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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內需結構；調控

一、調整內需結構性失衡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財政貨幣政策對于內需結構調整的作用，必須要對投資、消費與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然而這些經濟量之間是一種動態變化關系，基本不可能給出一個明確的因果關系。但我們可以利用已有的歷史數據，分析不同經濟量之間的相互影響程度，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在什么時候發揮作用和在市場中所能夠持續作用的時間長短。所以本文將建立一個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對于投資需求以及消費需求的影響程度，并研究宏觀經濟政策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旨在能夠為宏觀經濟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提供可信的結論以及合理的解釋。

所謂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歸模型。該模型實質上是對被解釋變量與自身、其他被解釋變量之間，若干周期所滯后的值進行回歸。在VAR模型中，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并沒有明顯的區別，所以利用該模型可以準確的分析任意一類經濟變量的歷史數據，與模型中其他類型經濟變量的歷史數據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影響程度，以及這些經濟變量之間所存在的相互動態作用。

二、解決內需結構性失衡的財政政策措施

財政政策具有著非常廣泛的結構性調控手段，但是因為我國財稅政策體系的不完善，使得財政政策在治理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中并未發揮其應用的作用，達到應有的政策效果。基于此，本節就針對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提出幾點財政政策的改善意見。

（一）實施反周期糧食補貼增加農民收入

雖然我國農村消費需求在近些年有著一定程度的增長，但是增幅還是比較低。加之我國長期以來農民收入水平低、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因素，消費需求持續增長困難重重。只有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才是解決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問題的關鍵，才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問題的關鍵。早在2004年，我國政府就對重點地區、重點糧食品種實行了最低收購價政策，以保證糧食生產安全，穩定糧食市場，增加農民收入，切實保護農民的實際生產生活利益。但通過這些年的實施效果上看，還是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最低收購價政策雖然一定程度上穩定了農民收入預期，但同時也弱化了糧食產量與糧食價格之間的關聯性，特別是在糧食豐收的年份，政府財政支出的負擔過重；第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執行主體是國有糧食企業，收購的主體非常單一，造成了糧食國有庫存對社會庫存的擠出效應，大大削弱了社會庫存對市場供求的調節能力；第三，政策的執行主體是全國各地的國有糧庫，這就勢必會導致區域性的糧食價格差距較大，大大局限了農民受益范圍。所以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必須要不斷地完善糧食補貼政策，實行反周期性糧食直接補貼政策。該政策是以糧食市場價格與目標價格的偏離調整作為政策作用機制的，當糧食市場價格高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在任意的糧食企業銷售糧食；當糧食市場價格低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仍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銷售糧食，國家啟動補貼機制，直接向農戶補貼差價。這樣就更利于發揮市場機制的導向作用，更有利于農民增收。

（二）完善稅種結構增強其經濟調節功能

稅收政策是國家財政政策的一種，在宏觀經濟調控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國的稅種設置，對于調控內需結構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必須要對現有稅種及征收手段進行改革，以增強稅收政策的適應性。

第一，改革增值稅制。我國當前所執行的生產性增值稅，存在著企業固定資產重復征稅的問題，這對于企業的技術進步以及經濟結構調整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尤其是對處于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企業而言，生產性增值稅會大大降低企業參與技術革新的積極性。所以必須要盡快實現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變，擴大增值稅征稅的范圍，避免產業營業稅與增值稅稅基爭奪問題的出現，有效保證增值稅鏈條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大力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于解決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作用不明顯，高收入人群所執行的個人所得稅申報制度，并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所以我國個人所得稅應該實行家庭征收制，這樣不僅能夠擴大稅收的稅基，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的清除應稅人稅外收入征管盲點。

第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當前我國財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現為：經濟建設型財政支出傾向明顯，政府財政投資效率較低。要想解決我國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必須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發揮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務事業的建設支出力度，推進基本醫療保障體制的建設，促進全國城鄉居民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逐漸均等化。政府投資雖然能夠一定程度上拉動我國經濟，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財政支出上效果畢竟有限，政府必須要最大限度的發揮政府性資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為目標的投資方式。

（三）重視銀行間債券市場資本屬性增強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

銀行間債券市場是傳導貨幣政策的關鍵環節，央行在實行貨幣調控政策時，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業務回購，吞吐基礎貨幣，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情況，實現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針對于我國當前內需結構性失衡的情況，央行所實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再貼現率調控政策效果并不明顯。所以，央行在今后貨幣政策的制定中應該更多去考慮銀行間債券市場屬性的變化，分析該變化對于貨幣政策傳導效力的影響程度，通過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發揮利率在資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斷提高利率變化對金融資產價格的影響程度，實現貨幣政策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高效傳導。

參考文獻：

[1] 蔡志遠. 財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學，2012.

第2篇：宏觀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美聯儲會議宣布暫不加息，眼下離岸和在岸市場人民幣匯率價差不斷縮小，看似我國資本外流的壓力正在減弱，但這并不意味著其警報從根本上得以解除。影響資本外流的基本經濟因素仍然存在，風險跡象仍舊明顯，防范資本外流依然面臨較大的挑戰。

一攬子政策”救急

截至發稿時，雖然9月份的數據尚未公布，但據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顯示，今年8月資本外流有所增加，除了企業和個人正常的對外購付匯外，不排除一些資本外流的情況發生：

首先，銀行結售匯逆差增加。

8月，銀行結售匯逆差2745億元人民幣（等值435億美元），較上月增加了90億元人民幣。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8070億元人民幣，較上月增加6327億元人民幣。同期，銀行代客遠期凈售匯4284億元人民幣，較上月增加了3309億元人民幣;

并且，8月境內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2238億元人民幣（等值355億美元），較上月增加2109億元人民幣。

其次，跨境資金凈流出顯著增加。8月，企業和個人通過銀行跨境外匯凈流出700多億美元，較7月份的140億美元顯著增加。

再次，國家外匯儲備明顯下降。

8月末，金融機構外匯占款環比下降7238億元人民幣，創歷史最大單月降幅。央行口徑外匯占款環比上月下降3184億元。當月，國家外匯儲備減少939億美元，外匯儲備規模降至2013年9月以來的最低。

如此資本外流的趨向，已引起相關監管部門的高度重視，自8月中旬開始，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強化資本外流監管，壓縮離岸和在岸市場人民幣匯率的套利空間，穩定人民幣匯率，防范資本大規模外流。例如，加強遠期購售匯管理;要求銀行重點關注NRA賬戶（境外機構境內賬戶）購匯操作;調高人民幣即期購售匯平盤交易手續費;開展資本項目外匯業務專項核查，重點核查境內機構在境外直接投資外匯資金來源和境外資金用途的真實性;強化“螞蟻搬家式”的購匯管理，加強對企業貨物和服務貿易購付匯真實性核查，加強個人分拆和重復購付匯管理，等等。

可以預計，在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疊加效應”之下，9月份銀行結售匯逆差可能會較8月份有所減少，甚至可能出現較小金額的順差。但是，由于影響資本外流的基本經濟因素仍然存在，防范資本外流仍面臨較大的挑戰。

資本管制“治標”

金融危機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資本流動管理采取了更加務實的態度，承認資本管制在一定情況下有其合理性。除了強調宏觀經濟和審慎管理政策外，IMF認為資本管制也是管理資本流動重要工具之一，認為資本管制“過去屬于非政策選項”，如今已成為管理資本流動政策“工具箱”中的有用部分，在某些情況下使用，可視之為“適當之舉”。

