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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事案例范文

所謂拒證推定規則，就是指在民事訴訟活動中，在一方當事人有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擁有某方面證據但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對提出證據主張一方相關主張的判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中第七十五條對此作了規定：“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證據是民事訴訟活動的核心問題。在審判實踐中，大多數案件當事人有直接證據證實自己的主張，但是仍有少數案件當事人由于客觀原因不能收集到直接證據，而只能使用間接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訴訟主張。人民法院對任何訴訟案件都不得以事實不明而拒絕裁決。因此，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有直接證據的在調解不成時下可以逕行判決；而在后一種情況下則需要正確理解與適用《若干規定》中的證據規則。

筆者前不久審結了這樣一個案例，原告孔某以被告彭某欠款兩萬元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被告歸還欠款，并向法庭提供了三種證據：一是欠條復印件；二是兩位證人（與當事人均無利害關系）當庭證實在訴前曾跟隨原告到被告家催過帳，當時被告同意用小麥抵帳，但未能證實欠款的具體數額；第三種證據是錄音資料，被告承認欠原告的錢，且也承認欠條原件以前已經被他收回，但亦未能證實欠款的具體數額。而庭審中被告則抗辯稱：欠款還清后，原告就把欠條給我，后來被我撕了，我現在不欠原告的錢。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原告的陳述與舉證、被告的抗辯理由好像都有道理，似乎無所適從，這時就應該審查雙方所舉證據，使用拒證推定規則。適用該規則首先要有欠款的基礎事實。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兩位證人證言及錄音資料可以證明欠款是事實，這樣基礎事實就得到了證明，下一步要看被告拒絕提供證據原件的理由是否正當。通過錄音資料可以證實欠條原件在被告的占有、支配之下，他拒不提供的原因是欠條被撕了，但未向法庭提供欠條已撕的證據，假設欠條已撕，被告在仍欠原告錢的情況下把欠條從原告手中取得后故意撕掉的行為就是一種十分不正當的行為，是一種賴帳的行為，這種行為違反了公序良俗的民事活動原則，理應受到處罰，因此被告拒不提供原件的理由是不正當的。再次，原告主張的證據內容不利于持有人被告。筆者據此依據《若干規定》中第七十五條的拒證推定規則作出了支持原告訴訟請求的判決，被告服判沒有提出上訴，本案現已發生法律效力。

該規定最早見諸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30條的規定，是對“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有益補充，有利于增強當事人舉證的自覺性及主動性，有利于法官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在司法實踐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第2篇：民事案例范文

關鍵詞：民事訴訟 行政訴訟

1 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分類

1.1 以民事爭議為主、涉及行政爭議的交叉案件。此類案件通常出現在民事訴訟過程中，是因民事糾紛而引起的訴訟。在此類案件中，民事爭議的解決取決于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行政行為即成為民事爭議處理的前提條件。

主要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當抽象行政行為作為審理民事案件的依據時，法院首先要解決該抽象行政行為自身的合法性問題。但是在當前法律規定的框架那，抽象具體行政行為不屬于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故遇到這種情況時，法院也只能就抽象行政行為的真實性進行審查，而不能進行實質性審查。

另外一種情況是當具體行政行為作為當事人主張事實的證據或者抗辯理由時，法院也須解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問題。

例如，在某宅基地糾紛案件中，原告訴被告侵犯其宅基地使用權，并拿出宅基證，而被告稱原告所持的宅基證系違法辦理，這時，宅基證就成為了民事案件認定事實的關鍵依據，法院就必須先解決這種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例1）。

這類爭議案件是因民事行為而非行政行為引起，從本質上講，屬于民事爭議案件的范疇，它通常發生在平等主體之間，只是由于行政行為的介入，使其內容變得更加復雜，不解決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問題，此類民事訴訟便無法解決，行政行為在這類案件里具有重要地位，它是民事審判的前提。

1.2 以行政爭議為主、涉及民事爭議的交叉案件。這類案件中的行政爭議與民事爭議可以分開審理，因為它的行政爭議與民事爭議在事實上或者法律上存在內在的交叉性。它既有民事案件的內容，又涉及行政案件的范圍，但行政爭議處于核心地位。該類案件通常出現在行政訴訟過程中。行政爭議解決必須以民事爭議的解決為前提，它是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而提起行政訴訟的。同時，請求法院審理平等主體之間民事爭議的訴訟形式。

例如，在某行政訴訟中，原告請求確認房管部門頒發給被告的房屋所有權證系違法，該房應系其所有，請求法院判決撤銷該具體行政行為，被告答辯原告已將該房出售給其。這時候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已經取決于原被告之間房屋買賣行為真實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例2）。

1.3 行政爭議與民事爭議并重的交叉案件，此類案件，是指因同一法律事實而引發的行政爭議和民事爭議之間相互獨立的案件。例如，甲單位在建房時超過規劃部門批準的范圍建設圍墻，影響鄰居乙居住的通行。乙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令規劃局履行法定職責，對甲予以處罰；同時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甲停止侵害，排除妨害（例3）。此類案件中行政爭議與民事爭議相對獨立，一案的處理結果并不影響對另一案的處理。法院完全可以分開審理，分開審理時一案可不以另一案件處理結果作為定案的依據。

2 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處理程序

根據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與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解決民事糾紛和行政糾紛應當分別適用民事訴訟程序和行政訴訟程序。但是，當一個案件涉及兩種不同性質的法律關系糾紛時，究竟應當適用何種訴訟程序，我國現行法律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以至于審判人員在面對像上述案例的案件時往往感到無所適從。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7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訴訟法和本解釋外，可以參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民事訴訟法第136條則規定“本案必須以另一案的審理結果為依據，而另一案尚未審結的”，中止訴訟。這條規定是目前司法實踐中解決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主要程序法律依據。因此，實踐中我們應該根據不同案件的情況分別處理。

2.1 當因民事行政交叉案件，民事訴訟的處理結果必須以行政訴訟的處理結果為前提時，就實行“先行后民”，中止民事訴訟。

如在例1中，被告是否侵犯原告宅基地使用權，取決于原告所持有的宅基地所有權證書的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就應“先行后民”，中止民事訴訟，待行政訴訟處理完畢后再依據行政訴訟的結果審理民事訴訟。

2.2 當因民事行政爭議交叉案件引起的行政訴訟的處理結果必須以民事訴訟的處理結果為前提時，就實行“先民后行”。

如在例2中，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取決于原被告之間房屋買賣行為真實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問題，就需要實行“先民后行”，中止行政訴訟，先就該合同進行審查，作出民事裁判，然后再以民事裁判結果作為行政訴訟的依據作出行政裁判。

上述的處理方式即當民事和行政案件出現交叉的情況時，民事和行政誰是基礎誰優先審理。當民事是行政的基礎時，優先審理民事案件；當行政是民事的基礎時，優先審理行政案件。

2.3 當因民事行政爭議交叉案件引起的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處理結果不會引起矛盾，也不會產生相互影響和相互依賴，沒有因果關系時，即不會影響兩種訴訟順利審結時，就實行“行民并行”的原則，對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分別進行審理。例3中所述的案件即屬于此類。

第3篇：民事案例范文

美國進行量化寬松期間，大量資金于2009年涌入亞洲市場尋找更高回報，亞洲貨幣承受莫大的升值壓力。當歐洲債務危機出現時，資金又從亞洲撤退流入美元資產市場避險，不少亞洲貨幣去年因此貶值。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最大出口國，其進出口總量的近一半來自與其他亞洲國家的貿易。假如這些貿易可用人民幣或是本幣結算，貿易商可大大減少匯兌風險。過去兩年，中國內地有關部門穩步、有序地開通人民幣在貿易與投資的使用，其本意是讓企業可規避匯兌風險。

