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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芬蘭采礦工程師弗雷德里克?依德斯塔姆創建了諾基亞公司，后來經過歷任領導者的苦心經營，諾基亞終于成為國際上首屈一指的手機公司。然而，這家有著一百多年歷史的大公司，卻在2014年，非芬蘭本國公民史蒂芬?埃洛普就任CEO短短三年之后，就正式告別了手機舞臺，并被微軟收購，改名為“微軟移動”。難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很早之前，就有人說他是微軟的臥底，在他掌管諾基亞之后的第二個月，就宣布諾基亞全球裁員5000人，成為諾基亞10年來最大的一次裁員。其后，埃洛普每年都要裁員，并將諾基亞最擅長的塞班系統研發外包，直到終結諾基亞，堪稱最會“臥底”的CEO。
最會經營的女星范冰冰
2014年5月4日青年節當天，“2014年福布斯中國名人榜”正式推出，范冰冰以1.2億元收入位居榜首，就連大名鼎鼎的劉德華、周杰倫、成龍、趙本山等人都要名列其后。論作品、論資歷，范冰冰都無法與他們相比，但從《還珠格格》中的小丫鬟金鎖，成為財富與名氣并重的吸金“范爺”，范冰冰本身就是一個足夠勵志的故事。她還投資房產、網游、影視劇等多個領域，并接拍多家大品牌廣告。雖然作品有限，卻總是穩坐一線地位，其經營自己與財富的能力，不得不令人欽佩。
最會“砸錢”的投資人馬云
如果你還認為馬云只有淘寶、天貓和余額寶，那你就錯了。實際上，從電商平臺、支付寶、余額寶、阿里小貸，再到民營銀行、保險、基金、理財、金融軟件，馬云在未來可以掌控的是一條完整的金融產業鏈。數據顯示，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里，馬云平均每個月發動1.6起投資，平均每起投資涉及2億美元資金，僅僅是今年4月份，就投資近173億元人民幣，3月份近116億元，2月份68億元，1月份10億元。在這些投資中，有的是阿里巴巴作為投資主體，有的則是馬云和他的朋友們。投資項目中，大部分是與阿里巴巴業務相關的生態圈投資。但不管哪一次投資，馬云都能做出相應的名堂來，堪稱最會“砸錢”的投資人。
把一個平庸的人變成“天才”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外界條件都具備了――寬松的環境、名校、名師、家學淵源等，但由于受教育者的資質平平，還是難以把他培養成一個出類拔萃的人。可是把一個“天才”培養成“庸才”卻容易得多，它不需要有多高深的水平，在特定的環境下一般人都能做到，而且簡單易行。僅以學校教育而論，下面幾種方法都卓有成效，而且屢用不爽。
方法一：用“統一標準”要求所有學生。凡是與此不一致的觀念、行為，不一致的教材，當然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當然是“異端”；有獨立思考的學生，在學校里備受打壓，不許當班干部，不得表揚。作業上不許有自己的想法，只準用現成的“標準答案”。凡與教科書上的“標準答案”不一致的，哪怕一個標點符號不正確，一律算錯。
方法二：一定要讓他們讀死書，死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兩眼不看窗外事，心里不想窗外事。讓他們知道他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即使讓他們讀點書，也要嚴格篩選，不能任由他們胡讀。如果任由他們胡亂讀書，他們早晚會覺醒，會知道是非，要像防火、防盜、防當官的一樣防著他們讀課外書。
方法三：不能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讓他們獨立思考的基因永遠酣睡。比如在解題上，老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不許有異議；凡是老師的都是正確的，當然校長說的比老師更正確；比校長權力大的，說的又比校長正確。
方法四：加大作業量，使學生沒有喘氣的工夫。這是一種最有效，最不受人詬病，還讓人說你為學生好、工作認真負責的好方法，也是目前最流行的方法。它既不會遭到家長的反對，也不會遭到社會的反對，甚至不會遭到學生本人的反對。如果學生的作業每天做到晚上12點，試問，他還有時間去想別的嗎？他還有時間去閱讀課外書嗎？他即使有心，也已無力。
方法五：三天兩頭地考試，考完后就排名，給他們加大精神和肉體的壓力，使他們整天疲于應付，疲于奔命。誰沒有自尊心？誰不想自己的名次靠前？誰愿意讓別人在后面戳自己的脊梁骨？那就學吧！
以上方法，不僅可獨立地使用，也可以綜合運用。一般來說，經過十幾年這樣的教育，大多數學生已經沒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們就不用再擔心他們會成為出類拔萃的人才。即使是天才，棱角也應該磨平了，靈性也應該泯滅了。這已經被我們幾十年的實踐所證明并將繼續得到證明！
摘要 不同時代學者研究春秋學，主題、內容不盡相同，但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受宋代特殊政治環境的影響，宋代春秋學研究也呈現出明顯的時代印痕。尊王攘夷、正名分、寓褒貶等傳統內容被宋儒重新闡釋并賦予新的內涵，成為他們經世致用精神的載體。
關鍵詞：宋代 春秋學 經世致用 尊王 攘夷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孔子所作經學成為后世學者共同尊奉的法典，被奉為金科玉律，只能信奉注釋，不敢稍有違異。北宋初至北宋中期，宋儒疑古惑經成為一種風氣，他們完全擺脫了漢唐師法的束縛，遍觀經史子集，以獨見為榮，以雷同為恥，當仁不讓，唯理是求。在這種學風的影響下，《春秋》及其三傳自然也受到懷疑和審視，被重新闡釋和發揮，賦予了本來就具有“正名分”、“寓褒貶”、“大一統”、“尊王攘夷”等思想的春秋學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內涵，承載宋儒的經世致用精神。
一 經世致用
《春秋》作為儒家經典被封建國家奉為學術宗教圣典之一，是“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歷代不乏學人致力于此，研究主題、內容不盡相同，但都帶有作者所處時代的特點。宋代春秋學研究同樣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從整體看，“尊王攘夷”是兩宋春秋學之主流。北宋治《春秋》者好論內政，偏重“尊王”，以適應趙宋統治者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南宋則好論御侮，“尊王”、“攘夷”并重，以激勵君臣同仇敵愾，復仇雪恥。這種時代性是經世致用思想的具體反映。
經世致用思想是儒家知識分子特有的一種意識形態。經世即治世之意，最早見于《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圣人議而不辯。”歷代典籍經過諸儒的闡釋和政府的推廣，深寓其中的“經世致用”思想就成為士大夫一以貫之的精神傳統。《春秋》就是孔子有感于禮崩樂壞而編寫的經世之作，其體現經世致用精神的方式就是“正名分”、“寓褒貶”，這是孔子《春秋》本有之意。如“正名分”，《論語·子路》篇中孔子和子路關于“名不正則言不順”的討論，說明了經世以正名為先的道理。再如“寓褒貶”，孔子對齊桓、晉文的贊許，對“弒”、“殺”不同意義的界定等。通過后儒的演繹發揮，借助歷史傳承和積淀，春秋學便具有了“大一統”、“異內外”、“尊王攘夷”、“用夏變夷”等政治致用功能。“以《禹貢》治河，以《洪范》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篇當諫書”，歷代儒者對《春秋》的不同闡釋，都是借《春秋》之腹，產自己現實政治主張之子，寓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措施于注解之中，積極為統治階級提供理論依據和治理現實社會的方略和計策。如從史學經世的角度看，所謂“《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史學經世不僅有令亂臣賊子懼怕的鎮懾作用，而且還有減少亂臣賊子產生的預防作用，對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可謂大矣。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概括前人觀點：“所謂大義者，誅討亂賊以戒后世是也；所謂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可見，《春秋》之經世致用價值在世事突變、社會動蕩不安的時期，體現得尤為明顯。
