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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歐洲部分國家的債務危機問題。雖然歐盟聯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立了7500億歐元的債務危機解決機制,但是,危機國家的財政緊縮計劃對歐盟乃至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將是深遠的。
第二,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型金融機構的風險化解還需時日。
第三,主要國際貨幣匯率大幅波動。今年以來,由于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主要國際貨幣間匯率大幅波動,這給國際貿易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國際貿易持續復蘇蒙上陰影。
第四,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明顯增多。
第五,主要經濟體在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上存在很大困難。
第六,各國刺激政策在退出時機選擇和具體操作方面可能存在操作失誤或出現“各自為戰”的情況。
由于目前還無法預估上述因素對世界經濟復蘇的確定性影響,因此,世界經濟的持續復蘇并不是板上釘釘的事,還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短期看,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風險是部分國家的債務問題以及主要經濟體的金融監管改革可能給金融市場帶來的巨大壓力,其結果很可能出現企業借貸成本上升,銀行盈利能力下降,不良資產增加,并最終導致全球信貸再度緊縮,從而危及世界經濟復蘇進程。
從美國經濟整體走勢來看,自去年第三季度到今年第三季度被認為是美國制造業非常強勁的補庫存階段。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制造業復蘇明顯,今年4月,反映美國制造業復蘇情況的重要指數――芝加哥采購經理指數(PMI)曾一度創近5年來的新高(達到63.8)。同時,自去年3月以來,美國股票市場持續反彈和政府對汽車及住房消費的補貼使得美國私人消費和投資快速增長。
但是,進入今年第二季度后,種種跡象表明美國經濟復蘇的勢頭已經開始放緩,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一系列的財政刺激政策大多已經結束(如舊車換現金和購房退稅),這使得消費增長趨緩;其次,制造業修復庫存的貢獻正在逐步減弱(但依然是正貢獻),PMI指數已經連續兩個月(5月和6月)出現下滑,但依然在景氣上限;第三,受股市下跌預期影響,6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出現下滑;第四,期盼已久的房地產補庫存活動似乎并未啟動,美國經濟進入了一個缺乏明確增長點的階段。總之,在消費沒有出現明確好轉跡象、房地產庫存回補沒有全面啟動的情況下,美國第三季度經濟增速將會放緩。
當前,歐債危機再度惡化的風險正逐步消退,觸發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較小。首先,7500億歐元救助計劃融資機制細節已經敲定,可以保證歐元區任何國家在出現債務問題時能及時得到貸款,并且規模足以覆蓋南歐四國近3年的所有到期債務。此后更嚴重的沖擊似乎已不會再出現。其次,歐債危機對美歐銀行體系沖擊力度不大,銀行間市場未出現明顯的流動性緊張現象。再者,歐債危機是在市場去杠桿化的過程中發生的,全球各大投行沒有大規模地將歐洲債務打包證券化,也沒有以“杠桿銷售”、“信用擔?!钡确绞酵其N至全球,因此波及范圍遠小于美國的次貸危機。
盡管如此,歐洲債務危機對未來經濟復蘇的負面影響也不應小覷。正是歐洲債務危機導致美歐在對后金融危機時期如何確保經濟可持續復蘇的看法上出現了明顯分歧:一方面,美國希望各國繼續維持財政刺激,并確保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充裕;另一方面,歐元區及英國則大規模啟動財政緊縮政策,目的就在于平復歐洲債務危機和穩定國債市場。
雖然歐洲快速退出財政刺激政策可以達到盡早降低財政赤字的目的,但對歐洲經濟的持續復蘇卻是非常大的損害。據統計,歐元區在未來3年中赤字總體削減規模將在3000億歐元左右,其中德國為800億歐元;英國在未來4年中削減赤字的總額約為2000億歐元。分析普遍認為,只有當歐洲經濟增長可以支撐2%以上的基準利率時,才是推行財政緊縮政策的安全時機。如果英、德等歐洲主要經濟體下半年實施財政收縮政策,那么,必將對目前低迷的歐洲經濟造成進一步的壓制,動搖其脆弱的經濟復蘇基礎。
關鍵詞:全球經濟;現狀;走勢
引 言:
目前,全球經濟已經逐漸恢復,但是存在的威脅還是不容忽視的。國際市場上,大宗商品的價格仍不穩定,但應該不會出現大幅上漲的情況。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仍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則相對寬松。在內憂外患的國際形勢下,我國面臨的國際貿易摩擦不斷增大,外需也嚴重緊缺,通貨膨脹的壓力不斷增大,經濟形勢令人擔憂。
一、世界經濟呈現出復蘇的態勢,但是仍將長期處于低速增長的態勢
截至2012年下半年,世界經濟形勢再度呈現緩慢增長的態勢,美國經濟復蘇的后勁嚴重不足,日本經濟出現停滯現象,歐元區經濟嚴重受制于世界形勢,連續出現負增長,世界主要新興經濟體的經濟都放慢了增長的步伐。2010年世界經濟在政策的支持和刺激下快速回升,但是自2012下半年以來,經濟增速放緩,但是相較于以前,投資和私人消費在經濟中的推動力不斷增強,這些都表明經濟增長對政策的依賴作用減弱,經濟復蘇的根基較為穩固。
目前,美國經濟增長態勢喜人,房地產市場打破市場泡沫,呈現回升態勢,就業率增加,失業率不斷下降,國內就業形勢趨于樂觀,美聯儲實施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經濟不斷朝著好的態勢發展。日本經濟復蘇仍面臨多方面的壓力,但是由于國內實施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擴大政府的公共投資,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政府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日元適度貶值,增加了經濟增長的砝碼。歐元區經濟復蘇仍存在相當難度,目前歐元區的債務危機逐漸緩解,金融市場對經濟復蘇的信心加強,但是歐元區的經濟發展狀況仍不穩定,失業率逐漸增加,負資產狀況嚴重,經濟發展瓶頸難以突破。新興經濟增長體受國際市場的影響較大,外貿出口嚴重不足、國內市場疲軟,這些都制約了經濟的發展,但是主要國家已經加緊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改變了經濟發展方向,采取積極政策擴大內需,希望借此改變經濟增長頹勢,促進經濟快速增長。[1]
縱觀全球,世界經濟形勢仍然相當嚴峻,經濟增長的不穩定因素較多,下行風險仍不容忽視。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世界經濟將在2012年的基礎上小幅增長,發達國家的增長幅度約為1.4%,而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的經濟增幅將達5.5%。
二、世界經濟形勢有所好轉,但是不穩定因素仍然存在
年初以來,在世界經濟出現回暖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形勢明顯好轉。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連創歷史新高,日經指數刷新4年半高位紀錄,歐洲股市亦溫和上漲,投資者風險偏好明顯上升。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小幅上漲,西班牙、意大利10年期國債收益率較去年7月份高點大幅下跌,與德國國債收益率之差分別縮小2.9和2.2個百分點。雖然近期塞浦路斯爆發銀行業危機,但歐洲金融市場抗沖擊能力明顯增強,金融形勢有望繼續保持穩定。國際匯市總體平穩,雖然近期日元貶值和美元匯率趨于走強,但主要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兌美元匯率有升有貶,印度盧比、巴西雷亞爾和墨西哥比索分別升值0.8%、3%和4%,韓元和俄羅斯盧布則貶值5%和1%。
同時,應當看到,世界經濟復蘇基礎仍不穩固,金融市場缺乏實體經濟的有力支撐。美國財政懸崖問題仍未得到完全解決,歐元區重債國銀行資產負債表持續惡化,意大利、西班牙等國仍存在債務違約風險,塞浦路斯危機的后續影響有待觀察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投資者信心和金融市場穩定,全球金融市場再度出現動蕩的可能性仍然較大。
