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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為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

1.巴氏小體案例在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

2.下一代測序技術在表觀遺傳學研究中的重要應用及進展

3.遺傳學教學中在細胞與分子水平上理解等位基因的顯性與隱性

4.果蠅唾腺多線染色體研究進展及其在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

5.以人類血型為遺傳學案例教學的思考與實踐

6.表觀遺傳學藥物的研究進展

7.表遺傳學幾個重要問題的述評

8.構建優質教學體系,促進《遺傳學》精品教育

9.小鼠毛色遺傳的控制機制及其在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

10.肝癌發生的分子遺傳學和表遺傳學研究

11.景觀遺傳學原理及其在生境片斷化遺傳效應研究中的應用

12.以遺傳信息為主線的遺傳學教學架構及與其他課程的銜接

13.認知過程中的表觀遺傳學機制

14.我國高校遺傳學教材的出版與使用現狀的調查

15.表觀遺傳學:生物細胞非編碼RNA調控的研究進展

16.表觀遺傳學視角下運動干預阿爾茨海默病的機制分析

17.遺傳學與基因組學整合課程探討

18.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19.癲癇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20.不僅僅是遺傳多樣性:植物保護遺傳學進展

21.利用文獻精讀教學新模式優化遺傳學教學

22.2015年中國醫學遺傳學研究領域若干重要進展

23.發展行為遺傳學簡介

24.光遺傳學技術應用于動物行為學在神經回路中的研究進展

25.表遺傳學推動新一輪遺傳學的發展

26.生物教育專業《遺傳學》教學改革的探索

27.糖尿病腎病遺傳學研究進展

28.腫瘤表觀遺傳學研究熱點的聚類分析

29.淺談高?！哆z傳學》課程教學改革與實踐

30.2015年中國微生物遺傳學研究領域若干重要進展

31.利用經典文獻優化《遺傳學》雙語教學

32.孟德爾豌豆基因克隆的研究進展及其在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

33.表觀遺傳學在肺癌診治中的研究進展

34.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的兩類取向

35.害蟲遺傳學控制策略與進展

36.表觀遺傳學及其應用研究進展

37.阿爾茲海默病的表觀遺傳學機制及相關藥物研究

38.胃癌遺傳學及表遺傳學研究進展

39.遺傳學在膽管細胞癌發展中的重要性

40.子癇前期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41.行為遺傳學:從宏觀到微觀的生命研究

42.遺傳學史在遺傳學教學中的作用

43.男性不育的遺傳學評估

44.表觀遺傳學與腫瘤干細胞

45.開放式教學在遺傳學實驗教學中的探索與實踐

46.表觀遺傳學調控與婦科腫瘤發生、演進及治療的研究進展

47.規律運動干預人類衰老過程的表觀遺傳學機制研究進展

48.表觀遺傳學及其在同卵雙生子研究中的新進展

49.分子群體遺傳學方法處理鯉形態學數據的適用性

50.番茄果重數量性狀基因的研究進展及在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 

51.遺傳學教學中遺傳學史及科學方法論的教育

52.景觀遺傳學:概念與方法

53.孤獨癥的遺傳學和神經生物學研究進展

54.肺癌表觀遺傳學的研究進展

55.腫瘤的表觀遺傳學研究

56.遺傳學課程群的設置和思考

57.《遺傳學》課程的建設與優化

58.表觀遺傳學在中樞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中的研究進展

59.遺傳學實驗教學體系的改進

60.肝癌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61.保護生物學一新分支學科——保護遺傳學

62.表觀遺傳學在淋巴系統腫瘤研究中的新進展

63.大腸癌的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64.重視經典遺傳學知識體系構建和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養

65.植物化學遺傳學:一種嶄新的植物遺傳學研究方法

66.關聯分析及其在植物遺傳學研究中的應用

67.表觀遺傳學及現代表觀遺傳生物醫藥技術的發展

68.三陰性乳腺癌與表觀遺傳學研究現狀

69.構建培養新型醫學人才的醫學遺傳學課程體系改革

70.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的遺傳學檢測研究進展

71.釘螺遺傳學及其生物學特性的研究進展

72.羞怯:來自行為遺傳學的觀點

73.遺傳學探究性實驗教學的思考及實踐

74.“教學、實踐、科研、臨床”四位一體的醫學遺傳學教學體系建設探索與實踐

75.國內高校遺傳學教材發展研究

76.男性生殖遺傳學檢查專家共識

77.腫瘤表遺傳學研究的進展

78.創新性遺傳學大實驗對提高大學生綜合能力的研究

79.白內障表觀遺傳學研究的現狀及進展

80.遺傳學研究性實驗教學模式探索與創新人才培養

81.表觀遺傳學在木本植物中的研究策略及應用

82.高通量測序技術結合正向遺傳學手段在基因定位研究中的應用

83.激發與培養學生學習遺傳學興趣的教學途徑

84.從表觀遺傳學開展復雜性疾病證候本質的研究

85.藍藻分子遺傳學十年研究進展

86.建設遺傳學課件體系 提高多媒體教學質量

87.表觀遺傳學與腫瘤

88.原發性肝癌的表觀遺傳學及其治療

89.青少年焦慮、抑郁與偏差行為的行為遺傳學研究

90.兒童孤獨癥的遺傳學研究進展

91.本科生遺傳學實驗教學的改革探討

92.與閉經有關的遺傳學問題

93.多媒體教學在遺傳學“三點測驗”教學中的實踐

94.一個實用的群體遺傳學分析軟件包——GENEPOP3.1版

95.論從“腎為先天之本”到“中醫遺傳學”

96.《遺傳學》多媒體教材的編寫與實踐

97.肺癌的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98.無創性產前遺傳學檢測研究進展

第2篇：行為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　遺傳學實驗　教學創新　開放式教學　實驗管理

中圖分類號：G423　文獻標識碼：A

現代生命科學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生物技術和生物工程與基因都發生著絲絲縷縷的聯系。遺傳學正是研究基因的科學。遺傳學基礎理論的發展和應用研究，已使工業、農業、林業和醫藥產業等相關領域發生了巨大變革。隨著新技術、新方法的出現，遺傳學的研究內容也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并導致社會對人才的基本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為人才培養搖籃的高等教育，怎樣適應學科發展的需要，在生命科學領域培養出創新型人才，是高等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遺傳學實驗教學作為理論教學的補充，不僅能驗證教材上抽象的理論，輔助學生掌握知識，還可以訓練學生動手能力和創新思維，可以有效地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而傳統的《遺傳學》實驗教學中存在著一些共有的問題：經典驗證性實驗多，探究性實驗少，不能滿足學生掌握新技術、新方法的要求；實驗課和理論課脫節，教學評價體系不合理。0此外，由于遺傳學實驗自身的特點，部分實驗需要持續很長時間，但由于課堂教學時間和教學條件的限制不能開展。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課時安排合理設計遺傳學實驗教學內容，打破傳統的封閉式教學模式，建立科學合理的實驗評價體系，是從事遺傳學教學實驗教師一直都努力試圖解決的問題。

基于以上考慮，筆者在開展遺傳學教學和實驗室管理的過程中，逐步改革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將課堂四十五分鐘改為課堂與課外相結合，通過幾年的實踐總結了一些心得，在此與大家分享。

1　新時期遺傳學實驗教學的特點

遺傳學中學科滲透和交叉現象很普遍，這也體現在遺傳學實驗中。如果把生命科學的課程體系比喻為一棵大樹，遺傳學就是這棵大樹的主干之一。由于化學、物理學、計算科學等內容的滲入，現代遺傳學已經衍生出了發育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基因組學、生物信息學、基因工程等學科。在現代生命科學專業課程設置中，一般都會設置相關課程，這些課程都和遺傳學存在聯系，也與遺傳學教學內容知識點存在交叉。因此，遺傳學實驗項目的設置極易與其它課程出現“撞車”現象。比如：有絲分裂和減數分裂在細胞生物學實驗中也可以開設：植物DNA提取實驗在分子生物學實驗中也可以開設。一旦“撞車”出現，不僅耽誤學生學習，浪費課時，還會讓學生在不斷地重復中對課程產生厭倦，覺得該課程可有可無，失去學習興趣。避免與其它課程實驗重復，既保證學生在有限的課時學到最多的知識，也能最大程度訓練學生的動手能力。

實驗持續時間長是遺傳學實驗教學的另一個特點。與生物學中的其它學科的實驗不同，遺傳學實驗中有很大部分是需要通過長時間培養實驗材料，中間過程持續觀察才能完成的，比如果蠅雜交實驗和生活史觀察實驗、植物有性雜交實驗。與此相矛盾的是，實驗教學安排的時間相對分散，每次課時間很短，在教學管理上教務管理部門也要求教師在指定時間完成實驗教學，這就限制了一些實驗項目的開設。

遺傳學是一門飛速發展的學科，不斷有新知識、新技術補充到遺傳學中。比如，在傳統教材中不涉及基因組學的內容，而最近20年，基因組學已經成為遺傳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除此之外，發育遺傳學、行為遺傳學、反向遺傳學、表觀遺傳學和生物信息學等分支學科的內容也不斷補充到了遺傳學教材中。在理論課講述這些最新知識的同時，實驗課怎樣保持和理論課一致，怎樣為學生提供消化這些知識的動手機會?針對這一特點，要求在開設遺傳學實驗時，應隨時跟蹤學科最新進展，設計和更新實驗項目，或者發動學生自主設計實驗鞏固書本知識。

2　遺傳學實驗開放式教學內容取舍的原則

遺傳學實驗項目的選擇，首先應兼顧理論性與實踐性、基礎與應用、經典與現代這幾對矛盾。遺傳學是理論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學科，實驗安排時應根據本專業培養目標和學生實際情況，合理安排基礎性實驗與應用性實驗，并適當設計一些新的實驗。對于重點院校的學生，應加強理論性實驗，鼓勵學生自主設計實驗驗證某一結論。而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學校則應當偏向應用性、實踐性實驗項目的開設，以滿足學生畢業后進入工作崗位后的動手需求。

