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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貨幣政策的具體政策范文

[關鍵詞] 貨幣政策 名義錨 通貨膨脹目標制

貨幣政策框架（Frame for Monetary Policy）主要包括貨幣政策目標及實現這一目標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具體來說就是指貨幣政策工具，操作目標，中介目標和最終目標的有機組成。

一、我國當前貨幣政策框架的基本狀況

我國當前所構建的是以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政策和公開市場操作為主要貨幣政策工具，以基礎貨幣為操作目標，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以保持幣值穩定和促進經濟增長為最終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體系。這一體系的形成和構建對我國經濟平穩增長和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影響經濟運行和貨幣政策傳遞的新的因素的不斷涌現，貨幣政策框架面臨的許多新的問題正在制約其有效性的發揮。因此，對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并對我國的貨幣政策框架進行調整和完善無疑是十分必要和有意義的。

二、我國當前貨幣政策框架有效性探討

當前貨幣政策框架是否有效性在理論界存在許多不同的觀點。當前貨幣政策框架在總體上有效性的情況下，仍然面臨以下諸多問題。

1.我國貨幣政策的目標問題

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以法律的形式將我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確定為“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但這一表述在學術界存在著單目標和多目標的爭論，如果是單一目標，是穩定幣值還是經濟增長？如果

是多重目標，各目標間如何確定優先次序和各目標間怎樣協調？幣值穩定的內涵是什么？以何具體指標來衡量?是通貨膨脹率、匯率、CPI、PPI、GDP還是GDP緊縮系數(名義GDP/實際GDP)以及該指標在什么浮動幅度范圍內才意味著幣值穩定?我國貨幣政策框架沒有加以明確界定或規定，這種模糊為貨幣政策提供了靈活性和相機抉擇的較大空間，但不利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科學決策和操作，也不利于公眾預期的正確引導，從而影響到我國貨幣政策框架有效性的發揮。

2.雙名義錨的問題

當前情況下，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重要制約因素。保持幣值的穩定包涵了幣值的對內價值穩定和對外價值穩定，這可以分別用通貨膨脹率和匯率來衡量。因此，在我國的貨幣政策框架中就不僅有貨幣供應量這一名義中介目標，而且匯率也成為了貨幣政策實際上的中介目標。央行為了匯率目標往往不得不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在目前匯率彈性不足以及對沖不完全的制度下，外匯占款導致基礎貨幣的大量投放，這與抑制國內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目標背道而馳，貨幣供應量目標和匯率穩定目標間的固有矛盾使得貨幣政策操作不可能達到“魚與熊掌”兼得的目的。

3.貨幣數量調控的有效性問題

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有效必須具備兩個前提條件：即貨幣需求穩定和貨幣供給外生。也就是說貨幣量與最終目標的關系穩定，中央銀行對貨幣量能夠有效調控。但目前這兩個前提均出現了問題，我國經濟正處于經濟轉軌過程中，貨幣化進程正在深入，改革由增量改革階段進入存量改革階段，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在不斷發生變化，貨幣供給內生性增強，央行對貨幣量的控制性較差，貨幣供應量與通貨膨脹和產出等最終目標之間的相關性減弱，公眾通脹預期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加大，穩定公眾通脹預期正逐漸成為貨幣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標。

三、我國貨幣政策框架的調整完善

1.正確認識貨幣政策的作用

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平衡國際收支）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和利率，進而影響經濟的一種宏觀調控手段，其總體上受制于一國金融環境與經濟基礎。貨幣政策是通過調控總支出來實現政策目標的，相對來說，貨幣政策在抑制需求拉動型通脹比較有效，而在抑制成本推動型通脹和結構性通脹則比較乏力，也就是說對來自實體領域和供給面的沖擊，由于其不能在貨幣面上找到原因，因而很難從貨幣政策方面找到對策。實施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通過對貨幣壞境的調控，為解決問題創造必要條件。貨幣政策“并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流動性不斷生成和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只能為經濟增長創造平穩的貨幣金融壞境，并以此為結構調整和加快改革贏取時間。”

2.深入研究貨幣政策框架調整問題

鑒于當前貨幣政策框架遇到的困境，選擇適當的時機轉向新的貨幣政策框架是必要的。從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有效引導公眾預期的方面來衡量，通貨膨脹目標制無疑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其優點之一就是有較高的政策透明度。如果央行采取通貨膨脹目標制，同時加大政策操作的可信度，這對于穩定公眾通貨膨脹預期會起到很關鍵的作用，即使在當前通貨膨脹目標制暫不可行，中央銀行的政策運作也應該增強可信度、透明度和獨立性，不僅有貨幣政策目標的透明，也要求決策程序和決策結果的透明。當然，盯住通貨膨脹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可能意味貨幣供應量操作不再特別重要。

3.切實加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貨幣政策目標的制定權無疑應保留在國務院，以確保目標制定的公正性和權威性，人民銀行則應該對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負責。同時依據職權對等原則，應賦予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工具的決策權，即人民銀行有權獨立選擇貨幣政策工具實現目標的能力，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增強也有利于提高貨幣政策操作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從而有效穩定公眾通脹預期。具體可行的方式是將目前作為咨詢機構的貨幣政策委員會升級為貨幣政策的決策機構，賦予其獨立選擇運用貨幣政策工具的權力，由央行內部系統的代表和經濟金融領域的外部專家以相應比例組成專家決策機構，從而進一步提高貨幣政策的科學性和前瞻性。

參考文獻：

[1]米什金:貨幣金融學[M].第四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第2篇：貨幣政策的具體政策范文

關鍵詞：股票市場；貨幣政策調控；互動；政策建議

股票市場與貨幣政策調控之間存在互動關系，而且越來越密切。股票市場的發展深刻影響著貨幣的供給需求、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貨幣政策調控目標，而貨幣政策通過貨幣供應變化、利率變化等調控手段也在影響著股票市場。在我國股市深刻變化的今天，對股票市場與貨幣政策調控的關系進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回顧

關于股票市場與貨幣政策調控的研究，近年來越來越受到各國政府和學者的關注。

(一)在關于股票市場與貨幣政策傳導效應的關系方面

陸蓉(2003)通過構建向量誤差修正模型進行脈沖反應分析和方差分解，度量了股票市場的貨幣政策效應，她認為貨幣政策目標能否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一體化程度。楚爾鳴(2005)進一步的實證分析表明，中國貨幣政策通過貨幣供應量作用于股票市場的效應明顯，但傳導過程中的“q”渠道和“財富效應”渠道等并沒有充分發揮作用。宋宸剛、譚曉蓉(2001)還對股市泡沫的產生及其對貨幣政策傳導效應的影響作了分析，這個研究對當前股市或許具有現實意義。

具體深入到貨幣政策傳導有效性方面，茍文均(2000)分析了資本市場有效傳導貨幣政策的條件，探討了貨幣政策變革的基本方向。欒怡(2001)開始注重資本市場的發展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江其務(2001)、許祥秦(2001)在研究中國貨幣政策失效問題時提到股票市場的因素，進而陳柳欽(2002)系統分析了資本市場發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并重點闡明了我國資本市場有效傳導貨幣政策的阻礙因素。劉志陽(2002)則從實證分析的角度提出貨幣政策的股市傳導機制模型并進行檢驗，得出結論：貨幣政策與資本市場的相關度在逐步增強，這使得資本市場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了較大沖擊；當局應對現有貨幣政策框架進行調整，重點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利率取向和最終目標的股價參考。劉嶺(2003)進一步通過分析不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討論了QFII對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許崇正(2003)則詳細分析了中國股票市場傳導貨幣政策低效的原因，并且與陳建新(2003)提出了扭轉中國股市傳導貨幣政策低效的對策。

(二)在股票市場與貨幣政策調控目標的關系方面

1．與最終目標的關系研究。Borio.C(1994)認為在一個有效的資本市場中，央行沒有理由去關注資產價格的波動。只有當資產價格波動影響到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時，貨幣政策才應干預資本市場。而國內學者錢小安(1998)在研究了資產價格變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后指出，資產價格變化對貨幣需求的穩定性、貨幣政策的執行會產生較大的沖擊，應在確定貨幣政策目標、運用貨幣政策等方面作出相應的調整。Friedman(2000)通過對美國股票價格在一個較長時期中對通貨膨脹和產出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認為股票價格對產出和通貨膨脹的影響并不顯著。但就我國情況，謝平、焦瑾璞(2002)認為1999年下半年開始的貨幣政策機制緊縮效應與股票市場的關聯在增強。央行為提高穩健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應當關注股票市場的發展。同期，易綱等人(2002)借助模型分析發現，貨幣數量與通貨膨脹的關系不僅取決于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而且在一定意義上取決于股市。當股市價格偏離穩態越來越遠時，經濟運行將是不安全的。因此，央行制定貨幣政策應同時考慮股市價格和商品與服務的價格，但是央行的根本目標仍是維護幣值的穩定。較權威的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2002)的研究報告也認為對股市波動央行應關注但沒必要盯住。

2．與中介目標的關系研究。貨幣需求方面：Friedman(1988)認為股票市場通過財富效應、資產組合效應、交易效應和替代效應對貨幣需求產生影響。Friedman&McComac(1991)分析了美國和日本的股票價格與貨幣需求的關系，結果顯示股票價格對貨幣需求具有負向影響。國內學者易行健等人(2004)實證檢驗了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對貨幣需求的影響，估計了包含股票市場成交額的季度貨幣需求函數，得出我國股票市場成交額減少了各個層次貨幣需求的結論。進而趙明勛(2005)實證檢驗了我國股票市場對貨幣需求的綜合效應，結果表明股票市場的發展傾向于減少狹義和廣義的貨幣需求，且對廣義貨幣需求的影響小于對狹義貨幣需求的影響。

具體到股票二級市場，據石建民(2001)、高莉、樊衛東(2001)的實證研究表明，股票二級市場對貨幣需求具有統計顯著性，為正相關關系。股票二級市場對M1需求的影響要大于對M2的影響。

貨幣供給方面：周英章、孫崎嶇(2002)對中國1993—2001年股市價格波動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股市價格波動明顯領先于貨幣供應量且對貨幣供應結構的穩定性構成較強的正向沖擊，從而加大了央行貨幣調控的難度，削弱了宏觀需求管理的有效性，故建議貨幣政策應密切關注股價波動。在股票價格對各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影響方面，王維安、楊靖(2003)通過對中國1999～2002年的實證分析認為，股價變化引起的替代效應和轉換效應是存在的，替代效應作用于短期，而轉換效應會在一段時滯后顯現。金德環、李勝利(2004)則進一步研究了中國股市價格和貨幣供應量的關系，實證結果顯示股市價格和M0、M2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它可以用貨幣供應量M0和M2來解釋，但股價變化不是引起貨幣供應量變化的原因。　(三)在股票市場與利率手段的關系方面

