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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論文關鍵詞 落戶 核實 辦理

男到女家落戶協議顧名思義是指男女雙方結婚后，男方到女方家并與女方父母一起生活，對女方父母盡生養死葬的義務。這種協議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也是一種社會時尚，應予以提倡和保護。在古代，男子婚于女家并成為女方家庭成員的婚姻形式俗稱招婿，原為母系家族婚制，是從妻居、服役婚等古婚遺俗的發展，入贅得以延續的原因或是女方需要勞動力，需要養老傳宗接代，或是男子家貧而無力娶妻只能以身為質到女家完婚。秦漢時入贅形式具有贅婿服役的性質，宋代以后入贅變為贅婿補代、贅婿養老性質，女方沒有男性子嗣，招婿上門接續家祧，補充勞力并贍養女家老人，贅婿有改姓和不改姓兩種形式，現代社會平等，男到女家落戶，大多出于日常生活、住房、養老等的需要。

但近幾年男到女家落戶協議公證的業務量突然有了比較大的上升，這是社會思想進步的表現，但我們隨之也發現了存在的大量問題，眾所周知，如今所說的男到女家落戶即男方婚后到有女無兒戶家生活、居住，在古代稱為入贅，在前幾年還是一個比較受冷落的業務，在沂源這個比較落后的地方，這樣的業務量很少，但短短幾年的工夫，成了沂源公證的支柱業務，在這之中也暴露了很多問題。

一、當事人辦理男到女家落戶的目的已歪曲了辦理此公證的初衷和立法的初衷

近幾年因辦理男到女家落戶協議的數量急劇上升，引起了公證人員的高度注意。根據山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夫妻雙方均為農村居民且以農林牧漁業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經夫妻雙方申請，縣級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批準，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一）男方到有女無兒家結婚落戶，與女方父母共同生活，并履行贍養義務的（女家姐妹數人只照顧一人）。本來辦理男到女家落戶協議的立法初衷就是為了解決有女無兒戶老人的贍養問題，也是為了解決計劃生育中男女平等的問題，但根據辦理這些公證時當事人的陳述及了解的情況，公證人員發現多數人辦理男到女家落戶的目的是為了鉆法律和政策的空子，是為了生育二胎才來辦理的。在我們辦理的一起公證中，老兩口李某、王某一生只有兩個女兒，沒有兒子，大女兒在本村居住，因大女兒第一個生育的是女兒，正常批準生育二胎，二女兒在外村居住，二女兒第一個孩子是男孩，為了能再生育二胎，二女兒一家將戶口遷入了父母家，并要求辦理男到女家落戶協議公證。公證員受理這件公證后進行了核實，經向村民及有關村干部核實，李某、王某的生活主要靠大女兒一家照顧，二女兒、二女婿一家只是戶口掛在其岳父母家，因經濟問題二女兒一家與二位老人及大姐關系很緊張，他們也沒有共同生活的感情基礎，在單獨了解老人時，老人反映二女兒、二女婿辦理這份公證就是為了生育二胎，戶口在他們家但從不在這里居住，根據了解的情況，公證員以其二女兒沒有與老年人共同生活居住、沒有對老年人盡贍養義務、沒有共同生活的感情基礎為由拒絕為其出具公證書。在我們辦理這類公證時這樣的情況太普遍，很多老年人不考慮自己的晚年生活，只是一味遷就子女的需求，即使與女兒女婿關系不好也委屈求全為了女兒能申請二胎，在辦理公證時不能表達自己的真實意思。

通過這些案例，在吸取辦理這些公證時的經驗和教訓后，在辦理這些公證時我們分別對當事人進行詢問，首先對老年人講明辦公證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他們的晚年生活和利益，批不批二胎與贍養他們沒有必然的聯系，首先做通老年人的工作，不能只為了子女的生育問題，首先要考慮來落戶的女婿是否與自己關系融洽，對自己是否照顧，至于批二胎的事情是另外一個問題，公證處不承諾辦理了公證就能批二胎，因為當事人辦證的目的是我們必須審查的第一要務。

二、男到女家落戶協議需不需要逐一調查核實

在我們處及業內存在兩種觀點，一是認為不需要調查核實，認為男到女家落戶屬于協議性質，只要雙方當事人協商一致簽訂了協議，沒有必要調查核實，核實是浪費人力、物力。但通過這幾年的實踐我們處主張大多數男到女家落戶協議需要調查核實，因在公證處辦理公證時，當事人因種種原因不能如實反映真實情況。第一是有些當事人簽訂了協議只是為了達到自己生育二胎的目的，根本沒有履行贍養老人的義務，在我們前幾年辦理的一件公證中，一位老年人有三個女兒，為了老有所養，為三女兒辦理了男到女家落戶協議，在三女兒生育二胎后就搬回原籍對老人不聞不問，因贍養老人問題一家人一直不和，老人因贍養問題還曾多次找到公證處，公證人員也多次給調解，最后訴諸法院，辦理這樣的公證影響了公證的公信力，為了維護公證的嚴肅性，我們辦理這類公證時都要求核實，第二是核實女兒女婿的戶口是否遷入岳父母家，是否與岳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關系相處如何，看有無共同生活的感情基礎，是否對岳父母盡贍養義務，落實是否共同生活是否有一定期限，因為有些當事人為了辦理公證，臨時到岳父母家生活幾天，等辦理完了公證就搬回原籍，老人還是沒人照顧。在我們核實時就有一戶老人共四個女兒，結婚后均居住外村，為年老有人照顧，讓小女兒、小女婿搬回老人家當養老女婿，照顧老人的生活，為了辦理公證申請二胎，小女兒將戶口遷入了父母家，我們去核實時老人反映，小女兒一家只是把戶口空掛在了他們家，平時很少來照顧老人，老人年齡已大了，原來沒有辦理公證時幾個女兒還經常來幫助打理，自從辦理了公證，幾個女兒都與小女婿攀比，認為他享受了計劃生育優惠政策，就應該他多來照顧老人，小女婿以家里忙為由不對老人盡義務，公證人員經核實，拒絕為其出具公證書，因為他沒有履行協議的能力和誠意，如果辦理了公證姊妹幾個都與他攀比對老人更不利，家庭更不和睦了。

在核實時我們還發現某村的一村民，家里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多年前就從外地招了一養老女婿，婚后一直與老年人生活在一起，關系很融洽，大女兒頭胎生育了一個女兒，他們不用辦理公證就能生育二胎，二女兒、三女兒都結婚到外村，二女兒頭臺生育一個兒子，為了生育二胎，二女兒一家又想盡辦法把戶口遷入了岳父母家，想辦理養老女婿申請二胎，我們公證員受理后，經到村里核實發現了這一問題，大女婿已經在岳父母家生活多年，對岳父母盡了贍養義務，不能因為他沒有享受到計劃生育政策的生育優惠就否認他，不能讓二女兒鉆法律政策的空子，他們是惡意隱瞞大女婿已是養老女婿的事實，為此拒絕為其出具公證書。

