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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鄉村振興的難點和瓶頸范文

“三農”工作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就要靠新農民,尤其是“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但是,目前在我國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中等職業教育的僅占0.13%;平均萬畝土地僅有0.8個技術人員,萬名勞動力僅有0.16個技術人員。農業生產一線急需的人才匱乏,農民素質低,已成為制約農村發展、農民增收的瓶頸,甚至成為影響農村人居安全的誘因,因此為農村培養急需的人才已是當務之急。以中等農業學校和農業廣播學校為主體的中等農業職業教育是實現這一基本任務的主要力量。中等農業職業教育不僅是農技推廣(管理)人才的搖籃,而且還是培訓骨干農民的重要基地,是農業科技推廣的生力軍,在農業科研、推廣工作中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是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橋梁和紐帶,所以在科教興農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與價值,是其他教育層次和教育形式無法相比和難以替代的。

二、現代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呼喚中等農業職業教育的變革

(一)改變農業農村經濟結構不合理狀況,需要改革與發展中等農業職業教育

在資源與市場的雙重制約下,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不合理的問題日益突出,轉變農業發展思路,改變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已刻不容緩。農業經濟增長必須由過去主要依靠“農業生產要素低水平重復擴張”轉變為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農民素質、依靠先進適用技術的推廣應用。據調查統計,在我國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初級職業教育或技術培訓的占3.4%,接受過中級職業教育的占0.13%,而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的占76.4%;目前我國農業科技推廣人員只有130萬,人員老化,素質偏低,專業技術人員所占比例不足60%[1]。如果不能率先在中等農業職業教育改革創新上取得突破性進展,發揮中等農業職業教育的基礎性和先導性作用,就難以改變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就難以發展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農業,從而實現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根本轉變。

(二)農業的多功能性發展,需要拓展中等農業職業教育的領域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農業的多功能性日益凸顯,特別是農業的水土涵養、生態保護、休閑觀光、文化傳承等功能,日益得到重視和開發。中等農業職業教育應當及時面向多功能農業,拓展教育領域,大膽改革專業設置、教學內容和培養模式等。隨著我國現代農業建設進程的深入推進,中等農業職業教育應當建立與農產品區域布局相適應的辦學格局,引導各辦學機構緊密結合當地產業發展實際,鞏固和發展自身特色優勢學科。

(三)農民職業化加快的新趨勢,需要改革創新中等農業職業教育結構

農業農村經濟的加快發展,使得農民分工分業日益深入,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迅速發展壯大,一批新的職業在農業農村領域快速興起。據有關部門調查結果顯示:當前農業生產、加工、服務和農村社會事業發展、農村管理領域可以細化整理出種植、畜牧、水產、動物衛生、農機、農村經營管理、涉農企業、鄉村旅游等8個行業203類從業人員。可見,農村產業發展和農民職業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亟需改革與創新中等農業職業教育結構。

(四)農業生產的公益性,需要制訂發展中等農業職業教育的激勵政策

農業是我國的基礎產業,具有明顯的公益性,因而中等農業職業學校的運轉、建設和發展必須依靠激勵政策與財政投入。并且由于農業比較效益低下,工作條件艱苦,勞動強度較大,對農村“兩后生”缺乏吸引力,需要國家從政策與財政上給予傾斜,切實從待遇、免除學費、補貼生活費等方面提高中等農業職業教育的吸引力,支撐其生存和發展。

(五)國家未來普及高中段教育的設想,需要中等農業職業教育發揮重要作用

到2020年普及高中段教育難點不在城市,而是在農村。受到生產、時間、地點和經濟負擔的多重制約,廣大農民無法接受全日制中等教育,他們很難享受公平教育的機會。中等農業職業教育可以通過適當方式組織招生、教學,在農村務農農民接受農業技能教育、解決職業能力的同時也滿足了接受中等教育的需求,而這恰恰是基礎教育難以實現的。

三、發展中等農業職業教育的建議

要辦好中等農業職業教育事業,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把握當前我國加強和扶持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有利時機,加快中等農業職業教育的改革和發展。

