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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觀經濟態勢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進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體制變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相應變化，即由國家計劃對企業和各種經濟單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調節，逐漸轉變為在市場信息影響下，以經濟利益引導企業和個人進行微觀決策的自動調節。在此情況下，價格、利潤、成本、收益、供給與需求的協調機制產生了，計劃機制逐漸讓位于市場機制。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增強。

表1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生了銀行競發貸款、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為1988年8月爆發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的工業超高速增長，在遭遇資源制約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此前的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和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已不復存在。當年，通貨膨脹率第一次達到兩位數，這迫使國家于該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實行緊縮的經濟政策。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國有投資率先回落。1989年非國有投資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據此認為，這是“中國農村持續發展推動時代的轉折”。

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下，國家與企業間的預算關系必然使企業表現出對資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謂投資“饑渴癥”、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把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看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現的壞賬寄希望于由國家的財政撥款沖抵，因而往往導致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調整期間，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沒有擋住又一次經濟過熱的到來。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三次經濟過熱主要是由社會集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和國有銀行資金大量以非貸款方式流出（銀行辦企業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國家重新啟動國有投資（以比非國有部門高出10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增長），并帶動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長率高達72％）后，經濟過熱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從減少國有投資入手，開始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出現持續多年的經濟“軟著陸”。

以上情況表明，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在轉軌時期，舊體制因素仍廣泛存在。它們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方式仍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1.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仍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推動力。資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間，我國實際投資增長與GNP的實際增長的相關系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波動的近80％可用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的相關關系系數則高達99％，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一致。（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頁。）而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有投資總是起著經濟啟動和收縮的先導作用。在國有投資確實啟動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跟進；在國有投資收縮從而結束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快速退出。

2.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未能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即對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會通過信貸膨脹的形式表現出來。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使用國家的財政撥款與使用國有銀行的貸款并無本質區別，資金來源渠道的改變并未形成對企業資金使用的硬約束。在此情況下，企業仍強烈地表現出“投資饑渴癥”，只不過是從爭奪財政撥款轉而表現為爭奪銀行貸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銀行貸款的規模受到國家的硬性限制時，企業也會力圖通過其他形式籌資，如銀行辦企業、企業非法集資等。而一旦經濟過熱難以為繼時，國家只能采取強制性的緊縮措施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經濟的劇烈震蕩。

3.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的產權關系，因此，只要企業歸國家所有，企業的經營損益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直接由國家財政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國有銀行的貸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通過國有銀行這一中間環節間接地由國家財政承擔。正是由于這種“軟預算”約束，造成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競爭性和經營效益。這從國有企業的高額微觀負債可以明顯看到。1980年，國有企業的負債率為18.7％，到1994年，對12.39萬戶國有企業（含商業、金融業）清產核資，資產負債率高達75.05％，若扣除實際損失掛賬，則高達83.3％。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與贏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虧損則比贏利高出近1倍，國有企業基本上喪失了償債能力。據工商銀行調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產案8138件，其中后兩年為5128件，占受理總數的63％，在破產加速后，銀行的虧損率達85.1％。（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頁。）在此情況下，國家財政不僅必須（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的資本金，而且要承擔國有企業高負債導致的國有銀行的壞賬損失，國家成了潛在的國有企業債務的最終承擔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微觀負債最終總是要轉化為政府的宏觀負債的。很顯然，宏觀經濟能否平穩運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奏效，不僅取決于宏觀政策本身，而且還需要微觀層次的制度保證，即企業產權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轉折及其效應

如上所述，由于轉軌時期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在從傳統的直接調控走向通過市場中介的間接調控的過程并不順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使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的過渡也受到嚴重的障礙。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走向甚至發生了重大的逆向轉折，即通過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對國有部門的投資，重新強化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的沖擊，也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尚未開放，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1998年，我國外貿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并于該年5月曾出現負增長）。因此，客觀而論，我國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強度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原因還在于國內的經濟形勢。

自1993年7月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后，我國經濟的增長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長率分別為13.5％、12.6％、10.5％、9.6％和8.8％，而且，這種下滑趨勢在繼續（1998年和1999年分別為7.8％和7.1％）。在市場長期疲軟的情況下，企業的兼并、破產加劇，失業人數劇增，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人員每年約達1000余萬人。與此同時，由于制度環境和經濟形勢的制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密集運用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改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政策效果，經濟下滑的趨勢依然。很明顯，貨幣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當狹小。

在此情況下，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行連續數年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國債6500億元（注：②這一數字尚不包括用于臨時財政支出的特殊國債。例如，1998年，為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國家一次就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各年的數額分別為：1000億元、11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和1400億元），用于安排國債投資項目。這種超高強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了多方面的不同效應。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成效

應當肯定，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長滑坡的情況下，我國有必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較大規模地擴大了投資需求，從而遏制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動了經濟的繼續發展。據有關部門測算，國債投資對GDP增長率的拉動，1998年為1.5個百分點，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為1.7個百分點，2001年為1.67個百分點左右。按照這個比例計算，1998～2001年，國債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在各年GDP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0％、28％、21％和20％。（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經濟環境趨緊、國內市場疲軟的情況下，這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無疑是必要的。

其次，國債投資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緩解了長期以來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而引起的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其中，在國債投資的支持下，我國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國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樞紐工程25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75項、蓄滯洪區安全區建設22個，并拓展節水灌溉面積6500萬畝。這些工程已在經濟中發揮實際效用。在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方面，1998年以來的3年中是我國公路、鐵路、民航建設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公路新增通車里程約17.4萬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國公路總里程達14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為1.5萬公里），鐵路新增長度2070公里（其中復線里程586公里），水運航線、民航機場建設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項目。此外，糧食倉儲設施、農村供電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

最后，部分國債資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發長期國債后，預算中原準備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部分資金，被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的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發放等。該年發行的高達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則被用于充實國有獨資銀行的資本金。這些均屬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對于緩解改革風險、保持社會安定以及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轉軌進程中某些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有明顯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是多方面的。這里我們首先要分析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負效應，即它重新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導致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其一，強化了一些部門的壟斷趨勢和國家機關的行政控制。

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國家壟斷和政府控制的經濟，經濟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斷打破國家的經濟壟斷和放松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從而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和活躍經濟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然而，執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國家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別是國債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部門，更強化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壟斷性控制，并進而強化了整個國家的行政壟斷和直接管理。在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我國出現了行政控制明顯加強的趨向。例如，在糧棉購銷體制改革后，由于個別地方出現搶購現象，國家曾經又恢復了對糧食和棉花的收購體制，取締和禁絕私商的相關活動，由糧食部門和供銷社壟斷糧食和棉花的經營；當一些產業部門出現生產能力過剩時，價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現象，但國家在此情況下不是通過鼓勵正常競爭促進產業集中和產業進步，而是倡導搞所謂行業“自律價格”，實際上是想通過價格卡特爾來抑制競爭，等等。