三、大宗商品價格仍將高位震蕩,但大幅上漲的可能性不大
供求關系仍是影響大宗商品價格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在世界經濟總體趨向復蘇的背景下,國際市場原油、銅、農產品等大宗商品供求關系總體上仍將處于緊平衡狀態,大宗商品價格將處于高位;另一方面,美國頁巖氣革命導致其原油進口需求增速明顯下降,新興經濟體調整產業結構和推動經濟轉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對鐵礦石、銅、鋁等礦產資源的需求。但總體看,今年原油等能礦產品價格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不大,個別產品價格甚至可能出現小幅回落。世界銀行預測,在不考慮地緣政治沖突、嚴重自然災害等突發事件的情況下,2013年原油價格指數將下降2.6%,金屬類產品價格指數上升1.3%,農產品價格指數則下降0.1%。由于大宗商品價格金融屬性不斷增強,全球金融市場流動性、美元匯率走勢以及突發事件等因素引發的市場投機趨向,將會導致大宗商品價格在短期出現大幅震蕩。從目前的情況看,全球金融市場仍有可能出現波動,一方面,發達國家繼續擴大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規模,主要貨幣匯率走勢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中東、東亞等熱點地區局勢依然不穩,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短期出現較大波動的可能性難以排除。[2]
四、發達國家財政政策總體仍將趨緊,貨幣政策可望繼續寬松
發達國家政府債務率仍在上升。歐盟最新統計,2012年第三季度,歐元區和歐盟27國政府債務相當于GDP的比率較上年同期分別從86.8%和81.5%升至90%和85.1%。據IMF數據,2012年美國和日本政府債務總額相當于GDP的1.07倍和2.36倍。為降低公共債務負擔、維持財政的可持續性,美歐仍將繼續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日本雖然繼續擴大財政支出以刺激短期經濟增長,但在中長期仍將通過增加稅收和減少社會福利開支等方式穩固財政。
在經濟復蘇總體乏力、財政政策難以為經濟增長提供支撐的情況下,發達國家只能通過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來促進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根據目前形勢判斷,美聯儲仍將繼續實施低利率政策,近期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可能性不大。歐央行在繼續承諾無限量購債的同時,可能再度降息以支持經濟增長。日央行也會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以努力擺脫通貨緊縮的狀況。
五、全球經濟發展趨勢
當前發達國家工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需求不旺和生產能力過剩,發展中國家則迫切需要獲得資金和技術支持。面臨這些問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尋找著適合自己的出路,因此相互間的聯系會更加密切,同時為了保護貿易,也會出現相應的維護和引導的組織。[3]
1.各國對外貿的依存度不斷增加
對外貿易依存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對外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它反映了一個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經濟合作的程度。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加強技術交流與創新,世界各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都在不斷提高。一般情況下,外向型,小國依存度大;自主型,大國依存度小。
2.區域經濟一體化
出現了諸如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盟等一體化組織。在確保平等與合作的基礎上互利互惠,在很多領域上相互合作和支援,成員國之間共同促進本區域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文化的發展。
3.跨國公司是國際貿易的主渠道
在國際貿易中,傳統的競爭手段是價格競爭。而今,由于世界范圍內尤其是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耐用消費品支出占總支出比重的增大,跨國公司通過高質量和性能的產品以及優良的售后服務將更能爭取到國家市場地位。
4.國際服務貿易快速增長
世界貿易的蓬勃發展,使得一個新的行業――國際服務貿易迅速成長起來。國際服務貿易是指國際間服務的輸入和輸出的一種貿易方式。貿易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服務并獲得收入的過程稱為服務出口或服務輸出,購買他人服務的一方稱為服務進口或服務輸入。
5.電子商務應用廣泛
電子商務是指利用簡單、快捷、低成本的電子通信方式,買賣雙方不謀面地進行的各種商業和貿易活動。電子商務減少人力、物力,降低了成本,大大提高了貿易的效率;電子商務的全球性和開放性,為企業發展創造更多的商機。
六、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
世界經濟緩慢復蘇態勢短期內難以改變,我國出口增長仍將受到外需不足的制約;針對我國出口產品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還將層出不窮,對相關產品的出口帶來不利影響。發達國家繼續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我國輸入性通脹壓力增大。全球流動性充裕,我國經濟企穩回升可能吸引短期資本大量流入。由于世界經濟復蘇依然面臨較大不確定性,跨境資本流向也可能出現反復,對我國跨境資本管理帶來較大壓力。[4]
在國際經濟環境仍然復雜多變的情況下,我國既要立足擴大內需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也要努力保持出口平穩增長,繼續擴大我國出口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當前,一是要繼續穩定促進出口的各項政策措施,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努力改善出口企業的經營環境。二是要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和”走出去”步伐,通過深化區域合作和擴大對新興市場國家的投資和工程承包,積極促進出口。三是要完善政府、行業協會和企業三位一體應對貿易摩擦機制,維護我國企業正當權益。四是要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管,妥善應對輸入型通脹壓力,繼續做好控制物價上漲工作。
參考文獻:
[1]劉玉成,童光榮.世界經濟失衡與資本失衡:基于《資本論》的視角[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2(04)
[2]劉航,趙景峰,吳航.國際經濟合作思想及其對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啟示[J].經濟學家.2012(06)
2012年,全球經濟再次陷入低迷,這種低迷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延續。其根本原因,則在于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
2010和2011年,全球經濟有了短暫的恢復,但只是世界各國政府在短時間內動用大量資源,使用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刺激起來的虛假繁榮。當刺激政策的效應過去后,世界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依然如故。
只有在市場力量的推動下,進行結構性的改革,世界經濟才能走出金融危機帶來的低谷,中國經濟才能完成轉型。
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表現為美國家庭過度借債、過度消費,歐洲政府過度赤字,中國居民過度儲蓄和政府、企業過度投資。
為了看清這一觀點,我們需要回顧一下,這次金融危機到底是怎樣產生的?