盡管如此，IMF仍強調資本管制是臨時性措施，不能替代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和審慎管理，且實施資本管制須滿足一定條件，認為各國管理資本流動應依次構筑以下三道防線：

一是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包括貨幣升值，增加外匯儲備、強化財政預算等;二是深化國內資本市場發展，防止資本流動激增給本國經濟造成破壞性扭曲;三是當上述防線不足于抵御資本大量流動時，方可考慮采取資本管制。

可以看出，IMF關于資本流動管制這一舉措，主張首先應通過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和結構性改革來應對。這就是說，資本管制僅為迫不得已的“最后選擇”，且是“臨時性”措施，如果過度使用或在不適合情形下使用，則會產生負面的“溢出效應”。

反觀國內，盡管近期監管部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將一定程度上抑制資本外流，但這些行政性管理措施僅僅是“治標”，并不能從根本上抑制資本大量外流。而且，上述政策措施應該是暫時的和臨時的，一旦跨境資金流動形勢發生變化，國際收支狀況明顯好轉，應及時對措施進行修正或“去除”，不宜成為一個長期性的政策措施。

穩增長“治本” 國內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降息空問仍然存在，因而境內外利差的縮小將是必然趨勢。

治標更需治本，真正要防范資本外流，主要還取決于以下基本經濟因素：國內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宏觀經濟基本面良好;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境內外利差等保持基本穩定，此皆為根本所在。

而在上述因素中，境內外美元利差逐步縮小已經成為必然。

當前，境外美元正處于加息周期，盡管美聯儲決定9月份暫不加息，但并不意味著年底前不加息。而同時，國內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降息空間仍然存在，因而境內外利差的縮小將是必然趨勢。

從匯率走勢看，8月11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調整后，在岸人民幣匯率總體上保持基本穩定，近日離岸人民幣匯率也逐步趨穩，離岸與在岸市場人民幣匯率之間的價差較之前大幅縮小。但是，人民幣匯率貶值的內在壓力依然存在，貶值的市場預期仍然較強。對此，人民銀行目前仍有信心也有能力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不會再出現匯率大幅的、急劇的波動。

從國內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看，官方公布的8月份宏觀經濟數據中，工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以及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等多項數據均不及市場預期。

第3篇：宏觀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特別是美國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實力的相對接近，20國集團(G20)開始逐漸成為國際經濟協調的重要力量。相比于7國集團(G7)，20國集團涵蓋的經濟體更具代表性，其集團領導的合法性以及處理全球問題的能力也有所提高。G20成立以來，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促進貿易自由化以及全球經濟的政策協調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盡管如此，當G20真正走向世界經濟政策協調的中心以對全球經濟政策加以協調時，卻依然面臨較大的合作困境。從多倫多峰會刺激和退出政策的分歧到倫敦峰會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再到首爾峰會匯率問題的互不相讓，G20政策協調的困難暴露無遺，在涉及金融改革、貿易保護、政策刺激以及匯率制度選擇等核心問題時，G20國家內部很難達成一致意見。

    本輪金融危機的出現是將G20推向全球經濟政策協調核心位置的根本動力，因此，G20合作具有典型的危機推動型特征，會議的主題也多以應急性問題為主。一旦危機過去，伴隨著共同利益的減少，不同國家在權力分配和利益爭奪上的博弈將會進一步加劇。因此，G20長期內的合作與政策協調仍然離不開共同利益支持下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同國家產出變動與宏觀政策效應的趨同則構成了G20進一步合作與協調的先決條件。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著重從經濟基礎層面探討G20進一步深化合作的困境和未來的演進方向。筆者在對金融危機的產出損失進行估算的基礎上，從金融危機后G20國家實體經濟產出損失的對稱性以及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一致性兩個層面對G20國家的合作困境加以分析。筆者認為，雖然在金融危機發生的初期，全球實體經濟的普遍衰退為G20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內在動力，但無論從產出損失的角度看，還是從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出發，G20成員國內部非對稱的特征都始終存在，而這一點，直接形成了當前G20政策協調與合作的現實困境。

    二、金融危機下G20產出損失的非對稱性

    下面，筆者首先對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產出損失進行估算，并從金融危機的產出損失層面對G20國家進一步合作的經濟基礎加以探討。實際估算時，筆者分別從實際產出的增長率損失和絕對產出水平損失兩個層面來對實際產出損失進行衡量。

    對于實際產出增長率損失的估算，筆者主要參考荷和漢和克林格比(Hohohan and Klingebiel)以及克拉斯森斯、克林格比和萊溫(Claessens, Klingebiel and Laeven)的計算方法[1][2]，通過考察金融危機發生前后各個國家實際產出增長率的變化，以危機前與危機后實際產出增長率的差值來對本輪金融危機的產出損失加以衡量。其中，金融危機后的經濟增長率以每個國家2008—2009年實際產出增長率的平均值表示，而金融危機前的經濟增長率筆者則以一定時期內各國實際產出增長率的均值表示。為了增強產出損失估計的穩健性，筆者選取2007年、2005—2007年、2003—2007年三個不同的時期為參考基期，以這些時期實際產出的平均增長率作為危機發生前相應國家的產出增長率。

    同時，正如郝格斯等人(Hoggarth et al.)和博伊德等人(Boyd et al.)所指出的，在金融危機發生后，初始年份產出水平往往下滑較為嚴重，因此即便在產出增長率達到金融危機發生前水平的情況下，實際產出水平也往往低于危機前的產出水平。因此，單純從產出增長率損失的角度來衡量金融危機的產出損失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實際產出損失的大小。[3][4]對此，筆者在以實際產出增長率損失對金融危機的實體經濟效應進行考察的同時，也引入對于絕對產出水平損失的分析。具體來說，筆者主要以實際產出相對于潛在產出的差值來對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絕對產出損失進行估算。潛在產出的測量主要是在假定不發生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按照金融危機發生前的產出增長率所可能實現的產出水平。而危機發生前的產出增長率仍然參考多個時期，以2007年之前1年、3年和5年產出增長率的均值來表示。

    表1從產出增長率損失和絕對產出水平損失兩個維度，基于金融危機發生前產出增長率的1年平均值、3年平均值和5年平均值，給出了金融危機發生后，G20國家實際產出的損失情況。

    

    從表1可以看出，金融危機發生后，在G20國家內部，實體經濟產出損失的全面性和非對稱性表現得非常明顯。

    一方面，在全球貿易、金融和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國別經濟之間的相互依存逐漸深化，產出波動的傳遞和影響也逐漸拓寬到全球經濟層面。因此，本輪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具有非常顯著的全球性特征。這一點，對于G20國家而言也不例外。從表1可以看出，在G20成員國中，無論以何種指標對金融危機的產出損失進行衡量，① G20國家的實體經濟都在本輪金融危機中受到了負向沖擊。除去澳大利亞、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亞的產出損失相對較小外，其余G20國家的產出損失大部分都在3％以上。整體而言，G20國家產出增長率的平均損失在4％左右，而絕對產出損失的大小則在4.6％～5.0％之間。