壟斷的加強除了強化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外，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在電力、通訊、鐵路、民航等部門，這種利益集團往往依仗對國家經濟資源的實際占有，千方百計地阻止民間資本的進入；它們畫地為牢，排斥競爭，阻礙要素的自由流動，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損害社會和公眾的利益。壟斷會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造成壟斷租金：一是通過壟斷價格體現出來的社會福利損失，二是行業壟斷部門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項費用，將自身低效運行的成本和發展投資的負擔轉嫁給廣大消費者。根據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國壟斷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內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卻大大高于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1995～1999年期間，我國電力行業每個職工比其他行業職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該行業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資額為79.1億元。1996年，在壟斷行業的價格與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漲，而且上漲幅度大大高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我國電力工業的資金利稅率卻僅為7.33％，與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鐵路運輸虧損13.8億元，與1985年贏利64億元相比，減利120％。市話虧損35.6億元。郵政虧損70億元。（注：過勇、胡鞍鋼：《不可低估行政壟斷造成的經濟損失》，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7月13日。）由于壟斷行業上繳的利潤中包括了政府從國有投資中應得的回報、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以及所得稅返還、減免等優惠，因此，壟斷行業多年來不僅耗散了本行業的巨額租金，而且也耗費了大量國家本應得到的財政收入。

事實表明，壟斷的加強正在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當前，大部分被用于擴充國有經濟的國債投資，實際上是民間資本轉化而來的，這部分投資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當國有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的壟斷時，壟斷部門的尋租活動又必然阻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轉軌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初步確立的情況下，行政壟斷的加強一方面表明國家計劃經濟權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壟斷部門市場經濟利益沖動的加劇，它實際上是這二者的結合。在此情況下，壟斷行業的企業往往通過制定壟斷價格，或依仗其壟斷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種費用，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尋找并耗散其壟斷租金。據2001年11月末的統計數字，國有企業贏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業大戶，其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海油、國家電力公司五家企業的贏利合計占重點企業贏利總額的58％。（注：楊繼繩：《凱思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有人擔心，在當前的情況下，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者的弊端。這種擔心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二，過分倚重財政擴張強化了轉軌時期中金融市場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貸資金進一步集中流向國有部門。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在新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國家已逐漸擺脫在刺激經濟增長中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倚重，轉而著重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在實行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后.也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兩大基本經濟關系，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逐漸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轉為政府通過市場中介而進行的間接調控。在此情況下，提高金融調節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應是實現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國債投資日增、財政亦字擴大和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巨大的情況下，金融風險的積累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加之人們對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戀，因而在金融運作方式和監管方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強化。（1）金融發展出現了某種縱向一體化的傾向。例如，貸款權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國債投資擴大信貸發放的同時，信貸也明顯向國家銀行集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明顯上升。該年1～11月，國家銀行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達78.5％，比上年同期高7.7個百分點，為近4年來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銀行的合并，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等等。（2）經濟啟動主要依靠增發國債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強化，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為了刺激投資，1998年在不到9個月時間里連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并放寬了利率浮動的幅度。三次下調利率使貸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個百分點，由此減輕企業（主要是國有大企業）利息支出600億元以上，降低國債利息負擔300億～400億元。然而，對利率浮動的規定卻對中小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即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現行的10％擴大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變。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現行的40％擴大為50％。（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中國貨幣政策分析》，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頁。）很顯然，關于利率浮動幅度的規定對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是不利的。與此同時，民間金融仍基本上處于非法地位，這更使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強和金融政策的進一步傾斜使信貸資金更加集中投向國有部門，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壟斷地位。

3.擴張性財政政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患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僅強化了國家的行政壟斷，導致了某些方面舊體制因素的復歸，而且也給正常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隱患。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導致財政赤字的迅速膨脹。1997年，我國的財政赤字為582.42億元。而在1998～2001年期間，各年的財政赤字則分別達到922.23億元、1743.59億元、2491.27億元和2598億元，年增長率分別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財政赤字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財政預算赤字更達3098億元，比上年增長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國際警戒線。（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

由于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過長的回收周期和過低的投資收益率導致短期內難以獲得投資收益，這就往往導致借新債還舊債的情況，使國債規模越來越大。2000年底，我國內債余額已達13000億元人民幣，外債余額達1500億美元，內外債共計25000億元人民幣。2001年和2002年，債務余額進一步增加。（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數字尚不包括大量隱性債務，而這種隱性債務確實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級政府拖欠的公務員工資和養老保險欠款，以及國家糧食經營虧損掛賬，等等。（2）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財政通過各種不規范的方法舉借的債務（估計有1000億元人民幣）。（3）國有銀行剝離出的1.4萬億元不良債權，經處理后，樂觀估計能收回4000萬億元，損失的1萬億元將最終由國家財政承擔。因此，我國的實際債務余額比公布的顯性債務余額大得多。2002年3月，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回答與會者的提問時表示，當年我國的債務余額為8000多億元，只占GDP的18％。顯然，這里指的只是顯性債務，如果加上隱性債務，比例將高得多。據樓繼偉透露，到2002年，我國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在內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世界銀行曾估計是50％～70％，比較樂觀的估計是40％～50％，而比較悲觀的估計則達70％～100％。國外的經驗數據表明，積累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一般不應超過60％，我國的債務余額顯然已突破了國際警戒線。

更為嚴重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財政支出的擴大，特別是國債的增加。2000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當年GDP的比例為36.81％，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8.63％。到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增長到38.43％，而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則高達65％。這表明，GDP的增長主要是靠投資特別是國債投資推動的。中經網2002年8月2日刊載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總需求即名義GDP的增長率為6.3％，其中實際增長7.7％，價格下降1.3％。而財政支出增長率為19.8％，財政赤字增長率達62.4％（因債務利息支出記賬方式的改變，這里的財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長率略有高估）。很顯然，以每年近20％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60％多的財政赤字增長率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肯定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

還應指出的是，隨著國債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國債的金融機構積聚的風險更是不斷增大。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機構持有的國債9367億元（不含財政對商業銀行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比上年增加1022億元，增長12.2％，占國債市場總量的比重達56.7％，較上年末上升3.3個百分點，占其資金總運用量的比重為5.5％，比上年末上升0.3個百分點。在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成為國債市場上最主要投資人的情況下，存貸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壓縮商業銀行的贏利空間，對其經營狀況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在國債品種、期限趨同的情況下，一旦風險突現，變現遭遇困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幾點啟示