遺傳學實驗項目確定應考慮其它實驗課程，避免教學內容沖突。在實驗項目的選擇上，我們對以前安排的實驗內容進行了重新編排，比如：“植物DNA提取”、“隨機擴增多態性分析”等在《分子生物學》課程里會涉及到的實驗內容在遺傳學實驗里就大膽地放棄，讓學生在《分子生物學》實驗里完成，而在遺傳學實驗中則加入RFLP驗證孟德爾遺傳定律的內容，直接將分子生物學實驗結果引入遺傳學分析中，既驗證了孟德爾遺傳定律，也讓學生初步認識了分子生物學在遺傳學中的應用。對于有絲分裂和減數分裂的觀察，《細胞生物學》實驗也會涉及到，但兩門課觀察的重點不同，細胞生物學側重觀察染色體結構，而《遺傳學》實驗側重染色體行為及分裂時期的觀察，這樣的實驗在開設時應向學生講明觀察重點，并且與《細胞生物學》實驗課協調，將兩個內容合并在遺傳學實驗中開出。

打破時間和空間限制。遺傳學實驗中有部分實驗持續時間長，很難僅靠課堂時間完成實驗，也不利于安排實驗。以前在安排此類實驗時，受多種因素的限制，一般都不予開設。實驗室開放對提高學生的實驗操作技能、切實開展綜合性或設計性試驗項目、推動并幫助學生開展科研和畢業設計成效顯著，是培養學生實踐動手能力和創新精神的有效途徑。所以我們在教學中考慮將傳統的課堂實驗和開放實驗相結合。開放性實驗適合于周期比較長的實驗，比如果蠅大實驗中，教師在課堂上以多媒體的形式充分講解了實驗要求及注意事項后，讓學生領取果蠅瓶，課外自己收集和培養果蠅，隨時可以觀察果蠅的生活史。這個過程既培養了學生的觀察習慣和動手能力，也使學生對作為遺傳學研究重要材料的果蠅的接觸更充分，觀察更仔細，讓學生對遺傳學研究材料和方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3　遺傳學實驗開放式教學的實施與實驗室管理

驗證實驗是課堂教學的補充，便于學生理解課堂抽象的知識。然而，由于驗證性實驗驗證的理論、方法、步驟及結果都是已知的，使實驗教學過程變成教師照本宣科講述，學生機械地模擬重復的過程，造成學生實驗積極性不高，對實驗結果的成敗不重視，盲目的承認失敗甚至篡改實驗數據以求相符。設計性實驗可以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動手能力，讓學生學會獨立開展工作。一些報道強調驗證性實驗過多，難以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應加大綜合性、設計性實驗的比例。而宋興舜等則認為應將驗證性實驗與設計性實驗有機結合。0在以 前的實驗教學安排中，設計型實驗由于內容分散，管理麻煩，是大家不愿觸及的方面。如何在有限的課時里兼顧鞏固知識和能力訓練，在安排實驗內容的時候需要深思熟慮。為適應學科的快速發展，在遺傳學實驗教學中，必須強化教師的開放式教學理念，強化學生的動手實踐和自主創新意識。從課堂教學和課外研究兩個方面，通過對實驗教學觀念開放、教學內容開放、實驗室和實驗時間開放、教學方法和手段開放等進行分析，探討開放式教學在遺傳學實驗中的應用。。

基于以上考慮，筆者在教學過程中逐步安排了一些開放性驗證實驗和設計性實驗，比如植物染色體觀察的實驗，要求學生獨立選材，同學之間選材不能相互重復，做到實驗項目的選材開放；實驗開始前獨立設計方案，方案內容應包括水培獲得新生根尖、材料前處理過程、染色方法的選取、壓片過程、觀察和拍照等步驟，每一步驟都應有詳細說明，實驗方法的選擇上保持開放：方案設計完成經老師同意后，完成一個植物材料的染色體裝片制備并提交染色體圖，實驗過程開放。這些實驗過程均要求學生在課堂以外自由安排時間完成。經過幾年的實踐，結果發現85以上％的學生能獨立完成實驗，70％以上的學生需要反復多次才能完成任務。在實驗過程中，動手能力強的同學還能將這一實驗與染色體核型分析實驗結合，提交核型分析圖。通過該部分設計性實驗操作，學生在觀察了不同物種具有不同的染色體的同時，學會了查閱文獻的方法和工作方案的制訂，認識了教材中選取蠶豆或洋蔥作為染色體觀察材料的原因，認識到要完成一張效果良好的染色體裝片的艱難。對實驗教師來說，這種發散式的教學方法，也積累了很多植物材料的細胞遺傳學操作的知識，為以后改進實驗奠定了基礎。很多學生反映類似的開放性實驗時間可自由安排，實驗過程可放開思維，進入實驗室操作學會了一些基礎的科研技能。此外，還認識到了實驗準備的艱辛，更珍惜以后的實驗機會了。

在實驗教材中將果蠅實驗分為果蠅生活史、果蠅雜交和果蠅唾腺染色體制備等幾個獨立實驗。我們改進后的實驗則以果蠅為主線，要求學生從野生型果蠅的收集到生活史觀察再到唾腺染色體制備融合為一個大實驗，要求學生在實驗教材所提供知識的基礎上，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實驗內容，而將雜交實驗和孟德爾遺傳定律的驗證實驗改用其它實驗材料來完成。

不可否認的是，將部分遺傳學實驗從課堂移到課外增加了任課教師和實驗室工作人員的工作量，在管理上開放性實驗也增加了難度。開放式實驗教學要求教師在課外時間也要進入實驗室指導，實驗室經常處于開放狀態，實驗儀器設備和藥品的使用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放開。在實際操作中，我們采用教師網上答疑和在指定時間指導相結合的方式對學生進行輔導。在實驗室管理上，試劑方面控制關鍵藥品的使用，常規藥品可以適當放開，對一些配制難度較大的溶液統一配制；對顯微鏡、顯微照相系統的使用則采取專人負責制，保證儀器的安全。而水培實驗和果蠅飼養實驗等內容則允許學生將材料帶回宿舍，便于學生隨時觀察。

4　開放式實驗教學的考核指標體系

實驗教學考試方法的改革作為實驗教學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當前教學改革中值得深入研究與實踐的問題。以前實驗考核的方式主要以實驗報告為主，針對這樣的考核方式，學生常出現相互之間抄襲，作業敷衍的現象，既不能反映學生實驗的真實水平，考核指標也比較單一。針對這些問題，結合我們的開發性實驗，我們重新制訂了實驗成績評價標準，經過我們設計改進后的實驗考核主要包括驗證性實驗考核和開放性實驗考核兩部分。驗證性成績的記錄擯棄了以前單純看實驗報告打分的情況，在實驗中對實驗結果提出規定要求，課堂上實時檢查并記錄學生的實驗結果，要求學生立即在實驗結果欄描述結果并由教師及時確認，防止課后抄襲。對實驗原理、實驗步驟等內容也杜絕抄襲課本，要求用自己的語言表述。每次實驗結束后均布置思考題，啟發學生動手之后學會思考，發掘問題。在開放性實驗部分，教師將實驗設計方案納入評分范圍，實驗進行過程中記錄平時成績，對實驗結果不做硬性要求，但可作為評分參考。

在平時實驗成績記錄之外，還單獨設計了期末實驗考試。期末實驗考核采取開放式考核，擬定考試題目范圍，讓學生獨立設計實驗步驟，獨立實驗，在規定時間內獨立完成詳盡的實驗報告。這些評分方式考查了學生搜集資料，獨立開展項目的能力。這樣的考試既靈活，也發揮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更訓練了學生的科研思維，為以后進入研究崗位奠定基礎。

5　結束語

第3篇：行為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008-2409(2009)06-1109- 03

科研就是探討未知,而求證 未知是人類偉大的稟性,只有人類才有思維和創新。同志曾講過“創新是一個民族進 步的靈魂”。高等學校就是培養這種靈魂的場所。作為醫科院校的大學生應及早了解科研、 接觸科研和參與科研,使自己具備新世紀學子應具備的學識和眼光。醫學院校開設醫學科研 導論課程,向學生介紹最新的醫學發展趨勢、研究進展和基本的研究方法,使學生擴大眼界 ,拓寬思路,受到科研思維的教育和啟迪,為以后的醫學學習和科研以及臨床實踐打下一定 基礎。筆者從醫學科研的定義、方法及醫學研究的進展幾個方面來闡述醫學院校開設醫學科 研導論的必要性。

1 醫學生首先應了解醫學科研的概念及分類

科學是知識和學 問之意,是在一定社會環境中對知識的探求,而醫學是科學的分支,是一門古老的科學。醫 學作為一種認識現象,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式,是關于人體正常和異常的生命過程以及 同疾病作斗爭和增進健康的科學知識體系,是人類長期與疾病作斗爭的實踐經驗的總結。醫 學研究是一種自然現象,它研究對象是人,它主要研究人體生命過程及其與外界環境的相互 關系規律,研究人體疾病的發生、發展、痊愈及其防治的規律,研究增進人類健康、延長人 類壽命和提高勞動能力的有效措施。根據研究對象、內容和方法的不同,把醫學科學分為基 礎醫學、臨床醫學和預防醫學?；A醫學是研究人體的生命活動和作用于人體的致病因子、 藥物、毒物以及疾病發生發展的本質和普遍規律的科學體系,是整個醫學發展的基礎和先導 。臨床醫學是研究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的科學體系,是醫學中的技術科學和應用科學的龐大 體系。預防醫學是研究預防和消除病害、講究衛生、增強體質、改善和創造有利于健康的生 產環境和生活條件的科學體系。以上的分類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將隨著醫學的發展而發展。 傳統的醫學分類已經不能充分地概括醫學領域各分支學科的現狀和全貌?；A醫學、臨床醫 學、預防醫學三者相對獨立的傳統界線會日益模糊,三者之間相互滲透,漸趨融合,各種新 的學科分支不斷產生。

2 醫學科學研究促進了醫學的發展

隨著社會的發展,科學在社會中地位越來越重要,醫學作為科學一個分支也如此。20世紀以 來,現代醫學以空前的速度向前發展,為保障人類的生命和健康作出了重大貢獻。未來醫學 發展前景如何?人類將遇到哪些困擾?將采取何種對策去迎接未來的挑戰。這就需要醫學院 校的學生打下扎實的科研基礎去面對。

2.1 近代醫學研究的發展

醫學的產生已有4000多年,早在文藝復興時代,比利時醫生維薩里就明確宣言:“我要以人 體本身上的解剖來闡明人體的構造。”他還認為科學不應該盲從,必須從實際出發,因此不 顧教會不準解剖尸體的禁令,夜間從刑場偷回尸體,從事人體解剖的研究。1543年,維薩里 發表了《人體的構造》,奠定了人體解剖學的基礎。1628年,英國醫生哈維在活體實驗的直 接觀察的基礎上,發表了《論動物的心臟運動與血液運動》,把生理學確立為科學。自此人 們由認識人體的結構形態進而認識活體的生理功能,開始了近代醫學的新時代。

