到江蘇的加工廠生產，成衣又擺在美國各大商店的貨架上，出口額都算是中國的，而利潤的分配卻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景。如果單以海關統計數字論貿易的高下、順差的大小實在是很片面的。如前所述，美國商品貿易雖然有巨額赤字，但其服務貿易特別是專利貿易和以技術對外直接投資項目所獲的回報卻有著大量的贏余、數額相當豐厚。這本來是美國長期以來發展戰略調整的預期目標，而美國卻為什么總是對那些“有形”的逆差叫得很兇，而對“無形”的巨額順差避而不談呢?也許是想趁世人尚未完全看清這“無形’順差的“廬山真面目”之時而要從其他方面謀取更大的利益。

第9篇：當前世界經濟現狀范文

一、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主要表現及其危害

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分離并不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只是二者分離的一個集中反映。早在20世紀80-90年代，世界范圍內的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就出現了明顯的失衡現象，突出地表現為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在數量關系上出現失衡，金融經濟部門數量明顯超過了實體經濟部門數量，并且在規模上金融經濟資產也超過了實體經濟資產，這些現象都表征著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在數量上、規模上、地位上都在發生著顛倒，實體經濟有先前的主導位置轉變為現在的輔助位置，而金融經濟由先前的輔助實體經濟發展的角色轉變為經濟發展中的主體，并逐漸脫離實體經濟而獨自運行。衡量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主要指標是金融資產比率、金融交易量比率、金融資產系數，等等。隨著這些指標的上升，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就表現的越明顯。

隨著開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的蔓延，世界范圍內的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又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征。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在危機發生之前的相當一段時期里一些發達的經濟體中出現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顯著失衡，這是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共同特征。這一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有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大規模的兼并行為在大量大型金融企業中出現，導致經濟體中出現高度集中的問題。這種因為大肆合并而導致的高度集中進一步又在一定程度上給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一則金融企業因高度集中而為金融企業的高層管理者帶來了追逐高額薪酬的機會，再則是由于高度集中而使得金融機構出現嚴重的道德風險，即憑借自身不斷擴大的經營規模而無需承擔破產風險的憂慮，即使有破產的風險和可能，政府也會因為其規模巨大一旦破產就會給整體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影響而出手相助，因此，這些大型金融企業就減少了必要的風險防范，甚至會做出一些嚴重不利于自身發展和整體經濟發展的風險經營行為。

第二，由于金融經濟大大超過實體經濟，導致經濟活動中的大量交易發生在金融經濟領域，實體經濟受到越來越大的擠壓，致使金融經濟中的交易出現純粹性的投機行為增加，乃至金融經濟徹底拋棄實體經濟，脫離與實體經濟的正常、必要的聯系，致使整經濟發生惡化趨勢。

第三，由于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比例失衡，導致金融經濟中的投機因素影響到經濟指標，許多價格指數因為實體經濟的弱小和金融經濟的強大而難以真實反映實體經濟的運行現狀，這也進一步致使大量價格指數失去了其作為國民經濟運行的“晴雨表”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實體經濟由于金融經濟的擠壓而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大量社會資本從創造真實價值的實體經濟領域流出，而流向金融經濟領域，而金融領域由于其投機而出現出虛假繁榮，這又進一步掩蓋了實體經濟中的諸多問題，進而影響了整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發展中的金融經濟大大超過了實體經濟，金融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地位顯著提升，這是世界經濟結構演變中的一個最為顯著的特征。這種發展趨勢既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作用。一方面，由于金融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加，大量社會資源流向金融經濟領域，金融經濟在社會經濟整體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資金配置和流動指引的中介和配合作用，進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如果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出現過度失衡，導致金融經濟由于過度集中而缺乏約束，甚至因為金融經濟的過度發展而損害了實體經濟的發展，這對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又具有十分不利的影響。金融經濟在本質上是服務于實體經濟,這是其最為主要的職能，一旦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發生分離，這對實體經濟乃至社會整體經濟都具有破壞性影響。因此，如何把握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之間的比例并防止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就顯得十分重要，這需要弄清楚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原因及其防范措施。

二、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主要根源及其防范

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是隨著金融經濟在數量、規模、地位等方面顯著超過實體經濟中而形成的，隨著這種趨勢的延伸，二者的分離必將對社會整體經濟發生消極影響。深入分析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原因，這對于防范因二者的分離而損害實體經濟和社會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總體看來，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根源主要有：

第一，金融資產比率增加，風險擴大。在談金融經濟發展甚至超過實體經濟時，實體經濟的發展是不可回避的問題。無論是在實踐順序上還是在現實貢獻上，實體經濟都是比金融經濟更具根本性，一方面金融經濟必須在實體經濟有了一定發展之后才能出現，另一方面實體經濟在任何經濟發展時期都是金融經濟發展的現實背景和經濟支撐。因此，金融經濟的興起、發展都是以實體經濟的發展、繁榮為基礎的。但是在世界范圍內，由于實體經濟的交易需要外匯，這離不開金融經濟的支持，金融交易對于世界范圍的實體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一旦出現金融經濟，各種風險就不可避免。因此，金融交易的增長會比實體經濟增長更快，于是就出現了金融資產比率增加，這不僅是經濟發展的機遇，也是經濟發展的挑戰，主要表現為金融經濟的過度集中而損失社會經濟。

第二，技術和制度因素也是致使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重要原因。在技術方面，技術發展和創新使得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都深受全球化影響而具有國際性，因此金融經濟的類型也日益增多，金融經濟的發展速度大大提高，金融交易也越來越大，金融資產比率也相應提高。在制度方面，隨著金融經濟超過實體經濟，金融交易中的短期機會主義、各種非理、跟風行為、短期績效評價等都與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發生分離有關，這些行為都是一定的制度因素的結果。

第三，金融管制的弱化與自由化的膨脹，這是導致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甚至是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直接影響因素。這種金融管制的弱化首先表現在國與國之間的金融管制的解除，使得資本的國際流動越來越厲害，另一方面還突出表現在一個國家內部的金融管制的弱化和解除，這加強的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導致金融交易量的增加。

總之，導致金融經濟與實體相分離的原因是多方面，也是綜合起作用的，以上三個方面是其主要方面，防止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措施也應該從以上方面入手，協調好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比重及其相互關系，只有這樣才能促進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共同發展，進而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金融經濟應以服務實體經濟為自身發展的立足點

世界經濟的發展和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都離不開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在本質上看，金融經濟產生自實體經濟的發展，金融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也離不開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金融經濟將自身定位于服務于實體經濟對于金融經濟自身的發展乃至世界整體經濟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這次世界金融危機在表面上看似是金融領域的危機，其根源仍在與實體經濟，即金融經濟的過度發展和集中嚴重影響了實體經濟，最終又導致金融經濟缺乏實體經濟的必要支持，進而出現了全球性質的經濟危機。這些金融危機出現的表現是金融機構和企業越來越具有自我滿足、自我服務、自我強化的傾向，金融經濟已經基本上徹底脫離了實體經濟的發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金融經濟還干擾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金融危機的根源還是在于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的分離，致使金融機構和企業缺乏實體經濟的必要支撐。

因此，世界走出金融危機根本出路還在于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并積極引導金融經濟為實體經濟服務，促進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金融機構努力改革做到為人民服務、為中小企業服務、為科技創新服務，根本上是金融經濟要為實體經濟服務，這既是實體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金融經濟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經濟危機走向緩和的重要條件。

參考文獻

[1] 王振山.金融效率論.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