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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循環經濟;宏觀經濟政策;經濟發展
循環經濟視角的產生,源于人們對經濟發展方式進行思考轉變,屬于新興經濟發展視角之一。循環經濟想要更好更快的發展,必須要依靠可持續發展,所以可以將綠色發展與發展過程中的環保程度作為基本指標。從循環經濟的視角下思考宏觀經濟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入手,讓經濟發展政策與可持續發展、環保觀念相互結合,保證社會更好更快的發展。
一、循環經濟基本原則
循環經濟理念的提出,是為了保證經濟發展給環境帶來的影響最小化,所以循環經濟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必須要遵守“減量化原則”、“再利用原則”以及“資源化原則”。
1.減量化原則
減量化原則是最為重要的環節,為了減少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的沖突,工作人員必須在生產的源頭上考慮如何節省資源,提升資源的整體使用效率。可以通過改造生產技術、實施生產清潔的方式來減少污染物排放。
2.再利用原則
再利用原則屬于控制性原則,理念是讓生產工作者可以多次使用相同物品,或者讓同一物品在多種環境下使用。也可以將再利用原則視為延長產品壽命的一種原則,通過這一模式來減少資源整體使用量以及廢棄物品的排放數量。
3.資源化原則
資源化原則屬于輸出端控制原則,讓廢棄物變廢為寶,轉換為可以二次生產的原材料,投入到生產過程中產出新的產品,將新產品再次投入到生產或者是市場中,通過資源二次利用的方式來減少廢物的排放量[1]。
二、循環經濟視角下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
1.促進經濟發展
從循環經濟視角的角度入手思考宏觀政策可以起到的作用。循環經濟模式屬于我國經濟發展基本模式中的基礎性思考模式與追求模式,不僅可以提升經濟發展速度,同時也可以減少經濟發展給環境帶來的影響。宏觀經濟政策可以對經濟整體發展態勢進行調整與掌控,將二者相互結合,通過循環經濟的模式制定宏觀發展的經濟政策,讓經濟社會實際情況與經濟發展相結合,實現經濟高速發展[2]。
2.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從循環經濟的角度思考宏觀經濟的作用。循環經濟可以改善社會經濟發展的質量,這一要求不僅符合我國當前基本國情,同時也符合經濟增長的內在要求。在保證經濟增長速度的前提下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將經濟發展速度與經濟發展質量相互協調,提升宏觀經濟政策所需的可持續性,保證社會發展質量[3]。
3.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統一
循環經濟可以將宏觀經濟政策和環境保護相互融合。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下,國家對經濟發展的認同程度較高,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卻很少關注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隨著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提出,相關從業人員更多的關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自然經濟的保護以及節約資源的重要性,減少經濟發展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4.完善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式
宏觀經濟政策在國家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只有保證宏觀經濟政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才能保證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指標不會偏離國際整體發展趨勢。讓循環經濟與環保發展理念相互融合,從二者的交集中尋找宏觀經濟發展目標的制定方向,提升經濟發展的整體質量與速度[4]。在 2010 年以后,國家出臺了一些政策扶持經濟發展,如表 1 所示。
三、結束語
從目前我國的基本情況入手進行分析可發現,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比較片面,不能對循環經濟的未來發展起到指導性作用。宏觀經濟雖然可以帶動經濟增長,但是對環境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所以宏觀經濟政策對循環經濟的發展沒有太大的推動作用。循環經濟的整體目標不夠明確,所以采用的政策與手段也與循環經濟的基本需求相差甚遠,這一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循環經濟這一輔質的政策不能完全融入到宏觀經濟政策中。根據這一實際情況,可以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首先可以推展循環經濟的政策目標,比如在財政政策上,可以將激勵政策與懲罰政策相互協調。比如在產業政策方面,可以縱向的拓展目標,優化產業結構,將其調整為市場行為。對資源和環境等方面的政策來說,需要轉變我國政策偏移力度,多關注環境與資源,形成長久的發展機制。為了保證循環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從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環境及資源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等方面入手,制定政策清單。采取多方相互協調的模式對循環經濟的發展進行宏觀調控,促進循環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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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君.循環經濟視角下我國公司環境責任的法制化[D].新疆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05-07.
關鍵詞:市場經濟 宏觀調控 宏觀政策
引言
為了應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波動問題,維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通過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是一個有效的手段。而宏觀調控的作用又受到政策因素的影響,因此,分析影響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并提出對應的策略,對于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具有積極意義。
一、影響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
(一)政策透明度
政策透明度是影響宏觀調控政策作用有效性的一個重要因素。與經濟相關的正常信息資料一旦不透明,將導致公眾獲取相關資料的難度增加,使得公眾估計經濟發展趨勢的難度加大,反應延遲。同時,宏觀調控主體通過公開其所采用的經濟調控模型來向公眾傳遞所采取的調控機制,使得公眾對經濟發展趨勢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加快了公眾對經濟政策的反應速度。再者,通過提高國家政策的透明度,及時的公布宏觀經濟調控、運行判斷的相關政策與策略等,使得公眾能夠更好的預知調控主體的相關政策行動,降低了市場劇烈波動的可能性。一旦調控政策與工作的認識存在較大差別時,通過強化兩者之間的交流可以有效的緩解這種認識方面的差距,而不斷的增加政策的透明度顯然是不能完全的消除公眾認識與調控主體之間的不一致,但是卻有效的降低了兩者之間發生激烈沖突的可能。從這個方面來看,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能夠更好的發揮政策方面的作用,便于向公眾傳遞相關的政策信息,使得經濟調控的宏觀政策得到更加廣泛的認可,引導公眾形成一個合理的經濟政策預期。
(二)政策時滯
一個國家宏觀經濟狀況及運行的整體態勢發生變化及至整個調控主體完成相關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同時直到所實施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相應的控制目標產生對應的效應時,一般存在著對應的時間間隔,這就是所謂的時滯,也稱作宏觀調控過程中的時間滯后。而這個時滯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效果以及調控目標的實現程度具有直接的影響。當調控時滯越長時,所產生的調控效應將會越慢,效果也會越差,達到的最終調控目標也將越低;反之,當調控時滯越短時,所達到的整體調控效果將會更好,最終實現的調控目標的實現程度也就更高。正是由于存在著這種調控時滯,導致任何的調控行為以及調控理論政策都將可以與所獲得的最終調控效應合并起來實現最終的調控目標。但是,在實際的經濟運行過程中,這種調控時滯經常會導致一些調控政策出現失效的問題,有時甚至會加大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矛盾。
(三)多項政策之間的相互協調與配合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是政府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的一個主要方式,尤其是對流通與資源分配領域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是兩種常用的宏觀調控政策手段,也是現代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核心。兩者之間在作用方面雖然有效的克服了流通與分配范疇當中的各種矛盾,在保持國民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的過程中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兩者所作用的社會生產環節與領域是不同的,導致單獨的利用某一項政策手段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的過程中都會出現相關的缺陷,存在著對應的局限性。