18、19世紀,近代醫學取得了巨大進展,主要標志為實驗生理學的發展,細胞病理學的 建立,科學的微生物學說的興起。近代醫學研究均以實驗觀察為基礎,用實驗中觀察到的事 實來做結論。它們的特點為:分門別類,各自孤立的研究,由于分門別類的研究,積累了許 多新的事實,引起了近代醫學進一步分化。例如比較生理學、病理生理學、病理解剖學、胚 胎學、微生物學等,都形成了獨立的學科。

2.2 新世紀當代醫學研究的發展

二十世紀當代醫學發展的特點是人們的認識向微觀的深入和宏觀上的擴展,自然科學分科的 進一步發展,互相錯綜,形成一個網絡式的整體系統。醫學科學也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重大 成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形成了新的歷史特點。當代醫學科學發展具有既高度分化又 高度綜合的新特點,有力地表明了醫學研究既是多樣的,又是統一的。馬克思早就指出了科 學統一的前景,他說:“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將包括自然 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1]。

醫學的分化趨勢與整體化趨勢:①新技術提供現代化研究手段,對人體和疾病的研究達到分 子水平,正向量子水平前進。這就促進了學科的高度分化,例如,當今的遺傳學就發展了許 多分支,諸如:毒理遺傳、免疫、生態、行為遺傳學等。傳統外科也出現了許多分支,例如 :普外、胸外、腦外、顯微外、移植外、整形外等。②整體化趨勢主要表現為臨床與基礎的 統一,預防與臨床、基礎的統一,例如:環境醫學、人體力學,生物材料學等。大生物學的 誕生就是當代醫學高度整體化的重要標志,它是把地球上所有以生物為研究對象或研究材料 的學科集合起來,對比它們的特性、相互關系及其地球環境對它們的影響。如地球溫室效應 、厄爾尼諾現象等。此外,中西醫理論上的結合也變成可能。西方醫學的成功是分析方法和 手段的勝利。而它的缺點主要是缺少整體觀與系統論造成的。西醫向更高層次的發展,將是 在實證科學的基礎上,吸收系統與整體論的觀點,走向生命現象的復雜系統論。這就是生物 模式向“環境-社會-心理-生物”模式轉變的基礎,也為中國傳統醫學與西方現代醫學在更 高層次的結合、創立“統一醫學”提供了可能性[2]。

總之,新世紀的醫學科研正向兩極方向高度發展,一方面向細胞分子、量子、納米生物學深 入。另一方面,則向有關種群生態及生物圈的研究領域展開。學生必須從這些醫學科研導論 中理解這些前瞻性知識對將來醫學臨床和科研的重要性,增加對醫學的興趣和作為醫生的責 任感。新世紀醫學的任務將從以防病治病為主逐步轉向以維護和增強健康,提高人的生命質 量為主,未來尋求醫學服務的不僅是患者,還有相當數量的正常人。尋醫問診的不僅是身體 缺欠,更多的是得到生活指導和心理咨詢,醫生開出的不僅是藥方還有生活處方。

3 研究方法

科學研究是以研究自然界物質運動規律為直接目的的,在實驗中,人們可以根據科學研究的 目的和要求,借助一些特定的儀器和設備,造成在研究中某些對象所需要的特殊條件,控制 某些因素或排除一些不利因素,把要研究的問題進行精細地、反復地觀察和研究,最后得出 科學結論。科學研究史的無數事例說明,科學研究已經成為科學知識新的源泉。醫學院校學 生需要掌握以下幾方面科研基礎知識和研究方法。

3.1 醫學研究的特點

醫學研究是認識疾病,掌握它的發生和發展過程,提示健康與疾病的轉化規律。因研究的對 象為人體本身,故在形態學、生理學具有生物學屬性外,在語言、思維和社會生活上又具有 社會屬性,因此人體現象不能籠統用一般生物學規律來解釋。另外,許多醫學實驗和觀察不 允許按研究者的意愿在人體上直接試驗。

3.2 掌握醫學科研的基本程序

①問題提出:愛因斯坦曾說“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為重要,因為解 決一個問題也許是一個數學上或實驗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 看舊問題,卻需要創造性的想象力,而標志著科學的真正進步”。可見,提出科學問題,尤 其是提出概念清晰的難題,更能對科學進步起到真正的推動作用。因此,學生應培養善于觀 察、發現問題的好習慣。②假說建立與驗證:根據經驗和知識,包括文獻、大體分析對象的 內部聯系,提出對該問題的可能答案或解釋,這種預先答案叫假說。進行醫學基礎或臨床實 驗均需先提出假說,然后通過實驗設計、觀察、統計等來對假說進行驗證。③結論與資料解 釋:此為科研中更深刻、更有理論和實踐意義的部分。對在實驗和臨床研究過程中收集的大 量資料和數據進行科學的整理和處理,也就是對臨床觀察的素材進行科學加工,對大量數據 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便為分析判斷,得出科學的結論做好準備。④形成:醫學論 文是醫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完備的醫學論文應具有學術性、科學性和創新性。

3.3 需掌握科研課題的選定

3.3.1 掌握選題的基本要求 ①要有科學性:表現為科研設計是否嚴密、合理 ,研究方法是否正確、完善等。②要有創新性:科研忌無意義重復前人的工作。選題的創新 表現在研究方法、設計是否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改進、提高和創新。③具體明確:醫學研究 的選題必須經過嚴格的核對、分析,真實明確地反映客觀存在的事實。對題目的選定要明確 ,不能含糊不清。④適當實施手段:慎重考慮本人技術水平和所在單位的設備狀況,不能脫 離本人和單位具體情況。

3.3.2 需掌握選題的種類 醫學科研選題分為:①調查研究:流行病學、衛生 學。②實驗觀察:生理學、藥理學,需要實驗條件和觀察手段。③資料分析:需要既往的醫 療衛生資料,統計分析,如死因分析等。④經驗體會:在自己的研究基礎上著重對某一問題 進行探討?？傊?科學研究是醫學工作者的重要工作之一,然而,有關的科研方法在醫學院校教育中較 少涉及,僅在研究生培養過程中作為一般內容簡要介紹。因此,許多醫學本科生畢業后不知 怎樣進行科學研究。2000年《中華外科學雜志》的退稿率為74.49%,退稿稿件中科研方法不 正確者占76.25%[3]。表明在醫學科研工作中,科研方法的不合理應用已成為一種 普遍現象。要彌補醫學工作者的這一缺陷,必須加強在校醫學生的醫學科研能力的培養。開 設醫學科研導論課程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應引起各類醫學院校的重視。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經濟學哲學手稿[M].1844,42:128.

[2] 21世紀100個科學難題編寫組,21世紀100個科學難題[M].長春:吉林人 民出版社,1998:648.

第4篇：行為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面孔特異性假說；專家假說；面孔加工；行為遺傳學

分類號：B842.2

對于人類來說，面孔是一類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視覺刺激。人類屬于高度社會性的生物，社會交往活動豐富并且頻繁。能夠迅速而準確的識別其他個體是實現這些社會功能的必要條件，面孔則是我們識別其他個體最為重要的線索。面孔提供給我們豐富的信息，首先是關于面孔所屬個體的身份(faceidentity)的信息。我們能夠記住很多熟悉的人的面孔，即使過了很長的時間也能準確辨別出來；我們還可以很容易的學習新的面孔，從眾多的路人中認出某個曾有一面之緣的人；即使面對多個完全陌生的面孔，我們也可以輕易地發現它們的不同并加以辨別。除了個體身份的鑒別外，我們還從面孔中獲得社會性的信息(social aspect of face information)。看到一張面孔的圖片，即使僅是短暫的掃視，我們就可以獲得圖片中人的性別、大概的年齡、表情以及眼光注視的方向等眾多的信息，并且這些判斷很少出錯。由此可見，面孔的確對人類有著特殊的意義，而我們也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逐漸獲得了超于尋?？腕w的面孔加工的能力。由于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面孔一直受到研究者們廣泛的關注。這里關注的是面孔個體識別(face identity)方面的研究，而面孔情緒(facial emotion)、眼光注視方向(eyegaze)等社會性信息的加工研究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1.面孔特異性(face-specific)的研究

人們對于面孔的研究由來已久。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Yin(1969)的研究中就比較了面孔和房屋的倒置效應(inversion effect)。所有客體在被垂直旋轉180度呈倒置(invert)狀態時，和正立(upright)的條件相比，我們對它的加工能力都有所下降，這個現象被稱為倒置效應(inversion effect)。但是Yin在他的研究中發現面孔加工受倒置的損害程度比其他種類客體更嚴重，從而提出了面孔特異性的假說。Fodor(1983)在他的《Modularity of Mind》一書中提出了影響深遠的“模塊化(modularity)”理論，認為人類大腦進行各種認知操作是通過多個并行且相互可分離的模塊來完成的，并提出兩種可能的模塊組織方式：一是不同的模塊加工不同的信息內容(如聲音、空間知覺、視覺運動等等)；二是不同模塊負責不同類型的加工(如分類、判斷和意志等等)。那么是否存在這樣一個面孔特異性加工的模塊呢?換句話說，面孔識別是區別于其他客體、領域特異性(domain-specific)的，還是和其他客體分享共同的、領域普遍性(domain-general)的機制呢?為了弄清這個問題，后續來自認知心理學、發展心理學、認知神經科學和神經生理學的研究為揭示面孔識別的本質提供了大量的實驗證據。

1.1行為水平的研究證據

認知心理學對成人的行為研究認為，面孔加工的特異性來自于面孔的整體性加工。自1969年Yin從面孔與房屋的倒置效應研究中提出面孔的特異性之后，大量的認知行為研究關注面孔加工與倒置效應這一現象之間的關系。共同的發現是，在面孔刺激被倒置后被試對面孔的識別能力顯著受損，具體表現為反應的正確率下降、反應時間增加。穆尼兩色面孔(Two tone Mooney face)這個實驗現象可以很清楚的反映出倒置的影響。穆尼兩色面孔是一類黑白兩色的面孔圖片，這類圖片在正立時可以很容易的被知覺為人類面孔，但是一旦被倒立后則很難被識別。倒立的面孔圖片中究竟是什么信息的加工受到損害了呢?