(一)理順管理體制,強化政府職能

中等農業職業教育要發展,必須切實加強農業職業教育工作的組織領導,這是組織和宏觀指導好農業職業教育工作的重要保證。各級農業行政部門要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堅決杜絕“有利的事爭著管,無利的事都不管”,共同為中等農業職業教育的改革與健康發展繼續發揮應有的作用。各級政府要把農業職業教育工作納入當地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作為對主要領導干部進行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規定農業職業教育機構的地位和性質,明確農業職業教育的結構和標準;規定教育部門、農業部門和農業職業教育機構的義務和權利;鼓勵地方和私人辦農業職業教育等。加大省級人民政府對農業職業教育工作的監督和檢查力度,而且應將之作為監督檢查的重點。

(二)盡快啟動農業職業教育立法

隨著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推進,我國教育立法已經取得長足發展,先后制定并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等有關教育的法律以及一大批有關教育的行政法規、部門規定,教育正在走向一條法制化的發展軌道。但是,我國的教育立法同社會發展特別是現代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還遠遠不夠,亟需制定針對農業職業教育的單項法規,具體規定農業職業教育機構的設置、教育經費的來源等,避免發展農業職業教育的盲目和波動[2]。為此,建議國家盡快啟動農業職業教育立法,為農業職業教育發展創設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

(三)制定激勵政策,鼓勵中等農業職業學校招收半農半讀學生

農民半農半讀學習符合我國國情和農情,應鼓勵農民就地就近學農務農。2009年河北、山東等省啟動的“送教下鄉”“雙帶工程”“農村大學堂”等均取得了明顯成效。今后,中等農業職業教育機構(主要是中等農業學校和農業廣播學校)應重點從當前農業從業人員里招收半農半讀學生,對其進行中等農業職業教育。建議政府將農村籍全日制中職學生實行生活補助和中職農科專業實行免學費政策覆蓋半農半讀學生。

(四)強化農業產業就業準入制度,加快推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

實行就業準入制度,推行農業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是落實“科教興農”戰略方針、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水平的重要舉措。把農業職業教育與職業資格標準相掛鉤,對促使農業職業教育逐步走上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具有重要意義。建議由中等農業職業教育機構承擔對在職農民的職業資格培訓和鑒定。主要對象是在農村有一定產業基礎、有進修學習要求、具備一定學習能力的骨干農民、核心農戶和大戶以及農民專業合作社負責人、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從業人員等。同時,應設立土地流轉、規模經營門檻,規定必須獲得職業資格證才有承包經營權,才給予他們在金融和農業產前、產后服務等方面享有優先權。

第2篇：鄉村振興的難點和瓶頸范文

關鍵詞：產業布局；產業發展；城鎮化；人口老齡化；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26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16）04008309

“十二五”時期，中國產業發展環境出現若干重大標志性變化。“十三五”期間，這些重大標志性變化仍將進一步深化，并對“十三五”中國產業發展產生深刻影響。科學研判這些變化，有利于“十三五”中國產業發展更好地堅持問題導向，廓清產業發展理念，優化政策取向；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影響中國產業發展的重大戰略、重大工程、重大舉措，著力解決突出問題、補齊明顯短板、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本文從城鎮化、人口老齡化、投資消費以及國際經濟形勢等四個方面科學研判外部環境對中國產業發展的影響，以利于“十三五”期間積極適應并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一、城鎮人口超過農村人口，城鎮化對產業需求和產業布局的影響日益廣泛而深刻

2010年，中國年末總人口13.41億人，其中城鎮人口（常住人口）和鄉村人口分別占49.95%和5005%本文數據凡未注明出處者，均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摘要?2015》和《中華人民共和國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相關數據整理。 。從2011年開始，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鄉村人口，成為人口結構的主體和人口數量的主要增長點。同年，全國年末總人口13.47億人，其中城鎮人口占比上升到51.27%，較上年提高1.32個百分點，接近完成“十二五”規劃預期目標（51.5%）。2015年，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達5610%。《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確立的目標是，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按照業已展現的趨勢，到“十三五”末的2020年，中國城鎮人口（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60%幾無懸念。

隨著城鎮人口超過農村人口，城鎮化特別是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對擴大有效投資和消費、促進投資結構轉型和消費結構升級，進而產業轉型發展的帶動作用不斷增強；城市化布局和形態變化對中國產業發展布局和形態變化的影響，也將日益廣泛而深刻。因此，中國的產業發展應該更加重視引導產業優化布局和分工協作，促進產城融合發展。如增加城鎮基礎設施、住宅和公共服務需求，帶動城市消費中心建設和創新要素集聚，借此降低產業創新成本和風險等。近年來，服務業日益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新引擎。但是，有些地區人口和經濟布局過于分散，成為服務業發展面臨的瓶頸制約。引導人口和經濟布局適度集中，成為這些地區發展服務業的“必修課”。

