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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關鍵詞：古代文學傳統體育文化精神體育史

一、研究傳統體育文學作品的原因

從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所反映的體育文化和精神可以反射出中國古代人民的體育活動生活，中國傳統古代體育類的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夠繁榮發展是由于中國自身所具備的獨特的體育精神，在中國傳統體育中，較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傳統文學中所體現的體育精神更加提倡“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強調的是漢代儒家之道，同時也崇尚道家的順其自然，尋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從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得出來，大多數文學作品所體現的體育內容更多強調的是養生，因此更帶有趣味性。具體原因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反映了中國古代人民的體育文化和體育生活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有許多體現傳統體育的文章，如：《漢書》中就存在《劍道》《手搏》《蹴鞠》等有關體育項目的專著，此外在《禮記》中也存在一些有關體育活動項目存在的專著，如《鄉射禮》，從名字就能看出，《鄉射禮》是一次群體性活動，同時與禮儀有關，絕不僅僅只是單純的體育活動，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很多都體現了體育活動，這不僅是體育文化的一種獨特體現，也是人們對自身的一種價值追求；從這些古代文學作品中能夠看到古代人民凝結于其中的體育精神，感受古代人民在進行體育活動時的心理活動以及他們自身與社會的關系，從側面反映出我國古代對體育活動的科學設計和思考，包括對人的健康、社會經濟效益的思考等，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體育發展水平，這為我們進行后期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可參考資料。

（二）中國傳統體育活動與其社會發展環境相依

中國傳統體育活動不僅包括力量型運動，也包含休閑式運動在中國傳統體育運動中的力量型運動，主要包括騎馬、射箭、拔河、蹴鞠等比較激烈的體育運動，而放風箏、下圍棋等就屬于比較輕松休閑的運動方式，在《論語》中就有過這樣一段文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在這里能夠看出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活動方式，這實際上也是中國古代體育文化精神的一個縮影體現。本身體育文化也是社會文化的一個構成部分，特定的政治、經濟、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重疊下，文學、體育也會隨之進行發展，在文學中對于體育運動的記載，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社會文明程度越高，在體育觀念上的更新程度也就越大。

（三）朝代更迭拉動了傳統體育活動的繁榮發展

歷史上各個朝代不斷更迭，使得體育活動在歷史積淀中不斷更新、不斷發展，特別是在盛唐時期，基本上已經初具規模并形成了一些比較專門的組織，這使得唐朝的體育文化基本上呈現出了空前繁榮的狀態，與此相對應的文學作品中也出現了《圍棋賦》《蹴鞠篇》等，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古代體育文化在明清時期已基本成熟。隨著文學體裁的形式不斷豐富，體育文化在各種雜文、小說中表現得也越來越多元化，也進一步擴大了文學表現的領域，體育文化越來越多地走進文學題材之中，而文學也在無形之中不斷地加深了人們對于體育運動的熱衷，無論從何種角度出發，體育文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中國傳統體育的精神也是無數華夏兒女留下的寶貴財富。

二、傳統體育文學作品的文化與精神價值探究

古代文學作品中的體育元素不僅是對我國古代歷史文化中體育精神和體育文化的一種繼承，更是對其的一種發揚的媒介。中國傳統體育文學作品也是體現了當時自然、社會、人文、經濟等多重元素融合而成的社會文化的綜合表現，而其中的體育文化更是對當時城市繁榮發展程度的一種具體的表現。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體育文化和精神究竟有何意義？

（一）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對于展現中國體育文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通過梳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體育文學作品，從中能夠感知特定時代的體育精神和文化精神，這對于我國現代體育事業和體育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同時，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學作品中體育文化的研究，有助于進一步擴大當代體育文化在文學領域的比重。比如：射箭。射箭最早只是原始人類為了謀生，滿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進行的一種打獵的行為，將所獲取的獵物作為自己的食物，因此，起初射箭的存在只是作為生活生產的重要工具而已，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將射箭的使用應用于軍事，將射箭作為一種武器來抵御外敵。眾所周知，明清時期的小說是我國歷史上小說發展的頂峰時期，在該時期的小說作品中經常可以看到有關體育文化的素材，如《金瓶梅》中，李瓶兒和吳銀兒一起下圍棋的部分，就可以看出，下圍棋這一體育活動已經走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此外，在《金瓶梅》中還有其他體育活動，如蕩秋千、踢毽子等，并且對這些體育活動的細節描寫十分豐富，為故事的情節發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這與之前的小說題材中有關體育活動的簡單描寫不同，明清時期的小說中對于體育活動的描寫更加注重細節上的描寫，可見體育活動越來越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二）古代文學作品對體育活動的描寫多側重力量型描述，體現時代價值觀

在傳統四大名著之一《水滸傳》中，有諸多片段對人物進行了角色塑造，如其中的一節“拳打鎮關西”，講了金氏一家投親不遂，鄭屠強行將金翠蓮納為妾，后被鄭屠妻子知曉，將金氏父女二人趕出了鄭府，導致金氏父女二人淪落到流落街頭，僅靠賣唱為生，魯達恰巧碰到此事，得知此事大為憤怒，便跑去找鄭屠；魯達去后不僅打了店小二還將鄭屠打死。這一過程對人物的壯士豪情和義氣展現得淋漓盡致，這是古代人民對打抱不平和匡扶正義的一種贊美。這種表現在四大名著中均有體現，同時也不止有勇士形象的描寫，還包含我國一些婦女形象，比如：女子所做的女紅、花木蘭代父從軍等，都是一些典型，顯示出我國古代婦女在體育活動中所占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這點從《紅樓夢》中就能夠看出，就蕩秋千一活動來說，在《紅樓夢》中的大家閨秀都不曾蕩過秋千，而只有秀鸞這一小妾身份角色的人蕩過秋千，可見在作者曹雪芹的眼中蕩秋千并不是一個合乎禮儀、正經的體育運動，與此類似的描寫在《紅樓夢》中比比皆是。通過此書就能夠看出作者所表達的情感和價值觀傾向。

（三）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具有“智力并重”的哲學意味

縱觀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從春秋戰國至明清之際，中國體育大致包含了競技、娛樂以及養生三方面的內容，同時還引入了當時所盛行的哲學思想，如：養生方面結合天人合一、陰陽五行等來指導體育活動的進行，這在一些太極運動中最為常見，后期人們還將道家的思想也融會其中，主張順其自然、動靜結合，不主張去改變自然，而是要求人們學會順應自然，認為順應自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自然的變化去調整自身的身體內部環境的變化，從而實現體內的陰陽調和，一些中國古代的醫學大家也倡導此種形式的養生。在中國古代體育活動中不僅追求強身健體，也十分注重自我道德修養的提升。

三、如何借鑒傳統體育文學作品中的精神價值，推動現代體育的發展

中國優秀傳統體育文化精神的現代價值,目的在于讓中國傳統體育文化精神真正走向大眾生活,更進一步推進中國特色體育事業的發展。

（一）加強文化自覺

加強文化自覺，是實現優秀傳統體育文化精神的現代化、繼承傳統體育文化精神的一個重要途徑,目的是使傳統體育文化為社會主義現代精神文明建設服務,實質是使傳統體育文化精神與現代對話,并融合到現代中。文化本身是存在好與壞的，因此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文化可能對其無從下手，不知道該如何進行選擇、如何協調，但要發展中國優秀的體育文化和體育精神，就必須在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學與現代體育文化相結合的基礎之上進行發展，不然只能是一盤散沙，難以實現現代體育文化、體育精神的高度創新及統一。因此，在繼承傳統文化和發展現代體育文化的問題上，要堅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基本理念，進行歷史性和多元化的統一，既要采取優秀的歷史進步的觀點進行集成，還要深刻剖析當代的體育文化精神哪些是值得進行弘揚和傳播的，保證在發揚中國傳統體育文化精神的過程中更加注重社會道德和人本主義，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體育文化。