雙向流動漸趨平衡

香港作為連接中國內地與國際市場的橋頭堡，開始在人民幣跨境業務中扮演重要角色。

2010 年7月，內地擴大人民幣貿易結算范圍到20省市。以此為起點，內地的對外貿易中本幣結算比例，在短短一年間由2010年三季度的2.4％跳升到2011年三季度的9.4％。這說明推出本幣貿易結算順應市場需求。

其中，經香港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去年前11個月的總額為16759億元人民幣，是2010年全年的4.5倍，占內地人民幣結算貿易的80％至90％。這顯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截至去年11月底，香港人民幣存款達6273億元，比2010年6月底高6倍。其中大部分的增長源自貿易結算。原因在于，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啟動初期，內地進口貿易以人民幣結算的金額遠大于出口，人民幣凈流出進而轉化為香港銀行存款。從香港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數據來看，2010年下半年付進內地和從內地付出的資金比例是1∶3。

有觀點認為，進口商用人民幣跨境支付，不再購匯，無助于降低外匯儲備增加的壓力。事實上，這一情況最近已大為改善。2011年上半年，出口和進口貿易人民幣結算比例逐步收窄到1∶1.5，現已達到基本平衡。而在去年9月，人民幣自香港流入內地的金額甚至大于內地付往香港的金額，二者比例約為1∶0.8。長遠來看，隨著外商逐漸用人民幣代替外幣來華投資，外匯儲備可望減少。

近期，中國內地的另一政策重點是推動以人民幣進行跨境投資。而目前，內地對外直接投資或是外商對內地的投資，50％以上是通過香港進行。在人民幣跨境投資方面，香港已進行了一些有益嘗試。2010年7月，合和公路基建首家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將籌得的人民幣資金注入其廣東工程項目。其后，跨國企業例如麥當勞、卡特彼勒相繼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所籌資金以股東貸款或增資的形式注資內地項目。

經過一年來積累的經驗，國家商務部及人民銀行在2011年10月分別公布了外商人民幣直接投資的管理辦法和相關結算辦法，統一并簡化了申請程序。

隨著人民幣直接投資的普及，市場預計，人民幣融資的需求，包括銀行貸款、債券以及上市，都會明顯增加。去年，香港“點心債”發行額達1058億元，比2010年高2倍，成為亞洲債市的亮點。

有觀點認為，當前市場看淡人民幣，使得人民幣國際化失去動力，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障礙重重。由于進入內地和從內地付出的資金比例大致平衡，香港當前人民幣存款增長放慢。但是國際化或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發展，不是單看存款增長速度，而是看中介服務的活躍度。

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不但沒有阻礙人民幣離岸業務發展，反而帶動更多人民幣融資需求；發債成本也較正?；?，不會因為人民幣升值預期而壓低。

離岸市場雛形漸露

國務院副總理2011年8月訪港時，提出八項推進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的舉措，均先后落實，其中包括人民幣直接投資及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境內證券投資試點辦法。兩項措施的推進為香港人民幣資本市場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事實上，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雛形漸露。除了人民幣債券外，不同類型的人民幣產品已經面世，包括第一只在港交所用人民幣計價及清算的房地產信托基金、場外買賣的固定收益基金、人民幣保單等。春節前后，市場會推出新一批面向公眾發售的人民幣基金。

受惠于RQFII政策的落實，符合資格的券商與基金公司會陸續在港發行總投資額200億元的人民幣基金，所募資金80％將投資于內地的固定收益產品，余下投資于內地上市股票。

隨著離岸市場的形成，部分學者開始質疑其與在岸市場的匯率和利率差別為投機者提供了套利機會。但過去一年的現實情況是，離岸市場的人民幣匯率相對在岸市場，有時是溢價，有時是折讓，變動是雙向的，并不像有些人擔心的那樣，人民幣只會一邊倒升值而助長套利活動。實際上，由于離岸市場規模相比在岸市場小很多，人民幣的離岸匯率一直貼近在岸價格。

由于香港人民幣資金出路有限，利率向來偏低。而香港人民幣存款不到內地人民幣存款的0.8％，礙于規模有限，離岸市場利率再低也不足以拉低內地利率，影響內地宏觀調控。但是如果有虛假貿易，騙取套利，則監管當局定要嚴肅處理。畢竟，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要以控制好對內地的金融風險為前提。

有序推進內地改革

內地學者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對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發展，提出不同的看法，是很有價值的討論。

有觀點認為，在匯率和利率尚未市場化的情況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是本末倒置。部分專家指出，由于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人民幣國際化只會為投機和套利創造機會，且無助于減低外匯儲備。因此當前任務是讓人民幣升值到位、實現利率市場化，然后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最后才進行人民幣國際化。他們認為，用人民幣國際化倒逼內地改革是錯誤的。

首先，以人民幣進行跨境貿易及投資結算是為了內地企業減少匯兌風險。筆者認為，“倒逼”并非政策設計的最初目的。隨著人民幣跨境結算穩步推進，有學者認為，這對人民幣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以及資本項目開放可能有推動的作用，但不能誤解為主要目的。

其次，人民幣國際化的推行不一定在完成匯率、利率市場化后才進行。學者的“本末倒置”論有其道理。不過，為政者要立體地看待這個問題，兩者的關系究竟是先后次序、還是互為因果，歷史上都沒有指路明燈。何況匯率、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是一條漫長的路，并需要金融市場結構性的調整來配合。如果待內地資本市場完全開放才進行國際化，有可能失去黃金時機。

中國過去幾十年金融改革的經驗說明，成功的要素在于順應市場、漸進、風險可控。人民幣走向國際有其迫切性，未必可以按照理想中的順序邏輯。

人民幣跨境貿易及投資選擇香港作為試驗田，可對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接受性提供參照指標，讓內地的匯率及利率市場按照原來的步伐進行改革，有序地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第4篇：民事案例范文

匯率水平和利率水平是影響離岸市場的兩個基本價格機制，兩個因素的自身變化及兩地價差，對市場存量、資金走向、產品價格和形式的影響力各不相同，再配合不同市場環境和需求，對離岸人民幣各產品、業務領域帶來不同的發展機遇和挑戰。

以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為例。人民幣跨境結算之所以獲得飛速發展，一般認為人民幣升值/貶值預期，造成離岸市場人民幣匯率與在岸匯率出現一定價差，市場根據兩者的價差自動選擇在境外或者內地進行貿易結算。兩地匯差是影響跨境貿易結算的一個主要原因，但跨境貿易結算增長也并不是完全由兩地的進出口商的套匯行為而推動。比如2012年上半年，跨境貿易結算呈現出與上述邏輯不盡相同的情況。雖然兩地匯率水平幾乎貼近，兩者價差不明顯，香港與內地跨境貿易結算匯入和匯出的比例也幾乎達到1：1，趨于平衡，但是以人民幣結算的跨境貿易仍然繼續上升，即使在上半年進出口數據有所下滑的情況下。這說明跨境貿易結算受人民幣匯率影響力有所減弱，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真實貿易需求開始推動香港跨境結算增長。

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對離岸利率水平也產生一定壓力。升值預期的減弱導致香港持有人民幣資金的意愿降低，離岸資金池相應收縮，對離岸利率水平產生向上壓力，導致離岸資金成本抬升。同時隨著資本流出流入離岸與在岸的渠道基本打通，離岸市場對人民幣資金需求進一步上升，造成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資金價格水平進一步拉高，開始貼近內地水平。

那么，匯率、利率水平對離岸人民幣資產價格產生的影響及未來走勢是怎樣的？

首先，離岸市場人民幣投資類產品收益將逐步上升。2011年之前離岸市場大部分人民幣僅以低息存款形式停留在銀行體系中，離岸人民幣持有者以人民幣每年3％-5%的升值收益作為補償。人民幣升值預期放緩，持有人必然相應要求更高回報以代替匯率及資金成本上的損失。即使內地近日再次放開RQFII額度，并增加了ETF交易品種，為香港市場提供更多的人民幣產品可能性，但投資者對投資品種的風險度量和投資收益的考慮將成為選擇離岸人民幣產品的主要考慮。

