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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內容摘要：經濟的全球化帶動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活躍。在當前外商直接投資的迅猛發展中，服務業利用外資的份額急劇增長。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擴大也帶來了更深遠的溢出效應。本文對國內外學者關于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的研究進行了梳理，并進行了相關評價，以期對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關鍵詞：服務業 外商直接投資 溢出效應

20世紀7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 （FDI）作為效率最高的生產要素發展迅猛，早期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服務業只是作為制造業的補充而轉移海外。近幾年服務業FDI持續增長，占全球FDI的2/3以上，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成為FDI高速發展的新動力。《2008年世界投資報告》中顯示由于服務業母國和東道國服務部門的跨國程度，特別是以知識和技術傳遞為特點的知識型服務業的跨國程度，仍然落后于制造業，因此外資在將來還存在著進一步向服務業轉移的空間。

目前，國內外關于制造業FDI的溢出效應的研究較多，但關于服務業FDI的研究文獻較少。本文主要對服務業FDI的溢出效應研究進行相應的整理和評論。

國外關于服務業FDI溢出效應的研究

Stephen H.Hymer（1960）最早在他的博士論文“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中突破了傳統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的束縛，提出壟斷優勢理論，開創了以FDI為對象的新的研究領域。壟斷優勢理論以壟斷優勢來解釋國際直接投資行為，指出企業之所以直接投資就在于具備當地競爭者所沒有的某些優勢，這是在國外競爭市場成功的條件。壟斷優勢的根本原因是市場不完全或不完全競爭市場，這些壟斷優勢的存在使得跨國公司不僅能抵消東道國的本土優勢，還可以幫助跨國企業獲得收益，這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力。此外Hymer還特別強調了技術與知識資產在壟斷優勢中所起的關鍵作用。

J.Dunning（1986）在融合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折衷理論（三優勢理論），J.Dunning認為FDI的發生需要具備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決定跨國公司對外FDI的直接動力，但不足以解釋FDI，必須引入區位優勢的思路。跨國公司進行FDI必然要考慮承接國的區位因素，并且區位優勢不僅決定東道國對FDI流向的吸引力還決定了FDI的產業結構和行業類型。三種優勢結合在一起是FDI發生的充分必要條件。折衷理論最早在制造行業論述，1989年J.Dunning在《跨國企業和服務增長：一些概念和理論問題》中將折衷理論擴展到服務行業部門，認為折衷理論的模型基本適用于服務業，并進行了部分修正補充。這些補充增強了折衷理論對服務業的適用性。

前期關于FDI的基礎研究一直在試圖解釋FDI的發生機理，決定因素等，為進一步研究FDI對東道國的影響及其溢出效應奠定了基礎。基于東道國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最早是Rostow根據發展經濟學提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利用外資改善經濟起飛階段的資本短缺約束。對于FDI與東道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研究，最著名的還是Chenery&Strout提出的兩缺口模型，認為外資可以彌補發展中國家的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促進經濟增長。

中期，在技術進步內生化的背景下，關于FDI影響的討論日趨集中于探討它的溢出效應。理論研究方面，Lall（1980）最早提出FDI的技術溢出渠道，認為跨國公司會對東道國的生產率和生產效率產生影響，可以通過技術的非自愿擴散而促進東道國的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Grossman，Helpman（1991）是最早在“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中提出知識溢出的見解，他們認為國家之間除了技術轉移上相互依靠，還相互學習制造方法、組織模式、營銷策略以及產品設計等，FDI會帶來管理技術和知識的外溢，會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

FDI溢出效應最著名的解釋源自Magnus Blomstrom，Ari Kokko（1996）在“The impa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Host Countrie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中所作的定義，它指出FDI資本內含的人力資本、投入等要素通過多種渠道而導致東道國技術或生產力的進步，而又無法獲取全部收益的一種外部效應。

關于FDI溢出效應的實證研究方面，最早是Caves（1974）選取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亞1966年制造業的橫截面數據，發現兩國制造業都存在著國內企業的生產率同外國分支機構的參與程度顯著正相關的關系。在此之后Blomstrom，Wolff（1994）利用墨西哥的工業生產水平的時間序列數據，得出了外資企業的滲透正向影響東道國企業生產率的結論。Husian，June考察1970-1988年間的經濟數據，應用時間序列和橫截面序列相結合的回歸方法分析出FDI對經濟增長的正向溢出效應。

隨著研究的深入也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正向溢出效應。代表性的研究有：Haddad， Harrison（1993）選取了摩洛哥1985-1989年間制造業的企業和行業面板數據，考察后沒有發現存在明顯的正向溢出效應。Harris， Robinson（2001）選用1974-1995年間英國制造業的企業面板數據，對行業中存在外資、地域內存在外資和產業中下游存在外資的三種情況的溢出效應進行檢驗，結果表明相應的行業溢出效應、集聚導致的溢出效應、行業間溢出效應都不明顯，比較而言行業間溢出效應較前兩種相對明顯。

關于服務業FDI溢出效應的研究相對較少。Goldsmith（1969）提出一國經濟增長狀況和本國服務業的開放程度與發展水平是正相關的。

Markusen（1989）研究發現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會對國內服務企業產生部分擠出效應，但由于服務行業的競爭又會導致國內對該服務更大的需求，替代效應小于規模效應，服務業的FDI有顯著的正面溢出效應。Manuel R.Agosin， Ricardo Msyer（2000）考察了1970-1996年亞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數據，發現期間服務業FDI在亞洲各國有正向的擠入效應（互補效應），在拉丁美洲各國有負向的擠出效應（替代效應），在非洲各國沒有顯著的關聯性。他們認為FDI的溢出效應是不確定的，主要受各國外資政策、國內總投資率等因素影響。

國內關于服務業FDI溢出效應的研究

國內關于FDI及服務業FDI溢出效應研究起步較晚，始于20世紀90年代以后，且主要是借鑒國外研究的一些模型和理論來研究。

定性研究方面，薛求知、鄭琴琴（2002）認為經典的FDI理論對制造業進行了詳盡的論述，但這些理論卻不能很好的解釋服務型跨國公司的出現。他們從需求、供給、競爭、壁壘以及聲譽五個方面研究了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現狀，同制造業相比服務業FDI出現和擴張動因都不同，傳統的折衷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服務業FDI中的新現象。李慧中（2004）通過比較服務業與制造業貿易與投資動因的差異，認為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產品差異與規模經濟最能說明當前的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動因。

陳濤濤（2003）將“企業規模差距”、“資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術差距”一同作為影響外商直接投資行業內溢出效應的行業要素進行了經驗研究，得出當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較小時有助于溢出效應的結論。姚洋、章奇（2001）認為FDI溢出效應主要體現在一省內部，行業內溢出效應并不明顯，FDI的進入在傳播先進技術方面作用不大，主要通過人員或其他信息流動等起到作用。何潔（2000）就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開放度、技術水平、基礎設施建設、人口數量、產業結構、地理位置等變量對吸收FDI外溢效應的能力影響進行了分析。殷鳳（2006）指出經濟發展水平、服務業發展水平、開放程度、勞動力供給等是影響服務業利用外資的主要因素。

莊麗娟、賀梅英（2005）對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作用機理進行實證分析，認為服務業FDI對中國經濟具有促進作用，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的技術、就業、貿易效應顯著，并且進一步地指出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是中國服務業增長的原因，但是中國服務業增長卻不僅是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原因。

陳浪南、陳景煌（2002）利用新古典增長模型選取1982-1998年數據對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逐年增加，1982-1991年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年均不到0.1%，而1992年以后貢獻率在0.4-0.6%之間，并且還可能被低估。薛敬孝、韓燕（2006）利用中國1999-2002年服務業9個部門的面板數據，對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勞動生產率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中國服務業外商投資在總行業總投資中的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服務業的平均生產率就提高0.14個百分點。

查貴勇（2007）選取1997-2005年中國服務業的樣本數據進行考察，得出中國服務業總體引入FDI具有較強的溢出效應，中國服務業吸引FDI每增加1%，會帶動增加0.1757%的服務業產值。此外，服務業總體及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吸引FDI具有顯著正溢出效應，而勞動力和物資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吸引FDI具有不顯著的負溢出效應。查冬蘭、吳曉蘭（2006）通過對江蘇省服務業1998-2003年間的行業數據，得出服務業主要行業外商直接投資對行業經濟增長有不同影響的結論，其中房地產行業引入外資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比較大，其次是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而社會服務業對地區生產總值無顯著影響。

此外，還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我國服務業FDI顯著正向溢出效應的結論。馬莉（2001）認為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在技術上和管理能力上的優勢，在與我國本土企業的同業競爭中一般處于上風，但某些行業本土企業和外商企業技術差距較大，模仿學習效率不高，因此FDI在我國產業內產生負的溢出效應。潘文卿（2003）使用30個省市工業部門的面板數據發現，雖然外商直接投資在總體上外溢效應為正，但在分區域研究中發現由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還未跨過外商直接投資起積極作用的門檻，外商投資對當地工業部門的外溢效應不明顯甚至是負的，存在“門檻效應”。許和連（2007）利用中國1999-2003年35個工業行業的Panel數據和2002年的投入產出實證檢驗了中國FDI的水平鏈接溢出效應和后向鏈接溢出效應，結果表明中國FDI企業主要通過示范效應和競爭效應途徑產生積極的水平鏈接溢出效應，而后向鏈接溢出效應并不明顯。

結論

綜合以上文獻，本文對國內外學者關于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的研究進行了梳理，給出如下評價：

第一，大部分關于服務業FDI的研究，其研究路徑和方法都沿用制造業FDI的分析理論。但是，服務業尤其是新興的服務業，應有一套獨立的，適合于無形產品的分析系統。

第二，目前關于服務業FDI的研究相對地集中于定量或定性研究，較少有全面地分析溢出效應的論證手段。

第三， 目前大部分研究關注的是產業內溢出效應，多角度地從產業內、產業間溢出效應來分析服務業FDI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第四， 近年來的研究集中于宏觀、全行業的研究服務業FDI的溢出效應問題，缺乏具體行業的細化分析。

參考文獻：

1.陳濤濤，狄瑞鵬.我國FDI行業內溢出效應階段性特征的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7.