Rigobon＆Sack(2001)實證檢驗的結果表明，標準普爾500指數每升降5％就可能導致利率升降25個基本點，利率對股市波動的反應強烈。國內學者王軍波、鄧述慧(1999)通過分析央行利率政策對股票市場的短期和長期影響，發現利率政策在短期和長期上對股價波動幅度、股票成交量等都有顯著的影響，只是對股票市場的短期影響有反常現象，而長期影響則是穩定的。但是高俊峰(2004)在分析利率政策對我國股市的短期和長期效應后，則認為我國利率政策對股市的短期效應非常明顯，但長期效應與理論分析有出入。他認為長期效應還要受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完善程度、相互間溝通程度以及長短期證券工具的豐富程度的制約，而這恰是我國的不足。具體到利率調整對股票交易量的影響方面，李敏、金光(2004)通過實證分析認為該影響存在時滯，這一時滯約在15到30天之間；而且利率調整不對股票交易量產生決定性影響。

三、二者的互動分析

第3篇：貨幣政策的具體政策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非常規貨幣政策；央行獨立性

中圖分類號：F832.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92（2013）02-0021-05

07年美國次貸危機及其引發的金融危機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危機，危機的規模和持久對各國成熟的宏觀管理框架提出了挑戰。各國對于危機的應對均是即時而清晰的，但不同于往日的危機，這些常規措施均告失效。危機首先出在創新不斷、監管不力的金融市場領域，這使得危機的傳染性相當之高。各國必須投入大量資金來挽救自身的金融體系，與此同時，在經濟繁榮期增加的剛性財政支出，加上新增的復蘇刺激資金，又使得財政資源瀕于枯竭，在此情況下，各國的中央銀行似乎成了最后的“救世主”。但資產狂潮的消退又使得各銀行充實資本金，完成去杠桿化成為首要任務，這必然會引起實質上的金融緊縮，破壞了許多國家貨幣政策傳導的正常渠道，貨幣流通速度降低，基礎貨幣數量和通脹之間的直接關系也發生變化，這使得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是利率工具）近乎失效。其挽救經濟的主要工具，就是非常規貨幣政策，量化寬松（OE）及其歐洲的銀行版“長期再融資工具”（LTRO），在為金融市場注入大量資金的同時，也造成了通脹的系統性風險。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舊有的通脹管理目標，這對于央行政策獨立性構成了一定挑戰。

一、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概述

（一）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定義

中央銀行處于一國金融體系的核心地位，是信用制度的樞紐，作為政府的銀行、金融監管的銀行，體現了其國家機關的性質，擔負著調控宏觀經濟、管理其他金融經營活動、維護金融穩定的諸多職能，但其最核心的職能是穩定幣值、管理通貨。所謂中央銀行獨立性，一般就是指中央銀行在履行制定與實施貨幣職能時的自主性獨立性，即不受政府其他部門的影響、指揮或控制。

中央銀行要求貨幣政策方面的獨立性，首要原因就是因為其與政府在宏觀治理方面存在目標差異。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目標比較多元，包括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對于這四大目標的權衡上，政府基于政治因素考慮，往往重在促進經濟增長，確保充分就業。這使得政府在現實中更傾向于采取擴張政策，但貨幣經濟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過度的貨幣擴張可能誘發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中央銀行的宏觀目標則首先是遵循貨幣經濟自身運行規律，采取各政策工具以保持本國貨幣穩定。當中央銀行的宏觀政策目標和政府發生沖突時，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就會受到沖擊。由此可見，中央銀行獨立性的關鍵就是如何處理中央銀行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是追隨政府的宏觀政策，服務于政府的短期目標，還是與政府其他部門進行合作，共同保證宏觀穩定，或是獨立制定或是以立法形式固定政策目標（如德國央行，就以立法形式確定其反通脹目標）。

中央銀行獨立性的具體表現，在北京舉行的中央銀行國際研討會上，有如下表述：“必須獨享貨幣發行權：發行貨幣根據經濟的客觀需要而不受財政透支的干擾；能獨立解決嚴重的通貨膨脹而無須向財政部報告自己的工作；重大決策不是由某一部門或個人決策，而由中央銀行理事會決定；享有充分的權力對金融系統進行監督和管理：擁有資金來源與運用的支配權而不依賴財政撥款”。

（二）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兩個方面

貨幣政策獨立性是中央銀行獨立性的核心，其他方面包括組織人事上的獨立性和財政上的獨立性。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出臺，必然要涉及貨幣政策目標的制定和以及具體貨幣政策工具的實施。據此，費雪（Stanley Fischer）把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獨立性分為目標獨立性和手段獨立性兩個方面。目標獨立性指中央銀行可自主地在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四大宏觀經濟目標中選擇貨幣政策目標，手段獨立性指政策目標選定后，中央銀行可自主確定具體的貨幣政策工具和操作方式。

1.貨幣政策目標的獨立性。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就是中央銀行在遵循貨幣經濟自身運行規律基礎上，通過實施具體貨幣政策操作，以一定傳導機制影響到實體經濟，所要達到的宏觀政策目標。各國央行的最終政策目標不同，包括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的獨立性即是指其擁有自主決定貨幣政策目標的權力，不必在制定政策時追隨政府的財政政策目標。一般來說，中央銀行獨立性較高的國家都會規定各自央行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維護通貨穩定或者物價穩定。現在各主要央行一般實行兼顧穩定性和靈活性的彈性通貨膨脹目標制，即使通貨膨脹率穩定在既定目標上下，同時使資源利用率維持在可持續水平。

2.貨幣政策工具的獨立性。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需要具體的貨幣政策工具組合以調整貨幣供給量，進而調節宏觀經濟運行。貨幣政策工具包括針對所有市場的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如再貼現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等）和針對個別市場的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如證券市場的信用控制、不動產信用控制、消費者信用控制等），以及直接的信用控制（如利率最高限、信用配額等，和間接信用控制。如道義勸告、窗口指導等）。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手段的獨立性，即是指其擁有自主動用具體貨幣政策手段以實現其政策目標的權力。具體到現實中，就是看中央銀行在實際的貨幣操作中，是自主地選擇具體的貨幣政策工具組合，還是需要得到政府方面的認可或批準。如果其擁有自，那么，就擁有貨幣政策手段獨立性。

一般來說，與其他宏觀政策不同，貨幣政策的實施及效果都依賴于市場機制，根據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短期的相機決策雖然可以在不影響通脹帶來暫時的經濟擴張，但長期來看，貨幣是中性的。貨幣政策必須保證通貨穩定以及通脹預期穩定，這樣才能為宏觀經濟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所以，貨幣政策目標的獨立性相對小一點會更好，這樣其政策選擇必須服務確定的目標，央行也難以推卸責任。但是貨幣政策工具與金融市場息息相關，這需要高度專業化的知識和經驗，所以，貨幣政策手段的獨立性必須夠大，以免非專業的建議干擾了政策的準確性和有效性。

二、主要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及其在危機中的表現

美歐日等西方主要經濟體均是危機中的主要角色。其貨幣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危機的治理和經濟的復蘇，可以做為主要分析對象進行簡單分析。

（一）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及其危機治理

美國的中央銀行的職責由美國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Fed）負責履行，這個系統是根據《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于1913年成立的。美聯儲主要由聯邦儲備委員會，聯邦儲備銀行及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等組成。根據美聯儲章程，其政策目的是幫助消除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影響，并積極參與創造環境。促進高就業率、穩定物價、國民經濟增長和不斷提升的消費水平。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面對高通脹的壓力，美聯儲的實際目標主要是抗擊通脹，而在危機爆發之后，美聯儲更多的與政府合作，關注就業與金融市場穩定。

美聯儲號稱世界上獨立性最強的中央銀行之一，其人事獨立性、財政獨立性、以及貨幣政策目標及工具的獨立性均首屈一指。作為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直接對美國國會負責，除了在個別時期，美國總統得到國會授權后。能夠對聯儲做出指令，除此之外，聯儲自主進行貨幣政策的決策和執行，任何部門對無權對其介入或干涉。其成員的任期跨越多屆總統及國會任期，人事上的獨立性有保障。財政獨立是由其巨大的盈利保證的。主要歸功于其對政府公債的所有權。但1979年的《聯邦儲備法修正案》，禁止聯儲直接從一級市場購入財政證券。包括國債和地方政府債，只能間接地在二級市場上買賣財政債券。在貨幣政策方面，美聯儲可以根據自身目標和經濟調節需要，自主決定存款準備金率、貼現利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里證券買賣的種類、數量和價格，以此控制貨幣供應量，并對政策結果進行負責。

需要說明的是，美聯儲的獨立性是相對的，其職能被限定在政府既定的經濟目標和政策的基本框架內。前任主席馬丁傾向于將聯邦儲備系統描述成為“在政府范圍內保持獨立，而非脫離政府的機構”。尤其在危機之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操作更向政府目標靠攏，具有明顯的貨幣一財政政策特征。

在危機發生初期，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操作是常規的利率工具。危機爆發后，美聯儲先將聯邦基金基準利率（貼現率）降低0.5%，隨后，美聯儲連續降息10次，將利息降至0-0.25%的利率水平，并將一直維持，直至就業市場實質改善。但金融危機導致舊有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失效，美聯儲的快速大幅降息沒有阻止危機擴散加深。要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效果，美聯儲只能采取非常規貨幣政策，一般包括三種：（1）向存款機構的準備金付息。（2）公開利率目標等通貨膨脹預期管理。（3）資產負債表操作。即進行資產購買和轉換，擴張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或調整結構，向金融市場直接注入流動性。

對于穩定市場作用最大的就是其資產負債表操作。這主要是通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從2009年起至今。美國已經進行了4輪QE和一輪扭轉操作，成功的穩定了金融市場，也阻止了實體經濟進一步下滑，但同時也極大地擴張了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使得其規模已經突破3萬億美元的大關。QE3和QE4已經成為“開放式”量化寬松。未設定總規模和具體截止期，只是承諾購買MBS資產以及長期國債，直到勞動力市場明顯好轉為止。這種以設定硬性經濟目標取代以前規定QE截止日期的做法，是根據芝加哥聯儲主席Evans最初提議而得名的“Evans規則”。即失業率跌落6.5%，通脹預期突破2.5%。

但這種非常規的貨幣政策也有不少弊端。其一是本輪危機的源頭就在于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導致的信貸過度擴張和資產泡沫，本應通過收縮過程來矯正，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意味著金融失衡狀態將得以延續。在4輪OE之后，美國的失業率依然在7%到8%的高位，但債務總額已突破16萬億，股市等風險市場也回到5年來的高位，看上去量化寬松的政策效果主要表現在風險資產之上，實質上只是一種財富的再分配，而沒有帶來經濟的真正復蘇。二是造成退出風險，長期的零利率政策可能造成經濟結構的永久性變化，這使得今后的貨幣政策空間極大壓縮。三是中央銀行在金融危機中廣泛行使的“最后貸款人”職能，雖然在短期內穩定了金融環境，但可能產生嚴重的道德風險，增強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TBTF）的信條，長期來看，不利于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的穩定增長。

（二）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及其危機治理

1998年成立的歐洲中央銀行是一個具有超然地位的中央銀行，它不僅獨立于各成員國政府，而且也不受歐盟理事會的制約，這一獨立性受《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歐盟條約》）保證。《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的最終目標是維持物價穩定。為了達成這一目標，這必須首先保證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決策過程不受任何干擾。其貨幣決策體系具有相當高的獨立性。