其次，點心債融資成本抬升，影響企業發債意愿。離岸市場的人民幣低融資成本曾是吸引企業發債的主要原因，但隨著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強，市場整體融資成本上升，點心債需要更高的票面利率彌補匯率損失，再加上市場提出評級等更多發債要求，更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這必然對企業利用香港市場發行點心債的融資需求產生壓力。特別是近期內地資金市場利率水平逐漸下行，資金面逐漸寬松，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企業資金緊張情況，企業是否再上香港市場發債集資，除了追求一定的國際聲譽以外，更需要根據自身實際的資金成本進行安排。

此外，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幅擴大，離岸人民幣衍生品市場將逐步擴大。目前離岸人民幣匯率、利率產品線相對完整，即期兌換、可交割本金的遠期交易、外匯掉期交易、利率掉期交易、貨幣利率掉期交易和人民幣期權等，都已有一定交易量。在人民幣雙向波幅擴大之后，與貿易有關的衍生產品需求量逐步上升，反映出企業利用衍生品規避匯率風險意愿正在增強。

第5篇：民事案例范文

（一）民事案件管理之緣起

在以自由主義為中心的傳統對抗制民事司法中，法官保持高度的消極中立而當事人和律師則主導著訴訟范圍和訴訟過程，由此滋生的訴訟成本過高、不可預計、不成比例以及突出的訴訟遲延和程序復雜化，越來越成為人們利用司法解決糾紛的阻礙。近40年來各國立法和司法中負面因素的互相疊加進一步導致了人們對民事司法制度的危機性評價，其結果是20世紀70年代后西方國家普遍認為自己的民事司法已置身于“危機”狀態。例如，德國法院當時宣稱自己的民事司法系統處于“心臟病發作的邊緣”；西班牙學者則斷言其民事司法已經提前進入了“下個世紀”；法國1991年在官方報告中披露：60％的法國公民和70％的法官認為進行民事司法改革是一個應優先考慮的事情。1974年國際法學家委員會（InternationalCommissionofJurists）英國分委員會在其報告中將傳統民事訴訟制度的缺陷歸結為：程序過度依賴于當事人的啟動、訴訟體制公開得不夠充分、審判過多依賴于履行全部程序，程序過于形式化，等等。{1}

國民對民事司法狀況的普遍不滿促發了立法者的危機意識，盡管各國立法者對民事司法的危機感受并不一致，但探索案件管理以擺脫民事司法中的散漫、拖延現象的實質性努力已經廣泛地展開。美國議會于1990年制定了民事司法改革法（TheCivilJusticeReformAct，簡稱CJRA），以圖通過案件管理等新舉措來根治或緩解訴訟拖延和耗費過大等民事司法癥結。隨后出現的最具有影響力的樣本，則是英國沃爾夫勛爵于1998年在司法改革方案中創設的案件管理制度，其中明確提出將傳統上由當事人及其律師承擔的案件管理責任移交給法院，{2}1這樣的思路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時得到采納。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于世紀之交明確提出充實審理內容，將審理期限縮短一半的改革目標，具體措施則包括要制定和確立審理計劃的協議，以便推進計劃審理、擴充證據收集程序。{3}在立法例方面，有的國家將案件管理置于民事訴訟法典之中（如英國，日本），有的國家則以單行法加以規定（如美國）。整體看，歷時30多年的兩大法系民事司法改革都呈現出法官強力控制訴訟進程的趨勢，法官甚至在所有訴訟階段都負責控制程序的進行，將當事人及其的訴訟行為置于可控范圍之內，防其濫用。

（二）民事案件管理之法理基礎

民事司法制度設置的基礎性價值，在于使社會成員能夠輕松便利地利用司法，并使他們各種法律需要能得到合理、迅速且有效的解決，這便是接近正義運動。由于傳統民事訴訟運作中顯現出來的高成本和訴訟拖延，以及過于繁雜的程序規則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接近正義目標的實現，法院才有對審判資源進行再分配的必要。基于此，現代西方國家的民事訴訟學理均將接近正義視為案件管理改革的哲學基礎，既將這個理論作為案件管理的出發點，也將其作為衡量案件管理成效的標準。在這一根本目標之下依據整體性原則和均衡性原則對訴訟機制進行了全局性技術調整，由此構成案件管理的法理基礎。

1．整體性原則（whole）。面對著現代社會中權利救濟大眾化趨勢的要求，缺少成本意識的訴訟制度更容易產生功能不全的問題。{4}整體性原則強調在保證訴訟公正的前提下，盡可能地節約當事人和國家的訴訟成本。這樣，就應將法院審判資源及其存留于社會的全部糾紛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通過案件的分配機制使個案能得到合理的審判資源，同時兼顧其他案件的需要并為他們保留合理的審判資源。英國沃爾夫勛爵率先在其司法改革報告中確定了指導案件管理的整體性原則，法官應當遵循民事訴訟規則確定的主導性目標合理地對案件進行管理，考慮其做出的判決在整體上對民事訴訟的影響。整體性原則對法院而言，意味著對民事司法資源進行管理和再分配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在整體上使有限的司法資源能夠在所有要求進入司法的人們之間進行公平合理的分配，而不是僅僅分配給那些已進入法院的當事人。而對于當事人而言，整體性原則與他們獲得及時裁判權利的內涵是一致的，當事人有要求法院在法律規定的期間內及時審結案件的權利，也就意味著訴訟要講求效率。

2．訴訟均衡性原則（proportionality）。該原則要求：用于解決爭議的程序應與案件價值、重要性和復雜性成合理比例，法院和法官要充分考慮案件投入的審判資源與可能的收益。1998年修改的英國民事訴訟規則明確將這一訴訟理念吸收進規則之中以進一步落實分配正義的目標，通過將不同的案件分配到不同的軌道之中使糾紛得到合理處理，通過使用簡易判決、控制證據開釋的范圍等管理措施，使案件的處理與訴訟上的耗費成比例。就該原則的立法采行看，葡萄牙民事訴訟法典中包括的程序經濟原則與英國規則所采納的原則相似。法國的傳統理論是民事程序屬于當事人，但現在司法已經在控制民事訴訟方面獲得了寬泛的權力，體現在法國最近的發展中的靈活性和比例的理念與新英國規則所采納的原則相差也不大。這些理念在西班牙和日本最近的發展中也方興未艾。{5}42

（三）民事案件管理對實現接近正義目標的促進

民事案件管理要求適當強化法官職權、弱化當事人自主性和主導性，這既被視為是法院為實現訴訟主導原則（人權）而履行的義務，也被當作當事人協助法院進行案件管理的要求。顯而易見的結果是，現代民事司法對接近正義的評價標準已經開始由過去單純注重個案接近正義向整個社會全面接近正義的方向轉變，法官控制訴訟程序權力的增大在訴訟機能和司法組織兩個層面產生了重大影響。

首先是民事案件管理給訴訟機能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通過積極的司法管理使得民事司法接近正義的目標得以實在化。顯著的趨勢是眾多立法例在根本上顛覆了傳統民事訴訟占據核心地位的當事人主義，其廣泛、具體的案件管理措施改變了法官的訴訟角色和作用。1996年，美國著名智庫蘭德機構（RAND）對1990年始推行的《民事司法改革法》（CJRA）實施情況進行了獨立評估，在其向司法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以大量的統計數字肯定了案件管理的積極成效，案件管理有效縮短了發現程序的時限，使得耗時三年以上的民事案件數量銳減了25％。整體上看，案件管理是一個整合法院資源、組織和訴訟程序規則的審判管理體系，在均衡性原則的支配下以法院控制訴訟進程為中心的一系列規則得以確立并發揮實際效能，在提高訴訟效率的同時還提高了法院的審判質量。

