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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精神衛生與精神病學范文

SP篩選與培訓

精神病學專業的SP有別于其他專業,需要SP從感知覺、思維、情感表現、面部表情和外顯行為等多方面來表現,一個細小的動作、表情、眼神以及語氣、語調都可能蘊藏有某個精神癥狀的內涵。

這就要求SP對該疾病及其癥狀有非常充分細致的理解和把握,最好選擇具有精神病學專業知識的人員進行篩選和培訓。本研究中以新鄉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在讀研究生和住院醫生作為篩選對象,在知情同意的基礎上按照上述SP素質要求進行篩選,篩選后由專職教師進行培訓。培訓結束后按照表演的真實性與一致性,是否對考生進行誘導,表演時的依從性、被動性和公正性等標準對SP進行考核,經過專家組考核合格后上崗,正式成為臨床技能考核的模擬病人兼評價者。

經上述篩選與培訓,共培訓出能夠6名SP,能夠表演精神分裂癥、抑郁癥、躁狂癥、焦慮癥、強迫癥、恐懼癥、疑病癥、急性應激障礙、創傷后應激障礙、癔癥等14種常見的精神科疾病,其表演均客觀、規范、逼真,并掌握了在考核中設置一定醫患溝通障礙的技巧。

OSCE的執行

考核對象為新鄉醫學2004、2005級神經疾病與精神衛生專業本科生。考核分別在新鄉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的早期干預精神科、普通精神科、臨床心理科、老年精神科、成癮科設置考站,每站考試根據不同科室的情況設計病例腳本并制定具體的評分標準,然后分病史詢問(F1)、精神檢查(F2)、體格檢查(F3)、初步診斷與治療計劃(F4)、醫德規范與診斷技巧(F5)五個模塊對學生進行考核。

每個模塊按滿分100分計,其得分各占考試總分權重的20%。計算公式為:總分(T)=(F1+F2+F3+F4+F5)@20%。由每站的主考人根據評分標準和SP的評價意見對學生進行評分,并把學生的每站成績計入最終的畢業技能考試成績。各站考試的成績都呈現正態分布,總均分在80以上;兩個年級的五個模塊均分及總均分情況見表1。隨著實習的進行,兩年級學生的各站考試的總分及模塊分呈上升趨勢,見附圖。上述結果表明OSCE考核反映學生的臨床技能隨著實習的進行得到了提高;說明OSCE是一種較科學的臨床技能考核模式。

OSCE的應用評價

所有參加OSCE的學生均填寫了/OSCE考核0意見反饋表,反饋結果見表2。結果表明大部分學生認同OSCE考試模式。在提高學生臨床能力,訓練學生與病人溝通,加強學生臨床實踐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幫助,有助于提高學生的臨床技能。

總結與展望

傳統的精神病學臨床技能考核多為床旁考核,由學生面對真正的病人進行考核。隨著精神衛生專業學生數量的增加以及病人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強,常常對實習學生缺乏必要的配合,不僅導致了臨床教學資源的緊缺,也導致了醫患關系緊張,影響考核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第2篇：精神衛生與精神病學范文

犯罪人群能否比照精神病人來處理意見不統一。筆者介紹了其他諸國的相關法律規定。結合本國國情和相類似的法律規定，

闡明了對精神障礙的吸毒者犯罪一般作完全刑事責任能力評定為最優的觀點。

【關鍵詞】吸毒；精神異常；刑事責任能力

【中圖分類號】d919．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9297(20__)02—0160—04

capacity fo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mentally disordered ofenders、 th drug addictions．he tian．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0031，china

【abstract】the crime committed by mentally disordered ofenders with drug addiction is attracting high attention while drug

abuse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china． there is fierce dispute over whether they should be treated as those who are just

mentally disordered． based on chinese situation， after reviewing existing laws of others countries and similar provisions of law in our

country， the author holds that capacity fo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mentally disordered ofenders with dru g addiction should be as—

sessed as complete．

【key words】drug addiction，mental disorder,capacity fo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盡管官方統計我國吸毒人數已達79．1萬人之巨，

但學術界鮮有對精神異常吸毒者的刑事責任能力研

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18

條第4款僅對醉酒者犯罪的刑事責任能力作了專門

規定．而類推制度在1997年修改刑法時已明令廢止，

這樣便不能用舉輕明重的方式比照刑法該條款的規

定推定“精神異常的吸毒者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我

國屬成文法國家，由于法律對精神異常吸毒者的刑事

責任能力規定尚付闕如，致使如何解決這類問題成了

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

20__年5月在鄭州召開的全國司法精神病學學

術會議上，廣州和上海的代表分別就吸食后出

現急性精神障礙引起兇殺案件的刑事責任能力評定

進行了案例報道。兩例均被鑒定醫生評定為部分刑事

責任能力．理由是：被鑒定人發生危害行為時處于急

性幻覺、譫妄等意識障礙狀態，對現實處境的辨認能

力及控制能力嚴重削弱，同時考慮作案人吸毒是自愿

的違法行為，因此，評定為部分刑事責任能力。據上海

會議代表透露，上海所報道的那起案件曾在上海全市

進行過專門的大討論并達成的一致共識— — 今后遇

類似案件均宜評定為部分刑事責任能力。但這一觀點

在本次大會上掀起了一場激烈的辯論，有不少代表主

張這類案件宜評定為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筆者是持后

一主張的會議代表人之一，現就此問題進一步發表愚

見。

在世界上少數國家的刑法如同中國的刑法一樣，

只對醉酒者的刑事責任能力問題作了明文規定。如

《泰國刑法典》第66條規定：飲用酒類或者其他酒精

飲料而醉酒的，不適用第65條的規定。① 但是其醉酒

因不知或者違背其意志，并在犯罪時不能辨認行為的

性質或者違法性，或者不能自我控制的，免除其刑罰。

如果能部分辨認或者自我控制的，法院可以判處比法

定刑較輕的刑罰。

而另一些國家的刑法不僅如此，還一并對其他精

神活性物質或者依賴者的刑事責任能力作了概

括式或者列舉式規定。前者有挪威和芬蘭等，后者有

[作者簡介l何 i~(1958一)女，漢族，重慶人，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司法精神病學；tek+86--23--61702559；e-mail：hetian@swup1．edu．cn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成果(05jazh019)。

① 該法第65條內容是：犯罪時不能辨認其行為的性質或者違法性，或者因心智缺陷、精神病或精神耗弱而不能自我控制的，不予

處罰。

法律與醫學雜志20__年第l3卷(第2期)

西班牙和德國等。如《挪威刑法典》第45條規定：自醉

(通過酒精或者其他方式)造成的無意識狀態不能免

除刑罰。《芬蘭刑法典》第4條第2款規定：自愿醉酒

狀態．或其他自己導致的精神失常的情況，不能單獨

成為減刑的原因。除西班牙和德國對醉酒者和吸毒者

的刑事責任能力規定得比較寬松外，其他國家的刑

法．包括美國的法律，把由自愿醉酒和吸毒引起的精

神障礙一概不視作精神疾病。

《西班牙刑法典》第20條第2項規定以下情況免

除刑事責任：實施違法行為時因吸食酒精性飲料、毒

品、麻醉品、擾亂精神物質或者能產生類似效力的物

質而處于其藥性發作期間．阻礙當事人理解其行為的

違法性或者按照其理解實施的行為。但亦須符合以下

條件：非故意實施犯罪，或者未曾預見或者無法預見

其行為．或者已產生對某物質的依賴性雖未吸食但造

成癥狀的影響之下。第2l條第2項為刑事責任減輕

的情況：嚴重過量地吸食前條第2項規定的物質而造

成的違法行為。20__年修訂的《德國刑法典》第323條

a中的第1款規定：故意或過失飲酒或使用其他麻醉

品．使自己處于無責任能力或不能排除其無責任能力

的醉酒狀態下實施犯罪行為的處5年以下自由刑或

罰金刑。

在美國， 自陷性的精神活性物質中毒fvoluntary

intoxication)者作案，幾乎不可能以此否定其有犯罪的

心理(mens rea)。中毒本身也不可作為一個對抗犯罪指

控的理由。假如精神活性物質中毒者出現精神異常，

在此異常狀態下作案法律怎樣處理?總的原則是，只

要起因于自陷性中毒，無論他本人是處于一種什么樣

的精神狀態，即使那類酷似精神病的永久性心理損害

者．也完全與短暫的中毒者一樣不得免責，除非在某

些特殊案件中．他能夠舉證證明自己因中毒而不可能

具有“特定的故意”(specific intent)。① 尚可免責的還

有其他一類情況．即中毒作為誘因觸發了原來潛在的

精神病。如一位大學生用刀捅了他要好的朋友66次，

被指控犯有二級謀殺罪。但本人以短暫性的“精神障

礙”提出抗辯．稱自己在殺人前數月一直在使用

lsd和hashish，合并有另一些應激事件，同時其母親患

有精神分裂癥，住過6次醫院，哥哥也患有精神病，本

人在使用前無暴力史，在這些內外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自己經歷了“一次真正的精神分裂癥發作”，所