姜長云：中國產業發展環境的變化及其影響

推進新型城鎮化對中國產業發展和布局形態變化的影響，從2015年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和《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國發〔2016〕8號）精神可以看得更為清晰。未來產業轉型升級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進程，如果趕不上數量更為龐大、比重日益提高的城鎮人口消費結構升級的進程，將難免受到產能過剩等問題的困擾，產業發展中傳統領域供給過剩、新興領域供給不足的結構性問題也會日趨凸顯。隨著城鎮化的推進，特別是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長期影響中國產業發展的部分傳統理念，也將日益喪失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擴大國內需求，最大潛力在農村”，恐怕要被“擴大國內需求，最大潛力在城市，最大難點在農村”所取代。未來的產業政策如果看不到新型城鎮化作為“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不能把新型城鎮化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和“重要的民生工程”，將很難走向成功。有些影響重大的政策理念也值得深入推敲。如今后“三農”問題到底是“重中之重”，還是“難中之難”，抑或兼而有之？

前文所說的城鎮化率實際上是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用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度量。如用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即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中國的城鎮化率則要低得多。以2014年為例，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4.8%，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5.9%，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18.9%個百分點。蔡繼明：《努力提高我國真實城鎮化率》，《經濟參考報》2015年3月9日。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低，是中國城鎮化最為突出的“短板”。推進城鎮化政策環境的改善，以及近年來中國人口特別是農民工流動向城鎮地區集聚的趨勢，也為推動戶籍人口城鎮化提供了良好基礎。2010―2014年，中國農民工總量由24 223萬人增加到27 392萬人，外出農民工由15 335萬人增加到16 821萬人，在地級以上大中城市務工的農民工占比由63.0%提高到64.7%。資料來源：歷年全國農民工監測報告，載于國家統計局網站（）。 因此，“十三五”戶籍制度改革提速，可望通過帶動人口集聚，促進消費需求的擴張和消費需求的集中化、品質化、高端化，為降低產業供求對接的成本和風險，為帶動中國產業發展及其提質增效升級創造更好的條件。如人口和經濟的集聚，有利于服務業的發展，增進服務消費的品質化和體驗化。推進戶籍人口城鎮化的發展，對于擴大城鎮房地產需求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人口老齡化提速、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占比下降，人口年齡結構對產業需求和產業成本（結構）的影響出現重大變化

“十二五”時期，中國人口發展的基本態勢是：人口保持低速增長，少兒人口數量和占比在2010年陡降后趨穩，少兒撫養比從2011年的歷史低位穩中略增；人口老齡化提速，老年人口出現數量擴大和比例提高趨勢，老年撫養比增幅明顯。因此，總撫養比從2010年的歷史低位上升。2010年，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和總撫養比分別為22.3%、11.9%和34.2%，2014年分別上升到22.5%、13.7%和362%，可見，“十二五”期間勞動年齡人口的相對負擔呈現加重趨勢（張車偉等，2016，第1～20頁），這為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提供了一個重要推手。

在人口總數不斷增加的同時，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2011―2015年5年間年均提高0.3個百分點。相比之下，“十五”、“十一五”期間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年均僅分別提高0.14個百分點和0.24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提速，不僅導致經濟增長因難以利用人口紅利而有所放緩，賽季（2016）的研究顯示，日本、韓國和泰國在與當前中國人口年齡結構類似的階段，經濟都處于低速增長狀態。還會帶動健康養生產品和服務需求的擴張及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乃至生產方式、消費方式的轉變，并因此影響產業發展。從國際經驗來看，老齡人口比率的提高，往往會推動對休閑、旅游、教育、通訊、衛生保健和護理需求的擴張（尼密?喬杜里，2007，第29頁），降低結婚、購房、購車等消費需求，甚至影響大宗消費品消費需求的增速（賽季，2016）。“50后”等低齡健康老人的增加，還可能帶動生活服務需求的精細化和品質化。近年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從中長期看，中國最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群應該是健康養生產業群。人口老齡化提速，還容易助推產業消費需求的分化和多元化。因為相對于少兒和勞動年齡人口，老年人口的社會經驗、生活閱歷較多，閑暇時間較足，對老年人口的社會約束和管理手段較弱；這很容易導致人口老齡化程度越高的社會，對產品和服務的消費需求越容易出現分化和多元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特別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從中長期來看，這有利于減緩人口老齡化壓力，增加勞動力供給；但在“十三五”期間，借此仍難以根本扭轉人口老齡化的大趨勢。據張車偉等（2016，第9頁）的預測，到202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將達1.83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3.1%；分別較2015年增加0.39億人，提高2.6個百分點。