相比較美聯儲的多重目標，歐央行的政策目標較明確，以維護物價穩定為主要目標，在此基礎上可以兼顧經濟發展。看似目標獨立性小于美聯儲，但歐央行的目標已被明確規定，中央銀行必須全力以赴達到目標，難以推卸責任。不過在金融危機壓力下，歐洲央行的政策重點已發生轉移，穩定金融市場逐漸取代幣值穩定成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

為了防止危機蔓延，重塑市場信心，歐債危機爆發后，歐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這些措施主要包括六方面：第一，擴大抵押擔保資產的范圍。接受評級較低的債和資產做為融資抵押品，降低了金融系統再融資的成本。第二，降息。歐央行自金融危機以來，持續降息，現已降至0.75%的歷史低位。第三，購買證券操作。2009年6月起，ECB推出了兩期資產擔保債券購買計劃（Covered Bond Purchase Programme。CBPP）。在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上購買得到資產池擔保的債券，并持有至到期。2010年5月，ECB啟動了證券市場購買計劃（Securities Market Programme，SMP），購買重債國債券，以修復債券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功能，緩解重債國流動性短缺的困境。同時，為了進一步緩解債券市場的壓力，歐洲央行在2012年9月推出了新項目“直接貨幣操作”（OMT），已經承諾會應符合要求的成員國請求購買求助國家的債券，但迄今并未有成員國提出申請。第四，以超低息貸款的形式向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2011年12月。歐洲央行推出兩輪總值1萬億歐元的3年期的長期再融資操作（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LTRO）。此舉有效地充實了銀行系統的資本金，緩解了對銀行流動性的擔憂。第五，聯手各國央行，進行貨幣互換，向歐洲銀行體系提供外匯流動性，以緩解因資金流向美國等相對安全的地區而造成的外匯流動性短缺。第六。通過歐洲央行自有的TARGET-2系統，為重債國提供流動性。大量資金從德國央行等流向重債國央行，以彌補私人資本外逃所帶來的資金缺口。

這些措施打破了歐洲央行之前恪守的以歐元幣值穩定為目標、保持歐洲央行獨立性的傳統。尤其是3年期LTRO，極大地延長了還款期限，同時其抵押品要求為區內成員國國債資產，銀行以此向歐洲央行申請貸款。雖然沒有直接購買成員國國債，但實質上是歐洲央行為維持金融市場穩定，實施的銀行版量化寬松。相比較美聯儲而言，受其單一政策目標約束，歐洲央行的獨立性更強。也更注重對沖操作，但同樣陷入了政治利益綁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困境。

（三）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及其危機治理

日本的中央銀行——日本銀行成立于明治時代，總部設在東京。日本銀行的獨立性相對較小，開始在大藏省的國家統制下。之后有所改進，《日本銀行法》修訂版于1997年面世，并于1998年4月施行。新法規定，日本銀行的職責包括：（1）保持物價穩定，以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2）保證結算系統順利、平衡運行，以確保金融體系的穩定。在提高政策獨立性的同時，日本銀行應具備“公開獨立性”。即要做到及時向公眾提供信息，公開政策制定細節等，以此保持貨幣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提高政策的公信力和執行效率。

盡管新的《日本銀行法》極大提高了日本銀行在的貨幣政策獨立性，但改革并不徹底，政府對日本銀行仍有實質的影響力。從立法上日本銀行依然隸屬于大藏省（財政部），接受大藏省的領導和監管。由此，日本銀行的貨幣政策易受政府財政政策影響。比如新日本銀行法規定日本銀行應以市場利率認購政府債券，日本央行仍實質負擔為政府赤字融資的任務。貨幣政策屈服于政府當局對經濟增長的一味追求，對對匯率穩定的執著，喪失了獨立性。

日本的危機來臨較早，早在90年代初期就因泡沫破滅陷入經濟停滯，為了對抗長期存在的通貨緊縮提振不景氣的經濟。日本銀行使用了低至0.1%的“零利率”政策，同時在2001年率先引入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由此。政策工具目標由銀行間的無擔保隔夜利率轉向央行所有的金融機構的經常賬戶余額（Current Ac-count Balances，CAB），并將這一數字在5年內從6萬億日元增至35萬億日元。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日本銀行加大了資產購買力度，最近，在新上臺的安倍晉三的壓力下，日本央行通過了更為積極的貨幣政策，以提高通脹率，將目標提高到2%，并且引入開放式資產購買措施，從2014年1月起，將每月購買2萬億日元的長期國債，以及10萬億日元的商業票據。這也引發了大家關于日本挑起新“貨幣戰”的話題。但在結構化改革難以推進的前提下，單純希望通過零利率和量化寬松等貨幣政策，很難實質上促進經濟發展。

三、危機治理與央行獨立性

從前文分析來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從來就不能獨立于政府之外，做為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部門，中央銀行必須要兼顧其他宏觀目標，低通脹只是目標之一，危機期間尤其如此。單純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央行。如歐洲央行，在應對危機時明顯猶豫不決、政策乏力。

在本次金融危機前，各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模式普遍采取央行獨立制定貨幣政策，管理通脹預期，以維護金融系統穩定運行。在很大程度上，物價穩定和金融穩定目標一致。大家對于中央銀行的工作的普遍認知即是。有一項政策目標即通脹率，有一種工具即利率政策，利用利率工具控制通脹目標就是貨幣政策。

然而。在金融危機中，中央銀行政策制定面臨了金融穩定和物價穩定目標的權衡問題，取得價格穩定的同時并不能保證金融穩定。單純的利率工具和通脹目標制在經濟高度虛擬化的發達國家是遠遠不夠的。本輪危機的主要原因也不是錯誤的貨幣政策，主要是全球宏觀經濟失衡引發的實際利率走低和資產價格膨脹、金融過度創新導致的規制和監管缺位以及由此導致的金融系統過高的杠桿率、“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導致的風險系統性低估和信貸擴張。

第4篇：貨幣政策的具體政策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有效性；傳導機制；區域差異性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6-0134-02

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也即從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到實現貨幣政策目標這一過程的傳導途徑，具體來說，就是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啟動貨幣政策工具—調整貨幣政策操作目標—監測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這一過程。有效的貨幣政策從中央銀行開始，在金融市場上通過“傳導機制”程序，影響居民和企業的非金融決策，從而實現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

一、貨幣政策傳導中的區域差異原因分析

中國整個經濟發展已表現出顯著的區差異性，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各區域金融的結構差異越來越明顯，經濟改革進程差異和地區經濟金融發展程度不同，使得不同地區對貨幣政策的反應不同。特別是在經濟下行風險加大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背景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經濟結構特點差異較大，另外地區之間金融結構、市場發育程度都不相同，對貨幣政策承受能力和執行效果存在較大的差異。

（一）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

在經濟發展方面客觀上存在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經濟區域，東部地區市場化程度較高，外資投入數量大。因此，東部地區在資本需求上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在投資和產出水平上，東部地區的資本積累多，而中西部地區由于原始資本積累少，投資效率上仍明顯低于東部地區。因此，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很大程度上決定于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貨幣政策也主要是以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情況作為參考依據。

不同區域在同一時期所處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因而區域之間的經濟金融發展水平也不同。從經濟周期來看，沿海發達地區發展快，當其經濟發展到達頂峰的時候，內地偏遠地區往往還處于發展起步甚至恢復階段。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呈現嚴重的不平衡性，導致在實行統一貨幣政策時不同區域出現不同的效果。

（二）區域間金融體系發展程度不同

當前中國金融體系在各區域間發展極不平衡，從東、中、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差異看，國有銀行在東部的分支機構占其全部分支機構的50%，中部占31%，西部占19%；城市商業銀行東部占55%，而中、西部占45%；外資金融機構東部占96%，中、西部占4%。另外，中國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外資商業銀行的總行或總部都設在東部地區，以及各類商業性金融機構主要業務市場都在東部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

商業銀行作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主體，是貨幣政策的最初接受者和傳遞者，因而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商業銀行在中國東中西部地區分布和發展的巨大差異使得不同地區商業銀行的運行效率存在很大差距，東部地區商業銀行的運行效率和市場化程度明顯高于西部地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機構市場化程度越高，對貨幣政策信號反應就越靈敏，貨幣政策傳導就越順暢，政策效果也就越明顯。

（三）區域間產業發展、行業結構和企業規模差異較大

經濟發達地區都具備較為合理的產業結構，使得各種產業相互搭配、相互促進，形成了互動的良性循環。按照發達國家標準，中國東部地區的產業比例發展比較協調，而中西部地區的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比重較大，在高新技術行業及服務業的發展水平等方面，與東部地區存在明顯差距。不同產業、不同行業和不同規模的企業對貨幣政策的反應不同，具體來說，原本不受銀行關注的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和傳統低附加值行業以及中小企，在緊縮貨幣政策背景下獲取貸款的難度將進一步增大。從中國來看，高新技術行業和大多數的有競爭力的大企業較多分布在東部發達地區以及中心城市，欠發達地區傳統行業占主流，由于中國商業銀行“愛大嫌小”，導致發達地區信貸可得性比欠發達地區強；而且上文中分析，相對于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東部地區金融體系相對完善，當貨幣政策趨緊影響到信貸供應時，對不同地區沖擊不同，對欠發達地區的較大，對發達地區沖擊相對較小，這就進一步加劇貨幣政策在區域之間的傳導差異。

（四）區域間微觀主體結構與發展速度差異較大

企業是金融市場上最主要的資金需求者。近年來，非國有經濟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長，由于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和自我發展能力較強，其融資渠道主要是商業銀行貸款，因此與國有企業相比，它們對于貨幣政策變化具有較強的敏感性。從區域間來看，東部非國有企業的發展程度要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到2010年東部地區非國有經濟總產值占其全部總產值的3/4，而中、西部地區其比重還不到1/2。當貨幣政策放寬時，在東部地區，對利率比較敏感的非國有企業數量眾多，從而對商業銀行貸款需求量大，而對中、西部地區貨幣需求影響不會很大。當貨幣政策趨緊時，東部地區非國有企業會利用地區優勢，通過改進生產降低管理成本、拓寬融資渠道如利用外資或民間資本，來應對資金供給不足。由此可見，東部地區非國有經濟發展非常活躍，并積極向銀行申請貸款來謀求自身發展，而西部地區非國有企業所處地區生產技術水平相對落后，金融市場發展也不完善。因此，東部地區對貨幣政策的反應相對于中西部地區更為敏感。