    另一方面，雖然從整體上來看，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幾乎對每個G20國家都形成了負向沖擊，但在本輪金融危機的產出效應呈現出全面性特征的同時，在G20國家內部，產出損失的非對稱特征反映得依然非常明顯。具體來說，就G20中的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整體而言，雖然本輪金融危機起源于發達國家，但從實體經濟所受到的沖擊來看，新興市場國家整體受到的沖擊卻相對較大，其平均的產出增長率損失大概比發達國家高出0.3個百分點到0.5個百分點，而絕對產出損失則高出了0.2個百分點到0.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在新興市場國家內部，產出損失的分化特征也比發達國家表現得更為突出。對于G20中的新興市場國家而言，這里既存在著產出損失相對較小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和韓國，也有產出損失相對嚴重的阿根廷、墨西哥、俄羅斯和土耳其，產出增長率損失最大的俄羅斯和最小的印度尼西亞竟然有接近9％的差異。而與之相對應，發達經濟體的產出損失雖然也存在一定的非對稱特征，但卻相對較為收斂，增長率損失大部分在3％～5％之間，絕對產出損失則在5％左右。G20內部非對稱的產出損失特征，在反映了不同國家初始經濟條件巨大差異的同時，也為G20的進一步合作帶來了新的困難。

    事實上，如果我們參考1973—1975年經濟危機的產出損失時，當前G20國家產出損失的分化特征表現得更為明顯。以3年平均方式計算出 的產出增長率損失和絕對產出損失為例，在1973—1975年的危機中，7國集團的產出增長率損失為4.24％，絕對產出損失則為5.64％，② 比本次美國金融危機中G20發達國家的平均產出損失略高，但標準差卻只有1.37％和2.72％，不但低于當前G20國家2.26％和2.73％的標準差，更是大大低于G20國家中新興市場國家產出損失的標準差(見表2)。這進一步說明了在當前全球經濟的治理框架下，由于新興市場國家內部較大的分化特征，相對于20世紀G7國家而言，G20國家在現實合作上的困境更為明顯。同時應注意，不但在產出損失上G20國家的分化特征明顯，就危機發生前的經濟條件而言，當前G20國家的經濟差異特征也更為突出。表2計算了不同類型國家在兩次危機發生前初始經濟條件的差異狀況，③ 從中可以看出，與產出損失相一致，在危機發生前的初始經濟條件上，20世紀70年代G7國家的外部經濟變量收斂特征也更為顯著，經常項目平衡、對外貿易開放水平和金融開放水平的標準差都相對較小，分別只有0.70％、31.31％和43.61％，均遠低于當前G20國家外部初始經濟條件的標準差。較小的初始條件差異不但導致了產出損失的相對收斂，也為G7國家政策效應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證。而這一點，既是G7國家逐漸走上全球經濟治理核心地位的經濟基礎，也說明了當前G20國家深化合作的現實困難。

    

    三、金融危機后G20的政策效應差異——一個內生分組視角

    在前一部分的分析中，筆者從產出損失分化的角度探討了G20國家政策協調的經濟基礎，認為雖然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全面沖擊為不同國家的經濟政策協調提供了內在動力，并使得G20逐漸取代G7成為世界經濟政策協調的核心力量，但從產出損失分化的角度看，其政策協調的經濟基礎仍不穩固。在接下來的分析中，筆者將視角轉向政府政策層面，探討金融危機發生后，各國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在減少產出損失方面的效應大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即便產出損失在不同國家間存在著國別差異，但是如果宏觀經濟政策的運用在力度和效應上存在一致性，這些國家經濟政策協調機制的建立仍然值得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初始經濟條件的差異直接決定了一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的一致性與否。因此，在分析不同國家經濟政策效應差異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對這些國家的初始經濟條件進行考察。進一步說，我們需要根據不同國家的初始經濟條件進行分組，以決定哪些國家是“同一類”國家，并對不同類別國家的經濟政策效應進行考察。

    (一)分析方法及數據說明

    實際分析時，筆者不再采用簡單地以經濟發展階段和所屬地區等外生指標為依據的分組方法，而是采用漢森(Hansen)所提出的非線性的門檻回歸方法(threshold regression)[5]，在對樣本國家進行內生分組的基礎上，對不同的前提條件組合下、金融危機后各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差異進行探討。

    具體的模型如下：

    Y＝C＋β×POLICY＋e　(1)

    式中，Y代表金融危機后各國的產出損失情況；POLICY為政策變量，實際分析時，筆者進一步將其區分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分別以金融危機發生前后政府支出和貨幣供給增長率的變化值表示。由于不同政策變量的產出效應依賴于一系列前提條件，所以我們需要對回歸過程中的門檻值進行考察。如果前提條件變量中有門檻值的存在，則式(1)可以寫成如下的形式：

    

    

    就說明有門檻值的存在。筆者的工作就是對門檻值的存在進行考察并對其大小進行估計。同時在此基礎上，依據各變量的門檻值，對樣本國家進行內生分組，分析不同“類別”國家的政策變量對產出變化的影響。實際分析時，筆者主要考察4個門檻變量，分別為貿易開放度(TO)、金融開放度(FO)、經常項目平衡(CA)和匯率彈性(ER)。其中，貿易開放度以一國進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金融開放度則參考萊恩和米爾斯—范瑞提(Lane and Milesi-Ferretti)的研究[6]，以一國金融資產和負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經常賬戶平衡則以經常賬戶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表示；匯率彈性變量筆者以每個國家2002—2007年實際有效匯率波動的標準差來加以表征。實際分析時，為了消除短期波動因素的影響，除去匯率波動變量外，其余3個變量均為2005—2007年相應經濟變量的平均值形式。金融開放的數據來自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 II數據庫，其余變量均來自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數數據庫。

    具體分析時，首先需要對門檻值的大小進行識別。根據漢森(Hansen)提供的算法[5]，門檻值γ的估計值就是使得回歸殘差平方和最小的γ值。④

    由于在零假設下，門檻值是無法識別的，因此普通的LM檢驗的分布是非標準的，其顯著性水平無法從標準的表中直接給出。對此筆者必須采用“自舉法”(bootstrap)來獲得其漸進分布。

    (二)樣本內生分組結果

    筆者首先根據由2007年的產出增長率為基準所計算出的增長率損失指標，對91個樣本國家進行“自舉法”的估計。

    首先，針對整個樣本進行第一輪分組。觀察“自舉法”所生成的bootstrap P值，發現CA和ER這兩個變量門檻值在統計上并不顯著，而基于TO的分組生成的P值雖然較小，但仍然大于基于FO分組的P值。FO分組的P值接近于零，因此參考漢森(Hansen)的研究[5]，筆者以P值最小的FO作為樣本第一輪分組的核心條件變量。同時進一步對FO的門檻值進行估計，發現其門檻值的大小為155％。因此，筆者以155％的金融開放水平為基準，將整個樣本分為高金融開放和低金融開放兩組國家，前者包含49個樣本，后者則有42個樣本。