1.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引起的國家作為投資主體地位的加強，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下宏觀經濟運行方式的復歸。因為，這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預算軟約束在新時期的一種表現，它仍源于政府與國有部門的特殊的產權關系，是新時期國家以財政資金推動國有經濟繼續發展的一種形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資金直接來源于財政撥款，這是預算軟約束的典型表現。在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后，國有企業的資金來自國有銀行的貸款。當國有企業無力還貸時，其損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因此，預算約束依然是軟的。而當企業競相爭奪銀行貸款造成信用膨脹并引起經濟過熱（如我國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情況）時，國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銀行貸款在內的強制性的緊縮措施。然而，國有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積累機制獲得發展。為了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長率，以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啟用赤字財政政策成了難以避免的選擇。國債投資無論用于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改革成本的支付，還是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都是國家財政對國有經濟的輸血。但是，赤字財政政策不可能無限制使用，當它難以為繼時，經濟震蕩就會到來，大起大落的所謂“計劃周期”也有可能重現。這是必須高度警惕和極力避免的。

第2篇：宏觀經濟態勢范文

一、宏觀經濟動態分析的基本原理

通俗地讓學生了解一門相對抽象和復雜課程基本原理，是學生對該學科產生興趣，取得感性認識的基礎。經濟學科的發展受到物理學的分支動態學的影響和啟迪，把動態學這一術語應用于宏觀經濟分析時構成了宏觀經濟的動態分析，其目的是探尋和研究變量的具體時間路徑，或者是確定在給定的充分長的時間內，這些變量是否趨向收斂于某一均衡值。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可以彌補靜態學和比較靜態學的嚴重不足。在比較靜態學中，總是武斷地假設：經濟調節過程不可避免地導致均衡。而在宏觀經濟的動態分析中，直接面對均衡的“可實現性”問題，而不是假設它必然能夠實現。動態分析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確定變量的時間，這就把時間因素明確納入分析范圍。有兩種方式可以做到這一點：可以將時間視為連續變量，也可以將其視為離散變量。在前一種情況下，變量在每一時點都要發生某些變化（如在連續計算復利時那樣）；而在后一種情況下，變量僅在某一時段內才發生某些變化（如僅在每六個月才計入利息）。這兩個不同的時間概念在不同的內容中各具優勢。例如：假定已知人口規模H隨時間以速率dH/dt=t-1/2 變化。則要求的是：人口H=H（t）的何種時間路徑可以產生相應的變化率？如果起初便知道函數H=H（t），那么便可以通過微分求得dH/dt，但現在面臨的問題恰恰相反：要從已知的導數求出原函數，而不是從原函數求出其導數。在數學上，現在需要與微分法或微分學完全相反的方法。這種方法稱作積分法或積分學。周知，滿足于如下觀察：H（t）=2t1/2+H（0）。因此，在現在的例子中，任意時點的人口規模由初始人口H（0）與另一個包含時間變量大的項的和組成。這個時間路徑的確描述了變量H隨時間變化的過程，因此確實構成了此動態模型的解。

二、宏觀經濟動態分析的主要目的

為什么要學習和研究宏觀經濟動態分析呢？主要是基于它的目的和它的政策意義，以下讓我們先來考察它的主要目的，這也是學生首先需要認識的問題。

1、預測通貨膨脹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關系被打破，滯脹成了許多西方國家經濟的普遍現象，同時保守的經濟政策變得更加突出。在理論界，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失效了。最顯著的變化是伴隨著上升的失業率而來的快速（或加速）上升的通貨膨脹率，這成為許多西方國家經濟的特征。個人開始預期價格會上漲并把這種預期考慮到他們的決策中去。如果這樣的行為要被模型化，那就不可避免地會涉及一個宏觀經濟的動態模型――通貨膨脹預期的動態模型。

2、分析浮動匯率

自1973年浮動匯率制的普遍推行以來，商品和服務貿易在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快速增長的，更加明顯的是國際間資本流動的不斷增加。早期的貿易理論關注經常賬戶，但是，隨著資本流動的增加，這樣的模型變得非常不符合現實。主體結構的變化和資本流動增長的結合意味著匯率對經濟產生持續的影響力。現在已不太可能把宏觀經濟看作是封閉的并建立相應的宏觀經濟模型了。但是隨著浮動匯率制的廣泛實施，匯率變動需要被模型化。像通貨膨脹一樣，市場參與者開始形成有關匯率變動的預期，并且開始根據預期來行動。因而建立匯率預期模型就變得非常重要。這個模型的建立一定是動態的。

3、了解資本流動

無論是封閉經濟模型還是開放經濟模型都要產生的一個重要特征的資本流動方面。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強調了流量理論，這是因為凱恩斯自己對經濟的短期運行非常感興趣。如果僅僅考慮一個或兩個時期，這可能是一個合理的近似，然而經濟學家們要預測跨越五年或更長的時期。更重要的是，債券發行量的變化（一個流量）改變了國債（一個存量），以及有關這項借款的利息支付。需要認真考慮政府支出及其對財政預算平衡的影響，但是財政預算，或更為顯著的國債，對資本規模有長期的影響。政府不能不關心國債規模。對于開放經濟來說同樣也是如此，支出的平衡是一個流量。早期的模型，特別是那些忽視資本項目的模型，只關注產品和服務的進出口差額帶來的沖擊，換句話說，就是針對某個經濟領域的產品和服務的流入和流出。但是赤字導致了一個國家資本準備金存量水平的下降，盈余的作用恰恰相反。反復的赤字會導致反復的資本準備金存量和貨幣存量水平的下降，后者當然可以用增發貨幣（中性）來彌補，但這只會使調整過程復雜化，它最多只是延遲了所需要的調整。即使這樣，調整仍要求流量和存量都發生變化。流量常常是（也不都是）在一個時期，如在一年內發生，在這期間存量維持在一個固定值。要改變存量水平達到一個期望的數量常常需要多個時期才能實現，這就要有存量調整的流量，這些在本質上就是動態的。這種存量調整的流量在20世紀70年代變得非常重要，應當包含在模型的建立過程中。如果模型想要變得更加切合實際，成為更好的預測工具，它就必需更加動態化。

4、掌控經濟波動

無論是在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當中，經濟運行過程中各種宏觀經濟總量在不同的階段具有不同的性質，使得經濟運行呈現出波動性，并且由于這些性質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階段性地重復出現，這就使得經濟波動具有周期性的特定現象。通過對經濟運行數據的分析以及編制相應的景氣數據來說明經濟動作處于經濟周期的何種階段（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并對下一階段或下一周期的到來時間、程度進行預測，以便提出順向或逆向調節經濟的相關建議。這種分析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必須建立在相關指標動態監測分析系統的基礎上，即動態信息的采集與動態監測的預警分析。

三、宏觀經濟動態分析的政策意義

經濟運行中動態特征的普遍性，使得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動態分析受到越來越多的注意。經濟分析的最終目標是為了設計或制定有效的經濟政策，宏觀經濟動態分析的目的就是為了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以下以宏觀經濟動態分析中常用的非線性方法和混沌方法說明其政策意義。

