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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實踐觀及其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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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實踐觀及其意義

第1篇:科學實踐觀及其意義范文

一、指導意見的出臺背景和意義。

加快形成大中小會計師事務所協調發展的合理布局是《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關于加快發展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若干意見的通知》([2009]56號)(以下簡稱國辦56號文件)的核心理念和精神實質,也是當前注冊會計師行業著力推動的重要問題。國辦56號文件明確提出,要重點扶持10家左右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加快發展,積極促進200家左右中型會計師事務所健康發展,科學引導小型會計師事務所規范發展,努力形成大型、中型、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執業領域各有側重、市場定位各有特色、服務對象各有傾斜、地域分布較為合理,不同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有序競爭、接續發展的良好格局。隨著國辦56號文件的貫徹實施和各項配套政策的落實到位,企事業單位特別是各類企業從提高本單位會計信息質量和社會公信力角度出發,迫切希望行業主管部門進一步明確不同規模事務所的服務對象和客戶群體,以指導本單位選擇事務所的相關行為。

指導意見適應企業的積極訴求,針對當前會計審計服務市場存在的無序競爭、惡意壓價、“小馬拉大車”等影響市場經濟秩序和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行為,以《會計法》和《注冊會計師法》為依據,從引導企業科學規范選擇事務所角度出發,對大中小事務所與客戶群體的協調對接提出了原則性、導向性意見。指導意見的實施,有助于各類企業根據自身情況和實際需要科學選擇相應規模和資格的事務所提供優質服務,有助于各類事務所根據發展水平和比較優勢合理選擇相應的客戶群體,大型事務所服務大型、高端客戶;中型事務所服務中型、一般客戶;小型事務所服務小型、基層客戶的局面將日趨明朗化,有助于促進行業規模布局更加合理,保持行業發展良性態勢。

二、指導意見的出臺過程。

作為全國會計和注冊會計師行業的主管部門,財政部高度重視事務所合理布局對企業會計信息質量和注冊會計師行業健康發展的積極作用,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確保指導意見各項規定的針對性和操作性。

(一)充分調研論證。財政部會計司成立專門的調研組,赴部分地區、企業和事務所進行了實地調查和座談研討,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起草制定指導意見。

(二)內部征求意見。指導意見草擬完成后,財政部會計司書面征求了部內條法司、教科文司、社保司、企業司、金融司、監督檢查局、中注協等相關單位的意見。根據意見反饋情況,會計司對指導意見的施行范圍和相關制度安排進行了調整完善。

(三)公開征求意見。在前期內部征求意見的基礎上,為充分發揚科學民主決策精神,財政部就指導意見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公開征求意見為期一個月,共收到來自國務院有關部委、各省級財政部門,以及若干企業和會計師事務所的回復意見百余條。我們根據各方面意見反饋情況,再次組織相關單位座談研討,對指導意見作了修改完善,并按程序報部領導簽發。

三、指導意見對企業選擇會計師事務所有哪些原則要求?

指導意見的核心是要求大中型企業選擇大中型事務所提供服務,小型企業原則上選擇小型事務所提供服務。具體而言,指導意見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對企業選擇事務所提出原則要求:

第一,大中型企業應當選擇與自身規模、行業地位和社會影響相適應的大中型事務所提供服務。對于具備H股審計業務資格和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大中型事務所,由于這類事務所在執業質量、人才團隊、業務規模、國際化水平等居于同行領先地位,大中型企業在選擇事務所時可以優先考慮此類事務所。此外,對于采用合伙制或特殊普通合伙制的大中型事務所,由于其內部治理水平、一體化管理水平以及承擔的執業責任較之有限責任制事務所往往更高,企業也可以優先選擇該類事務所提供服務。

第二,境外上市企業,金融、能源、通信、軍工企業以及其他關系國計民生的重點骨干國有企業應當優先選擇有利于保障國家經濟信息安全的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相關服務。這是我國企業做大做強“走出去”、不斷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和國際資本市場認可度的必然選擇,也是國辦56號文件提出的明確要求。所謂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是指在人才、品牌、規模、技術標準、執業質量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居于行業領先地位,能夠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國際化綜合服務,由財政部、證監會推薦從事H股企業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

第三,小型企業原則上選擇小型事務所提供相關服務。對于小型企業出于提高自身管理水平、提升品牌形象或滿足業務需求等原因,有意愿或能力選擇大型或中型事務所提供服務的,指導意見予以肯定。指導意見所稱中型事務所,是指行業排名前200位的會計師事務所(不含大型會計師事務所);雖未進入行業排名前200位,但在本?。ㄗ灾螀^、直轄市)會計師事務所綜合評價排名進入前10名以內的會計師事務所,可比照中型會計師事務所執行。

四、指導意見對企業采取招標形式選擇事務所有何要求?

招標是企業選擇事務所的一種方式。財政部高度重視事務所招標制度建設,出臺了相關政策文件,對企業招標選擇事務所行為進行規范。指導意見在現行規定的基礎上再次強調,企業采用招標方式委托事務所提供服務的,必須嚴格遵照《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招標規范》(財會[2006]2號)執行;金融企業應當同時遵照《金融企業選聘會計師事務所招標管理辦法(試行)》(財金[2010]169號)的規定。事務所在依據上述文件要求參與投標活動時,還必須滿足財政部門、物價部門有關事務所服務收費的管理規定。概言之,事務所招標制度的核心是堅持公開透明、規范有序、質量為先的原則,堅決杜絕招標單位將服務收費報價作為確定事務所中標的關鍵因素甚至唯一依據。

五、財政部對貫徹實施指導意見有哪些要求?

第2篇:科學實踐觀及其意義范文

    一、超越科學模式的窠臼

    英國學者普林(Richard Pring)指出,源于實證哲學的“科學模式”在西方的教育研究領域長期占據著主導地位,教育研究被視作社會科學研究的分支,強調采用“科學”的方法去獲致普遍性的規律。“在有關教育研究的教科書介紹中,科學模式被認為是教育研究最恰當的一種模式。”[1]教育研究類教科書對“研究”的定義也主要是從科學模式出發進行理解。中國的情況也基本類似,例如我們把教育研究稱之為“教育科學研究”,并建構了一系列相關的科學話語,如“教科所”、“教育科學規劃”,等等。

    然而,科學模式主導下的行動研究卻面臨著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的難題。從理論層面看,教育行動研究面臨著難以“科學化”的難題??茖W范式所強調的客觀性、中立性、精確性、可操作性,容易使研究工作異化為復雜高深的專業技術,從而遠離一線教師的工作實際。更重要的是,當研究成為“冰冷”的專業技術時,教育活動所蘊含的人文精神與生命意識就容易被遮蔽。正如普林指出的, “科學模式根本上是不恰當的”,“‘人’不是‘科學的主題’”。[1]

    從實踐層面看,自20世紀以來,行動研究之興起、消沉到再復興的歷史,也證明科學模式在行動研究中之日漸式微。英國知名教育學者卡爾(Wilfred Carr)教授對行動研究的歷史進行了梳理,他認為行動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而且這兩個階段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論基礎。第一階段是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興起于美國,并且深受自然科學實證研究范式的影響。但是由于行動研究很難迎合科學方法論的規范,最終在科學研究領域被邊緣化并迅速消沉。第二階段則始于20世紀70年代,發端于英國??栔赋觯姹镜男袆友芯坎煌诿绹姹?,其之所以能夠復興,主要應歸結為自覺摒棄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栠€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英國行動研究復興的理論基礎進行了分析,認為其基本的脈絡就是重新開啟了亞里士多德以來實踐哲學的傳統。[2]

    二、實踐哲學:一種可能的理論視角

    從哲學淵源看,科學范式與實證主義根源于西方哲學中傳統的理論哲學,而實踐哲學則具有與理論哲學完全不同的思想淵源,并形成了不同的發展脈絡。亞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實踐哲學的命題,但是西方近代科技的勃興卻忽視了亞氏的主張。直到20世紀,隨著胡塞爾對歐洲科學危機的分析和回歸生活世界的呼吁,實踐才重又進入思想的視野,并日益成為哲學關注的中心。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分別對實踐進行了現象學、解釋學的分析,奠定了現代實踐哲學發展的基礎。而晚近以來,西方科學哲學也正在發生實踐轉向,并形成了以勞斯的科學實踐解釋學、哈金的新實驗主義、拉圖爾的實驗室研究和行動者網絡理論等為代表的多種研究進路,推動了當代科學實踐哲學的蓬勃發展。[3]

    實踐哲學的倡導者們雖然思想各異,[4]但是在如下三方面卻保持著基本的共識。正是這些共識,展現了實踐哲學與行動研究內在的緊密關聯。

    首先,實踐哲學倡導實踐優位。實踐哲學把研究看作是一種實踐活動,認為行動者的行動及其意義必須在實踐語境中才能理解,甚至“理論”也必須從實踐的角度進行意義重建。與此相反,傳統的理論哲學卻主張剔除實踐的具體情境去尋找抽象真理。在理論哲學中,實踐及其復雜性、特殊性是被遮蔽乃至摒棄的。很明顯,理論哲學的旨趣并不同于行動研究,因為行動研究的基本精神是改善我們行動的質量,因此,對行動、實踐的探尋原本應該成為行動研究最重要的理論基礎。而實踐哲學正是把實踐作為研究的中心問題。亞里士多德就主張實踐哲學不應“以靜觀、以理論為目的”,而應該探討“行動或應該怎樣去行動”。[5]伽達默爾則強調實踐“處境”在理解和詮釋中的中心地位,我們的“處境”蘊含著我們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前見,我們只能在處境之中來思考,而不可能站在處境的對立面來旁觀。處境形成了我們特定的視域,處境“首先規定了:哪些問題對于我們來說是值得探究的,哪些東西是我們研究的對象。”[6]勞斯則對傳統的“理論優位”的科學觀進行了批判。他主張把科學理解為實踐活動的領域,而不是靜態的命題網絡,并用實踐解釋學的觀點來重新理解科學發現、科學理論與科學辯護。

    其次,實踐哲學強調實踐理性。亞里士多德最早區分了三種理性,即實踐理性、理論理性(如自然科學研究)和技術理性(如工匠的制作),并強調人類社會實踐(如倫理、政治、教育等)需要實踐理性的指引,而不是以科技理性簡單取代實踐理性。這是因為實踐理性具有與科技理性完全不同的特點。首先,與理論理性相比,實踐理性指向的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具體的事務。他以“善”為例進行說明,認為不可能有抽象的“善”,“善”一定是具體的(諸如榮譽、明智、快樂等),并且需要進行具體的分析。其次,與技術理性相比,實踐理性指向的是事先無法預設的事物,體現的是我們行動中的機敏與判斷。例如,工匠的制作可以事先預設,但是教育的過程卻是無法全然預設的,真實的教育活動一定充滿著無限的生成性與不確定性。伽達默爾則通過開啟實踐的解釋學向度,進一步反對科學方法在實踐領域的濫用。正如他在《真理與方法》導言中所說:“本書探究的出發點在于這樣一種對抗,即在現代科學范圍內抵制對科學方法的普遍要求。”[6]在伽達默爾看來,實踐理性表現為詮釋學探究。勞斯則發展了海德格爾關于“尋視性關注”的思想,認為科學活動始于對研究機會的評估,而這種機會性尋視正是實踐理性的具體表現。根據實踐哲學的觀點,行動研究應該根植于實踐理性,但是教育研 究領域長期盛行的卻是理論理性,即對某種可推廣性的、普適性的知識的盲求。這種理性的錯位必然帶來教育行動研究的諸多難題。