（二）堅持民族利益與全人類利益統一

首先要做到充分了解我國古代文化中哪些是符合現代文化價值的部分，積極采取保護的手段，保障我國體育文化得到繼承和發展，同時由于現代文化的發展不僅是單個國家的發展，更是世界全人類的發展，因此在繼承和弘揚我國優秀體育文化精神的過程中，還要注意是否符合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觀訴求，是否與其他民族所認可的價值觀相悖，這就需要積極推進中國與其他各國之間進行體育文化的交流，在交流過程中不斷弘揚中國傳統的體育精神和體育文化，促進世界體育文化的進步和發展。

（三）加強制度建設

文化軟實力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在世界上具有影響其地位的關鍵性因素，體育文化也越來越發揮著不可磨滅的作用，現代各國人民越來越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運動方式，這無不體現了體育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應當重視體育文化的制度建設，應當建立傳統體育文化的推廣機制，協調各個部門對傳統體育文化進行發掘保護，比如深入研究和整合中國古典文學中與體育相關的元素，并進行開發；同時要大力宣傳中國傳統的體育文化和體育精神，打造屬于中國自己獨立品牌的特色體育文化形象。

第2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古代希臘歷史是“高中歷史新課程標準”也就是“新課標”要求的內容，分段上屬于世界古代史。在過去的“高中歷史教學大綱”中并沒有世界古代史的要求。因為教材“在現實的學校教育中所發揮的作用是隨著社會形勢與教育體制的變化、學術文化及教育研究的進展而歷史地變化的”。因此，古代希臘歷史的教學就成為了高中歷史教學的一個新的難點。“新課標”要求學生掌握的內容是：（1）了解希臘自然地理環境和希臘城邦制度對希臘文明的影響，認識西方民主政治產生的歷史條件。（2）知道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內容，認識民主政治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意義。新課標要求的核心內容就是雅典民主政治。

目前的高中教材為“一標多本”，即一個課程標準，多種教材。然而無論是哪個版本的教材，古代希臘歷史均為高中歷史必修I世界史部分的開篇內容。以筆者使用的人民版教材為例，該教材將古代希臘歷史放在必修I的專題六，與古代羅馬歷史放在同一專題中。該冊書的前五個專題均為中國史的內容，因此專題六為世界史的開篇。相對于其它部分的世界史，世界古代史對于學生而言顯得格外陌生。筆者在教學實踐活動中發現，絕大多數學生對于世界古代史非常陌生，古希臘古羅馬在他們的思維中基本是個不存在的概念。但是，古代希臘歷史在人類文明長河中的地位卻非常高。

古希臘是西方歷史的濫觴，從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146年，持續了大約650年。地理位置在歐洲南部，地中海的東北部，包括今巴爾干半島南部、小亞細亞半島西岸和愛琴海中的一些小島。公元前5、6世紀，特別是希波戰爭以后，古代希臘諸城邦，特別是雅典，經濟發展、社會繁榮，產生了光輝燦爛的希臘文化，對后世有深遠的影響。古希臘人在哲學、歷史、建筑、科學、文學、戲劇、雕塑等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詣。這一文明遺產在古希臘滅亡后，被古羅馬人破壞性地延續下去，從而成為整個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

人民版高中歷史必修Ⅰ將古希臘歷史分成了兩課。第1課是“古代希臘”，課文從三個方面展開。第一，蔚藍色的希臘――自然地理環境――為民主政治形成提供自然條件；第二，充滿活力的城市國家――城邦制度――為民主政治提供了社會環境；第三，珍惜自由的希臘公民――公民素質――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第2課是“卓爾不群的雅典”，課文也是從三個方面展開。第一，梭倫改革――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礎；第二，克里斯提尼改革――民主政治正式確立；第三，伯里克利時代――雅典民主政治的“黃金時代”。

歷史教師向學生傳授歷史知識信息的是歷史教學的基本功能，如果沒有歷史知識信息的傳遞，要求學習掌握歷史學習方法、培養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塑造學生樹立正確的情感、態度、價值觀就成了無本之木。因此，向學生傳授歷史知識信息是歷史教師最基本的工作和任務。筆者認為，僅從課本所要求的內容，遠遠不能滿足高中教學，特別是高中對古代希臘歷史的要求，必須進行適當的補充。

第3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糟粕

所謂傳統，是世代相傳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遺產。中國的傳統文化，則是中華民族歷史的結晶，也是中華民族對于人類的偉大貢獻。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人之所以能夠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也是開創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與新道德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

（一）中華文明的核心元素

（1）易經：可以說是百家思想之源：天行道，君子以自強不息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其乃陰陽五行辯證思想的源頭，具有超越古今的大智慧！（2）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追求世界客觀規律本質的科學觀，也是追求自然和諧的生命觀！（3）儒家：人之初，性本善！ 修身，養性，治國，平天下！以人性本善為出發點，追求博愛與大同世界，追求和諧完美的人文主義，講究人文倫理，是人文思想的集中表現。（4）法家：人之初，性本惡！洞悉人性中惡的部分，以嚴明的法律約束一切，短短幾百年，成就了 秦國一統天下的霸業！（5）兵家：智慧超越古今的兵家---孫子兵法，這些先人高度的戰爭智慧的結晶，可是當今最發達的美國也在學習的瑰寶！也是確保華夏民族5000年長盛不衰的強大的軍事思想保障！（6）醫家：中醫，博大精深，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超越時空的科學性實用性與高效性！（7）墨家：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用

（二）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

①包容博大的精神。中國文化是開放的文化，是海納百川的文化。中國文化從一開始，就在不斷地包容并融合外來文化。②天下大同的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今天中國提出的“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理念，也是大同精神的體現。③中庸的精神。中庸不是當好好先生，而是一種為人處事上的恰到好處，是一種“黃金分割”的大智慧。中國傳統文化倡導“智、仁、勇”的結合才是完善的人格，而非強調一端，就是中庸精神的表現。④時新的精神。“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時新的精神體現。⑤以民為本的精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宣示，也是與中國傳統文化以民為本的思想一脈相承的。⑥愛護他人和擔當社會的精神。“仁者愛人”、“兼相愛，交相利”，都是強調對他人的關愛。中國傳統文化認為，真正的個人幸福，必然是與他人及社會整體的福祉相連。⑦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的精神。“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每當民族危亡的時候，無數仁人志士總是義無反顧站起來，不怕犧牲自己，保衛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

（一）缺乏平等性。“平等”具有雙重涵義。一是人際關系的平等，也就是人格上的平等;二是社會關系的平等，也就是法律（權利義務）上的平等。沒有人際和社會關系的平等性，就沒有個人的獨立性;沒有個人的獨立性，就沒有個人權利可言。在我國古代，首先應承擔義務，而不是享受權利。個人受到禮教和宗法、國家和家族機器的強力壓制，幾乎無絲毫自由可言。皇帝隨意殺死臣民，父母可打罵甚至殺死孩子。至于父母棒打鴛鴦、干涉婚姻！儒家的倫理道德嚴重摧殘了人性。古代等級森嚴，雖然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是更普遍的是“刑不上大夫”。

