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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洋環境的變化范文

[論文關鍵詞]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 海洋環境現行法律

一、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建設過程中可能引發的海洋環境問題

（一）石油運輸及儲備引發的海洋環境問題

黃、渤海海域有著豐富的石油資源，在建設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過程中，海洋石油資源的開發利用必不可少。溢油事故的發生造成了渤海海域的嚴重污染，海洋環境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特別是對渤海海域的漁業資源造成了嚴重影響。黃海海域也蘊含著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隨著海上石油資源的逐步開發利用，海上溢油的可能性不斷增大，海洋環境污染的風險在進一步加大。在半島藍色經濟區建設中，青島市黃島區作為國家石油戰略儲備基地之一，煉油發展尤為迅速，目前已形成了一定的煉油產業群。在石油的海上運輸和儲備過程中，如果管理不當，很容易造成石油泄露以致造成對海洋環境的破壞。

（二）港口建設引發的海洋環境問題

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建設的目標是成為東北亞國際航運中心。要想成為國際航運中心，港口的建設是必不可少的。在半島藍色經濟區中，臨近渤海的東營、濱州、煙臺、威海等城市，都在積極謀劃建設自己的出海通道，并加強自身的港口建設，提升港口的吞吐能力。青島作為黃海之濱的一座港口城市，借助于藍色經濟區的平臺，也在建設有較大吞吐能力的港口，其中正在建設的千億噸港口——董家口港尤為突出。以上我們不難看出，在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快速發展過程中，港灣、港口的建設顯得特別重要。作為發展海洋經濟重要的基礎設施，碼頭建設需要填海造地，需要在海岸帶開展工程建設，在海洋工程建設中對渤、黃海海域海洋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的影響是難以避免的，如果處理不當會對海洋環境造成較為嚴重的污染和破壞。

（三）海域使用引發的海洋環境問題

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規劃要建成九大核心區，其中包括丁字灣海上新城和濰坊海上新城，七大區有“海州灣重化工業集聚區”、“前島機械制造業集聚區”、“龍口灣海洋裝備制造業集聚區”、“濱州海洋化工業集聚區”、“董家口海洋高新科技產業集聚區”、“萊州海洋新能源產業集聚區”、 “ 東營石油產業集聚區”。建設海上新城需要填海造地以解決新城建設中的土地問題，七大區的建設需要將一定面積的海域變為陸地，加之在半島藍色經濟區建設過程中，海上養殖、海洋礦產資源的開采、旅游業及配套設施建設等等都會對周邊海域海洋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的破壞。例如海砂的開采，海砂是一種海洋資源，可以作為建筑或者工業原料使用，有著較高的經濟價值，在黃、渤海海域的儲藏量較為豐富。近年來，人們逐漸認識到海砂資源較大的利用價值，對于海砂資源的開采和利用在不斷的加大。一些不法分子為謀取利益無節制地開采海砂資源，由于這些人只注重開采而不進行保護，致使黃、渤海海域的海洋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填海造陸、海上養殖、海洋礦產資源的開發等，對于海洋生物的生長以及近岸的海岸環境的影響較為嚴重。特別是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的海洋生態環境相對于其他海域來說比較脆弱，因而更加容易受到污染和破壞。

（四）陸源污染引發的海洋環境問題

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內有黃河、彌河、濰河、膠萊河等大大小小的河流從這里入海，這些河流沿岸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由于管理不善使大量的污染物排入河流，這些污染物隨著河流一起匯入大海，對海洋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同時，沿海地區的企業和居民的生產、生活所產生的垃圾、工業廢料等污染物的傾倒對沿海地區的海洋環境也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2010年我國海洋環境狀況公報的數據顯示，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陸源污染已經成為海洋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作為全國經濟發展的先鋒區域，陸源污染造成的海洋環境污染問題尤為突出，因此在發展半島藍色經濟的過程中，應當更加重視對陸源污染的防治，盡可能地減少陸源污染對海洋環境的破壞。

二、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海洋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的不足

（一）相關法律制度原則性強，缺乏可操作性

眾所周知，海洋環境具有不可逆性、持續反應性和災害放大性等特征， 這些特點的存在客觀上要求海洋環境立法應廣泛運用科學和技術手段， 在立足海洋環境保護的基礎上， 從整體上了解和把握海洋環境的發展趨勢， 在海洋立法中應該具有一定的預見性、 適度的超前性。雖然對海洋環境的保護在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和《海洋環境保護法》做了原則性和制度性的規定，但是這些法律中的很多規定都只是一種原則性或者概括性的指引，相對于具體的規定而言，原則性和指導性的規定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模糊性，難以在實踐中有效地加以運用，可操作性較低。在對海洋環境保護的過程中應該制定切實可行的法律規定，可操作性強而且能夠在實踐中有效地加以運用以及時解決問題，這樣才能更好發揮法律、法規在保護海洋環境方面的作用。

（二）海洋環境立法相對滯后

法律是社會關系總和的反映，隨著社會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在海洋環境保護方面，海洋生態環境的狀況日益下降，海洋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峻，迫切需要法律作出相應的反映。而《海洋環境保護法》從2000年修訂以來，只有《防治海洋工程建設項目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一部相關的實施細則及法規出臺，除此之外并沒有其它配套的實施細則與配套法規。《防治陸源污染物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也是在十多年之前頒布，至今沒有對其進行修改過。現行海洋環境保護法制建設的滯后以及相關內容的不完善、法律制度缺失和很多問題在法律上存在空白和漏洞，難以滿足海洋環境保護的現實要求。

（三）責任形式單一，處罰力度較弱，法律責任淡化

在《海洋環境保護法》第九章中對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的行為規定了相應的法律責任。其中，主要的法律責任包括：罰款、警告、責令限期改正、暫扣或吊銷許可證、沒收違法所得等，在這些責任形式之中，運用最多、最廣的一種形式就是罰款。《防治陸源污染物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中對違反法律規定者也都做出了相應的規定，其責任形式主要是罰款、警告、給予相關人員以行政處分等形式。《海域使用管理法》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規中的法律責任形式也大都局限于這幾種形式。由此，從法律規定的這些責任形式中可以看出，違反保護海洋環境的相關規定，所承擔的責任形式大多是罰款等行政責任，而且這種行政處罰的方式比較單一，處罰力度不夠，使得以罰款為主要方式的處罰，在實踐中對海洋環境保護的力度較弱，不能起到相應的震懾作用，保護海洋環境的效果不是很好，很多企業寧愿被罰款。違法的低成本高收入，使得一些企業置海洋環境于不顧而違法排污。同時，這種單一的處罰方式，并沒有其他的責任承擔方式與其配合使用，處罰力度無法保證，處罰的實際效果便會大打折扣。

（四）缺乏損失鑒定評估制度的規定

根據我國現有的法律規定，在海洋環境污染中遭受損失的人如果想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負有舉證責任即需要自己提出相應的證據證明遭受損失的大小、造成損失的原因、侵害人或者單位等。由于在我國現有的海洋環境保護法沒有規定設立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鑒定評估機構，因此受害者無法向海洋環境損害鑒定機構尋求鑒定，這樣對于遭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來說，要想舉出這些證據存在很大的難度，甚至根本無法拿出有效的證據，因而也就不能對相關的損失提起訴訟，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更加縱容了那些置海洋環境于不顧，違法排污的企業和個人。

（五）缺乏海洋環境公益訴訟的相關規定

第2篇：海洋環境的變化范文

 

引言

 

我國擁有漫長的海岸線，海洋資源極為豐富。科學、合理地開發海洋資源，是我國發展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重要任務內容。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建設海洋強國為目標，積極推動海洋資源開發建設，取得了極為顯著的效果，在搞活沿海地區經濟方面發揮出巨大的積極作用。開發海洋資源，發展海洋經濟，前提是要精準掌握海洋環境動態變化情況及相關內在規律。這正是海洋環境監測工作的重要職責。我國海洋監測工作起步于建國初期，與共和國同步成長，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日臻成熟，已經成為我國環境監測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1 當前我國海洋環境監測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五十多年來，我國海洋環境監測工作實現了長足的進步，在國家經濟建設、環境資源開發與保護和抵御自然災害方面取得的顯著成效。但在實際工作中，在體制機制、技術措施方面還存在許多問題，限制了海洋環境監測工作質量的提高。具體存在如下幾方面問題。

 

1.1 管理體制有待完善

 

海洋環境監測工作是一項跨領域的綜合性學科，具有很強的時效性、技術性和綜合性。由于涉及范圍廣，影響因素多，運用資源巨大，海洋環境監測工作的順利開展，離不開科學、完善、高效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當前我國海洋環境監測工作管理體制尚未完善，在具體工作中還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對高效順暢開展海洋監測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建立健全管理體制，是我國海洋監測事業面臨的一項關鍵性工作，對于海洋監測事業今后的健康發展具有著十分重要的深遠影響。管理體制的建立，需要堅實的制度保障。目前，我國海洋環境監測工作在職能明確、人員考核、監測網絡建設、海洋災害及海洋污染事故損害評估方面亟待完善和規范。

 

1.2 監測人員業務素質有待加強

 

海洋環境監測是一項技術性要求極高的工作。海洋環境監測主要是對海水、水文、地質、大氣等進行監測，收集、整理并分析相關信息，以供相關工作決策參考。具體工作中需要使用大量現代化高科技監測設備，對于工作人員的業務水平要求較高。此外，海洋監測工作費用較多，工作容錯率較低，進一步提高了對業務人員的技能水平要求。當前我國海洋環境監測工作環境惡劣，工作經費緊張，不僅影響了監測設備及時更新換代，更對培養技術人才，打造穩定的監測人員隊伍十分不利。許多監測工作人員沒有經歷過系統的專業培訓，業務水平不高，對于監測手段、設備不熟悉，影響了海洋環境監測工作的高效開展。

 

1.3 技術手段有待加強

 

海洋環境監測屬于綜合性應用學科，各種監視、勘測工作都依賴于科學的技術方法和先進的監測設備才能得以順利進行。幾年來，我國海洋環境監測技術研發工作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進展，例如容量總量控制區監測技術、病蟲害檢測技術、難降解有機物分析技術、生理與遺傳學指標監測技術、赤潮毒素與貝毒監測技術等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但總體而言，和不斷提升的工作需求相比，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海洋環境監測技術還存在很大差距。特別是我國海洋監測機構工作經費、研發經費缺乏，嚴重滯緩了我國海洋監測技術的發展。許多技術尚處于開發階段，短期內不能正視投入使用，發揮應有效用。

 

1.4 監測網絡需要進一步拓展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海洋經濟建設工作的深入推進，海洋監測工作需求日益增加，但海洋監測網絡建設工作相對滯后，整個海洋監測網絡發展水平甚至呈現出逐年下降勢頭。這和海洋資源開發建設事業大局正相違背。目前，我國沿海各大城市已經開始逐漸建立、完善海洋環境監測機構，重組全海網成為一種必然趨勢。

 

2 海洋環境監測工作的發展對策

 

2.1 堅持依法治國方針，推動海洋環境監測制度體系建設

 

各級政府及相關管理部門要高度重視海洋環境監測工作的制度體系建設。國家海洋局、環境保護部等海洋管理職能部門要充分發揮管理部門的行政職能，牢固樹立依法治國理念，從源頭著手，通過立法的方式，完善海洋環境監測工作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通過法律的手段為海洋環境監測工作的順暢開展夯實制度保障。要依法明確海洋環境監測工作的職能和地位，切實落實國家關于海洋環境監測工作的各項方針、政策、辦法、措施。依法規范海洋環境監測行為，確保海洋環境監測工作和諧有序開展。要建立全國性的海洋環境監測管理體系，將各地區海洋環境監測工作納入國家的統一管理之下。管理部門要加大管理、監督、引導、協調力度，各地區的海洋環境監測機構和管理單位要在國家海洋管理部門的調度和管理下積極配合，協調運作，形成工作合力，以提高各地海洋環境監測工作效率，避免重復工作、浪費資源或監測缺位情況的出現，營造和諧的海洋環境監測秩序。在具體細節上，要不斷完善海洋環境監測工作執行細則和辦法等相關配套制度，比如海洋監測報告制度、海洋監測人員持證上崗制度、海洋環境監測有償服務制度等，以此不斷完善，形成科學完善、切實高效的海洋環境監測制度體系。

 

2.2 打造一支作風優良、技術過硬的海洋環境監測人才隊伍

 

