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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非遺傳承人的義務范文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保護；問題與對策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7）06-0154-02

近年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得到了人們前所未有的重視，然而，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一些地方因保護理念錯位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造成了“保護性”破壞，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根本特征是通過口傳心授的方式傳承，它是一種無形的，以人為載體的“活態”文化樣式，其核心在于通過傳承人世代相傳。可以說，傳承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點，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承載者、傳承者、創造者，因此，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鍵就是保護傳承人。換言之，對傳承人的保護就意味著對活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如果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忽視對傳承人的保護，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就失去了根基與價值。所以，弄清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保護面臨的問題，進而對傳承人采取切實有效的保護措施就是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迫切而重要的議題。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保護中存在的問題

隨著經濟全球化、文化現代化、價值多元化、娛樂多樣化的不斷演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生存、保護和發展既迎來了機遇，也遭遇了挑戰，面臨著嚴峻的形勢。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面臨后繼乏人的窘境

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口耳相傳的文化，其技藝的獲得是一個長期習得的過程，傳承人的成長需要時間的累積。大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受其本身性質的局限，無法為人們帶來直接客觀的經濟利益。因此，在當今社會轉型與經濟變革的沖擊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活動處境尷尬：一方面，許多年輕人更愿意到大城市尋找發展機會，并不愿意跟隨父輩在老家學習世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另一方面，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困于傳男不傳女的舊習，使得愿學的女性卻無法獲得學習機會，這使得本來就愿學者寥寥的傳承活動更是進退維艱，如此一來，許多年事已高的代表性傳承人面臨著無徒可授的狀況，傳承人正面臨著斷代的危險。不僅如此，一部分年富力強的傳承人可能因為經濟的貧乏與生活的困頓，為了生計不得不“改弦易轍”，這使得傳承人又面臨著流失的危險。在這種“斷代”與“流失”的雙重夾擊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處于青黃不接與后繼乏人的境地。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面臨環境改變的苦境

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活態文化，其產生與發展依賴一定的文化環境與文化空間，脫離這種環境，其形態就面臨改變或消亡的危險。一方面，隨著科技與社會的發展，一些傳統非物質文化技藝失去依存的活動空間，逐漸式微，甚至走向消亡。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在“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方針指導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開發利用的過程中，沒有正確處理好保護、傳承、利用的辯證關系，沒有做到在有效保護的前提下合理開發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而是只顧眼前的經濟利益而隨意濫用、過度開發非物質文化遺產，使得其賴以生存的活態環境遭到破壞，有的破壞甚至是不可逆的。這樣一來，或者因為傳承環境的改變使得原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面目全非，或者因為傳承空間的改變使得原有的觀賞對象流失，或者因為生活方式改變使得原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難以存續，總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面臨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境地。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面臨保障不力的困境

不可否認，各級政府部門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保護中，都下了很大的功夫，然而現存的認定與保障制度卻存在著保障不力的困境。比如，在對傳承人保護過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對傳承人的認定，然而恰恰就是這一基礎性的工作，卻存在制度的缺陷。現有的認定制度規定傳承人只能從眾多的藝人中挑選一個或者幾個予以認定，這必然使得那些需要團結協作的鏈狀結構的傳統技藝會發生“掉鏈子”的情況。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技藝需不同的藝人承載不同工序，那些其他關鍵工序上未能被認定傳承人的藝人可能會因經濟利益和個人榮譽等原因與獲選藝人之間產生矛盾，從而使得傳統技藝非但未因認定傳承人而獲得更好的保護，反而適得其反。與此同時，在爭奪有限的傳承人指標中，有部分人或許因弄虛作假、迷惑專家而當選，有部分人卻可能因交通信息閉塞而錯失機會，無論是當選還是落選，都無疑會挫傷那些具有獨特技藝卻無緣獲得傳承人的真藝人的積極性。這種缺乏公平公正的認定，其結果往往與初衷相違背。此外，現有的制度在認定過后的保護中也存在各種保障不力的問題：如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經濟保障不合理性等。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保護中問題的成因

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活態的文化，其由傳承人的傳習展演、受眾的觀摩模仿以及傳承空間與環境等要素構成，無論哪一個要素出現問題，都會影響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最終會傳導到傳承人保護這個問題上來。就此來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瀕危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從傳承人的角度看，經收入菲薄與社會地位不高導致“無心”傳承

目前隨著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視，各級政府都設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項資金，但主要用于開展非遺傳承活動，其中用于資助傳承人的經費卻少得可憐，完全不足以讓傳承人衣食無憂地專注于傳承。多數傳承人在經濟拮據、生活困難的情況下，只得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維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上來，無法潛心從事傳承活動以及培養傳承人。此外，盡管各級政府每年都要利用“文化遺產日”組織開展大型宣傳展示活動，但多半是利用多于保護，索取高過給予，對傳承人缺少人文關懷，通常授一個牌，發一個證書了事，并沒有對他們進行隆重的表彰和獎勵。掌握精湛技藝的民間藝人既沒有獲得經濟上的有力資助和支持，也沒有獲得精神上的榮譽和自豪，這使得不少傳承人不但無法潛心從事非遺工作，有的甚至會產生失落或迷茫的情緒。由于傳承人地位弱化、經濟貧乏、生活困頓，使年輕一代對成為傳承人失去興趣和信心，無法被吸引到非遺傳承與保護工作中來。

（二）從傳承受眾的角度看，生活方式改變與思想觀念演化導致“無人”傳承

隨著全球化與信息化進程的加速，隨著文化消費多元化格局的形成，當今社會發生了深刻變革，人們的觀念意識、生活樣式、審美精神和價值導向都隨之發生了深刻變化。正如劉錫誠先生所指出的：“正在推進的現代化進程，正在使民眾的生活條件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所由發生和繁榮的農耕文明和宗法社會的土壤逐漸削弱和消失，民眾的價值觀和審美觀隨之發生著巨大的變化。”[1]面對日益多元化的物質生活和現代精神文化生活，年青一代更熱衷于現代的生活方式。在當代電視、網絡、手機等新媒介的沖擊下，他們更熱衷于運用現代科技產品消遣、娛樂、生活：如玩微博、微信、游戲、網購等，他們對民間傳統技藝逐漸失去興趣，既無心觀賞更無心學習。當大多數年輕人被吸引到現代電子傳媒上后，傳統技藝展演的受眾群體不斷流失。傳統文化在現代物質文明、商業文明及科技文明的裹挾中日漸被蠶食，甚至消亡。如此來看，缺少觀賞對象、無人喝彩鼓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活動自然“曲高和寡”，難以為繼，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自然也難逃后繼泛人的困境。

（三）從傳承空間的視角看，現代文明制度與新型城鎮建設導致“無法”傳承

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以及城l一體化的逐漸推進，大批人口向城鎮遷移，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傳承人也紛紛外出謀生，留守鄉村的大多數是老幼病殘，他們既無精力也無興趣去學習、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更嚴重的問題是隨著人口的遷徙流動與生活方式的改變，原有的鄉土生活體系遭遇侵襲甚至崩潰。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存在著一個以社長、社首或是寨老、巫師等為代表的村落神事管理系統。這套系統主要負責村落的神事活動，祭神、娛神、迎神、賽會等帶有非物質文化遺產性質的民俗活動[2]。隨著農村社會的逐漸解體，原來很多依賴于傳統農耕社會的傳統技藝失去了存在的空間，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沒有了“活態”傳承的生活基礎，不得不走向博物館似的展演傳承，這無疑會導致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走樣與異化，可以說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一旦失去原有的傳承空間就無法原汁原味地“活態”存續。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保護中的對策建議

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保護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我們認為應該把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著眼點放在對“人”選定、保護、傳承上，也就是說首先要保證能選出真正的代表性傳承人，其次要保證能讓傳承人安心傳承，最后要保證能讓傳承人在一定的空間中開展傳承。從這一思路出發，我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保護的建議有如下幾點。

（一）完善傳承人保護制度

選人是用人的基礎，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保護中，首先要制定傳承人的認定標準。要針對不同門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征制定可操作性標準，確保選出的傳承人真正具有代表性。其次要建立傳承人的選拔制度。為了提高評選工作的公正性，要堅持民間推薦、政府把關的推薦、認定政策。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世世代代生活在群眾中間，要充分相信并利用廣大群眾特別是民間藝人們的推薦，政府所要做的是依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原則綜合考量，在候選人中認定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起決定性作用的優秀傳承人為代表性傳承人。再次，建立傳承人的技藝檔案庫，對傳承人的技藝進行完整錄像歸檔并制作光盤以備傳習之用。最后，要建立傳承人的退出機制。這樣既可以及時糾正認定工作中出現的極個別濫竽充數的錯誤，還可以剔除已認定傳承人中的個別不負責任、不盡義務的傳承人，從而保證傳承人隊伍的純潔與活力。

（二）保障傳承人身份地位

選出優秀的傳承人后，要使其安心于傳承，還必須從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提高他們的身份地位，使其政治上有地位，經濟上有保障，社會上受認同。從物質角度看，要讓傳承人衣食無憂，這就需要對傳承人提供充分的經濟保障，對技藝精湛或有突出貢獻的非遺傳承人應可享受相應的政府特殊津貼，同時依照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效率，給予傳承人特殊的“績效津貼”。同時也要分考慮到其他未當選藝人的經濟狀況，形成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團體的綜合保障系統，以免藝人之間相互妒忌、內耗而阻礙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除了經濟上保障外，還得從精神層面上對傳承人進行鼓勵，使其安心用心于傳承。比如，每年定期組織傳承人開展活態展示、定期交流、技藝比賽等活動，讓他們獲得社會認同與肯定。每年定期召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表彰大會，對做出突出貢獻的非遺傳承人或參與支持非遺傳承的其他個人進行隆重表彰，頒發榮譽稱號。大力推薦非遺傳承人當選為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讓他們參政議政，為非遺保護代言發聲。我們在給這些文化傳承人以積極的社會地位肯定與社會聲望評價的時候，也就意味著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保護的輿論導向，這樣就會形成有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社會氛圍，自然也就更加重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保護[3]。

（三）保護傳承人傳習空間

保持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的延續和可持續發展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最終目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其核心是傳承人的保護，但是單一的以人為中心，并不能帶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健康發展。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如古建筑、歷史街區與鄉鎮、傳統民居及歷史遺跡等和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禮儀、節慶、傳統手工技藝等相依相存，并與人們依存的自然和文化生態環境密切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這種特征迫使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必須注重保障傳習場所、文化空間的完整性，充分尊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規律，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培養后續藝人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通過地域性的保護，最大限度地實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真性保護。其次，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示范基地，開展多層次、多學科、多形式的活態教育培訓，讓更多的人逐步了解傳統技藝，喜歡傳統文化。

總之，隨著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人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對傳統文化的需求也日益提高，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也日益重視。但由于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豐富多樣，社會發展不夠平衡，法律制度不夠完善，這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保護工作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劉錫誠.傳承與傳承人論[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5）：24-36.