美國:過度寬松貨幣政策制造泡沫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美國家庭過度借債和過度消費達到了頂峰,美國人平均家庭儲蓄率已經接近于零。
與此同時,美聯儲實行寬松貨幣政策,商業銀行大量發放信貸。2008年前后,為了刺激經濟,美聯儲一度把基準利率降到了史無前例的1%左右,此后甚至進一步降為零。
在如此寬松的貨幣政策下,銀行大量放貸,貸款以次級按揭的形式,進入房地產部門。同時,華爾街又做了很多金融創新。一時間,美國市場上流動性嚴重過剩。
超發的貨幣超過了實體經濟需要,在房地產市場制造了美國戰后最大的泡沫。這個資產泡沫再由華爾街以金融衍生品的方式,將美國房地產市場的風險擴散到了全球。
真正的危機始于2008年10月雷曼兄弟破產,此后金融海嘯排山倒海般沖擊著美國及整個發達世界的金融體系。
而現在歐洲的債務危機也是結構性失衡的表現。歐洲各國一直實行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政府開支超過了財政收入,債務不斷積累。危機前,希臘政府的赤字甚至占GDP的14%,本就遠遠超過了國際警戒線的3%。而在金融危機期間,政府為了救助大型金融機構和企業,又一次天量發債,并最終把財政壓垮。
中國:過度投資造就產能過剩大國
中國和美國正好相反,問題在于居民過度儲蓄和政府、企業過度投資。
金融危機前,美國家庭的儲蓄率只有2%~3%,而中國的家庭儲蓄率是30%左右。大量資金存入銀行,銀行又將其放貸給企業用于投資,造就了中國經濟增長在過去的十幾年依賴投資,投資增長率達20%甚至以上的景象。
實際上,近年來,中國國民收入的增長一直遠遠落后于投資的增長,購買力落后于生產能力。但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的出口高速增長,過剩的產能都銷到了海外,這一投資驅動的發展模式也由此被延長了生命。
金融危機爆發后,海外的需求萎縮,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也隨之水落石出。
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不是簡單的外匯需求暫時疲軟,而是對長期以來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的挑戰,這不是咬緊牙關熬個一兩年就能過去的,需要進行徹底的結構性變革。
而結構的調整、模式的轉換,不是一項政策能夠實現的,要依靠市場的力量。轉換經濟增長模式,中國已經進行了十幾年,但是至今并未成功,就是因為市場壓力還不夠大。
美歐經濟復蘇的快慢取決于債務清理速度,中國經濟轉型則需要增加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費。
世界經濟復蘇、中國經濟轉型均取決于經濟失衡的調整。不改變這種失衡,可持續的復蘇就沒有希望。
清理債務是美歐經濟復蘇的前提
美歐經濟的復蘇,前提是將過去積累下來的過多債務進行清理。這個過程,即去杠桿化。
現在美國和歐洲都在去杠桿化的過程中。目前,美國的家庭債務正在下降,儲蓄率也上升到了5%,接近歷史平均水平。再加上政府有比較穩定的財政收入,去杠桿化進展較快,因此美國經濟也會首先緩慢復蘇。
歐洲的去杠桿化過程比較痛苦,因為債務在政府身上,市場力量難以發揮作用,而民眾又不愿意接受會損害自身利益的“治療方案”,所以其削減債務進展非常緩慢。
現在,要看歐洲經濟什么時候能復蘇,只需要先看它的債務削減能不能取得進展,這是經濟復蘇的前提。
中國要讓居民“敢花錢”
美國和歐洲是中國三大貿易伙伴中的兩個,這兩大貿易伙伴經濟低迷,必然導致中國出口銳減,中國投資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也隨之走到了盡頭。
現在,中國經濟增長能依靠的,只能是消費。數據顯示,中國的個人消費占GDP的30%,投資占50%,美國的個人消費占GDP的70%,投資占20%,中國消費拉動GDP增長的潛力巨大。
中國應該如何刺激消費?最主要的方法就是通過減稅增加居民收入,并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美國人之所以敢花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不需擔心醫療、養老、教育等方面的花費。
這種轉型不是一個號召就能實現的,而要切實去做許多結構性的改革。比如減稅,將更多財政收入投入社會保障體系等。
目前,中國的情況正好與之相反,這些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大幅超過了GDP的增長,這對中國經濟的轉型非常不利。
貨幣政策難以影響復蘇進程
在解決世界和中國經濟問題的過程中,不少研究人員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貨幣政策上。實際上,貨幣政策對改善全球經濟的幫助很微弱。
美聯儲現在雖然在繼續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但是投放的貨幣并沒有進入實體經濟。數據顯示,美聯儲投放貨幣時,商業銀行的貸款增長率在零附近波動。不放貸的原因就是美國的企業和家庭還沒有清理完此前的債務,商業銀行不敢繼續放貸。所以,無論美聯儲采取什么樣的經濟政策,這些錢都不能通過商業銀行進入實體經濟。
在中國,我們曾經應對金融危機的方法是投放“四萬億”,結果卻加速了產能過剩,使結構性失衡進一步加劇。現在,中國的鋼鐵、化工十幾個行業都處于產能過剩狀態,甚至連鐵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也過剩了。
擺在中國面前的任務,就是要消除過剩的產能,而不是一些人呼喚的寬松的貨幣政策。現在中國實體經濟的問題并非企業缺乏資金,而是缺乏投資機會,即使貨幣政策轉向寬松,企業拿到了銀行的貸款,也找不到投資渠道。而與之相對,只要貨幣政策放松,通脹馬上就會到來。
城鎮化和服務業將支撐中國經濟繼續中速增長10年
那么,是不是應該就此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持悲觀態度?絕非如此。因為中國國內的需求足夠支撐中國經濟以中等速度持續增長10年。
這些需求主要包括兩大塊;一是城鎮化,二是服務業。
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去年的城鎮化率是50%,但真正的城鎮化率是35%左右。因為在統計中,城鎮居住6個月以上的居民都算作了城鎮人口。但1億多農民工并非城鎮的一部分,他們的消費不在城鎮,甚至儲蓄也不在城鎮。
35%的城鎮化率,還不到日本和韓國的一半。隨著更多的人進城,中國還要蓋更多房子,開更多商店,建更多醫院、學校,需要更多水電氣等配套服務設施,這些都是拉動GDP增長的力量。
目前的問題是,僵化的經濟體制,使得這些潛力不能轉化為真實的購買力來支撐中國經的發展。這些體制的問題包括造成高房價的土地制度、財稅政策以及具有歧視意義的戶籍制度等。
地價不降低,城鎮化就難以提高。所以土地制度改革、財稅改革不能再拖了。
當然,政府肯定不愿意照方抓藥,因為這意味著自己的奶酪被人動了。所以,中國的問題在于,醫生知道藥方,但是不愿意給病人開藥。
一、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
為應對金融危機,美聯儲自2008年年底以來一直將基準利率維持在0~0.25%這一歷史最低水平,并于2009年3月實施了第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1),主要內容有:一是購買總額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二是購入7500億美元聯邦機構以抵押貸款支持的證劵,使此類證劵購入總規模達到1.25萬億美元。三是購入“兩房”發行或擔保的債券,總規模達到2000億美元。截至2010年3月,美聯儲購買了總額超過1.7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和國債,最終導致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出現了極度膨脹。2009年末,美聯儲資產規模高達22371億美元,是次貸危機發生前2007年1月8785億美元的2.5倍多。由于第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未能實現預期效果,2010年11月美聯儲再次推出第二輪定量寬松貨幣政策(QE2),即在2011年6月前購買價值6000億美元的美國長期國債,約合每月購買750億美元,并表示將把到期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所得用于國債再投資,以維持資產負債表規模。美聯儲希望通過購買國債等中長期債券,大量釋放流動性,提高資產價格,壓低實際利率,促進消費和經濟增長。如果說QE1主要是基于對金融市場一次性的救助,那么QE2更重要的目的則是為了應對通貨緊縮及高失業率。QE2到期后,雖然美聯儲并沒有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3),但美國極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將得到延續。2011年底美聯儲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0.25%的超低水平上,至少到2013年中期不變。歐洲央行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方面相對謹慎。為應對主權債務危機,2010年歐洲央行等先后與希臘、愛爾蘭政府達成1100億歐元和850億歐元的救助方案,并通過再融資操作、證券市場計劃等措施向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英格蘭銀行也繼續將短期利率維持在0.5%,并維持2000億英鎊的資產購買規模不變。2010年10月,日本央行時隔四年多重啟零利率政策,宣布將銀行間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從現行的0.1%降至0~0.1%,并推出了總額為5萬億日元的資產購買計劃。