民事案件管理帶給民事司法的另一個變化是管理型法官的出現，法院的行政責任從裁判責任中分離出來。法院與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因管理型法官的出現而發生了變化，例如，由于法官案件管理活動增多，法院與當事人之間，以及當事人之間的協商與合作也隨之增多，等等。但這并沒有在根本上改變審判中立的要求，法官的管理行為一直處于訴訟公正價值控制的范圍之內。具體表現為：（1）管理案件中法官要盡量預測案件審理中可能出現的實體問題和程序問題，而不是消極等待當事人或者律師提出，但這沒有在根本上改變“不告不理”的民事訴訟結構，訴訟程序的啟動仍然要由當事人主導；（2）法官制定合理的審理計劃，避免當事人和律師鉆牛角尖般地考慮問題，避免過多地拘泥于案件細節而走向歧途，以將當事人及其律師的訴訟思路引導到真正的爭點上來。但爭點整理和行使闡明權時法官也必須恪守職業道德的底線，他們要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地持中立的立場。

管理型法官在各國現代民事訴訟中的組織形態不盡一致，有的國家設專門的管理機構和人員進行案件管理，如美國、澳大利亞和法國，美國甚至在未通過立法或行政授權的情況下創造出臨時的行政機構專司案件管理，上世紀70年代后美國聯邦及州法院系統設立了很多案件管理專職案件人員，而法國自60代起其“整理案件的司法官”就得到授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進審前準備程序的進展，并且可以決定這一程序的進展速度；德日等國民事審前程序中并設專門的管理型法官，準備法官是因案而設，負責送達、交換訴訟文書、書面訴訟準備或言詞辯論、證據調查、詢問證人等審前事務。案件管理不但要求管理型法官高質量、有效率地處理案件，熟練地完成他們的管理任務，而且，這些責任還另外要求情愿地、有能力地去超越那些個人責任，并對整個司法組織運轉作出貢獻。管理型法官的角色更像一個經營企業的經理，而非傳統上消極的裁判者，他們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審判組織內部的關系，即管理型法官不僅要實施自己的審判行為，也要指揮、監督其他法官，由此形成了所謂的“法庭管理責任”。這既是做出司法裁決的需要，也是維護法官組織結構的有效方法。

二、民事案件管理的兩個路徑

民事司法中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案件負擔與訴訟效率之間并非呈反比例關系，而是一種正比例關系，即案件負擔大、受理案件多的法院，其審判效率卻較高。相反，案件負擔較輕、案件較少的法院，其訴訟效率卻較低。英國國家法院中心（NCSC）1978年以來的調查數據，以及我國東西部地區的法院在審理期限方面的數據差異似乎也證明了這樣的規律，即法院的資源、審判法官和法庭的數量并非是影響訴訟效率的絕對因素，而是案件的管理水平在提高訴訟效率方面起到關鍵作用。

兩大法系國家的案件管理重點和進路差異很大，但在保障程序利益方面卻殊途同歸。英美管理型司法重點是促進案件分流，甚至法官的角色也逐漸從審判主持者轉變為糾紛解決者。與此相匹配的動向，則是他們逐漸地贊同而且鼓勵使用訴訟和解及ADR等替代性程序，通過案件管理使大量案件在訴訟程序的早期階段達成和解而終結。{6}1265如英國，其案件管理以訴前行為（Preactionconduct）、案件分配（Allocation）和案件管理會議（Casemanagementconference）三個具體措施作為實現案件分流的措施。{7}而大陸法系民事訴訟則強調強化審前程序的作用，設置審前準備法官，促使案件審理更帶有計劃性以控制訴訟的進展速度，使案件盡量在一次集中審理中就得到解決。

（一）英美：以案件分流為中心的民事案件管理

自上世紀60年代后，美國開始鼓勵法官積極地對民事案件實施管理，特別是對復雜訴訟及消費者權益糾紛、人權案件、反托拉斯等案件，力求通過案件管理盡快將案件了結，避免訴訟過度拖延和加大訴訟支出。為解決聯邦法院系統內日益嚴重的訴訟拖延和訴訟耗費過大的現象，1990年美國又通過了民事司法改革法（CivilJusticeReformAct），并確定了十個地區法院作為推行該法的試點。{8}英美法系國家典型管理措施包括：

1．通過案件管理實現案件的分流。法院依據一定的標準及程序，根據案件有關情況進行遴選，從而將提交到法院的不同案件引入不同的糾紛解決方法的體系，這種分流機制通常由三個相互獨立而又密切聯系的子程序——甄選程序、解紛程序和司法審查程序構成。以英國為例，一旦訴訟程序開始法官就要做出選擇，以決定案件適用小額訴訟程序（SmallClaimTrack）、快速審理程序（FastTrack）或者適用多軌制（MultiTrack），即小額和簡單的案件被安排通過小額訴訟途徑解決，爭訟金額在5000—15000英鎊之間的案件通常被制定通過“快速途徑”解決，法院的送達的通知一般都附有案件分流的標準和指南，以及較為嚴格的時間表（案件審前期限為30周）；大型和重要的案件被安排通過“多軌制”解決，與案件的特殊性相適應法院在案件管理方式上有較大的彈性。多軌制的案件主要在民事審判中心處理，通常是在案件訴訟早期轉到中心來的。{9}

2．即決判決制度的過濾。英美民事訴訟中另一個案件過濾機制是即決判決（summaryjugdement，也譯為簡易判決）制度，即審前程序中如果一方當事人認為案件不存在實質性事實爭議或案件中的重要事實不存在爭點，只有法律上的爭議，就可以向法院申請即決判決。通過這一機制將案件阻擋在審判程序之外，由此減少了不必要的審判，在整體上提高了民事訴訟效率。美國訴訟實踐表明，即決判決在實現減少司法資源消耗的核心目標中占據著關鍵位置，是唯一可行的在辯護程序后對不必要的開庭審判進行監控的方式。{10}一些調查結果顯示，美國從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審判數量的銳減與同一時期聯邦最高法院對即決判決可行性的推廣有密切關聯，即決判決的適用比例在1960到2000年之間從1．8％迅速增長到7．7％。{11}

不過，案件分流導致的審判驟減在體現出管理型司法存在價值及意義的同時，也因其矯枉過正而受到毀譽參半的評價。近些年來美國民訴法學界開始對案件分流帶來的負面效應進行反思。否定觀點主要有以下三點理由：一是認為，管理型司法導致審判萎縮的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法官和律師恐懼審判而不是案件分流所導致。二是認為，在沒有數據證實之前就斷言司法管理能夠提高法院的效率、降低成本的說法是令人懷疑的。第三，案件管理會危及訴訟公正可能成為諸多個人偏見的發源地，成為生長法官個人偏見的沃土。英國的贊德教授在沃爾夫報告出臺后就對負擔（frontloading）訴訟成本前置的做法提出質疑，反對沃爾夫從傳統的自由主義向訴訟紀律迅速轉化的做法，由此導致為了實體正義而規避技術性問題，而且，每一個訴訟程序都置于司法控制之下，法官將對許多現在由當事人決定的事情作出判斷。然而，在案件中作出的每一個司法判決，如果不滿的一方當事人提出上訴，都存在產生附屬訴訟的可能性。

但相比之下，進入新世紀以來英美的經驗還是肯定了案件管理的作用，源自法院分流案件的內驅力使案件管理措施取得了明顯效果，直接的結果是進入審判階段的案件越來越少，法院審判壓力顯著減輕。[1]盡管導致進入審判階段的民事案件急劇減少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案件的復雜性、程序的繁瑣性和高昂的律師費用和訴訟費用，以及由于大量地夸大原告勝訴的估計和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可能，被告公司更不愿意訴訟冒險等等。也許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因素重疊并彼此加強，促成了審判的減少，但是勿庸置疑的是，管理型司法是進入審判程序的案件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2]