第2篇：非遺傳承人的義務范文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蘭州鼓子；文化傳承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2）02-0061-03

一、引言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歷史長河中一朵絢麗的奇葩，是傳承和賡續古老文明的精神脈絡。作為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項目，蘭州鼓子的傳承與發展卻仍處于自然留存狀態，傳統的“口傳身授”方式隨著老藝人辭世和人才斷層陷入困境，資金不到位以及保護意識落后更迫切地要求清晰的保護思路、強力的組織模式和有效的實施辦法出現。然而，根據相關調查資料顯示，作為當前蘭州鼓子保護工作中的集中力量，傳承藝人、民間組織和政府部門三方卻因“政見不同”而相互猜忌、埋怨與沖突，從而對保護工作產生滯后影響甚至破壞現象，最終導致原本就無人問津的蘭州鼓子更加雪上加霜。資料還間接顯示，各方力量間的矛盾以及源于矛盾而產生的不作為、逆作為現象是目前蘭州鼓子保護工作難以推進的主要原因。

基于協調合作對蘭州鼓子保護的重要性，本文以蘭州鼓子保護過程中的協調與沖突行為作為切入點，試圖通過對原始博弈行為的解析，構建蘭州鼓子保護力量的有效合作方式。

二、保護過程中的雙重博弈

蘭州鼓子保護過程中的參與者包括掌握蘭州鼓子演藝技藝的民間藝人、由民間藝人組成的民間演出團體、自發組織、各級政府單位、其他社會職能部門以及媒介等方面。源于自身利益驅動，各方力量在保護過程中進行策略思考并在力量行為間形成互動性。然而，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公共供給和公眾參與性質，政府行為在整個保護過程中擔任主導角色。民間藝人層面因對文化遺產本身的原始持有和“技術壟斷”自發地成為主力，其他行為均在其兩方的基礎博弈上進行補充作用。另外，政府層面和民間藝人層面內部又形成了保護過程中的第二重博弈，涉及遺產保護的各級政府間策略互動、藝人間以及藝人與組織之間的行為互動成為其主要表現。

（一）以政府層面與藝人層面為參與人的博弈

假設在蘭州鼓子保護過程中只存在政府與民間藝人兩個參與角色，并且對政府和民間藝人的性質進行收攏定義（即剔除或集中差異性的代表其層面所有的特征）；結合調查所體現的情況，將參與人在保護過程中的努力水平或行為水平簡化為“作為”和“不作為”兩種，借鑒約翰?納什關于“非合作博弈”的設計模型，設計如下非零和結構的博弈。??

當藝人采取“作為”策略時，如果政府同樣采取“作為”，雙方的收益均是“1”；若政府采取“不作為”時，藝人的損失為“-2”，而政府收益為“0”；當藝人采取“不作為”策略，如果政府同樣采取“不作為”，雙方的損失均為“-1”；當政府采取“作為”時，藝人收益為“0”，而政府損失為“-1”（如下圖）。從中可以看出，保護行為需要雙方一致積極作為才能達到最高效率。

將假定條件部分放寬時，如參與人的數量和內部特征的限定，多個角色的介入和作用必然更要求行為主體的一致積極作用才能達到保護工作的最高效率。同時，在實際的行為活動中，雙方的策略變量（行為水平）也有更豐富的含義，并且由于行政力量和民間力量的懸殊，雙方的變量難以在一個水平上討論，但整體的體現態勢是不變的。

從實際調查情況來看，雙方目前的策略決定保持為（-1，-1），即在保護過程中基本均“不作為”。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民間藝人認為政府在保護經費和政策推廣等工作中的實施狀況不佳，尤其是將地方政府未落實國家政策規定內容視為“不誠信”行為，因此而采取“拒絕配合錄音、演出及積極傳承等行為”（實施上也無條件產生相關行為）；??政府則希望民間藝人在既定政策下“做出成就，產生效益”，促使其在經費爭取和政策傾斜方面更有力量，但受現有的蘭州鼓子本身性質和藝人能力、外部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政府則采取了“不作為”策略，或者將經費用于其他經濟效益較快、較明顯的項目，或者在政策傾斜方面不愿“白忙活”。??

（二）以政府或藝人為個體參與人的內部博弈

在政府層面和民間藝人層面內部，個體之間的博弈行為是第一重博弈行為的內生性影響因素，內部力量的不一致導致外部策略的不統一，往往更易使整體行為傾向于低效率方向。

其一，在民間藝人層面內部，藝人個體由于長期的分散從藝行為和組織內部的利益分配標準不一，個體與個體間的博弈行為由此而生。假定將民間藝人層面內部的個體分類為受國家津貼的藝人與未受國家津貼的藝人兩類，那么，只有當兩類藝人均選擇作為時才可達到最大的效率，但現實中卻以（1，1）解和（0，0）解此類差優解較常出現。

其二，由于上級政府與基層政府在保護過程中的權責和對最終效果作用的權重不同的“利益給予”的特殊關系和其他行政原因的左右，造成了兩級組織之間的博弈行為。上級政府的積極政策能夠激發基層政府的積極執行行為，又容易使基層政府以“蘭州鼓子瀕危所需”為項目目的進一步爭取利益；同樣，基層政府的積極政策既能得到上級政府的賞識而獲得利益，也容易因“拯救蘭州鼓子效果良好”而減少經費與相關政策傾斜。如此，雙方在權衡彼此的行為中進行策略安排。

（三）原因解析

1.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環境

蘭州鼓子的整個保護過程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各方力量對彼此環境、共同利益、生成條件等均不了解，或雙方的了解存在嚴重的非對稱性時間，從而使各方產生博弈。就政府層面與藝人層面來講，“藝人對自身應得利益并不清楚，政府對民間狀況很不了解”是雙方相互博弈的主要原因。調查發現，蘭州鼓子藝人多為農民，對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津貼、扶持政策均不了解，對政府“不作為”的消息大多源于其“聽別人講”或“大家都這么說”，沒有明確的信息來源；政府也對民間力量的參與和作用發揮很不認可，“不清楚藝人唱鼓子為什么要錢”，認為“老藝人比較保守，不懂創新”。雙方在對彼此不了解的情況下，主觀臆斷彼此的行為及意識原因，從而陷入較大的埋怨和沖突之中。其他博弈行為的發生均源于對彼此的不了解及了解意識較低，由于農村原始的信息傳播方式和農民自身文化程度??與維權意識的觀念落后，以及各種調查的缺失和調查目標的難以實現，不可避免地陷于“無知”之中。

2.蘭州鼓子的“非競爭”性

蘭州鼓子作為一項在民間自生自展的文化藝術，本身并不具備任何經濟收益；加之蘭州鼓子的藝術特點和藝人們長久以來形成的“雅樂難于市井”的思想，使得蘭州鼓子的保護與傳承無任何收益。對藝人而言，保護與傳承蘭州鼓子的意識和行為僅產生于習慣與心中那份對鼓子的苦苦堅守，而無利益驅動；于政府而言，發展蘭州鼓子毫無預期收入，投入興趣極小。由此，效益成為蘭州鼓子保護過程中各方力量關注的焦點，也是凝結各方力量的關鍵。只有在蘭州鼓子能給各方力量帶來收益時，各方保護力量才會在收益的驅動下而盡可能的保護蘭州鼓子，使鼓子能在當今社會文化多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

3.政府的關注偏好

文化保護的特殊性使得蘭州鼓子保護所帶來的收益并不是顯性收益，不能以貨幣簡單地量化，其收益總量要在社會發展的長期實踐中才能體現出來，而蘭州鼓子的“非競爭”性又更進一步作用于基層政府的關注偏好。基層政府在上級政府監管不力的情況下，不愿意將既定的政策和財政資金作用于蘭州鼓子的保護過程中，而運用于一些易出政績的項目和自己喜歡的文化項目上，從而使蘭州鼓子的保護陷入無政策無資金的狀況中。??

4.博弈方的信用缺失

蘭州鼓子保護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和鼓子的“非競爭”性又導致了各方保護主體的信用缺失。在蘭州鼓子保護這個特殊的市場經濟中，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博弈方的地位不平等：民間藝人為了堅守自己對鼓子的喜愛只能求助于政府，希望政府能對鼓子有更多的指導和更多的經費支持，為了得到這些指導和經費支持，民間藝人不會對政府的違信行為做出“懲罰”措施；而政府也從一開始就知道適量的違約行為將不會對藝人的作為與不作為產生任何影響。

三、原始雙重博弈的調試問題

從以上博弈行為的分析中可得知，蘭州鼓子保護工作的最優解在于各方力量進入某個協調框架內，即作為保護工作的核心力量，政府層面和民間藝人層面預期目標是一致的，并為此而進行策略互動與行為作用才能實現帕累托最優（較優）的均衡，以解決當前保護工作中雙方“不作為”的困局。然而，民間藝人與政府之間的現實特殊情況決定雙方協調博弈框架的構建基于對原始雙重博弈的調試。從調查中了解到，多數民間藝人和基層政府之間的誤解與矛盾較深，認為基層政府作為上級政府的執行力量完全喪失信譽和執行意圖；而政府則認為對方“食古不化”，在創新開發與長遠發展等方面難以溝通，因此而使得雙方協調溝通的意愿喪失。在極少的試圖性對話與協商活動以及意向性調查中，雙方都表示不愿直接與對方對話。民間藝人懾于政府權力的強制和極低的利益關聯，在感情和現實考慮中都不愿主動反映，政府層面則以“無效率、無結果”表示難以“面面俱到”。

由此，對雙方原始博弈行為的調試首先應保持現有環境，即在不理性因素充斥的環境中，維持民間藝人與政府對彼此的認識水平，不通過相關溝通和敦促行為進行雙方信息的交流和維權。如此有兩方面原因：一是防止不理性的因素和原有感情因素在緊促的交流過程中發生沖突，恰得其反，使雙方陷入更深的誤解與埋怨之中，從而失去對話與協調的機會；二是保證相關試驗的客觀環境和參與人在意見反饋、建議講述以及權利維護之中遭遇阻擾。如此，在雙方信息相對隔絕的環境中，本文引入“中介緩沖”的合作模式，利用某種中介力量的信用度和協調力量在實現雙方利益訴求、權利維護和行為作用的目標時，緩沖雙方較深的沖突，也假定了一個協調博弈框架的存在，在逐步推進的信息交流中，使雙方達成一致利益和共同努力。