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差異
(一)對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的積極作用從實施效果看,發達國家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支持經濟復蘇和消除通縮風險發揮了一定作用。通過向金融市場注入大量的流動性資金,提高了信貸的可得性,對緩解信貸萎縮、提振市場信心、促進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發揮了重要作用。2009年初以來,美元和歐元的LIBOR-OIS利差大幅縮小,表明貨幣市場的信用風險明顯降低,流動性狀況明顯改善。另外,發達國家通過建立一系列資產購買機制,改善了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通過對所購買和用于抵押的金融資產定價的規定,促進金融市場定價功能的恢復,特別是幫助MBS、ABS等資產證劵化產品的定價;通過對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減少了金融機構的破產倒閉,進而穩定了金融市場。實體經濟方面,發達經濟體由2009年的負增長3.4%躍升到2010年增長3.1%,同期,新興經濟體由2.8%上升到7.3%。美國經濟自2009年第三季度以來出現復蘇,截至2011年第2季度,美國經濟已連續八個季度增長,其中2010年四個季度GDP同比增長分別為3.7%、1.7%、2.5%和3.1%。另外,歐元區經濟在連續5個季度負增長后于2009年下半年開始復蘇(表1)。
(二)對美元匯率和全球大宗商品的影響從美元指數的變動來看,2002年至今美元指數呈現出波動中貶值的趨勢。期間出現兩次大幅反彈,一是出現在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機集中爆發時期。二是出現在2010年上半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集中爆發時期。這兩次反彈都是由于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導致大量資金流入美國國債市場避險。另外,美國政府也面臨著財政赤字持續高居不下的困境,2010年美國財政赤字為1.294萬億美元,占GDP的比例為8.9%;2011年11月,美國的國債余額突破15萬億美元,超過美國2010年GDP總額14.6萬億美元。長期看,美元匯率實際上是美國政府的重要政策工具,出于轉嫁危機成本和減少債務負擔的考慮,擁有龐大負債的美國希望通過美元持續貶值刺激出口,促進經濟復蘇和調整經常帳戶赤字。因此,兩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巨額財政赤字和經常賬戶赤字預示著美元的中長期仍然將呈現震蕩下行的趨勢。由于美元是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交易最主要的計價貨幣。2010年以來,隨著美元的貶值,國際貴金屬黃金、石油等商品價格屢創新高,特別是黃金價格目前高達1700美元/盎司,國際原油價格上升至100美元/桶以上。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場上,小麥、棉花、有色金屬、煤炭、礦石等的價格都出現大幅上漲。IMF統計,2010年國際商品價格指數同比上漲了26.1%。其中,非能源類商品上漲26.3%,能源類商品上漲25.9%,非能源類商品中的工業原材料上漲43%,食品飲料類上漲11.8%。(三)各國通貨膨脹的差異表現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沒有使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通脹水平明顯上升,日本甚至出現了通縮跡象,但許多新興經濟體卻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世界各國的物價呈現“冰火兩重天”的局面,據美國勞工部統計,2010年美國所有商品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為1.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上升僅為0.8%。由于歐盟經濟復蘇步伐緩慢,特別是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后,歐元區各國開始實施緊縮性財政計劃,這些措施消除了歐元區通脹的壓力。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2010年歐元區消費者調和物價指數(HICP)同比上升2.2%,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HICP,同比上升只有1.0%。IMF預計,2011~2012年,美國的通脹率將上升至3%和1.2%,歐元區通脹率為2.5%和1.5%,這表明美國和歐元區的通貨膨脹壓力維持在較低水平。通貨緊縮一直成為影響日本經濟復蘇的嚴重問題,2010年以來,日本物價指數持續下跌,2010和2011年日本物價指數分別為-0.7%和-0.4%。[2]許多新興經濟體卻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危機之后,全球經濟復蘇格局出現分化。發達國家的寬松貨幣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持續過剩,套利資本大量流入經濟增長相對強勁、利差較大的新興經濟體,加劇了新興市場的輸入性通脹壓力。2010年,金磚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的通脹率分別為3.5%、12%、5%和6.8%。2011年以來,中國CPI指數連續數月高達6%以上;IMF預計,2011~2012年新興經濟體的平均通脹率為7%和5.1%(表2)。
三、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影響差異的原因
(一)貨幣乘數下降導致發達國家寬松貨幣政策的擴張效果明顯減弱以美國為例,雖然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迅速膨脹,但M1貨幣乘數卻持續收縮。金融危機前該乘數長期維持在1.6~1.8倍的水平,2010年2月一路下探至0.79,后來有所回升,但截至2011年4月,美國M1貨幣乘數為0.752,且僅為危機前水平的一半左右(圖1)。其原因是面對美聯儲注入的龐大資金,保守的銀行寧愿將這部分資金以超額準備金的形式存在美聯儲,也不愿把資金貸給企業,結果是美聯儲投放的美元只有一小部分形成了美國國內的流動性。
(二)貨幣政策的漏損和溢出效應嚴重影響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日本2001~2006年宏觀調控的經驗顯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并不必然導致通脹產生,日本的CPI直到2004年10月才恢復正值。其主要原因是日元套利交易對日本央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漏損效應,即日本的金融機構和居民通過日元套利交易將持有的日元資產兌換為外匯資產,降低了日元貨幣供給的增長速度,導致境內流動性向境外市場漏出。據此,當前美國的超低利率也將使美元取代日元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套利貨幣,資本大量流出美國將抵消量化寬松政策的效果。由于當前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比較低,美國投資者會大量增加海外資產的購買,特別是購買新興市場國家的資產。從歷史經驗看,由于美聯儲實際上是“準世界中央銀行”,也是國際流動性的主要提供者,其投放的美元歷來都有較大部分溢出美國,變成國際游資,對全球經濟產生沖擊。美元溢出越多,其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就越弱。另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對新興經濟體產生較大沖擊,加劇了全球流動性泛濫和貨幣競爭性貶值的風險,并通過匯率和資本跨境流動渠道對新興經濟體產生負面影響。
