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與經濟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勞動與經濟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勞動與經濟范文
一、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看問題的不同角度
(一)從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內容看兩者角度的不同
在研究內容方面,勞動社會學將勞動者、勞動者行為、勞動關系、勞動組織、勞動制度和勞動社會過程作為研究內容,更加注重社會制度,社會規范,社會道德方面的角度,旨在揭示勞動社會的結構、功能及其運動規律的分支社會學。勞動社會又稱產業社會,它具有以職業為中心的地位----角色系統,如總經理、經理、車間主任等等;有與職業活動相適應的價值----文化系統,如公司文化,企業精神等等,它正是一個內含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要素的社會綜合體。而在勞動經濟學中,與勞動社會學所研究的這一“社會綜合體”所對應的則是勞動力市場,是一個產生物質與財富的世界。
學界對勞動經濟學的定義和研究內容存在著不同的表達,但總體而言,基本方面都離不開勞動力的供求,離不開勞動力的市場,離不開勞動者的行為,以及離不開經濟學的基本范疇:成本、受益和價格、基本的分析方法和資源配置優化的目標。因此,概括起來勞動經濟學是對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活動過程中的勞動力需求和供給的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和研究。簡單來說,勞動經濟學也可以表達為是對勞動市場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沒有市場,或者說脫離了市場,真正意義上的勞動經濟學就不復存在。從這點上不難看出,勞動經濟學側重于勞動力市場的運行,社會效益以及經濟發展方面。
由此可見,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在研究內容上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雖然勞動社會學和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內容都是圍繞勞動領域的諸如勞動者、勞動者行為、勞動組織、勞動制度等一系列問題,但是看待問題和研究問題的側重點及角度各有不同。
(二)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看問題角度不同的具體體現
下面舉兩個例子來具體說說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看問題的不同角度具體體現在哪些地方。
1.勞動者
勞動者作為勞動社會學和勞動經濟學共同的研究對象,由于兩個學科研究的視角不同,因此,勞動者在兩個學科中的內含有很大的區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勞動經濟學中用“勞動力”來代替“勞動者”更加合適。
(1)在勞動社會學中,勞動者是非同質的,是復雜的社會人,有著各種自然的和社會的特征。而在勞動經濟學中勞動力被假設為是同質的,在一般的勞動經濟學對勞動力的分析中,盡量把人簡單化,它隱去了勞動力各種自然的和社會的特征,認為勞動力相互之間沒有差別。
(2)“人是理性的,勞動力所表現出的行為都是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這是在勞動經濟學中對勞動力的基本假設。勞動經濟學中的勞動力總是出于對利益最大化的考慮而理性地作出選擇,但在勞動社會學中的勞動者相對而言就是非理性的,他們有各種各樣不同的需要,有時甚至會感情用事,并且勞動者常常會受到社會規范和社會道德等的制約。所以說,勞動社會學中的勞動者比勞動經濟學中的勞動力更加復雜,不過也顯得更加真實而全面。
(3)社會學中的互動論認為,要理解社會的運動,只有通過理解人的社會行為,社會因人際互動而存在。由此可見,勞動社會學中強調勞動者與他人之間的互動。而在勞動經濟學中的勞動力則被假設為個人主義者,不受他人影響,勞動經濟學的重要任務在于揭示勞動力和各個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勞動力是相對獨立的個體。
2.勞動者行為
在勞動社會學中的勞動行為就是與勞動者身份有關的行為。比如:勞動作業,生產管理,同事之間,上下級之間,雇主與雇員之間的互動等等。由此看見,勞動者的行為是于周圍的環境分不開的,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勒溫(K.Lewin)就指出勞動者行為是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函數。也就是說,勞動者行為是勞動者個人的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勞動者的行為是由動機引發的 ,動機是由勞動者的內在需要喚起的,行為的具體表現要受到行為規范的制約。并且,勞動者通過勞動競爭、勞動沖突、勞動合作等方式產生互動。可見,勞動社會學中的勞動者行為是與外界分不開的,是復雜的,行為本身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和作用。
在勞動經濟學的視角下,勞動行為考慮的是經濟效益,是能夠取得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并且勞動力都是理性的,勞動行為與決策不受他人影響。勞動行為決定于勞動力以盡可能少的智力和體力消耗獲得盡可能多的勞動報酬,在勞動社會學中考慮的與周圍環境的互動,如職業聲望等并不是勞動行為考慮的因素。
二、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看問題角度不同的原因
在看待問題時,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之所以會產生不同的角度,究其原因,其中一個就是它們各自遵循的基本假設的不同。
在勞動社會學的視角下,無論是功能論,沖突論,還是互動論,都不難看出勞動者是復雜的社會人,具有各種自然的和社會的特征,具有不同的社會結構,年齡結構,性別結構等等,具有一定的角色,總是與周圍的環境產生相互作用,與他人產生互動,除了關心經濟效益以外還關心社會問題和社會關系等等。
第2篇：勞動與經濟范文
一、傳統經濟增長中的勞動
中國改革以前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目標，通過扭曲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計劃資源配置制度和缺乏自的微觀經營體制而形成的（林毅夫等，1994）。而改革以前中國勞動利用、人力資本積累和就業結構模式是這種經濟增長模式的一個組成部分和結果。經濟增長理論中的一個菲爾德曼（G.A.Feldman）模型對這種增長模式作出了最清楚的描述（多馬，1983，第9部分“蘇聯的增長模型”；Jones，1976，Chapter5）。
菲爾德曼把經濟分為兩大部類，即生產資本品的第一部類和生產消費品的第二部類，并且假設兩個部類都具有固定的技術系數，即資本和勞動力在生產產品的過程中完全不能相互替代。由于假設勞動力具有無限供給彈性（Lewis，1954），則資本成為經濟增長過程中唯一的限制要素。因此，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產出可以分別表述為：
Y[,1]＝K[,1]／v[,1]和Y[,2]＝K[,2]／v[,2]。
式中Y[,i]分別表示兩個部類的產出，K[,i]分別表示兩個部類的資本投入，v[,i]分別表示兩個部類的資本—勞動比。同時，這個模型還假設第一部類的生產是完全獨立于第二部類的，即使消費品的生產降低到零，資本品的生產仍然可以持續不衰。于是，可供整個經濟中投資使用的投資品的總產出就是：
I＝Y[,1]＝K[,1]／v[,1]
全部投資的變化率則可以表示為：
ΔI＝ΔY[,1]＝1／v[,1]·ΔK[,1]
因此，第一部類資本存量的變化率ΔK[,1]取決于配置在該部類投資品總產出的比例，即：
ΔK[,1]＝I[,1]＝μI
經過整理，我們得到：ΔI＝1／v[,1]·μI或ΔI／I＝μ／v[,1]。
由此，我們看到是投資增長率，它等于μ／v[,1]，意味著，總投資增長率的提高，既可以通過提高第一部類的投資比例μ達到，也可以通過降低該部類資本—產出比v[,1]達到。按照菲爾德曼的結論，把更多的資本投入到生產資本品的第一部類，從長期來看會增加消費、投資和總產出。
通過提高第一部類的投資比例μ達到提高總投資增長率，從而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加快經濟增長的這個增長模型，為中國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提供了理論依據。這種增長模式對于勞動力使用的影響在于它假設資本和勞動之間不存在要素替代。而且事實上，由于推行這種高度資金密集型的產業政策，在資源按照高度集中的計劃方式配置的情況下，利率被人為壓低，且企業具有強烈的“投資饑渴癥”（Kornai，1980），所以是不可能在第一部類降低資本—產出比v[,1]的。因此，在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情況下，生產要素不具有可替代性就不再僅僅作為一種假說，而成為一種現實。