第3篇：非遺傳承人的義務范文

關鍵詞 傳統體育 游藝 雜技 非物質文化遺產 思考

中圖分類號：G807.01 文獻標識碼：A

隨著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全面展開，從2006年至今，國務院先后公布了4 批國家級非遺名錄，共收錄十類非遺，“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是其中第六類。“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類非遺的研究、保護工作的開展，對全面促進非遺保護和體育文化事業的傳承、發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國家級“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利用中的矛盾與解決。

1原真保護與商業開發的矛盾與解決

原真性保護是指在非遺的保護利用中應保持一種真實、自然的狀態，而不應被過度的開發、過分雅化，應保持其原始的風俗及文化內涵。這也是保護“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類非遺的首要原則。

當前“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類非遺的傳承與保護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些地方開始想通過商業旅游開發來充分挖掘其經濟價值，使此類非遺被更為廣泛的認識，使其得以延續和存在。商業旅游開發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傳承和保護了此類非遺的存在。但這種商業模式是否適合全部的“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非遺也是值得商榷的，泛濫的商業化只會使其文化內涵及自身特質淹沒在濃重的商業氣息里，肆意開發而不注重原真性保護會丟失很多非物質層面的東西，這樣就背離了我們保護傳承的初衷。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商業開發中成功的例子，如：吳橋雜技，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抓住非遺保護的機遇進行商業性開發。近些年，吳橋雜技在實踐中不斷的探索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已經形成了自己成熟的培訓體系，并一直在努力地提升吳橋雜技的品牌影響力。

所以，原真性保護與商業開發并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進行科學合理的商業開發是調和這一矛盾的關鍵，結合當地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點，在保護其原真性的前提下，適當的商業開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進這一類非遺的傳承保護。

2傳統保護與項目創新的矛盾與解決

傳統保護就是在對某一具體事項進行保護時，必須連同與它世代相傳的精神文化、制度風俗、藝術內容一起加以保護。讓非遺盡可能多地保存傳統的東西，這是多數人所能理解支持的，傳統一直被看做是非遺的生命之源。

在調和傳統保護與項目創新的矛盾過程中，可以引入“最少干預原則”，即：“缺失部分的修補必須與整體保持和諧， 但同時也必須區別于原作， 以使修復不致歪曲其原有的藝術特征和歷史價值。”強調：“不許進行任何添加，除非它們不至于貶低該建筑物的有關部分、傳統布局以及它的構圖平衡和與周邊環境的關系。”筆者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是應以保持原址原貌為首要的原則，在傳統項目失去傳承活力或者無法繼續傳承的情況下，必須做一定的項目創新，這樣才能保持延續的生命力。項目創新改良的部分一定要在保留傳統精髓的基礎上進行，且與原有的傳統做出區別，而不是簡單地混為一體，適當的創新是為了傳承，而不應背離原有的傳統本質。

現實中既實現了傳統的保護傳承，又通過項目的創新增強了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類非遺活力的例子還是有的：如，抖空竹傳統動作有：雞上架、仙人跳、滿天飛、放捻轉等，根據空竹的傳統組合，還可以舉一反三創編簡單的組合和花樣，這樣的創新讓原來的套路動作更加豐富。這種創新是不是對幾近消亡的體育類非遺項目保護工作有一定的啟發作用？當然怎樣對傳統體育項目創新，原則是保留其最本質的文化傳統、精神內涵，不可以只為了保護傳承，而肆意更改，這只會使其外強中干，失去了可持續傳承的活力，對于體育類非遺來說，傳統是根，創新是枝葉。沒有了傳統的根，非遺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缺少了枝葉的非物質文化也是沒有生機的，如何適度地把握傳統保護和項目創新之間的矛盾，是落實到“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類非遺保護中的工作重點。

3“搶救第一”與“尊重風俗習慣”方針的矛盾與解決

2005年4月26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要求建立中國非遺代表名錄，確定“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指導方針。“搶救第一”的方針，同時也要以“尊重風俗習慣”為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二章第十六條規定：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應當征得調查對象的同意，尊重其風俗習慣，不得損害其合法權益。面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瀕臨消亡和滅絕的境地，是應“尊重風俗習慣”恪守傳承祖訓還是應“搶救第一”只為傳承？“搶救第一”與“尊重風俗習慣”已然成為一對亟待調和的矛盾。

搶救瀕危的“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類非遺項目，既要盡可能不去打破原有的風俗習慣，又要全力保障延續瀕危非遺項目的生命力。首先，在傳承機制上，對于開放式傳承機制的非遺項目可以通過鼓勵招收學員的形式進行，而一些只能通過家族式傳承或師徒傳承的，要最大限度“尊重風俗習慣”，同時也要鼓勵和支持非遺傳承人開展傳習活動；其次，應該重視非遺保護部門機構的建設，在地方非遺保護部門的帶領下，貫徹落實黨和國家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法律法規；制定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和保護總體規劃、保護工作方案；督促保護單位（個人）的傳承保護和代表性傳承人的傳習工作；負責非遺保護宣傳推廣、檔案建設、全面管理工作；最后，如何具體協調非遺傳承人權利與義務關系，正確處理“尊重風俗習慣”與“搶救第一”方針的矛盾，既賦予非遺傳承人合法的權利，對這類文化遺產的傳承者進行扶持， 又規定傳承人應履行的義務，同時要健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經費投入制度，加大對各級傳承人的經費補助力度，能讓其全身心的投入到非遺的傳承工作中來，讓我們的非遺傳承事業后繼有人。

總而言之，國家級“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一枚瑰寶，我們堅信，只要從更廣闊的視野不斷回顧思考，加強此類非遺的保護的力度和措施，“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類非遺必定會世代地傳承下去，成為世界了解、認識中國的非物質文化名片。

參考文獻

[1] 陳華文.目標差異：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的悖論也談我們的建議和對策[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25（4）.

[2] 倪依克，胡小明.論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遺產保護[J].體育科學，2006，26（8）.

[3] 王俊奇.民俗體育文化通論[M].人民體育出版社，2008：203-228.

[4] 涂傳飛.民間體育、傳統體育、民俗體育、民族體育概念再探討[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09，43（11）：101-104.

第4篇：非遺傳承人的義務范文

特色“非遺”資源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歷史文化的“活化石”，被譽為“民族記憶的背影”。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隸屬于柳州市，至今仍保存著獨具特色的侗族文化記憶。

若要尋找侗族人的“養心”記憶，非“侗族大歌”莫屬，侗族人常說“飯養身，歌養心”，可見，在侗族人眼中，“唱歌”是陶冶心靈和情操的重要精神食糧，和“吃飯”同等重要。在三江縣梅林鄉、福祿鄉等沿榕江一帶的侗寨，每當重要節日時，男女歌隊就會坐在鼓樓或圍在火塘邊對唱，表達情感，歌頌自然。與一般民間歌曲不同，侗族大歌無論是音律結構、演唱技藝、演唱方式和演唱場合均是一領眾和，分高低音、多聲部諧唱的合唱種類，屬于民間支聲復調音樂歌曲，這在中外民間音樂中都極為罕見。因此，以多聲部、無指揮、無伴奏為主要特點的侗族大歌已成為國際民間音樂藝苑中不可多得的一顆璀璨明珠。因此，2005年侗族大歌入選國家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

同樣記錄侗族建筑記憶的侗族木構建筑營造技藝也于2006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若要尋找該技藝的經典代表，當屬風雨橋和鼓樓，它們不僅造型美觀，而且工藝堪稱一絕。其中，三江境內最有名的風雨橋又名程陽橋、永濟橋，至今已有100多年歷史，位于三江縣林溪鄉境內，橫跨林溪河，為石墩木結構樓閣式建筑，河中有五個石砌大墩，墩臺上建有5座塔式橋亭項，和19間橋廊，橋面架杉木，鋪木板，長64.4米，寬2.4米，高10.6米，亭廊相連，渾然一體，仿佛一道燦爛的彩虹。整座大橋均由杉木斜穿直套，通過木頭之間的孔眼凹槽相對拼接而成，縱橫交錯，卻一絲不差，結構極為精密，不含一釘一鉚，有極高的工藝和藝術價值。而鼓樓乃是侗族村寨的標志和靈魂，常作為侗族族姓群體的外形標志和集會議事及娛樂活動的場所，它也屬木質結構，以榫穿合，整座建筑不用一枚鐵釘，幾層至幾十層不等，以單數居多，呈四面、六面或八面形，一般高十多米，最高者達幾十米。形似寶塔，巍峨壯觀，飛閣重檐，結構嚴謹，做工精巧，裝飾細致，色彩樸質。因此，三江素有“世界橋樓之鄉”、“世界木構建筑生態博物館”之美譽。

“百家宴”是2008年入選廣西壯族自治區級“非遺”名錄的特殊飲食習俗，又名“合攏飯”、“長桌宴”，是侗家集體待客的宴席，也是侗族待客的最高禮儀。相傳古時候，一個侗寨遭到洪魔的襲擊。眼看稻田被淹沒，房屋被沖倒，人們將被洪魔吞噬，忽然天降一位英雄，力挽狂瀾，斬斷了洪魔的脊梁。為了表達敬意，家家戶戶都想請英雄去家中吃飯，但英雄第二天一早就要離去，不可能一一到各家去，怎么辦？這時，一位侗族姑娘想出了個好主意：每家做幾道最好的菜，全寨人一起款待英雄。由于這個宴席集百家之長，所以就叫“百家宴”。從此，侗族人每逢寨子里來了貴客或遇上喜事族人聚會時，都會設“百家宴”，這個習俗一直沿襲至今。

侗族刺繡是一種融合了剪紙和繡花技藝的民間工藝，需要先把紙剪成花鳥蟲魚等自己想要的圖案，再將其粘到侗布上，然后用繡花針，繡出這些圖案，常被用于服裝鑲邊，還被廣泛用在頭巾、嬰兒背帶、婦女肚兜等服飾上，因其最能體現侗族服飾民族文化內涵和藝術價值，所以也于2008年被列入廣西壯族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侗族農民畫，亦稱中國侗畫，是2012年入選廣西自治區級非遺保護名錄的繪畫藝術。過去，農民利用農閑時間在煤油燈下創作，用鍋墨、藍靛等作為顏料，樹枝、杉樹皮做畫筆，以近似涂鴉的夸張手法、濃烈的色彩在畫紙或侗布上描繪侗鄉風土人情、田園風光和生產生活。如今，雖然顏料、畫筆已由丙烯、毛筆或排筆等替代，但構思奇特、色彩斑斕、形象逼真、新穎別致仍是侗畫的最大亮點和“吸金”點。

三江路徑

據柳州市文化局消息，截止2013年2月，柳州市已有5項“非遺”項目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1項“非遺”入選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而且，柳州市已基本建立了涵蓋國家級、自治區級、市級和縣（區）級四級非遺名錄體系。