基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兩個方面的特點與政策存在的差異,因此在會死機的宏觀經濟調控過程中所采取的調控與操作策略往往只是針對某一個環節的具體情況以及政府具體的宏觀調控目標來進行的。而兩者之間的合理搭配與相互協調是保證我國宏觀經濟體制與結構完整的一個有效方式,通過兩者的協調來保證供求關系與產業結構的整體升級,使得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
二、提高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的對策
(一)盡量縮短宏觀調控的時滯
這首先要求建立一個完善的宏觀主體調控信息系統,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情況以及宏觀經濟政策所產生的作用進行實時監測,提高宏觀經濟政策實施主體對經濟整體運行態勢的判斷和預測能力;對當前的宏觀調控決策體系加以完善、增加調控中主體的決策能力以及調控主體決策的效率,確保調控主體的調控決策果斷高效,盡量在最短的時間內進行正確的宏觀經濟決策;同時,應該盡量的減少由于宏觀調控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冗余程序,提高宏觀經濟政策執行機構的整體工作效率。
(二)有效增加政策透明度
合理通過說明手段來提高溝通的整體有效性。對于調控主體,應該對調控政策出臺的背景以及預期達到的目標進行說明。尤其是在公布相關的預測調控指標過程中,政府應該對產生的可能結果、所應用的理論依據與模型等制定一個詳細的公布細則內容。對與實際執行效果與目標之間的差異進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和可能產生的影響。應該對經濟運行過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現象,調控主體應該分析產生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并調控好這些目標之間的偏向。
(三)強化對預期目標的引導
在進行宏觀調控的過程中,市場主體必然存在著一個對宏觀調控政策以及經濟變量適度變化的預期,完全消除這種客觀存在的預期行為是不科學的。而需要通過一個合理的途徑來對這種預期進行有效引導,使得市場主體所產生的預期與調控主體最終實現的目標盡量相一致。因此,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的過程中,就應該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主。雖然任意的調控政策實施對市場主體所產生的影響,諸如利益得失等問題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只要以社會絕大部分的利益為利益取向進行調控,所實施的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得到廣泛的支持。這也就使得宏觀調控政策所發揮的作用更加有效。
參考文獻:
[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社會經濟矛盾;宏觀經濟政策;政府運作行為
[中圖分類號]F124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24-0065-01
1引言
在中國經濟快速崛起的同時,近年來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一個關鍵的挑戰就是如何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經濟的高質量增長并消除分配不公。隨著中國經濟開始進入相對溫和的增長階段,這意味著要采取新的戰略來應對收入差距擴大帶來的嚴峻的社會經濟問題。研究表明,就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解決國際上已經有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對中國而言很好地總結這些經驗和教訓,并剖析中國產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對于消除產生中等收入陷阱的隱患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從新的角度剖析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有關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我們從新的角度剖析這一現象。其重要觀點是,實際上中國并沒有完整的收入分配政策,只有收入分配原則,因此沒有可操作的有效措施去調節收入分配。目前中國的收入的調節只是在零散的、數量有限的個人所得稅中體現;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增大的原因之一是不協調的宏觀經濟政策所致。一般來講,收入分配政策主要體現在相應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中。而迄今為止我們所講的收入分配政策實際上是確立收入分配政策的原則。顯然,政策原則與具體政策的實施有很大的不同。
21財稅政策
早在2005年5月24日《福布斯》就了“全球2005稅務負擔指數”,在世界52個國家及地區雇主與雇員的綜合稅務負擔中,中國內地的稅負名列全球第二位,僅次于法國。這一年800元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已經25年沒變。我國個人所得稅免征額經歷過幾次改革。自1980年開始實行個人所得稅開始,當時免征額設為800元。經過近30年的發展,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收入的增加,2006年,免征額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2008年財政部和國稅總局有關文件要求個人所得稅2000元免征額從當年3月1日起執行。2011年9月1日個人所得稅免征額由之前的2000元提高到3500元。除了起征點上調到3500元以外,個稅法修正案內容還包括將工資薪金所得的九級稅率減少至七級,取消了15%和40%兩檔稅率,將第一級稅率由5%下調到3%。級距也被進一步擴大,第一級稅率對應的月應納稅所得額由現行的不超過500元擴大到1500元,10%稅率的對應范圍由現行的500~2000元擴大為1500~4500元,45%稅率對應的范圍則由原來的10萬元以上調整為8萬元以上。調整后個稅全年減收1600億元左右,其中提高起征點和調整工薪所得稅率級次級距帶來的減稅大約是1440億元,占2010年工薪所得個人所得稅的46%。經過調整以后,工資階層納稅比例由之前的約28%下降到約77%,納稅人數由約8400萬人減至約2400萬人。
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盡管中國的GDP已超過日本排名世界第二,但是個人收入的增長仍然大大落后于GDP的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的人均GDP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而且在金磚五國中也僅高于印度,處于倒數第二的位置,甚至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創造的高額GDP與大多數人群的相對低收入狀況不相符合,政府沒有把GDP裝進百姓的腰包,而且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的情況也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十分有利于政府部門,政府官員作為受益者不愿意向有利于自己的稅收制度開刀所致。
22貨幣政策
中國長期實行負利率與擴張性貨幣政策,一方面在投資選擇余地不大的情況下剝削了在乎儲蓄收益的中低收入者的血汗錢,另一方面過于擴張量化寬松政策使有限的個人財富大量蒸發。2011年5月,中國的廣義貨幣達到了7634萬億元。2000年年底只有1325萬億元。在十年多一點的時間里,中國代表社會購買力的廣義貨幣總量增長了6倍多。貨幣的超發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財政的透支,在目前這樣一種全球債務危機的環境下,中國應當對自身目前的貨幣環境和貨幣運行機制以及財政運行機制進行更深入的思考。與貨幣政策相關的經濟的高增長與股票投資者財富的高蒸發,以及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經濟體與最差的股票市場令人印象深刻。再加上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的諸多缺憾,居民“沒錢花”和“有錢不敢花”的情況正是當前收入分配格局引發的內需相對不足的癥結所在。在收入分配政策中貨幣政策失效性已經強力顯現。
另外,經濟的現實對貨幣文化帶來的挑戰也是顯而易見的。改革和發展把社會分化成價格敏感階層與不敏感階層兩個群體。價格不敏感階層很多,不僅包括它的主體――國有大型企業,還包括所有列入3000億元公車消費中群體的人,對于油價上漲均不敏感;所有能夠公款吃喝或者能夠通過證券與房地產市場成為億萬富翁的人,能夠動輒開名車的人,對于食品價格上漲都不敏感;擁有數套房的人,對加息更不敏感。價格敏感階層是那些承受壓力的是舉步維艱的民營企業和弱勢群體。目前中小企業正在承受成本上升、拉閘限電、人民幣升值這三大壓力,而弱勢群體不用說買房,就是日常的柴米油鹽醬醋肉蛋等可能也成問題。現實中的比較嚴重的兩極分化情況,是管理層在出臺相關政策時必須考慮的重大問題。
3結論
長期以來,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過多地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經濟增長上,積累了大量的社會經濟問題,有些問題已經演變成難以根治的頑癥,開始危及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把數量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到經濟運行的質量上來,是改變宏觀經濟政策傾向性的必然要求。特別是要改變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政府、企業、少數個人的財富積累持續增長與大部分居民財富份額的相對下降的情況,進行有效的政策調整,首先要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內核――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中更多地考慮調節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這已經是大勢所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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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銀行業;宏觀審慎監管;研究