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區域差異表現

由于同一貨幣金融政策的實施在不同地區會產生不同的效果，當貨幣政策趨緊時，東部地區由于金融組織體系完善，企業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融資時有更多的選擇，因此緊縮性貨幣政策對東部企業資金來源影響相對較小，而且東部地區是商業銀行總行所在地，面對中央銀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會將信貸權限進一步上收，導致信貸投放向東部地區集中。這時如果不注意中國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金融發展差異，這種統一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會對中西部地區經濟造成過度緊縮，壓制了正常的資金需求。因為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的國有商業銀行貸款權限較小，而且貸款十分謹慎，在強調風險防范的情況下，只能不加區別地對企業貸款需求一概回絕，通過惜貸、慎貸消極地回避風險，在加上中西部地區金融市場發展落后，融資渠道少，使中西部地區正常的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因此中央銀行旨在避免或壓制經濟過熱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是以東部地區為參考，客觀上對西部地區卻產生了過度緊縮的作用，不利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當貨幣政策放寬時，在東部地區，由于金融機構體系全面、多樣化，而且又是總行所在地，貸款權限很大，金融機構貸款會較快地通過各種類型金融機構流向實體經濟，而且貸款數量較大。特別是在經濟形勢較好、金融機構利潤預期較好的時期，出于追逐利潤和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動機，各類金融機構會想盡辦法向企業貸款，這樣金融機構貸款會迅速進入到實體經濟領域，貨幣政策傳導速度較快。而在中西部地區，金融機構比較單一的區域，金融機構種類主要以國有商業銀行分支機構為主，近年來隨著一系列體制改革和防范金融風險措施的相繼推出，國有商業銀行出現了不利于貨幣政策傳導的機構撤并和信貸集中化的趨勢。國有銀行的機構撤并在西部地區最為嚴重，信貸權限集中化，實行貸款終身責任制，采取嚴格的授權授信制度，授信條件收緊，流動性約束加強，這樣使國有商業銀行分支機構轉向尋求信貸安全最大化或穩定、被動地完成任務，不再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在此背景下，這些地區的國有商業銀行分支機構主要表現為存款競爭而貸款謹慎，這樣使金融體系的資金不能順暢地流向實體經濟，寬松貨幣政策的傳導速度較慢。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研究表明，由于中國經濟金融地區發展的巨大差異，導致貨幣政策在不同地區呈現顯著的不對稱性效應，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發揮。其中，貨幣政策在東部發達地區傳導較快，效應顯著，對該地區經濟增長解釋力較強；中部地區和經濟發展最落后的西部地區對貨幣政策的敏感度較低，貨幣政策效應呈明顯的滯后性。因此，在統一貨幣政策的目標前提下，央行可針對各地區不同的經濟發展狀況采取有所區分的政策措施，增強貨幣政策在不發達地區的有效性，促使各地區經濟平衡發展。

首先，在全國統一性的貨幣政策的基礎上，實行地區差別化的貨幣政策。根據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金融市場發育程度，產業結構及微觀主體結構等發展差異來設置各地區具體的貨幣政策目標，從而使各地方都能對貨幣政策的變化及時有效地作出反應和調整。同時實施具有一定差異的金融監管政策，例如適當降低中西部地區的金融機構準入要求，以促進金融機構發展和金融市場機制暢通。

第5篇：貨幣政策的具體政策范文

【關鍵詞】經濟危機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被認為是自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雖然我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積累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但這場危機對我國經濟的降溫效應非常明顯,主要經濟指標增速全面回落:工業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6月份的16%迅速下降到2008年12月份的5.7%,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由6月份的8.8%迅速下降到12月份的-1.1%,當月出口額同比增速由6月份的17.2%下降到12月份的-2.8%, 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也由2008年第二季度未的10.4%下降到第四季度未的9%。面對經濟急速下滑的嚴峻形勢,國務院迅速作出調整:經濟工作首要任務由2008年初的“防通脹、防過熱”轉為“保增長,促內需”,財政貨幣政策也由年初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 微調為七月份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靈活審慎的貨幣政策”,再到十一月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由此可見,宏觀決策層對此次危機及其對我國經濟影響程度認識明確,措施出臺迅速及時,意義重大。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認為,社會的就業水平取決于社會總需求的水平,存在失業或者難以實現充分就業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國有貨幣支付能力的總需求或總購買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和“流動性偏好規律”這三個基本“心理規律”的影響。凱恩斯從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機制無法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論斷,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當一國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時,只有采取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才能使之趨向于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減稅、增發國債等來應對通貨緊縮,拉動經濟復蘇。同時,凱恩斯理論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和效用不相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產品市場,進行結構調整,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主要作用于貨幣市場,適合總量調節;財政政策調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規范的審批手續,時滯性長,貨幣政策相比則更為靈活和富有時效性。因此,在具體運用以上兩種政策時,要根據宏觀經濟的不同目標適當選擇,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觀調控效果。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模式

(1)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當經濟發展不景氣,出現蕭條,同時又存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如減稅、擴大公共投資應對經濟蕭條;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

(2)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當經濟過熱,發生嚴重通貨膨脹時,采取“雙緊”政策,如增加稅收、減少政府開支、減少貨幣供應量等方式壓縮社會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減緩物價上漲,抑制通貨膨脹。

(3)緊縮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財政赤字較多而民間投資不夠旺盛時,可以采用這種模式。緊縮性財政政策有利于改善財政收支狀況,壓縮財政赤字;擴張性貨幣政策促使銀根松馳,刺激投資并促進經濟增長。

(4)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當經濟嚴重衰退、社會有效需求嚴重不足時,采取“雙松”政策,在財政減收增支的同時,抑制利率上升,擴大信貸,刺激企業投資,從而擴大社會總需求,增加國民收入,緩和衰退,刺激經濟復蘇。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若將中性(穩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

二、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

1、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舉措

(1)在財政收入方面,實施結構性減稅,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2008年實施的稅費減免措施主要包括實施企業所得稅新稅法、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扣除費用標準、降低住房交易環節稅收負擔、多次調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取消和降低部分產品出口關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并改為單邊征收等。在此基礎上,2009年又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等新的舉措,這些政策全年將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約5000億元以上。

(2)在財政支出方面,擴大政府公共投資并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以此帶動和引導投資與消費需求。從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擬增加政府公共投資1.18萬億元,加上帶動的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約4萬億元。此外,通過進一步增加對農民的補貼、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增加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補貼和生活補助標準、對困難群體直接發放一次性生活補貼等途徑,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

2、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

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有五點。一是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二是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加大銀行信貸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三是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向外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同時繼續限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劣質企業的貸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擴大出口信貸的規模,探索在出口信貸中提供人民幣中長期融資。四是進一步發揮債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大力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擴寬企業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體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平臺。五是進一步改進中央銀行金融服務。

三、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應分析

1、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分析

此次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是“保增長,促內需”,為此運用各種財政手段,配合金融手段和其他手段來改善經濟結構,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在運用過程中積極財政政策可以達到收入效應和擴張效應。從收入效應來看,一方面通過積極的財政收入政策如減稅、取消或停征行政性收費等舉措,既增加居民收入,直接拉動居民消費,又減輕企業負擔,如增值稅轉型改革,不僅減輕企業負擔,還刺激企業固定資產更新換代,長時間起到拉動內需的作用。另一方面通過積極的財政支出政策,主要是轉移性支出,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大力促進消費需求。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如大幅度增加對農民的農資綜合直補、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提高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和生活補助標準等。還有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家電下鄉政策,將財政資金直接補貼給消費者,有效銜接和動態追蹤生產、流通、消費環節,直接拉動我國農村的消費,擴大內需。從擴張效應來看,增加政府投資不僅能直接、迅速地拉動經濟增長,而且具有促進全社會投資的擴張效應,能帶動企業和民間投資。

2、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應分析

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實質上就是適度放松銀根,降低融資成本,為企業提供相對寬松的融資環境,以此促進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進一步活躍。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具有擴張效應和經濟結構結構調整效應。從擴張效應來看,一方面是直接的資金供應擴張,自2008年9月份以來,連續多次下調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保持貨幣信貸擴張趨勢。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研究員預測,2009年全年信貸增長規模將達到10萬億元,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另一方面,通過進一步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提高企業融資的機會和便利。包括加快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發展,拓寬企業融資渠道。促進股票市場平衡健康發展,提高企業直接融資比重,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提供展示平臺。從經濟結構結構調整效應來看,通過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引導資金投向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節能減排、循環經濟等國家重點扶持行業,同時繼續限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劣質企業的貸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3、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分析

從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 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的效應已逐步顯現。宏觀經濟急速下滑的趨勢已得到抑制,總體來看,經濟運行呈現出筑底回升的態勢,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已顯現出積極效應。從社會發展來看,民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性支出,社會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得以提高,通過政府公共投資性支出,社會就業形勢得以好轉,社會穩定性并未因金融危機的沖擊而產生大的變化,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較好地發揮了社會穩定器的作用。

總之,在金融危機到來之時,我國及時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真正發揮了“保增長、促內需、調結構、重民生”的積極效應。

四、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綜合運用中應注意的問題

1、“雙松”政策搭配要注意防止擠出效應的發生

政府作為投資主體,以大規模的財政貨幣資金投資于基礎建設,必然排擠其他經濟主體進入競爭性的基礎建設項目,抑制了投資需求的有效增長。2009年以來,地價高漲,國企頻當地王就是一個例證。美聯物業根據北京土地儲備中心公布的數據統計顯示:截至2009年12月17日,北京合計拍賣涉及住宅類地塊為69塊,其中有30塊地為有國企背景的企業獲得,占市場總比例43%。特別是2009年下半年,國企高價拿地頻繁,明顯占據了市場的主導地位,在下半年北京成交的30塊住宅地塊中更有18塊由國企拍得,占到了市場的60%。地王的頻繁出現與樓市過火存在必然的聯系,而國企地王過多的情況,與今年4萬億的投資不無關系。還有大規模的信貸資金與財政資金的配套,客觀上減少了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的信貸資金的供應量。銀行大量配套的貸款資金主要用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銀行貸款向大城市、大客戶集中,小城市、城鎮、中小民營企業的資金匱乏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2、“雙松”政策搭配要注意天量信貸資金的動態流向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研究員預測,2009年全年信貸增長規模將達到10萬億元,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但與銀行放開信貸閘門“結伴而行”的是,A股市場牛氣沖天,截至2009年9月30日,滬指上漲幅度最高超過90%;還有在北京、上海等全國不少大中城市,房地產商們紛紛斥巨資“跑馬圈地”,地價、房價走出低谷,向上攀升。中國社科院金融專家彭興韻指出:“這說明,新增信貸資金有相當一部分未能進入實體經濟,而悄悄進入了股市、房地產等虛擬經濟領域,推動了這些領域的‘虛熱’。”因此,相關部門要嚴查信貸資金的動態流向,確保資金進入實體經濟,以保增長、促內需、調結構,而不是助推虛擬經濟的火熱。

3、“雙松”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貨膨脹的發生

在本輪財政貨幣政策運作之前,我國國內剛剛經歷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2007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全年上漲4.8%,2008年前三個季度CPI同比上漲7.0%,經濟過熱、投資過熱、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在外部環境發生巨變、國際經濟金融環境出現重大問題的背景下采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貨膨脹的再次發生。當經濟復蘇,走出蕭條的陰影時,就要考慮“雙松”政策的逐步調整,如果擔心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不牢固,可以對“雙松”政策進行微調,積極的財政政策繼續實行,以確保擴內需、調結構。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則要微調,如果擔心利率上調加重企業負擔和人民幣升值壓力,則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來回收流動性,以預防通貨膨脹的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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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馬洪范:國際金融危機下的中國財政政策選擇[J].中國金融,2008(24).

