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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后果范文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政策；政策分析；價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國次貸危機、歐盟貨幣的影響的，全球經濟的基本層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世界經濟陷入到了明顯的衰退之中。在近兩年，一些國家（包括我國）逐漸走出了危機的陰影，經濟增長的需求呈現出上升的趨勢[1]。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變壓力為動力，充分使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使之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在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梢?，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面前，不同國家和地區都出臺了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加以應對。對我國來說，身處后危機時代，因為資本項目管制和金融體系的結構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響。但是，在宏觀經濟學層面，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文章以此為視角，對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分析，闡述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理論依據，給出了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旨在通過本文的工作，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可供借鑒的管理信息。

一、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

（一）財政政策的理論依據。（1）對政府購買性支出來說，指的是政府借助國家資金購買商品或者勞務的支出。在財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購買支出，國民收入會出現成倍的增長。在本次經濟危機中，我國政府通過增加投資，不斷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在拉動內需的同時，使相關行業與產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2）轉移性支出也叫做轉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場上完成購買行為，而是將財政資金轉移至社會保障與財政補貼方面，而對那些接受轉移資金的社會組織和個人要經過市場購買商品或者勞務；（3）通過稅收對總供求進行調節。從財政學的角度將，國家適當的減少稅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國民收入，提高社會整體福利。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政府為了減輕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壓力，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減稅，能夠使一些企業獲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業已經虧損的企業實現再次盈利，能夠維持現有的生產，在購買原材料、銷售產品等環境能夠保持一定的競爭力[2]。這樣一來，不但能夠活躍市場，還能都增加就業崗位，減少失業率，促使經濟的增長。

（二）貨幣政策的理論依據。（1）為了對經濟危機做出有效的回應，通常要通過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優惠。這是中央銀行以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為基礎，以國家重點發展的經濟部門或產業為依據，對其采取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夠促進相關產業或部門的發展和壯大，促進就業；（2）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常用的貨幣工具，其具體操作為，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的規模約束，通過擴大信貸規模，在某種程度上，保證金融體系流動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撐，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要更具新問題、新情況對政策作出及時、充分的調整；（3）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存款準備金政策是最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業銀行交存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提高社會貨幣供應量，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流動資金。尤其當經濟進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貼現率的方法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以此刺激消費，增加財政收入。

二、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分析――兼對產業和區域經濟的討論

（一）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經過了多年的發展，我國“四大板塊”的區域發展格局已經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這幾個板塊在重要性方面沒有顯著區分，但是，在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影響下，一些地區（板塊）的發展已經落后了，與發達地區相比存在顯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內蒙古在西部大開發的過程中，劃給了西部地區，在經濟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龍江省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國家再一次的重點關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屬于糧食主產省區，在農業、交通區位和自然資源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國家在宏觀調控的過程中，為了進一步的使這些區域得到均衡的發展，已經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條件，在加強相互協調與配合的過程中，相關的規劃引導與政策扶持相繼出臺，對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形成合理的區域發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動作用。

（二）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后時代”，但是，因為政策不合理，和進口設備的減免稅等，一些本國產業處在了競爭劣勢地位。此外，內資和外資企業在稅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況，知識一些產業內的企業市值被嚴重拉低，最終成為其他企業的并購對象，演變成為組裝廠和裝配線，產業的“空心化”情況較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調整與完善相關產業政策，借助多種手段支持國內產業的發展和進步。同時，要不斷加強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力度，開發對經濟增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產業和企業，使其能夠從加工裝配向自主研發轉變和延伸，在強化傳統產業與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的同時，最大限度的提升產業的水平。此外，還應該出臺相關政策，支持產業的自主創新，使產業內的企業能夠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

三、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

（一）對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當前，由于后危機時代各種利益集團組成的利益結構十分敏感，因此，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應該指向市場，并使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結合在一起。這樣一來，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能夠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出來。這是因為，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經使我國遭受了一定的沖擊，同時也暴露了我國目前國貨幣金融體系的缺陷。從這個角度講，應該有效解決國內貨幣政策目標和各國對美元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和你沖突。即使在后危機時代，也能夠通過改革與完善貨幣體系，構建一個可以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的態勢。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顯市場經濟道德。為有效應對經濟危機的影響，在后危機時代能夠在宏觀經濟方面獲得更大的進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顯市場經濟道德。具體操作為，通過擴大內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經濟增長對供給貿易的依賴；借助危機中的機遇，不斷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升級和轉型，以此加速產品與設備的更新速度；同時，要調整出口結構和方面，在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還應該積極尋求更多的經濟合作伙伴，通過合作和聯盟獲取更多的市場份額。

（三）以實體經濟為基礎，進行金融創新。金融衍生產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規避金融風險，可在后危機時代，一些企業將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投機工具，認為的把衍生產品復雜化，這樣一來，金融衍生品的風險被空前的提高，市場規模也已經超越了實體經濟的規模和限制，一旦危機再次爆發，將會使實體經濟再湊受到沖擊。為此，需要以實體經濟為基礎，進行金融創新，通過有效的方法，積極應對市場上的潛在風險，否則，金融監管的金融創新將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四、結束語

在經濟危機之后，往往會進入到一定區間的后危機時代，依照馬克思的經濟危機周期性理論，這一時期指的是蕭條階段已經結束，復蘇階段尚未開始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企業要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無論是國家還是地方層面，都要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調整，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文件的貨幣政策的同時，通過調整宏觀調控的方向與內容，不斷擴大內需，實現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文章以此為視角，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結論，希望這些結論能夠指導實踐。

參考文獻：

第2篇：宏觀經濟后果范文

相對于以亞當·斯密作為奠基人的古典經濟學體系，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歸功于經濟學思想史過程中的兩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紀70年代史稱“邊際革命”的經濟學價值理論革命；其二是20世紀30年代表現為“凱恩斯革命”的經濟學分析的方法論革命。這兩次重要經濟學思想革命的邏輯結果，使現代經濟學范式較之古典經濟學范式具有更加寬闊的思想發展空間。譬如說，現代經濟學的價值(效用價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從而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對象可以被視為精神過程與物質過程相統一的“行為學”過程。而凱恩斯明確地使用三大心理學因素，來解釋經濟過程的有效需求相對于供給機制的獨立性，則是對“邊際革命”之后的一條經濟學思想路線的繼承和發展。在本文中，我們把同這樣一條思想路線相聯系，并且對現代經濟分析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經濟學思想元素，稱作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

由于近兩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顯性張揚，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已經對近30年來居經濟學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義”構成了嚴峻的理論挑戰。本文依據經濟學思想演變的理論和歷史邏輯，對現代經濟學思想的這種前沿發展作出分析判斷，認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將在主流經濟學體系中“復興”。

二、現代經濟學中的“凱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確定性與無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確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納特(f.h．knight)提出。凱恩斯(j．m．keynes)的貢獻是將這個概念同經濟行為主體的決策行為及其實際后果聯系起來。凱恩斯認為，人們對于未來的種種不同看法足以影響目前的情況，經濟過程的現狀是完全被動的、確定的，是由經濟體系中的不同的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的不同看法所決定的，也就是說，經濟體系的現狀是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看法的函數，人們對于未來的預期是主動的，是自變量，而經濟體系目前的狀況則是因變量。由于未來是不可確知的，因此，所有經濟行為主體的主動的“決策過程”都是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完成的。這意味著經濟體系的現狀始終是同“事前”的預期相出入的。

凱恩斯的“不確定性”概念中包含著“無知”(ignorance)的內涵。他從來就不相信“不確定性”能夠從經濟體系或經濟活動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類最終能找出一種方法來完全預期未來；相反，他確信，“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永遠是經濟體系和經濟活動的一個內在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們假定經濟行為主體是完全理性的，他們的經濟決策的現實結果也總是會同經濟決策的預期目標相出入，所以，實際經濟過程總是經濟行為不斷進行調整的過程，也是經濟的調整成本持續發生的過程。凱恩斯指出；“人們總是被無數主觀和客觀的偶然性包圍著、支配著，不得不持續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預期和決策以適應變化了的情況和條件，但這仍然不能保證新擬定的計劃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設”不成立