宋代內外交困的形勢砥礪了宋儒普遍的憂患意識，經世致用遂成為他們共同的價值取向，盡管政治主張各異，但“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動機是一致的。雖然改革舊弊與謹守成法的斗爭很激烈，但雙方之爭不外乎是為解決矛盾而“創新世”、“破舊世”較多與“經舊世”、“守舊俗”較多的分歧而已。他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經世致用精神是相同的。宋代春秋學經世致用的集中體現就是對“尊王攘夷”的大力提倡。
“尊王”、“攘夷”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尊王”從正面闡釋，“攘夷”則從反面立論，目的依然為“尊王”。北宋、南宋所處形勢不同，強調重點有別，大抵北宋強調“尊王”，南宋則二者并重。
二 尊王
“尊王”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正面貶刺周天子的輕佻失禮行為，強調天子應該怎樣做才合乎至尊應有之禮；二是討伐諸侯、大夫的專擅無禮行徑，強調諸侯、大夫應該如何做才符合人臣之分。宋儒春秋學著作大多通過對此類事件的褒貶來闡釋自己“尊王”的政治主張，略舉數例以說明。
1 貶刺天子以尊王
《春秋》桓公四年載：“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天王，指周桓王。伯糾，周桓王的宰相。聘，指聘問殺兄自立的魯桓公。此句大意是記載周桓王二十二年（魯桓公四年），桓王派他的位至伯爵的一個叫伯糾的宰相來聘問魯桓公。
認為《春秋》有貶無褒的孫復對此事議論道：“威公（魯桓公）弒逆之人，威王（周桓王）不能誅，反使宰渠伯糾來聘，此桓王之為天子可知也。”譏貶直指周桓王的失尊行為。闡釋經義、崇尚新奇的劉敞議論道：“天子大夫不名，其宰渠伯糾何？譏！何譏爾？桓內弒君，外成人之亂，又不受命，王弗能討也，而聘之，是崇亂也，參譏之。”他認為，孔子筆削如此，是對宰渠伯糾和周桓王的雙重譏貶。身為天下共主的周桓王卻派自己的家宰去聘問“內弒君外成人之亂”的魯桓公，無疑是崇亂之舉。他們貶刺周天子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宋高宗覺悟怎樣做才合乎至尊之禮。
2 討伐不臣以尊王
《春秋》載：莊公十三年“齊人滅遂”。孫復評論說：“威（桓）公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眾，驅逐逼脅，束之以力，有弗徇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耳，故此年滅遂，十四年伐戎……二年遷陽，皆稱人以切責之。”認為《春秋》書齊桓公為“齊人”是討伐齊桓公“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的罪行。王皙在《春秋皇綱論》（卷一）《尊王篇》中提及此事也說：盡管齊桓、晉文“有尊周室、安中國之心”，但他們仍然是“執中國之權，制天下之命，則是強僭之臣也”。
宋儒中貶諸侯專擅無禮者不僅孫復、王皙兩人，凡撰《春秋》著作的，多有此意。程頤于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條下云：“摟諸侯以伐諸侯，固為罪矣，而衛弒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隱公二年載“無駭帥師入極”條，胡安國議論說：“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同年，對于《春秋》載“鄭人伐衛”條，朱熹論道：“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諸如此類議論，宋人春秋學著作中隨處可見，茲不贅舉。
對于諸侯的專擅無禮行為，宋儒譏貶如此；對大夫的專擅不臣行徑，更深惡痛絕。如《春秋》載：魯襄公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前后兩次雞澤之盟，是諸侯在而大夫結盟的開始。孫復對此評論道：“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無盟可也。己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大夫強，諸侯始失政也。”魯襄公十六年《春秋》載：“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這次干脆只記載諸侯相會溴梁，而結盟者卻是大夫。對此，孫復痛恨地說：“溴梁之會，政在大夫也，政在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之大夫，大夫無諸侯也。”胡安國于此亦曰：“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
胡安國還對掌兵權、擅自主政征伐的公子 、公子慶父和公子遂嚴詞斥責，“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于未亂也”。其意在警示高宗，對臣下需防微杜漸，切不可掉以輕心，養成羽翼以致坐大輕君。這些觀點和高宗秦檜集團為鞏固皇祚而猜忌大將收兵權的政治需要步調一致，高宗對胡氏及其《春秋傳》亦欣賞有加。
三 攘夷
中國地廣人眾，少數民族眾多。徐、吳、楚、越，“諸戎皆四岳之后”，《春秋》為何待之以夷狄呢？“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華夷之辨別，常不以種族分而以文化分”。意即華夷之界線不在于所居之地，而在于禮樂文明，是否依“禮”行事。周初分封，徐、吳、越、楚皆為周之諸侯，之所以后來稱之為夷狄，是因為他們僭越稱王有違周禮。可見夷夏之稱是可以轉化的，夷狄可進而與中國同，中國亦可退為夷狄，其關鍵在于“禮”，是否按自己的名分做應做之事。《春秋》中對楚國的稱呼變化反映了這一過程：莊公十年稱楚為“荊”，襄公二年直接稱“楚”，僖公元年則稱“楚人”，昭公四年稱為“楚子”。這一變化反映了荊楚由侵突中國、僭號稱王進而遣使修聘、會盟尊周，即逐漸認同融合于華夏文化的過程。孫復于《春秋尊王發微》議論道：“案吳、楚本子爵，入《春秋》始則曰荊、曰楚、曰吳，終則稱人稱子。楚始謂之荊者，楚先吳僭，罪大貶重，猶曰荊州之夷也，終則稱人、稱子者，以其同中國，與諸侯會盟，及修禮來聘。稱人，少進也，稱子，復舊稱也。”在孫復看來，僭號無禮則退為夷狄，遵規守禮則恢復舊稱。
孫覺則從反面立論，認為荊、楚稱呼變化過程是感嘆中國之衰。如在《春秋經解》中云：“……至其侵陵之甚，主盟中國而虐害中國也，則書人書爵，與中國等矣！若曰中國而至于是者，中國無人焉爾。中國無人焉爾，則中國亦楚，于楚又何外之？故楚之所以稱人稱爵者，非進楚也，罪中國也，一時之中國不深罪之，則無人以懲后世也”，“吳、越書之有漸焉，非進之也，蠻服益強則中國益衰，《春秋》書之，所以傷中國之衰也”。孫覺從“罪中國”立論，強調自立、自強以“懲后世”，目的和孫復一樣，“內京師而外諸夏，尊天王也，內諸夏而外四裔，尊中國也”。期望在夷狄僭越侵禮日甚一日之時，及早使中國覺醒，實是未雨綢繆。“欲令中國備之于始盛之時，制之猶易也，至其漸盛，將不可以制矣”，與胡安國防微杜漸論調主旨相同而側重有異。
胡安國目睹金兵侵占汴梁，感于時事，提醒執政者：“中國之有四裔，猶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其勢迭相消長……理之常也。然而必不容其顛倒錯連，則亦使之各安其所也……是故以諸夏而親四裔，致金繒之奉，歲以餌敵，其策不可施也。以內屬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降人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窺伺之漸，其禍不可長也。”中國與四裔勢力迭相消長是常理，為政者不應“致金繒之奉，歲以餌敵”，而應該對非我族類的夷狄“窺伺之漸”的舉動明察秋毫，要因時、因事以制宜，“處其變盡其變”。
兩宋三百二十年間，無一日無夷狄之患，在蔚然大觀的宋儒春秋學著作中，“尊王攘夷”的思想觀點也貫穿了三百二十年。宋儒從簡約的《春秋》經及其三傳記載中，挖掘出各方面的史料給尊王攘夷以新的闡釋，即使現實政治不盡如人意，亦給予理論上的詮釋。大到諸侯、大夫專兵會盟侵國、抗擊王師，小至朝聘禮節、天象異常的記載，皆被援引，著以己意，這是宋儒主體意識高漲，為適應兩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和感于強敵交相威逼中國而經世致用的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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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仲明：確實，我以前較少進行直接的文本研究，而是主要關注文學與作家、與社會和文化之間的關系。但我從來不忽視文本的意義，并且認為，任何方式的文學研究都不應該忽略與文本的關系，都應該以文本為基礎。我以往的研究應該沒有違背這一原則。近年來我之所以反復呼吁文本研究的重要性，主要是因為當前文學研究界、特別是現當代文學研究界，泛文化研究泛濫，文本被嚴重忽視。針對這種不正常的狀況，我才有這么多的感喟和呼吁。也因此，近年來，我也花了一些時間精力做了一些具體的文本研究工作，并打算將更多的精力轉移到這方面來。