隨著經濟增長，產業結構也應該發生變化。而一般來講，在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有幾個因素會影響產值結構和就業結構二者轉換之間的對稱性，或者說會造成就業結構轉換滯后于產值結構的轉換。第一個因素是人口超常增長，從而勞動力增長速度過快，以致工業吸收的就業量怎么也無法趕上勞動力供給量。第二個因素是工業增長中使用過多的資金，使用較少的勞動力。發展工業在利用資源方面，本是可以有不同選擇的。也就是說，通過選擇不同的產業重點，選擇不同的技術類型，甚至通過不同的產業布局，分別可以發展勞動力相對密集型的工業，或者資金相對密集型的工業。前者意味著一定量的工業產值，可以由較少的資金投入和較多的勞動力投入來取得。第三個因素是阻止勞動力就業的制度障礙。這種制度障礙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通過某種間接的途徑發揮作用。為維持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形成的與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城鄉勞動力配置制度和就業體制，具有以下特點：第一，保障城鎮勞動力的全面就業。第二，保持城鎮職工的低工資水平。第三，抹平具有不同人力資本秉賦的職工之間的報酬。第四，實行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
二、改革的結構效應
勞動使用的傳統模式，造成中國產業結構的扭曲。這不僅表現在初級產業份額下降緩慢，城市化水平低，更主要地反映在結構變化中就業轉換滯后于產值轉換。中國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早在1978年以前就遠遠下降到50％以下了（1978年為28％），而農業勞動力的比重高達70.5％（見表1）。始于70年代末的經濟改革，通過不斷地解除一系列經濟增長的制約，提供了增長以及向發達經濟靠近的機會。因此，中國經濟增長的特點是其后發性，即在中國經濟增長的總量規模、技術水平、結構狀況等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著差距；同時，由于在城市化水平、產業結構特別是就業結構上面存在著非典型化特征，價格扭曲程度的徹底矯正需要假以時日，以及地區之間存在的巨大差別，給予中國經濟增長很大的“趨同”空間。所以，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來自于兩個源泉，一是激勵制度變革帶來的技術效率的提高，二是由于矯正扭曲產業結構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兩者都因起始點與常態增長模式之間的差距，可以獲得“趨同效應”，即不是從技術創新前沿上起步的，而是一種“趨同”類型的新古典經濟增長（Barro，1997）。
表1三個產業增長及相對份額變化
（億元，％）
195219781997
第一產業增加值342.91018.413968.8
產業比重50.528.118.7
就業比重83.570.549.9
第二產業增加值141.81745.236770.3
產值比重20.948.249.2
就業比重7.417.323.7
第三產業增加值194.3860.524033.5
產值比重28.623.732.1
就業比重9.112.226.4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98》，中國統計出版社，1998年，第55、56、128頁。
我們從勞動力市場發育的角度觀察這種結構變化效應。在市場取向改革中成長起來的非國有經濟，從一開始，其就業與工資決定就是一種市場行為。首先，其就業吸納乃至產業選擇都是從中國勞動力豐富的特點出發。長期以來在農村滯留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因改革以來轉移障礙的減少，開始在城鄉之間大規模流動。面對這種供給狀況，市場化的就業決定本身就具有創造就業的功能。
其次，非國有經濟是在計劃控制之外得到發展的，無須履行吸納超出需求的勞動力的責任，工資水平完全根據特定行業的企業對于勞動力的需求，以及符合需要的勞動力的市場供給決定。又由于這些部門管理體制中責任、權利和利益明確，管理人員有對于特定人力資本進行辨別、度量和監督的激勵，因而人力資本對于生產效率的貢獻比較容易觀察到，可以針對不同的生產率，對工人支付有所差別的報酬。由于非國有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是通過勞動力市場依靠農村勞動力轉移所解決的，總體上降低了這些部門發展的成本，使得其反而有能力根據自身的需求，用高工資吸引國有部門的高素質人才。這給予國有企業足夠大的壓力和緊迫感，使其在一定的限度內進行勞動工資制度的改革（蔡fǎng＠①，1998）。
由于非國有經濟發展推動了勞動力市場的發育，也吸引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以及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同時，被扭曲的就業結構得以矯正本身，也對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表1歸納了中國經濟總規模的擴大與勞動力部門分布的關系：農業產值和就業份額隨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經濟學家一般同意，中國經濟改革以來，通過一系列制度變革，資源重新配置帶動了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促進了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國內投資結構的改善和外資的引進、對外貿易的擴大等等，從而推動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一些實證研究提供了有關的定量描述。雖然采用方法的不同會得出不盡相同的數量結果，但總的結論是相對一致的。例如，有的學者把中國經濟增長歸結為勞動力流動、市場發育產生的效率、外貿和技術引進，以及國內投資和外資引進等四個方面的貢獻，并估計其對年平均9.2％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作出16.30％、4.13％、5.43％和74.13％的貢獻（Francis，1997，p.66）。這四個方面大致可以涵蓋迄今為止中國通過改革改造市場條件，讓比較優勢發揮作用所帶來的增長效應。又如世界銀行（1998，第8頁）估計，物質資本的增長可以解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37％，勞動力數量增長和質量提高可以解釋另外17％的經濟增長，勞動力部門轉移可以解釋約16％的GDP增長，余下的經濟增長是未被解釋的。
三、勞動力、人力資本和就業轉變對增長的貢獻
為了形成一個比較一致化的實證結果，本文嘗試對中國改革以來經濟增長的因素貢獻作一個分解。根據劉遵義等人（Lauetal.，1989；李坤望，1998）的實證模型，描述經濟增長的函數形式可以寫作如下：
Y[,it]＝F（K[,it]，L[,it]，H[,it]，t）i＝1，2，…n
式中，Y[,it]是i省在t年的實際產出，即實際的GDP值；K[,it]是i省在t年物質資本存量；L[,it]是i省在t年勞動力投入量；H[,it]是i省在t年人力資本存量。
假設各省的潛在生產技術相同，但潛在技術條件的利用程度和投入要素的質量及產出的質量均存在著差異，我們可以通過建立標準生產函數的形式來對其進行分析。假設標準生產函數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如下：
Y[*][,it]＝A[,it]（t）（L[*][,it]）[α]（K[*][,it]）[β]（
H[*][,it]）[γ]
假設各省的實際產出、資本、勞動力和人力資本隨時間按照固定的速度變化，其轉換的形式采取下列指數形式：
附圖{圖}
我們選取的變量及相應的數據包括：（1）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是用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1978＝100）去除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得到的；（2）物質資本。我們采用了資本形成總額和固定資產折舊額來構造分省的物質資本存量，并且也采取了國內生產總值的平減指數（1978＝100）來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山西、陜西、數據空缺；（3）勞動力。采取了分省全社會年底從業人員數；（4）人力資本。采用了分省6歲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來代表各省的人力資本存量水平。受教育程度用年份來表示，文盲為0年，小學為6年，初中為9年，高中為12年，中專為13年，大專為14年，大學為16年。
利用對數差分模型，我們得到了下列回歸結果：
lgdp＝0.063＋0.465llabor＋0.240linvst2＋0.555ledu
（2.825）（1.946）（4.385）（2.030）
F（3,107）＝55.33R[2]＝0.608Adj－R[2]＝0.597
式中，lgdp是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差分，llabor是全社會從業人員的差分，linvst2是上年末物質資本存量的差分，ledu是人力資本存量水平的差分。根據回歸估計結果，我們可以計算出勞動力、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在1982—1997年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見表2）。在中國經濟增長的四個主要源泉中，資本的貢獻最大，勞動力、人力資本和未被解釋部分（暫假設為全要素生產率）三者之間的貢獻十分接近。雖然8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中，傳統要素投入的貢獻大于人力資本和生產率的貢獻，但從彈性系數看，人力資本的增長貢獻有巨大的潛力。表2中國經濟增長源泉（1982—1997）