現代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對于經濟學分析(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有一項演繹屬性的邏輯貢獻，這就是將人類的精神活動過程通過包含精神元素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行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動及其支配下的經濟行為貫穿全部經濟學分析，因此經濟學家們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的基本狀態的理論假定，實際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學分析的思想路線。

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狀態的一項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類精神活動過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設，這個假設給經濟學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兩點：其一，數學方法作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可以作為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著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機制并不構成實質性影響，因為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過程不可能構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沖擊”。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設”，由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學體系的人類精神活動特質就被抹平了，經濟學分析的全部邏輯都可以被還原到古典經濟學的認識。這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條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路線。

同由“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構成的客觀方面的“不確定性”相對應，人類經濟行為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和波動性構成實際經濟過程中的起源于主觀方面的“不確定性”，凱恩斯關于這一認識所提出的經典概念是人類經濟行為中的所謂“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這種精神是同人類經濟行為“完全理性假設”水火不容的。人類經濟行為中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波動性和自主性，是凱恩斯經濟學解釋實際經濟過程缺乏穩定性的主要理論依據。凱恩斯本人關于總有效需求規模的自主性決定因素的概括，就歸結為三大外生心理學因素；邊際消費傾向、投資的邊際效率和流動性偏好。事實上，從凱恩斯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經濟學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獨立性和外生性，是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分析具備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概念的邏輯依據。因此，在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理論認識中，心理狀態或精神狀態的起伏變動就會導致實際經濟過程起伏變動，正如庇古(a．c．pigou)在“凱恩斯革命”之后所認識到的那樣；“物體擺動的周期在磨擦的影響下趨于縮小；但我們并不能由此而推論，心理擺動的周期亦將如此，”

元素三：非瓦爾拉市場均衡分析的方法論

劍橋學派的馬歇爾承接“邊際革命”之后的新價值理論，啟動市場價值決定的“雙刃說”，主張幣場需求和市場供給是兩股相互獨立的市場力量?！皠P恩斯革命”在這個方面繼承了劍橋學派的傳統，將市場需求和市場供給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觀個體層次提升到宏觀總體層次，并以三大心理學因素解釋了市場需求之所以獨立于市場供給的邏輯原因，從而使得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同古典經濟學的“薩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現形式“瓦爾拉定理”劃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設”抹平了經濟行為主體的精神活動的復雜性和獨立性，古典經濟學范式的“薩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滲透到現代經濟學分析之中。這就是所謂的“瓦爾拉一般均衡”及其現代數理表達方式“阿羅—德布羅均衡”(k．arrow & g.debreu)。這一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反映的是需求數量與供給數量派生于一個經濟體的總生產函數的“恒等”的關系，而非市場需求獨立于市場供給所產生的兩股力量交互作用而達至的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數學形式反映數量相等的邏輯關系，但“數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邏輯內涵之一，是事后的結果；“方向相反”才是構成“均衡”事前的原因。這是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同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的基本區別之一。

作為以上“凱恩斯元素”合理的經濟學結論，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認為：現實經濟行為及其宏觀表現是內在地不穩定的，經濟過程出現“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具體表現為工資和價格剛性以及調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國家經濟管理作為市場經濟過程的穩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凱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夠從經濟學范式轉換的高度來歸納和理解上述凱恩斯元素，凱恩斯經濟學同古典經濟學之間的“范式區隔”就為后人所忽視。凱恩斯在《就業通論》中關于“名義工資和價格剛性”的假定就被理解為一個權宜性的假設，而不是有著深厚思想基礎的見解。于是，伴隨著凱恩斯之后的標準宏觀經濟學體系的發生，現代經濟學范式之中的凱恩斯元素就開始流失，主流經濟學家對于凱恩斯經濟學的誤解和誤用開始泛濫。

(一)“新古典綜合”與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之爭”

第3篇：宏觀經濟后果范文

基于舊模式得出的假設,啊怕是權威性的假設,它的合理性也會受到批判,因為宏觀經濟行為的合理性和后果存在系統性偏差,而這需要進行細致的研究。

人們還在討論究竟是金融家糟糕的風險管理還是監管機構的失職造成了20世紀初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實際上兩者都可以歸結為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但經濟學界也要為此負責。因為經濟學界認為市場能夠進行自我調節,這相當于是給監管機構的定心丸,讓大家認為這種模式既高效又能自我修正,何況市場有效性假說一直存在?，F在不僅是經濟混亂,而且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模式也是混亂的。

非經濟學專業的人士很難理解主流宏觀經濟模型。許多人以為,需求必定會等于供給――這意味著不可能出現失業的情況。許多人使用“代表性個人模型”――假定所有個人都是一樣的,這意味著不可能存在有意義的金融市場。作為現代經濟學基石的信息不對稱假說也無處立足。這種假設與人們所青睞的完全理性假說是矛盾的。

通常壞模式會導致壞政策的出臺,舉個例子來說,中央銀行太注重因通貨膨脹而造成小型經濟效率低下的問題,卻遠遠忽視因為金融市場混亂和資產價格泡沫引起的大規模經濟效率低下的現狀?？傊?他們所相信的經濟模式認為金融市場總是高效的。顯然,目前“標準的宏觀經濟模式”并沒有納入適當的銀行分析。銀行也沒有做好風險管理方面的工作,包括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也公開表示對銀行表現出的風險控制能力感到驚訝。但事實上,格林斯潘的驚訝才真正讓人們感到的吃驚,因為只要粗略地看看銀行和管理層不恰當的優惠政策,就能夠預見對經濟的短視行為所承擔的風險已經過度,也很容易就能預見背后的危機。

應當根據預測能力給標準模型評級――尤其是它們在緊要形勢下的預測能力。提高正常時期預測的準確性――預測下一年的經濟增長率是多少,遠沒有了解重大衰退的風險那么重要。

在這方面,宏觀經濟模型敗得很慘。到目前為止,基于這些模型的預測完全削弱了政策制定者的可信度。它們未能預見到危機的來臨,他們稱泡沫破裂后的影響是有限的,而且遠沒有認識到其后果會有現實發生得那么持久和嚴重。

雖然現在的經濟模式不盡如人意,但令人欣喜的是,當經濟界的主流理論還在集中探討錯誤模式時,有很多研究者開始嘗試用新的辦法和途徑來解決舊模式無法解決的矛盾。除了少數幾家銀行外,多數銀行很少關注系統性風險和信貸相互聯系所構成的風險。在危機發生的前幾年,有少數經濟研究者已經開始關注這些因素,他們還研究包括企業破產風潮發生的可能性,而這在經濟危機中是非常有必要的。

商戶、企業和銀行等經濟機構間復雜的關系需要細致地勾勒才會清晰,而在個體都被假設是相同的模式中,這些關系是無法研究清楚的。在舊模式得出的假設,哪怕是權威性的假設,它的合理性也會受到批評,因為宏觀經濟行為的合理性和后果存在系統性偏差,而這就需要進行細致的研究。

第4篇：宏觀經濟后果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最新趨勢；分析

宏觀經濟在人們的印象中已經不再是陌生的概念，它和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緊密相連、息息相關，了解并掌握我國宏觀經濟最新趨勢很有必要，如此一來才可以進行合理判斷分析，從中找到方法和策略將有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調控和解決，避免造成不利后果?；诖?，文章主要就是對我國宏觀經濟最新趨勢進行適當的分析。

一、宏觀經濟的基本概念

宏觀經濟是指總量經濟活動，也就是國民經濟的總體活動，與微觀經濟相對。意思是指整個國民經濟亦或是國民經濟總體以及經濟活動和運行狀態。宏觀經濟有著自身特質，其主要目標是高水平的以及快速增長的產出率、低失業率和穩定的價格水平。

二、我國宏觀經濟最新趨勢分析

我國目前宏觀經濟最明顯的一個問題是經濟增長速度呈現一種下滑的趨勢，究其原因，既有客觀的一面又有我國經濟成長階段性的一面。就現在而言，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步入到了高收入的階段，這一階段的經濟增長速度一般有下降的趨勢，這是可以理解的。就我國國民總體經濟來說的話，在2013年的時候我國國家生產總值達到了56.88萬億元，跟改革開放初期比較起來已經翻了25倍左右，從改革開放到2013年這35年的時間我國經濟平均增長速度為9.8%，我國經濟在1998年完成了從低收入貧窮國家轉變成為了中下等收入國家，在2010年完成了從中下等收入國家轉變成為了中上等收入國家，這很讓人感到自信。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把十年當做一個階段，最近的這十年將下降了2個百分點，其意思就是，在2000年至2010年這十年的時間里面，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平均下來大概在10.4%，而2010年以后的十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要下降2個百分點左右，也就是說平均增長速度在8.4%左右，這是階段性演變過程的一個顯著特點和正常發展趨勢。