在調查核實時還發現辦理男到女家落戶協議時，村里的家庭成員證明及當事人陳述必須嚴格核實，雖然在辦理公證時公證人員三令五申告知當事人提供真實材料，作如實陳述，可是當事人總是抱有僥幸心理，這就需要公證員細心觀察、認真核實。在我們核實一起公證時就遇到了這種情況：一對老夫妻聲稱與其唯一的女兒女婿簽訂了協議，村干部還多次催促盡快出具公證書，等公證員到村里核實時卻發現老兩口還有個養子，只是兩家關系不太好，老人是瞞著養子去辦理了公證，村干部在這里面也是起了很大作用，在對其養子進行核實時，該養子稱：如果給他們辦理了男到女家落戶協議公證，我就到有關部門反映舉報，老兩口雖然與我關系不好但我們沒有解除收養關系，我畢竟還是他們的兒子，他們不能無視我的存在去辦理養老女婿公證，他們的目的一是為了女兒能生育二胎，二是為了得到家產。根據了解的情況，公證員給當事人講明情況后拒絕出具公證書。根據我們這幾年調查核實的情況，我們認為男到女家落戶協議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協議看上去是雙方自愿的，但在協議的背后卻隱藏了很多當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為了避免這些問題的出現給公證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和信譽危機，我們建議辦理男到女家落戶協議時應針對不同的情況進行詳細的調查核實，雖然投入的精力很大但對預防糾紛維護法律的嚴肅性還是起顯著的作用。

三、關于男到女家落戶協議能否一個家庭多人辦理的問題

對男到女家落戶協議能否一個家庭多人辦理的問題在實際工作中也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我們辦理男到女家落戶協議主要是證明男方到女方家與其妻子一起對老年人盡贍養義務，姊妹中辦理一個或辦理幾個也沒有什么關系，贍養老人贍養人越多越好，法律上也沒有禁止條款，但本人不贊成這種觀點。本人認為男到女家落戶協議在古代就是“入贅”，從沒有一家招兩個女婿的習俗，即使現代社會進步的情況下也沒有招兩個養老女婿的慣例，在平時辦這種證時發現，不管誰家招的養老女婿，婚后頭胎生育了女孩的還沒有辦理此公證的，只有頭胎生育了男孩，為了生育二胎才來辦理公證，看來除了贍養老人外他們最大的目的就是生育二胎。

就像一位當事人說的一樣：我們不辦理公證也照樣贍養老人，既然政策有規定，我們辦理了就為生二胎用，根據《山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只照顧一個的規定，我們就不能給一個家庭辦理兩個養老女婿。正因為辦理了男到女家落戶協議公證可以照顧生育二胎，現在很多人打起了辦理這種協議的歪主意，有的是家里姊妹中已有人辦理了公證生育了二胎，想方設法隱瞞事實，再為另一個女兒辦理公證，如果公證人員審查不出而出具了公證書，為他們逃避計劃生育提供了條件，不但成了違法生育的幫兇，而且也降低了公證的公信力。

第2篇：對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計生演變為意識形態

CCN：您怎么看待計劃生育政策?其中你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楊支柱：“計劃生育”這個概念經過幾十年的宣傳，已經形成一個意識形態了。長期以來，相關部門宣傳的就兩件事情，一個要愛國，另外一個就是少生孩子。

2002年《計劃生育法》頒布實施，那時候我對計劃生育的看法就已經形成了，但對于中國的人口形勢還沒有正確估計。

在我眼里，生多生少、生育或不生育是絕對不能強制的。而此法卻具有強制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強制婦女墮胎，現在比較少了，并不是說中國政府反對這樣做，而是人們生育意識下降；再者人們比過去富裕，能夠交得起罰款了。也正是因為這樣，計劃生育又變味了，實際上成了，鎮政府和計生委撈錢的工具。

“砧板”上的超生者

CCN：你是法律系的副教授，為何這次要選擇以身試法?如果不采用這種方式，是否有更好的辦法?

楊支柱：媒體報道了很多因計生引發的惡性事件，全世界沒有別的國家如此做計生工作的。沒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反計生人士”從人權、社會可持續發展等各種不同的角度批判這個政策很多年，關于計劃生育方面的文章我也寫了幾十篇。

一個叫易富賢的人，寫了一本書寄給國家計生委、國家統計局、一些高層官員和各個大學的圖書館，我從他那拿了一百本送給北京的一些公共知識分子。易可謂不惜血本，但是有效果嗎?他們批了這么多年，還不如我生個孩子有效果。

CCN：對于學校的解聘處罰，你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沒有什么不滿，也可以理解(學校的決定)”，但博客里卻表達了你對處罰決定的質疑。你內心的真實想法是什么?

楊支柱：被解聘是意料之中的，盡管沒開除我。《計劃生育法》上規定可以行政處分，但是怎么處分卻沒有規定，這就意味著各單位可以自己裁量。比如溫州鹿城區計生局戴副局長說，今天86萬元超生罰款不交，明天就是160萬元……北京的計生罰款彈性更大，我成了他們“砧板”上的肉了!

我覺得學校本身不想處理我，就是想逼我去交罰款。而到底交多少錢，計生委卻一直沒出現，也沒找過我。學校的好多部門包括法律系的人、管計生的副院長都跟我談過，讓我不要再激怒計生委了，最好把網上東西都刪了，爭取少罰一點。

但我沒打算求他們，即使不能自由生育，但我認為放開二胎指日可待。

質疑“1.8生育率”

CCN：你認為兩到三年就會開放二胎，這么說的依據是什么?

楊支柱：這是現在面臨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

一是人口已經低慣性增長近20年，不久的將來必定大量減少。有人說現在社會還有大量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但這是教育的產物。

也有人說當前中國四五十歲的勞動力仍很豐富，但那些人都是非計劃生育時代出生的，而年輕的勞動力，尤其50歲以下的已經嚴重短缺了。

另外，現在很多小學的老師面臨失業問題――沒有那么多孩子來上學了。政府能做的就是將很多小學進行合并。有一個鄉原本20多個小學，但現在已經變成4個，其中還包括一所只有8個人的小學。這是否很可怕?

再者，2007年國家計生委主任曾說未來十年“一胎政策”不變，現在又改口說“五年不變”。還有今年年底全國將進行第六次人口普查，其結果應該在一年后公布，我對普查結果來證明“開放二胎”的說法很有信心。

CCN：有人質疑人口普查中有些數據不準確，你怎么看?

楊支柱：現在看過去的人口普查是有問題，但相對十幾年來計生委一張嘴就說“1.8的生育率”還是可信的。

國家統計局是副部級單位，計生委是正部級單位，計生委總認為統計局的統計數據不準。堅持說全國平均1.8的生育率，多年來，這個數據怎么隨著農村城鎮化而不下降，這可能嗎?

2000年人口普查生育率還是1.22，計生委說是1.8，怎么會有如此大的差距?計生委說計劃生育率這些年基本上是94％，超生只占8％左右，那么數據怎么就由1.2變成1.8了?

第3篇：對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53.3%一孩家庭沒有生育二孩的意愿

全國婦聯兒童工作部與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基礎教育質量檢測協同創新中心從2016年4月開始歷時半年，開展了“實施全面兩孩政策對家庭教育的影響”調查。范圍包括北京、遼寧等10省（區、市）的0到15歲兒童的父母。

調查結果顯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為53.3%，即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沒有生育二孩的意愿，發達地區尤為突出。

全國婦聯兒童工作部部長陳曉霞介紹道，此次調查結果顯示，80%的父母在考慮是否生育二孩時首先是考慮公共服務因素，排在前四位的分別是“孩子入園、升學的情況”、“嬰幼兒用品質量”、“生活地區環境狀況”、“孩子看病就醫的便利程度”。70%左右的父母認為，“母親的精力”、“家庭經濟狀況”、“孩子上幼兒園以前有人幫助照料”、“父親的精力”等家庭狀況也是影響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

陳曉霞表示，由于生育成本、經濟負擔、照料負擔等問題，相當一部分家庭存在“不敢生、不愿生”的現象。另外，調查還顯示，已有二孩家庭和一孩家庭父母愿意生育二孩的動機主要體現在，為了“家庭的快樂與完整”、“陪伴第一個孩子”和“想要兒女雙全”。