對這個問題主流的解釋認為，與其他非面孔客體相比，面孔的加工是基于一種整體性的加工(關于整體性加工的定義，有confignral和holistic之爭，在這里采用confignral不加以區別)，即面孔的加工依賴于各個器官之間的空間位置關系，倒立正是破壞了對這種相對的位置關系的加工；非面孔的客體(如房屋、椅子等)則主要是基于局部性質的加工(part-based process)，因此受到倒置的影響相對很小。后續關于面孔倒置效應的研究(Freire，2000；Le Grand，2001；Leder,2000；Mondloch，2002)進一步比較了倒置對面孔的整體性(configural)信息和局部性(part)信息的加工的影響程度，發現倒置只是顯著的破壞了面孔的整體性信息，對局部的特征信息沒有顯著的影響。這些實驗調控了面孔的局部特征(part)或者各部分的空間距離(configural)，而保持面孔刺激的其他特性不變，結果發現只有在改變空間距離(configural)的條件下存在顯著的倒置效應。研究者據此認為面孔的整體加工在倒置時被破壞，而原本基于局部特征加工的其他非面孔刺激在倒置后的加工不受影響，這也解釋了Yin提出的面孔區別于其他非面孔客體的特異性。

支持面孔整體性加工的證據還來自于另外兩種實驗效應：“局部―整體效應(part-whole effect)”和“合成效應(composite effect)”。局部一整體效應是指當面孔中某一局部特征(如Bill的鼻子)被置于原始面孔中同時呈現時，對這一局部特征的記憶和識別能力要遠遠高于該部分單獨呈現時(Tanaka。1993)。這個結果說明整體面孔的呈現對某個局部的信息的提取有幫助作用，因此局部一整體效應也支持面孔是基于整體性編碼加工的觀點。而合成效應則是從相反的角度證明了面孔的整體性加工優勢。Young(1987)的研究中將面孔圖片水平分割成上下兩個半部分，并將某人的上半部分面孔和另一人的下半部分面孔拼接起來。當上下對齊接合(aligned)時，受下半部分面孔的影響，被試很難識別出上半部分面孔的身份；而當上下錯開接合(misaligned)時，下半部分面孔對于上半部分面孔的影響作用則很弱。研究者將此效應解釋為：在對齊接合的條件下，上、下兩個半部分融合成一個新的面孔，被試在對上半部分面孔進行加工時會受到融合的新面孔的影響；在錯開接合的條件下面孔的整體性受到破壞，這種影響也就不存在或者減弱了。

1.2猴子單細胞記錄與人類新生兒的研究證據

來自猴子大腦單細胞記錄的研究發現，在猴子

顳下回皮層(inferior temporal gyrus，IT)存在對面孔特異反應的神經細胞(face-specific cell)(Perrett。1982；1991)。當不同種類客體刺激呈現給猴子的時候，這些細胞只選擇性的對面孔類的刺激(包括猴子的面孔和人類的面孔)有高頻率的神經發放，但對于其他非面孔的刺激沒有反應或者反應微弱。即使面孔刺激的空間頻率、表面顏色還有對比度發生變化，這些面孔特異性細胞的反應也并不隨之變化，證明它們并不是對那些初級水平的視覺信息敏感，而確實是對面孔有特異的選擇性反應。

人類新生兒的研究也為面孔特異性提供了重要證據。研究發現人類新生兒對與面孔具有類似模式(face-likepttern)的刺激有趨向性的反應(Johnson，1991)。類面孔模式是指在橢圓形輪廓內按照眼睛和嘴的位置二上一下的分布三個點。新生兒雖然還沒有獲得任何對于面孔的加工經驗，但是與控制組刺激相比，新生兒盯視類面孔模式的刺激時間更長，說明他們對于面孔模式的刺激有先天的選擇性。

1.3正常成人的神經水平的研究證據

以上行為學的證據為面孔的特異性加工機制提供了很多的啟示，但還是未能解釋面孔加工特異性的本質。認知神經科學和神經生理學方面的研究，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為面孔特異性提供了神經層面的證據。在這里最主要的證據來自：核磁共振功能成像(fMRI)研究發現的面孔區域FFA(FusiformFace Area)，事件相關電位(ERPs)研究發現的面孔誘發腦電成分N170，以及腦磁(MEG)研究發現的面孔誘發成分M170。

繼在猴子大腦IT區發現對面孔有特異選擇性反應的細胞之后，Kanwisher(1997)等人用核磁共振技術在人類大腦的顳葉梭狀回(fusiform gyrus)發現一個區域，當向被試呈現包括面孔在內的多類客體時，該區域對面孔類刺激反應的Bold信號超過對其他種類客體反應的兩倍，該區域因此被定義為面孔區域(FFA，Fusiform Face Area)。Kanwisher等人在研究中詳細的控制了任務的難度，同類客體的相似性(是否具有相同的構形configuration)，發現無論其他的條件怎樣變化，FFA的反應只是隨著面孔刺激的出現而升高，和實驗任務以及客體的相似性無關。Kanwisher等人在接下來的研究中還發現FFA區對倒立面孔的反應只是略低于正立面孔，但仍顯著的高于對其他非面孔刺激的反應(Kanwisher,1998)。另外腦電的研究發現N170成分是一個和面孔加工相關的腦電負波，它一般出現在面孔刺激呈現后的170ms，出現的位置位于大腦的顳頂聯合區(occipitotemporal region)(Bentin，1996；Jeffreys，1996)。和FFA類似，相比于其他非面孔類刺激，僅有面孔刺激的加工可以誘發N170出現；倒置面孔也可誘發N170，但時間會延遲10ms，其他非面孔的倒置刺激則均不能誘發N170。類似的證據也來自腦磁研究發現的腦磁成分M170(Liu，2000)。這些證據都表明面孔的加工在人類的大腦中可能具有區別于其他非面孔類客體的特異性的神經機制。

1.4腦損傷及發展性面孔失認癥(pmsopagnosia)病人的研究證據

如果正常成人的神經系統中存在著獨立于其他非面孔客體的面孔加工機制，那么當負責該機制的皮層區域出現問題或受到損傷時，應該預期個體的面孔加工能力會受到嚴重損害，而對其他非面孔的刺激的加工應該相對完好。對腦損傷以及發展性面孔失認癥病人的研究正是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

面孔失認癥(prosopagnosia)病人在識別和記憶面孔中存在嚴重的缺陷，但相對于另外一類更廣泛的客體識別障礙的病人(agnosia)，他們對于其他非面孔的客體的加工能力通常是完好的。面孔失認癥的病人按照病因可以分為損傷(或病變)性和發展性兩類：前者的認知能力損傷源自大腦局部的外傷或血栓導致的組織壞死；后者通常沒有可以明確報告的受損事件，但先天具有可能來自家族遺傳性的面孔識別障礙。面孔特異性理論強調面孔具有獨立于其他非面孔類客體的特異性加工機制，最有力的支持來自面孔失認癥病人的雙分離(doubledissociation)證據。Scrgcnt(1992)等人測試面孔失認癥病人的結果表明他們在面孔識別任務中表現顯著的受損，但對其他非面孔類客體的加工依然完好(see also Duchaine。2000；2003；2004)。相反的，Moscovitch(1997)的個案研究證明，患有客體識別障礙(agnosia)的病人CK的面孔加工能力完好無損。

關于面孔失認癥和FFA之間關系，有研究發現大腦FFA區域損傷的病人面孔加工能力嚴重受損，說明FFA區域的完好是具有正常面孔加工能力的必要條件；但并沒有證據表明發展性面孔失認癥的病人他們的FFA區異常，二者之間的關系還有待探索。另外關于面孔失認癥病人的腦電研究報告，對應于他們受損的面孔識別能力，病人的腦電N170成分的強度(amplitudes)也顯著小于正常人(Bentin，1999)。

2.反對的聲音：專家(Expertise theory)理論

正如科學研究中大多數的問題都存在著爭論，面孔特異性理論也有眾多的反對者。反對聲音中主導的觀點來自Carey、Gauthier等人提出專家理論(Diamond，1986；Gauthier,1997；1999；2000)。該理論最主要的觀點是：面孔并不特異于其他種類的客體。專家水平的加工模式才是問題的關鍵?？腕w按照不同的相似程度有兩種水平的加工類型：初級水平的辨別(basic-level discrimination)指區別外形輪廓完全不同的種類。比如判別某個客體是椅子，而不是狗，或者汽車；次級水平的辨別(subordinate-level discrimination)指對具有相似結構的一類客體之間進行更精細的區分和辨別，比如識別某一把椅子是A的椅子而不是B的椅子。專家理論認為，次級水平辨別任務中專家(expert)和新手(novel)的行為表現以及調用的加工機制有本質的區別。對于特定種類客體的加工，具有專家能力的個體經過大量的經驗積累形成了對該類客體的整體性(configural)加工模式，而新手則采用局部信息的加工模式。面孔之所以在很多方面表現出區別于其他非面孔客體的特異性，首先是因為在日常生活中面孔的加工通常都屬于次級水平的辨別任務(判定某張面孔的身份，而不是判別某客體是否是面孔)，而其他的客體則只需要初級水平的辨別；其次由于生存的需要，面孔比其他類客體受到更多的關注，因此所有正常成人都是面孔加工的專家。專家理論

的支持者用上述邏輯來解釋面孔加工表現出來的特異性。

專家理論的支持者主要以各種客體專家為研究對象，如果專家對專長客體的加工與對面孔的加工表現出相似的特性，則說明專家理論的解釋是正確的，即面孔的特異性是因為特殊的加工模式(整體性加工)，而非刺激的特異性。Carey(1986)等人的研究中證明了有多年鑒定狗類經驗的專家(dogexpert)在對狗的辨別任務中表現出和面孔相同程度的倒置效應，并且由控制實驗說明這種倒置效應不是來自于對局部細節特征辨別的差異。還有對鳥類和汽車專家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報告。除了上述對現實客體的專家的研究以外，Gauthier等人專門設計了一套人造客體“Greeble”，并提出培訓實驗室內“Greeble專家”的方法，為專家理論提供證據(Gauthier，1997)。Ganthier認為實驗室培訓的GreeNe專家在GreeNe加工任務中表現出和面孔加工類似的特性，比如局部一整體效應和合成效應，但并沒有得到類似面孔的倒置效應(Gauthier，1997；1998)。

近些年還有一些關于專家理論在神經水平的研究，試圖證明在大腦神經機制上專家模式的加工與面孔加工的同源性。Gauthier在1999年和2000年的研究中分別測試了實驗室培訓的Greeble專家和現實世界的汽車專家、鳥類專家在進行專長客體加工時FFA的反應，認為FFA是專家模式加工的機制所在而非面孔特有的。關于腦電成分N170的專家理論的研究也有結果表明：專家模式的加工能夠誘發N170，Rossion和Tanaka分別提供了來自Greeble專家以及鳥類和狗類專家的證據(Rossion,2002；Tanaka，2001)。