2.沈坤榮.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J].管理世界，1999

3.楊春妮.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中國區位比較優勢的實證[J].國際貿易問題，2007

作者簡介：

第2篇：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 貿易投資一體化 國際直接投資 國際貿易

一、遭遇反傾銷是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

我國當前對外貿易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屢屢遭到國外反傾銷調查。自1979年歐共體對我國出口發起首次反傾銷調查算起，截至2006年底，我國已遭受反傾銷訴訟511起，給中國出口造成的直接損失超過160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國際上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從目前看，對我國發起反傾銷絕對數量最多的是美國和歐盟，占總數的五分之二，但近幾年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對我國發起反傾銷調查的數量增長明顯，成為另一支需要重點防范的新生力量。另據商務部的資料，中國目前約有4000多種商品遭受過反傾銷的調查。越來越多的反傾銷使得我國部分主要出口產品市場不斷萎縮，相關產業效益下滑，企業停產，工人下崗失業，國外反傾銷已經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毫不夸張地說，面對國外頻繁實施的反傾銷，中國已經無路可退，必須奮起應對。

二、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規避反傾銷壁壘

面對國外對華反傾銷不斷增長的勢頭，我國的出口企業、行業協會和政府部門加強聯合，多管齊下，采取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完善反傾銷應訴機制等措施進行積極的應對，同時還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試圖通過加大對相關國家的直接投資，到相關國家內進行投資設廠等方式繞過反傾銷壁壘，推進中國的對外貿易不斷發展。為此，有關部門和企業認真研究了一些已經取得成功的個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傾銷訴訟所達成的“有序市場安排”和“自動出口限制”協議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國企業改變了向美國出口打字機、彩電、汽車、鋼鐵和半導體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國當地去生產。1991年，韓國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揭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貿易聯系比較密切，如開拓市場和回避進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國作為世界上遭遇反傾銷最多的國家，正面臨著20世紀日本和韓國在出口貿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國可以借鑒日本、韓國的成功經驗，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生產、當地銷售，從而繞開貿易保護壁壘，改變國際貿易關系中被動的局面。

三、中國進一步利用對外直接投資推動對外貿易的分析思考

我國根據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積極實踐利用對外直接投資繞開國外的貿易保護壁壘，推動本國對外貿易發展，已經取得了良好的開端，但是還存在不少問題，需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并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予以調整。

首先應該看到的是，目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截至2006年年底,我國設立境外中資企業總數6960家，中外雙方協議投資總額137.8億美元，中方協議投資金額93.4億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貿易企業42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11.22億美元，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對外投資的行業領域也從最初的只投資于與貿易有關的服務業，逐步拓寬到工農業生產、投資開發、交通運輸、餐飲旅游、咨詢服務、技術開發、貿易、金融、房地產等各種產業。

其次，應當承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推進對外貿易發展的效用不夠明顯。根據國內有關院校和學者的調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目前還比較復雜,具有明顯的多元化特征:在所有的動因之中,通過增加或擴大直接投資,以繞過貿易壁壘,克服進口國貿易限制的動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這就意味著中國企業在面臨貿易壁壘時,較少使用直接投資的方法去繞開。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不大。如2001年,中國向對反傾銷問題叫嚷最厲害的地區之一的歐盟出口了492億美元,而對歐盟的投資僅為1161萬美元,是中歐貿易額的2%。

怎樣進一步發揮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推動對外貿易的作用？根據我國的實際狀況，除了需要積極地鼓勵與提倡服務業和自然資源開發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之外，應當重點抓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較為復雜。首先，由于我國制造業對外投資中，有近一半投資于初級產品的生產加工，生產初級產品的附加值較低，對帶動我國相關行業的貿易出口作用很小，但如果能進口該初級產品，經過深加工再出口，則能間接起到貿易創造效應。其次，產品附加值較高的制造業如機械行業，由于其技術是與原材料、零部配件等高度結合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帶動我國相關技術、原材料和零部配件的出口，因此具有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

總之，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的關聯性將會不斷發展，我國應該適應這一新的形勢，積極改變目前對外直接投資缺乏競爭優勢，與對外貿易的規模不相適應的狀況，鼓勵企業在加強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制定確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目標。同時，政府要加速完善境外投資立法，利用財政、金融等多種手段支持企業開展跨國經營，為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提供優質服務， 努力建立起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之間的健康良性的發展關系。

參考文獻:

[1]徐波:中國與西歐直接投資關系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2]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

[3]張碧瓊:國際資本流動與對外貿易競爭優勢.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4]成思危主編:中國境外投資的戰略與管理.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1

[5]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第五版）.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6]王迎新:論海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財貿經濟,2003（1）

第3篇：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產業選擇；直接投資；動因

【中圖分類號】F83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13）09-0123-04

一、引言和文獻綜述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全球一體化，利用國內外市場獲取資源和市場，以便降低成本獲得利潤最大化成為國際跨國企業的必然選擇。企業積極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或者綠地投資，或者跨國并購，特別是2000年以來。全球性的并購浪潮此起彼伏，跨國投資已經滲透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按照鄧寧的國際投資階段理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4000美元的國家就邁入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階段。中國目前就符合這一階段。從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開始轉向對外直接投資，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外企業出現破產的浪潮，很多國內企業到國外收購企業和品牌。但是在對外投資規模擴大的同時，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結構不均衡。在中國對外投資行業結構中，資源和采礦業占到較大比重，而制造業的比重相對較低，這與國際社會的投資行業選擇出現偏差。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特征？如何優化中國對外直接的行業結構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特別是目前中國不斷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如何利用對外直接投資來優化國內的產業結構，實現在全球價值鏈地位的上升，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意義。

梁靜波（2012）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不盡合理，結構失衡嚴重，不利于產業升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選擇的重點是加大資源獲取型行業投資，獲取穩定的資源供給。雷鵬（2012）闡述了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安全的關系，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雙目標模型分析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目標，提出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漸進性、多元化和動態性的產業選擇戰略，并具體對勞動密集型和成熟適用技術產業、對資源開發型產業、研究與開發型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等的選擇提出了建議。祁春凌、黃曉玲（2012）研究發現這個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多的行業分別是商業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制造業。鄭磊（2012）對中國與東盟各國的產業結構進行分析發現，中國與東盟相關國家的經濟互補性強，中國對其投資具有較大發展空間。隨后運用灰關聯度法分析了2005-2009年中國投資東盟對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結果顯示中國投資東盟的金融業、交通運輸和郵政業、制造業對中國國內產業結構升級起到較強的推動作用。田堯、楊堅爭（2012）利用偏離系數法構建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量化指標，在構建適當模型的基礎上，以1991-201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為樣本。運用協整理論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實證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與我國產業結構合理化之間的關系。協整分析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與我國產業結構合理化存在著長期穩定的正相關關系。

為此，本文通過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和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現狀和存在的問題以及原因，并對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影響因素的探討，提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的對策建議。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現狀和特點

整體上看，不論從流量視角還是從存量看，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商貿服務業一直都是處于絕對領先地位，所占比例較高，采礦業一直具有重要地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商貿服務業、金融業和采礦業，這三個行業所占比例超過60%。在所有行業之中，制造業所占比例不高。

1 商貿服務業一直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行業。從規模上看。商貿服務業2010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320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例為44%，存量上為972.46億美元，所占比例為30.66%。從所占比例看，2010年度的商貿服務業投資出現上升。商貿服務業主要面向消費者。這也有我國對外貿易的規模相對應。我國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為了開拓市場和售后服務的需要。必須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但是從投資區域來看出現過分集中的局面，主要集中于香港和東盟地區，香港所占比例為83.2%，東盟地區接近5.5%。在經營主體上主要是民營企業為主，國有企業比較少。

2 采礦業所占比例較高。隨著中國不斷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重工業的發展越來愈迅速，需要的能源和金屬等越來越多，但是相比較巨大的需求，中國雖然號稱地大物博，但還是難以滿足迅速增長的需求。中國不得不從國外進口原材料和礦產品。而在大宗商品和原材料價格期貨化的今天，往往受國際壟斷實力制約，為掌握主導權，減少對國際大供應商的依賴，中國企業加大了對國外礦業的投資，特別是鐵礦石，中國對澳大利亞采礦業的投資就超過100億美元。不僅僅鐵礦石，原油開采更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的主要行業，在非洲、中東、中亞等地區，都有中國石油、中國石化等企業的身影。中國企業通過直接投資和跨國并購等，掌握了大量了國外能源和資源的開采。

3 制造業所占比例較低且屬于低層次投資。與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大部分屬于制造業不同，我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少。2011年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占總體投資的比例為6.77%，存量上只占5.61%。這與我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不相符合。而且中國直接投資產業中先進制造業占的比重非常低，這與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動機嚴重不符。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對先進制造業部門的市場準入壁壘高。阻止了中國對發達國家先進制造業部門的直接投資。預計在未來10年里，由于發達國家接受現實，市場準入壁壘降低，將出現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占比上升趨勢。資源行業，從絕對投資額來說，還會維持一定的上升趨勢，但是所占比例會出現明顯下降。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影響因素