第6篇：貨幣政策的具體政策范文

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基本概述

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認為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兩者是密切聯系的，兩種市場通過相互作用共同影響經濟運行，從而最終影響國民收入水平。財政政策是一國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制定的關于調節貨幣供應量以及利率水平的各種措施和手段的總和，主要通過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財政政策最早始于上個世紀30年代，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爆發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出現了經濟大蕭條。正當政府對經濟蕭條感到束手無策時，凱恩斯經濟理論隨之興起。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認為，總供給等于消費加儲蓄加稅收，即Y=C+S+T；總需求等于消費加投資加政府購買支出，即Y=C+I+G。因此，在市場均衡狀態下，總供給等于總需求，即C+T+S=C+I+G。政府可以通過收支的財政政策對總需求進行管理，從而對經濟運行進行全面調節。貨幣政策是指一國政府為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而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措施和手段的總和。它包括信貸、利率、匯率等具體政策，通常認為貨幣政策主要從屬于財政政策發揮作用。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來調節貨幣供需量，進而調節社會的總供需。因此，從總量調節出發，貨幣政策分為擴張性、緊縮性和中性三種。擴張性貨幣政策是通過提高貨幣供應增長速度來刺激總需求；緊縮性貨幣是通過削減貨幣供應的增長率來降低總需求；中性貨幣政策，是指貨幣供應量大體等于貨幣需要量，對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影響不大。具體采用哪種類型的貨幣政策，主要看當時一國經濟的發展情況。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效果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工具之間進行組合選擇來實現兩者的搭配，其主要目的在于維持一國經濟的平穩有序運行。如果不考慮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中性狀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的方式有寬松貨幣與緊縮財政、緊縮貨幣與寬松財政、緊縮貨幣與緊縮財政以及寬松貨幣與松縮財政這四種組合形式。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存在周期性的經濟波動，政府總是力求通過一定的方式調控經濟，通常使用的手段就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里可以使用不同狀況的IS-LM模型來加以說明。在經濟處于上升時期，投資者的預期偏好，投資水平上升，銀行貸款增加，總需求增加。當經濟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將導致價格水平的上升，同時由于貨幣需求的增加引起利率的上升，經濟進一步上升的速度則會放慢。政府的主要職能就是對經濟增長速度，價格水平進行控制，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從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見圖1，實線箭頭變動方向），如果政府想要降低價格水平，在實行貨幣政策時，通常選擇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當貨幣供給減少時（LM曲線向左移動），相對來說貨幣需求會增加，從而會導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又會使私人投資下降，為防止利率的上升，政府同時要減少支出，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IS曲線向下移動），只有這樣才能在減少擠出私人投資的同時達到降低物價水平的目標（總需求曲線向下移動）。

經濟蕭條時期，投資者對經濟的發展前景不看好，會使投資水平下降，總需求下降，物價下跌，利率會處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上。此時，如果增加貨幣供給利率不會有所下降，從而通過利率刺激需求的效果也不明顯。因此，相對于貨幣政策來說，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要大（如圖1，虛線箭頭變動方向），LM曲線變動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小于IS曲線變動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如果在增加貨幣供給的同時增加財政支出，對經濟的刺激作用會更大，貨幣政策的效果更明顯。上面分析的是經濟處于繁榮和蕭條兩種時期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有效搭配情況。

當經濟處于從蕭條走向復蘇或從繁榮轉向衰退時期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就應注重微調的方式。當經濟在“雙松”政策作用下走出蕭條時，政策就不應再采用“雙松”，應選擇“貨幣中和財政松”或“貨幣松和財政中”政策。這是因為當經濟從蕭條開始回升后會進入一個迅速發展的上升時期，若繼續實行“雙松”政策，容易形成總需求過高，主要表現為經濟加速增長的同時會造成通貨膨脹加劇，從而造成經濟的過度繁榮。當經濟增長被“雙緊”政策實現控制時，通貨膨脹可能會很快開始下降，一旦出現從繁榮開始轉向衰退時，“雙緊”政策就不能繼續使用。所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選擇常常根據經濟增長的要求和控制通貨膨脹而定的。

三、改革開發以來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使用

現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情況分為以下四個階段進行說明。

1、1979年至1992年。這一階段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但有效供給不足導致社會資金需求缺口較大，因此這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配合主要用于解決社會總供給，財政貨幣政策更多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的協調搭配。具體來看，1979年至1980年間，財政與貨幣政策主要表現為“雙松”的組合；1981年施行“緊”的財政政策與“松”的貨幣政策；1982年至1984年間，兩大政策主要表現為“雙松”的搭配組合；而兩大政策在1985年則是表現為“雙緊”的搭配組合；1986年至1988年間，兩大政策仍表現為“雙松”搭配組合；在1989年至1991年間，兩大政策表現為的“雙緊”的搭配組合；1992年至1993年初，再次實施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雙松”搭配組合。

1979年至1992年間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使用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階段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使用的內外部環境還未成熟，主要通過行政手段的運用來完成政策的實施。二是由于我國經濟環境存在長期短缺與供給不足的影響，政府明顯缺乏對于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歷史經驗，體現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方面，常以“雙松”、“雙緊”的組合方式居多，使兩大政策配合使用沒有達到預期的政策協調效果，宏觀調控效果不佳。

2、1993年至1996年。該階段我國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市場化經濟程度得以迅速提高。此外，在有效供給不足的情況下，經濟的過熱發展也加大了通貨膨脹風險。從1993年底至1996年，宏觀調控一直以財政貨幣政策“雙緊”的搭配為主，緊縮性的政策組合，能有效控制財政赤字與貨幣投放總量。與此同時，在經濟制度的改革方面也為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使用提供了基礎，其中稅制與分稅制在1994年的改革使公共財政的基礎得以逐步奠定，可以看到許多新的變化出現在這一時期財政與貨幣政策的搭配使用過程中，宏觀調控技巧明顯改善、調控手段配合實現多樣化。這些新變化使政府對宏觀經濟的駕馭能力明顯提高，對我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作用較大。

3、1997年至2002年。從1997年開始，我國發生了經濟增長基礎的根本性轉變，宏觀經濟調控中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新問題。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周期性低谷局面進一步深化，面對這種不利的經濟狀況，從1997年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開始迅速由適度從緊轉化為“雙松”的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在貨幣政策方面，主要通過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使貨幣供應量不斷擴大，以此來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這一階段為兩大政策的實施帶來了創新性的背景，同時也引發了許多新型難題。

4、2003年至2007年。2003年開始，中國經濟出現通貨膨脹壓力增大跡象，我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重大變化。在這一經濟背景下，從2004年開始，政府開始調整財政政策實施的力度與方向，適當調整了長期建設國債規模。2005年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表明了我國的財政政策再次轉型。在貨幣政策方面，從2003年開始，我國實施的穩健性貨幣政策的政策導向也發生了變化，最終采取“穩中適度從緊”為政策思路。2003年至2008年間，央行實施緊縮貨幣政策，對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多次進行上調，有效的控制了貨幣供應量。2007年以后，通貨膨脹和經濟發展過熱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因此，穩健的財政政策與從緊貨幣的政策開始向“雙緊”的協調方式過渡。

5、2008年至今。進入2008年以來，國際經濟形勢出現重大變化，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我國也經歷了先揚后抑的經濟形勢，2008年上半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保持了較快的速度，但此時經濟通脹壓力增大，明顯存在經濟發展由偏快轉為過熱的風險。這一階段以“雙緊”的財政貨幣政策為主，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就是防止經濟由過快增長轉變為過熱的增長，防止通貨膨脹明顯。到2008年下半年，從緊的貨幣政策使經濟過熱的勢頭已有所抑制，雖然物價水平有所回落，但尚沒有使通脹得到有效控制，此時的宏觀調控采取了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組合。經過2009年的經濟刺激政策，在2010年我國國民經濟實現了高位穩定增長，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也由刺激經濟轉變為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擴大內需和防止通貨膨脹。

四、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使用的實踐總結

通過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使用的實踐進行總結，可以得到以下幾個結論：第一，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逐漸向市場化調控方向轉型。在公共財政的總體框架下，財政政策影響經濟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從以政府投資性支出為主逐漸轉化為通過公債、稅收、轉移性支付等多項綜合工具的運用。同時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不局限于傳統的信貸控制方面，逐步具有了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征。第二，在財政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方面，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強到弱，而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反之。改革開放初始，國家宏觀調控主要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幾乎沒有發揮作用。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特別是在1985年之后，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信貸規模控制貨幣的供應量，貨幣政策效果逐漸突顯。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改革使兩大政策協調的主導方逐漸由財政政策過渡為貨幣政策。此后由于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不佳，1998年以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再次受到重視，但政府對貨幣政策作用效果的期望并沒有因財政政策的重返而有所削弱。2007年以后，中國更加開放的經濟環境給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帶來了更多的問題，同時政府也開始意識到在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中財政政策應承擔更多職責。第三，目前為止我國財政貨幣政策配合使用，主要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為目標，關注更多的是總需求管理。在凱恩斯的市場經濟理論框架下，主要研究如何才能有效配合財政貨幣政策以實現總需求水平的穩定。對于具有完善金融體制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這樣的政策選擇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像我國這樣同時面臨經濟發展與體制轉軌的國家來說，凱恩斯經濟理論的總需求管理就顯得過于單一。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在長期看來，還必須關注金融制度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優化，以及以結構性調整為目的的供給管理等層面，這也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迫切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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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郭慶旺：積極財政政策及其與貨幣政策配合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第7篇：貨幣政策的具體政策范文

關鍵詞：歐元區；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協調機制

一、隨歐盟發展而發展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機制

隨歐盟的發展，歐盟財政與貨幣協調機制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歷程。

1、《布魯塞爾條約》和西歐聯盟，這一時期為1948年到1957年。二戰后為了壓制德國和恢復歐洲諸國的國力，以法國牽頭成立了西歐聯盟和歐洲煤鋼共同體。這一時期出現了煤鋼兩種戰略資源的共同市場和軍事聯盟，經濟政策上的協調機制尚不存在。

2、《羅馬條約》和歐洲經濟共同體，這一時期為1957年到1992年。1957年時西歐六國在羅馬簽署條約成立了歐洲三大共同體：煤鋼、原子能與經濟共同體。直到1973年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尚運行完好，因此歐盟并沒有建立統一貨幣，一些貨幣上的協調制度只是為了讓共同市場運行更好。1986年歐盟通過了《單一歐洲法令》促進了全面的政治合作。這一時期出現了共同體內取消貿易壁壘、對外共同關稅、共同農業基金等協調機制。

3、《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這一時期為1992年至今。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訂，歐洲三大共同體合作成為歐共體，歐共體內部實現商品、人員、勞務、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1999年歐元開始運行，歐元區各國的貨幣政策協調達到最高水平（完全統一），財政政策協調機制也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的規定原則之下建立起來。

二、歐元區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機制的框架闡述

1、貨幣政策協調機制框架

（1）機構體系：歐元區的貨幣政策以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為核心。歐洲中央銀行體系包括歐洲中央銀行（總部在德國法蘭克福）和歐元區各成員國中央銀行。歐洲中央銀行體系是歐元區貨幣政策的唯一決策者。