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0)09-0055-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9.12
2008年末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上公認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監管機構在強化微觀審慎監管要求的同時,忽略了宏觀審慎監管的建設。危機后,如何防范、應對和處置系統性風險成為各國加強金融監管面臨的主要研究課題,也是宏觀審慎監管所強調的內容。
一、問題的提出
所謂宏觀審慎監管,從金融體系整體而非單一機構角度實施的監管,并力圖通過對風險相關性的分析、系統重要性機構的監管來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風險。而銀行業宏觀審慎監管是指以制度和措施防控銀行業系統性風險,即如何識別和度量銀行業系統性風險,如何防止風險在不同市場和機構之間傳遞,如何實現各類宏觀審慎監管當局之間的協調與信息共享。再從宏觀審慎監管的目的來看,其旨在防范系統性風險。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部門,負有金融穩定之責,其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屬法理之中,但“三會”作為微觀監管部門,也要提加強宏觀審慎監管。一個更關鍵的問題在于目前“一行三會”的架構之間的宏觀審慎監管是否能做到互通信息。從銀行業監管角度來看,加強宏觀審慎監管是否會偏廢促進銀行業的合法、穩健運行,維護公眾對銀行業的信心的監管目標,以及加強銀行業宏觀審慎監管是否會與中國人民銀行及其他監管機構發生職責重疊,如果加強銀行業宏觀審慎監管著實必要,那么它是對付金融危機的應時之需,還是長期之策,銀行業宏觀審慎監管的工具又是什么,以及它監管的重點有哪些?本文將圍繞以上問題展開研究。
二、銀行業宏觀審慎監管的必要性與特征分析
由于我國金融業在綜合經營不深、對國際金融市場參與不深的情況下,銀行業損失較小。雖然避過了金融危機,但并非說明我國的銀行業監管能力超強。受國際金融危機啟發,當前,我國銀行業監管實行宏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有其必要性,但同時在監管實踐中也面臨著重重障礙。
(一)傳統系統風險理論與現實金融危機比較
傳統的系統風險認識理論認為系統風險的爆發主要由銀行而非其他金融機構引發的,銀行作為存貸方的中介,其資產結構具有存短貸長的特征。因此,它的倒閉能夠引發系統風險,而其他金融機構因自有資金和客戶資金相分離,不具有銀行這樣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倒閉不會引發系統風險。但此次金融危機實況表明,正是投資銀行等券商的先行倒閉繼而殃及銀行,在金融危機爆發伊始,與投資銀行、保險公司等其他金融機構相比,商業銀行系統遭受的損失的確較小,但伴隨著危機的發展和影響的深入,以花旗為代表的國際大型銀行也遭受了極大的損失。因此,銀行之外的金融機構也會引發系統風險。
(二)宏觀經濟平穩與銀行業有效監管比較
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有利于促進金融穩定與金融業的發展。為此,金融業的機體健康和安全穩健取決于其所置身的宏觀經濟環境。如果宏觀經濟環境不良,宏觀經濟政策缺失,那么金融審慎經營與審慎規制和監管免不了會受到宏觀經濟環境和政策的“綁架”而無法有效貫徹,最終貽害金融和實體經濟自身。反之,銀行業的穩健對金融穩定和宏觀經濟平衡起著重要作用。長期以來,我國金融市場一直是銀行主導型市場,銀行業資產占全部金融資產在90%以上,因此,我國金融風險主要來自銀行系統。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銀行體系的安全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銀行業的穩健運行。
作為穩健經濟環境的關鍵組成部分,有效的銀行監管與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一起構成了金融穩定的關鍵因素。從2008年末至2010年一季度末,為確保中央提出的“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政策目標的完成,央行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人民幣各項貸款2009年新增9.59萬億元,2010年一季度新增2.6萬億元。巨額信貸背后,貸款集中度問題突出,不僅客戶結構,而且期限也高度雷同。在這種情況下,單純的針對個體的微觀審慎監管已經不能完成對風險的全覆蓋,宏觀審慎監管提上日程,即更需關注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整體系統性風險。
(三)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比較分析
宏觀審慎的誕生填補了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和微觀審慎監管之間的鴻溝。加強銀行業宏觀審慎監管,有助于降低銀行業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作為一種新型的監管模式,其區別于微觀審慎監管主要顯現在不同的監管目標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不同監管措施上。銀行業宏觀審慎監管的目標在于防范銀行業系統性風險,維護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防止經濟增長受影響;在監管內容上,銀行業宏觀審慎監管側重在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整體行為以及金融機構之間相互影響力的監管上,同時關注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因素;從具體監管對象上看,銀行業宏觀審慎監管更關注銀行和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集團的行為,以及金融市場整體趨勢及其與宏觀經濟的相互影響。而基于金融創新使得風險轉移的形式多樣化和金融一體化背景下使商業銀行面臨著無法規避的系統風險,僅僅通過微觀層面的審慎監管還不夠,尚需要宏觀層面的審慎監管。
(四)宏微觀審慎監管與現有體制比較
堅持宏微觀審慎監管有機結合,有助于實現兩者相互促進,增強彼此的監管效果。如對于銀行的信用風險敞口監管,微觀審慎監管措施會關注該銀行信貸資產的集中度和相關放貸政策,而宏觀審慎監管措施則會關注銀行業整體的信貸規模及其與有關資產價格的關系,并據以判斷銀行體系是否正在積累信用風險。而現有體制之困在于:一是多頭監管風險。在傳統的分業經營模式之下,不同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被嚴格限定在特定的領域之內,金融監管采取機構監管的多頭監管模式,單家監管機構容易犯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其一,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當形式上不同業務種類的金融機構所提供的金融服務在經濟功能上有相互替代的可能時,機構監管模式就很容易受到金融機構的規避與操縱,無法對金融機構實施有效的監管。其二,可能使得不同監管部門對同一宏觀經濟政策態度不同,進而影響金融監管與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結果,不利于協調機制發揮實效[1]。其三,基于多頭監管產生的三家金融監管當局之間的協調與信息共享、監管當局、中央銀行和其他宏觀審慎部門之間的協調與信息共享,仍然限于表面化和形式主義,缺乏實際效果。“三會”曾在央行和財政部缺席情況下召開過兩次監管聯席會議,并以備忘錄的形式表示對金融機構綜合經營應實行“主監管”制度。但這一制度實際未獲央行認可,實際也未真正實行[2]。“三會”之間的聯席會議在召開兩次后也未能持續。二是政策體制風險。我國金融的系統性風險當前主要表現在快速膨脹的資產泡沫,包括高昂的房地產價格,其根源是政策風險。政府作為金融與非金融資產的主要持有者和金融市場的監管者,金融機構仍然是政府所有或受政府控制,監管部門可以直截了當地干預這些機構的內部事務,包括向其派遣管理人員。此外,一些超大規模的金融集團、數量眾多的擔保公司、典當行、小額貸款公司等機構也游離于審慎監管之外,存在一定的系統性風險隱患。
三、加強銀行業宏觀審慎監管的思路與對策
加強宏觀審慎監管賦予了銀行業監管部門新的職能,對銀行業監管部門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這一問題上宏觀審慎監管更多應體現為監管理念,而從政策實施操作上,加強宏觀審慎監管應包括幾方面:建立與宏觀經濟部門的合作關系;調整銀行業監管機構內部職責;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完善系統性風險分析工具方法和培育宏觀視野的監管人才。
(一)建立與宏觀經濟部門及其他監管機構間的良好合作關系
強調宏觀審慎監管的政策理念認為,僅憑微觀層面的努力難以實現金融體系穩定,監管當局有必要從經濟活動、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機構行為之間相互關聯的角度,加強宏觀經濟管理部門、金融監管各部門之間的協調,這是當前強化宏觀審慎監管的重要方式之一。從前述可知,金融危機擴散的原因之一是監管機構之間、監管部門與宏觀經濟管理部門之間信息不對稱。因為分割式的監管體制和缺乏宏觀協調外部關系容易導致重復監管、“監管真空”和政策相左。然而防范系統性風險,應對處理危機往往又超出了監管部門的能力范圍。就單個的金融監管當局,主要的任務是維護具體的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其本質屬于微觀審慎的范疇。這些機構雖也涉及一部分宏觀審慎職能,例如逆周期資本金監管制度,以及對金融機構同類組的某些監管政策等,但終究不會有整體圖景。