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是法律上的平等。我們每個人，無論職業、年齡、職務有多大區別，人格方面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拜官主義”和“拜金主義”嚴重，人們很難保持自己的人格尊嚴。成熟的民主國家可以通過“理智辯論”進行溝通，做到“寬容異見”。

（二）缺乏科學精神。首先，我國古代關心的是人倫和社會而不是自然界。“四書五經”不談科學，科舉考試也不考科學知識。被李約瑟稱為“最具科學精神”的道家，產生的一些科學成果不過是追求長生術的副產品。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古代不可能出現系統的科學理論。四大發明只是技術成果。其次，我國古代不重視工商業。“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商人的社會地位低下，經商被認為是不務正業。而近代科學是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工業革命推動了近代科學的產生，近代科學的產生又推動了工業革命。科學技術和社會發展具有相互推動的關系。最后，我國古代缺乏形式邏輯。形式邏輯是數學的基礎，而數學是科學之母。在諸子百家中，名家講形式邏輯，可惜名家只破不立，其本質是詭辯論。《易經》和《道德經》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但辯證邏輯必須建立在形式邏輯之上，是形式邏輯的補充和發展，它本身不能取代形式邏輯。在沒有建立形式邏輯的我國古代，《易經》和《道德經》恰恰破壞了科學的推理和實驗精神，起了反科學的作用。形式邏輯不僅對科學影響重大，還對政治和法律辯論有重要影響。

（三）缺乏法治觀念。在諸子百家中，法家講法治，儒家講德治。法家一度取得優勢，但是因為過于刻薄寡恩，法家隨著秦朝的滅亡而失勢。法律作為一種行為規范，調整最基本、最重要的人和人之間、人和社會之間的關系，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從概念和性質上分析，道德是一般行為規范，而法律是高級行為規范。因此，法律是最大的道德。提高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道德水準，最重要的是國家機關首先要嚴格守法、執法。法律和道德既有區別，又有聯系，二者相輔相成，不能相互替代。而我國古代以儒家的“禮”作為事實上的“法”，抹殺了道德和法律之間的區別。法律規范具有嚴格的邏輯結構，即使是圣人制訂的“禮”，也不具備法律的嚴密性。因此，“以德治國”本質上還是“以人治國”。“出禮入刑”混淆了民法和刑法的區別，“原心定罪”敗壞了刑罰的原則。

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評判傳統文化哪些是精華，或者哪些是糟粕，而是探討哪些傳統文化已經過時了或不合時宜了。對于不合時宜的傳統文化，重要的也不是對其進行批判，而是將其封存（留而不用）或改造。改造傳統文化，包括從心態上的改造和實際上的改造;所謂心態上的改造，即降低對該文化的篤信程度及其價值認同;所謂實際上的改造，即改造其不合時宜的成分，增加新的文化成分。例如，舞龍，在當初是一種篤信的求雨儀式，在今天則演變成了娛樂活動。又如，多子多福的文化觀念，在今天則被優生優育的文化觀念所取代。與此同時，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不僅僅要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而且也要不斷地創造出新的文化來。中國人創造出來的新文化，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繼續，因為中國人的血液中和心靈里都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營養和成分。

【參考文獻】

[1]《中庸》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64

[2]肖尚軍.中國傳統文化概要?武漢出版社，2007.

第4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關鍵字:信而好古 人文精神 教育思想

中圖分類號:G40-0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09)14-

一、“信而好古”的經典教育思想

《論語•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中“古”古典、古訓的作用在重視教化傳承的中國古代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孔子的儒家思想影響最大,主張尚禮好古、以經典為宗的教育理論,對后世影響巨大。

《論語》中,正如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有教無類”、“不學詩,無以言”等,我們再熟悉不過。可見,孔子的對“古典”的強調,對“雅正”的強調,具有普遍的觀念指導意義。“好古” 是講孔子學習的主要取向是前人的經驗教訓的文化繼承,而“信”是講喜愛文化繼承,并注重證實前人理論之理性的現實性,也就是學習前人理論,并通過實踐證實或者證否它。孔子的“信而好古”是崇尚經典、以經典為法則的教育理論,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論之一,并隨著儒家學說的傳播,滲透到中國文化各個領域,成為中國古代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原則。同時,也隨著中國美術的不斷發展,成為中國古代美術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想。

二、“信而好古”經典美術教育的基本精神

“信而好古”重內在精神和生命的連續,意義在于重質、重情。在其思想中,體現了人文精神論、重視教師的觀點。

中國的道德倫理思想和哲學思想的核心就是指出人的尊嚴,維持人的尊嚴。在中國儒學中,孔子是重人文精神的開先河者。他重人事而輕天命,重對人的德性的培養教育。他的人生目標就是“克己復禮”的“從道者”,同時也潛心盡力的培養眾多的忠實于仁與禮的“護道者”。人文精神論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理論基礎之一,主張先圣之理。全面的人文精神,貴在全面“人文”,夫子“溫、良、恭、儉、讓”,做事情中正,心態平和,雖然孔子不敢和周公比,但他對于自己的文化傳承的歷史使命是看得很清楚,是很自信的。

先秦時期,對禮、儀、法、規的遵從,在教育實施中,表現為對師、傅的尊重。這種思想在荀子著作中體現得最為集中。荀子特別重視教師的地位,常常把君師并稱,這是儒家的傳統思想。孟軻引《尚書•泰誓》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的說法,把君師并列起來。荀子以為教師的主要任務是“正禮”,而學生的任務則在無條件地服從教師的教導。《荀子•修身》曰:“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智若師也。情安禮,智若師,則是圣人也。”師道尊嚴是教育的基本前提。荀子在《勸學》篇中又說:“《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達。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這些對師法的重視,對師、傅言傳身教重要性的揭示,在教育思想上,與“信而好古”的觀念一脈相承,也成為中國古代美術教育中普遍遵循的原則。

三、“信而好古”經典美術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教育從屬于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

《禮記•學記》云:“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集中代表了這一原則。儒家歷來將“德”、“禮”的作用用在“政”、“刑”之上,奠定了君主治國的思想基礎。如漢章帝詔書說:“三代導人,教學為本。”魏明帝詔書說:“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歷代封建王朝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大力發展教育,為鞏固他們政權而服務。這是封建統治教育的目的,在先秦時期封建統治者根據儒家理論,將興學設教作為基本國策,使教育在中國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國家掌管的教育事業歸根結底是中央集權的產物,出于統一思想、移風易俗和培養、選拔人才的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必須高度重視教育,并牢牢控制教育。儒家則提供了理論依據及切實可行的興學措施、教學內容和師資。

(二)孔子親身體驗“信而好古”