以請求免責。初審法院的法官指示陪審團，若自愿吸

· s3 -

食lsd和hashish觸發了精神病， 以此作為免責

的理由站不住腳。但二審法院注意到該犯罪嫌疑人的

精神病家族史，認為吸食非精神失常的直接原

因，僅為誘因而已，所以認定原審法院判決有誤，作了

改判。②

比較上述諸國的相關法律規定不難發現．我國

《刑法》第l6條和刑法第l8條第4款的規定與泰國

的有關法律規定最接近。我國《刑法》第l6條的具體

內容為：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不

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

見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第l8條第4款的內容

是：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對精神異常吸毒者實施危害行為的刑事責任能

力怎樣評定，目前我國法律尚無明確規定，在鑒定中

我們是仿照上述絕大多數國家的作法還是按照西班

牙和德國的作法來操作呢?顯然，一要結合國情，二要

預測國內立法者未來的立法意圖。有目共睹的事實是

我國禁毒的形勢非常嚴峻，在此無須多言。因酒精與

有類似之處，即同為成癮性物質，可能出現精神

異常反應． 當精神異常時也許要不由自主地違規、違

法，如自傷、傷人或毀物。因此，探究我國刑法對醉酒

規定的立法原意是預測立法者對精神異常吸毒者犯

罪的刑事責任能力將作何種立法選擇的最佳途徑。

酒精所致精神障礙有急、慢性之分．國內刑法中

提及的醉酒屬于急性酒精中毒．不包含慢性酒精中

毒。在國內司法精神病學領域，作刑事責任能力評定

時，把酒精性人格改變等同于一般的人格障礙處理，

一律評定為有刑事責任能力，這對維護社會公共安全

和迫使酗酒者戒酒大有裨益。鑒于其他類型的慢性酒

精中毒者的大腦已經不同程度地發生器質性的病理

改變．故國內司法精神病學界將它們通通視作法律精

神病，筆者對此持贊同態度。

和酒精雖同屬精神活性物質．可是為禁

止流通物，而酒精飲料為可流通物，因此法律對不同

中毒者的處理上應體現出某些差別。

一

、精神活性物質的急性中毒

(一)急性酒精中毒

當前． 國內精神病學界將急性酒精中毒分成3

類．筆者分別簡要地討論它們的刑事責任能力該如何

評定。

1．普通醉酒：國內司法精神病學界一致認為這類

① 這兒的“特定故意”是指英美法律專門規定要具有某種犯罪目的罪名方能成立的一類犯罪，千萬不要把本文的“特定故意”與我

國刑法的“犯罪動機”相混淆。

② [~]john kaplan，robert weisberg，guyora binder，《刑法案例與資料》，20__年7月第1版，第734~735頁。

· s4 ·

醉酒是刑法第l8條中所提到的醉酒，應當負刑事責

任自不在話下。除外情形須滿足刑法第l6條的規定，

即非自愿性的醉酒。

2．復雜性醉酒：其實，何謂復雜性醉酒迄今為止

在醫學界認識尚未統一。有的專家認為是大量飲酒所

致；① 另有專家卻認為是在腦器質性損害或嚴重腦功

能障礙的基礎上，由于對酒精的耐受性下降而出現的

急性酒中毒反應．其飲酒量一般不大，但意識障礙明

顯，病程短暫，對發病情況常遺忘。②

若復雜性醉酒是大量飲酒導致的．在這一狀態下

作案宜參照普通醉酒來評定刑事責任能力。因這類復

雜性醉酒產生醉酒的原因與普通醉酒相同．均為飲酒

過量，惟一的區別是精神障礙的程度前者較后者重一

些。我國立法者將醉酒的問題特別放在有關精神病的

法律條文中一起規定，說明認可醉酒者醉酒當時有精

神異常。盡管如此，依然規定了“醉酒的人犯罪，應當

負刑事責任”。“應當”的法律內涵是必須的強制意思，

這樣未留下鑒定醫生根據精神異常的輕重程度來評

定部分或者無刑事責任能力的余地。

若復雜性醉酒是在腦器質性損害或嚴重腦功能

障礙的基礎上，由于對酒精的耐受性下降所致，因其

飲酒量一般不大，本人對醉酒的發生沒有預見性，故

可參照病理性醉酒作刑事責任能力評定。

3．病理性醉酒：是指小量飲酒后突然出現較深的

意識障礙，可有無目的的暴力攻擊行為，其發生與個

體素質有關。這類醉酒者對醉酒的發生根本沒有預見

性，即使產生了危害結果，因滿足了《刑法》第l6條的

規定，故應評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

綜上所述，評定醉酒的犯罪嫌疑人有無刑事責任

能力非單以精神障礙的輕重程度作為惟一的衡量尺

度。若要減輕或免除醉酒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能

力一定要滿足以下兩個條件：首先，醉酒者醉酒不是

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

的原因所引起：其次是鑒定醫生判斷被鑒定人醉酒要

達到對自己的作案行為失去或減弱辨認或者控制能

力的程度。

在司法精神病鑒定實踐中，哪些因素可視為是不

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呢?歸納如下：(1)本人誤

食酒致醉；(2)被強迫灌醉；(3)遵醫囑服用藥酒；(4)

小量飲酒；(5)其他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這

樣不難看出，我國刑法對醉酒的人犯罪處理與正常人

犯罪無太大的差異，例外僅限于上述幾種特殊的情

法律與醫學雜志20__年第l3卷(第2期)

形。

(二)急性(阿片類和大麻類物質)中毒

按照ccmd一3的診斷標準．急性(阿片類和

大麻類物質)中毒包括：(1)急性中毒；(2)有害使用。

飲酒是一種合法的行為，吸毒則是一種非法的行為。

既然我國《刑法》對主觀過錯相對較小的醉酒犯罪都

選擇了一種較為嚴厲的刑事責任模式，難道對主觀過

錯相對較大的吸毒犯罪還會選擇更輕的刑事責任模

式不成?根據刑法罪行相適應的原則，我們有充分的

理由推測未來的刑法會做出如下的規定：吸毒的人犯

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還有一個要討論的話題是《刑法》第l6條的規定

在此是否適用的問題

染上毒癮比染上酒癮的原因復雜，有好奇、苦悶、

被騙、被迫和治病等諸多原因。無論是何因染上毒癮，

吸毒者本人都有戒毒的義務，這是一般人都具有的常

識。按照我國現行的有關法律和政策規定，公安機關

一旦發現吸毒人員．第一次送其至戒毒所或安康醫院

接受強制戒毒治療． 出來后復吸的將被勞教強行戒

毒。可見，最初非自愿的吸毒不能與非自愿的醉酒相

提并論，易言之，能履行而不履行戒毒義務的吸毒者

均存在著主觀過錯，不能以最初的吸毒非自愿作為日

后精神失常犯罪減罪或免罪的托詞。

二、精神活性物質的慢性中毒

(一)慢性酒精中毒

醉酒從語義上分析是屬于急性酒精中毒的范疇，

對酒精中毒引起的慢性精神障礙國內法律未提及。除

酒精性人格改變和酒依賴綜合征外，其他的慢性酒精

性精神障礙均可視為精神病，比照類似的精神病作刑

事責任能力評定

(二)慢性(阿片類和大麻類物質)中毒

1．人格改變和依賴綜合征：既然酒精性的人格改

變和依賴綜合征都視同精神正常，引起的更應該

視作精神正常

2．戒斷綜合征：有醫學專家主張自愿戒毒時出現

精神異常．在此背景下作案的應予以減責。理論上有

一定的道理，但法律區分自愿和非自愿戒毒較為困

難，且其他國家的法律對這點也未專門作出規定，故

不采為佳。

3．精神病：不能比照慢性酒精性精神障礙

處理。因法律強制性規定吸毒者必須戒毒，本人違反

法定的義務自當對由此引發的一切不l下轉第143頁)

① 賈誼誠，《實用司法精神病學》，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387頁。

② 協和，《法醫精神病學》，人民衛生出版社20__年7月第2版，第139頁。

法律與醫學雜志20__年第l3卷(第2期)

的鑒定，必須正確評估mtdna在法醫常規檢案工作

的重要性。因此，要對樣本做出相應準確可靠的判斷，

首先要了解群體中異質性的分布情況．熟悉各種異質

性出現的概率和相應位置。這就要求對群體進行異質

性調查，建立相應的異質性數據庫，從而為線粒體

dna在法醫學上的應用提供有效保證。異質性的檢出

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檢測方法的靈敏度．但目前尚未有

標準化的方法來檢測mtdna異質性．需要開發一種

標準化的檢測方法作為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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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20__—1 1—22；修回：20__—03—02)

、! |、

(上接第s4頁)