銀行業監管部門的持續監管也僅是金融安全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最后貸款人、公共財政部門在處理應對危機中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著眼于系統性風險的防范,必須從完善金融安全網的角度,建立與上述宏觀經濟部門的良好合作關系,以及加強監管部門溝通合作和明確問責制度,對防范系統性風險十分重要。具體而言,一方面銀行業監管部門應與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部門建立良好的溝通與協調機制,統一各部門的判斷和認識,降低部門判斷的差異,避免可能導致實行的不同政策在目標上的沖突,如增進監管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與配合[3]。在同一金融市場環境條件下,貨幣政策、監管規則的基礎是銀行的穩健經營與銀行業的穩定,決策的著力點在于“市場約束”下的資產價格。因此,需要共同加強對資產價格、金融風險的研判,增進信息溝通和共享,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最終實現整個金融體系穩定的目標。另一方面,不同監管部門在明確各自職責分工基礎上的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經常聯系機制及聯席會議機制應繼續貫徹和有效執行,并應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合作與協調,力求發揮合力,使監管更加及時有效。
此外,銀行業監管部門應具有適當的權力和工具以制約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的行為,以保證協調能夠發揮防范系統風險的實效,建議賦與銀行業監管部門參與宏觀經濟政策決策的適當權限。
(二)調整銀行業監管機構內部職責分工與結構
金融危機表明,無論是“雙線多頭”監管,還是“單一主體”監管,都不能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阻止金融危機的傳播,“最優的監管制度”并不存在。在我國現行的銀行監管體制下,明確銀行監管體系內部的審慎監管與業務監管職責分工。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層面應集中專注于宏觀審慎監管,省級派出機構則應加強業務合規監管,實現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內部協同,分局及監管辦事處專注于微觀審慎監管,應通過調整職責分工以控制銀行體系的整體風險水平,使之與監管資本最低要求相適應。同時,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的銀行監管論壇等機構,完善監管政策目標的傳導機制,改善銀行監管的微觀基礎。
(三)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
建立宏觀審慎監管體系并不意味著原有的微觀監管框架,而是在傳統的微觀審慎監管仍然需要繼續推行的前提下,宏觀審慎性監管的推進應考慮到整個銀行業金融系統的穩定性。由于銀行業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具有內在的順周期性,其重要表現是經濟繁榮時期,銀行增加貸款,促進經濟進一步繁榮;經濟衰退時期,銀行收縮信貸,導致經濟陷入更嚴重的衰退。因此,建立宏觀審慎機制的目的就是要解決目前市場中的順經濟周期的機制,采取適當的逆周期政策、建立適當的逆周期機制,這也將成為未來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應消除這種順周期性以及引入逆周期性的資本緩沖制度框架。資本緩沖制度的設計理念在于通過要求金融機構在經濟條件良好時增加資本,在經濟條件惡化時減少資本,從而以一種逆周期的方式執行資本充足規則。筆者以為,消除順周期性和鞏固銀行資本的建議正是沿著有助于維護金融穩定的正確方向前進。但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必須避免因強化監管規則而損害經濟的穩定性。正因為如此,確保監管規則的靈活性非常重要,如應參照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具體條件,靈活把握執行資本充足規則的程序和時機。
同時,監管體制安排的宏觀審慎取向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和擴充。對單家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嚴格監管自然不能松動,但監管者還應投入更多資源用于對各類銀行業金融機構之間關系以及機構與整個金融環境關系的研究上,包括研究銀行的主營業務線是如何連接到更廣泛的信貸媒介過程中、金融系統風險是在哪些領域逐漸聚集而高度集中的等問題。銀行業監管機構應力爭找到用有限的資源“反制”銀行業系統風險積聚的辦法,而在確定階段性監管目標的時候必須現實一些[4]。根據競爭性市場原則,宏觀審慎監管不應追求零失敗目標,應允許無效的金融機構在競爭中退出市場。事實上,在一個動態變化的市場中,不可能期望通過監管完全消除所有的不穩定。
(四)選擇宏觀審慎監管策略、工具及重點
銀行業是一個高負債、高杠桿、高風險的行業,對整個經濟而言,銀行及其提供的金融服務具有公共性質,有較強的外部性。因此,強化宏觀審慎監管是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的方略,而不是當前危機期間的短期選擇。宏觀審慎監管應包括宏觀審慎監管工具和宏觀審慎監測,“工具”主要指監管者采取的行動,是一部分或全部微觀審慎監管工具之和,如銀監會新要求商業銀行以備不時之需的及時調整商業發展計劃、資本補充計劃、利潤分配和薪酬計劃。實際上,宏觀審慎監管的核心內容就是豐富和完善金融監管工具。“監測”主要側重于市場分析,包括數據搜集和分析、預警系統及壓力測試等,采用先進的系統性風險方法,這種分析要覆蓋居民、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的信貸及杠桿化情況。考慮到系統性風險中經常出現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及時掌握體系內銀行業金融機構之間相互的頭寸比例,特別是大型金融機構和國際金融機構之間的頭寸監管將成為一種宏觀審慎監管的工具。加強宏觀審慎監管,運用宏觀審慎監管工具完善銀行業風險預警機制,改進銀行業風險監測和壓力測試。
在當前形勢下,加強宏觀審慎監管的重點應在于防范金融跨市場、跨領域發展可能潛藏的系統性風險。即關注那些能夠產生系統性風險的集團內部不受監管的實體和不經營業務的控股公司;關注金融體系的結構,包括金融市場本身的結構、融資結構、投資者結構、金融工具結構、市場參與各方的資產負債結構等的脆弱性;關注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有效防范跨市場風險的傳遞和蔓延,尤其是對于創新金融產品,如理財產品等,要按照“風險可控、成本可算、信息充分披露”要求強化管理,以及要把與地方政府有關的業務全部納入監控范圍內。要進一步加強對大型銀行的并表監管,提高商業銀行的并表管理能力。通過這些措施,實現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有效對接和有機配合,確保銀行業穩健發展。
(五)培育具有宏觀視野的監管人才
在現有的監管制度中引入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將會帶來一些挑戰。實施全面系統性風險監管要求監管者更專業,具備豐富的金融市場與機構專業知識,具備對市場和機構足夠的認知、精確的分析、處理大量信息的能力,并能對市場上不關聯的信息進行收集與處理。為此,銀行業監管者要樹立宏觀監管意識,不斷提高宏觀政策水平,同時還要具有一定的國際視野。
綜上所述,建立宏觀審慎監管體制是大勢所趨。我國需要順應這種調整趨勢,建立和完善系統性風險應對和防范體系。當然,建立和完善宏觀審慎監管除了需要在上述方面進行充分論證準備,現階段我國的宏觀審慎監管還涉及宏觀經濟金融運行、政策和文化因素。我國既不能過度監管,也要避免監管不足;既不能盲目推進、徒增成本,也要避免放松和遲緩改革。銀行業監管機構以某種形式參與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是不可或缺的,也必將在宏觀審慎監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這已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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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implementing macro prudential regulation of our banking
HUANGHan-xing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fujian office,Fuzhou 350004,China)
在各國強有力刺激政策的作用下,2009年下半年以來,全球經濟出現了復蘇態勢。但2010年歐洲債務危機和匯率戰等標志性事件的爆發,又使得人們對于經濟復蘇的復雜性有了更加充分和深入的認識。反思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和危機以來主要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要引導世界經濟實現全面穩定的復蘇,必須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
金融危機是美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在長期經濟增長趨勢已經降低的情況下,過度刺激國內需求而造成的。從需求端看,美國在次級貸款危機爆發之前就出現了比較明顯的房地產過剩問題,說明其國內需求已經無法支撐經濟像過去那樣高增長了。從供給面來看,美國等發達國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高增長,主要是依靠技術進步對經濟的拉動。進入新世紀之后,信息技術革命及其普及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可以說,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現在都不足以支撐發達國家實現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那樣的經濟高增長了。
