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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關 鍵 詞：對外直接投資；FDI留置利潤；對外資產負債結構

中圖分類號： 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3）05-0022-03

一、引言

2012年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的數據顯示，對外凈資產為17 364億美元， 在主要國家中位居第二。盡管如此，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對外資產以外匯儲備資產為主，對外負債以股權型負債（FDI、股本證券）為主 [1] 。并且，外匯儲備主要用于海外的債券型投資。由于債券型投資的收益率要遠低于股權型投資的收益率，因此，中國對外投資收益嚴重逆差，數據顯示，2012年投資收益項下逆差高達574億美元， 盡管與2011年相比有所下降，但還是超過了2005～2010年逆差的累計總額。

現有研究表明，中國對外資產負債表正處于潛在風險威脅之下。如：張茉楠分析指出，“負財富收益”風險、人民幣幣值波動性風險、貨幣政策和貨幣調控的管理風險是當前中國式對外資產負債表面臨的三大風險 [2] 。徐以升的研究 [3] 表明，持續攀高的存量FDI所產生的利潤正在系統改變中國的國際收支格局，中國已經進入了“流量凈債務國”階段。這意味著，中國未來對外凈資產規模將持續縮小。目前，主流的看法是開放資本項目、調整對外投資結構，增加對外直接投資比重。那么，能因此減少甚至消除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的不對稱性嗎？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的比較

改革開放以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一直是中國利用外資政策的重心之一。 引進的這些資金在中國獲取利潤，每年會有小部分匯出（反映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經常賬戶項下投資收益的借方），剩余大部分留置在國內， 形成可觀的FDI留置利潤。2010年，國家外匯管理局參照國際標準，對2005年以后的國際收支平衡表進行了統計口徑上的調整。根據新的統計口徑， 外商投資企業歸屬外方的未分配利潤和已分配未匯出利潤（即FDI留置利潤），被記入國際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賬戶項下直接投資的貸方。由于在其中還夾雜統計了每年FDI實際流入量，因此將這項下數據剔除每年FDI實際流入量，并加總IMF統計的每年FDI利潤匯出量， 然后除以兩年內FDI的平均存量， 即可大致得出FDI在華投資收益率，如圖1所示。

圖1還顯示了美國在華直接投資收益率以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比較可以發現，美國在華直接投資收益率大多年份高于FDI在華直接投資收益率，并且均比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率要高出一倍多。2012年，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規模是FDI存量規模的23.28%。顯然，如果不提高投資收益率， 即便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規模擴張至與FDI同等的存量規模，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收益仍會存在巨大的逆差。

二、 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或改變儲備資產的來源結構

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分別從流量和存量兩個角度核算了一國對外經濟交易活動。其中，國際投資寸頭主要是指對外金融資產負債存量，國際收支可以與之對應的只是其金融賬戶和儲備資產部分。從流量上看，儲備資產的資本來源主要有兩個渠道： 一是通過經常賬戶項下的盈余來積累，即通過貨物與服務貿易、收益以及經常轉移項下的盈余來積累；二是通過FDI、 證券資產和其他投資等金融交易資金的流入。二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掙”得，后者是“借”入，是負債。 [4] 顯然，儲備資產的來源結構與對外資產負債結構之間存在引致關系。如果減少“借”入的規模和比重，同時提高“掙”得的規模和比重，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減少或消除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的不對稱性。

1. 從“借”入的角度來分析。近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規模和年均增長率均超過了FDI。前者由2005年的137億美元增至2012年的624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24.18%； 后者由2005年603.25億美元增至2012年的1117.16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9.2%。二者差額在不斷擴大，這意味著如果其他條件不變，那么儲備資產的“借”入比重會因此下降。但是，表1中的數據（倒數第四列）并沒有反映出這種變化，主要原因在于上述的FDI留置利潤被計入其中。

2. 從“掙”得角度來分析。表1的數據（不考慮2012年數據的異常變動）顯示，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儲備資產的來源中“掙”得比重并沒有因此提高， 反而由2008年的87.72%下降為2011年的35.1%。其中，投資收益逆差所占的比重由2008年的5.96%擴大為2011年的-18.3%， 侵蝕了中國儲備資產的規模。除此之外，源于貨物和服務貿易順差的比重也出現下降。也就是說，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對貨物和服務出口的帶動效應并不足以帶來順差的擴大。實際上，隨著200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的升值， 對外貨物貿易的順差主要是來源于加工貿易， 一般貿易項下數額在2009年后反而出現了逆差，如圖2所示。

三、加劇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不對稱的主要因素

與FDI/美國在華投資收益率相比較而言，中國存在較大的差距。 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或提高了“借”入的比重，降低了“掙”得的比重，因此并不能因此減少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的不對稱性。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導致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的懸殊差距，進而加劇這種不對稱性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人民幣匯率的過度升值。余永定指出 [5] ，中國的國外資產幾乎全部是以美元計價，而其國外債務則大多以人民幣結算。實際上，此次外匯管理局所統計的FDI留置利潤也是以人民幣為計價， 需要換算成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美元。這意味著，對FDI而言，美元出現貶值或者人民幣升值都會帶來匯率暴利，膨脹其在華投資收益。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國外匯占款余額為23.67萬億人民幣， 而外匯儲備為3.31萬億美元，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2855（全年升值了0.25%）[6] 。如果按照此均衡匯率計算， 那么23.67萬億外匯占款余額對應的外匯儲備為3.76萬億美元，二者相差4537.4億美元。只有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7.1467，外匯儲備才能和外匯占款余額平衡。 由此推算，FDI留置利潤大約膨脹了13.7%。如果按照累計升值幅度來看，FDI留置利潤更是大幅膨脹。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計算，2013年5月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有效匯率為116.29，對比2005年7月升值幅度超過了36%。 顯然，FDI留置利潤膨脹幅度也超過了36%。

2. FDI在華享有超優惠的待遇。FDI在華投資收益豐厚，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地方政府在稅收、土地等方面所給予的優待。例如，在土地使用方面，各地區政府為吸引FDI流入，競相壓低土地價格，甚至出現“零地價”、“倒貼三通一平”。此外，許多地區甚至通過放松的環境規制或降低勞工標準等措施吸引FDI入駐。[7] 但是中國對FDI的開放并沒有換來東道國“對我開放”的承諾，也就說雙方是一種不對等的狀態。以美日的情況為例，在美國，華爾街一位從事并購業務的美國律師坦言，中國企業取得美國銀行10%的股權是極其困難的， 企圖取得20%以上的股權幾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取得實際控制權了 [8] 。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是一種單向結構。數據顯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要遠高于FDI的存量，2012年底前者約為后者5倍。 盡管在2005～2010年，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率并沒有比中國好多少， 在2006～2008年以及2009年甚至還低于中國的表現。但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單向結構保證了其收益要遠大于FDI在日本的收益。

3. 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內部約束不足。 目前，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約有3/4來源于中央企業， 它們代表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 由于面對的資金約束較為寬松， 成本和效率往往不是他們要考慮的目標函數，同時由于缺乏科學決策，海外投資行為往往具有隨意性。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容易出現企業重復投資、 惡性競爭哄抬并購價格、 石油和天然氣等戰略資源價格越漲越買等亂象[7] 。尤其是中央企業在全球能源、 礦產等領域群起并購之后，最終又只能大規模放棄。

此外，受“中國”等政治因素的牽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還經常處于被動， 影響了整體海外投資收益。根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共同中國全行業對外投資的統計數據顯示， 央企在海外設立的近2000家企業中，72.7%盈利或持平，27.3%虧損。[9] 而其中， 虧損的金額都頗為驚人。例如2011年7月初，中鋁宣布澳大利亞昆士蘭奧魯昆鋁土礦資源開發項目最終失敗，項目損失高達3.4億元；2011年6月， 中國鐵建投資沙特輕軌項目虧損達41.48億元；2010年6月，中鋼集團在澳大利亞Weld Range鐵礦石項目暫停， 具體損失暫無統計。2009年9月， 中國中鐵在波蘭A2高速公路項目虧損，合同總額4.47億美元等等。 [10]

四、總結與對策建議

債券型投資和股權型投資收益率的差異，還只是引發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不對稱的一個方面。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的懸殊差異，才是問題的關鍵。人民幣匯率過度升值、FDI在華享有超優惠待遇以及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缺乏有效的內部約束，都拉大了中外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的差異，加劇了這種不對稱性。對策建議如下：

1. 加強內部約束，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如果企業擁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那么他們在對外直接投資時獲益的可能性就比較大。 以此作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內部約束， 如果企業只擁有所有權和內部化優勢，那么這家企業就應該只選擇出口方式；如果企業只擁有所有權優勢， 那么這家企業就只應該選擇技術轉讓方式。 對于內部約束， 需要建立國家層面的協調機制。例如，在紡織行業、電子行業、化工等產業領域的許多中國企業，其技術不是最先進的，但是與落后國家相比又具有一定的先進性和實用性，國家對這些領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嚴格審核其投資區域是否限定在技術和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或地區，同時嚴格限制投資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的企業數量，避免在海外形成過度競爭的格局。

2. 人民幣匯率要適度的貶值。一方面，人民幣匯率適度貶值， 能給企業轉型和產業升級預留足夠的時間，有利于出口的穩定增長，也有利于發揮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帶動效應。實際上，這在儲備資產的來源上也提高了“掙”得比重。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適度貶值， 能有效剔除FDI投資收益的匯率暴利，縮小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的差距。 根據最基本的市場規則，人民幣匯率在FDI流入與其投資收益匯出時保持一致，中國才會不賠也不賺。即便不遵循這樣的市場規則， 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幅度也要控制在均衡范圍內，以保證外匯儲備資產的大部分不被侵蝕。從這個角度來看，加強資本項目管制，防止國際資本的大進大出，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然非常必要。

3. 從制度上消除給予FDI的大量優惠。 經濟增長的背后需要良好的制度設計予以保障。 中國的金融市場發展不成熟， 資金閑置和資金短缺的結構性矛盾同時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地方和企業的融資需求只能訴諸于FDI的流入。 顯然， 這種類型的FDI流入并沒有帶來國際上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地方和企業也沒有得到真正的實惠。并且，這種類型的FDI大量流入會造成外匯占款的增加以及貨幣供給的擴張。為了防止通貨膨脹，中央銀行只有采取沖銷政策進行干預， 結果貨幣的收縮又使那些沒有FDI來源的國內企業被迫降低其投資水平，從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地方和企業的融資需求又不得不更依賴于FDI的流入了。另外，以政績和GDP為導向的地區競爭制度， 使各地方政府都有動力去爭取FDI的流入，FDI在華的超國民待遇也隨之產生。所以，要從制度上消除給予FDI的大量優惠，就需要培育金融市場，使其有效運行。同時，規范地方政府的引資政策，避免其對FDI的盲目重復引進乃至過度引進。

參考文獻：

[1]康子冉. 對外資產結構失衡FDI撤資風險、資產收益率過低并存[N]. 第一財經日報，2013-05-08.