1、非線性分析的政策意義

一個系統中的非線性是指一個系統的后一期狀態以非線性的方式依賴于它的前一期狀態。設xt+1是一個系統的后一期觀察值，xt是它的前一期觀察值，它們兩者之間存在關系xt+1=?蕊（xt），x?綴Rt。如果?蕊（xt1+xt2）≠?蕊（xt1）+（xt2），則稱?蕊是非線性的。非線性、多重均衡和局部穩定性或不穩定性都是互相關聯的。以下以一個簡單的非線性差分方程：xt=?蕊（xt-1）為例進行說明。當x?鄢=?蕊（x?鄢），存在一個均衡點（不動點）。假設如圖1（a）所示的情形，則?蕊（xt-1）與450線相交的那一點就是一個均衡點。但是在這個例子中，有三個這樣的點：x1?鄢，x2?鄢和x3?鄢滿足這個條件。而一個線性系統卻只能與450線相交于一點（在這里排除了函數與450線重合的情況），如圖1（b）和圖1（c）所示。由此可知，非線性的存在導致了多重均衡。

可以在一個不動點鄰域內取線性近似這個事實并不否認可以有多個不動點。就算把它限制在只有穩定均衡的條件下，仍然會有多個不動點。這導致地一些新的有趣的政策含義，在簡單的情形下，如用圖1（a）來說明，則與x1?鄢點相聯系的福利是不同于與x3?鄢相聯系的福利的。如果是這樣，對政府來說就有可能在兩個不動點之間進行選擇。或者是，經過考察以后發現一個穩定的均衡總是要比另一個均衡更好。

2、混沌分析的政策意義

周期性的變化往往被認為是由于外部沖擊或復雜系統所造成的。然而，簡單的確定性非線性系統會引發非周期的或混亂的變化，導致這一變化的關鍵因素是系統的非線性。對一個線性系統來說，一個參數值的微小變化（甚至特別小的變化），系統的定量和定性過程可能發生劇烈的變化。奇怪的是，非線性卻是常態。但是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經濟學，三百年來一直以研究線性為主要模式。非線性是系統最常見的特性，因而需要包括社會科學家們給予注意，非線性系統會導致非周期或混亂的狀態產生了一個新的研究分支――混沌理論。所謂混沌是指確定性的非線性系統產生一種貌似隨機的動態行為。

在研究確定性系統時必須了解系統的三個特征，即時間變化值、參數值、初始條件。所有三個特征都具備的系統稱為確定性的。如果這樣一個確定性系統表現為混沌，則它對初始條件就非常敏感。如果初始條件有微小的變化，系統在一定時期后的表現會非常不同。但這主要意味著系統是不可預測的，因為在確定初始條件時總有一些不精確的地方，即使系統本身是確定的。混沌的存在產生了一個問題，即經濟波動是由于系統的“內生傳導機制”還是由于對系統的外部沖擊而產生的？支持內生傳導機制的理論往往建議來自政府的強有力的穩定性政策。認為經濟周期主要由外部沖擊造成的理論認為政府的穩定性政策充其量是一種無益的實踐，弄得不好還會有害。這一點非常重要。新古典經濟學假設，沒有外部沖擊的宏觀經濟是漸近穩定的。如果混沌是存在的，這一假設就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假設經濟是內在不穩定的。所不清楚的是，這種不穩定是因為隨機沖擊產生的還是由于混沌的存在而產生的。由于非線性的存在，一個簡單的凱恩斯模型可以表現出混沌，因為混沌的存在，對經濟進行預測即使不是危險的也可能是無用的。因此，應用混沌理論，根據國民經濟運行的歷史數據，建立計量經濟學模型，再利用這一模型分析經濟系統產生穩定的、混沌的和不穩定行為的條件，以便設計出更為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

四、宏觀經濟動態分析的教學難點

第3篇：宏觀經濟態勢范文

數均呈現回落。

從未來經濟景氣變動方向看，經濟向好基礎不斷增強，但要充分警惕宏觀經濟景氣持續下行的風險，避免宏觀經濟景氣深度下

探。

一、經濟景氣繼續回落、宏觀經濟預警指數維持低位

（一）一致指數繼續下行，經濟景氣保持回落態勢

4月份，全區宏觀經濟一致指數下行至87.94，低于3月份1.13點。一致指數繼續下行的主要原因在于剔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后的5個分項指標中，除社會需求指數呈現上升外，工業指數、發電量指數、就業指數和社會收入指數均呈現下降，經濟景氣下行走勢延續。

圖1 內蒙古一致、先行指數（2006年=100）

圖2 內蒙古一致指數分項指標（2006年=100）

（二）先行指數繼續上行，經濟向好基礎趨于穩固

4月份，全區宏觀經濟先行指數繼續上升，達到102.52，高于3月份 0.1點。先行指數繼續上行的主要原因在于剔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后的產銷率指數、貸款指數和產成品資金占用指數（逆轉）呈現上升，市場需求面有所改善。平均消費傾向指數、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額指數和新開工項目指數雖出現小幅回落，但先行指數整體繼續回升，表明經濟向好基礎不斷穩固。

圖3 內蒙古先行指數分項指標（2006年=100）

（三）宏觀經濟預警指數在過冷的“藍燈區”低位運行

圖4 內蒙古宏觀經濟預警指數（2006年=100）

4月份，全區宏觀經濟預警指數為18，與上月持平，已連續三個月停留于過冷的“藍燈區”。

圖5 內蒙古宏觀經濟預警指數分項指標燈號圖

從全區宏觀經濟預警指數的10個分項預警指數看，各分項指數均無燈號變化。其中，工業指數、消費指數、工業企業利潤指數和貸款指數運行于過冷的“藍燈區”；投資指數、財政收入指數、居民收入指數和商品房銷售額指數運行于偏冷的“淺藍燈區”；外貿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運行于正常的“綠燈區”。

從以上監測結果分析，宏觀經濟先行指數雖繼續呈現上升，經濟向好基礎不斷增強，但宏觀經濟預警指數連續三個月維持在歷史低位，宏觀經濟一致指數連續7個月延續下行趨勢。因此，要充分警惕宏觀經濟景氣持續下行的風險，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避免宏觀經濟景氣深度下探。

二、主要指標走勢分析

（一）工業預警指數繼續下行于過冷的“藍燈區”

圖6 內蒙古工業預警指數（2006年=100）

4月份，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化學燃料及化學制品等主要行業增加值增速回落，致使全區工業增加值增速繼續走低，剔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后，工業預警指數為109.45，比3月份下降0.82點，延續2011年8月份以來的回落態勢，下探于過冷的“藍燈區”，繼續創下2001年以來的歷史新低。

（二）投資預警指數在偏冷的“淺藍燈區”小幅回升

圖7 內蒙古投資預警指數（2006年=100）

4月份，全區電力、熱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投資增速大幅回落，拖累50萬元以上項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減緩，剔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后，投資預警指數為115.5，比3月份小幅上升2點。但受經濟結構調整、產能過剩等因素抑制，我區以能源、化工類投資為主的固定資產投資未來仍有進一步下滑的風險。

（三）消費預警指數連續兩個月運行于過冷的“藍燈區”