我國總體的宏觀經濟趨勢就是這樣的，但是就短時間的經濟增長趨勢而言，尤其是宏觀經濟的最新趨勢而言，其形勢并不是很樂觀，甚至出現了一些讓人擔驚受怕的變化，下面主要來分析我國宏觀經濟最新趨勢讓人擔憂的主要原因：

1.投資需求的增長速度沒有上升的跡象。在2014年第一季度的時候，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維持在17.3%左右，雖然這一數字跟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固定資產的平均增長速度20.4%比起來有所下降，下降了3.1%左右，但是這一數字跟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比較起來的話其實并不算低了。只是最需要弄清楚的是是在投資，究其原因，在投資這一方面，主要的問題在于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國有大型企業并沒有強烈的投資動力，這樣一來也就沒有了足夠的市場力量。企業投資動力不足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是企業沒有足夠的自主研發以及創新能力，并不是出在融資渠道這一問題上，在這種條件下進行投資就很有可能導致重復建設這一嚴重后果，如此一來就會造成產能過剩的不利現象。從當前來看，我國產能過剩問題極其嚴重，業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的工業消費品產能過剩進入到了現在的工業投資品產能過剩的階段。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國的規劃和投資管理體制。就中小型規模的民營企業而言，因為我國投資市場化以及金融要素市場化的水平普遍不高，與此同時國有銀行又很難為這些企業提供公平的、人性化的、及時有效的金融融資服務，所以民營企業在融資的時候，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借助非正規融資的民間借貸這一手段，這樣一來就會讓融資的成本提高不少，當融資成本過高的時候，企業的正常生產需求就會被阻斷。這就可以看出來，在投資領域，市場力量想要發揮其作用是非常困難的，現在，政府在投資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從統計數據中就可以看出來，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民間投資的比例為2/3，政府投資的比例為1/3。當國家對政府投資過度依賴的時候，就會出現一個不可持續性的問題。第一、在地方政府投資這一方面，現在最主要的平臺主要還是依靠融資，把土地專項作為擔保，因為審計的地方融資平臺關鍵是要有會計憑證的，但是大部分的地讓融資平臺并沒有，所以，實際的地方融資債務風險跟審計結果比起來還要大一些。第二、在中央政府投資這一方面，雖然中央能夠通過融資平臺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來進行投資，但是這樣一來會把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從而導致通貨膨脹，通貨膨脹表面來說是一種貨幣現象，但實質上是一種稅。因為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都在不同程度地面臨較大約束，所以自2010年10月份開始，政府就從財政政策以及貨幣政策中選擇了退出，只是政府退出的前提是要有市場力量以及企業跟進。從這些方面的分析不難看出，企業并沒有足夠的市場信心，也沒有旺盛的投資增長動力，這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政府退出以后，從2011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這一段時間，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迅速下降，還是呈直線的形式。這就讓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此來遏制經濟衰退的這一趨勢。從總體方面來說，當前我國投資需求的速度在下降，但是絕對速度和其他國家比較起來并不是很低，主要問題是政府主導著背后的投資主體，很難得到持續穩定發展。另外，政府投資并沒有受到市場的檢驗以及競爭的洗禮，所以政府認為切實可行的在市場上就不一定行得通，這就非常容易造成過剩產能的現象，也會導致投資的需求難以持續。

2.消費需求低迷且國民收入分配懸殊較大。社會并沒有針對消費需求做出直接的統計指標，但是可以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找到答案。因為國家在2013年出臺了八項規定，所以公款消費會受到一定的影響，只是兩者關系并不是很大。當前消費需求低迷的主要原因還是在于國民收入懸殊較大、資源分配非常不合理，這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這一問題是很難在短時間內解決的。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尚且存在一些扭曲，從宏觀方面而言，它主要是表現在居民收入增長跟政府收入增長比較起來要慢很多。宏觀上，國民收入主要分成政府收入、企業收入以及個人收入等這三個部分。政府收入主要體現在稅收上，企業收入則是體現在資本運作的盈利上，而個人收入主要就是體現在工資上面。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維持在18%以上，而增速最慢的居民收入跟國家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比起來要低30%左右。因為政府以及企業的收入主要是用來做公共投資以及企業再生產，居民收入主要是用來消費可增長平緩，所以消費與經濟發展之間并不是很協調?，F如今，我國的經濟增長中，有70%是通過投資來帶動的，剩下的才是通過消費來推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之所以出現扭曲現象，主要就是因為宏觀分配結構不盡合理，然而調整宏觀分配結構又極其困難。就企業而言，要想讓我國經濟重現活力，我國不應該給企業加稅而是應該適當減稅。從政府這個角度來說，要是政府的職能不作出轉變，相關機制不作出改革，只是把政府財政收入增長速度以及比重做出簡單調整是不能夠解決根本問題的，反倒可能引發政府危機，所以，政府應該積極承擔自己要做的事情。由此可見，當調整宏觀分配結構充滿很大困難的時候，消費需求就會出現低迷的現象。

3.出口難以為經濟增長起到大的作用。自從2012年以后，凈出口已經沒有為我國經濟增長帶來實際貢獻率，甚至是負貢獻率。拿2012年來說，那一年我國的國家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為7.7%，這其中，投資需求的貢獻率是50.4%，而消費需求的貢獻率為51.8%，也就是說2012年我國經濟增長中102.2%是因為內部需要而推動的，出口在2012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2%.在2014年第一季度的時候，這一情況更加不利，出口量以及進口量都出現衰退跡象，在這種條件形式下，經濟增長更多的是靠內需，只是從當前來看，投資消費的增長速度跟以往的年份比起來明顯放慢了步伐，并且在很短的時間是不容易把這一局面從根本上扭轉過來的，這就是宏觀經濟目前最為明顯突出的矛盾。

三、結語

通過對我國宏觀經濟最新趨勢的分析，我國經濟情況就能讓人有更加清晰明確的認識，當發現問題的時候就能及時調整并對癥下藥，從而讓我國經濟能夠更加穩定也更加良好，讓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參考文獻：

[1]劉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偉大實踐的基礎上樹立中國經濟理論的自信[J].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3（1）：37-45.

第5篇：宏觀經濟后果范文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這次利率調整是在宏觀調控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也是宏觀調控的主要組成部分。他還說，盡管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復雜，各界人士意見不一，但在這次宏觀調控過程中，國務院一直都非常強調要發揮好利率政策的杠桿作用。對于利率調整的決策依據，周小川表示，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都并非央行進行貨幣政策調整的主要參考因素。此外存款下降、資金體外循環的因素也并非利率調整的決定性因素。至于外匯流入增加帶來的人民幣占款問題，周小川認為，仍在中國經濟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周小川總結稱，判斷采取什么樣的貨幣政策，主要還是要看整個宏觀經濟的走勢，包括看CPI和PPI這樣的指標。另外，央行比較關注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對于此次利率調整的影響，周小川表示，這次利率調整剛發生半個月，政策效果有待于進一步觀察和研究。同時，央行要積極推動各類金融機構對這次利率調整政策的消化，尤其是加快推進微觀機制改革。

郎咸平：人民幣升值的口子絕不能開

“人民幣一旦升值一次，就極可能升值兩次，后果將是極具破壞性的。這個口子不能開，否則會越撕越大?！崩上唐浇毡硎?。曾在世界銀行擔任公司治理顧問的郎咸平對國際“熱錢”對人民幣的狙擊憂心忡忡。郎咸平是強烈警惕國際“熱錢”的華人學者。國際“熱錢”對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套利機會覬覦已久。2003年6月，郎咸平就曾指出，為炒作人民幣而流入中國的“熱錢”高達500億至600億元，這批“熱錢”主要來自美國和日本。美國和日本是去年要求人民幣升值呼聲最高的兩個國家。此次“熱錢”卷土重來，郎咸平甚至建議人民幣應先貶值2％一段時間，再恢復現有匯率，以此逼退“熱錢”。