對增長率的貢獻(百分點)貢獻份額(%)
國內生產總值8.01100.00
物質資本2.3229.02
勞動力1.9023.71
人力資本1.9023.70
未被解釋的部分1.8923.57
勞動力配置1.6220.23
技術進步0.273.34
為了解析未被解釋的增長貢獻，我們嘗試對增長因素做進一步的分解。世界銀行在假定規模不變的前提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了分解，得到了勞動力在不同部門和不同所有制間的流動所帶來的配置效應（WorldBank，1996，pp.28—30）。借鑒世界銀行的方法，我們放松對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并引入人力資本因素使增長公式更加一般化，在不考慮勞動力在不同所有制間配置的情況下設定增長公式如下：
附圖{圖}式中：Y代表國內生產總值（GDP）；i代表農業（A）、工業（I）、服務業（S）三大部門；Y[,i]代表第i部門的增加值；P[,i]代表第i部門增加值的相對價格；A[,i]代表第i部門全要素生產素（TEP）的水平；K[,i]代表第i部門的資本存量；L[,i]代表第i部門的就業數量；H[,i]代表第i部門的人力資本存量。
對上式進行一階導數后得到下列GDP增長率分解公式：
附圖{圖}式中：gx代表變量X的增長率；
附圖{圖}代表加權平均的資本份額；y[,i]＝p[,i].Y[,i]／Y代表第i部門的增加值份額；k[,i]＝K[,i]／K代表第i部門的資本份額；l[,i]L[,i]／L代表第i部門的就業份額。
相應地，我們得到了勞動力在不同部門配置的效應計算公式：
附圖{圖}
MPL[,A]代表勞動力在農業部門的邊際產品價值；MPL[,i]代表勞動力在第i部門的邊際產品價值。用于計算勞動力配置效應的指標主要是：按照三大產業部門分解的國內生產總值，按照三大產業部門分解的就業人員。根據第一部分的回歸結果，由于α＋β＋γ＞1，因此，我們得到的回歸方程是規模遞增函數。其中，勞動力的彈性系數為0.465。假定勞動力在三大產業部門的彈性系數相同，可計算出1982—1997年勞動力的配置效應等于1.62。將此結果與前面的估計結合起來，我們便得到了對中國經濟增長源泉的一個比較全面的解析（見表2）。在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中，勞動要素的重新配置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四、增長的可持續性：從勞動角度觀察
人口的變動不僅影響勞動力資源總量，還因老年化趨勢而影響到勞動力的社會負擔特征。從現在到2020年是中國勞動力資源最為豐富的時期，也是人口撫養負擔比較輕的時期。勞動力供給總量將在2020年左右達到其峰值，估計為9500萬左右。這意味著，從現在起的20年時間內，是中國勞動力資源的黃金期，當然也是面臨就業壓力最大的時期。之后，勞動力供給總量將會逐漸減少，人口的撫養系數也將越來越大。
從勞動力需求與就業趨勢來看，就業彈性系數（國內生產總值指數與就業指數之比）從80年代前期的超過1下降到目前的不到0.5，表明勞動力需求缺乏后勁，主要表現在城鎮失業率和農村勞動力剩余率的上升。90年代中期以來因社會總需求不足、企業轉制、產業結構調整而造成的失業現象增多和部分企業工資支付不足，使城鎮企業中潛在的就業不足轉化為公開或半公開的失業。失業和就業不足進一步抑制了消費需求和宏觀經濟啟動，形成一個互為因果的循環。
本文不擬討論如何打破這個循環（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見蔡fǎng＠①，1999），而著眼于從更為長期的角度看，中國經濟能否繼續從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獲得增長推動力。勿庸置疑的是，無論是傳統體制下的企業，還是經過放權改革后的國有企業，都雇用著超過需求的勞動力。問題在于，這種勞動過剩是絕對的還是一種制度現象。實際上，在國有企業職工工資并不是由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決定的情況下，國有企業平均工資水平并不低，且具有剛性。（注：據推算，與根據實際需要雇用勞動力，且無須負擔已經退休職工的養老金的情形相比，現在國有企業要多支付大約46％的工資基金（蔡fǎng＠①，1998）。）這同時意味著平均工資水平的降低，不僅是勞動力市場發育的結果，有利于繼續發揮中國的資源比較優勢，還具有擴大就業的效果。
根據公式
d（L／K）／（L／K）
ηLK＝────────────────
d（P[,k]／P[,1]）／（P[,k]／P[,1]
（其中ηLK為資本與勞動的替代率，L／K為勞動—資本比率，P[,K]／P[,L]為資本對勞動的相對價格），相對工資水平與就業水平的關系，可以看作是資本與勞動的替代率。國外經濟學家估計表明，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的替代率通常在0.5—1.0之間（Todaro，1996，p.256）。由于就業制度和勞動力市場的扭曲程度，我們預期中國勞動對資本的替代率應該比較高）。為了揭示勞動力就業與經濟增長和資本替代之間的關系，我們建立了下列模式來進行分析：
ΔL＝F（GDP，W）
式中：ΔL代表新增就業人數；GDP代表實際國內生產總值；w代表實際工資水平。用于實證的模型如下：
lnΔL＝α[,0]＋α[,1]lnGDP＋α[,2]lnw
式中：α[,i]是估計參數；D[,i]是代表省份的虛擬變量。從理論上講，α[,1]＞0，α[,2]＜0。
根據實證方程，我們得到回歸結果如下：
lnΔL＝6.36＋0.74lnGDP－1.32lnw
（12.382）（3.532）（－3.468）
F（32,492）＝28.05R[2]＝0.646Adj－R[2]＝0.623
方程的參數值符合理論上的假定，擬合優度為0.646，結果較為滿意。由此結果可以發現，經濟增長的速度對就業增長具有重要的影響，即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每增長1％，就業可增長0.74％。平均工資水平的降低也具有驚人的增加就業的效果，即平均工資每降低1％，可以增加就業1.32％。這實際上就是勞動對資本的替代率。
五、一個簡單的總結
第3篇：勞動與經濟范文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并將繼續產生巨大的影響。它不僅制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而且極大地影響到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中國應該采取創立品牌、形成自主知識產權、鼓勵科技創新，發展職業教育，開發人力資本等手段，使龐大的勞動力不僅實現簡單的就業，還能實現發展。不僅實現產業轉移，而且實現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
勞動力轉移的快車道
正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沿海開放城市的經濟開發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這些吸收外資最多的地區，在短短的十幾二十年時間，就把昔日的大農村轉變成了大城市。以東莞為例，它的人口、產值在外資進入前后的變化是非常驚人的，東莞的外來人口已達600萬人。據最新統計，廣東省的外來人口已達3140萬人，這與珠江三角洲已經成為世界的全球化區域是分不開的。經濟全球化直接帶來了就業的增加和人口的流動，造就了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但經濟全球化還沒有成為有效地推功農民工向城市轉移的力量。
2003年中國吸引了53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首次成為全球最大的FDI接受國。接受外資越多，解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數量就越多，就越能夠有效地推進城市化進程。
目前，中國引進的大量制造業多處于全球化中的低利潤分工環節，因此，目前考慮的僅是如何解決龐大的勞動力轉移和就業問題，暫時無法考慮他們的居住和發展問題。長遠來看，應該解決這樣的問題，一方面通過創立自己的品牌，和形成自己的自主知識產權，在產品的價值鏈上不斷靠近高端，獲取更多的利潤分成;另一方面，通過發展職業教育、提升人力資本的價值等方式來提高勞工的工資待遇，使龐大的勞動力不僅實現簡單的就業，還能實現發展。不僅實現產業轉移，而且實現居住轉移，一次性移入城市。
著力消除“農民工40歲現象”
有學者總結出了一個農民工的“40歲現象”，指企業出于控制成本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壓低用于農民工的各種支出，農民工無法獲得培訓提高的機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重復低水平的勞動，大量年輕的農民工被迫透支了體力和腦力之后，在40歲左右又被無情地推回農村。如果不對外資企業里的勞工結構性短缺進行調整，放任“農民工40歲現象”的蔓延，中國的勞動力優勢地位將不復存在。據有關專家的披露，2005年1月1日紡織品配額取消后，中國出口紡織品的市場還將擴大，需要的勞動力還將增加;電子產業將于2006年和2007年左右占領國際市場的30%，且這30%的生產都將會相對集中到中國全球性生產區域，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