（2）法律體系：其法律依據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ESCB法令》。在相關法令的規定中，歐洲中央銀行擁有超越國家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包括組織機構和人事、經濟、制定規章與執行、制訂貨幣政策四種。但制度上的一個缺點在于歐洲央行的主要責任性較弱，不受各國政府與歐洲議會的制約（但需要接受監督），中央銀行法不能在歐洲議會修改，否決機制沒有復審程序，決策層失誤沒有制裁規章。

（3）政策目標：歐洲央行體系的首要目標是保持物價穩定。具體說來目標任務是將歐元區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衡量的年均通脹率維持在2%并在中期得以維持，以及保證M3的4.5%年增長率。央行擁有公開市場操作、存貸款便利和最低處被要求三個貨幣政策工具。

2、歐元區共同財政

歐盟共同財政是由歐盟掌握的財政。共同財政的雛形始于煤鋼聯盟時期，在1963年開始實行的歐洲共同農業基金后開始成型。歐盟比較重視共同財政，在共同財政方面有比較嚴格的制度保證。

（1）機構體系：核心機構是歐盟委員會、歐盟財長理事會和歐洲議會。共同財政使用案首先由歐盟委員會討論起草，然后送交歐盟財長理事會討論審核，通過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是否通過。最后由歐洲議會對預案進行審查，提出建議并返回財長理事會。

（2）法律體系：其法律依據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兩份法令中規定共同財政有兩個來源：一是歐盟的自收入，包括對農產品的進口差價稅、糖稅、歐盟共同關稅。二是成員國的攤派，依各成員國的GDP比例進行攤派。

（3）政策目標：歐盟共同財政不必負擔社保和社會秩序維持的責任，所以歐盟共同財政主要用于反哺農業，主要包括農業補貼、農業指導和保障基金、漁業指導基金；其余的用于對外政策與活動、行政開支以及歐洲地區發展基金和歐洲社會基金。

3、財政政策協調機制框架

因為歐盟共同財政預算往往不到歐盟總GDP的2%，無法有效發揮其自動穩定器的作用，因此歐盟的財政政策還是以各成員國的自主政策為主。

（1）機構體系：歐盟的財政政策主要由三個機構負責協調：歐盟委員會、歐盟財長理事會、歐洲議會。其中歐盟委員會負責起草法令，對各成員國進行監督與評估；歐盟財長理事會由歐盟各國財政部長組成，負責協調各國經濟政策和財政預算；歐洲議會負責整體監督和提供咨詢。其中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是超國家的覆蓋全歐盟的政治組織，監管和協調財政政策只是其功能之一。

（2）法律體系：歐盟財政政策約束條款主要寫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約束包括三個要素：財政紀律、自和協調。具體目標任務有如下幾點：

規定各成員國預算或實際財政赤字不得超過當年GDP的3%；政府債務不得超過當年GDP的60%；禁止金融機構或央行對政府赤字融資；禁止歐盟機構或成員國為其他成員國的債務承擔責任；所有財政政策的制定執行都應該建立在維持物價穩定的基礎上。

保證約束的工具主要寫在《穩定與增長公約》中。具體包括如下幾點：各成員國財政政策應該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遇到非正常情況觸發豁免程序后各成員國應該盡快恢復《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規定的正常情況；超過赤字會受到歐盟財長理事會的勸告，必須在四個月內采取措施。如一年內未能糾正過度赤字，則需繳納保證金，其額度由固定和浮動保證金兩部分決定。固定部分為GDP的0.2%。浮動部分為當年赤字超出GDP3%馬約要求部分的10%。如果兩年后仍然沒有消除超額赤字則將保證金無息沒收并在未超標國家間分配；采用趨同的稅制和稅率。

4、歐盟各成員國經濟政策協調機制補充

歐盟成員國間的經濟政策協調還主要通過如下幾個途徑：

（1）條款約束。1993年生效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1997年生效的《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了歐盟財政政策的基本規則。

（2）共同指導。每年六月歐盟財長理事會起草和歐盟理事會簽署的總體經濟政策指導原則發表，并在再六個月后由專門委員會發表執行報告。該指導原則用于為歐盟各國提供主要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

（3）歐元小組。這是歐元區國家間組織的非正式的財政政策協調論壇。四，其他途徑。

（4）其他途徑。除此三大途徑之外，還包括信息交流、政策對話、多邊監督、正式勸告與制裁等等協調途徑。主要負責經濟政策協調的機構是歐盟財長理事會、歐元小組、經濟與財政委員會、歐盟永久代表委員會以及總體經濟政策指導委員會等。

三、歐元區經濟政策的協調機制分析

1、歐元區各成員國的經濟差異分析

隨著歐盟幾十年的發展，歐盟各國特別是歐元區各成員國間的經濟進一步相關，經濟趨同性加強。但各國因歷史、文化與傳統政治勢力等原因還是存在著很多差異：例如國土面積、資源存量、政策偏好、法律體系、市場結構與勞動力制度等。例如在歐元啟動的前一年1998年，歐元區十一國中的六國宏觀經濟指標如下：

表中選取了當時歐元區十一國中GDP排名正數前三與倒數前三的六國。從表格中我們可以看出，盡管為了加入歐元區和達到《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要求各國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仍然差異明顯。表外國家例如西班牙的失業率更是高達18.9%，為全歐元區成員國中最高，明顯高于歐元區平均的11%水平。

在歐元正式啟動后，歐元區各國的GDP增長和通脹率仍然存在著顯著差別。以1999～2000年的平均GDP增長率來說，愛爾蘭為歐元區最高，高達7.2%；而意大利則是―0.7%。通脹率方面，西班牙為全歐元區最高，為0.7%；而希臘則是―1.8%。

根據默斯等人針對1971～2000年間歐元區各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研究，他們指出，歐元區各國經濟增長的推力不同。一些國家由非對稱性沖擊推動增長，而令一些國家則由通貨膨脹推動增長。而非對稱性沖擊對歐元區中的小國造成了更嚴重的影響。

以上數據和分析說明，歐元區各成員國的差異很大。這種差異將導致各成員國間的政策產生溢出效應。而從目前歐元區政策協調機制的框架來看，溢出效應包括如下兩種：一是一元的貨幣政策在不同成員國之間因傳導機制差異而引出的溢出效應；二是多元的財政政策會對其他成員國產生溢出效應。

2、一元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

（1）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來源

貨幣政策影響經濟運行的過程是首先影響利率，然后通過利率影響總需求。但不同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盡相同，同樣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可能引起各國貸款利率和資產購買的不同調整。而歐元整體利率的變化將嚴重影響歐元區中部分開放度較高的國家，對那些開放度較低的國家則影響較小。

貨幣政策的傳導速度也會因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而有差別。

（2）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具體表現

根據IMF的一項研究表明，歐元區國家可分為兩組。第一組以比利時、德國、芬蘭和奧地利為代表，歐洲央行的利率政策對經濟運行開始發揮效果需要三年左右，但能起到預期效果。第二組以法國、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為代表，起效時間在一年左右，但只能起到預期一半的效果。

而在銀行貸款政策方面，也可分為兩組；第一組以法國、德國為代表，因為長期以來這些國家以長期貸款為主，因此投資受利率影響較小，歐洲央行的利率政策對其影響也較小。第二組以意大利、奧地利等國為代表，與第一組情況相反。

歐元整體利率匯率的變化，對愛爾蘭和比利時這些歐元區開放度最高的國家將起到較大的影響。而對德國、法國等影響則沒有這么大。

（3）降低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實踐

因為一元貨幣政策有溢出效應，所以如何考慮公平，不讓歐元區整體貨幣政策成為僅服務于少數幾個大國的工具，并且要盡可能的破壞一元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傳導就成了歐洲央行制定貨幣政策時的主要考慮點。歐元區共同財政作用相當有限，無法配合貨幣政策，因此貨幣政策還是能夠調整歐元區整體經濟運行的唯一工具。

歐洲央行實行的戰略被稱為“穩定導向型貨幣政策戰略”。其具體含義是指，綜合運用貨幣目標控制和直接通貨膨脹控制，以達到最大程度的貨幣政策有效性、透明度、明確性，使其既具有前瞻性，又保持對過去成功的貨幣政策戰略的連續性。在這一戰略下，其貨幣政策最高目標就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規定的“維護價格穩定”。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傳導機制也被有效破壞。

歐元運行以來，歐元區各國面臨的外匯市場與匯率的不確定性都有效減低了。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穩定了物價，配合歐元區共同市場的其他政策，使收入機制、利率機制和相對價格機制這三大溢出效應傳導機制都被有效遏制，歐元區各國的經濟趨同性不斷加深。

3、多元財政政策的溢出效應

（1）財政政策溢出效應的危害

對歐元區來說，財政政策的溢出效應主要有如下幾個危害：

①影響跨國界資源配置效率。這是指在歐元區的共同市場建立后，資源和勞動力流動取消壁壘，歐元區各國將重新面臨兩大壓力：公共產品供給與稅源爭奪。稅收將成為歐元區內影響跨國界資源配置效率的最主要因素，為了爭奪一些優良稅源，可能引起一些國家的惡性稅收競爭。

②會干擾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已經明確規定禁止赤字融資，這就使得不少政府可能會在已有負債率的情況下采取緊縮財政政策或向央行提出實行擴張貨幣政策的要求，從而扭曲信息并干擾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行。

③威脅歐元區的穩定。在各國財政政策受到掣肘的情況下，如果歐洲央行出手調整貨幣政策，因為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對不同國家將產生不同影響。這時，沒有收到希望效果的一些成員國可能有退出歐元區的危機和壓力，將會對歐元區的穩定性造成很大的影響。

④溢出效應影響財政政策的最終效果。在歐元區貨幣政策一體化的背景下，財政政策缺少了貨幣政策的配合，其溢出效應被放大。而這種負溢出效應最終甚至將抵消甚至超過財政政策本身的正面效應。

（2）歐盟應對財政政策溢出效應的實踐

歐盟關于財政政策的約束條款主要寫在1993年生效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1997年生效的《穩定與增長公約》中。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對成員國財政政策的約束實現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減少其貨幣政策來自債務救援方面的壓力。但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一方面有著嚴格的數量要求，另一方面卻在文字上比較含混，使這個財政政策協調機制的可信度受到了懷疑。

《穩定與增長公約》是由德國財長魏格爾在1995年建議設立的，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補足，提出在滿足其條件后應該繼續嚴格執行其標準要求。其主要目的是進一步穩定價格穩定和對各成員國的財政政策給出預防和指導。

4、歐元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作用

第8篇：貨幣政策的具體政策范文

1.西方經濟學關于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爭論

在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流派中，凱恩斯學派和貨幣學派認同貨幣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預期學派則提出不同意見。

(1)凱恩斯學派。凱恩斯認為，“有效儲蓄之數量乃定于投資數量，而在充分就業限度以內，鼓勵投資者乃是低利率。故我們最好參照資本之邊際效率表，把利率減低到一點，可以達到充分就業”。可見，凱恩斯雖然偏愛財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貨幣政策的作用。