挖掘、整理固然重要，保護、開發同樣不可小覷。2013年接近年尾時，廣西柳州市轄區的80余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及文化專家齊聚侗鄉――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縣，除了解讀《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及《傳承人的權利與義務》等法規以外，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心愿和目的：探尋非遺傳承有效途徑，全力保護人類文化瑰寶。

如何更好地開發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很多地方還處于探討和摸索階段，以文化遺產資源豐富的三江侗族自治縣為代表的柳州市，通過積極申報非遺傳承項目及其代表性傳承人，興辦非遺傳承人培訓班，推進民族文化進校園、進社區、進村屯等舉措，走出了一條文化與旅游互動、互融、互贏的傳承新路。

從傳承人的保護入手。“非遺”的重要特性是活態傳承，主要依靠傳承人的言傳身教，離開了傳承人的口傳心授，國家珍貴的“非遺”就無法世代傳承，因此傳承人也被尊為“人間活珍寶”。幾年來，三江縣以文化部門為主，由縣民族局、語委、宣傳部、教育局等單位共同實施，采取積極措施保護傳承人：一是抓住全國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契機，通過普查認定優秀傳承人，在重視保護他們精神財富等精神因素和發揮“絕活”技藝的基礎上，引導傳承人改變傳承方式，做到既傳承又發展。據統計，全縣共有各類傳承人3000多人。二是抓好名譽工程，對卓有貢獻的民間藝人，經各級推薦、審核評定，申報各級政府和文化部門命名授予“十佳生態文化村”、“文化示范戶”、“十佳藝人”等稱號。目前，獲市級以上“十佳民間藝人”稱號有16人，縣級40人，區級、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17人。通過名譽工程提高他們的自身地位和知名度，使他們有位有為，較好地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三是為傳承人提供展示平臺，抓住重大參賽活動和舉辦傳統節慶活動，積極組織各類傳承人參加縣、市、區、全國性的各類比賽活動，讓傳承人帶徒現場獻技，展示自己的才華。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侗族木構建筑營造技藝）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楊似玉三次走進中央電視臺演播廳和全國農業展覽館現場說技獻藝展示。

從學校娃娃抓起。能否讓娃娃學到非遺項目的核心和精髓，關系到未來“非遺”傳承是否成功。三江縣通過一系列“非遺”項目進校園活動，讓學生們親自學習、體驗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技藝和精神。如把獨峒鄉中心小學作為“侗族農民畫進校園”的試點學校，編寫《美術教本教材》，并在此建立農民畫傳承基地，積極組織農民畫參加區內外畫展。幾年來，先后有500多幅作品在全國各地參展，有些曾代表國家到挪威、日本等其他國家展出，全縣先后有260多幅作品在全國各省區獲獎。同時，把梅林中學、富祿鄉高安小學作為“侗族大歌進校園”的試點學校，制定《創辦民族特色學校方案》，編寫《侗族音樂》教材，聘請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吳光祖、覃奶號歌師和民間藝人到校上課輔導。目前，全縣共有11所學校將侗族大歌引進課堂。同時，侗族大歌還引進了社區和縣直機關，縣城榕江河片還成立了“三江縣民間侗族大歌隊”。另外，在縣民族實驗學校、縣民族高中、同樂中心小學實施“侗族蘆笙”、“侗笛”、“琵琶彈唱”、“侗族剪紙”、“侗族刺繡”等試點。據統計，目前，全縣已有25所學校（班級）開展了各類民族文化進校園活動，參與學生3500多人。

建立“非遺”傳承基地。傳承基地不僅是宣傳“非遺”的重要窗口，而且是發展文化旅游的重要載體，不僅為民間藝人提供了活動平臺，而且帶動了地方經濟增長和農民增收，從而推動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與發展。“柳州市侗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展示中心”被廣西文化廳譽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地之典范”，已成為程陽景區旅游的新亮點，設在程陽八寨國家級傳承人楊似玉家中，展廳分上下兩層，通過圖文并茂和實物展，介紹了侗族木構建筑營造技藝、侗族大歌、生產生活習俗等；“侗戲、侗族百家宴、侗族刺繡、侗族大歌、侗族器樂、侗族農民畫、侗款文化、侗族花炮節陳列館”等傳承基地分別建立在良口、林溪、同樂、梅林、獨峒、富祿等鄉村，其中林溪鄉冠小屯“侗族百家宴傳承點”已對外開放，每年接待百家宴游客萬余人，僅2012年10月底統計，侗族百家宴累計收入130多萬元。三江農民畫傳承基地對外開放以來已有近萬學者、專家、學生、游客參觀，年銷售農民畫近千幅，農民畫開始進入旅館、酒店，侗族器樂――侗笛保護傳承點已在月亮街傳承人代表胡漢文家建館開放、培訓帶徒。梅林鄉新民村侗族大歌傳承基地前期工作已啟動，侗戲、侗族刺繡傳承基地正在組織布展，富祿花炮節陳列館已竣工。

此外，借助民族傳統節日，組織引導發展文化產業；建立專業的非遺保護機構，收集、整理、挖掘相關非遺信息，研究保護方案等措施都有效促進了柳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

柳州文化局分管領導談“非遺”

Q：“非遺”保護面臨的現實突出問題是現代文化的沖擊，以致很多傳統民間文化傳承難以開展，對此您怎么看？

A：通過調研，我發現一般傳統民間文化保護比較好的地方，相對都比較封閉，受現代文化沖擊較弱。但是近年來隨著國家大環境對“非遺”保護的重視，情況有所改觀，突出表現為民族文化自豪感和保護積極性增強。我曾去呼和浩特，接觸了當地的少數民族干部和村民，發現他們對本民族的建筑、歷史、環境等文化有由衷的自豪感，不會因少數民族經濟落后產生自卑心理或崇外思想。再比如我們的三江縣，很多傳承人因為國家的利好政策，重操舊業，不僅增加了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而且重新發現了民族文化的當代魅力。但是，傳統民間文化傳承難以開展也確實是現實問題，如果面對現代人不加入現代因素，傳統民間文化可能會因一時新鮮吸引人們眼球，但是長期發展就難以為繼，你看現在的服裝、歌曲都講究混搭，也是為了滿足受眾的多元化需求，所以下一步要探討的問題是，到底傳承和保護什么？一定是精神，哲學層面的東西，而不是簡單的技藝或者更深層次的藝術。

Q：《非遺法》規定，對不履行法律規定義務和喪失傳承能力的傳承人，文化主管部門有取消其資格，重新認定新傳承人的權利，這意味著傳承人不再是“終身制”，柳州市的傳承人保護走在廣西前列，請問你們是如何保護并監督考核傳承人的？

A：我們在保護各級項目傳承人的同時，非常注意對其傳藝帶徒的監督、指導和年度考核，對不符合要求的我們也有資格取消，傳承人一旦被評上也不是一勞永逸的。2010年我們制定并印發了《柳州市已獲國家級、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傳習活動經費管理暫行辦法》，以此鼓勵和支持代表性傳承人開展傳習活動，提高傳承人專項經費的使用效益。具體執行層面就是，一方面開展縣級、市級、自治區級和國家級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的申報評選活動，并定期對代表性傳承人進行評估，對無正當理由不履行傳承義務的，取消其代表性傳承人資格；另一方面，積極與財政部門溝通反映，爭取將市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傳習活動經費列入財政預算，每年對市級代表性傳承人補助一定額度傳習活動經費，用于其開展授徒、傳藝、交流等活動。

Q：請問柳州市下一步對“非遺”保護有哪些具體的打算和規劃？

第5篇：非遺傳承人的義務范文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文化遺產；保護；利用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883（2016）10-0291-02

作為文化遺產的關鍵性組成部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它包括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等，同時也包括與上述文化類型表現方式有關的物質載體或文化空間。［1］根據非遺的概念和外延為評判標準，安徽省合肥市非遺資源豐富多樣，現今，合肥市共有4項國家級非遺項目，15項省級非遺項目，87項市級非遺項目，162項區縣級非遺名錄項目。

一、合肥市非物質文化遺產現狀

（一）合肥市非遺的種類和數量

“合肥”最早起源于司馬遷的《史記》：“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2］它作為安徽省的省會城市，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信息、交通、金融和商貿中心，同時也是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會員城市，素有“三國故地、包拯家鄉”之稱。就其行政級別以及文化歷史傳承的地位而言，應該是安徽省文化遺產開發相對成熟的地方。但經調查研究發現，合肥市文化遺產種類在省內的種類相對較少、數量也處于劣勢，仍有很多的非遺還未被發現或者申遺成功。例如，在安徽省第四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共有70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屬于合肥市的僅有5項，僅僅占據7.1%。［3］通過對安徽省文化廳所公布的信息梳理發現，到目前為止安徽省登記的非遺種類及數量中，屬于合肥市的非遺數量共有238項，僅占安徽省非遺種類的2.4%。

（二）合肥市非遺保護現狀

獨特的人文、地理、歷史特征，以及合肥古城獨特的人文氣息、地理環境、歷史氛圍造就了豐富多樣且極具地域特色的文化遺存。除了豐富的物態文化遺產，其現存的非遺也是多種多樣，各種非遺種類達238種。但隨著歷史的不斷變遷、現代化進程的持續推進，合肥地區的民間技藝呈現出不斷消亡的趨勢，大批民間文化載體也逐漸流失。一些依靠口頭和行為來表達的藝術也逐漸被人們淡忘，退出了人們的視線。同時，由于現在人們追求快節奏的生活方式、豐富的物質生活，浮躁的社會風氣使現代非遺類傳承人不能夠靜下心來鉆研技藝，使許多傳承非遺的藝人們雖年事已高卻找不到合適的傳承人，從而導致傳承人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他們傳承技藝的條件艱苦，可能已經失去了傳藝的能力。根據《安徽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要求從2006年開始，合肥啟動市級非遺保護工作，以“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方針為指導，通過普查的方式，將民間文化進行登記注冊，并經過專家遴選，最終把首批13項文化遺產列入合肥市非遺名錄。2007年，合肥市非遺保護進入規范化階段，建立了國家級、省級、市級、區縣級等四級非遺項目。2008年年底，隨著合肥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落戶于合肥市文化館，標志著合肥市非遺保護進入成熟與關鍵期。在非遺保護中心，市民們不僅可以看到聲色并茂的影像材料，更能欣賞到非遺傳承人精彩絕倫的文化技藝，從而使非遺文化傳承到千家萬戶。

（三）合肥市非遺利用現狀

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是合肥重要的文化資源，同時也是重要的經濟資源，合理地對此進行開發和利用將會對合肥的經濟發展形成一股推動力。在如何保護非遺這個問題上，當前討論出來的具有可行性的渠道有兩個，即非遺資源化與非遺開發利用產業化。對非遺資源的健康開發，不僅可以充分挖掘非遺資源中蘊含的經濟價值，更為重要的是為非遺保護注入了活水之源。例如，國家級名錄保護項目“廬劇”進行巡回演出，通過在合肥市的三縣、七區下基層演出對其進行開發性利用；“紙箋加工技藝”利用中開發新品種，滿足新時代消費者的需求。