危機發生后,各國都實行了強力刺激經濟政策,使世界經濟較快走上了復蘇之路,避免了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那樣的大蕭條,但發達經濟體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其負面效應已經開始顯現。目前,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債務負擔沉重,債務風險明顯加劇,歐洲債務危機有可能從希臘、愛爾蘭向其他國家蔓延,債務風險大大壓縮了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空間。
發達經濟體財政政策的擴展將在2011年面臨很大的局限,鑒于其經濟復蘇對刺激政策的過度依賴,財政政策弱化之后,將普遍出現經濟減速的情況。2010年與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相比,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經濟將實現正增長,美國僅僅是大體持平,而德國、法國等國家都接近恢復到2007年的水平,意大利、日本、英國等國家都難以恢復到2007年的水平并且存在明顯差距。而在新興經濟體中,中國、印度、巴西、印尼等國家GDP較2007年大幅度增長,俄羅斯僅僅恢復到2007年水平,差異也非常明顯。預計2011年發達經濟體增長仍將明顯慢于發展中經濟體,國際經濟格局多極化趨勢將繼續強化。
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樣加大了全球金融系統性風險和通脹壓力,增強了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金融危機之后美聯儲兩次實行量化寬松政策,將從增加全球貨幣供應量和推高大宗產品價格兩個方面,加大全球性通貨膨脹壓力。這些情況說明,寬松貨幣政策已經使得貨幣信用受到傷害,如果繼續實施,可能會使全球貨幣體系更加紊亂,通貨膨脹壓力進一步加大,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應反而可能會減弱。
由此看來,要實現世界經濟的全面穩定復蘇,僅僅依靠各國實行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已經難以為繼,必須在此基礎上,調整政策的主要著力點。全球經濟復蘇應該在各自刺激內需的基礎上,加強國際經濟合作和政策協調,強化刺激政策的效果。
危機以來經濟增長的態勢告訴我們,全球經濟增長主要的拉動力量應該從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中挖掘。原因在于,從人口結構的變化來看,現階段發達國家人口增長緩慢并處于人口老齡化過程,歐洲和日本都已經受到了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巨大影響,而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和城市化進程都在加快,其內部需求的增加具有堅實的基礎。
從供給方面來看,發達國家的經濟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增長空間較小,長期內發展速度相對緩慢是正常現象;由于信息技術革命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在發達國家已經減弱,短期內新能源、生物工程等領域還不能接過拉動經濟增長的重任。
一、我國經濟法與宏觀調控
中國經濟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具有一個鮮明的特征:其自產生確立以來,概念的界定與理論的構建始終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依法治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體進程保持著密切的聯動性。那么,在當前中國的總體進程中,經濟法被賦予當代的與時俱進性,是指國家為了預防或克服市場自身調節缺陷造成的失靈而制定的,對具有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經濟關系所進行的國家干預的相關法律規范總稱,也就是調整需要宏觀調節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總稱。
宏觀調控最早由經濟學家凱恩斯所提出,是國家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對國民經濟總體活動進行的一種調節與控制,是保證社會再生產協調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濟的重要職能。宏觀調控是以國家為行為主體,運用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對宏觀經濟或宏觀經濟運行進行的,以預防和克服由市場失靈所帶來的、在宏觀經濟總量和結構等宏觀方面所存在的失衡、失調、失序狀況,并促使經濟宏觀平衡、協調、有序發展為目的的合法行為。宏觀調控的目的并不是消除波動,而是努力避免大起大落,防止經濟過度擴張或衰退,增強經濟穩定性,即在社會本位的價值利益取向基礎上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具體目標又體現為:總量均衡、結構優化、就業充分、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都是為了實現對資源的配置以達到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因此,宏觀調控更應該尊重市場規律,并以尊重市場規律作為宏觀調控的原則,讓市場配置資源起到決定性作用。宏觀調控涉及經濟的眾多領域,其是個全方位的調控系統,對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均衡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經濟法在國家宏觀調控中的價值
國家對宏觀經濟的干預不能毫無節制、毫無根據,經濟法就是對這種行為進行規制使其合法化的規范,可以說,國家運用宏觀調控體系進行的宏觀調控行為要符合經濟法的相關規定,經濟法同樣要契合宏觀調控的實際需要。
首先,經濟法是對宏觀調控適時性的精神貫徹。現代的市場經濟除了傳統市場經濟的特點外,還具有更現代化的特征: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機制的并存;國際與國內市場的關聯;經濟運行與活動的法制化(即“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以薩繆爾森為首的現代主流經濟學認為,傳統的自由放任和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是同一理論體系的相輔相成的兩種手段。不斷建立完善的法制經濟體系,經濟法律規范的一個鮮明特點即貫徹國家干預的精神,突破了傳統民法所奉行的“私法自治”和“契約自由”的原則,使調整經濟關系的私法開始公法化。當今的經濟法正是在市場經濟對宏觀調控的需求下應運而生,是宏觀調控、國家干預的精神貫徹。
其次,經濟法是國家宏觀調控行為的重要準則和重要內容。國家宏觀調控體系內容上可以分為調控手段和調控方式兩個方面。在調控手段方面,法律也屬于一種調控,經濟法律在宏觀調控中,同計劃、經濟政策的作用性質一樣,應歸于宏觀調控方式的一種,法律調控方式中的目標和任務是國家通過制定經濟運行的行為規范,制約社會經濟運行中的各種行為關系(宏觀調控經濟關系和市場規制經濟關系),維護經濟秩序,使社會經濟運行中的活動行為以及相互關系都納入與法律意志相統一的軌道,使其有法可依。法律調控的原則可以高度概括為強制性原則,并具體表現為有法可依,違法必究。無論是法律手段,經濟手段還是必要的行政手段,都必須符合經濟法的規范,在經濟發展需求的條件下按照經濟法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合法合規的國家干預行為。在調控方式方面,除了要針對市場經濟的形式選擇合適的方式進行直接調控、間接調控等外,其還要通過經濟法的規制來克服市場和政府的雙重失靈來進行適度干預。宏觀調控體系中是相互聯系的宏觀經濟政策、法律等,其中包括的法律主要是經濟法,如計劃法、產業法、投資法、中央銀行法、預算法等等,這些都是經濟法中國家宏觀調控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不同種類的部門經濟法律制度,反映了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不僅使政府宏觀調控行為以及具體措施更具權威性、法定性、普遍性,同時又通過法律具體條文規范的形式保障了這些目標的實現,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行為的法律依據。
再者,經濟法基本原則體系是宏觀調控體系的靈魂。經濟法是以維護和實現社會利益為基本立場,堅持“社會中心”的利益價值取向,注重整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這就決定了國家的宏觀調控對經濟的調控程度要符合整體發展。經濟法適度干預原則要求國家干預的范圍、方法、手段、程度適度,要求國家宏觀調控的均衡,決定了國家宏觀調控行為的適度性。經濟法堅持的經濟民主原則為經濟法的創制和實施提供了法律歸宿,經濟民主原則體現了社會、國家、個人之間的利益均衡,能夠提供國家干預的效率,確保宏觀調控目標的順利實現,是宏觀調控體系實體內容方面的具體要求。經濟法堅持經濟公平原則,是經濟法實質正義理念的價值體現和原則確認,注重競爭公平、分配公平、代際公平,這也是國家宏觀調控時對社會資源的處理的具體要求和準則。
三、結語
經濟法是市場經濟發展至今隨時代需求產生的經濟規范,是伴隨國家干預,宏觀調控需求產生的法律法規。國家宏觀調控體系無論是實施宏觀經濟政策,保障政府計劃的實現,還是糾補“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其運用的手段方式等各個方面,都離不開經濟法的宗旨和要求,經濟法在宏觀調控體系中的價值不單體現為是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部分,更體現在經濟法在宏觀調控體系中地位的不可替代性。
我國出口企業面臨的宏觀經濟環境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外貿出口不僅早已擺脫了對“換匯貿易”的依賴,而且在參與國際產業分工過程中,形成了強大的加工制造業競爭優勢,導致我國對外面臨著連年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的壓力,對內產生了資源能源消耗過多,環境污染較為嚴重的問題,為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國家從統籌國內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關系,建立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出發,實施了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貿易向依靠消費、投資、外貿協調發展轉變的宏觀經濟政策,使外貿出口企業面臨的宏觀經濟環境發生了很大改變。