圖8 內蒙古消費預警指數（2006年=100）

4月份，全區石油及制品類，汽車類，服裝鞋帽、針紡織品類，糧油食品、飲料煙酒類消費等主要商品消費增速均出現回落，帶動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繼續下行，剔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后，消費預警指數為110.21，比3月份下降0.37點，連續兩個月運行于過冷的“藍燈區”，已進入2000年以來的歷史較低水平。

（四）進出口預警指數在正常的“綠燈區”繼續上升

圖9 內蒙古外貿預警指數（2006年=100）

4月份，全區進出口總額增速同比增長25.7%，較上月上升33.5個百分點，剔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后，外貿預警指數為113.79，比3月份上升2.97點，運行于正常的“綠燈區”。

（五）財政收入預警指數在偏冷的“淺藍燈區”小幅下行

圖10 內蒙古財政收入預警指數（2006年=100）

4月份，全區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同比上升18.5%，較上月加快19.6個百分點，剔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后，財政收入預警指數為111.01，比3月份小幅下降0.45點，雖有小幅回落，但整體呈現回升態勢，運行于偏冷的“淺藍燈區”。

（六）居民消費價格預警指數繼續上行于正常的“綠燈區”

圖11 內蒙古居民消費價格預警指數（2006年=100）

第4篇：宏觀經濟態勢范文

一、一致、先行指數回落，宏觀經濟預警指數持續低位

（一） 一致指數微幅下行

12月份，我區宏觀經濟一致指數為93.48，比11月份微幅走低0.17點。在構成一致指數的5個指標中，季節調整剔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后，發電量指數、社會收入指數呈現上升；工業指數、就業指數和社會需求指數均呈現下降。其中，社會需求指數、工業指數下降成為拖累一致指數回落的主要力量。

 

圖1 內蒙古一致、先行指數（2006年=100）

圖2 內蒙古一致指數分項指標（2006年=100）

注：一致指數是由一組與經濟運行同步的指標合成，反映我區當前經濟的基本走勢，展現全區經濟波動軌跡。

先行指數是由一組領先于經濟運行的指標合成，可解釋我區經濟運行變化趨勢，預測全區經濟未來走勢。

（二） 先行指數小幅回落

12月份，我區宏觀經濟先行指數為98.78，比11月份下降0.26點。在構成先行指數的6個指標中，季節調整剔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后，產成品資金占用指數（逆轉）、新開工項目指數、平均消費傾向指數微幅上行；產銷率指數、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額指數和貸款指數均呈現下降，從而導致先行指數繼續下行。

 

圖3 內蒙古先行指數分項指標（2006年=100）

（三） 宏觀經濟預警指數繼續在偏冷的“淺藍燈區”低位運行

圖4 內蒙古宏觀經濟預警指數（2006年=100）

12月份，我區宏觀經濟預警指數為20，自2012年7月份以來，已連續6個月持平，繼續運行于偏冷的“淺藍燈區”。

注：宏觀經濟預警指數是由一組能夠反映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重要指標合成，可綜合反映我區宏觀經濟及重要領域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及運行狀態。

圖3中，產成品資金占用指數（逆轉）的坐標軸為右軸。

圖5 內蒙古宏觀經濟預警指數分項指標燈號圖

12月份，構成我區宏觀經濟預警指數的10個指標的燈號均維持不變。其中，投資指數、工業企業利潤指數、財政收入指數和商品房銷售額指數運行于過冷的“藍燈區”；工業指數、外貿指數運行于偏冷的“淺藍燈區”；消費指數、居民收入指數、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貸款指數均處于正常的“綠燈區”。

 

從以上監測結果可以看出，宏觀經濟預警指數走勢表明經濟企穩態勢趨于穩定。但從未來經濟景氣變動方向看，宏觀經濟先行指數自2012年8月份持續回落，依據我區先行指數領先一致指數走勢6-9個月判斷，一個時期內一致指數仍處在下行調整期。

 

二、主要指標走勢分析

（一） 工業預警指數在偏冷的“淺藍燈區”小幅走低

圖6 內蒙古工業預警指數（2006年=100）

注：隨著數據的不斷更新，宏觀經濟先行指數領先宏觀經濟一致指數的領先期數將有所變動。

12月份，季節調整剔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后，工業預警指數為114.98，比11月份下降0.38點，在偏冷的“淺藍燈區”小幅下探，接近過冷的“藍燈區”上限。

 

（二） 投資預警指數在偏冷的“淺藍燈區”小幅下行

圖7 內蒙古投資預警指數（2006年=100）

12月份，季節調整剔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后，投資預警指數為120.05，比11月份下降0.5點，在過冷的“藍燈區” 繼續小幅回落。

（三） 消費預警指數在正常的“綠燈區”持續回落

圖8 內蒙古消費預警指數（2006年=100）

12月份，季節調整剔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后，消費預警指數為113.94，比11月份下降0.02點，在正常的“綠燈區”微幅走低。

（四） 進出口預警指數在偏冷的“淺藍燈區”繼續下探

圖9 內蒙古外貿預警指數（2006年=100）

12月份，季節調整剔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后，外貿預警指數為92.41，比11月份下降1.85點，接近偏冷的“淺藍燈區”下限。

（五） 財政收入預警指數在過冷的“藍燈區”轉降為升

圖10 內蒙古財政收入預警指數（2006年=100）

12月份，季節調整剔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后，財政收入預警指數為111.74，比11月份上升0.54點，改變自2011年9月份以來的下行態勢，已連續兩個月小幅上升，回轉于過冷的“藍燈區”，呈推動上行勢頭。

 

（六） 居民消費價格預警指數在正常的“綠燈區”繼續微幅回穩

圖11 內蒙古居民消費價格預警指數（2006年=100）

12月份，季節調整剔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后，價格預警指數為102.17，比11月份上升0.05點，已連續兩個月在正常的“綠燈區”微幅上升。

課題負責人：杭栓柱

第5篇：宏觀經濟態勢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 波動 信用風險 影響

重新審視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關系

重新審視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的關系，還需以以往的宏觀經濟波動為研究的基礎。拉美國家、日本、亞洲等國紛紛經歷了一個經濟急速增長，資產快速升值、涌入，信用與杠桿化快速擴張，而后外部經濟撤出，自身金融體系遭遇嚴重衰退的宏觀經濟波動。現在已經有人意識到很多經濟體在經濟擴張的時候都會為之后的系統性危機留下種子。在經濟樂觀時，信用風險看起來很小，而此時銀行對于前景過于樂觀，會更傾向加快資金的流轉速度，不穩定因素也會在此時悄然產生，如果金融體系不穩定，那么在經濟擴張之后，經濟在頂部區間或衰退的時候，這種不穩定就會釋放出來，宏觀經濟將會遭到重創。而商業銀行天然具有這種性質，會讓經濟周期產生更大的振幅，在宏觀經濟好的時候，信貸質量會很好，而在宏觀經濟下行的時候，信貸違約就會顯著增加。