（二）以集中化審理為中心的大陸法系管理型司法

大陸法系國家司法管理的突出特點是以追求集中化審理為目標的，法院被要求遵循審理計劃，集中于爭點進行審理，通過特定化爭點來避免審理的散漫化。具體的措施則是，在調查證據前先行整理、掌握爭點，而將本案審理分成爭點整理階段與證據調查階段，以促使審理集中化。這種司法管理的特色在于：首先，集中化審理貫徹的是鮮明的法律中心主義傾向，即強調以判決為訴訟的中心，程序運作以庭審為指向；其次，集中化審理并不像美國那樣重視調解與和解，以德國為例，“調解的狂熱”在實踐中并未出現，實際上自1970年起在聯邦范圍內和解率略有下降。{12}大陸法系國家對待和解的態度，也不是從法官積極參與的角度去認知，而完全是基于從和解能夠省時省力——不需要證據調查、不需要說明判決理由，從而減少審判的負擔的角度去看待。

集中化審理又可以被細分為三種類型：

1．德國集中審理模式。德國1977年后采取“斯圖加特模式”（StungartModel）奠定了集中化審理的基本框架，即法院在經過必要的審理前準備后，將案件集中于一次庭審將案件終結。民事訴訟開始后法官可以根據案件的特點和自己的工作方式確定首次言詞辯論的期日或者進行書面準備程序。{13}在律師的協助下，隨著案件證據的提出、交換，雙方當事人在訴訟中達成和解而結束程序的情況也隨之增多。[3]

2．日本計劃審理模式。自1998年起日本民事司法推行的計劃性審理的措施，2003年修改《民事訴訟法》時導人了“計劃審理制度”，這項新制度的基本內容是：在大致確定作出判決的日期后，對案件審理的每一個階段制定計劃，訴訟按照預先制定好的審理計劃逐步展開，直至最后做出判決。{14}計劃審理的對象則分為“必要的計劃審理”與“一般的計劃審理”（又稱準計劃審理），前者適用于復雜案件，或有必要進行妥當、迅速審理的案件，法院必須與當事人進行協議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審理計劃。后者則是對于一般案件所實施的計劃審理，在計劃的變更、準備期間的延長等，更具有靈活性。

3．臺灣地區的爭點整理模式。我國臺灣地區2000年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采行“爭點集中審理主義”。立法者的基本目標是：提升紛爭解決之迅速性、經濟性；提高紛爭解決結果之正確性；提升裁判當事人之信服度、信賴度；平衡保護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或促成有計劃之審理而使法官、律師及書記官之業務管理更合理化等。{15}該制度要求法官在審前對爭點進行必要整理，在階段原告就應表明訴訟標的，提出訴訟請求使訴訟標的特定化，藉此來提示、限定審判對象范圍、使攻擊防御目標明確化。

以上各模式的司法試驗表明，集中化有效克服了案件審理中的散漫、拖延、浪費的現象。民訴學者將這一成效歸功于以下因素：法官在案件的掌握上面會變得比較清楚，而且可以節省掉一些不必要的庭審或者是不必要的證據調查工作；在將來制作裁判書時，其實因為前階段已經對訴訟案件非常清楚，所以整個在訴訟案件的指揮跟判決書的擬作上面都會有非常大的助益。{16}而且，通過集中化審理當事人對裁判結果較易預測，和解的概率也隨之加大，而這有助于提升司法的在社會中的信賴。

三、對我國民事案件管理制度的展望

（一）我國民事案件管理現狀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后我國法院開始面對的審判業務壓力與社會責任逐漸加大，法院既要通過審限制度釋放公眾的壓力，又要充分確保法官辦案的時間。在這種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立案工作的暫行規定》（1997年）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嚴格執行案件審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規定》（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稱《證據規定》，2001年）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2003年）等一系列司法解釋對管理型司法進行了探索，我國法院系統將其定名為“案件審理流程管理”。從這些司法文件的內容看，我國的案件管理主要內容涵蓋了立案程序和審前程序兩大部分。一是立案程序中的審判工作管理，這種審判管理一般是立案庭的職能工作之一，具體管理方式包括排期開庭、審限跟蹤和案件分流；二是通過審前程序進行案件管理?！蹲C據規定》確定了交換證據和證據失權制度，賦予了審前法官以初步的案件管理權力。

由上述司法解釋塑造的我國案件管理具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在內涵上具有廣義性，它既指法官運用訴訟指揮權引導訴訟進行，也指法院對案件在審判流程方面的管理，還指法院對案件質量和審判效率的管理和控制。二是，在實踐中這些案件管理措施被進一步細化為審判質量和效率統一指標體系和考評機制，特別是細化為審限、年結案率等量化指標，對訴訟效率進行整體描述和控制。這些細密、詳備的指標體系的優點是能夠滿足法院自身對訴訟效率的訴求，較為全面，具有可操作性。不足之處則在指標過于封閉，對當事人、訴訟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訴訟行為缺乏帶有根本性的提效引導，甚至在審判實踐中將訴訟效率與審限相等同，并將審限作為衡量訴訟效率的主要指標加以強調。

（二）民事案件分流的可行性

就我國民事糾紛的構成以及實際狀態而言，絕大多數的民事案件是簡單糾紛，包括大多數案件的內容并不涉及權利義務的爭議而僅是義務如何履行的問題，同類型的糾紛重復發生的比例也非常大。非經審判程序難以達成正義的案件，僅占全部案件中的少數。即使是復雜的法律爭議案件，如果從爭議利益的價值來衡量，那么它們大多與正規程序的成本不相符合，將這些案件分流到簡易程序或分流到訴訟外渠道有其合理性。{17}但限于我國糾紛解決體制，學理也應對將民事案件分流到訴訟以外保持謹慎，至少對將訴至法院的案件分流到法院以外的試驗（司法ADR）不能操之過急。

特別應當注意的是，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審判權在社會生活中作用比較有限的國家，法院應更多地體現判決中心主義以保留民事審判生產公共產品的核心價值，通過更多、更規范的民事判決來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循此路徑逐漸樹立司法權威。在美國倡導ADR對民事糾紛的分流并進行了三十多年的試驗，現在則體驗到了ADR削弱了審判權威的負面后果，一些學者又開始呼吁恢復昔日民事判決的作用。將案件過多地分流到法院以外勢必使法院制定公共行為標準的機會越來越少，法官的審判經驗隨之減少，對律師而言也莫不如此。對于當事人而言，由于ADR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認為是為窮人提供的“二級正義”，當事人的公平觀可能被國家推銷的“質次價廉”的正義所改變，原本就不是很高的法院權威更加受到質疑。尤其是對社會公眾而言，審判的社會教育作用則會萎縮、消弭，通過民事訴訟教育公民自覺守法的任務難以實現。再者，在法治現代化的進程中，對于那些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糾紛應首先考慮正式法律體系的建立健全，而不是傳統的、非正式機制的利用和發展。因為，審判帶有公開性和確定性，有助于生成實體規范和維護社會秩序。而調解不僅不具備這樣的特點，如果過分強制還可能損害當事人的利益。雖然調解等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對社會問題具有緩和、去政治化的作用，但是如果違法者總是能夠通過私人的調解機制來解決索賠請求，那么就無從對處于爭議中的商業和工業實踐的合法性進行檢驗。{18}

當下，我國將民事案件向訴訟外途徑分流還存在著體制上的掣制。由于部門利益的分割，多元化解紛在我國也遇到了一些短期內難以化解的障礙。例如，訴訟外解紛機構考慮更多的是如何通過承接法院分流出來的案件獲得相應的機構設置權和財權，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呼吁強化人民調解的一部分動因恐怕也正在于此。這反映出我國在糾紛解決方面既有利益區隔的嚴重程度，也反映出各解紛機構放棄或者弱化糾紛解決體制創新的現實，它們不愿打破這種利益區隔現狀。顯而易見，增設附屬于法院的調解或仲裁體制，建立以法院為中心的糾紛解決體制在我國有相當的體制阻力。