同時，目前超過50%的二孩家庭對兩個孩子的養育存在新的困惑，例如：如何與兩個孩子建立和保持親密的關系、如何處理兩個孩子相處過程中的種種問題等，二孩家庭家長希望獲得多樣性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

二孩生育意愿低成攔路虎

在吉林，衛計部門在二孩政策推出之初進行過生育意愿調查并由此推算出了相應數據，但政策實施一年，吉林省內實際生育情況并沒有達到預計的比例。

吉林省衛生計生委計生指導處處長姜國民說：“調查有意愿生育的是百分之十五點多，一般都有集中辦生育證的情況，按照15%推算，遠遠超過現在這個數，現在辦證的數，二孩領證是35480，預計辦證起碼有六萬吧。生育的積極性不高，沒有這個政策要這個政策，有政策又猶豫不想生了。”

姜國民表示，放開全面二孩后，城市育齡女性應該是生育二孩的主力軍，但現實問題讓不少家庭有心無力：“現在符合條件大多數都是城市人，恰恰城市遇到的困難比較多，現在城市撫養的成本也高照顧孩子時間也有限，所以生育率低。

再一個原因，現在生育的主力都是獨生子女，獨生子女生育意愿本來就很低，也沒時間照顧，都靠老人，老人往往照顧一個以后不愿意去照顧了。”

2016年，吉林省出臺《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案》，將產假延長到158天，在姜國民看來，新規等舉措能否帶動二孩生育仍待觀望“產假雖然受到歡迎，擔心產假多了會影響婦女就業，這個也是從兩方面考慮。

現在雖然選擇二孩的人不多，但這里有很多不確定因素，有的人生了之后，受到生育兩孩的影響，很多人再隨著生育，出現生育高峰，這個很難說，現在只能是觀察。”

盡管像吉林等地都出臺政策規定，延長和保障職業女性生育前后的產假和相關待遇，但是對于很多職業女性尤其是已經生育過一孩的女性來說，由于所處的就職環境不同，生育二孩和工作事業成了她們糾結的一道選擇題。

我國全面放開二胎的政策給許多想要兩個孩子的家庭帶來了喜悅。河南鄭州市民張女士一直想要兩個孩子，但當她真正符合條件、可以生育二胎時，她又開始猶豫了：單位的崗位基本上一個蘿卜一個坑，一般情況下，女性員工懷孕生子之后，原有崗位就會保不住。

如果您的老板足夠通情達理，生育二孩還能保證工作崗位，一些女性也高興不起來。鄭州市民陳女士和丈夫都是自由職業，他們的二孩剛出生不久。少了工作的束縛，但現在緊在他們頭上的緊箍咒是，孩子誰來照顧、能否照顧好的問題：“我們小區都是這樣，老人照顧孩子更多一些，一小區都是。他們都比較溺愛孩子，像我們覺得孩子你應該給養成講衛生的好習慣，但他們覺得洗澡多了孩子感冒啊什么的，反正都不一樣觀點。”除此之外，二孩所帶來的“經濟壓力”也成為生二胎的攔路虎。

之所以全面放開二孩，是因為國家考慮到了日益嚴重的老齡化現象，養老壓力迫在眉睫。政策雖好，可真正生育二孩時，大家需要越過的門檻也是一個接一個。

媒體觀察員王攀說，二孩政策如果想要取得更好效果，國家在政策上必須適當調整，減輕家庭負擔和壓力：“比如，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范圍，因為即便是現在城市家庭上個幼兒園費用也是非常高的，即便是中產家庭承受起來也是比較困難，應多一些公立幼兒園。當女性去生孩子的時候，收入、崗位各方位會面臨風險，應該給企業一些補貼，政策支持的方式，去緩解女性生二孩之后的風險等。”

生育二孩配套社會資源緊張

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2016年以來我國大城市不少三級醫療機構產科“一床難求”的問題突出。

國家衛生計生委婦幼司副司長宋莉表示，要調整擴增服務資源，充分利用好現有醫療資源，例如通過醫療機構內科室間的床位調整，包括將三級醫療機構部分特需病房調整擴大為普通病房，盡可能地擴增產科床位：“通過實施分級建檔制度，包括像建立孕產婦建檔服務中心這些措施，合理分流和引導孕婦根據風險評估結果選擇建檔機構，緩解三級醫療機構產科人滿為患‘一床難求’的供需矛盾。鼓勵各地組建婦幼健康服務聯合體，遠程會診，對口支援等多種方式，進一步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的服務能力。”

首都兒科研究所研究員朱宗函表示，養孩子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家庭或者孩子父母的事情了。他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想法建議：“事實上，現在越來越認識到，養育下一代不僅僅是家庭的事情，不僅僅是父母的事情，而是國家，是各級政府，全社會都應該支持的。

家庭反映比較突出的問題是養育成本太高了，這就需要政府、社會來支持。比如，是否可以在小孩一定年齡的養育階段，把個人所得稅征收予以減免來減輕養育孩子家庭的負擔等等。這次報告提出了很好的參考價值，那就是如何加強國家、各級政府和社會對家庭養育的支持。”

影響二孩生育的因素中，照料負擔也是其中之一。目前許多年輕父母，特別是生活在城市中的父母，普遍存在需要祖輩幫助照料孩子的情況，因此也產生了各種各樣的不同看法。

朱宗函研究員認為，祖輩代養現象目前來看是無法改變的現實：“至少在近一代兩代甚至三代過程中，都是很難改變的現實。我們應該接受這個現實，不能總說老人帶跟媽媽帶相比怎樣矛盾，是不是不合適等等。這就更需要我們的全社會，我們的家庭教育對這種情況有所支持。”

第4篇：對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最近有種議論，說中國的“人口紅利”大約在2015年前后就將結束，因此，應該通過放松計劃生育政策，來“未雨綢繆”地增加勞動力供給，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

對于經濟增長和民眾福利來說，更重要的是人均意義上的增長，而不是總量意義上的增長，因此，簡單地通過增加勞動力供給的數量來推動總量意義上的增長，就可能走向思維的誤區。當然，也不能說總量意義上的經濟增長沒有意義，畢竟有很多事情是由“總體實力”來決定的，但是，如果人均意義上的增長快，卻能夠在提高民眾福利的同時，提高“總體實力”，這無疑是更好的強國路徑。

“人口紅利”即將結束，真正威脅的是養老。如果孩子的數量相對于老人來說越來越少，自然會出現蛋糕不夠分的問題，年輕一代的負擔過重，也不行。問題是，養老問題的解決是不是只能通過增加孩子的數量來解決呢?主張放松計劃生育管制的人基本上采取的就是這樣的觀點。實際上并不是這樣的，緩解養老壓力有很多辦法。

需要數量還是質量

養老的問題根本上還是需要在經濟增長中通過做大蛋糕來解決。這又回到了老問題，經濟增長是通過增加孩子的數量來做到，還是通過提高孩子的質量來實現?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以目前中國的狀態，如果放松生育管制，大多數家庭都會多生孩子。國家計生委的一次生殖健康調查表明，對于目前的一胎計劃生育政策，35％的被調查婦女認同一個孩子的安排，但有57％的婦女偏好于兩個孩子的政策，另外還有5.8％左右的被調查婦女偏好于更多的孩子。即使在上海這樣發達的城市，生養孩子的成本非常高，人們的生育意愿也不低，上海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一項調查(受訪者為該市4800名20至30歲的成年獨生子女)顯示，成年獨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正在提高。如果不考慮計劃生育政策，他們希望生育的孩子數平均為1.46個，50.1％的受訪者表示“想生二胎”。