綜合以上結果，專家理論的支持者認為面孔加工在行為和神經水平表現出的特異性都可以用整體性加工，也就是專家模式的加工來解釋。對于其他種類的客體，只要獲得了與面孔同樣水平的專家水平，加工也會表現出相似的模式。

3.現存研究的分析

如上來自面孔特異性理論和專家理論兩方的研究都得到了大量的研究證據支持自己的理論，雙方似乎都有道理但卻又不足以駁倒對方的觀點，因此關于面孔特異性的問題至今仍在爭論中。近年來，雖然該領域內每年都有新的研究結果發表，但兩大理論陣營的爭論卻是有增無減，我們對于究竟是什么存在著特異性這個問題的理解仍然在原地踏步。如何才能系統的分析和理解現有的結果呢?我們認為所有的問題可以歸結為兩個因素：刺激類型與加工類型。區分這兩個因素，能使我們更清晰的理解和歸納這些研究的結果。

視覺系統每天都要加工大量的客體，它們種類繁多、形狀各異。我們的大腦是如何組織以完成如此繁雜的任務呢?模塊化理論認為，視覺系統是由多個模塊組成的，每個模塊分別負責其對應的一類加工任務。問題是，這些模塊是根據什么原則劃分的呢：按客體的種類、顏色、功能，還是其他什么規則?這也正是上述兩個理論流派爭論的根源所在。面孔特異理論認為，客體識別的模塊是依照客體類別劃分的，其中面孔刺激因其特殊性由單獨的特異化的神經模塊(FFA、OFA)負責加工，而其他非面孔的客體由另外的模塊加工；專家理論則認為，所有的客體都同時包含整體性信息和局部性信息，我們對于客體的加工也可相應的分為整體性加工和局部性加工，而客體識別的模塊應該是依照加工的類型劃分的，整體性加工由于經驗的塑造作用形成獨立的神經模塊，從而區別于局部性的加工。對于每個被視覺系統加工的客體來說，首先它具有類別的屬性(刺激類型：如面孔、房屋、汽車等)，其次它也同時包含整體性和局部性(加工類型)的信息，因此從理論上來講兩種理論都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需要強調的是，刺激類型和加工類型是客體的兩種不同的屬性，它們分別從兩個獨立的緯度描述客體的特征，按照因素設計的原理，我們可以將這兩個屬性做2×2的正交分解來詳細探討客體識別的機制及其模塊化的問題。橫軸方向代表刺激類型，此因素分為兩個水平：面孔和非面孔客體；縱軸方向代表加工類型，也分為兩個水平：整體性加工和局部性加工。這樣我們得到視覺客體加工的2×2共四個子成分：I象限代表對面孔類刺激的整體性(信息的)加工，Ⅱ象限代表對非面孔類刺激的整體性(信息的)加工，Ⅲ象限代表對面孔類刺激的局部性(信息的)加工，Ⅳ象限代表對非面孔類刺激的局部性(信息的)加工。若以象限的劃分來代表視覺神經系統中的可能的模塊劃分，則前述面孔特異性與專家理論的觀點可分別用圖7b、7c和7d表示如下：首先要指出的是，面孔特異性的理論村在著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初期的研究強調面孔的整體性加工特異于其他的客體，即是圖中第1象限為一獨立模塊(圖7b)；后來隨著研究技術的發展，面孔特異性理論的支持者逐漸認識到面孔刺激本身即具有特異性，無論是它的整體性加工還是局部性加工都和非面孔的客體具有不同的機制，即是圖中I、Ⅲ象限共同屬于一個獨立的模塊(圖7c)；而專家理論則始終強調經驗形成的整體性加工具有特異性，而無關乎客體的種類，即是指圖中I、Ⅱ象限同屬于一個獨立的模塊(圖7d)。因此，我們根據上述的分析歸納出3種可能成立的假設：1)面孔整體加工特異性的假設；2)面孔刺激特異性的假設；和3)專家加工的假設。下面將非別針對這三種假設總結其支持和反對的證據，以便更好的理解目前研究的進展并尋找解決問題的思路。

3.1面孔整體加工特異性的假設

面孔特異性的理論有著一個發展的過程，早期關于面孔特異性的行為研究主要討論的問題是面孔的整體加工是否是特異的。從1969年Yin提出面孔的倒置效應開始，大量關于倒置效應的研究指出倒置的面孔主要是整體性信息受到了破壞，因此認為面孔整體性加工具有特異性(Farah，1995；Rhodes，1994)；另外還有局部一整體效應和合成效應的研究，雖然研究的范式有所區別，但研究結果也證明了面孔的整體加工模式異于非面孔的客體，從而支持面孔整體加工的特異性(Tanaka,1993；Young，1987)。這里提出的第一個假設：面孔整體加工特異性的假設即是對這類研究觀點的總括。

這部分研究的觀點首先受到專家理論支持者研究的質疑(Diamond，1986；Gauthier，1997；Ashworth。2008)。他們的結果證明，對于某類非面孔客體(e.g.Greeble)具有專家能力的人在完成相關的任務時表現出了和面孔類似程度的倒置效應，倒置效應不是面孔專有的；其次，面孔特異性理論后續的研究也發現倒置不僅破壞整體性信息同樣也影響局部信息的加工，前人關于面孔整體(eonfigural)信息和局部(part)信息的倒置效應的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是沒有控制兩種任務的難度，Part的任務沒有出現倒置效

應是因為正立條件下正確率已經達到了天花板效應(ceiling effect)(Yovel，2004)。這樣作為監測標準的倒置效應，它本身的機制就是一個未明問題，因此任何建立在倒置效應基礎上的結果都缺乏理論支持。

3.2面孔刺激特異性的假設

如上所述，面孔整體加工特異性的假設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而隨著研究技術的發展，近年來fMRI和行為研究結果發現，面孔的局部加工(part-basedprocess)也存在一定的特異性。如行為測試的研究表明面孔的局部信息加工也有倒置效應(Riesenhuber，2004；Sekuler，2004)；并且面孔局部信息的加工和整體信息的加工都發生在特化于面孔加工的腦區FFA(Yovel，2004；2005；Kanwisher，1999)。這些結果引出了一個新的理論觀點：面孔之所以特異，不僅僅是因為整體性加工而特異，而是面孔這類刺激本身也存在特異性，即我們的第二個假設――面孔刺激特異性假設(Kanwisher，2006)。面孔刺激特異性的假說認為，面孔刺激本身特異于其他非面孔的客體，除上述行為和fMRI的證據外，ERP和MEG的研究也證明了存在特異于面孔刺激的神經電信號N170和M170(Bentin，1996；Jeffreys，1996；Liu，2000)。另外近年來對面孔失認癥病人的多篇研究報告結果也支持了面孔刺激的特異性假設(Duchaine，2000；2003；2004；2005；Riddoeh，2008)。尤其是兩份研究分別報告的面孔與非面孔刺激的雙分離結果，有力地證明了面孔與非面孔刺激可能存在相互獨立的加工機制(Sergent，1992；Moscoviteh，1997)。

但這些研究仍然受到專家理論研究者的反對。首先，專家理論研究者認為FFA、N170等神經成分并非特異于面孔刺激而是特異于整體性加工，并且從行為水平到神經機制水平的研究分別提供了相應的證據，證明專家水平的整體加工也可以激活FFA(或者誘發N170)。其次對于面孔失認癥的研究，由于個案之間存在差異，有研究認為一些個案反映出的面孔認知能力的缺陷可能是由更廣泛存在的整體性加工的缺陷所導致的，患者之所以僅表現出對面孔刺激識別的缺陷，是因為相比與其他種類客體來說面孔的識別需要更多的整體性加工(de Gelder,2000；Li.2007)。

3.3專家加工的假設

專家加工的假設認為在客體識別的過程中，整體性加工才是具有特異性的模塊，與客體的種類無關。當對于某類刺激進行次級水平(sub-ordinatediscrimination)的辨別時，加工就會采取整體性的模式，而經驗的累積(即成為專家)對形成這種整體性的加工模式十分重要。這種專家性的加工模式存在特異性，有別于新手水平的、基于局部性信息的加工模式。專家理論的研究者從行為水平、神經水平到腦損傷病人的各方面研究分別提供了支持該觀點的證據。從行為水平證明專家模式的加工能夠得到與面孔類似的倒置效應，到神經水平證明FFA的激活和N170都是由整體性的加工誘發的，這些神經活動代表的是對同類別的客體次級水平的識別加工，而不是面孔刺激特有的。

對專家理論的批判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認為研究的方法存在問題(Kanwisher，2000)。首先人造的客體Greeble有一些跟面孔很類似，有可能被當成面孔來學習；其次Gauthier在證明FFA和專家加工模式的關系的研究中定位FFA的方法與Kanwisher在1997年定位的方法不同，而且定位出的FFA位置也有很大出入。二是近年的研究結果表明，面孔加工的種族優勢效應(race effect，對同種族的面孔加工優于對外種族面孔的加工，通常認為反映了學習經驗對面孔識別的影響)不僅存在于對面孔的整體性信息的加工(configural process)中，同時也存在于對面孔局部信息的辨別(part-based process)任務中(Hayward，2008)。這說明學習經驗同時影響整體和局部性的加工，因此專家理論僅用經驗來解釋面孔的特異性顯然是有問題的。

綜上，兩種理論流派各持己見相爭不下，雖然近年來不斷有新的研究結果發表但并未能解決爭論，總結起來原因有二。第一點原因是實驗設計方法的問題：大部分研究只考慮刺激、加工類型二因素之一，或將兩者混為一談。比如一項研究比較了面孔刺激與房屋、眼鏡等刺激的倒置效應大小，面孔刺激假說認為面孔有更大的倒置效應體現了面孔刺激的特異性；而專家假說則認為這反映了整體加工的特異性，面孔刺激的倒置效應之所以更大，是因為相比與非面孔的客體一般人都是識別面孔的“專家”。再比如另一項研究證明了Greeble專家對面孔和Greeble有類似的倒置效應，專家理論解釋為是經驗形成的專家模式的整體加工所導致，而面孔特異性理論的支持者則強調刺激類別的特點，認為此結果由于Greeble本身形似面孔導致。這個設計方法上的問題可以通過改善實驗設計來解決，即將刺激類型和加工類型兩因素同時作為實驗的變量，如圖7示意進行2X2的因素設計。而爭論未決的第二個原因是由面孔刺激本身的性質決定的，面孔特異性理論強調面孔刺激的特異性，實質上可以理解為由先天因素決定的面孔與非面孔的差異；而專家理論強調學習經驗對專家模式加工的塑造作用，認為后天的環境因素才是關鍵。面孔刺激對人的生存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既可能從先天遺傳角度就決定了我們的神經系統組織方式，同時也無疑使每個人都在成長中獲得了更多的經驗而成為識別面孔的“專家”。先天和后天的影響在面孔識別這里似乎是密不可分的，除了極少數的人(識別狗、鳥或者汽車的專家)之外，面孔的這一特性也使它無法與其他種類的客體進行公平的比較。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想辦法將先天因素和后天的經驗二者分離開。