人民幣升值的匯率政策調整,減少了外貿出口收益。伴隨著我國以人民幣升值為標志的匯率政策的不斷調整,我國境內的外貿企業商品出口收入正在相應減少。2007年以來,受人民幣升值因素的影響,導致我國以美元結算商品出口收入相應減少了5.6%,以日元結算的商品出口收入相應減少了2.3%,以歐元結算的商品出口收入相應減少了1.2%。考慮到今后一個時期人民幣繼續升值的影響,外貿出口收入還會相應減少。
稅收政策的調整,減少了外貿出口凈收益。在出口商品的稅收政策調整方面,2007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對資源類和耗能類產品出口不僅取消了出口退稅優惠,而且征收了出口關稅,對一般出口商品大幅度調低了出口退稅率,受稅收政策調整因素影響,外貿出口企業的出口商品利潤率平均下降了3.2%,考慮到這一影響因素的持續性和影響力度的不斷增強,今后外貿企業出口凈收益還會相應減少。
國內原材料和動力價格上漲,增加了外貿出口成本。2007年以來,我國境內原材料和動力價格持續上漲,而出口商品價格卻不能因此同幅度上漲,導致外貿企業商品出口平均利潤率因此下降了4.3%。2008年以來外貿企業商品出口的平均利潤率存在繼續下降的風險。
轉變外貿企業貿易發展方式
對當前和今后的我國宏觀經濟環境,貿易出口企業必須認清經濟發展形勢,理解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導向,不能寄希望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轉向貿易出口保護的逆向調整,只能順應宏觀經濟環境的發展變化,通過轉變貿易發展方式,求得生存發展。
實現一般加工貿易向深加工貿易轉變,促進出口貿易發展。在出口商品的稅收政策調整方面,我國針對不同類別的出口產品采取了區別對待的稅收政策,外貿出口企業只有延伸產業鏈條,將初級加工產品延伸到深加工產品,才可以繼續享受到稅收政策優惠,避免稅收政策調整給出口企業造成的利潤損失。
實現由消耗資源型貿易向節約資源型貿易轉變,促進出口貿易發展。無論是國家調整的稅收政策因素,還是原材料和動力價格上漲因素,受沖擊最大的無疑是那些消耗資源型的加工貿易,實現由消耗資源型貿易向節約資源型貿易方式轉變,既可以避免稅收政策調整給出口企業造成的利潤損失,又能適當減輕原材料和動力價格上漲給出口企業造成的利潤損失。
實現外包加工型貿易向自主技術型貿易轉變,促進出口貿易發展。許多貿易出口企業由于實行外包加工型貿易,缺乏自主核心技術,導致其每年在實現貿易收入過程中,需要支付大量的專利權使用費,降低了自身的凈收益。有鑒于此,搞好自主技術研發,推進自主技術型貿易發展,可以適當提高貿易出口企業自身的凈收益,增強其應對利益損失的抗風險能力,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實現由貼牌貿易向自主品牌貿易轉變,促進出口貿易發展。一些貿易出口企業由于缺乏自主品牌,實行了貼牌加工型貿易,導致其每年在實現貿易收入過程中,需要支付一定的商標使用費,同樣降低了自身的凈收益。因此,擴大自主品牌產品的國際宣傳,大力發展自主品牌貿易,能夠提高貿易出口企業自身的凈收益,增強其應對利益損失的抗風險能力,提高出口企業的競爭力。
實現加工貿易向服務貿易轉變,加快服務貿易發展。與傳統的一般商品貿易相比較,服務貿易的發展前景更為廣闊。實現加工貿易向服務貿易轉變,加快服務貿易發展,不僅可以優化外貿結構,由于屬于國家政策提倡和扶植的貿易類別,而且不會受到原材料和動力價格上漲因素的影響。
加快轉變貿易發展方式需要做好的工作
加快轉變貿易發展方式,既需要發揮政府的積極引導和促進作用,更有賴于外貿企業產生轉變貿易發展方式的內在動力,還必須使外貿企業具備轉變貿易發展方式的基礎條件。
引導和促進外貿發展方式轉變,政府需要做好主要工作。一是組織力量向企業介紹當前和發展面臨的宏觀經濟形勢和國家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使企業認清宏觀經濟形勢及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不可逆轉性。二是必須對本區域的外貿企業出口產品類別、結構、出口范圍、外幣結算類別等基礎數據進行詳細分析,結合人民幣對外幣匯率的變化趨勢、區別對待的稅收政策、原材料和動力價格上漲等因素的影響,研究本區域外貿企業不同產品出口受到的影響。
三是必須結合不同類別的外貿企業的自身具體情況,對本區域不同類別的外貿企業轉變發展方式提供具體的分類指導意見,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四是按照“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的處理政府與企業關系的原則,對企業在轉變貿易發展方式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問題,發揮政府提供信息幫助的聯姻作用,促進企業發展貿易方式的轉變。
中國房地產上一階段的發展基本與美國同步,同樣是住房價格的持續上漲與住房抵押貸款的迅速擴張,高增長的表象下,中國房地產市場同樣孕育著不小的風險,次貸危機的爆發,為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敲響了警鐘,我們必須重視房地產及其抵押貸款市場中存在的風險。
(1)我國房地產企業對銀行資金依賴度過高中國房地產企業的自有資金非常薄弱,房地產開發主要依賴銀行貸款。以全國銀行發放房貸總額為例,1998年全國銀行房貸總額僅為426億元,到了2005年房貸總額為近5萬億元。房貸總額在7年間飆升115倍。根據央行公布的《2006年中國房地產金融報告》,中國房地產開發商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的銀行資金占其資產的比率在70%以上。另外,房地產還牽涉著數十種上游產業,這些相關行業為滿足房地產膨脹所帶來的硬性需求,擴大產能而進行了數目龐大的基礎投資。而這些基礎投資很大程度也是來自銀行的信貸。這意味著,除了目前銀行已知的5萬億元房貸外,銀行還向更多和房地產相關的行業投入資金。因此,可以說,房地產業的周期將直接影響到金融資產的質量,在當前房地產價格回調的情況下,尤其構成中國銀行系統安全的隱患。
(2)我國住房抵押貸款資產風險可能比預期的要高次貸危機爆發之前,住房抵押貸款被公認為安全性較高的信貸業務,但次貸危機的爆發顯然打破了這個神話。2000年我國住房抵押貸款期末余額僅為3316億元,而2007年底則高達2.7萬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32.42%,高于同期美國次級抵押貸款的增長率。尤其是在中國當前并未實現完善的個人信用管理制度情況下,申請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門檻較低,國內居民及住房投資者在辦理住房按揭貸款時,很多人不能滿足個人每月按揭貸款還款額不得超過個人家庭月可支配收人的50%這樣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假收入證明、假工資證明現象屢見不鮮。業績壓力也使得國內部分銀行在房貸時放松了貸前審查。因此,在中國住房抵押貸款質量良莠不齊這種情況下,中國實際信用風險很可能要比預期的要高很多,中國同樣需要對信用風險保持足夠的警惕。因此,對于未來中國房地產發展來說,有幾個問題需要盡快解決。首先,必須要重視高度房地產周期波動導致的風險在銀行系統的高度集中問題,不僅加強對銀行的房地產貸款質量的監管,更要采取有效措施解決房地產企業資金來源單一問題,同時通過審慎推進優質房地產抵押貸款的證券化,化解當前房地產金融風險。其次,必須加強住房抵押貸款申請審查,制定更加嚴格的住房貸款審批程序,優化房地產抵押貸款質量。再次,必須盡快完善個人信用評估體系,實現對個人信用的科學評估,從源頭上降低信用風險。
二、合理運用反經濟周期調節政策
次貸危機的爆發,與美國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密不可分。上世紀網絡經濟泡沫破裂以后,美國經濟陷入低迷,為對抗經濟周期,美聯儲采用不斷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經濟增長。9•11以后,美國經濟增長進一步低迷,降息更加受到推崇,美聯儲連續13次降低利率,貨幣政策的放松帶來了貨幣供應量的急劇上升,流動性泛濫和資產泡沫開始發生。這帶給我們一個思考:反經濟周期政策應該如何使用?現代凱恩斯宏觀經濟政策理論強調宏觀經濟調控應該反經濟周期,熨平經濟波動,以保證經濟體穩定增長。但這一理論特別是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在理論上遭到了眾多經濟學家的反對。弗里德曼堅決反對以利率作為實施貨幣政策的媒介。他認為,當國家運用利率作為中介指標時,會給市場參與者發出一種不利于貨幣政策實施的信號,有悖于政策制定的初衷。例如,當經濟過熱,出現通貨膨脹時,貨幣當局想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來減少市場上的流動性,這時可能會給市場參與者發出經濟可能出現通貨膨脹的信號。在此情況下,市場參與者認為通貨膨脹即將發生,考慮到把貨幣持在手中或存入銀行只會使貨幣相對于物價的上漲而貶值,而不如盡快將持有的貨幣甚至包括活期存款都花費出去。這樣,流通中的貨幣就會變得更多,物價會繼續上漲,利率的提高本來是為了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抑制通貨膨脹,但卻使得流通中的貨幣量增加、通貨膨脹更甚了,使得調控的結果與初衷相悖。同時,宏觀調控成功的前提是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必須能夠分清宏觀經濟處于經濟周期的哪個階段,并且能夠采取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但是事實上,由于宏觀經濟的復雜性,這兩個前提都很難滿足。前者依賴于政策制定者的經驗和判斷,而后者歷來是各種經濟理論爭論的焦點難以形成定論。而更重要的是無論哪種宏觀經濟政策都有弊端,都將對市場主體利益產生影響,而利益主體的行為選擇很有可能扭曲整個市場,進而導致宏觀經濟更大的波動。因此,反經濟周期的調控政策必須要慎用,政策調控不僅要考慮到當下的經濟狀況以及政策之間的搭配,還必須考慮到調控政策的累積效應,考慮調控政策出臺的時機,才有可能熨平經濟周期,否則就會適得其反,可能只是將經濟危機延后,帶來未來經濟更大的動蕩。盡管是由金融創新工具引發,但金融創新卻并非次貸危機爆發的原因。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有其弊的一面,但作為一種金融工具,只有創新不當和監管不力才會引起市場風險,合理運用不但能夠規避分散市場風險,而且能夠增強一國的金融市場競爭力。