如果孩子的數量從一個變成兩個，家庭用于孩子的教育投資不會是簡單地加倍。也就是說，在大量人口仍然受到生育管制政策制約的情況下，如果放松生育管制，那么，人們將多生孩子，而平均對每個孩子的教育投資將下降，人口數量的增長將帶來人口質量的下降。這就是經濟學里著名的“數量-質量”權衡理論，也已經被經驗研究所證實。

同時需要注意一個普遍的規律是，在那些沒有生育管制的國家，較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的人群面臨的生育和扶養孩子的機會成本比較高，傾向于少生孩子。相比之下，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的家庭生育率更高，同時，這些家庭給予孩子的教育支出也相對較少。以此類比的話，在中國，如果放松生育管制，那么，原來就不愿生二胎的較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人群還是不會愿意生二胎。當然，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城市，都有一小部分高收入人群，在現在的制度約束下，寧愿接受罰款也要超生，這部分人的行為也不會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放松而改變多少。而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家庭則將增加生育，這對于提高人口的平均素質也是不利的。

最近，筆者在安徽調研，有一次在樅陽縣陳瑤湖鎮與幾位干部座談，當問他們是否也認為計劃生育政策可以放松時，他們異口同聲地說“不同意”，然后他們說了很多理由，其中，就講到越是低收入家庭越會多生孩子，并且不利于提高人口素質的道理。

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都證明，孩子的數量和質量之間的替代關系的確是存在的，而這一點恰恰被主張放松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們忽視了。放松計劃生育政策后，孩子的數量上升有利于經濟增長，但孩子的質量相對下降不利于經濟增長，這正、負兩方面作用誰更大，關鍵要看人力資本的相對重要性。

這里需要再次強調，經濟增長的目標主要是指人均意義上的增長，而不是總量意義上的增長。從勞動者數量的增長來看，它主要有利于總量意義上的增長，而人口素質，或者更具體地來說，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才是決定經濟在人均意義上增長的關鍵因素。筆者與劉永平博士的合作研究發現，在當前中國經濟的相關參數下，放松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增長不利的作用是主要的。隨著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越來越高，放松計劃生育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將越來越大。

一個更需要注意的現實問題是，即使現在就放松計劃生育政策，等目前出生的孩子成長為勞動力，至少需要16年時間，到那時，人力資本的重要性要遠遠高過現在，而勞動力數量的重要性將大大下降。這就給通過放松計劃生育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政策提出了新的疑問。

總的來說，在中國這樣一個快速發展，勞動生產率快速提高的國家，提高生育率并不是緩解養老壓力的良策。即使提高生育率可以增加勞動供給，但由此造成的人口素質和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也相應下降，對于緩解養老壓力來說，可能得不償失。

城市的養老壓力得靠城市化和移民

對于城市的養老壓力，主要應該靠城市化和移民。目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突出，養老金壓力比較大的實際上就是城市，特別是預期壽命較高、人口自然增長率低(甚至為負)、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的大城市。不要忘記，恰恰是那些養老壓力大的大城市，同時也是控制外來人口擁有本地城鎮戶籍最嚴的地方，由于大量城市的移民沒有像戶籍勞動力那樣交納養老保險，養老金“入不敷出”的問題當然就很嚴重了。

如果解決養老問題的方式是增加這些城市中年輕人口的比重，那么，是應該放松計劃生育政策，還是放松戶籍管制?當然是放松戶籍管制。中國的城市畢竟不是歐洲的小國，如果一個小國家出現人口老齡化的問題，試圖通過移民來緩解養老壓力，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特別是移民與本國居民之間的社會分割問題，以及本國居民擔心外來移民分享本國資源的政治問題。因此，很多歐洲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鼓勵本國居民多生育。

而在中國，一個城市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完全沒有必要通過鼓勵本市居民生育的政策來解決。首先，簡單地通過提高生育率來緩解城市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還需要面對新生兒出現天生殘疾或疾病的風險。而如果提高移民轉變為戶籍人口的數量，有兩方面好處：一方面，這部分城市新移民的人口素質已經有所保證，特別是當城市政府優先對大學畢業生放松入戶管制時，更是對提高戶籍人口的平均素質有利。另一方面，相對來說，在城市不斷擴容的過程中，移民的平均年齡將大大低于原城市人口，這可以顯著地緩解原城鎮居民的老齡化問題。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對于農村來說不公平，這種看法沒有想明白一點，那就是，城市化進程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對農村也是有利的。

說得通俗一點，當一個農村勞動力從農業生產轉向城市的工業和服務業生產，他的收入可以成倍地提高，這其中一部分收入通過社會保障稅的形式用于支持當前的養老體系，而他本人則在未來退休后獲得下一代人的養老支持。同時，由于收入總量大幅度提高，他的收入中還可以有一部分增加用于他的農村父輩的養老。這就是蛋糕做大的好處。

適當延遲退休年齡

除了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之外，適當延遲退休年齡也是緩解養老壓力的重要措施。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已經從1982年的67.8歲提高到2005年的73歲。在一些經濟較發達的城市，預期壽命已經達到80歲左右，這已經基本上是一個發達國家的預期壽命了。而中國職工的退休年齡卻比其他國家明顯要早，那些預期壽命長的城市的職工退休年齡更是顯得太早了。現在，很多預期壽命較長的發達國家都紛紛采取延遲退休年齡的辦法來緩解養老壓力，中國也可以這樣做，特別是預期壽命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的城市，更應該這樣做，哪怕是學習發達國家，區分不同年齡的人群，一點點地推遲退休也好。否則，將所有由于預期壽命延長而帶來的養老負擔都轉嫁給年輕一代，這也不公平。

第5篇：對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生本理念；初中政治；教學；探索

在新一輪課程改革中，“以人為本”、“以學生為本”是深入改革的根本出發點。初中政治教學要適應新課改發展的要求，就必須立足于生本理念來構建高效、民主的課堂，引導學生培養自主、合作、探究能力，才能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為學生終身學習與發展服務。筆者認為，生理理念下初中政治或思想品德教學，要尊重學生主體性，以學生發展為出發點，包容并滿足學生個性化成長等，才能以豐富的教學手段、方式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構建初中政治民主教學課堂來落實生本理念。

一、以學生發展為出發點，創建初中政治民主教學課堂

在生本理念下，是否以學生發展為核心是衡量初中政治教學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學生發展成為了初中政治生本教育的的出發點，因此，要提高學生積極性與參與性，就要以學生發展來創建初中政治民主教學課堂，提高課堂教學效率。由于初中政治學科的特殊性，其不僅包含了道德、法治、修養等人文素質層面的內容，也包括了學生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培養，甚至很多內容知識體系性強，初中生學起來會覺得枯燥無味。而通過從學生發展需要為出發點，來切入到初中政治教學就要創建民主教學課堂，既能引導學生從身邊現象積極討論、探索，又能使學到的知識應用到實際生活中，達到學以致用的教學目標。

以科教版思想品德初中第五冊第二單元的《財富中的法與德》為例，作為初三的學生，他們對財富已經開始形成了一定的看法，而這一課的知識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合法致富與依法納稅、共同富裕、勤儉節約。筆者根據這三個方面的內容，設計了以“老干媽”陶華碧的故事與馬云財富觀為切入點，準備了一系列的討論話題，如陶華碧是如何走上致富路，對我們有何啟示？馬云為什么說財富最終要回歸到社會？由于陶、馬兩人都是知名人物，一方面學生對他們的故事比較熟悉，使之更有說服力，另一方面他們的故事與教學內容密切聯系，且有一定的勵志作用。因此，學生們在討論過程中都會以自己未來發展為出發點，把理想、財富與理財等結合起來，對這一課的內容進行更深層次的開放交流。這樣一來，學生們以自己實際與發展為坐標，使課堂具有了強烈民主教學氛圍，促進了其形成了較好地財富觀念，并進一步影響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與價值觀。