針對我國目前海洋環境監測人員業務素質水平不高，隊伍穩定性差的情況，要下大力氣抓好監測人才隊伍建設。首先要對現有監測人員加大專業知識技能培訓力度，根據監測工作的具體需求，系統開展相關學科的培訓、教育工作。同時，通過一系列具有吸引力的措施引進一些高素質的專業技術人才，形成梯隊建設，推動我國海洋環境監測隊伍的良性發展。要加強海洋環境監測隊伍間橫向的交流和學習，利用各自技術優勢實現互補，從而提高我國海洋環境監測隊伍的整體技術水平。

 

2.3 落實監測工作質量控制措施

 

通過科學的管理方法，加強海洋環境監管工作質量管理。相關監測工作管理部門要充分認識到海洋環境監測工作的重要意義，加強對海洋環境監測的重視程度，采取有效措施，不斷強化監測工作管理力度，提高監測工作質量。通過完善制度體系建設，把質量控制的理念貫徹到各地海洋環境監測中去，融入到監測工作的具體執行過程中去，形成監測工作質量控制常態化管理，實現持續提高監測工作質量的目的。

 

3 結束語

 

我國海洋環境監測工作任重道遠。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深入推進，海洋資源開發與管理在國家建設體系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各級政府和管理部門應充分認識到我國海洋環境監測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加大深層次原因的分析探究，制定、實施針對性解決措施，不斷完善監測工作制度體系建設，加大資源投入，推動海洋環境監測技術的升級換代，做好監測人員隊伍建設，從而推動我國海洋開發與利用工作的不斷前進。

第3篇：海洋環境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海洋石油開發 海洋環境保護 環保技術研發 環保理念

[中圖分類號] P76 [文獻碼] B [文章編號] 1000-405X（2014）-3-231-1

0引言

隨著我國海洋石油開發工作的迅猛發展，我國的海洋石油產量迅速增加，促進了海上運輸、近海港口建設等海洋經濟的發展，但是其給海洋環保帶來的威脅和風險也與日俱增。據統計數據顯示，在“十一五”期間發生的海洋石油開發污染事故中僅溢油污染事故就有四十一例。這些事故使海洋環境中的生物走向滅亡，影響了海洋生態平衡，同時也給海洋石油開發單位帶來不可估量的的經濟損失，嚴重制約了海洋經濟的發展。例如，2011年8月，鬧得沸沸揚揚的康菲石油公司的渤海灣溢油事故致使渤海灣沿海地區的海洋經濟遭受嚴重的破壞，康菲石油公司也因應事故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僅經濟賠償款就高達10億元。因此，必須重視海洋環保工作，使在海洋石油開發高速發展的同時，也能維持海洋生態平衡。

1海洋石油開發對海洋環境的影響分析

1.1海洋石油開發的歷史

世界上的海洋石油的開發始于19世紀后期，而我國是在20世界50年代末才進入海洋石油開發領域的。1979年以前，在技術和資金的限制下，我國海洋石油開發呈爬坡之勢。1979年后，由于外資的引進，我國的海洋石油開發迅猛發展。如今，我國的海洋石油開發已經進入了高速發展期，在某些技術領域已經走在國際前列。

與陸地石油開發相比，由于海洋環境的變化多端，不確定的威脅因素太多，海洋石油的勘探開發會碰到更多的技術難題。因此，必須研發一些高效經濟的技術來面對這些難題。多纜多震源勘探技術、高分辨處理技術、小曲率半徑水平鉆井技術、極地海域鉆井技術、數控成像技術等技術是我國常用的一些勘探開發技術。

1.2海洋石油開發對海洋環境造成的問題分析

對于污染物，海洋可以通過稀釋、微生物分解等方式對其進行處理，從而達到自凈的效果。但是海洋自凈化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污染物濃度過大，海洋無法將其消化吸收，海洋環境就會因無法自凈而遭受污染。在海洋石油開發中常出現的環境問題主要有以下三點：一是因排入海洋的污染物過多而造成的海洋水體污染；二是海洋生態平衡被打破，最突出的體現是海洋生物的生境受到威脅，甚至使有些海洋生物由于生存環境的破壞而走向滅亡；三是有些海岸工程建設的合理性有待提高，使海岸環境和海岸生態系統受到嚴重的影響，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

1.3海洋石油開發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因全世界都重視海洋，海洋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處地位非常重要，上述的海洋環境問題對人類生產和生活已經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海洋環境保護不但有利于實現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還可以減少治理海洋污染問題的巨大費用，提高海洋石油開發的綜合經濟效益。因此，海洋石油開發人員務必做好在海洋石油開發過程中的海洋環境保護工作。海洋保護工作是建立在充分的現場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的，在充分了解海洋環境存在的問題之后，制定和執行相應的海洋環境保護法規以調整海洋石油開發和環境生態間的關系。

2應對策略分析

2.1海洋石油開發的環保技術研發

海洋石油污染一方面來自于海上石油生產設施和海運航線上的船舶，另一方面來自與沿海工業生產的污染物排放。要做好海洋環保工作，必須防患于未然。因此，科技研發人員在海洋石油開發環保技術的開發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研發出了一些高效的環保技術，為海洋環境保護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下面介紹一些海洋石油開發過程中常用的環保技術。

海上石油生產設施在生產過程中，會排出含有有害物質的鉆井排棄物，如泥漿和鉆屑等，這些廢棄物如果直接排放會對海洋環境產生不同程度的污染。目前，我國的污水處理技術主要是“隔油―浮選―過濾”技術和“聚結―浮選―活性炭吸附―砂濾”技術。這種技術主要去除處于游離態和機械分散狀態的油，除CODcr的效果不明顯。水力旋轉技術、聚結粗粒化技術和生化技術是現今研究的熱點技術。水力旋轉技術主要通過與大罐沉降、過濾工藝相結合，實現原油預脫水和污水除油。它有著凈水除污效果良好、處水量大、操作簡單易行等優點。開發各種高效旋流器是高技術重點的研究方向。進行污水處理時一般需要加入藥劑，但污水藥劑有可能對海洋環境產生二次污染，因此，應該研究不需外加化學試劑的污水凈化技術。聚結粗粒化技術很好地克服了傳統污水處理技術存在二次污染的缺點，主要利用粗粒化材料親油疏水的特性來進行除油。該技術的設備占地面積小，基建費用較低，但由于其出水油含量較高，需要利用其他處理技術對其進行進一步的處理。生化處理技術是通過可降解石油類物質的微生物如高效原油降解菌、嗜熱功能菌來，對污水降解處理。該技術主要用于常規方法處理后的污水的程度處理。該技術的環保性能更好。

在海運航線上的船舶方面，科技人員積極研究了船舶污染防治技術，通過在船舶中使用油水分離器，很好減輕了船舶對海洋的污染。

2.2完善監管監督機制

首先，加強海洋環保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環境監測能力，從而使海洋污染問題準確及時地被發現。其次，強化海洋環保的立法和執法力度，使海洋石油的合理開發得以實現。再者，對于生態環境脆弱的區域，要將陸地污染物排放量和海上污染的指標盡可能地降低，并建立生態環境保護區，從而提高其生態環境的穩定性。

2.3環保理念宣傳

目前，許多人的海洋環保意識比較淡薄。因此，要使海洋環保工作的順利實現，實現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必須讓環保理念深入人心。應該通過宣傳海報、電視廣播、宣傳展板等形式，讓人們樹立起海洋環保理念，強調海洋環保是與個人的利益是息息相關的，讓人們自覺保護海洋環境。

2.4增強從業人員環保意識

對于海洋石油開發的工作人員，要加強對他們的培訓，提高他們的環保意識，讓其在工作過程中嚴格遵守相應的操作規程來開展工作，避免因誤操作或環保意識匱乏而造成海洋事故和海洋污染。

3結語

海洋環境中有著豐富的物產資源和能源，這些東西是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而現今海洋環境卻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污染事件不斷發生。因此，做好海洋環保工作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1]邵洪軍.論海洋石油開發中的海洋環境保護.中國造船，2010（12）.

第4篇：海洋環境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環境公民；海洋公民；環境公民；海洋環境治理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7287（2012）02-0018-05

隨著人類海洋開發活動的日益拓展和深入，海洋開發過程中的資源過度開采、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問題也越來越突出。海洋經濟、海洋生態以及海洋社會之間能否持續協調發展，成為各個國家非常重視的問題；因為海洋區域空間的特殊性質，海洋環境治理也成為當代國際關系處理的重要主題。本文嘗試從環境公民與海洋公民的關系人手，考察海洋公民這一概念對于海洋環境治理的意義。

一、環境公民理論：背景與內容

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環境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嚴重。林兵認為，中國環境問題的總體狀況應當說是一種發展中的環境退化趨勢。這種退化趨勢形成的原因是：①長期實施的計劃經濟政策，其發展目標重于環境保護要求，造成生態環境惡化趨勢迄今未能遏抑；②環境管理乏力，環境政策滯后；③社會生活副產品形成主要污染源。總體來看，當前我國的環境治理面臨的挑戰不容樂觀，呈現為發展中的治理格局，既體現出一定的環境治理力度與成效，同時也存在著環境治理目標同社會發展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從治理方式看，我國環境治理的基本途徑是通過出臺法律法規形成相關制度。這種治理方式存在以下問題：治理主體單一、環境法制存在失靈現象、規劃環評程序不夠完善合理、環境政策滯后于環境問題變化。

正是因為我國環境治理的基本框架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模式，所以其基本行為通常表現為規劃環評和行政執法。其中，在環境執法環節，環境治理通常以“環保風暴”的方式進行，也就是由中央環保部門在最高權力的支持下開展運動式的行動，借助階段性速效行為來提升中國的環保工作水平。事實上，這并不是一種常規的管理辦法，這種自上而下、權力主導的環境執法模式存在著諸多缺陷。當然，政府主導模式有其速效和強有力的優勢，但是從目前環境治理面臨的復雜情境看，單一的管理主體已經不能夠適應日益嚴峻的環境惡化壓力。發展環境公民權、形成環境治理的多元主體、發動公眾和組織廣泛參與環境治理，已經成為當前環境治理的理性選擇。

隨著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全球范圍內自上而下的環境保護運動也在日漸轉向強調公眾參與和社區參與的環保行動；環境治理的主體從政府行為逐漸過渡到強調公民個體與各類社會組織的廣泛參與。事實上，歐美發達國家的轉變過程開始得更早一些，與這一轉變過程密切相關的環境公民理論也較早地出現。在20世紀中葉，環境問題日益凸顯，出現了公認的環境公害事件。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環境狀況的持續惡化，環境問題得到了普遍的關注。在知識生產領域，環境社會學、生態社會學以及環境政治學等學科范式也逐漸出現，這些學科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表達了人們對環境問題及其應對的理性思考。隨著公眾與各類社會組織環境問題意識的提升，環境治理運動也蓬勃展開。毋庸置疑，人類社會與環境之間的對立逐漸加劇，構成了環境公民、環境公民權概念及其理論形成的深刻背景。

環境公民、環境公民權以及環境公民社會等概念和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其目的是要克服在生態可持續發展目標下的公民個體行為與態度之間的不一致性，從而有助于創建一種真正可持續的社會。環境公民是指那些在面臨環境問題時通過改變個體態度實施環境保護行為的個體。而環境公民權就是實施環境保護行為時公民應該享有的權利與承擔的責任。隨著環境公民理論在環境治理過程中的實踐，自上而下的政策驅動行為和環境公民理論指導下的廣泛社會參與相結合的綜合治理模式，已經成為部分國家和地區環境治理行為的常態。

環境公民理論的核心就是處理環境治理中的個體責任問題，主要表現在環境公民理論的實在論基礎、論證邏輯和環境公民權基本內容等方面。

第一，環境公民理論的實在論基礎。公民個體與環境之間的實在關系問題，表征了環境公民行為有其實在論基礎。個體責任與環境問題之間關聯的基礎，是個體與生存環境之間存在的實在性關系。這種實在性關系將環境公民權置于物質性的環境實踐活動中，使得權利和義務有了現實的歸依。

從現實的環境治理實踐來看，中西方采取的環境治理策略存在顯著差異。西方國家普遍采用的環境治理策略是給予公民社會發展的空間，表現出多主體、多中心和協同參與的特征。目前，上述治理策略在我國的影響非常有限。在環境政策制定方面，有觀點認為中國的主要環境政策是由，官員在大體上不受公眾意見影響的情況下制定的。而且“所有重要的環境組織，如自然之友、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都受政府的嚴格控制，其主要功能是提升中國的綠色形象，利用外國的幫助，進行環境研究，在政府綠色政策的執行方面尋求公眾支持，并且將綠色價值社會化。在政策過程中，它們不允許發揮積極作用”。這種觀點雖然有失偏頗，但是也大體指出了我國環境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存在的既有特征。這種環境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人為割裂了公民個體與環境之間的實在關系，客觀上增大了環境保護的難度。