    其次，針對金融開放水平較低的49個國家，筆者采用相同的方法對“門檻效應”的存在進行第二輪的檢驗。4個變量“自舉法”估計的P值分別為0.007(CA)，0.093(TO)，0.591(FO)和0.024(ER)，說明在這些金融開放水平較低的國家，經常賬戶平衡又構成了另一個核心門檻變量。對其估計的結果表明，其門檻值為0.964％。因此，筆者進一步將這些金融開放水平較低的國家再一次分為經常賬戶順差較大的33個國家和經常賬戶順差較小(逆差較大)的16個國家。由于第二組國家的樣本數較小，因此筆者不再對其進行進一步分組。對第一個子樣本進行第三輪檢驗的結果表明，在低經常賬戶順差—低金融開放的33個國家里，貿易開放程度在6.1％的 顯著性水平上有門檻效應的存在，相應的門檻值為66.92％。因此，筆者再將這些樣本分為包括13個低貿易開放和20個高貿易開放的兩類國家。

    此外，依照同樣的邏輯，筆者針對初始產出水平較高的42個國家，進行了第二輪以及第三輪“門檻效應”存在的檢驗，又進一步將這42個國家按照貿易開放度和經常賬戶平衡狀況分為3個子樣本。具體的分組結果見表3。

    

    從表3可以看出，與傳統的外生分組結果不同，在考慮政策效應門檻條件存在的情況下，筆者對G20的內生分組結果更為具體。而從宏觀經濟政策效應一致性的角度來看，與產出損失的非對稱性特征相類似，在G20內部，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分化特征也非常明顯。具體來說，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由于其外部經濟條件較為相似，其宏觀政策的效應大小和方向較為一致，而中國、韓國和巴西等國家雖然同為發展中國家，但由于其較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則被分在了另一個高貿易依存、低金融開放的組別中。此外，雖然發達國家整體上具有高金融開放和低貿易依賴的特征，但其外部經常項目平衡狀況的差異仍然將8個發達國家進一步區分為貿易順差組的加拿大、日本和德國，以及貿易逆差組的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等。

    需要提及的是，內生分組的結果在反映了G20國家初始經濟條件巨大差異的同時，也彰顯了G20內部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差異，而在產出損失不對稱的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的分化特征則進一步導致G20未來政策協調以及經濟合作難度的加大。G20國家未來政策協調成功的關鍵仍然在于國內初始經濟條件趨同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一致性。而從區分G20國家“類別”的條件看，由于外部經常項目平衡狀況和對外開放程度是較為核心的指標，因此在發達國家對外開放水平整體較高的背景下，發達國家可能會以政策協調的一致性為由，進一步要求發展中國家提升整體的對外貿易和金融開放水平。同時，由于外部經常項目平衡的方向和大小既是不同國家在當前國際分工體系中分工地位存在差異的外在反映，也決定了一國的利益實現機制和利益實現水平的高低。因此，在外部經常項目平衡狀況成為影響G20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重要影響因素的情況下，對外部失衡狀況的調整既是G20國家未來政策協調成功與否的關鍵，也是G20國家未來利益紛爭的焦點所在。這一點，在巴黎峰會上已經初步得以體現。

    (三)不同內生分組國家政策效應的差異

    為了進一步對G20內部不同“類別”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具體差異進行考察，在完成對樣本數據的內生分組之后，接下來我們重點考察不同“類別”國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金融危機后一國產出損失的影響。分析時仍采用經懷特異方差調整后的最小二乘估計，結果見表4。⑤

    

    從表4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組別內，金融危機后一國所采取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無論在系數大小還是在統計顯著性水平上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具體來說，這些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整體來看，相對于低金融開放程度的組別而言，在金融開放程度較高的第4組、第5組和第6組，無論是財政政策變量還是貨幣政策變量在統計上大都不顯著，不同組別之間宏觀經濟政策的差異更多地體現在變量符號的相對大小上，顯著性水平并未呈現根本不同。這說明在金融開放程度較高的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在抑制產出下降方面幾乎沒有發生作用。究其原因，這可能與開放條件下政策的溢出效應有關，即在對外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較高的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漏出了國內相應宏觀政策的效應，使得一國產出變動的情況對本國宏觀經濟政策行為的敏感性降低。

    2.在金融開放程度較低的組別下，外部經常賬戶平衡情況成為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的核心初始經濟變量。從表4可以看出，在第1組和第2組國家中，貨幣政策變量的符號為負，并在統計上非常顯著，而財政政策變量的統計顯著性則不明顯。而在第3組中，情況恰恰相反，財政政策變量在統計上顯著為負，而貨幣政策變量的符號在統計上并不顯著。這說明，在那些經常項目順差較大的國家，財政政策在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產出負向沖擊時更為有效，而在那些經常項目順差較小(逆差較大)的國家，貨幣政策在抑制產出下降方面的效應則更為顯著。究其緣由，這可能與以下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方面，在一國存在較大的經常項目赤字的情況下，其財政政策的運用空間將受到較大限制，在面臨產出下降的沖擊時，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可能會加劇內外平衡政策的沖突，而此時擴張性貨幣政策的運用則有利于實現產出增長和外部平衡的雙重目標。另一方面，在經常項目逆差的情況下，資本項目順差下外部資本的流入對一國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雖然在擴張性財政政策實施下利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進一步吸引資本的流入，可以部分抵消掉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但在對外金融開放程度整體較低的背景下，這樣的一種作用機制卻受到了較大限制，而此時貨幣政策擴張下低利率水平的負面影響則被進一步縮小了。

    3.第1組和第2組的國家均具有低金融開放水平以及較大的經常項目逆差的特征，差異主要體現在對外貿易開放水平上。而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應來看，處于這兩個組別的國家其財政政策變量在統計上都不顯著，而貨幣政策變量的系數則均在統計上顯著為負，只是系數的相對大小有所不同而已。整體上看，無論以何種指標衡量，第1組國家貨幣政策的效應都要大于第2組國家。這一點，進一步論證了筆者之前所提到的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即較高的貿易開放水平可能較大地漏出了一國內部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

    (四)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檢驗——絕對產出層面

    在就宏觀經濟政策在減少產出增長率損失的影響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筆者接下來繼續對不同前提條件下，一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果在減少危機造成的絕對產出的效應進行探討，以對上述的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具體的實證結果見表5。⑥

    

    從表5可以看出，在以絕對產出損失替代增長率損失指標時，實證分析的結果與表4的結果基本一致，說明了本文實證分析的穩健性。也就是說，在本文的樣本國家中，由于每個國家初始經濟條件的差異，不同“類別”的國家其宏觀經濟政策的產出效應也存在著較大不同。當一國對外金融開放水平較高時，由于開放條件下溢出效應的存在，一 國產出變動無論對財政政策還是對貨幣政策的敏感性都大大降低，此時一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產出效應相對有限。而當一國的金融開放水平低于一定的門檻時，一國外部經常項目平衡的狀況又進一步影響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產出效應的相對大小。對于經常項目順差較大的國家而言，財政政策在抑制產出下降方面的效應可能更為顯著，而對于經常項目逆差較大的國家而言，在應對產出下降時，貨幣政策的擴張可能是較好的選擇。與此同時，即便在那些金融開放水平較低、經常項目逆差較大的國家內部，由于不同國家貿易開放水平的不同，其貨幣政策的效應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只不過，相比于產出損失的增長率指標，當使用絕對產出損失指標時，這種差異表現得不是那么明顯而已。

