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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直接投資的好處范文

在過去的十年中，大多數國際生產的增長是通過跨國的兼并和收購(包括由外國投資者收購私有化的國有)而不是通過新建企業完成的，通過并購完成的交易額已從1987年的不足1000億美元增長到1999年的7200億美元。在所有的跨國并購中只有不足3％被正式確認是兼并，其余的都被認作是收購。全資收購大約占總數的2／3。少數股權收購在家的跨國收購中約占1／3，在發達國家不足1／5。根據形式不同跨國并購可分為水平型(同一產業內部不同公司之間)、垂直型(客戶和供應者、買方和賣方之間的并購)和集團收購型(在不相關產業的不同企業之間進行)。20世紀80年代后期，大部分的跨國并購主要是在追求短期財務收益的驅動下進行的。但今天大部分的跨境兼并和收購都具有戰略和意義，而不是出于追求財務收益的動機。另外，大部分的并購都不是敵意的，1999年敵意收購占并購總金額的比例不足5％，占總數額的比例不足0．2％。

在1980—1999年期間，全世界并購總數(包括跨國和國內的并購)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長，并購總金額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也從1980年的0．3％增加到1999年的8％。兩次較大的并購浪潮主要發生在以下兩個時期：一個是在1988—1990年，另一個是從1995年至今。最近的這次浪潮伴隨著國內并購的增長而發生。除了傳統的銀行貸款，最近的并購還因大量使用了一些融資機制(像發行普通股、可轉換股票以及公司債券等)而得以順利進行。另外，風險資本也成為一個重要資金來源，從而使得眾多的新公司和中小企業也可以從事并購活動。

在這種趨勢下，1999年跨國并購增加了35％，據聯合國貿發會議估計，在6000多項交易中總金額高達7200億美元。2000年幾項大宗的交易業已宣布或完成，預計跨國并購將進一步增加，2000年跨國并購總額估計超過10000億美元。

當前的并購與19世紀末發生在美國的并購(1898—1902年期間達到)有某些相似之處。二者都受到重大技術進步、并購的新融資方式以及管制變化的。只是最近的一次浪潮是國際化的，而前者只發生在美國境內。正如前一次發生在美國的并購有助于形成全國商品和服務市場及生產體系、為公司提供了統一的全國市場一樣，這一次國際化的并購進一步加強了全球商品和服務市場及生產體系的形成，為公司提供了統一的全球市場。

二、跨國并購的好處

一般來講，從一個外國投資者眼中來看，與直接投資辦廠相比，跨國并購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一種方式主要有兩點優勢：效率和市場控制權。在企業運營中效率是極其重要的，這可以從高級管理人員的口頭語中看出，如“我們生活的新經濟中，一年只有50天。”“效率是朋友，時間是敵人。”等。跨國并購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新市場中確立起自己的地位，成為市場領導者，并且最終贏得市場主導權，從而擴大公司規模，分散公司風險。此外，跨國并購還能將有關各方的資源和管理經驗集合起來，創造出靜態和動態的效率收益。

許多因素促成了公司進行跨國并購、直面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如今空前的全球和地區性重組的熱潮，反映了這些因素之間的動態的相互作用。對許多公司來說，在已初見端倪的全球市場中生存和發展是十分重要的，跨國并購的熱潮也應勢而起。在全球市場上，無法獲得發展和盈利的公司將成為收購的對象。所有這些促使公司進行跨國并購的基本因素成了公司保持和提高自己的競爭地位時首先考慮的問題。跨國并購的重要性日趨明顯，完全是因為它給公司提供了一條取得其它國家有形和無形資產的最方便快捷的途徑，并可使公司在全國或全球范圍內優化其結構，以聯合其它公司，獲得競爭優勢。簡單說來，跨國購并使公司能快速取得位于不同地域的資產，這種資產在全球化的經濟中已成為決定競爭地位的重要因素。

三、跨國并購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

約90％的跨國并購，包括交易額超過10億美元的109個大宗購并中的大多數，都發生在發達國家。這些國家并購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最高，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迅速增長。

1999年西歐的跨國并購很活躍，售出額為3540億美元，收購額為5190億美元。在單一貨幣和促進深層次一體化政策的推動下，歐盟內部的并購占據了上述交易的相當一部分。該地區以外的大多數購買行為是英國公司并購美國公司。在被收購公司中屬于英國、瑞典、德國和荷蘭的最多，而英國、德國和法國則擁有最多的購買方公司。

美國公司仍是跨國并購中最大的目標，1999年在并購中向國外投資者售出了2330億美元。1999年美國所有的并購交易中有1／4強是由國外收購方完成的，而在1997年這個數字是7％。如今，跨國并購已成為外資進入美國的主要方式。1998年，與并購相關的對位于美國的子公司的投資占外資總額90％，占項目數總量的62％。在對外投資方面，美國公司1999年收購國外公司價值為1120億美元，比1998年少了250億美元。這主要因為大宗交易的數量減少了。

日本的海外收購價值在1999年有大幅上漲，主要是由于一筆大交易。一般來說，日本的跨國公司比起并購來仍偏愛直接投資辦廠，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日本跨國并購中的售出額在最近幾年增長很快，在1997—1999年間高于收購額。這是由并購制度上的變化、國外公司傾向于并購的戰略選擇和日本公司對并購態度上的轉變導致的。

直到90年代后期，發展中國家才逐漸成為跨國并購的重要場所。盡管從并購價值上看90年代中期前發展中國家所占的份額一直保持在10％左右，但從并購交易的數量上看，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卻從1987年的5％上升到了90年代末的19％。由發展中國家的公司作為購買方進行的跨國并購從1987年的30億美元上升到了1999年的410億美元。

四、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的區別

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從定義上看是將資產從國內轉向國外，并且至少在初始階段不增加被投資國的生產能力。《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認為，與直接投資辦廠相比，跨國并購會給東道國經濟發展帶來較小的正面影響或者說較大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在市場進入時或進入后不久，表現在：

1．雖然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都能給東道國注入資金，但跨國并購帶入的資金并不總是能夠增加生產的資本存量，而直接投資辦廠就能夠。因此一定數量的跨國并購直接投資為生產做出的貢獻只相當于很少的直接投資辦廠方式的直接投資做出的貢獻，甚至根本就沒有貢獻。然而當本地一家公司的唯一選擇是關門停產時，跨國并購會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2．與直接投資辦廠相比，跨國并購轉移的高新技術較少，至少在市場進入初期是這樣。另外，跨國并購還會造成本地的生產和其它活動(如研發)層次下降或完全停止，或迫使它們遷址。直接投資辦廠則不會直接降低東道國的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

3．跨國并購在東道國不會增加就業，因為并購過程中生產能力沒有增加。并且，跨國并購還會引起裁員，盡管收購方如果不至于破產，可能會同意保留原有員工。而直接投資辦廠肯定會增加東道國的就業。

4．跨國并購會增加東道國市場的壟斷程度，不利于培育競爭。事實上，可以故意用跨國并購的方式來減少或消除競爭。但如果跨國并購中收購的是即將倒閉的企業，那它還有利于防止市場壟斷度的提高。而直接投資辦廠從定義上看，能增加市場上企業的數量，不會在初始時造成市場壟斷度的提高。

但從長期看，考慮到直接和間接效應時，兩者之間的許多差別都縮小或消失了，表現在：

1．國外收購方并購后一般都會追加后續投資，有時追加額很大，尤其是在私有化等特殊情況下。因此長期內跨國并購也會像直接投資辦廠一樣增加東道國的生產能力。這兩種方式對東道國企業會產生相似的擠入和擠出效應。

2．跨國并購后收購方會運用高新技術(包括組織和管理模式)，特別是當需要對被收購公司進行重組以提高生產率時。

3．若收購方追加后續投資，并且保留被收購方的原有員工，隨著時間的推移跨國并購會增加東道國就業。因此兩種直接投資方式在創造就業上的差別在長期內會逐漸減弱。如果為提高生產效率進行裁員，那也比直接投資辦廠迫使本土缺乏競爭力的企業倒閉造成的小。

4．對市場結構的影響，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在市場進入之后將長期存在。跨國并購較容易破壞競爭，增加市場壟斷，尤其是在政府干預較少的寡頭競爭的產業中。

五、東道國的具體情況對確定跨國并購的影響度十分重要

除了上面討論的市場進入時和長期的區別之外，在評估跨國并購對東道國帶來的好處和壞處時，還應認真考慮東道國的具體情況。

1．在正常情況下(即沒有危機或動蕩)，特別是當跨國并購和直接投資辦廠都可行時，直接投資辦廠比跨國購并更有利于發展家經濟的發展。在其它因素(進人動機，生產能力)相同的條件下，直接投資辦廠不僅帶入一整套的資產，還同時提高生產能力和創造就業；跨國并購可能達到同樣的效果，但不能立即增加生產能力。另外，某些種類的跨國并購在市場進入時會帶來一定的風險，如資產剝離時進行裁員、技術改造進展緩慢等。

第2篇：直接投資的好處范文

（一）國際直接投資持續低迷，流入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繼續續下降。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在2007年達到1.9萬億美元后逐步下降，2008年全球投資同比下降了14%,為1.7萬億美元；2009年全球投資僅為1.11萬億美元，比2008年大幅下降34%，其中流入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減少近60％。2010年，盡管全球經濟形勢有所好轉，國際直接投資也只有1.12萬億美元，增加不到1%，仍遠遠低于危機前水平。其中，流入發達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萎縮，僅5270億美元，再下降約7%。

（二）流入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顯著增長，但分布不均衡。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繼續成為最受歡迎的直接投資目的地，2010年流入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的國際直接投資增加約10%，首度超過發達國家，占到當年國際直接投資總量的53%。其中，流入東亞、東南亞、南亞的國際直接投資比上年增長18%，占當年流入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的國際直接投資總額的46.4%。流入中國、中國香港、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和越南的直接投資大幅增長，而同期流入印度的直接投資下降32%。流入拉美地區的國際直接投資占23.8%，增長21%。東南歐和獨聯體吸收的國際直接投資增長1%，占11.9%，其中流入東南歐轉型經濟體的直接投資下降31%，獨聯體國家直接投資流入增加5%。流入西亞的國際直接投資下降16%，占9.6%。非洲吸收直接投資在2008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之后持續下降，降幅高達18%，僅占8.4%。