根據人們以往對宏觀經濟的看法，通常都有增長期、繁榮期、下降期、蕭條期四個周期，而信用風險在第一階段事實上非常小，因為增速普遍大于成本及銀行的利率，在第二階段信用風險開始來臨，但此時人們會更加瘋狂的增加自己的信貸額度，而第三第四階段就是泡沫的破滅，大量利用泡沫和炒作形成的虛假繁榮相繼破滅，給本來已經搖搖欲墜的實體經濟最后一擊。而由于大量的信貸危機產生的復合效應，拉美國家、日本、亞洲等進入蕭條期之后至今無法重現當年的盛況。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導致信用風險的蔓延，再加上上述的情況嚴重損害了全球經濟的發展，在不可控的宏觀經濟波動中，發展中國家的信用風險問題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宏觀經濟波動對于信用風險的影響

拉美國家：上世紀40年代中期，阿根廷經濟學家提出發展主義理論，即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由兩部分組成：中心和。而造成他們不同的原因就是技術進步和應用均衡的原因，中心國家科技進步快，應用普及，國家技術進步慢，應用不普及，一些稍稍先進的技術則要依賴進口，而且只生產中心國家需要材料的廉價部分。中心國家貿易條件優于國家，原材料出口便宜，成熟工業商品進口價格高。拉美國家要擺脫現有處境就要改變當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提出進口替論，把國家戰略定位內向的工業發展，發展民族經濟，面向國內市場，扶持民族工業，這個政策持續的三十年時間，拉美國家每年的經濟增速都達到5%。而在1973年之后，歐美經濟停滯，通脹并發，大量資金融入拉美，為保住經濟增速，拉美一些國家提出債務發展模式，通過外債來實現國內的現代化，該模式主要內容是借錢來擴大再生產，增加出口，增加收入，然后還債并進行資本輸出，上世紀70年代，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都走上了這一模式 。

而后，阿根廷等國家實現了全面私有化，大量的美歐資金一波一波的進入阿根廷，他們廉價收購了阿根廷所有戰略行業及廉價出賣的產業，然后推高本地股市，讓阿根廷本地投資者瘋狂追捧，把并購來的企業在資本市場進行兌現，當他們把財富掠奪的差不多的時候，這些資金帶著豐厚利潤大規模撤離，導致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機。從其中，我們不難看到宏觀經濟波動對信用風險的影響，宏觀經濟波動越大，可能帶來的信用風險就越大。

日本：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濟迎來了新一輪的增長，實際GDP增長達到5%以上，而個人住房投資和隨之而來的家電消費也迎來了一個繁榮的新時代。而且，當時的物價水平并沒有跟隨貨幣供應量而迅猛的上升，一直處于較低的狀態，這點有些像今天的中國，高增長、寬貨幣、低通脹。但是不能掩飾的是，當時日本的經濟爆發引發了西方市場的恐懼，于是通過操縱匯率，使日元進行升值，以此讓熱錢涌入日本，炒高日本本土房價股價。

而后，資產價格上升無法支撐實體經濟，一些投機者失去了投機的熱情，土地和股票的價格下降，導致賬面資本虧損，由于很多企業和投機者將上升的賬面資本考慮在內進行了更大規模的融資和投資，從而帶來大量的信貸問題，隨著金融緩和政策的結束，日本國內資產已不可能維持原價。而大幅度衰退的可怕之處在于各種投資標的都存在大量的信貸問題，從房屋、土地到股市、融資都有人或公司大量破產，之后產生的恐慌心理使得消費和投資緊縮的加乘效應，不只毀掉泡沫成分也砍傷了實體經濟，且由于土地與股市的套牢金額通常極大，一般都超過一個人一生才能積累的財富，導致許多家庭發生悲劇，而多數的高價買房的一般家庭則成為背債者，對以后長達一代人的日本社會消費萎縮經濟不振種下了因子。

我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GDP每年的增速平均達到了8%以上，而近年來，人民幣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以實現更集中的貨幣政策，也表達了政府已經關注到了信用風險。根據我國目前的信用風險形式我有以下看法，國有銀行主導的政府債和國企債可能會產生較大的逾期風險。我國的銀行將貸款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級，而其中大量的本應該是次級可疑甚至是損失級的貸款被分為正常和關注中，銀行這么做毫無疑問會讓賬面的信息更好看，但是其中借給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很難在預期時間還上。于是銀行就會把債務整體出售給信托公司，然后由信托公司把債務分割為理財產品在銀行等地銷售，而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龐氏騙局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信托類的理財產品通常周期很短，并且很多都是非保本類型的，而信托公司的資產是持有一些銀行的股份等標的，有些信托公司會把手中某些股份作為質押標的質押多次，而信托類理財產品也淪為地方債務和地方融資平臺，也就是我國證監會主席肖鋼所說的理財產品就是龐氏騙局。

另一方面：按揭房貸也在國內占據了很大比重。從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對房地產市場一直實行放松的經濟政策，長時間的政策慣性助長了房地產投機商的高回報預期，致使房價一張再漲，而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假按揭造成了銀行的不良資產，而早期的寬松制度更讓一些投機客用一套房子的貸款再買一套以此來推及更多房源來推高房價，而這種由于信貸擴張所推動的畸形房價上漲也在近年來問題凸顯，去年各地政府分別限制第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就是政府的應對之策，而在房價上升時這種高杠桿比例的信貸暫時不會有問題，但房價一旦停止上行，就會由于高利息等產生更多的信貸違約問題，信用風險凸顯，會對整個宏觀經濟造成大的沖擊。

2014年3月4日是中國債券史上值得銘記的一天，*ST超日當晚公告稱，公司因資金原因無法按時支付債券的到期利息，中國債券市場首次實質性違約宣告誕生。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代表著我國債市的剛性兌付就此終結，政府不再兜底，其中的信用風險會得到釋放，而信托募集量將會下降，導致民企債券價格下降，這會進一步地增加企業債券的兌付風險。很多人對我國的債務有一種樂觀的估計，而這種樂觀的估計是建立在虛幻的資產價格基礎之上的，如果資產價格發生下挫，利潤下降甚至虧損，則必然導致系統性風險。2014年2月，我國罕見的出現了貿易逆差，這預示著更多的出口企業將會面臨較大的風險，而其中的債務風險將會逐步得到釋放。國企與地方政府債務則由于2014年國內部分城市將會面臨的土地價格下降而出現兌付風險。2014年，美國政府會逐漸退出量化寬松，其下一步必然是更加緊縮的貨幣政策，例如加息，一旦加息資金會加速回流美國，國內債務成本上升，企業個人實際債務上升，消費者不敢消費，進一步增加經濟困境，這會引發更大的宏觀經濟波動。