楊伯峻先生在《論語注釋》中關于孔子思想體系的淵源概括為四點。一,孔子縱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已從貴族下降到一般平民。這是說孔子的家世對孔子學說思想形成的基礎性的影響。二,孔子是魯國人。當時的魯國,正處于新舊的交替之中,即有改革,但改革又不徹底,這種情況,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孔子的思想不能不受當時魯國的特定環境的深刻影響。三,孔子說過自己“信而好古”。他的弟子子貢也說過“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苦讀好學,在讀書中吸取他認為有用的東西,加以利用。古代書籍和古人對孔子都有不少的影響。四,古人,尤其春秋時人,有各種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進步的,有改良主義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孔子對他們都很熟知,且適作評價,慎作取舍。這對孔子學說思想的形成也有影響。

孔子的“信而好古”經典美術教育思想,自古以來對中國畫的學習有很深的影響。元趙孟\“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概括的言簡意賅。這種觀念通過藝術理論反映出來,形成中國古代以典范為宗的美術教育思想的基礎,并通過遵循典章儀軌、摹拓臨寫樣范法帖等主要美術教育途徑,達到師授傳習的教育目的。貫通整個總國古代美術教育歷史,可見其影響之大。

參考文獻:

第5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關鍵詞】三代禮樂文化；中國古代美學；文化發源

中國古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時期，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史上的偉大意義和重要地位，今天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這三個時期產生的禮樂文化是三代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傳統文化史中，甚至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據著一定地位、擁有著獨特意義。如果中國古代美學探尋源頭，三代禮樂文化可視作其文化發源與萌芽。

一、禮樂的闡釋

何謂禮樂？《說文解字》解釋：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樂，五聲音總。象鼓鼙。

關于禮樂的產生，已知的文獻中有各種說法，如《大戴禮記》、《左傳》、《性自命出》、《禮記》、《史記》等，大致可分為禮樂本于神說，禮根于人類自身繁衍的欲望說，禮樂生于人情說等。

1、關于“禮”

所謂“禮”，原本是遠古時期人類的習俗系統，包括生產、生活、習慣、信仰、經驗、知識的積累。在延續與發展后，逐漸演變為文明社會系統的制度。王國維《觀堂集林》：禮為奉神人之事。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無文字的信條，謂之習慣。習慣之合理者，儒家命之禮。關于“禮”或可從三個維度去理解：其中源于早期社會的風俗習慣，可稱之為“禮俗”；“禮制”即周代之禮，有政治制度、社會秩序的含義；現傳禮書經典——“三禮”，即《儀禮》、《周禮》和《禮記》三書。“禮”的特征是恭敬、莊敬。《禮記·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左傳·僖公十一年》：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管子·五輔》：夫人必知禮，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讓，尊讓然后少長貴賤不相逾越。

2、關于“樂”

古代的“樂”，包含音樂、詩歌、舞蹈，及說唱相結合的樣式，是祀教的重要內容，乃古禮的重要組成之一。《樂記·樂化篇》：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勿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樂”的其基本特征是“和”。“和”本指音素上的和諧關系。《老子·第二章》：音聲相和。《荀子·樂論》、《禮記·樂記》都曾說明了這點：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老也；樂者，審一以定和也。

禮與樂相配合，追求的是一種自然、社會、國家、家庭、個體全面的協合的境界，從禮的角度講是“大順”，從樂的角度講是“大和”。禮樂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祖先進入文明社會的獨特創造，它貫穿三代，源遠流長。

二、三代禮樂文化的內涵

根據學者的研究，不同地區的文化在走向成熟時，即逐漸形成能夠與其它文化區別的特征前，一般都會經歷一個基本相同的階段，這就是從巫術到宗教再到理性化文化的發展路徑。中國文化的發展模式就符合這種規律。中國文化在西周慢慢定型，擁有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精神氣質，達到了理性化的程度，或者說孕育出了普遍意義上人文的、理性的精神，即禮樂文化。

關于夏以前文化性質的研究，因為文字資料的缺乏，所得出的結論都帶有一定的推測性。許多學者都認同文化發展的第一階段是巫術，得出這樣的論斷是基于對大量現存的相對原始民族的調查和研究。但研究商代的文化時，因為有許多卜辭這類相對可靠的研究資料，從中顯示出了多神信仰的宗教文化特征，這與巫術文化相比，具有非常明顯的進步。

從祭祀文化發展到禮樂文化，這其中所蘊含的進步意義更為明顯。因為在禮樂文化這個階段，人這一因素已經非常重要，在某些情況下，人的行為甚至已經可以左右天的意志了，《尚書·泰誓》曾有記載：“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由此可以看出，根據文化的發展，西周禮樂文化的出現是文化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必然結果。眾所周知，三代禮樂文化的發展極致時期是在西周，這個有周公“制禮作樂”為佐證。“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禮記·禮器》），所以，三代禮樂文化是有著其內在的一致性貫通和性，它們之間損益增刪、相因沿革。禮樂文化的實質其實就在于禮是規范社會秩序的，它的實現不由強制，樂在其中處于輔助地位，通過教化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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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代禮樂文化的美學意義

夏商周三代是中國階級社會的開始，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源頭。三代在漫長的時間中所形成的思想觀念、文明體系，不僅成為了中國后世龐大的思維體系最原始的生長點，其文明特征也成為了中華文明后續發展的基調與導向。

關于中國的禮文化，在三代以上，還是混而為一的統一整體。但在“禮崩樂壞”的形勢下，產生了形式與內容（即禮儀與禮義）兩者的的分離。儒學的產生正是因為這點。晚清閏鎮衍在其《六典通考序》中說：“由三代以上，治與道出于一。由三代以下，治與道出于二。”這里“治”是指建立、維護社會秩序的所有制度和行為規范，“道”是指蘊含里面的價值系統（也就是道統）。因為中國文化整體特征就是禮，“治”即禮儀系統，“道”即禮義系統。三代以上與三代以下的區分，就在于形式與禮義內涵的不統一，而內涵不變的，可稱之為“道”，在今天就是規律的意思。這里的“道”，因為是傳承自上古一脈，也可稱為“道統”。因此，儒學所說的道統（或者說價值系統），并不是儒家的首創，而是從中國的禮文化中繼承發展出來的。

勞承萬在《中國古代美學（樂學）形態論》中，孔子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是儒家哲學建構龐大體系的綱領”，而禪道兩家，雖然沒有“禮”的具體、系統的內容，但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卻不能脫離心性之“樂”。“詩—禮—樂”是一個漸次推進的有機整體，類似開端—發展—終成這樣的模式，具有中國禮樂文化獨特的生命力與獨創性。簡言之，中國人的真正心性之樂，都是由“詩”而興發其性情，由“禮”而立穩其身，由“樂”而凝聚成性。“詩—禮—樂”的發展模式，構成了中華民族獨有的文化歷程、人生態度、審美趣味。

三代禮樂文化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三代成熟的程度，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文化模式。第二，三代文化經過春秋、戰國之際諸子對其基本精神的闡發和繼承，對此后的文化的穩定特質的形成和保持起著核心的作用。重返文明源頭，三代禮樂文化一直貫穿于后世治學為政的思想當中，將其作為中國遠古從五帝到夏商周的特征，一方面為中國文化的形成建構了整體的框架，為其中的歷史演化提供了特有的演化框架，一方面也為春秋以來的文化演變提供一種邏輯前提和文化背景。從美學角度，三代禮樂文化為中國古代美學孕育了極為豐富的內容，產生了許多極富中華民族傳統特色的美學概念，成為中國美學的萌芽。如夏審美視域當中的有限與無限、審美境界中之“永恒”，商審美視域中的感官之美，周審美風尚中的流與變，周“文”之美，等等，都是其中所蘊含的美學因素。三代禮樂文化因為豐富其獨到、宏大而先生的文化內蘊，為中國古代的文化美學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成為了其源頭。

【參考文獻】

[1]李澤厚.華夏美學[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34.