（三）由行政化的案件管理轉向調整訴訟機能

對我國的民事改革而言，短期內難以實現制度要素、人員要素的優化配置，因而，實現提高訴訟效率的目標只能依靠大量提供訴訟資源和制度供給兩種路徑。前一個辦法的根本，是擴充法院案件處理體制，增加訴訟投入，在堅持現有正義產生方式的前提下提高法院的審判能力，具體方法是依靠國家財政支持增加法官數量。后一個途徑，則是在案件處理方法上進行改革，在盡可能保證案件審理質量的前提下，對訴訟程序的機能進行必要調整，以促進選擇性要素、法律職業要素、合法性要素，特別是程序管理要素的積極配置。就可行性而言，前者受制于國家財力資源限制很難得到大量供給。依賴后一個路徑，則是把民事訴訟的機能變革放在首選位置，這更易于為立法者及司法者接受。因此，在我國探索以提高訴訟效率為目標的案件管理尤為必要。第一，我國法官規模龐大，在數量上已無增長空間，而必須在訴訟機能上尋求提效之路。如果僅從全國民事法官的人均辦案數量看，訴訟效率似乎還令人滿意，但從橫向比較看，在訴訟效率上我們難以望西方主要國家司法之項背。第二，由于民事審判方式和訴訟機能都是決定民事訴訟效率的重要因素，由此，法院與當事人、訴訟人訴訟協同程度，法官的闡明權以及當事人的訴訟促進義務，簡易程序的適用情況、集中化審理程度、訴的合并制度等等都會對訴訟效率產生影響。

就環境而言，雖然我國法院高度行政化管理體制為以審理期限為核心的法官考評體系提供了適宜環境，但行政化體制又掣制著審前程序功能的發揮。而且，我國案件管理內容在形式上還相對零散。例如，《證據規定》對于證據交換和證據失權雖有涉及，但對審前程序中法官整理爭點、選擇適用簡易程序等環節沒有賦予法官獨立行使管理案件的權力。不盡完善的審前程序注定不能從根本上簡化和加速程序的進行，讓法院從繁重的審判負擔中得以解脫的目標難以實現。而且必需警惕的是，囿于我國傳統上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慣性作用，在推行管理型司法時我們尤其要警惕超職權主義體制性沉疴宿疾復發，防止將效率與管理的目標置于訴訟公正的價值考量之上。為此，應對管理型司法中法官的權力進行制約，包括對法官在審前獲得的訴訟資料予以合理限制，杜絕法官竭盡全力強迫當事人和解的情況，法官在審前接觸的證據同樣要受到證據規則的約束等等，通過這些措施合理控制法官司法介入的程度。

1．促進民事案件審理的集中化。與將案件向法院以外的機關分流途徑相比較，以案件管理促進集中化審理更適合我國訴訟實踐需要。筆者認為，在我國民事訴訟中提高訴訟效率，促進集中化審理尚應循以下思路完善相應程序制度：

第一，在立法上確定不間斷審理原則。從改革方向看，將準備程序與開庭審理界限分離，確立“審前準備+主要期日開庭審理”的程序結構，有利于提高訴訟訟效率。因為案件通過一次開庭審理即獲得解決縮短了訴訟周期。此外，由于法官專注于一個案件審理，避免同時審理多個案件，會有助于提高訴訟效率。

第二，證據制度方面的改進，包括貫徹一次性提出原則和證據限時提出原則，以及貫徹分配舉證責任及適度公開心正。前者要求當事人一次性提出訴訟請求，便于法院及時確定審判對象、整理審判范圍、確定訴的合并、分離以及追加事項。包括：在時或訴訟程序開始階段，原告應依處分權主義表明訴訟標的，提出訴訟請求使訴訟標的特定化，促使當事人及時表明事實與理由，原告必須對實體法上的事實關系進行說明，以使其訴訟請求獲得效果。后者要求法官在明確爭點后及時進行闡明以明確當事人的舉證責任，討論、確定證據的關聯性并剔除不必要的證據（免證事實），通過初步公開心證，讓當事人了解證據調查的結果，指明、確認爭點并表明法律見解，以防止當事人遭受來自法官的適用法律上的突襲。

第三，強化訴對拖延訴訟行為的處罰措施。國外民事訴訟法強調法院須及時采取必要的準備性措施以便訴訟能夠在一次期日中得到解決。{19}如當事人拖延訴訟，法院可以判令其負擔由訴訟拖延行為而發生的訴訟費用。有兩種做法值得借鑒，一是法國的做法，科以民事罰款，即如當事人濫用訴權，實施了回避申請，且被駁回的情況下，對提出申請的人給予民事罰款制裁，且對方當事人還可以對此提出損害賠償請求。二是美國的做法，賠償對方損失，如果法院明顯地認為是出于惡意或僅僅出于拖延訴訟為目的的，法院應當立即命令使用該宣誓陳述書的當事人向對方支付由于該宣誓陳述書的提出而使對方蒙受的適當的費用，包括合理的律師費用，并且任何一方違法的當事人或律師可被判處藐視法庭。{20}

2．訴訟主體間訴訟協同關系之構建。不同尋常且又無正當理由解釋的司法延遲會導致人們的不安與懷疑，也會削弱法官所擁有的優勢地位。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法官和律師之間能形成一個職業共同體，勢必有助于在他們之間形成認同、溝通、信賴和協作的良性關系。進一步地，如果他們在訴訟中形成協同關系，不僅有助于當事人正確行使訴訟權利，也會緩和當事人之間的過度對抗，從而增加談判、和解的可能，達到提高訴訟效率的目的。另一方面，法院對律師的審前活動施以有效的監督甚至控制，還會產生促進法官和律師之間的有效合作，特別是對復雜的案件而言，最佳的狀態是由法官與律師一起在合作、協同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內容廣泛的審理計劃。當然，也必須強調法官與律師要在遵從正當程序的前提下展開合作，嚴守法官中立的低限。合作中法官不得對任何一方當事人存有歧視或偏愛，也不能同當事人、律師私下單方接觸，更不能回到“背對背”調解的老路上去。

3．失權制度與訴訟促進義務的合理引入。當事人能否及時實施訴訟行為也是決定訴訟效率的關鍵因素。現代民事訴訟中書面訴訟資料越來越多，法定順序主義相較于自由順序主義更顯現出必要性。法定順序主義強調當事人的訴訟行為應依訴訟程序所確定的順序進行，更有助于防止拖延訴訟，提高訴訟效率；而自由順序主義由于不為訴訟行為設定嚴格順序，其先后任由當事人自由為之，必然無助于訴訟效率的提高。就我國而言，應在證據交換、證據失權等相關制度基礎上，須再強化當事人的訴訟促進義務，通過法官的案件管理或者審理計劃為當事人劃定實施訴訟行為的時間界限，促其及時主張和攻擊防御，以推進程序的進行。當然，當事人不是訴訟客體，案件管理中法官要充分尊重當事人程序選擇權，當事人既可以協商審理計劃，還可以對無正當理由不實施審理計劃的拖延行為提出異議和批評。在這方面，雖然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在《簡易程序規定》中規定允許當事人自愿選擇適用簡易程序，并在《證據規定》中賦予了當事人協商一致約定舉證期限，但這種訴訟契約的范圍相當有限。例如，當事人不能參與擬定審理協議計劃，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集中化審理的進行。因此，有必要在未來的案件管理體制中，充實對當事人程序選擇權的保障，以調動當事人程序參與的積極性，增強案件管理的信賴度。