二、合肥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的問題

通過調閱文獻資料，以及實地調查發現，合肥市雖然在開發利用非遺資源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但仍面臨四大問題。

（一）非遺保護政策不健全

雖然在“十二五”期間，合肥市已經按照高新技術開發區的政策鼓勵標準，給予30個左右的省級文化產業園區（基地）政策鼓勵，對凡是被認定為省級和國家級的公共服務平臺和文化科技研發重點實驗室，將給予100～200萬元不等的獎勵。但非遺保護的政策仍有所欠缺，當前對非遺的保護更多地是傾向于資金、政策的扶植和傾斜，但對非遺文化保護中的人才培養、管理優化等關鍵問題沒有提及或者是執行力度不徹底。

（二）資金持久投入度不足

當前合肥市針對非遺的保護，提出了“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繼承發展”的方針。對比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顯然更強調“傳承發展”是非遺保護的應有要義。但是，對非遺的保護當前更多地局限于“短平快”的開發，企業和個人過多地追求眼前利益，往往打著非遺的幌子，爭“名”取“利”。卻很少將利潤資金再投入到非遺項目的傳承和保護中，甚至扭曲和歪曲非遺的事實。

（三）非遺傳承人存在“斷代”危機

非遺的主要傳承載體就是人，人是傳承的重要環節。但是，傳承人卻陷入了困境：傳承人年事已高，可能已經沒有教授技藝的能力了。年輕傳承人缺乏老一輩傳承人的熱情和使命感。傳承人群體縮小，想要傳承非遺的人越來越少。同時還有部分傳承人只享受國家給的政策卻不盡義務去傳承和保護非遺，缺乏對傳承人的考核機制。

（四）非遺傳承形式單一

目前，合肥市非遺傳承方式依然傳統、形式單一。對非遺的記錄方式更多的是書籍記錄，記錄得不夠詳細，描述得也不夠徹底和全面，達不到全面描述非遺技藝的內容和特點的目的，而且在進行文字記錄的同時，每個接受者的理解也不同，可能出現偏差。一步一步的缺失會造成非遺一步一步地扭曲和消失。在高科技技術發展的今天還是需要技術層面的革新，利用新的形式去傳承和保護非遺。

三、對合肥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建議

（一）完善相關地方政策，地方與國家政策相輔相成

合肥政府要密切關注國家對于非遺保護的相關政策，積極利用國家的政策優勢，為當地的非遺保護和繼承工作提供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設立專門的管理部門，明確部門職責，服務非遺的申報和登記事務。與此同時，加強政府人員對非遺的認識，提高其服務技能，全面地管理好非遺項目，快速便捷地為非遺項目辦理手續。

（二）培養高素質的傳承人才，形成合理的保護和傳承機制

建立全方位、立體化的保護體系培養高素質管理人才，與國內高端院校合作培養全面的管理人才。在非遺工作開展中積極探索非遺保護面臨的機制問題，一步步地完善機制，形成體系。合理完善的機制和體系才能更好地便于非遺工作的開展和研究，非遺才能永續傳承，充分地被利用。同時非遺繼承人員之間應該形成完整的繼承規則和學習培養機制，培養更多更優秀的繼承人來繼承和發揚合肥非遺文化。

（三）非遺文化數字化，實現非遺文化的現代化發展和傳承

傳統的非遺記載形式已經無法滿足對非遺的記載和傳承。很多時候，文字可能不能全面具體地描述非遺的技藝。完善非遺的室內多媒體傳習設施，通過對非遺的線上和線下的立體傳播，強化對數字多媒體場地、設備等硬件設施的完善，才能更好地將其保護、傳承下去。

（四）發揮行業協會作用，整合社會資源

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各行業協會需發揮行業帶頭作用，主動積極地開展非遺相關的工作和項目，促進非遺的傳承與保護利用。規范建設非遺基地，建立更多分類別的基地展館，便于對孩子從小的教育，培養非遺保護意識。在全國政協委員李修松看來，中國應該，也一定會有屬于自己的迪士尼樂園。他所在的安徽，就有中國目前自主創新做得最好的特色主題公園園區——蕪湖方特第四期東方神話，其將一些國家級非遺項目做成了游樂體驗項目。運用文化創意結合科技手段，將厚重的文化變得生動活潑起來，吸引孩子去玩，去獵奇，從而去探索。

四、結語

對于非遺的研究有利于為現在生活的生產發展提供依據和創作源泉，有利于對非遺進行創新，轉化為文化產品及文化服務；保護非遺便于合理地利用，利用非遺特殊的文化價值拉動經濟發展，提升文化軟實力。對于非遺的傳承和保護要從各個角度去研究，政府要樹立陽光政府的形象，提供便捷的非遺項目申報和保護的一系列服務。行業協會需要發揮行業間的合作和帶頭作用，主動為非遺工作出謀劃策，提供發展機會。學校需要配合非遺工作培養專業的高素質人才，中小學則要從小培養孩子們的非遺保護意識和學習意識。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EB/OL］.

［2］中國合肥門口網站［EB/OL］.

第6篇：非遺傳承人的義務范文

但是，它和中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蘊藏量相比起來，只是滄海一粟。目前我們為這“滄海一粟”花費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財力，不過不應忘記保護的根――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深層意蘊。名錄代表作的認定當然不是本末倒置，而是將其納入國家級非遺代表作名錄，并對它們加以保護，意在喚起人們的文化自覺意識，更好地守護住我們的精神家園，使傳統文化資源得到更有效的保護和利用。

非遺蘊藏量豐富

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國有55個少數民族，其中除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朝鮮族、傣族等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外，大多數少數民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這些民族是靠口傳心授的方式，傳承和保護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其中，民間文學（包括神話、傳說、故事、歌謠、敘事長詩等）是極具代表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傳承既是一種歷史現象，也是一種現實的存在，是綿延不斷的文化長河。雖然目前進入國家名錄的項目不算少，但是53項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代表作，與55個少數民族相比，每個民族還攤不到一項，很多作品還等待申報。特別是填補中國文學史空白的許多作品，如眾多的神話敘事詩、敘事長詩，英雄史詩、傳說、故事等，還沒有進入國家級非遺名錄，得到應有的保護。由此可見，非遺保護工作仍十分嚴峻。

中國是一個民間文化大國。就民間文學而言，傳承的歷史十分悠久，既有文獻記載，又有現實的口頭傳承。口頭文學占據中國文學的半壁江山，其中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對中國文學史的貢獻是不可低估的。神話、英雄史詩、民間敘述長詩不僅數量多，而且各具特色。至于民歌、民間傳說、民間故事、民間諺語等作品更是豐富多彩。其中，民歌的演唱可以說延續了《詩經》的傳統，如廣西壯族的歌圩、云南大理白族的石寶山歌會、甘肅回族、東鄉族、青海撒拉族等民族的花兒會，是古老歌唱習俗的現代版。在少數民族非遺項目中，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柯爾克孜族英雄史詩《瑪納斯》、甘肅“花兒”、貴州侗族大歌、蒙古族長調、呼麥等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非遺代表作名錄。但是，從非遺保護的角度講，進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和國家級代表作名錄的民間文學作品只占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極少一部分。

現實的情況是，這些進入國家級名錄的50多項民間文學作品的保護現狀和傳承狀況如何，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其中，有些非遺項目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前考察采集的，有些項目的傳承人已很難找到了，只好由申報單位或當地文化館、站進行保護。有的項目傳承人年事已高。據統計，這些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的最高年齡102歲，平均年齡在65歲以上。比如第三批國家級非遺民族民間文學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有25人，其中60歲至102歲的有22人，40歲至60歲的有3人。其他幾批的傳承人現狀也不容樂觀。

面對這樣的現狀，在現代化社會進程中，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急劇變化。特別是在現代傳媒的強勢作用下，民族民間文學的口頭傳承方式正在經受著巨大的考驗，保護非遺傳承的生態環境，已變得刻不容緩。

保護對象不止于代表性傳承人

在非遺保護中，認定代表性傳承人是十分必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四章“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傳播”第二十九條對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條件有明確規定：（一）熟練掌握其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二）在特定領域內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區域內具有較大影響；（三）積極開展傳承活動。第三十一條還規定了代表性傳承人的義務：（一）開展傳承活動，培養后繼人才；（二）妥善保存相關的實物、資料；（三）配合文化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四）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益性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規定的條件和義務標志著代表性傳承人在非遺保護中的重要性。

從某種意義上講，非遺保護主要是對傳承人的保護，只有這樣，非遺項目的傳承才是可能的。但是，必須認識到非遺的傳承與保護是在大的文化生態環境中進行的，民族民間文學的傳承與保護也是如此。所以民族民間文學的傳承除了幾位、幾十位代表性傳承人之外，同時應該看到還有傳承人群體存在，傳承的文化生態存在。盡管我們對有些項目認定了代表性傳承人，但誰也沒有權力剝奪非代表性傳承人傳承本民族民間文學的權利。

民族民間文學的可持續發展或傳承，除代表性傳承人之外，其他力量同樣不能低估。把民族民間文學的傳承寄托在少數代表性傳承人身上，而忽視了傳承的文化生態環境，是不可取的，也是很危險的。如果我們對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做全面考察、深入研究，不僅要看到少數進入名錄的項目，更應該看到它的整體。對少數民族非遺的傳承生態、特色，對傳承人和傳承群體做細致的考察、記錄和保存，這對非遺保護是絕對有益的。

目前展開的非遺保護工作，主要有三部分力量參與其中，包括政府、專家和傳承者。非遺項目是國家的文化資源，對國家文化資源的保護是政府的責任。非遺保護工作是政府文化工作的范疇，屬于行政工作層面。早在2004年，文化部、財政部聯合發出《關于實施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的通知》，《通知》規定的非遺保護原則是“ 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統籌規劃，分步實施”。實踐證明，非遺保護只有變成政府行為并通過立法形式，才能有保障。其次是參與非遺保護的專家、學者。他們大多來自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其研究領域既和非遺保護有關，也可能沒有更多的關聯。他們參與非遺保護，只是通過田野作業，發現非遺代表作名錄及其代表性傳承人，通過考察和論證，認定非遺代表作的歷史價值、文化史價值和審美價值，同時認定非遺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為政府的保護工作提供依據，幫助政府制定相關的保護政策。專家學者的義務盡在于此。在保護工作中，他們并不承擔具體的任務，也就是說，非遺項目及其傳承人的保護工作，主要是由各級政府承擔和監管。