[2]張茉楠. 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的三大風險[J]. 中國經濟周刊，2012（32）.

[3]徐以升. 中國進入“流量凈債務國”之列[N]. 第一財經日報，2013-04-26（A07）.

[4]王永中. 中國外匯儲備的經濟成本[J]. 金融評論，2012（6）.

[5]余永定. 中國國際收支風險不可忽視[N]. 中國證券報，2013-06-14（4）.

[6]蘇曼麗.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全年升值0. 25%[N]. 新京報，2013-01-02（A18）.

[7]楊曉麗，姜向榮，丁華. 跨國公司在華FDI與我國的引資政策思考[J]. 科學與管理，2012（5）.

[8]余云輝. 中國對美開放 為何美國對中不開放[EB/OL]. 新華網，2008-04-08. http：//news. xinhuanet. com/comments/2008-04/08/content_7932685. htm.

[9]楊燁，張彬，高偉. 國資委筑境外經營風險“防火墻” [N]. 經濟參考報，2012-11-07（1）.

第2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一、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的主要特征

（一）規模差距懸殊，危機后走勢不一

中美相互直接投資在規模上有顯著差距。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經歷兩輪增長，第一次擴張期為1993—2001年，從5.56億美元增至19.12億美元；2003—2007年進入第二輪增長階段，2007年達到52.43億美元。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發展緩慢，2003年僅為0.65億美元，2007年為1.96億美元。

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和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走勢不同，美國對華投資波動較大，出現資本凈流回，中國對美國投資則增長較快。美國經濟分析署的數據顯示，美國對華直接投資2008年增至歷史最高值，2009年降至負值，出現凈資本流回，且2011年再次出現16.63億美元的資本凈流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數據，沒有出現負值，但呈現下降趨勢。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則增長較快，2010年和2011年的增速分別為43.9%和38.5%，2011年達到18.01億美元。

（二）雙邊直接投資都以制造業為主，服務業投資趨于增加

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集中于制造業領域，對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投資趨于增長，但仍然較小。2000年美國對華制造業直接投資存量為70.76億美元，占美國對華投資總額的比重為63.5%，2011年達到267.1億美元， 所占比重為49.2%；其中，以滿足當地市場需求的食品業和化工、冶金和交通設備等重工業為主，計算機和電子產品的投資規模也較大。對服務業的投資增加，2000年美國對華服務業的直接投資存量8.09億美元，占美國對華投資總額的比重為7.3%，2011年為146.37億美元，所占比重為27%；其中，對金融業的投資整體呈增長趨勢，所占比重為4.6%，但總體上仍然較少。

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制造業，金融業投資增加較快。2010年制造業領域的投資存量占比27%，為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國際金融危機后，對美國金融業的直接投資增加，2007年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總金額為1.96億美元，2008年大幅增至4.62億美元，其中，對金融業投資增幅最大，2010年對金融業投資所占比重為10.8%。

（三）雙邊直接投資在兩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聯系中相對較弱

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和歐洲地區，對華直接投資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2008年之前不足2%（2005年除外），國際金融危機后出現波動，2010年對華直接投資占比為2.33%。中國引進美國投資占中國引進外資的比重也較低，并且下降趨勢較為顯著，2004年為6.5%，2010年降至2.04%。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亞洲和非洲地區，2011年對美國直接投資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比重為2.43%；從美國引進外資的角度看，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所占比重更是很低，2009年之前都低于0.2%，2011年為0.25%。

二、形成中美雙邊直接投資基本格局的主要影響因素

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已形成一定規模，而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起步較晚，雖然國際金融危機后發展較快，但仍處于起步階段。截止到2011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存量為542.34億美元，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僅為38.15億美元。

（一）比較優勢決定雙邊投資的基本格局

從美國的角度看，美國的企業由于具有技術創新、先進的企業管理和營銷與品牌等優勢，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居世界首位。從中國的角度看，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更多地擁有“國內資源部門的準入權優勢”和“生產階段的分工”，而只有少數企業在某些領域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術的所有權優勢”。

如果將美國和中國的優勢放在一個框架中分析，則美國更多地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術的所有權優勢”，中國更多地擁有“國內資源部門的準入權優勢”和“生產階段的分工”優勢，這決定了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的基本格局。

（二）區位因素和歷史文化聯系

從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看，經濟發展的歷史聯系和地理因素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格局的主要影響因素。截止到2011年，美國對加拿大、歐洲和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頭寸所占比重，分別為8%、55%和20%，對亞太地區的直接投資占比僅15%。

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較深地參與到國際生產分工體系中，逐漸成為世界主要的制成品出口國。受地理和文化因素的影響，主要是來自亞洲地區的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和韓國的直接投資發揮了主導作用，來自美國的直接投資并不是促成中國參與當前國際分工的主要因素。

三、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

（一）美國“再工業化”對雙邊投資帶來不確定性

為應對國內失業率居高不下和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等問題，美國實施“再工業化”戰略，有層次、有步驟地推出一系列系列舉措。美國“再工業化”對雙邊直接投資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

1、部分美國在華制造業企業回歸，但宏觀影響并未顯現

隨著機器人、人工智能生產和頁巖氣技術的突破，美國的制造成本降低。2012年3月份波士頓咨詢公司推出《美國制造回歸：制造業或臨拐點》的報告，認為中國制造業的低成本優勢正在不斷削弱，制造業從中國向美國回歸拐點將有可能在計算機和電子產品、家電和電氣設備、機械設備、家具、金屬制品、塑料和橡膠及運輸工具七大產業率先啟動。目前確實也出現了部分制造業企業回歸美國生產的現象。

在宏觀層面上美國對華制造業直接投資未受到顯著沖擊，但趨勢不穩。美國對外制造業直接投資，2008年降到最低，2011年還沒有恢復到危機前水平，但已溫和復蘇。美國對華制造業直接投資在2009年下降幅度較大，2010年和2011年先增長后下降，趨勢不穩。從制造業的內部結構看，計算機和電子信息產品、電子設備和零部件以及交通設備領域的直接投資波動較大。

2、中國對美跨國并購受政治干擾趨多

從中國企業近幾年對美國的直接投資看，華為、中興、三一和萬向等中國企業在美直接投資接踵遇挫。“政治”、“國家安全”、“威脅”等成為阻礙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主要障礙。具體看，中國對美跨國并購的企業主要是中國在高技術產業領域有過激競爭力的企業，美國存在對其技術外溢的擔憂。根據《埃克森-佛羅里奧修正案》規定，總統有權基于國家安全的理由對任何外國兼并、收購和接管美國的商業公司的行為采取行動。對外國并購等的審查具體由外國投資委員會來負責。這種“審查權”就賦予了美國總統在經濟領域的“政治干預權”。

因此，從經濟要素的稀缺性來看，有限的資本根據要素成本的差異，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進行區位選擇，意味著美國對華直接投資面臨不確定性，但目前尚未帶來明顯沖擊。另外，從先進技術的壟斷性看，出于對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增強的防范，針對中國對美高技術企業的并購，美國通常會以威脅到國家安全的理由進行干涉，從而給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增加風險和不確定性。

（二）影響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發展趨勢的基本因素尚沒有變化

1、中國的市場需求巨大，且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收益增長快

從亞太地區看，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市場需求巨大的優勢較為顯著，成為吸引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主要因素，即前面提到的，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市場拓展型投資”，目前已取得較好的發展。

一是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已形成較大規模。中國已經為美國對亞太地區制造業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的直接投資在2004年之后經歷了快速增長，2007年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頭寸，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亞洲地區最大的國家，2011年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的投資頭寸為267.1億美元，高于日本的233.12和新加坡的214.47億美元。

二是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收益持續穩定增長，并且前景不錯。美國商務部公布的美國—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經常賬戶項目下的直接投資為凈收益，并且穩步增長。2000年直接投資項下美國對中國實現的投資收益為12.2億美元，之后快速增長，2007年為57.7億美元，2008—2011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收益仍保持較快增長，達到96.8億美元，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的比重也提高至2%。

另外，美國對中國金融業的投資增長空間較大。截止到2011年美國對日本的金融業直接投資總額為545億美元，相當于制造業投資總額的2倍多，而對中國金融業的投資總額25億美元，不足制造業領域投資的十分之一。美國對新加坡、韓國和印度的金融業直接投資分別為137、57和37億美元，也高于中國。隨著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和開放水平的提高，美國對中國金融業的直接投資將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因此，美國對華制造業投資已經具備一定的基礎，金融業領域的直接投資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并且投資收益穩定增長，這都成為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增長的有力支撐。基于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場潛力的逐漸顯現，預計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增長的基本趨勢不會受到影響。

2、中國擴大對美直接投資的必要性凸顯，且具備客觀基礎

中美之間的直接投資聯系較弱，貨物貿易和中國持有美國的國債是目前中美兩國主要的經濟聯系。從資本流動的方式看，中國資本流入美國的主要方式是中國增持的美國國債和美國銀行增加的負債，直接投資方式所占比重非常小；美國資本流向中國的主要方式是美國銀行投資權益的增加，直接投資占比也較小。通過增加對美國直接投資已成為改善中美經濟貿易聯系的主要方式之一。

從直接投資的動機看， 中國企業對美國投資的動機日益強烈。確保在美國的市場份額，規避貿易摩擦等占主導地位，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而隨著我國高技術產業領域部分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增強，為加快提升我國高技術和先進制造業的發展水平，進行專利與信息收集、商品籌劃與開發研究，也成為推動中國企業對美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因素之一。

從比較優勢的角度看，我國部分企業具備了跨國并購的基礎，中國已到了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的階段，“走出去”戰略實施后，一系列支持海外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的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三）政策環境整體有利，且長期看尚存機遇

從長期看，美國“再工業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市場需求，以及產業分工深化為促進兩國直接投資帶來機遇。

1、中美雙邊直接投資面臨的政策環境整體有利

一是“選擇美國”計劃的實施有利于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2011年6月奧巴馬簽署行政命令，創建“選擇美國”項目辦公室，旨在推動全世界各地和美國本土企業擴大在美國的投資，為美國創造增長良好的就業環境。

二是中國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1年修訂）》擴大了開放度。目錄取消了部分領域對外資的股比限制，通過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以促進制造業改造提升、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促進服務業發展；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加快實施，也為國內企業加強對美直接投資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撐。

三是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正在推進。2008 年6月，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雙方同意啟動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旨在加強雙邊投資保護的同時，促進雙邊投資健康發展。2012年5月重啟中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談判，兩國政府并為此展開了相關研究。