第二，環境公民理論的基本邏輯。其基本邏輯是如果公民個體能夠更多地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對于他人的環境責任，而且能夠基于一種實現環境正義的天然需要而不是顯示其關愛與同情之類的道德情感來履行這種公民權責任，那么社會的生態可持續性水平將會得到空前程度的提高。這個邏輯至少包括兩個基本判斷：一是個體具備環境問題的知識并能夠進行環境問題知覺和判斷；二是個體能夠形成環境保護行為的動機并產生環境保護行為。從個體學習能力和行為產出或形成動機的能力來看，這兩個判斷都可以成立。在此基礎上，個體能夠將環境保護與個體環境責任結合在一起，克服個體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間的不一致現象。當然，除了個體因素之外，上述兩個判斷的成立還需要特定的語境和現實條件。這些條件的形成又有賴于個體之外社會的、文化的環境因素。判斷一的成立，至少需要進一步拷問環境知識的來源和個體環境知覺判斷的一般特征與個體差異特征。判斷二的成立，則要對環保動機的激活過程、環保行為的類型和內容等問題進行深入考察。在這個意義上，環境公民行為總是與特定社會環境（或社會文化）提供的語境和條件聯系在一起的。所以，環境公民理論實際上把個體與社會、個體責任與社會文化建構緊密的關聯在一起。

第三，環境公民權在實踐問題上的局限性。首先，公民的環境責任與義務具有有限性，個體間的環境責任存在差異。這既表現為環境責任意識水平上的差異，也表現為環境保護行為結果的差異。每個公民個體的生態軌跡不同，從而形成了公民的環境責任與義務，用來確保自己的生態軌跡不會減少和阻礙其他個體包括后代從事有意義生活的機會。所以，環境公民權盡管在很多方面體現為人對自然的關心，但本質上只能是一種并非無限性的人類責任。其次，公民的環境責任主要強調了公民個體對于環境問題解決的單向責任。也就是說，環境公民權主要強調了公民個體的單向性義務，強調了公民責任對于環境改善的重要意義。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公民的個體道德層面，甚至有悖于個體的現實利益訴求。

二、海洋公民：環境公民理論在海洋領域的延伸

我國的海洋環境治理實踐也與一般的環境治理過程相似，主要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政府動員型環境治理實踐來進行。這種實踐活動方式一方面體現了環境治理中政府主導的特征，保障了我國環保政策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另一方面也忽視甚至在客觀上壓抑了社會力量積極自主參與環保實踐的動機。

當然，海洋環境治理過程也存在自身的特征。從治理對象看，海洋環境問題較之于陸地環境問題更為復雜。這種復雜性既體現在海洋生態資源的流動性上，也體現在海洋環境問題的易擴散性上。從治理主體看，海洋環境治理的主體通常具有跨地區、跨國家的性質，更加強調治理主體間的協同合作。較之于一般環境治理，海洋環境治理的難度更大，更難以確定統一有效的法律規范和一般原則。因此，更應該發動社會力量廣泛參與，以彌補自上而下式治理活動的不足，發展海洋公民的理念和行為應該成為海洋環境治理的重要途徑。

海洋公民是指在海洋活動過程中行使海洋知情權、海洋決策權和海洋事務訴訟權的公民及公民組織。海洋公民是構建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海洋社會秩序的基本主體，在海洋資源開發、海洋生態保護、海洋權益維護中發揮重要的基礎作用。海洋公民主要的活動方式，就是在海洋資源開發、海洋生態保護、海洋權益維護中積極參與和影響其他公眾、企業、政府及其他社會組織的海洋實踐過程、海洋決策過程以及海洋管理過程。

海洋公民的觀念是隨著海洋環境保護實踐活動而發展起來的。這一概念既來自于傳統公民概念，也直接脫胎于環境公民研究。傳統公民概念主要討論公共領域的問題，因而主要與公共生活、公共事務及決策等問題相關聯。隨著環境社會學與環境政治學等學科的出現和發展，公民的概念開始擴展到社會成員的環境心理、行為和態度領域，并被看做是一種鼓勵公民行為轉變的基本機制，用來降低人類對環境的消極影響，環境公民理論也應運而生，并為海洋公民概念的提出提供了理論條件。當然，海洋公民概念的內涵更為寬泛，不僅僅局限在海洋環境治理的領域，也不僅僅只與海洋環境保護行為相關聯，還涉及海洋事務的各個領域和層次，包括海洋開發、保護與管理過程中的公眾參與、海洋權益維護上的公民行為等。

在海洋環境治理的領域內，海洋公民的概念發展了環境公民的理念。從兩者的關系看，海洋公民這一概念滿足了環境公民理論的實在論基礎和基本論證邏輯的要求，同時也反映了海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

環境公民理論的實在論基礎在于公民個體與環境之間的實在關系導致了環境問題與個體責任的關聯。對于海洋公民而言，其實在論基礎一方面繼承了環境公民的實在論特征，同時也表現出自身的特點。海洋公民的實在論基礎根植于比一般“人一地”關系更為復雜的“人-海”關系上。“人-海”關系即人類活動與海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以及以海洋為背景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自工業革命以來，大工業生產擴展了人類開發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作為人類活動聚集度最高的海岸帶首當其沖，環境污染、資源破壞、生態退化、災害頻發等問題觸目驚心，人海關系向著不協調、惡化的方向急速演變。人類的涉海行為與海洋環境的惡化構成了海洋公民概念在海洋環境治理領域的實在論前提。

從海洋公民個體責任的論證邏輯看，海洋公民這一概念滿足了環境公民權成立的兩個基本判斷：一方面，公眾日益具備海洋環境相關的知識并能夠對海洋環境問題進行知覺和判斷。隨著全球海洋資源的不斷開發，海洋生態環境破壞不斷加劇以及海洋權益爭奪日益激烈，海洋環境保護問題也日益成為全球各國特別是沿海各國的重要議題。海洋環境保護中的個體責任問題也成為上述議題中的基本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海洋環境問題日益引起公民的關注和廣泛參與。在海洋空間內，當前公民個體已經能夠形成海洋環境保護行為的動機并產出海洋環境保護行為。基于上述判斷，海洋公民概念的論證在邏輯上也是成立的。

此外，公眾環境意識水平的提高特別是海洋環境意識水平的提高為海洋公民行為的發展提供了主體特征條件。海洋環境意識是環境意識在海洋空間領域的表征，是人類涉海行為的自我認知，是人類對海洋空間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意識。從當前的人類海洋實踐來看，經濟社會的進步仍然意味著海洋權益爭奪和海洋環境破壞的進一步加劇；同時也反映出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觀念的影響日益擴大，新生態文明的海洋意識觀念也初顯端倪。這表明，公民的海洋環境意識在逐漸地提高和改善。

不同于具有封閉性的陸地社會，海洋空間（領域）的特性使得海洋社會更趨復雜。在海洋實踐中，人類的涉海行為及其在這種行為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都與海洋環境的變化存在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總之，海洋公民這一概念擴大和延伸了環境公民理論的研究。將環境公民權與環境公民行為置于海洋空間或海洋社會這一領域，有利于進一步細化環境社會學和海洋社會學研究的領域。如果把海洋社會學研究的對象設定為人們的海洋實踐行為，海洋公民概念突出了人們的海洋開發、保護和管理等涉海行為的實踐特征，能夠更好地把海洋社會理論研究和具體海洋實踐對策統合起來。此外，環境社會理論與生態政治理論之間的密切關系也在海洋公民這一概念中體現出來。

三、培養海洋公民理念和規范海洋公民行為的策略

從海洋實踐的角度看，加強海洋公民研究、推廣海洋公民的理念具有以下意義：有助于擴大政府海洋開發與治理決策的公眾基礎；有助于提高政府海洋政策的決策水平；有助于提高海洋環境治理的效率和水平，降低海洋管理的行政成本，最大限度地包容海洋環境治理的多主體特征，尤其強調海洋環境保護的個體責任；有助于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海洋開發保護與治理的各個環節。在海洋環境保護領域，公眾參與的方式和途徑及其面對的挑戰不同于一般的環境公民參與行為，海洋公民研究突出了海洋實踐過程中公眾參與的獨特特征，有助于形成更有針對性的策略與建議。因此，在海洋開發、保護與治理的領域需要大力培育海洋公民理念、規范海洋公民行為。

首先，改善海洋教育的形式和水平。研究表明，較高水平的海洋教育能夠更大地提高海洋公民感水平。海洋教育可以有效地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水平，具體途徑和做法是大力開展海洋科普教育，推進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階段的海洋知識體系建設，從而提高海洋相關的教育水平。此外，海洋意識教育水平也不能僅僅依靠正式教育體制內的改革，大力發展非正式教育組織機構和非傳統的海洋教育課程體系和培訓計劃，積極開展涉海培訓活動也都是重要的舉措。

其次，增加與海洋環境相關的個人接觸。在個體行為層面上，培養和發展親海洋行為是有效提高海洋公民行為水平的重要途徑。研究表明，海岸帶居民的海洋環境意識水平要高于內陸居民。公民個體與海洋空間有關的歷史生存經驗、家庭與工作的區域特征以及娛樂休閑的方式，都會對海洋公民行為產生影響。

再次，加強海洋保護法制建設，建立健全海洋決策參與制度。從確定社會秩序的角度看，環境立法可能是保護環境的最有效途徑，可以把環境保護的個人責任、組織責任等考慮在立法程序內，使得環境保護的全民參與有法可依。在政府海洋立法與政策制定過程中，在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進行涉海事務決策過程中，同時也在海洋環境和海洋事務的監測與評價過程中，規范海洋公民行為，需要有制度性的保障，這需要政府、企業和其他各類社會組織建立健全政策與決策制度。

最后，大力培育海洋環境非政府組織。一方面，各類環境非政府組織在環境保護和生態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環境非政府組織在公眾與政府之間開展多種形式的活動，對于環境保護個人與社會責任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海洋環境保護方面，海洋環境非政府組織活動范圍非常寬泛，既包括海洋環保宣傳教育、海洋環保策劃組織活動和海洋環境的科學研究活動，也包括與海洋環境相關公共政策制定的積極參與、與海洋環境相關問題解決和事件處理的監測、咨詢及評估事務。

上述具體措施一方面從個體行為的角度著手，另一方面從公民行為與環境、海洋立法及決策過程的關系人手，以求在社會組織和政府行為的層面上實施更為宏觀的影響。

第5篇：海洋環境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海洋環境；生態保護；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P6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2-0126-02

我國有18 000多千米的大陸海岸線，是中華民族繁榮穩定發展的搖籃；在這富饒的海岸帶上，我國國土利用程度最高，經濟水平最發達，人口最密集。與此同時，由于海岸帶是陸地生態系統和海洋生態系統的結合部，近海岸陸地受海洋生態系統影響較大，部分陸地物種不得不依存于海洋生態系統所存在，因此保證海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至關重要，它不僅影響著海洋生態系統自身的生物鏈，還影響著與其相關的陸地資源，故要大力發展海洋經濟的同時實現海洋資源合理利用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一、海洋資源發展的趨勢

陸地資源是目前利用率較高的自然資源，但一些地區受限于地形地勢等環境因素的限制，開發成本較高，開發前景不明朗，因此，在注重土地資源合理利用的同時，把目光關注海洋資源，盡可能讓土地資源和海洋資源都能發揮出極大的經濟價值。但是，現代海洋資源在開發過程中展現其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系列環境問題。例如，海洋生物多樣性與海洋漁業日益發展的矛盾，海洋石油資源開發與海洋環境污染的矛盾，近海岸圍海養殖、圍填海與海洋生態環境穩定性的矛盾。這些海洋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污染，或多或少的影響著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這就要求實現海洋經濟開發和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從“先開發后保護”到“開發和保護并舉”的發展趨勢。

隨著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基于海洋產業所衍生的工業鏈已經成為中國沿海經濟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沿海地區逐漸形成了大力發展重點海域，合理利用海洋資源的海洋經濟產業。沿海地區占13%國土總面積卻擁有40%的人口，沿海經濟占全國GDP中的比重高達60%。因此，在大力開發陸地資源的同時開發海洋資源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經濟來源。