文學研究可以有多種方法，我不是認為哪一種方法就一定最好，但是我認為文學研究的基礎是文本，這一點不應該動搖。你思想的伸展可以超越文學范圍，可以不以單純的審美為主旨，但是，如果在你的研究中沒有文本、沒有審美，就不能算是文學研究了，只能算是文化或思想研究。當前，忽視文本的研究已經嚴重影響到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文風和學風，完全忽視文學獨立性，將文學作為闡釋某種文化理論工具的研究方式很盛行，許多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是這樣，甚至一些本科生寫的論文也這樣。
祁春風：因而，我們也發現，您倡導一種重視文本閱讀能力培養的教學。您曾經說過，對于文學作品的閱讀和研究有兩種基本方式，其一是還原法，其二是文本法。這兩者有何區別？您強調的是后者嗎？
賀仲明：所謂還原法，就是回到作品創作時的具體語境，聯系作者的創作心態和時代背景來認識作品。所謂文本法，就是較少考慮這些具體的關聯因素，從文本本身出發來認識作品。不是這兩種方法有高下之分，而是我們以往太強調從還原角度來認識作品，局限了我們的認識。它們其實是各有側重，應該不是絕對對立，最好是有所結合。而且，針對不同的作品應該采用不同的方法，那些時代或作家主體意旨比較明確的作品當然不能割裂它與時代和作家的關系，但是有些作品，或者意旨比較復雜，或者它本身就沒有那么多的時代寓意，就應該側重從文本角度來認識和欣賞。并且，不管怎么說，文本內涵是認識作品的前提，畢竟，文學作品不是時實，不是新聞報道，它首先是作家心靈的產物，是一種精神的創造品。
祁春風：我們長期以來的語文教育方式似乎偏重還原法。而您推崇文本法，這是基于怎樣的考慮呢？與當前的中學語文教育現狀相關嗎？
賀仲明：前面說過，我們的語文教育一直偏重對作品的還原式分析。這有多重原因的影響，比如建國初對革命歷史論證的需要，等等。這種方法也不能說沒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到今天，如果還那么刻意地去還原作品的時代性，局限于時代內涵去理解作品，就已經是一種自我限制了。而且，這樣也非常影響語文教學的效果。因為新文學的歷史已經很遙遠了，特別是其中曾經被反復強調的階級斗爭和思想斗爭等內容，現在的年輕讀者已經非常陌生，其內涵也不合時代要求了。在這種情況下，再去探微作品的時代性意義，局限于時代來理解作品，確實難以讓人提起興致，也會影響作品的價值。
目前許多中學生不太喜歡學習語文，這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語文是我們的母語教育，對我們整個人生觀、價值觀的建立應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是我們教育的基本，是深層次影響我們民族文化傳承的因素。這種情況的出現有很多原因，其中如教育考核方式，也就是過于死板機械的應試教育，典型如高考作文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中學作文教育問題。現在很多中學老師教作文、學生寫作文，都是完全的程式化，是新的八股文寫作方式。這樣的作文哪個學生會喜歡寫，這樣的語文課誰會樂意上？這是重要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語文課程的內容。我以為好的語文課程，應該能夠讓學生真正進入優秀而規范的文學和語言課堂中，讓學生在語文課中既受到美的熏陶，接受規范的語言訓練，也感受道德情操的磨礪，接受民族文化的感染。這既關聯到語文課文的選擇，也關聯到如何解讀課文，如何讓課文的內涵和魅力充分地展現出來。
祁春風：這么說來，一個突出的例子——中學生普遍在心理上排斥魯迅的作品，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以往的教學方式造成的。如何破解這種困局呢？
賀仲明：確實是這樣。我曾經分析過魯迅的《秋夜》，這么多年來，那么多人在探究作品的時代寓意，如這個意象象征什么，那個意象象征什么，等等，其實基本上是猜謎。現在的中學生大學生對這個還有興趣嗎？那些所謂的象征對于他們完全是陌生的，而且也絲毫不切實。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的建議是更靈活地處理對作品的理解，還原歷史與文本解讀相結合，總之是不局限于某一方面，不固守于某一點，使作品的價值更豐富更全面地呈現出來。
具體到魯迅，他作品的文本價值其實尚未為人們足夠關注，或者說還沒有被充分挖掘出來。我們以往太過于將魯迅與其時代聯系在一起了，忽略了他的跨（超）時代意義。這中間的原因有很多，包括魯迅文學創作本身的特點，包括后來者對魯迅作品的接受等等。但它確實局限了魯迅的價值，特別是從純粹文本意義上看，他的成就和對新文學的貢獻尚未被充分認識。從一個方面講，這也是新文學的損失。前些年不少人非議魯迅的文學成就和文學地位，正是因為他純文學的價值被忽略了，被遮蔽了，許多人才有了菲薄他的理由，其實從文本角度說，魯迅作品的文學價值是非常高的。我們以前完全從時代意義來理解他，真正是局限了他、遮蔽了他。
而有關尊嚴最為深刻的話題，則是歷史上春秋時代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越國被吳國打敗后，身為一國之尊的勾踐不僅屈辱的為吳王喂馬，吳王外游，他坐在“馭手”位置上，一旁的兵士向圍觀人眾高呼“為大王（吳王）駕車的是越王勾踐……”這樣屈辱的“宣傳口號”。更加屈辱至極的是，吳王病了，這位敗國之君勾踐，竟然以吃飯說話的口舌去嘗“勝利者”的糞便。這真令人慨嘆：國之不存，尊嚴掃地！
倘若細究起來，動物中也有尊嚴。老虎嘯震山林，百獸皆避，這是獸中之王動物兇猛的尊嚴。而比虎等而下之的狼、弱小的猴，其尊嚴亦不可輕犯，如狼群中的首領、猴群里的猴王，都是“妻妾成群”，不容屬下染指。
動物尚有尊嚴，何況我輩武者。
其實，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乃至尋常百姓，都有自己的尊嚴。
古時，武術的主要功能，就是維護人的尊嚴。而往大處說，武術更是維護祖國尊嚴、民族尊嚴的藝業，岳武穆、戚繼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難怪古有“練成文武藝，貨賣帝王家”之說。可能那個時代冷兵器盛行，強者為王。如果一個人或一個家族，受了欺凌，被人謾侮，只有尋訪高人，學武復仇，還我尊嚴之一途。
這是古代農耕社會的武者尊嚴，今之武俠小說、功夫影視中的故事，多是此種版本。
那么，有沒有現代的武者尊嚴呢？
回答則是肯定的。但是否有關宏旨，尚請自思自度。
可能由于職業的關系，我們接觸的武術名家及練家，確實不少。倘若說句不客氣的話，保守者居多。眾所周知，武術中有的門派規矩之大，亦很保守，對于他們認為殺伐凌厲的招法，絕對不肯輕傳，因而我們在采訪或邀稿中，遇到對方有難言之隱時，不但十分理解，也極其尊重。有時采訪的對象雖是德高望重的武界名家，也難免遭到冷淡，甚至冷漠的對待，我們深感無奈。
然而，當翻開日本《武術》雜志，看到上面的中國武家一個個身影拳腳靈動畢現，而且文章內容翔實時，我們的頭腦就比平常多轉了轉，也許是東洋相機及攝影技術實在高明吧？其實，原因并非這么簡單。
于此，我們不愿多說。可禁不住自己的大腦思維飛轉，冷丁，從中“轉出”了我們的國寶“景泰藍被竊一事”。這種瓷器的制作技術在世界上獨一無二，惟我國獨有。后來卻被東洋鬼子利用當時的高科技（攝像機）將景泰藍全部工藝流程攝錄下來。從而日本也可以生產“景泰藍”，遂使我國景泰藍出口額大降，經濟損失巨大。
武術不會也這樣吧？
不經意間，我頭腦中又“轉出”韓國人對于日本人的“態度”，如果用“敵視”，可能有點過，但用蔑視來譬喻卻差不哪去。因為朝鮮民族也和咱中國一樣，都被日本鬼子侵略過、奴役過、蹂躪過。就是時至今天，日本的右翼分子仍拒不認罪，篡改侵略歷史，改動教科書。為此，一韓國人竟在日使館前剁下自己的手指，用鮮血來抗議日本政府。
面對這位血性的韓國人，面對朝鮮民族對于日本人的“態度”，我不知道咱們的練家子，尤其是那些“厚外而薄內”的練家，有何感想？我很想問一句：咱們的武者尊嚴何在？
日本的武士道實在是很狂妄，他們曾說：“少林寺在中國，少林拳已不在中國”，還曾說：“××年，學太極拳得到日本”。言猶在耳，對此有損咱武人面子的話，我們又當做何感想?