宏觀經濟波動影響整體信用風險的因素

（一） 政府宏觀調控因素

為減少在宏觀經濟波動中整體市場經濟受到的打擊，國家會基于自身的國情通過宏觀調控的方式將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危害程度降低到最小。與此同時，在國家宏觀調控下，信用風險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無論是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還是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都是與宏觀經濟波動相輔相成的，并且隨著宏觀經濟發展不斷調整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的大幅度調整對于信用風險來說也是一種負擔和挑戰。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直接影響到銀行的決策，如若在根源上就不合理，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銀行處于一個不可知的經濟環境中，任何風險值都在上升，信用風險也不例外。宏觀經濟波動帶動了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波動，同時，不理性的政府宏觀調控會加劇信用風險。

（二） 主體因素

宏觀經濟波動會影響信用風險的主體因素在于商業銀行應對不同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做出的信貸政策不同，它體現出一種親周期的態勢，帶來的后果是信用風險增加，并容易陷入信貸緊縮時不良貸款增長的窘境中。如若商業銀行沒有掌握住整體的宏觀經濟波動的規律，就很難制定出正確的信貸政策，同時也很難調整資質較好的放貸對象，這些不確定性已經增加了信用風險。在經濟過熱時期，實際上增加了風險的指數，相比較下，經濟緊縮時期，受宏觀經濟波動較大影響的周期性行業的信用風險劇增，又由于部分的中小企業的自身抗風險能力較弱，使得銀行層面的信用風險暴露出很多問題，而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整體的信用風險提升。

（三）客體因素

宏觀經濟波動會影響信用風險的客體因素在于借款人在不同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下償還能力與借款數量的不平衡，如在經濟上行的周期內，隨著經濟的上行信用風險呈現逐漸增大的態勢，而一旦宏觀經濟停滯上行或有所減緩，那么由于借款者對于之后宏觀經濟盲目樂觀所造成的大量信用風險堆積就會成為壓垮借款者的稻草，從而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而且借款者們普遍存在互相擔保的情況，如果有一部分借款者違約，那么就會對整個信用風險體系產生"蝴蝶效應"般的系統性風險。

研究總結

（一）不同經濟階段違約距離或違約概率不同

通過實證性的發現，隨著時間的變化，在我國上市公司的違約距離隨之變動，并且總的來說違約距離表現出一種繼續拉大的態勢，這表明信用風險存在著持續下降的可能。而此種現象與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周期在大體上保持了一致。分析宏觀經濟的運行，首先從違約距離與它相關的關系進行分析。因為GDP 對宏觀經濟與違約距離的關系有重要影響，所以對其分析：信用風險與GDP總量呈現出負相關，也就是說違約距離與其存在正相關；信用風險與GDP增長速度呈現出負相關，進一步解釋說違約距離與其呈現負相關。

（二）不同信用等級受經濟周期影響不同

實證研究表明，不同信用等級受經濟周期的影響不同。信用等級越高，對宏觀經濟變化的反應越不敏感。 與此同時，不同信用等級的借款人的違約概率受到宏觀經濟波動影響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依據上文對于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關系的分析，又深入探析了宏觀經濟波動下影響信用風險的各個因素，從宏觀角度入手得出在日益波動的宏觀經濟下，要掌握好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使得國家經濟的大方向是與宏觀經濟波動相匹配的，反之會嚴重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及對信用風險造成巨大危害，從而需重視國家的政府宏觀調控；再者，影響信用風險的主體和客體因素也應引起注意，調節好之間的關系，加強防范信用風險的意識和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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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宏觀經濟態勢范文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15-20%

CPI增長 4%

中國政府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歷來十分注重兩個指標―消費者物價指數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我們認為，消費者物價指數在2005 年一季度之后有可能恢復上揚的態勢，全年平均上漲4%左右。在經濟結構從“投資拉動”轉為“消費拉動”的情況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將回落到15-20%之間，GDP增長穩定在8.3%左右。

CPI一季度后上揚，全年平均上漲4%

雷曼公司宏觀經濟組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CPI年比數據和部分環比數據，編制了以2001年1月為基期的CPI固定指數序列。自2003年11月以來，CPI固定指數上漲迅速，超過了2001年初的基數水平，并在2004年9月和10月達到了104，為四年來的最高點（附圖）。雖然CPI的年比指數和固定指數在2004年11月份同時下降，但消費品物價2005年的走向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和中國對原材料的強勁需求有可能引發全球石油和原材料的價格反彈，加劇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根據雷曼公司宏觀經濟組的測算，國際油價每上漲10%，對中國生產者價格指數（PPI）的拉動效應達1.2%。去年以來，作為衡量生產成本指標的PPI指數持續上漲，與CPI指數水平的差距不斷加大，這在短期內會壓縮企業的盈利空間，長期終將影響到消費品價格。2005年，政府決定對電、煤、水的定價機制進行市場化改革，這也會使通脹壓力的傳導更為迅速。綜合以上的判斷，我們認為，CPI在2005 年1季度之后有可能恢復上揚的態勢，CPI年比漲幅可能會先低后高，全年平均上漲4%左右，而以2001年為基期的CPI固定指數在2005年底將可能達到107。

“消費”拉動經濟結構轉型，投資回落

2004年，中國的實際經濟成長預計在9.2%左右。從經濟增長的總量來看，減速并不明顯，很多國際投資銀行認為中國宏觀經濟今年既不是“軟著陸”，也不是“硬著陸”，而是“不著陸”。

從總量數據來看，目前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仍在高水平徘徊，政府的緊縮政策對投資的控制力度似乎不夠。但通過對部門分類的投資數據分析，我們發現，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結構2004年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首先，制造業投資的年比增長率下降了近一半，同時，農林牧業的投資終止了連年下降的勢頭，由年初的25.1%負增長變為23.1%的正增長，此外，在制造業內部，對交通和礦業等瓶頸產業的投資不降反升。由此可見，2004年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更加注重于治理經濟結構，而非市場理解的控制增長總量。

長期以來，國際經濟界斷定中國近年來的經濟成長主要歸功于“投資拉動”。然而我們發現，雖然在上世紀80和90年代固定資產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首屈一指，但自2002年一季度至今，消費對于GDP增長的貢獻已經超過了固定資產投資的貢獻。經濟結構已經從“投資拉動”轉型為“消費拉動”。

2005年，中國政府將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根據我們的理解，穩健的貨幣政策意味著央行在2005年將會保持利率政策適度從緊，而穩健的財政政策則表明財政部會減少國債的發行規模，削減政府赤字。如果這些宏觀政策得以貫徹實施，同時外部經濟環境保持穩定，我們預計2005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可以控制在15-20%之間，GDP增長將會穩定在8.3%左右。

第7篇：宏觀經濟態勢范文

一段時間以來，在信貸政策堅持緊縮的同時，財政政策逐漸從后臺走出來，越來越顯示出積極態勢。

有關下半年的財政調節方向，業內專家表示，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會適當上調，從而減輕出口企業的成本負擔，使沿海省份繼續發揮經濟發動機的作用。