[2]勞承萬.中國古代美學（樂學）形態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56.

[3]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上海：三聯書店，1996：16.

第6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關鍵詞：讀書傳統；古代典籍；讀書方法

一、中國古代讀書傳統概述

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視讀書的國家，有著優良的讀書傳統和悠久的讀書歷史。中國人崇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把讀書看成是最高貴的事情。《論語》首句：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中國古代的兒童啟蒙讀物《三字經》開篇第一句也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些中國兒童在牙牙學語時就被灌輸的讀書理念和意義，深深地烙印在孩子的心靈深處。我們的許多歷史故事如頭懸梁錐刺股，鑿壁偷光，映雪讀書等等都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一代一代學人發奮刻苦讀書。耕讀傳家是中國的一個基本傳統。在封建社會許多大學者都是出身寒門。雖然科舉制度和考試內容都是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極大地限制了知識分子聰明才智的發揮，但是，由此形成的這種刻苦讀書的精神卻成了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精神財富。紅樓夢里的秦可卿在臨死之時就托夢給王熙鳳，囑咐她一定要在祖廟附近置辦一些田產，將來一旦家業衰敗，子孫還有一個耕田讀書的地方。可見，即使是富可敵國的貴族之家也把讀書看成是一個延續家族命脈的一條根本途徑。中國古人最尊崇的人就包括老師，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格言。中國人講天地君親師，可見教師地位之高了。悠悠歷史幾千年，算得上真正的中國人心中的圣人就是孔夫子。中國朝代更迭頻繁，可謂是亂哄哄的你方唱罷我登場，但無論是漢族政權還是少數民族政權，都無一例外的尊孔，有時反而少數民族政權更加推崇孔子。中國兩千年唯一沒有衰落的貴族之家就是孔子之家。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沒有中斷，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文化沒有斷裂，而文化沒有斷裂就是中國人的讀書傳統沒有中斷。

二、中國古人的文化經典

中華民族有幾千年的歷史，可以說文化典籍浩如煙海，我們在夏商時期就已經創造了比較成熟的文字。在漫長的歷史時期所形成的典籍每個人窮其一生也不可能讀完。但中國讀書人和文化經典有其獨特的風格，一個述而不作，一個理念相通，這兩個特點就使得中國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匯聚成幾部具有根源性影響的著作，成為中國文化的源頭，也使得后人得以由此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容和根本精神。這樣一來，中國歷史文獻的傳承就跟西方的文獻傳承有一個很大的不同。西方的文獻很多都是強調個人的一種創作，而中國都是以闡發前人思想或者前代經典性著作作為表達自己思想的方式。再一個就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并沒有像現在這樣細密的學術分科。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藝術、政治、經濟、法律、軍事，至于農、工、醫、科技等，可以說都是混雜在一起的，后來才慢慢形成了經史子籍這樣簡單的四部分類。清代編四庫全書，就是按照四部分類來分的，但即使是這樣，也有很多的交叉。比如說現在我們說的哲學，對應在四部里，應該是哪些科目、哪些圖書呢？有的人說是子部，但有些經部和集部的內容也可以歸到哲學類去，而且將子部完全歸于哲學，那也不確切，因為其中有很多東西，講文學也是離不開的。所以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典籍分類的方法，跟現代的方法也有很大差異，按現在的分類標準去安排它，是行不通的。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各部分雖然談論的具體問題不同，但它們的內在其實都遵循著一個共同的理論基礎，秉承著同一個價值觀念。所以，“一個述而不作，一個理念相通，這兩個特點就使得中國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匯聚成幾部具有根源性影響的著作，成為中國文化的源頭，也使得后人得以由此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容和根本精神”[1]（P.55）中國文化中的這些根源性典籍，我們大概可以用“三、四、五”這三個數字來加以概括，說簡單點就是三玄、四書、五經。三玄是指《老子》、《莊子》、《周易》。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指的是《周易》、《三禮》、《書經》、《詩經》，還有《春秋》（三傳）。加起來是多少呢？十二本。在這十二本書里，我們可以看到五經里面的《周易》，跟三玄里面的《周易》是相重的，那么就減掉一個，等于十一本。另外，四書里面的《大學》和《中庸》其實是《三禮》里面《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如果把它再放到《禮記》里面去，那么又少掉兩個，等于九本，因此，這九本書就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根源性典籍。從春秋戰國一直到二十世紀初的之前，可以說這九本書是中國文化內容的根源。不管你是論述哲學思想，還是論述文學歷史；不管你是講政治、經濟、法律，還是講農、工、醫、科技，都離不開這幾部經典的根本理念和價值觀念，引經據典也都不會超出這九本書。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不了解這九本書，那么也就很難去了解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反過來，即使是了解了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但如果不能將它們統攝到這九本書里去，那么也把握不住中國文化的根本理論基礎和核心價值觀念。

三、古人的讀書方法

一個人既要勤于讀書，還要善于讀書。有的人是書在手中，可就是讀不懂、讀不通、讀不進，甚至越讀越糊涂，這說明讀書有得法與不得法的區別。從古人的讀書事跡中，我們可以歸納出許多讀書方法。

第7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詞最早見于《周易?賁卦》的《彖》辭“: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陰陽二氣的交錯氤氳,反映的是季候變化;人文與天文相對應,是天道運化在人身上的顯現,也是人依照天道進行教化的社會規則,即禮樂制度。在《周易》中,文明與文化并無本質區別,指的是“文”所顯現的內容或變化的結果,既包括精神層面,也包括制度層面和器物層面。嚴格來說,文化與文明是有區別的。在西方語境中,文化一詞最初由“培養,自然的成長”類推為人類訓練的過程。這種含義與中國《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工業革命興起,文化的意蘊發生了變化。英國文化學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著作《文化與社會》中將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語言、文學、藝術、宗教信仰、哲學思想等,而文明則往往指物質成就,諸如科學技術成果、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各種物質建設。中國當代學者張汝倫先生將文化解釋為“我們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創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中國傳統精神的產品形式之一,是中華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標準的重要載體,學習、鑒賞古代文學作品,就是接近、探尋古代文化的過程。因而,古代文學不僅要重視文學特性的分析,更要透過文學本身,肩負起傳承文化的重任。就像曾經有位學者說的:“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了文學性,我們將不會找到民族詩性的生產軌跡,而一個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緣,它就不會再有未來的出路。”然而,時代一去不復返,在當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發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國古代文學也已顯得尷尬和悖論。