二、海域環境狀況

20世紀70年代以前，由于海洋開發不明顯，我國的海洋環境未受到較大破壞和污染，海洋生態系統較好。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沿海經濟迅速騰飛，近海岸地區海洋開發日益頻繁，海洋生物鏈失調，海水污染嚴重給海洋生態系統帶來巨大壓力，與此同時，海洋石油工業蓬勃發展，石油泄漏事件偶爾發生，海洋環境問題日益加劇。至20世紀末，我國約有4萬平方公里海域污染較重，20萬平方公里的近岸海域受到污染，海洋生態系統受到嚴重破壞，生物多樣性不斷減少，自然災害次數增多。因此，我國需要大力加強海洋環境保護，并利用實時人為監控、合理制定區域規劃等方法對與海洋資源息息相關的沿海作業進行嚴格監測監管，把災害指數盡可能的降到最低，減少經濟損失，在不影響海洋環境的前提下合理開發利用海洋資源，確保海洋資源的可再生循環利用。

最近十年以來，我國海洋環境惡化的勢頭受到了有效地制約。海洋污染總體上呈下降趨勢，全國近海岸海域污染程度略有減輕，但是局部海域尤其是重點海域污染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我國海洋生態環境仍不樂觀。海洋石油作業區和大部分河口、海灣地區有機物污染、油污染和重金屬污染較為嚴重，局部區域污染對近海岸的魚蝦類的總量和質量影響較大，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沿海地區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和沿海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是未來十年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實現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三、局部海域生態環境惡化的原因

1.海上污染

海洋石油工業操作失誤導致石油污染；化學品運輸過程中有害物質泄漏；近海岸地區大量違規傾倒廢棄物；圍海養殖密度過大，造成海洋生物鏈失調，局部海水含氧量下降，導致海洋環境失衡。

2.近海岸陸源污染

盲目開發近海岸陸地旅游資源，導致局部生態系統失調；內陸地區在主要入海河流大量傾倒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導致出海和海灣地區水體變質，污染嚴重；盲目引進某些外來物種，使本地物種安全受到侵害。

3.不合理的開發和管理

漁業資源的過分捕撈，超過了其可再生的能力，導致魚類總量下降；盲目追求經濟效益對沿海地區進行過量圍填海，建設大量工業用地或海景房，打破原有的區域生態平衡，破壞海岸帶生態環境。

4.全球海洋環境的影響

海水是動態的，不斷流動的，某個地區的海洋環境發生變化勢必對其他地區或多或少影響著。例如，周邊鄰國污染物泄露流入我國海域；全球溫度的升高，導致南北極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影響了海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

四、海洋污染和防治的采取措施

為了確保海洋生態環境和海洋經濟相互協調，共同發展，我們應充分認識到加強海洋環境保護的關鍵性。因此，我們應采取以下措施來遏止海洋環境持續惡化的勢頭。

1.加強沿海地區的法制建設

根據不斷出現的實時海洋生態環境問題繼續完善《海洋環境保護法》，彌補在海岸帶管理方面的某些空白，只有不斷地完善和加強法制建設，加大執法力度，嚴格按照制度處理相關問題，才能提高我國海洋保護的依據性和可協調性，為海洋生態系統的保護提供了堅實的后盾。

2.控制陸源污染物和海上污染物的擴散

對工業廢水的排廢量進行控制，嚴格審批入海口和排污口；提高污水處理廠的脫氮、脫磷工藝水平，引進先進儀器，淘汰落后的污水處理工藝流程；實現農業的清潔生產，降低農藥和化肥的利用率；嚴格管理海上石油作業的安全性，嚴格審查攜帶化學品的過往船只的安全性，盡可能把發生事故的概率降到最低。

3.加強海洋環境監測

全方位海域監測和部分區域監測有效地結合起來，利用人工定點監測和遙感衛星總體監測等方法及時發現污染源或不合理的海洋資源利用項目，做到及時治理，把污染源扼殺在萌芽中，減少經濟損失。進一步加大入海排污口、近海旅游度假區和典型海洋生態脆弱區的監測力度。從根本上，處理一切不利于海洋生態環境的狀況發生，有效的保護海洋環境。

4.海洋資源的合理開發

合理開發海洋資源，對一些不利于海洋生態系統的項目工程，少開發或不開發，科學的論證海域使用的合理性，從源頭上嚴格審批海洋資源利用的方案，對正在進行的污染和破壞海洋生態系統的項目加大監管力度，從而有效地保護海洋環境。

5.提高公民保護海洋意識

普及海洋知識，舉行海洋保護專題講座，印發海洋保護宣傳冊，把最切實的海洋環境問題傳達給公眾，提高公民的保護海洋生態系統的自覺性。從思想上重視就能在行動上制約。

五、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海洋生態系統穩定與否和海洋生物多樣性緊密相關，海洋生態環境穩定則生物多樣性趨于平衡，反之，則生物多樣性減少，目前的由于海洋生態系統不斷受到外來人為因素的影響，生態系統的平衡性已被逐漸打破，海洋生物種類也因此逐年減少，其后果直接影響到當代人的利益，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對后代人產生了積累性不良后果。因此，我們當代人應肩負起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維護海洋生態平衡，保證海洋生物可再生循環繁衍的歷史使命，遏制住海洋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趨勢，從保持海洋生態系統穩定性這一前提出發，建立滿足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海洋生態環境，即為大力發展海洋經濟與海洋環境污染防治相協調的同時，要特別突出海洋生態保護的重要性。因此，應采取進一步的措施和方案致力于加強海洋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1.形成嚴格的捕撈制度

在大力發展漁業及其附屬產業的同時，嚴格控制漁業捕撈強度，做好漁業資源的增殖和養護，對特定魚類根據其繁殖特性進行分季節分批次的捕撈，禁止非法大規模持續性捕撈，保證漁業資源的可持續性，與此同時，調整和完善海洋生物資源的養護條件，建立漁業資源保護區，確保海洋生物資源平穩，有效的利用。

2.建立海洋管理試驗區

以改善海岸帶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為目標，可建立海洋管理試驗區，在盡可能不影響海洋生態系統的前提下，合理規劃布局，開發利用海洋資源，建立一套海洋管理的指標體系，并根據實驗區所呈現出來的問題，不斷完善海洋管理，同時深入加強海洋生態環境評價和海域監督管理，提高海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

3.海洋自然保護區建設

隨著海洋經濟的大力發展，海洋資源開發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矛盾日益嚴重，我國已有文昌魚、斑海豹等多個稀有物種瀕臨滅絕，因此，應大力加強海洋自然保護區的建設，合理規劃布局自然保護區，提高自然保護區的管理水平，極大限度確保稀有物種的正常繁殖。

4.防護林建設和赤潮防治的監測

防護林建設不僅在防護海潮效果明顯，在改善海洋生態環境，維護海洋生態平衡也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赤潮是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海水中某些浮游植物、原生動物等爆發性增殖引起水體變質的災害，災害形成時間長，范圍廣，因此應高度重視避免赤潮災害的發生，即為建設海域赤潮監測監視預警網絡，并對重點海域和赤潮多發海域實施嚴密的監視監測，減少赤潮災害所帶來的損失，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六、展望

在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我們既要大力開發海洋經濟也要加大海洋生態環境的保護力度，實現合理、有條不紊、互不沖突的發展。針對重點海域，要進行實時動態監控，確保海洋生態系統的穩定。從先污染再治理轉變為先規劃再開發，科學的總結歷史經驗，保證海洋經濟開發的可行性，減少海洋環境保護成本。與此同時，我們應制定沿海經濟發展和海洋生態環境相互協調的科學發展方針，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不斷深化海洋生態保護的思想意識，走一條海洋生態環境和海洋經濟發展和諧與穩定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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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斌.中國海洋環境現狀及保護對策[J].環境保護，2006，（20）.

第6篇：海洋環境的變化范文

渤海海域面積為717萬km2，平均水深18m，小于10m水深的海域面積約占總面積的26％，海岸線總長6584km，占全國海岸線的20．6％。近年來，遼寧省的“五點一線”沿海經濟帶、河北省的“曹妃甸循環經濟示范區”和“滄州渤海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和山東省的“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等開發規劃將進一步加大渤海環境壓力，渤海開發與保護的矛盾日益凸顯。根據國家海洋局的《中國海洋環境質量公報》和《渤海海洋環境質量公報》，2001—2011年，渤海未達清潔海域水質標準面積總體呈增加的趨勢，影響渤海環境質量的主要問題有近岸水體富營養化加劇、高溫高鹽水大量入海、陸源污染入海嚴重、海源污染增多，嚴重影響了渤海水體環境和生態系統健康。

1、近岸水體富營養化加劇

隨著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沿岸海域開發活動增多以及近岸海域集約化和半集約化養殖的興起，大量的工業廢水、生活污水、農業污水、養殖污水等排放入海，渤海近岸海域污染日趨嚴重，以渤海三灣和部分城市近岸海域污染為甚，海水富營養化程度不斷加劇。氮磷比作為水體富營養化的重要指標，一般海水中正常的氮磷比值為16∶1。在20世紀80年代初，渤海海域氮磷比為2∶1～3∶1，在90年代初為5∶1～10∶1，在90年代末升高為16∶1～24∶1，2004—2006年氮磷比均值約為50∶1，至2008年渤海海域氮磷比達到67∶1，局部海域高達200∶1，其中無機氮含量日益升高，渤海海域營養鹽結構由氮限制演化為現今的磷限制。水體的富營養化使得赤潮發生的概率大大增加，渤海赤潮災害發生的頻率和規模也確實在不斷上升。據不完全統計，渤海有史以來記錄到的赤潮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每年僅為0．1次，年發生面積90km2，進入90年代后平均每年發生赤潮2．7次，年發生面積超過1750km2，21世紀初年平均發生赤潮11．4次，年發生面積超過2830km2，2011年發生赤潮13次，累計面積為217km2。

2、高溫高鹽水入海，直接影響渤海水體環境環

渤海地區經濟發達，地處海河流域、遼河流域、黃河流域下游和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是我國水資源最為緊張的區域。為緩解淡水資源短缺的壓力，各省市大力發展海水淡化項目，至2010年，環渤海地區主要海水淡化工程的海水處理能力已達到36萬t／d，在淡化海水過程中大量濃縮的高鹽海水排放入海，對渤海近岸海域的生態系統造成一定負面影響。而且近些年來，各地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地下水資源被破壞等問題，使得入海徑流大大減少，尤其是黃河流量大幅減少，這些都是造成渤海海洋生態用水量逐年降低，海水鹽度不斷升高的原因。環渤海燃煤電廠已有40余座，均采用海水直流冷卻方式，大量的溫排水涌入海中，加之渤海灣內水動力條件較差，溫升擴散相對開放型海域較差，溫排水的影響使得近岸海域的生物群落結構、主要生物物種和種群密度等都發生變化，浮游生物、底棲生物、游泳動物等的生存環境也隨之改變，改變了原有的生態系統，并造成一定程度上漁業資源的損失。

3、陸源污染嚴重，損害近岸海域生態系統

陸源污染物入海是海洋環境污染的主要影響因素，在近岸海域，約為90％的污染物來自陸地，2009年《渤海海洋環境公報》的數據顯示：渤海沿岸實時監測的陸源入海排污口共100個，工業排污口32個，而這些沿岸排污口超標排放現象嚴重，75％的監測排污口存在超標排放現象，40％的重點排污口鄰近海域水質劣于第四類海水水質標準，27％的重點排污口鄰近海域生態環境有所惡化。2011年，排入渤海的主要污染物總量達到97．4萬t，包括化學需氧物質、石油類、營養鹽和重金屬、砷等，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農業耕作產生的含有機污染物污水也被沖刷或直排入海，多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開始被檢出，666、DDT的檢出率均較高，部分排污口有機氯農藥的含量明顯高于我國近岸海域的平均水平（＜10ng／L），海灣、河口、濕地灘涂等典型的生態系統遭到嚴重破壞。由于海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空間巨大，各地政府向海要地的欲望越來越強，港口碼頭、人工島等涉海圍海造地工程不斷上馬，沿岸地區海岸線不斷被拉直，水動力條件大幅改變，圍墾、泥沙淤積及過度開發利用等因素導致岸線縮短、自然濕地面積大幅萎縮，其中以盤錦濱海濕地、天津近岸濕地和黃河三角洲濕地破壞最為嚴重。海岸工程的建設還影響到環渤海區域生態防護林體系的建設，分布不均、林齡老化、林種和樹種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凸顯。