（一）產業結構的變化

產業結構的演進規律來看。從原始社會的狩獵業，再到農業社會，逐步到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這是從大的產業演進規律，從目前的產業結構看，一般分為三次產業結構：農業、制造業和第三產業。發達國家經過工業化的發展。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步向服務產業結構為主專業，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約占70%左右，即使是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服務業產值占GDP得比重也超過45%，而我國服務業所占比例偏低，雖然經過近年的快速發展，我國服務業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但目前也僅僅占1/3左右，我國目前的產業結構特點是第一產業所占比重下降，第二產業經過快速上升以后平緩增長。第三產業的增長勢頭最猛。但是整體看，我國在確立工業立國的基礎上，吸引偏向制造業FDI，對服務業FDI設置的壁壘較高，而國際產業結構轉移的趨勢是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服務業化，工業只有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才能取得較高的效益，部分先發展起來的新興國家承接了發達國家的技術密集型換結構，也把原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轉移，所以中國工業所占比例上升是在全球產業轉移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雖然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但相對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優勢，吸引的制造業FDI還在持續增長。因此，中國的制造業還處在吸納國外直接投資的階段，本身的產業結構還處于升級過程中，對外投資的比例較少。服務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商貿服務業。這是為了出口的需要而進行的投資。不是發達國家第三產業那種類型的投資。

（二）區位優勢的演變

按照鄧寧的國際投資發展階段理論，對外直接投資與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在一國經濟發展的初期，沒有區位優勢、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所以沒有對外直接投資，僅有非常少的外商直接投資。到了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具備了一定的區位優勢，但是沒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增多。到了第三階段，內部化優勢增強，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有所也有所增加，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幅快速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但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遠遠小于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中國現在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三階段，具有區位優勢。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區位優勢在跨國公司競爭優勢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區位優勢的內容和特點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中國是人口大國，在制造業和大規模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我國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起其他國家有勞動力數量大且廉價，成本低的優勢。中國可以利用廉價的勞動力。把原材料或半成品按要求加工組裝成成品后再進口。但是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模式帶來環境惡化、勞動力成本上升。對外經濟依賴加深，出現與國際經濟周期的同步性，輸人性的通貨膨脹也時有發生。因此，必須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加快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步伐。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

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目前還處于初級階段，在國際直接投資市場上的地位較低，并滯后于國內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

中國企業還處于對外投資的初期階段。由于國外第三產業進入門檻低，因此，為技術含量少、資本額小的商業資本提供了機會。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對流人中國的外資來說，中國的第二產業有吸引力；而對流出中國的資本來說，國外的第三產業更有吸引力。中國現階段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的商業服務業、金融業和第二產業的采礦業等產業中。中國對外投資從投資主體構成來說主要是大量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這些小型投資者投資主體數量眾多，資本額比較小，主要活動在第三產業的批發和零售業、旅游餐飲等行業中，對于這些抗風險能力弱的投資主體，投資少、見效快的第三產業是它們更好的選擇。

四、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選擇的對策

當前中國面臨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機遇，在對外直接投資上需要優化投資行業結構。以配合國內的產業升級，這就需要在制造業和服務業上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提高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層次。

（一）加大制造業對外投資力度

無論是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還是巴拉薩的外貿優勢轉移假說，一個國家對外對外直接投資應該按照階梯狀從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逐步對外進行轉移。在中國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資源環境成本不斷加大的背景下，部分行業如紡織服裝等產業的生產成本不斷增加，這就需要尋找生產成本更低的地方，這就產生了中國制造業對外投資的產業方向，還有部分行業如冶煉、化工、醫藥和電子等產業由于投資的潮涌而使得產業過剩。就需要加大對外產業轉移的力度。中國適用性的技術在部分發展中國家還具有優勢。

（二）增加對資源耗費型產業的投資力度

近年中國高耗能產業快速發展，但國內的資源遠遠供應不上，不得不從國外進口，比如鐵礦石產業等，使得中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越來越大，為保障國內資源供應，國內企業也加大了對國外礦產開采的投資力度。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對礦產資源開采的投資一方面受制于被投資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大部分資源都被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占領，留給中國的相對較少，且大部分處于高風險地區：另外一方面，資源開采后的運輸面臨國際政治軍事的干擾，在國際原油價格飛漲的情況運輸成本增加。再加上為保障資源供應需要中國政府加大對相關國家的投入。當前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加大對高耗資源產業的對外投資力度。實現當地化生產，這樣就可以避免被投資國政府的干擾，減少中國對國際資源市場的依賴程度。

第4篇：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論文摘 要：在服務業國際轉移的全球化浪潮中，作為中國承接此次產業轉移的兩種形式的服務外包與服務業FDI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兩者之間既存在替代關系，更存在互補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承接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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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隨著我國對加入WTO的具體承諾的按期履行，服務業市場對外開放程度進一步擴大，長期比重偏低的服務業FDI水平將會有較大程度的提高。在此次全球化浪潮中，作為服務業國際轉移的兩種形式，弄清中國服務外包和服務業FDI存在何種關系以及有效利用兩者之間的關系有助于我國更好地承接服務業轉移，進而提高服務產業國際競爭力，加速產業結構以及服務業內部結構優化。?

2 文獻綜述?

孫俊（2002）通過建立一個計量回歸方程，運用12個發達國家和11個發展中國家的相關數據檢驗了外國直接投資對服務貿易顯示比較優勢指數的作用，證實了跨國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影響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確實存在差異。韓一波（2005）用協整理論、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等方法對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結論：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服務貿易進口和出口分別存在協整關系，外商直接投資是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變化的格蘭杰原因。查貴勇，顧誠（2006）通過對中國服務業FDI與服務貿易發展的關系進行計量分析，得出結論：中國服務業總體引進外資是推動服務貿易發展的一個動力，但不同行業影響力度和方向有所差異，故中國應逐步調整FDI分行業流向。袁永娜（2007）運用協整的方法和誤差修正模型基于我國1982～2005年度數據對我國直接投資與服務貿易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發現無論是存量指標還是流量指標的直接投資都對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產生不顯著的負的影響，但卻都顯著促進了我國服務貿易進口；不同的是，直接投資流量只在長期影響服務貿易進口，而直接投資存量無論是在短期還是在長期都會對服務貿易進口產生影響；此外，服務貿易進口在短期會對直接投資產生一定的替代作用，而在長期并不對直接投資產生影響。?

上述文獻運用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我國服務領域貿易和FDI的關系，而服務外包是服務貿易的一種新形式，目前關于服務外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務外包的動因、競爭優勢、模式選擇、承接對策等方面。而對于服務外包與服務業FDI關系的專門研究甚少。根據對國內外文獻的有限檢索，這一關系的專門研究涉足不多。?

3 中國服務外包與服務業FDI的替代關系和互補關系?

3.1 兩者的相互替代關系?

作為經濟全球化主體的跨國公司，在服務業國際轉移的過程中既是服務外包發包方的主體，也是進行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服務外包和服務業FDI實際上可以看成是同一企業面臨的兩種不同選擇，當投資計劃總額一定時，兩者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就中國市場而言也不例外。當中國市場上服務外包節約的成本低于交易成本（包括與外包商進行合同談判、外包關系的管理以及確保外包對合同的嚴格執行所產生的費用等合同契約方式的成本）時，跨國公司傾向于選擇服務業FDI來替代服務外包。反之，當服務外包節約的成本高于交易成本時或者直接建立合資企業存在一定風險時，服務外包常常替代服務業FDI。?

另外，中國服務業FDI行業分布不平衡的現狀強化了兩者的替代關系。目前我國服務業FDI主要集中于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其次是批發和零售貿易與餐飲業、交通運輸業，而服務業的其它大多數行業的利用外資比重很低。這些服務業FDI集中的行業由于吸收大量的直接投資所帶來的就業效應、技術外溢效應等獲得了較為迅速的增長，固有的比較優勢進一步得到加強，這反過來促進了服務業FDI更多地投入這些行業。而服務外包的項目大多數是“技術支持部門”的服務業，我國服務外包主要涉及信息技術支持、研發設計及金融業等領域，這些需要資金和技術支持的重要的服務業領域由于服務業FDI結構失衡投資比重一直較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承接服務外包的比較優勢進而對服務外包的發展產生了潛在的不利影響。?

3.2 兩者的相互補充關系?

中國服務外包和服務業FDI同屬于我國發展服務業、承接跨國公司服務產業轉移的方式，兩者之間除了相互替代關系，更多的則表現為一種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關系，從近年來服務外包與服務業FDI均呈現快速增長的事實可以看出這一點。?

(1)我國服務外包行業中的FDI有助于擴大服務外包的規模、增強承接服務外包的能力。與印度等服務外包大國相比，我國服務外包行業突出的問題之一是企業規模較小，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服務外包企業的發展。以占服務外包企業大多數的軟件外包企業為例，中國大約有8000家從事軟件外包的企業，而其中員工少于50人的占了80%，員工超過2000名的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家。服務外包行業吸收FDI能有效地沖破規模小的瓶頸：一方面，通過外商綠地投資在中國建立服務外包企業，直接壯大了服務外包的隊伍，同時，對中國服務外包企業產生示范效應進而促進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國內外包企業通過引資成立中外合資服務外包企業，通過國內外的資金、技術、勞動的合作，提高生產率，擴大企業規模。?

(2)從整個服務業來說，服務業FDI能提高我國服務業的競爭力進而提升我國承接服務外包的能力。服務業FDI通過技術外溢效應促使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向國內服務企業擴散，提高了服務行業的整體發展水平，同時，通過產業結構演進效應加速了我國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據有關資料顯示，服務業已成為中國利用外資增長最快的領域，2006年，我國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同比增長超過10%，制造業則同比下降7%左右，2007年以來服務業利用外資一直保持著較快的增長勢頭。這很大程度地推動了我國服務業的發展以及產業結構的提升。而“產業是源，貿易是流”，服務業發展為服務貿易包括服務外包提供了強大的產業基礎，特別是服務業基礎設施以及服務體系的完善顯著增強了我國承接服務外包的優勢。另外，服務業FDI對投資環境（包括政策環境、制度環境、法律環境等）要求較高，因此，為了加大引資力度，政府的政策進一步向服務業傾斜，制度環境得以逐步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等法律法規相繼出臺，這樣，在發展服務業FDI的過程中，我國服務外包產業的投資環境客觀上得到了改善，從而能獲得更多的承接服務外包的機遇。?