良后果承擔完全責任。建議我國借鑒美國的相關規定

來立法。

4．智能障礙(癡呆)和遺忘綜合征：這類吸毒者的

腦病理改變程度相當嚴重，恢復正常的可能性不大，

即使評定有刑事責任能力，也無受審能力和服刑能

力，為節省辦案成本和發揚人道主義精神，建議對他

們評定為部分或者無刑事責任能力。

5．殘留性或遲發性精神障礙

其中的癡呆和遺忘綜合征按“智能障礙(癡呆)和

遺忘綜合征”處理，其他的均評定為有刑事責任能力。

為縮減控制吸毒人數，有法學人士主張我國刑法

應規定吸毒為犯罪行為。事實上，吸毒人群的確是犯

罪的高危人群，吸毒者成癮后一般都有人格改變，變

得缺乏責任心、喜歡說謊、自制力差和懶散等，加上作

為下臨床診斷的主要癥狀之一，也就是意識障礙，它

不同于別的精神癥狀．即醫生鑒定時往往不能當場直

接發現該癥狀，確定有無意識障礙主要依靠警方收集

的材料和被鑒定人案發后的積極配合，能指望愛說謊

的吸毒者積極配合查證嗎?有鑒于此，鑒定醫生診斷其

精神障礙的準確性和法庭對部分刑事責任能力結論的

采信度不無疑問。所以，筆者仍繼續主張對精神異常的

吸毒者犯罪一般以完全刑事責任能力評定為最優。如

果吸毒誘發了自身原有的精神病，且本人對作案行為

喪失或減弱辨認或者控制能力，則評定為部分刑事責

任能力。不評定無刑事責任能力是因為吸毒本身為法

第3篇：精神衛生與精神病學范文

關鍵詞： 功能性胃腸病； 艾森克人格測定；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 ）

中圖分類號： R574.4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008-2409(2008)03-0515-02

“功能”性胃腸病是一組無病因可尋的臨床常見病，在經濟、科技、工業化高度發展的今天 ，已成為危害人們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的常見病。心理行為因素在發生、發展過程中始終發 揮作用的疾病臨床有胃食管反流病、消化性潰瘍和功能性胃腸病（功能性消化不良，腸易 激 綜合征）等。在這些疾病的診治過程中患者所表現的負性情緒，復雜多樣的臨床癥狀讓專 科醫生無不感到棘手，因此越來越多的精神心理衛生專科醫生的會診對診治胃腸疾病有一定 意義。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25例功能性胃腸疾病患者均為本院2005年7月至2007年3月住院患者，女2 0例,男5例，消化內科患者22例，泌尿外科患者3例，病程均超過6個月。

1.2 臨床表現

消化道癥狀有腹痛、空腹感、呃逆、咽部梗阻感、腹瀉或便秘、反酸，部分 有胸悶、肌肉酸痛及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如面紅、多汗、手抖、情緒障礙、情緒低落、生 活 興趣減退，對自身疾病的過分擔心害怕、疑病現象，15例均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礙（24h睡 眠時間小于5h），軀體形式障礙。

1.3 輔助檢查

住院期間所有患者全部經過電子胃腸鏡檢查，并排除食道、胃、結腸等器質性病變。

1.4 心理測評

“HAMD”(選用24項版本)評分結果［1］：得分超過35分達到重度抑郁狀態者15 例，占60%；超過20分達到中度抑郁狀態10例，占40%。HAMA評分：總分超過29分達到重度焦 慮 狀態21例，占84%；總分超過7分表示肯定有焦慮狀態4例，占16%。艾森克人格測評：17個被 測評 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個性缺陷，集中表現在偏執、強迫、神經質三項因子分超過60分13例， 占入選人數的52%。

2 討論

曾經有學者在功能性胃腸病發病特點和癥狀的研究中發現，“胃腸”道的生理功能受中 樞神經系統和腸神經系統的雙重控制，來自胃腸道的刺激通過傳入通路引起中樞神經系統的 反應，而中樞神經系統通過傳出通路影響胃腸道的功能［2］。一般情況下，副交感 神經興奮 可使消化液分泌增加，消化道運動功能加強，交感神經的作用則相反，其興奮會引起消化道 括 約肌的收縮。有研究表明，心理社會因素和應激可能通過影響腦－腸軸，造成消化功能 的異常，尤其心理應激狀態下對腸神經的敏感性增加。心理因素對內臟功能的影響是多樣化 的 ，對于不同性格特質的個體所表現的情緒癥狀各不相同，內向型的患者較多表現為抑郁，外 向型的患者較多表現為焦慮，從以上患者艾森克人格測評結果分析：女性內向型個性患 者多易發抑郁癥，男性內向型個性患者易發生焦慮癥，但是抑郁和焦慮并存現象也很普遍。 在會診聯絡過程中還發現，社會因素所造成的心理障礙也是功能性胃腸疾病的發病原因之一 ，依次為家庭人員變故、工作環境變遷、收入減少、退休、人際關系等，這些負性事件所造 成的臨床癥狀突出的表現為咽部阻塞感、呃逆、功能性腹痛等。反過來這些胃腸道 癥狀繼續影響著患者的心理狀態，還有早期生活環境、父母遺傳、長期性的 應激狀態都不可避免的通過中樞神經系統影響機體的生理功能，機體最終發展為功能性胃 腸病［3］。有調查表明功能性精神心理疾病和功能性胃腸疾病有著共同的病理生理 ，精神病 學提倡這兩種疾病共同診斷共同治療，功能性胃腸病的治療是一個綜合治療的過程，首先是 心理治療，即在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的同時給予認知-行為療法、支持治療、暗示療法、放 松療法等，是十分見效的，其次是心理藥物的使用［4］。近幾年來抗抑郁藥治療功 能性胃腸病 已得到承認，近半數以上合并抑郁焦慮的患者對心理藥物的治療有反應，本院用5-羥色胺 再 攝取抑制劑氟西汀協助治療功能性胃腸病臨床上取得較好療效，主要表現在情緒的好轉、軀 體癥狀的改善，明顯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質量。精神心理衛生專科在綜合醫院與臨床專科的會 診聯絡工作越來越受到重視，在其它專科心理疾病與軀體疾病共病的現象也很普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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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姚希賢,李益農,林三仁,等.功能性胃腸病［J］.中國實用內科雜志,1994 ,14:20.

第4篇：精神衛生與精神病學范文

關鍵詞：實習；醫務社會工作；精神復康；角色定位；合作模式

中圖分類號：G4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3）17-0148-04

精神心理疾病和精神心理健康是醫務社會工作的重要領域和工作范圍，在醫務社會工作服務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1]社會工作者在精神康復領域的角色是多重的，在康復的的不同階段其角色定位又各不相同，所以我們可在實踐中總結精神康復類醫院社工扮演的角色，以及與醫護人員、心理咨詢師等其他角色之間的合作模式，量化醫務社工的工作范圍，并為我們日后開展的實務工作提供衡量標準和評價體系。

一、醫務社工在精神復康領域的概況

1.精神復康醫務社會工作的概念

精神復康社會工作指的是醫院圍繞醫療復康過程中而開展的社會工作，它運用專業的知識和技術對病人進行心理援助，提升其自主能力，幫助病人尋找社會資源，安排病人的康復計劃，為病人提供出院轉介等工作。[2]

2.醫務社工在精神復康領域的介入情況

第一種方式是在醫院中可設立單獨的社會工作部門，并委派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負責管理，并賦予其相關權力，使其能夠根據本醫院的實際情況開展各項社會服務工作。第二種方式是在醫院原有的醫務科的基礎上，增加醫務社會工作的內容。即在保持原有醫務科編制的前提下，引進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專門負責醫務社會工作的開展。如今一般醫院都設有醫務科，主管本醫院醫療秩序的維持，醫療質量的監控，醫療糾紛的處理，醫療業務的開展，醫院新技術及新項目宣傳等工作。現階段，醫務社會工作在精神復康領域的介入主要以第二種方式為主，并且介入范圍比較有限。醫務社工在精神復康領域開展具體工作的有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北京安定醫院、北京回龍觀醫院、深圳南山醫院等。[3]目前在精神復康領域的醫務社會工作的認同感、制度建設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和提高。

二、醫務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定位

精神疾病的發病原因常常不僅是患者個人的生理心理因素造成的，而是患者個人身心狀況、重要他人的影響、社會文化環境等許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社會工作者在精神康復領域的角色是多重的，在康復的的不同階段其角色定位又各不相同，醫務社工在實務領域扮演的角色如下：