4.解決爭論的新思路

從前部分的分析可以得知，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分離“基因與環境”兩種因素。面孔對于生存的特殊意義，這一點可能不僅存在于人類身上，從猴子單細胞記錄的研究就可以推測，這種面孔的特異性可能隨著生物的進化更廣泛的存在于多個物種。Johnson對人類新生兒的研究也證明了，人類新生兒在沒有任何后天學習的經驗之前就先天的表現出對面孔模式的刺激的選擇性偏好(Johnson，1991)。這些結果都提示我們，面孔區別于其他非面孔刺激的特異性很可能從基因遺傳的水平就表現出來，這一點和那些為數極少的狗類或者鳥類專家具有的特殊能力(或者是專長于識別只出現了一百多年的汽車的能力)相比是有本質區別的――后者無論如何也不能從基因的水平上影響個體的認知加工。問題是，面孔可能存在的先天特異性也導致了后天選擇性的積累更多加工經驗，所以每個正常成人都是面孔識

別的專家，而只有極少數人具有識別其他客體的超常能力(Diamond，1986)。在這樣的情況下，從一般被試測得的面孔加工的反應既可以解釋為先天具有的面孔特異性，也可以解釋為后天更多的練習經驗的結果。目前支持面孔特異性假說的研究之所以受到專家理論的反駁，原因之一就在于研究中并沒有控制后天經驗對面孔識別的影響這個因素。只要我們可以排除后天經驗的影響，從遺傳的角度證明面孔的特異性在基因水平已有所表達，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面孔特異性的問題。

分離基因與環境兩種因素對某種心理現象的影響，雙生子研究(twin study)是有效的方法。研究面孔特異性是否受到基因水平的影響，我們也可以使用雙生子研究的方法。雙生子根據其遺傳學的特征可以分為同卵雙生(identical twin)和異卵雙生(fraternaltwin)。異卵雙生子由不同的受精卵發育，他們的基因相似度從統計上來講是50％，與一般的兄弟姐妹之間的相似度相同；而同卵雙生子擁有完全相同的遺傳因素，他們的基因相似度為100％，因此從先天遺傳的因素考慮。同卵比異卵的相似度要高出50％。而另一方面對于后天環境經驗的影響來說，在同一個家庭成長的雙生子，無論是同卵還是異卵我們都可以認為他們受后天環境影響的相似程度是完全相同的。這樣，當我們比較一組同卵雙生子和一組異卵雙生子在某個認知任務的行為表現(如反應時或者正確率)上的相關程度時，如果同卵雙生子之間的相關顯著地高于異卵雙生子之間的相關，則兩組結果的差異完全歸結為那50％基因相似度的貢獻，后天環境的影響因素在這里被完全控制掉了。

雙生子這個特殊的群體為分離先天基因和后天環境提供了有利的研究平臺，那么如何結合前面提到的“刺激類型”與“加工類型”兩個因素來設計實驗，以檢驗三種假設的正確性呢?總結前人的研究經驗來看，單一的測驗范式顯然是不夠的，測試的內容必須同時涵蓋圖7中四個象限代表的客體識別類型：即對面孔的整體性加工、對面孔的局部性加工、對非面孔刺激的整體性加工和對非面孔刺激的局部性加工。為避免爭議和因素之間的混淆，首先要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測驗范式能夠分別體現上述四種加工類型。如對面孔倒置效應、合成效應等的測量代表面孔整體性加工的水平：對打亂的面孔中局部特征形狀變化的測量則可代表面孔局部性加工的水平(Hayward，2008)：另外對隨機點陣中的整體形狀的測試和經典的Global-local測試可以分別測查非面孔刺激的整體性和局部性加工的能力(Behrmann，2005)。我們在對兩組雙生子進行一系列的測試之后，對同卵組和異卵組在各個測驗上的表現進行相關度的比較：如果同卵雙生子只在整體性面孔加工的測試中比異卵雙生子有更高的相關，而在局部性面孔加工測試中沒有表現出與異卵雙生子的差別，則我們可以推定第一種假設――面孔整體加工特異性的假設是正確的；如果同卵雙生子在面孔刺激的整體性和局部性兩類測試任務中都表現出比異卵雙生子更高的相關，則我們可以推定第二種假設――面孔刺激特異性的假設是正確的；同理，如果同卵雙生子表現出更高的相關度的數據出現在面孔和非面孔兩類刺激的整體性加工測驗任務中，而在局部性加工的任務中沒有相關度的差異，則可以推定第三種假設――專家加工的特異性假設正確?？偟膩碚f，只要選擇的測試范式具有清楚的心理學意義(能且僅能代表四類加工中的一種)，取得的雙生子樣本量足夠，則得到的數據一定會為我們理解客體識別的機制帶來重要的啟示，其直接反映了先天基因水平對我們認知機制的影響。

上面所述雙生子的行為研究僅是未來客體識別領域內理論探索的第一步，后續工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從行為測試的結果發現，面孔刺激的特異性在先天基因水平即有所表現(同卵雙生子面孔識別水平的相關度高于異卵組)，不難預測，這種相關度的差異在大腦結構以及神經活動的水平上也應該有所表現。下一步我們可以結合腦成像、腦電或腦磁等神經成像的技術進一步研究兩類雙生子在面孔加工的神經活動水平上的特點。最后，還可結合基因標定等生物技術，從基因一神經一行為三個層面深入的了解面孔特異性的功能機制。這些設想的實現當然需要一定的時間并且存在一些技術挑戰，但確是徹底解決面孔特異性爭論的一個可行的發展方向。

5.小結

綜上所述，近年來對于面孔特異性的研究從多個角度對該問題進行了探討，獲得了來自行為、神經以及損傷等多方面的證據。但是對于面孔的加工是否存在特異性這個問題還遠未解決，爭論的雙方由于研究關注的角度和研究的切入點不同導致分歧。

第5篇：行為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　家庭微系統；心理理論；影響機制

分類號　B844

1　前言

心理理論(Theory of mind)是當今發展心理學社會認知發展領域里的研究熱點。它是指個體具有的關于自己或他人心理世界的知識，包括愿望、信念和情緒等心理狀態的理解，以及據此對自我和他人行為的解釋和預測。心理理論的個體發生和發展機制是目前研究者關注的主要問題，比如幼兒的心理理論發展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影響的過程和機制如何，尚有待深入的探討。Hughes，Jaffee，Happe，liaylor，Caspi和Moffitt(2005)采用行為遺傳學的方法研究了1116對60個月大的雙胞胎，發現環境因素解釋了該樣本心理理論成績個體差異的絕大部分。由此可見，后天環境對個體心理理論發生和發展的影響極其重要。從生態系統論的角度來看，生態環境是影響個體發展最重要的來源，發展中的個體嵌套于相互影響的一系列環境系統之中，系統與個體相互作用從而影響著個體發展(Bronfbnbrenner1979)。學前兒童的影響主要來自于家庭微系統，所以研究者的興趣主要集中于家庭微系統對兒童心理理論的影響。

我們在綜述和分析文獻的基礎上，把家庭微系統分為三個子系統，即家庭基本環境子系統、父母與兒童互動子系統和兄弟姐妹與兒童互動子系統。三個子系統相互作用，形成了動態的、發展著的家庭微系統，從而影響著幼兒心理理論能力的發展。其中家庭基本環境子系統屬于客觀環境，它包括兩個變量：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兄弟姐妹數量類型。父母與兒童互動子系統屬于主觀環境，它包括以下變量：依戀類型、教養方式、母親情緒表達和親子游戲。兄弟姐妹與兒童互動子系統也屬于主觀環境，它包括以下變量：兄弟姐妹與兒童間的合作沖突和假裝游戲。本文通過分析各因素在心理理論發展中的作用，探討家庭微系統影響兒童心理理論發展的過程和機制，構建家庭微系統影響心理理論的模型。

2　家庭基本環境子系統對幼兒心理理論發展的影響

2.1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主要基于母親受教育程度、母親職業階層和父親職業階層(Meins，Fernyhough， & Russell，1998)。有研究者考察了來自不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3～4歲兒童的心理理論，發現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高(用父母職業聲望的社會經濟系數來測量)的幼兒，其錯誤信念任務成績顯著高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幼兒(shatz，Diesendmck， & MartineZ-Beok，2003)。母親受教育程度、母親職業階層、父親職業階層與4歲兒童心理理論水平顯著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31、0.37、0.26)，而父親受教育程度與兒童心理理論水平不存在顯著相關(Cutting & Dunn，1999)。然而Lucariello，Durand和Yamell(2007)考察了5歲和6歲兒童推測自我和他人心理狀態的能力，包括對自我與他人的信念、情緒和知覺的理解，發現高、低兩種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兒童，其心理理論任務成績并沒有顯著差異。他們認為，研究結果與shatz以及cuning和DuⅡn的結果不一致，可能是因為測量任務的不同和被試年齡的不同導致的，可能3歲和4歲階段的兒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在5至6歲階段沒有持續下去。我們認為最可能的原因是Lucariello等人的研究中所用的被試年齡范圍較窄，被試的心理理論測量成績比較平均，所以很難發現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兒童在心理理論發展上的差異。同時還有可能是由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幼兒心理理論的影響是間接的，前者通過其他中介變量進而影響后者，因此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自變量)由于其他中介變量的影響導致它與兒童心理理論能力(因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不穩定。