    (五)小結：從G20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差異看G20的合作前景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與產出損失的分化特征類似，G20在政策協調上的進一步深化合作也缺乏宏觀經濟政策效應一致性的基礎。此外，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就宏觀經濟政策效應而言，雖然發達國家外部經常項目的平衡狀況存在差異，但在對外金融開放水平整體較高的背景下，其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分化特征并不明顯。也就是說，相比于發展中國家，從宏觀經濟政策效應一致性的角度考慮，發達國家更易于形成合力。這一點，進一步佐證了筆者產出損失層面的分析結論。同時，如果進一步考慮開放背景下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溢出，在未來發達國家經濟復蘇較為緩慢的情況下，發達國家在要求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之外，還有可能會通過貿易保護以及匯率手段等方式來減少其本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擠出效應。這些因素加上不同國家圍繞外部經濟失衡的利益紛爭，勢必會形成G20國家進一步政策協調和經濟合作的黯淡前景。

    四、結論

    本文主要從經濟基礎層面對當前G20合作的現實困境加以解釋，通過對金融危機后G20國家實體經濟產出損失的考察以及內生分組視角下對不同“類別”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分析，筆者發現，當前G20國家政策合作的現實經濟基礎無論在產出損失的對稱性方面還是在政策效應的一致性方面都存在典型的分化特征，而這直接帶來了當前G20國家進一步深化合作的現實困境。

    同時，由于對外開放水平和外部經濟失衡特征是影響一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緩慢的背景下，G20中的發達國家可能會以政策協調為名，要求新興市場國家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而為了保證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效應，各種貿易保護和匯率手段的運用也有可能頻繁出現。此外，鑒于外部經濟失衡狀況在一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和利益實現上的重要地位，在未來G20的進一步合作中，外部經濟失衡的調整必然會成為G20國家利益博弈的焦點所在。

    最后，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上，由于相對于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在G20內部的分化特征更為明顯，而分歧加大下共同利益的減少勢必會進一步弱化新興市場國家的合作意愿。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說，雖然金融危機后G20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一定意義上這只是發達國家應對新興市場國家崛起的主動調整，其整體設計和制度框架仍然是符合發達國家現實利益的。在世界經濟格局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世界經濟政策協調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局面不會發生根本改變，而經濟權力向發展中國家的讓渡和轉移也需要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才能得以實現。

    ［收稿日期］2011－11－02

    注釋：

    ① 在個別指標衡量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亞的產出損失時，并沒有發現這兩個國家的實際產出受到了較大的沖擊。

    ② 出于一致性的考慮，這里的產出損失主要考察的是1974—1975年的短期產出損失，具體的計算方法同上文。

    ③ 這里的初始經濟條件指的是危機發生前相應經濟變量的3年平均值，具體的計算方法和數據來源見下文。

    ④ 這里的殘差平方和指的是假定門檻值已知情況下的回歸殘差平方和，實際分析時，筆者采用格點搜索的方法對每一個可能的門檻值都進行了考察。

第4篇：宏觀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沈丹陽稱，在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有力推動下，企業出口的積極性有所增強，促進了出口的增長，“雖然現在很多企業仍面臨很多困難，但客觀上企業的出口是增強了。”

伴隨著出口的增強，國內需求亦有所恢復，進口增長出現了反彈。沈丹陽以7月份大宗商品進口量做比，原油增長了17.8%，鐵礦石增長17.4%，鋼材增長9.2%。

進出口增速何以“反彈”

沈丹陽認為，7月份進出口增速的反彈，除了得益于國務院出臺的貿易便利化政策措施和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外，還有三個重要原因：

一是受全球經濟回暖影響，出口及與出口需求掛鉤緊密的加工貿易進口都有所改善。沈丹陽指出，7月份我國對美國、歐盟、東盟的出口增長都比較明顯，特別是對歐盟，由原來持續負增長轉變為7月增長5%。與此同時，一個新情況是加工貿易的進口同比增長5.3%。

二是進出口企業經營環境有所改善。7月份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穩定，兌歐元、日元分別小幅貶值1.7%和0.6%，扭轉了年初以來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局面，穩定了企業的預期，增強了企業出口的信心，貿易環境有所改變。

三是去年同期基數比較低。去年7月份，我國進出口僅僅增長了2.6%，其中出口只增長1%。相比而言，今年7月份的進出口基數比較高。

對外貿易新特點

需要強調的是，盡管7月份進出口價格漲幅雙雙回落，貿易增速有所反彈，但加工貿易比重下降，對美出口持續低迷。

對此，沈丹陽指出，進出口價格漲幅雙雙回落，但貿易增速有所反彈，是受全球流動性過剩、中東北非局勢以及日本地震等因素影響。1-7月，食用植物油、鐵礦砂、原油等大宗商品進口價格漲幅均超過35%，天然橡膠漲幅更是達到66.1%，但近3個月價格增幅連續回落。

沈丹陽說，一般貿易繼續快速增長，加工貿易比重下降，是7月份我國對外貿易呈現的一個新特點。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7月份我國一般貿易出口增長26.8%，已連續5個月超過整體出口增幅；進口增長29.6%，已連續12個月超過整體進口增幅。加工貿易出口增長13%，進口增長10.4%，占整體出口和進口比重分別較去年同期下降2.8和3.1個百分點。

此次進出口貿易大幅反彈民營企業的推動作用明顯。7月份，民營企業出口增長35%，進口增長41%，分別快于整體增速14.6和18.1個百分點。而外資企業出口增長13.8%，增速較上月回落0.6個百分點；進口增長15.6%。

有增長也就可能有低迷。7月份我國對外貿易另外一個顯著特點是對美出口持續低迷，而部分新興市場進口快速增長。

7月份，我國對美國出口增長9.7%，增幅已連續3個月維持在個位數；對歐盟、日本和東盟出口分別增長22.2%、27.2%和24.1%，均高于整體出口增幅。新興市場的俄羅斯、南非和巴西進口分別增長37.4%、60.8%和47%，高于整體進口增幅14.5、37.9和24.1個百分點。

第5篇：宏觀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一是宏觀經濟的戰略機遇。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沒有改變，仍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二是宏觀調控的政策機遇。中央已經出臺并將相繼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三是擴大內需的市場機遇。在國家擴大內需政策帶動下，企業將獲得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四是經濟波動的調整機遇。金融危機帶來的世界經濟波動，有利于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有利于承接產業轉移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有利于引進資金、關鍵設備、技術和人才，為企業發展提供了難得的調整機遇。

作為省屬國有經濟的骨干力量，省屬監管企業必須勇立潮頭，敢于擔當、主動調整、積極應對，努力實現平穩較快發展。

一是切實抓好當前經營。關注形勢變化，調整經營策略。深入分析、密切跟蹤石油、礦產、鋼鐵、有色金屬等初級產品的行情變化、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特別是利率、稅率的變化以及上下游行業和企業的變化，及時調整經營策略，采取應對措施。

二是千方百計用足、用好、用活政策。最大限度地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轉化為推動企業發展的強大動力。在財政政策方面，及時掌握國債資金、中央預算內資金安排重點以及有關部委投資方向，充分利用好安居工程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災區災后重建等政策，爭取更大支持。在貨幣政策方面，通過加強銀企合作、定向增發、發行公司債券和企業債券等方式擴大直接融資。在產業政策方面，抓住國家振興十大支柱產業的機遇，爭取項目支持，推動產業升級。