    最后,實踐哲學消融二元對立。理論哲學由于對抽象理論的盲求,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對立。我們都有這樣的體會,即當把優秀教師的“做法”上升為抽象的“說法”時,反而會覺得離這位教師鮮活的實踐愈來愈遠。實踐哲學從實踐出發對理論進行意義重建,認為理論本身就具有地方性、情境性,理論與實踐是對話而不是對立。伽達默爾指出,抽象的理念只具有“圖式”的有效性,能夠被我們理解的知識一定是在具體語境中顯現的知識。勞斯則把庫恩的“范式”描述為“解難題的范例”,認為“理論內容根植于對典型問題的標準的、范例性的解決方案中”,由此出發他強調所有知識都是地方性知識。[7]拉圖爾則把理論比喻為復雜的行動者網絡之中的一個個節點,每個節點都聯結著復雜的元素,“當‘理論’轉變成為‘抽象的’對象,割裂了它們所聯結的元素時,就大為不妙了”,因此他主張廢止“抽象理論”。[8]總之,實踐哲學的理論觀有利于我們把行動和研究結合起來,使行動研究真正變成對“實踐”的研究。

    三、實踐哲學視域中的行動研究

    用實踐哲學的眼光來打量行動研究,就是把行動研究看做一種實踐活動,強調實踐理性在行動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以下,筆者主要從伽達默爾和勞斯等人的實踐解釋學中吸取理論資源,探討行動研究新的可能路向。

    (一)行動研究的倫理之維

    實踐哲學認為,人類的一切社會實踐都具有倫理的意蘊,都需要進行價值性思考和價值性辨析。例如關于教學活動,我們不僅希望獲得有用的教學策略,更希望確立合乎德性的價值標準,比如“什么知識最有價值”、“如何看待教學民主”等。實踐的倫理屬性意味著行動研究的目的不應該局限于技術性知識的獲得,而應該深入反思教育活動背后的倫理訴求,自覺開啟行動研究更為根本、更為本源的倫理之維。亞里士多德最早闡述了實踐的倫理意蘊,他將實踐哲學視為追求“善”的藝術。他說:“一切技術,一切規劃以及一切實踐和抉擇,都以某種善為目標。”[5]伽達默爾追隨亞里士多德,倡導恢復實踐的倫理維度。他指出,我們當代的“文明危機”是“技術知識從掌握自然力量擴轉為掌握社會生活”,技術主宰實踐,“實踐墮落為技術”,忘卻了實踐原本具有的倫理關懷與生命意蘊。[9]在技術時代,教育也被技術化,比如我們關注的問題很多都是技術性問題,像“有效”、“高績效”、“效能”等話語。

    在實踐哲學看來,教育是倫理的事業,教育改革本質上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倫理問題,是對公平、正義等“善”的追求。我們無論從哪個角度切入教育思考,都會遭遇倫理的拷問。因此,行動研究必須反思教育行動背后的各種倫理與價值訴求。我們以江蘇儲冬生老師關于課堂舉手的研究為例。課堂舉手常常被我們轉化為“學生參與如何有效”的技術問題,但是儲老師卻在研究中揭示了“舉手”現象蘊含的倫理思考:“小學生的舉手蘊含著教育學中的許多矛盾:自由與限制、學生與教師、學生個體與班級集體、理想要求與現實狀況……這里沒有任何抽象的理論或者某種規定能夠解決其中的矛盾和沖突??档掳呀逃Q為是一種藝術,這提醒我們教育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教育問題也不是固定的程序、規則就可以解決的。”[10]

    (二)行動研究的知識類型

    行動研究需要創生知識,否則不能稱之為“研究”。在實踐哲學看來,由于實踐必然與具體的情境緊密相關,我們也只能從自己特定的處境出發來進行理解和詮釋,因此行動研究所創生的知識是一種情境化的、具體性的實踐知識,而不是抽象的、普適性的理論知識。

    首先,實踐知識是具體的。亞里士多德就認為,實踐知識總是與具體的事務相聯系,因而一定是多種多樣的。例如何謂公正,亞里士多德并沒有給出抽象的定義,而是具體分析了各種公正,諸如分配的公正、矯正的公正、回報的公正、政治的公正等等。同理,行動研究應該關注實踐的復雜性、具體性,創生多元化、案例性的實踐知識。蘇霍姆林斯基在《給教師的建議》中第一條即是:“請記?。簺]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學生”,“可以把教學和教育的所有規律性都機械地運用到他身上的那種抽象的學生是不存在的。”[11]

    其次,實踐知識具有情境性、脈絡性、地方性。伽達默爾區分了科學知識與實踐知識,科學知識總是力圖剝離語境追求“純粹”的知識,而實踐知識針對的則是我們的具體境況,“它們描述了具體的存在環境中的知識”。[12]由于我們的實踐境況總在不斷地變化,因而實踐知識根據變化的情況總是常新的。勞斯則進一步破除了普適理論的幻象。他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普遍性理論,所有的理論都是地方性知識,都蘊含著特定的情境脈絡。他把“理論”理解為“對特殊問題的范例性解答”,“理論理解的發展是從一個具體的案例轉向另一個具體的案例,而不是從理論概括轉向特殊的應用。”既然理論的本質是一種“范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那么理論的運用就應該被理解為“對某一地方性知識的改造,以促成另一種地方性知識。我們從一種地方性知識走向另一種地方性知識,而不是從普遍性理論走向其特定例證”。[7]知識的地方性意味著:行動研究創生的知識應該蘊含校本的經驗、凸顯校本的聲音;而且由于經驗具有校本性,學習他人經驗就不是簡單的移植,而是一種創造。蘇霍姆林斯基就指出:“學習別人的教育經驗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是一種創造。”[11]

    (三)行動研究的研究起點

    經典的科學哲學認為,科學研究始于問題。但是實踐哲學則認為,問題并不構成研究的真實起點,比問題更本源的是研究機會??茖W的確是要研究問題,但是問題不是在邏輯的真空中推演出來的,而是打上了時間與機緣的烙印。簡言之,機會給出問題,機會挑選問題,機會磨礪問題。我們要研究什么,不是問題決定的,而是現 有條件即基于資源的“機會性尋視”決定的。我們對真實的研究機會的探尋造就了具體的研究路徑、形成了獨特的研究歷程。問題只構成我們可能要研究的空間,而研究機會和現有資源制約著這個可能性空問,并給出實際的研究進路,決定著實際的研究起點。[3]勞斯對此有深刻的論述,他指出:“并非所有理論上可以識別的問題都構成研究機會。如果沒有人準備去研究它們,不管是因為缺乏資源、興趣或合作者,還是因為眼下似乎沒有什么辦法解決,那么那些問題將不會出現在我們當前所從事的研究當中。”研究機會不是理論的推演,而是必須考慮地方性情境和實踐性需要,因此,“不可能存在對研究機會的‘理論性’或‘客觀性’的評估”。[7]

    研究始于機會性尋視,這一命題讓我們重新思考研究的可行性原則。過去我們在行動研究中比較重視研究的先進性、前沿性,以為只要粘貼抽象的理論標簽、套用熱門的理論話題,研究就是有價值的。而我們身處的具體情境以及實踐情境中的研究機會、研究資源與實踐性需要卻常常被有意無意地忽視。這種忽視情境與機會的研究帶來的結果是課題雷同、個性缺失、內容空泛。行動研究應該從每一所學校的具體情境出發,考慮學校發展可能的機會與資源,建構學校個性化的研究路徑,這種研究所生成的知識才具有校本的特色。

    (四)行動研究的認識路徑

    實踐哲學反對把科學方法作為行動研究的中心,主張從實踐理性中尋找行動研究新的認識路徑??枌逃芯康?ldquo;方法”問題進行了歷史回顧,他指出,直到17世紀,教育探究尚屬于實踐哲學范疇,只是到了近代,隨著現代性的發軔,教育探究才被轉換為“科學研究”,而科學方法也就被置于教育研究的中心。但是科學方法主宰下的教育探尋卻使教育問題蛻變為狹隘的技術問題,忽視了教育實踐的復雜向度。[13]我們經常說教育是科學也是藝術,但是科學方法支配下的教育研究卻遮蔽了教育實踐的藝術之維。

    從實踐哲學的視角看,基于實踐理性的行動研究應該關注敘事、想象和對話。

    首先,行動研究需要敘事探究。技術理性總是把實踐簡化為“要素”的集合,例如教育研究就常常被簡化為“自變量”與“因變量”兩個“要素”之間的抽象關系;而實踐理性則主張把抽象的“要素”降解、還原為具體的“事件”。在實踐哲學看來,教育活動充滿著復雜性、生成性與不確定性,我們只有借助敘事探究才能切近實踐活動之動態生成的復雜過程。勞斯就從實踐活動的動態生成屬性出發,主張對科學實踐進行敘事重建。他指出,科學研究的實踐“已經內在地屬于一個敘事領域,無限地開放于不同的解釋結構”,我們并不是事后才梳理故事的線索,而是在行動中不斷探索和建構故事可能的發展方向。[14]對實踐進行敘事探究,一方面有利于彰顯研究過程中的矛盾、沖突、變化,揭示研究所蘊含的不確定性、開放性與生成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們反思自己行動背后的假設和前見,因為這些假設和前見根植于特定的歷史、文化和傳統之中,只有通過敘事方式,我們才能讓其“敞亮”。

    其次,行動研究需要創意想象。在抽象的理論原則和具體的實踐情境之間總是存在著斷裂和縫隙,而填補這一縫隙的,并不是科學方法,而是無限的想象。例如,我們都熟悉教學的啟發性原則,但是如何在具體的實踐之中靈活地運用,這其中充滿著無限的變化和創意。同理,在行動研究中,如何生成問題、如何建構思路、如何明智判斷,這些都超越了方法的界限,需要我們的洞察力與想象力。正如伽達默爾所說,“并不存在一種方法使我們會提問,會看出成問題的東西”。[6]他在晚年更是深刻指出:“詮釋學是一種幻想力或想象力”,“在我們這個充滿科學技術的時代,我們確實需要一種詩的想象力”。[15]

    最后,行動研究需要對話協商。與技術理性的“控制”隱喻不同,實踐理性更強調“對話”。伽達默爾就把理解看成是對話,我們只有從自己的實際處境出發,通過與他人展開積極對話,才能生成有效力的經驗。他對專家的武斷權威提出質疑,認為我們不能把復雜的實踐問題簡單地托付給專家,因為技術的合理性并不能取代實踐的合理性,在理論上合邏輯并不意味著在實踐中就可行。[9]勞斯則指出,科學實踐具有介入性特征,這種“介入”不是像技術理性那樣對客體(包括人與物)進行操控,而是積極地與研究共同體及相關事物進行磋商,因此科學實踐是一個充滿爭奪的敘事領域,我們應該在對話中找尋敘事的線索。拉圖爾則走得更遠,他認為我們在行動中不僅要與人對話,還要與“物”對話,因為看似沒有生命的“物”也可能作為積極的行動者影響著我們行動的方向。例如,課堂改革必然涉及考試制度、座位排列、課時長短、教材選用等,這些“物”都可能成為積極的行動者影響我們改革的方向,我們必須與它們展開積極的磋商。強調對話,意味著真理的標準是在對話中生成的,不可能預設一個外在的真理標準來引領我們對話的方向。比如,什么是教育民主?我們不可能事先就預設一個超歷史、超語境的抽象標準,民主作為一種“共識”只能經對話與協商而生成。