我也應當用欽佩的語言來贊美：日本人實在是有理由狂妄。
柔道、相撲本是中華古技，如今早已成為日本的國技。還有茶道(日人仍尊唐代陸羽為祖)、圍棋、和服、插花等這些“玩藝”，都是咱們從漢唐時代“出口”到東瀛的，就是日本文字中也有漢字的影子。而這些成為日本人的“東西”，在咱這疙瘩，還能尋到嗎?即或有，還剩多少精華絕響?
說日本人也有理由狂妄，還有另外一層。汽車是美國人福特發明的，德國也是現代制造汽車的大國，可曾幾何時，日本卻成為與這兩巨頭鼎足三立的后起之秀，令西方世界對東方崛起的日本人刮目相看。
面對精明而強悍的日本民族，又是咱中國的近鄰，我們的武者可莫掉以輕心。
聽過“老虎向貓學藝”的故事么?(下轉第4頁)
中國武術是得走向世界，但也要思考如何“走”，如何與世界接軌。莫“厚外而薄內”才好。
記得一位名作家(其名已忘)好像說過這么幾句話：“正如我們一些人，出兩趟國，喝兩杯咖啡，認識兩個外國鬼子，就以為與世界接軌；其實，文明、文化、知識、學問、人格、品德、風度、教養，不是艾滋病毒，扎一針就能傳染上的。”可謂一針見血。
翻開日本《武術》雜志，看看我們某些武家的衣衫裝束：有的穿緊繃繃“干部服”……有的甚至穿著短褲、拖鞋“打拳”……《武術》可是一本國際刊物，演示中國千年瑰寶――武術，以這樣的著裝，難道是“展示”咱的民族特色，還是“寒磣”……一本美侖美奐滿世界發行的雜志，上面的五彩繽紛彩照，居然攝下這等衣衫裝束，不知居心是何?因為能在這本雜志上“亮相”的不是無名小輩，難道連練功用的傳統服裝也沒有?真令人費解!
日本有專門研究中國武術的雜志，美國《黑帶》也有介紹中國武術的文章，法國一本雜志上差不多每期也有寫咱們武術的。可是，咱中國有專門研究空手道、合氣道、相撲、柔道的雜志嗎?就是拳擊、泰拳我們又有多少“專門”研究呢?
因此，中國有句古訓不可不知：國有利器，不以示人。
還有一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對這兩句古訓，咱們的武者，甚至連我們的國人，都千萬不要忘記!
其實，我們中華民族，并不乏血性志士，武術也造就了千千萬萬英雄兒女。近代史上八卦掌第二代傳人――程廷華，就是應當大書特書的豪杰，可惜，我們實在是做得不夠。
當年，程廷華為維護民族尊嚴，挺身而出，以赤手空拳對抗武裝到牙齒的外國侵略者。似乎是以原始對抗科學(洋槍火器)――“雞蛋碰石頭”，可他的這一壯舉，卻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的不懼、反抗外來侵略的民族氣概和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因此，我們說，程廷華死于外國侵略者的排槍下，既是良善對抗野蠻，更是一個大寫的武者尊嚴!
程廷華是我們民族的脊梁。
近年來，我們的武術界常有紀念名人，或為某一名家塑像之舉，這本無可厚非。但是，又有誰來為程廷華雕塑“金身”呢?筆者認為，程先生是中國近代武術界最值得紀念的一位人物，因為他是反抗外國侵略的杰出武者。漠視他，何談尚武精神!
如果說自由之花須得用鮮血來澆溉，而維護祖國尊嚴、民族尊嚴、人民尊嚴、武者尊嚴，也需要流血，甚至犧牲。
【論文關鍵詞】孝 孝慈 孝道 孝道文化
在慈、孝、友、恭之中，中國古代思想家尤其重視孝，將其看作為“百行之先”。孝是做兒女的義務，其根本要求是敬，即對父母發自內心地敬愛和依戀，表現于外就是溫和、愉悅、恭敬的態度，盡心盡力的侍奉．力求給父母帶來更多的幸福、歡樂以至榮耀。如“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孝子之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豐L記·祭儀》)“人之孝行，根于誠篤。雖繁文末節不至．亦可動天地，感鬼神。”(袁采：《袁樂世范》卷一《睦親》)孝慈是中國傳統道德規范中十分重要的規范，在所有的傳統德目和規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儒家視孝慈為仁、義的根本，“人倫之公理”，許多思想家和歷代統治者也把它當做維護倫理關系和政治統治的重要手段，把孝慈與“忠君”、“愛國”相聯系，以孝慈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出發點，使孝慈這種調節親子關系的道德規范上升擴展為具有社會普遍意義的行為準則，成為社會教化的基本內容。
一、“孝”產生的原因及其社會基礎
孝的觀念產生于原始氏族社會末期，即由母權制向父權制過渡的時期。由于私有制的產生，并為男性家長所支配，子女可以直接從先人那里繼承財產，為了表達對家長的感恩、崇敬和哀思之情，日久天長便產生了孝的觀念。孝最早是作為家庭倫理規范出現的，它的功能是調節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當初并無社會規范的意義。遠在西周社會，孝作為一種道德觀念已見著于文字。《尚書·酒誥》說：“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爾雅·釋訓》有“善父母為孝”的說法，意思都是敬愛、奉養父母。
孝的觀念的產生基于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的兩個最根本的事實。第一，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的存在，構成了中國占代社會人際關系的“天然”形式。基于血緣而產生的“親親”關系，這是人類古老的感情，氏族社會就是依靠它來維系的；在西周奴隸制社會，體現為自周天子至諸侯、卿大夫、士的垂直金字塔形式，經過春秋戰國的變革，在秦以后的封建制社會．則體現為以家庭為單位的橫向的網絡形式。第二，作為社會存在基礎的自然經濟的高度分散與作為國家整體的君主專制統治的高度集中，是中國古代的社會基本結構。個體家庭經濟的形成，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家庭中權利與義務關系的出現，使得氏族社會里撫養老人是全體氏族成員的事，子女對父母無特殊的責任和義務。奴求社會出現了個體家庭后，夫妻及其子女構成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在經濟上相互依賴。父母有撫養子女的義務，并有要求子女奉養的權利，子女則負有照顧父母的義務。與此相聯系，作為家長的父母享有絕對權威，有權支配子女，子女則有尊敬與服從的義務。“孝”的觀念便由此產生。
“孝”作為一種道德觀念和行為規范，要求子對父的奉養、尊敬和服從。它雖體現了父子血緣“親親”之情，但本質上是父子之間權利與義務的反映。因此，“孝”不是自有人類社會就有的，只有到了私有制財產出現、“一夫一妻制使父子關系確實可靠，而且導致承認并確定子女對其先父財產的獨占權利”(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的情況下，才開始產生的。“孝”的社會屬性，主要是用其維系宗法制。一方面宣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把同一“族類”作為同心同德的政治基礎；另一方面又以宗室血緣的親疏遠近確定內部的等級秩序。這樣由家族到國家，達到了倫理與政治的統一。因此，西周對“孝”非常重視，把“有孝有德”作為“君子”的主要政治標準的道德要求。“孝”作為宗法道德規范獲得了強烈的政治色彩，成為維護奴隸主統治的有力工具。它集中反映了氏族成員必須服從氏族整體利益(既個體依附群體)的倫理實質。正因為如此，“孝”在諸宗法道德規范中占據了主要的地位，特別為周統治者所重視。周人關于“孝”的思想，一直為后世所承襲，在儒家和封建統治者那里，得到了不斷的升華和發展，與“忠”相并列，成為封建社會的基本道德規范。
二、《孝經》的德育思想
《孝經》論孝，概括起來，主要是兩方面的內容。
(一)“孝”為“至德要道”
《孝經》開卷即偽托孔子表明了“孝”在諸德中的地位：“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是先王“以順天下”，使“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的“至德要道。”關于“孝”的內容，《孝經》作了如下的概括：“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中于立身。”“事親”也即“愛親”、“敬親”，要求“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并要求做到“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丑(眾人)不爭”否則，“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丑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此外《孝經》又把“不敢毀”自己的身體作為事親的一項重要規定，并視之為“孝之始也”。再有把“事君”盡忠納入“孝”的規范，這是《孝經》對先秦儒家關于“孝”、“忠”關系的進一步理解。
(二)“以孝治天下”
《孝經》宣揚孝道的唯一宗旨，是實行“孝治”。“孝治天下”、“孝順天下”，是貫穿在《孝經》中的一個重要思想。《孝經》說：“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與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孝治》)天子以孝治天下，對諸侯和小國之臣接之以禮，即得萬國之歡心。很明顯，所謂“以孝治天下”，體現為使萬國“事其先王”、百姓“事其先君”、家人“事其親”，其實質是使天下都心悅誠服(“歡心”)地服從統治者．“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幫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孝治》)“以孝治天下”還包括以教化民。“教”，《廣至德》說：“君子之教以孝也。”
《孝經》認為：“親生之膝下”，人在孩提時就產生親愛父母之心，及長則日增尊嚴父母之德，而這正是的教之所“本”。