4、海源污染增多，生態環境嚴重受損

隨著環渤海經濟的快速發展及港口建設的加快，船舶流量逐年提高，海上傾廢、港口及船舶污染都在影響著海洋環境，同時因石油運量增加，船舶發生事故性溢油的風險加大。渤海海域現有20個海上油氣田，165個海上石油平臺，海上油氣田與沿岸的勝利、大港和遼河三大油田，構成了中國第二大產油區，產量占全國50％以上，但在近兩年里也是事故頻發，尤其是在2011年6月4日和6月17日，蓬萊19－3油田在鉆井過程中相繼發生兩起溢油事故，導致大量原油和油基泥漿入海，河北省秦皇島、唐山和遼寧省綏中的部分岸灘發現來自蓬萊19－3油田的油污。受溢油事故影響，污染海域的浮游生物種類和多樣性降低，海洋生物幼蟲幼體及魚卵仔稚魚受到損害，底棲生物體內石油烴含量明顯升高，海洋生物棲息環境遭到破壞，對渤海海洋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損害。

二、當前污染治理的主要措施

面對渤海海域日益嚴重的污染狀況，從海洋行政管理部門到環保部門，從海洋專家學者到廣大從業人員都在集思廣益討論著渤海污染的治理方法并付諸實施，為恢復渤海海域生態環境、推進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做著不懈的努力，主要有以下幾項措施。

1、嚴格管控陸源污染物入海及區域排污總量

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渤海環境保護總體規劃（2008—2020）》等的頒布實施，為保護和改善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海洋資源、防治污染損害、維護生態平衡、保障人體健康提供了法律保障。但面對渤海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復雜的海洋環境污染問題，要按現行法律法規嚴格管控陸源污染物入海，關停和淘汰污染嚴重、技術落后的企業，處理違法排污單位，鼓勵綠色清潔生產，從源頭上切斷污染源；加快工業、農業、生產生活污水處理和垃圾處理等環保設施建設，沿渤海區域的工業污水、生活污水進行集中處理排放；按照河海統籌、陸海兼顧的原則，測算各海域環境容量，確定各海域污染物允許排入量和陸源污染物排海削減量。加強監控、核查和監測污染物排放，嚴格控制污染物入海總量，繼續推行海洋節能減排政策，完善涉海工程排污申報和排污許可證制度。促進近岸海域海洋環境質量的改善，實現海洋生態環境良性循環。

2、保護海洋生態系統，積極推進生態修復

加強海岸帶的生態保護，嚴禁破壞海洋生物生存環境的項目開展，防止海岸的侵蝕、擠占，切實加強海岸線、海灘的保護；沿海地區尤其要注意不得超采地下水，節約使用地下水資源，防止海水的倒灌和入侵，保護好近岸海域生態環境；加強對海洋漁業生態環境的保護，防止過度捕撈，在內灣或淺海處選擇性養殖海帶、裙帶菜、紫菜等大型經濟海藻，既可凈化水體，又有較高的經濟效益，使資源能夠再生和持續發展；加強對現有自然保護區的投入，努力搞好沿海地區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積極開展海洋生態修復、人工魚礁建設等工作，加大受污染濱海灘涂、濕地的整治力度，減少或避免海洋生態系統受到侵害；建立相應的影響評估模型，評價沿岸開發利用海洋資源活動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程度，切實提高海洋生態系統的健康水平。

3、改變現有管理機制，集中海洋執法力量

環渤海區自北向南分布有遼寧省、河北省、天津市和山東省，涉及13個地市，行政區域跨度大，海洋與環保管理部門多，涉及各方利益復雜，協調聯動機制不夠完善。要改變渤海污染的現狀，必須要建立區域性的陸海統籌污染防治機制。各相關省市政府、環保、海洋、海事、漁政和交通等涉海部門須確立共同的目標，將各部門執法力量集中起來，建立聯合聯動共享的機制，共同開展海洋環境監測與執法監察工作，把治理渤海污染、保護渤海環境放在首位。加強海上巡查，對海洋石油、海上航運和港口碼頭單位發生的溢油漏油及違規傾廢等行為進行嚴肅處理。建立健全重大海上污染事故應急機制，當發生嚴重污染事故時，能及時采取相關措施進行污染處置，降低污染損害。

4、以渤海環境問題為契機，完善法律制度

《海洋環境保護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環境影響評價法》和《渤海環境保護總體規劃（2008—2020）》等有關海洋環境保護方面的多部法律法規、規劃相繼頒布實施，但對于渤海這類區域性與綜合型并存的海域尚缺少針對性法規和配套的實施細則，當發生污染損害事故時，不僅涉海管理和監測部門各行其是、缺少協調，在執法和損害賠償方面更是各自為政。因此有必要對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進行重新審定，對《海洋環境保護法》相關的實施細則、配套法規和環境標準進行編制出臺，以解決渤海的環境問題為契機，以期能推廣并解決其他此類海域的環境問題。

三、強化海洋環境保護的幾點思路

渤海的問題受到環渤海區各省市和國家有關部委的高度重視，各方面通過推進法律法規建設，加強海洋執法管理，控制污染源排放，開展生態修復等方式和手段加強渤海海洋環境的保護，污染狀況有所好轉，環境質量有所改善。為進一步實現渤海環境治理的目標，構建和諧渤海、生態渤海，提出以下幾點思路。

1、加強對海洋從業人員的培訓

海洋經濟的發展，給海洋產業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其中2010年全國涉海就業人員3350萬人，新增就業80萬人，2011年全國涉海就業人員3420萬人，比2010年增加70萬人。保護海洋環境，人是最為關鍵的因素，不僅從事海洋行政管理、海洋執法和海洋環境監檢測人員要熟悉有關法律法規并了解海洋環保知識，更多的涉海從業人員，如沿海企業責任人、海水養殖戶、涉海工程建設者等非專業技術人員，也要對法律法規等知識有所了解，因此對這部分涉海從業人員進行相關的培訓很有必要，使其掌握一定的海洋環保知識，提高其海洋法律意識、環保意識，在工作中身體力行的將法律法規落到實處，推進海洋環保，才能逐漸改變只向海洋要經濟效益、卻把海洋當作垃圾場的意識，讓海洋環境保護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對海洋環保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建立海洋（涉海）工程環境監理制度

目前海洋（涉海）工程在建設過程中的海洋環境保護與管理一般采用建設單位聯合施工單位和施工監理單位設立工程環境管理機構和專職人員，其中施工環境監理工作是由工程建設單位委托具有工程監理資質并經環境保護業務培訓的單位負責，但在實際當中一般是施工單位環保員負責具體的環境管理工作，施工監理單位則主要負責施工進度、工程建設質量等方面，在海洋環境保護和管理上存在著重視程度不高、專業水平不夠等問題。為此，應該考慮建立并完善海洋（涉海）工程的海洋環境監理制度，要求施工監理單位及施工單位環保員必須經過海洋行政主管部門組織的技術培訓并獲取相應的資質后方可負責海洋環境監理工作，如在施工過程中出現重大海洋環境污染事件，除追究施工單位責任之外，還要對監理單位予以問責和處理，從而明確并規范海洋工程的海洋環境監理與保護工作程序和內容，確保海洋工程海洋環境保護措施能得到有效的落實。

3、完善海洋生態損害補償機制

目前在海洋領域實施了一些廣義生態補償范疇的海洋開發利用收費制度，如“排污（傾廢）收費制度”、“漁業資源增殖保護費制度”。近年來，渤海沿海部分省市探索性開展了海洋生態補償的實踐工作，2007年山東省確定了生態補償的對象和標準，2009年1月的《渤海環境保護總體規劃（2008—2020年）》及其他一些與渤海社會經濟與環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均把建立生態補償機制作為渤海治理的新的途徑和手段。但與陸地生態系統相比，海洋生態補償的系統研究較少，且尚未從產業開發的角度，運用市場手段來真正建立補償標準。尤其是當發生諸如蓬萊19－3油田溢油災害事故時，對渤海的海洋生態環境、海洋自然資源和海洋養殖等相關產業造成巨大損失，但是根據《海洋環境保護法》所作的補償金額十分有限，進行生態損害補償又缺少相應的法規和標準支持，索賠工作進展處于尷尬境地。因此對有關法律法規進行補充修訂，完善海洋生態損害補償機制，更多的關注公眾利益可以說是迫在眉睫。

4、提高海洋產業開發技術標準

目前在渤海區除了海上油氣田和海上石油平臺之外，還有11個熱點開發區，19個海水增養殖區，5個大型海水漁場，7個傾倒區。作為河北、遼寧、山東三省和天津市海洋產業開發利用的熱點區域，在推進法律法規建設、加強海洋執法管理、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等的同時，應提高行業準入“門檻”，進一步提高海洋產業開發的技術標準，提高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率，涉海產業開發企業的資質和技術水平等必須符合標準要求，確保在用海過程中能做到科學開發、綜合利用，不會對海洋環境造成二次污染、后續污染。

5、積極推進海洋環境文化建設

第7篇：海洋環境的變化范文

中圖分類號D60；X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6）04-0022-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04

近年來，隨著海洋開發進程的加快，大量的海洋污染以及生態破壞事件涌現。2013年的渤海康菲溢油事件，2010年的大連石油管道爆炸漏油污染海洋事件，2008年的青島滸苔事件，都一度成為全民關注的焦點。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節能減排的任務與日劇增，這將加快我國沿海核電站等大型節能工程的建設；海外貿易的增加，由于船舶減壓水等原因也使得海洋外來物種入侵概率增大。但是，相對于陸地而言，海洋對于大多數人而言，畢竟是陌生的，這就使得人們往往難以把握海洋環境風險的真正狀況，從而使得民眾的風險感知經常發生錯位：要么對某些海洋環境風險的危害性感知不夠（如大多數人對海洋洋流紊亂的危害性認知不足），要么對某些海洋環境風險過度反應，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由于日本福島核電站泄漏而造成的大規模搶鹽事件）。而海洋環境風險感知的錯位，將給海洋環境保護以及風險防治帶來挑戰。誠如貝克所言：風險的感知和風險不是不同的東西，而就是相同的東西[1]。因此，深入探究民眾的海洋環境風險感知，分析其形成機理，將有利于我們科學有序的進行海洋環境風險防治，從而實現沿海區域的生態保護與社會穩定。

1文獻回顧與評述

伴隨著工業化引發的大量環境問題，“環境風險”逐漸成為風險研究的一個重點。與風險的研究相契合，環境風險的研究在初期，秉承“可接受的風險”理念，對不同的環境風險防治方案進行權衡比較[2-3]。這一研究思路主要從“客觀”的角度進行研究，即認為環境風險是客觀存在的，倡導對環境風險進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在20世紀80年代，一些學者開始意識到“風險”不僅僅是客觀的，還具有主觀性。以道格拉斯（Douglas）和維達夫斯基（Wildavsky，）等人為代表的風險文化理論[4]，以及斯洛維奇（Slovic）的風險心理測量理論等[5]，開始從“主觀”角度研究風險，即更強調“風險的感知”。在此基礎上，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構建了“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更為深入地揭示了環境風險、風險感知以及社會風險之間的關聯[6]。Wen Xue等人運用文化風險理論，細致分析不同群體和文化背景之下的環境風險意識差異[7]。這一對環境風險的研究視角，也為我國一些研究者所接納，開始從風險感知的角度去分析因由環境引發的社會風險問題。例如黃杰、朱正威等人提出我國一些大型環境事件的引發，是不同利益相關者風險感知的差異性以及由此導致的應對行為[8]。胡象明等人也認為從風險感知的視角構建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分析框架，更有助于揭示其風險產生的內在機理和演進邏輯[9]。

王剛：海洋環境風險的特性及形成機理：基于扎根理論分析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年第4期在海洋領域，有部分生態學、海洋學等理工學科的學者以“海洋生態風險”為主題，研究不確定性的事故或災害對海洋生態系統可能產生的不利作用，包括海洋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損害，但是未對其社會效應展開研究。在海洋社會科學領域，大部分研究者從“應急管理”的角度，對海洋環境突發事件的政府應對展開了研究。王琪針對海洋危機、海洋突發事件的政府協調不暢，提出完善對策[10]。崔鳳在研究海洋開發與環境風險時，概括了海洋環境風險的四個特點：隱蔽性、影響的廣泛性、治理難度大、后果難以評估[11]。也有一部分研究者關注海洋污染事件的環境抗爭的研究。陳濤從社會影響的角度去探究海洋污染事件，并探討了基層政府在面對環境抗爭中的一些行動策略[12]。并指出海洋環境風險與污染問題源自粗放型海洋開發模式。唐國建針對渤海康菲溢油事件中的漁民環境抗爭展開了研究，從而對現實的政策、制度修正提出建議[13]。