談到非遺保護，自然涉及到保護的主體，即保護誰，保護什么，怎樣保護。毫無疑問，非遺項目的傳承主體是傳承人和相應的傳承群體。在民族民間文學的傳承中，各民族的歌手、故事講述家，無論他們是代表性傳承人還是未被列入代表性傳承人，都應該在保護之列。

此外，傳承的空間、場所，也應是保護的重要方面。如廣西壯族的歌圩，歷來都有傳統的時間和地點，這些傳統的歌唱空間是不可移動的。如果隨意將其轉移到大城市，舉辦所謂的“歌節”，就變成了文藝表演，從而失去壯族民歌傳承的生態環境。同樣大理白族的石寶山歌會、甘肅各民族的花兒會也是如此。所以，民族民間的歌唱和故事講述傳統，離不開傳唱的環境。保護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最好的辦法是保護演唱的空間和場所。

從某種意義上講，保護民歌演唱的生態環境，比保護代表性傳承人更加重要。因為歌唱和講述的生態環境可以培養出更多的新人，使傳承得到可持續發展。而如何保護這種生態環境，最好的辦法是尊重傳統，尊重民族民間文學產生、演變的客觀規律。

第7篇：非遺傳承人的義務范文

的重要性，針對“非遺”的保護問題，提出了挖掘保護并充分利用“非遺”傳承人有效資源的見解，并結合當前保護傳承人的實際情況采取一系列保護措施。但對傳承人資源保護任重道遠。

關鍵詞：保護非遺傳承人資源

非物質文化的保護是當今一項國際性的探索課題。我國是世界上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極為豐富的國家，隨著我國加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國務院辦公廳于2005年又頒布了《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意見》，使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有諸多問題需要探索，但筆者以為，對代表性傳承人資源的挖掘及保護，是整個保護工作的核心和關鍵。當前，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許多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顯然受到嚴重沖擊，而不少代表性傳承人也因年事已高或后繼乏人，其所掌握的技藝隨時有可能失傳。因此，加強對傳承人的保護，鼓勵和支持這些代表性傳承人將其所掌握的技藝進行傳承，并總結他們的藝術規律，已成為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一項重要而迫切的任務。

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海州五大宮調歷史悠久，是江蘇明清俗曲重要的一脈，是古老的"諸宮調"寶貴的遺存，對我國民間音樂乃至民間曲藝的研究具有難得的實證價值。海州五大宮調歷史悠久，積蘊頗厚。一些明代的小曲如【寄生草】、【山坡羊】、【打棗竿】等雖幾經傳衍，但仍保存完整；在江浙地區幾近失傳的樂曲如【馬頭調】等也可在這里找到傳人，一些演唱難度很高的集曲至今仍有人在傳唱。但因保護意識不強,自1980年后，五大宮調已漸呈瀕危狀態。直到2005年,海州五大宮調才被列入江蘇省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目錄，2006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海州五大宮調是我國明清俗曲的一份珍貴遺產，它的發掘保護，為繼承和發揚傳統的民間文化，為中國明清音樂史的研究，產生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靠人的行為來傳承的。許多獨特的技藝，不見書載，不見史錄，均存在于傳承者的身上，“身在藝在，身亡藝亡”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中非常令人扼腕嘆惜的現象。而現在許多優秀傳承人已年邁體弱，致使某些民間技藝瀕臨絕境。因此建立代表性傳承人的體系，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贊助他們的傳承活動，總結他們所承載的文化價值，就顯得十分必要和十分緊迫。如海州五大宮調代表性傳承人徐希來老人,生前會唱[馬頭調],四年前他完成了自己最終的絕唱，離開了人世。遺憾的是他的[馬頭調]和[九腔十八調]等絕技沒有來得及授徒流傳。同樣，1890年出生的連云港市灌云縣板浦鎮的趙廣江老人，他演唱的集曲“娃娃憶”和“草蟲”，短小精干、地方色彩濃郁而演唱難度極大，堪稱海州五大宮調中的兩支精品小令。當他92歲高齡為我們作最后一次錄音后，沒有傳人而去世。所幸的是多少年前一次文化創作采風活動，均為他們的演唱進行了錄音，保留了聲譜一致的記譜，使這些珍貴的遺產得以完整保存。2008年2月，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名單也已出爐，就在名單正式公布之際，551位傳承人中已有兩位離世，令人痛感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保護之刻不容緩、時不我待，因此，對這些傳承人進行搶救性的保護，正是我們目前最緊迫的重要工作任務。因此，對代表性傳承人本質特征的透析與資源挖掘成為非遺保護工作的重點。本人不端淺陋，根據對五大宮調保護工作的深入調研，在這里粗略總結出代表性傳承人的幾點本質特征，并從傳承人的特征分析中，逐漸挖掘保護傳承人的潛在資源。

“非遺”傳承人的資源之一——主體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活態流變性的文化，其精粹是與該項目代表性的傳承人聯結在一起的。雖然它有某些物質的因素或載體，但它是靠人來傳承的，屬于人類行為活動的范疇，其形態最終是在活的、動態的過程中來表現和完成的。因此，它無法離開人而獨立存在。因而，代表性傳承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主體性。非物質文化遺產之所以傳衍不息，正是依靠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人以活態的傳承方式，使之得以保存和延續。特別是代表性傳承人，或以口頭，或以動作，或身懷絕技，或掌握獨特技能，他們身上集中體現了某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精華，他們是傳承中的杰出代表，被譽為“人類活財富”、“人類活珍寶”。他們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中之重，是保護和傳承的主體。因此，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重要的是對代表性傳承人的保護。

如海州五大宮調有兩位老人被批準為第一批省級代表性傳承人，其中劉長蘭老人是海州五大宮調知名唱家錢樂山先生的嫡傳弟子。在數十年的演唱中，她掌握了很多難度較高的曲目，如“背弓”【滿江紅】等，她演唱善于運用氣口和把握節奏，形成鮮明的藝術特色。其代表作長篇套曲“活捉張三郎”曾入選國家十大文藝集成，是海州五大宮調的優秀傳承人。由此可見，抓住了代表性傳承人這個主體，等于把握了保護和傳承工作的核心。

“非遺”傳承人的資源之二——示范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依靠身懷絕技的傳承者世代相傳而得以生存，這種相傳往往是口傳心授的方式，因而帶有客觀的示范性。又因傳承人的選擇和確定主要著眼于被傳承者的親密關系和認可，故這種示范性的傳承無不打上鮮明的個人或家族的烙印。代表性傳承人是眾多傳承人中的佼佼者，他們是某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中影響最大的傳承人，因掌握了該項目某種獨特的知識和技能，他們的演示，有著公認的權威性。而對代表性傳承人的命名，正是對這種示范性和權威性的認同。這種認同賦予了他們的榮譽感和責任感，使他們在享受發展自己所持有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利的同時，擔負起將自己所持有的技藝傳承給后人、貢獻給社會的義務。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所擁有的某種特殊的文化技藝，既是屬于自己或特定群體的，又是國家和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構成因素，是屬于全人類的寶貴財富。代表性傳承人的命名，使他們打破了原有的一些狹隘的、保守的心態，更具有開闊的心胸和開放的意識，積極發揮他們的示范作用。正是因為這種示范性，以趙紹康傳承人的名字命名了“趙紹康小曲堂”，也成為我們采訪錄像的主要場所，當我們碰到一些不太熟悉的曲目向他們求教時，他們立刻能說出某人會唱，某人唱得最好，并親自打電話將這些玩友約到家中，讓我們錄音。他們還熱忱地向我們介紹了海州五大宮調玩友幾位盲人，有位盲人玩友還向我們出示了他珍藏多年的海州五大宮調盲文唱本，實為珍貴的藝術資料。這些都充分展示了他們示范性的作用。

“非遺”傳承人的資源之三——獨特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一般是作為藝術或文化的表達形式而存在的，它體現了人民群眾獨特的創造力，具有各自的獨特性。任何民族文化中都含有這種獨特的文化藝術基因，如失去了這些，也就失去了自己持續生存和發展的動力，代表性傳承人正是這種藝術特征的集中體現。他們掌握了某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不同風格和流派，掌握了該代表作中的獨特知識和技能。假如沒有他們的傳承活動，就意味著這種獨特技能的消亡。【馬頭調】是海州五大宮調中常用的曲牌之一。早在上世紀50年代，有些專家學者就著文稱這個曲牌早就失傳幾十年了。而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的田野調查中，卻意外地發現連云港市贛榆縣一位叫徐希來的老人會唱完整的【馬頭調】。更令我們驚奇的是，他演唱的【馬頭調】“望江樓”，竟和200年前清代嘉慶初年刊印的《白雪遺音》中記載的唱詞幾乎一字不差！老人文化水準不高，也不懂樂理知識，全憑師父的口傳心授，一代代將這首獨特的曲牌傳承下來。省文化廳命名的代表性傳承人趙紹康，幾十年來執著地酷愛海州五大宮調，在演唱和伴奏的同時，致力于收集民間流傳的曲牌和唱本。不僅自己辛勤努力，還動員他的子女們幫助收集和抄寫。除了基本生活所需外，他的全部工資幾乎全花在這上面。幾十年來，他收集和整理的曲牌和唱本抄寫了滿滿的26本，曲目有100多篇。在收集過程中，他潛心研究，掌握了許多曲牌的演奏技巧和曲目演唱功能，成為海州五大宮調僅存的一部活字典。另一位代表性傳承人劉長蘭，她的演唱技巧、碟琴的演奏技巧以及一些高難度曲目的演唱，也充分展示了她獨特的技藝和功能。

“非遺”傳承人的資源之四——民間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多是產于民間，流傳于民間，因此，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也應該堅持民間事民間辦的原則。政府給予一定的保護資金支持必要的，但這并意味著各級行政部門可以越俎代庖，這樣不但會嚴重挫傷民間社團組織保護遺產的積極性，同時也會因為不了解文化遺產傳承規律而將活生生的民俗民間文化藝術特色格式化。例如，有的地方劇種成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為了讓他有市場有收入成為地方文化特色，名義上要“傳承創新”，演出時加入許多電聲器樂等現代元素來烘托氣氛，增加舞臺色彩，還有的覺得傳統樂器音響單一，就把大提琴、古箏、琵琶等組成中外民樂大合唱，這樣就失去他的“原汁原味”，這不是保護民間藝術，而恰恰是讓民間藝術自掘墳墓。應該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間傳承人對不同的文化，都有自己特殊的生長、生存環境，他們才是文化遺產真正的主人。只有入行，才能熱愛。一些老的傳承人，他們走到今天就是憑著一股熱忱之心來孜孜不倦地追求。政府要給以政策上的扶持，采取積極保護措施，為他們提供展示的舞臺，最大程度地保護住民間傳承人的積極性，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護民間文化的本色。