    二、中國文化的命運與古代文學的傳承問題

    古代文學作為傳統文化的載體,與中國文化的命運息息相關。古代文學在當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機的表征。現代教育理念強調以“學”為中心,注重激發受體的興趣。然而,興趣的培養不能只靠“戲說”形式的鋪染,而是要建立在價值認同的基礎上。現代中國的年輕人與傳統文化之間,缺少的正是這種價值認同。中國文化經歷了漫長歷史長河的積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外來文化常常被消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內化為禪宗。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無處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認為中國最終的出路在于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和復制。在這種意識形態下,西方近現代的文化價值全面取代了中國原有文化的精神內涵。再加上改革開放后一次次商業文化的侵蝕和沖擊,中國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當代年輕人,基本是在現代性的文化條件下長大,天然地容易傾向現代性的邏輯,會覺得與傳統中國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國人心的社會進化論的集體無意識,人們很容易用現代性的邏輯去改造和包裝中國文化。于是“反英雄主義”的思潮興起,顛覆權威、褻瀆神圣的“軾父”情結猖獗。同時,大眾文化又為這種潮流推波助瀾,顛覆與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樂主義相映成趣。經典被解構,圣賢被搞笑,真理不復存在,有的只是任意與狂放。古代文學作品的解讀,似乎成了“對牛彈琴”,或者說是一種不求深刻、只講形式的嘩眾取寵。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大眾分析能力、鑒賞能力培養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談。

    三、古代文學與中國文化的重塑

    張汝倫先生在《當代中國的文化命運》一文中,稱當下復興中國文化是天命。人類需要中國文化,是因為中國文化具有普適價值,張汝倫先生說這種普適性在“德性”,在“克己復禮的人生態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則和思想原則、義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與己達達人的淑世情懷、四海一家與天下太平的世界圖景”。這種“德性”便是責任,要擔當起這份責任,需要立足當代重新解讀和建構傳統文化的專家學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傳統文化的開發和傳播人才,這是時代賦予中國古代文學工作者的使命。因此,古代文學服務于當代文化重塑,必須從學習到傳播再到服務運用走出困境,進行標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興趣到意志建構主義教學理論強調:學習者要積極建構他們自己的知識,而不是被動地接受教師和課本傳遞給他們的信息。因此,學習者的興趣和意志力很重要。其中,興趣關聯娛樂,而意志指向勤奮。目前的教育理念強調興趣,為引起觀眾、聽眾、讀者、學生的興趣,不惜花大力氣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其主旨內容。在實際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學生在內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養仍至關重要。從價值角度告知他們所學習、傳播內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應該是當下教育理念調整的方向。古代文學與傳統文化共存共榮,價值比興趣更重要。

    2.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回歸元典傳統文化中,對社會和人類具有普適意義的精華部分,需要繼承,對由于時代變遷變得腐朽的部分,必須摒棄。只有這樣,社會和人類才能不斷完善。立足當代對精華和糟粕進行甄別,重塑中國文化的形象,是增強中國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當下信息泛濫,魚目混珠,網絡、影視,甚至主流媒體,歪曲元典思想的現象時有發生。重塑傳統,挖掘中國文化的普適價值,必須回歸元典。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國文學史》總緒論中強調的那樣“:文學史著就應立足于文學本身……文學創作才是文學史的根本,文學理論、文學鑒賞,批評是文學史的輔助方面,文學傳媒是文學史的另一輔助面。文學本位就是指強調文學創作的中心位置和緊抓另外輔助的兩個方面。”以文學為本位,就要以經典作品為本位。借助網絡資源提供的線索,順藤摸瓜,查閱元典,是正確解讀傳統文化的良方。

第8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關鍵詞:中國古代技術文化；四大奇器；復制；文化自信

1“奇器”成為傳說的論證

江曉原先生及其對武王伐紂歷日的推算，是引領歷史學出身的筆者對中國古代天文學發展產生興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國古代技術文化》，筆者讀后獲益匪淺，但是也有不敢茍同之處，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的指南車、候風地動儀、水運儀象臺和司南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傳說這一議題。江先生書中的觀點是，要真正復制這些古代儀器，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1)復制品要達到古代文獻中記載的功能；(2)復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記載中不存在的技術手段。據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條；候風地動儀至少不符合第一條（近些年地震頻發卻未能預報）；水運儀象臺復制者眾多，而且往往縮小了比例，但至今沒有一座能夠真正依靠水力運行。江先生遂將“四大奇器”的情況歸納如下,見表1。于是，江曉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國古代技術文化》一書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目前只有指南車復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確有其物；而司南、候風地動儀、水運儀象臺三器，迄今為止只能認為是古代的傳說,即使確曾有過，其功能也只是傳說。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復制成功，結論才有可能改變。

2中國古代的科技文化

筆者有幸聆聽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張柏春所長《知識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科技史》講座。張所長在講座上首先講解了“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和“中國古代有多少發明和創造”兩大問題，并且結合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編寫的《中國古代重要科技發明創造》掛圖，介紹了中國古代諸如水稻、絲織、瓷器、造船、機械等發明創造，從全新的視角探討了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命題。在張所長看來，中國古代的數學和天文學，不僅有“歷算”這門學問，還有記載“歷算”及其發展的“律歷志、天文志”，這些內容都是科學，只不過有別于近代實驗科學而已。于是我們可以看到，江先生的這一議題忽視了一個重要條件,那就是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和近現代西方的實驗科學存在的差異。這個條件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即時代因素（古代和近現代）與科技發明的基礎（經驗與實驗）。在某種意義上，按照近現代西方的實驗科學為依據，中國古代許多發明創造只能屬于技術，甚至是傳說。此外，筆者從治史角度出發，還考慮到三條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別是候風地動儀）大多屬于傳說的結論。其一，張衡是否將候風地動儀的內部結構交給了當時的統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張衡的候風地動儀內部結構被官方存檔，但是這在中國古代屬于“奇技巧”，因此也未必會記錄到文獻中；其三，近代以來人們對生態環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壞，也許是導致候風地動儀“失靈”的間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講究理性

筆者的觀點與張豈之先生在幾個月前的演講異曲同工。張老認為，當今有些人只承認西方近代的科學精神，否認中華有自身獨特的科學精神。而在某種意義上，將中國古代輝煌的科技文化論證為“傳說”，本質上是缺乏文化自信。這種做法如今應當加以澄清。緊接著，張老以屠呦呦得獎與《黃帝內經》作為例證，以戰國時期的儒、墨、道、陰陽學說為佐證，論證了自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以來的“天人之學”就囊括了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如天文歷算、中醫藥學、古地理學、古化學、古建筑學，這些學問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鑒于此，張老強調：中華文明中獨特的科學精神必須加以肯定。當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時，我們也要警惕從缺失文化自信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來的科技成就強行附會到中國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術語上，以顯示中國科技文化的先進。在全球化時代，我們要有全球化的視野，因此不能只承認中國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發明也是耀眼奪目的。我們要記得歷史的教訓：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國”大夢是閉目塞聽的結果，而這一美夢在堅船利炮面前終究是不堪一擊的，如今的“中國夢”不能重蹈覆轍！筆者治史出身，學識有限，又是為加強國人的文化自信而發此議論，淺顯之處期待行家指正。

參考文獻

[1]江曉原.中國古代技術文化[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7.

[2]楊永清.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芻論[J].創新科技,2016(4):46-48.