二、因材施教，以學生個性化成長來豐富初中政治教學形式

進入到21世紀以來，促進學生個性化成長已經成為了教育的主流，也越來越受到基礎教育的重視。初中政治教學要體現生本理念，就必須注重促進學生個性化成長。這就要求教要在新課標指導下，結合學情從學生實際出發，因材施教，以豐富的教學形式來體現學生個性化成長。學生的個性化發展既與教師的教學理念有關聯，也與教學形成的采用有緊密聯系。初中政治教學要從學科特點與學生個性化發展兩個層次來設計教學，不僅要把政治課上“活”，還要善于挖掘學生的長處，這就必然要求教學過程中要采用豐富的教學方式。

以科教版思想品德初中第五冊第三單元的《關注弱勢群體》為例，筆者在教學過程中采用了實踐教學，把學生分成七個小組各進行一次相應的實踐教學。每個小組又根據組內的學生情況，分別確立了敬老院關愛活動、弱勢群體家訪、社會關愛力量訪談、關注農民工子弟教育、郊區農村走訪、網絡資料查閱與整理、弱勢群體機制考察等。由于每個小組的實踐教學形式不一樣，其得到了啟示與感悟也不一樣，而把每個小組的實踐教學報告經過整理，再與教學內容、教材進行結合，對這一課的內容學生就收獲了更多的東西。如弱勢群體家訪小組成員的實際感受，促進了學生們的慈善之心；社會機制考察不僅看到了大局上的社會機制作用，而且對弱勢群體的形成原因有更清醒的認識……這些豐富的實踐教學形式，不單單使學生們更全面地認識了弱勢群體，而且也進一步促進了個性化的感恩教育，有助于學生個性化發展。

三、發揮學生主體性，引導學生向自主、合作、探究的政治學習方式轉變

不管是以學生為本還是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都離不開學生主體地位的確立，初中政治教學也不例外。初中政治教學要發揮學生的主體性，就要理順教學中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兩者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教師主導地位不是從屬地位，也不是輔助地位，是學生主體地位下的指導者與引導者；另一方面學生的主體地位也不是任意的主體性，是掌握學習內容的主體對象。因此，發揮學生主體性不僅僅是調動學生積極性，更是通過教師引導使學生在初中政治教學過程中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為其未來學習發展打下扎實的基礎。而學生自主、合作、探究學習方式的培養，是生本理念下發揮學生主體性的典型體現。

以科教版思想品德初中第五冊第四單元的《可持續發展》為例，面對新時期的人口形勢，老齡化與結構不穩定使計劃生育政策在近幾年來經歷了從單獨二胎到全面二胎的變化，但這絲毫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人口嚴峻的形勢。對此，筆者就人口與社會發展提出了一個課題：人口發展在社會發展的地位如何？換言之提出了人口發展與社會發展相協調的重大社會課題。從學生視角來看，這個課題既簡單又復雜，因為這個課題太宏大，體現了社會發展方方面面，學生根據教學內容的可持續發展原理，對此進行了很好地探究，初步培養了自主、合作、探究能力。

綜上，在生本理念下初中政治教學要樹立以學生為本的觀念，以學生發展、個性化成長為目標，通過豐富的教學手段引導學生向自主、合作、探究學習方式轉變。

【參考文獻】

第6篇：對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2017年A股先低后高N走勢，堅持三主線投資

新華基金研究總監張霖認為，2017年市場大概率呈N型的震蕩走勢，其中會有一些結構的分化。2017年A股盈利回升將逐漸放緩，但是估值相對有吸引力，同時改革驅動風險偏好提升，市場資金面供需平衡，產業資本和險資增持，投資者結構逐漸改變，市場風格轉換，藍籌相對占優。具體到配置上，建議遵循投資、消費、改革三條主線。

投資主題上，重點看好一帶一路、基建、原油、中游產品等領域。消費主題，重點關注二胎、養老、醫美等相關產業鏈的投資機會。改革主題中，國企改革是目前市場的一大亮點，預計2017年國企改革還將進一步落地和走向縱深的；而農業也將是2017年供給側改革的一大亮點；軍工領域也值得關注，其投資邏輯是“高端制造+資產注入+利潤率提升”，重點方向在大型飛機、航空發動機、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

招商基金王景：

2017年A股市場難以大漲大跌

招商基金王景認為，2017年的大勢總體而言，基本面和流動性都有趨緊的傾向，難言有系統性的機會，不過結構性的機會還是有的。

首先從基本面上看，由于當前經濟結構的問題，房地產在經濟發展中作用較大，房地產成交持續萎縮將是影響經濟的最重要的便利，2017年的經濟增速將會是謹慎樂觀的態度。然后我們再看資金面的情況，國內外利率水平預期都將上行，資本市場面臨的基本面難言樂觀。尤其在美國加息的背景下，我們的貨幣政策也沒有更多的選擇。

從政策面來看，政策維“穩”，管理層一再強調防風險，所以2017年政策面不支持市場的大漲大跌，極可能是震蕩的走勢。不過可以把精力放到細分領域中尋找結構性的機會。

興全基金吳圣濤：

2017年A股市場或好于2016年

興全基金吳圣濤認為，從宏觀層面來看，市場預期的整體宏觀經濟增速下滑的背景并未發生改變，同時全球的無風險利率也仍然維持在相對低位。但是在11月份債券市場波動之后，“市場卻出現了比較大的機會”。市場的估值水平出現大幅度的修正，而且在春節之后市場的無風險利率可能會出現企穩的態勢，在這樣的背景下，有理由去判斷接下來可能會上演一輪估值修復的行情。

實際上2016年A股市場的震蕩走弱的態勢讓市場出現大量過于悲觀的聲音，在吳圣濤看來，這種震蕩走弱的背后同樣出現了不少行業出現復蘇及持續成長的機會。同時在2016年成長性行業都出現了大幅調整，估值水平也被大幅修正。“也許到2017年底去看2018年業績的時候，估值可能已經很有吸引力了”。基于此，吳圣濤認為2017年的A股市場表現或將好于震蕩下行的2016年。

星石投資楊玲：

2017年屬于全球財政時代，經濟將溫和復蘇

北京市星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楊玲表示，對于2017年，她的看法相對樂觀。她認為，明年的關鍵詞是“全球財政時代的到來”。過去的幾年都是貨幣政策為主流的時代，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均采用相對比較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各種因素制約的情況下，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貨幣政策在明年都沒有辦法再繼續寬松下去了，所以楊玲判斷明年全年主要是采用財政手段的方式來拉動經濟。

具體到國內的情況，楊玲認為，如果將時間稍微拉長一點，目前A股3200點的位置是很好的戰略投資點，尤其是對于價值股。楊玲表示，2017年經濟將溫和復蘇，即使通脹也是一個溫和的通脹，整個A股市場從指數上而言未必見得有多么激動人心，但結構性的機會還是有的；板塊上相對比較看好的是大消費領域以及醫藥板塊，重點看好的還是大消費領域。

銀帆投資李志新：

2017年一定不會比2016年更差

銀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李志新認為，2017年不會比2016年更差，2017年的主題是價值股的價值中心的上移和中小市值的價值中心的下移。“明年大的方向是撥亂反正，其中有一些結構性的機會，中小市值里有高成長的股票還是會贏得投資者青睞的。2016年上半年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到了下半年確定性在逐漸增強，而2017年一定比2016年更好。”

證大投資姜榕：

2017年是結構性的機遇

上海證大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裁姜榕認為，2016年已經將整個市場的系統性風險釋放掉了，2017年將會迎來一個結構性的機遇。