(三)從貿易和生產全球化視角看,當前已經形成了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為主導、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的產業鏈體系,減輕了發達國家的通貨膨脹壓力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大量投資,將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和低附加值的行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種產業結構調整也加快了發達國家的進口步伐。發展中國家對美歐發達國家的出口大幅提高了其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福利,減輕了發達國家的通貨膨脹壓力,提高了其消費者的實際購買力。以中美貿易為例,由于中國商品物美價廉,價格明顯低于其他進口國,2003~2010年,中美貿易使美國通貨膨脹率降低了0.2~0.8個百分點。根據摩根斯坦利的報告,1996-2005年,美國進口中國產品使美國消費者節省開支大約6000億美元。
一、貨幣政策應具有前瞻性,側重引導市場預期
由于貨幣政策實施具有時間滯后性,以及傳導效率的損失,貨幣政策調控必須要有前瞻性,考慮到M1和M2傳遞到CPI有大約8―19個月的時滯,在CPI轉負為正、并且呈持續上升趨勢時就該開始回收流動性,平滑資金供應并相應地減緩信貸擴張速度,穩定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這也能避免到時貨幣政策過度調整的風險,并強化政策的時效性。通脹上升有一個過程,并且與消費者的通脹預期高度相關,因此貨幣政策應提前主動引導市場預期,一方面可以打消人們對貨幣政策“一步到位”和“突然襲擊”的顧慮;另一方面可引導人們認識通脹不會在某一“時點”出現突然爆發的“拐點”,穩定消費者的通脹預期。“可預期”意味著經濟運行平穩,“不可預期”意味著經濟運行非常不確定,因此貨幣政策“可預期”對于穩定經濟運行是非常重要的。
二、主要依靠公開市場操作手段“微調”流動性
貨幣政策不能在經濟增長沒有完全穩定之前改變取向,為緩解通脹壓力,貨幣政策應圍繞回收過多流動性,依靠公開市場操作手段進行“微調”,可能動用的貨幣工具應該是結果比較確定、針對性較強、目標取向比較清晰的市場化工具,比如正回購央票,發行定向票據,特別存款,信貸的“窗口”指導等。應科學安排公開市場工具組合、期限結構和操作力度,來對基礎貨幣或貨幣乘數進行調節,規模和力度都應該控制在溫和范圍之內。如果全年經濟增長在9%以下,即使全年通脹水平超過2%,M2有10―15%的增長水平就足夠了。
三、通過貨幣政策的結構性調整來解決經濟復蘇的動力切換問題
由于經濟復蘇基礎尚不穩固,貨幣政策不必進行總量性的緊縮調整,但需要進行必要的結構調整,解決目前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政府投資的問題,使復蘇的動力由政府投資拉動型切換到市場內生增長型。包括對各個銀行間信貸投放的不平衡、大型國有企業與中小企業間信貸投放的不平衡、行業之間投放的不平衡、地區之間信貸投放的不平衡進行調整。通過窗口指導、擔保貼息等政策引導銀行結合產能調整和結構升級,逐步加大對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的貸款支持力度,并逐步將貸款重點從目前的基礎設施投資向設備投資方面轉移。適當調節政府投資尤其是地方政府投資的節奏和結構,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從總量上控制大中型銀行的信貸投放沖動,同時消除對中小企業、中西部和農村地區的信貸歧視,促進經濟自主回升。
四、抓住有利時機積極擴大國內資本市場廣度和深度,疏導過剩流動性從單一的股票和房地產等資產類回流到有真正融資需求的實體經濟中
包括加快IPO步伐、加大企業債券發行力度、開發為中小企業融資的債券品種、推出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或其他產品,改變投資者單一的買房投資形式。通過上述渠道,可以防止資金過度集中在股票二級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中,以及風險過度集中在銀行體系中,以促使大量流動性通過非銀行渠道流入到銀行通常不愿觸及的實體經濟中(如中小企業和高風險的高新技術企業)。這不但會降低資產泡沫和銀行壞賬的風險,也給渴求資金的非主流企業提供了寶貴的融資機會。
五、準備好應對不同經濟形勢的貨幣政策預案
今年世界政治經濟走勢、國內突發事件、資產價格、政策的滯后與“超調”等仍然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從而使得我國經濟出現“低增長、高通脹”、“高增長、高通脹”及“高增長、低通脹”都有可能。在此情況下,今年貨幣政策需要針對正常情況與特殊情況,分別制定不同的應對預案。
(一)如果經濟“二次探底”(如低于8%)而通脹壓力不大,寬松貨幣政策應適當加大力度
此時,貨幣政策在操作力度上只能放松而不宜緊縮,可以首先考慮在公開市場進行逆回購操作,同時減少定向央票的發行頻率和規模,鼓勵商業銀行加大對三農、自主創新、節能減排、中小企業、服務業、就業等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的信貸支持力度。在不同發展階段,經濟應該有一定的通脹承受能力。歐盟把2%的通脹作為緊縮貨幣政策啟動的指標,因為歐盟經濟增長率大體一直在1%左右。我國經濟增長率一般在8%以上,能承受的通脹率理應更高一些,“兩會”報告提出把通脹控制在4%之內,只要收入水平與經濟增長同步,在中國8%以上的經濟增長水平下,通脹的承受力應該超過4%,而現階段通脹可承受能力應在6%左右。
(二)如果經濟面臨“滯脹”風險,貨幣政策應轉向“相對中性”
經濟不景氣時期實體經濟投資機會不足,寬松的貨幣環境非常容易推動資金大規模流入商品市場,這種大規模的投機行為,完全有可能在經濟尚未完全走出危機之前,在沒有經濟基本面支持的情況下,推高國際大宗產品價格,引發全球“滯脹”。目前世界經濟已經出現這種苗頭,在實體經濟復蘇前景尚未明朗的情況下,能源原材料價格已經提前走出見底回升態勢,打破了長期以來價格變化滯后于實體經濟變化的規律。這一價格變化的主因不是實體經濟的供求發生變化,而是貨幣、金融、“熱錢”的超前布局。受能源原材料價格走勢影響,未來我國可能出現CPI先于GDP回升到長期平均水平,呈現階段性“滯脹”局面。如果CPI持續數月越過3%的警戒線,而GDP增速仍在9%以下徘徊,經濟出現“滯脹”苗頭時,貨幣政策應提前行動,從偏積極轉向相對中性。
(三)如果經濟穩定復蘇而通脹壓力上升,寬松貨幣政策應提前考慮退出機制
判斷經濟是否進入穩定的上升通道,關鍵看三個指標:一是出口市場恢復到危機前幾年的平均水平,外需拉動開始發揮作用;二是居民消費持續擴張,增速穩定在16%以上;三是民間投資有實質性啟動的跡象。在通貨膨脹苗頭初顯,如CPI連續兩個月接近或者超過3%,貨幣政策就應該開始適度緊縮,可以考慮先行收緊信貸,在公開市場上進行正回購操作,并加大定向央票的發行量和發行頻率。如果出現“高增長,高通脹”的局面,可以通過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控制信貸規模等手段收緊銀根,來抑制貨幣信貸向通貨膨脹的傳遞,同時緩解公眾的通脹預期,為過熱的經濟降溫。
(四)如果經濟穩定復蘇、物價平穩,貨幣政策應重點關注資產價格泡沫
目前中國實體經濟表現不錯,物價平穩,最大問題在于充裕流動性刺激下的資產價格泡沫急劇膨脹。國際經驗表明,資產價格高漲而一般物價穩定,是決策層最難應對的局面之一,央行通常的選擇是以寬松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坐視資產價格走高。上世紀90年代美國股市持續走牛而物價水平保持低位,因此美聯儲遲遲沒有找到啟動緊縮周期的依據。直到2000年高科技泡沫破滅的初期,經濟仍在高速增長,失業率走低,通脹壓力高企,這些關鍵變量為緊縮政策提供了切實依據??墒沁@些指標對于貨幣政策來說具有明顯的滯后性,最新公布的指標反映的是若干個月之前的經濟狀況,這使得緊盯實體經濟周期的貨幣政策極容易產生超調。日本也犯了類似錯誤,資產價格泡沫在1990年破滅之前,一般物價平穩,日本央行因此將利率保持低位,以刺激出口增加和經濟增長,最終嘗到的是泡沫崩潰的苦果,經歷了長達18年的通貨緊縮,至今還沒有走出來。
正逢金融危機漸漸消退,歐洲多國債務危機卻逐漸顯現。在其影響下,許多國家開始審視因經濟刺激計劃帶來的財政赤字和債務問題,世界一些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也正試圖從刺激經濟政策轉向財政緊縮。在此,G8峰會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恐怕是力不從心了,而G20峰會的多邊國際合作與協調機制更具有廣泛性和多樣性,特別是在“后危機時期”。
面對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G20成員在多邊合作與協調的機制下,通過協調一致的刺激經濟政策,共同渡過了艱難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時期,這是有史以來國際經濟不可多見的全球性宏觀政策的合作與協調。