唐雙寧：宏觀調控不宜再出臺新總量控制政策

銀監會副主席唐雙寧評點宏觀調控，指出目前的宏觀調控，一要鞏固已取得的宏觀調控成果，不宜出臺新的總量控制的政策。同時，密切關注國民經濟發展走勢，增強宏觀調控的預見性、前瞻性，保持靈活性、務實性，提高商業銀行自主審貸、自擔風險能力，加大信貸結構調整力度，為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創造積極的貨幣信貸環境。二要大力調整產業結構，支持國民經濟薄弱環節的發展。三要在信貸投放上做好區別對待，分類指導工作。他認為當前的宏觀調控主要具有以下的特點，見事早，方式新，針對性強，震動小，見效快，影響深。四要充分認識到宏觀調控成果還是初步的、階段性的，基礎還不夠穩固，要保持警惕，防止反彈，特別是采取得力措施防止投資領域盲目的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五要拓寬融資渠道，積極支持資本市場的發展，擴大直接融資比重。六要注意防范宏觀調控中由于項目停建、緩建所帶來的新的銀行風險，嚴防新的不良貸款。

第6篇：宏觀經濟后果范文

關鍵詞：金融開放； 宏觀經濟 ；穩定協調

金融開放，雖然大多學者從國際資本流動與金融服務角度來進行不同的定義，但以姜波克論述最具有代表性。他認為，金融開放可從靜態與動態兩方面來看。從靜態方面來，金融開放是指一個國家或者地區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從動態方面來看，金融開放則是指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由原先的金融閉鎖的狀態向金融開放狀態的轉變過程。

金融一體化的開放對國家宏觀經濟帶來了很多影響，本文就從三個方面來研究金融開放環境下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一 影響國家甚至地區金融危機的產生

在過去，學術理論界認為金融開放對國家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并不很明確。因為他們認為金融開放一方面能給國家或地區提供利用國際資本的機會，能夠幫助那些資本貧乏的國家實現生產基礎的多元化； 另一方面， 金融開放程度的提升也能讓處于比較優勢的生產專業化程度能上升，對國家經濟發展有利。特別是東亞地區在上世紀80 年代經濟的騰飛，更讓理論界對金融開放持樂觀的態度。

但伴隨著東亞國家加快金融開放的步伐，對金融市場的規制也不斷放松，資本賬戶的自由化進程也日益加快，這些也吸引了西方先進工業化國家的大量過剩資本涌入。這些外資的大量涌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東亞地區國內建設資金存在的不足，增強了融資能力，從而形成了良性循環，推動經濟發展和造就經濟的繁榮與“東亞奇跡”。然而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世界所爆發一系列貨幣與金融危機，尤其是在1997 年發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 讓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在2008 年發端于美國的金融次貸危機，沖擊了世界上許許多多國家，包括經濟發達的國家經濟。這讓很多流入的外資紛紛撤回本國來救市，導致許多國家的股市暴跌和企業破產，失業率上升。

這些事實讓學者們對金融開放的后果產生了質疑。當今學術界普遍研究總結，國家在金融開放的條件下容易產生著經濟波動，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許多外來的國際資本有著親周期流動的特點，正當經濟低迷時，往往會傾向集中撤離。在這時如果國內沒有形成良好的融資渠道，就無法能給企業提供上有效及時的資金補給，容易導致企業生產產生癱瘓，經濟陷入蕭條狀況中。

  二、效率與風險是金融開放下宏觀經濟特點

  效率與風險是學術界根據金融開放后國際金融危機所總結出來的特點。特別在我國加入WTO之后，外資金融機構的涌入，我國金融機構也要出到國外的金融市場，今后對外借款與投資必然會成為我國宏觀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當向政府機構或者外國政府貸款時，由于貸款都是沒有擔保，國家風險就會成為最明顯的。一般來說國家風險的表現形式就是“轉移風險”，也就是借款人的債務都不是以本幣計值，不管這些借款人財務狀況如何，都可能無法得到外幣來用以償還著借款。特別是我國的絕大多數金融機構都以往都處在封閉的金融市場上活動，所以對國際金融市場上的風險并不是很熟悉，所以在金融開放后更應該對此進行格外地關注。在加上由于市場價的變動，無論在銀行的表內與表外頭寸上都會面臨著遭受巨大損失的風險。所以市場風險一個具體的內容就是外匯的風險。在國際金融匯率劇烈波動時，外匯業務中內在的風險，特別是外匯上的風險也會增大。在加入WTO金融市場對外開放之后，金融匯率的市場化進程也會進一步加快，匯率的波動也會更加頻繁，與此同時，銀行的外匯業務也日益增多，我國的各類金融機構對外匯業務并不熟悉，因此，這類金融風險會逐漸增加，這一些都讓效率與風險是國家宏觀經濟的特點。

  三 保持穩定與協調是宏觀經濟的特點

  由此看來，金融開放對于宏觀經濟來說是一把雙刃劍。金融開放可以克服傳統計劃經濟下的弱點，廣泛的融資能為企業的經營活動提供資金支持，還能為國家的宏觀經濟發展提供刺激，從而推動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但如果條件不能完全具備來強行實行金融開放，就會有著巨大的風險。

  為此，我國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應該把金融開放隱含的，不得不承受以及會發生的金融經濟危機考慮進去，在政策與制度來進行完善。實質上，金融穩定與金融開放、金融危機和體制外的協調等方面存在著必然聯系。所以，我國在推進市場經濟體制中，強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開放的同時，更應改去著重強調金融開放的漸進性與次序。

  要做到金融開放的漸進性與次序，關鍵的實質就在于經濟上國內與國外協調一致。著名學者麥金農也曾經指出，國家為實現非通貨膨脹上的金融均衡，財政和貨幣，以及與外匯政策上的排列順序是至關重要。政府不僅，而且也不應該去采取全部完全的自由化措施；相反，經濟金融上的自由化應有一個最佳合理的順序。

因此，根據麥金農的論述，一個經濟上中央集權化的國家經濟過渡到一個金融開放的國家，應該做到國內與國外的協調，在財政上做到金融開放下的平衡，這樣才能防止入不敷出以及游動資金的出逃。同時在財政收支方面重建公共財政。一方面要實行“權力來制約權力”的改革。用相應的權力甚至更大的權力，來實現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同時要推進以利益，尤其是物質方面足額的利益來激勵與推進政府職能的利益與調整。這樣，才能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與協調。

參考文獻

[1]2005年中國金融年鑒。北京：中國金融年鑒編輯部.

[2]羅納德，麥金農．經濟市場化的次序——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金融控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第7篇：宏觀經濟后果范文

正如姜國華、饒品貴（2011）所指出的，宏觀經濟環境通過影響企業行為及其產出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產出，形成“宏觀經濟環境—微觀企業行為—宏觀經濟產出”的作用機制框架?，F有相關研究多從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融資行為決策的視角展開，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Korajczyk，Levy，2003）。其中，宏觀經濟政策對融資行為的影響方面，根據經濟學理論，企業所處宏觀經濟環境的優劣會影響企業信貸違約的概率，從而影響企業的融資行為。如Wanzenried（2006）考察了制度環境、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的影響。研究發現，金融體制、法制環境、通貨膨脹水平以及宏觀經濟周期顯著影響企業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Cook，Tang（2010）研究了宏觀經濟因素對企業資本結構動態調整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當宏觀經濟下行時，企業會加快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黃輝（2009）基于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考察了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資本結構調整的影響。研究發現，我國各地區的法制水平、股市發展水平均能顯著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現階段，我國資本市場尚待完善，企業通過資本市場獲得直接融資較為困難，通過銀行信貸間接地獲得融資成為眾多企業融資的重要方式，而宏觀經濟環境對此會產生重要的調節作用。江龍等（2013）發現融資約束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呈順周期性變化，非融資約束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呈逆周期性變化，說明外部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的融資決策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另外，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形式，對企業融資行為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葉康濤、祝繼高（2009）發現銀根緊縮期間，企業通過信貸融資方式獲得貸款的數額大幅下降，并且國家在分配信貸資源時往往傾向于滿足國有企業的融資需求，特別是在貨幣政策緊縮時，這種政策性信貸歧視行為更為明顯。類似地，陸正飛等（2009）發現貨幣政策緊縮時期，民營企業遭受了較為嚴重的“信貸歧視”，當民營企業遭受“錢荒”之時，企業的價值亦會受到較大損害。上述研究均驗證了外部宏觀經濟環境及其變動會對企業融資行為產生重要影響，而國家經濟政策對不同產權性質企業的“差別化對待”使得民營企業在面臨不利的外部宏觀經濟環境時的融資約束更為嚴重，使其跛足前行。