(3)中國服務外包促進我國服務業吸收FDI主要體現為以下幾點：首先，外國服務發包方在將服務業務承包給我國服務外包企業的同時，必然會給承接方帶來一定的資金，從而促進我國吸收服務業外資。其次，服務外包將通過資本積累效應增加服務業FDI的總額。通過將非核心的服務業務外包出去，服務外包的母國企業能夠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增加利潤，從而為其源源不斷的對外直接投資積累了資本。麥肯錫環球研究所估計，西方公司每向海外轉移1美元業務，能凈降低成本58美分，同質同量的服務外包可以平均節省費用65%－70%。從服務外包中節省下來的可觀的資金將有一部分用于西方公司對他國包括中國的服務業FDI。作為國際服務外包中心之一的中國的服務外包帶來的資本積累效應也是不容忽視的。再次，中國發展服務外包能提高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優化投資環境，從而有利于我國服務業吸收更多的FDI。根據商務部提供的數據，目前中國已形成北京、上海、大連、成都、西安、武漢、濟南等幾大城市服務外包中心，服務外包業務發展很快，形成了產業集聚的專業園區，通過對產業資源、市場資源、人才資源等的集中整合和合理配置，在這些中心城市及其專業園區形成了良好的綜合環境，提高了招商引資的水平。最后，由于服務外包產業屬于服務業高端產業，涉及很多服務業新領域，大力發展服務外包有助于增加信息服務業、金融業、電信業等非傳統服務業在整個服務業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擴大這些行業的開放程度，這將促進更多的服務業FDI投資于重要的新領域從而優化服務業FDI的內部結構。?

4 結語及建議?

（1）鼓勵服務外包行業的外商直接投資。?

在服務外包行業，更好地促進服務業開放就要鼓勵外資通過綠地投資或者并購投入到服務外包行業。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服務外包行業，對于擴大我國服務外包企業的規模、增強服務外包行業的競爭力有著顯著的意義。而服務外包行業的發展又會通過產業積聚效應進一步吸收更多的資金投入，從而提高我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水平。?

（2）引導服務業FDI的產業流向。?

中國服務業利用FDI并不一定是越多越好，過多的FDI集中于房地產等傳統行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于非傳統服務業的服務外包的發展，從而影響了兩者的協調發展。所以制定正確的產業引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加大服務業新興產業的開放程度并改善其投資環境有利于增強這些產業對FDI的吸引力，同時也將促進這些行業服務外包的發展。

（3）為承接服務業轉移創造良好環境。?

不論是服務外包還是服務業FDI的發展都要求有一個良好的引資環境，政府引導和支持職能的進一步發揮、知識產權保護的完善、復合型服務業人才的培養、行業協會的發展等都是創造良好的引資環境的有力舉措，這些舉措有助于提高我國承接服務業轉移的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1］?康淼，盧志勇.服務外包將成為我利用外資新領域［J］.經濟參考，2007，（9）.?

［2］?李盾.對中國第三產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問題的探析［J］.經濟師，2006，（1）.?

［3］?黃慧.中國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及策略分析［D］.廣州: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7.?

第5篇：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我國當前對外貿易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屢屢遭到國外反傾銷調查。自1979年歐共體對我國出口發起首次反傾銷調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國已遭受反傾銷訴訟511起，給中國出口造成的直接損失超過160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國際上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從目前看，對我國發起反傾銷絕對數量最多的是美國和歐盟，占總數的2/5，但近幾年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對我國發起反傾銷調查的數量增長明顯，成為另一支需要重點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過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國在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中遭遇反傾銷的基本狀況：

中國歷年遭受反傾銷狀況

項目（年份）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合計

對華案件數目（起）（1）2043332841435317278

國際案件數目（起）（2）1572242432543552883471111979

占有比例（3）=（1）（2）13%19%14%11%12%15%15%15%14%

中國出口額（億美元）（4）1488151118281837194924922661325617022

世界出口額（百億美元）（5）5160539055765492570364316176642446352

占有比例（6）=（4）（5）2.9%2.8%3.3%3.3%3.4%3.9%4.3%5.1%3.7%

另據商務部的資料，中國目前約有4000多種商品遭受過反傾銷的調查。越來越多的反傾銷使得我國部分主要出口產品市場不斷萎縮，相關產業效益下滑，企業停產，工人下崗失業，國外反傾銷已經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毫不夸張地說，面對國外頻繁實施的反傾銷，中國已經無路可退，必須奮起應對。

二、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規避反傾銷壁壘

面對國外對華反傾銷不斷增長的勢頭，我國的出口企業、行業協會和政府部門加強聯合，多管齊下，采取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完善反傾銷應訴機制等措施進行積極的應對，同時還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試圖通過加大對相關國家的直接投資，到相關國家內進行投資設廠等方式繞過反傾銷壁壘，推進中國的對外貿易不斷發展。為此，有關部門和企業認真研究了一些已經取得成功的個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傾銷訴訟所達成的“有序市場安排”和“自動出口限制”協議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國企業改變了向美國出口打字機、彩電、汽車、鋼鐵和半導體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國當地去生產。Barrell和Pain（1997）也發現，日本1981～1991年間對歐盟和美國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漸增多的反傾銷訴訟的影響。1991年，韓國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揭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貿易聯系比較密切，如開拓市場和回避進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國作為世界上遭遇反傾銷最多的國家，正面臨著20世紀日本和韓國在出口貿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國可以借鑒日本、韓國的成功經驗，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生產、當地銷售，從而繞開貿易保護壁壘，改變國際貿易關系中被動的局面。事實上，在不斷面臨國外反傾銷等貿易保護手段的壓力下，我國一些企業也已經轉而采取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策略。例如我國彩電廠商到土耳其設立生產基地，不但帶動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為避開歐盟對中國彩電的反傾銷，成功進入歐洲市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再如TCL公司并購德國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國境內設廠生產各種型號的彩電整機，利用原產地規則有效地繞過貿易壁壘，其效果更為顯然。

三、中國進一步利用對外直接投資推動對外貿易的分析思考

我國根據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積極實踐利用對外直接投資繞開國外的貿易保護壁壘，推動本國對外貿易發展，已經取得了良好的開端，但是還存在不少問題，需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并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予以調整。

首先應該看到的是，目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截至2002年年底，我國設立境外中資企業總數6960家，中外雙方協議投資總額137.8億美元，中方協議投資金額93.4億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貿易企業42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11.22億美元，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對外投資的行業領域也從最初的只投資于與貿易有關的服務業，逐步拓寬到工農業生產、投資開發、交通運輸、餐飲旅游、咨詢服務、技術開發、貿易、金融、房地產等各種產業。特別是服務貿易型的行業投資十分突出，按照投資額計算，截至1999年年底，在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投資占62%，資源開發型投資占19%，生產加工和農業開發投資占18%.此外，對外投資的區域逐漸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延伸。在中國跨國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由于投資主體的限制，外貿公司的投資區域多選擇在原進出口市場集中的地區，以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為主，而承包工程多集中在中東和非洲。但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起，我國海外投資從以港澳、東南亞地區為主逐漸擴大到其他國家。截至2001年年底，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遍布154個國家和地區，而且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和港澳地區。200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排前10名的國家和地區依次是美國、中國香港地區、加拿大、澳大利亞、秘魯、泰國、墨西哥、贊比亞、俄羅斯和柬埔寨。中國在這10個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都超過了1億美元，約占中方投資總額的67%，其中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直接投資額都超過了3億美元，占中方總投資額的29.4%.所有這些變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其次，應當承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推進對外貿易發展的效用不夠明顯。根據國內有關院校和學者的調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目前還比較復雜，具有明顯的多元化特征：既有可能是母公司出于長期戰略和開拓外國市場的目標需要，也有可能是為了克服已經存在的貿易壁壘，還有可能是為了安置和轉移國內過剩的資源，等等。但是，無論如何，在所有的動因之中，通過增加或擴大直接投資，以繞過貿易壁壘，克服進口國貿易限制的動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這就意味著中國企業在面臨貿易壁壘時，較少使用直接投資的方法去繞開。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不大。如2001年，中國向對反傾銷問題叫嚷最厲害的地區之一的歐盟出口了492億美元，而對歐盟的投資僅為1161萬美元，是中歐貿易額的2%.統計中還發現，中國對歐盟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德、法、英、意等大國，即使在這些中國企業投資偏好的國家中，中資企業的總投資額也不足5000萬美元。另一方面，據統計資料顯示，1998～2000年三年內，中國對歐盟出口增長分別達到281億、302億和455億美元，但三年內中國對歐盟投資總量增幅不大，分別為5097萬、5149萬和5884萬美元，就是明顯的例證。

第6篇：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通用電氣(以下簡稱GE)公司是美國的一家擁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大型跨國公司，業務涉及制造業、服務業、高技術產業等眾多領域，擁有全球員工30萬人，遍布一百多個國家。近一個世紀以來，GE公司的對華直接投資一直是其國際化戰略中的重要一環，其中的動因研究，不論對于解讀各種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還是對于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選擇，都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GE中國的發展歷程

GE公司的對華投資始于1910年的電廠投資。1925年，GE公司買下丹麥人于19世紀初在中國創辦的慎昌洋行，創辦了中國電氣工業的第一家制造廠。1929年，GE公司投資創辦了上海電力公司，該公司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外資企業。1979年，GE公司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從此大規模進軍中國市場。后來又在上海和廣州設立辦事處，逐步建立起一個全國性的經營網絡。