總之，《孝經》把“孝”抬高到“至德要道”的高度，主張“以孝治天下”，適應了封建家長和君主專制統治的需要。因而始終受到封建統治者的重視，它首先為統治者所推崇，用以作為推行“孝悌力田”的選士標準和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工具。以后，唐玄宗又親自為之作注，從而更為《孝經》所論之封建“孝”道增添了帝王的至上權威。
三、“孝”的現實意義
孝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存在于社會生活中，已有3000余年的歷史，對后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筆者認為，孝是封建道德，但絕不認為孝僅僅是封建道德。孝具有階級性，但也有廣泛的社會性，即全民性。在階級社會里，任何一種道德范疇，都是階級性與全民性的統一。任何一種道德行為準則的提出，都有它的階級利益基礎。在封建社會的早期階段，對協調君主、父子關系，穩定社會秩序，發展生產力，培養人對國家、社會、家庭的義務感、責任心方面，都有著某種程度的進步作用。在大力弘揚傳統文化、積極推進公民道德建設的今天，尤其是在我國進入人口老齡化的形勢下，研究和弘揚傳統的孝道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應該以兼容并蓄的態度來審視孝道文化，確實認識到孝道文化的社會價值和現實意義。
首先，孝道文化的核心是敬老養老。作為中華民族普遍認同的優良傳統，它強調幼敬長、下尊上，要求晚輩尊敬老人，子女孝敬父母，愛護、照顧、贍養老人，使老人們頤養天年，享受天倫之樂。這種精神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不管社會如何進步，社會文明如何發達，這種美德什么時候都不能丟。否則，就無異于大道廢棄，純樸破產，人心墮落，社會倒退。
其次，古人將孝道即敬老、愛老、養老列為學校教育和社會教化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一定要繼承發揚這一優良傳統。古代孝道教育的目標就是使敬老養老觀念由家庭推廣到社會，并通過社會教化與社會教育的結合，有效地營造一種尊老敬老的社會風尚，鼓勵人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孝敬父母、愛護子女的道德情操推己及人。只有孝敬父母，才能家庭和睦；只有家庭和睦，才能社會安定；只有社會安定，才能經濟繁榮；只有經濟繁榮，才能國富民強。
【關鍵詞】 民族高校 思想教育 多元文化理解教育 途徑
我國民族高校主要肩負著為民族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培養高素質人才的重任，其學生大多來自少數民族地區，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知識基礎和生活水平各不相同，甚至或差別很大，這往往使各民族學生之間容易產生誤解，甚至產生沖突。如何在民族高校倡導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為前提，以寬容、開放的心態看待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培養在平等基礎上進行交流合作的觀念，汲取各民族文化精華的意識，尋找理解和交流的平臺，塑造開放的民族心態，形成一種理解、尊重多元文化的理念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關于多元文化理解教育的內涵
我國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大家庭，各民族由于語言、習俗、信仰和所處地域上的差異，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各民族在文化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主體文化吸收了各少數民族文化，而各少數民族文化中也打上了主體民族文化的烙印，使得多種民族文化并存，組成了一個代表多民族國家的“共同文化群體”。
多元文化教育是指在多民族的多種文化共存的國家社會形態之中，允許和保障各民族的文化共同平等發展，以豐富整個國家文化的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是“使屬于不同文化、人種、宗教、社會階層的集團，學會保持和平與協調互相之間的關系，從而達到共生”。當今社會，多元文化教育已成為西方國家民族教育的一種有效理念和改革運動，同樣，多元文化教育的推進也是中國民族格局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必然選擇。中國語境下的多元文化教育主要被稱為多民族文化教育和少數民族教育，強調繼承各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促進民族大家庭在經濟上共同發展，在文化上共同繁榮，在政治上各民族互相尊重、平等、友好、和睦相處，最終實現民族大團結。
多元文化理解是指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為前提，以寬容、開放的心態看待不同文化傳統與不同價值觀念，培養與其他各民族人民在平等的基礎上交往與合作的觀念以及汲取民族文化和文明中精華的意識，尋找相互理解與交流對話的平臺，塑造一種開放的民族心態，形成一種理解、尊重多元文化的理念，加深對多元文化的理解，在保持各個民族的自身特性的基礎上，將其組合成一個有機整體。
多元文化理解教育包蘊著的正是當代中國致力于建設更加公正、和諧的社會所需要加強的那些價值觀，如尊重、平等、關愛、包容，承認差異、學會共處、相互適應等。作為一個價值范疇，它包括對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對不同民族交流的認知，對不同民族的語言、習俗、特點接納的正面情感以及對歧視、排斥、孤獨、壓抑等負面情感的體驗，在思維方式上引導不同人群個體間相互欣賞、理解、接納。
二、民族高校實施多元文化理解教育的意義
1、有利于提升民族大學生的民族和諧發展意識
由于民族地區特殊的歷史文化和相對落后的社會發展狀況，少數民族大學生整體的文化基礎較差，認識水平低，思維具有直觀性形象性，加之大多來自偏遠的農村、牧區的經濟困難家庭，心理壓力大，溝通能力差，進入大學與其他同學交往存在困難，不愿參加集體活動，交往面狹窄，面臨被孤立的危險。因此，引導民族大學生樹立民族和諧發展意識尤為重要。民族和諧發展意識，是指不同的民族在交往的過程中，關注民族利益和民族權利的公平合理，相互尊重對方的民族特點，促進正常交往和共同發展。倡導各少數民族大學生樹立自尊、自信、自強的民族意識，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同時對其自我意識進行有針對性的引導，讓他們克服民族意識中的狹隘性和排他性等消極因素，促進他們身心健康發展。民族高校通過實施多元文化理解教育，培育各民族大學生的民族和諧發展意識，深入思考少數民族自身、民族與民族、民族與社會、民族與自然等方面的內容，教育民族大學生懂得民族和諧發展是中華民族實現全面、共同、協調、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2、可以完善民族學生健康的心理意識
少數民族學生進入大學后，各高校可以通過開展多元文化理解教育，培養大學生的各種素質，讓各民族學生敞開胸懷，去傾聽他人不同的意見和觀點，去了解其他民族不同的價值觀。要強調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倡導彼此寬容和友善，同時還要不斷發現、挖掘自身潛能，促進共同發展，提高自己的創造力。這些都有利于減少各族學生間的一些誤解與糾紛，使大學生活更加和諧。
3、有利于增強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長期以來，民族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忽視了少數民族學生在傳統、語言、文化、心理認同等方面的差異，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往往“一刀切”，強調原則性、規范性，常常把主流價值標準和道德規范作為“知識”傳授給學生，不關注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實際需要，一味強調主導性、灌輸性和強制性，導致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產生了“逆反心理”，影響了教學效果。因此，民族高校有針對性地開展少數民族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勢在必行。
4、有利于促進民族團結
民族團結是我國一項重要的基本國策，是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是多元文化理解教育的重要內容，“民族團結是一個歷史范疇，民族團結是民族與民族在互動中的認同，民族團結的實質是一種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整合關系。”通過加強民族團結教育，讓學生明確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的平等團結和國家的穩定統一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人們正確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增強“各民族之間相互離不開”的意識，使學生真正從民族認同上升到對國家的認同。只有堅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才能產生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才能逐步縮小各民族之間的發展差距，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發展和繁榮。