第9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今天，在全球化歷史語境中，我們尋求文化多樣化發展、謀求不同文化之間、和諧共處的同時，也應注意到一個社會的和諧進步與穩定發展，除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對話機制之外，還需建構一種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這種核心價值體系的建立，對外可以確立中國自身的文化品格，構成與異域文化進行對話、交流、互動的基礎，進而改變單一的意識形態話語機制，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為寬闊的交流平臺；對內可以實現不同利益群體間的相互認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價值觀分化與對立，從而確立本文由收集整理一種全社會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實現對中國文化精神的集體認同，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筑堅實的文化根基。

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種文化整個價值體系中處于中心地位、具主導作用的價值取向，它集中體現著人們關于個人、家庭、國家乃至人類社會的終極理想，左右著人們在政治、社會、倫理、審美、歷史領域對于是非、善惡、美丑、正邪的基本判斷。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是人們在長期實踐活動中逐漸形成的一種主流社會意識形態，它主導著人們普遍的文化認同傾向，所以，文化的價值觀并非只是經典文獻中的理論學說，而是綿延在普通百姓世俗生活中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它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恒久的歷史傳承性。

（一）和諧，是中國古人在長期社會實踐中逐漸意識到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的一種理想狀態。是萬物生生不息、繁榮發展的內在依據。中國文化中，以“和”為本的宇宙觀，以“和”為善的倫理觀，以“和”為美的藝術觀，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

中華文化的和諧理念濫觴于堯舜時代。《尚書》就有“協和萬邦”、“燮和天下”的記述，《周易》中也貫穿著“天下和平”的政治理念。先哲的目光遍及萬邦，所向天下，反映著中國上古時期人們對普天之下蕓蕓眾生“協和”、“和平”生活的美好憧憬，對國家社稷安定繁榮的無限期望和對萬邦歸順、諸侯稱臣的和諧天下的向往。時至春秋初期，管仲明確提出“和合故能諧”的和諧觀念。他認為只有協調、合作才能達到和順、和睦、和諧，反之則會失度、失衡、失敗。作為農業文明時代的思想家，管仲特別強調“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橫生。管仲在對自然界客觀規律的認識與把握的基礎上，提出他的“察和之道”。他把君臣之間、上下之間，百姓之間的和睦相處看作是國家政令通暢、政治昌明的文化標志。在法律制度并沒有建立的古代社會，《管子》中提出的和諧之道不僅具有引導國家政治的社會意義，而且這種推及家庭倫理倡導父母、夫婦“不失其常”、“中和慎敬”和諧思想，在客觀上也為中華民族的和諧文化價值觀的實現敷設一條從個人到家庭，直至社會的基本架構。

在《管子》提出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自然觀，人際之間和睦相處的倫理觀，社會和諧發展的歷史觀之后，道家哲學以“道生萬物”為核心理念，對中國和諧文化的價值體系進行了豐富和延展。老子認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在陰陽兩極對立基礎上提出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等一系列具辯證思想的基本命題，擴充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和諧觀，將和諧從一般社會層面提升至哲學高度，賦予和諧理念更為普遍、深邃的哲學內涵。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諧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的思想體系中，無論是講人類社會，還是講客觀世界，都是建構在“中”“和”的基礎之上。在儒家的自然哲學中，“中”是“天下之大本”，“和”為“天下之達道”，只有“中”“和”一致，才能實現“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和諧天下（《禮記·中庸》）。在思維方式上，孔子一貫秉承“執兩用中”之道，反對偏執、極端的思維方法，倡導在相互對立的兩極狀態中保持一種不偏不倚的中間狀態，以達到和諧完美的境界。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觀并非以取消事物個性差異為前提的。實際上，孔子所謂的“和而不同”強調的正是在保持自我個性精神基礎上的和諧與統一。《國語》中記載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強調的也是不同事物之間只有在保持多樣化前提下，才能生存發展。如果完全趨同，和諧就失去了相互協調、共存的基礎。

中國古代哲人還特別善于把精深玄奧的哲學理念通過日常生活中的具體事物來進行生動的闡釋。如《左傳》所說“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這看似講的是最尋常不過的飲食烹飪，實際上是以烹飪為例，強調眾多差異性事物的中和匯聚是和合的基本要義，進而明確了事物之間各自的差異性、個性是和諧共生、相互發展的基礎。所以，和諧并非要取消原有事物的自身品格，而是在相互認同基礎上中和、融會。東漢史學家茍悅《申鑒》也認為君子應當“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和”在此講的并不是二者相加之和，而是和諧、和順、和美、和睦之和。這表明中國的和諧觀念是古代哲人有感于對現實生活的切身體驗而作出的理性升華，是東方民族在社會生活中群體智慧的結晶。同時亦表明，中華民族的“和諧”觀并非局限在國家政治、藝術美學與倫理道德等形而上的觀念層面，也體現在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之中。中國傳統文化的和諧價值觀本身便是多種觀念形態的多元統一，是中華民族理性思維與生活智慧的集中體現，它反映了中華民族對和諧社會的真誠憧憬和不懈追求，成為中華民族思想寶庫中的一筆精神財富，具有承傳與弘揚的歷史意義與恒久價值。

通觀中國古代美學史，我們會發現其中蘊涵著一種一以貫之的審美理想，即以“和”為美。以“和”為美不僅涉及藝術的表現形態與藝術風格，還關涉文藝與自然、社會、政治、倫理等相互聯系的重要問題。在《中國美學史》中，李澤厚、劉綱紀曾將中國古代美學思想的基本特征概括為高度強調“美與善”“情與理”、“人與自然”的統一，可以說揭示出中國古代美學思想的精神主旨。但是，中國古代美學思想強調的所謂“統一”，并非僅指對應物間的交融、匯合，而是始終強調在對立兩極中持不偏不倚的中間取向。由此探尋下去，我們還會發現，以“和”為美的美學觀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也翕然相通。《周易》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上經），其“大和”意指和諧的最高境界，正是古人對自然世界與人類社會的由衷憧憬。荀子曾說：“萬物各得其和以生”，西漢哲學家董仲舒亦云：“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其氣最良，物之所生也。”（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他們都把自然萬物的生衰興滅視為“和”的最終結果，認為“和”是整個宇宙發展的根本規律。在古代思想家心目中，“和”已成為一種具普遍意義的本體論命題，是萬物生生不息、繁榮發展的內在依據。

中國古代哲學家認為，“大自然及人類社會按其本性來說就是和諧的，而最高意義上的美就在這種和諧之中”。在此基礎上，古人還推導出一套立身行事的行為準則和價值尺度，提倡以中庸之道為核心內容的人生哲學，從而在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中賦予“和”以主體的人格意義。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卷七·子路第十三）。“和”即成為區分君子與小人的內在尺度。《論語·述而》中記載“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和”又指通過音樂而達到的人際之間親善友愛的人倫關系。孫家正曾以北京故宮的核心建筑為例，說明它們集中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以和諧為核心的價值觀。太和殿：天地祥瑞，喻人與自然和諧；中和殿：中庸平和，喻人世和諧；保和殿：心態和順，身體安適，喻人的身心和諧。這三個大殿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以和諧為本的價值觀。所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和”為本的宇宙觀，以“和”為善的倫理觀，以及以“和”為美的藝術觀，在文化精神上一脈相承，在思想方法上相互一致。和諧是以中國哲學觀念為支柱、以普遍的社會心理認同為根基的核心價值觀。

（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愛”觀為儒家首倡。后來人們把“仁愛”的思想觀念提升為世俗社會應當共守的一種人倫秩序。使“仁愛”思想從經典文獻的字里行間走向民間世俗生活，“仁愛”的價值觀即變成一種躬身踐行的生活方式，與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現實活動。