2、辯證看長期雙邊直接投資尚存機遇

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推進，從發展的角度看，一是必然意味著對潛在市場投資的增加，以更準確靈活地捕捉市場需求信息，二是“再工業化”帶來的新一輪產業的發展，必然帶來國際分工的深入發展。首先，長期看，市場需求是企業技術和產品創新不可或缺的，尤其是當前產品生命周期加快，產品的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再創新階段，間隔時間較短，必然意味著為了抓住市場規模而帶來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中國具有潛力巨大的市場。美國可能通過對華直接投資，來捕捉更多的市場信息。其次，“再工業化”將帶來新一輪產業興起和發展，必然帶來國際分工格局的調整，這無疑是中國參與新一輪全球經濟分工的重要機遇，通過培養我國企業在國際分工中的新優勢，提升技術水平，與美國更多地展開科研合作，與美國形成不可替代的產業分工關系，將有利于雙邊直接投資發展。

四、政策建議

加強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的目標并不是確保其規模，或者確保其增速，重點是促進中美直接投資結構性加強，立足于利用好中國潛力巨大的市場優勢、較低成本的熟練勞動力優勢和一定基礎的科研優勢，并抓住“美國再工業”及新一輪產業革命帶來的國際分工的機遇，為我國的產業轉型升級創造爭取更多的有利條件。為此建議：

一是分類利用好美國對華直接投資。針對以利用我國低勞動力成本為導向的美國直接投資，政策側重于理順要素市場價格，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無需政策方面壓低勞動力成本以應對“美國制造業回歸”；針對以我國市場需求為導向的直接投資，政策側重于市場開放程度的擴大，但也要防范美資企業在我國市場上的壟斷，造成國民福利的損失；最重要的是，為擴大美國高技術領域或者研發機構在我國的投資提供政策支持。

二是加大對戰略性產業的監管。在擴大產業開放的同時，要更加注重監管，保障我國的經濟和產業安全。

第3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關鍵詞 跨國銀行 對外直接投資 理論分析

關于銀行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及其理論淵源的研究，西方學者大都借鑒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進行分析。由于跨國銀行是以提供金融服務為經營對象的特殊的金融服務性企業，所以對跨國銀行發展動因的理論分析，又不同于一般的跨國企業。

1 比較利益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的延伸

對跨國銀行理論的研究是在跨國公司理論的基礎上進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論文中開創性地將傳統的產業組織理論應用于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分析。產業組織理論是以同一商品市場的企業關系為研究對象，以產業內的最佳資源分配為目標，研究產業內企業規模以及企業之間競爭與壟斷關系的應用經濟理論。

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羅伯特·阿利伯教授在產業組織理論的基礎上研究跨國銀行對外發展的比較優勢。阿利伯得出的結論是：在給定的市場上，銀行的效率和銀行的數量是反向關系的，即銀行在集中率高﹙數量少﹚的國家比集中率低﹙數量多﹚的國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說在銀行集中率越高的國家，銀行的存貸利息差越大，其銀行體系的效率越高，未來的成長潛力越大。在銀行高度集中的國家，銀行的規模往往很大，相對較小的國內市場限制了這些銀行的發展，只有走向國際市場，才能實現其規模經濟效益。

美國經濟學家赫伯特·格魯貝爾在產業組織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跨國銀行功能的三分類理論，這個理論回答了跨國銀行在與東道國的競爭中如何獲取比較優勢。格魯貝爾將跨國銀行分為跨國零售型、跨國服務型和跨國批發型三種類型，每種類型都有相應的比較優勢。跨國銀行會根據自身的優勢實行不同的發展戰略，以便發揮優勢，避免趨同，尋找自己的利潤增長點。格魯貝爾的三分類理論為跨國銀行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2 內部化理論———交易費用理論的延伸

1937年科斯在其著名論文《企業的性質》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內部化理論是科斯交易費用理論在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戰略中的一種應用，最初由巴克萊和卡森提出。卡森在《跨國銀行演變的理論透視》一書中，用“內部化理論”來解釋跨國銀行形成和發展的原因。他認為，由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及處于國際財務保密等一些特殊金融服務的需要，有些金融業務很難與別國銀行合作展開，而跨國銀行通過遍布全球的分支機構的靈活性，可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風險。

內部化理論的兩個假設前提是企業利潤最大化和不完全市場，強調市場的不完全性如何使企業將壟斷優勢保留在企業內部,并通過企業內部使用而取得優勢的過程。當這一過程超越國界便會形成跨國企業。內部化理論認為,中間產品市場上的不完全競爭, 是導致企業內部化的根本原因。這些中間產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 更為重要的是專利、專有技術、商標、商譽、管理技能和市場信息等知識產品。由于中間產品市場的不完全, 企業在進行知識產品的外部交易時, 存在著泄密的危險和定價的困難, 企業為了克服這些障礙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費用, 所以外部市場對于中間產品的交易既是昂貴的, 又是低效的。企業不得不以內部交易機制來取代外部市場, 將知識產品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統一的所有權之下, 并在對外直投資中加以利用, 從而降低交易費用, 使企業的技術投資獲得充分的報償。

跨國銀行不僅向客戶提供最終產品, 而且還進行研究開發、培訓員工、形成獨具特色的服務技術和管理技能等, 并利用轉移價格通過跨國銀行網絡銷售這些中間產品。由于信息不對稱, 這些中間產品很難定價, 因而存在不完全外部市場, 因此傳統自由貿易的赫克塞爾———俄林模型(以下簡稱H-O 模型) 不再適用。為了克服外部市場不完全性, 跨國銀行通過組織內部市場以降低交易費用, 此時H-O 模型中的國家特有優勢變為企業特有優勢, 正是這種優勢激發了銀行服務的跨國界延伸, 因而內部化的前提條件是不完全市場。由于市場不完全, 銀行在讓渡其中間產品時難以保障自身的權益,也不能通過市場來配置其資源, 保證銀行效益最大化。通過形成中間產品的內部市場,銀行可保留對中間產品的控制權, 防止中間產品的擴散以免失去這種優勢,所以中間產品的內部市場化尤為重要。中間產品優勢是銀行的公共產品, 通過離岸擴張這種優勢可被充分利用。20世紀60年代美國銀行向歐洲市場發展可以很好地說明內部化理論，60年代初期，歐洲美元市場形成，歐洲市場寬松的監管環境及較高的獲利水平吸引了大量美國銀行向歐洲市場投資，1963年，美國政府實行利息平衡稅、自愿對外貸款計劃等條例限制美國銀行對國外客戶貸款以防資本外留。美國銀行為了逃避這些管制，紛紛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特別是在倫敦從事歐洲市場業務。跨國銀行從事歐洲業務的機理有:由于跨國銀行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地位, 它們能內部化對某種貨幣的優勢；由于跨國銀行僅與大客戶打交道, 它們提供的產品具有優勢, 因而跨國經營可以在比較低的固定成本下內部化這種比較優勢；跨國銀行通過跨國界經營以逃避國內監管趨嚴引起不斷增加的經營成本并將其內部化。

銀行實行市場內部化的目的是消除市場缺陷,目標是獲得內部化本身的收益,但市場的內部化也會增加其它成本, 銀行此時必須承擔分配和定價成本, 所以市場內部化也并不是沒有成本的。銀行市場內部化的進程取決于其對內部化收益與成本比較的結果, 內部化最好的結果是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

3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各種理論的折衷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由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鄧寧提出的。1977 年, 英國里丁大學教授約翰·鄧寧發表著名論文《貿易, 經濟活動的區位和跨國企業: 折衷理論探索》, 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鄧寧認為：早期理論都只是對跨國公司行為作了部分的解釋, 不能成為跨國公司的一般理論。他強調, 對外直接投資、對外貿易以及向國外生產者發放許可證往往是同一企業面臨的不同選擇, 不應將三者割裂開來。應該建立一種綜合性的理論, 以系統說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動因和條件。他把自己的理論稱為折衷理論,其意圖是要集百家之長, 熔眾說于一爐, 建立跨國公司的一般理論。

鄧寧認為，一國企業﹙包括跨國銀行﹚之所以能跨國經營，關鍵在于擁有：所有權優勢。主要表現為企業所擁有的某些無形資產，特別是專利、專用技術和其他知識產權；內部化優勢。這是指擁有無形資產所有權優勢的企業，通過擴大自己的組織和經營活動，將這些優勢的使用內部化的能力；區位優勢。這是指特定國家或地區存在阻礙出口的因素而不得不選擇直接投資，或者使直接投資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種因素。區位優勢是造成對外直接投資的充分條件，當一個企業同時具備前兩種優勢，并能確認獲得特定國家或地區的區位優勢時，對外投資常常是企業不可避免的選擇。鄧寧對這三種優勢的分析見表1。

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分析框架,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各種因素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見表2。

4 總結

以上各種理論各有側重，但總體上遵循這樣的機理：當銀行境外業務比境內業務存在超額利潤，即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時，銀行境外投資就更有利可圖，實現凈收益的最大化，從而產生國際化經營的動機。可以用一個模型來分析此結論。

模型假定：①銀行和廠商一樣，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經濟人”。②金融市場由境內市場和境外市場兩部分組成。③銀行占有有限的生產要素。④金融市場為非完全競爭市場，包含以下幾點： a. 要素流動限制，要素報酬國家間差別化； b. 金融產業流動限制，金融產品價格國家間差別化。c.各國稅負、技術水平、風險系數不一致，且不同市場均存在信息成本。d.有些國家存在金融管制，產品價格（如利率）并非市場出清。

銀行在國內、國外要素投入的過程為：

MRi＝αIim﹢bi ； MRj＝βIjn﹢bj ；

s.t. m﹤0,n﹤0,TR＝Ri﹢Rj , I＝Ii﹢Ij

其中，MR為邊際收益，I為投資量，TR為總收益，R為收益，i為境內，j為境外，則:

maxTR＝dTR∕dIi＝0,推出MRi＝MRj

由于是非自由競爭市場，m≠n, bi≠bj , α≠β,則:

MRi＝MRj推出αIim﹢bi＝βIjn﹢bj

當βIjn﹤αIim﹢bi－bj時，Ij＞Ii

即此時銀行在境外業務的收益比境內業務的收益大（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這時銀行境外投資的收益最大，產生跨國經營的動機。無論是用哪一種理論來說明跨國銀行的國際投資，最終都是在當境外投資存在超額利潤即境外收益比境內收益大進行國際投資的。

參考文獻

1 薛求知,楊飛. 跨國銀行管理「M．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2 馬之騆．國際銀行學概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3 盧現祥. 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 北京： 中國發展出版社, 2003