文獻表明，在海洋社會科學領域，當前的研究重點集中在“應急管理”及“環境抗爭”的研究上，有關風險以及環境風險的研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因而也沒有有效吸納有關風險以及環境風險的研究成果。這使得其研究側重海洋污染事件的后期處理上，而缺乏對前提風險的深入研究。

2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研究方法

由于專家難以有效地評估社會民眾的風險感知[5]， 因此，采用自上而下的傳統研究方法將使得最終的結論與現實狀況大相徑庭。有的研究者也意識到采用傳統的數據搜集和文本分析的局限性，回避了調查問卷的數據搜集方式而采用網絡搜索引擎的方式[14]，推進了有關風險感知的方法研究。但是其數據的分析還是傳統的，因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將采用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方法進行研究，以彌補傳統數據搜集與分析的局限。

扎根理論是由Glaser & Strauss 于1967年創立，其目的是為了“填平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之間的尷尬壕溝”[15]，是質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方法。目前，扎根理論在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管理學以及性別研究等各個社會科學領域中有著廣泛的使用。扎根理論是一種不需要先驗性的假設和結論的研究方法，并且將演繹與歸納、定性與定量有機結合。當然，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扎根理論時，對其有著不同側重。Glaser更強調理論或者歸納結論的涌現，Strauss側重系統的方法和有效的檢驗，Charmaz則強調研究者在理論建構中的角色和效果，從而被稱之為建構主義扎根理論（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鑒于海洋環境風險屬于全新的概念范疇，目前理論界還缺乏相應的成熟研究，也沒有成熟的測量量表和理論假設，因而采用扎根理論進行研究最為適合。

扎根理論的基本研究邏輯是深入情境收集和研究數據，經由數據間的不斷比較，對數據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與分析，從數據資料中提煉出概念和范疇并在此基礎上構建理論。扎根理論的主要步驟主要包括開放式編碼（Open Coding）、持續比較（Constant Comparison）、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理論備忘錄（Theoretical Memoing）、排序（Sorting）和理論編碼（Theoretical Coding）。具體流程圖如圖1所示：

Fig.1Flow chart of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開放式編碼亦稱之為實質性編碼（Substantive Coding），是數據分析的第一步，需要對資料進行逐行分析和概念理解，從而發現核心觀點。持續比較在開放式編碼的基礎上，進一步抽象化，從而能夠幫助發現范疇（Categories）。選擇性編碼的目的是形成理論，提煉核心范疇。理論備忘錄是對于新涌現概念的感覺、思想、觀點的記錄，其又可細分為程序備忘錄和概念備忘錄。排序是在經過理論飽和檢驗之后，幫助研究者進一步構建理論命題。理論編碼，亦稱之為理論建構（Theoretical Building）或實質代碼（substantive codes），是從范疇中挖掘核心范疇（主范疇），系統建立核心范疇與其他范疇之間、以及核心范疇之間的聯結關系，從而形成假設以解釋理論。理論編碼是扎根理論的最后提煉與升華，體現了扎根理論資料搜集與分析的最終指向。

2.2資料搜集與整理

扎根理論研究的成敗，其基礎在于是否收集了足夠全面、真實的資料和數據。鑒于問卷調查很難獲得直接全面的資料，而且在數據處理、定量分析方面所具有的不足[16]，我們采用對面訪談的方式進行資料的搜集。訪談法操作靈活，優秀的訪談者改變了以自我為中心的研究局限[17]，從而可以獲得更為真實和深入的資料。此次參與訪談的研究人員共22位，使用統一的標準訪談提綱（表1），針對44位對象進行深度訪談，形成了44份訪談記錄。通過比較和篩選，剔除了語焉不詳、簡單敷衍的14份訪談記錄，最終選擇了30份內容翔實、資料可信的訪談記錄。為了更好地洞悉海洋環境風險的特性，此次訪談，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上特意選擇了一定比例的內陸區域人員參與訪談，獲得了內陸人員對海洋環境風險的認知，從而更好地獲知海洋環境風險的認知廣度和主觀性。

扎根理論的三個基本要素是概念（conceptions）、范疇（categories）和理論命題（propositions）[18]。其中，概念通過開放式編碼獲得，范疇通過選擇性編碼提煉，最終，由理論編碼收獲理論命題。鑒于三個基本要素，以及文章篇幅，文章集中展示開放式編碼、選擇性編碼以及理論編碼。而在此省略持續比較、理論備忘錄和排序。

3.1開放式編碼

在訪談結束后，課題組最終通過挑選，確立了30份訪談對象，形成了30份訪談記錄。我們隨機挑選了其中的25份訪談記錄，對其進行編碼。為了更好地提煉訪談記錄的內容，以及保證編碼的順序，課題組對訪談記錄進行個逐級詳盡的順序編碼，采用了“逐行編碼”的方式。其編碼的順序為“訪談記錄序號――回答問題序號――回答問容的句序號”。例如編碼為“25-2-1”，表示該樣本編號為第25份訪談記錄，第2個回答問題的第1句回答。經過編號，最終獲得了756個編碼序列。在對這756個編號序號整理的基礎上，概括了出了49個概念。49個概念出現的次數并不相同，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幾個概念是“海上溢油”、“陸域污染”、“圍海造地”、“有害工程項目”等。

Concept11海洋生態破壞1海洋外來物種入侵5；海洋物種消亡6；海洋荒漠化4；海洋生態系統崩潰5；海洋過度捕撈7；21海洋環境污染1陸域排污11；海洋傾廢2；海事交通排污4；海上溢油10；滸苔泛濫7；海洋赤潮6；31海洋地質災害1洋流系統紊亂6；海嘯3；海底火山爆發1；41海洋資源損害1沿海灘涂侵蝕3；圍海造地10；濱海濕地退化4；海岸線侵蝕4；海洋資源破壞251海洋（環境）

屬性1海洋具有流動性6；海洋的變化性6；海洋生態的高度復雜性4；海洋的一體化8；海洋的跨區域性7；海洋的不可掌控性9；海洋的全球性8；海洋環境的潛伏性和積累性3；海洋環境的波及性461沿海人口與

經濟增長1沿海經濟發達5；沿海人口密集6；沿海企業眾多5；沿海港口與航道增長771海洋環境信息1海洋環境信息負面報道2；海洋環境信息不透明9；81海洋污名化

設施1非法核電站6；不當油儲站4；有害工程項目791海洋環境

社會意識1海洋環境保護意識淡薄4； 海洋社會組織缺少3； 海洋環境保護教育5101海洋環境管理1海洋環境管理職能交叉3；海洋環境保護責任不清4；海洋污染防治措施不力3；海洋環境執法5；海洋環境保護法規5；海洋環境保護資金4；海洋環境監管3111海洋環境

保護技能1海洋環境保護技術6；海洋環境保護能力4注：概念后面的數字，表示在編碼中出現的次數。

3.2選擇性編碼

在Strauss和Corbin那里，選擇性編碼亦被稱之為軸心編碼（axial coding）。開放式編碼使資料和數據分裂為不同等級和不同類型的代碼，而選擇性編碼則將之再次恢復為連貫整體，將分裂和分散的概念重新整合，構成分析的范疇。課題組根據Strauss和Corbin的三個分析維度（條件；行動/互動；結果）[19]，以發現49個概念之間的因果聯系和邏輯推理。經過歸類，將開放式編碼的49個概念進行整合和梳理，將之歸納成為11個范疇（表2）。

3.3理論編碼

理論編碼是扎根理論從資料升華為理論的關鍵，是實現理論飛躍的“質變”步驟，體現了研究者的理論歸納能力和創造力。在理論編碼過程中，我們需要挖掘形成的范疇之間的邏輯脈絡，建立主范疇與范疇之間的聯系，從而構建扎根理論的理論框架。課題組將提煉的11個范疇進行進一步的提煉和總結，將之形成三個主范疇：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表3）。進一步的理論檢驗發現，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呈現依次遞進、不斷放大的關系：自然因素是基礎，其發展增大了心理因素，而自然因素和心理因素又增大了社會因素。在社會環境、文化及制度等外部因素等影響下，三個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海洋環境風險形成（圖2）。

Number自然因素1海洋生態破壞111海洋環境污染121海洋地質災害131海洋資源損害141海洋（環境）屬性151沿海人口與經濟增長16心理因素1海洋環境信息171海洋污名化設施18社會因素1海洋環境社會意識191海洋環境管理1101海洋環境保護技能111

3.4理論飽和度檢驗

理論飽和度檢驗可以確定何時可以停止資料的采樣。我們將30份訪談記錄中剩余的5份訪談記錄進行編碼和概念的提煉，沒有涌現出新的概念，也沒有發現新的邏輯脈絡和關系，這說明上述編碼的25份訪談記錄已經完全容納了相關的概念和范疇。通過理論飽和度檢驗，確定本文所構建的理論是飽和的。

在通過理論飽和度檢驗時，課題組還還對本次訪談的穩定性進行了檢驗。在第一次訪談結束后，間隔一個月后，課題組對其中的5位訪談對象進行了二次訪談。比照第一次訪談內容，訪談對象對其海洋環境風險的認知沒有明顯的變化，從而可以獲知本次訪談對象對海洋環境風險的認知是穩定的。

4研究結論和主要認識

4.1海洋環境風險的主范疇關系，符合風險的社會放大分析框架，從而可以明細其形成機理風險的社會放大理論是卡斯帕森夫婦及斯洛維奇等人提出的一種重要的風險分析框架[6]，其在后來的研究中不斷進行完善，形成了一個非常完善的分析模型[20]。這一分析框架很好地將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環境/生態災害與社會風險連接在一起。實際上，當我們使用“風險”一詞時，就意味著加入了社會及心理認知范疇的因素。正如盧曼（Luhmann）所言：風險被歸因于作出的決定，而危險則被歸因于外部的因素[21]。簡而言之，單純涉及自然的外部災害，可以將之稱之為“危險”而非“風險”（盡管這種區分不是絕對的，也沒有獲得一致的認可）。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表明，在危險事件（風險事件）經過信息流的的傳播后，公眾認知及一些標識呈現出來，在危險達到“污名化”的狀態后，風險漣漪形成，從而達到風險的社會放大。或者說從自然意義上的危險過渡到了社會意義上的風險。因此，一個風險事件的實際風險（危險）與民眾對風險的感知這兩者之間并不一定存在顯著的一致性[22]。

海洋環境風險的形成機理，完全符合了這一風險分析過程。課題組在借鑒風險的社會放大分析框架后，發現自然因素、心理因素與社會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海洋環境風險的形成：“自然因素”作為“海洋環境危險事件”，是海洋環境風險形成的源點，也是風險形成的基礎。研究也發現，在海洋環境風險中，海洋危險事件是一個種類繁多、性質多樣的集合體。例如在所提煉的49個概念中，有32個概念是自然因素。換言之，從概念的數量上而言，自然因素占據了概念數量的三分之二。而且，出現頻率最高的三個概念“海上溢油”、“陸域污染”、“圍海造地”也都無一例外的屬于自然因素。海洋危險事件的龐雜，無疑預示著海洋環境風險具有多觸發性和易發性的特性。

在自然因素等海洋環境危險事件形成后，會被相關的群體轉化成信息流，并通過有效途徑傳播出去。在這一過程中，“心理因素”作為風險信號，成為連接危險事件與社會風險之間的橋梁，從而完成了從自然意義的危險向社會意義的風險的轉化。風險信號遵循“信息流―信息溝通―意象形成”的信息傳播過程，這個過程如果沒有引起政府等相關管理部門的重視和注意的話，就會被單向地傳遞給相關的公眾和群體，從而形成海洋危險事件的“標簽化”和“污名化”。例如在扎根的訪談中，“非法核電站”、“有害工程項目” 等概念已經形成，它取代“核電站”（或“沿海核電站”）、“工程項目”（或“沿海工程項目”）的概念使用，直接包含著標簽和污名化的表達語詞：“非法”和“有害”。這預示著在風險信號形成過程中，“去污名化”對于海洋環境風險防治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當風險信號形成后，就會被“社會因素”接納后，從而形成風險的社會放大。誠然，這種社會風險并非是單向的放大，也可能被反向弱化。那何為風險的放大或弱化呢？斯洛維奇很早就發現，民眾與專家之間在對待風險上是存在差異的[5]。因此，當公眾眼中的風險遠遠超過專家所評估的程度時，我們稱之為風險的強化或者放大；當公眾的認知/行為顯示風險遠小于專家判斷提示的程度時，我們稱之為風險的弱化[23]。海洋環境風險信號的社會放大/弱化基于兩個方面的社會因素：一是公眾認知，即風險信號是否契合公眾所具有的海洋環境保護意識和其文化價值觀，一個具有很強的環保意識和文化的公眾很容易接納這一風險信號，反之亦然；二是社會管理，即政府管理部門是否獲得了公眾的信任。信任在風險的社會放大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約翰遜（Johnson）的研究發現，風險的信任是多維的[24]。信任包括 “誠實”維度和“稱職”維度雙重維度，前者指風險管控者在風險信息方面對事實的忠誠度，而后者則指風險管控者所具有的控制風險的能力程度。在海洋環境風險的形成中，前者體現為受訪者對海洋環境管理相關方面的關注，后者體現為對海洋環境保護技能方面的關注。