迄今為止，GE的所有工業產品集團均已在中國開展業務，總投資超過15億美元。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后各要素市場的逐步開放，GE的金融業務也正積極尋求在中國發展的機會。

截至2008年底，GE公司在華銷售額為46.4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了近80％。盡管受金融危機沖擊而業績下滑，GE公司并沒有放慢在華投資的步伐。2008年，GE旗下的通用汽車(GM)在前三季度虧損數百億美元的狀況下，仍堅持每年在華投入10億美元不變，于當年年底在上海投資2.5億美元建立中國園區，用作亞太中國總部，并設立通用汽車前瞻性科研中心。GE公司全球副總裁兼亞太區總裁羅瑞立于2009年年初表示，在GE的亞太區幾個市場中，韓國和泰國市場狀況都比較弱，而印度的發展也在減緩，GE在一些地區的發展確會暫緩，但絕不是在中國。

二、GE對華直接投資特征及動因分析

GE中國的產品和服務涵蓋家電、航空、消費類電子產品、配電產品、能源、金融、醫療、照明、媒體與娛樂、油氣、軌道交通、安防、水處理等諸多領域，是跨國投資中多元化經營屈指可數的成功案例。GE對華直接投資的成功，是對一系列跨國投資理論的極好的詮釋。

(一)GE公司具有特定的壟斷優勢

壟斷優勢理論也稱為特定優勢論，是美國經濟學家海默(S，HHymer)于1960年在其博士論文《一國企業的國際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海默認為，市場的不完全競爭是跨國公司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而跨國公司持有的壟斷或寡占優勢是其實現對外直接投資利益的條件。GE在中國提供的產品基本上都是高科技產品，所提供的服務中，對商業和消費者的金融服務占有極大的比例，這充分體現了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

GE進入中國存在以下兩個要素：一是GE公司具有企業特定優勢，即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壟斷優勢，主要體現在其技術優勢、先進的管理經驗、雄厚的資金實力、規模經濟優勢和完備的信息銷售網絡上。二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進行市場化改革，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著一個不完全的國內市場。在中國的要素市場中，由于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全性，GE公司面臨著知識外溢的損失，而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以及對相關產業高關稅的設置，也成為GE選擇在華直接投資的重要動因。

此外，根據凱夫斯(R，E，Caves)1971年對壟斷優勢的發展，產品的差異能力是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優勢。GE公司在中國注重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術優勢對原有產品或服務進行革新改造，使其與中國當地其他生產者的產品或者服務有所差異，與在美國的GM產品相比也更加中低端化，以此來適應不同層次和不同地區消費者的偏好，吸引更多的消費群體，從而擴大產品的銷量，為其帶來優勢的維護和強化。此外，通用獨特的商標品牌也是一種無形資產，能夠吸引國內的消費者，有助于其業績的增加。

根據美國學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1973年對壟斷優勢理論的發展，GE公司對華直接投資是一種防御性的投資，是由寡占反應引起的。以GM的對華投資為例，全球汽車行業是由幾家大公司占統治地位的行業，每一家大公司對其他大公司的行動都十分敏感，緊盯競爭對手，一旦其采取對外直接投資，就緊隨其后實行跟進戰略，以維護自己的相對市場份額。GM資本進入中國，就是對德國大眾的一種跟進，其目的在于抵消對方率先行動所帶來的好處，避免給自己帶來風險。

(二)GE公司的產品生命周期進入直接投資階段

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弗農(R，Vernon)認為，在開發新產品和技術的優勢當中，主動的直接投資的出現將是不可避免的階段，因為廠商為國外提供最好的服務要比謀求利潤的最大化更重要。因此，當廠商出口產品在東道國市場達到一定份額水平時，對東道國直接投資就是必然的結果。這一階段的投資在弗農看來是一種被動的市場競爭方式。當GE公司的產品對中國的出口面l臨威脅時，GE就立即做出強烈的反映而直接在華設廠生產，這是對預期利潤的考慮，不僅僅是傳統的銷售收益與總成本之差，還包括因市場份額下降所導致的收入減少部分。

(三)GE公司對華投資是一種邊際產業的擴張

比較優勢投資論，也被稱為邊際產業擴張論或邊際比較優勢論，是由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K，Kojima)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根據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比較成本理論提出的，其主要核心就是，“一國應該從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并依此進行”。GE公司在中國投資的很多領域如家電、消費類電子產品、配電產品等都是其國內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符合小島清理論的核心內容。這種直接投資實現了雙方貿易的互補和擴大，是一種順貿易導向型的對外直接投資。

(四)GE公司對華投資尋求內部市場根據拉格曼(A，Rugman)的內部化理論認為，由于國際市場的不完全性，以及某些產品(如知識產品)的特殊性質或壟斷優勢的存在，導致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

一方面，由于中國要素市場的不完全性，GE公司中間產品的進入面臨著一系列的壁壘；另一方面，由于GE投資中國的相當多的一部分領域都是中國技術比較落后的領域，為避免其核心技術在外部市場上轉讓可能發生的產品外溢，GE選擇在華直接投資設廠。GE將中間產品(主要是核心技術)在其相關行業的企業內部轉讓，以內部市場來代替外部市場，以避免外部市場不完全造成的損失，謀求企業整體利潤的最大化。

(五)GE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看重區位優勢

鄧寧(J，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由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三個核心理論組成的。GE選擇中國進行直接投資，就是綜合考慮了中國經濟增長迅速，國內市場廣闊，外資政策優惠等區位優勢而最終做出的選擇。在GE中國的多領域經營中，對華直接投資的選址仍然集中在上海、北京、廣州三個城市，體現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中的區位選擇。三個地區繁榮的經濟水平，發達的金融市場，較高的消費者購買力，廣闊的市場容量，滬寧杭、京津唐、珠江三角洲發達的工業基地體系，都成為GE投資的重要動因。

通用汽車(GM)在華設立的七家合資企業和兩家獨資子公司都位于上海，是源于上海固有的、不可移動的要素稟賦優勢。上海位于中國東部沿海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基礎設施齊全、金融發達、開放程度極高，滬寧杭的重工業基地也為汽車制造業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資源，上海發達的經濟和高消費水平、長江流域的廣闊腹地也為通用汽車的銷售提供了潛在的市場容量。此外，還有中國低價格的勞動力，中國政府對幼稚產業的優惠和扶持，都成就了GM對華投資的重要戰略選擇。

(六)GE中國實行多元化經營

GE公司近百年來在華進行直接投資，而且經營領域涉及金融、工業、醫療、基礎設施等較多方面，這樣有利于降低對外直接投資的經營風險。我們可以看到，GE中國的很多業務領域都是有相關性的，或者存在著上下游產業鏈的關系，這樣有利于公司低成本高效率的運作和規模效益的實現，為其穩定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其全球業務的夸張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三、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啟示

(一)注重壟斷優勢的培養

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是其對外投資獲利的根本條件，也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所在。中國企業要走出去，必須注重核心技術研發，采用與國際接軌的先進的管理經驗，大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實現規模經濟優勢，并加強完善的信息銷售網絡的建設，建立有效的營銷渠道。此外，中國企業也應當在國際經營中注重本土化戰略，使產品或者服務貼近東道國消費者的需求，并盡可能的與當地品牌形成差異化，實現企業特定優勢。

(二)實現邊際產業的轉移

紡織、輕工、家電一直是我國的支柱產業。這類產業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企業不斷壯大，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也不斷增強，但是企業的市場占有率、利潤增長率也呈現下降的趨勢。為延長其生命力，將其有選擇地轉移到該產業成本相對較低、正處于成長中的地區，不僅可以為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創造條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東道國的比較優勢，重新發揮對國內經濟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國的邊際產業可以到亞非拉國家和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得到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三)建立國際化內部市場

當今的國際市場是不完全的，存在著市場交易費用，而我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又過多地采用綠地投資的新建方式，與內部化方式相比有明顯的局限性，也存在著更大的風險。因此，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該更多地采用并購的方式，建立國際化的內部市場，實現跨國流動要素在企業內部的轉移，來防止技術知識外溢，降低交易成本，并最終提高國際競爭力。

(四)注重區位選擇

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瞄準發達國家市場的同時，也應該積極進軍發展中國家和一些不發達國家。區位的選擇與產業的選擇是相互關聯的，我國的產業對一些國家的地區具有潛在的優勢，而這些國家和地區就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潛在市場。因此，東盟國家和其他周邊國家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首選，其次獨聯體國家和波羅的海國家，非洲和拉美發展中國家也是我們對外投資的重要市場。在一國國內投資地點的選擇上，對外投資的中國企業應該選址在經濟繁榮、市場廣闊、交通便利、政策優惠的大中城市，以盡可能控制成本、降低風險，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

第7篇：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優勢；劣勢；策略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

1.綜合國力的提高為物質基礎提供了優勢

對外直接投資與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是密切相關的，沒有實力就沒有能力去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我國改革開放到現在已有三十七年的歷史，經過這三十七年的積累，我國的綜合實力有了很大的提高。201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676708億元，約合105108億美元，為1978年的185倍。2015年我國進出口總額245849億美元，約為1978年的70倍。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越來越與全球經濟有著很大的牽連，我國綜合實力不斷發展壯大，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重要物質基礎。

2.成本的低廉為生產提供了優勢

成本低廉優勢意旨降低生產的成本和經營的成本，以低于競爭對手的價格投向市場，使其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發展中國家要想形成低成本優勢，通常尋求比本國工資水平低的國家和地區投資。我國擁有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資源，我國跨國企業就可以利用這些優勢，中國的跨國企業可以利用這些優勢，建立即勞動密集又規模較小的企業，利用設備和技術的輸出，使的生產成本相對較低。