Lugo―Gil和Tamis-Lemonda(2008)進行了一項縱向研究。在幼兒14個月、24個月和36個月時測量其家庭資源(用家庭人均收入、母親受教育程度、母親自身閱讀頻率、父親是否與母子同住來測量)、父母養育質量(用母子游戲、挑戰性任務和HoME量表來測量)和幼兒認知發展水平傭MDi分量表來測量)，從而考察三者之間的關系。發現家庭人均收入、母親受教育程度與父母養育質量顯著相關。在三個不同時間點上幼兒的家庭資源、父母養育質量與其認知發展能力分數相關顯著，并且前兩者能持續預測后者。從結構方程模型檢驗的結果也可推測出在測量的三個時間點上，父母養育質量在家庭資源對認知能力水平的影響中可能起著完全中介作用。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表明，家庭資源中母親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與父母養育質量之間的路徑系數值較大。本研究結果表明家庭客觀環境對幼兒認知能力的影響是通過父母養育質量這一中介變量起作用的。我們推測，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幼兒心理理論能力的影響可能是通過父母與兒童互動子系統這一中介系統而起作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自變量)通過影響父母與兒童互動子系統中父母教養方式、親子游戲等因素(中介變量)，進而影響兒童心理理論能力(因變量)。具體而言，父母與兒童子系統中的依戀類型、教養方式、情緒表達和親子游戲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兒童心理理論過程中的中介變量(溫忠麟，張雷，侯杰泰，劉紅云，2004)。但兒童認知能力與作為社會認知功能的心理理論能力存在差異，因此該并行多重中介模型(見圖1)有待實證研究加以驗證。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兒童，其母親受教育程度高，因此她們可能更傾向于采用民主型健康的教養方式；同時會更注重與孩子的交流互動，加強與孩子的情感溝通，創設更多與孩子進行親子游戲的機會；家庭經濟收入偏高則更可能保證撫養者對孩子照顧的時間和精力，從而更有可能與孩子形成健康的依戀類型，與孩子進行更多的親子游戲。而依戀類型、教養方式、情緒表達和親子游戲這些中介變量會在父母與兒童互動過程中對兒童心理理論能力發展產生直接的影響。

2.2　兄弟姐妹數量和類型

兄弟姐妹數量和類型與兒童心理理論發展水平具有某種相關關系。家庭中兄弟姐妹數量越

多，兒童的心理理論水平越高(Pemer Ruffmanl & Leekam.1994)。哥哥姐姐能促進幼兒錯誤信念理解能力的發展，而弟弟妹妹以及雙胞胎類型的兄弟姐妹卻沒有促進作用(Ru‰an，Pemer，Naito & Parkin，1998；Cassidy，Fineberg，BrOwn， & Perkins，2005)。但Peterson(2000)的研究結果與上述結論不一致。他發現具有同輩兄弟姐妹(即年齡在12個月到12歲之間的兄弟姐妹)的幼兒心理理論任務成績優于獨生子女。弟弟妹妹和雙胞胎類型的兄弟姐妹與哥哥姐姐一樣，都有助于幼兒心理理論的發展。而只有小于12個月和大于12歲的兄弟姐妹才不具有促進作用。McAlister和Peterson (2007)的研究也支持這一觀點。他們經過14個月的縱向研究，發現兒童在3歲初到6歲期間，同輩兄弟姐妹能持續促進兒童的心理理論任務成績。中國城市兒童缺少兄弟姐妹，但張玉萍和蘇彥捷(2007)發現在混齡編班里的4歲兒童，其錯誤信念理解能力和情緒理解能力都要高于來自非混齡班的同齡兒童。該結論在對4～5歲兒童更大樣本的實證研究中再次得到驗證(wang & Su，2009)。

從上述研究結果可見兄弟姐妹有助于兒童發展其心理理論能力，但并未發現某種絕對的兄弟姐妹類型具有這種促進作用。也許客觀的兄弟姐妹數量和類型并不是影響兒童心理理論的直接因素，而是它們會通過兄弟姐妹與兒童互動子系統這一中介系統，進而影響兒童心理理論。不論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或雙胞胎(自變量)，只要兄弟姐妹與兒童之間有經常的互動交流(中介變量)，時常產生合作沖突，進行假裝游戲，在這些動態的交往互動過程中，兒童能有更多的機會體驗他人的心理狀態，進而促進心理理論(因變量)的發展。而非同輩兄弟姐妹存在一定年齡差距，因此缺乏與兒童間的互動交流(合作沖突、假裝游戲)，正是缺乏這些中介變量的作用，因此導致兄弟姐妹數量(自變量)與兒童心理理論(因變量)之間的相關不顯著。兄弟姐妹數量類型影響兒童心理理論過程的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如圖2所示。

3　父母與兒童互動子系統對幼兒心理理論發展的影響

3.1　依戀類型

依戀類型作為早期個體人際關系質量的主要變量之一，與個體社會認知能力的發展具有一定的關系。有研究發現，3～4歲安全型依戀的兒童錯誤信念測試分數顯著高于不安全型依戀的兒童，安全型依戀與心理理論分數呈顯著正相關(Arranz，Artamendi，Olabarrieta， & Martin，2002)。依戀類型對兒童心理理論的影響是直接還是間接的呢?倘若是間接的，那么其影響機制如何?Meins，Femyhough，WainwTight，Gupta，Fradley和Tuckey(2002)加入母親心理狀態術語因素對此進行了更深入的實證研究。他們在嬰兒6個月時，

讓母子進行20分鐘自由游戲，對母親使用的適當的心理狀態言語和不適當的心理狀態言語進行編碼。在嬰兒12個月時通過陌生情境法測量其依戀類型。在幼兒45個月和48個月時通過表觀一現實任務、意外內容任務和意外地點任務測量其心理理論水平。結果發現安全型依戀(自變量)與母親使用的適當的心理狀態言語(中介變量)顯著正相關p=0.42)；母親使用的適當的心理狀態言語(中介變量)與幼兒心理理論水平(因變量)呈顯著正相關(r=0.34)，回歸分析結果也顯示母親適當的心理狀態言語(中介變量)能單獨預測幼兒心理理論(因變量)，并且能解釋其方差變異的11％：并且在控制了母親使用的適當的心理狀態言語(中介變量)后，安全型依戀(自變量)與兒童心理理論能力(因變量)相關關系不顯著。由此可見，母親在與兒童互動交往時所使用的適當的心理狀態言語(中介變量)在安全型依戀(自變量)和心理理論能力(因變量)之間起完全中介的作用。并且還有研究表明安全型依戀兒童的母親在要求自由描述孩子的特點時更傾向于描述孩子的心理特征，安全型依戀到描述孩子心理特征的路徑系數為0.363，路徑系數顯著(Meins，Femyhough， & Russell，1998)。安全型依戀兒童的母親更傾向于把孩子當作有心理的個體看待，因此她們在兒童早期養育孩子時，不僅僅只關注他們的生理狀態，還注重他們的心理狀態。從而在與孩子互動交流時更易使用一些心理狀態言語與其交流。這些能恰當反映孩子心理狀態的言語(Mind-Mindedness)能促進兒童對自己及他人心理狀態的理解，進而提高其心理理論能力。因此我們可以假設，依戀類型(自變量)是通過母親使用適當的心理狀態言語這一中介變量影響兒童心理理論(因變量)的發展。

3.2 父母教養方式

許多研究者考察了父母教養方式與兒童心理理論的關系。結果發現3～5歲兒童心理理論水平與母親情感溫暖理解的教養方式顯著正相關(李燕燕，桑標，2006)。7歲組兒童包含意圖的信念理解與過度偏愛的教養方式顯著負相關，8歲組兒童包含意圖的信念理解與懲罰和嚴厲顯著負相關(杜丹，蘇彥捷，2009)。不同的結果可能與使用的教養方式測量方法及心理理論能力測量的不同方面有關。另有研究者考察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養方式與心理理論的關系。vinden(2001)研究了3～6歲韓裔美國兒童和英裔美國兒童的心理理解能力與其父母教養態度間的關系。通過父母養育態度問卷測量父母養育風格的三個方面：行為控制、學習自由、自主鼓勵度。結果發現英裔美國兒童的心理理論水平與專制型教養方式顯著負相關。權威型教養方式與心理理論不存在顯著相關。與此相反，韓裔美國母親一般為專制型教養方式，但5歲韓裔美國兒童的心理理論水平高于英裔美國兒童。由此可見，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父母教養方式對兒童心理理論的影響并不一致。原因可能是父母教養方式對兒童心理理論的影響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父母進行教育的行為特征這一中介變量來起作用的。不同社會文化下同一類型父母教養方式的表現并不完全相同，而正是在這些養育表現中父母與兒童的互動特點才是影響兒童心理理論發展的關鍵因素。

Ruffman，Pemer和Parkin(1999)深入考察了不同父母教養方式下具體的親子教育特點對3～4歲兒童心理理論發展的影響。通過訪談問父母五個最近剛經歷的教育孩子的情境，要求父母描述當時真實的反應做法(如，你記得最近一次孩子向你撒謊的情境嗎?你當時知道他／她撒謊了，你是怎么說怎么做來教育他／她的?)。把父母的回答按照4種反應類型(包括情感感受探討、一般性討論、訓斥反應和不明確反應)進行編碼。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情感感受探討的次數與兒童錯誤信念理解成績邊緣顯著正相關，該變量能夠獨立影響兒童的錯誤信念理解能力。而訓斥反

應與兒童錯誤信念理解成績呈顯著負相關，一般性討論和不明確反應與兒童錯誤信念理解的相關均不顯著。由此可見，具有不同教養方式的父母在具體教育孩子的情境中所體現的言語討論特點影響著兒童錯誤信念理解能力。父母在教育孩子的實際情境中，探討他人的情感感受這類教育策略較之一般性討論、訓斥反應和不明確反應。前者包含更多的與孩子進行心理狀態、情感狀態的討論和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通過探討他人的情感感受，使用更多類型和數量的心理狀態術語從而引導兒童正確感受他人的心理，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而一般性討論、簡單的訓斥，缺乏關于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狀態談論，因而不利于兒童心理理論發展。這提示我們，僅僅看教養方式(自變量)與心理理論(因變量)的關系，可能很難解釋教養方式直接影響心理理論發展的機制。而是在不同的教養方式下，父母與兒童的心理狀態談論方式和內容(中介變量)不同，從而對兒童心理理論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

從上述研究和分析來看，父母教養方式可能并不是直接影響著兒童的心理理論，而是父母的教育特點、與兒童互動交流中心理狀態言語的使用在影響心理理論發展中起著關鍵的中介作用。即父母教養方式通過親子間心理狀態言語的使用(中介變量)影響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