三、民族高校實施多元文化理解教育的主要途徑
1、要加強民族觀教育
首先，民族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設置應具有民族特色，除了《民族理論與政策》外，還可以開設《民族學概論》、《民族政策概論》課程，使各民族大學生牢固樹立的民族觀和國家觀，普及黨的民族政策，自覺地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的統一；通過民族觀的教育，使大學生認識到民族問題、民族關系對我國的國防安全、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帶來的重大影響，以及境內外民族分裂分子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安全穩定和民族地區的和諧發展帶來的隱患。其次，民族問題具有長期性、復雜性的特點，由于地理、歷史等原因，一些少數民族在經濟文化的發展上還較落后，加之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性的影響，使民族差別將在一定時期內長期存在，我們必須歷史地、辯證地看待這些問題。再次，教育學生的民族團結意識是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之間應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相互依賴、相互協助，才能共同進步。民族的平等團結與國家的穩定統一息息相關，加強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責任。
2、應樹立多元文化理解教育的理念
人們不但要理解和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傳統，而且不能妄自菲薄，要認同并發揚自身優良的文化傳統。民族高校應樹立多元文化理解教育的理念。
首先，在民族高校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在上崗前必須系統掌握民族法律法規和黨的民族政策，了解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風俗習慣和文化特征，養成尊重和理解民族學生的習慣；其次，要引導學生相信理解是人與人交往的一種劑、軟化劑，其目的是要他們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再次，多元文化理解教育的重點是消除不理解和誤解，增進大學生理解的能力和品質，促進整體素質的提高；最后，鼓勵大學生掌握多元的民族文化知識，有利于形成科學的民族意識，從而使其與其他民族或群體和諧、愉快的交往，使他們的個性得到良好的發展。
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遵循一般性的基礎上，應具有針對性。首先應激發少數民族大學生對本民族文化的熱愛；其次通過開展多元文化理解教育，使其大學生正確認識其他民族文化，體驗不同文化魅力，共同傳承、弘揚、發展多彩的中華民族文化，尊重民族特點和民族差異，體現黨的“平等、團結、互助”的民族政策，不斷增強民族團結和維護祖國統一的中華民族意識。
3、加強各民族傳統文化的共生共享
調查顯示，文化對民族思想意識、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行為規范具有重大影響。各民族的文化傳統不同，當與其他民族文化接觸時，總會謹慎對待，或產生心理距離和排他反應，文化之間各自保留的價值觀和文化溝通上的障礙，是民族隔閡產生的重要原因。為消除隔閡、增進了解，加強民族傳統文化的共生共享成為必需。首先，開設多門文化課程，有利于學生在了解的基礎上更好的尊重其他民族。比如通過開設民族史、文化史、宗教史等課程，使更多的大學生了解不同民族的語言、習俗、宗教，也使他們更深層面了解本民族的歷史，有利于他們在本民族的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其次，民族高校通過開展豐富多彩的社團活動，鼓勵各民族學生進行積極正常的交往。讓他們通過接觸，發現和學習彼此的優勢和特點，在認知上逐步消除隔閡、偏見、歧視，使相互理解與和諧共處成為共識，以豁達的態度對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拋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狹隘觀念，而以“和而不同”的傳統精神去尊重、接受，以一種博大的胸懷去吸納、融匯；最后，積極引導民族高校大學生利用假期去民族地區參觀考察，讓其開闊視野。通過社會調查、志愿者服務等方式，大學生不僅可以加深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了解，而且還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民族地區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在鍛煉大學生實踐能力的同時，增強其發展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同時，高校也要鼓勵大學生關心民族地區的發展，利用自己所學到的知識為民族地區的經濟、教育和文化發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特別要教育少數民族大學生熱愛自己的家鄉，積累知識和本領，為促進民族地區的發展和繁榮作貢獻。
（注：基金項目：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多元文化理解教育在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應用研究》（編號：12JDSZ306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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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5年前采訪曹長義時（詳見《老曹這十年》2009.1期），他剛剛取得育種的階段性勝利，正想要意氣風發，有一番作為。可是如果要推廣新品種，就必須得到有關專家的審定和認可。曹長義的育種新方法不合常規，用專家的話講就是違背了作物的生長規律。曹長義開始四面碰壁，育種科研路走得異常艱辛。如今的曹長義，依然面臨著種種困惑和難題，唯一不同的是他學會了用科研的力量來捍衛自己的成果，夢想越來越近……
在質疑聲中艱難前行
再訪曹長義，是在他位于中牟的實驗基地，他正在給要帶到海南育種的種子分類做檔案。這其中有很多種子極其相像，肉眼極難分辨。可曹長義說，這就像辨認自家孩子一樣，他能準確地知道他們的出生代號，很可惜市場卻對它們一無所知。
18年來，曹長義先后用數百個植物，經過數千次的試驗，基本完成了原創性基礎試驗，并總結出了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培育出了大豆、小麥、花生、芝麻、油菜、玉米、水稻、高粱、谷子、綠豆、棉花、紅薯、辣椒、南瓜、甜瓜、西瓜、黃秋葵、煙草等幾乎所有農作物種質資源1 800多個，新品系200多個。
我們在他的實驗大棚里，看到他能將紅薯幼苗介入到西洋參上、把芝麻幼苗介入到黃秋葵上、把小麥幼苗介入到黑土豆上、把馬泡幼苗介入到甜瓜苗上……如此這般，不勝枚舉。我們在他的紅薯地里，和他一起刨出了很多西洋參紅薯、何首烏紫薯、油菜紅薯、人參紫薯……我們興奮地看著這些稀奇古怪的品種，不管是紫薯還是紅薯都要比同類品種顯得塊大，產量高。曹長義邊刨邊感慨，這些實驗薯并不一定都是成功的，就拿何首烏紫薯來說，雖然遺傳了何首烏的塊莖外觀，塊莖大但外觀丑陋，需要檢測后，進一步的優選。
《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以下簡稱《種子法》）中明文規定“國家實行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對經過人工培育的或者發現的野生植物加以開發的植物品種，具備新穎性、特異性、一致性和穩定性的，授予植物新品種權，保護植物新品種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
為了爭取《種子法》中所說的合法權益，曹長義必須要證明他的育種方法科學、穩定、可推廣應用。但專家們給予了他“偽科學”的帽子，這讓他有些迷茫。為了驗證，作為局外人，我特意把他的育種方式說給了學農的朋友們聽，他們聽完一致表示，不可思議，難以置信。讓育種目標植物和誘導植物，在不同種、不同科、不同屬的植物中自由組合，實現遠緣雜交誘導，從作物育種方式上講，他已經打破了常規雜交育種的規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難怪曹長義會被冠上“弄虛作假騙項目”的“偽科學”帽子！
他說，這頂帽子在很長一段時間，讓他的育種研究陷入絕境。原本支持他的人不敢支持了，投資人撤資了……他說，連農民都知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為什么這些高學歷的專家、領導面對創新不能在實踐的基礎上做出合理的評判呢？科學精神其實就是批評與創新的精神。他開始不停地反思自己，審視和檢討問題是不是出在自己身上，經過無數次的反省、審視和檢討之后，曹長義決定堅持自己的科研之路。他覺得“革命性的創新”總是要經歷被質疑的過程，哥白尼、達爾文、陳景潤哪一個不是經歷了否定否定再否定，才有了今天的歷史定論？許多偉大的創新，都曾遭受過同時代人的嘲笑與擯棄。他相信自己的育種方式是當今世界最好的！