從金融危機到金融市場穩定、從經濟衰退到經濟復蘇的周期性規律,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的復蘇需要經過三個階段:首先是經濟刺激和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階段;其次是經濟出現明顯復蘇跡象和金融市場逐步恢復穩定的周期性逆轉階段;最后是經濟的全面復蘇和金融市場的繁榮與活躍階段。
第一階段,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G20的多邊合作與協調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顯示了G20多邊合作與協調的活力。各國不斷出臺的利好經濟、金融數據證實:全球經濟逐步從衰退走向復蘇,國際金融危機急劇惡化的勢頭得到抑制。然而,雖然這標志著全球經濟基本走出表退時期,金融危機也已經過去,但不能說明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由此步入了全面復蘇的時期,全球經濟和金融的基本特征依然處在由衰退和危機向復蘇過渡的轉折階段。
G20合作與協調機制架構形成的初衷,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表退的情況下,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立足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的大局,切實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多迫國際合作與協調,共同承擔風險才有可能渡過難關,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和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
在形式上,G20的合作與協調機制是以不同經濟體國家的獨特方式來協調經濟、金融政策的多邊架構。雖然,G8峰會在這方面曾經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變化,G8峰會在主導全球經濟,金融的代表性和權威性等方面不斷受到質疑。
受到經濟率先復蘇預期、總體流動性過剩以及希臘危機的多重因素影響,國際資金近來持續增加對亞洲資產的押注,韓元、菲律賓比索以及印尼盾等不少亞洲貨幣兌美元的匯價都已升至近兩個月高點。大幅增加的國際資本涌入,使得新興經濟體應對經濟快速復蘇的政策更加“復雜”。出于對本幣近期過快升值的擔憂,韓國、菲律賓兩家央行公開進行了匯市干預,而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央行也躍躍欲試。
亞洲匯市波動引發干預
亞洲貨幣升值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外資的大量流入。來自EPFR的統計顯示,僅在上月底前的一周中,其跟蹤的各類新興市場股票基金凈流入2.4億美元,為連續第三周出現資金凈流入。今年以來,這類基金已累計凈流入22億美元。亞洲除日本外的新興市場吸引資金尤為明顯。同時,新興市場債券基金也受到追捧。
在韓國,外國投資人近期持續買超當地股市。外資持續涌入給韓元帶來了不小的升值壓力,韓元兌美元觸及七周新高。韓國央行4月以來多次出手買入美元進行匯市干預。
菲律賓央行也于4月中旬入市干預,以抑制菲律賓比索漲勢。此前,比索兌美元匯價一度觸及近兩個月高點。
此前,泰國央行也對匯市實施了干預。泰銖兌美元匯價一度觸及近兩年高點。
在其他亞洲市場,馬來西亞本幣林吉特兌美元匯價觸及19個月高位,漲幅一度接近0.6%。馬來西亞央行正式啟動加息,也直接導致大量資金加速流入該國市場。另外,印尼盾兌美元匯價今年以來已上漲近2.5%,目前仍在七周高點附近徘徊,這些央行可能也會實施干預。
在中國臺北,海外資金也連續買超當地股市,推動新臺幣升至一個多月高點,并持續刷新自今年1月中旬以來的高點。
國際熱錢披著合法外衣流入中國。根據長期的觀測,中國跨境資金的流動大部分是合法合規的,是合理的,是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可以解釋的。但也不排除部分違法套利的資金混入。
誘發因素不消熱錢難退
熱錢流入究其原因一是受到經濟率先復蘇預期、總體流動性過剩的影響。亞洲經濟復蘇前景預期和危機期間全球央行實行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導致市場資金過度充裕;二是投資機會冷熱不均。歐洲債務危機陰云不散,迫使大量資金流出歐洲選擇到美國避險或者到亞洲掘金。由此導致的通脹和資產價格上揚等負面效應已經在新興經濟體中有所顯現。比如,印度和俄羅斯去年底今年初的通脹水平就已經達到15%,而亞洲多國房地產領域也已開始出現泡沫。熱錢流入正在加劇亞洲通脹與資產價格上升風險,而這已成為該地區目前“主要的短期增長威脅”。風險最大的國家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印尼和韓國。
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預測,今年全球資本流動規??赡軙哌_8000億美元,而去年下半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總額按年化計算約為4500億美元。以中國為例,2010年前三個月中國面臨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入額合計為318億美元,如果采用“外匯占款增加額減去貿易順差再減去FDI(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額”的方法,則這一數字可達716億美元。這些資本的流入是全方位的,包括銀行貸款、直接與組合型投資以及隨利率變化而亦步亦趨的熱錢。流入這些市場的多數資金通常最終成為股票或房地產,從而加大這兩個領域的通脹壓力。
資本管制或成政策必選
對于國際社會來說,經歷了本輪金融危機后,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的政策較之最大化金融市場功能的政策吸引力要更大。目前,包括IMF在內的多家官方或私營國際機構均已對亞洲熱錢流入的風險作出警示,亞洲各國也已不同程度地采取行動加以防范。目前比較普遍的短期應對措施有兩個,一是實行資本控制,二是擴大外匯儲備。不過,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后,亞洲很多國家實際上外匯儲備已經過剩,可以說其應對突然性資金外逃的能力已有所增強。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擴容外儲不僅成本昂貴,而且可能會因為央行的不完全沖銷而加大國內基礎貨幣供應,進而助長通脹壓力。此外,收緊財政政策也可能有助于抵御熱錢,但因為全球經濟復蘇仍存不確定性,且亞洲復蘇也尚未達到“自我可持續”的狀態,過早退出不排除會將亞洲經濟的“V”形反轉改寫為二次衰退。
相比較而言,采取適當行政手段對資本進行控制可能短期內更具成本效益。比如,通過提高存款要求或者征收金融交易稅等方法不僅可以降低對外部短期資本的吸引力,同時也有助于幫助資產價格降溫。中國臺灣地區央行行長日前呼吁“在經濟和金融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應考慮或采取資本控制來促進金融穩定”,印度央行行長上月亦表示如果外資流入激增,該國將“切實采取”某種形式的資本管制。
兩個基本點、一個重要原則
在此次的“歐洲經濟復蘇計劃”以及2009年3月各成員國首腦的再次討論中,歐盟政府始終強調危機應對中的“兩個基本點”和“一個重要原則”。
第一個基本點是要向經濟體中注入購買力和信息,以刺激市場需求,恢復市場的信心。歐盟作出承諾,各成員國以及歐盟政府將緊急注資2000億歐元,即將歐盟GDP規模的1.5%用以刺激“穩定與增長法案”中所說的需求,包括企業的需求和消費者的需求,因為這兩種需求既是經濟體中需求的主體,也是市場生產、交易活動的主體。如果這兩種主體恢復了市場信心,歐盟經濟體的市場需求就會有可靠的保障。
第二個基本點是通過在短期中采取各種各樣的行動,來增強歐洲在長期中的競爭力。歐盟旨在通過一系列的計劃,來對經濟體進行“聰明的投資”,也就是投資于未來發展所需要的那些技能,投資于能創造就業和節省能源的新能源技術,投資于能降低能耗和環境污染的清潔技術,投資于能提高效率和創新的基礎設施和國家間的網絡互聯等。與此同時,通過此次的歐洲經濟復蘇計劃,歐盟還要幫助各成員國開放對中小企業的新型融資方式,降低這些企業的行政負擔,并大幅度進行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和升級,為歐盟企業提供良好、低廉的基礎設施和社會設施支撐。
一個重要原則是在進行經濟復蘇的行動中,要保持內部的團結和社會的公平。歐盟認為,只有保持內部的團結和社會公平,才能充分發揮歐盟的規模經濟、效率改進等方面的好處,才能讓歐盟團結一心,從容應對危機。
四個優先領域
除了以上的兩個基本點和一個重要原則之外,歐盟還著力強調四個主要優先投資和解決問題的領域。
第一,與人民生活、就業、福利、安全等密切相關的領域,也即在經濟復蘇和救助的過程中,人永遠是被放在第一位的,這正是歐盟長期以來所宣稱的“以人為本”的題中應有之義。