3.3　母親情緒表達

母親與兒童互動交流中，情緒情感的表達與兒童心理理論發展水平具有一定的關系。母子游戲過程中，母親給予兒童的情緒解釋與兒童情緒理解能力顯著相關(Gamer，Dunsmore & southam-Gerrow，2008)，家長分享情感的行為有利于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馬偉娜，洪靈敏，桑標，2009)，并且母子交流過程中母親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與兒童情緒理解表達分數顯著正相關(r=0.66)(McQuaid，Bigelow，McLaughlin， & MacLean，2008)。Symons和Clark(2000)通過縱向研究考察了學前兒童母親情緒與其心理理論間的關系。在兒童2歲和5歲時，采用自我報告問卷和量表測量母親的抑郁癥狀、情境焦慮和特質焦慮、親子關系中的具體壓力、壓力應對風格以及社會支持，從而獲得母親情緒綜合分數。在兒童5歲時，通過意外內容任務、意外地點任務和撫養者意外地點任務(類似經典意外地點任務，由找物體替換成找撫養者。其任務難度高于意外內容任務和經典的意外地點任務)測量兒童心理理論能力。結果發現兒童2歲時母親的抑郁情緒能預測兒童5歲時撫養者意外地點任務成績，并且這一關系獨立于安全型依戀、母親敏感性和兒童5歲時母親情緒水平。對此，研究者認為在孩子發展的早期，具有相對較高但并未達到臨床水平的抑郁情緒的父母，傾向于關注嬰兒的行為線索、夸大思考嬰兒的心理狀態，從而在親子互動中善于使用心理狀態術語，進而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由此可見，母親情緒影響兒童心理理論的過程中，親子心理狀態言語的使用有可能是該過程的關鍵中介變量，即母親情緒表達通過親子間心理狀態談論這一中介變量影響兒童心理理論發展。

3.4　親子游戲

游戲是幼兒學前期的主要活動，親子游戲能提供父母與兒童互動交流的環境，大量研究表明親子游戲能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發展，但親子游戲對兒童心理理論發展產生作用的機制尚不清楚。symons，Fossum和colIins(2006)通過縱向研究設計考察了母子游戲中心理狀態談論與幼兒后期錯誤信念理解之間的關系。在幼兒2歲時，對母子游戲過程進行錄像，測量母親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情況。在幼兒5歲時通過一系列錯誤信念任務測量其心理理論水平。結果發現親子自由游戲中母親使用的恰當的愿望狀態術語數與幼兒五歲時心理理論能力相關顯著(r=0.35)，并且這一相關關系獨立于其他因素(母親敏感性、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幼兒言語能力)的影響。母子自由游戲中幼兒愿望狀態術語數與母親恰當反映兒童心理或行為的愿望狀態術語數顯著相關，幼兒認知狀態術語數與母親恰當的認知狀態術語數呈顯著相關。這表明母親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能影響孩子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并促進孩子心理理論能力的發展。針對研究中母親認知狀態術語不能預測幼兒5歲時的心理理論能力這一結果。研究者認為可能在兒童年齡稍大些的階段，這種促進作用才能顯現出來。symons，Peterson，slauester，Roche和D0yle(2005)也發現母子共同閱讀書籍和講故事任務中使用到的心理狀態言語也與兒童心理理論能力顯著相關(r=0.54)。這些研究都提示了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在親子游戲促進兒童心理理論能力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在親子游戲中，母親使用心理狀態術語能為兒童提供思考自己和他人心理狀態的機會、環境，進而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發展。我們推測親子游戲部分通過心理狀態談論這一中介變量影響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

4　兄弟姐妹與兒童互動子系統對幼兒心理理論發展的影響

4.1　合作與沖突

家庭中兒童與兄弟姐妹之間合作、沖突的互動交往過程可能會影響兒童心理理論能力發展。Cutting和Dunn(2006)考察了4歲兒童與兄弟姐妹間交往質量和其心理理解能力之間的關系。研究者觀察和記錄兒童在談話中所說的每個句子。計算具有合作性假裝、沖突、非交流等特征句子出現的頻率。結果發現兒童錯誤信念理解和情緒理解成績與兒童的合作性假裝句子數呈邊緣顯著相關，與沖突句子數呈顯著負相關。這提示我們，兒童在與兄弟姐妹的合作、沖突過程中，包含心理狀態言語談論的互動情境，可能會促進他們對他人心理狀態的思考、推測和理解，進而促進心理理論能力的發展。Brown，Donelan-Mccall和Dunn(1996)考察了幼兒與兄弟姐妹間合作沖突、心理狀態術語使用與幼兒錯誤信念理解能力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幼兒與兄弟姐妹間的合作(自變量)與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中介變量)相關顯著。幼兒與兄弟姐妹交談中使用心理狀態術語(中介變量)與其錯誤信念理解能力(因變量)相關顯著。該研究表明在幼兒與兄弟姐妹間合作沖突促進兒童心理理論能力發展的過程中，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可能起著部分中介作用。Foote和Holmes―lonergan (2003)研究了3～5歲兒童和兄弟姐妹間的沖突與其心理理論能力的關系。研究者對兒童與哥哥或姐姐的自由游戲過程錄像15分鐘。測量游戲里沖突過程中所使用的心理狀態術語和三種不同類型爭論(即他人引發的爭論、自己引發的爭論和無爭論)出現的頻率。結果發現兒童心理理論水平與他人引發的爭論呈顯著正相關、與自己引發的爭論不相關、與無爭論顯著負相關。同時沖突中使用的心理狀態術語與他人引發的爭論顯著正相關(r=0.47，p

顯著預測兒童心理理論成績、而自我引發的爭論不能預測兒童錯誤信念任務分數。從該結果我們可推測他人引發的爭論與自我引發的爭論不同在于前者會使用更多的心理狀態術語，而后者的使用量較少。他人引發的爭論對兒童自身的沖突影響更大，從而引發兒童理解、考慮他人心理狀態的程度更大，使用心理狀態術語的數量更多。而自身引發的爭論對兒童自身的沖突感較前者更弱，很難引發心理狀態術語使用。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量不同，進而對兒童心理理論能力的促進作用也不同。由此可見，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在合作沖突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發展過程中可能起著部分中介作用。

4.2　假裝游戲

假裝游戲是幼兒與兄弟姐妹間交往的重要內容。在假裝游戲中，幼兒將一個物體表征為另外一個物體，從而提高幼兒的心理表征能力，促進其心理理論能力發展。但同時在游戲過程中引發的心理狀態談論?？赡芤彩谴龠M兒童心理理論能力發展的重要因素。

Hughes，Fujisawa，Ensoe，Lecce和MaTfleet(2006)考察了兩歲幼兒和兄弟姐妹之間游戲質量(假裝游戲頻率、互惠游戲頻率)、內部狀態談論與其心理理論能力之間的關系。發現當控制了幼兒年齡、語言能力和總體談論數量后，幼兒與兄弟姐妹之間的游戲質量與其內部狀態言語顯著相關(r=0.46，p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幼兒與兄弟姐妹的假裝游戲促進其心理理論發展的過程中，內部狀態語言的使用可能是一個重要的中介變量，它也許可以解釋一部分以前發現的假裝游戲對心理理論發展的影響。心理狀態術語使用在假裝游戲促進兒童心理理論能力發展過程中可能起著部分中介作用。

5　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對幼兒心理理論發展的影響

從以上論述可見，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是家庭微系統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發展的核心因素。symons(2004)也認為心理狀態談論是促進幼兒心理理論發展的重要因素，并從vygotsky的“內化”角度來解釋這一促進作用。實證研究也發現母嬰早期互動交往中母親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能提高兒童后期心理理解能力和情緒理解能力(Ereky―stevens，2008)。兒童在2～4歲期間，母親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與兒童心理理論能力具有因果關系，前者能顯著正向預測后者。而且母親對各種類型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都能夠促進兒童的心理理論能力(Ruffblan，slade， & crowe，2002)。Meins，Femyhough，Wainwright，clark-caneL Gupta，Framey和Tuckey(2003)通過縱向研究考察了母親使用心理狀態術語的結構效度，以及它對兒童心理理論能力的預測效度。結果發現嬰兒6個月時母親使用的心理狀態術語量能獨立預測兒童48個月時母親使用的心理狀態術語量和兒童45個月時的心理理論水平。路徑分析結果也發現，母親使用的恰當的心理狀態評論與兒童后期心理理解能力具有直接的聯系。由此可見，母親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是母親自身言語交流的一個穩定性特點，該特點能直接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的發展，預測兒童后期心理理論水平。國內研究者通過觀察母子游戲過程考察了親子間心理狀態術語、非心理狀態術語使用與3～5歲兒童心理理論的關系。同樣發現母親心理狀態術語使用、兒童心理狀態術語使用與兒童心理理論能力存在顯著相關(桑標，李燕燕，2006)。然而Lu，su和wang(2008)發現兒童的心理狀態談論并不能影響其心理理論發展，而是簡單的提及他人能促進其心理理論發展。這兩個研究結果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心理狀態言語的測量方法不同所導致。前者通過觀察與母親的游戲互動測得。而后者通過測量兒童的自傳體記憶，從兒童的回憶內容中編碼出心理狀態談論。關于心理狀態術語使用對兒童心理理論的促進作用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促進兒童心理理論發展的機制是當前的研究熱點，目前存在三種解釋。第一種解釋認為這種促進作用歸功于特定心理狀態術語詞匯的作用(Brown，Donelaan-MccaIl， & Dumm，1996；Cheung，chen， & Yeung 2009)。母親在與兒童交談中使用到的心理狀態術語(如“想”、“認為”)能引起兒童對心理過程的注意，由此能幫助兒童發展對心理狀態的認識和理解能力。第二種解釋認為這種促進作用歸功于語法。具有心理動詞加上補語結構的特定句法結構能促進兒童對錯誤信念的理解(deslliers & Pyers，2002；莫書亮，蘇彥捷，張亞旭，2007)。在母親使用心理狀態動詞的句子中，心理狀態動詞加上補語的句法結構能幫助兒童對心理狀態進行理解和概念化，從而促進著兒童心理理論能力。第三種解釋認為這種促進作用歸功于語用(de R0gnay，Pons，Harris， & Morreu，2004)。例如，當母親說“小明認為那是一條狗”這句話時，想要表達某人(“小明”)對某個事件(“那是一條狗”)的特定看法。使用這種心理狀態術語有助于人們闡釋某人特定的心理狀態或對于一個給定事件的個人觀點，以及各自擁有著不同的看法(Harris，Rosnay， & Pons，2005)。對于以上三種解釋，各有不同的證據支持。心理狀態術語的使用對兒童心理理論發展影響的機制還有待進一步探究。

6　小結與展望

家庭微系統包含客觀的家庭基本環境子系統、主觀的父母與兒童互動子系統、兄弟姐妹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