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2011年達到峰值、占比2010年達到峰值，之后呈現數量和占比雙下降態勢（見表1）。中國勞動年齡下限為16周歲，上限為60周歲，但不包括60周歲。蔡P等（2015）認為自2004年沿海地區出現民工荒后，中國的勞動力短缺現象持續存在，2004年是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此后勞動力短缺成為常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后，“十二五”期間數量和占比雙下降，加劇了全國范圍內普遍存在的勞動力短缺現象，也推動了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十二五”期間，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從農民工月收入水平的變化上可見一斑（見圖1，下頁）。農民工特別是外出農民工數量增速放緩，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勞動力供給條件的變化（見圖2，下頁）。

前述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占比雙下降的趨勢及其影響，在“十三五”期間將會繼續強化。張車偉等（2016，第9頁）的預測顯示，到2020年，中國15～59歲人口將達9.12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5.0%，分別較其預測的2015年數減少013億人、下降2.3個百分點。受勞動力再生產周期的影響，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不僅難以增加“十三五”時期的勞動力供給，還可能因為有些夫婦為多生一個孩子，而減少“十三五”時期的勞動力供給。

值得重視的是，在勞動年齡人口中處于結婚年齡階段的人口數量和占比，對社會需求總量和需求結構的影響往往較大。國家統計局網站提供的2010年中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中國平均初婚年齡為23.64歲，初婚年齡為20～24歲、25～29歲的人口最為密集，分別占58.7%和22.7%。20世紀90年代初期后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這一年齡段。而20世紀90年代初期恰是中國人口增長的低谷期，這一時期的中國人口增長往往被稱作“斷崖式下跌”（賽季，2016）。這種主要結婚年齡段人口數量的減少，將會通過影響結婚、購房、購車和大宗商品消費等，影響未來相關產業的擴張。如增加工業“去產能”的緊迫性，加大房地產“去庫存”的難度。

三、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出現轉折性變化，培育產業發展新動力、拓展產業發展新空間的重要性迅速凸顯

與“十一五”甚至“十五”時期相比，第一，“十二五”時期中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提高，并超過資本形成總額的貢獻率（見表2和圖3，下頁）。2015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6.4%，較上年提高15.4個百分點國新辦舉行2015年經濟社會發展情況會，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2016年2月3日。 。最終消費支出包括居民消費支出和政府消費支出。2013年以來政府消費支出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和規范，由此導致居民消費對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越來越強。這與近年來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較快，并快于GDP增長有很大關系。第二，盡管投資增速有所放緩、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所減弱，但投資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不可輕視。除部分公共服務業以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少數新興行業外，與“十一五”時期相比，“十二五”時期由于工業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積壓等問題加重，大多數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都有所放緩。以2015年為例，在按主要行業分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制造業，房地產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以及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為前四大行業，分別占32.7%、23.0%、10.1%和89%。這四大行業2010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為25.5%、31.4%、24.9%和20.4%，2015年分別為81%、2.5%、20.4%和14.3%。僅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略降，制造業，房地產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顯著。

值得重視的是，近年來，第一，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均呈放緩趨勢（見圖4），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鄉消費需求的擴張，增加了產業發展的難度和產能過剩問題。“十三五”期間，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持續時間的延續，這種趨勢還可能有所加劇。第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資增長乏力被動帶來的。近年來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放緩，就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見圖5）。從圖16可見，投資和消費拉動GDP增長的百分點在總體上都呈下降趨勢，只不過投資拉動GDP增長的百分點開始下降的時間更早、下降幅度和波動性更大而已。第三，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持續，政府財政增收的難度顯著加大，而在相關民生和防風險方面的支出卻呈剛性增長趨勢。在此背景下，增強政府投資有效性、激發民間和社會資本投入的必要性顯著增強。因此，發揮消費對增長的基礎作用、投資對增長的關鍵作用，培育產業發展新動力、拓展產業發展新空間，日益成為當前產業發展中亟待回答的問題。