1.住院初期

（1）資料收集者。精神病患者在入院初期，往往會因為周圍環境的改變、遠離父母親人以及規律性的作息時間等，出現較大精神波動，甚至出現排斥心理。精神富康類醫院在病患入院初期，就會對其做入院評估和社工初期跟蹤介入計劃等，此時醫務社會工作者扮演的是資料收集者的角色。其最主要的方式是提問，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在患者入院時，會和家屬進行會談，從最基本的資料開始，到家庭狀況，婚戀狀況，患病的原因，再到平時的興趣愛好等。通過對一些基本問題的了解，社工應大致衡量患者生理、認知、情緒、行為和動機等方面的水平，以及患者的優點和短處。家屬最了解患者日常生活情況，所以社工應盡可能多地通過患者家屬收集信息。第二，會根據與家屬的會談，再與患者本人進行溝通，有的放矢地提出問題，并通過積極的傾聽和仔細的觀察收集所需要的情況，對一些情緒穩定的患者，可以采用一些心理測試和量表來了解患者的信息。服務對象的資料收集得越完整，對日后開展具體的社會工作就越有幫助。

（2）關懷者。在這一時期，患者內心會非常不安，社會工作者應及時給與關心和愛護，幫助病人適應新的環境和生活方式。此時也是與服務對象建立關系的最佳時期。社工可根據收集到的資料，以患者的興趣為切入點進行溝通，拉近彼此間的距離，讓其感受到溫暖，緩解內心的緊張和不安。如果某一患者在入院開始情緒波動較大，出現一些躁狂的癥狀，社工就應謹慎處理與他的關系，最好是能夠與主治醫生事先溝通。如果貿然行事，也許會使患者陷入更加崩潰的狀態，加速了病情的發展，社工自身也會受到傷害。

2.治療前期

（1）協調者。目前，現行對精神疾病的治療方法主要包括：心理治療、藥物治療、電痙攣治療、音樂治療、工娛治療。在榮軍康寧醫院主要以藥物治療、MECT治療（改良式無抽搐電痙攣治療）和康復治療小組為主。作為醫務社工，應該主動承擔起患者與醫生之間的協調者和溝通者。將患者內心的想法準確客觀地傳達給醫護人員，讓兩者的關系更為和諧融洽。例如一個老年精神分裂癥患者到醫院就診，如果社工這段時間沒有給予一定的關懷和照顧，那么患者極有可能出現行為混亂、精神萎靡等癥狀。此時社工應該多加觀察病患的舉動，讓其能夠及時調整心理落差，從而更進一步消除內心的不安和恐懼。如果這一時期，社工沒有做好安撫工作，患者很有可能出現抗拒行為，甚至伺機逃跑。

（2）服務提供者。精神病患者入院經過一定階段的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自殺沖動等嚴重精神癥狀得以控制后，由主治醫生、責任護士、社會工作者以及病人的家屬共同協商，根據病人的病情、緩解程度和社會適應能力作出評定，確定社工介入的康復計劃。一些封閉病區的病人在護士的帶領下，佩戴某種標記，在非查房休息時間可以自由出入病區和康復中心，參與各種有益活動如唱歌，打球，散步，讀書，手工活動等。一些開放區的病患可以自由在醫院的公共場所活動。[4]此時，社工可針對一些生理和精神等方面恢復較好的患者進行個案工作和小組工作。在建立關系之后，通過已收集的資料，制定工作方案和計劃，具體服務提供方式，最后結案與評估。通過全面系統的工作，幫助案主提升自我認知能力，克服非理性情緒，增強自信心，社交能力，最終達到社會功能的恢復。

筆者曾在某精神病醫院實習，那里的社會工作者還有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親情工程”的認定工作，主要是面向全省對入住該院的貧困家庭精神病患者進行費用減免，扶弱助醫。社工對患者家庭的基本情況進行資料收集，家庭貧困的相關證明，主治醫生提供的病情簡介和住院時的照片資料等。將以上資料進行綜合評估，若情況屬實，則根據結果針對求助者的醫藥費和住院費給予不同程度的減免。親情工程的開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病人緊張的經濟狀況，有利于營造和諧的醫患環境。再者，使患者和社工的關系更為親密，是建立信任關系的助推劑。

3.治療后期

（1）支持者。精神疾病患者的病情極易反復，他們很難真正康復。所以，對很多患者來講，這樣的治療結果會讓他們失去信心。由于時間和精力的限制，以及缺乏專業的知識，醫生很難在專業診療服務外，給病人提供心理支持和社會支持。而醫務社工能夠了解病人的心理，家庭，社會環境等方面的問題，并運用專業知識協助醫護人員解決患者心理上的困擾，有針對性地進行疏導和調適，使患者積極配合治療。同時，社工應鼓勵病人參加各種康樂活動，訓練病人的社會技能，幫助病人以新的角色適應醫院的生活。尤其是在住院后期，很多病人對長時間單一枯燥的住院生活開始出現煩躁不安，并吵著要回家，所以社工應仔細觀察病區的患者，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及時與主治醫生取得聯系，將觀察結果告知醫生。同時社工要安撫病患，鼓勵他們樂觀生活，增強他們康復的信心，關注他們點滴的生活，從細節中讓病人感受到社工的支持。

（2）調解者。精神疾病患者的社會支持系統常常會因為他們的行為和生活方式的劇烈變化而遭到破壞，社會工作者應調節患者與家屬、同事、鄰居等之間的關系，協助家庭與社會病人建立新的關系，適應病人的行為和生活方式，同時鼓勵病人主動與家人溝通，必要時可為嚴重精神病患者的親屬提供心理疏導的服務。例如，曾有一個抑郁癥患者的病情就因與家屬的溝通障礙而日益嚴重，甚至一度出現自殺等傾向，所以社工應及時幫助患者，協調他們夫妻之間的關系，建立社會支持網絡，對患者予以關懷，對其早日康復會起到極大作用。另外，社工應該還是醫患關系的調解者，或者是醫院各個角色間的調解者。

4.出院回歸期

追蹤者：精神疾病的治愈率極低，很多患者在醫院經過三個療程（大約三個月）后病情基本能夠控制，但是回家后沒有按時吃藥導致病情復發。如果第二次入院，那么病人就面臨著終身服藥的痛苦。所以社工在患者結束醫院治療，轉入社區后，還要對其后續的恢復狀況進行跟進，觀察患者的表現，是否病情已經得到控制，心理狀態是否正常，是否按時吃藥。社會功能恢復的情況如何。當發現有異常時，及時與家屬溝通，做好二次入院的準備。

三、醫務社工與其他角色的合作模式

精神病人的精神心理和行為特點等內在因素都十分復雜，僅僅依靠醫生、護士、護工亦或醫務社會工作者各自的力量，都很難使患者得到全面的治療，只有讓這些在精神復康領域的各類角色相互聯系，相互合作，才能完成比較全面的康復介入計劃，為精神病人提供切實可行和行之有效的專業服務。

1.醫護人員

（1）醫生層面的合作模式。在精神病醫院，主治醫生主要承擔以下任務：①運用專業知識積極為病人治療。②解除病人痛苦：包括軀體性的和精神性的痛苦。軀體痛苦一般可用藥物等醫療手段加以控制，但心理精神痛苦則需醫生以同情心理解病人，做好心理疏導工作才能緩解。但醫生由于精力和專業所限，很難將情緒疏導和心理支持等精神性方面的工作做好，這就需要社工與醫生溝通、合作，把病人內心真實的想法表達給醫生，從而優化治療效果。③向病人及家屬解釋說明病情：醫生有義務向病人說明病情、診斷、治療、預后等有關醫療情況。這種說明不僅僅是為了爭取病人接受醫生診療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尊重病人的自和知情權。但是在這一過程中，精神科醫生會用大量的醫學專業術語描述，會妨礙家屬了解病情，甚至錯誤理解。而大部分醫務社會工作者都具備一定的精神病學專業知識，并且擅長將這些晦澀難懂的詞語變為通俗易懂的語言。所以說在這方面，社工能夠幫助精神科專家向患者家屬告知病情和治療計劃，使家屬能夠安心放心地把病患安置在醫院就診，提高了雙方間的配合度，是緩解醫患關系的重要橋梁。④為病人隱私保密：保密是醫務人員的一種傳統道德。醫生有時候在陷入對患者治療的瓶頸期時，由于保密原則無法與其他醫生溝通交流，但是卻可以同負責該病患的社工表達自己的苦悶與困惑，一方面緩解了醫生的消極的情緒，另一方面可從社工的角度重新考慮問題，變換治療思路。

2.護士護工層面的合作模式

精神醫院的護士以病人為中心的整體護理，進行護理評估，制定護理計劃，執行護理措施，進行效果評估等為日常工作內容。精神科護士護理的核心概念，可根據佩普洛的護理人員和病人關系發展的模式具體解讀。[5]不難發現，在醫務社會工作沒開展以前，護理人員從事的部分工作與醫務社工承擔的工作之間是重疊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護士能夠詳細了解病人的身心狀況、疾病史、家庭狀況、人際交往等具體情況。在社工剛開始與病人建立關系時，可與護理人員就病人各方面的特點詳細了解，加強溝通合作。社工在前期收集的資料越詳細，越完整，就會越快與病人建立信任關系，更好地實施介入計劃。