（三）跨國并購明顯上升，“綠地投資”繼續下降。2010年，全球跨國并購較上年增長了37%，其中針對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并購額增加了一倍。“綠地投資”的金額及項目數繼續下降。隨著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出現增長，跨國公司的子公司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盈利不斷增加，2010年跨國企業利潤再投資較上年增長了近一倍。

（四）低碳投資顯著增加。跨國公司既是主要的碳排放來源方，也是低碳投資和低碳技術的供應方。2009年僅流入可再生能源、循環再利用、環保技術和產品制造等三個主要低碳領域的國際直接投資就達到了900億美元。盡管許多發展中國家并不是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但吸引外國低碳投資仍將為它們帶來生產能力擴大、出口競爭力提高、加快向低碳經濟轉型的好處。

（五）各國有加強對國際直接投資監管的傾向。2010年，各國一方面繼續推動外國投資自由化，促進外國投資，另一方面又強化其對外國投資的監管，設法調整國家與投資者之間的權利和義務。2010年對外國投資產生影響的政策措施中有近三分之一屬于更嚴格的監管，這是自1992年以來此類措施占比最高的一年。另外，一些發展中國家不再訴諸國際仲裁程序解決與投資者之間的爭端，甚至退出《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公約》。

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

（一）國際直接投資將恢復增長。2010年大大改善的宏觀經濟環境增加了跨國企業的盈利，提高了股票市場的估值水平，將推動跨國公司利用其充裕的現金流進行海外投資。同時，跨國公司也需要通過戰略性投資加強其在后危機時代的戰略地位。預計2011年全球國際直接投資將增加到1.3萬-1.5萬億美元, 增長約16%―34%，基本恢復到2008年危機前的水平，2012 年將向1.6-2 萬億美元挺進，有望創出新高。

（二）發展中經濟體吸收國際直接投資份額仍將擴大。2010年，發展中經濟體直接投資流入上升9.7%，而流入發達經濟體的國際直接投資下降6.9%，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地區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率先恢復和最為活躍的地區。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緩解了發展中經濟體的資本短缺，更多的機會、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利潤和不斷改善的投資環境將吸引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在中國，國際資本的流入促進了外向型經濟的迅猛增長，外國直接投資通過“外溢效應”與“學習效應”，使中國經濟的技術水平、組織效率不斷提升，從而提高了國民經濟的綜合要素生產率。

（三）中國吸收國際直接投資將繼續保持增長。2010年中國的國際直接投資流入量達1057億美元，僅次于美國；國際直接投資流出約480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五。到2010年底，中國吸收外資存量5500多億美元，海外投資存量約2300億美元。統計顯示，中國實際使用外資較快發展主要得益于服務業及中西部地區吸收外資大幅增長。鑒于今后中國服務業將繼續加快發展，以及隨著中西部地區交通、教育等基礎設施條件不斷改善，這一誘因將得到強化，新一輪向服務業和中西部地區投資的熱潮可期。

（四）跨國并購占比將繼續提高。跨國并購通常能夠對經濟形勢變化較快地作出反應。2009年全球跨國并購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比例為67%，2010年達到90%以上，2012年預期將進一步增加。

三、對做好利用國際直接投資工作的幾點思考

世界直接投資逐步恢復增長，中國仍然是外商看好的重要目標區域，這將為招商引資工作帶來良好機遇。

一要進一步擴大招商引資的力度。正確處理好質量和數量、眼前與長遠的關系，以提高質量為中心，以產業結構調整為主線，正確把握投資導向，營造綜合競爭優勢，積極探索和拓展利用外資的新方式。

二要更加重視投資環境建設。隨著優惠政策“洼地”逐步填平，服務已成為吸引客商的一塊強勁的磁鐵石。要充分正視當前利用外資工作面臨的來自發展中國家和國內其他省市的競爭，重視投資環境在吸引外商投資方面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三要更加重視吸引低碳投資。有針對性地發掘篩選一批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等方面合作項目，積極創造條件開展項目承接和運作，進一步擴大低碳領域的對外交流與合作。

第3篇：直接投資的好處范文

這場閉門會沒有對媒體開放，跨國CEO們的對話背景可以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數據顯示，2011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FDI）增長17%，達1.5萬億美元，超過了危機前三年的平均水平。但是，FDI流入量的增長主要不再由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增長11%）推動，而更多的是由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增長35%）以及其他轉型經濟體（增長31%）驅動。

中國2011年的FDI達到1150億美元（中國商務部公布數據），但最后兩個月的FDI呈負增長。進入到2012年的前4個月也持續負增長。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組織也調低了2012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4%調低到3.25%）。這些情況表明，2012年全球和中國的FDI增長仍面臨著風險和不確定因素。

因篇幅所限，《博鰲觀察》遴選了部分精彩觀點，以會議綜述的形式為讀者作扼要呈現。

跨國公司能做的事情比想象的多

在鮑爾森看來，對外直接投資總是包含著極大的矛盾。首先，它非常有價值，接受投資的國家都很受益。而外商愿意對一國投資，正說明是對該國的最大信任。但是這樣的價值與被投資國的社會公眾對它的評價卻不匹配，甚至有時社會公眾對FDI充滿了恐懼和憎惡，由此而產生了政治層面上的阻力。“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那些最需要外資的國家，卻又是最抵觸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都會說：我們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國家，但實際上，跨國企業和投資者卻感受和體會到了各種歧視。”

在這種充滿悖論的環境中，跨國公司能主動做的事，會比想象的更多。鮑爾森說：“我做企業的時間比做官員要長很多，企業家總是呼吁政府給予更多的好處，但是有些事并不是我們能夠改變的，即使政府按照要求已經做了很多事情，企業家仍然會有各自的想法，因此企業自身必須提高自己的投資能力。”比如對政府的各種規定、對政府能做好和應該做好的事務進行說明、闡釋和答疑，是企業能比政府做得更好的事情。

全球化下的中國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過去30年的增長中，對外直接投資功不可沒。長江管理學院院長項兵認為，中國經濟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開放性。在世界重要的大型經濟體中，很少有比中國經濟更為開放的，因為中國七個百分點的GDP增長率和對外貿易相關。日本和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遠遠高于其他國家，但中國對其他國家的直接投資則少得可憐。這說明中國相當開放，對來自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需求龐大。

經過這么多年的經濟增長，中國企業與百事可樂、愛立信等很多跨國公司一樣，也需要在全球范圍內調動資源。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輸入國，再過一年就會超過美國。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只是美國的1/2，長久發展下去，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會非常獨特。美國、英國和日本都有自己的經濟發展模式，但在中國，沒有一個占主體的經濟發展模式。

來自中國華為公司的副總裁蔣亞飛表示，華為公司的業務范圍遍及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球的銷售額達到320億美元。現在華為正在進一步加強本土化的進程，在海外的子公司都制訂了自己的本土戰略，目前的本土化率達到了75%，華為希望下一步從層面上、數量上都繼續提升本土化率。

中國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認為，中國企業很贊成平等互利的原則，全球化是在全球范圍內更加優化地配置資金、資源和技術，毫無疑問，這對全球經濟都有意義。由于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歷史情況，全球化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發展會不一樣。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技術比較落后，雖然有資源，卻很擔心這些資源會被別人拿去。所以在過去很多國際會議召開時，都能看到當地有很多人在會場外游行，反對全球化。這種情緒是可以理解的。本次金融危機發生以后，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猛烈，應該是對全球化的一個逆轉。盡管這最終改變不了全球化進程，但應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

全球化是一個復雜的、艱苦的過程。金融危機以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面臨一個新的調整過程。過去的許多規則，由于歷史原因，都是由發達國家來制訂。未來的全球化，特別是金融危機以后，要從根本上解決危機根源，特別是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就要重新制訂和調整規則。在此過程中，應該考慮到新興市場的利益要求，要真正做到互利，就必須修改規則，否則全球化的進程就會延緩。

對于正在發生的歐洲債務危機，馬蔚華行長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歐洲出現了債務危機，毫無疑問，中國肯定要提供支持。支持援助的辦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去直接投資，但在現實中，中國到歐洲投資遭遇了很多限制。也可以加大中國對歐洲的商品進口，但事實上，有很多產品進口又有限制，特別是科技含量較高的產品限制更多。所以，最終的結果就是要中國買他們的債券，可這不符合互惠的原則。盟國都不肯買的債券，讓中國買，這當然不合理、不現實。

危機下全球治理模式的變化

與會CEO們認為，當今各國處于全球化的不同階段，因而適用不同規則。全球化模式是在起作用，但還不完善，應該予以發展和變通。在金融管制、環境檢測、包容性增長這三大方面，重點應放在各個利益攸關者的利益平衡上。新的治理模式，不能只考慮發達市場通行的規則，而必須是以一種“全球+本土”的方式逐步演變，為世界各個國家量身打造全球規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必須相互忍讓，而不是從全球化這一概念向后撤退。

鮑爾森對全球治理模式的看法并不樂觀，“我們其實不會達到全球治理，因為很難達到。我們某些現存的全球治理模式已開始顯現老態，例如世界貿易組織，因此人們才特別倚重二十國集團的機制。在金融服務方面，把所有規章進行統一未必是好事。對環保產品和服務征收關稅，把清潔技術拒之于各種市場之外，肯定是不道德的。很明顯大家必須找到合作的方式。”他還以美國為例，闡明了阻礙全球治理模式建立的更深層次原因。

“在美國，我們一向自詡說自己的市場最開放，但是在證券領域有很具體的限制。我的中國同事總希望告訴他們哪些領域可以投資，哪些領域不可以投資。其實，看看中國企業在美國所做的投資，看看并購的數量，不成功的案例其實很少。大約95%的并購最后都能得到批準。毫無疑問，在政治上這些并購不受歡迎。哪個國家的政府恐怕面對廣大民眾都不能高呼‘我們希望外國投資者進來’或‘讓外國人來競爭吧’。許多中國企業感覺我們不夠開放。如果跟市長、州長談促進投資，在接觸地方政治時，就會發現美國其實對外來投資的需求和意愿都很大。”