    (五)行動研究的成果評價

    實證主義從追求客觀性、普適性的立場出發,主張從邏輯分析的視角來評價研究成果,例如概念界定是否清晰、分析框架是否嚴密、觀點提煉是否深刻,等等。實踐哲學則主張從實踐的角度理解和評價研究成果,具體來說,就是要關注研究成果背后的實踐境況和時代脈絡。

    首先,實踐境況是我們理解研究成果的重要基點。海德格爾指出,事物必須從它“依寓于”的“世界”之中才能得到理解。“世界本身不是一種世內存在者。但世界對世內存在者起決定性的規定作用,從而唯當‘有’世界,世內存在者才能來照面,才能顯現為就它的存在得到揭示的存在者。”[16]例如,圖書之所以被理解為“課本”,是因為有學校、教室、師生所構成的特定世界背景;如果放在圖書館,它又被理解為文獻;如果放在博物館,它可能被理解為文物。勞斯從海德格爾關于“世界”之 本源性的觀點出發,指出“行動者都屬于‘實踐’”,只有從具體的實踐境況及其復雜的相互關系出發,行動者及其行動才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一個實踐中什么是問題所在?關于這個問題的各種沖突中什么是利害所在?這些都需要結合具體的實踐境況來理解。[15]同理,我們評價行動研究的成果,不能剝離研究賴以存在的學校境況。比如,在一所學校中成為要害的問題,在另一所學校則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第3篇:科學實踐觀及其意義范文

[論文摘要] 在醫藥道德基本原則和基本要求的指導下,對藥學人才進行育德的途徑主要是將理論知識的學習與思想道德修養相結合,同時在專業課教學中滲透育德思想。

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醫藥倫理學教育一直是我國高等醫藥院校對大學生進行基本素質教育的一門重要課程,尤其在藥科大學的大學生中把藥學倫理道德——“藥德”教育作為藥學大學生的必選課已經在學生中開設了10年之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回顧過去的實踐不難看出,高等醫藥院校要培養祖國醫藥學事業發展的合格人才,必須對大學生進行綜合素質培養,而藥學大學生的倫理道德教育的經驗深刻地啟示我們,育藥學人才,“藥德”先行。

1藥學人才:人類健康的天使

科學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的推動,沒有高級的專門化人才,就不會有科學的進步和社會的昌明。歷史的事實已經充分證明了人才在事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什么是人才?人才的標準又是什么?在21世紀如何適應時代要求培養人才的綜合素質?等等一系列問題會伴著時展的腳步接踵而至。要回答這些問題,有必要從人才的蘊涵開始探索。

1.1創造性是人才的本質特征

人才學告訴我們,人才是具有一定社會活動能力,以自己的智力和專門知識進行創造性勞動,在認識、改造自然和社會的實踐領域,對人類社會進步能夠或者已經做出突出貢獻的人[1]。從一般的意義上講,人才就是德才兼備的人。創造性是人才的本質特征,這是由人才從事的創造性勞動決定的。所謂創造性勞動,即以前不存在的物質或精神成果,經人才的努力實踐得以產生或生成,并且這些物質或精神成果對人類發展和進步的意義重大。而要使這些創造性的成果不斷涌現,培養人才及培養具有創造力的人才是高等學校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所面臨的十分重要的戰略任務[2]。

高等學校是國家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搖籃,是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合格接班人的堅強陣地。然而,在知識經濟初見端倪、市場經濟深入發展、世界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增強、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背景下,人才不僅要具有合理的知識結構、精湛的技術技能,而且還應該具有改革創新的思維,頑強、銳意進取的意志品格及全面發展的法制道德觀念。既具有做事的本領,又具有做人的修養,只有如此,高等教育才能實現其培養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的合格人才的辦學目標。

1.2藥學人才,“藥德”最重要

如果說醫學處在對人類疾病和健康進行診治的起始階段,那么藥學則是對疾病給予攻擊和治愈的關鍵。藥品在維護人類的生命和健康過程中始終被認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藥品的研制與開發、生產與銷售、使用與管理能否在實踐的過程中保證科學、準確、合理、經濟、高效,藥學人員的素質是重中之重。中國晉代的醫藥學家楊泉在《物理論》一書中說:“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達理不可任也;非廉潔純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今用醫,必選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2]。歷史上許多著名醫藥學家在培養和選拔醫藥學人才時堅持將具有“仁愛”之心的要求放在首位,這在客觀上表明了品德在藥學人才素質構成中的重要性。

事實上,由于藥學是一門特殊的學科,對藥學人才的培養既要堅持技術上的精益求精,又要堅持德居首位。從科學的角度講,藥品與可謂一步之遙,藥品質量是保證人類身心健康的關鍵,而要保證藥品質量合格,療效安全,對人類生命和健康有益,就要對生產、研制、開發和經營使用藥品的實踐人員實行道德控制,增強他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確保其在藥學實踐中選擇正確的道德行為。而藥學人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并非一日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教育和潛移默化的陶冶過程。在藥學大學生中開展醫藥倫理學教育,是培養藥學人才的十分重要的教育內容?,F實的無數事實證明,放松了對藥學人員的道德教育,就會使他們在實踐過程中懈怠了自己的責任,甚至放棄了自己應盡的義務。從學生時代加強“藥德”培養,可以使藥學人員能夠在剛剛進入專業大門的入口處就清楚該如何培養自己成為合格的藥學人才,并且在行為的一點一滴中都能夠按照道德要求嚴格自律。這將對祖國的藥學事業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真正實現藥學人才是人類健康的天使的榮譽。

2醫藥倫理學對“藥德”的規定

“藥德”是藥學道德的簡稱,在現代醫藥倫理學中對藥學道德具有明確的概念表述。即指藥學人員在藥學實踐中正確處理藥學人員與患者、服務對象關系,藥學人員與社會的關系及藥學人員同仁關系的根本原則和行為規范。可見,藥學道德是指導藥學人員進行正確的道德行為選擇的綱領和指南。

現代醫藥倫理學繼承了中國古代優秀的傳統道德精華,在處理藥學人員與患者、服務對象關系時強調赤誠濟世,仁愛救人和一視同仁的道德要求,當患者和服務對象有求之時,應該給予極大的同情和關懷,給予盡可能做到的幫助,甚至無償奉藥;在處理藥學人員與社會關系時強調要堅持原則,清廉正直及忘我獻身的道德境界,當社會發生重大自然災害,瘟疫流行之時,藥學人員應負起肩頭的責任,為解除人類疾病的痛苦做出應有的貢獻。如在2003年春季“非典”爆發之時,藥學人員以極大的熱情和忘我的精神,夜以繼日研究和開發“非典”疫苗,展現了藥學人員在維護社會穩定和保障人類健康方面做出的積極貢獻和無私的風采;在處理藥學人員同仁關系時強調謙虛謹慎,尊師重道及團結協作的道德品格。當面對重大疑難課題需要解決之時,藥學人員應團結友愛,淡泊名利,將集體、社會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在建立起良好的同仁關系的基礎上,攜手并肩,共創未來。

醫藥倫理學在藥學人才的素質教育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醫藥道德由于其領域的特殊性和廣泛性而具有普遍意義。藥學科學的發展、藥品療效作用的發揮及國際性的倫理規范在指導藥學人員實踐過程中發揮了普遍性作用和影響。國外的醫藥道德思想也隨著技術的對外開放走進國門,特別是在藥品臨床試驗研究的過程中的基本道德要求及倫理委員會制度建設的經驗告訴我們,知情同意,有利無傷,自主選擇及公平公正是醫藥道德的基本原則。所有這些要求和思想,都將對藥學人才綜合素質的增強、道德水平的提升、個性人格的完善及奉獻精神的培養具有戰略意義。

3藥學人才育德的基本途徑

藥學是實踐性和科學性融為一體的高、精、尖科學,對藥學人才的素質要求則是高之又高。然而,藥學還是充滿人道的科學實踐,在藥學實踐發展的過程中,藥學人員是否具有“仁愛”精神是檢驗其思想品質的試金石。 轉貼于

高等醫藥院校在對大學生進行“藥德”培養方面具有許多實踐措施和靈活多樣的途徑。

首先,“第一課堂”的理論學習是培養藥學人才品格素質的主要渠道。

理論是指導實踐的重大思想武器,沒有先進的理論就不會有高尚的行為,因為理論的熏陶對一個人培養崇高的思想境界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高等醫藥院校在大學生中開設醫藥倫理學課,對于加強學生深刻了解中華民族醫藥道德思想的精華,弘揚中華民族醫藥道德思想中的精髓內容,使古代的醫藥學家優秀的道德品質得以傳承,對于促進大學生將學習書本知識與投身社會實踐的有機統一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其次,“第二課堂”的社會實踐是提高大學生道德覺悟的關鍵環節。

理論的生命力在于與實踐的結合統一,離開實踐的理論是空洞和蒼白無力的。大學生在學習書本理論的同時,深入到制藥廠、生產車間、醫院藥房、營銷連鎖店、藥事管理部門等單位,親身體驗醫藥學實踐中各種道德關系的處理方式及其意義,親眼去目睹藥學人員與患者、服務對象關系,藥學人員與社會的關系及藥學人員同仁關系的正確處理對藥學科學事業發展及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發展具有的促進作用,從而增強在藥學實踐中踐行“藥德”的自覺性,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

第三,“專業課堂”的育德思想是增強大學生道德責任感的最佳途徑。

醫藥院校的大學生憑借對藥學專業的深深熱愛和造福于人類的崇高理想,在學習專業方面表現出頑強的毅力和嚴謹的治學作風,他們在專業知識的學習過程中孜孜以求,具有勇于攀登科學高峰的勇氣和獻身祖國醫藥事業的忘我精神。然而, 藥學人才對自己肩頭責任的理解和認識尚需要一個漸進過程。

道德責任觀念的增強又往往是在學習專業知識和研究專業問題的過程中相伴而生的。如在現代轉基因藥物的開發與研制過程中,對目的基因質量的確保不僅具有科學意義,而且具有道德意義。這樣的一種道德認識需要大學生在學習專業知識的課堂上去理解專業實踐行為的道德意蘊,需要專業課堂在知識傳授的過程中增加育德思想,做到以知識啟發人,以真情感染人,以道德教育人,以理想引導人。只有如此,才能對藥學人才的道德素質教育收到實效。

總之,醫藥倫理學在藥學大學生成長和成才過程中,在藥學人才的綜合素質形成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教育的途徑和方法上,醫藥倫理學教育、教學也需要與時俱進和不斷創新,但是,有一點是堅決不能動搖的,那就是應該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用理論的內容和對知識的理解指導藥學人員的具體實踐,從而,真正實現高等醫藥教育培養又紅又專、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的目標,推動社會的文明和進步,確保藥學為人類的健康和長壽服務。