也即是說，大量的外資還將繼續涌向中國，如果對勞動力資源竭澤而漁地過度使用，放任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未能分享經濟增長蛋糕的事實存在，那么，今年已初現外資集聚地的“民工荒”可能會演化成一場更大的勞工短缺危機。
對此，應該加強勞動監察，解除用工歧視，關注農民工的技能培養和勞動保護，切實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對農民工的特殊恩惠，而是保護勞動力。保護好勞動力就是保護廠商的利益，也就是保護中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比較優勢，有利于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
推動國際勞務輸出
據世界銀行資料顯示，當前全球勞務輸出量約為l億人，其中菲律賓800萬人，巴基斯坦200萬人，泰國60萬人，而我國只有54萬人。加入WTO后，中國勞動力的海外輸出尚有很大潛力。以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小國菲律賓為例，菲律賓現已是東南亞勞動力輸出最大的國家之一。據菲律賓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全球有800多萬菲律賓海外勞工。這些勞工每年的匯款已成為菲律賓重要的外匯來源。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在勞動力市場化方面的努力還做得遠遠不夠。集中體現在:中國勞工得到培訓的機會太少，無法適應全球市場不斷變化的需要;太多的部門卷入海外務工批準程序，互相扯皮。這直接導致了有著巨大勞動力資源的中國在境外合法的流動就業人口不足國際市場份額的1%。
第4篇：勞動與經濟范文
勞動定額的管理一直是企業管理的重要基礎性工作，在我國計劃經濟時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體質的改變和縱深推進以及產業升級更新換代過程中，勞動定額管理工作在企業管理中的地位和功能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如何創新勞動定額管理，讓這傳統而基礎的管理工作繼續發揮新的光彩，不僅關系到企業經濟能否持續高效地發展，對于維護國家、企業和勞動者的利益也會有著重要的作用。
1管理定額工作的重要性
1.1提高勞動者的勞動效率。
追求最大可能的經濟效益是企業生產的最基本職能，如何提高生產效益最關鍵因素是勞動者的效率。效率提高了，單位時間能夠產出更多的產品，企業的利潤才會增加。企業可以通過科技創新、設備升級、經營管理等途徑提高效率，如果不增投資、設備不更新、人員數量不增加的情況下，定額管理可以通過對方法、時間、勞動者心理等方面進行分析，力爭使企業能夠合理用人、科學組織生產達到生產效率的提高，因此在經濟轉型期過程中需要重拾勞動定額，提高企業的整體效益。
1.2國外定額管理仍在繼續。
勞動定額是基于生產工業而產生的一門學科，當人類進入了大生產、大規模、大批量的工業發展的時代，建立勞動力與原材料的低投入高產出卻是永恒的課題。如今的美國企業80%以上的企業還在沿用當年泰羅開創的定額管理方法，日本制定的鼓勵員工開發潛能的內容正是源于定額管理，因此大型企業生產效率得到了飛快的發展。
1.3定額管理作為勞動合同重要內容。
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經濟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勞動關系也發生了變化，雇主和員工之間的沖突也日益嚴重，我國長時間處于用工過剩的情形下，勞動爭議頻發。導致的根本原因是勞動定額不清，在一定的生產條件下，勞動者一天要付出多少勞動才算合理，能夠取得基本報酬，這就需要一個標準，為此在《勞動合同法》中要求勞資雙方在平等和充分協商的基礎上，制定出合理的勞動合同條款，以保護雙方合法權益。
2經濟轉型期勞動定額面臨的問題
2.1政府、行業失去了對勞動定額的管理。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勞動定額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管理體系，各行業的主管部門定期對企業的勞動定額進行統計和考核，定額管理作為重要考核指標之一，隨著相關主管部門的調整和經濟形式發生轉變，勞動定額變成無人問津的工作。勞動行政部門在頒發的勞動標準中，涉及到勞動定額相關條款也少之又少，除少數企業還在進行勞動定額管理工作，其他企業幾乎停滯不前。
2.2定額管理在企業經營中地位弱化。
企業經營的多元化促使經營管理國際化，在競爭中成功與否的管理變得錯中復雜，例如資本運營、戰略管理、創新管理等。這種管理方式在一定時期和范圍內成就了一些企業，企業的急速擴張和技術升級改造，使得勞動效率得到了快速的提升，勞動定額管理已經在管理層面退居次席。加上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企業的經歷幾乎集中到員工的應聘，合同管理，薪酬設計等工作上面，以前勞動定額管理人員也轉向了其他崗位，這就造成了近些年許多勞動爭議的產生，嚴重影響了勞動關系的和諧。例如很多企業隨意變更勞動定額，造成了近50%以上勞動者要從事10小時以上工作才能完成最基本工作量，拿到最低工資。
2.3定額管理得不到應有的創新。
經濟轉型時期，管理者對定額管理缺少應有的重視，經濟經過幾次轉型，但相應的管理措施卻沒有很好的創新，技術手段和方法比較落后，這與“中國制造”很不相稱，曾經熱衷于定額管理的管理人員也紛紛離開相關崗位，各大學開設的管理課程中也被其他課程所取代，造成了定額管理的創新不能與時俱進，滿足不了企業變化莫測的市場需求。
3定額管理工作的創新
3.1確立行政管理在定額管理中的職責。
國家勞動行政管理部門要承擔起勞動定額的宏觀層面上的管理職責，積極構建行業和勞動部門的溝通平臺，承擔起定額管理標準化的制定、管理工作，同時對企業從事勞動定額管理工作人員進行培訓和資格認證。
3.2創新定額管理的工作內容和研究方法。
從傳統的管理方法轉向現代化的管理方式，運用標準工時理論，通過方法研究對不合理的管理進行優化整合，同時，設計出合理的操作方案，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勞動強度。
3.3重視定額管理人才的培養。
從長遠的角度來講，企業應配備專職的勞動定額管理崗位，設置專門的勞動定額機構。高校也應加大定額管理人員的培養，增加相關課程，出版相應創新教材，培養管理人才。
4結束語
第5篇：勞動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經濟增長；就業
中圖分類號：F241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16-000-02
一、黑龍江省勞動力資源變化情況
（一）勞動力數量分析
1.勞動力供給潛力呈現下降趨勢
勞動力供給潛力通過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數來衡量。1985-2014年，黑龍江省勞動年齡人口從1985年的2175.1萬人增加到2014年的2998.2萬人，年均增長1.1%，較同期總人口增速高0.6個百分點。勞動年齡人口不斷增加為黑龍江省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圖1所示，雖然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始終保持上升趨勢，但年增長率總體卻呈現下降趨勢。2005年起，勞動年齡人口增速大大減緩，現已連續4年出現負增長，2014年增速降為-0.9%。
2.人口老齡化進程較快
根據聯合國人口老齡化的標準，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10%，或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高于7%，這個國家（或地區）就進入老齡化社會。2005年，黑龍江省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達到7.6%，是老齡化社會的開端，比全國老齡化社會晚5年。
65歲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從5%提高到7%，一般要經歷50-80年，而黑龍江省僅用1996-5005年短短的9年時間，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就從5.2%提高到了7.6%，2005-2014年又一個9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從7.6%提高到了10.1%，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非常驚人。黑龍江省老齡化程度加劇，對地區經濟的發展非常不利，人口壓力將成為未來經濟上行的一大障礙。
3.存在虛假的人口紅利
目前，對于人口紅利的判定多以總人口撫養比為標準，但這種標準忽略了總撫養比內部少年兒童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的結構關系。因此本文采用車士義對人口紅利的界定標準，以總人口撫養比和老齡化率兩個標準衡量黑龍江省人口紅利狀況，即以總人口撫養比小于或等于50%、老年撫養比（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低于10%，界定為“真正的人口紅利”，總人口撫養比小于或等于50%，老齡化率高于10%，則為“虛假的人口紅利”。