3.傳統的產品和成熟的技術為投資提供了優勢

與發達國家相比，對許多中等甚至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僅自身的經濟水平比較落后，而且接受技術的能力有限。而我國情況則比較好，我國有許多相對成熟的技術如紡織品技術、機電、食品加工技術以及傳統的園林、中藥、烹調技術等對他們更具吸引力。我國所提供的中等水平的技術設備也受到他們的歡迎。我國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在這種優勢的內部轉移，這已成為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的策略之一。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劣勢及現存的弊端

從我國改革開放至今，我國對外投資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總體而言，我國目前的對外投資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所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諸多弊端和問題。

1.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劣勢

（1）規模劣勢

伴隨著我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增多，一些企業正在迅速發展。但至今我國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都是中小型企業，投資規模小。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總體上要比發達國家要小，抗風險能力相對較低。

（2）投資結構不完善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結構上還存在一些不足，如果不加以完善，將會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一方面，投資的區位過于集中，且分配不合理。我國對香港地區的直接投資數量明顯高于其他國家（地區），香港是以服務業為支柱產業的地區，直接投資過于集中在香港地區會影響我國在制造業、高技術產業和采礦業等產業的直接投資活動，近而影響其對本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商務服務業和零售批發業等傳統服務業投資數量過大，但制造業，特別是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投資數量不足。

2.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

（1）政府方面存在的問題

①政府監管力度不夠

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全球一體化經濟的進程加快，中國的對外經濟面臨著新的發展前景和新的挑戰，但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以及缺乏促進私營企業成長的有效的政策、體制和資本市場的條件，多數大型企業仍是國有或國有控股，私營大企業的數量非常有限。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主要依賴于現有的大型國有企業。但是由于經營國有企業是在一個受保護的國內市場中，使其競爭力和效率低下。

②立法滯后

在全球跨國投資形式多樣和我國境外加工貿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國有些法律已經嚴重滯后了國內外投資形勢的發展和需要。目前，只有我國有關部門的行政法規，這些行政管理條例的制定多數停留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許多法規已落后于當前的形勢所需。在政策上，調整國有企業的外商投資是很重要的，這是民營企業調整的不足，使得民營企業的法律調整具有一定的真空度，不能基于對民營企業的對外投資。另外，這些法規和規章出自同一個部門，缺乏統一和相互協調。

（2）企業存在的問題

①企業核心技術的缺乏

我國目前仍然在技術引進階段，在關鍵技術上，很難與國外有點高技術和擁有成熟產品的生產企業競爭，企業沒有形成以核心技術和核心產品為主的國際競爭力。就算是目前非常有前途的家電行業，他們的許多產品，特別是需要核心技術的高端產品仍然依賴于進口。與發達國家相比較，我國企業缺乏對進口技術的消化吸收，技術創新不夠，局部優勢不明顯。

②企業融資困難、資金缺乏

我國部分的國有企業在長期的低效率下，沒有可依靠的資金去發展海外直接投資的實力，再加上中國的金融體系并不十分完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將面臨不良資產問題。企業海外投資的項目缺乏科學性和綜合性評價，存在“信貸緊縮”現象，國內資本市場仍不發達。因此，在籌資過程中，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自身和金融體系難以起到有效的作用，這就導致了存在融資難、資金缺乏的現象，進一步阻礙了企業的對外投資。

三、我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策略分析

1.政府方面的策略分析

（1）完善監管體制

要完善我國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監管體制，首先就要建立和完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信息咨詢服務體系。任何國家的外國投資，為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對境外投資是非常重要的。我國應盡快建立和完善境外投資信息數據庫和信息反饋以及溝通服務體系，建立外商直接投資中介機構，為世界各國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地區提供全面的投資環境。針對不同的投資主體，制定不同的監管辦法。

（2）完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法律法規體系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最重要的問題是落后的立法，這使得政府缺乏對企業外直接投資的協調與管理應有的經驗和方法。

因此要盡快制定和頒布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基本法，明確規定好對境外投資企業的法人地位、投資審批制度和管理辦法、投資爭端的解決機制等問題，以防止對外直接投資管理政出多門、各部門之間職責不清、缺乏協調等問題。

2.企業方面的策略分析

（1）跨國經營要建立完善的機制培養人才

市場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現階段，困擾我國企業“走出去”的首要問題就是跨國經營人才的匱乏。為了贏得競爭，企業必須高度重視人才的引進和培養。鑒于目前大多數企業缺乏人才和經驗的情況，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培養人才，大力培養境外直接投資所需求的人才。我國有關部門可以從業務角度出發，推動組織培訓，加強人才培養和儲備。為此，首先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國際人才選拔、培訓、聘用機制。

（2）實施品牌策略

中國跨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應該盡量提高自己品牌信譽和受關注度，努力塑造一個世界級品牌。所以做品牌宣傳策劃時，要著重考慮以下幾點：一是積極提高品牌競價能力。能夠激發消費者去購買產品的欲望之一就是情感因素，即在品牌宣傳的過程中要突出情感；二是全面認識品牌的內涵，強化商標法律意識；三是以誠信為基礎，保持品牌的信譽。有著良好信譽的品牌才能在國際市場中有立足之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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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霍析.中國企業技術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進步效益研究[J].企業經濟，2016（1）.

[3]戴翔.“走出去”促進我國本土生產企業生產率提高了嗎？[J].經濟世界研究，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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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小鋼.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特征、動因及其優化政策[J].國際貿易，2015，12.

第8篇：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中國；印度 ； 直接投資；動因

中圖分類號：F12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12-0073-04

中國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兩國人口之和占全球人口的1/3，而且兩國經濟的發展正在對世界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目前，中國已逐漸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而印度的服務業也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擴張。從兩國資源稟賦和產業結構上來看，中印兩國具有很強的互補性，雙邊貿易和投資的空間很大。中國在經過多年的大量引進外資發展之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也已經開始提速，而與此相比，印度仍處于大力吸引外資以促進經濟發展的階段。因此，中國已具備了對印度直接投資的現實條件和可行性。而對于中印雙方來說，目前要明確的是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具有哪些動因，以利于中印雙方政府和企業制定相應的戰略和對策。

一、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的市場尋求型動因分析

市場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是以穩定和拓展海外市場，擴大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為戰略目標的對外直接投資。[1]據UNCTAD（2006）調查顯示，有51%的受調查公司將尋求擴展海外市場作為其對外直接投資的最重要動因。在中國企業中，有85%的企業認為市場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是極為重要的。[2]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的市場尋求型動因，主要來自于以下兩個方面：

1．中國國內市場趨于飽和，而印度市場潛力巨大

中國加入WTO以后，中國企業要與跨國公司一爭高下，這就迫使中國企業必須走向國際市場，尋找新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在世界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下，中國企業想占有更大的份額，必須建立國際銷售網絡，在國外直接投資并按當地市場需求提供生產和服務。目前，中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在國內市場的發展已經飽和。例如，國內的紡織業，生產能力為世界第一，但國內需求僅占其生產的1/3到1/2。但中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相對其他發展中國家還存在一定的比較優勢。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發揮其優勢，建立新的市場，并達到擴大出口的目的，從而可以為國內產業發展留出空間。

而印度是一個具有巨大潛力的消費市場。2006年，印度人口已經超過 10．46億，并且其 GDP已超過9萬億美元。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快速的經濟發展，使印度蘊藏著巨大的消費需求潛力。例如，在家電領域，印度每年的彩電需求增長率保持在15%，空調需求的增長率更是達到了20%―30%；在通訊領域，2005年，印度的千人電話線路僅為45．45條，雖然用戶數量增長迅速，但與中國的千人電話線路268．63條相比，印度通訊市場待挖掘的空間仍很大；從鋼鐵業來看，印度在2011―2012年的鋼材消費量將達到6 000萬噸，中國的鋼鐵企業如能成功投資于印度鋼鐵業，將更有利于中國鋼鐵企業的海外市場開拓。[3]

2．對印度進行直接投資，有利于中國企業在印度市場實施本土化戰略

印度國民喜歡自己國家生產的產品，所以相對于單純的出口貿易，在印度本土投資建廠，其產品更受印度消費者歡迎。而且在印度研發和生產的產品能更好地適應當地需求，提高產品本土化程度。例如：國內的彩電聲音輸出功率一般為100W到200W，而印度消費者普遍認為彩電音量越大質量就越好，中國投資印度的彩電企業根據印度消費者這一需求特點將彩電聲音輸出功率提高，就會有效地帶動在印度市場的彩電銷量。因此，中國企業對印度直接投資，可以促進中國企業對印度市場本土化戰略的實施。首先，此舉能夠貼近印度的客戶，加快反應速度，更好地滿足印度消費者的差異化、本地化需求；其次，可最大限度地縮短應對市場變化的時間，提高服務水平；最后，通過本地化生產及本地化采購，可以大幅加快物流周期，減少銷售成本，從而進一步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二、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的資源尋求型動因分析

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是以獲得補充性資源（如石油、鐵礦石等）為戰略目標的對外直接投資，這類投資的母國大多是資源缺乏的發達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他們通過在資源豐富的國家或地區投資資源開采業，然后再出口到母國以解決國內資源短缺問題。中國企業對印度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之一是獲取印度較豐富的能礦資源。

中國屬于資源種類比較齊全，但人均資源占有量則相對缺乏的國家。以森林為例，目前中國林木蓄積量有105．7億立方米，但人均只有9立方米多一點，考慮到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的需要，就不能對現有的森林進行大規模采伐。再如，中國的金屬礦產富礦少，貧礦多。中國的鐵礦石含鐵量僅在30%左右，可以直接入爐的只占鐵礦石總量的24%。而國外的一些鐵礦，含鐵量高達50%，直接入爐的礦石總量占礦藏總量的90%左右。再從石油資源上來看，中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目前已較高，預計到2010年中國的石油對外依賴度將超過50%，這將使中國的石油供應存在較大的風險。因此，面對國內資源供求矛盾日趨突出的嚴峻形勢，中國必須將眼光投向國外，積極參與國際資源開發與合作，以改善國內資源緊缺的狀況。