第6篇：宏觀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201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10.3%的增速。但是仍然延續了“投資驅動”和“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政府主導型投資在外部市場逐步恢復時沒有及時退出，導致總投資因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同時增長而快速擴張，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在食品及居住類價格的推動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侵蝕了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抑制了全社會居民消費需求擴張，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持續下滑。這說明，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盡管已受到高度重視，但其實現仍須努力。

2011年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貨幣政策轉向穩健，并確定了4%的通脹目標。盡管年初通過調高存款準備率和利率緊縮流動性，但是，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各級政府加快增長欲望強烈，信貸擴張壓力依然很大。

因此，大多數金融機構預測2011年GDP增長幅度在9.5%到10.5%之間。其中，投資、出口小幅回落，而消費則穩中趨旺，投資增長22%，消費增長19.0%，出口增長22%，預計投資、消費、凈出口分別拉動GDP增長5、3.9和0.6個百分點。

此外，國際貿易方面，各金融機構的預測不盡相同，而大多數認為，受人民幣升值影響，2011年進出口增速可能回落。以美元、按現價計算的出口同比增速預計為22.3%，比2010年下降9.15個百分點；進口增速預計29.81%，比2010年下降9.68個百分點。貿易順差減少的態勢還將持續。

但我們也應看到，中國出口競爭力仍然很強，今年以來進出口一直好于市場預期，近期有放緩趨勢。由于對新興市場出口的增長較強，整體出口增長仍能保持在15%左右。在總量發生變化的同時，中國出口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資本品占比持續大幅上升，消費品占比大幅下降，反映了中國產業的不斷升級和全球制造業中心向中國轉移。

二、通貨膨脹

盡管2011年的宏觀經濟政策方向已經比較明確。貨幣政策轉向了“穩健”，并在年初通過調高存款準備率和利率試圖緊縮流動性，但是，宏觀經濟政策必須正視正在形成的通貨膨脹危險，充分考慮我國現行經濟格局形成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最近各地通過的“十二五”規劃以及正在召開的地方人大，促進地方經濟加快發展的呼聲很高，雖然，不少省市的“十二五”規劃已經略微調低了增長目標，但大多仍在10%以上，有相當部分地區更提出未來五年翻番的目標。2010年，有29個省市自治區的經濟增長實績較大幅度地超過了全國增長率。如果今年中央政府不持堅決態度，采取切實強有力措施，整個經濟的增長沖動將難以遏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8-9%的增長率、4%的通貨膨脹目標，6.5萬億元的信貸規模，以及14-15%的M2增速可能難以達到。因此，當前必須進一步明確態度：在控制通貨膨脹與追求經濟增長之間做出權衡，并在二者的數量組合上做出明確選擇。

當前控制通貨膨脹是促進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雖然，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較長期的任務，控制通貨膨脹可以視為短期經濟政策。但是，在目前，控制通貨膨脹有利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因為，當前投資擴張沖動難以抑制正是導致通貨膨脹的主因，“投資驅動、出口拉動”的出口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導向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投資擴張沖動難以抑制的根源。而在這樣經濟發展方式下，經濟增長率可能因此較高，但是居民的收入從而消費需求卻難以擴大，總需求結構難以發生根本性轉變。

若不采取恰當措施控制通貨膨脹并適當降低經濟增長速度，2011年的最終消費率還將持續下降，與此同時，以食品價格及住房價格高漲為特征的通貨膨脹實質性地侵蝕了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進一步壓縮了總需求的擴張，加劇了宏觀經濟的結構失衡。因此，采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抑制通貨膨脹，首先必須控制投資過度擴張，也就有利于適度降低投資率；抑制通貨膨脹，將使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得以保障，有利于增加消費，這些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經濟結構，實際上促進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因此，務必使各級政府充分明確：在當前，控制通貨膨脹同時也是調整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應當把它作為落實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予以落實。

此外，西方國家宏觀政策上沒有變化，來自于國外的輸入性通脹壓力仍然較大，國內生產資料、勞動力成本、原材料價格上漲的趨勢短期內難以根本扭轉，所以價格上漲壓力不可小視。

三、利率

4月新增信貸接近7400億元，但主要是短期貸款增加1360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不多，表明中小企業短期流動資金需求較大，經營壓力明顯增加；這從進口增幅大減、M1增速降至12.9%及工業增加值回落至13.4%等均可印證。

據金融機構預測，2011年信貸投放增速回落至13%-14%，信貸投放總額在6.5萬億左右，M1、M2的同比增幅將下滑至15%-16%之間，流動性泛濫的形勢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如果各種行政方法之下通貨膨脹和熱錢涌入情況無法得到有效抑制，則存款準備金率仍有上調空間。央行在今年連續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后，未來貨幣政策如何，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問題。

四、匯率

若參照2005-2008年人民幣的升值步伐，預計2011年人民幣升值幅度為5%左右。單就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來看，由于物價持續上漲的壓力，即使人民幣的名義匯率保持不動，人民幣的實際匯率仍是呈現上升的態勢。人民幣未來實際匯率的走勢，取決于兩個關鍵因素――通脹情況和美元匯率走勢。另外，明年全球經濟復蘇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民幣匯率。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就是美元，美元的波動會引起全球匯市的波動。因此，目前全球經濟是否能夠穩定復蘇，美元的趨勢至關重要。美元穩定，則全球經濟復蘇穩定；美元大幅波動，會引起國際市場的恐慌，包括匯市，股市等。

五、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第7篇：宏觀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今年以來，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斷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經濟運行總體良好，繼續朝著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投資、消費、出口穩定增長，內需拉動和支撐作用繼續增強，工業生產平穩增長，夏糧生產和農業農村形勢向好，財政收支增長較快，貨幣信貸平穩回落，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逐步從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有序轉變。這些表明中央關于今年加強經濟工作的一系列決策和部署是正確的、有效的。展望下半年我國宏觀經濟形勢，我國仍具備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良好條件，但也有不少來自國際國內的不利因素需要認真加以應對。下階段宏觀經濟政策應繼續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并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方向、力度與節奏，增強政策的前瞻性、針對性和有效性，力求在“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之間尋求平衡點，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從有利條件方面看：

一是世界經濟有望繼續保持溫和復蘇。總體判斷世界經濟復蘇勢頭盡管低于預期，復蘇的過程也會出現反復，但出現劇烈波動仍屬于小概率事件。這將在總體上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較為穩定的外部環境。

二是我國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依然較為強勁。雖然上半年我國經濟出現溫和放緩，但工業化、城鎮化、消費結構升級、收入增長等經濟增長的支撐力量并沒有發生變化，而且今年作為“十二五”開局之年，企業發展經濟的能動性較強。目前，農業生產形勢良好，價格調控總體有效，市場供應得到較好保障，社會需求基本穩定，結構調整積極推進，重點改革繼續深化，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健全，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提高。

三是信貸質量總體風險可控。在刺激經濟復蘇的過程中，我國經濟也存在一些風險性因素，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信貸。經濟增速放緩過程中，這些風險是否會集中顯現，導致經濟“硬著陸”，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綜合現有各方面的情況看，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風險是可控的。

從不利因素方面看：

一是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上升。世界經濟雖然有望保持溫和復蘇勢頭，但世界經濟增長中的一些風險性因素也不可忽視。美國雖然在最后時刻達成了提高政府債務上限的協議，避免了債務直接違約，但經歷此波折后，市場對美國國債的信心下降，美國國債被評級機構歷史性地降低信用等級，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沖擊，美國債務問題將更加復雜。歐盟債務危機仍在發展。日本全年的經濟增長則仍受地震困擾，如果應對不好仍會影響日本的復蘇進程。