外部宏觀環境在影響企業融資行為的同時，亦會對其投資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如Chiou，etal.（2006）發現在經濟繁榮時企業營運資本需求高，企業會將更多資金投入營運。與此同時，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市場利率的變化改變了企業資本成本，從而在影響融資決策的同時，亦會對投資行為產生影響（Mojon，2002）。如當預期貸款利率下降時，企業的投資成本將會降低，從而投資效率提高；當預期貸款利率提高時，企業會相應地降低投資水平。相異于利率傳導機制，信貸傳導機制主要通過影響企業的信貸供給從而間接影響其投資水平（Bernanke，Gertler，1989），特別是在我國現階段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金融體制下，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減少）會顯著提高（降低）企業獲得信貸融資的概率和數量，從而影響企業投資行為。如靳慶魯等（2012）發現寬松的貨幣政策緩解了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但對投資效率的影響則表現為非線性。由以上理論分析可以看出，融資約束是擺在我國民營企業發展道路上無法逾越的障礙。為了企業的長遠發展以及緩解融資約束所帶來的不利沖擊，企業采取各種方式，拓寬融資渠道，最大可能獲取發展所需資金。其中，通過持股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股權或者委任具有金融機構從業背景的高管作為公司高管等方式便成為眾多企業緩解資金饑渴的重要手段（鄧建平、曾勇，2011；杜穎潔、杜興強，2013）。如鄧建平、曾勇（2011）發現金融關聯能夠有效緩解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并且在區分金融市場化程度之后，研究發現金融關聯對于民營融資約束緩解作用在金融市場化較低的地區體現得更為明顯。杜穎潔、杜興強（2013）從銀企關聯與貸款融資視角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然而，現有相關銀企關聯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以“關系”為契機點探討企業通過聘任具有金融從業背景的高管擔任其高管（如董事等）的經濟后果，卻鮮有從更為直接的方式，即持有金融機構股權的視角去探討產融結合的動機與經濟后果。為了更好地抓住機遇和應對挑戰，我國政府借鑒西方跨國公司的經驗，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引導和規范企業尤其是國有大型企業實施產融結合，以期借助產融結合平臺整合企業資源，提升企業動態競爭能力，實現規?；⒓瘓F化、科學化的產業升級發展，而通過更為直接的方式，如通過參股金融機構或者設立財務公司等搭建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相互融合的平臺，成為企業拓寬融資渠道、滿足投資需求的重要手段?，F有研究也表明，持由銀行股份可以提升企業現金持有價值（陳棟、陳運森，2012），并且這種效果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更為明顯。特別是我國政府對企業持有銀行等金融股份的監管逐漸放寬，甚至出臺鼓勵大型中央企業或國有企業率先建立財務公司等政策性指引，促使企業為追求利潤和滿足資本的擴張需求，積極嘗試以持股或參股的方式投資金融業，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以及企業價值最大化。此外，除卻大型中央及國有企業響應政府產融結合戰略，一些優秀的民營企業也紛紛參與到產融結合的實踐中，諸多企業通過持有金融機構股份的形式應對當前或者未來經營過程中潛在的錢荒，為其多元化擴張奠定堅實基礎。那么，在宏觀經濟環境變化莫測、融資約束問題普遍存在的情況之下，產融結合平臺必然會對民營企業財務行為產生重要影響。本文以A民營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對此進行深入的分析。

二、案例設計與分析

本文選取A民營企業作為案例研究對象，并根據研究需要將樣本期間界定為2007-2012年，同時借鑒石曉軍等（2010）、陳武朝（2013a）有關我國經濟周期的劃分方法及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現狀，將2007年、2010-2011年定義為經濟擴張期，而將2008-2009年、2012年定義為經濟緊縮期。由于本文所選的案例企業在早些年前就開始了產融結合的實踐，因此，選擇產融結合實施幾年后的樣本對于研究產融結合實施效果提供了可能。

（一）案例概況1.A民營企業簡介A民營企業是一家以品牌服裝為主業，并涉足地產開發、金融投資領域的集團公司。在品牌發展過程中通過實施多元化發展戰略，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品牌運作策略，使品牌形象不斷深入人心。2.A民營企業多元化之路：地產投資&股權投資2007年，宏觀經濟環境良好，A企業加速發展，進行了大量的投資；2008年國內外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外部融資成本升高。面對金融危機，A企業大量削減投資，但仍購置了少量的土地使用權；2009年，企業的投資行為呈現出逆周期性的特點；2010年，我國宏觀經濟發展態勢良好，這也促進了A企業的投資，如在金融股權投資方面和地產投資方面，均有較快的增長；2011年，A企業繼續加大投資力度，其投資呈現出順周期的特征；2012年，企業投資項目放緩，原因是宏觀經濟處于下行通道，A企業全面收縮了各方面的投資。具體投資過程和事件描述如表1所示。3.A民營企業產融結合之路作為民營企業中踐行產融結合的先行者，A企業主要通過參股證券、銀行等金融機構為其多元化發展拓寬融資渠道，獲取金融機構的巨額壟斷利潤。投資AC證券公司：1999年，A企業出資3.2億元，成為AC證券公司的主發起人之一。但2006年開始，A企業開始減持AC證券公司股票。以股市行情大好的2007年為例，A企業通過減持AC證券公司股票，獲得投資收益27.54億元。參股ABD銀行：2006年，作為ABD銀行的主要發起人之一，A企業持有ABD銀行17,900萬股股份，持股比例為7.16%。截至2010年，企業合計持有ABD銀行24,950萬股股份，持股比例為8.65%。AC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出資1.8億元人民幣，共同發起成立AC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占18%。該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立志于通過不斷努力，實現資產管理、銀行、證券等業務的綜合經營，最終成為全國性的金融保險集團。BD投資公司：2008年12月，A企業聘請BD投資公司作為其投資顧問。雙方的投資協議內容顯示，BD投資對A企業的股權投資項目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以及交易性金融資產提供專業化投資分析，A企業支付相關咨詢費用。