在海洋危險事件、風險信號、公眾認知&社會管理三個階段的風險形成后，風險漣漪形成。風險漣漪的核心是直接相關的當地居民。其他的組織，例如企業、社團、政府等都會裹挾其中，從而使得海洋環境風險形成。我們在借鑒卡斯帕森的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基礎上，形成了海洋環境風險的形成機理及放大過程圖（圖3）。這一形成機理很好地反映了海洋環境危險事件是如何經過社會放大，從而具有了社會風險特性的“海洋環境風險”。

圖3海洋環境風險的形成機理及放大過程

Fig.3Formation mechanism and amplification proces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risk

4.2人們對海洋環境風險內涵及特性的認知，是兩個方面的綜合：“有關海洋環境的風險”，以及“因由海洋環境引發的社會風險”大部分訪談對象在訪談中，明顯地表現出對海洋環境風險最終指向的多元化認知。他們并沒有很好地區分海洋環境風險的最終指向是什么，即風險的標的是“針對海洋環境及海洋生態系統的風險”，抑或是“因由海洋環境污染或者生態破壞而引發的社會風險”。質言之，前者的風險本質是一種自然風險，后者則是一種社會風險。或者按照上文所述的盧曼的觀點，前者是一種“危險”，而后者才是一種“風險”。大部分的訪談者的訪談內容，其提煉的概念都涉及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會因素，盡管自然因素的概念占據絕大部分。這說明人們對海洋環境風險的認知是兩個方面的綜合：“有關海洋環境的風險”，以及“因由海洋環境引發的社會風險”。

普通民眾對海洋環境風險存在多元認知并不難理解，它也從側面說明了風險認知及其防治的艱難。誠然，這種對海洋環境風險的多元認知，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們對環境風險的認知就是多元的。概括而言，當前對于環境風險的認知就存在四個維度：經濟維度、安全維度、社會（心理）維度、生態維度。經濟維度是經濟學、管理學科的認知模式，更多地將環境風險拘于自然狀態，從客觀的角度去認知風險，秉承成本-收益的風險防治策略；安全維度則是法學的認知模式，秉承預防原則去防治風險；社會維度，或者稱之為心理維度，則是心理學、社會學的認知模式，它們從主觀角度去認知風險，將環境風險定位為因由環境事件引發的社會風險；而生態風險則是自然科學的認知模式，其“生態風險”（ecological risk）是更為常用的一個術語，它強調具有不確定性的事故或災害對生態系統可能產生的不利作用和損害[25-26]。在海洋環境風險認知及研究的前期，由于研究者大部分出身于環境科學、地質學等自然科學，因而更多地從生態維度去認識，“海洋生態風險”也是一個更為普遍地概念。而當更多地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介入海洋環境風險研究時，對其認知就發生了拓展和轉移。

我們在扎根理論的研究中，獲知了普通民眾對海洋環境風險的認知，與專家保持了一致。這種對海洋環境風險內涵以及特性的多元認知模式，使得海洋環境風險的防治者們需要保持一種更多寬廣的防治視野。

4.3對海洋環境風險的防治，需要有效區分民眾對沿海自然項目的風險感知與民眾對沿海自然項目管理狀況的風險感知鑒于人們對海洋環境風險的內涵及特性認知，有著雙重的認知模式，因此，要合理有效地防治海洋環境風險，需要做出有效地區分，例如需要有效區分民眾對沿海大型項目的風險感知與民眾對沿海大型項目管理狀況的風險感知。前者體現在民眾對項目本身的風險關注，而后者則體現在民眾對項目管理者及管理狀況的風險關注。我們在深度訪談中發現，很多民眾對沿海核電的反對，并非單純是針對核電，而是針對核電的管理狀況。當課題組針對一些明確表現出對沿海核電焦慮的民眾表示核電已經成為發達國家重要的能源構成時，很多民眾表示“發達國家的管理嚴密，可以消除風險，而咱們中國還不行”，表現出對管理狀況的風險認知。因此，合理區分這兩種風險認知，從而針對其不同的風險認知，進行有針對性的風險應對策略，將更為有效地防治海洋環境風險。

誠然，要有效降低民眾對沿海項目管理狀況的風險感知，最為核心地是建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甚至可以說，構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是有效防治海洋環境風險，并防止其向社會風險轉化的根本途徑。雷恩與萊文按復雜性與抽象度將信任分為五個層次：對信息的信任、對傳播者的信任、基于信源感知對機構的信任、基于機構表現對機構的信任、信任的社會政治氣候[27]。海洋環境管理的優化及海洋環境技能的提升可以降低人們對海洋環境風險的感知和恐懼。這是因為低層次信任的持續流失最終導致高層次的不信任，同樣高層次信任也對低層次信任的維護有調節作用。隨著復雜技術時代的到來，個人的風險控制被機構的風險管理所取代，公眾更加依賴機構可信度來判斷風險；信任能夠補償負面的風險感知，不信任則導致公眾抵制風險，以至于增加風險感知。

4.4海洋環境風險具有“鏡像”效應等其獨特性，因而有其自己的運作邏輯一般的環境風險，因其傳播媒介的固化以及數量可控，因而其影響范圍大致固定，其風險源屬地與風險的影響地基本是重合的（流域的環境風險另當別論）。但是海洋環境風險的風險源屬地與風險的影響地并一定是重合的，經常發生錯位，從而導致“鏡像”效應的出現。所謂“鏡像”效應，即是指風險源屬地與受影響地之間產生了錯位，甚至導致風險源屬地的社會風險減輕，受影響地的社會風險放大。“鏡像”效應的實質是造成跨區域的風險感知。由于海洋的一體化和流動性，使得海洋環境風險的風險感知經常是跨區域的，風險策源點與風險影響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訪談對象的職業、地域等并不影響其對海洋環境風險概念的認知和建構。實際上，不僅僅本課題組在扎根理論的運用中發現了這一運作邏輯，現實的案例事件對此有所印證。例如廈門的PX項目搬遷至漳浦縣古雷鎮，但是卻在一海之隔的東山縣銅陵鎮引發環境風險恐慌，造成跨區域的海洋環境風險[28]。海洋環境風險的“鏡像”效應使得其不同于一般的環境風險，在某些狀況下有著其獨特的運作邏輯。

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在海洋環境風險“鏡像”效應的產生方面，都發揮著一定的功效。自然因素體現為所在區域的區位及危險事件的危害程度。研究發現，如果某區域位于風險源地的海洋洋流下方，更易發生“鏡像”效應；心理因素體現為受影響地對風險信號的心理認同程度。如果受影響地居民對核電持一種天然的排斥和恐懼心理，更易發生“鏡像”效應；社會因素則體現為所在區域社會生產、生活、管理狀況與海洋的關切程度。研究發現，沿海區域如果存在較多的海洋養殖，或者海鮮類食品在居民日常飲食中占據較大的比重時，更容易引發對其他沿海區域的環境風險感知，從而產生“鏡像”效應。

海洋環境風險具有的“鏡像”效應，使得海洋環境風險的“漣漪”效應更易發生，也更難以掌控其漣漪的范圍和深度。從這個角度而言，深入分析每一種可能引起“鏡像”效應的因素集合，形成全面、深入的風險范疇把握，是有效防治海洋環境風險的基礎。

5結語

本文采用扎根理論對海洋環境風險這一全新的概念進行了研究。提煉了對海洋環境風險的形成有關聯的49個概念，并凝練出11個范疇，概括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三個主范疇。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開創了海洋環境風險研究的一個新的嘗試，試圖不帶預設和先見地去界定海洋環境風險的概念，并發現其形成機理及特性。這一研究對深入探討海洋環境風險以及海洋環境治理等都有著借鑒意義。

但是不可否認地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地方。扎根理論力圖不帶偏見地和價值觀地去發現理論，但是沒有哪個研究者是中立的，因為語言在被觀察現實的基礎上傳遞著形式和意義。語言的特殊使用反映了觀點和價值。Glaser和Strauss也直言不諱地指出，扎根理論的重點不在于證明理論，而在于建構理論。課題組在訪談中，由于訪談記錄人員數量較多，其訪談的自然語言可能對訪談對象有一定的引導和誘導，從而使得理論帶有一定“建構”的成分。在扎根理論的框架使用上，本課題組對海洋環境風險的形成機理分析，也沒有從Glaser的“理論代碼家族”（theoretical coding family）的理論框架角度去進行深層分析。Glaser提出了在理論代碼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員是被稱之為“6C”的六個維度：原因（cause）、語境（context）、偶然性（contingencies）、結果（consequences）、協變性（covariances）和條件（conditions）[29]。局限于本文的研究主題和篇幅，本文沒有對這6個方面展開研究和探討。

當然，本文也研究也沒有對一些相關因素展開嚴謹地相關性和比照性研究。例如沒有對社會發展層次的不同群體進行比較，如通過扎根理論對經濟發達的上海、浙江等沿海省份，與經濟欠發達的海南、遼寧的省份進行比較，從而能更好地洞悉文化層次、社會因素對海洋環境風險形成的影響；沒有對形成的因素進行量化處理，沒有形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會因素在海洋環境風險形成中發揮何種比重的作用；本課題對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會因素的劃分也可能存在絕對化，其中一些范疇可能同時涵蓋了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多重屬性；也沒有更細致地提煉其他特征在海洋環境風險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沒有對不同地域、不同學歷、不同職業等對海洋環境風險的感知差異進行系統分析。這些研究的不足期待其他研究者更為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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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海洋環境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海洋環境；海洋工程；光纖傳感技術；原理

一、光纖水聽器在海洋工程中的應用

核潛艇技術與潛射導彈技術在不斷進步，使用產生的噪音也越來越低，壓電聲納的靈敏度已經鄰近極限，探潛能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對光纖水聽器進行了精細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對于我國的海洋工程具有借鑒意義[1]。國內投資大量資金，成立專門的研究小組進行研究，目前還處于初級階段。光纖光柵傳感器不僅具有普通傳感器的功能，還能夠根據光波波長的調制機理，不被光源強度的強弱影響。采用特定的技術，可以在一根光纖上串接多個光纖光柵，從而去對陳列式的水聽聲納傳感進行檢測。

（一）光纖光柵水聽器的傳感原理。光纖布拉格光柵水聽聲納，采用的是FBG傳感特性設計，其屬于水中聲波傳感器。其傳感原理是，在特殊的聲壓敏感器上面安裝FBG，聲壓敏感器會收集水中的聲波作用于FBG，導致其發生應變，FBG的周期會被改變中心波長會發生偏移。光纖光柵調節系統能夠精準的測算出波長的變化量，從而去確定水聲信號的變化量。光源會發出帶寬比較寬的光波，進入到光纖光柵內，其會將特定波長的光波進行反射，主要是由于其具有波長選擇性，只要檢測反射光的波長偏移量即可完成傳感過程。

（二）光纖光柵水聽器系統介紹。如下圖1所示，是非平衡M-Z干涉解調光纖光柵水聽器的基本構造圖。其主要是采用非平衡的M-Z干涉結構，使得傳感光柵中的中心波L變化量轉換成為相位的變化值，再進行調解干涉輸出的光波相位信號，從而去得到波長的變化，提升系統探測的靈敏度。圖1中光源發出的寬帶光，通過環行器進入到傳感光柵，再通過光柵反射的窄帶光波進入到非平衡干涉結構，在3X3光纖耦合器形成干涉。