根據所能掌握的數據，1985年，黑龍江省人口處于盈虧平衡狀態，不存在人口紅利；1986-2006年，是黑龍江省人口紅利期，紅利狀態在5年間從人口微利過渡到人口高利，90年代以后進入人口暴利狀態；2007-2014年，黑龍江省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劇，老年撫養比超過10%，雖處于人口暴利狀態，但其中存在虛假的人口紅利。
4.勞動參與率持續走高
勞動年齡人口僅反映勞動力的供給潛力，實際參與經濟活動的勞動力取決于勞動參與率（即就業人員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我省勞動參與率呈現緩慢上升趨勢，從1985年的59.3%上升至2013年的67.8%，上升了8.5個百分點。1985-2013年就業人員年均增長1.7%，高于勞動年齡人口年均增長率0.5個百分點。
（二）勞動力質量分析
1.就業人員產業結構偏重第一產業
就業人員在產業間的分布情況是衡量勞動力質量的因素之一。我省是農業大省，第一產業所占比重最大。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我省就業人員逐步從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1978-2010年（產業結構就業數據統計截至2010年），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從52.6%降至41.3%；第二產業就業人員比重從29.2%降至19.4%；第三產業就業人員比重從18.1%提高至39.3%，但農業大省的就業結構依然非常明顯。
2.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提升較慢
除就業人員產業結構外，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勞動力質量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隨著教育重視程度的提高，黑龍江省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受人才外流等因素的影響，我省就業人員整體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中低教育程度者（小學和初高中）占絕大多數。2002-2014年，未接受過教育的從3.1%下降到0.8%，降幅2.3個百分點；中低教育程度就業人員從90.4%下降到87.6%，降幅2.8個百分點，其中，仍以初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最大；接受大專以上高等教育的就業人員從6.5%上升到11.6%，增長5.1個百分點。可見，就業人員受教育結構整體變化幅度較小。
根據就業人員的受教育結構，估算出我省就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2002年就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8.8年，到2014年提高到9.6年，低于全國就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0.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較慢。
二、黑龍江省勞動力供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
（一）勞動力供給潛力預測
根據歷年人口年齡結構預測，到2020年，黑龍江省勞動年齡人口將接近2932萬人，比2014年減少66萬人左右。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將從2014年的78.2%下降到2020年76.6%，降低1.6個百分點。同時，勞動年齡人口還將出現明顯的年齡段分化，呈現青年和中老年勞動年齡人口大幅下降、老年勞動年齡人口略有增長的狀態。其中，15-34歲年輕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將減少2.7個百分點，35-59歲中青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將減少1.8個百分點，60-64歲老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將增加2.3個百分點。勞動年齡人口內部結構變化將給黑龍江省帶來更多的結構性矛盾。
（二）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
勞動年齡人口是15-64歲的所有人口，不論其是否參與了經濟活動，因此只能將其視為潛在的勞動力資源。真正與經濟增長相關的人口是實際參與經濟活動的勞動人口，即就業人員。由此，本文選擇實際就業人員作為勞動力投入、固定資產原值作為資本投入，與經濟總產出一起構建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進行定量分析，以此說明黑龍江省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為保證模型的客觀性和合理性，對GDP和固定資產原值數據計算可比價格。模型截取1990-2013年數據進行分析，假設黑龍江省1990-2013年間經濟總產出符合如下模型：
Y=ALαKβ
Y―經濟總產出，用黑龍江省GDP表示；L―勞動力，用黑龍江省就業人員年末人數表示；K―資本，用固定資產原值表示；A為全要素生產率參數；α為勞動力的投入產出彈性系數，β為資本的投入產出彈性系數。兩邊求對數得出以下模型：
LnY=lnA+αlnL+βlnK
運用Eviews7.2進行回歸分析，得出模型結果為：
LnY=0.6901-0.0305lnL+0.8216lnK
對該模型的各項系數進行檢驗，R2為0.9966，說明方程擬合度較好。F為3093.559，說明該對數方程總體的線性關系顯著，且各個自變量的顯著性也較高，回歸結果顯著。由此得出黑龍江省1990-2013年的科布-道格拉斯函數為：
Y=2.7180.6901L-0.0305K0.8216
模型結論顯示，黑龍江省的勞動力投入產出彈性系數為負值，說明勞動力投入對經濟增長起到負拉動作用，出現負值結果原因在于勞動力資源利用不合理，某些產業部門存在冗員，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導致勞動力投入產出系數為負；資本的投入產出彈性系數為0.8216，說明投入一個單位的資本，能拉動經濟總產出增加0.8216個單位。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產出彈性系數之和小于1（α+β
三、對策建議
（一）在勞動力數量上保增長
我省勞動力供給潛力呈現下降趨勢，要想保持勞動力數量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力，應挖掘勞動力潛力。鑒于我省人口出生率持續走低的狀況，要想提高人口基數、增加勞動年齡人口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因此，要想挖掘勞動力潛力，就應從現有勞動力的地區配比結構入手。
1.要留住我省培養出來的人才，提高勞動力的有效供給。一是，為剩余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加強宣傳，給予政策引導、職前培訓和公平合理的薪資報酬，使其按照本省產業結構的需要進行就業選擇。二是，為自主創業給予政策扶持和技術支持，讓外出打工人員止步，既解決自身就業，同時又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2.要吸引外省高端人才，提升我省勞動力供給潛力。暢通信息渠道、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給予優厚的待遇、打造保障健全的社會大環境，吸引外省剩余勞動力來我省就業，壯大我省勞動力隊伍。
（二）在勞動力質量上穩提升
提升勞動力質量不是孤立的調整產業結構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使產業結構的調整和人才結構的培養相匹配，使勞動力供給潛力真正轉化為就業，達到供需相稱，人盡其才。
1.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我省勞動力質量提升較慢、就業人員以中低文化層次為主，這與勞動密集型的發展方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應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創造更多的高等教育就業崗位，提高高等教育畢業生的勞動參與率，逐步實現勞動力對經濟數量推動向質量推動的轉變。
2.教育要與市場需求接軌。我省人才培養結構與勞動力的市場需求脫節，致使人才外流、結構性失業狀況嚴重，大量潛在勞動力無法真正轉化為就業。目前，中等技術教育存在缺口，無法滿足勞動力市場需求；同時，高等教育的供給也沒有與市場需求接軌，造成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現象出現。要提高勞動力質量，教育的市場化是不能忽視的一個問題，必須使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相匹配。
參考文獻：
[1]王立軍，馬文秀.人口老齡化與中國勞動力供給變遷.中國人口科學，2012.6.
[2]周也.中國勞動力供給總量分析.財經問題研究，2009.11.
[3]王金營，藺麗莉.中國人口勞動參與率與未來勞動力供給分析.人口學刊，2006.4.