4 吳先明.現代跨國公司理論的發展「J．經濟評論，2000（1）

第4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關鍵詞：匯率水平 匯率波動 對外直接投資

一、前言

面對世界經濟艱難復蘇，全球范圍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持續下降的形勢，我國政府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鼓勵我國境內企業“走出去”，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步伐明顯加快。據《201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對全球155個國家/地區的6532家境外企業進行直接投資，累計實現對外直接投資1412.19億美元（含金融類企業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4.7%，主要涉及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合作和高端制造業等領域。從2005年7月21日開始，人民幣匯率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的浮動匯率制度，受美元持續走強、歐洲央行寬松政策的影響，2015年人民幣匯率波動性明顯加大，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會直接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進行，本文將從理論研究和數據分析兩個角度，探究匯率變動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關系。

二、匯率變動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傳導機制

目前國內外學者分別從匯率水平、匯率波動性和匯率預期研究匯率變動對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影響。

（一）匯率水平的影響

母國貨幣匯率水平變動會從財富效應、生產成本效應和資本化率效應來影響母國對海外的直接投資活動。財富效應是指母國的貨幣升值后，以外國貨幣衡量的財產相對于母國企業更為便宜，為了獲得財富均衡最大化需要增加海外資產的持有量，鼓勵企業通過兼并收購等形式對外直接投資獲得被投資國的優質資產；生產成本效應是指母國的貨幣升值后，被投資國生產所需的資本成本相對降低，刺激投資者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得更高的資本回報率；資本化率效應是指母國的貨幣堅挺并且貸款利率較低，母國企業相對較高的通貨溢價將獲得高資本化率，在對資產并購中更具有優勢，增加直接對外投資的概率。

但有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卻得到了相反的結論，認為母國貨幣貶值導致匯率降低時，導致資本外流并促進對外直接投資。

（二）匯率波動性的影響

母國貨幣的波動水平等價于投資者面對的匯率風險，隨著匯率波動性的增大，風險厭惡型投資者會減少在被投資國的生產投入，并會放棄收益率較低的項目以降低風險水平。另一方面，劇烈的匯率波動對國際貿易產生的影響要大于對直接對外投資的影響，為規避匯率風險母國投資者考慮增加對外直接投資以替代國際貿易，即匯率波動性與外直接投資可能存在正相關性，波動率越大，越有利于對外直接投資。

（三）匯率預期的影響

匯率預期服從隨機漫步理論，未來的即期匯率對當前的即期匯率缺乏彈性，匯率預期對直接投資的影響不具有顯著性，與對外直接投資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對于未來變動方向和幅度基本確定的匯率預期，投資者在綜合考慮風險與報酬的前提下，決定是否轉回利潤或增加投資。

三、匯率變動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分析

為驗證人民幣匯率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影響，本文分析2003―2015年度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數據，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變動趨勢如圖1所示，發現自2005年央行進行第二次人民幣匯率改革后，人民幣持續升值27.58%，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從122.60億美元增加到1412.19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27.68%。人民幣升值使得國內投資者參與競爭購買海外資產時更有競爭力，并且被投資國的生產成本特別是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資本收益率提高，即我國企業在國外的生產成本會下降，產生財富效應和相對生產成本效應，促使我國投資者對外直接投資。

人民幣匯率波動性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變化對比情況如圖2所示，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后，短期時間內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變化幅度與匯率波動幅度成正相關性。其中，2011年美國經濟恢復疲軟，2015年歐洲央行擴大寬松政策，與此同時我國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人民幣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兌換，導致相關年度美元兌人民幣大幅雙向波動。人民幣匯率波動性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是顯著的，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需要關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水平值的同時，也應進一步關注其波動性，避免使得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產生大幅度波動，影響凈出口貿易和企業經營發展。

在當前人民幣升值預期不斷降低、未來市場面臨諸多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在研究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時，也應該考慮匯率預期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產生的分化效應。考慮到美元近期升值的壓力，對于發行以美元計價債券的企業，為降低資金成本和未來匯兌損失，直接截留對外投資收益并償還未到期債務，并減少海外資產的持有量。目前國內資本市場出現“資產荒”，對于擁有大量富余資金的企業，如保險機構正利用“走出去”政策的便利性，積極購買境外優質資產，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范圍和規模。

四、結論與建議

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為成本導向性，匯率變動對企業的境外投資決策有重要影響。人民幣匯率水平和匯率波動率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匯率預期對不同類型的企業產生不同作用。在保持國內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同時，短期內需要穩定人民幣匯率，降低匯率波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1]邱立成，劉文軍.人民幣匯率水平的高低與波動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J].經濟科學，2006（10）：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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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新樂，王文明，王聰.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 2007，293（5）：91―95

[4]王鳳麗.人民幣匯率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基于ECM模型的檢驗[J].經濟問題探索，2008（3）：134―137

[5]胡兵，涂春麗.人民幣匯率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基于跨國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當代經濟研究，2012（11）：77―82

第5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一、兩種理論的研究溯源與現狀

（一）傳統理論上的不相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規模報酬不變。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國生產同種商品的價格差異，而價格差異則是由成本差異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不同所致，生產要素的價格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決定的。正是由于各國生產要素豐裕程度的不同，決定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時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價格優勢。所以，一國將出口較密集地使用其豐裕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進口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國際貿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國的資源優勢所決定。由此可見，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生長的空間。

現代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和發展，恰好否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完全的自由競爭導致完全的市場結構。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美，才是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場的非完美性，跨國企業才有可能運用組織的效率，發揮它在獲得資本、勞動、技術和知識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條件，在世界市場上與當地企業競爭。跨國企業在市場、生產、規模經濟以及諸多方面的壟斷優勢是確保跨國生產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也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可見，這一分析框架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兩種理論融合的嘗試

較早地把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國學者弗農(R.Vernon1966)。他用“產品周期理論”來系統解釋企業在出口、許可證形式和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選擇，并將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與企業生產的區位選擇聯系起來。弗農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產品期、產品成熟期和產品標準化期，他認為，在新產品期，企業選擇在國內生產，對國外市場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貿易的形式；在產品成熟期，企業想保持最佳經濟效益必須考慮對外直接投資；當產品進入標準化期后，價格競爭的結果是使產品的生產或裝配業務逐漸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原來發明產品的國家則轉為從國外進口該產品。

澳大利亞學者科登(W.Corden,1974)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放棄了瑞典學者赫克歇爾(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H-0理論）中的要素在兩國之間不可流動的假定，同時引進了第三個要素——知識，并允許資本、勞動和知識三要素進行國際流動，這使得擴展后的國際貿易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現象。

英國跨國公司專家鄧寧(J.H.Dunning,1976)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又稱為國際生產綜合理論），也是至今為止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鄧寧提出了用折衷主義方法來解釋國際生產活動，該理論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這就是說，如果三者都具備，國際直接投資是最佳的選擇；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同時取得內部化優勢，則可以選擇對外貿易；如果僅僅具有所有權優勢，他國區位優勢又不明顯，那么許可證貿易是一種最佳的選擇。

正是這些理論對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與企業發展之間緊密關系的描述，使得將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成為可能。

（三）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現狀

日本學者小島清(K.Kojima,1978)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同時置于國際分工框架下進行研究的方法，為我們對兩種理論進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啟示。小島清理論的基本思路是：從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理論出發，在H-0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內，先確定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再根據國際分工原則選擇合適的投資產業。

以克魯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爾普曼(A.Helpman,1983)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提出的基本觀點是：各國并不一定因為本國的資源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較優勢，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規模報酬遞增驅動的。他們試圖用要素稟賦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格局和跨國公司的產生：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間貿易；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如果當要素稟賦差異太大且公平的市場交易無法使要素價格均等化時，國際直接投資則是最佳選擇，這樣就產生了跨國公司。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競爭優勢理論”，該理論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微觀角度來解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現象。波特研究的邏輯線索是：國家競爭優勢取決于產業競爭優勢，而產業競爭優勢又決定了企業競爭戰略。他是站在產業（中觀）層次，從下而上，即從企業（微觀）層面向上擴展到國家（宏觀）層面上。這是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方法的一種拓展。

我國學者在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總結述評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軍、吳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較優勢下融合兩種理論的觀點（黃河，2002），并對兩者相互融合的趨勢和統一的途徑闡述了看法。但是，至今為止我國學者還沒有就這兩種理論如何融合進行深入的論述和研究，也沒有出現新的理論分析框架。

二、構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

（一）現有理論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論研究的重心發生偏移。從李嘉圖(D.Ricardo,1817)開始，古典經濟學關于比較優勢的產生問題開始偏離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國際分工為理論出發點的內生決定論。斯密認為，比較優勢產生于分工和專業化，是內生的；而李嘉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產生于資源配置過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數學工具的局限，導致以馬歇爾(A.Marshall,1920)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放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內核（分工和專業化），研究重點完全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

2.假設條件與現實狀況不符。例如，完全競爭市場、同質要素、信息對稱、零交易費用等等，這些假設條件符合了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科學理想，可以用來構建清晰而精致的數學模型和推理嚴謹的分析框架，但是，用這些作為理論的前提是根本無法得出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成果。

3.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分離，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例如，國際貿易理論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以企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是以行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楊小凱等人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是以個體作為基本分析單位。

4.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例如，弗農是用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來作為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判斷標準；小島清是把比較成本原則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克魯格曼是用各國的要素稟賦差異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波特是用競爭優勢的原則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

（二）為何重拾國際分工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創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注：［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5頁。）200多年前的這一論述，至今仍為當代經濟理論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有關分工的研究，經濟學研究的立足點在于分工的基礎和職能的分工。“由于機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的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頁。）國際分工就是指生產的國際專業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帶來了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隨之而產生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分工和專業化理論的兩個側面，同時也是微觀經濟學在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領域中的延伸。隨著國際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企業之間借助國際市場實現的國際分工可能并不經濟，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的發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代國際分工的內容、性質和形式。

在當代國際分工的理論研究中，已形成三種研究對象不同的理論體系：一是研究由市場機制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另一是研究由跨國公司為載體予以組織和協調的企業內部國際分工的理論；第三種則是由楊小凱(X.Yang,1993)等人為代表的研究由個人的專業化、生產的迂回程度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楊小凱等人用非線性規則（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分工和專業化等經濟思想形式化，創立了以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重新將分工和專業化作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其中許多命題的證明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啟示性的典范并縮小了最優化范圍。同時在此分析框架內，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融合在一起，不僅大大擴展了經濟學理論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將許多原來相互獨立的經濟學分支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專業化）統一起來。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產生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因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形式，企業的出現是企業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的交易費用的結果，所以交易費用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效率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沿用他們的思路，我們不難推出這樣的結論：當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高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生產費用時，人們將會選擇國際直接投資，跨國企業會從國際分工中出現；當用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比向東道國市場輸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行國際貿易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更有效率時，人們選擇前者。