參考文獻:

第4篇:科學實踐觀及其意義范文

關鍵詞:科學知識變化;邏輯解釋;認知解釋;社會解釋;評價

20世紀是現代科學迅速發展的世紀,也是科學哲學在激烈論戰和頻繁的范式變更中不斷趨向豐富的世紀??v觀20世紀科學哲學在風云變換中發展歷程,科學知識的發展變化問題則是一條貫串始終的紅線。先是作為當代科學哲學第一個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提出了邏輯—理性論的解釋模式。后又有50、60年代各個學派圍繞這一問題的激烈論戰。70年代以來,迅速崛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在對邏輯—理性論進行否定性批判的基礎上,建構了科學知識變化的社會學解釋模式。與此同時,當代認知科學和心智哲學在向科學哲學滲透和擴張的過程中又建立了科學知識變化的認知論解釋模式。社會學解釋模式的相對主義取向和認知解釋模式的心理主義取向都正是弗雷格以來的現代哲學傳統一開始就背棄的東西。所以,這兩種解釋模式與邏輯—理性論自始至終處于激烈論戰和尖銳沖突的狀態。然而,認知解釋模式與社會解釋模式也并非相安無事,知識社會學家不僅從根本上否定傳統的邏輯解釋模式,而且強烈地反對指向人類心智的認知解釋模式,指責這種研究路線是“認知個體主義”(cognitive inpidualism);[1]而認知理論家則認為社會學解釋模式根本不能揭示新的知識信念發生和形成的實際過程,只有認知解釋模式才真正揭示了知識變化過程的實際發生機制??梢哉f,在科學知識發展變化問題上,20世紀的最后30年就是在這三種解釋模式分庭抗禮、相互攻訐中走過的。

那么,這三種解釋模式之間究竟處于何種關系?激進的社會解釋模式和激進的認知解釋模式能夠獨立地對科學知識的發展變化做出充分的說明嗎?在走向新世紀科學哲學的重建時,我們究竟應如何評價這三種解釋模式?顯然,恰當地評價這三種解釋模式的成敗得失,并在三種解釋模式的共時性對比中,對近年在我國學術思想界影響日甚的科學知識社會學作一專題性審視、對當前在我國尚處于初始研究階段的認知主義趨向作出基本的估計、對長期遭到否定和批判的邏輯—理性論給予準當的地位,這對于理解和把握科學知識及其發展變化的本質特征,探究和開拓科學哲學在新世紀的發展進路和進步方式均具有頗為重要的前提性意義。

1 知識變化的邏輯—理性論解釋模式

在弗雷格、羅素和維特根斯坦所奠立的語言分析哲學的基底上,邏輯實證主義學派建立了當代科學哲學的第一個研究范式,并為科學知識的增長和變化提供了邏輯—理性論的解釋模式。按照邏輯實證主義的看法,科學知識的增長和變化是以歸納主義的邏輯方法完成的:一個科學假說被提出之后,科學家們便根據經驗證據(即觀察陳述)對之進行檢驗和評價;當經驗證據以歸納確證的方式對該假說提供了一定概率度的支持時,這個假說便被作為科學知識接受下來。設h為一前知識型假說“燃燒是可燃物與氧進行的化合反應”,e1,e2,…en是對h進行歸納確證的經驗陳述,那么,這一解釋模式可簡化表示如下:

h:如果燃燒就是可燃物與氧進行化合反應,那么任何物體燃燒后其重量都將增加;

e1:物體a1燃燒時重量增加;

e2:物體a2燃燒時重量增加;

……

en:物體an燃燒時重量增加。

所以,假說h得到邏輯確證,從而取得作為科學知識的地位。

這是早期的邏輯實證主義者對科學知識的增長問題所做的說明。20世紀50-60年代以后,以庫恩、漢森等人為代表的歷史主義學派使科學哲學發生了解釋學的轉向??茖W研究的心理層面和社會層面也因之滲入了各種科學哲學問題的求解之中。這樣,堅持弗雷格—羅素哲學傳統的科學哲學家便不得不把單一的歸納邏輯方法從語言系統和信念變化的層面加以擴張和整合,并進而以此來為知識發展變化的邏輯模式進行新的辯護。其代表人物包括列維(I. Levi)、薩爾蒙(W. Salmon)、勒里爾(K. Lerer)等人。按照他們的看法,對科學知識的增長和變化應采用如下這種以科學家的信念變化為基礎的邏輯圖式進行說明。

科學家們擁有一組在先的信念;

科學家們使用某種邏輯方法;

當科學家們把這種邏輯方法應用于在先的信念時,他們便邏輯地得到一組新的信念;

所以,科學家們接納這組新的信念作為科學知識。

針對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對科學知識變化的認知解釋和社會解釋取向,列維等人再次強調了認識論研究的邏輯—理性主旨:“認識論的中心問題應當是為知識改進的標準提供一個系統的說明。……提供一種關于條件的系統刻劃,在這些條件下,知識匯集中的更替是正當的或得到辯護了的?!盵2]列維從科學家信念變化的視角把科學知識的增長和變化問題析解為如下三種辯護。(i)在時間t,X(一個科學家或一個科學家共同體)有知識匯集Kx,t。對于X來說,知識的變化問題就是:他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改動他的知識匯集,并且必須對他自己就他擬作出的任何改動進行辯護。(ii)X不是對他自己辯護他的知識匯集的修改,而是要對其他的某一個或某一群行動者Y辯護其知識匯集的轉變。(iii)在時間t,X的知識匯集中有h而Y的知識匯集中沒有h,X就要對Y就Y為什么應當修改他的知識匯集以便與X的匯集相一致進行辯護。顯然,知識的增長和變化取決于這三種辯護的成功。而后兩種辯護的成功又建基于第一種辯護的成功。

按照列維的描述,X把h添加到其知識匯集中的合法性是以初始匯集的各項為前提得到邏輯辯護的。具體地說,X在時間t的知識狀態就是X在時間t在語言L中的一個語句集Kx,t,且Kx,t滿足如下兩個條件:(i)Kx,t是演繹閉合的,即語言L包含了Kx,t語句集的所有演繹推論。(ii)Kx,t包含演繹閉合集UK(語言L的原始匯集)所有可用語言L表達的項,UK由所有邏輯真、集合論真、數學真或其他無論什么被算作“不可改”的斷定所組成。因為只有這樣,現實的科學研究乃至一般思維才可以實際地進行、才可以被理解。“知識的改變,或更確切地,關于什么是真、確定地真和不可誤地真的承諾的變化,是從一個演繹閉合集到另一個演繹閉合集的轉換?!盵3]而這種轉換是遵循某種邏輯程序或常規的結果。列維認為知識的變化和增長正是因此而得到合理性的辯護。列維還特別針對波普和庫恩的歷史主義取向指出,X修改他的知識匯集的合法性完全服從于“客觀的”或“主體間的”評價;“就Popper當真打算把修改知識匯集的問題作為‘主觀的’或‘實用主義的’問題而取消來說,他已經使知識增長的問題變得平庸了。更糟的是,他暗中把這個領域留給了這樣一些人,他們堅持人類知識的增長應該是心理學化的,社會學化的,或歷史學化的——而不是合理化的?!盵4]

盡管早期的邏輯實證主義者卡爾納普等與列維等后期人物在X辯護h的具體邏輯方法方面有所不同,但就其作為解釋科學知識變化的模式來說,二者是一脈相承的。其實質內含均在于,試圖把科學知識的變化和增長解釋為把某種邏輯方法運用于在先的確證命題或知識匯集的結果。20世紀80年代后,格登弗(P. Gardenfor)在《增長中的知識》(1988)、豪森(C. Howson)和阿貝奇(P. Urbach)在《科學推理:貝葉斯傳統》(1989)以及列維在《信念的固定及其取消》(1991)等著作中,繼續堅持上述的這種邏輯主義解釋模式。當然,他們在反擊認知解釋模式和社會解釋模式的同時,也從一些方面對邏輯解釋模式進行了補充和修正。

2 知識變化的認知論解釋模式

隨著心理學在20世紀50年代后日漸從外部的行為主義轉向對內部心理過程的考察、隨著語言分析哲學在60年代以后逐步深入到人類心智的層面來探討語言及其意義發生作用的機制,到70年代中期,在哲學、心理學、計算機科學、神經科學、語言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基礎上,形成了以人類心智的認知現象為研究對象的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隨后,認知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廣泛地滲透到科學哲學領域。從人類心智的認知過程和認知機制來研究解決知識的變化和增長問題便成為科學哲學家們致力研究的重要論題。P.丘奇蘭德(P. Churchland)、R.吉爾(R. Giere)、P.薩加德(P. Thagard)等都是對科學發展和知識變化進行認知解釋的著名代表人物。認知科學哲學家解釋科學知識變化的基本立足點是個體科學家的心理表征。這種解釋與弗雷格以來的反心理主義傳統背道而馳。按照認知解釋,人類心智包含表征結構和表征程序,心智的表征程序對表征結構進行心理操作而產生出新的表征結構,科學知識變化的本質就是形成這種新的心理表征結構。認知解釋模式可簡化表示如下:

科學家們擁有一系列蘊涵在先信念的精神表征;

科學家們的認知機制包括一套計算性的精神操作程序;

當科學家們把其精神操作程序應用于其精神表征和在先的信念時,便產生出一組新的信念表征;

所以,科學家們接受這些被得到的信念表征作為知識。[5]

認知解釋模式本質上是一種非邏輯—理性型的解釋模式。因為它把各種非邏輯、非理性的心理表征作為科學知識變化的根本。它雖然也把類命題性的信念包括在心理表征之列,但它認為在科學知識的形成和變化中圖像、映射(mapping)和視覺形象等等非命題性心理表征才是根本性的東西、才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信念的形成和接受并不是基于客觀實在性和邏輯推導性而是基于信念的融貫性:信念被接受乃是在于它們的精神表征程序的操作性及其與其他信念表征的融貫一致性,而所謂融貫一致性也是指信念借助于心智的聯結運算法則的可表征性。

具體地講,認知理論家對科學知識變化的解釋主要是借助于認知科學的分類、學習、概念化、范疇化和模型化理論來進行的。認知主義者認為,“對思維最恰當的理解是將其視為心智中的表征結構以及在這些結構上進行操作的計算程序。”[6]因此,科學知識的生成和變化過程就是個體科學家通過心理表征和計算操作程序把以各種方法形成的心理表征進行類別化、概念化、范疇化和模型化的過程。按照認知理論,因為“我們的認知能力在某一時間只能處理一個層次、只能認知事物在某一個認知層次上存在而在其他層次上不存在的性質?!盵7]所以,當我們認知任何事物時,心智的計算性認知程序將本然地首先把認知的事物歸于某個層次或某個類別。