第6篇：勞動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 貢獻 勞動報酬 資本報酬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是求得勞動和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方法。根據該函數，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目的是不斷改善和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因此國民收入在不同人群之間的分配，或是歸于生產產品的勞動者，或是歸于資本所有者。從這個意義上說，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更適合測算國民收入在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分配。很多學者對中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進行了估計，其結果表明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主要支撐要素是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勞動投入的貢獻僅為15%左右（鄒至莊，2005；張軍擴，1991）。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在增長核算中產出增長多大程度上歸因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改進，以及多大程度上歸因于投入的增長，依賴于構造投入度量的方法（e·赫爾普曼，2007）。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理論與實踐
自從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誕生以來，許多研究都支持生產過程能被要素替代彈性的線性齊次函數很好描述的假設（paul h. douglas，1976）。柯布及其合作者先后對美國、澳大利亞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生產函數進行了測量，其結果都表明勞動和資本投入的彈性值較好地擬合了勞動收入份額和資本收入份額。
道格拉斯首先描述了1899-1922年美國制造業固定資本、勞動供給和產值以1899年為100的增長情況，在此基礎上，柯布擬合了產值、勞動和資本投入指數三者之間相互關系的生產函數。道格拉斯以固定資本衡量美國制造業的資本投入、以雇員人數衡量勞動投入。他認為，資本包括以機器和建筑形式存在的固定資本、以原材料和存貨形式存在的流動資本以及土地。但流動資本是生產過程的結果而非原因，土地并非勞動所得，因此應以固定資本來衡量資本投入。雖然勞動投入的標準小時數、勞動質量或工作強度是比較重要的因素，但這些指標目前還不能被量化，因此每年的雇員人數是衡量勞動投入較合適的指標。
柯布將此期間美國制造業的產值、資本和勞動投入的指數關系表示為p= 1.01l3/4c1/4。這一生產函數表明產值是勞動和資本的一次齊次函數，同時不論l還是c趨近于0，p都將趨近于0，這兩個性質說明可用如下生產函數表示普遍的投入-產出生產關系：
p=blkc1-k （1）
式中p為產出，l為勞動，c為資本；參數k為產出對勞動的彈性，b為技術進步參數。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主要貢獻是提供了勞動和資本收入份額的理論依據，勞動和資本收入份額應該按照勞動和資本對生產所做的貢獻決定，因此“從分配理論的角度看，w/p與k之間的關系是十分重要的”（paul h. douglas，1976）。1928年在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出k的值為0.75之后，他們發現p的估計值十分接近這23年間的真實值。美國國家經濟調查局發現在1909-1918年期間產出歸于勞動的平均份額為74.1%，與生產函數的估計值較為一致。1930年柯布對馬薩諸塞州1890-1928年間的生產函數進行了研究，認為馬薩諸塞州生產函數k值為0.743，同樣的研究得出新南部威爾士1901-1927年間的k值為0.65。
道格拉斯和其合作者先后研究了美國、澳大利亞、南非、加拿大、新西蘭、英國等國家的生產函數，其結果均為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值很好地擬合了勞動和資本所得份額。道格拉斯選擇了澳大利亞制造業7年擬合的生產函數，將之與勞動者的收入份額進行了對比，通過對比和分析，他認為7年間的w/p與k的聯系十分緊密。
中國勞動與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測度
本文在建立估計中國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理論模型基礎上，利用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相關數據和上文測算的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的數據，估計中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從而估算出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本文所估計和檢驗的結果均使用計量經濟軟件eviews6.0進行了多次回歸分析。
（一）模型建立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
qt=aktαltβ （2）
式中，y為收入總量，a為技術進步，k為投入的資本總量，l為投入的勞動總量。當投入的資本量為k，勞動量為l時，其邊際產量分別為：
（3）
（4）
在此條件下資本的收入為 ，勞動的收入為 。
由于：
（5）
（6）
因此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亦即資本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為，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亦即勞動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為 。
對式（3）兩邊取對數，得：
lnqt=lna+αlnkt+βlnlt （7）
對模型（7）進行估計，得出α和β即分別為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二）gdp與勞動、資本增長趨勢
估計經濟增長的源泉需要國內生產總值、勞動和資本投入三組數據。國內生產總值和就業人數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oecd國家廣泛采用永續盤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approach）作為估計資本存量的基本方法，該方法由戈德史密斯（raymond w. goldsmith）1951年提出，用永續盤存法計算資本存量的基本公式為：
k（t）=i（t）+[1-δ（t）]k（t-1） （8）
式中，k（t）為t期期末的資本存量， i（t）為t期之內發生的投資量，δ（t）為t時期各類資產的平均重置率。采用永續盤存法估計固定資本存量的步驟為：第一，確定基期的固定資本存量。根據賀菊煌、鄒至莊、張軍與章元等人的方法和數據，經過反復比較，本文認為1952年不含土地和流動資本的固定資本存量為750億元。第二，對現行價格的投資序列進行縮減以得到一個可比價格投資序列。由于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只有1990年以來較短的數據序列，無法滿足研究需要，因此本文選用固定資本形成價格指數來替代固定資本投資價格指數，其計算公式如下：
（9）
式中，pikft為第t年固定資本形成價格指數，kft為第t年現價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kftindex為第t年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指數，kf1952為1952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kf1952index為1952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指數。現價表示的固定資本流量數據直接采用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固定資本形成數據，以固定資本形成價格指數進行縮減，得1952-2004年的1952年價格的固定資本形成序列。第三，確定合適的重置率。本文以折舊率來表示重置率。其中，1952-1993年的折舊額數據直接采用鄒至莊的數據，1994年之后的數據由統計年鑒分省數據匯總得到。第四，采用上式計算出固定資本存量序列。圖1顯示了中國固定資本的估算結果及其增長趨勢。
（三）總量生產函數的估計
本文采取如下三個步驟對模型（7）進行估計：首先，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以避免偽回歸現象的出現；其次，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以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具有長期的均衡關系；最后，在檢驗變量具有協整關系的基礎上，對變量進行協整回歸。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由回歸結果知，回歸方程不存在嚴重的自相關，且不存在異方差，方程總體解釋顯著，各個變量在5%水平上顯著。中國1952-2004年間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表達式為：
gdp=1.0717k0.7433l0.8692 （10）
勞動和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于1，即α+β=1.6225。這可以從中國gdp和勞動、資本投入的散點圖與柯布、道格拉斯提出這一生產函數時的散點圖的對比中得到說明。在柯布、道格拉斯的散點圖中，固定資本存量增長最快，其次為gdp，而勞動投入增長最慢，三者分別從1899年的100增加到431、240和161。中國這三個變量的增長順序與美國一樣，但相對于美國三者均大致呈線性增長的狀態，中國固定資產存量和gdp呈指數型加速增長的趨勢。這表明中國的生產函數是規模報酬遞增的，擴大生產規模將比要素投入獲得更多的報酬。
將α+β標準化為1，可計算出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53.57%，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46.43%。因此，按照勞動和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1952-2004年間中國勞動者報酬應占國民收入的53.57%，資本收入應占國民收入的46.43%。
結論與政策建議
對中國1952-2004年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估計表明，在國民收入中，中國最優的勞動份額為53.57%，資本份額為46.43%。與美英等發達國家相比，由于中國人均收入水平較低，因此勞動收入份額不可能達到75%左右，而是在54%左右
。這是因為中國國民收入水平較低，資本份額較之發達國家應該擁有更大的份額，以鼓勵投資和創業。最優的勞動份額為54%，較之美英等發達國家低約20個百分點。但即使基于發展階段的我國勞動收入份額如此之低，實踐中的勞動收入份額也尚未達到。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數據，1990年我國勞動份額為61.43%，此后一直呈下降趨勢，至2009年下降到48.4%，低于當前中國勞動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5.17個百分點。表明中國國民收入分配嚴重向資本傾斜，勞動者不能得到應有的回報份額。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比重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二是逐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工資集體協商中實現工資增長與利潤增長相一致、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相一致的目標；三是規范和完善經營者收入制度，進一步推行年薪制、股權激勵、期權制等激勵機制。
參考文獻：
1.[美]鄒至莊.中國經濟轉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各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測算[j].經濟研究，1991（4）
3.[美]e·赫爾普曼.經濟增長的秘密[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4.paul h. douglas.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once again： its history， its testing， and some new empirical value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4， no. 5 ，oct.， 1976
5.goldsmith， raymond w. a perpetual inventory of national wealth，1951
第7篇：勞動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農村 剩余勞動力 轉移 開發
目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成為我國當前改革的中心內容。隨著改革的深入展開,我國農村生產力得到了極大解放,眾多勞動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勞動力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源,充分、有效地利用它會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因此,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深入把握這一群眾性實踐,適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積極探索一條具有特色的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途徑,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基本狀況