精神科醫師是職業倦怠的高發人群，為更好地提升其職業穩定性，需要從綜合化的角度關注精神科醫師的心理健康，不斷提升其社會支持水平，并從醫學教育的角度進行早期預防。[6]醫務社會工作者可以運用專業的方法和技巧幫助精神科的醫護人員克服職業倦怠，所以這也是社工與醫護人員間合作模式的另一種體現。例如，社工可以定期開展小組活動，為醫護人員相互排解這樣的倦怠提供治療性環境，分享彼此克服倦怠的小技巧，在開展室外的拓展活動時，適時地增加精神病人的參與，讓醫護人員與病人在游戲的過程中增進理解和情感，緩解醫生過度緊張的精神壓力，從而進一步消除職業倦怠感。

2.心理咨詢師

心理咨詢師是指運用心理學以及相關學科的專業知識，遵循心理學原則，通過心理咨詢的技術與方法，幫助求助者解除心理問題的專業人員。在精神病醫院，心理咨詢師通過對來訪者及家屬描述等信息源獲得有關來訪者的心理問題、心理障礙的資料；對來訪者的心理成長、人格發展、智力、社會化及家庭、婚姻生活事件等進行全面評估，概括心理和生理測查；根據心理發展史和心理生理測查的結果，對來訪者作出心理診斷，制定心理治療計劃，并指導實施。在心理咨詢中發現來訪者有精神障礙或軀體疾病時，應及時請求會診或轉往其它專科。[7]

社工與心理咨詢師的合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在患者進入觀察期（一般是停藥控制階段），心理咨詢師不能隨時陪伴在患者身邊，就無從觀察患者的具體表現來判斷其病情的控制程度，而社工就能在這個方面給咨詢師提供必要的幫助。他們時時陪在患者身邊，對其各自身心反應的變化都能夠及時捕捉。第二，精神病學和心理學雖然有很多治療精神疾病的模式和方法，但是所有的這些都是針對患者個人的，對于患者所處的環境，兩個學科都沒有涉及。在現行的對精神疾病的治療和處理上，還存在著很多不夠完善和完整的地方，醫務社會工作的介入就能很好地填補這個空缺，使精神疾病的發病率降低，使治愈率上升。第三，精神復康醫務社會工作者所接觸的，大都是受到精神疾病困擾的人，他們的情緒不穩定，感情比較脆弱，語言表達能力較差，也正是由于服務對象的特殊性，使得評估環節難以像其它領域那樣順利進行。如果能夠在評估時，讓患者填答關于精神病學臨床量表，例如老年精神評定量表（PAS）、抑郁自評量表（SDS）等，[8]從社工結案評估與心理學臨床量表兩個方面的評定，判斷患者復康的水平和介入計劃的成效，這樣的結合增加了評估的科學性和準確率，能更好地為患者提供最真實的治療效果。

3.社區工作者

（1）社區照顧方面。很多患者從醫院康復出院后，就直接走入社會，在醫院與社會之間沒有任何過渡性機構，能夠幫助病友重新找到自我的社會定位，再加上精神疾病本身所帶來的生理心理方面的影響，都使患者很難在一時之間適應社會。所以說，社區社會工作介入對精神病治療的目的是使服務對象能夠更快地治療好精神疾病、更好地回歸社會、更少地復發。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病友所處的社區的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社區恰好可作為患者從醫院到社會的過渡性機構，社區對服務對象的態度直接影響到患者回歸社會的速度和程度。因此，在患者即將出院前，社工應與患者的社區工作者取得聯系，盡可能多地獲得社區工作者的支持，和社區的相關人士商量如何更有效地幫助患者。

（2）疾病預防方面。精神疾病的發病過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在這個過程中，能夠及早地發現并做相應的處理，發病率會大大地降低，治愈率會顯著地提高。現階段，康寧醫院主要開展的預防工作側重于社區，通過發放一些精神疾病相關知識的宣傳手冊，開展一些預防精神疾病的講座，在社區活動中心進行與醫生面對面的咨詢交流。這些活動，一方面增強大家預防精神病的意識，降低了其發病率；另一方面，這樣的宣傳形成正確對待精神病人的態度，糾正普通社區居民對精神病的歧視態度，幫助他們更好地恢復社會功能，重返家庭、工作崗位。[9]

在精神復康領域，醫務社會工作者不僅要做好自身的本職工作，還應該加強與醫護人員、心理咨詢者、社區工作者、實習生與志愿者等角色的合作，取長補短，填補醫務社工的不足。同時希望社工能夠在不斷的改進中，在增強服務質量、緩解醫患矛盾、創建和諧的醫療環境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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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平.郭永松.醫務社會工作的功能定位及其在醫患關系中的作用[J].醫院管理，2009，（1）.

[5]胡佩城，宋燕華.心理衛生和精神疾病護理[M].北京：北京醫科大學出版社，1991.

[6]斯蒂芬J威廉斯，（劉建平譯）.衛生服務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04.

[7]劉繼同.醫務社會工作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第5篇：精神衛生與精神病學范文

[關鍵詞] 生物反饋治療；腦卒中后抑郁；臨床療效觀察

腦卒中后的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是腦血管病的常見并發癥之一。抑郁的出現不僅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腦卒中患者的神經功能恢復，并增加了腦血管病的病死率。本研究通過臨床對照研究了生物反饋治療對腦卒中后抑郁患者抑郁癥狀、肢體運動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本組為2009年4月～2010年4月在我院住院的腦卒中后抑郁患者120例，其中男84例，女36例；年齡41～66歲，平均（51.8±7.6）歲；腦梗死92例，腦出血28例。病程3～180日。120例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各60例。經統計學分析，兩組病例在性別、年齡、病程等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診斷標準：所有病例均符合1995年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通過的診斷標準[1]，在就診2日內經頭顱CT或MRI檢查證實，確診為腦卒中。抑郁障礙診斷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抑郁癥診斷標準[2]。

1.3排除標準：所有病例均無智力障礙、理解障礙及明顯的語言表達障礙，無嚴重心肺及肌肉骨骼等功能障礙，既往無精神障礙，并簽署知情同意書，經我院倫理委員會知情，愿意參加及配合評估的治療者。

1.4治療方法：全部患者常規治療原發病及進行常規康復訓練，治療組接受生物反饋治療，即采用成都思必瑞特科技有限公司的Spirit的多通道生物反饋治療儀電極包括腦電、肌電。先告知患者生物反饋原理，并進行放松訓練。治療時取半臥位，將傳感器正確的連接到Spirit反饋儀和患者身上。對患者行松弛肌肉及加強肌肉收縮能力的訓練。患者隨指導語逐步放松身體的各個部位，每次治療30min，每周3次，20次為一療程，同時囑患者回家后在沒有反饋信號的情況下，早晚各訓練一次，以鞏固所得的體驗效果。

1.5療效評定標準：全部患者于治療前及治療后采用雙盲法進行抑郁程度、運動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動能力（ADL）的評定，采用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3]評定抑郁程度，運動功能評定采用簡式Fugl-Meyer運動量表（FMA）評分法[4]，ADL評定采用Barthel指數（BI）評分法[5]，治療前兩組HAMD評分、FMA評分及BI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比較兩組治療效果，1例患者因經濟原因1個月后退出臨床觀察，未能進行全程的生物反饋治療。

1.6統計學方法：用SPSS13.3統計分析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內治療前后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組間比較用成組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為差異有明顯統計學意義。

2結果

兩組治療后HAMD評分、FMA評分和BI評分較治療前明顯改善（P＜0.05），但治療組的改善較對照組更為明顯（P＜0.01）。見表1。

表1兩組患者治療前后HAMD、FMA、BI評分比較（x±s分）

與治療前比較，P

3討論

腦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是指腦卒中后出現不同程度的抑郁癥狀且持續2周以上，其前提是腦卒中，屬于繼發性抑郁癥。臨床表現為情緒低落、興趣缺乏、精力減退、思維遲緩、動作緩慢、自我評價過低、睡眠障礙、不能配合治療和康復鍛煉，嚴重者有自殺、自傷行為[6]。PSD的發生與年齡、性別、病灶部位、病灶大小、病程、既往精神病史、文化程度、家庭關系和社會活動等有關。目前確切的發病機制尚未明確，與心身疾病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相一致，PSD的發生可能是神經生物學因素和社會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發生機制可能有以下兩種：①原發性內源性學說：可能與大腦損害引起去甲腎上腺素和5-羥色胺之間的平衡失調有關。去甲腎上腺素能和5-羥色胺能神經元胞于腦干，其軸突通過丘腦及基底節到達額葉皮質，病灶累及以上部位時，可影響區域內的去甲腎上腺素能和5-羥色胺能的神經通路，使去甲腎上腺素和5-羥色胺含量下降而導致抑郁。②反應性機制學說：即家庭、社會、生理等多種因素導致病后生理心理平衡失調而產生反應性抑郁。本病可延緩神經功能缺損和認知功能的恢復，影響病人生活質量，增加腦卒中的病死率，不僅給病人帶來軀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且增加了家庭和社會的負擔。因此，及時發現并處理卒中后抑郁有助于提高治療效果，促進患者康復。