第二,與企業的投資、生產、產品銷售、運營成本降低、管理、創新等密切相關的領域。比如,如何保障中小企業能得到與大企業均等的融資機會,如何保障企業運營成本的逐步降低,如何促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技術升級等。
第三,基礎設施和能源領域,主要是解決整個歐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清潔能源的開發、住房清潔能源的使用等方面。因為基礎設施和能源設施是社會公民、企業生產和經營活動賴以進行的重要硬件,如果這些設施供給不足、質量不好、效率不高,就必然會影響歐盟經濟的高效運行。
第四,關注未來的研究與創新,增加在研究與開發、教育等方面的投資。這些投資盡管屬于長期投資,可能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回收成本,但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根本地方就是人類能進行未雨綢繆和長遠規劃,能更加科學也更具長遠地創造未來所需。
十個方面的行動計劃
在歐洲經濟復蘇計劃中,上述四個優先解決的領域將涉及到以下十個方面的具體行動計劃。
第一,就業支持行動。歐洲委員會提議簡化個人申請“歐洲社會基金”支持的標準,并允諾從2009年開始對個人進行提前的資金資助,總額達18億歐元,主要用于低技能工人的職業規劃、強化培訓、再就業培訓以及技能提升培訓;給予那些自主創業的企業和個人以資金支持,給予企業成本上的資助;給予那些最需要救助的弱勢群體以資金支持和融資支持;與大學、公共就業服務和社會力量密切合作,讓人才能夠與企業的發展、所需的技能相互匹配。此外,通過歐洲“全球化調整基金”來干預經濟的重點領域,為企業提供補貼和資金支持,目的是讓企業保留工作崗位,儲備人才,以備經濟好轉之需。
第二,創造勞動力需求崗位。比如歐盟承諾降低對企業雇用低收入人員的社會收費,目的是促進低技能工人的就業;引進一些具有創新性的解決方案,比如對家庭和嬰兒看管發行服務票據,對弱勢群體就業發放暫時補貼,并對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進行增值稅減免等;要求各成員國的人力資源自由流動,促使工人技能和市場需求相互匹配,加強成員國之間的管理合作和協調,為歐盟工人和人力資源提供職業指導;根據未來所需,對工人進行未來所需技能的培訓,適應低碳經濟和知識經濟的到來等。
第三,增加對企業的融資。比如歐洲投資銀行為中小企業提供了總額為300億歐元的貸款,這一數字比上一年凈增了30%;同時,對歐盟經濟關鍵領域的中型企業追加10億歐元的貸款;簡化國家資助企業的程序。根據《里斯本條約》,推進研究、創新、培訓、環境保護和清潔技術、交通和能源效率方面的資助,并且對那些投資超過歐盟環境標準的企業進行補貼和貸款優惠。
第四,減少企業的行政負擔并促進企業家才能的培養。在《小企業法案》的基礎上,為了大幅度減少企業的行政負擔,增加公司的現金流,讓更多的人成為企業家,歐盟以及各國政府承諾:無論人們在歐盟什么地方成立新的企業,都會在三天之內辦完所有的手續,并且不收任何費用;取消個體企業每年的賬戶資金限制,將開辦新企業的資本限額限定為1歐元;從2009年開始,中小企業進行跨國界經營不受任何限制,且面臨的公司規章全部統一。
第五,通過投資,現代化歐洲的基礎設施。在接下來的2009年和2010年,歐盟將動員額外的50億歐元用于歐洲內部能源互聯和寬帶網絡基礎設施建設;2007至2013年,向各個成員國和地區提供3470億歐元的金融支持;歐盟承諾提前融資總數為45億歐元用于企業的結構轉型;歐盟還提出一系列的措施,目的是推動主要投資項目的實施,促使企業使用金融工程基金,簡化貨款的提前支付規定,在均等比率的基礎上擴大基金的支出。
第六,提高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歐盟和各成員國還將采取緊急措施,提高居民住房和公共建筑內的能源利用效率,推進綠色節能產品的使用。比如,歐洲將實施最高級別的能源使用效率標準,并頒發相應的能源證書;還有,對于那些達到能源效率或者節能的企業進行財產稅收減免等;通過重新制定歐洲的結構基金讓更多的投資進入具有能源效率的項目中去;同時,歐盟還會和歐洲投資銀行和相關國家的銀行發起一個“2020能源、氣候變化和基礎設施基金”;敦促各成員國和相關產業開發創新融資基金。
第七,促進綠色產品的快速普及。降低對綠色產品和服務的增值稅率,旨在提高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并給予消費以各種激勵,鼓勵消費者使用環境友好型產品;各成員國還應該對外部的電力設備、備用電力消費,安裝頂燈和日光燈等實施環境績效標準檢驗;對其他節省能源的電視、內部照明、冰箱、冰柜、洗衣機、電飯煲、空調等進行相關的經濟激勵。
第八,增加在研究與開發、創新和教育上的投資。各成員國和私人部門都應該增加在研究與開發上的投資,目的是促進經濟增長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同時還應該增加私人部門在研究與開發上的投資,為這些行為提供財政和經濟上的刺激、補助或者補貼;推廣公共和私人在這方面的合作,修改相關的法案,為未來的發展進行人才培訓。
第九,開發企業和建筑的清潔技術。為了支持制造業中的創新,特別是建筑業和汽車業的創新,歐盟建議建立三種公共和私人部門的合作關系:一是在汽車部門,推出歐洲綠色汽車行動,促進在可再生能源和非污染能源使用、安全和交通快捷性方面的技術突破,為汽車制造廠和生產者提供貸款,投資額為50億歐元;二是在建筑領域,推進綠色技術和高效能源體系、材料等方面的建設,鼓勵地區和當地政府采購網絡和標準的建立,投資總額為10億歐元;三是促進制造業的技術應用,幫助中小型企業通過開發和一體化,比如工程技術、工業工藝和先進材料等的應用,來應對全球競爭壓力,估計總投資額為12億歐元。
第十,建立普及大眾的高速因特網。高速因特網的使用可以促進快速的技術溢出,推動創新性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其重要性不亞于19世紀的鐵路建造。為了使歐洲成為固定和無線通信方面的領先者,并促進高附加值的服務,歐洲承諾加速因特網技術的升級和延伸,目的是2010年讓高速因特網覆蓋全歐洲。同時,升級現有網絡的質量和運行效率,促進光纖網絡的投資,建造無線寬帶技術。
歐盟危機應對給我國的四點啟示
歐盟所進行了一系列危機應對的舉措,至少給予我國以下四點啟示:
第一,歐盟的此次危機應對著眼于眼前的燃眉之急,但應對危機舉措卻是要培養歐盟經濟在長期中的競爭力。比如,歐盟主張在整個投資和經濟恢復的過程中,要對經濟體進行“聰明的投資”。所謂“聰明的投資”,就是那些投資于未來發展所需要的技能培訓,投資于未來所需要的人才培養,投資于能創造就業和節省能源的新能源技術,投資于能提高效率和創新的基礎設施和國家間的網絡互聯建設等方面,這種著眼當前、關注長遠的可持續眼光就值得我國學習。事實上,研究與開發能提高我國長期的競爭力,教育能促使我國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促使人的全面發展,但我國此次的危機應對似乎并沒有給予研發、教育和長期發展所需的一系列相關制度改革以足夠重視。比如,教育部門仍然是計劃經濟時代的一個縮影,教育資源的公平性仍然沒有很好地體現,從事創造性工作、對經濟具有巨大正面外部性影響的研發人員的報酬仍不盡合理,私人對研發、教育的參與仍需要進一步加強等等。
第二,歐盟歷來重視中小企業,因為很長時間以來中小企業一直是歐盟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比如,歐盟各成員國有《中小企業法案》,歐盟還有《里斯本條約》。在此次危機應對的過程中,歐盟通過法律的形式對這些企業的融資、行政負擔縮減、提高公共治理效率等方面作出具體承諾,比如成立新企業三天辦完所有手續,企業注冊資本最低為1歐元等。如果從此方面看,我國本應該做得更好。因為,中國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的發展已成為我國經濟的最主要經濟形式。比如,2008年,我國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65%,占我國GDP增加值的70%―80%,占全國工業產值的65.24%,占全國總利潤的57.98%,占全國新增就業總量的80%,而創造的技術創新比重也占到全國技術創新總數的75%,占全國總發明和專利的65%,占全國發明和創造的新產品總數的80%。1999年,我國不少的研究機構就開始研究成立民營銀行來解決民營中小型企業的融資問題,但時至今日,幾乎10年已經過去,民營企業、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難題仍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這不能不令人深思。
第三,歐盟善于通過各種財產稅、增值稅、收費減免的形式對關系歐盟長遠發展的、能提高經濟體競爭力的產業進行優惠,促使企業進行結構和戰略轉型。比如歐盟對那些達到能源利用效率或者節能的企業給予財產稅減免;通過歐洲結構基金的引導,讓更多的投資進入具有能源效率的項目、產業或者綠色環保的產業中去。我國長期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還沒有發生很大變化,企業對環境的污染十分嚴重,能源利用效率并不高,新能源的開發也并不先進、清潔技術的普及仍需要加強等。今后可以更多地借鑒歐盟在這些方面的稅收減免等制度形式,給予企業足夠的經濟刺激。還有,早在1999年,我國就提出“西部大開發”的戰略,而1999至2005年也確是這樣一個進行戰略轉型的好時機,但這一時期出臺的政策大多是指導性的,沒有相應的財政、稅收等制度形式相配合,結果,這種進行結構和戰略轉型的黃金時期就被白白斷送。在此次的4萬億基礎建設投資中,我們看到的更多是各方面的投資,而相對缺乏這些財政、稅收等制度上的剛性激勵。