三、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論分析框架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類似，只是用“行為主體”（個人、企業、行業、國家）來代替原來的“個體”的概念。第一層是行為主體在作出國際貿易或國際直接投資決策前，從競爭優勢的角度對當時所處的經濟環境和自身條件進行分析；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行為主體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層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國際市場結構、國際企業制度和行為主體的自利行為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各種結果；第四層次則是與行為主體價值觀有關聯的所謂社會福利分析。

（一）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作出決策

我們把競爭優勢定義為“組織結構優勢”和“社會資源優勢”的整合。所謂組織結構優勢，即行為主體協調其組織活動的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包括人力結構和資本結構、技術和知識產權、管理水平和對國際一般慣例熟悉程度等優勢。所謂社會資源優勢，即影響組織收益分配的社會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它包括市場、客戶、社會網絡融資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優勢。發揮和增強競爭優勢既是行為主體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又是其目標，它涉及內生函數和外生函數所包含的諸多因素。所以，我們可以從行為主體具有的競爭優勢的角度來解釋其國際貿易、技術許可轉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見表1）

表1競爭優勢整合

組織結構優勢社會資源優勢

國際貿易必需具備無需具備

技術許可轉讓必需具備有無均可

國際直接投資必需具備必需具備

（二）從收益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國家、行業、企業、個人）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是：在當前自身所擁有的總額為I的投資能力中，是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對于行為主體而言，目標之一就是使總預期利潤最大化。用公式表示為：

附圖

式(1)中，NPV[,F]為在東道國進行折現數額為I[,F]的直接投資所獲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T]是向東道國出口折現數額為I[,T]的貿易所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D]是將剩余投資能力(I-I[,F]-I[,T])投資母國市場所得到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其等價形式是與凈現值相等價的凈現值流（每年等量的凈收入）形式：

附圖

式(2)中，r[,F]為從直接投資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T]為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D]為從母國市場中所獲得的內部收益率。行為主體從目標函數出發作出決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當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且國內市場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為主體選擇在國內生產和銷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

4.如果r[,D]＜r[,T]或r[,D]＜r[,F]，行為主體選擇的決策公式可表示為：

附圖

根據公式(4)即可從收益的角度做出相應的決策。

（三）從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附圖

其中，β與消費偏好有關，k是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t為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

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的決策問題在于，確定每一種產品的自給量、市場購買量、市場銷售量以及如何組織生產這兩種產品。以下討論四種可能出現的結構形態（如圖1所示），解出其角點均衡，然后從這些角點均衡中識別出完全均衡。

1.結構A由組態(XY)組成。在這個組態中，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對無論是中間產品X還是最終產品Y都采取自給自足的方式。設在組態(XY)中。（注：詳細的推導過程可參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結構的角點均衡是：

附圖

附圖

圖1國際市場結構和國際企業制度

附圖

其中U[,1](D)和U[,2](D)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業主體在結構D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3.結構FY由組態(L[,X]/Y)和(Y/L[,X])組成。在組態(L[,X]/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它的勞動力而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中間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中進口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X])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這些中間產品返回本國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出口到國家1。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只從事國際貿易，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結構FY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v是結構FY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U[,1](FY)和U[,2](FY)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Y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4.結構FX由組態(L[,Y]/Y)和(Y/L[,Y])組成。在組態(L[,Y]/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他的勞動力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最終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的跨國公司中購買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Y])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中間產品出口到國家1，并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在國家1的市場上銷售，同時又把最終產品返銷回本國。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既沒有從事國際貿易也沒有進行國際直接投資，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了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了國際直接投資。此結構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U[,1](FX)和U[,2](FX)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X中的人均真實收入，r是結構FX中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

因為人均真實收入最大的角點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們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點，并得出以下推論：

1.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和勞動的交易效率足夠小，則結構A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時，行為主體選擇自給自足的方式。

2.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夠高，則結構D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都分別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

3.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k足夠高，且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與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Y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作出只從事國際貿易的決策；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4.若專業化經濟程度足夠高，且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與產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X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選擇既不從事國際貿易，又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四）從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在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時，通常要對母國和東道國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判斷的標準通常是一國的國民福利或社會福利。他們一般會選擇干預成本最小或使國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稱之為最優政策選擇。例如：(1)自由貿易政策，即零干預或不干預政策。無論是從一國的國民福利還是從所有貿易參與國的國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貿易政策都被認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時，行為主體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2)高關稅政策，這種政策阻礙和限制了商品（及生產要素）的國際流通，減少了人們通過自愿的國際貿易可能獲得的好處。此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以此來規避高關稅壁壘。

四、小結

以往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對國家與企業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進行解釋，本文則將它們放在同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下進行研究；以往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是分離的，對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本文則將這些基本分析單位統一在“行為主體”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論研究中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本文則以競爭優勢的原則、收益最大化原則、市場結構均衡原則和社會福利最優原則來作為行為主體決策的共同判斷標準。因此，本文的結論是，雖然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WTO后會趨向于逐漸公正和平等，但對任何一個行為主體而言，究竟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其決策主要取決于它們對自身競爭優勢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市場結構均衡的評估以及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考慮。

上述分析方法和結論對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和參與國際競爭，對各管理層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應當是會有所啟發。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消費者對產品差異化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近10年來，世界主要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安排已經把我國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之中，這將大大促進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發展和在專業化基礎上的大規模生產投資的擴大，這些都要求我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政策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貿易—投資—生產—貿易一體化的方式將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利用跨國公司來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分工和拓展貿易與投資規模，形成“貿易—投資”雙向聯動、互相促進的良好態勢，將是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越來越普遍的戰略選擇；我們只有提前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策略，才能實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均衡、配套發展的良性循環，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會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理論研究的假定條件也會發生變化，兩種理論的最后發展趨向勢必是在統一的理論基礎上融為一體。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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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福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融合——國際生產的一般理論述評》，《國際經貿探索》1999年第1期。

第6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一、地區經濟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國際分工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國際貿易又進一步加深國際分工，解釋貿易的理論都是以闡釋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理論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應致力于生產其相對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產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其相對具有較低勞動生產率的產品；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表明，商品價格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要素價格差異是產品價格差異的根源，各國應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國豐富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密集地使用本國所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二是新貿易理論。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該理論僅解釋了要素稟賦具有差異國家之間的產業間貿易，而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發生在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新貿易理論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其一是著眼于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化，以邊際成本遞減作為生產分工與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競爭及其市場細分策略來解釋這類貿易與國際分工，說明規模收益只要超過運輸成本，生產應有集中化的趨勢，并且市場規模越大、“學習曲線”效應越明顯的行業，成本就會越低，以此為基礎的生產分工與選址，不再決定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而是歷史因素與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以上理論出發，分析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流向與產業組織結構兩方面對分工的影響，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幾方面明顯的效應：第一，市場規模效應。一體化以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因而無論從市場范圍還是消費者效應來說，都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的規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國都趨向于出口在本國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產品的原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1985），一體化區域將具有增加對區外出口的傾向。第二，市場競爭效應。貿易壁壘降低將導致區內市場競爭激化，減少寡頭壟斷，降低區內市場細分的程度，可以強制地帶來經濟效率的調整。第三，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分工的效應。市場規模擴大以后，企業可以通過做大規模降低成本，一些廠商能夠從事更多的工廠專業化分工，減少每個工廠生產的產品種類，降低服務成本，增強出口與區域內進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將增加一體化區域的區位優勢，增加一體化區域內部分國家的競爭優勢，引起區內投資格局的調整與區外對區內投資的增加。

從貿易對分工的影響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有三個共同點：一是產品都是由一國國內的企業生產的；二是貿易保護的對象都是一國的產業、產品及其生產的企業；三是要素在地區間不流動。但如果以跨國公司的跨國一體化經營為分析背景，以上三點結論就需要重新推敲，國內有學者將跨國公司內中間產品的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的融合概括為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張二震、馬野青，2002），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認為，分析貿易投資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可以以要素的跨國流動與各國同類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當跨國公司實行跨國一體化經營時，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術以及品牌都可以成為投入的要素，地區經濟一體化降低了貿易壁壘，有利于要素與中間產品的國際流動，從而推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依據各國的要素差異進行不同的價值增值環節的選點布局，一國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質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價值增值環節大的生產投資與研發機構的建立，低素質低技術的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產環節的建立。貿易投資一體化使產品乃至產業失去了國家的界限，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不能再說是由中國制造的，但國際分工仍存在，不過分工不以產品、產業為標志，而以國家之間的要素差異為標志，以要素創造的價值增幅為標志。以這種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結果不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擴大，如跨國公司專門將技術研究與開發中心、價值增幅大的生產環節放在本國，而把生產的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國，或僅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的技術應用中心，中國將專門成為成熟技術的生產加工基地，長期下去中國的知識型管理型人才收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越來越大，造成人才培養的困難與人才的流失，進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長的貿易陷阱。

對一體化國家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了區域內的市場，降低了區域內同類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增加了同類生產要素尤其是知識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這都將增加區內的區位優勢，提高以貿易投資一體化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層次。但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的生產選址將非常重要，使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落址于本國，通過對知識型人才的需求來實現本國有競爭力要素的持續增長，將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新目的。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要有量，而且還要有質。

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國際經濟學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前，分析總是以一體化對新貿易格局的影響作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隨著新貿易理論的創立，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的理論被植入國際貿易的分析，因而投資效應的分析就以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作為基礎，貿易投資一體化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行為主要還是以寡占反映戰略為主，在方法上仍屬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下面我們以這兩個階段為界分而述之。

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跨地區跨集團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戰略聯盟策略，從根本上來說將成為打破地區封鎖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別是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從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要素尋找型向市場開拓型轉變后，國際貿易的作用將是長期的基礎性的。從貿易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投資的影響，出發點是一體化對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與福利的影響，理論基礎基于比較利益之上的專業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部門間或產業間的區域內部貿易的增長，市場規模以及規模經濟都成為一體化收益的主要來源，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都可以在專業化分工中收益，從與一體化之外的國家貿易條件的改變中獲益。分析一體化對貿易的影響，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慮關稅、配額和其他貿易障礙降低后對相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貿易商行為的影響。由于影響相對價格的行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聯系具體產業與產品是很難下具體結論的，但總體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與思路。