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來源于中國特定的社會歷史傳統，來源于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社會實踐活動。同時，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又對人們未來的社會實踐具有引領與導向作用。所以，對于文化核心價值觀的研究、承傳，不能脫離具體的社會實踐，不能脫離人們具體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千百年來，仁者所以為人所仰慕，仁學所以被人所敬奉，首先在于仁學就本質而言是一種“愛人之學”。據考：“仁”是人字的復體，與任、妊同源。古時懷孕稱“仁”。“仁”即引申為育人、養人、助人、愛人之意。阮元說：“仁之意，人之也”，就是說仁的本意即以人的方式待人。

“仁”的概念早在商周時代即已出現，《尚書》便有“克寬克仁，彰信兆民”的記載，說的是統治者如果能寬能仁，便能夠昭信于萬民；周代的政治哲學普遍認為“仁”與“和”是相輔相成。《禮記》指出“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經解第二十六）那時的人們把和、仁、信、義、德、賢看作是社會道德規范在生活不同層面的具體映現。事實上，中國古代倡導的社會和諧、人際和諧總是以“仁”為基礎。所謂“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禮記·中庸》），就是說為政、修身、修道均要以“仁”為根為本。然而，作為“天下之表”的“仁”與“天下之制”的“義”，以及柔如杞柳的人性，在諸侯紛爭的歲月里怎么能夠抵得住“爭奪相殺”的刀槍劍戟，怎么能擋得住“馳騁疆場”的金戈鐵馬？所謂“終身之仁”和“數世之仁”（《禮記·表記第三十二》）只能是身處戰亂中的人對倫理化良辰美景的無限憧憬。就連孔子也不得不驚呼“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孟子亦慨嘆“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正因如此，“仁愛”的理想境界才令人們備加珍惜，分外向往，“仁愛”也就成為人類對現實世界進行文化救贖與道德重構的理想之途。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愛”觀為孔子首倡。孔子認為“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他在《禮記》別闡述“愛人之仁”的重要地位與核心價值。他認為“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成其身”。這種“仁者愛人”的思想一直為后人所敬重與承傳。孟子說“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這樣就把“仁者愛人”的觀念提升為世俗社會中應當人人共守的倫理秩序和價值準則，使“仁愛”思想從經典文獻的字里行間走向民間的現實生活，把“仁愛”的價值觀變成了一種躬身踐行的行為模式，能夠與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現實活動。此后，荀子也提出了“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的觀點。在他看來，歷史上的兵戈相見是由于“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所以，兵戈之戰，常是“禁暴除害”之戰。漢代董仲舒在承襲《禮記》中“仁以愛之，義以正之”（《禮記·樂記第十九》）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卷第八·仁義法第二十九）的思想，揭示出愛人與律己的內外關系，并把仁愛思想與主體的自我道德修養相互聯結，升華出“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卷第十三·五行相勝第五十八）的社會倫理觀念。

統而觀之，中國古代歷史中，墨家提倡的“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的社會歷史觀，董仲舒強調的“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的“圣人之善”（卷第十·深察名號第三十五）；唐代韓愈提倡的“博愛之謂仁”，柳宗元推崇的“柔仁博愛之道”，宋代歐陽修標舉的“大仁博愛”，蘇軾盛譽的“博愛臨民”，蘇轍贊許的“溫良博愛”，朱熹呼吁的“以博愛為仁”，包括近代維新派政治家譚嗣同提出的“仁以通為第一義”的思想，共同構筑了中華民族綿延千古的“仁愛”思想體系。盡管諸位論述的意旨并非完全一致，但就其思想價值取向而言，都表現出對“仁愛”思想的承傳與信守，進而可能成為一種推進社會和諧發展、延展中國文化版圖的精神力量。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除了體現在社會政治、歷史哲學、藝術美學、倫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最終也呈現在世俗生活之中，即與人倫綱常及基本的生活規范與文化習俗密切相關。不論是儒家的“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還是道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從不同角度對仁愛思想進行生動表述。固然，“仁”在傳統文化中包涵多重涵義，但“仁”最核心的價值意義乃在于“愛人”。

事實上，作為一種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孟子提倡的“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不僅在于省刑罰，薄稅斂，還在于力主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司馬遷在《史記》中以極大的熱忱描述了五帝時代帝嚳高辛的“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的盛景；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佳境；禹“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的政德；周初文王“篤仁，敬老，慈少”的仁政。被司馬遷稱譽的“盛景”、“佳境”、“政德”，其實都是“仁政”的代稱，“仁愛”之治是他們共同的政治美德。這種“仁政”的治國思想與西方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所崇尚的治國觀念截然不同。顯然，在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中，作為一種被普遍認同的文化價值觀，“仁愛”精神反映了中華民族對世俗生活的現實要求以及對未來前景的美好憧憬，并體現在哲學、社會、政治、倫理、審美等不同精神領域中。它既是中國文化代代相傳的歷史基因，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構建的重要資源，成為推進中華文化不斷發展的無形力量。

（三）在中國經典文獻中。“自然”并非僅指客觀自然界本身，而是指天地萬物自在的生命狀態和變化規律，是與“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對應的事物自身的內在屬性。所以，中國傳統文化中體現的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僅指人類對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還在于對自然規律的遵守與對自然狀態的順應。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自然”與中國古代哲學中“天”的觀念具內在邏輯聯系。在中國古代，天意是超越任何法度之上的最高道德范疇，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而“天”又與“人”相通、相合，正所謂“天人合一”。所以，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價值觀強調的自然，不僅指客觀自然界本身，還包括“天地萬物”運動的必然規律，是與“天地之道”相互聯系的客觀法則。中國古代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說人類社會的發展歸根結底要遵循天地運行的自然法則，并把對事物自身規律的把握程度作為衡量社會發展是否合理的標準。西漢董仲舒還提出“為仁者自然為美”觀點，把仁愛視為美的自然呈現。基于對“道法自然”價值體系的尊崇，魏晉時期的思想家也提倡“崇尚自然”的哲學觀念，珍重生命的個性價值。明代思想家李贄掙脫傳統觀念的桎梏，提出“以自然之為美”的觀點，強調藝術創作要“發于情性，由乎自然”，使“性格清徹者音調自然宣暢，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疏緩，曠達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絕”。他的美學主張對明清美學和明清小說創作的發展產生積極而深刻的影響，同時也是中國文化核心價值觀的延展與演變。

由此可見，崇尚和順、自然之美，注重文藝作品表現的和諧、兼容、相濟、自然而然，無疑是中國古典美學的重要思想，也是文化價值觀在審美領域的集中體現。中國古代的藝術美學蔑視雕琢、造做、堆砌的藝術，崇尚自然、流暢、完美的藝術。“自然”是藝術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崇尚自然既是中國古典美學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國文化核心價值觀的根本。

所以，在中國經典文獻中，“自然”指的是天地萬物自在的生命狀態和變化規律，是與“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對應的一種事物的客觀屬性。所以，我們在追溯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價值觀時，應特別注意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僅是人類對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還在于對自然規律的順應。“自然之道”是順應客觀規律的自然宇宙觀和文化價值觀。

從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到崇尚自然，中國傳統文化的自然觀在不斷傳承、通變、更新過程中日臻完善，體現出順應事物自身規律和歷史必然趨勢的價值觀念。可見，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薈萃了歷代朝野的精神與智慧，又在歷史發展中不斷吐故納新，其精湛部分代代傳承，從而獲得了恒久性與普適性的文化價值，成為新世紀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寶貴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