圖3近年來中國消費、投資和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和拉動

四、國際經濟形勢對中國產業發展的影響日趨復雜嚴峻，推進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培育對外產業競爭新優勢日趨緊迫

隨著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擴大，國際形勢對中國產業發展的影響日益廣泛而深刻。“十二五”期間，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低迷，經濟復蘇過程充滿艱難曲折和風險隱患，全球經濟結構面臨深度調整，大宗商品價格和主要貨幣匯率波動加劇；尤其是2015年世界經濟增速為6年來的最低點，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深度下跌；加之全球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抬頭，國際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導致中國產業發展遭遇的外部沖擊和影響增加，外部需求不振問題日趨嚴重。從圖3、圖6本圖和圖7根據商務部網站“商務數據中心”對外貿易相關數據整理，因原資料缺2011年貨物貿易、2015年服務貿易數據，相關數據用對應年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代替，兩套數據略有出入。 和圖7（見下頁）可見，除由于2008年開始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導致2009年、2010年中國貨物和服務進出口受較大沖擊外，相對于“十一五”的大多數時期，“十二五”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和拉動作用明顯弱化。2015年貨物貿易的負增長情況，僅在2009年出現過。2015年，全國貨物進出口總額較上年下降7.0%，其中出口下降1.8%，進口下降132%。同年，全國服務進出口總額較上年增長146%，其中服務出口和進口分別增長9.2%和18.6%。“十三五”時期，盡管大宗商品價格深度下跌的問題可能會有所改變，但與“十二五”相比，國際形勢對中國產業發展的影響在總體上難有根本改觀，外部需求不振的狀況也難有明顯起色。此外，國際經濟規則主導權之爭的強化、各類安全威脅的增加和大國合作競爭關系的復雜化（陳和，2015），也會增強國際形勢對中國產業發展影響的嚴峻性復雜性和不穩定不確定性。

近年來，歐美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力圖擺脫以金融創新和過度消費為基礎的增長模式，通過進一步增強本國在傳統制造業優勢環節的競爭力，培育高新技術引領、附加值更高且處于制造業價值鏈高端的新興產業，搶占先進制造業制高點，增強國內實體經濟實力，形成以出口帶動和制造業振興為基礎的可持續增長模式（李廉水等，2015，第361、362頁）。加之，部分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再分工，以及中國產業發展日益面臨資源、環境約束增強和生產成本提高等多重挑戰，因此全球產業分工格局面臨重新“洗牌”，導致國家之間搶占產業競爭制高點的競爭日趨白熱化。在此背景下，中國產業發展日益面臨來自發達國家高端產業和發展中國家低端產業競爭的雙重擠壓。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技術創新呈現信息技術、制造技術、能源技術、材料技術交叉融合、深度滲透、群體興起的特點，導致許多領域處于產業化突破的臨界點（馮飛，2014，第3頁）。因此，中國產業競爭力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

鑒于上述國際形勢，“十三五”期間，中國傳統產業特別是出口加工型產業發展和開拓國內外市場的難度及風險很可能繼續加大；推進產業技術升級和創新能力提升、引導產業提質增效的重要性將更加凸顯。順應全球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潮流，促進要素和產權流動及優化重組，提高要素和人力資本質量，促進生產方式、產業組織方式和商業模式創新，借此引導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培育以技術、標準、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對外產業競爭新優勢，將更為緊迫。

此外，“十二五”中國工業開放格局已經出現從“引進來”向同時“走出去”的時代轉變，2014年中國已經成為資本凈輸出國。“十三五”時期，隨著“一帶一路”等重大戰略的實施和自由貿易區建設的推進，中國產業“走出去”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以中國企業為主導建立的國際生產協作網絡，其影響將更為廣泛深入地植入全球經濟。這為中國企業通過參與全球競爭培育競爭優勢、加快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提供了重要契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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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和2015.“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的基本特征[N].光明日報，20151118.

馮飛.2014.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產業的歷史性機遇[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

尼密?喬杜里.2007.服務管理[M].盛偉忠，馬可云，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