生物反饋療法（Biofeedback therapy）是利用現代生理科學儀器準確測定神經-肌肉和自主神經系統的正常和異常活動狀況，并把這些信息有選擇地放大成視覺和聽覺信號，然后反饋給受試人，通過一系列的特殊訓練和治療步驟，幫助受試人了解原來并不為他（她）所感知的機體狀況的變化過程，通過學習與控制儀器所提供的外部反饋信號，從而學會自我調節內部心理生理變化，進行有意識的“意念”控制和心理訓練，達到治療和預防特定疾病的目的。生物反饋儀可以反饋給人的信息包括肌肉的緊張度、腦電波活動、皮膚表面的溫度、皮膚導電量、血壓和心率等。病人通過主動學習和鍛煉，可以隨意控制自身器官的活動，從而改變其病理狀態，消除負性情緒，增強自信心，逐步恢復正常的功能。

據文獻報道，卒中后抑郁的發生率多在30%～50%，可發生于卒中各期。抗抑郁治療不僅可以改善抑郁狀態，而且可促進患者肢體功能的恢復及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的提高[7]。生物反饋療法把生理和心理治療融為一體[8]，在治療過程中，醫務人員并對患者進行言語強化指導及鼓勵，不僅可以改善患者的抑郁癥狀，增強其戰勝疾病的信心，還可激發其康復的欲望及潛力，使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及生活質量得到改善，提高疾病的整體療效。

本資料表明：生物反饋治療可明顯改善腦卒中后抑郁癥狀，其運動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動能力亦有顯著提高。治療組在治療前后的HAMD評分、FMA評分和BI指數均有明顯改善，有顯著性差異（P＜0.01）。治療后兩組間比較，治療組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該療法無任何副作用，安全有效，值得臨床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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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劉軍，李海燕.腦卒中并發抑郁68例臨床分析[J].山東醫藥，2006，46（1）：63.

第6篇：精神衛生與精神病學范文

中風后抑郁癥(post stroke depression,psd)是指中風后發生的以情緒低落、興趣減退為表現的病癥,是腦血管病常見并發癥之一。其癥狀的出現不僅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也妨礙其神經功能障礙的恢復。現代醫學多采用三環類抗抑郁劑、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等治療,但多因不可耐受的不良反應而放棄治療。2000年3月－2006年3月,筆者運用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加減治療psd 83例取得滿意療效,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172例psd患者均為本院住院患者,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2組。治療組83例,男39例,女44例；年齡42～76歲,平均(61.5±7.5)歲；其中腦出血46例,腦梗死37例；有高血壓病史者36例,糖尿病史者12例,冠心病史者19例。對照組89例,男47例,女42例；年齡43～79歲,平均(62.3±6.5)歲；其中腦出血28例,腦梗死61例；有高血壓病史者38例,糖尿病史者10例,冠心病史者17例。觀察期間,對照組中有7例患者因無法耐受阿米替林的不良反應而退出觀察。隨訪時間為0.5～1.5年。2組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 診斷與納入標準

所有病例符合1995年中華全國腦血管病學術會議制定的腦血管病診斷標準,均經頭顱ct證實為腦卒中,并符合以下條件：首次卒中,單側病灶,神志清楚,能配合檢查,無明顯語言障礙,無抑郁等精神神經病史及顱內病變史。133229.COM抑郁癥診斷符合第3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關于抑郁癥診斷標準。

1.3 治療方法

2組患者均接受ca2+拮抗劑、抗血小板凝集劑、清除自由基、血液稀釋、降顱壓、脫水、血腫碎吸等腦血管病的基礎治療。在其基礎上治療組予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加減治療。藥物組成：柴胡12 g,黃芩15 g,半夏12 g,龍骨20 g,牡蠣20 g,人參10 g,茯苓10 g,生大黃10 g,桂枝(去皮)10 g,丹參20 g,石菖蒲20 g,郁金20 g,生姜10 g。上藥除大黃外,以水800 ml,煮取400 ml,再納大黃,更煮一二沸,去滓,每次溫服100 ml,每日1劑。對照組給予抗抑郁劑阿米替林12.5～25 mg,每日3次。2組均以每周為1個療程,共觀察3個療程。

1.4 療效標準

依據漢密頓抑郁量表(hamd)17項版本進行評分,根據評分變化評定療效。顯效：hamd總分＜8分；有效：hamd總分8～17分；無效：hamd總分＞18分。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ridit分析和χ2檢驗,全部資料均經spss10.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

2 結果

(見表1) 表1 2組psd患者臨床療效比較[例(略)]注：2組比較,p＜0.05

3 討論

psd的發病機制尚不清楚,目前主要有兩種學說：①原發性內源性機制學說。psd的發病可能與大腦損害引起去甲腎上腺素(ne)和5-羥色胺之間的平衡失調有關,使兩種神經遞質含量低下而致抑郁癥。②反應性機制學說。家庭、社會、生理等多種影響導致病后生理、心理平衡失調[1]。另外有資料表明,psd的發生與神經功能缺損的程度成正比,同時,psd的發生亦明顯影響中風患者的神經功能的恢復[2]。

中風后抑郁癥屬于“郁證”范疇。中醫學認為,肝與情志關系非常密切,故psd病位主要在肝。患者常因突如其來的生理功能障礙而難以承受打擊,產生害怕和擔心情緒,思慮過度,“思則氣結”,所以,憂思、郁怒最易傷肝,郁久則傷血耗氣,可致氣血心脾俱虛,因而與心、脾各臟的氣血和陰陽失調都有一定的關系,病機多為肝郁血虛。柴胡加龍骨牡蠣湯系仲景為傷寒八九日,誤用攻下致變證而設,近年來基于肝郁血虛、肝陽上亢的機理,用于治療高血壓病取得良好療效[3]。《醫方集解》云：“柴胡湯以除煩滿,加茯苓、龍骨、牡蠣、鉛丹,收斂神氣而鎮驚；而茯苓、牡蠣又能行津液、利小便,加大黃以逐胃熱、止譫語；加桂枝以行陽氣,合柴胡以散表邪而解身重,因滿故去甘草。”現代醫學研究表明,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可明顯升高下丘腦、紋狀體、邊緣區和大腦皮層單胺類神經遞質多巴胺(da)及其代謝物的水平,可促進大腦皮質和紋狀體的da系,抑制丘腦下部的ne系,有顯著的抗抑郁作用[4]。臨證加用丹參以活血化瘀；加石菖蒲、郁金以祛痰、醒神、開竅。用于治療psd可收顯著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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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精神衛生與精神病學范文

[關鍵詞] 精神分裂癥；奧氮平；齊拉西酮；社會功能

[中圖分類號] R749.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3）24-0047-03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病因未明的嚴重精神疾病，除具有感知、思維、情感、行為等多方面的障礙和精神活動不協調等癥狀外，往往還伴有社會功能損害，并影響患者承擔社會角色[1，2]。研究表明，患者癥狀與功能既相互關聯又相對獨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癥狀改善情況與社會功能恢復程度并非完全吻合[3]。因此盡早對患者進行社會功能評估，引導患者及家屬重視社會功能恢復，應成為精神科醫生的新職責。奧氮平與齊拉西酮均是目前臨床常用抗精神病藥，研究證實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認知功能和癥狀具有良好改善作用[4]，但對于社會功能的影響目前研究較少。本研究旨在對比研究奧氮平與齊拉西酮對首發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社會功能的影響及其安全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以我院精神科2011年6月～2012年12月收治的精神分裂癥住院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 版關于“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5]；首次發病就診，既往無精神病用藥史；陽性和陰性癥狀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評分≥70 分且臨床療效總評量表（CGI）嚴重度≥4；獲得家屬、監護人或法定人的書面知情同意。排除標準：年齡60歲；器質性精神障礙及精神活性物質和非成癮性物質所致的精神障礙；妊娠或哺乳期婦女；合并嚴重軀體性疾病或心、肝、腎功能不全。將符合條件的80例精神分裂癥患者分為奧氮平組和齊拉西酮組各40例。奧氮平組男 21例，女 19 例，年齡（18～58）歲，平均（34.6 ±7.1）歲，平均PANSS評分（91.8±11.3）分；齊拉西酮組男18 例，女22例，年齡（18～59）歲，平均（34.5±6.7）歲，平均PANSS評分（92.5±11.7）分。兩組性別、年齡、PANSS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均>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3 觀察指標

由兩名主治及以上職稱的醫師在治療前后分別用PANSS和個人與社會功能量表（person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scale，PSP）評分以評定療效以及社會功能改善效果，采用副反應量表（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評定不良反應。

1.3.1 PANSS[6] 由7條陽性項目、7條陰性項目和16項一般精神病理項目組成。采取七級（無癥狀1分，極重度7分）評分，最高分210分，分數越高表明精神病癥狀越嚴重。而治療后減分率[（基礎PANSS分-治療后PANSS分）÷（基礎PANSS分-30分）×100%]可作為療效評定指標。通常認為PANSS減分率