曹長義說，這些年來，除了要繼續進行新品種的培育和實驗以外，最關心的事情就是給種子們做鑒定，為它們謀求合法身份。“主要農作物品種和主要林木品種在推廣應用前應當通過國家級或者省級審定，申請者可以直接申請省級審定或者國家級審定。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農業、林業行政主管部門確定的主要農作物品種和主要林木品種實行省級審定。”這是《種子法》中明文規定的，種子要進入市場，必須經過審定，獲得身份證。他說，這5年來最大的進步就是成立了“鄭州市遠緣誘變農業育種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不僅部分成果通過了河南省科技廳組織的專家鑒定。一些品種還進入了區試，很多領導和專家開始慢慢認可他的做法，合法之路越來越近。
改變思路重新上路
在多年前采訪曹長義的時候，他把自己的育種方法稱作“農作物遠緣嫁接誘變育種法”，也許是名字中“嫁接”一詞的不準確，造成了誤導，才使專家們對他的育種方法一錘定音。曹長義說，人們一聽到“小麥與紅薯嫁接、大豆與核桃樹苗嫁接等”第一反應就是“不可能、瞎忽悠”，有人把這種方法看成“偽科學”，這也是一個原因。其實這種方法的本質就不是“嫁接”。為了“正名”，根據這種方法的本質屬性，曹長義把這種方法改名叫“植物介入雜交誘變育種方法”。
這些年來，曹長義在接待領導、專家、學者時，總是會遇到很多他無法準確解答的質疑和建議。搞科研不是侍弄侍弄作物就可以的，曹長義開始潛心學習，總結這些年來的育種經驗，搞實驗、做數據、發論文，做真正的科研。
曹長義說，用“植物介入雜交誘變育種方法”，自然界的任何一種植物，都可以得到理想改造。任何一種植物，都可以作為育種目標植物;大部分植物，都可以作誘導植物;任何一個育種目標植物都可以從不同種、不同科、不同屬的幾乎所有植物中任意選擇若干個，作誘導植物，實施“介入雜交”。這種方法的變異目標有可設計性，育種結果有可預測性，使定向培育植物新品種有了可能。
比如，用玉米誘導小麥變異，培育小麥新品種;用山藥誘導大豆變異，培育大豆新品種;用何首烏誘導紅薯變異，培育紅薯新品種;用向日葵誘導花生變異，培育花生新品種;用人參誘導玉米變異，培育玉米新品種;用高粱誘導芝麻變異，培育芝麻新品種;用大麗花誘導棉花變異，培育棉花新品種……
曹長義解釋說，這些其實都是將性狀特點明顯且易于介入操作的植物作“誘導植物”，把育種目標植物的幼苗介入到誘導植物上，同體共生50天左右，目標植物生出自生根，與誘導植物“分體”，獨立成株開花結實;在此（逆境）過程中，誘導植物的某些可遺傳的表型性狀表觀遺傳至育種目標植物，育種目標植物的某些基因通過誘導被沉默或激活，改變原有基因的表達和調控模式，獲得育種目標植物原來不具有的新變異，在此基礎上結合系統育種方法培育出產量高、品質好、抗逆性強、適應性廣的農作物新品系、新品種。
為了方便理解植物介入雜交誘變育種方法與其他育種方法的區別和特點，曹長義還把這些理論現象有趣地形容成：嫁接雜交――捆綁夫妻，終生相守，卻不能傳宗接代;授粉雜交――近緣夫妻，只能近緣選擇;轉基因――網絡戀人，自由組合，不能產生附加效應，且存安全隱患;植物介入雜交誘變――臨時夫妻，短暫相處即分離。
曹長義認為，他現在做的這些事情，是造福后人的創舉。就拿人參、山藥、何首烏來講，這些植物介入糧食作物后，經過遺傳優選后的糧食作物將會具備藥用價值。這種新的育種方法不僅能夠改造植物，使人類現有的大部分食用植物營養成分得到進一步優化，而且可以將人類原本不能食用的植物，變成可食用的新食材，確保營養健康。另外，利用新方法培育的新品種，產量可提高10%～100%，品質提高10%～50%，綜合抗性提高10%～100%，生育期縮短3～30天，育種成本僅有常規育種方法的1%左右。一個人、一個科研組同時做幾個、十幾個甚至幾十個作物，克服了雜交方法一個人、一個科研組只做一個作物的局限性，育種效率，比雜交方法提高百倍以上，為農作物育種工廠化提供了科學方法和途徑。
誓要拯救中國種業
曹長義說，農業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種業的競爭，種業的競爭，歸根到底是育種方法的競爭;誰掌握了先進的育種方法，誰就掌握了種業主動權;誰掌握了種業主動權，誰就掌握了農業競爭的未來。當今世界種業競爭激烈，世界種業列強競爭優勢突出。在轉基因大豆進攻面前，幾年光景，我國大豆就敗下陣來。倘若今天的大豆境況發生在小麥、玉米、水稻上，那么把13億人的飯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成了一句空話。中國糧食十連增后依靠新的育種方法培育新品種仍有30%～50%的增產空間。中國人僅僅研究出這種方法的核心技術還不夠，只有在國家主導下實現產業化，中國人才能真正掌握農業未來發展和競爭的主動權，端牢飯碗。
愛因斯坦曾多次重申：“從觀察到理論之間除了自由創造以外，沒有任何其他邏輯的通路。”曹長義覺得這是一門新學問、新學科，有必要進行深入的研究，用創新的思維將其形成理論基礎。但他自己沒有條件，無法做出生物機理證明，需要有專業科研機構中具有專門知識、獨到眼光的專家們去做。曹長義分別于2009年、2014年，兩次進行科技查新，并無查到世界上的同類報道。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中科院東北大豆研究中心、河南大學生命科學院、國家小麥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河南省農科院芝麻研究所、河南省科技學院的許多專家、學者在得知曹長義的研究之后，都先后同他簽訂合作協議，共同研究這種現象的生物機理，但至今均無突破性進展。曹長義說，我愿意同國內外所有志士仁人合作，進行這種方法的機理研究，希望能夠早日破題，用這種方法造福中國，造福世界！
這些年，曹長義培育的小麥、大豆、花生、油菜新品種在農民大田試驗種植捷報頻傳：小麥每667O產量突破700 kg，最高達750 kg;大豆每667O產量突破300 kg，高者達400 kg;花生每667O產量突破500 kg，高者達600 kg;油菜每667O產量突破200 kg，高者達225 kg。曹長義說，我的育種方法有充分的大田試驗數據支撐，若不是拿不到新品種審定證書，這些數據足可以讓我們的糧食產量再翻番……
關鍵詞：人力資源管理；人本管理；激勵機制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
收錄日期：2016年3月25日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更多的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上追求與國際接軌，大量引進西方先進的管理理念與工具。然而，面對中國人傳統的文化背景、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等差異，這些照搬過來的東西卻很難有效發揮作用。所以，如何在透徹了解中國文化及人性的基礎上將西方科學、成熟的管理方法融合創新進來，找到一條適合中國文化背景的人力資源管理之道成為企業必須面對的問題。
一、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核心內容
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思想，首先就要搞清楚儒家的主流思想――忠孝禮義仁智信勇。當然，這許多都是為維護封建正統、為皇權父權服務的，但儒家思想有兩點很重要――仁、禮。仁可以看作人本性中的一種大愛，禮則是后天修煉的德。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是指產生于過去，影響到現在，并留存于未來的，以儒家思想為主干，儒、釋、道互補，以諸子百家為輔、為基礎形成的一種人倫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有為、貴和中、中庸、寬厚、務實等思想精華，既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具體表現，又包含著人本管理的豐富內涵，在培養、選拔、使用、激勵人才等方面有著厚實的思想基礎和獨具特色的“用人之道”。如何汲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積極調動和發揮人的積極性、創造性，促進員工全面發展，是當前加強和改進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值得探討和研究的問題。現在的企業都很注重企業文化的建立，文化必須靠制度來落實，尤其是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傳統文化講“忠義仁孝”，這些理念要很有機地融入到人力資源管理中。
二、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對人力資源管理的積極影響
（一）人本思想在人力資源管理中的運用。當今世界，隨著全球化競爭的日益激烈，企業管理者也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人是管理的出發點和歸宿，一切管理活動必須以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根本。在環境因素變得愈加不確定的情況下，通過人力資源管理來維持人力資源的優勢進而維持組織的競爭優勢是組織持續成長的重要法寶。在當今的人力資源管理中，我們應當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建立起一種中國特色的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中國企業有很多成功運用人本思想的案例，海爾集團是其中之一。