事實上,金融創新也并非現代獨有,翻開金融發展史,無論是從金幣或過渡到紙幣還是從單一的商業銀行過渡到商業銀行、保險業、證券業并重,每一次進步都可以看作是金融創新,而每一次金融創新,都極大的促進了金融業的發展。與歷史上的金融創新相比,現代金融創新只是更加人為化,技術上更加先進,但在其本質上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美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根源就在于其強大金融創新能力。因此,不能因為次貸危機就對金融創新退避三舍。金融創新應以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協調為最基本的標準。與美國市場不同,中國金融創新不是創新過度,而是創新不足的問題。2007年末中國的居民儲蓄率高達69.14%,而由于金融市場的縱深度和多樣性不足,中國儲蓄轉化投資的比率并不高,導致中國這樣一個儲蓄大國,實體經濟巨大的資金需求卻難以得到滿足,國內投資仍然相當程度的依靠政府投資與國際資本。因此,為了解決投資需求與儲蓄資本的轉化問題,提高中國金融市場的投資轉化能力,提高金融企業的競爭能力,必須加快推進金融創新。次貸危機帶給我們的教訓之一是金融監管機構對于金融創新的監管不足,使得系統風險不斷累積,最后導致危機一發而不可收拾。因此,在推進中國金融創新的同時必須對其加強監管。首先,必須吸取次貸危機教訓,對金融創新的基礎資產質量進行嚴格監管,防止金融創新產品先天不良,將風險轉嫁到整個金融市場。其次,提高金融創新的透明度,合理利用金融創新技術,使金融創新在陽光下運行,降低信息的不對稱風險,使投資者能夠充分認識金融創新產品的風險。再次,加快金融監管體系的建設。中國當前的金融監管體系目前還不完善,如多部門管理可能導致市場分割,不利于建立統一的金融市場;各部門監管標準存在差異,各部門間的監管權力之爭可能誘致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套利,產生道德風險,不利于金融穩定等。盡管美國監管體系在次貸危機中暴露出不少缺陷,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監管體系依然比中國先進,仍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借鑒其合理之處,吸取其教訓,防止出現監管重疊、監管遺漏或空缺的現象,次貸危機為中國提供了絕佳的案例學習機會。最后,監管手段要緊跟金融產品創新的步伐,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創新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同時還要保護創新主體的熱情,鼓勵與支持進一步創新。
三、結語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內容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當代各國政府調節宏觀經濟最主要的兩種手段,兩大政策各有特點,了解它們的作用機制,深入研究它們的協調機制有著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如何擺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協調配合使用兩大政策,達到宏觀調控目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本文的結構是第一部分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第二部分具體分析兩大政策的協調問題,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問題,第四部分總結全文。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
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動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
兩大政策調節的領域不同。財政政策調節的對象是財政收支,主要通過參與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來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調節。貨幣政策主要從流通領域出發對國民經濟進行調節。
兩大政策對收入分配,利率,產出的影響不同。財政政策通過轉移支付和稅收等各種政策可以直接調節社會收入分配。貨幣政策直接調節貨幣供應量。
表1:兩大政策對收入和利率的影響
兩大政策的效應時滯不同。從擾動出現到經濟政策產生作用的每個階段都存在時滯。這些時滯可以分為兩種時間層次:外部時滯,即政策行為對經濟影響的時間;內部時滯,即著手制定政策所花費的時間。
表2:兩大政策的時滯效應
兩大政策調節的主體不同。財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控制。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表明,只有將兩者有效地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雙松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其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刺激投資,促進經濟增長; 消極效應是往往產生財政赤字并誘發通貨膨脹。
雙緊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此種組合方式的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抑制總需求,控制通貨膨脹; 其消極效應是容易造成經濟萎縮。
松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這種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產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貨膨脹。
緊的財政政策與松的貨幣政策可以在不降低產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兩大政策的組合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個隱含假設就是不存在流動性陷阱,貨幣需求曲線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傾斜。
三、進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及其差異,探討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價格不變,內生變量是利率和收入(決定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同時均衡時的收入和利率),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作為外生變量,影響總需求。只有在短期內,產出和利率在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才表現為固定的關系。從長期來看,這種關系不存在或者說不穩定。
第二,忽略了總供給對經濟的影響。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從短期來看,總供給曲線是水平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能提高總需求,導致產出增加。但從長期來看,供給曲線是垂直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只能使價格水平上升,對產出沒有影響。
第三,本文沒有考慮開放經濟的情況。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三元悖論原則是國際經濟學中的一個著名論斷。根據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一國的經濟目標有三種: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這三者,一國只能三選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開放經濟條件下兩在政策的效果(資本自由流動下)
四、結論
從短期來看,擴張的財政政策提高計劃產出,導致產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擴張的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導致產出提高,利率下降。
從政策時滯來看,財政政策內部時滯較長,而外部時滯較短。反之,貨幣政策內部時滯較短,外部時滯較長。因此,貨幣政策適合于對經濟進行微調,財政政策在經濟危機下往往比貨幣政策更有效。
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兩大政策都能擴大總需求,引起產出增長,價格上升。因此,當產出低于潛在產出時,兩大政策都合適;如果經濟已經處于充分就業,應當盡量少用兩大政策。
在開放經濟條件和固定匯率制度下,根據三元悖論,如果資本自由流動,財政政策完全有效,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中國經濟現在通貨膨脹高,對外貿易失衡,根據本文的討論,適合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和從緊的財政政策,或者是從緊的貨幣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前者會引起經濟衰退,后者不會引起經濟衰退。
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協調研究