CEO們也都認為，“企業自身其實都沒有好好地宣傳全球化的概念。大家不擅長解釋全球化的好處，或者把競爭者引入國內或當地市場的好處，我們要想讓對外直接投資和全球化繼續發展，關鍵詞就是互惠。我們既要擅于解釋為什么需要走出去投資，也要擅于解釋為什么行業的競爭者可以到我們的地盤來投資。”

鮑爾森給跨國公司4條意見

1要做好投資本身

好的投資必須對各方都有利，對股東有利，對所有利益攸關方都要有利。特別是投資的當地國，如果投資能夠讓當地的經濟可持續增長，并能消除部分收入、就業等不平等現象，那么投資的各種阻力就會減小。

2準備好政治顧問

即使政府已經盡力，投資法律法規清晰明確，經濟環境對外資很有吸引力，并且在長時間內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投資一樣會遇到政治問題。所以鮑爾森指出：“跨國公司要做好投資，除了有很好的金融顧問外，還需要有很好的政治顧問，這一點不容忽視。”

3歡迎對手來自己地盤投資

跨國公司往往支持自己的對外直接投資，一旦他們發現另一公司進入其市場競爭領域，就會游說政府反對他們。鮑爾森開玩笑說：“大家都喜歡競爭，但就是不能在自己的地盤競爭。”

他認為企業需要在打開國外市場的同時，努力開放自己的國內市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市場都是國內市場，每一項進口都能給整體經濟帶來益處，增強生產競爭力并保持產品低價，這才是真正的互惠。

4各個跨國公司都應該鼓勵各國政府繼續改革，把蛋糕做大

例如在中國，需要提高中國經濟的內需比重，盡一切努力讓中國的經濟增長不斷繼續，讓投資人不斷在該市場投資。

共同的抱怨：原油價格太高，高得離譜。

看2012投資環境：現在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危機階段。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充滿機會也充滿不確定性。有人反對—特別是那些有債務和經濟問題的國家，認為外國投資影響了自己的經濟和儲蓄的平衡。有人歡迎—因為對外投資能夠拯救某些國家的經濟窘境，會受到當地的歡迎。

看好的新投資方向：

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性標準是要看損益表以及投資回報率等經濟數據，但在很多經濟發達的國家，包括新加坡和荷蘭，金融和整體投資環境穩定，特別是創意設計和知識產權的保護完善，都成為強烈吸引外資的條件。

對新經濟體的要求：加大力度放松對匯率、利率、股市，甚至股價的管制，政府的作用應該進行調整。公共產品和服務可以繼續由政府提供，但一般的商品和服務應該交給企業來完成，這樣才能促進未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如何看待中國的投資環境：1.目前中國幾乎所有行業的勞動薪酬都呈兩位數增長，這樣的增長太快，中國已不再是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制造業國家，這已導致FDI負增長。

2.中國的勞動力價格是全國性的增長，是中國大部分人口進入中等收入人群的必經過程，也是中國政府的目標。在中國經營的跨國公司必須充分考慮到這一點。

3.中國市場必須更加公平和開放。而目前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還有明顯的障礙，例如在證券市場領域。

4.中國的私營企業抱怨自己沒有外貿權，沒有資金權，可是跨國公司卻兩者都具備。CEO們呼吁中國的私營企業也應當獲得這方面的權力。5.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半來自投資。但從長遠看，投資能否持續值得懷疑，因此必須創造中國國內的消費需求。

看中的人才：

各國人才和教育的質量千差萬別，他們需要真正能融入全球化環境的人才。這些人才服務的地域是投資當地國，但必須具有國際化的視野和能力。

Robert Kimmitt談美國投資環境中的政治因素：

1.本屆美國政府是35年來，第一個由總統公開發表投資政策聲明的政府，把駐外主要大使館的資源整合起來創建的“選擇美國”計劃，也意在吸引投資者來美國投資。

2.美國2007年通過了一項新法律，使得投資過程更為投資者所理解，尤其是必須在決策中綜合考慮商業、金融和政府，分析各種因素的投資者。

3.今年是美國的選舉年，投資問題將會特別棘手。明年會好得多。這就是一個政治因素。

如何看待印度的投資前景：1.人們擔心自然資源的流失，擔心印度的資源價格過低，輕易被外國公司剝奪占用。如何能夠建立一個資源體系，既讓資源能保證供應，又能保證價格，還能保證不會受到市場的干擾？這個話題在印度引起很大的爭論。在爭論沒有結果之前，這種資源流失的擔心對跨國公司和印度公司都不是一個利好消息。

2.印度今年的GDP增速預計可以達到7%，以后可能會達到9%或10%，但貧富差異的懸殊，讓更多人沒有享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紅利。

3.最新的挑戰則來自零售業對外資的開放，這在印度引起很大反響，人們憂慮貧富不均會因此進一步加劇。

4.印度企業的CEO們歡迎外國投資也希望貿易平衡，印度盧比經不起繼續貶值，一定要保持金融支付體系的平衡。

韓國企業家很享受全球化：

1.韓國對美國有直接投資，這與他們在歐洲的直接投資一樣成功。

2.美國與韓國之間各項資源產品的貿易公平合理，兩國的經貿關系和相互投資都非常順暢。

中日應相互投資

過去10年間，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為4000億美元，是中國最大的國外直接投資。但中國對日本的投資幾乎為零。在鼓勵日本公司來華投資的同時，中國公司也需要對日本增加投資。

去日本和誰談投資？

在日本，與中央政府談對外直接投資，和跟地方或城市政府探討，聽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答案。地方的市長們非常關注增加就業崗位，希望外資建企業、增加就業。中央政府的情況卻變得比較復雜。

第4篇：直接投資的好處范文

1、全球化的主要理論

經濟的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的主要趨勢，早在十八世紀，亞當?斯密就在《國富論》中關于自由主義經濟的思想中闡述了他的經濟全球化思想，他看到了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對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意義。他說：“按照事物的自然趨勢，進步社會的資本，首先大部分投在農業上，其次在工業上，最后投在對外貿易上。”而斯密的“絕對成本”說則是他的經濟全球化理論的集中體現，如果各國都按照自己擁有絕對優勢的產業進行生產和交換，就會使各國的生產因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能夠提高全世界的財富。也就是說，斯密認為全球化的基礎是后天的生產條件，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能增加全球的財富。李嘉圖的“相對成本說”則認為處于絕對劣勢的國家也可以生產并出口商品，處于絕對優勢的國家同樣會進口商品，這樣，在資本和勞動不能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各國通過自由貿易可以增加各國的生產總量，使得每個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都獲利。“在商業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國都必然把它的資本和勞動用于最有利于本國的用途上……它使得人們都得到好處，并以利害關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紐帶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結合成一個統一的社會。”李嘉圖將國際貿易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使得經濟全球化理論有了長足的發展。當代的經濟全球化理論大致可以分為新自由主義流派的經濟全球化理論、懷疑派的經濟全球化理論和秩序轉型派的經濟全球化理論。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的作用，大力贊頌經濟全球化，認為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必然能促進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動世界經濟的增長。懷疑派則從經濟史的角度出發，指出早在十九世紀末的“金本位”時期就曾經出現過高度的全球經濟一體化，1913年的一體化水平就已經達到了1993年的水準。現在所謂的一體化只是一些大國集團的區域一體化，并且沒有使得貧富差距逐漸消失反而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逐漸被邊緣化。也就是說當下的經濟全球化沒有使得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秩序轉型派認為經濟全球化的力量是一種“轉型”的力量，推動著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的變革，并且經濟全球化的作用方向是不可知的，它將構建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是無法預測的。

2、經濟全球化的現狀

暫且不提經濟全球化給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多大貢獻，在華盛頓共識形成后，全球開始了財政約束和自由化的浪潮，但世界并沒有像WBG承諾的那樣減少了貧富差距。1999年在西雅圖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遭到了反對者的抗議，這次的抗議事件似乎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的導火索，抗議者的憤怒情緒不斷蔓延。自一位抗議者在2001年的熱那亞抗議運動中喪生之后，反全球化戰爭已經升級為一場流血的戰爭。全球化曾經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好處，這是毫無疑問的，對于出口導向型的經濟來說，初期的全球化促進了出口貿易的發展，改善了數以百萬計的人的經濟狀況，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知識壁壘，為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提供了更好的接受知識的機會。然而現實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經濟危機頻發，發達國家和國際經濟組織在推行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所許下的承諾并沒有兌現，全球化利益的分配并沒有幫助落后的國家順利實現產業結構的改革，也沒有幫他們實現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更不用說經濟增長的長期目標。在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發展中國家，失業帶來了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些國家的失業工人們為了爭取更多的就業機會，不得不聯合起來抵制全球化。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問題

2014年9月12日，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2013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正式公布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年度數據。《公報》分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概況、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特點、中國對主要經濟體的投資、對外直接投資者構成、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地區和行業分布、綜合統計數據等六個部分。

從這份報告中我們不難看出國家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關注集中于投資的規模和范圍的大小，只有在最后一項中提到了“雙贏”，為發展中國家創造了96.7萬的就業，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社會責任的理念。然而這樣做遠遠不夠，我們究竟是創造的就業機會多一些還是造成的失業多一些，統計部門無法給出準確的數據，但是這里存在一個簡單的邏輯，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的跨國企業，其母國的勞動生產率大于東道國的勞動生產率，這也就意味著母國的資本有機構成高于東道國的資本有機構成。在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先進技術的同時，跨國企業也破壞了其勞動力的供求平衡。伴隨著對于環境的破壞，對自然資源的肆意攫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接受直接投資的發展中國家正在以透支發展潛力為代價換得經濟的短期發展。站在國家戰略的角度來看，還要考慮地緣政治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響。從民眾所關心的角度出發，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反對看似是在幫助他們的直接投資。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如何照顧民眾日益增加的反抗情緒，已經成為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全新課題。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社會責任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社會責任很久前就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的關注，國際勞工組織的MNE宣言就是一個約束性的通用工具，引導企業的全球經營及其社會政策。MNE宣言旨在鼓勵跨國公司積極為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做貢獻，解決他們在經營過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難題。在經濟全球化沒有為貧窮國家帶來曾經許諾過的利益時，反全球化的思想開始蔓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試圖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更加穩定和高效的國民經濟體系，促進這些國家的長期穩定的發展。遺憾的是，政治和經濟的交鋒，正義和野心的較量正在讓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形勢變得越來越復雜。