（二）案例分析1.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投資的影響從以上案例來看，我們發現A企業的投融資行為受到宏觀經濟環境的重要影響。如2007年、2010年，A企業的投資支出受到有利的外部宏觀環境影響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而在2008-2009年以及2012年，受國內外經濟持續下滑的影響，國內消費需求不振，投資支出出現了大幅度的縮減，特別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企業的投融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表現為A企業投資額度的大幅減少（如圖1所示）。而本應在經濟擴張期的2011年卻由于國家房地產政策的趨緊，其投資支出大幅度減少。由此可見，微觀企業的投資行為確實受到宏觀經濟政策及環境的影響。與此同時，我們發現A企業投資行為受利率波動的影響較小，如在2007年以及2010-2011年，國家不斷提高貸款基準利率以抑制潛在的通貨膨脹，但是由于這段時間屬于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上行期，A企業并未因政府緊縮的貨幣政策而減少其投資，這說明面對潛在的融資約束，A企業能夠通過多種方式籌得資金以滿足其發展，這其中主要通過參股企業證券、銀行等獲取融資。2.進一步分析A民營企業產融結合的效果A企業多元化發展戰略使其對資金產生了極大的需求。為了滿足投資及償還債務的需求，企業除了通過發行融資融券、在集團內部母子公司及關聯企業之間提供擔保以及子公司及母公司相互占用資金等方式解決公司融資約束問題外，一個重要的融資渠道便是實施產融結合發展戰略以滿足多元化發展的資金需求。我們發現，A企業分別持有AC證券公司、ABD銀行、ABC銀行以及AC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機構的股份。特別是公司董事長也是ABD銀行的董事，這為通過直接持股甚至與銀行建立銀企關系的方式以解決融資約束問題提供了可能。通過閱讀A企業年報，我們發現企業主要通過參股金融機構獲取銀行授信、通過質押所持銀行股份以獲取融資以及在需要資金之時通過減持所持金融機構股份等方式來獲取發展所需資金。例如，在《2005年A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評級》報告中，有記載表明“截至2005年8月，企業獲得54億元銀行授信額度，未使用授信額度近20億元，能滿足企業未來發展的資金所需”。2010年，ABD銀行公開授信10億元與A企業共建合作平臺，支持A企業紡織服裝板塊產業升級和擴大經營。2010年，A企業以持有的ABC銀行股票137,836,045股作為質押，向ABE銀行借款7億元；2011年，公司以持有的ABC銀行股票179,140,000股及收益權作為質押，向ABE銀行借款7億元；2012年，公司以持有的ABD銀行股票19050萬股及收益權作為質押，向ABE銀行取得借款8億元。通過對比年報，我們發現，雖然在短期借款的信息披露中，A企業通過母公司或子公司或者關聯企業提供擔?；蛘哔|押、抵押土地使用權等來獲取銀行貸款，然而通過質押所持銀行股份所獲融資金額數量仍比其他方式獲得融資額數量要多許多，這從一個側面表明，與銀行建立關系能夠為企業融資起到較好的隱性擔保作用，對企業建立良好的聲譽從而更為便利地融資起到了積極作用。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通過與銀行等金融機構建立金融關聯，能夠緩解A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潛在融資約束，特別是在外部經濟環境較為不利的情況下，持有金融機構股權能夠起到減輕外部經濟環境沖擊的作用。既然產融結合能夠起到緩解融資約束的目的，那么其勢必會對公司的負債結構產生重要影響，進而會影響到公司債務期限結構的調整。從圖2中可以看出，雖然長期負債是眾多企業融資的最佳選擇，但只有國債和超級績優的公司才能獲得市場青睞，而以A企業經營狀況來看，若想獲得充足且持續不斷的長期債則是阻礙重重，因此，選擇高利率的流動負債成為公司的首選。進一步，如圖3所示，到為了滿足多元化發展需求，A企業的短期債呈現出較快的增長趨勢，但是陡然劇增的短期債務加劇了A企業的債務償還壓力，增加了企業的財務風險。這暴露出民營企業產融結合大光環背后的潛在弊端，即通過產融結合雖然能夠緩解融資約束，滿足公司多元化發展需求，但是如果僅僅將產融結合的平臺當作公司多元化發展“取款機”的話，并沒有使產融結合發揮其實質性的金融平臺作用，那么必然會為今后A企業資金鏈條斷裂及債務危機埋下伏筆。受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倘若銀行收緊信貸，那么企業的信貸融資能力便會下降，外部融資成本升高，財務費用增加，為將來的發展埋下隱患。民營企業建立產融結合平臺除了能夠緩解融資約束、滿足多元化發展需求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動機便是分享金融機構巨額的壟斷利潤。雖然A企業通過投資，諸如ABD銀行等獲得了巨額的利潤，如在2009-2010年，A企業金融投資業務分別實現凈利潤約16.25億元和12.45億元，但2011年以來，國內資本市場出現較大波動，A企業金融投資業遭遇阻礙，A企業參與了13家上市公司的增發，金融投資業務的凈利潤降至4.87億元，揭示出民營企業參股金融機構的重要動機便是分享被投資公司的利潤。然而由于缺乏相應的風險應對機制，在企業受到較大的外部不利沖擊時，往往會遭受巨額的投資損失，特別是像A企業一樣，由于先期品嘗到投資金融股所帶來的巨額收益，其逐漸偏離主業發展而盲目進軍金融業，雖然投資金融股一度使企業獲得巨額收益，但是外部宏觀經濟環境的波動，特別是資本市場的持續低迷，使A企業近年來不得不逐步減緩金融股權投資的步伐，重新回歸主業。

（三）進一步的分析面對宏觀經濟環境的波動以及企業自身發展戰略需求，許多企業不滿足于在一個領域發展，多元化經營戰略受到眾多企業的青睞。反觀A企業，在主業服裝業迅速發展的同時，開始向地產業和投資業擴軍。誠然，在外部宏觀經濟環境好的情況下，公司確可從房地產和金融股權投資中獲取巨額的收益，然而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A企業的房地產投資業受到嚴格的宏觀調控之際，其金融投資也經營慘淡，使得本來業績良好的服裝業也備受拖累，企業面臨著盈利能力、償債能力不斷下降的窘境，最終企業高管不得不放緩副業的擴張步伐，重新回歸主營業務。上述的案例凸顯出我國眾多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潛在矛盾性問題：是堅持單一主業發展還是多元化發展？顯然，A企業選擇的是后者。企業在通過多元化發展追逐高額回報的同時，也面臨著諸多經營風險及財務風險，這也對企業通過多元化發展實現績效提高的目標形成了阻礙。特別是受外部監管環境和政府經濟政策的約束，我國企業目前的融資方式仍以銀行貸款為主，企業若要實現多元化發展，那么源源不斷的資金供應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主要通過負債方式來滿足多元化發展的模式可能存在著諸多的風險，比如當國家貨幣政策趨緊時，企業的貸款成本便會提高，那么也就加大了企業還款難度。同時，如果企業存在著諸多以“短融長投”的方式來滿足投資需求的情況，勢必會增加風險，進而損害企業的價值。A企業在多元化發展的道路上，特別是在內部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方面，亦面臨著上述的問題。具體而言，公司眾多“地王”稱號的由來依靠的是巨額的貸款融資，其中包括通過與金融機構建立金融聯系所獲的諸如銀行授信等信貸資源以及通過質押母子公司、關聯企業以及土地使用權等獲得的信貸資源。通過上述方法獲得融資雖然能夠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不利經濟環境所造成的融資約束，但是卻提高了企業的各類風險，比如財務風險。A企業不斷增加貸款一方面要滿足高速發展所需，另一方面就是償還之前所借款項的高額利息費用，這種“借新血補舊血”的惡性循環極易引發潛在的債務危機，從而增加了企業的財務風險。特別地，通過產融結合方式來緩解融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企業發展的資金所需，它卻成為了企業財務風險的催化劑。

偏離主業而企圖依靠投資來獲取巨額收益雖然最初令A企業收益頗豐，然而忽視主業的發展卻使得A企業在外部經濟環境不景氣的情況下遭遇了巨大的投資損失。如近年來企業的投資收益呈現出逐漸遞減的趨勢，這一方面體現出多元化投資受國家宏觀經濟環境波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說明，盲目地追求短期投資收益雖然能夠在特定時期為企業帶來巨額收益，但是其投資行為本身蘊含著潛在的風險，使得企業在外部宏觀經濟環境惡化的情況下手足無措，甚至瀕臨破產。進一步，本文對A企業業績進行了分析（如圖4所示），通過考察A企業凈資產收益率及總資產凈利率，我們發現自2009年后，企業的業績一度出現下滑。究其原因，我們認為有如下幾方面：第一，宏觀經濟環境的不利影響。如在2010年，房地產業創造了68.5億元營業收入的歷史新高，但在短暫的繁榮之后，A企業很快就迎來了“史上最嚴調控”。2011年，A企業房地產投資僅實現凈利潤5.72億元，而最為糟糕的是在2012年，受國內外經濟持續下滑的影響，國內消費需求不振、服裝類零售增長降速，加之房地產和金融投資的持續低迷，加劇了A企業業績的下滑。第二，企業戰略的偏誤。A企業試圖通過多元化發展的模式來拓寬利潤范圍并提升業績，然而事與愿違的是外部宏觀經濟環境的波動打碎了公司的多元化發展夢，戰略決策的失誤使得公司偏離原本發展迅猛的主業而投身到陌生的房地產及金融股權投資業，由此損害了企業價值。第三，巨額的債務所產生的財務費用（如圖5所示）。為了滿足A企業多元化發展需求，企業在投融資政策上采取了“短融長投”的策略，雖然通過短期融資能夠緩解企業長期投資的資金饑渴，甚至在國家銀根緊縮時期仍然能夠通過產融結合等方式獲取發展所需資金，但是這種飲鴆止渴式的發展模式必然造成A企業潛在的巨額利息費用，進而大大壓縮了企業的利潤空間。