1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聯系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對宏觀經濟產生作用和影響,達到政府既定的目標。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屬于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常態,財政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防范經濟波動,保持經濟穩定。經濟衰退與經濟繁榮狀態總會交替發生,引發諸如就業壓力大、通貨膨脹、投資波動、外貿失衡等嚴重的經濟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間接作用于經濟,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正是政府經常使用的兩大經濟政策。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要達到的最終目標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個目標的本質都是要保持一國宏觀經濟的穩定。
(3)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用以對付大的與拖長的經濟衰退,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的使用。貨幣政策則是通過貨幣供應量和信貸量進行調節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靈活的特點。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搭配,因而兩者可形成合力,對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發揮調控作用。
2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 財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財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與政府收支活動相關,主要有稅收、財政支出、政府投資、財政補貼和公債等。
(1)稅收。稅收是形成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國家調控經濟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廣泛強烈的調節作用。稅率的確定是財政政策實行調節目標的基本政策度量選擇之一。稅率的高低決定著一國財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稅負的分配是國家對于稅收結構的調整,其可以起到調節產業結構的作用。
(2)國債。國家發行國債主要目的是彌補財政赤字和發展社會公共建設。隨著信用制度的發展,國債的發行漸漸成為了財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調節貨幣供給、私人消費和投資的作用。國債的調節作用主要表現在:貨幣效應;擠出效應;收入效應。
(3)財政支出。財政支出是國家為了滿足一定的社會公共需要,對以稅收和發行國債等形式籌集來的資金的運用。一般性的財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務支出、政府投資支出,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和轉移支付。政府的投資力度和投資方向對一國產業結構優化以及調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是銀行存放在中央銀行或金庫中的準備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擴大或收縮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加強央行的基礎貨幣吞吐實力,從而通過影響貨幣存量而對整個經濟產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響到各商業銀行利潤,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況下不常使用。
(2)再貼現率。再貼現率是商業銀行將其貼現的未到期票據向中央銀行申請再貼現時的預扣利率。再貼現意味著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貸款,從而增加了貨幣投放,直接增加貨幣供應量。再貼現率的高低不僅直接決定再貼現額的高低,而且會間接影響商業銀行的再貼現需求,從而整體影響再貼現規模。
(3)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發達國家將公開市場操作當作中央銀行調節基礎貨幣量的主要貨幣政策T具,通過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與指定交易商進行有價證券,調控貨幣供應量,以達到貨幣政策調控目標。公開市場操作業務具有市場化程度高、靈活性和微調性的特征。
3 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的實踐
我國改革開放已經歷經了30多年的實踐,實踐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對于加快我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政府采取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還有很多要素制約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從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保持穩定出口的同時,出臺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擴大國內需求,并取得了較好的政策效果。進入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越來越繁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互補的聯動效果,避免政策運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經過2009年的經濟刺激政策,使得我國國民經濟在2010年實現了高位穩定增長,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經濟轉變為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擴大內需和防止通貨膨脹。政策組合繼續保持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方面由極度寬松轉變為適度寬松,而年末則調整為穩健偏緊,在產能過剩和房地產等領域緊縮性政策的調控力度明顯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使用的實踐進行總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已逐漸向市場化調控方向轉變。在發展公共財政的總體結構下,從財政政策影響經濟的方式以政府投資性支出為主,逐漸轉變到通過公債、稅收、轉移性支付等多種工具的綜合運用。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信貸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征。
第二,在財政貨幣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強至弱,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強。改革開放最初,國家進行宏觀調控是以財政政策為主導,而貨幣政策幾乎沒有作用,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的核心模式轉變為通過對信貸規模的控制從而影響貨幣的供給。
第三,目前的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關注總需求管理,主要以經濟的穩定為目標。我國面臨著經濟發展與體制轉軌的雙重任務,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在長期來看,還必須關注金融制度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優化,以及以結構性調整為目的的供給管理等層面,這也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4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建議
4.1加強政策制訂的預見性與時效性
從過去來看,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搭配的變化比較頻繁,財政貨幣政策的實行存在時滯問題,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預測能力,為政策調控及協調打下余量。
4.2財政貨幣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針對性
財政政策應更多地利用區別對待的方式,利用財政收支來控制資金流向,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同時通過稅制和社會保障措施,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有效調節整個社會收入構成。貨幣政策應當著重考慮未來經濟的走勢,避免出現通貨膨脹,通過各種手段抑制經濟過熱,在調整結構方面,貨幣政策應當通過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方式,推動經濟均衡發展。所以,在實施財政貨幣政策配合時,一定要注意兩者具有針對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靈活運用貨幣政策調控工具
要全面發揮貨幣政策工具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場,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大力發展短期融資工具,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利率成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加強金融機構間的資金融通,實現金融機構間資金的良性循環。
4.4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提高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