之后，凱恩斯主義者漢森、薩繆爾森、索羅和托賓等人也肯定了貨幣政策的作用。隨著他們對貨幣政策作用的認識的加深，他們提出了“逆經濟周期調節”的“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主張。

(2)貨幣學派。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認為，“貨幣政策能夠防止貨幣本身成為經濟波動的一個主要根源”，“貨幣政策能夠發揮的第二個作用，是為經濟運行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繼續用米爾的比喻，就是使貨幣政策這架機器運行”，“貨幣政策有助于抵消經濟體系中來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動”。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貨幣政策對穩定經濟的作用。

(3)理性預期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盧卡斯曾提出過著名的“政策無效性命題”。他指出：“當擴張性貨幣政策反復推行時，它不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推動力消失了，對生產沒有刺激作用，期望生產能擴大，但結果卻是通貨膨脹，而不是別的。”顯然，盧卡斯完全否定了貨幣政策的作用。

2.中國經濟學界關于貨幣政策有效性的觀點

對于貨幣政策能否發揮調控作用，中國經濟學界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貨幣政策的作用過分突出甚至否定貨幣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國人民大學黃達教授認為，“給人的印象，貨幣政策得心應手，是極有利的工具。但實踐證明，過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實現不了設想的目標，就是在強力貫徹實施中帶來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種觀點認為，貨幣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對稱性即通貨膨脹得力而治理通貨緊縮乏力。對外貿易大學的吳軍教授認為，“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實踐，可以證明再經濟衰退階段的恢復經濟增長方面，財政政策的強效應和貨幣政策的弱效應”。

第三種觀點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態度。南京大學的范從來教授認為，“我國并沒有陷入流動性陷阱，投資和消費的利率彈性是存在的，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條件是具備的”。

二、評價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標準

弗里德曼說，“我相信，某一貨幣總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貨幣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評價標準。而且我相信：與選擇價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體選擇哪一種貨幣總量所帶來的妨害則小得多。”可見，弗里德曼認為評價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標準是貨幣供應量。

在國內，李春琦等學者在研究貨幣政策有效性時，多數也采用貨幣供應量M2作為評價指標。而崔建軍(2006)認為，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體現在貨幣政策目標及其實現程度。但其是在封閉的環境下，用物價穩定、充分就業、經濟增長來評價。

考慮到，在我國貨幣供應量是否應作為中介目標尚存爭議，而且經過線性回歸的檢驗，發現貨幣供應量與CPI的擬合程度不高。中國經濟已逐步與國際接軌，中國的市場已不再封閉。所以本文以中央銀行制定的貨幣政策目標作為評價標準，即“維持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發展”。通過分析貨幣政策在近期調控中發揮的作用，評價貨幣政策的效果。

幣值穩定，包括對內幣值穩定和對外幣值穩定。本文通過06年和07年的CPI指數和人民幣匯率走勢，進行考察。而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則通過GDP增長率來評價。

三、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評價

經過數據統計，在這兩年中央銀行已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年存貸款利率。存款準備金以達14%，創歷史新高，凍結了商業銀行大部分資金。年貸款利率也調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顯是要控制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雖然中央銀行頻繁地實行貨幣政策，但物價仍呈上升趨勢，超過警戒線3%，這似乎與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背道而馳。

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路上升，人民幣持續升值，貿易順差也持續增長，外匯儲備屢創新高。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圍，但現在匯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銀行似乎無法控制。

再看GDP增長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為11.1%，第二季度為11.9%，第三季度為11.5%，第四季度為11.2%，仍成雙位數增長，并沒有放慢的跡象。緊縮的貨幣政策并沒有影響到經濟的增長。

如果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應顯著，應該能平抑通貨膨脹，且不影響經濟發展。雖然貨幣政策在這輪調節過熱經濟的過程中，沒有影響到經濟的增長。但沒有成功地維持幣值穩定，人民幣仍然對外升值，對內貶值，并且日趨嚴重，所以貨幣政策的效果不顯著。

四、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響貨幣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復雜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下，既有貨幣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經濟環境的制約。主要表現為：

1.貨幣政策本身的缺點

貨幣政策存在時滯性。貨幣政策由制定、執行到產生效果，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在市場較完善的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發揮效用需為六個月到一年。在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信貸集中，貨幣政策傳導渠道阻塞，由貨幣政策所推動的貨幣供給很難達到縣域地區。貨幣市場體系尚存缺陷，市場利率尚沒形成，這也影響到貨幣政策發揮效用。此外，中央銀行隸屬于國務院，只有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力，沒有決策權。所以，貨幣政策的時滯要比發達國家要長。

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通過商業銀行，而商業銀行一般很少給中小企業貸款。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影響不到中小企業，中小企業能夠按往常一樣進行貸款投資。在我國，中小企業占據市場的大部分。調控不了中小企業，貨幣政策的效果也減弱。

從貨幣供給性質來看，目前我國處于轉軌經濟，同時，我國奉行二級銀行體制，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體系、企業、居民個人都參與貨幣創造過程。因此，我國的貨幣供給同時具有外生性和內生性，而不是純粹的外生性，中央銀行控制的貨幣供應量有限，貨幣政策的效果有所減弱。

2.國內外經濟環境的制約

本次的通貨膨脹屬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所以貨幣政策的效果不顯著。這次的物價上漲是由食品價格上漲引起的，而食品價格的上漲又引起其他物品的價格上漲。全面的物價上漲，自然引起工資上漲，市場上貨幣供給增多，從而使通脹加劇。即便中央銀行能控制貨幣的供給，但不管貨幣政策如何緊縮，人們都不可能將購買食品的錢存入銀行。在這種情況下，緊縮的貨幣政策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人民幣持續升值，外界對人民幣產生升值的預期，也看好中國的經濟發展，所以國內外的投資者都拋出美元，買入人民幣。中央銀行為維持匯率穩定，被迫拋出更多的本幣，使貨幣供應量上升，流動性加大，通貨膨脹加劇，貨幣政策產生了反效果。

我國的金融體系不完善，利率的種類很多，有基準利率、同業拆借率、存貸款利率、銀行間債券利率等，沒有統一的市場利率，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利率政策的實行。

3.中央銀行實行貨幣政策的情況

根據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貨幣政策要超出人們的預期，才能發揮作用。但現在人們對貨幣政策已有預期，中央銀行所制定的貨幣政策沒有考慮到預期因素，所以貨幣政策沒有達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時，貨幣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種警告，真正的調控作用較弱。

中央銀行決定執行貨幣時，已經延誤了時機。市場已存在大量貨幣，緊縮的貨幣政策很難控制住這種趨勢。而且，每次上調存款準備金或年存貸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調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貨幣政策暫時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建議

針對影響貨幣政策的種種原因，本文將從三方面提出改善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建議：

1.盡量減弱貨幣政策的時滯性

首先，縮短貨幣政策產生效果的時間。貨幣政策的時滯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國目前的情況，時滯性可以減弱。這就要求中央銀行提高對經濟情況的預見，制定出有預見性的貨幣政策。而且中央銀行的調控要適時，避免貨幣政策在經濟情況發生轉變時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銀行要有一定的獨立性。雖然和建國初期相比，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還是較弱。我國的中央銀行隸屬于國務院，沒有決策權，執行貨幣政策要遵照國務院的決定。這在一定程度上延誤了實行貨幣政策的時機。此外，還需商業銀行的配合。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要深入縣級金融機構，并放寬對中小企業的貸款限制，使貨幣政策得到更有效的傳導。

2.改善貨幣政策實施的環境

繼續推進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促使市場利率形成。這有利于我國貨幣市場的發展，而貨幣市場的完善則使貨幣政策的傳導更有效。因為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主要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票據，若利率能夠市場化，則利率所反映的市場情況更加真實，有助于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制定的貨幣政策也更有效。

如果財政政策不和貨幣政策相配合，這也會使貨幣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慮到現在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財政政策似乎比貨幣政策更有效。通過政府補貼、減免稅收、政府限價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產的成本，控制價格，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物價上漲的幅度。通過制定對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產品的優惠政策，可控制住貿易的持續順差。財政政策是一種直接調控的政策。所以貨幣政策應與財政政策配合使用，會事半功倍。

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體系的重要部分。現在人民幣被低估，對外貿易持續順差，造成較多貿易摩擦，人民幣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而國內通貨膨脹的問題日趨嚴重，政府可考慮放寬對人民幣匯率的控制，以緩解通貨膨脹問題。人民幣升值，出口減少，進口增加，擴大國內供給，而且也減少了貨幣供應量，對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有較大幫助。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國力增強，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幣必然的趨勢。或許要人民幣一次升值較多會對中國經濟和金融穩定造成沖擊，但政府可根據中國具體國情，讓人民幣逐步升值，達到人民幣真實的價值。

3.提高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能力

加強金融創新。目前，一般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貸款利率、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操作，但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現在經濟形勢越來越復雜，中央銀行很應該創造出適合當前情況的新貨幣政策工具，加大對沖的力度。

中央銀行實行貨幣政策要考慮到預期因素，每次的貨幣政策能超出人們的預期之外，將使調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銀行調控的決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貨幣政策的強度。中央銀行每次上調存款準備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調，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貨膨脹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增加調控的難度。所以，中央銀行可以減少調控的次數，但加大調控的強度。有人認為這種做法會造成經濟的“硬著陸”。但以現在的經濟情況，市場能承受得了較強的緊縮政策。相反，現在頻繁地使用貨幣政策，效果不大，對市場的警告作用也不大。當貨幣政策產生累積效應時，也同樣會導致經濟的“硬著陸”。

中央銀行也可以嘗試使用窗口指導等貨幣政策措施，加大對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控制，同時督促商業銀行承擔穩定經濟的義務。

六、結語

綜上所述，2006到2007年以來，我國的貨幣政策因其自身缺點和環境影響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太顯著。貨幣政策有效性偏弱，對宏觀調控十分不利。以現在的經濟形勢來看，中央銀行必須實行宏觀調控以穩定經濟，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迫在眉睫。所以，中央銀行要根據現時中國經濟的情況，分析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加深對貨幣政策的認識和研究，克服貨幣政策的缺點，改善金融環境，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只有這樣，中央銀行才能充分發揮調節經濟的作用，有效地控制本次的經濟過熱，維持經濟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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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貨幣政策的具體政策范文

關鍵詞：R&D投資；貨幣政策；管理層風險傾向；管理層風險認知

一、 引言

將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和企業產出結合起來的研究是財務會計學領域的一個受關注較少的研究方向。經濟學注重對經濟總投入與總產出之間關系的研究，但是，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實現有賴于政策實施對象--微觀企業的行為反應與應對，國家或政府通過一定的政策工具或中介變量來調節宏觀經濟的運行，以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而這一系列的政策工具作用于微觀企業時，企業是否按照政策的預期進行行為反應呢？這對于政策的制定實施與改進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貨幣政策按照意圖劃分可以分為緊縮貨幣政策和擴張貨幣政策，從20世紀90年代起，貨幣政策成為我國調節宏觀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緊縮貨幣政策的目的主要是壓制投資過熱或盲目投資，而擴張性貨幣政策目的是擴大企業投資。貨幣政策通過中介變量是否作用于微觀企業并達到政策目的，是我們研究的焦點，那么貨幣政策對企業R&D投入是否有影響，其作用機制是怎樣的了？