對于2017年的股票市場，姜榕表示相對樂觀。“我們在2016年已經將整個市場的杠桿降得很低了。降杠桿是為以后的政策留出空間，包括將一些產品的投資者穩定下來。降杠桿對資本市場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好處，包括積極的財政政策。原來我們的貨幣政策是將整個市場甚至股票市場給攪渾了。2017年我們又回到財政時代，這樣的話，對我們的一些周期類的或國企改革類的企業都會有很大的好處。”

源樂晟資產楊建海：

樂觀看待的同時，警惕小概率事件

第7篇：對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一、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的負面影響

如上所述，計劃生育政策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但是，與此同時，它的負面效應在這幾十年中也在不斷累積，并呈日益擴大化趨勢。“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對生育數量的控制，使我國生育率長期保持較低水平，形成了我國少兒人口比例逐漸減少，社會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問題。這也給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特別是農村家庭養老)提出了挑戰———“兩個孩子”至少要養活“四個老人”甚至更多，這將給孩子未來的生活造成很大負擔。并且，在社會“男孩偏好”的影響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會出生性別比嚴重偏離正常波動范圍。因而，計劃生育政策嚴重影響了我國人口結構———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年齡結構的問題在于，社會老齡化趨勢日益加重;而性別結構的問題在于，出生性別比長期居高不下。無論是社會老齡化還是性別比上升，均給我國經濟帶來了負面影響。直接研究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影響的文獻主要分析計劃生育政策對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如汪偉指出暫時沒有發現老齡化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的負面影響。但是，這可能是因為我國現在處于老齡化初期，老齡化對于儲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長的影響的方向和大小還有待觀察。一旦未來老齡化的負擔效應超過壽命效應，并占據主導地位，老齡化很可能對經濟增長和儲蓄率產生負面影響［6］。周俊山和尹銀通過面板數據分析，表明計劃生育政策是居民儲蓄率變化的重要原因。農村性別比失調，導致婚姻擠壓，進而使家庭為兒子婚姻問題，儲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財富，最終導致競爭性儲蓄。并且，這一結論與WEI等的研究結論一致。這種儲蓄動機本身，并不利于經濟增長。比如競爭性儲蓄下的消費行為，很可能表現為結婚時期的“井噴”消費［9－10］。

間接分析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影響的一類文獻主要探討了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儲蓄、消費、勞動收入份額和經常賬戶余額等的影響。考察老齡化與經濟增長和儲蓄率關系的文獻認為，老齡化不利于經濟長期增長。其中，胡鞍鋼等通過1995—2008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老齡化將降低中國儲蓄率，并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產生負面沖擊［5］。馬驍驍的研究表明，隨著老年人口比例不斷升高，勞動人口比例連續下降，老齡化將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11］。范敘春和朱保華認為，個體年齡階段不同，其收入、消費與儲蓄行為不同。該研究表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顯著影響國民儲蓄率。在考慮時間效應的情況下，少年人口撫養比上升將提高國民儲蓄率。而老年人口贍養比上升，將減少國民儲蓄率。在不考慮時間效率的情況下，少年人口撫養比和老年人口贍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方向恰好相反［12］。還有部分討論年齡結構對消費影響的文獻認為，人口年齡結構很有可能是消費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長率與消費的關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長率對消費率提高具有拉動作用［13］。張樂和雷良海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導致我國居民消費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兒撫養比下降和老年撫養比上升，導致居民消費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張杰平通過對1978—2007年中國宏觀數據的研究表明，少兒撫養系數和老年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均有顯著的負影響［15］。還有其他研究顯示，老齡化有利于提高消費。如王宇鵬對2001—2008年中國城鎮居民消費進行實證研究表明，人口老齡化顯著影響中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在控制其他因素條件下，老年人口撫養比越高，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獻研究了年齡結構與勞動收入份額和經常賬戶的關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中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將影響個體儲蓄行為，進而影響生產的資本集約程度;在資本與勞動替代的情況下，資本集約程度降低勞動收入份額［17］。汪偉的研究表明，人口結構變化是我國經常賬戶余額變動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釋近45%的賬戶余額變動［18］。

另一類研究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影響的文獻主要探討性別結構失衡對經濟的影響。雖然，計劃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別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間接與性別比上升相關。性別比上升，不僅造成了大量男性終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響已經涉及經濟領域。相關研究顯示，性別比影響儲蓄率［9－10］。WEI等的競爭性儲蓄假說指出，性別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為兒子在婚姻市場處于有利地位，通過提高家庭儲蓄而相互競爭，進而解釋中國高儲蓄率現象。此外，他們的研究還表明，在性別比更高的地方，地區房價也更高［10］。李樹茁和胡瑩表明，男女在儲蓄、消費、投資等方面存在性別差異，在女性儲蓄傾向高于男性的情況下，女性相對收入增長，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談判力上升，從而有利于提高儲蓄率。在性別結構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場有更高的談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費和孩子投資方面，也享有較大的發言權［19］。因此，性別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儲蓄率。而這并不利于我國消費的提高。據以上大多數文獻的分析，無論是計劃生育政策本身，還是該政策引致的人口結構變化，均對我國經濟長期增長、儲蓄和消費等存在不利影響。從總體上看，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人口在短時期內迅速實現了從“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轉型。這有效地控制了我國的人口數量，使經濟增長的成果沒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釋”。然而，“低生育率”帶來的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而且這給我國經濟運行帶來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響。

二、關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建議

(一)既有文獻關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建議

一般認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無法應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難以解決未來更嚴重的社會老齡化問題、性別結構失衡問題和經濟長期增長問題。因而，既有文獻關于調整生育政策的建議基本集中在放寬生育數量方面［1、6、9］。他們認為適當放寬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時間內緩解未來嚴重的社會老齡化問題。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在長期內，人們生育孩子的意愿數量將進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們生育數量，但無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況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寬生育數量限制，在短期內有效，但在長期中效果不確定(這是因為人們生育率呈下降趨勢)。屆時，通過放寬生育數量來解決人口結構問題則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而，為促進經濟長期發展，應對人口結構引致的經濟問題，政府除了適當放寬生育數量限制以外，還要有長期政策應對未來人口問題。這需要政府提高人們的教育程度和個體生產力，應對未來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獻基本上主張運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來平衡性別比。比如嚴格限制鑒定胎兒性別技術的應用范圍，從而降低性別比［20］。總體上講，這是通過提高性別選擇成本，引導性別比恢復正常狀態。當然，隨著生育數量的放寬，人們性別選擇的原動力將下降，性別比可能逐漸恢復正常狀態。還有如王金營和趙貝寧主張通過其他公共政策(社區養老、公共福利養老、醫療和社會保障制度)與計劃生育政策配合，應對目前社會老齡化和生育性別偏好問題［1］。顯然，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相關人口問題以及相應的經濟問題。因而，調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與計劃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對于緩解人口結構的問題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以上建議難以應對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時并存的情況，也難以處理這種情況導致的人口結構問題及其造成的經濟影響。

(二)關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思考

第8篇：對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從小本生意到行業龍頭

2003年，趙琳在親友處籌集2萬元，踏上創業之路。她的創業初衷很簡單，作為長女，要上事高堂，改善家中境況；作為母親，要為幼子提供更豐腴的物質環境。

接下來的一年，趙琳做過童裝、床品，還推銷過當時風靡的迪寶樂學習機，最終落腳在玩具零售上。她在銀座廣場租了一節柜臺，銷售針對0到12歲兒童的玩具。一開始是“胡亂”進貨，漸漸她發現，普通玩具雖然價格低，但損壞率高；品牌玩具雖然價格略高，但特別抗造。比如星杰的拼插玩具少有退換，環奇的遙控車撞到墻上也不會損壞。在意識到品牌和質量的重要性后，趙琳開始篩選商品，選擇性價比更高者。未幾，趙琳的營業額大節攀升，以至于周圍商家開始跟隨進貨。