海爾的用人理念是“海爾的發展離不開各種人才的支持，員工也是企業的上帝”。古人云：“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海”。正因為海爾能以其博大的胸懷納百川而不嫌其細流；容污濁而能凈化為碧水，所以它才有了神奇，才有了無與倫比的壯觀。因此，海爾首席執行官張瑞敏說：“海爾應像海，不僅要廣攬五湖四海有用之才，而且應具備海那樣的自凈能力，使這種氛圍里的每一個人的素質都得到提高和升華，因為海爾的發展需要各種人才來支持和保證。”這就是海爾對人才的基本態度，也表現出企業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海爾看來，職工是企業的主體，職工參與是有效管理的關鍵，使人性得到最完美的發展是現代管理的核心。
（二）自強不息精神在人力資源管理中的運用。中國主流的傳統文化包括道家、佛家和儒家。佛道儒學看中對個人修養的提高，自己修養高了就能影響周圍的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并為全社會所接受，對中國社會各階層產生了強烈的激勵作用，成為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奮發向上的精神原動力。
史玉柱，被稱為史上最成功的失敗者。1997年，因為珠海巨人大廈的貪污案，史玉柱欠債上億，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首負”，但短短10年時間，史玉柱不僅清償了債務，還迅速把財富聚集到數百億，雖然對其營銷手法多有詬病，但對于史玉柱的品質，業界還是相當認同的。從“中國首負”到“中國首富”之間有多大距離，而這個距離都可以用承受能力來彌補，來支撐。中國人骨子里都有這種自強不息、奮發向上的精神，對于普通的員工，也是如此，只是有的人缺乏這樣一個跳躍的平臺。在很多企業，領導層都推崇不斷學習、自強不息、奮發進取的精神，同時也力圖創造足夠的平臺給員工晉升，以充分調動職工的積極性，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以高效率地實現組織目標。
三、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對人力資源管理的消極影響
（一）專制式人治管理殘余。專制式人治管理是指整個社會或該組織存在著一個權力高于一切、大于一切，不受任何限制和可以為所欲為的最高領導者，這個領導者按個人意志及情感對整個社會或組織實施管理。在我們現代的管理體系中提倡以“情”為紐帶的“柔性管理”，強調思想觀念的灌輸，雖然有利于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但對于制度和程序的建立缺乏科學深入的研究使管理制度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不強，影響了效率的提高，過分重視人情而忽視制度建設和管理。受這種傳統觀念的影響，在現代的個別企業中常常表現為領導者的個人決策，家長制、一言堂。在這種絕對權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華的管理者被拒之門外，任人唯親的現象比較嚴重。廣大職工的智慧和潛能受到壓抑，權力的監督和約束機制難以形成。中國企業人治的思想非常嚴重，加上深受傳統觀念影響，沒有真正倡導競爭作為跨世紀人才，我們任重而道遠。
（二）無處不在的服從文化。服從文化在西方備受推崇，在軍隊，強調服從是軍人的第一天職，強調絕對服從只適用于軍隊。“服從第一”理念對企業同樣有參考價值，如果員工沒有服從意識，政策就難以得到準確地貫徹和實施。沒有服從理念的公司是沒有發展前途的，在市場戰斗中一定會失敗。所有團隊運作的前提條件就是服從，有時可以說，沒有服從就沒有一切，所謂的創造性、主觀能動性等都在服從的基礎上才成立，否則再好的創意也推廣不開，也沒有價值。然而在中國，許多企業的文化在相當程度上是老板文化，這種企業的發展歷史往往貫穿著領導的個人理想、對員工的嚴格要求、企業的前進方向。為了實現這一切，都需要員工的“服從”，公司各方面的制度和措施均在貫徹這兩個字。這種文化表面看能提升員工凝聚力，也是很多中國私企老板效仿的管理模式，但是在筆者看來，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企業管理，特別是人力資源管理的消極影響。
（三）人情管理思想。中國的傳統歷來非常強調“人情”、講究“義氣”，人情和義氣是什么？就是感情的等價交換：你對我好，我對你更好，投桃報李，循環往復。在企業，老板跟員工處得像“家人”一樣：事情做錯了，頂多給老板認個錯，被老板罵一通；老板也像罵家里的小孩子一樣，罵完就了事，該干啥還干啥。企業本來是一個做事的場所，當企業中的人把“要不要做一個事、或者要不要盡心去做好一個事”當成人際關系的“禮物”、當作對某人的“回報”的時候，人和事混在了一起，人和事一旦合二為一，事情的完成要靠感情去驅動，人事不分，管理中的各種問題就會出現。中國儒家管理思想表現在企業管理機制上，常以非理性的倫理道德觀念為原動力。它過分重視人情管理，忽視企業規章制度的作用，結果導致一些企業無章可循，有章不循，違章不究的現象司空見慣。規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紙上，而不能見之于行動。這種人情雖在一定程度上給企業帶來和諧，但企業畢竟不是一個家庭。作為社會的經濟組織，需要一種客觀公正的標準對其成員的思想和行為加以約束和規范。
四、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在人力資源管理中的運用
（一）建立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以人為中心的管理理念是企業諸多現代管理觀念的核心，是一切管理的立足點和落腳點。建立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具體措施如下：首先，做好人員的有效配置，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的基本任務就是將合適的人在合適的時間選派到合適的崗位上，人事部門要根據企業的發展趨勢做好人力資源需求預測和規劃，對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的獲得更應有強有力的人力資源規劃來保證；其次，建立企業的人才培訓體系以保證企業不斷地獲得合格、適用的人才，同時也可以使現有的人才素質得到提高并使企業的職工隊伍長久保持活力；最后，在開發人力資源過程中應營造良好的用人環境。要造就人才得以發展并脫穎而出的環境就要建立公平、合理的競爭機制。聯想集團十分重視“以人為本”的理念，把為員工“創造發展空間、提升員工價值、提高工作生活質量”作為企業的使命引導員工把個人追求融入到企業的長遠發展之中。
（二）強調法治高于人治。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綜合，現代企業經營管理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復雜。在這種情況下把權力過分集中到一人身上以單個人的能力領導企業已經顯得很不夠了。這就從客觀上要求現代管理宜實行集體領導制度，要把這些復雜的勞動分工和協作組織起來，只有統一意志、集中指揮、協調動作才能保證生產的順利進行。企業要不斷擴大時企業必須進行組織創新，由集權逐漸走向分權，應將決策權下放，授予下級更多的自。建立尊重個人、上下溝通的企業文化，使企業充滿競爭力，使員工從無條件服從和執行的人變為有思想、有主見的員工。在現代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中應當不斷吸取傳統文化中管理的精髓，同時在人力資源管理中要不斷地進行管理和創新，創造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模式。
（三）制訂激勵機制的薪酬方案。激勵是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的基本途徑和重要手段，它可以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為企業創造更多的效益。企業管理中引入激勵機制不僅是企業現代化管理的表現，更是迎接未來挑戰的需要。企業通過建立適合企業特點的文化、物質激勵與精神激勵相結合，充分考慮員工的個體差異，實行差別激勵，重視長期激勵等措施激發員工潛在的自強不息的精神，對提高人的素質使人全面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采用科學的激勵措施還可以使員工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高度的責任心，可以激發員工不斷探求新知識、新技術的興趣。當前企業面臨新技術革命的挑戰，員工的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顯得尤為重要。員工都能確立自己的近期目標，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進行產品創新、技術改造、崗位革新，把多層次、多領域、多環節的創新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讓”。成功挖掘員工的潛能從而滿足員工的自我實現、自我創造的最高層需要，成功地凝結為企業的巨大創造力，使企業無往而不利。我國人力資源管理起步較晚，發展時間很短，導致我國人力資源管理的不健全使得我國絕大部分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水平與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信息化社會的到來和知識經濟的發展，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正面臨巨大的挑戰。我們要繼承我國傳統文化優秀的管理經驗并不斷對其進行改革創新。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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