1.3.2 PSP[7] 包括社會活動、社會關系、自我照料、干擾及攻擊行為四個維度，各項評分累加獲得PSP總分，總分100分，總分越高表明社會功能越好。高于70分為社會功能無困難或輕度障礙；31～70分為有不同程度的社會功能缺陷；低于30分為社會功能特別低下。

1.3.3 TESS[8] 分為癥狀嚴重程度（0～4分）、癥狀產生與藥物的關系（0～4分）及采取的措施（0～6分）三個方面，總評定包括嚴重度總評定和個人痛苦程度。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18.0軟件，計量資料以均值±標準差（x±s）表示，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前后PANSS評分比較

與治療前比較，奧氮平組與齊拉西酮組PANSS總分、陽性項目分、陰性項目分和一般精神病理項目分均顯著降低（P0.05）。見表1。

2.2 兩組治療前后PSP評分比較

治療前，奧氮平組與齊拉西酮組PSP評分比較無統計學差異（t=0.154，P>0.05），治療后，兩組PSP評分均顯著提高（t值分別為-3.716和-5.003，P

2.3 安全性評價

奧氮平組19例（47.5%）患者出現不良反應，主要包括體重增加、嗜睡、靜坐不能、月經紊亂、口干等；齊拉西酮組17例（42.5%）患者出現不良反應，主要為錐體外系癥狀、頭痛、頭昏、失眠、惡心、便秘等。齊拉西酮組不良反應發生率與奧氮平組比較無統計學意義（χ2=0.202，P>0.05）。齊拉西酮組TESS評分為（10.4±3.8）分，奧氮平組為（11.2±4.4）分，兩組比較無統計學意義（t=1.316，P>0.05）。

3 討論

精神分裂癥的主要特征為認知功能損害，而認識功能損害尤其是注意力、工作記憶和執行功能方面的損害和長期服用抗精神病藥物等因素導致患者社會功能及生活質量下降，使患者被歧視以及面臨婚姻、職業、人際危機[9]。同時由于許多家屬僅注重患者癥狀的改善，而忽略了患者社會功能的康復，而患者在長期缺乏家庭和社會支持時，其社會功能將進一步損害[10]。研究表明即使精神分裂癥患者經藥物治療后癥狀、認知以及生活質量能夠顯著改善，但其學習、工作能力等社會功能不一定隨之改善[11]。隨著社會不斷發展，對于患者社會功能的恢復情況要求越來越高，因此社會功能已成為評價藥物功效的一項重要指標。即在選擇抗精神病藥物時，除要考慮藥物對精神分裂癥的臨床療效，還需要關注抗精神病藥物對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的改善效能。

本研究結果表明，奧氮平和齊拉西酮對首發的精神分裂癥患者臨床癥狀具有明顯的改善作用，且二者療效相當。這與既往的研究結果一致。國內王冬梅[12]觀察了68例患者分別應用奧氮平和齊拉西酮治療8周后，兩組患者PANSS總分、陽性癥狀分、陰性癥狀分和一般精神病理分均顯著降低，且組間治療前后均無統計學差異。國外研究也顯示二者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癥狀近期改善作用相當，即使觀察期延長至6個月，二者療效仍無統計學差異[13]。

本研究觀察了奧氮平和齊拉西酮對首發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的改善作用。結果顯示，兩組治療前PSP評分無統計學差異，在療程結束后，兩組PSP評分有明顯提高，但齊拉西酮組明顯高于奧氮平組。該研究結果表明，奧氮平和齊拉西酮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社會功能，但齊拉西酮的效果明顯優于奧氮平，也進一步顯示了精神分裂癥患者臨床癥狀和社會功能改善的非同步性。目前文獻尚未見奧氮平與齊拉西酮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影響的對照研究。但相關研究[14]顯示，奧氮平能選擇性作用與大腦邊緣和中腦皮質的多巴胺及 5-羥色胺受體，達到快速緩解精神急性癥狀，包括陽性癥狀及陰性癥狀，而陰性癥狀、情感癥狀被認為與社交和社會活動密切相關，陰性癥狀的改善常帶來部分社會功能的恢復，研究也證實了奧氮平可部分改善患者的社會功能。而對齊拉西酮與傳統抗精神病藥物的對照研究[15]顯示，齊拉西酮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的改善作用更為顯著，除與齊拉西酮的多巴胺受體及5-羥色胺受體雙重拮抗使其癥狀改善、尤其是陰性癥狀改善更好外，還與傳統抗精神病藥物不良反應明顯影響患者社會活動有關。

本研究顯示，奧氮平與齊拉西酮的不良反應發生率和TESS評分比較均無統計學差異，不良反應經對癥處理后均能繼續完成療程，無因嚴重并發癥退出的病例發生，提示兩種藥物不良反應相當，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有研究顯示齊拉西酮的錐體外系不良反應出現率明顯高于奧氮平組，且需要抗錐體外系副反應藥物比例更高，但奧氮平對體重、糖脂代謝的影響顯著高于齊拉西酮，因此兩藥總體不良反應和耐受性情況比較并無明顯差異[16]。

綜上，精神分裂癥患者除有明顯的認知功能損害外，還伴有社會功能受損。本研究顯示奧氮平與齊拉西酮對首發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癥狀均有良好的改善作用，且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但齊拉西酮對患者的社會功能改善作用優于奧氮平，有利于患者全面功能的康復，更好地回歸社會。但目前已有研究指出，藥物治療聯合綜合性的社會心理干預較單純藥物治療對患者社會功能的康復更為有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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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精神衛生與精神病學范文

[關鍵詞] 艾滋病;抑郁;心理分析;疏導

[中圖分類號] R512.91[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0)06-85-02

Analysis and Persuasion of Depression during AIDS Patients in Rural Areas

LU Li1HE Changyu2YANG Yonghai1

1.County Hospital of Tanghe,Tanghe 473400,China;2. Tanghe County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Tanghe 4734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some related reasons of depression of AIDS cases among paid blood donors in rural areas 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appropriate persuasion of psychology. Methods A total of 144 AIDS cases were investiga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convenience samplings. By SDS,all the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slight,moderate and severe degree. All the data including sex,age,degree and treatment time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χ2 test. Results Because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reatment time,65.28% of AIDS had a certain depression. There was no statistic significances about sex(P>0.05). But between,age,degree and different treatment time the rate of depression had significances. Conclusion By analysis of depression,clinical paramedics should take effective persuasions to reduce the suicides and help our patients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improve life qualities and fight diseases at last.

[Key words] HIV/AIDS;Depression;PsychologIcal analysis;Persuasion

艾滋病已成為全球面臨的社會公共衛生問題[1],對社會經濟發展影響逐步顯現,目前在我國已進入快速增長期[2,3]。唐河縣由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非法采供血(漿)致使部分農村村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目前已面臨發病和死亡高峰。2004年以來,我縣積極落實國家“四免一關懷”政策,積極開展病人的救治幫扶工作,建立了以村級定點機構為主導的醫療救治模式,有效延緩了HIV感染者的發病和死亡。艾滋病防治工作開展以來,發現很多艾滋病患者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抑郁心理,特別是初期發現的艾滋病患者存在心理問題較多,對醫療救治工作帶來一定的影響。為了解艾滋病患者發生抑郁心理的原因,對2004年來接受治療的149例艾滋病患者進行調查,結果報道如下。

1對象和方法

1.1對象

2004年8月～2008年12月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療的患者149例,在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進行統一的問卷調查。

1.2方法

查閱患者病歷,獲取調查對象的性別、年齡、學歷、接受治療時間等。抑郁狀態調查采用Zung抑郁自評量表[SDS][4,5],共包括20個項目或問題。抑郁程度劃分為1～4級:50分為劃界分,50～59分為輕度,60～69分為中度,70分以上為重度。

1.3數據處理

數據資料采用excel匯總與分析,分別對患者性別、年齡、學歷、治療時間進行統計學處理,并作χ2檢驗。

2結果

2.1一般資料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49份,回收有效問卷144份,有效率96.6%。144例患者中,男92例,女52例;年齡最小18歲,最大73歲,;感染HIV時間最短3年,最長17年。接受抗病毒治療時間3年者66例。高中及以上學歷64例,初中及以下學歷80例。

2.2抑郁狀況

144例艾滋病患者中,有94例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狀態,抑郁發生率65.28%,較一般人群(3%～5%)高16倍,其中輕度抑郁62例,占43.06%;中度24例,占16.67%;重度8例,占5.56%。見表1。