就科學知識的變化來說,重要的是概念化過程和模型化過程。所謂概念化就是指通過內部的心理表征和計算操作程序以某個認知對象為中心形成一個新的表征圖式。薩伽德在“化學革命的概念結構”(1990)一文中以拉瓦錫的氧化論為例,對科學知識形成和變化的過程進行了認知主義的概念化解釋。薩伽德的說明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從心理表征層面描述了拉瓦錫形成氧化圖式并以氧化圖式取代燃素圖式時所發生的概念圖式組合過程;二是根據心理表征的融貫性對拉瓦錫選擇氧化論而不選擇燃素論進行了說明。在這兩部分說明中,概念圖式都僅僅通過內在的精神表征系統而得到,心理表征的融貫性則通過詳細說明的、心理上似乎真實的計算程序來判定。[8]“關于科學知識變化的模型化理論,主要地利用(employ)認知心理學的研究資料去理解科學理論的結構,并進而闡明模型化在關于科學知識的變化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盵9]按照模型化理論,在科學知識模型的構建和變化中,心理認知的模型建構過程是以某特定表征性概念為中心向外圍的輻射建構;對特定概念的心理表征的不同,將導致心理計算操作過程中形成一個不同的建構模型?!扮姅[概念的核心內容與外圍內容的結構模式是依賴于人們關于經典物理學的知識的。沒有受過經典物理學之正規訓練的人與專家(例如物理學教授)將會有很不相同的概念模型建構。”[10]總之,概念化也好,模型化也好,其根本之點均在于認為,科學知識的形成和變化過程完全是內在的心理表征和計算操作的結果。

不難發現,認知解釋模式所假定的精神表征和計算理論與邏輯—理性方法有著實質性的不同,而且它把非邏輯性的精神表征和精神操作置于科學知識發展變化的根本性地位。“所以,對于提供關于科學的理解來說,認知解釋模式與邏輯解釋模式是相互對立和相互競爭的對手?!盵11]

3 知識變化的社會學解釋模式

沿著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所開拓的方向,1970年代興起了以研究科學知識變化問題為核心內容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與認知主義者關注于個體科學家的心理表征和認知機制不同,科學知識社會學者則把探索的目光聚焦于科學知識變化的社會學側面,試圖以此來揭示科學知識變化的本質。按照科學知識社會學理論,科學知識的發展變化本質上依賴于科學共同體的社會聯系,以及科學家們從個人利益到民族情感的利益關系和權力關系;正是這種利益關系、權力關系和各種其他社會聯系決定著科學家們的研究和科學知識的變化。社會學解釋模式可簡化為如下圖式:

科學家們有在先的信念和利益;

科學家們處于社會聯系和權力關系之中; 科學家們在先的信念和利益及其社會聯系和權力關系引導他們得出某些知識信念;

所以,科學家們接受這些信念作為科學知識。

布魯爾(D.Bloor)和巴恩斯(B.Barnes)所提出的“強綱領”典型地體現著知識之社會學解釋模式的實質內含和本質特征。按照布魯爾的看法,對科學知識產生、變化和增長的說明必須貫徹四條基本原則。[12](1)因果性原則:對科學知識變化的解釋應是因果型的,即,應涉及那些導致各種信念或知識之狀態的社會性條件。(2)公正性原則:在對科學知識變化的說明中,應當公正地對待真理與謬誤、成功與失敗。而不能戴著“事后之明鑒”的有色眼鏡去進行說明。(3)對稱性原則:對科學知識變化過程中所產生的真實信念和錯誤信念、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要以同一類型的原因去解釋和說明。(4)反身性原則:對知識變化的社會學說明模式必須能夠運用于它自身。以這四條基本方法論原則為基礎,布魯爾、巴恩斯等人通過對科學史案例的研究,對科學知識的變化給出了社會學的說明:科學知識的產生和確立在其決定性環節上是由科學實踐活動的各種社會因素決定的,“我們如何使用概念,尤其是如何擴展概念,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社會文化因素?!盵13]科學知識社會學經常引用的兩個案例是巴斯德—普歇案例和拉瓦錫—普里斯特列案例。前者主要用于體現知識形成和變化的利益—權力本質,后者主要用來展示科學研究和知識傳播的社會機制對知識之確立的影響。

按照早期的邏輯—理性論解釋模式,巴斯德1862年的曲頸瓶試驗合理性地證實了生命非自然發生學說。因為曲頸瓶試驗表明:在只有純凈空氣能進入培養液——肉湯的情況下,肉湯并不腐敗、并不產生微生物;直頸瓶中腐敗肉湯的微生物實際上并不是肉湯自身產生的,而是由不純凈的空氣帶入的。所以,“生命并不能由無生命物質自然生成”是邏輯—理性地確立的。布魯爾認為對當時科學知識變化的這種邏輯—理性解釋模式至少是不充分的。因為,普歇從干草浸液中培養出微生物的實驗,無論是其實驗方法、實驗程序還是其結論,在當時的科學背景下是同樣確實可靠的。巴恩斯和布魯爾指出,拉卡托斯和勞丹等邏輯—理性論者把科學增長的合理性方面充分地用科學發現的邏輯來說明,把無法以此說明的所有問題交給社會學家去進行非合理性的解釋,這“很典型地是在堅持某種形式的二元論”[14]。按照他們的看法,巴斯德的反自然發生說在當時取得勝利而普歇的自然發生說遭到失敗,乃是由于它們處于不同的社會利益和權力關系之中。他們引證歷史資料指出,在1864年對巴斯德—普歇爭論進行評判的五個委員中有兩個原本就反對自然發生說,還有兩個與巴斯德相熟的成員理所當然地信仰巴斯德的理論,評判的結果自然是巴斯德的理論獲勝;當然,巴斯德的理論的確是正確的,而普歇的觀點的確是錯誤的,但這一評判是在1876年科學家發現干草浸液中有一種煮沸到100攝氏度仍不能殺死的胚芽時,才能“合乎理性地”做出的。所以,科學知識的變化實際上是社會利益和社會權力運作的結果,而不是依邏輯和理性程序運作的結果。

布魯爾等人還以氧化學說的建構過程對知識變化的社會交流本質進行了論證。(1)拉瓦錫的氧化論主要是在與眾多的朋友和合作者的社會交際和信息交流中形成的。例如,1772年馬爾烏向拉瓦錫演示金屬煅燒時增重的試驗;1774年普里斯特列在訪問巴黎時向拉瓦錫報告并展示氧化汞加熱時產生氣體并形成紅渣的試驗;拉瓦錫作為法國科學院的成員對其學術研究會議廣泛參與;在拉瓦錫周圍形成的質疑燃素說的那個共同體;等等。(2)拉瓦錫作為稅務承包人所擁有的充足的資源和時間則為他進行研究、交際并最終建立氧化學說提供了保證。(3)法國科學在18世紀后期的制度組織方式則是氧化學說得以形成和確立的關鍵因素。在被高度組織化和中心化的法國科學共同體中,作為科學院成員的拉瓦錫的權威力量、正式教育的壓力、集中學習的社會組織方式、科學領域的就業機會以及獎勵與贊譽的競爭體系,所有這些都為氧化學說的形成和確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布魯爾認為正是這樣的社會性過程,而不是邏輯和理性,導致了氧化學說并確立了其作為科學知識的地位。

布魯爾和巴恩斯的中心思想是,傳統科學哲學對知識發展變化的合理性解釋本質上建基于不公正的和有偏見的方法論,是對科學史進行典型的“輝格式解釋”的結果??茖W知識發展變化的社會學解釋建基于豐富的科學實踐,這種解釋才真確地揭示了科學知識變化的本質內含。

4 評價與結論

近代對科學知識及其變化尋求邏輯—理性解釋的傳統發端于笛卡爾。弗雷格、羅素、早期維特根斯坦和邏輯實證主義學派所建立的邏輯解釋模式正是探討知識問題的邏輯—理性傳統在當代的發展。其核心在于,要求把人類認識或知識問題的研究與主體的個別心理過程和社會事務嚴格地區分開來,認為知識的辯明和確立的問題是一個純粹語言—邏輯的意義運作問題,既與認識主體的個別心理過程無關,更與認識主體的各項社會事務無關。“直到1970年前后,‘被普遍接受的標準觀點’仍然是:對于哲學的目的來說,科學理論是被解釋的、形式的、公理的系統。一個理論的公理是原則上或為真或為假的陳述;‘定律’則被理解為普遍概括;科學理論則具有一種公理的、演繹系統的結構?!盵15]

自從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發表以來,批判、否棄傳統的邏輯—理性解釋模式逐漸成為科學哲學的主流傾向。經過一番與傳統理論的激烈論戰,這一傾向終于在70年代后整合演變為關于科學知識變化的社會學解釋模式和認知主義解釋模式兩大基本取向。

毫無疑問,認知理論家和科學知識社會學者對傳統的邏輯解釋模式的許多批評都是正確的。正如認知理論家所指出的,關于知識增長的認知研究提供了比邏輯傳統豐富得多說明資源,非邏輯的心理表征的確在科學知識的形成和變化中起著重要作用;也正如社會學者所指出的,邏輯解釋模式的確是不充分的,社會因素確實對科學知識的產生和變化起著重要作用。但問題在于,拋棄邏輯—理性因素的認知主義解釋模式和社會學解釋模式也不能對科學知識的形成和變化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比如布魯爾頗為得意的巴斯德—普歇案例,當時的科學界接受巴斯德的理論固然有諸多社會因素的作用,但邏輯—理性還是居于重要地位,而且社會因素的作用終究要讓位于邏輯—理性因素;因為,即使當時的科學界由于社會因素而接受了普歇的理論,這一狀況最多也只能堅持到10年后的1876年??茖W不可能由于社會因素而一直“固執”下去。這正是科學成其為科學、科學區別于其他人類文化現象的本質所在。另一方面,盡管在科學家的認識過程中各種非邏輯性的精神表征及其內容起著重要作用,但所有這些精神表征都必須經過命題性的邏輯—理性環節才能落實下來、才能確立其作為科學知識的最終地位。所以,盡管科學知識社會學和認知主義理論在對傳統的邏輯解釋模式進行批判時顯示了其優越性,但如果從建設性向度去考察它們,拋棄邏輯—理性因素后,單獨的社會解釋模式和單獨的認知解釋模式也同樣不能對科學知識及其變化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關于激進的社會解釋模式和認知解釋模式,庫恩的態度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庫恩雖然以其《科學革命的結構》直接開拓了當代科學哲學的社會學進路和認知論進路,但庫恩對激進的社會學解釋和認知主義解釋并不贊同。針對布魯爾和巴恩斯所主張的激進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理論,庫恩曾明確指出:“‘強綱領’已經被廣泛地理解為主張權力和利益就是一切?!務撟C據或談論從證據中引出的斷定的合理性,以及談論那些斷定的真理性或可能性,被視為不過是修辭學。而在這種修辭學的背后,則是被得勝方掩蓋的其權力力量。由此,被當作科學知識的東西不過是因權力而得勝的一方的信念。我站在那些人一邊,他們已經發現了強綱領的主張是荒謬的:一個解構發瘋的例子?!盵16]庫恩與認知科學之間則是一種頗為微妙的張力關系?!皫於鞯摹犊茖W革命的結構》出版于著名的‘認知革命’(the cognitive revolution)的萌芽時期。庫恩和認知科學所設法對付的都是知識問題、概念問題和學習問題,而且在庫恩與認知科學對這些問題所提供的說明之間是一種平行共進的關系。然而,庫恩卻從沒有使用認知科學——尤其是認知心理學——的研究資料。盡管認知科學的研究資料對庫恩的范式理論將會給予有力地推進。這一情況是令人迷惑的。因為庫恩對于‘心理學化’并沒有傳統哲學的那種憎惡;而且事實上,來自認知心理學的理論將支持《結構》中最激進的那些主張,諸如概念變化的‘格式塔轉換’這一主張。的確,《結構》所描繪的研究綱領似乎本然地就是歷史的、哲學的和心理學的?!盵17]那么,庫恩為什么從不使用認知科學的研究資料呢?這一被稱為“庫恩之迷”(Kuhnian Puzzle)的論題近幾年在科學哲學領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據安德森(H. Andersen)和納塞申(N. J. Nersessian)的研究,庫恩之所以從未使用認知科學的研究資料,其根本原因在于,庫恩并不贊成認知主義所主張的那種激進的心理表征模型。庫恩的基本立足點是,“發生于科學革命、規范科學和科學學習中的那些思維并不是基于心理規則,而是基于范例。以規則為基礎的關于思維的‘心的計算理論’實際上正是庫恩力圖排除的東西。”[18]總之,庫恩雖然把個體認知維度和科學的社會維度引入了科學哲學、雖然他堅持認為科學實踐包含著心理認知維度和共同體的社會維度,但他同樣反對70年代后發展出的那種激進的社會學解釋模式和激進的認知主義解釋模式。