而印度是一個資源相對豐富的國家，尤其是鐵礦石儲量較大。印度已探明的鐵礦石主要分布于中央邦、奧利薩邦、卡納塔克邦和比哈爾邦。中國通過對印度的鐵礦石資源進行直接投資，可以提高對印度鐵礦石資源的開采和使用權，改變鐵礦石以進口貿易為主的供應方式，從而可以穩定鐵礦石的供應來源和價格。而且，由于印度鋼鐵工業整體水平不及中國，技術設備陳舊，中國可以采取合資方式在印度建立鋼廠，由中國提供技術和設備，印度提供鐵礦資源，產品銷往中國或其他國家，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例如，2005年7月，中國中鋼集團在印度成立了中鋼印度有限公司，積極參與投資印度的礦山和基礎設施，這提高了該企業開發資源和輸出資源的能力，從而增加了收益。

三、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的技術尋求型動因分析

技術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指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一個全新的經濟、政治、文化和自然環境中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在獲得正常投資收益的同時，獲得東道國的先進技術和經營技術。中國的高技術企業（尤其是IT企業）對印度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是獲取印度在相關技術領域的先進技術，這種動因的形成主要受以下兩個方面的影響：

1．國內企業普遍缺乏核心技術，外資企業技術溢出有限

中國企業在一些高新技術行業，如電子制造業，具有較大生產規模和市場份額，但因缺乏核心技術，導致中國企業自有品牌的培育及其國際化過程屢屢受阻。如在家電企業中，除了海爾等少數幾個企業能夠以自己的品牌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之外，多數企業都只能以貼牌生產的方式賺取微薄的代工費。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中國企業對研發的重視不夠及資金投入不足。據統計，雖然中國是手機生產大國，但中國手機行業的研發投入平均只有國外同類企業的1/5。因此，中國企業在高新技術產業中只能占據利潤較低的中低端產品市場，而利潤較高的高端產品市場為國外企業控制。激烈的競爭和微薄的利潤又導致企業沒有能力加大研發投入，從而形成研發低投入、低能力的惡性循環。雖然通過“引進來”政策，中國引進了大量的國外投資以及相應的高端技術，但是這些技術緊緊握在國外跨國企業的手中，其技術外溢效應并不是很大，使得中國企業無法有效地進行技術獲取和學習。對于中國企業來說，若要掌握更多、更先進的技術，拘泥于國內被動地等待外資的技術溢出，遠不如走出國門，通過在技術相對先進國家或地區建立研發機構，第一時間獲得最新技術來得有效。

2．印度在軟件開發等產業技術領先，中國對其投資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印度雖然經濟發展落后，卻在過去的10年中形成了印度的“代工”產業――軟件委外及研發。印度人是發明數學的民族，再加上印度曾長期為英國殖民地，使得印度人具備了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和英語表達能力，這都是軟件開發所必須的能力。隨著印度軟件業的發展，印度已逐漸成為全球科技研發和軟件委外的首選地。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尤其是對印度的技術領先產業進行投資，將有助于增強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就制造業而言，印度對中國企業的誘惑并不在于成本優勢，因為印度的研發成本與中國國內相差無幾，恰恰是印度本地的軟件人才資源和軟件開發管理上的優勢更具吸引力。例如，中國華為集團就在印度的“硅谷”――班加羅爾設立了研究所，并同摩托羅拉、微軟等成立聯合實驗室。截至2007年底，華為集團已申請的國際專利達到了1 365項，位居世界第四，這在發展中國家企業中是最多的。但在華為集團對印度投資的最初階段，主要目的是學習先進的軟件開發技術與管理經驗。雖然全球軟件開發水平最高的是美國，但鑒于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壁壘，中國企業在印度比在美國更能學到先進技術。在對印度軟件開發的技術與管理模式掌握到一定程度后，華為集團在印度的投資從學習階段向研發階段轉型。2005年，華為在印度投資的研發中心開始進入產出階段，在班加羅爾研發制作的軟件，會以內部銷售形式返還華為集團總部，再銷往世界各地。[4]因此，對印度的技術尋求型投資，不但可以使中國企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而且可以繞開眾多發達國家為中國設置的技術壁壘，從而為中國高新技術的產業化和市場化發展開辟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四、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的規避貿易壁壘型動因分析

隨著在對外貿易上的迅猛發展，中國已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但是，由于目前在世界范圍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又有所抬頭，再加上中國與許多國家或地區的外貿順差額較大，因此，中國出口近些年遭受到的反傾銷、反規避、反補貼等貿易壁壘有增無減。而規避貿易壁壘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通過向目標出口國或不受貿易壁壘影響的第三國進行直接投資，合理利用原產地規則，達到避開目標出口國的貿易壁壘的目的。中國許多企業對印度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就是規避印度或其他國家的貿易壁壘。

1．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可以規避印度的貿易壁壘

隨著中印兩國貿易規模的擴大，雙邊貿易摩擦程度有所加深，印度對中國設置的貿易壁壘也在逐年增加。為保護面臨激烈競爭的國內產業，印度已開始頻繁地實施貿易保護措施。近年來，印度不斷地調整其高關稅政策，但關稅總體水平仍較高。例如，印度的最高關稅由400%降至50%，平均關稅由87%降至27%，但目前較高的關稅仍阻止了外國商品的進入，中國商品同樣也難以進入，導致市場走私猖獗。另外，非關稅壁壘相當普遍，行政干預較多。以印度對中國產品反傾銷稅的征收幅度為例，除個別商品在10%以下外，大部分征收幅度都在百分之幾十到百分之幾百不等。例如，2004年，印度商工部對原產于中國的窄織布做出的反傾銷初裁的傾銷幅度就高達355%，比美國等發達國家對中國的裁量要高得多。面對高額反傾銷稅，中國的相關出口企業無法承受，最后不得不退出印度市場。加之對印度反傾銷法律制度缺乏了解，中國企業應訴率普遍較低，導致絕大多數案件以最終采取反傾銷措施結案。中國企業在印度反傾銷調查中勝訴的比率很低，中國的紡織業和輕工業產品近兩年逐漸遭受到的反傾銷調查逐漸增多。特別是在2005年取消紡織配額后，印度擔心被美國和歐盟特保攔截的中國紡織品及服裝轉而涌向印度，因而在2005年連續對中國三項紡織品提起反傾銷調查。印度已成為美國之后最大的對華反傾銷國。對于這些情況，中國企業必須加以重視，必須尋找能夠替代貿易投資形式。因此，許多中國出口企業正通過發展對印度直接投資，在印度設廠生產產品和組織銷售，以規避印度對中國設置的貿易壁壘。

2．對印度直接投資是中國規避發達國家貿易壁壘的有效途徑

近些年，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隨著中國對外貿易額的增加而增加。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或地區，紛紛通過修改反傾銷法提案，提高貿易壁壘等措施限制進口，針對“中國制造”產品的貿易保護主義日趨加強。1995―2005年，中國已連續10年成為全世界反傾銷頭號目標國。據商務部統計，當前世界每7起反傾銷案就有1起是針對中國的。其中，美國是對中國展開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1995―2006年上半年，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立案共61起，占同期遭受國外反傾銷立案總量的12．2%。而且，美國對中國設置的貿易壁壘不斷出現新形勢。以反補貼為例，美國以前是不對中國實施反補貼的，理由是中國是“非市場經濟國家”，補貼數量難以確定。但2005年7月27日，美國眾議院通過旨在對中國實施反補貼措施的《美國貿易權利執行法案》為對中國出口的產品實施反補貼提供了法律依據。除此之外，各國通過技術壁壘、綠色壁壘、勞工標準等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限制也越加明顯。隨著貿易壁壘近幾年的不斷升溫，中國出口的許多種類產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加之中國出口商品大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受環保因素影響較大，所以越來越多出口產品受到發達國家環保法規影響，難以跨越綠色貿易壁壘。面對這樣的國際貿易環境，中國企業不得不考慮在那些與發達國家貿易關系相對寬松的市場建廠生產，然后從第三國市場將產品出口到發達國家。印度和中國相鄰，市場前景廣闊，勞動力價格低，資源又相對豐富，但真正能夠吸引許多中國企業對印度進行直接投資的，是發達國家對印度設置的貿易壁壘要遠遠少于中國。因此，中國有必要把印度作為第三國，在印度設廠生產產品，然后利用其與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的相對寬松的貿易關系，降低出口風險和不必要的成本，從而間接地達到擴大與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目的。總之，盡管印度經濟改革與發展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對外資企業仍存在種種干預，但不能否認的是，印度是一個不錯的投資場所，是世界上最大的潛在市場之一。中國企業應該也必須在這個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以滿足中國尋求市場、尋求資源、尋求技術和規避貿易壁壘等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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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范文

【關鍵詞】中小企業 對外直接投資 區位選擇 建設性策略

一、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

區位優勢，是投資主體通過外界的尋求獲得的，投資企業無法通過自身去創造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可以通過投資對象的經濟環境和投資主體的戰略動機兩方面來分析：

（一）投資對象的經濟環境

被投資國的經濟環境是投資主體的首要考慮因素。經濟環境既包括傳統意義上的環境，也包含經濟和創新能力以及勞動力成本等新興因素。被投資國基礎設施的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直接投資導向，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會影響到企業投資的正面效應;反之則表明區位內部人、物、信息流的載體的容量比較小，整體的功能比較差，投資效益比較低并且所能獲取的生產要素的選擇性也比較小。產業的集聚因素已經逐漸變成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關鍵動力。一個企業競爭的優勢的重要來源就是產業集聚。