當時，大部分經銷商都是年年找新品，年年換廠家，產品不能形成合理的體系，也就無法保證利潤，商場內時有撤柜現象。但趙琳卻決定堅持在玩具品類做，并在過程中不斷形成相對合理的產品組合。為了提升終端掌控力，避免同行的惡性競爭，2005年，趙琳選擇了幾個重要品牌，買斷幾種品類的供貨權。

一時間，同行們都有點“傻眼”。彼時品牌買斷費用不菲，誰都覺得不劃算；但同時他們也發現，即便某輛遙控車再暢銷，自己卻不能與買斷品牌的趙琳同場銷售。

此后，趙琳的玩具事業不斷發展，2006年，她創辦濟南益初商貿有限公司，并不斷擴大規模，從最初的一個人發展到百余人，商業模式由原來的傳統式店面銷售發展成O2O模式，銷售額也從當初的月均不足萬元，發展到目前的年銷售額近2000萬元，在同行業中位居前列。

“我很清楚自己擅長的是銷售而非技術性更強的生產。”趙琳曾經想要延長產業鏈，于是到江蘇南通等玩具生產企業考察調研。但她發現，自己對于設計、生產線等一無興趣，但對市場風向、產品營銷則有天生的敏感。

二次創業：被上帝踢了一腳

2015年下半年，燕山銀座調整業務格局，將不同品牌的店面進行合并擴大。原本在此擁有300平玩具店面的趙琳不得不面對問題：要么離場，要么轉型。在經過考量之后，趙琳選擇后者，創辦了益初國際兒童俱樂部。

“這是自己的二次創業，感覺是被上帝踢了一腳。”其實，趙琳早年的理想是做一名幼兒園教師。后來下海，在經營玩具的過程中，趙琳對早教市場頗有興趣，她閱讀大量早教著作和理念，廣泛考察不同早教品牌，以消費者身份臥過底，甚至對市場投入做過統計。

她發現，早教事業的前期投入包括場地租賃費、教具（玩具）采買費、聘請老師、宣傳推廣費等等，其中最大投入就是教具（玩具）采買費。一個營業面積150平方米的培訓機構，僅教具（玩具）就要花費十余萬元，這還僅僅局限于國內教具（玩具）。如果完全采用國際通用的，投資要增加兩三倍。且投資回收期也較長，按業內慣例，至少要6到8個月以后才能見到盈利。

正當她思索要不要進入早教行業時，商場調整成為她入行的契機。目前，益初國際兒童俱樂部已頗具規模：其設置較大的游樂場，兒童可自由玩耍；桌椅輕巧，3、4歲兒童便能隨意搬動；教室里放有長排矮柜，兒童可任意取用放在里面的各種教具。

趙琳傾向于蒙特梭利的教學理念，認為兒童具有內在的學習驅動力以及對周圍環境的強烈學習與吸收能力，幼兒從出生起便開始對環境保持著不斷的探索，在探索過程中所獲取的經驗，探索中所獲得的喜悅與成就感則會正向循環的支持兒童下一次的探索，并形成自信、積極、獨立、主動的正向性格特質。所以她在俱樂部內提供了自由廣闊的空間，同時由于此前積累，有百余品牌的3000余品牌玩具可以充當教具。

“兒童都有成長發育的敏感期，我們更注重培養孩子的情商和專注力。”在益初，幼兒通過穿衣脫衣取物等基礎行為培養肌肉能力，也通過個人衛生、自己吃飯等日常事項培養獨立性和專注力。另外，益初還開設美術課、陶藝課等，倒不是說讓孩子做出多么像樣的作品，而是增加他們對顏色、形狀和物質性狀的接觸和理解，培養動手和協調能力。

早教的供給側機會

“當年看《阿信》和《外來妹》，覺得女性創業是一件頗為振奮的事情。”但真到自己創業，特別是在找到方向后，趙琳如抗戰一樣跟各種競爭對手打仗、跟自己賽跑，反反復復十余年。“不是創業者嗜血，而是因為這才是商業的基本規律，尤其你站在一個大家都公認為是下一個大寶藏的入口處。”

趙琳的確站在一個“大寶藏”的入口處。

根據國家統計，我國兒童人口每年增長穩定在1600萬左右，0-3歲兒童是5000萬左右，4-6歲的人口總數也是5000萬，0―6歲兒童總體是1億，國家放開二胎政策更將直接刺激我國早教市場。在國外如日韓等國，早教覆蓋率達60%-80%，目前我國的早教覆蓋率還不到20%，市場增長空間很大。

第9篇：對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關鍵詞:華南;風俗;民俗;收養;社會功能

中圖分類號:C912.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0)12-0059-02

很多社會都有收養的風俗。人類學功能學派認為,任何一種文化現象都有滿足人類實際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它們中的每一個與其他現象都互相關聯、互相作用,都是整體中不可分的一部分。①收養為什么在不同的社會存在,它的社會功能是什么呢?本文試就華南民間的收養風俗作一個初步的論述,試圖揭示收養發生的原因及其社會功能。

一、一般的收養

一般的收養指的是比較正式的收養。收養的對象一般是幼兒,收養發生后養子女住在養父母家里,養子女有繼承養父母財產的權利。

抱養。抱養的“抱”字意思是養子女在很小的時候就被收養。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親生父母還沒有什么印象,又在養父母家里長大,所以他們與養父母的感情一般比較好,就像是親生的一樣。

抱養在以下通常在以下幾種情況下發生:

一是子女過多無能力養活。如果一對夫婦因生育的孩子過多以至不能負擔他們的撫養和教育費用,他們可能會選擇一個比較信得過的家庭把一兩個孩子送出去。這些被選擇的家庭多是他們的親戚。

二是為了獲得再次生育的機會。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規定,夫妻二人戶口都在農村的,若第一孩為男孩,則只能生一孩;若第一孩為女孩,則允許四年后再生第二孩;第二胎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都不許再生。有些夫婦在兩胎都生育不到男孩的情況下為了可以再次生育,在女孩出生以后就把她悄悄送給別人收養。

過繼。“過繼”就是通過協商,將別人的兒子要過來,變成自己的血脈繼承人。“過繼”的基本條件是,孩子必須是同姓同族內部的孩子,輩分上沒有嚴格規定。最常見的當然是自己同胞兄弟的兒子。例如在香港的新田村兄弟間過繼兒子是最普遍的收養方式。族規強調長子對所有弟弟的兒子們都有收養權,這是因為作為長子他負有傳宗接代的首要責任。當一家有兩個兄弟時,哥哥可以收養弟弟惟一的兒子并把他當作自己的后人來撫養。如果弟弟有好幾個兒子的話,無后的哥哥可以從中收養他最喜歡的兒子。無后的弟弟當然也有一定的權利收養哥哥的兒子。但這必須是在保證長子有繼承人且繼承人有再生育能力的情況下,弟弟才可以為自己過繼一個兒子②。

二、特殊的收養

特殊的收養指的是具有收養的特征,但是與一般的收養有所不同的收養形式。

入贅。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向有“夫為妻綱”的理念,這是指丈夫在家庭中具有主導、決定性的作用。入贅婚是相對于這種傳統婚姻的一種異變。入贅婚的源頭在于原始社會母系制全盛時期的從妻居。漢族民間稱為“招女婿”、“上門”、“倒插門”等,在云南稱為“計姑爺”、彝族則稱為“上倒閘門”、的叫法則是“頂妻”,某些瑤族地區則稱之為“招郎入戶”,這些林林總總的稱呼指的都是入贅婚。