2.3影響因素分析

對144例艾滋病患者抑郁心理可能的影響因素進行統計學處理,結果是男女間無顯著性差異(P>0.05),不同年齡、學歷有顯著性差異(P

3討論

參加治療的艾滋病患者有65.2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心理,其抑郁心理狀態的產生與接受治療時間的長短密切相關。調查結果顯示,在開始治療的3年內患者抑郁發生率高達68.09%,治療3年以上者抑郁發生率為31.91%,前者明顯高于后者,其原因主要是初期接受治療的患者,對目前無法根治的艾滋病的治療失去了信心,對疾病預后感到無望,對前途憂心忡忡,易產生恐懼、抑郁心理。有些患者并非因艾滋病致死,而是由于精神壓抑致死[6]。隨著治療時間的延長,醫護人員在治療期間通過不同程度的心理干預,患者抑郁發生率逐年下降。

抑郁心理的發生與家庭和社會歧視有關[7]。被確診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面對家人,一旦感染情況暴露,家人責難、社會歧視、工作喪失等一系列的家庭和社會問題使患者感到孤立、絕望和偏激,容易導致因憤怒、抑郁而自殺傾向的發生。抑郁心理與年齡有關,30～50歲中年患者抑郁發生率較高,為48.94%,由于中年人是家庭的經濟支柱,一旦生病就喪失了勞動力,面臨著老人無人贍養,孩子輟學的危險,因此更易發生抑郁心理。

與所受教育程度有關,高中以下學歷者抑郁的發生率偏高。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也不同,文盲/小學、初中學歷的患者知識面窄,不能正確認識疾病,易產生不良的心理反應,從而抑郁發生率偏高。

與經濟因素有關。艾滋病患者病程長,治療費用高,雖然病人能夠得到免費抗病毒治療和抗機會性感染治療,因病導致的勞動能力降低、家庭收入的減少,易引發心理障礙從而導致抑郁的發生。

4心理疏導

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及時提供心理支持。針對艾滋病患者獨特的心理行為特征,確定心理疏導對策。根據患者年齡、文化背景及心理需求,進行個性化的交流及針對性開導,生活上多關心體貼患者,經常與患者談心,消除患者恐懼、絕望、抑郁心理。

爭取家人支持,尊重患者隱私權。為了取得家人的支持,應在征得患者同意的情況下,將病情告知患者家屬,并與其家屬溝通,動員家屬主動關心、照顧患者,并讓患者及家屬相信醫護人員將會為之保守秘密和保護隱私,從而滿足其高層次的心理需要,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配合治療。關心、幫助和不歧視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疾病的受害者,應得到人道主義的同情和幫助。醫護人員、家庭和全社會成員要端正態度,不歧視、幫助和關心他們。從治療、護理、生活、工作、情感支持等各方面給予必要的幫助。接觸患者時不能用異樣、歧視的眼光看待患者,做到對其人格的尊重,使患者感受到醫務人員的真誠和關懷及來自社會的溫暖,為他們營造一個友善、理解、寬容、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鼓勵患者采取積極的生活態度,消除抑郁心理。對艾滋病患者及家屬進行艾滋病防治知識教育,使之了解正確的艾滋病傳播途徑、治療、護理措施及家屬自身防護的辦法,正確認識疾病、消除抑郁心理。

落實國家制定的“四免一關懷”政策,使患者解除后顧之憂,從而消除抑郁心理,樹立起戰勝疾病的信心,積極配合治療,以提高其生活質量,延長生命。

通過對艾滋病患者抑郁的心理分析,了解艾滋病患者產生抑郁心理的原因,幫助臨床護士采取有效的心理疏導措施,消除患者心理障礙,降低抑郁的發生率,使艾滋病患者以平穩的心態接受治療,從而盡快控制病情,開展力所能及的工作和勞動,重返社會,積極開展生產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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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精神衛生與精神病學范文

[關鍵詞] 郁證；針灸；督脈；足太陽經

[中圖分類號] R245[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3-7210（2008）07（b）-096-02

抑郁癥是以顯著而持久的情緒低落為主要特征的臨床綜合征，發病率高、危害性大[1]，其發病機制十分復雜，尚未完全闡明，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是腦內單胺類神經遞質代謝失常學說，還涉及應激-神經內分泌-免疫系統[2]等方面，一般認為各種病理因素引起的腦內5-羥色胺(5-HT)、去甲腎上腺素(NE)、多巴胺(DA)含量的變化可引起抑郁癥的發生。此外，目前比較一致的觀點認為抑郁癥的發生與神經元再生障礙密切相關[3，4]。目前抗抑郁劑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如對認知功能、焦慮/軀體化癥狀的改善不明顯，出現多系統副作用，且長時間服用會導致機體耐受，減弱療效。針灸治療本病的優勢在于多靶點、整體調整，且無毒副作用及成癮性。針灸不僅可以迅速緩解情緒低落的主癥，還可以通過整體調節作用改善多系統癥狀，因此可以將其作為一種較好的長期治療方法[5]。

1 中醫對郁證的認識

抑郁癥屬祖國醫學“郁證”范疇，中醫認為其基本病因是情志不遂，氣機郁滯，導致氣血陰陽失調，臟腑功能失常，精神異常改變等。其病機的基本核心是氣機失調，由此導致了血瘀、痰蘊、精虧、氣虛、血虛、陰虛、陽虛等病態表現，并貫穿于抑郁癥的全過程。

抑郁癥病位在腦。腦為元神之府，諸陽之會。十二經之陽會聚于頭，五臟六腑之清陽也匯聚于頭腦，腦為諸神之聚，腦藏神，主神明，是機體全部思維活動的物質基礎。五志“神、魂、魄、意、志”為腦的生理功能所主宰；七情“喜、怒、憂、思、悲、恐、驚”是腦受到各種刺激反應于外的表現。在腦的統轄下，通過五臟的協調作用，人們才得以維持正常的情志活動。心神、肝魂、脾意、肺魄、腎志等五臟的情志活動受制于腦的調控。各種精神癥狀的出現，均與腦的損害或功能紊亂有關。當氣機失調時，腦神紊亂而使五臟功能失調，郁證發生。所以治郁必先治腦，腦氣通調，則郁自解，神自寧。通過對郁證病因病機的分析可見，郁證的總病機是“氣機失調，腦神失控”。故治療時應調氣安神，使氣機升降出入有常，則五臟六腑協調統一，神志安定，諸癥自愈。“腦為元神之府”的提出首見于《本草綱目》。神是腦之功能的反映，腦是主宰運用神的器官，人體的一切生命活動、思維、意識、智慧皆出于腦。腦雖為奇恒之府，但與五臟功能密切聯系，與五臟六腑相互為用。精神活動有賴于大腦與臟腑、軀體配合共同完成。抑郁證就是在精神異常的同時伴有肝、心、脾、腎等臟腑異常，隨后產生相應的軀體癥狀。

2 督脈與足太陽經的生理作用

督脈統領五臟六腑經脈，為陽脈之海，具有全身整體調節作用。《素問》云：“督脈者……與太陽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說明督脈與足太陽經相交，而足太陽經在背部循行路線上的背俞穴具有直接調節臟腑功能的作用。

足太陽經為諸陽之屬，對腦的主神功能有著重要作用。其一，足太行陽陽經交于督脈，通行陽氣。督脈總領諸陽的作用是通過足太陽經和足少陰經的作用實現的。其二，足太陽經散心絡腦，調養元神。足太陽經是完成腦在形神兩方面與五臟六腑聯系的重要途徑，一方面，上通于腦，絡腎，經別當心入散，其背俞為臟腑之精氣輸注于背部的穴位，聯系諸經，將腎精、心血以及其他臟腑之精微上輸于腦，養腦益髓以奉元神。另一方面，將五臟六腑之精微輸布于心，調養神氣，足太陽為諸陽之屬，發揮“陽氣者，精則養神”的作用[6]。

3 針灸督脈與足太陽經對郁證的作用

目前針刺治療抑郁癥研究取穴位大多以任督脈、足太陰、手少陰、手厥陰、足少陽、足陽明經穴為主，并且已經涉及神經元再生領域，臨床主方多以督脈穴位為主，足太陽經背俞穴僅作為配穴使用。李曉泓等[7]研究表明電針百會、三陰交對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的影響及對海馬神經元再生的促進作用是電針治療抑郁癥的機制之一。研究亦發現艾灸大椎對慢性應激大鼠BDNF有良性調節作用，并在海馬神經元再生方面有積極作用[8]。而針刺百會、印堂對慢性應激模型大鼠HPA軸相關激素有良性調節作用[9]。

督脈通過調節腦腑來治療精神異常，由于“腦與五臟六腑相互為用”，督脈入腦為陽脈之海，足太陽經絡腦為諸陽之屬，足太陽經是督脈統領五臟六腑經脈作用的重要途徑，而其背部循行路線上的背俞穴又具有直接調整臟腑功能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督脈穴和足太陽經穴在郁證的針灸治療中的作用，有助于進一步提高針刺辨證治療抑郁癥的臨床療效，為探索新的主方選穴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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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韓毳，李曉亂，郭順根，等.電針對抑郁大鼠中樞及外周單胺類神經遞質的影響[J].中醫藥學刊，2004，22(1)：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