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長期保持著良好的外交關系，這些良好關系曾經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巨大的便利。然而隨著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轉變，曾經的合作伙伴關系正在發生變化。略去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惡意誹謗，只考慮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伴隨資本市場的開放和貿易壁壘的消除，高利率和高失業率是渴望經濟發展的貧困國家所不能接受的。中國如果不能在投資中為東道國家創造足夠的收益，幫助解決失業，關注民眾的心聲，那么隨之而來的將不僅僅是民眾的反對和破壞，還將面臨大量失業人口所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這也就意味著中國不但要承擔投資項目無法完成的風險，還將面臨無法收回投資的危險。

第5篇：直接投資的好處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回歸分析；區位[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3）48-0040-04

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投資區位的選擇顯得愈發重要。投資對象國的GDP、政府政策、基礎設施及行業現狀等因素，都會對對外直接投資效果產生一定影響。本文將在對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現狀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深入探討影響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主要因素，以期為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提供理論參考。

1 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現狀及分析

由于數據采集方面的限制，目前只能找到2011年及以前年份的詳細的統計資料，因此，本文選取2006—2011年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樣本，以增強本文的可比性與可靠性。

根據《山東統計年鑒2012》公布的資料，截至2011年年底，山東省累計核準境外企業（機構）投資項目2758項，協議投資總額1000129萬美元，其中中方協議投資額累計824611萬美元，占協議投資總額的82.45%。2011年，全省新核準境外投資項目數372個，比上年增長3.3%，協議投資總額296066萬美元，其中中方協議投資額270922萬美元，占協議投資總額的91.51%；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747265萬美元，比上年增長42.67%；對外勞務合作營業額72592萬美元；外派勞務人員48836人。從地區來看，2011年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仍然主要集中在亞洲，其協議投資總額為153361萬美元，占到2011年全年協議投資總額的51.80%，主要流向中國香港、日本、柬埔寨、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其次是北美洲，為51316萬美元，占協議投資總額的17.33%，主要流向美國和加拿大；排在第三位的是大洋洲，為39619萬美元，占協議投資總額的13.38%；投資額最少的是拉丁美洲，僅為9187萬美元。

從近幾年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出，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呈現出進一步向發達國家和地區轉移的趨勢，2011年對外直接投資在亞洲及歐洲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對發達國家較為集中的北美洲以及亞洲的中國香港、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量有顯著增長。其中對北美洲的投資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2011年比2010年對外協議投資額上漲了115.07%。雖然在短期內我省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結構不會發生大的改變，但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變化趨勢，開始逐漸從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向中國香港、韓國、日本、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和地區轉移。

2 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實證分析

針對山東省近年來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對象的變化，本文試圖通過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找出影響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主要因素，進而發現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特點。

2.1 變量選擇與模型建立

根據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本文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因素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類：經濟因素、制度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其中，經濟因素主要包括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市場規模、匯率等。制度因素包括東道國的經濟開放程度、政策連續性以及東道國與我國的貿易關系、外交關系、文化差異等。其他因素則包括我國在東道國的直接投資存量、東道國的地理位置等。

本文選擇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協議投資總額作為被解釋變量來衡量本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狀況，用FDI表示；由于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很多，若每個因素都作考慮會引發多重共線性、數據難獲取等問題，因此本文只選取幾個重要的解釋變量，而將其他影響因素歸入隨機擾動項中。

解釋變量主要有：①東道國的市場規模，采用其國內生產總值來加以衡量，用GDP表示；②我省在東道國的直接投資存量，用TCDI表示；③距離，這里指我省與東道國之間的地理距離，表示為D，這里定義亞洲國家距離為1，大洋洲國家距離為2，歐洲和非洲國家距離為3，美洲國家距離為4；④貿易關系，將山東省對東道國的出口值和進口值加總的值作為變量，用Q表示。由此，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為保證樣本的代表性和有效性，本文根據以下原則選取了20個樣本：一是經濟狀況、地理位置等方面大致均勻分布；二是山東省對其直接投資達到一定規模；三是變量數據來源可靠。根據《山東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山東省對這20個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占當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75.3%，截至2011年年底，對這20個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存量占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 60%以上。

2.3 檢驗結果

利用這20個國家或地區的數據進行模型的估計，最后得出的回歸結果為：

新方程的樣本可決系數達到了0.8089，說明回歸方程對樣本數據擬合得較好。而且通過ARCH檢驗，得到Obs×R-squared=0.5104

2.4 對檢驗結果的分析

從回歸的結果可以看出，東道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山東省在東道國的投資存量對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有顯著的影響，首先來分析東道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東道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與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呈正相關關系。這一結果與馬先仙用2001年的全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和劉建光、丁衛國用2000年的全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所作出的回歸結果正好相反，而與熊潔敏用2004 年的全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所作出的回歸結果一致，但是熊潔敏的回歸結果中，GDP的系數并不顯著。從本文的回歸結果來看，雖然GDP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了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呈現出向發達國家轉移的趨勢，但是對發達國家的投資仍然沒有占到主導地位。

結合本文所用的2011年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以及以前一些學者的回歸分析，本文認為可以得到以下結論：首先，總體上山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呈現出了向發達國家轉移的趨勢，對發達國家的投資越來越明顯，在未來幾年里發達國家將成為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陣地，而這也符合我省的技術能力和投資經驗不斷提高的實際情況。其次，山東省對東道國的投資存量與其對外直接投資呈正相關的關系，這體現了存量投資對流量投資的影響，也就是說當山東省在東道國的直接投資越多，山東省就越傾向于投資該國家。這一方面是由于很多的投資項目并不是短期工程，一般為中長期的投資項目，在項目的建設過程中可能會存在追加投資，從而構成了新一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此同時還涉及一個投資的資金到位率問題，通常來說資金不會一步到位，而是分期投入，這也會增加新一期的投資；另一方面在對已有國家進行投資的過程中，企業積累了很多經驗，對東道國各方面的環境比較熟悉，甚至已經建立了企業自己的社交圈，選擇這些國家會使企業降低很多不必要的成本，又能很快地使工程項目進入運轉贏利階段，同時很多時候還會考慮到國際援助的因素，因此再次投資的時候就會傾向于這些國家。再次，山東省對東道國的出口與其對外直接投資呈負相關的關系，說明了山東省對東道國的出口對山東省的直接投資具有負效應。當今世界各國都或多或少地實行貿易壁壘政策，雖然近年來關稅壁壘呈現下降的趨勢，但是非關稅壁壘卻以各種各樣的名義在阻礙著國際直接貿易的發展，企業為了避開重重壁壘，就得另辟蹊徑，而到東道國直接投資就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選擇。另外，企業到東道國投資對于刺激其國內經濟的發展，緩解就業壓力，促進技術升級等都存在著很多好處，因此相比于出口，東道國更歡迎對其進行直接投資的企業。最后，山東省與東道國之間的距離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在現代社會交通、通信高度發達，國與國之間的距離已經不是山東省選擇對外投資目的地的一個重要因素了。

3 對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建議

從山東省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可以看出，目前山東省的對外投資還是以亞、非、拉國家和地區為主，這主要是由于我省企業的現有技術水準還比較有限；同時，可以看到近年來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呈現明顯的上升勢頭，這也是企業技術水準提高和海外投資經驗豐富的表現。通過以上的實證分析，本文認為山東省企業在選擇投資對象國的時候可以考慮以下幾點：

第一，在現階段全球一體化背景下，抓住有利時機有針對性地對發達國家進行投資，能夠給企業帶來巨大商機。這主要是由于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發達，市場容量大，居民購買力較強，科技水平高度發達，投資環境優越，投資機會也會很多，這些有利的條件為企業進入其國內市場投資提供了先天的便利。

第二，繼續增大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畢竟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山東省在技術和資金方面的競爭力雖有所提高，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而且發達國家市場對外國資金和技術等方面的要求很高，某些生產要素的價格也偏高，市場競爭十分激烈，雖然此次的金融危機為山東省企業走出去提供了契機，但是危機總是會過去的，從長遠來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個省份，在整體競爭實力還不是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的情況下，要首先搶占發展中國家市場，尤其是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市場。山東省資源比較豐富，但人均資源不足，結構不合理，分布不平衡，經濟發展受到資源的約束。利用外國資源，彌補省內資源不足，是解決經濟發展的資源瓶頸的一種重要手段。由于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開采成本低，技術資金缺乏，而山東省的資源密集型企業正好有這方面的優勢，這也正好符合壟斷優勢論、內部化理論和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的要求。對資源的投資可采取在東道國進行資源的開采和粗加工，再運回國內進行精細化深加工，這樣可帶動國內相關行業的發展。

第三，繼續增加在投資存量較多的國家的投資，正如上面分析中提到的一樣，在投資存量較多的國家進行投資，可以有效降低企業運營周轉的時間和費用，企業在熟悉的社會環境中，從企業自身的交際圈中打開出路。同時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企業的投資對于促進東道國經濟發展、增加就業等有巨大的提攜作用，企業應該抓住這次機遇，積極行動發揮各方面的力量，有效利用各國政府提供的各項優惠政策，增加對這些國家的投資，從而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第四，基于國際金融危機對各國貿易政策的影響，適當地增加對國家避稅地，如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等的直接投資。企業在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等地區設立離岸公司的動機之一就是規避其他國家對產品出口的貿易壁壘，而金融危機導致主要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有上升的勢頭，同時發展中國家也在增加貿易壁壘。因此投資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等金融政策和公司管理制度較為寬松的國家和地區可以減少企業出口的阻力。