二、 文獻綜述與假說提出

1.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與企業融資環境。貨幣政策信用傳導機制的提出源于引入信息非對稱性引起信用市場的不完全性理論，其有兩個表現形式：一是銀行信貸渠道，又稱狹義信貸渠道；二是資產負債表渠道，又稱廣義信貸渠道。根據以上兩種傳導機制，貨幣政策作用于微觀企業主要是通過影響企業的融資環境及融資成本，具體來說，緊縮的貨幣政策通過利率渠道提高了利率，依賴于銀行借貸的企業融資成本增大，管理層改變企業的融資決策，進而影響了投資決策（如R&D投資決策），通過信貸渠道，理性的銀行減少了企業信貸，因此總體上企業貸款難度增大。寬松的貨幣政策則降低了貸款利率，企業獲得貸款變得容易，因而也有更多的資金進行投資。國內外學者對貨幣政策與企業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Kashyap等（1993）指出，緊縮的貨幣政策會減少貸款供給，進而影響企業投資。靳慶魯等（2012）的研究中首先考察了貨幣政策對民營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研究發現寬松的貨幣政策減少了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我們提出研究假設1：

H1：貨幣政策從緊時，企業R&D投資力度減小。

在我國特殊的轉軌經濟背景下，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具有很高的非獨立性，由于有限的信息和不完全的信貸市場，銀行傾向于稀缺的信貸資金分配給“值得信賴”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夏德仁、張奇，1999），即我國金融機構對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存在信貸配給歧視。當貨幣政策從緊時，銀行信貸資源總量減少，由于非國有企業受到信貸歧視和其他政策障礙，因此獲得成長所需資金（包括研發資金）的能力較弱。饒品貴和姜國華（2010）研究發現非國有企業在貨幣政策緊縮階段受到的沖擊更大，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在緊縮階段獲得的銀行貸款要顯著的少得多，因此，對于非國有企業的研發投入造成一定的約束，由此，提出研究假設2：

H2：貨幣政策從緊時，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R&D投資力度減小得更多。

2. 管理層風險偏愛、貨幣政策與R&D投資決策。唐清泉和甄麗明（2009）通過公式推導得到了管理層風險偏愛及其薪酬激勵對R&D投資決策影響的理論框架，管理層R&D投入力度會受到管理層風險偏愛的影響。R&D項目的外部不確定性（投資前景、融資環境）加大了R&D的投資風險，R&D投資決策的制定者會綜合評估風險后做出決定。

風險偏愛可以從風險傾向和風險認知兩個維度來刻畫（Sitkin & Weingart，1995；）。劉運國和劉雯（2007）以我國2001年～2004年披露了R&D支出的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與R&D支出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R&D支出同高管任期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年齡段不同的高管，任期內對R&D支出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表明了管理層風險傾向對R&D投入起到一定的作用。

貨幣政策的調控對微觀主體的影響首先體現在政策的改變使得企業面臨的信息環境發生了變化（饒品貴、姜國華，2011），具體來說，緊縮貨幣政策（Tightening Monetary Policy）增加了企業面臨的市場不確定性程度，因而加大了企業價值的波動性，管理層會根據這一信息來調整自己的風險認知，改變對未來的預期，進而改變企業行為（包括R&D投資力度），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提出研究假設3和4：

H3：管理層風險傾向與R&D投資力度正相關；

H4：貨幣政策改變了管理層的風險認知，進而影響了R&D投資力度。

三、 研究設計

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從2006年到2011年間在滬深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剔除掉其中的ST、*ST公司；剔除在海內外交叉上市的公司；剔除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類公司；剔除R&D數據缺失或為零的公司，最終得到1 213個觀測。R&D投資數據主要通過閱讀上市公司財務報告、報表附注、公開信息披露報告等方式手工搜集，其他財務數據則全部來自于WIND與CSMAR數據庫。

2. 關鍵變量定義。

（1）研發投資強度（RDI），本文用研發支出占營業收入的比重代表企業研發投資強度；（2）貨幣政策（MP），虛擬變量，若處于2006年、2007年和2011年則為1，代表貨幣政策適度從緊/穩健；若處于2008年和2009年，則為0，代表貨幣政策適度寬松；（3）產權屬性（Holder），虛擬變量，若為非國有企業則為1，國有企業為0；（4）管理層風險傾向（RiskPro），具體包括個體特征（高管團隊的平均年齡、平均任期和平均上任時間）、慣（上一年度從企業財務風險指標，包括上一年的流動比例和資產負債率、營業周期）和團體異質性（高管團隊年齡的異質性），采用因子分析法構建管理層風險傾向指標；（5）管理層風險認知（Riskrec），具體包括外部董事的監管（本年度董事會會議次數）、外部競爭程度（HH指數）和企業發展潛力（Tobin Q），綜合構建管理層風險認知指標；（6）潛在投資機會（ROE），采用凈利潤與凈資產的比值，比值越高，反映企業的獲利能力越強，潛在投資機會越大；（7）企業規模（SIZE），用企業的銷售收入表示；（8）股權激勵（Opinc），虛擬變量，反映企業股權激勵狀況，即當企業股權激勵方案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或已經實施取1，否則取0；（9）稅收減免（TAX），虛擬變量，享受稅收減免則為1，不享受則為0；（10）資產負債率（Lev），企業的負債比上總資產；（11）市場化進程（MKT），企業經營所在地的市場化進程，取自樊綱等編著的市場化指數；（13）行業特征（IND），按照證監會2001版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的規定對公司所處行業進行分類，當樣本屬于某一行業時，其取值為1否則為0。

結合以上理論分析，我們分別構建以下三個回歸模型：

RDIi，t=？琢0+？琢1MP+？琢2RiskProi，t+？琢3ROEi，t+？琢4Sizei，t+？琢5Opinci，t+？琢6TAXi，t+？琢7Levi，t+？琢8MKTi，t+？琢9INDi，t+？酌i，t（1）

RDIi，t=？琢0+？琢1MP+？琢2RiskProi，t+？琢3Holderi，t+？琢4MP*Holder+？琢5ROEi，t+？琢6Sizei，t+？琢7Opinci，t+？琢8TAXi，t+？琢9Levi，t+？琢10MKTi，t+？琢11INDi，t+？酌i，t（2）

RDIi，t=？琢0+？琢1MP+？琢2RiskProi，t+？琢3Holderi，t+？琢4MP*Holderi，t+？琢5ROEi，t+？琢6Sizei，t+？琢7Opinci，t+？琢8TAXi，t+？琢9Levi，t+？琢10MKTi，t+？琢11INDi，t+？酌i，t（3）

四、 實證檢驗結果與分析

1. 相關性分析。Pearson相關性分析表明：解釋變量MP與因變量RDI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解釋變量Riskpro與因變量RDI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與我們的預期一致，也初步印證了假設1和假設3，即貨幣政策從緊時，企業R&D投資力度減小；管理層風險傾向與R&D投資力度正相關。解釋變量Holder與因變量RDI在10%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解釋變量Riskrec與因變量RDI負相關，但不顯著。控制變量Size、Roe、Opinc分別與因變量RDI在10%，10%，5%上顯著正相關；Lev在5%水平上與因變量RDI顯著負相關；而TAX、MKT變量則與因變量RDI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

2. 多元回歸分析。從表1可見，在控制行業變量的情況下，貨幣政策變量（MP）在三個模型中都與R&D投資強度顯著負相關，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表明緊縮的貨幣政策通過利率渠道提高了利率，企業貸款難度增大，理性的銀行減少了企業信貸，依賴于銀行借貸的企業融資成本增大，管理層改變企業的融資決策，進而影響了投資決策（如R&D投資決策），即在貨幣政策緊縮時降低公司R&D投資，假設1得到驗證。模型2中，Holder變量與R&D投資之間正相關但不顯著，而MP*Holder與R&D投資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表明非國有企業在貨幣政策緊縮階段受到的沖擊更大，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在緊縮階段獲得的銀行貸款顯著減少，因此，非國有企業在貨幣政策趨緊時，消減了公司的研發投入，假設2得到驗證。三個模型中管理層風險傾向變量（RiskPro）都與公司R&D投資間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管理層風險傾向越高，公司R&D投資越大，即管理層風險傾向與R&D投資力度正相關，假設3得到驗證。模型3中，管理層風險認知變量（RiskRec）與公司R&D投資負相關但不顯著，MP*RiskRe交乘項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表明緊縮的貨幣政策增加了企業面臨的市場不確定性程度，加大了企業價值的波動性，管理層會根據這一信息來調整自己的風險認知，改變對未來的預期，進而改變企業行為（包括R&D投資力度），因此在貨幣政策緊縮時，管理層會更高的估計未來的潛在風險，對風險會更謹慎，因而做出更為保守的R&D投資決策，假設4得到驗證。三個模型中企業投資機會變量（ROE）都與R&D投資在10%的水平上顯著相關，說明當面臨好的投資機會時，公司便會加大R&D投資力度。公司股權激勵變量（Opinc）與R&D投資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高管持股有助于企業開展研發投資活動，實施股權激勵顯著地提升了企業研發投資的積極性。除了模型3外，稅收優惠變量（TAX）與R&D投資顯著正相關，表明政府對高新科技企業實施稅收優惠能夠促進這些企業的研發投入。財務風險變量（Lev）與公司R&D投資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表明負債率高的企業傾向于降低R&D投資規模。企業規模（Size）和市場化水平（MKT）變量都與R&D投資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表明企業規模大小，企業經營所在地市場化程度對企業R&D沒有顯著影響。

模型1、模型2、模型3的F值分別為9.37，13.64，11.57，說明回歸模型變量之間關系較好，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顯著，模型整體的顯著性較好。三個模型中，雖然調整的R2都低于0.2，但總體上還處于可接受的范圍之內，模型的解釋力較好。

五、 結論與啟示

本文緊緊圍繞中國新興市場制度背景，結合A股上市公司2006年～2011年間的R&D投資數據，從企業這一微觀主體入手，研究了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研發投入影響及其作用機理問題。結果表明：（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貨幣政策能夠影響企業研發投入，具體表現為貨幣政策從緊時，企業會降低自身的R&D投資強度，并且相比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R&D投資強度減小得更多；（2）管理層風險傾向與企業R&D投資正相關，即管理層越偏好風險，企業的研發投入則越大；（3）貨幣政策影響管理層的風險認知，改變其對未來的預期，進而影響企業的R&D投資強度。

我們的研究揭示了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企業研發投入的幅度與作用機理問題，為國家和政府制定相關宏觀經濟政策推動國家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有利于政策制定者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相關政策。相關實證檢驗結果也有利于我們更好、更深入的理解在新興市場背景下，貨幣政策影響企業融資和管理層認知，進而影響企業研發投入的作用機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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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全球經濟波動背景下R&D投資決策行為心理效應與政策誘導”（項目號：7097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