企業的聚集對于降低生產成本和塑造區域彈性分工體系來講非常有利，最終形成知識創新的外部性。以我國為例，東部沿海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遠遠的大于中西部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吸引力。此外，在東部沿海地區中，長江三角地區在吸引外資的總量、渠道和投資方式以及產業結構均遠遠的比其他地區更勝一籌。這要究其原因，無外乎是長江三角地區比其他地區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工業基礎和比較高的勞動力水平一級政府的政策支持等要素，并且這個地區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產業聚集，尤其是制造業的聚集，這就更加是有利優勢。

區域創新能力和產業結構的優化直接導致對外直接投資的明確的地域及產業分布，創新能力作為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的影響因素對區位選擇產生的影響不可忽視。技術創新能力較強和生產高附加值產品的地區吸引外資的能力遠優于其他在這些方面相對較弱的地區。

政策作為最傳統的因素所發揮的作用在逐漸的減弱，產業集聚和創新能力方面的因素的作用在近些年一直逐步上升。成本驅動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的較為明顯的特征，而全球戰略則是以規模經濟、集聚經濟和人力資本等資源的優化配置來作為最終目標的，目前，尚不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支配因素。

（二）投資主體的戰略動機

獲取利潤是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動因。但是在實際進行中區位選擇時，廉價勞動力、越過壁壘、占領市場、強化核心能力等直接決定了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時的區位選擇，在選擇是都會首先考慮那些能滿足這些動機的區位開展投資活動。企業在進行選擇決策時一般采用能夠實現以上目的的區位作為適合的選擇。一個企業的戰略目標直接影響著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選擇。如果該企業的戰略目標是開辟國際市場，則要選擇市場基礎設施和信息渠道以及銷售渠道暢通并且進入障礙少和市場容量相對較大又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區位;如果該企業對外投資方面的戰略目標是獲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就應選擇科學技術發展水平比較高、管理水平較為領先的區位;如果該企業對外投資的戰略目標是在開發和利用國外資源方面，則需要選擇資源豐富和運輸條件相對便利的區位。

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時對于區位的選擇來說，應首要考慮被投資區位是否會對企業發揮自身競爭優勢有利來作為選擇標準。企業擁有的競爭優勢必須要能夠適應當地經濟的發展水平，這些可能是絕對的壟斷優勢或者所有權的優勢。因此，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應當在充分衡量自身競爭優勢的基礎上，結合自身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目標來進行區位的選擇。

二、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現狀與問題

（一）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的區位選擇的現狀

中小型企業，由于數量多，投資規模小，經營品種單一。它們發揮靈活經營的優勢，近年來在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非常活躍。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小民營企業迅速崛起并發展壯大，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的積極性已經開始趕上甚至高十國有企業，并且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率也高。這些民營企業大多能主動適應國外的市場環境，用“本土化”方針指導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的資金運作，人才聘用、營銷網絡建設等，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全球化的時代，競爭已經由企業間競爭發展到供應鏈間的竟爭和集群間的競爭。為了避免單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劣勢，一些中小企業也自發開展以營銷網絡建設、資源開發、技術研發為目的的集群式對外投資，分散企業風險。

三、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投資主體

亞太地區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區域。因為首先我國地處亞洲，與許多國家在歷史、文化等方面有著共同點，與這些國家政府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其次這一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市場容量大，而且正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投資機會較多，有利于我國不同層次的企業進行投資。再次大部分國家對我國經濟發展持樂觀態度，希望通過擴大與我的合作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大陸在香港的投資占總額的比例最高。因為大陸企業在金融、貿易、建筑、旅游方面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在香港這些行業中已經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些行業優勢的獲得同香港與大陸的特殊關系以及香港作為世界自由港的特殊地位有關。

四、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行業分布

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廣泛，主要是商務服務業、建筑業、采礦業等。中國在發達國家的投資以貿易和商業服務類型為主，而在建筑業的投資主要是利用自己在勞動密集型技術上的比較優勢在發展中國家進行項目分包工程。在資源開發方面，漁業、林業和礦業資源為主要開發對象。初級加工制造業由于技術相對簡單、投資少、見效快，與中小型企業的對外投資要求頗為適應。目前，初級加工制造業占全部海外投資企業的50%左右。中國企業在與貿易相關的服務部門的高比例投資說明我國在服務業的投資仍以傳統業務為主，其目的主要還是為國內商品的銷售服務。對技術密集型項日的投資近年有所增加，新建了若干高科技企業。但從總體上講，在海外投資的企業中高技術企業的比

率很低，對外投資的低技術格局仍未改變。

（二）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中所存在的問題

1.投資區域分布單一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的一個鮮明特點是相當一部分投資流向了傳統避稅地區，2005年和2006年，我國企業在開曼群島、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傳統避稅地投資分別占了當年流量的81%和81.5%。以國家和地區來看，中國香港、美國、俄羅斯、日本、阿聯酋、越南、澳大利亞、德國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國近一半境外企業。這里暴露一個明顯問題是，流向傳統避稅地的投資的再流向問題。避稅地并非對外直接投資的最終流向地，而是中轉到其他地區去再投資，其中可能有相當一部分又流回到中國內地了。這種回流的對外投資，并沒有真正實現開拓市場、轉移競爭力以及獲取資源的國際擴張的目的。即使沒有回流，資金流向的控制力減弱，失去了對外直接投資控制力強的優勢，戰略控制變得困難。開拓國際市場的途徑可以大致劃分為三種，即出口、技術授權和直接投資。其中直接投資是一種以獲得較高控制力為主要目的的開拓國際市場的方式"失去控制力的對外直接投資，就沒有充分發揮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還要承擔成本高、風險大的缺點，顯然是缺乏合理性的。

2.產業結構不合理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該與國內產業結構調整方向一致。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是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它包括產業結構的協調化和高度化，其實質是協調化基礎上的高度化。合理的產業結構與木國技術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應該互相適應。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主一導技術和主導產業，合理的產業結構各部門之間能夠協調發展，根據國內產業結構特征，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重點在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比重比較高，而第一產業的比重則比較小。但是服務業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例很高，其附加值卻普遍偏低。從事商品流通的貿易企業偏多，而生產性企業和金融服務性企業偏少。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過分偏重于貿易型投資，非貿易型投資相對不足，而且非貿易型投資顯著集中于資源開發業和加工制造業。近年來，技術密集型項目投資有增長趨勢一新建了若干高科技企業，境外開設的研發中心也顯著增多。但總體上講，對外直接投資過分偏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缺乏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對外投資的企業中高科技企業的比率仍然很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不盡合理，不利于我國國內的產業結構調整。

五、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策略

（一）選擇技術領先的國家

吸取別國的先進技術有利于企業向價值鏈的高端攀升，獲取更多附加值。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技術水平普遍高于發展中國家，因此將是技術尋求型投資的主要區位。發達國家在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逐漸在高科技領域形成優勢。先進技術的研發需要大量資金、人員投入，因此相關行業的主要企業在地理空間上形成集群，這促進了行業內的信息交流，推動著企業的創新活動。雖然大部分中國企業目前尚不具備向發達國家進行大規模直接投資的實力，但是某些企業已經在進行小規模嘗試，以吸取先進技術，緊跟世界潮流。避免在價值鏈環節上的長期低端定位，就必須積極向技術研發環節攀升。

（二）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

中小企業在區域經濟中常常以集群的形式存在。中小企業集群是指同一產業的中小企業以及相關產業的中小企業在有限的地理空間上的集聚。這種組織結構介于市場與層級組織之間，所以比純市場穩定，又比層級組織靈活，從制度上克服了市場失靈和內部組織失靈。在集群內部，由于相對集中的地理空間布局，大量以專業化生產為主的中小企業集聚在一地，形成密切而靈活的專業化分工協作關系，使區域實現了規模生產，集群為內部企業創造了一個較大的市場，對分工更細、專業化更強的產品和服務的潛在需求量相應增加。企業集群可以使中小企業實現品牌共享。我國大部分中小企業品牌意識比較淡漠，而且也沒有實力開展廣告宣傳和樹立品牌。而企業集群可以利用群體效應，集中廣告宣傳的力度，形成“集群品牌”作為集群內的公共產品，集群品牌可以為集群內所有中小企業所共享，使企業都受益，具有更廣泛的、持續的品牌效應。中小企業在開拓國際市場時，可以充分利用“集群品牌”的價值，通過多種銷售形式獲取縱向一體化利潤。中小企業集群在利用人員靈活地進行研發合作、分散風險、利用信息等方面表現出極強的優勢。

（三）積極拓寬融資渠道，發揮企業自身優勢

為了促進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中央財政專門設立了市場開拓資金，它是用于支持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各項業務的專項資金。市場開拓資金優先支持面向拉美、非洲、中東、東歐、東南亞、中亞等新興國際市場的拓展。除此之外，2009和2010年不斷增加的南南貿易和投資也為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所需的資本。發揮中小企業優勢，提高競爭力相對技術優勢。中國的中小企業與國外大企業相比，在許多領域現代技術缺乏，但卻有一個很大的“適宜技術”，該技術在發展中國家具有廣泛的適應性。我國根據自身特點消化吸收的引進技術，更適合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并且價格也較低，易被發展中國家接受。中小企業有機動靈活、市場適應性較強、市場進退成本低、能更多地接觸客戶、更快地反應市場等優勢。另外，中小企業為避免與大企業競爭，更愿意選擇大型跨國公司不愿進入的市場縫隙，從小的目標市場出發，關注消費者需求，因地制宜開發研究適合他們的產品，以產品的專業性和獨特性開拓市場，打造市場營銷優勢 。

參考文獻：

[1][英]尼爾?胡德，斯蒂芬?揚，葉剛等譯.跨國企業經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