第五，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時，要結合不同產業的特點和發展階段，有針對性地選擇重點投資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經驗表明，由于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層次性，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格局也會相應地表現出層次性，山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亦是如此。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應該投向處于經濟發展較高階段的美、日、歐以及一些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勞動密集型行業可以投向一些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這樣既可以充分利用山東省的優勢資源，發揮比較優勢，同時又可以在投資的過程中取長補短，提高資金、技術等方面的競爭優勢，提升產業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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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直接投資的好處范文

[關鍵詞]規范　完善　課程　教學內容

《國際經濟合作》課程是20世紀80年代新興起的一門學科。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持續深入發展，特別是加入WTO之后，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體系全面接軌，與各國在貿易、投資、金融、生產、科技、服務等各個領域中的合作全面展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作為國際經濟等相關專業的專業課程《國際經濟合作》應運而生。就實踐而言，國際經濟合作已成為我國改革開放事業及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就理論而言，國際經濟合作學科也已成為我國經濟學界中的一門重要新興學科。該課程的重點集中在理論和實務兩個方面，理論主要包括國際分工理論、國際相互依賴理論、經濟一體化理論；實踐方面主要集中在法制規則、合同條款以及具體操作規則方面的研究與講述。

一、傳統的《國際經濟合作》課程重點

1、吸引外資。當時中國的國情是大力吸引外資，從中央到地方，是我國開展對外經濟合作的工作重點。因此，將吸引外資作為《國際經濟合作》課程中的重點章節，旨在研究吸引外資的優勢和政策，以及外資進入給中國帶來的好處及壞處。

2、工程承包與勞務合作。在當時中國面向國外的經濟合作中，其合作項目主要集中在工程承包方面，包括修建水壩、公路、房屋。勞務合作一般與工程承包相連，主要研究國際招投標過程、合同簽訂、風險規避等方面內容。工程承包與勞務合作作為當時國際經濟合作的重點，也是該課程的重點。

3、國際租賃。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普遍缺少資金，國際租賃這種與信貸相結合的合作方式是中國利用外資的重要手段，深受資金匱乏的企業青睞。國際租賃作為課程的重點，主要研究國際租賃的方式特點、作用及租金的計算等問題。

4、加工裝配與補償貿易。現代的大機器生產促使國際分工發展，使各國卷入世界市場。跨國公司利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要素優勢，組織生產所需零部件，集中裝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生產的國際化，市場的國際化，交通、通訊、信息的發展，促使加工裝配和補償貿易迅速發展。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政府提出發展深圳、珠海、廈門、汕頭等經濟特區，從而促進了投資少、風險小、見效快、方便靈活的“三來一補”業務迅速發展。另一方面，補償貿易因其所需外匯少，在當時中國企業外匯普遍較少的情況下迅速發展，因此可以在傳統課程中將加工裝配與補償貿易作為課程的重點，主要研究加工裝配與補償貿易發生的形式、特點、做法及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意義與作用。

二、《國際經濟合作》課程重點調整

中國經濟經過30年的高速發展有了很大變化，對外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不斷增加，新的經濟合作領域不斷出現，尤其是中國人世以后，對外合作的力度空前加大。因此，在《國際經濟合作》課程的設置中也要充分考慮這些因素，在課程的設置上除傳統的重點之外主要增加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和講述。

1、中國對外投資。20世紀80年代，中國對外投資的特點是金額和數目都非常少，雖然不是當時中國經濟的主流(主流是吸引外資)，但是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中國允許外資向更深和更廣的領域擴展，同時中國企業也可以向世界其他國家投資。于是產生兩個新的合作重點：一是外資進入中國的來勢兇猛，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從觀點上明確今天外資的進入與早期外資的進入有很大的區別即可，前者是主動吸引，后者是主動加被動；二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發展迅速，尤其在保障國家能源安全方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迅猛發展。1990年到2000年10年之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流量不超過50億美元，2001年首次超過50億美元，2002年、2003年、2004年又趨于下滑態勢，直到2005年達到112億美元，2006年達到211億美元，到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559.1億美元，較2007年增長111％。截至2008年底，中國8500多家境內投資者在全球174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12000家，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1839，7億美元，境外企業資產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2008年底，境外企業就業人數達102.6萬人，其中雇用外方員工45.5萬人。2008年底，中國的12000多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共分布在全球174個國家和地區，投資覆蓋率為71.9％，在亞洲、非洲地區投資覆蓋率最高，分別達到90％和81.4％。

在目前出版的《國際經濟合作》教程中，約80％的課本未提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例如經濟管理出版社出版的李小北與小野寺直主編的《國際經濟合作》，在該章節主要以發達國家為主，研究國際直接投資的產生、發展、股權的參與方式及非參與方式，未提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東北財大出版社出版的魏巍和馮林編輯的《國際經濟合作》，在該章節主要研究國際直接投資的分類、投資理論、中國吸引外資等問題，未提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人大陳健主編的《國際經濟合作教程》，在該章節主要研究國際投資的方式、發展等問題，未提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此外，約20％的《國際經濟合作》的出版物涉及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但既不完善也不規范。例如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的趙永寧編輯的《國際經濟合作》，涉及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和特點、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措施、宏觀管理及審批程序，但不足之處是涉外投資理論未提及，涉外環境評估也未談及。人大出版的盛鴻昌主編的《國際經濟合作》主要研究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式、國際投資環境的評估、中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設計投資理論及宏微觀管理較少。

鑒于以上原因，對外直接投資應作為重點章節出現，尤其是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在課程內容上應該進行相應的規范和完善。具體的課程設置應包括以下內容：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與發展分為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歷程及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歷程(以中國為例)；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即包括發達國家的理論也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國際直接投資面臨的環境評估；國外在中國直接投資的新發展；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策略；中國企業面臨的海外環境選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贏利能力分析；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風險規避；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集中區域研究等。鑒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迅猛發展，課程教學內容較多，在課程的設置上，也應加大該章節課時量，作為重點章節，以8--10個課時為宜。

2、國際經濟協調。在國際經濟合作發展過程中，國際協調早已存在，只不過因為過去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力度不夠，經濟實力較弱，所以其在國際經濟組織中的分量不足，協調的作用也不明顯。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經濟大國地位的不斷強大，協調能力的不斷提高，國際經濟協調作用也在逐漸提升。例如在2010年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春季會議上通過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票權的改革方案。改革前，中國與印度、俄羅斯、薩特并列第五，通過這次改革，中國在世行的投票權從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為世界銀行第三大股東國，僅次于美國和日本。世界銀行的投票權改革方案提高了對發展中國家在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代表性的要求，是邁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平等分享投票權的重要步驟，是提升中國話語權的表現，是進行國際經濟協調的有力保證。伴隨著外資不斷進入和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需要協調的領域越來越多，協調已經作為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部分存在。

第7篇：直接投資的好處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就業;動態影響

中圖分類號:F241.2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6-0062-02

引言

外商直接投資逐漸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我國于本世紀初開始成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外商直接投資通過知識溢出效應,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國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管理能力,繼而提升了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同時也增強了我國市場競爭機制的完善程度,因而不得不說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的積極作用。我國是目前世界上經濟活動人口最多的國家,就業問題極為嚴峻,農村富余勞動力數量龐大,第一產業人口向第二、三產業的轉移成為經濟發展中最應該被考慮的突出問題之一。2008年,我國從業人口總量是77 480萬人,其中,第一產業30 654萬人,占比39.56%,第二產業21 109萬人,占比27.24%,第三產業25 717萬人,占比33.20.%。據保守估計,我國第一產業中的富余勞動力即隱性失業人口已超過1.5億人,在我國二元經濟體制下,這些農村富余勞動力都屬于待轉移人口,足見我國目前就業問題的嚴峻程度。

在如此嚴峻的就業形勢下,我國必然會通過各種途徑盡量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對外資的引進就是其中之一。因而我國在外商直接投資的引起規模和水平上必須考慮其能給國內就業帶來的機會和影響。

一、影響就業彈性的因素

我們借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來研究經濟發展與就業的關系。原函數中沒有考慮競爭因素對經濟總量的影響,然而壟斷勢力的存在會使經濟均衡點比正常狀態生產更少產品。當前我國國有企業大多需完成股份制改革,以加速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同時外資的進入正好可以順應這種潮流,通過其高明的技術和管理能力進一步打破原國有企業的壟斷,促進競爭。所以我們引入一個衡量競爭程度的變量C。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演化為:

Y=AKαLβCγ,即:

lnY=lnA+?墜lnK+βlnL+γlnC, 0

上式中,A代表廣義的技術進步,K代表資本,L代表勞動力,C代表競爭程度。我們將經濟發展的就業彈性表示為:

βlnL/lnY=1-lnA/lnY-?墜lnK/lnY-γlnC/lnY

影響就業彈性的因素可以歸結為技術水平、資本存量和競爭程度。

對于競爭程度,由于0

通常來看,技術水平越高,勞動力越可能會為技術所排斥,因為更高的技術預示著企業將不再需要原有數量的勞動力。外資的引入可以帶來更高的技術水平,勞動力的就業前景堪憂。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完全如此,技術進步會使經濟體更容易產生新需求和新行業,這也會增大勞動力就業規模。可見技術進步到底是排斥還是吸納勞動力取決于技術取代勞動力和開創新行業的速度對比。

外資的進入會引進大量投資資本,短期內,新資本會吸納新的勞動力就業,之后,資本可能會排斥勞動力,而長期來看,大量的資本自身會去追尋新的利潤增長源,繼而產生新行業,這將進一步吸納勞動力在新行業中就業。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的動態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勞動力就業的影響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短期,外商直接投資通過開設新企業能吸引一定的新增勞動力就業;而在中期,外資利用其較強的技術而獲取競爭優勢,從而擊垮一些本土企業,對就業產生擠出效應;長期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則可以產生較強的技術和知識溢出效應,不斷開拓新行業,從而對就業產生持續的促進效應。