三、案例啟示

根據A企業的財務報告，企業的投融資行為受外部經濟環境的顯著影響，這主要體現為在經濟擴張期，公司的投融資行為較為普遍，反之亦然，暗示出企業若想在行業中長久可持續發展，除了提升自身競爭力外，對于外部經濟環境的波動要時刻保持警惕，合理、適度地把握宏觀經濟環境的大氣候，做出適應經濟環境的正確決策，以提升企業價值。既然外部宏觀經濟環境能夠顯著影響企業的投融資行為，那么對于我國企業來說，特別是受外部經濟環境波動影響更大的民營企業來講，適應外部宏觀經濟環境以實現自身發展是企業的生存之本。尤其是當外部融資環境較差時，積極地拓寬融資渠道以實現持續發展成為企業發展的重中之重，而通過參股金融機構，即搭建產融結合的平臺來解決融資約束問題，為企業投資提供資金保障。通過A企業產融結合實踐，我們發現了民營企業產融結合實踐的利與弊。具體而言，從案例中我們發現A企業參股AC證券公司、ABD銀行等金融機構主要是出于兩個目的：首先，分享銀行等上市金融機構產生的巨額壟斷利潤，其次就是滿足企業投資所需資金。通過對A企業2006-2012年投融資情況的分析，我們發現企業會通過銀行授信、質押銀行股權等形式來滿足項目投資的資金需求，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外部宏觀經濟波動對企業造成的潛在融資約束，使企業能夠持續發展。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選擇產融結合之路亦不例外，它雖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企業融資之需，但卻增加了企業的各種風險，如經營風險及財務風險，這也就暴露出民營企業產融結合之路的弊端。從A企業產融結合實踐來看，企業試圖通過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股權獲得巨額的投資收益，簡單地進軍偏離主業的其他經營領域卻忽視外部資本市場波動所引致的市場經營風險，使得企業在資本市場遭遇寒冬之際遭受巨額投資損失，從而阻礙了企業的長遠發展。雖然通過參股銀行能夠為投資及償還債務提供一定的資金，然而通過借入新的貸款來償還舊的債務以及盲目進軍自身不是十分熟悉的地產等領域，存在低效投資的可能，同時也使企業陷入“短融長投”困境，降低了企業的償債能力。

與此同時，通過A企業實踐，我們發現造成現如今發展滯后，甚至戰略上要重新回到主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貪圖多元化發展所帶來的短期利益，而忽視了企業的長遠可持續發展。誠然，多元化發展能夠在一定時期為企業帶來巨額收益，但是偏離主業而試圖通過企業自身不熟悉的副業來提升企業業績，增加了企業的經營風險，如A企業房地產業在外部經濟環境大好的情況下獲得了巨額的收益，但是隨著國家房地產政策的不斷緊縮，退房潮、退地潮不斷出現使得A企業發展遭遇寒冬，最終使企業的發展嚴重滯后于同行業其他企業。由此可見，試圖通過多元化發展獲得短期收益的戰略并不可行，雖然理論上多元化發展有利于突破公司現有資源的局限，獲得資源共享等協同效應，但是如果企業僅僅通過參與陌生行業來獲得短期收益而忽視了潛在的經營風險及財務風險等問題時，那么這種多元化模式很有可能不會成功，甚至會像A企業一樣，被副業的糟糕業績拖累本來發展良好的主營業務。

四、研究結論

第8篇：宏觀經濟后果范文

有些國家還在忙于應對經濟危機及其所造成的后果,而中國將再次面臨如何調控繁榮的挑戰。

由于果斷采取了抑制泡沫政策,中國房地產市場已經穩固下來,接下來可能會有進一步調整。這對于中國經濟來說是個好消息,但某些人可能會感到失望,他們認為政府會放任泡沫不斷增長,直到最終破滅。

樓市調整會不會對總體經濟增長造成沖擊?這要取決于怎樣定義“沖擊”。資產價格下降或許會減慢總投資和GDP增長率,但如果所謂減速只是增長率從(預計的)11%降到9%,那么中國就可以在保持較高增長率的同時避免發生經濟過熱。事實上,對中國來說,目前房產投資年化增長率達37%,這是非常危險的。理想的增長率降低到是27%!

目前中國已經經歷了長達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期間鮮有大的波動和停滯。剔除1989~1990年的經濟減速,平均年增長率為9.45%,最高為1994年及2007年的14.2%,最低為1999年的7.6%。

大多數主要經濟體在增長的早期階段均經歷了危機,但中國似乎是個例外(或許這只是偶然),“即將到來的崩潰”的預言在中國身上屢戰屢敗。但是,中國持續增長的時間越長,就有越多的人相信會最終會出現悲劇。

在我看來,中國增長神話的唯一特別之處是繁榮時期卓有成效的宏觀調控。

毫無疑問,經濟發展和制度改革都可能導致不穩定。事實上,中國中央政府承計劃經濟之衣缽,所制定的增長規劃總是事無巨細,造成了經濟波動,這是20世紀80年代早期不穩定的重要原因。

但中央政府十分擔憂泡沫破裂引起失業率上升,因此必須對經濟過熱時期的通貨膨脹負責。地方政府和國企則沒有這方面的顧忌。他們希望獲得GDP高增長,而對由此產生的宏觀經濟后果無暇顧及。他們盡其所能為雄心勃勃的投資項目融資,絲毫不考慮還款和通脹問題。

事實上,地方政府過度舉債正是20世紀90年代早期經濟過熱的主因。然而,現在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的“動物精神”成了新的過熱風險源頭。經濟的持續繁榮、收入的持續增長以及市場的持續擴大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空間;所有人都渴望抓住新機遇,所有投資者都渴望迅速致富。他們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而且到目前為止尚未經歷過失敗。因此他們的投資和投機欲望極其強烈,對風險有欠考慮。

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相對高通脹為中央政府敲響了警鐘:快速增長會帶來宏觀經濟風險。90年代早期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和上世紀末東南亞重蹈日本覆轍則提醒中央政府,泡沫是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的。

經濟理論表明,所有的危機都是由泡沫或過熱導致的,因此只要能成功防止泡沫,便能防止危機。對于“熨平經濟周期”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像最近那樣在危機之后施以刺激政策,而是在繁榮時期未雨綢繆,將泡沫扼殺在早期階段。

世界經濟的問題在于,所有人都牢記凱恩斯的教誨――在危機爆發時實施反周期政策,而在繁榮期采取放任自由政策,不要有系統性的政策介入。其實治理繁榮才是更重要的,因為這樣可以在一開始就把危機隱患解決掉。

在我看來,中國的做法在某種意義上創造了一個真正的“凱恩斯世界”:在微觀層面上發展私有經濟,放開價格競爭,而在宏觀層面上采取反周期的政策介入。

第9篇：宏觀經濟后果范文

由于全球化的發展和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特別是自1969年以來每年一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發，使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覆蓋了全世界。20世紀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不但影響著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而且也影響著其他國家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活動。

概括起來，20世紀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具有如下特點。

1宏觀經濟思想與經濟問題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西方經濟學是一門解釋的學問：為現實中出現或存在的經濟事件和經濟問題提供理論上的解釋，然后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或思路。所以，西方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都是由“問題導向”的。

綜觀整個%"世紀，我們不難發現，當經濟活動中出現某種新的經濟問題時，西方經濟學家們首先直接用現有的經濟理論來進行解釋；當這種理論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解釋不能令人滿意或現實向經濟學家們提出挑戰并現行的理論時，就會激發新的經濟理論產生或舊的理論被修改，由此引起宏觀經濟學中的“舊派”與“新派”的爭論。

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有助于解決不同經濟學流派之間的分歧和爭論。但是，“舊”的經濟問題解決了，又會出現“新”的經濟問題，于是又需要新的經濟理論和方法。西方經濟學就是沿著“經濟問題———經濟理論———新的經濟問題———新的經濟理論？？”這種軌跡在發展演進著，而每一個經濟學流派的主導理論的形成過程都有一個“三部曲”：經濟問題———經濟政策或政策思路———經濟理論。