20世紀的最后30年是關于科學知識的邏輯—理性論遭到猛烈批判和極度擠壓的時期。認知主義者和科學知識社會學派是分別從不同側面對之進行否定性批判的集中體現。傳統的邏輯—理性論解釋模式的確存在諸多不足、的確必須從科學家個體的心理認知機制和科學共同體的社會性質維度加以豐富和完善,但如果拋棄邏輯—理性這一根本點,把科學完全“心理化”或“社會化”,必將模糊科學的獨有特征、抹煞科學與其他人類文化的區別、最終將使人類理智的科學理性向度及其體現的邏輯—理性精神弱化、湮滅于其他文化形式之中而面臨消亡的危險。在新世紀之初回過頭來總結百年來科學哲學的發展、構思其未來進路時,我們不妨引用一下維特根斯坦在其最后的著作《論確定性》中關于知識的確定性問題所說的一段話:思想的河床可以移動。但我們需要區分河床中水的運動和河床本身的移動;雖然它們之間并沒有明確的劃分。雖然作為河床的部分泥沙會與河水一起運動,但河流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有確定的河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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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科學實踐觀及其意義范文

整合就是指一個系統內各要素的整體協調、相互滲透,使系統發揮最大效益。 教學系統內的整合有兩層含義:廣義上,整合是指使分化了的學校教學系統的各要素及其成分形成有機聯系、成為整體的過程;狹義上的整合,是指以學科科目為中心的整合,立足于學科內容改革,目的在于建立學科之間有機聯系的理論體系。本文中所討論的整合是指狹義上的整合,這種整合思想把工商管理專業課程作為教學系統的組成要素,它不是把某一門課程與另一門課程的內容強加在一起,而是把工商管理專業的相關課程與網絡信息技術作為載體的整合,將網絡信息技術融入專業學習目標,把網絡信息技術的現代運用與專業教學緊密結合起來。美國教育技術 CEO 論壇第 3 年度(2000)的報告指出:“數字化學習的關鍵是將數字化內容整合的范圍日益增加,直至整合于全課程,并應用于課堂教學。 當具有明確教育目標且訓練有素的教師把具有動態性質的數字內容運用于教學的時候,它將提高學生探索與研究的水平, 從而有可能達到數字化學習的目標。為了創造生動的數字化學習環境, 培養 21 世紀的能力素質,學校必須將數字化內容與各學科課程相整合,以便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與效率。”這段話明確指出:“為了制造生動的數字化學習環境, 培養21 世紀的能力素質, 學校必須將數字化內容與各學科課程相整合。”在我國數字化教學模式主要依托現代網絡信息教育,作為培養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高職教育正在該領域積極探索。

二、高職工商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目標

高職院校的工商管理專業培養目標應定位于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牢固學習掌握專業中的科學文化基礎知識和管理專業知識,具有較強的創新意識和企業管理能力,能勝任工商企業一線管理的高端技能型專門人才。 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工商管理專業應著眼與現代信息高速發展的現實,高職工商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應突出網絡教學在人才培養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工商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目標中應符合以下要求。

第一,掌握企業管理、人力資源、市場營銷等方面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 能夠運用一定的管理技巧、方式、方法手段,進行一線管理,具備一定管理創新的能力,熟悉與工商企業有關政策方針和法規。

第二,擁有一定的信息素養,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具有搜集市場信息,掌握現代網絡學習的基本技能。熟練運用信息技術進行表達、交流、合作的能力以及運用信息技術解決實際問題。

第三,能夠利用現代網絡技術了解工商企業管理方面的理論發展動態, 并及時作出積極反應,熟悉企業運作、市場開拓的一般常識,且具有較強的語言與文字表達,人際溝通公關及一定的企業戰略策劃的能力。

二、高職工商管理專業人才能力要求

高職院校在培養專業人才時,不僅要教授學習知識,還要教授學生如何學會學習,同時讓學生掌握相應的崗位能力和專業技能,提高自身的學習能力,為日后能勝任工作崗位打下堅實基礎。 能力是指解決實際問題的才干,是勝任某項任務的主觀條件,是職場成功的必要技能。 高職工商管理專業人才應具備專業基本能力、專業核心能力。

(一)專業基本能力

專業基本能力包括:基本技能、個人品質及思維技能。

1.基本技能是指從事專業工作必須具備的能力。具體內容包括:具備一定閱讀能力,會搜集、理解書面文件;能夠正確寫書面報告、調查報告;能正確理解語言信息;能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具備一定基本的數學計算能力。

2.思維技能是指能有效運用知識解決 問 題 和創新。具體內容包括:具備一定的想象力,能得出新想法;根據任務或目標,圍繞各種因素,做出準確決策;能夠根據問題,找出原因,并解決問題;根據抽象或具體的復雜信息進行思維分析;具備自主學習能力,通過學習工具、技巧和策略來掌握新知識與新技能。

3.個人品質是指企業或雇主期待員工具備的品格。 具體內容包括:目標導向、愛崗敬業、全力以赴、堅持到底、追求卓越等;自信、知己、知人,能夠贏得信任、遵守職業道德、社會道德行為準則、有社會正義感及社會責任感; 能夠正確進行自我評價、自我控制、自我激勵。

(二)專業核心能力

1.管理能力。 管理能力分為:員工管理與自我管理。員工管理是從員工個體的角度看待人力資源管理問題,分析員工的個性差異和需求差異,并使之與企業效率相結合,從而最大限度地激勵員工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達到人與事的最佳配合,這是員工管理的中心內容。 員工管理能力包括授權技巧、激勵管理、監督管理、績效管理、員工培訓等技能。自我管理指受教育者依靠主觀能動性按照社會目標,有意識、有目的地對自己的思想、行為進行轉化控制的能力。

2.人際能 力 。 人際能力是指有較強的人際溝通、組織協調能力,團結協作意識強,工作積極主動,具有安全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這些能力都是學生將來能否在企業中勝任管理工作的關鍵能力,這些能力的培養除了在課堂教學中進行培養外,另一方面就是通過實踐教學環節來進行培養。 具體體現在協助能力、服務能力、領導能力、協調能力、共事能力。

3. 信息素養能力是指能夠有效地對信息進行獲取、分析、加工、利用和評價。具體包括確認、獲取或創造所需信息,評價所得信息的相關性和適用性;組織和維護信息,以系統化方式組織、處理和維護各種信息;闡釋和傳遞信息—選擇和分析信息,并用多種媒體信息傳遞結果;利用計算機處理信息—能運用計算機獲取、組織、分析和傳遞信息。

4.創新思維能力。 創新思維能力是指在科學、藝術、技術以及各種實踐活動中能運用知識和理論,不斷提供具有各種價值(經濟、社會)的新方法、新理論、新思想和新發明的能力。 它包括假設、推斷、質疑、想象、聚合與發散、聯想等多種思維能力。 諸如發散思維、邏輯推理以及抽象概括等思維能力。

5.實踐能力是指人們在有目的地探索和 改造現實世界的一切社會性客觀物質活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能力和素質。 它包括科學實踐能力、社會實踐能力、生產實踐能力和教育實踐能力。 實踐能力是人的智能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人的素質形成的基礎。

上述五個方面的核心能力,在高職工商管理專業人才培養中起到關鍵作用,從根本上說,就是要通過網絡信息技術在工商管理專業課程學習環境中的創設,達成一種新的能力培養學習方式,將教學結構與教學模式進行改革與創新,為企業培養出所需的創新人才。

三、網絡教學與高職工商管理專業教學整合中的特點

現代高職工商管理專業教學,應倡導形成一種混合模式人才培養體系。 所謂混合模式,即通過傳統教授模式與基于網絡信息化的教學模式相結合的新型模式。 例如,以江西工程職業學院工商類專業調查結果來看, 在有效回收的 298 份問卷中,78.1%的學生認為在傳統教授課程中所學技能與企業要求無關,導致該類課程學習興趣低落,同樣有86.3%的學生對于網絡課程的興趣較高, 并且能夠與企業要求的技能相近,83%的應屆畢業生認為通過混合模式的教學能夠培養自身的技能并且可以勝任企業的要求。網絡教學主要是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創設信息化的教學環境, 其教學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以教師為中心以學生為中心學生參與程度低高理論講授案例討論角色扮演計算機輔助視聽教學簡單知識自學協同式學習內容內容復雜知識

(一)教學形式多樣化

通過網絡教學, 創設網絡化的虛擬教學環境,學生可以通過企業管理專題研討、營銷策劃方案交流和資源共享,實現共同教與學的目標。 有助于提高學生學習的 “歸屬感”, 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最大限度地發揮學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 一方面,在網絡現代信息技術環境下使用多媒體課件講課,課件內容將清晰地、全面地展示主要教學內容。重點、 難點通過課件分合式高度智能化的顯示,使學生可在更短的時間內綜合地把握好要學習的內容;另一方面學生可以通過學校的遠程教學平臺對于該課程中的課程教學大綱、IP 課件、教學實施方案等教學資源進行預習、復習、討論,學生通過自學、協同式學習自主地建構知識,從而達到“從簡單知識到復雜知識”的學習目的。

(二)教學主體的改變

建構主義理論,強調以“學”為中心。 在網絡教學活動進程中,學生是信息加工的主體和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者,形成以“學生為中心”的模式;教師的角色則成為教學過程中的組織者、指導者、協調者;教學內容(課本)所提供的知識不再是“以教師為中心”的簡單灌輸,也不是學生獲取知識的唯一渠道,而是成為學生主動建構知識意義的其中選項;教學媒體用來創進行協作、學習設情境、討論交流,作為學生自主學習和協作式探索的認知工具與情感激勵工具,不再是教師傳授課程的工具。 顯然,在網絡教學與專業課程整合過程中,教師、學生、教學內容與教學媒體等要素和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相比,各有作用、各有相互聯系。 因而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有效地利用網絡技術手段,進行自主學習,大大提高了學習參與程度。 學生獲取知識的渠道不僅僅只局限于課堂內的老師,他們可以在網上進行案例討論、角色扮演。 學習者的學習方式更加靈活,不再局限于在課堂,可以在有網絡的任何地方,如寢室、實習單位等,學生可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應用多媒體教材進行學習。