【注釋】

[1]與管理型司法的推進相同步，1962年美國聯邦民事案件通過審判結案的比例是11．5％，到了2002年，這個比例陡然下降到1．8％。MareGalanter，TheVanishingTrial：AnExaminationofTrialsandRelatedMattersinFederalandStateCourts，EmpiricalLegalStudy20041459．

[2]美國一些學者在分析美國聯邦法院的數據后甚至發現，民事審判比例與案件負擔大小成反比，審判壓力較大的地方法院都出現了審判率較低的情況。ShaftSeidmanDiamond＆JessicaBina，PuzzlesAboutSupply—SideExplanationsforVanishingTrials：ANewLookatFundamentals，EmpiricalLegalStudy，2004：637．

[3]德國推行這一措施的效果非常明顯，其地方法院審理案件的平均周期減少了7．8天，減少到了110天，減幅為5％。Hector/Fix—Fierro，Courts，JusticeandEfficiency：ASocio—LegalStudyofEconomicRationalityinAdjudication，Hart，200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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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民事案例范文

第二條便民自行車屬于社區公共財物，所有便民自行車均須統一懸掛自行車宣傳車牌，并安裝定位芯片。

第三條各社區要選擇人流量集中場所設置便民自行車服務點，集中停放便民自行車，同時在醒目位置懸掛“區便民自行車服務點”標志牌，并在區政務網上公布服務點情況。

第四條各社區應設立便民自行車服務咨詢電話，方便市民聯系借用。要通過宣傳欄、標語、小區廣播等多種方式，宣傳告知市民便民自行車的服務點地址以及咨詢電話。

第五條各社區要對便民自行車進行登記造冊，建立臺賬，并指定專人或采取每天輪值的辦法對所屬便民自行車進行管理。當值的工作人員要按照《辦法》要求，做好借用登記手續，檢查存放點自行車的運行狀況，做好防盜措施。各社區要定期做好便民自行車的維護和保養，出現故障及時維修，確保便民自行車使用安全。

第六條便民自行車借用對象為16周歲以上至70周歲以下，領有公民身份證，具有熟練自行車騎行能力的需求者。凡不符合上述條件，以及酗酒、精神病患者、智力障礙者等無法保障安全騎行的，不得借用便民自行車。

第七條借車人可在所在社區辦理“借車卡”。居民（含暫住居民）須憑借本人身份證及戶口本或暫住證填寫申請表，繳納押金100元，并簽訂《區便民自行車借用協議書》。

第八條借車人憑“借車卡”在辦卡社區的“便民自行車服務點”借用車輛，并將“借車卡”交給現場管理人員，“借車卡”可在還車時取回，一張卡一次只允許借用一輛自行車。

第九條退“借車卡”時，借車人須持本人身份證或暫住證，到辦卡社區辦理退卡手續，并退還押金；如“借車卡”丟失，“借車卡”丟失者應盡快帶上有效證件到辦卡社區掛失，掛失前若因此造成損失，“借車卡”丟失者須承擔相應責任。

第十條便民自行車的借用時間為每日8：00-18：00。借車人要按照“哪里借用、哪里歸還”的原則，隨借隨用，用后速還，于當日將自行車歸還至借出地點，確有需要延長時限的，需事先向辦卡社區提出申請并征得同意。超時未歸還且未申請延長時限的記不良記錄一次，三次不良記錄者將取消借車資格。

第十一條歸還便民自行車時，管理人員應仔細檢查便民自行車車況，如因借車人操作不當等原因造成損失和損壞的，應與借車人共同到維修處確定賠償價后，由借車人按規定進行賠償。

第十二條借用過程中，發生便民自行車丟失的，借車人應于當天憑“借車卡”及本人身份證，前往辦卡社區申請報失。便民自行車報失后，辦卡社區將按程序終止借車手續，暫時凍結“借車卡”押金，并向借車者出具遺失憑證。如10日內找到丟失車輛，借車人應攜帶“借車卡”及遺失憑證，按車輛丟失時間，每天按照10元標準收取公共資源占用費；如車輛有損壞，則根據車輛損壞情況由借車人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被借用的便民自行車丟失10日以上或經確認無法找回的，借車人須承擔相應賠償責任，在未履行賠償手續前，暫停接車人借車資格。在賠償手續辦理完畢后，辦卡社區要解凍“借車卡”押金，恢復借車人借車資格。

第7篇：民事案例范文

民 事 判 決 書

上訴人（原審原告）：李某某，男，1978年出生，漢族，本市某社區工作人員，住本市。

委托人：尹國先、聶曉江，新疆昌年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蘇某某，女，1974年出生，漢族，個體工商戶，住本市。

委托人：張莉，新疆金橋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李某某因離婚糾紛一案，不服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人民法院（2010）沙民一初字第1008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出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判認為，原、被告婚后不能正確處理家庭矛盾，導致夫妻感情破裂，雙方均同意離婚，予以準許。關于財產問題，本案爭議的核心問題是購房款的來源，并在此基礎上認定位于本市西山路23號9棟4單元202室房屋是否屬于夫妻共同財產。根據現有證據，原告婚后無經濟來源，雙方無共同資金積累，而被告在婚前有存款，有購買房產的能力，故爭議的房產系被告蘇某某用婚前存款購買。原告父親僅是代蘇某某履行買房的行為。雙方爭議的房產雖是婚后取得，但實質上是被告蘇某某婚前存款的轉換形式。故該房產屬于被告蘇某某個人財產。原告自愿放棄分割家俱家電的權利，予以支持。被告自愿給付原告裝修款3萬元，予以支持。故判決：一、準予原告李某某與被告蘇某某離婚；二、位于本市西山路23號9棟4單元202室房屋歸被告蘇某某所有；三、被告蘇某某給付原告李某某房屋裝修款3萬元；四、雙方個人衣物及生活用品歸各自所有。

宣判后，原審原告李某某上訴稱，位于本市西山路23號9棟202室的房產屬于我們共同財產，我曾委托我的父親向出賣人交付定金1.06萬元，后又交付房款4萬元，并承擔了房產的過戶費用，以上款項應予返還。

原審原告蘇某某答辯稱，爭議的房產屬我個人財產，我們曾經達成的離婚協議也是這樣約定的。李某某婚后沒有工作，房款全部是我用婚前財產購買。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經審理查明事實與原審認定事實基本一致。另雙方均認可爭議房產的價值25.6萬元。

以上事實有結婚證、存單及銀行的明細單、房屋買賣合同、付款憑證、一審庭審筆錄、二審詢問筆錄為證。

一、維持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人民法院（2010）沙民一初字第1008號民事判決的第一、三、四項即：準予原告李某某與被告蘇某某離婚；被告蘇某某給付原告李某某房屋裝修款3萬元；雙方個人衣物及生活用品歸各自所有；

三、位于本市西山路23號9棟4單元202室房產歸被上訴人蘇某某所有，蘇某某給付上訴人李某某房屋折價款2萬元。

一審案件受理費580元，郵寄送達費40元，合計620元（李某某已預交），由上訴人李某某、被上訴人蘇某某各負擔310元；二審案件受理費150元（李某某已預交），由上訴人李某某、被上訴人蘇某某各自負擔75元。

以上合計，被上訴人蘇某某應給付上訴人李某某50,385元，限于本判決書生效后10日內一次性付清，逾期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的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董 慧

審 判 員 馬 駿

審判員 鄧 穎

第8篇：民事案例范文

    9月24日，在四川省、瀘州市、古藺縣三級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干警和有關執法部門的督促下，四川省“4.6”森林失火案犯罪嫌疑人古藺縣石寶鎮蘆蔭村村民黎伯倫，親手栽下的第一批杉樹苗一期栽植順利完成。今年8月1日，經古藺縣人民檢察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法院審理后以失火罪判處黎伯倫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并判處其在2002年10月至2007年8月期間，補種被其燒毀的21748株林木，恢復457.7畝林地的民事責任。判決后，黎伯倫表示認罪服法不上訴。