(一)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的短期吸收效應

自外資進入國內伊始,跨國公司通過在我國新建大量管理規范,資本規模巨大,技術先進的新企業;或者在我國尋找一些有收購價值的本土企業,選擇并購這些企業,納入自己的經營體系等方式擴大規模。這些企業的建立必然需要相應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普通工人等勞動力,這無疑是對我國勞動力就業的一大利好。可見在短期內,跨國公司的進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本國就業。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的中期擠出效應

跨國公司往往比本土公司擁有更多經營優勢,如更高的經營效率,更低的生產成本,寬廣的營銷渠道等。跨國公司進入本國投產后,依托其各方面的領先優勢必然會對本土企業產生巨大的競爭壓力,后者往往會在競爭中敗下陣來,本土企業可能會出現倒閉現象,跨國公司的進入將會減少本土企業的存活數量,從而跨國公司形成巨大的市場勢力,減少供給,實現壟斷,從而造成一定的勞動力失業。

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替代效應:跨國公司由于擁有更高的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其在生產過程中會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更多地使用高技術,較少使用普通勞動力。此時就業狀況將會因技術對勞動的替代而出現惡化,尤其是對技術水平不高的普通勞動者而言。

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結構失衡效應:跨國公司以其先進的技術和充裕的資本往往進入利潤較高的高技術行業。但由于占我國勞動力大多數的普通就業人員個人技術水平不高,很難達到這些行業的技術要求。進而,很多需求高技術人才的崗位招不到足夠的就業人員,而低素質勞動力失業嚴重的結構性就業失衡會變得異常突出。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的長期促進效應

外商直接投資在進入我國后會產生較多的知識溢出,即本土企業不斷向跨國公司模仿和學習,從而逐漸減小與跨國公司在技術和管理能力上的差距,本土企業也會成長為有一定競爭力的新型企業,繼而擴大用工規模。

市場開放帶來的就業拉動:當一國經濟面向國外開放后,通過引入外國資本,本土企業會在一段時間后,學習到較高的技術和管理能力,之后本土企業將會走上與跨國公司平等的競爭舞臺,這會大大增強本土企業的實力。同時本土企業還會走出國門,向國外投資,增加產品出口。這些都會直接帶來對勞動力就業的促進效應。

政策環境變化對就業的拉動:在一國引入外資前,不開放的經濟體在管理、監督等政策、經濟體制上都會處于劣勢,國有企業往往在競爭中占得先機,民營企業發展不足。而開放經濟大門后,本國的經濟運行環境會逐步符合國際規范,后者往往比國內原有制度更具效率,因此境內企業也會得到政策高效的好處,擴大其生產規模,增加對就業的吸納。

資源有效配置對就業的拉動效應:在與跨國資本的激烈競爭,本土企業會更加注重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在有優勢的行業擴大產能,資源在優勢產業和劣勢產業間的轉移會加快,這其中包括勞動力資源,這會增加就業合理性。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在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短期、中期和長期影響后得出結論: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的影響是動態的。在短期,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具有吸收效應;在中期,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具有擠出效應;長期看,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實現對國內整體就業的促進效應。

為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促進效應,減輕就業擠出效應,本文給出下述建議:

1.增加全民基礎教育和勞動力職業教育的投入,使全體國民的勞動素質得到提升,增加對產業升級的適應性,避免結構性失業。

2.政府加大對科學技術開發的投入力度,并完善專利技術的交易制度,從而使本土企業增強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提高對跨國公司的競爭力。

3.對外商直接投資所能進入的行業加以限制,防止出現跨國公司在某些重要領域實現壟斷,以避免我國勞動力就業受損。

4.加強立法,完善經濟政策環境,使各種性質企業的發展得到公平對待,從而增強市場競爭性,使優秀企業得以生存,實現資源在不同產業間的合理順利轉移,進而提升企業對就業的吸納能力。

參考文獻:

[1] 胡峰.跨國公司在華并購中的就業效應剖析[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2,(12):51～55.

第8篇：直接投資的好處范文

巨大的“資本流出缺口”

縱觀近年來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規模，中國目前是世界上位居前列的東道國。1993―2003年，中國連續十年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外資流入國家。截止2004年末，我國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508941個，合同外資金額10966.08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01億美元，中國2004年以606.30億美元的流入量已成為當年全球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

從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看，我國也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從對外投資中的資源開發、境外加工組裝起步到政府大規模地倡導“走出去”，對外投資的形式日益多樣化。目前中國海外投資涉及的領域已從過去的以貿易和餐飲為主逐步拓寬到礦產、森林、漁業、能源等資源開發，家用電器、紡織服裝、機電產品等境外加工貿易，農業及農產品開發、餐飲、旅游、商業零售、咨詢服務等行業在內的全方位的經營活動。但總體規模仍然很小。截至2003年底，我國累計在境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凈額為332億美元，以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與外資累計來華實際投資總額相比，只相當于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6.6%。

外商FDI大規模的流入和中國FDI小規模的流出，形成了非常明顯的“資本流出缺口”。近幾年來在中國，FDI流入量一直為流出量的十幾倍乃至上百倍（2001年除外），2003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20.87億美元，資本流入額為535億美元，資本流出約占流入的5.4%左右。表1反映了外商FDI流入的成功與中國FDI流出的緩慢所形成的巨大反差。

從表1可知，從1996―2003年，外商的FDI每年流入都在400億美元以上，而這期間中國FDI的流出總量比外資任何一年的流入量都要少，流出量最少的1997年，竟然只流出2.72億美元，僅相當于當年流入量的6‰。按照國家統計局和商務部的數據，1979―2003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為5014.71億美元，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僅為332億美元，資本流出缺口高達4682.71億美元。

外商直接投資何其強勁

中國形成如此巨大的“資本流出缺口”，首先表明外資流入中國的勢頭強勁。造成外資多年來持續增加來華直接投資的原因主要有幾個方面。

1.外資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根據日本學者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的解釋，對外投資應該從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對發達國家而言，投往中國的外資主要是已經處于比較劣勢的勞動密集部門以及某些行業中裝配或生產特定部件的勞動力密集的生產過程或部門，這些傳統部門在發達國家已無任何成本優勢，轉移到與生產要素和技術水平相適應的中國進行投資，不僅可以延長本國傳統產業的生命周期，而且可以創造出新的比較成本格局。這種國際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曾成就了60-7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輝煌，現在輪到了中國。

隨著中國日益融入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進程中，對外開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成為中國經濟政策的主流。跨國公司為了實現更大的經濟利益和保持競爭優勢，以資源最佳配置為目標，把生產活動的不同環節分解到全球不同區位進行生產，使國際生產規模不斷擴大，而中國，恰好是承接這種產業結構調整的最佳目的國之一。通過在世界上成長性最好的中國市場投資，將中國納入其國際化經營棋局，變中國市場為其內部市場，降低交易費用和克服中間品市場不完善對其產品進入中國市場的限制，已成為多數跨國公司投資中國的最好解釋。另外，全球化帶來的商品、服務、人員等要素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以及政策壁壘特別是貿易與投資壁壘降低，這些都構成了大量國際直接投資涌入中國的外部原因。

2.FDI流入能使中外雙方都獲得“雙贏”的結果。

利用廉價的生產要素和占領中國廣闊而持續增長的國內市場，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兩大動機。對于外商來說，以直接投資的形式進入中國，不僅可以接近市場、獲得廉價的生產要素等資源，還可以在規避貿易壁壘的同時受到中國的“超國民待遇”，大力拓展銷售市場。中國是世界上最富有潛力的市場，2005年1月，人口已達到13億，并且每年以凈增長700-800萬左右的速度遞增；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將惠及越來越多的普通百姓，“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意味著越來越大的市場發展空間。這使外商來華投資可以獲得分享中國經濟成長帶來的市場機會。而對于中國來說，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彌補資金外匯缺口、帶動就業、稅收、技術進步、管理水平提高等諸多好處自不待言，外資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中國企業的改革和機制轉換。平心而論，如果沒有外資的大量進入，中國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3.中國經濟的多元化特點強化了中國的資本吸收能力。

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發展階段的多元化特征，使中國對類型各異的直接投資產生各自適應的吸收能力。發展階段低的要素結構和產業結構，適宜于周邊國家和地區尋求我國廉價要素的中小資本；而處于較高發展階段地區的要素和產業結構，則會產生具有熟練勞動力、企業家才能等內涵的能力結構，從而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項目有吸收能力。我國一些人力資本密集、具有較強技術創新能力的中心城市有能力吸引研究開發型的國際直接投資；一些經濟欠發達但存有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生產制造型的國際直接投資；一些有大量既存或潛在消費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消費娛樂型的國際直接投資。總之，各種目的、各種類型的直接投資都能找到充分的理由進入中國。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多元性，既是產生對國際直接投資巨大需求的經濟背景，也是在較短的歷史時期吸引大量國際直接投資的結構性原因，從這一角度也可較好地解釋外商直接投資大量涌入的原因。

對外直接投資流出乏力的原因

如前所述，與2003年中國作為世界引進外資最多國家的地位相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則相距甚遠。面對政府大力提倡的“走出去”的政策鼓勵，面對“入世”后的國際競爭國內化和對華頻繁的反傾銷制裁等因素，中國企業并沒有因此而將對外貿易轉化為對外直接投資，原因何在？

1.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決定了目前“資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著名國際投資專家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揭示了經濟發展水平與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投資發展周期是指一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從無到有、直至發展成為一個凈對外直接投資國的過程。鄧寧實證分析了67個國家1967―1978年間對外直接投資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聯系，并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論。該理論認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一國對外直接投資額減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額）是該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根據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鄧寧區分了四個經濟發展階段：第一階段：人均GDP低于400美元的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只有少量的外來直接投資，完全沒有對外直接投資；第二階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間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所有權優勢與內部化優勢不顯著，對外直接投資相對較少，但國家投資環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外資，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負值，且絕對值有增大的趨勢；第三階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間的國家，在這一階段，外國對本國的直接投資量仍然大于其對外直接投資，不過兩者之間的差距縮小。處于經濟發展第四階段的國家其凈對外直接投資呈正數增長。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2003年的人均GDP為1087美元，因而正處于第二階段，這就決定了目前“資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鄧寧的理論也得到了現實數據的支持。從表2可以看出，從所有國家的總體情況看，資本的流出和流入大體是相當的。但如果從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別看，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出始終大于資本流入，而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出始終小于資本流入，并且小于的幅度相當大。這說明，發展中國家存在著資本缺口，需要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入以彌補。而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動則完全是為了尋找更有利的投資場所。