關鍵詞:金融危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對策
中圖分類號:F8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2-000-01
2006年底,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開始出現動蕩,違約的貸款數量不斷增加,數家次級市場放款公司陷入壞賬危機。2007年3月,美國次級房貸市場初步顯露危機,不久,次級債務危機全面爆發并迅速發展為影響全球的金融危機。為了使本國經濟復蘇,美國政府先后推出兩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但由于效果較差,美國正在推行第三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這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市場沖擊巨大。
一、增加新興市場國家流動性的壓力
據相關數據顯示,約有41.2億美元的國際資金已經流入新興市場國家的股票市場,這個數字占全球股票市場總吸納額的百分之53.72%。據IMF統計,僅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0年第三季度的一年時間里,從美國本土流入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國際資本就增加了400%,流入形式主要包括各類債券、國際直接投資和股票投資等等。大量美元的涌入直接增加了新興市場國家流動性的壓力,其負面影響是導致資本大量外逃。如果與國際經濟脫軌,將導致巨額國際資本外流,從而導致新興國家股市強烈震蕩。
二、增加新興市場國家資產泡沫形成的壓力
2010年,我國央行宣布,由于美國長期維持零利率政策,美元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套利貨幣,美元大量地流入新興市場國家,導致國際資產泡沫不斷增加變大。發達國家小部分的金融資產變動,就可能給弱小的新興市場國家帶來災難性的打擊。新興市場國家資產總額僅占目前實際投資組合的2%-7%,全球股票和債券價格每變化1%,會導致4,850億美元的額外投資流動①。由此可見資產泡沫的產生難以避免,這些泡沫將主要出現在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當中,并使房價不斷攀升,股市泡沫分裂新生,形成虛假的經濟繁榮景象。如此大規模的流入新興市場國家,如果美聯儲推進加息進程,將導致泡沫破裂形成毀滅性的打擊。
三、增加新興市場國家通貨膨脹的壓力
美元貶值對新興市場國家所產生的輸入性大大增加了這些國家的價格壓力,最為典型的就是金磚國家即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CPI在2010年同比上漲分別為6.5%、9.6%、9.1%、5.5%和5.7%,都超過了各國政府計劃的通貨膨脹區間。如果各種原材料和能源的大宗商品價格繼續飆升,需求量較大的新興市場國家如中國、俄羅斯將遭遇惡性通貨膨脹的打擊,即使新興市場國家出臺相應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控效果也會微乎甚微。
四、增加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升值的壓力
美聯儲為了刺激本國經濟復蘇促進出口增長,極力推行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將造成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大幅升值,出口大幅萎縮。自2009年伊始,巴西雷亞爾在隨后一年半中對美元持續升值的幅度超過了30%,南非蘭特對美元匯率上漲接近40%。2013年1月9日,人民幣對美元的中間報價為6.2218,創造了歷史新高。貨幣的升值將大大削弱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而當美聯儲停止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時,國際資本將出現回流,新興市場國家將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甚至隱藏金融危機的危險,1994年墨西哥的貨幣危機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都與此有關。
五、中國的對策思考
(一)加強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力度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隨著第三輪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入在所難免。若對資本項目缺乏嚴格的監管制度,勢必導致大量國際資本涌入,對我國資本市場造成巨大沖擊,這種混亂的資本流動會加劇金融市場的動蕩,危機金融和經濟體系的穩定。央行應制定相關政策主要管制一下兩點:(1)短期內加強資本管制;(2)長期內加強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管理。
(二)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美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引導下的美元貶值導致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度縮水。如果人民幣能成為硬通貨用于國際結算,則有利于我國貿易盈余的價值穩定,更好的應對美元貶值的沖擊。盡管世界貨幣的體系和格局短期內不會改變,但美元在國際市場的公信力正在下降,中國應該抓住這個歷史機遇,抓緊制定行之有效的資本賬戶開放制度,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計價、結算、支付和境外國債發行的規模。從經濟戰略角度而言,人民幣在亞洲范圍內獲得區域性貨幣的地位是應對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有效手段。
(三)優化匯率的形成機制
匯率水平和匯率形成機制是人民幣匯率的兩個核心問題。只有不斷優化和完善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才能在根本上保證匯率水平的健康平穩發展。近幾年來,中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水差不斷變大,加劇了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矛盾。美元是我國外匯儲備的主要貨幣,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帶來了巨大的沖擊。我國央行應該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對匯率進行調解,實行有管制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不僅能有效抵消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同時也利于我國經濟長期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
注釋:
①李永剛.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世界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J].經濟理論與實踐,2012,25(1):38-41.
參考文獻:
[1]董運圖,楊增雄.美元貶值的原因探討及我國的對應之策[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0,26(1):16-20.
[2]翟會穎,劉婧.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運行效果分析[J].財經視線,2011,24(1):55-56.
[3]李永剛.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世界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J].經濟理論與實踐,2012,25(1):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