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基本情況是: ①總量豐富,過剩嚴重。全國有9億多人口居住在農村,在這9億多人口中具有勞動能力的約4?9億,但人均占有耕地只有0?14。從這個現實可以認定,我國鄉村勞動力是絕對過剩的。如果按發展集約農業的要求來測算,我國農村失業人員將會更多。②勞動力大量外流。有關部門對2003年農村勞動力外流數量的低限估計為4000萬人,高限估計約8000萬人,即使平均按6000萬人計算也已占到農村勞動力的14%,在部分省區這一比重還要高。
二、我國剩余勞動力轉移與開發的歷程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與開發所經過的歷程,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①以鄉鎮企業為主體,“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階段。這一階段大致為改革開放至80年代末期。一方面農村勞動力的極大解放,促進了農村經濟和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產生了很大容量來安排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我國剩余勞動力轉移是在自給、半自給的自然條件下開始的,分散保守是其基本特征。②剩余勞動力大量外流――民工潮階段。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我國農村鄉鎮企業接收剩余勞動力的容量已基本達到飽和,由于鄉鎮企業效益的降低,一部分勞動力重新“失業”。在這種情況下,農業比較利益低下形成的后向推動力,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形成的前向牽引力,以及農民觀念更新和寬松政策形成的可能性,使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外流形成強大的“民工潮”。③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開發的新階段――城市化階段。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主要是向二、三產業轉移,城市是二、三產業的載體,因此城市化是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經階段。
三、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特征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基本特征表現在:①轉移方式向有組織化過渡。一方面外出民工的自組程度有所提高,出現了定點外出、以老帶新、包工頭組織、經紀人介紹等形式;另一方面勞動力市場培育外出就業和管理工作越來越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勞動力外輸逐步向規范化、有組織化過渡。②轉移方向以省內為主,跨省流動有所增加。跨省流動的勞動力約占農村總勞動力的5?4%,但流動方向逐步偏向省外。1988年~1993年外出勞動力的流動增加了66?3%,在省內流動的增加了113?6%,而跨省流動的增加了329?3%,說明跨省流動的外出勞動力明顯增多。③就業結構多樣化。過去外出勞動力就業結構偏低,一般以建筑業、飲食服務業為主,主要在“廉、粗、苦、險”等崗位就業。隨著外出勞動力文化素質和工作技能的逐年提高,外出民工的就業結構也向著高層次多樣化方向發展。目前工業、建筑業、商業、服務業、農業、運輸業等都有民工在辛勤地勞動,有的民工已在機械制造、輕工、電子等行業從事較復雜的技術性勞動。
四、幾點建議
根據我國的現實狀況,我們認為對剩余勞動力的開發利用應做到:①限制民工流向城市。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對分流農村剩余勞動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籠統地提倡放開城門或讓農民自由進城落戶也是不盡合理的。增加就業機會靠經濟發展、資金積累和擴大或建立新的產業。②控制人口與勞動力轉移并行,構建勞動力增長與轉移規模相適應的機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出現固然有農村生產力提高推行機械化、自動化的因素,但隱藏在背后的癥結卻仍是人口數量的控制問題。脫離控制農村人口數量,單方面采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的。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解決程度將取決于農村人口增長的控制程度和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程度,因此必須“節源”與“增路”并行。③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管理職能。雖然目前我國建立和發展的是市場經濟,依靠市場配置生產資料和資源。但是,政府的宏觀調控與管理職能不應被忽視,政府應保證其宏觀調控與管理職能的正常發揮。一方面要對宏觀的產業結構和就業機構進行指導和協調,使其不畸型發展;另一方面要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地方政府要根據國家的有關法律和法規,抓緊制定地方法規,使市場和農村勞動力轉移逐步走上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④創造優良環境,鼓勵外出勞動力回鄉創業。勞動力輸出并非是最終目的,而是一種手段,外出勞動力一般青壯年比例較高,而且文化結構和技術素質也較高,他們一般都學習了一定的技術,掌握了一定的信息和一部分資金。這部分人如果長期流入外地,勢必會對流出地造成較大損失,從根本和最終解決勞動力開發問題也應在農村內部自身解決。因此,政府應創造良好的環境,吸引這部分人得到鍛煉后回鄉創業。綜上所述,我們面前的選擇只能是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改造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開發方式,校正和解決現有的勞動力轉移中存在的諸多偏差及其產生的問題,開辟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新階段。
參考文獻:
2史同廣,王慧.山東陵縣冬季農業開發模式的探討.經濟地理,1996,(4)
第8篇：勞動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 參與式教學模式 勞動經濟學 運用
參與式教學模式作為一種全新的課堂教學方法，旨在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促使學生主動學習，從知識取勝提高到思想取勝。過去包括勞動經濟學在內的經濟學課程教學，基本上都采用“以教師為中心，以課堂為中心和以教材為中心”的三中心模式，即通過教師的講授，讓學生記憶和掌握知識，考試也往往只是這些知識的重復再現，這種模式已不再適應現實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代，學生不僅要了解知識本身，而且要學會觀察、探究、解決問題，并通過這個過程提高自身的素質和掌握多種技能。所以在勞動經濟教學中，除了傳授基礎知識外，更應重視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勞動經濟學是一門與現實經濟活動有著密切聯系的課程。勞動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如失業與就業問題、工資與收入分配問題、人力資本投資等問題，一直都是經濟社會運行中的熱點問題，也是學生們日常關注的話題。將參與式模式引入勞動經濟教學中，通過教學互動突出學生學習的主體地位，形成公正、平等的學習氣氛，引導學生透過勞動力市場中的紛繁現象探究其背后蘊含的經濟學規律，將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終身學習能力和適應社會生活能力，從而全面地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更好地滿足社會發展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
一、勞動經濟學參與式教學中的課堂提問設計
課堂提問是勞動經濟學課堂教學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教學手段。在課堂提問環節中，教師提出問題，引起學生對某一問題的思考或引導學生運用已經學習的知識回答教師提出的問題，從而提高學生的分析問題能力，獲得新知識。在課堂提問這個環節中，教師設計的問題是否得體、精巧，決定著能否把學生引入“問題情境”，影響到能否激發學生積極探索、獲取知識。
在勞動經濟學課程設計中，可以在每一章的開篇都提出幾個與本章教學內容相關，同時又是學生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可能接觸或思考的引導性問題，讓學生在討論的基礎上作答。由于此時并未進行理論知識的講授，學生的回答往往缺乏理論性。但這些問題可以給學生很好的引導，使他們產生一種用勞動經濟學理論解釋這些問題的興趣，從而更加努力地學習相關課程知識。如在個人勞動力供給這個問題的講授中，可以讓學生首先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收入高到一定程度之后，你會不會減少勞動時間？”對于這個問題的分析可以讓學生意識到勞動力供給行為與一般商品供給行為存在的差異，從而對勞動力供給產生學習興趣。在學習“家庭勞動力供給理論”時，可以讓學生思考并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通常家庭都是‘男主外、女主內’？”學生在最初分析的時候往往會把一些社會、歷史文化因素作為重點分析內容，教師就要引導學生從經濟學的視角出發，從勞動力市場中男女收入差距入手，分析從整體效用最大化角度出發進行的家庭內部分工，進而分析其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這些問題的設計會使學生在學習理論知識之初就意識到這些理論與現實之間的緊密聯系，從而對學習理論知識的興趣更濃，好奇心更強，求知欲更高。
二、勞動經濟學參與式教學中的案例分析設計
案例教學是參與式教學模式的一種具體形式，近些年來在高等教育各類課程教學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在案例教學過程中，學生的地位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從教學中的被動地位變為主動地位。
在勞動經濟學案例分析設計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案例的選擇問題。目前各類勞動經濟學教科書中，國外的案例較多，而國內的案例則較少。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二元勞動力市場結構、勞動力長期供大于求的狀況，以及政府干預體制等方面都與國外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選擇這些遠離我國現實的案例進行分析，學生則很難引起共鳴，無法將知識融會貫通，也達不到從案例教學中加深對原理理解的目的。因此，在勞動經濟學案例分析教學中，要盡量選擇國內案例或者與國內實際情況相近的國外案例，使學生能夠充分理解這些案例內容，并對案例產生認同。在案例選定之后，就要求學生課后做好充分準備，包括查閱相關數據文獻資料，撰寫詳細具體的書面發言材料，做有準備的分析和辯論。在課堂案例討論中，如果學生的分析內容涉及范圍廣泛，但缺乏深度，這時教師就應引導學生從問題的表象深入到問題的深層次原因進行討論。當學生的分析出現偏離主題現象時，教師應及時糾正，使討論方向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勞動力市場的情況非常復雜，涉及雇員、雇主、政府、工會等個體和各類組織的行為分析，而這些個體和組織的行為受到現實經濟社會各種條件的限制，因此，案例所提問題的答案往往并非唯一。同時，要隨時注意引導學生從案例分析中歸納總結出與原理有關的規律性結論，并將這些結論在黑板上書寫，從而加深學生的印象。
三、勞動經濟學參與式教學中的小組課堂演講設計
小組課堂演講是為了提高學生的參與意識，教師圍繞勞動經濟領域的一些重點和熱點問題，在課堂上給一組學生布置一些題目或讓他們在某一范圍內自由選擇題目，然后讓小組學生課后查找資料，進行分析、討論和總結，形成小組對某一問題的看法，并在課堂上選擇1―2名小組成員當眾表達觀點。與一般的個人課堂演講相比，小組課堂演講是在組內學生合作的基礎上開展的，更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意識。
在勞動經濟學小組課堂演講設計中，演講主題的選擇非常重要。當教師布置題目時，應盡量使題目與大學生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相接近，從而引發學生的共鳴。比如大學生就業難這一主題，既是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中的一個熱點問題，又是大學生非常關心的話題。對于大學生就業難成因的討論，可以使學生對勞動力市場中的供求運動有更深刻的認識，同時還可以引導學生利用所學習的就業總量與宏觀經濟變動的關系，以及人力資本理論中個人教育投資決策的相關知識對此問題進行分析。而對于如何促進大學生就業這一問題的討論，則可以使學生了解到政府對勞動力市場進行干預和調節的一些具體措施。為了提高學生參與的積極性，教師還可以讓學生自由選擇主題。如布置學生就最近的一周當中，勞動經濟領域發生了哪些新聞進行課堂演講。學生課下可以進行小組分工，小組成員通過電視、互聯網、報紙、雜志等媒介，廣泛搜集、整理相關信息，最終在此基礎上進行課堂演講。小組課堂演講的時間控制也非常重要，課堂教學仍應以知識講授為主，演講不能占用太多時間，一般以10―15分鐘為宜。在學生演講的過程中，教師要維持好課堂秩序，用信任、期望的目光激發學生的熱情，當學生在演講中遇到困難時，教師要用啟發性、提示性的語言幫其闡述觀點，同時不要輕易打斷學生的演講。在學生演講結束后，教師要對學生的演講進行評論，用肯定、贊揚性的語言評價學生的成果，用諒解性、引導性的委婉語言指出學生的不足并促使其改進。
參考文獻：
［1］鐘有為，黃偉.“參與式”教學的理論依據和特點［J］.安徽教育學院學報，2007，（4）：120-124.