為了家族的延續,為了香火連綿,沒有男性后代的家庭采用這種方式來使得家庭完整。所謂上門女婿一般由女方先提出,禮金由女方出,男性必須放棄自己原來的姓氏或是后代放棄原來的姓氏,住在妻子家里面,以女方的祖先為自己的祖先,代表女方家族參加女方家族的一切祭祀活動。

先生認為,入贅是暫時的改系,即從父系繼承改為暫時的母系繼承或雙系繼承。入贅更是一種收養,因為贅婿到女家后一般要改姓,有的甚至要改名。如果贅婿不改姓,至少他們的后代要隨母姓。在繼承的問題上,母方的財產是由贅婿繼承的,贅婿還要供奉母方的祖先。由上面的事實,筆者認為,入贅可以看作是收養了一個兒子,然后把女兒嫁給這個養子。它跟一般收養不同的是,這種收養是收養一個成年男子,而且是以自己的女兒為“誘餌”。

做媒。在廣西一些講粵語的地區,媒人具有重要的地位。當一個人給一對夫婦做媒,他(她)就跟被做媒的人形成一種虛擬的“父母子女”的關系。媒人家里相當于多了一個兒子或女兒,而被做媒的人則把媒人作為“父親”或“母親”看待。假如A給B做媒,別人就會說A多了一個“媒人仔”,而B則視A為“媒人父親”。筆者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的收養形式。雖然媒人仔(女)沒有住在媒人父母親家里,他對媒人父母親也沒有繼承權,但是兩者以及他們的家庭關系很親密,人們也期望媒人仔(女)能時常去探望他們的媒人父親(母親),把媒人父母親當作自己的父母親一樣對待。

三、名義上的收養

先生在《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中提到了太湖東南岸開弦弓村的名義上的收養④。在華南也有這種名義上的收養,即孩子只是名義上被別人收養了,但是還是生活在親生父母家里,他沒有贍養養父母的義務也沒有繼承權。

一般的結契。在廣東和廣西講粵語的地區,流行一種結契的風俗。結契者既可以與自己同輩的人結契,也可以與比自己年長的人結契。前者結契后形成類似“兄弟姐妹”的關系,后者結契后形成“父母子女”的關系。結契后,雙方家庭形成擴大化的親屬關系,結契者及其親屬的稱謂也采用擴大化的親屬稱謂形式。結契者雙方及其親屬的稱謂,是在親屬稱謂之前加上“契”字。比如“契爹”、“契媽”、“契仔”。

結契一般是雙方的關系比較好,想進一步建立更加親密的關系而進行的。但也有一些結契是為了達到一定的社會目的。廣東的水上居民,舊稱D民,他們過去在政治上、社會上毫無地位。孩子生下來后,父母為了取得陸上人的保護,為孩子拜干爹干媽,奉送厚禮⑤。

“替罪羊”風俗。先生在《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中提到開弦弓村的名義上的收養是為了向鬼魂表示父母對孩子的淡漠,從而使孩子得到保護。同樣,在廣東省臺山市赤溪鎮的大襟島同樣有類似的風俗。

解放前,大襟島上醫療狀況很差,很多小孩生病甚至夭折。為了祈求自家的小孩少得病患,平安長大,村民中盛行結契風俗。結契的對象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和石頭、大樹、太陽等自然物結契;第二類是與觀音、土地公,太保爺等神靈結契;第三類是和麻風病人結契。島民同麻風病人結契的目的不是祈求保佑而是希望子女的病痛能夠轉嫁到麻風病人身上,讓麻風病人來承擔契女、契仔的病痛。

這種結契的儀式與過程很簡單,大人在征求病人同意后,回家準備油糍和紅包,由兒子將提籃和紅包交給病人,并叫一聲“契爺”,病人答應一聲,接過契仔的禮物,儀式便告完成。以后逢重要節日如清明、仲秋、端午、春節等,契仔(女)都要帶水果、豬肉、油糍到麻風病院看望契爺(媽)。而契爺(媽)也要回贈禮物和紅包⑥。

“打老同”風俗。何國強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粵北山區流行的一種結契風俗,俗稱“打老同”。通過儀式使兩個當事人以及他們的兄弟姐妹,他們的父輩,他們的子女輩結成親密的關系。舉行這種儀式不必焚香盟誓,通常是主動提出結交同年的已婚男子領著自己的男孩,帶著雞、豬肉、酒若干,到同意給自己的兒子結交同年的另一個已婚男子家中,這家人備好飯菜,雙方一起坐下來吃一頓,席間鄭重宣布結交同年之事,吃畢儀式也就完成。

同年關系通常是在當事人活著的時候有效,隨著當事人的去世,后代之間的來往逐漸減少,直至停止。同年關系最多延續三代人,很少有跨越四代還維持不變的⑦。

四、收養的社會功能

在華南的農村,滿足子嗣需要和心理是收養最主要的社會功能。中國社會結構和自然條件轉化為人的心理結構,相應地表現為兩大觀念:天和祖。祖先崇拜是中國民間宗教最重要的特色,只有男性才有祭祀祖先的權利,所以生育男性子嗣是中國民間社會人生的大目標。一個家里沒有兒子的家庭,不但會被人看不起,而且自己的心理也會因為沒能給祖宗留下繼承香火的人而很不安。而且在中國農村老人一般依靠近親家屬來贍養,對贍養無后老人的福利幾乎沒有,這也使得沒有親生孩子的父母有必要收養一個孩子。

先生在《生育制度》也提到:“事實上會因無后發生缺憾的還是社會的完整,也就是我們個人在分工結構里生活的順利進行。”⑧無后會使社會的延續出現危機,而收養在這里起到了調節的作用。通過過繼、入贅等收養形式,使得無后的家庭獲得一個繼承人,從而使社會能順利發展下去。

中國社會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為主的社會,為了生存,人與人之間的協作和互助是很重要的。一個家庭的親屬越多,他們的社會網絡就越廣,相應地他們可以獲得的潛在幫助越多。在“媒人仔”風俗中,媒人與媒人仔(女)雙方及他們的家庭通過“做媒”這樣一個事件結成了擴大的親屬關系,為生存和發展拓展了空間。

中國社會是一個特別重視個人關系的社會,這種關系是以自我為中心,需要不斷的交往來維持,而這種關系的存在又是有一定實際目的的。華南民間通過結契這種名義上的收養擴大了社會網絡,為日后的生存、發展拓展了空間。而“替罪羊”風俗既滿足了契仔(女)父母希望子女平安的心理需要,也使麻風病人有了跟別人關流的機會,使他們覺得自己還沒有被社會拋棄,可謂一舉兩得。

五、結語

馬凌諾夫斯基(Malinowski)認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風俗――人體的或心靈的習慣,它們都是直接或間接地滿足人類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們的看法是對的,一定都是在活動著,發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⑨”通過以上的討論,筆者認為,收養是一個文化機制,通過收養,人們可以滿足一定的需要,這些需要可能是心理的也可能是物質的。收養也是一種社會控制和社會調節手段,它使可以排除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達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注釋:

①黃淑娉、龔佩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頁.

②華琛.族人與外人:一個中國宗族的收養[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1期.第103頁.

③.生育制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頁.

④.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87頁.

⑤黃淑娉.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頁.

⑥范濤.海盜的后裔――大襟島漁村社會文化研究[J].中山大學人類學系2003年畢業論文.

⑦何國強.圍屋里的宗族社會:廣東客家族群生計模式研究[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