美國經濟學家J·瓦伊納于1950年提出了“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這兩個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貿易對一體化的反應，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投資轉移”與“投資創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區域一體化貿易流向的反應，由此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爾伯格認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戰略表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流向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和流量產生影響，形成投資創造效應與投資轉移效應。投資創造是由貿易轉移引起的，一般而言，關稅水平越高的國家，一體化后貿易轉移效應越大，該國將從成員國進口成本更高的產品，消費者獲得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但國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關稅收入。如中日組成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中國可能以從日本進口汽車來代替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但別國廠商自不會坐以待斃，中國廠商也不能面對新格局而束手無策，由此形成的區外非成員國對一體化區域內的直接投資和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即為投資創造，區外的跨國公司在一體化內部建立“避稅工廠”(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體化市場供貨，以維護其原來以出口方式占領的市場份額，同時，由于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使市場擴大與需求增加，為廠商帶來了新的市場機會，一體化內外的跨國公司互相競爭以追求潛在的規模經濟效益，也會增加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

投資轉移是由貿易創造引起的擴大了的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創造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成員國的數量，數量越大，表明市場越大；平均關稅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關稅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趨向貿易創造；成員國經濟的競爭程度，受保護的同類企業的單位生產成本差異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貿易創造的產生來源于規模經濟與專業分工，為從一體化經濟中獲取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的收益，需要進行生產的重組，由此引起區域內直接投資布局的調整與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區外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產生投資轉移。

投資創造與投資轉移根源于一體化的規模效應與市場統一效應，相對于區外國家而言，一體化內部的總收益無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工業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長期意義，但對一體化內不同的國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對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體化區域內產業在國與國之間轉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產業全部向一國偏轉的可能，因而認真研究一體化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優勢及產業分工趨向，制定適當的補償機制就成為一體化的重要制度內容。

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由于生產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為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而進行的跨國投資戰略調整，建立在地理意義上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概念的界限已變得模糊起來，因而以地理概念為基礎的金德爾伯格的二分法就難以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全部復雜問題，隨著新貿易理論的興起，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以占領市場為導向的寡占反映戰略就成為解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這種方法著眼于一體化從哪些方面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其分析一般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依據，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以下三個要素的組合：第一，所有權優勢。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具有某種壟斷優勢，以抵消在陌生環境中經營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一般業主的無形資產與規模經濟都可能體現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其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與開發能力、管理能力、獲取信息能力、營銷技巧、特殊的組織結構以及進入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市場的便利條件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制度學派認為企業作為一種科層組織，與外部市場相比具有減少交易成本的優越性，根據鄧寧的分析，國際市場的失效主要有兩類，一是結構性失效，如貿易壁壘的存在與無形資產的溢出效應影響外部市場的形成和發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暢及國際市場經營風險過高都將提高交易的機會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第三，區位優勢。區位優勢來自東道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如自然資源的稟賦、社會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以及政府通過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優越條件等，這些因素不是跨國公司特有的，但跨國公司可以不斷適應它，利用它。

將以上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釋國際生產的組織形式，所有權優勢決定了“誰”來生產，內部化優勢決定了“怎樣”生產，區位優勢決定了“在哪里”生產。而一體化從規模性、結構性與交易性三個方面增強了區域內國家在以上三個方面的優勢。貿易壁壘的降低尤其是專用性資產、中間產品及要素流動壁壘的降低，提高了跨國公司內部化的能力，一體化后的區域市場是一個多民族、多國家的市場，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異性與復雜性，為區域內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國際經營的學習機會與條件，使一部分區位優勢轉化為所有權優勢(MiraWilkins,1991)，一體化最為突出的還在于它凸顯了區域市場的區位優勢，拓寬了市場的范圍，加大了經濟的總體規模，提高了經濟的抗震性，能使經濟周期的波幅減少，周期拉長，降低了國際貿易中的許多不確定性，對于一體化的小國來說，生產的種類可以減少，規模可以加大，生產的某種地理分工變得更自然，一體化產生的規模經濟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廠中應用的重要生產要素，如某些類型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這也成為跨國公司對區內投資的重要原因。

將直接投資的增長與企業的戰略對策結合的分析認為主要有四種形式的戰略投資對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進口替資，也叫“橋頭堡投資”或“跳越關稅”的投資，是外部企業對一體化貿易轉移效應的一種對策，反映了一個企業為維持在一體化經濟中的市場份額從以貿易為基礎的戰略向以投資為基礎的戰略的轉變；(2)進攻性進口替資，亦稱出口導向投資，它以一體化對競爭效率、收入水平、增長和創新的影響為依據，投資的動機在于利用地區一體化所造成的市場擴大和需求增大的勢頭，是企業搶占市場進一步擴大在該地區的市場份額的一種戰略投資；(3)重組投資，又叫合理化投資，即生產經營的布局按一體化后更自然的區位優勢重新組織所進行的投資，因為貿易壁壘消除以后，各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成為資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據，生產活動將向成本較低的地區集中；(4)寡占反映投資，指當地企業面對外部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該地區，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也必須通過做大規模進行回應，從而刺激其通過直接投資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直接投資的效應，最主要在于強調它對工業效率的影響，這可能是比資源配置效應更為重要的一種收益來源，因為從貿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競爭的框架內展開的，而從產業組織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強調的是以不完全競爭為框架，分析一體化對廠商競爭行為的影響。鑒于一體化后兼并與收購將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式，因而如何規范本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與壟斷行為，就成為新的更重要的課題。

四、啟示與結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參與經濟一體化必將有得有失，但一般總是得大于失，這是雙贏、多贏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一體化分工的格局趨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導向，一國要從一體化中獲得有益的分工，就要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以及競爭性要素的持續增長等幾個方面來引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向，從以上貿易與產業組織兩方面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中國參與經濟一體化主要應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

1.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照傳統貿易理論，中國是簡單勞動力要素的供給極其豐富的國家，幾乎可以說具有無限供給彈性，因而一體化后，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將有向中國集中的趨向，依照新貿易理論，生產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國家集中的趨向。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向別國開放市場也具有誘人的利益，當中國與東盟擬建立自由貿易區時，日本不無妒忌地宣稱，為了享受中國對東盟出口的零關稅，日本企業可能進一步向中國投資，為了同樣的理由，日本可能將已或擬向東盟的投資轉向中國（馮昭奎，2002），其實，中國與東盟都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是存在的，但制造業的產品豐富多彩，千差萬別，只要一體化內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價格就有均等化的趨向（赫爾普曼、克魯格曼，1985），如果其生產全向一國集中，則比較優勢的天平將向另一面傾倒，況且生產同樣的商品對要素的組合方式仍有差異，可以起到平衡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作用，東盟即使生產的種類減少了，但貿易壁壘的降低使中國遼闊無邊的市場向他們優惠開放，從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的運轉來看，自由貿易的協定尤其有利于小國，因為他們的增長與繁榮有了更多的空間(ShyamalenduSarkar,2001)。對東盟而言，中國是競爭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間將主要在制造業、電子、通訊等產業內部的分工與貿易，由于這些產業的發展取決于最初的生產與更大的市場份額，因此實證分析這些產業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分工布局將對資源的配置起導向作用。

第7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摘要：促成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在于以儲備資產為主的對外金融資產快速增長，深層原因在于國內外各種總量和結構因素。金融債權國地位帶來了國民財富流失、內外失衡加劇等負效應。必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和對外投資模式轉型，抑制對外金融資產過快增長，擺脫債權國困境。

一、中國金融債權大國的崛起歷程與特點

這里通過分析1981－2009年的國際投資頭寸來揭示中國金融債權大國的崛起歷程與特點。①為便于行文，特做以下符號設定：對外資產－FA，對外負債－FL，對外直接投資－ODI，外國來華直接投資－FDI，對外金融資產－FFA，對外金融負債－FFL。于是有：國際投資凈頭寸NOI=FA-FL，國際直接投資凈頭寸NODI=ODI-FDI，國際金融投資凈頭寸NOFI=FFA-FFL=NOI-NODI。分析顯示，我國債權債務地位演進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于1995年首先在金融投資方面實現了債權債務轉變。將國際投資分解為直接和金融兩部分來看，我國兩種凈頭寸總體上呈反向對稱變化態勢。如圖1所示，NOFI在1995年前呈負值減少趨勢年對外金融凈負債年均降幅年由負轉正年對外金融凈資產年均增幅57·46%。而NODI則一直呈現負值增大趨勢，1982－2009年年均負增長27·2%。

圖1：中國國際投資凈頭寸演進態勢

第二，于2000年實現了總體債權債務轉變。如圖1所示，NOI于2000年由負轉正，之后以年均65·55%的速度快速增長。按照IMF對主要國家和地區對外凈資產的統計和排名，我國于2006年成為世界第三大債權國，2008年超過德國，位居第二。從圖1中三線對比來看，NOFI與NOI走勢基本一致，但快于NOI，NODI與NOI則完全相反。這說明，20世紀90年代是我國債權債務地位快速轉變時期，推動力主要來自金融資本流動，其凈流出抵消和超出了直接投資凈流入，從而使我國擁居金融債權國和直接投資債務國雙重身份。

圖2：中國私人對凈頭寸與官方儲備資產對比（單位：億美元）

[@圖頭@]圖2：中國私人對凈頭寸與官方儲備資產對比（單位：億美元）

第三，集官方債權國和私人債務國于一身。如果將NOI扣除儲備資產視為私人對外凈頭寸，可以看出（見圖2），1982－2009年我國這一指標總體上一直呈負值增大態勢，凈負債年均增長9·78%；儲備資產則持續快速正增長（1985、1986、1989及1992四年微幅下降），年均增幅高達32·37%。這意味著，推動我國債權債務身份轉變的動力主要來自官方，從性質上看，我國目前只是一個官方債權大國，私人投資方面始終處于債務國地位。

第四，金融和官方債權國的形成動力主要來自以儲備資產為主的對外金融資產快速增長。圖3顯示，雖然對外金融資產和負債總體上都呈上升態勢，但前者增速明顯快于后者，1982－2009年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7·48%和6·99%。這意味著促成金融債權國地位的主動力來自對外金融資產快速增長。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儲備資產占對外金融資產的比率呈不斷上升態勢，1981年只有13·71%，2009年上升到75·88%。這說明儲備資產是推動我國對外金融資產快速增長、從而成為金融和官方債權國的根本動力。

圖3：中國對外金融資產負債及儲備資產占比演進態勢（單位：億美元）

[@圖頭@]圖3：中國對外金融資產負債及儲備資產占比演進態勢（單位：億美元）

我國國際投資頭寸演變特點集中于對外金融資產、特別是儲備資產的快速增長，那么，推動其增長的力量來自何方?帶來了何種效應?應采取何種對策?本文將對這些問題展開分析。

二、中國金融債權大國崛起動因分析

（一）理論推斷

基于理論和邏輯推演，對我國對外金融資產各影響因素的作用方向作以下判斷（“+”、“-”分別表示其對對外金融資產的正向或負向影響）：

1·經濟全球化（+）。從經濟循環角度看，我國對外金融資產是歷年貿易順差動態累積的結果。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以后，在由跨國公司推動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逐漸形成了如Dooley等（2004）所述的以三大區域之間特殊的經濟循環為特征的國際格局，處于貿易賬戶區的我國，依靠豐富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優勢被定位于制造業基地。面對廣闊的國際市場，我國借助改革開放煥發出的巨大生產力和創造力，抓住全球化帶來的歷史機遇，大力推動出口，從而使貿易順差、進而對外金融資產持續快速增長。由此可以推斷，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對外金融資產構成正向影響。