可見，資本在國際間的運動是與它們國內各自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關的。中國企業的技術優勢并不明顯，許多核心技術還依賴大量進口，競爭實力不強。正如TCL董事長李東生所說：“從實力上看，中國企業還沒有到能夠走出去的階段。現在我們出去與索尼、松下、LG、三星這樣的公司競爭，實力不足，風險很大。”是否選擇去國外投資，是廠商進行收益與成本、優勢與劣勢、回報與風險比較之后才能做出的決策，而在這一階段，國內尚有很多投資機會，大規模向外投資的時機尚未成熟，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和能力都不強。

2.中國對外投資的宏觀政策環境存在缺陷。

國家境外投資政策對資本流出的作用不亞于引資政策對資本流入的作用，因此分析我國對外投資規模較小的原因不得不考慮我國現行的境外投資政策。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管理體制是以戰略性貿易政策為核心設計的。因此從對外直接投資導向上看，是以擴大出口為首要目標的，缺乏相對獨立性。即我國對外投資管理體制的定位存在缺陷，不能滿足促進中國FDI發展的客觀要求。再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管理一直沿用行政性審批方式，帶有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色彩。政府作為管理者和國有資產對外投資的所有者（出資人）職能交叉，時常混淆、錯位。部門分割審批，使審批制度處于復雜和不甚透明的狀態。這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不相適應的對外投資審批制度也是影響資本流出的一大因素。這種狀況2003年以后雖有明顯改進，但仍無本質性的變化。

加入WTO后，我國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仍要實行資本管制和外匯管制，現行境外投資管理體制中，政府對民間對外投資管理缺位，民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等沒有正常“走出去”的渠道，形成了對外投資管理的“盲區”。其實不少民營企業早已具備走向國際進行海外投資的實力，由于審批制度過于繁雜和嚴格，有實力、有優勢的企業從正規渠道走不出去，而一些沒有實力不該出去的企業卻通過非法途徑逃避政府有關部門的監管“溜”了出去，這也是造成部分國內資產的海外流失或資本的非法外流的原因。

3.企業自身存在問題。

中國企業主體的構成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乏力的重要原因。目前最有活力的企業大多是三資企業，而三資企業系外商投資進入中國市場的一種方式，其母公司對華投資利益多多，不大可能對其投資母國反向投資。中國民營企業中確有一部分已具備走向國際市場進行海外投資的實力，并已不乏取得成功的案例，如萬向集團等，但從總體看，由發展階段所限，尚未達到普遍大規模對外投資階段。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以國有外貿專業總公司和工業企業集團為主體，國有企業固有的弊病同樣存在于對外直接投資中，尤其是“內部人控制”問題嚴重，讓對外投資往往“虧了企業，肥了個人”。這種制度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

資本流出缺口對中國經濟不無影響

中國的資本流出缺口，在初期是非常必要的，當時中國利用外資完全符合“兩缺口模型”的理論。大量的外資流入，有效地彌補了當時中國的投資缺口和外匯缺口。特別是外資流入對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對國內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產品更新換代，對我國貿易發展、國際收支平衡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時的人民幣匯率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為中國企業以后融入國際社會做了演習性的準備。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功不可沒。而外資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動了中國企業的改革和機制轉換。

然而，時過境遷，自1989年后，儲蓄開始大于投資，投資缺口不復存在。此后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2003年末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年末為208056億元，各項貸款余額158996億元，存差為49060億元。中國人民銀行2005年1月13日正式公布，2004年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6099億美元，高居世界第二位。此時，資本流入大于流出的缺口對中國的影響和意義已發生了變化。在外資大量涌入和中國銀行業存在4.9萬億存差的背景下，這種缺口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值得我們重新評估：

1.中國資本流出的巨大缺口，意味著國內的投資市場被外商占領。

巨額缺口的存在意味著外資與內資之間存在著激烈地爭奪投資市場的競爭。雖然從宏觀上看，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有明顯的益處，但從微觀上看，外國直接投資與本國企業在利益上存在沖突也無須諱言。外國在華的直接投資奪走了許多最好的投資機會和市場份額，它們享受各種超國民待遇的優惠，對中國各種產品的高端市場長驅直入，幾乎所向披靡。這種競爭固然有逼迫國內企業提高競爭力的積極作用，但其“肥水流入外人田”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小覷，并且對中國銀行業的貸款有明顯的擠出效應。

2.中國資本流出的巨大缺口造成中國在GDP增加的同時GNP減少。

外資企業的利潤收入既是中國的GDP，也是外國的GNP，外國直接投資往往靠搶走中國企業的投資機會來獲取利潤，它常常會在增加中國總產出的同時減少中國人的總收入。這是一個有關國家利益的實質性問題，尤其當外資的數額很大時。從1979-2003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累計為5621.01億美元，相當于46485.75億元人民幣，倘以10%的利潤率計算回報，每年約為4648億元人民幣，是一筆不小的收入，而實際獲益者是外商投資母國。另外，外資企業對中國就業的貢獻不是很明顯，根據國家統計局2003年年鑒的數據，2002年在港澳臺商投資單位和外商投資單位就業的勞動者為758萬人，大體上只占全國勞動力的1%。盡管這部分勞動者的工資一般高于社會平均水平，但由于所占比重甚低，所以對中國GNP的貢獻比較有限。

3.處于國際分工產業鏈的低端使中國難以擺脫不利地位。

外國直接投資確實會給中國帶來先進技術，加快中國的技術進步。可是即便如此，在跨國公司控制下成長起來的中國產業也只能被限制在產業鏈的低附加值一端，永遠不會將中國導向高技術、高收入的富強境地。這樣的經濟發展格局一旦形成，中國的支柱產業還將完全受外國的指揮中心控制，離開外國人就無法運轉，從而喪失安全保障。

4.從長遠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在大多數產業，中國都對外商開放國內市場，允許其內銷產品，而所得人民幣經過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可以匯出中國。根據有關專家估算，入世大約5年以后，我國外商實際直接投資總規模將會達到8000億美元左右，按照年內銷利潤的10%，即相當于800億美元的人民幣計算，就有大約7000億人民幣匯出，亦即每年匯出的外匯很可能接近甚至超過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

據金融專家的研究，外商直接投資所引起的金融外匯危機，要經過10年左右的時間，其主要環節出在人民幣利潤的集中匯出，可能引起境內居民和企業擠兌外匯存款，進一步引起黑市上以人民幣兌換外匯，并擠兌人民幣。而更為嚴重的是，外商每年數千億的人民幣利潤，有大約90%并沒有匯出，而是作為再投資，重新投入到國內。至于有多少是買了土地廠房，多少是進入股票市場投機，雖然現在還沒有一個準確的統計數字，但估計數額會相當大，而一旦這個數字與國家的外匯儲備大致相等時，就會面臨危機的臨界點。如遇突發事件，外商集中兌換，即有可能觸發外匯擠兌。

如此看來“資本流出缺口”隨著國內經濟情況的變化，經歷了利大于弊、利弊相當的階段，現在很可能走向弊大于利的階段。

對縮小“資本流出缺口“的思考

然而無論資本流出缺口帶來的后果有多么嚴重，我們不可能重閉國門。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挑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是我們無可逃避的命運。那么如何直面挑戰，解決資本流出缺口給我們造成的難題呢？

首先，應當切實調整我們引進外資的政策，從引進外資追求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高。正如國有企業進行戰略結構調整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一樣，引進外資也到了必須進行結構調整的階段，有必要結合國內實際情況對外資項目進行甄別選擇。絕不可再以引進外資的數量多少作為考察官員政績的目標。要理性地看待“引進外資第一大國”的地位，不能盲目的以此為豪。我們究竟需要多少外資才是最合適的？有關部門應進行這方面的量化研究。未雨綢繆，才能防患于未然。

第9篇：直接投資的好處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溫州　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對于資本比較缺乏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資彌補了資本的不足，對促進經濟增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外商直接投資是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重要渠道，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優于國內投資的一個重要方面。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放緩，也可歸因于外國投資的缺乏。為了提高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各個地區努力提高自身的投資環境，制定促進企業健康發展、提高地區經濟活力的相關政策。這樣，在吸引外資的同時，一個地區的經濟實力也在增強。

一、溫州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溫州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模式。令全國各地刮目相看。溫州的眼鏡、打火機、人造革、不銹鋼管四種商品的國內市場占有率分別為90％、90％、80％、90％，國際市場占有率分別為70％、80％、60％、40％。截至2007年底，溫州GDP已經超過2000億元大關，達到2157億元。但是，自2003年以來，溫州經濟發展速度下降，媒體和學術界紛紛質疑溫州模式是否已經走到了盡頭。

(一)貿易壁壘下的出口受阻

隨著溫州產品在國際市場占有率的提高。其面臨的貿易壁壘也在不斷增加。溫州的鞋業、眼鏡業、打火機業頻頻受到反傾銷調查或遭遇各類貿易壁壘，出口成本大大提高。溫州出口產品的主要優勢就在于價格低廉。貿易壁壘使溫州出口行業遭到了很大的打擊。

溫州出口產業遭遇貿易壁壘，主要是其生產能力迅速提高，對一些發達國家的市場和產業造成了很大的沖擊，發達國家致力保護的結果。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溫州企業即使產品的質量同發達國家企業的產品質量相同，也很難被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接受。一方面，品牌認知度對工業化國家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有很大的影響，而發展中國家企業獨立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普遍缺乏品牌認知度。另一方面，和發達國家企業相比，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沒有全球分銷渠道和市場網絡，產品也很難進入國際市場。