二是影響通脹的不利因素仍然較多。下半年，我國通脹形勢仍面臨著國際局勢和國際流動性過剩等多方面因素影響，還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這給宏觀政策的操作帶來一定難度。

三是一些地區中小企業經營壓力較大。今年上半年，主要能源、原材料價格高位波動并向下游傳導，企業融氪用工成本增加，部分地區勞動力工資上漲，給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生產經營造成一定困難。

四是結構調整和節能減排任務依然很重。從統計數據看，下半年完成節能減排、淘汰落后產能和遏制產能過剩行業盲目擴張、推進企業兼并重組等結構調整任務，仍任重而道遠。

二、全年主要經濟指標預測及建議

綜合考慮當前經濟發展趨勢及面臨的國內外環境，預計下半年經濟增長仍然朝著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即經濟增長繼續溫和回落但仍能保持9％以上的較快增長，而價格快速上漲的勢頭將得到有效控制，通脹出現沖高回落的趨勢。預計2011年全年經濟增長9.5‰全年消費價格指數上漲在5％左右。

工業生產運行平穩。在大力發展高端裝備制造業、新能源產業等政策措施的帶動下；裝備工業發展還有較大市場空間和持續的增長動力，支撐工業經濟繼續平穩運行。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保持高位。隨著“十二五”新項目的陸續開工建設，特別是保障性住房建設、水利設施建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政策逐步落實，政府投資可望有一定程度的加速；同時，社會投資增長有望保持較高增長的態勢。

消費增長放緩但程度有限。雖然前期消費熱點降溫，但在目前就業形勢依然較好、工資增長較快的情況下，居民收入將進一步提高，對保持消費增長具有重要支撐作用。今年我國還對個人所得稅等做出調整，這些都有利于增強消費者信心。預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年增長16.4％。

物價將呈回落趨勢。下半年，我國存在著不少有利價格回穩的因素。一是全球經濟復蘇放緩這一基本面因素不支持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進一步，上揚。二是今年我國有望實現糧食連續增產，這為農產品價格的穩定提供了基礎。三是我國已經和將要出臺一系列降低生產流通成本的挾持性政策措施，其效應也將逐漸顯現。四是國內貨幣信貸條件已出現明顯變化，對價格上漲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五是下半年物價翹尾因素明顯減少。

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既要正確認識取得的成績，又要保持清醒頭腦，未雨綢繆，做好應對各種困難和潛在風險的準備，鞏固經濟社會發展好勢頭。

一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

二要綜合治理物價過快上漲。

三要毫不松懈地抓好農業生產。

第8篇：宏觀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第一，在信貸政策方面，適度放松信貸控制，進一步優化信貸投放的地區結構和行業結構。針對農村資金存入銀行后大量倒流城市，農村資金“非農化”傾向嚴重的現狀，應制定相應法規并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構建農村資金基本用于“三農”的機制，遏止農村資金的“馬太效應”。應進一步發展個人消費信貸業務，充分發揮金融對擴大消費需求、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應拓寬銀行消費信用范圍，創新消費信用品種，開辦高檔耐用消費品貸款、住房裝修貸款等新業務，并鼓勵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等國有商業銀行以外的金融機構辦理消費信用業務，同時使消費信用業務逐步向小城鎮延伸，讓更多消費者通過消費信用擴大現實支付能力，實現超前消費。

金融機構應加強與消費信用相關的金融產品的開發。鑒于很多城市的房價仍居高不下且漲幅較大，應堅持實施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政策，但在貸款發放時應區別對待，不搞”一刀切”。對大戶型、高檔次的商品房的開發應嚴格限制貸款，對普通商品住宅和經濟適用房的建設則應加大信貸支持力度。

要有效地實施金融的結構調控，必須使資本監管政策與信貸政策協調一致，形成合力。建議對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和不同類型的銀行采用不同的資本監管標準，不搞“一刀切”。比如，對西部經濟落后地區和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對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與國有商業銀行，在資本監管標準上就應有所差別。實行有差別的資本監管政策，既體現和尊重不同地區之間、不同類型金融機構之間的差異，也有利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

第二，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應培育貨幣市場的基準利率，使其更好地發揮對短期利率變化的指引和導向作用。在條件成熟時進一步下調超儲利率，并引導商業銀行對存款利率實行一定幅度的浮動。雖然央行規定存款利率可以下浮，但商業銀行卻只上浮貸款利率而對存款利率不采取浮動措施，這樣做固然可使商業銀行避免存款利率變動的風險，但無助于提高其資金定價能力和資金價格競爭能力。由于缺乏資金價格變動的洗禮，不具備與之相應的實際應對能力，等到外資金融機構全面進入時，商業銀行可能會變得很被動。此外，應擇機推出防范利率風險的利率衍生產品。

第9篇：宏觀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體制宏觀調控影響

宏觀調控政策在我國市場經濟中的重要性與影響

在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市場調節極大地解放和帶動了各項資本的生產力度，也推動了科技含量和經營管理的進步。但是，市場調節并不是萬能的，常會出現通貨膨脹等現象，這些現象往往具有滯后性，會導致正常的經濟運行情況突發性地大起大落。如果市場調節是唯一的手段，則會導致資源的浪費和社會經濟的不穩定發展，同時會產生收入差距大和分配不公平到嚴重的兩極分化等弊端。解決這些問題，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恰恰可以有效地緩解和克服這些現象，使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既需要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又需要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

強有力的宏觀調控能夠實現，是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基本特征之一。加強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必要方式，同樣克服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其最好的辦法還是雙管齊下。考慮到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更要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作為有力的支撐體，這樣才能使得經濟趨于平穩的狀態中。

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宏觀調控存在的問題

在我國，宏觀調控雖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是瞻望到在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還是應提出來作為改善的因由。縱觀現行的宏觀調控政策，無論在宏觀調控的監督和制定方面，還是在宏觀調控的決策執行方面，我們都不難看出還現存著一些缺陷。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健全同法律法規的建立一樣，任重而道遠。我國當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中呈現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幾個方面：

首先，投資結構的不合理問題還比較明顯，政府權力過于集中，對調控行為不承擔責任。盲目投資的結果造成嚴重的損失浪費。其次，政府和企業職能的錯位，導致許多本應由企業和個人承擔的責任卻由政府承擔，而應由政府承擔的責任又由企業或個人承擔，造成經濟秩序混亂不堪。宏觀調控的決策機構隨意性大，決策程序不科學，缺乏民主性, 缺乏約束感。再次，貸款結構的不合理問題仍然比較嚴重，基本建設的貸款金額繼續增加，價格總水平上漲的壓力大。

以上這些問題歸納起來，就是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決策機構的不穩定和經濟體制的不完善。不真正地解決這些抑制宏觀調控政策發展的問題，市場經濟結構體制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市場投資的盲目性和緩慢性，就不能為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基礎，在經濟發展中的不健康、不穩定因素也不能遏制，其隨時可能再度出現。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處在重要的時刻，加強宏觀調控對國家有關部門和人員來說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對其的力度不能減弱，工作亦不能松怠。在鞏固現有成果的基礎上，必須進一步落實我國確定的各項宏觀調控政策措施，用更多時間努力調整其結構，使國民經濟真正轉到持續快速和協調健康發展的軌道上去。除此之外，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為依法行政的一個重要的方面，還應必須做到有法可依。國家應該盡快地出臺有關法律，把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內容，以法規的形式規范起來。只有這樣，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在體制上，才能有所發展和保障。