2·美國貨幣供給（+）。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的美元形成了貿易渠道流出、金融渠道回流的循環模式，美國依賴貨幣擴張政策支撐以雙赤字和高負債為特征的國內經濟循環，由此塑造出一個巨大的商品和金融市場，吸引貿易國家商品源源流入，美元資產快速增長（張純威，2008）。基于美國1985年后一直是我國主要貿易順差來源地和對外資產投放地的現實，可以推斷，作為美國貨幣政策主要指標的貨幣供給會對我國對外金融資產構成正向影響。

3·經濟規模（+）。從長遠的角度看，作為國民財富存在形式的對外金融資產增長是國內實體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的結果，但會呈現階段性特征：起飛準備階段因國內物資和資金缺乏而存在“外匯缺口”和“儲蓄缺口”，對外金融資產增速慢于經濟增速；起飛階段前者則會快于后者。

4·產能過剩（+）。觀察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我國經濟運行，可以得到這樣一種直觀感覺：出口增長與產能擴大之間存在明顯的互動關系，出口增長會拉動產能擴大，當產能超出國內市場容量時，企業必將盡力拓展國際市場來消化過剩產能，從而推動對外金融資產增加。于是，產能過剩度越高，對外金融資產增長就會越快。

5·勞動力成本（-）。勞動力成本低廉是推動我國出口和對外金融資產增長的重要力量，因此，從邏輯上講，對外金融資產會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下降（上升）而增加（減少）。

6·工業化（+）。我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也是工業化的過程，工業化意味著生產能力、技術水平及國際競爭力提高，從而有利于推動對外金融資產增長。

7·對外開放（+）。對外開放為我國廉價商品輸出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也吸引了外資的不斷流入，在對外直接投資較少、且增長緩慢的情況下，必然推動對外金融資產增大。

8·城市化（+）。二元經濟轉型必然伴隨著城市化進程，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在推動產業結構演進和經濟增速加快的同時，也增大了就業壓力，從而使政府和企業在擴大產能和開拓國際市場方面形成合力，由此推動出口和對外金融資產增加。

（二）計量分析

以下基于1981－2009年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將對外金融資產、經濟規模、產能過剩、勞動力成本和工業化視為內生變量，將經濟全球化、美國貨幣量、對外開放及城市化視為外生變量。①為統一量綱，所有國內絕對量指標都經過匯率折算，以美元計值，因此將匯率也視為一個外生變量。

1·變量符號及數據來源說明

表1：對外金融資產FFA與各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

（1）對外金融資產FFA如前文所述（2）經濟全球化符號表示為GLOB，以“全球貿易總額/全球GDP”來簡要計量，數據源于世界銀行在線數據庫。（3）美國貨幣量符號表示為USM，數據源于美聯儲網站的M2。（4）我國經濟規模以真實GDP計量，符號為RGDP，2007年前數據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9》（按1978年不變價計算），2008年后數據根據實際增長率計算。（5）產能過剩符號表示為RSOT，以歷年“實際生產性固定資產存量/實際商品零售額”相對于29年均值的離差來簡要計量。

2·相關性分析

對各解釋變量與對外金融資產進行相關性考察發現（表1所示），其間關系完全符合理論預期，其中RGDP、RSOT及USM與對外金融資產高度相關。

3·回歸分析

為便于數據分析，對絕對量指標進行對數化處理，符號前加ln，由此將構建一個半對數模型。為了選擇適當的計量方法，首先對各變量進行ADF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所有變量都為一階單整序列（見表2），適宜在VAR模型框架下進行回歸分析。

表2：對外金融資產相關變量的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在VAR模型下進行Johansen檢驗，顯示協整關系成立（見表3）。于是，基于VEC模型進行回歸分析，①2階滯后情況下得到長期協整方程（1）式。回歸效果良好，符合理論預期。相比較來看，RGDP的影響力度最強，每變動1%將導致FFA同向變動2·12%；其后依次為ULC、SNA和RSOT，各自變動1個百分點將分別導致FFA變動0·602%（反向）、0·145%和0·00014%。②

表3：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

lnFFA=-19·397+2·1203lnRGDP+0·0143RSOT-60·18ULC+14·5SNA（1）

（0·031，68·39）（0·0077，1·866）（0·7159，-84·07）（0·1708，84·9）

R2=0·9491，-R2=0·8587，F=10·498，LOG=55·12

在VEC模型下，考慮到外生變量的影響，進行內生變量間的因果檢驗，結果顯示（見表4），各解釋變量值都是FFA變動的單向原因。由此證明前述有關我國對外金融資產變動原因的理論推斷及回歸分析成立。

累積脈沖響應分析顯示（見圖4），短期看，lnRGDP和SNA對lnFFA構成正向沖擊，RSOT和ULC對lnFFA構成負向沖擊。這就是說，除產能過剩外，其他因素的短期影響與長期影響完全一致。

圖4：lnFFA脈沖響應圖

為避免Cholesky方差分解存在的變量排序問題，這里綜合了4個解釋變量的24種排序結果得到表5所示的方差分解狀況，如果將解釋變量的總體方差貢獻視為100%，那么，各自貢獻率由大到小依次為勞動力成本、非農產業比率、經濟規模和產能過剩，分別為34·68%、29·05%、24·75%和11·52%。

由上述定量分析可以看出，ULC最值得關注，它不僅從長短期視角看都對FFA構成負向沖擊，而且短期影響最大，長期影響僅次于GDP。1982-2009年間ULC呈不斷下降態勢，有21年為同比負增長。這就是說，勞動力成本低且不斷下降是推動我國對外金融資產快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

三、中國金融債權國經濟效應分析

對外金融資產快速增長具有一定的積極效應，例如提高國際收支危機防范能力、增大國際博弈籌碼、為我國產品占領國際市場創造有利條件等，但這些效應多是戰略性的，且并未充分顯現。現實中觀察到的多為消極效應，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

1·負國民財富效應

債權國本可坐享投資收益，加快國民財富積累，而我國目前的債權國地位帶來的卻是國民財富不斷流失，主要表現在投資凈收益差損、匯率差損和通脹差損等方面。

從絕對金額來看，對外金融資產的快速增長似乎給我國帶來了不斷增加的投資收益，但如果與對外負債聯系起來，就會發現一種極為荒謬的現象。將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投資收益的貸方和借方金額分別與國際投資頭寸表中的資產和負債相比，計算出對外資產收益率和對外負債成本率，結果顯示：1985－1994年二者年均分別為3%和1·56%，國際投資正利差率1·44%；1995－2009年，隨著對外金融凈頭寸由負轉正并不斷擴大，對外資產收益率卻下降到年均2·42%、而對外負債成本率上升到年均4·80%，國際投資負利差率2·38%，也就是說，均衡狀態下的國際投資年均凈損失率為2·38%，對外凈頭寸越多，損失越大。

表5：lnFFA的方差分解

由于對外資產多種多樣，總體匯率差損和通脹差損難以準確界定，但僅就我國持有的美國證券資產進行粗略計算，就足以看出這類損失的嚴重程度。基于美國財政部統計的中國持有美國證券規模，按照美元名義有效匯率、美國生產者價格指數及國際黃金價格，計算出2002－2009年因美元相對于他國貨幣、實物商品及黃金貶值而使我國年均損失率分別為2·13%、3·95%和14·6%，①累計損失額的美元值分別為622·63億、2312·29億和8416·48億。考慮到期間我國持有美國證券年均余額為6994億美元，將同期年均對外資產17505億美元及其所帶來的累計收益3829億美元與之相比，可以推斷：我國對外投資收益還不足以抵補匯率和通脹差損。

如果這種局面不能得以有效扭轉，那么，中國人民在實體經濟中通過辛勤勞動所積累的財富就會通過國際金融渠道不斷流失，對外金融資產越多，國民財富流失就越嚴重。

2·加劇內外失衡效應

國內外結構性因素造成我國外貿出超，外資流入，從而使人民幣具有了來自市場的巨大升值動能，為避免過快升值對實體經濟造成劇烈沖擊，央行不得不持續進行匯市干預，由此對內導致基礎貨幣過度投放，對外導致儲備資產快速增長，這使央行持續承壓于本幣升值和貨幣沖銷。因顧忌沖擊經濟增長和引發投機性資本流入，央行難以采用提高利率、抑制需求的方式，而只能主要求助于發行票據和提高存款準備率等規模型調控手段來遏制貨幣供給增長。

沖銷性干預在緩解經濟總量失衡的同時卻加劇了結構性失衡，因匯市干預而投放的資金直接流入了貿易品部門和外向型地區，而沖銷帶來的流動性相對緊縮卻面對整個社會，這使非貿易品部門和內向型地區資金流入相對更少，成為沖銷性干預沖擊的主要承受者，從而加劇了產業及地區失衡，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和敏感性提高，潛在風險增大。

四、中國金融債權國地位的改進

基于前述分析，為減弱官方和金融債權國地位的負效應，就必須抑制以儲備資產為主的對外金融資產增長。具體的政策措施可歸類為：對內，調節國內各影響因素；對外，促使對外直接投資更快增長。

在影響對外金融資產的各因素中，國際因素是一種客觀存在，我國可采取的政策措施有限；國內城市化、工業化、對外開放及經濟增長均屬正向影響因素，但它們既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不能舍本逐末地抑制它們的增長；只有壓縮過剩產能和提高勞動力成本兩種措施可資利用。

壓縮過剩產能可以適度控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和擴大國內消費雙向著力。為實現前者，嚴控重復建設、盲目投資、關停一批“兩高”企業都有必要，但是，為保持經濟穩定協調運行，這類措施不可過激。擴大國內消費的前提和根本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普通勞動者及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這與提高勞動力成本水平、扭轉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持續下降局面、縮小收入差距的要求是一致的。由此看來，對內措施的重點在于提高勞動者收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在對外總資產一定情況下，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金融資產互為消長，因此，轉變對外投資模式、提高對外直接投資占比就成為抑制對外金融資產增長的有效手段。