［2］鐘啟泉.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每位學生的發展［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3］李崇光.案例教學：參與式模式在經濟學教學中的運用［J］.高等農業教育，2000，（5）：71-72.
［4］王永峰，鄔秋燕.參與式教學中問題設計探新［J］.寧夏教育科研，2008，（3）：56-67.
第9篇：勞動與經濟范文
【關鍵詞】勞動就業 職業技術教育 經濟發展 就業形勢
一、職業技術教育在中國的發展
僅僅依靠傳統的勞動方式注定難以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最終將會被淘汰。以中等職業技術學校為主體的職業教育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以及促進社會和諧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新技術的研發需要高端專業人才，而后期真正的投入生產則仰仗于底層勞動者的專業技能和素質。職業教育提高了人才隊伍素質，高素質的技能人才支撐了行業的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在培養勞動者專業技能的同時，也能提升他們的文化素養，培養他們對工作的熱情，提高對工作的忠誠度，企業非常需要這樣熱忱度高的技能型技術人才。
縱觀當今職業教育整體形勢，呈蓬勃發展之勢。我國正處于關鍵的社會轉型期，對技術性人才的需求仍將不斷擴大，因此職業技術教育仍將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在我國勞動就業市場以及經濟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我國勞動就業形勢
當今就業者就業行業選擇多元化，但合理就業的比率則很低，這是由對自身未來工作的要求看法以及自身能力素質決定的。多數就業者趨向于選擇自己喜歡或者專業對口的工作，而并未考慮自身的能力能否勝任，因此在求職過程中屢屢碰壁。據最新數據顯示，本科畢業生就業率僅達38%，而研究生就業率僅占三成，這是一組觸目驚心的數據。受教育程度高了，自視也甚高，不合心意的工作寧愿不做，把鍛煉自己的機會也一并拒之門外。一方面勞動力的需求還較大，一方面失業待業的人數卻很多，這是一個充滿了矛盾和悖論的問題。我國勞動力就業的形勢嚴峻，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已直接影響到很多企業的發展，也波及到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就業市場。裁員，減薪，轉行，跳槽造成了勞動就業市場的波動。隨著高校擴招，高校畢業生呈逐年遞增之勢，2009年突破600萬大關，供求關系的偏離值正在加大。2010年近三分之一的大學畢業生因缺乏技能而離職，表明大學生在大學里所習得的知識大部分并非企業所需，畢業之后自然很難在社會中立足。而與之相反的，是職業技術教育帶來的曙光。很多經過職業技能培訓的學生，往往很容易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甚至成為企業搶手人才。
近幾年來，我國城市就業壓力持續增大，到2004年底，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登記失業人數為827萬。據有關專家判斷，我國城鎮實際失業率遠不止這個數字，而是已經超過了7%的警戒線。我國目前的經濟結構調整還沒有完成，但勞動力商品化和按要素分配已經占據主導地位，貧富差距拉大。內需不足依賴出口的局面已經形成，就業問題日益嚴重。一般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因為急于求發展，急于趕超發達國家，往往操之過急，很難處理好發展和增長，內涵擴大再生產和外延擴大再生產的關系。千里之堤毀于蟻穴，處理不好這些基本的戰略關系，就會造成各種經濟結構失衡，造成產品積壓，消費不足，就業崗位短缺，供求不平衡。
三、勞動就業形勢與我國整體經濟形勢關系
隨著經濟的增長，國民收入水平相應提高，消費需求量和消費需求結構也隨之變化，一方面。消費需求量的提升促使企業擴大生產，使產業規模得以擴大；另一方面，需求結構的變化引導產業結構的適應性調整，使產業結構不斷向合理化和高級化方向發展，并在產業發展過程中不斷吸納更多的勞動者就業。因此，我們必須重視職業技術教育，促進勞動就業的增長。
政治和經濟是支撐一個國家的最根本力量，經濟形勢和發展水平直接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發展走向。根據上文所做分析，職業技術教育關系著整個勞動就業市場的穩定，而就業形勢則關乎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大勢。因此，在我國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職業技術教育不僅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就業問題，也為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形勢仰仗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而具體政策的實施需要整個社會各個部件的協調合作。
四、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要性
首先，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有助于勞動者技術水平的提高。勞動就業問題的癥結在于供求不平衡，勞動力的緊缺不止表現在數量上，更體現在勞動者的素質上。勞動者如果掌握了一門專業性較強的技術，那就能在尋求工作時多一塊敲門磚。“術業有專攻”，有了一門技藝，自然就比別人多了一個優勢，否則，就很難在茫茫人海中脫穎而出。職業技術教育是對針對勞動者所進行的文化技術教育，目的簡單而明確，就是使勞動者獲得一技之長，以適應復雜的經濟環境和產業結構調整，盡快就業。
第二，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不僅能增強勞動者的專業技能，同時也有助于增強勞動者的適應能力。勞動就業問題能否順利解決，除了與勞動技能直接相關之外，與勞動者的適應能力也是有著密切的聯系。國際勞工組織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凡是重視職業培訓，勞動者素質的國家，適應能力強的勞動者，在就業中往往能更好更快地適應多變的就業環境。
第三，發揮就業培訓和職業教育的作用，是解決就業結構性矛盾的重要措施。從市場就業情況來看，技術工人，特別是高級技工還處于嚴重供不應求的階段。這些技術工人才是支撐整個行業發展的中堅力量，能夠維持技術行業的良好健康發展，從而促進經濟的平穩發展，維持健康的經濟形勢。
五、結束語
在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的今天，要同時解決就業問題，又要保持經濟的健康平穩發展，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是重中之重。職業技術教育能解決嚴峻的就業問題，能支撐技術性行業的可持續發展，能維持經濟形勢的穩定。因此，在我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是明智之舉，也是大勢所趨。本文針對職業技術教育和勞動就業及經濟發展的關系做了一個大致分析，觀照了當前中國整體經濟形勢，以期彰顯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要性，促進行業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