馬克思指出：“在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某一地域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后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完全取決于交往擴展的情況”[1]。孫家正在2008年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頒證儀式的講話中說，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杰出創造力。他還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特征是活態傳承，主要依靠傳承人的口傳心授和言傳身教。傳承人掌握并承載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和精湛技藝，他們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活的寶庫，又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代相傳的代表性人物，他們以杰出的智慧、卓越的才能，承繼民族文化的傳統，推進民族文化的發展繁榮，為民族文化的薪火相傳做出了突出貢獻。[2]針對目前的現狀，各級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門已開始漸漸采取多種方式給予傳承人以種種保護措施。

首先，為傳承人提供政策扶持。省文化廳命名的海州五大宮調代表性傳承人趙紹康，今年已83歲，堪稱海州五大宮調的一部活字典，得到省里的命名后，他極大地增強了自身的榮譽感和自信心。劉長蘭老人是海州五大宮調嫡傳弟子，國家考慮到她現實生活的困難，給予了她一些政策性的扶持，得到生活補貼的她萬分激動，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演唱和授徒活動中。正是用政府的力量，避免在某些地區出現的民間發明、文化創造自生自滅，從而使之起死回生的重要舉措。

其次，為傳承人建設傳承陣地。為了更好地保護“五大宮調”，連云港市文化部門在海州區、淮海劇團、連云港師專一附小學等成立了4個傳承基地，還專門以趙紹康傳承人的名字命名了“趙紹康小曲堂”，趙紹康不顧80多歲的高齡，熱心參加許多社區的公益演唱活動，每周一、三、五定期去他家“小曲堂”切磋技藝或上門求教的玩友，多達五六十人，團結了一大批熱心唱曲的傳承人。近年來，各級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門為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寶貴財富，盡可能地為已經認定公布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提供傳習活動場所，并有計劃地征集并保護代表性傳承人的代表作品，建立代表性傳承人的檔案，這些保護措施均卓有成效。

再次，為傳承人培育傳承隊伍。加強傳承隊伍的建設，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另一突破點。五大宮調就以“趙紹康小曲堂”為集中點，定期開展演唱會。在連云港師專一附小舉辦了少兒培訓班，經過兩年的學習，近100多個小學生會演唱五大宮調，并定期組織專場演出。在政府與文化主管部門極力鼓勵并資助下，代表性傳承人常年舉辦授徒傳藝或教育培訓班，扶持他們組織開展研討、展示、宣傳、傳播等活動，以培育更多文化遺產接班人。

同時，為傳承人建立保障機制。認真落實文化部制定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認定與管理暫行辦法》。積極探索適合本地區本“非遺”項目的實際情況，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保護機制；積極參加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開展傳承活動；對代表性傳承人的認定標準、權利、義務以及資助辦法等做出規定。把國家為年邁或生活困難的代表性傳承人，定期發放養老金或生活補貼發放到位，讓他們享受到一些特惠的國家政策，以便更好更有效地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精髓。充分認識到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重要性，認真執行和研究代表性傳承人的政策和規定，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有效展開，不負時代賦予我們的重任。

第8篇：非遺傳承人的義務范文

關鍵詞：“非遺”紀錄片 創作 傳播 蘇北大鼓 保護傳承

中圖分類號：G2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5）10（c）-0249-03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積淀之所在，它蘊藏著精湛的技藝、獨特的思維方式、豐富的精神蘊涵。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在現代科技文明、歐美思想文化的沖擊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工作面臨著巨大挑戰，隨著時間的推移，甚至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將面臨瀕危狀況。由于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形式多樣，很多文化形式、傳統工藝不能及時得到保護和發展，傳承與創新面臨嚴峻的挑戰。因此，加強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的保護與傳承迫在眉睫。

進入數字時代，利用高清數字影像直接記錄和再現，成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新手段。通過影像對歷史的記錄與傳播，將探索出一條保護和弘揚優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道路。在江蘇省第4屆“陽光校園”優秀微電影作品大賽中，中國攝像協會副會長、國家職業技能鑒定（攝影）考評員、中國高教學會會員、藝術與傳媒學院劉峰老師，負責指導拍攝創作的電視紀錄片《熊仔成長記》《時光記》《蘇北大鼓》分別獲得全省特等獎、一等獎和三等獎。而《蘇北大鼓》這部紀錄片，就是以記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牛崇光先生弘揚“非遺”項目“蘇北大鼓”為主要內容的紀錄片。該片紀述了江蘇省“蘇北大鼓”第八代代表性傳人、宿遷市曲藝隊隊長牛崇光，以鍥而不舍精神發揚、傳承蘇北大鼓的紀實。被蘇、魯、豫、皖觀眾譽為大鼓狀元、鼓壇泰斗的牛崇光，在這部紀錄片中，以唱腔優雅，懸念強、說白利索、精湛表演、唱篇錦繡、故事情節生動、唱腔形象穩重等特點，展現了蘇北大鼓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藝術魅力。

1 非物質文化遺產紀錄片的創作

1.1 精心選擇“非遺”拍攝題材

“選擇好的題材是紀錄片創作成功的基礎，很多有拍攝制作紀錄片經驗的編導都說過：選定了一個好的題材等于紀錄片的創作成功了一半。所謂好題材，就是題材內在的價值比較高，諸如題材本身所具有的信息量、題材的審美價值蘊含量、對受眾的吸引力等等。”[1]

電視紀錄片《蘇北大鼓》，通過對蘇北大鼓非遺傳承人牛崇光的紀述，向世人展示蘇北大鼓的魅力，從而賦予這部紀錄片以史料價值。為此，我們小組的幾位同學，先期通過互聯網、報紙、電視等各種媒介，對“蘇北大鼓”進行了相關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工作，隨后深入拜訪牛崇光先生，幾經交流，最后擬定好采訪拍攝提綱。

1.2 做好采訪與同期聲采集工作

在電視紀錄片《蘇北大鼓》的采訪與同期聲采集工作中，我們小組的幾位同學多次深入牛崇光先生的家中。為真實展示蘇北大鼓唱腔、技法，認真做好他在懸念、說白、表演、唱篇等方面進行聲音、圖像的現場演繹場景。從而以音像形式清晰完整且形象直觀地呈現蘇北大鼓的現狀，從而激發人們對于“蘇北大鼓”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從而使得這項“非遺”項目得到很好的傳承。

1.3 真實客觀進行相關影像敘事

在《蘇北大鼓》這部紀錄片中，著力進行真實的影像敘事，每一部分的紀述都體現出“真人、真事、真情”的敘事原則。為此，在現場拍攝中，非常重視畫面、聲音以及聲效的同步性進行真實客觀敘事，力求展現出一個實實在在的“蘇北大鼓”第8代傳承人的真實形象。通過充分利用電視紀錄片的光影手段，記錄非遺傳承人牛崇光獨特的文化技藝，還原“蘇北大鼓”這一非遺項目獨特的文化地理環境，著力傳播“蘇北大鼓” 這一非遺項目的獨特魅力。在該片中，既充分發揮了電視生動、聲畫形象的優勢，又精辟概括和客觀記錄了“蘇北大鼓”這一非遺項目傳承人的傳承活動、文化藝術價值、傳承技藝等內容，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的價值。通過對這一項目的保護與傳承，為之留下了珍貴鮮活的歷史影像。

2 通過相應技法增強影像魅力

在這部紀錄片的拍攝制作過程中，我們通過現場同期聲采集、蒙太奇剪輯手法運用等，增強了電視紀錄片《蘇北大鼓》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有效地增強了影像的藝術魅力。

2.1 充分運用同期聲增強現場感

同期聲的采集是《蘇北大鼓》這部電視紀錄片真實性的重要體現，它采集到了“蘇北大鼓”拍攝現場的自然聲響與人物語言，具有很強的現場感與真實感。此外，現場的環境音引起了人們的聯想，豐富了整個畫面影像內容，使得傳承人牛崇光更加鮮活、形象，富有立體感，真實地把牛崇光先生洪亮圓潤的唱腔表現得淋漓盡致，也讓人們感受到蘇北大鼓傳承人技藝之純熟深厚，讓人們切實感受到蘇北大鼓的無窮魅力。

2.2 合理化運用解說詞輔助敘事

“解說詞是紀錄片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提高紀錄片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起著重要的作用。紀錄片的創作者應該讓觀眾通過故事情節的延續或生活畫卷的展開，自然而然地感受其觀點，而不是通過解說告訴廣大觀眾”[2]。合理化地運用好解說詞，不僅能對紀錄片起到輔助敘事的作用，還能在紀錄片的敘事結構上起著承上啟下、領起影片或歸納影片作用。電視紀錄片《蘇北大鼓》中對于蘇北大鼓歷史的解說，對于其現狀和傳承的解說，以及對牛崇光先生的背景介紹，都有利于觀眾對整個這部紀錄片的理解。在電視紀錄片中，解說詞運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基本不用，而是要適度。對于《蘇北大鼓》這部紀錄片中難以理解的片段，通過解說詞形式進行了相關闡釋，比如在介紹傳承人牛崇光先生的唱書技法時，對蘇北大鼓的構造、用法、蘇北大鼓的唱腔特點等給予了相應的解釋說明，便于讓觀眾有個深刻理解和認識。而對于牛崇光先生在周末書場上的表演片段，則沒有使用解說詞，而是以“留白”的方式，為觀眾留出更多的想象與思考空間，使得觀眾內心被震撼的同時，引發對“蘇北大鼓”現狀及未來傳承的深切擔憂。總之。解說詞的合理運用，使得這部紀錄片各個片段之間銜接更加自然合理，更具系統性，增強了這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紀錄片的說服力與感染力。

2.3 以蒙太奇手法突出深化主題

前蘇聯紀錄片大師狄加?維爾托夫曾經關于紀錄片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紀錄片是將現實的片段組合成有意義的震撼”。[3] 《蘇北大鼓》這部紀錄片就是通過對鏡頭的組合與拼接手段，更加鮮明地突出紀錄片的主題，從而讓觀眾領悟其中的思想情感，以此來實現“有意義的震撼”。

為此，在電視紀錄片《蘇北大鼓》的后期制作中，為了讓觀眾更加直觀明了地認識唱書技法，我們在后期制作時，對采訪到的相關素材進行了系統整理，并在剪輯中進行合理地組接，使得牛崇光先生的唱書技法主次鮮明而又富有節奏感，形象地詮釋了蘇北大鼓“板、鼓、唱”相結合的特性。體現了唱“蘇北大鼓”，必須先練打板，再練打鼓，最后才學唱腔的“三眼對”學習過程。