（三）光纖光柵水聽器技術總結。為使得光纖光柵水聽器具有機械與光學的穩定性，需要對光纖光柵進行環境試驗。試驗的過程是，將其放在溫度為90攝氏度，相對濕度為90%的恒溫恒濕溫度箱中2000h；并在-40～85℃的溫度中循環2000次，看其光學性能的變化。若是其光學性能無明顯變化，則證明光纖光柵水聽器具有機械與光學的穩定性。判斷光纖光柵的使用壽命，可以采用加速老化的辦法，根據可以預測光纖光柵反射以及透射率隨時間環境因素的變化關系去進行判斷。光纖光柵水聽器使用的海底環境相對復雜，需要采用適合環境的封裝材料與光纖光柵粘結材料。利用多參量同時測量的方式，能夠消除光纖光柵對溫度、應力等的交叉敏感性。可以采用SLED光源去擴大光纖光柵水聽器的探測范圍，擴大光源的輸出功率，提高檢測信號的強度。光纖光柵水聽器的敏感度，主要是敏感材料的性能來決定，同時也受波長調節系統的靈敏度影響。

二、水位傳感技術與光纖振動

水位傳感技術與光纖振動，主要是應用于海底地震海嘯監測。海底地震監測，屬于超低頻、大移位的振動測量，并且測量區域較為復雜，需要長期的進行監測，過程難度較大，構建海底網絡監測的成本巨大，維護需要耗費的成本較高。但若是海底地震海嘯監測系統一旦建成，會給人類帶來不可估量的利益。光學式地震計與光學式水位計利用的是光纖作為傳播介質，用其建造的海底地震海嘯監測網絡，比其它的地震波檢測儀器功能更加強大。

（一）光纖干涉原理。利用光纖干涉原理建成的傳感器，是目前我國最為先進的測量技術之一，其具有超高的準確性，能夠對海底復雜的環境與海底地震進行全面的監測。全光纖觀測網絡的構成，能夠滿足海底監測的需求，普遍在國際上應用，并且在不斷研發中。光纖干涉式檢波器，主要是利用彈性膜片與彈性順變柱。海底環境的振動變化，或者是壓力會導致膜片與順變柱變形，使得膜片與順變柱耦合的光纖折射率與長度發生改變，從而引起干涉光強度的改變。

（二）光纖干涉檢波系統。光纖干涉檢波系統的工作原理是：光源發出具有強制信號的連續光，通過長距離的傳輸作用于海底傳感單元內部2X2耦合器；再分成兩道光束進入到光纖干涉臂。若是檢波器對于外界的地震信號進行響應，干涉臂的反饋信號中則會含有振動信息的振動信號；此信號再通過長距離的傳輸，返回到主機內部的光電探測器，經過放大之后，生成電信號由于調制信號，再傳遞給數據收集卡，從而轉化為數字信息；經過分析解調之后得到最終的振頻，以及相關的原始數據。

三、結論

綜上所述，光纖水聽器在海洋工程中的應用，主要包括光纖光柵水聽器的傳感原理，光纖光柵水聽器系統介紹，以及光纖光柵水聽器技術總結。水位傳感技術與光纖振動，通過光纖干涉原理建成的傳感器，能夠實現對海底地震海嘯的監測。

第9篇：海洋環境的變化范文

 

渤海海洋環境問題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長期以來渤海“碧海工程”整治專項等工作都集中在渤海內部環境科學治理上，未能對引起海洋環境污染的源頭進行規劃治理，難以達到治本的目標。本文將治理渤海海洋環境的視角從海域轉移至陸域，認為研究沿海社會經濟活動對渤海海洋環境的影響是破解“渤海難題”的關鍵。環渤海地區已經凸顯出其經濟迅猛發展的趨勢，未來一段時間該地區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熱點區域，開發力度和強度都會隨之加大。

 

多個國家和地區發展規劃都緊緊圍繞渤海沿岸而制定，新一輪的發展起點將渤海區域再次推入快速發展的隊列，形成了環渤海的開發建設格局。渤海海域在為未來經濟發展提供港口航運、發展空間的同時，其海洋環境在這種高開發強度背景下必將承受更大的壓力。未來的經濟開發活動會對渤海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規劃要在環渤海地區布局哪些產業?農業的現代化進程以及農業結構的改變對渤海環境造成多大的壓力?工業結構的調整是否有利于渤海環境的改善?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對渤海環境是否有影響?調整產業發展方式能否成為解決渤海環境問題的有效途徑?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對環渤海地區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趨勢有個宏觀的把握。

 

一、30多年來渤海環境發生急劇變化的主要原因

 

過去的30年環渤海經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經濟總量增長了76倍，以中國4.39%的土地面積創造了中國21%的經濟總量，工業經濟密度為全國平均的4倍，其工業發展對中國經濟整體增長的貢獻更是不可替代，形成了雄厚的工業基礎。城市人口在過去30年增加了4600萬，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城市建設在近20年里，擴張了一倍多，即在20年里又建成了一個1986年的環渤海城市群，其擴張速度讓人震驚。

 

伴隨著環渤海地區社會經濟活動強度不斷加大，渤海海洋環境在過去30年的時間尺度內亦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渤海海水質量幾乎全是一類水質，二類水質比例很小，而2000年左右，以三大海灣為主，海水水質出現了三類水質，其中以二類水質為一般狀態，一類水質比例急劇減小，時至今日，渤海三大灣的水質主要以四類和劣四類水質為主，一類水質海域幾乎沒有，而且每年的變化趨勢均是較清潔水域面積減少，污染水域面積逐年增加。

 

渤海環境質量問題已成為很多政府部門、專家學者關注的環境問題，甚至有些專家學者提出，如按此狀態發展下去渤海將成為“死海”。根據海洋局監測資料統計，海上活動及臨岸活動的污染貢獻約20%，而陸域社會經濟活動對海洋環境影響的貢獻占80%，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和居民生活是陸源污染的三大來源。陸域經濟活動產生的廢水通過排污口、地表徑流、河流排入海中，而通過河流入海的污染物量又占入海污染物總量的80%以上，其中攜帶大量的化學需氧量、氨氮、總磷、石油類、重金屬等污染物。

 

因此，渤海環境在如此短暫的時期內發生了這么巨大的變化，究其原因自然因素應該排除在外，渤海周邊人類的開發活動應該是其最主要原因。目前環渤海地區的開發力度相比過去的30年更是有增無減，該區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產生大量的廢水，污染物經由40余條河流注入渤海，渤海容納了該區域幾十年來的生產廢水，其環境壓力巨大，時至今日渤海仍承受著巨大的環境負擔。

 

二、社會經濟活動影響渤海海洋環境的壓力分析

 

(一)農業污染可能成為最重要的因素

 

與20世紀80年代的傳統農業相比，農業生產在發展規模、產業構成、現代化生產方式等方面都發生了顯著地變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農業的生產規模迅速增長。30多年來，環渤海地區農業總產值增長了40多倍，其中種植業產值增長25倍，畜牧業產值增長110倍，漁業產值增長160倍。糧食產量由4000萬噸增加到6800萬噸，增長了70%，水果產量由291萬噸增加到3513萬噸，增長了10倍多。

 

2.農業的產業結構發生明顯變化。傳統農業中種植業占絕對優勢，比例達80%以上，隨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肉、蛋、奶等畜產品的需求將不斷增加，現代農業中畜牧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3%增加到2011年的34.6%，畜牧業與種植業共同成為農業發展中的支柱產業。環渤海地區畜牧業具有排污量大而處理率低的特點，從污染排放量上畜牧業排污量遠大于種植業，快速發展的畜牧業已成為渤海地區水體污染的重要源頭。

 

3.農業現代化的生產方式。農業生產規模在過去幾十年的快速增長，除農業科學技術的貢獻之外，這些成績大多仍是依靠了大量的物質和能量的投入而取得的。大量的農藥化肥用于經濟作物的生產，農業化肥施用量增長了4倍，農藥增長了3倍(相比1990年)，化肥施用量和農藥施用量超出安全施用量上限2倍多。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在物質和能量投入水平上對于渤海環境而言并不能構成多大的影響，這種現代農業生產方式也快速加重了農業生產這個面源污染源的強度。可見，過去30多年的時間里，農業總體規模的增長、農業結構和生產方式的改變是推動環渤海地區農業面源污染不斷加劇的最主要原因。

 

(二)工業結構調整趨勢不利于環境改善

 

環渤海區域經濟目前正處于工業化階段中后期，主導產業仍然集中在工業部門，且工業結構整體呈現重型化特征，鋼鐵工業、石化工業和裝備制造業所占比重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明顯。從環渤海地區主要重化工業行業未來的發展趨勢上來看(見表1)，鋼鐵、石化、裝備制造等重化工業產業發展勢頭迅猛，重化工業在各省市工業結構中的支柱地位將不斷加強，同時重化工業布局呈現向渤海沿海集中趨勢，包括山東半島的城市群，河北唐山的曹妃甸、黃驊港，天津的濱海新區，遼寧沿海城市群等。

 

由于鋼鐵、石化工業等重化工業屬于資源依賴型產業，也是高能耗、高污染產業，環渤海地區工業結構重型化趨勢勢必會加大對資源的消耗，還會帶來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等問題。同時，主要重化工業行業呈現向渤海沿岸集中的趨勢，當眾多重化工業企業在小范圍內集中時，其污染物排放強度增大，這對渤海環境肯定會造成比較大的壓力。因此，未來的重化工業發展對渤海環境的影響還將持續，生產廢水如果處理不當則對渤海環境的破壞將加劇。

 

(三)城鎮化加劇環境壓力

 

由于城鎮居民生活廢水經管道排放，容易排入河道，入河系數高，污水處理規模和程度較低，導致城鎮居民生活產生的廢水入河量較大。隨著城鎮化率的大幅提高，城市規模將不斷擴大，城市地表徑流污染量也逐漸增加，城鎮化將成為加劇渤海環境壓力的重要因素。“十二五”期間，環渤海地區城市化進程將進入到了快速增長階段，三省兩市提出的城市化目標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最高達到了90%(見表2)。以沈陽為核心的“五帶十群”發展規劃指出至2015年城鎮化率要達到80%以上，這些因素將使遼寧城鎮化在“十二五”進入加速發展期。

 

山東省“十二五”期間城鎮化發展目標為，城鎮化水平達到55%以上，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每年從農村轉移出120萬人口。河北省提出要進入全國城市化發展先進行列，未來的發展要把城市群作為主攻方向，構筑環首都城市群、冀中南城市群和沿海城市帶“兩群一帶”城鎮化空間新格局，大力推進城鎮建設水平。隨著環渤海地區周邊城市群不斷擴大，渤海周邊城市人口的增長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是發展趨勢，居民生活廢水排放將加劇對渤海環境的壓力。

 

三、緩解渤海海洋環境壓力的解決對策

 

(一)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

 

農業污染物排放量與農業經濟發展規模直接相關，而農業經濟規模的發展壯大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是農業污染治理的根本出路。以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線，選擇集約型、生態型、精細化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是降低農業污染的根本途徑。畜牧業生產方面，逐步取消“一家一戶”的養殖經營方式，通過建立畜禽養殖小區，將各養殖專業戶在空間上集中起來，使畜禽養殖污染的面源特性轉變為點源，實施污染物的統一收集、統一處理和循環利用。種植業生產方面，應完善和發揮有機肥與低毒農藥使用的補償機制政策，引導種植業生產向低成本、高利用率、低污染的模式發展。

 

(二)調整工業發展方式

 

根據相關規劃環渤海地區未來的重工產業將會更快更好的發展。因此，調整工業發展方式，發展循環經濟，走集約化生產、清潔化生產、低消耗高產出的發展之路將是降低工業污染的重要出路。一方面，金屬冶煉與壓延加工業目前不僅在環渤海地區，甚至在全國范圍內都處于一個供過于求的狀態，同時由于該產業高耗能、高污染的特性，因此，該產業生產規模需要得到有效控制，并通過技術更新和企業重組等途徑對冶金產業進行有效整合，提高產品生產質量的同時有效控制工業污染。另一方面，石化工業屬于資源消耗型產業，環渤海地區依托資源稟賦在石油開采、儲存以及粗加工方面有著競爭優勢，但石化產業鏈下游工業產品的研發和生產能力不足，是典型的粗放型生產模式，因此應深化產業結構調整，加快企業整合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和技術水平，積極推進產品向高端化、精品化、專業化發展。

 

(三)提高污水處理規模與水平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鎮居民生活污染物產生量將不斷增加。加大城市廢水治理投資，提高城鎮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率，提高污染物消減率，避免污水直接排入雨水管道以及河流、湖泊、水庫等環境水體是治理城鎮生活污染的最根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