依據Dunning（1986）的IDP（投資發展路徑）理論，①沿用Narula（1996）的二次函數模型和Buckley和Castro（1998）的五次函數模型，②基于1981-2009年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顯示（見表6），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路徑符合二次函數模型。根據模型測算，扭轉NODI負值增大趨勢的人均GDP拐點值為2554億美元，而我國現實的人均GDP2007年達到2566億美元，這意味著NODI由此進入負值減少階段，經濟發展已賦予對外直接投資以強大的增長動力。借此有利時機，假以政策推動，必將得以迅速增長。

表6：對外投資發展路徑模型的估計結果

針對我國目前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存在的問題，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提高認識水平。切實把鼓勵和支持企業“走出去”作為一項國家戰略來實施，促進各類企業擴大海外投資，拓寬投資領域。（2）

理順管理體制。建立《對外投資法》，以統一指導和規范對外投資管理；建立專門管理機構，以消除政出多門、相互扯皮推諉等現象。（3）改進服務效率。放寬用匯額度，減少審批程序，壓縮審批時間，增大投資自由度。

第8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美國財政部5月27日公布了針對主要貿易對象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報告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美國主要貿易伙伴并未操縱貨幣匯率以獲取不公平貿易優勢。

這份半年度報告指出，中國從去年6月開始重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近一年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升值，中國不符合匯率操縱國的定義。

報告強調，中國表示將繼續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并且最近還通過二十國集團和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解決外部失衡方面做出了政策承諾。鑒于上述情況，并考慮到人民幣對美元自去年6月以來持續升值的狀況，報告認為中國不符合匯率操縱國的定義。

美國財政部每半年要向國會提交一次有關美國主要貿易伙伴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涉及美國的十個主要貿易伙伴。

>>白俄羅斯盧布一日貶值36%

白俄羅斯中央銀行網站5月24日的最新匯率顯示，從即日起，該國貨幣白俄羅斯盧布對美元匯率將從3155：1調整為4930：1。白俄羅斯央行希望，這樣的措施能夠穩定該國外匯市場并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但市場人士仍對白俄羅斯匯市前景深感擔憂。

從數值上看，白俄羅斯央行對本幣對美元匯率的調整幅度高達56%；而購買力上則相當于將白俄羅斯盧布強行貶值36%。目前，黑市上白俄羅斯盧布對美元匯率約為5500：1，該國央行實行的新匯率將縮小官方匯率與黑市匯率之間的落差。

但西方媒體指出，白俄羅斯央行調整匯率的做法“治標不治本”，該國匯市很難在短時間內實質性地恢復穩定。由于白俄羅斯連年出現巨額貿易赤字，加之該國政府在經濟危機及去年大選期間增加借貸、提高工資水平，導致本幣貶值預期高企，白俄羅斯外匯儲備規模也持續下滑,甚至造成白俄羅斯實體經濟領域的60萬名工人因企業無力購買生產原料而停止工作。

>>樊綱建議亞洲國家互相持有貨幣 以減少美元依賴

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前任委員樊綱日前提出，為應對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出現的各種危機，亞洲各國應當展開貨幣互持以促進儲備貨幣多元化。他表示，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金融危機之后逐漸顯現出各種弊端，而在各種改革措施中，建立全球統一的“超貨幣”遙遙無期，而特別提款權（SDR）的充分利用目前也進展緩慢，相較而言，推動各國外匯儲備多元化成為更加合理的選擇。

為實現這一目標，樊綱建議，亞洲各國可以從目前的貨幣互換為基礎，逐步建立常態化的貨幣互持機制。各國可以根據彼此的貿易總量比例持有對方的債券來實現。

樊綱認為，亞洲國家進行貨幣互持，一方面可以推動亞洲債券市場的發展。另一方面，互持債券也會使得亞洲國家對彼此的宏觀政策更加關切，從而形成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他透露，目前已有多個東亞國家表示了愿意持有人民幣債券的意愿。

>>我國對外金融負債的成本，遠高于對外金融資產的收益率

日前，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了2010年末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2010年末，我國對外金融資產41260億美元，較上年末增長19%；對外金融負債23354億美元，較上年末增長20%；對外金融凈資產17907億美元，較上年末增長19%。

國際投資頭寸表是反映特定時點上一個國家或地區對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金融資產和負債存量的統計報表，它與反映交易流量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一起，構成該國家或地區完整的國際賬戶體系。值得注意的是，41260億美元對外金融資產中，有29142億是儲備資產，占比70.6%；儲備資產中主要是外匯儲備，2010年末規模為28473億美元，在對外金融資產中占比為69%。相比之下，23354億美元的對外金融負債中，外國來華直接投資為14764億美元，占比63.2%。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斌指出：“我國對外負債成本，遠高于對外資產的收益率，這是最突出的問題。有調查發現，外商在華投資年平均收益率在20%左右。但2002～2009 年間中國外儲投資的平均名義收益率5.72%，如果考慮到美元貶值和通貨膨脹的影響，外匯儲備投資的收益率將進一步大幅縮水。”張斌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要加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直接投資雖然風險更大，但長期而言收益率遠高于固定收益證券投資；另一方面要對外商在華投資實行國民化待遇，對原來一些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要取消，促進外資企業和中資企業的公平競爭。”

第9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和成本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匯率經濟發展

1.對資產的價格影響

當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或貨幣持續升值的情況下,在升值前如把外幣換成人民幣,一旦人民幣升值,投資者便能獲得與升值幅度相應的收益(把本幣兌成外幣即可兌現該收益),這促使投資者追逐我國資產,最有吸引力的是股票和房地產,投資者不但獲得升值收益還能獲得股票房地產本身增值收益。巨額資金進入股市和房市,促使股價房價上漲進一步吸引資金,促使股價房價進一步上漲,從而出現泡沫經濟。

海外投資者考慮的因素除了物業的價格、收益率以外,還要考慮匯率的因素。例如日本人若想在香港投資物業,首先把手中的日元兌換為港元,而當他出售物業后,又需將所得的資金轉回為日元。因此,海外投資者還要擔負匯率變動的風險。隨著房地產投資行為的日益國際化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不同幣種的兌換即匯率問題已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在我國,隨著人民幣的不斷升值,我國房地產的價格也經歷了一個快速上漲的過程。近幾年,大量外匯投機資本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了房地產市場,他們主要進入的是高檔住宅物業和商業物業,隨著人民幣的不斷升值,外匯的投機者已經形成了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預期,熱錢也大幅度向房地產市場流動。而對以國內需求為主的中、低檔住宅市場來說,人民幣升值不會直接引起價格的大幅度上漲,但考慮到不同層次的房地產價格的聯動效應,房地產整體受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十分巨大,而在大型城市這種效應更加明顯。

2.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進口的影響也有直接和間接兩方面。直接的影響是,匯率升值后,進口商品的價格由以外幣計價轉化成以人民幣計價后,將會發生相同幅度的下降。間接的影響是,人民幣匯率變化也會通過進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引起進。進口量的調整。當進口價格發生變化時,根據需求價格規律,進口商品在我國市場上的需求量也必然隨之調整。當需求彈性不同時,進口量增加的幅度也是不一樣的。根據需求彈性理論,需求彈性越高的商品,進口價格變化引起進口量的調整就越大。一個國家的貨幣升值,外國商品進入該國,要收回同樣的外國貨幣,其價格相對便宜,商品就具有競爭力,有利于外國商品進入。所以,我國貨幣升值后,進口將增加。但是,具體到各個行業,影響不一樣。對于生產要素進口行業,升值將會使這些行業進口成本下降,進而改善其盈利狀況。如航空業,其燃用油依靠進口,人民幣升值降低了其進口成本,對行業產生有利影響,同時國內航空公司債務多以外匯浮息貸款為主,人民幣升值后債務由以外幣計價折算成以人民幣計價后將有所下降,為航空公司帶來直接會計賬面的匯兌收益,外幣債務還本付息時則讓企業節省了人民幣計價的財務成本與費用。其他原料大量依賴進口的行業也可能會從人民幣升值中受惠,如造紙、鋼鐵、石化、電力設備等行業。

人民幣升值后,一個單位人民幣可以兌換更多的美元,同樣在國際市場上也可以購買更多的產品。我國的石油高度依賴進口,人民幣升值后,同樣的花費可以儲備更多的能源,這樣有利于構建國家戰略能源儲備,保障國家能源安全。除此之外,我國雖是鋼材生產大國,每年卻大量地從印度等國大量進口優質鋼材,利率調整有利于降低進口鋼材價格。對于進口替代性行業,人民幣升值將會降低進口產品的價格,從而對國內的同類產品帶來沖擊,尤其是那些在技術含量、品牌以及質量等方面與世界先進水平還有距離的產品,必將影響其價格和市場份額,從而導致盈利狀況惡化。如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等。總的來看,由于我國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進口商品在國內都出現了可替代的產品,而且工藝、質量等方面的差距不斷縮小,同時,很多國外廠商開始把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內,這也增加了國內產品與進口商品之間的競爭。這些都有利于降低進口商品在我國市場上的需求價格彈性。所以,匯率升值后我國進口商品價格的下跌不會引起進口量的大幅增加,對我國的進口影響不大。企業增加進口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進出口順差過大,通過進口國內稀缺的原材料和先進技術裝備支持國內產業發展和技術升級,對平衡國際收支,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和均衡發展都有著積極的作用。對具有上述作用的企業進口不但不應限制,而且應給予大力支持。所以,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我國進口以及原材料進口依賴型廠商成本下降。

3.利用外資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各種不同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抵消的作用。

(1)人民幣升值提高外商在我國的投資成本。人民幣升值會提高我國原材料、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相對國際市場的價格,增加外商在我國投資辦廠的成本。例如,相對于人民幣升值前,外商投資辦廠所需的土地價格、工人的工資、建設廠房的材料價格、生產設備、當地采購的原材料的成本都提高了。隨著外商投資成本升高,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預期收益率降低。另外,在合資企業中,人民幣升值使中外合資企業中中方的資產價格升高,外資的股權比例下降。投資成本的增加會降低我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導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減少。

(2)人民幣升值使我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下降。相對于人民幣升值前,我國出口到國外的商品價格升高,價格的升高削弱了我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由于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大部分集中在制造業,所生產的產品一多半是面向國際市場的,隨著人民幣的升值,我國利用出口導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將會減少。

(3)人民幣升值降低了進口商品的價格水平。由于人民幣的升值,以外幣表示的國際原材料的價格降低。由于近年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使我國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應日趨緊張,各種原材料的價格飛速上漲,大大擠壓了我國加工制造企業利潤。人民幣升值后,隨著進口能源和原材料的價格降低,使資源耗費型外商投資企業的成本降低。同時,進口機械設備的價格水平的下降也會促進外商在我國的投資。

參考文獻:

[1]張娜冬,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有關人民幣升值的爭論.經濟學動態.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