我國市場經濟現狀下宏觀調控的應對措施

從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取得了一些客觀的成就，但是在取得成果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及面臨的嚴峻挑戰，特別是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城鄉統籌發展和區域均衡發展等各種任務仍然非常艱巨，人口、環境、資源等各種壓力也仍在不斷加劇，財政工作所面臨的形勢將更加復雜、挑戰將更加嚴峻。我國處于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調整的重要關頭，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建立科學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實現經濟穩固持續發展的前提和保證。

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應該以經濟手段為主，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為輔導，充分發揮宏觀調控的總體功能。我國政府還必須根據國情制定一些適合我國發展的宏觀調控政策，結合國際形勢的發展需要，從而有別于他國的經濟發展道路，有針對性地發展我國經濟。現針對我國市場的經濟現狀，提出相應的宏觀調控的措施和策略。

（一）適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

根據當前社會的實際情況，應當采用適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而其關鍵政策也是如此。面對我國目前市場經濟出現的通貨膨脹、突發的經濟危機、結構不合理等現象，我國政府應當相應地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如緊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堅持繼續落實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根據國內外經濟走勢和價格變化，注重運用市場化手段進行動態微調，把握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重點、力度和節奏，妥善處理發揮支持經濟發展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關系，進一步增強調控的有效性，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靈活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合理安排公開市場工具組合、期限結構和操作力度，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及貨幣市場利率水平的合理適度。對當前存在的流通量過大問題，要通過相關手段，促進貨幣流通量向適度轉化。避免投資過度及某些行業的不合理重復投資，也可以通過提高利息和準備金率來減少貨幣供應量，或者適當減少長期建設國債發行規模、恰當減少財政赤字、提高住房貸款利率等手段，對經濟結構進行合理的優化，確保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同時，還應注意配合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強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刺激總需求和調整總供給起到積極作用。比如國家發行國債，在此過程中就要通過恰當的操作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使貨幣供給需求量和貨幣流動性保持良好的平衡狀態，發揮在促進市場經濟體制變革和市場供給調整中的積極作用，要發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應優化信貸結構體系，對機制效益好的企業給以優先的支持態度，努力把企業市場經濟變革的環境創造好，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可以通過我國宏觀調控下的政策性貸款相應地加大力度。

（二）合理改善社會就業狀況

首先，通過調整財政結構，比如財政支出的上調，基金保障體系的專門建立，使更多失業人員可以得到就業機會。特別對一些下崗職工來說，可以由政府出資對其進行專門的技能培訓和職業培訓，以起到對某些弱勢群體更好的就業促進作用。不斷增加財政投入，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大力加強技術工人尤其是高級技術工人和技師的培養。適應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和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要求，重視農民的基礎教育和各類專業技能培訓。全面推行勞動預備制度和就業準入制度，實現提高青年勞動者就業能力和調節勞動力供給雙重目標。建立和完善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大力推行學歷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并重制度，在全社會所有技術性職業工種全部推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實現從學校教育到社會就業的緊密銜接。

其次，有關政府部門應加大對一些發展前景好的行業和企業的扶持，比如信貸支持等，使企業發展壯大，進而不斷增加就業人數。通過不斷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實保障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繼續大力實施就業援助，開發適合困難群體特點的就業崗位特別是公益性就業崗位，通過優惠政策鼓勵企業招用、免費就業服務等政策措施，促進困難群體實現再就業。

第三，建立就業為主、失業保障為輔的體制。在制定就業政策的同時，失業保障也應被同時重視起來。政府還可以加大對養老、醫療、失業等社保的投入，提高公民的社會保障，讓社保不僅覆蓋整個城市，而且也覆蓋一些曾被忽視的農村。

第四，堅持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統籌城鄉就業。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消除不利于城鎮化發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限制性規定，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加強引導和管理，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機制。

（三）宏觀調控政策吸收并應用全球化模式

在新的全球經濟形勢下，伴隨著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逐漸加深，經濟活動的涉外比例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更需要抓住機遇，全力地融入到全球化的范圍中。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國家就是要采用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加以輔助和導引市場機制在社會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這種市場的宏觀調控與以往的計劃手段的不同特點就在于它是指引性的而不是命令性質的。國內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使得對外經濟活動日益活躍，其經濟運行機制與國際市場逐步接軌，以至于我國參與的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

在全球化進程的步伐中，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表現為對國內外經濟均衡的掌握和趕超，顯然這是由我國的市場經濟運行的特點所決定的，并且對這種發揮了較為積極作用的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比較有成效地實現了國內市場經濟的增長。針對這一情況，我國政府應積極合理地引進外資，優化外國企業的投資方向和產業結構，同時制定合理的出口政策，將對鼓勵國內企業并購重組和提高自身競爭力起到很大的作用。自我國改革開放之后，也是中國經濟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時期，我國在貿易和自由化投資等方面采取相應的有效的改革措施，促進了我國市場經濟的高速增長。

（四）政府積極引導以實現區域穩定發展

在大范圍的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之下，全球化和市場化必然使區域內及區域間的差距慢慢擴大，特別是我國的中西部地區，由于其發展的積極性較高，與地方財政體制相結合，在強化發展是第一任務的基礎理念上，應當全面實施追趕戰略，也就是因為這種情況，使得中西部地區之間造成愈演愈烈的經濟競爭以及區域內的發展不協調。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既要適當控制各區域的盲目行為和過度投資的行為，又要努力保護地方發展的熱情，在為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提供優惠政策措施的同時，積極引導東部與之加強合作，這樣起到縮小地區差距的目的。使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實現資源共享，促進各區域的共同發展。這就要求：

第一，實現區域開放。這是統籌區域發展的最基本要求。打破區域間的界限，使區域相互開放、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向一體化方向邁進。離開區域開放，統籌區域發展就成了一句空話。

第二，實現區域合作。區域開放僅僅是統籌區域發展的第一步，區域開放只是為統籌區域發展創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統籌區域發展還必須全面加強區域之間的合作。這種合作應該是在遵循經濟規律和體現區域經濟主體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的前提下，以提高效益為核心，自愿平等地進行的多形式、多層次的合作。

第三，實現區域融合。即實現區域空間一體化，這是統籌區域發展的一個根本任務，也是所追求的理想目標。它是指區域之間十分密切、非常協調、相互滲透、融為一體的新型關系。區域之間相互支撐和依托，一方的存在和發展以其他方的存在和發展為前提，相互依存、相互交融是區域繁榮的真諦，最終達到優化區域資源配置，加快區域發展速度并提高效益，從而促進國民經濟的整體協調、健康發展。

結論

在當今經濟飛速發展的年代，市場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我國市場經濟必須不斷地發展完善，才能保持持續穩定的增長趨勢，政府在國際化的推動下要維持財政平衡，必須把重點放在國內。總之，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政策是保證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和高效運行的必不可少的措施，并且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完善。在當代我國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建設中，要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政策和策略，有效避免經濟的起伏不定和突發狀況，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穩定健康，使國民得以安居樂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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