(三)師生實時與異步交互

遠程教學平臺的實時輔導與異步答疑功能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功能,也是整個網絡教學體系的基礎。 教師可以在教學平臺中在線答疑,對學生的疑問及時進行解答, 也可以通過 E-mail,QQ 群等溝通方式進行輔導, 極大的滿足了學生學習的需要。

(四)合理的學生評價體系

當前, 許多高職工商管理專業對教學評價的檢驗過于依賴于平時隨堂作業和期末考試的分數期末考試的結果。 雖然不少院校已實現了客觀題答題卡過機自動評分,主觀題人工流水作業式評分,質量評價體系的科學性、實用化程度有明顯提升。 但是這種單一的評價體系, 對于高職學生的能力培養是不利的, 其實際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以及獨立完成一項工作的能力得不到具體體現, 網絡教學模式可以進行及時反饋,增加完善評價機制,學生通過遠程教學平臺中設置的學習任務以及學習過程評價機制和結果評價, 同時教師對學生在平臺中的學習效果給予及時反饋。 強化差異評價和個性評價,個性化學習建立在學生個性發展的基礎上,學生根據自己的能力、特點、興趣進行有選擇的學習,其中學習目的和學習內容體現出較強的差異性, 這也決定了對學習的評價要采用差異評價和個性評價。 在具體操作過程中通過網絡教學中的形成性評價體系結合期末考試的終結性評價的形式,綜合對學生學習效果進行評價。

四、網絡教學整合中應注意的問題

首先現代信息技術是為網絡教學提供必要條件,網絡信息技術與專業課程整合是為專業人才培養提供有利于建構新型學習環境與學習方式的教學設計方法;教學深化改革與創新人才培養則是網絡教學與專業課程整合的最終目標。整合的前提和基礎是有利于構建新型學習環境與學習方式的現代信息技術,網絡教學沒有必要的條件,就無從說起;但是沒有科學的教學設計整合方法,新型的學習環境的建構、 新型的學習方式也就無法形成,條件再好也不能發揮作用。

(一)資源建設中的問題

盡管各高職院校建設了很多教學資源?,F在大多數資源重復建設,資源孤島現象比較嚴重,資源重復建設,缺乏針對性和系統性,缺乏統籌的規劃,資源分類不規范等等問題都還存在。這樣很難實現

優質資源共享。 校內教學資源與校外企業實際脫節,不能很好適應學生個性化的學習和對學生個性化的教學。 目前,多媒體數據庫、數據挖掘技術、網絡技術、網格技術等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對分布式的、動態的海量信息進行有效的處理,將能夠有效地連通一個個信息和資源孤島,有助于實現優質資源的全面共享。資源建設全面共享可以更好地提高效率,把資源做得更好。 資源建設中應注重結構化知識展示與自主學習資源相結合。 一方面結構化知識展示把教材內容的相關把課堂教授的教材內容、圖片、動態音、視頻資料結構化處理,另一方面把課外學習素材、相關網站鏈接、學習工具作為資源建設的有效補充,以滿足學生對自主學習資源的需求。

(二)教學設計

網絡教學模式中教學設計決定了人才培養的效果以及學生的專業基本能力、專業核心能力能否在新型教學模式下得到提高。因此網絡教學與傳統課程的整合, 要緊緊圍繞提升學生能力這一中心,教師在進行課程整合的教學設計中,首先要做到明確教學目標, 將教學目標與網絡信息化內容聯系起來; 其次確定課程整合應達到的或可以被量化與評價的結果和標準; 最后依據所確定的標準進行評價, 然后按評價的結果對整合方式做出相應的調整,以便更有效地達成教學目標。以工商管理專業的課程《市場營銷》為例,網絡教學中的課程責任教師負責布置研究性任務, 擬定情景性的問題、 研究性的課題或需要合作研究的項目; 在課程實施中由授課教師組織學生設立研究小組或討論小組, 同時課程責任教師對教學計劃、教學進度進行評估和審核;授課教師則組織學生開展網上自主練習,設置完成思考性問題、形成性練習、形成性考核;對任務完成的作品、任務完成的過程和感受、體驗進行有效展示。教學設計中還應制定一套科學有效、 切實可行的教學評價體系,定期對學生學習全過程進行各種評價,如前期評價、過程評價、結果評價等。

網上協商討論研究成果項目實施評價標準網上自主練習遠程討論、 交流與反饋/提問答疑和指導研究方法指導/建議提供/問題診斷/在線答疑前期評價/過程評價/結果評價任務完成的作品/任務完成的過程和感受和體驗思考性問題/形成性練習/形成性考核研究小組/協作模式/研究計劃/研究進度/信息技術的培訓情景性的問題/研究性的課題/需要合作研究的項目課外學習素材/相關網站鏈接/學習工具把教材內容的相關文本、圖片、動態音視頻資料結構化處理教師/專家在線指導課題實施研究性任務自主學習資源結構化知識展示在線學習設計教學設計資源設計網絡教學模式。

第6篇:科學實踐觀及其意義范文

良好的公共關系,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基礎。關注公共關系的目的就是為了塑造企業形象。形象是企業的無形資產,也是企業追求的最高目標。良好的企業形象能給企業帶來無窮的益處,對內能提升企業的凝聚力,得到員工的認同;對外能吸引人才,得到社會的支持,獲得資金提供,獲得消費信心。所以企業應該運用好公共關

系,不斷塑造企業形象和產品形象,為企業實施經營管理計劃營造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

關鍵詞:公共關系;職能;作用

市場競爭為企業的發展,特別是對以社會公眾為服務對象的保險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和挑戰。如何在市場競爭中占領市場,取得最佳的經濟效益,是眾多保險企業的領導者和廣大職工非常關切的問題。實踐證職,在促進保險企業發展的諸多因素中,由于保險企業服務對象的公眾性和廣泛性,決定了良好的公共關系是促進保險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發展的重要因素。

一、保險企業積極開展公共關系工作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一)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保險企業在經營中越來越離不開公眾的支持;而企業在社會公眾的接納與支持申得到發展,又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基礎。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需要各種保險保障,從而促進了我國保險市場的形成與完善。保險市場的形成和保險市場中競爭的加劇,使保險賣方市場過渡到了保險買方市場。而買方市場的形成,使得社會公眾越來越擁有制約保險企業發展的權利,使保險消費者成為保險市場上的支配者和保險企業發展的主宰者。在這種情況下,哪家保險企業能夠贏得公眾的信賴,哪家保險企業就能占領市場,從而獲得企業發展的源泉。因此,公眾已經成為任何一個保險企業苦苦追求并爭取贏得其依賴和依托的對象。這就促使保險企業必須通過積極開展公共公系工作,主動地去了解公眾的需求,加強與公眾的情感交流,以公眾的需求為核心進行企業的保險經營活動,從而得到廣大保戶的承認與支持,為企業發展創造出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在保險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可以說,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經濟越發達,保險市場競爭越激烈,保險企業公共關系工作也就越重要。

(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生產力水亞的不斷提高,現代社會的市場競爭已使企業逐漸從單純的產品競爭和價格競爭進入到了企業競爭時期,其表現形式為企業信譽和企業形象的競爭。同樣,作為“生產”和“銷售”保險這種服務形態商品的保險企業,隨著保險企業經營技術水平的提高及保險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保險企業之間在險種設計、險種配置水平及費率方面的差距日趨縮小。這也使得保險企業間的競爭日益集中體現在企業信譽和企業形象方面的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各保險企業為實現自身的經營目標,在競爭中求發展,使保險企業不僅要在經營技術等方面上一個新的檔次,更要求保險企業積極運用各種公共關系手段,增強保險企業內部凝聚力和對社會公眾的吸引力,在總體上重視自身形象的建設,從而推動保險企業的發展和完善。

(三)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提高了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使得社會公眾對保險的需求有了更高的要求。保險企業針對消費者消費水平的提高而開展公共關系后動應成為保險企業經營中的必然行為。它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人們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了對各方面保險保障的需求。這就要求保險企業積極開展公共關系活動,搜集{i會公眾對各方面的保險需求信息,以公眾的保險需求來調整保險企業自身經營行為,并將保險企業開發的新險種、經營方面采取的新舉措等企業信息及時、客觀地傳達給社會公眾,以滿足社會公眾日益增長變化的保險需求。另一方面,消費者消費層次的提高,已使保險消費者對保險的消費不僅僅要滿足其對保險“使用價值”的要求,而且還要得到對保險企業綜合印象和感知方面的“情感滿足”。這種“情感滿足”是指保險企業形象、規模、險種、費率、服務等多方面信息要素帶給社會公眾某種信賴、榮譽、感情、性格、愛好等方面的滿足。這種帶給社會公眾的“情感滿足”就是保險商品的“第二價值”。這種保險商品的“第二價值”就是通過保險企業提高綜合服務水平、完善企業經營管理、塑造企業文化、樹立企業形象等公共關系手段實現的。這種保險商品“第二價值”的實現,賦予了保險企業強大的生命力,也使保險企業擁有了一筆無形資產,并在保險企業與公眾之間架起了一座相互聯系的情感橋梁。這其間滲透著公共關系工作巨大的感召力,它說明公共關系工作對推動企業發展的現實價值不僅體現在幫助企業的自身完善方面,更體現在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上。

(四)隨著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信息傳播手段飛速發展,使我們進人了一個信息時代,信息越來越成為左右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保險企業作為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組織,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現或者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都

會對保險企業提出新的保險需求。社會關系作為種種信息的重要來源,保險企業必須積極開展公共關系工作,提高公共關系技術水平,廣泛地與各類公眾建立聯系、溝通信息,形成有效的信息流通與反饋渠道,使保險企業在瞬息萬變的社會環境與市場環境中,加快反應速度,提高調整能力,使保險企業不斷順應時展的潮流,滿足公眾需求,促使企業與公眾雙方利益共同實

現。

二、保險企業公共關系工作的內容

一般而言,“公共關系是一個社會組織的管理職能和傳播活動社會組織通過有效的管理,旨在謀求組織內部的凝聚力與組織對外部公眾的吸bf力;通過雙向的信息溝通,旨在爭取社會公眾的諒解、支持與愛戴,謀求組織與公眾的雙方利益得以實現”(中國商業出版社出版《公共關系學》第4頁)。將這一理論應用到作為社會組織的保險企業,其公共關系工作寓于企業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角落之中,它要求做好每一項工作,使組織對內具有凝聚力,對外具有吸引力,為保險企業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一)保險企業內部公共關系工作。

保險企業的公共關系工作應從內部做起。保險企業內部公共關系工作是保險企業總體公共關系工作的基礎;企業外部公共關系工作是企業內部公共關系工作的延伸。保險企業要想取得外部公眾的支持與合作,必須要先取得內部公眾,即保險企業全體工作人員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謀求企業內部的凝聚力,共同為實現企業的目標而努力。只有這樣,保險企業才能更好、更快地發展。

保險企業所有工怍都是由內部公眾來從事并完成的。沒有內部公眾就沒有企業,更沒有企業的發展。因此,做好保險企業內部公眾,即全體職工的工作是建立良好的內部公共關系的關鍵,所以保險企業內部公共關系工作必須從了解職工的需求、激發職工的士氣、調動全體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及取得他們對企業的信任和支持的角度來實施。