現代宏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于%"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因為當時的古典經濟學在解釋%"年代英國的長期慢性蕭條和’"年代經濟大蕭條時處處碰壁，而這兩個大的經濟事件為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的思想體系的產生提供了土壤。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可以較好地解釋當時的經濟現象，并被發達國家政府運用得得心應手。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在發達國家誘發了高通貨膨脹，隨后又使得美國等發達國家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面對這些新的經濟病癥顯得力不從心，這為弗里德曼和盧卡斯等人的反凱恩斯主義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機。這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雖然在理論和方法上有一些“推陳出新”，但是，世紀的經濟畢竟不同于亞當·斯密時代的經濟，因為各種各樣的壟斷和市場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競爭）支配著經濟活動，公共部門在經濟結構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經濟全球化把各國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義似乎已經不合時宜，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適度干預和調節是必不可少的，這又為新凱恩斯主義的出現準備了條件。新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在經濟學界獲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張又贏得了政府的垂青，它的代表人物又成為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如斯蒂格里茨和耶倫世紀下半期以來的經濟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擴散，重新煥發了經濟學家們對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問題的興趣，由此導致實際的經濟周期理論的提出和經濟增長理論的復興。

2宏觀經濟學研究中心由英國轉移到美國。

20世紀的宏觀經濟學產生于英國，產生于英國的劍橋大學，凱恩斯是現代“宏觀經濟學之父”。

可以說，20世紀前半期，英國是宏觀經濟學的“思想庫”和研究中心。在！"世紀前半葉，英國涌現了一大批著名的經濟學家及其學說，如希克斯、羅賓遜夫人、庇古、米德、哈羅德、卡恩、羅賓斯、斯拉法、斯通等。當時的美國經濟學家大多只是凱恩斯思想的學習者和追隨者。EFGH年，加爾布雷思在回憶“凱恩斯思想如何來到美國”時說：

凱恩斯《通論》于EFJG年！月在英國出版，幾個星期后在美國出版?！锻ㄕ摗贰霸谟鴦虼淀懙奶柦悄軌蛟诿绹槭蚝芮逦芈牭?。哈佛大學是凱恩斯思想傳到美國的主要通道”。當時在美國、尤其是在麻省劍橋的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白天仍然在教舊經濟學（指古典經濟學———引者注）。但是到晚上，并且從EFJG年開始的幾乎每個晚上，差不多每個人都在討論凱恩斯學說”。［E］（AFJ）那時候的不少美國經濟學家是由于解釋和運用凱恩斯《通論》的理論而成名的，如薩繆爾森、漢森、哈里斯等。

從！"世紀H"年代開始，宏觀經濟學乃至整個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中心逐漸轉移到美國。！"世紀下半期，從著名經濟學家群體規模、經濟學流派的數量、經濟學說的影響力等指標來看，美國都超過了英國。自EFGF年開始至今，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頒發了JK屆，共有HE位經濟學家獲得這個大獎，其中美國獲獎者JK位，英國只有L位。

由于諾貝爾經濟學獎只頒給在世的經濟學家，不頒給已故的經濟學家；并且從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問世到獲獎一般要間隔E"年以上，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實際上是對！"世紀下半期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頒獎。

!世紀西方經濟學研究中心的轉移是由于經濟發展和繁榮中心的轉移。自EF世紀頭E"年英國成為“世界工廠”以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日不落帝國”的衰落，世界經濟的發展中心一直在英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一直是英國。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約翰·穆勒（#$（2+,M1>,9-//）、威廉·杰文斯（N-//-18+,12/&;#&O$2%）、阿弗里德·馬歇爾、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等經濟學家的影響和地位是！"世紀H"年代以前的美國經濟學家無法望其項背的。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世界經濟的發展中心移到了美國，美國取代英國成了世界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就隨之移到了美國。這是因為經濟發展領先，經濟問題的出現和研究手段也必然領先，由“問題導向”的經濟學和研究方法也自然領先。經濟制度和經濟環境是經濟學說產生和發展的土壤。發達的經濟學只能產生于發達的經濟，落后的經濟不可能產生出先進的經濟學。

3向古典傳統復歸。

在世紀的西方經濟學舞臺上，宏觀經濟學流派的出現就像演唱會開始之前主持人介紹眾多明星一樣，看得人眼花繚亂。有些流派在經濟學舞臺上停留的時間較長，有些流派則是匆匆過客，如！"年代早期出現的供給學派。這些流派既有理論上的分歧，也有政策上的分歧，還有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方面的分歧。仔細研究一下這些宏觀經濟學各個流派的爭論和分歧，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爭論的焦點不外乎這樣幾個問題：

（1）經濟能否自行達到充分就業均衡？或各類市場能否自動出清？

（2）價格、工資和利率是否是彈性的？

（3）貨幣在經濟體系中的作用是否是中性的？

古典二分法是否有效？

（4）經濟活動是否應當實行自由放任？

（5）宏觀經濟學主要是關注長期經濟增長問題（而不是短期經濟波動問題）嗎？

古典經濟學的宏觀體系對上述’個問題給出肯定的回答，這是古典經濟學的傳統?！皠P恩斯革命”對這’個問題給出的是全盤否定的回答。但是自$"世紀（"年代的貨幣主義開始，古典傳統逐步得到恢復，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則進一步把古典傳統發揚光大。$"世紀！"年代以來的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紀上半期凱恩斯主義與古典經濟學之間的爭論的重演。）"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關注程度大大超過對經濟周期問題的關注程度。

20世紀下半期西方宏觀經濟學的這種發展趨勢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復古”。因為在這種向古典經濟學傳統復歸的過程中，一些新的東西被添加了進來，使得這種復歸成為宏觀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復歸，是一種理論層次提升的復歸。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復活了古典經濟學的貨幣數量論，但是他系統地研究了貨幣需求函數，把粗糙的貨幣數量論改造成“名義國民收入的貨幣理論”，并用大量的實證研究成果來支持他的理論。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不但提出了不少新的東西，如理性預期假說、盧卡斯總供給函數、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實際的經濟周期模型、“校準”方法，而且修改了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假設和結論，如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們承認，由于存在部分信息而不是完全信息，經濟當事人可能會誤解價格信號———把價格總水平的變化誤解為他所在的市場的相對價格變化，從而做出錯誤的反應和決策，這就有可能在短期內造成市場非完全出清。

值得注意的是，向古典經濟學回歸的趨勢不但出現在$"世紀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在$"世紀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如果考慮到以科斯、諾思、威廉姆森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特色和基本觀點，我們不難發現，向古典經濟學回歸是整個西方經濟學在$"世紀發展的大趨勢。

我們認為，至少有三個因素引起西方宏觀經濟學向古典傳統復歸：（#）西方發達國家$"世紀五六十年代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帶來大量的財政赤字、政府債務、通貨膨脹等后果，尤其是公共經濟的擴張以及與私人經濟爭奪市場，引起私人所有者日益不滿，宏觀經濟學的“古典化”就是對這種現實的一種反應。（$）雖然發達國家的經濟遭受了*"年代的高通貨膨脹和！"年代的滯脹，但是資本主義經濟在$"世紀下半期的發展總體上是良好的，尤其是沒有再出現%"年代那樣的大蕭條。以美國經濟為例。如果按照#））$年的美元價格計算，美國的實際億美元。

20世紀后半期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大大高于前半期！。這種不錯的經濟表現重新喚起了西方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信心。（%）蘇聯、東歐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制度的解體和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古典經濟學的“市場有效”的基本信念。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第#（版（#））！年）中認為，$"世紀是“市場的勝利”的世紀，因而他為他的《經濟學》第！"版確定的主旋律是“市場再發現”。“世界各國正在重新發現市場這種資源配置工具的巨大功能。最令人矚目的例子是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解體和中國計劃體制的改革。一國又一國開始拋棄指令計劃而轉向市場。？？在市場經濟國度，市場機制同樣也得以重新發現。許多國家對產業放松管制，或將以往劃歸公共部門的產業私有化。其結果得到了廣泛的好評，因為這些部門的生產率提高而價格下降了。各國還將市場原則應用于新興領域，如污染許可證交易，無線電頻道拍賣，等等。新晨

4出現了融合化的趨勢。

經過20世紀下半期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的爭論和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與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爭論，西方宏觀經濟學已經出現了融合或綜合的傾向。這種融合有了許多征兆：理性預期假說最初是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說之一，如今這個假說也被納入新凱恩斯主義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