此外，在《蘇北大鼓》中，還通過鏡頭的組接表達創作者的思想情感，從而以期引起觀眾的情感共鳴。在這部紀錄片中有這樣的一組鏡頭：在書場上，里三層、外三層地擠滿了蘇北大鼓的聽眾，這些聽眾大多是中老年人，每一個人的神情都十分專注，有的甚至學起牛崇光先生的樣子有模有樣地唱起來。觀眾的神情與牛崇光先生的神情相呼應，表現了蘇北大鼓極強的吸引人與感染力。但是這些清一色的中老年觀眾，又不免讓人感受到了蘇北大鼓的日漸式微，以及它的傳承現狀讓人陷入深思，從而使得廣大觀眾能夠深切感受到對于蘇北大鼓傳承與保護的重要價值。

2.4 圍繞主題思想展開情節敘事

作為一部成功的電視紀錄片，首先要有一個核心思想，整個紀錄片的拍攝與制作都應該圍繞這一核心思想予以展開。同時要分清主次，使得整個紀錄片顯得層次分明，富有節奏感，也利于觀眾更好地把握整個紀錄片所要表達的思想情感；其次，要體現人文主義思想。一部優秀的紀錄片必然要體現人文關懷，如，《舌尖上的中國》則最為典型，它展現的是普通中國人的人生百味，展現的是人和食物之間的故事，透過美食來看社會。《舌尖上的中國》把觀眾的視線拉回到傳統的飲食文化中，揭示人們內心深處最喜愛、最渴望的是家鄉的味道、家的味道、民族的味道、傳統的味道。而我們所拍攝制作的電視紀錄片《蘇北大鼓》，則向觀眾展示了蘇北大鼓的藝術魅力，它與現如今年輕人所追崇的流行樂、搖滾樂等大不相同，是民族個性、民族審美習慣的“活”的體現，從而喚起人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工作的深刻思考。通過圍繞主旨思想展開情節敘事手段，使得這部紀錄片在給觀眾帶來視聽享受的同時，切身體會到這部紀錄片所要表達的思想情感。

3 非物質文化遺產紀錄片的傳播

3.1 通過文化傳播實現有效傳承

有學者認為：“文化傳播是人類特有的各種文化要素的傳遞擴散和遷移繼傳現象，是各種文化資源和文化信息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流變、共享、互動和重組，是人類生存符號化和社會化的過程，是傳播者的編碼互動闡釋的過程，是主體間進行文化交往的創造性精神活動。”[4]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很大意義上就是為了使它得以傳播，最初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口傳心授及口耳相傳為主要傳播模式，后來便以文字和印刷媒介為主，而在信息化如此發達的當今社會，影視媒介則為最主要的傳播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方式便是紀錄片。我們通過電視紀錄片傳播等手段，來實現對“蘇北大鼓”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效傳承。

3.2 通過媒介傳播實現有效傳承

非物質文化遺產紀錄片的傳播有利于保護民族文化，促進文化的多樣性，激發人類的創造力，從而豐富當今文化的形式和內涵。面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現狀，讓更多的人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了解祖輩們留下的寶貴文化財富。為有效實現傳承，當前要充分利用主流媒介進行宣傳相關紀錄片，比如：在各級電視臺設置紀錄片頻道或欄目，通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宣傳，實現有效傳承。同時要吸引更多的企業、社會團體等，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投資并拍攝出高質量的電視紀錄片。比如：某企業中的某一產品形象與當地某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相吻合，則該企業就可以通過非物質文化遺產紀錄片的拍攝來宣傳某一產品的文化意蘊，以此豐富該產品的形象，從而提高了企業形象，達到了很好的傳播效果，從而間接起到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

3.3 利用多種平臺實現有效傳承

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紀錄片宣傳，要重視手機和互聯網這兩大投放平臺；在地方廣播電視媒體的官方網站平臺上，播放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紀錄片，提高了人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在公交車載電視和廣場大屏上進行投放，進行廣泛而有效的傳播，從而實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效傳承。

4 結語

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指出，需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以人為旨歸，細膩把握這種情感，正是紀錄片佳作的立身之所。他還強調，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凡是傳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篤定恒心、傾注心血的作品。”通過《蘇北大鼓》這部電視紀錄片的拍攝與制作，使我們不僅感受到了“蘇北大鼓”的藝術魅力，也深刻感受到了地方文化之深厚，從而激勵我們肩負起發揚民族文化、傳承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責任和義務，推動實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紀錄片的傳播與傳承，從而實現民族文化的創新和發展。

參考文獻

[1] 王列.電視紀錄片創作教程[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111.

[2] 金延莉.如何創作紀錄片解說詞[J].現代視聽，2009（S2）：281.

第9篇：非遺傳承人的義務范文

在“《大眾醫學》創刊60周年慶典暨‘關注國民健康傳播醫學知識’論壇”上，中華醫學會副會長吳孟超、中國醫師協會會長殷大奎及中國工程院院士陳灝珠、曾溢滔以及新聞出版界領導發表了精彩講話。他們肯定了《大眾醫學》60年來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同時也希望《大眾醫學》秉承傳統，與時俱進，繼續將“醫學歸于大眾”發揚廣大，把增長人民的醫學知識、增強人們的保健意識、提高國民的健康素質當成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為促進大眾健康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發言摘要

吳孟超(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大眾醫學》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

《大眾醫學》是我的老師在1948年創辦的，是我國辦刊歷史最悠久的醫學科普雜志，對我國幾代人健康素質和文化素質的提高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我和《大眾醫學》有著很深厚的感情，可以說，我從事醫學工作的近60年是《大眾醫學》陪伴我走過來的。裘老生前向我們談起了他的從醫之路。他說：“我這一生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創辦了《大眾醫學》這本雜志。”可見，《大眾醫學》在裘老心目中的分量之重。我希望《大眾醫學》進一步發揮與時俱進、求實創新、開拓進取的精神，讓醫學造福于大眾。

殷大奎(中國醫師協會會長，中國健康教育協會會長，衛生部健康教育首席專家)：

在衛生防病、醫療保健、醫學教育、衛生管理以及科學研究等衛生工作當中，醫學科普和健康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是低投入、高產出的保健措施，是提高全國人民健康水平的捷徑。廣大醫藥衛生工作者是醫學科普的主要力量，應視宣講醫學知識為自己的天職。這是醫學模式轉變和實現現代醫學目的的需要，也是醫療服務的組成部分和有效的治療手段，有助于密切醫患關系。減少醫療糾紛，提高自身素質和醫療服務水平。

吳在德(原同濟醫科大學校長，《大眾醫學》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編審委員會主編)：

《大眾醫學》是我國創辦最早、水平最高、最富有生命力的一流醫學科普刊物，深受讀者喜愛。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作為《大眾醫學》的作者和讀者，我認為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大眾醫學》60年來鍥而不舍、一貫秉承的服務大眾、與時俱進的精神。經過60年的努力，《大眾醫學》不但深受讀者歡迎，而且也是醫學專業人員的良師益友。此時此刻，我們要緬懷裘法祖院士等創刊人，作為晚輩，我們應該繼承裘老等老一輩的遺志，為把《大眾醫學》辦得更好而不懈努力。

陳灝珠(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大眾醫學》顧問委員會委員)：

我為《大眾醫學》創刊60周年題詞的內容是“大眾健康好顧問，醫學科普勇先鋒”。《大眾醫學》是我國最早的醫學科普雜志，是醫學科普的先鋒。在1948年創辦雜志是需要勇氣的，所以是勇敢的先鋒。雜志創刊以后，在傳播健康知識方面做了非常好的工作，是大眾健康的好顧問。

曾溢福(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遺傳研究所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大眾醫學》顧問委員會委員)：

在長期的醫學實踐當中，我深深感受到，要提高民眾的科學水平，必須要普及醫學科學知識，《大眾醫學》在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是讀著《大眾醫學》長大的，也正是《大眾醫學》引領我對醫學發生興趣，讓我長期從事醫學科學的研究。我想借此機會，衷心祝愿《大眾醫學》越辦越好!

周曾同(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九人民醫院口腔內科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口腔醫學會口腔中西醫結合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大眾醫學》專家顧問團成員)：

我之所以走上醫學之路，我的人生之所以是現在這樣，是因為我有三個導師：一個是我的母親，一個是我的老師徐教授，還有一個就是《大眾醫學》。為祝賀《大眾醫學》創刊60周年，我作了一首藏頭詩――《大眾醫學60慶典》。

大醫須精誠，眾生得益彰。

醫我國人疾，學習西洋方。

六欲得調整，十戒記心上。

慶有此刊在，典籍永留芳。

繆曉輝(中華醫學會感染病學分會常委，上海市傳染病與寄生蟲病學會主任委員，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醫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教授，《大眾醫學》專家顧問團成員)：

對醫務工作者來說，我們要宣傳疾病預防常識，宣傳疾病診治的一般過程，宣傳保健常識，促進生活和生命質量的提高。這是醫院醫療和保健行為的外延，醫生可在院外通過期刊、電視、網絡延展這個過程，這是醫生的義務和責任。現在，醫患矛盾非常明顯。如果醫生多和患者進行一些交流，就可以改善醫患矛盾，促進醫患關系的和諧、健康發展。而進行科普宣傳就是一個很好的交流渠道。如果醫生們舍得花時間去做科普宣傳，在為進一步改善醫患關系做貢獻的同時，也在挖掘和拓展自己的人生和社會價值，將會贏得讀者、病人和家屬的尊重和信任。

陳麗(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報刊管理處處長)：

我受局領導的委托，代表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向《大眾醫學》這個受人尊敬的雜志表示熱烈的祝賀!60年來，《大眾醫學》一方面堅持自己的辦刊宗旨，堅持權威性和大眾性兼顧；另一方面始終與時俱進，探索品牌發展戰略模式。我們衷心祝愿《大眾醫學》站在新起點上，邁出更大的步伐，取得更大的突破!

陳昕(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60年間，《大眾醫學》始終堅持了“讓醫學歸于大眾”的信念，牢牢把握了“忠實于醫學”的前提，引領大眾提高健康意識，為推進我國的醫學科普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今，我們要真心誠意地傳承優良傳統，腳踏實地地謀求新發展，進一步把《大眾醫學》打造成為上海的重要文化品牌和文化標志。

周建國(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科學技術出版社黨委書記、副社長)：

作為一本具有深遠影響力的醫學科普雜志，《大眾醫學》如何堅守并不斷擴大宣傳教育陣地，在切實“讓醫學歸于大眾”上下苦功夫、下真功夫，傳承60年的文脈與優良傳統，并賦予新時代的特色，是辦刊人員面臨的重要任務。我們應保持堅定、清醒的頭腦，在傳承優良傳統中謀求創新和發展，使《大眾醫學》煥發青春，努力成為一代又一代人民大眾的讀物、文化人的伴侶、新生代的知音。

王偉海(《大眾醫學》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