首先要掌握用人之道.知人善任。對每一名職工都要信任、尊重、關心、愛護;正確運用獎懲手段,使大家都感到力有所用、才有所展、勞有所得、功有所賞,自覺地努力工作。這樣的保險企業就一定是一個內在凝聚力強、外在信譽度高的集體。其次要加強內部的情感交流。一是通過聯歡會、交談會、沙龍等形式,加強保險企業內部工作人員的平行情感交流,這樣可以溝通各部門間的信息,彼此支持工作,拓展管理人員的視野,看到本部門工作的重要性,還可以增進員工間的友誼,加強主人翁意識,更多地為企業著想;二是創造條件加強管理者與屬下的接觸,加強企業內部上下級之間縱向的情感交流,以增進領導與被領導者之間的理解和信任;三是加強企業內部立體交叉之間關系的情感交流,這樣可以使企業成員對企業的各項工作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增強企業內部工作人員之間的理解與支持。第三要充分認識非正式組織的作用,對非正式組織的影響加以正確bf導,注意避免非正式組織消極作用的發揮。

(二)保險企業外部公共關系工作。

保險企業的經營與發展離不開企業外部公眾的接納和認可。保險企業的外部公眾是指與保險企業發生各種往來關系的所有外部公眾的總和。保險企業外部的公共關系一般表現為顧客關系、社會關系、金融關系、媒介關系、政府關系、競爭關系、渠道關系、名流關系和國際關系等。保險企業的外部公共關系工作是保險企業積極開展各種公共關系活動,與社會公眾之間進行的雙向信息溝通和感情交流,旨在爭取社會公眾的諒解、支持與愛戴,謀求保險企業與社會公眾雙方利益共同得以實現的過程。它包括以下兩個過程:

一是保險企業向社會公眾傳遞企業信息,使社會公眾從了解到認知企業。在這個過程中,保險企業一方面要通過新聞媒介等傳播渠道,向社會公眾展示保險企業的歷史、標識、經營宗旨、業務優勢以及開辦的險種、服務承諾等信息,使社會公眾對保險企業有一個感性認識。其手段如前中保集團導人的ci戰略等。另一方面保險企業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如優良的服務、高素質的人員隊伍、高水平的經營管理以及策劃和參加一些社會公益活動等,讓社會公眾更深切地了解企業,樹立保險企業形象,使社會公眾對企業逐漸認可、接納乃至產生情感上的依賴。

二是保險企業搜集、征詢社會公眾的保險需求信息和對企業行為的反饋信息,進行以服務公眾為導向的經營活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保險企業一方面要主動采取保戶座談會、問卷等形式,了解社會公眾對企業的服務、開辦的險種等行為的意見和建議,并以此為依據矯正、完善保險企業的經營活動;另一方面保險企業要主動研究、調查社會公眾的心理和保險需求特征,有針對性地以公眾意愿為中心開展保險經營活動。最終在贏得社會公眾滿意、認可的同時實現保險企業自身的經營目標。

三、提高保險企業公共關系意識.促進保險事業發展

(一)公共關系觀念是保險企業公共關系活動中不可缺少的一種主觀意識。它是在總結現代公共關系科學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是用以指導社會組織自身行為、樹立組織良好形象、處理好組織內部與外部各種關系的一整套具有哲學意義的公共關系行為指導思想?,F代公共關系觀念代表了一種開明的現代經營管理觀念,它必然要求把社會公眾的支持作為自身生存土壤的保險企業,樹立以公眾為中心的“公眾導向觀念”的現代公共關系觀念,用以保險企業武裝經營思想,指導經營行為,提高公共關系工作水平。其基本內容如下:

1.珍視信譽的觀念。對于人來講,信譽是第二生命;對于保險企業來說,信譽則是它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保險企業的信譽是指社會公眾對保險企業的險種設計、服務水平、人員素質、資信能力以及對社會的貢獻等多方面因素的總的看法和評價。保險企業作為通過向社會公眾收取保險費,建立保險基金,在被保險人遭到保險責任范圍肉的財產損失或人身事故時給予經濟補償或給付的服務行業,在市場競爭的情況下,其信譽的優劣將直接影響到能否得到社會公眾的支持與依賴。社會公眾絕不會向一家服務質量差、不遵守保險合同、損害保戶利益的保險企業投保。而一個不珍惜自身信譽、得不到社會公眾信賴的保險企業必將在市場中遭到無情的淘汰。

2.重視形象的觀念。保險企業要想建立良好的信譽,就必須通過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來表現,這就是企業的形象。就是說,信譽是通過形象來表現的。保險企業的形象是通過險種形象、職工形象、環境形象三方面得以表現的。第一,險種形象。它包括險種的肉容和險種名稱兩部分。一個順應耐展潮流、貼近社會公眾保險心理的險種,一定會給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并得到公眾的歡迎。第二,職工形象保險企業的職工形象不僅僅指職工的服飾外表,它還包括職工的服務態度、服務水準、精神風貌等。職工的形象是一個企業整體素質的綜合反映,它內掘著決策者的決策水平、領導者的管理能力、職工受教育程度、企業精神與企業文化等多項內容。第三,環境形象。它是指保險企業在生活、工作由所能夠提供給內部職工的環境和接待、服務于外部公眾時所能夠提供給外部公眾的環境二者的統一。給內部職工提供一個優美、舒適的環境,會使人奮發向上,永遠進取,使企業內部職工產生一種熱愛企業、樂意為企業而工作的信念;給外部公眾提供一個清新、高雅的環境,會使外部公眾對企業產生良好的第一印象,愿意與企業打交道或接受企業提供的險種。它是企業整體價值觀念和精神風貌的集合,是幫助保險企業樹立險種形象和職工形象的條件。

3.溝通信息的觀念。在當今信息社會,保險企業的各項工作都離不開信息。公共關系活動本身就是社會組織與公眾進行傳播交流、溝通信息的過程。它一方面要求保險企業在肉部各階層、各部門及每一名員工之間進行信息交流與溝通,以增進企業決策透明度,尋求部門、員工之間的互相支持、配合,增強保險企業整體行為與個體行為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要求保險企業與社會公眾之間進行信息交流與溝通,使得保險企業了解社會公眾的保險需求,掌握保險市場變化,同時增進社會公眾對保險企業的理解、認識。

4.服務公眾的觀念。保險企業作為經營服務形態商品的服務行業,服務公眾的觀念應成為保險企業經營思想中的根本意識。所以保險企業的公共關系工作必須著眼于公眾,服務公眾應成為保險企業經營活動的導向。讓保戶永遠藹意的同時實現自身經營目標,應成為保險企業的經營宗旨。這要求保險企業在參與市場競爭中,必須從兩個競爭層面來約束企業:第一個競爭層面表現為企業實力的競爭。它主要依靠保險企業高水平的經營管理工作。第二個競爭層面表現為服務的競爭。公眾對保險企業的選擇,最終是要以對其服務水平的評價為依據,這迫使保險企業提高綜合服務水平,使保戶在接受高品質服務中得到一種心理需求的最大滿足,這也是實現保險商品“第二價值”的最佳手段,它對保戶的吸引力將會越來越大。保險企業在公共關系活動中向保戶提供服務,這是一種綜合性的服務,其中內涵著保險企業內部對員工提供的服務和對企業外部由企業全體職工向社會公眾提供的服務,前者是保險企業為社會公眾提供更好服務的基礎。

5.全員公關的觀念。全員公關的觀念是指保險企業中的所有工作人員都參與公共關系活動的觀念。其意義在于增強保險企業全體工作人員的公共關系意識,促使他們更多地關心企業,做到從企業公共關系工作整體著眼,從自身的本職工作人手,把公共關系觀念貫穿于保險企業經營各項工作的全過程之中,為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奠定基礎

。6注重效益的觀念。保險企業公共關系工作的效益不僅僅是指保險企業所獲得的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指注重保險企業的各項活動給社會經濟效益和社會精神文明帶來的影響。注重社會經濟效益就是要求保險企業要為社會公眾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險服務,向國家上繳更多的利稅,盡到一個保險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它與企業經濟效益是相互聯系的,社會經濟效益的提高必然帶來保險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注重精神文明效益是指保險企業要通過有益于社會的各項經營活動及職工的文明行為,對社會風氣和人們的精神面貌造成較好的影響。保險企業樹立整體效益觀念,會使保險企業真正有益于社會,有益于公眾,贏得社會公眾的支持與愛戴,從而促進保險企業的發展

(二)公共關系作為一種主觀見諸于客觀的社會實踐,必然要受一定客觀規律所制約。所以,保險企業在進行公共關系工作時一定要遵循公共關系活動規律,以保證保險企業公共關系工作效果。

l.公眾導向規律。公眾導向規律要求保險企業無論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公眾的需要為出發點,以滿嗣麟足公眾的要求作為歸宿點。只有以公眾的需求為中心開展保險企業的各項工作,才能贏得公眾的信賴,樹立起良好的企業形象,促進保險企業的發展。

2.管理職能規律。管理職能規律要求保險企業在公共關系工作中以管理作為工作的手段,它表現為保險企業以企業文化為核心,以各項規章制度為依據,來實施對保險企業內部員工的協調與溝通工作;以贏得社會公眾的認可、接納與支持為目標,來實施對外部公眾的引導與教育工作。

3.行為約束規律行為約束規律是指保險企業在各項工作中,必須按照公眾的要求來約束自身的行為。它表現為保險企業整體行為的一致性和個體行為的制約性。保險企業整體行為與個體行為的好與壞,均要以公眾的評價為標準,以公眾滿意為目標。

4.輿論監督規律。輿論監督規律要求保險企業在經營過程中自覺地接受公眾的監督,以公眾輿論的好壞作為評判保險企業各項工作好與壞的標準。這必須通過保險企業的公共關系調查來掌握公眾的輿論,通過公眾對企業的態度與意見來修正自己的行為,通過保險企業在公眾中信譽度的高低來衡量自己的業績。

由于我國保險事業和公共關系理論的發展起步晚、水平低,保險企業經營中的公共關系工作成為了一種企業不自覺行為,導致一些保險企業在日益激烈的保險市場競爭面前手足無措。一些保險企業在市場競爭壓力面前,只是想到如何“利用”社會關系來爭取保戶,而在對外宣傳上往往采取單向灌輸的初級公共關系手段向公眾單向傳遞自己企業的優勢、開辦的險種等企業信息,不舍得花大力氣主動去調查、了解社會公眾的保險心理和保險需求,并以此指導自己的經營行為。這樣往往會因為保險企業與公眾之間缺乏雙向的信息與情感溝通,使得社會公眾在眾多保險企業強大的宣傳攻勢面前不知所措,出現“剃頭挑子一頭熱”的結果。所以保險企業必須增強對公共關系理論的了解、學習,積極運用公共關系理論來開展公共關系工作,使保險企業經營水平有一個質的飛躍。當一家保險企業積極開展公共關系工作贏得了公眾的信楨和支持后,勢必引起同類保險企業及其它各種類型社會組織的紛紛效仿,這就形成了一種文明的競爭態勢,從而必將促進我國保險事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參考文獻

1、《公關員》職業培訓與鑒定教材m.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2、王金蘭.公共關系m.遠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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