    2002年4月6日，黎伯倫攜帶鐮刀、火柴到自家責任田內鏟除雜草，并將鏟除的雜草堆放在責任田中，用火柴點燃焚燒。此時恰遇大風，引發重大森林火災。案發后，經現場勘查及林業技術測定，燒毀林地457.7畝，燒毀成材林木20970株、幼樹778株，造成經濟損失41.06萬元。其中燒毀蘆蔭村一組集體森林426.7畝，直接經濟損失36.08萬元。古藺縣檢察院及時介入該案偵查取證，認為被告人黎伯倫因失火行為造成集體森林重大損失，并對當地生態環境資源造成嚴重破壞。

    近年來，四川省農村違反規定野外用火現象屢禁不止，導致森林失火案時有發生。僅今年1至9月，全省境內就發生森林火警145起、森林火災22起，致使森林資源遭到破壞，國家、集體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然而，過去此類案件的當事人僅被追究刑事責任（一般處以緩刑），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因種種原因未被依法追究。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一方面國家和集體的森林慘遭毀壞而無法彌補，另一方面，絕大部分當事人對自己的犯罪行為視為兒戲，判緩刑無所謂。針對這種狀況，四川省、瀘州市、古藺縣三級檢察機關民事行政檢察部門從維護國家、集體利益出發，勇于開拓創新，積極同法院協調，取得共識，并同林業行政主管部門一道補充調查，收集證據，開展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公訴工作。黎伯倫毀林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就是四川省三級檢察機關率先推出的創舉。

    9月12日，古藺縣檢察院干警會同鎮有關部門，督促黎伯倫履行判決所確定的民事義務。在執法部門的督促下，黎伯倫積極主動履行法院的判決，黎說服家人出資雇人幫助打窩植樹，當場栽下了第一棵杉樹苗。在現場，黎伯倫以自己失火犯罪的親身經歷，對廣大村民現身說法，表示了自己的悔罪之心，希望通過植樹彌補給國家、集體造成的重大損失。本案民事判決部分得到執行，在當地村民中起到了教育震懾的作用。

第9篇：民事案例范文

一、指導思想

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圍繞“轉變外經貿發展方式，打造對外開放新平臺，爭創*國際競爭新優勢”實踐載體，充分運用學習調研階段取得的成果，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認真查找問題，深入剖析根源，努力破解影響和制約*開放型經濟發展的難點問題，著力轉變不適應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工作方法，不斷提高科學發展的能力和本領，力爭在思想上有大的解放，在外經貿發展體制機制上有新的突破，在干部隊伍建設和工作能力上有大的提高。

二、．工作安排

分析檢查階段從2009年4月底開始，至2009年6月底基本結束。這個階段重點抓好三個方面工作：

(一)開好領導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和組織生活會

1、梳理分析征集的意見建議。在前一階段開展民主懇談、專題調研及“聯百企、獻百策、解百憂”的基礎上，通過召開座談會、個別訪談、書面征求意見和網上征求意見等形式，對照科學發展觀要求，就我局召開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和黨支部專題民主生活會，主動征求包括廣大外經貿企業、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專家學者等多方的意見建議。在匯總梳理的基礎上，認真做好意見建議的分解、反饋工作。對領導班子成員個人的意見建議，由局黨委主要負責人“原汁原味”地反饋給本人；對領導班子集體和涉及本單位本系統全局的意見建議，結合班子職責分工，由局黨委主要負責人分解反饋到每位領導班子成員，作為專題民主生活會剖析的重點內容。

2、召開領導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進行剖析。召開民主生活會，找準存在的突出問題，深入剖析問題產生的原因，是搞好分析檢查的基礎。民主生活會上，領導班子成員要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開誠布公地談問題、找原因、提建議，深入查找個人和班子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查找黨性黨風黨紀方面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深入分析原因，吸取經驗教訓，自覺改進提高。專題民主生活會前，領導班子成員要在相互談心，虛心聽取群眾意見的基礎上，認真撰寫發言材料，進行自我檢查，做好充分準備。

3、召開黨支部專題組織生活會進行剖析。6月底前，結合前期梳理分解意見建議情況，以“爭創*國際競爭新優勢”為，主題，組織召開黨支部專題組織生活會。支部全體黨員要結合自身實際，逐個分析檢查，•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召開黨支部專題組織生活會前，通過談心、談話等方式，引導黨員溝通思想，理順情緒，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打好基礎。要邀請局群眾代表列席黨支部專題組織生活會，虛心聽取意見建議。局黨員領導干部要按照雙重組織生活的要求，參力口黨支部專題組織生活會。同時，做好黨支部專題組織生活會的記錄。

(二)認真撰寫專題分析檢查報告

1、醞釀領導班子分析檢查報告。分析查檢報告是分析檢查階段的中心環節，也是整改落實的主要依據。按照市委的要求，要在匯總梳理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在主要負責同志的全程主持下，充分運用解放思想大討論和學習調研階段的成果，緊密聯系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和我局外經貿工作實際以及黨員干部思想實際，撰寫領導班子分析檢查報告。分析檢查報告要突出檢查和分析這兩個環節，全面回顧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局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情況，認真查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實事求是分析存在問題的主客觀原因特別是主觀原因，提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主要方向、總體思路、工作要求和措施，以及加強領導班子自身建設的具體措施。6月20日前送相關市領導和市委指導檢查組審閱把關。

2、組織黨員群眾代表民主討論。分析檢查報告初稿形成后，要召開座談會，組織全局黨員干部代表對分析檢查報告進行民主討論，廣泛聽取黨員群眾的意見建議。會后，要及時整理對分析檢查報告的修改意見，提交局黨委擴大會議進行專題討論，作為進一步修改完善分析檢查報告的重要參考。

3、召開局黨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在組織黨員群眾代表民主討論的基礎上，在6月底前召開局黨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修改分析檢查報告。局黨委擴大會議由黨委主要負責同志主持，局各黨委成員參加，并適當擴大列席人員范圍。會議結束后，對參會人員提出的意見建議進行匯總、梳理，對反映比較集中的突出問題進行專題研究，將這部分意見建議體現到分析檢查報告中。

(三)組織開展專題民主評議。

1、開展專題民主評議。以書面、網絡和召開民主評議會相結合的形式，對局黨組分析檢查報告開展評議，征求意見。首先，以書面形式征求各縣(區)外經貿局黨組、各涉外部門和重點外經貿企業的意見，時間安排在5月20前；其次，通過“*國際商務網”征集網友意見，時間安排在5月20前；最后，通過召開民主評議會，邀請各涉外部門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代表、外經貿企業代表、專家學者以及基層單位代表等，專題評議局黨委分析檢查報告，聽取意見，時間安排在6月10前。

2、公開民主評議結果。2009年6月15前，對民主評議中提出的意見進行認真研究，充分吸收到修改后的分析檢查報告中。并采取適當方式在一定范圍內公開民主評議結果，主動接受黨員群眾監督。

3、公開分析檢查報告。2009年6月25前，局領導班子分析檢查報告經市委指導檢查組把關后，形成領導班子分析檢查．正式報告，作為我局科學發展的指導性文件。分析檢查報告要通過公開欄、*國際商務網等方式進行公開，主動接受黨員群眾監督。分析檢查報告和民主評議結果，報送市委學習實踐活動辦公室備案。

三、工作要求

1、思想重視。分析檢查階段是鞏固和檢驗學習調研階段成果，抓整改、見實效的關鍵階段，是學習實踐活動從思想層面進入實踐層面的重要環節，全局黨員干部關心，社會各界高度重視，工作量大、標準高、政策性強。因此，要高度重視，加強領導、指導和引導，主要領導要履行好第一責任人的職責，發揮表率作用，帶頭聯系實際查找問題，帶頭聽取群眾意見建議，帶頭接受群眾監督評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