(二)產業集群層次有待提高

集群經濟是傳統溫州模式成功的一個法寶。但是，隨著集群經濟的快速發展，群落內各種生產要素價格不斷攀升，融資困難、用地緊張、勞動力工資上漲等問題成為集群發展的制約因素，削弱了集群產品的競爭力。

在新經濟條件下，科技和創新成為競爭優勢的主力，而溫州的一些產業集群還處于低水平集群的階段。產品附加值低、經營者素質偏低、產業主體規模偏小、集群內低層次競爭、企業布局分散且缺乏層次性，生產系統發展有待深入等問題，必將限制溫州產業集群層次的提升。

(三)輕型化的產業結構

區域產業結構從農業向輕紡工業，繼而向重化工業、高加工度工業和高技術產業演進，是一個經濟體產業升級的路徑。位于不同層次的產業，其競爭力也不同，一般而言，高端產業的競爭力比低端產業的競爭力要強。

在過去20多年中，溫州的產業結構并沒有明顯的產業升級過程。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起。溫州的普通機械、紡織、化工等行業的產值呈大幅下降態勢。到1990年，皮革、塑料、電氣成為前三大行業，紡織被擠出了前5位。普通機械在1995年以后退至第4位，輕型化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溫州經濟的主角。

2003年以來。我國進入了新一輪重工業化時期。在浙江，以寧波為代表的重化工業發展迅速，但是溫州除了輕工業，其他類型的企業尤其是重化工業幾乎是零。以重化工業為龍頭的經濟騰飛，溫州只能與之失之交臂。產業的結構性缺失導致溫州經濟發展速度在省內相對緩慢。

(四)企業創新能力有限

企業創新能力既包括技術方面的創新，也包括管理方面的創新。企業創新能力的高低。與企業科技創新投入有著密切的關系。2006年，溫州的科技投入(科技經費投入、R&D經費支出、財政科技投入、企業科技投入)各個項目增長比例均低于浙江省11個城市的平均水平，2001-2006年。溫州授權專利增幅最小，只有2.12倍，而增幅最大的湖州市已經達到10.69倍。

人才是創新的主體。高等教育實力不足、發展緩慢，導致溫州人才總量不足，結構性矛盾突出。一個地區高等教育的狀況并非短時間內可以改變，因此其在知識、技術、人才等方面的不利影響也將成為溫州產業層次提高的一大瓶頸。

企業創新能力不足成為溫州經濟層次提高的羈絆，也給溫州經濟發展轉型提出了要求。小商品、大市場，曾經是溫州經濟領跑全國的秘訣，但是在當前，國內國際市場都是買方市場的條件下卻難有更大的作為。產業結構輕型化、產品附加價值低，使溫州企業未來發展空間有限，既而使溫州經濟增長乏力。產生的上述問題。溫州企業創新能力薄弱難辭其咎。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溫州經濟的正面影響

溫州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民營經濟一直占有絕對重要的位置，而外商直接投資則非常少。溫州經濟發展當前面臨的問題與吸引外資較少有一定的相關性，

外商直接投資是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溫州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呢?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在技術和管理上對發展中國家產生溢出效應，外商投資企業也會對民營企業形成示范效應，在企業之間形成競爭。外資的大量引進非常迅速地促進了產業技術的整體進步，“有效利用外資是其用市場換技術的成功之處”。外商直接投資推動了制度變革和體制創新，加速了企業制度變遷。

(一)促進出口產品的國際市場開拓

溫州民營企業在生產能力和出口能力方面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基礎，但由于產品大多集中于“一分價錢一分貨”的廉價商品的層次，難以為國外消費者認同，并引起了國際市場上其他生產廠家的恐慌，繼而催生了各種貿易壁壘。

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溫州的出口企業，可以在產品的設計、制造以及銷售等各個環節，引入國外產品設計經營理念，更加貼近當地市場。同時，通過合資，還可以利用外國投資合資伙伴的品牌經營、市場開拓經驗，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從而更有力地開拓國外市場。

(二)提高民營企業的創新能力

外商投資企業在一定的條件下會對東道國產生技術溢出效應。所謂技術溢出效應，是指外資企業所擁有的產品技術、管理技術和研發能力向東道國本土企業的擴散。外資企業的進入，通常會給本土企業增大競爭壓力，當地企業不得不通過技術創新，以保住或擴大市場份額。對于外資企業上下游關聯企業來說。與外資企業的合作，更有利于當地企業在技術、質量、管理方面縮短與外資企業的差距。在競爭、學習的過程中，溫州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動

將更加活躍，創新能力也將大大提高。除此以外，外資企業對當地員工的培訓，提升了員工的素質。如果勞動力在市場上自由流動，這些受過培訓的員工將成為提高當地企業技術管理水平的重要力量。

我國曾經把“以市場換技術”作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口號，即希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但是，外國投資者對當地企業或行業實現溢出效應，是需要一定條件的，比如外商投資企業自身的經營能力、東道國當地的市場環境、企業的技術吸收能力以及生產融合程度等。因此，要實現溢出效應，配套的政策措施非常必要。

(三)提升溫州產業集群層次

溫州當前的產業集群全部是內生型的民營產業集群，這也是溫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有利條件。溫州可以采用定向嫁接的方式，提升本地產業集群的層次。“定向嫁接”是指在當地形成了一定產業基礎、甚至已產生民營企業集群效應的基礎上，定向引進外資項目，以拓展地方產業鏈或彌補產業鏈上的薄弱環節，并利用外資在技術、機制、理念等方面的優勢，刺激本地創新活動。

在集群相關外資企業進入后，本地民營企業主動地調查市場、學習和創新，有效借助外資企業對配套產品苛刻的技術質量要求，不斷進行技術和管理上的創新，提高地方集群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優勢。在此過程中，民營企業也會增加其人力資本存量，建立起獨特的能力與優勢，最后形成與外資企業的競爭合作關系。另外，在為外資企業配套生產的過程中，本地民營企業還可以充分利用其產品銷售渠道來擴大本企業的知名度。

(四)帶動產業升級。優化出口結構

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溫州的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的質量會得到很大的提升。首先，具有所有權優勢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會帶來先進的生產要素，從而在東道國創造企業價值。其次，外商投資企業的新技術會產生一定的技術溢出效應，獨特的管理、競爭、營銷技巧也會產生良好的示范效應，從而刺激國內企業改善經營方式，并提高相關產業素質和帶動產業結構調整。更重要的是，在吸收外商投資企業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的同時，溫州的民營企業可以培養出自己的技術隊伍和研發人才，這有利于促進技術結構和產業結構高度化。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建立起既競爭又合作的新型產業關系，將帶動地方產業網絡向更高的發展階段演進，

根據日本學者小島清的模型，當國際直接投資進入了外向型經濟中的貿易出口部門時，直接投資不僅是資本跨國流動，而且是技術、生產、出口、資本運作的系統整合運作，由于資本邊際報酬遞增，越來越明顯地改變了出口部門原先的結構，較大提升了出口部門的競爭力。這種競爭力，不僅體現為出口數量的增加，而且更加體現為內生變量的優化與改進。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溫州經濟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

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對溫州經濟的發展并非一把萬能鑰匙。不加選擇地吸引外資，或者是不利用產業政策對外資加以引導，都將不利于外資對溫州經濟產生正面的影響，甚至會適得其反，給溫州經濟造成比較嚴重的問題。

(一)擠出效應

一些學者通過研究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溢出效應非常有限，甚至為負，在某些情況下。外商直接投資會對當地企業產生擠出效應。這里的擠出效應，是指外資與中資企業爭奪有限的能源、資本、人才等生產要素和市場，使得優質要素向外資企業傾斜，擠壓本土企業的利潤空間和生存空間。例如，我國東部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過分密集，已經在所投資的產業上引發了過度競爭，由此削減了資本效率，影響了產出的增加。

溫州生產要素價格比較高，在當前國內買方市場條件下，本地民營企業之間競爭已經非常激烈。因此。溫州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如何避免外資對當地經濟的擠出效應，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特別是不加選擇地吸引外資，為了吸引外資而吸引外資的思路，是非常不可取的。

(二)使當地企業處于產業鏈低端

外商直接投資對當地技術進步的影響，常常是不確定的。首先，外資企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技術，不一定是最先進的技術。外資企業在進行投資的時候，獲取較高的利潤是其根本的目的，其轉移技術的先進程度，更多地是從市場和生產成本的角度而非東道國需要的角度來考慮的。其次，外資企業可能利用其技術優勢實行產業控制。外資企業的進入會引起對物質、人力資本等稀缺資源的爭奪，進而抑制東道國企業的技術創新。再次，即使溫州民營企業可以從示范效應、生產的前向和后向聯系以及人力資本形成等方面享受到外資企業技術溢出的好處，但這也容易產生對跨國公司的技術依賴。

在當前溫州企業技術及管理水平相對較低的情況下，如果外資企業根據其自身的全球戰略規劃將價值鏈中增值較小的環節在溫州投資。從而節約成本，就會造成當地長期處于跨國公司全球價值鏈的低端，不利于溫州企業技術水平的提高。溫州的一些產業集群比較成熟，已經具有較為完整的價值鏈體系，如果只是被動地與外資企業合作，可能喪失企業原有的獨立性，喪失企業的自有品牌。也不利于溫州產業整體實力的提高。

(三)對經濟安全構成威脅

外資企業以大型跨國公司為主體，資金、技術力量非常雄厚。在我國逐漸放開對外資并購的限制以后，外資企業在國內往往借助其資本優勢，利用其在其他市場上成熟的資本運作經驗，收購國內競爭對手，從而迅速占領市場。溫州企業與外資企業合資聯姻，可以利用國外合資方的資金、經營管理經驗。但是，切不可在大意中失去民營企業的經營主動權，在發展過程中過于依賴跨國公司。國內一些知名企業，在與外資企業合資經營的過程中。走進了“合資一虧損一收購一獨資”的魔咒，或被外資吞并，或被外資擠垮。逐漸喪失了自有品牌，這也是溫州民營企業在與外資合作過程中的前車之鑒。

四、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