我國在實行現行增值稅制度之初對出口商品實行的就是“零稅率”，即所謂“征17退17”，退稅率與征稅率相等。但后來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國對許多商品不斷下調了增值稅出口退稅率，使一些出口商品“征17退15”或“征17退13”等等。雖然降低出口退稅率對調節經濟結構和產品貿易結構是有益的，但它無疑會加大一些商品的出口成本，從而影響我國的勞動力就業。

點評：調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外向型經濟占主導的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省市無疑從中受益最大，這些地區近年來一直起著中國經濟“發動機”的作用。

宏觀調控要正視經濟下滑風險

由于總需求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收縮，宏觀經濟有下滑的風險，在抑制通脹壓力的同時，保持適度的總需求，使經濟不至于衰退，就顯得十分必要。為此，宏觀經濟政策需要適當的調整，總的框架是從緊的貨幣政策與相對寬松的財政政策的結合。

國家信息中心近日的《中國經濟景氣監測預警報告》顯示，綜合反映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一致合成指數已經連續7個月回落，描述未來經濟走勢的先行指數繼續下行，經濟景氣呈持續高位回落的態勢，報告據此認為，經濟由偏快轉向過熱的風險基本解除。

點評：中國經濟已基本結束了前五年的上升及高位運行階段而轉入“緩漲”，從國內外環境看，經濟前景更不容樂觀，宏調決策必須有超前意識，且要靈活機動，只有這樣才能應變于未然。

CPI漲幅7.9%意味什么

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7.9％。這“這意味著較高的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出現回落。”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李曉超說。

“上半年7.9％的漲幅，比年初確定的目標高出很多，但沒有超過8％，讓大家松了一口氣，而且上漲的態勢在回落。”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宏觀經濟室主任張曉晶說。

“當前，CPI漲幅無論同比還是環比均有所下降，這表明宏觀調控在抑制物價過快上漲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說。

下半年物價上漲壓力比較大，主要是國際原材料、石油價格大幅上漲形成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向國內傳導，使得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居高不下。

點評：CPI保持高位運行且是長期的，需要特別關注的是PPI不斷創新高，它對CPI的傳導不可小覷。

依靠政策穩中求活

今年上半年我國GDP為130619億元，同比增長10.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8個百分點。

半年宏調“答卷”交出后，市場更加矚目決策層經濟形勢分析會如何敲定未來政策走向。

下半年宏調或包括兩方面，其一，維持從緊政策，但力度不宜加強，繼續控制貨幣增量，同時進行信貸政策的“結構性調整”，如放松企業流動資金貸款，放松非耗能企業及可增加企業業績的流動資金信貸；其二，財政政策繼續放松，若能在出口上給予財政減稅，將有積極作用。在穩定性、連續性求“穩”。下半年宏觀調控不會出現逆轉。

點評：宏調“穩中求活”亦預示一些經濟轉型中的良機，資質優良的行業龍頭企業將安全度過調控寒冬，贏得更多的市場份額。

中國貨幣政策有三大取向

下半年，考慮到我國經濟增長有趨緩跡象、部分企業出現經營困難，貨幣政策在工具的選擇以及實施的力度和節奏上都將會更加靈活。

首先，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頻率和幅度都將低于上半年。預計下半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將提高2次、1個百分點以內。

其次，加息將更為謹慎，非對稱加息是首選。在CPI增幅緩慢下降、經濟下行風險加大、美聯儲尚未未升息、熱錢流入規模依然偏大的情況下，我國加息仍將比較謹慎。出于抑制通脹壓力的考慮，如果加息很有可能采取存款利率上升大于貸款利率上升的不對稱加息方式。

第三，年內信貸總量調控措施有可能適度放松。目前，部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借款困難、資金成本高企，少數企業出現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點評：隨著全球經濟增長趨于放緩，國際通脹壓力不斷加大，我國經濟正面臨著擴大內需和抑制通貨膨脹雙重任務并行的兩難局面。

三大因素導致中國通脹壓力減弱

第8篇：宏觀經濟態勢范文

美國經濟二次衰退沖擊中國進出口

CQMM課題組的報告提出，2011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在固定資產投資的驅動下保持了較快增長，其中民間投資的快速增長較顯著。在食品價格上漲的推動下，通貨膨脹壓力不斷加劇，導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依然是投資驅動的增長。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將是長期努力的方向。

課題組認為，如果美國經濟能在2011年結束疲軟的復蘇，從2012年開始常態增長，歐元區在2011年能避免債務危機的爆發，中國貨幣政策繼續以穩定物價為主要任務，那么，可以得出一個謹慎樂觀的判斷，即中國經濟出現“硬著陸”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2011年8月，美國債務評級的下調，引發全球性金融市場動蕩，美國經濟陷入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大幅提高。課題組認為，美國經濟二次衰退將對中國進出口形成沖擊，并最終導致凈出口負增長。但是，由于美國經濟二次衰退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加強了人民幣升值預期，資本凈流入擴大，從而導致外匯儲備在凈出口負增長的情況下仍將增加。今后一段時期在重視對資本流入管制的同時，還需管理好外匯儲備資產的使用。

未來CPI或維持在5.4%―4%

課題組認為，今后一段時期，中國GDP的增速將可能維持在9％―8％的區間內。今明兩年CPI可能還將維持在5.4%―4%的較高區間內，通脹的潛在威脅仍然存在。從政策執行角度看，不應為勉強保持過高增速而不斷刺激投資擴張，進一步加劇結構失衡；不能放松對通貨膨脹的管理；必須充分重視通貨膨脹對不同收入階層尤其是城鄉低收入階層的影響，要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

課題組提出，要正視國內外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理性看待中國正在進入一個經濟從高速增長逐步轉向次高速以至中速增長的階段。在通脹壓力減緩后，順應發展態勢的改變，著力推進體制變革，促進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結構的調整，為未來更高階段的經濟發展尋求新的發展動力和增長點。

宏觀調控應以價格工具為主要手段

第9篇：宏觀經濟態勢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微觀規制；結構調整；政府

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建立規劃、金融、財政之間相互配合和制約的經濟機制，保持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基本平衡，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益，實現對國民經濟運行的綜合協調與控制，是完善國家宏觀調控體系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目標。除此之外，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落實國家規劃提出的各項具體任務，調整經濟結構和調節社會分配，還需要與產業政策相配合，保持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深入持久地做好各項微觀規制的基礎工作。

一、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整

實施宏觀經濟管理是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其中，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整是政府經濟管理的兩大基本方面。通常政府實施的宏觀調控主要是指對國民經濟運行總量調控，政府對國民經濟結構進行的調整則屬于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微觀規制。保持國民經濟運行的良好態勢，即保持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需要政府進行宏觀總量調控。宏觀總量調控又稱價值調控或信貸調控，是對社會總供給價值層面的調控，是通過控制貨幣總量而實現的對國民經濟運行的調控，其對宏觀總量的調節是要達到對宏觀供給總量控制的直接目的，并以此間接約束社會總需求。宏觀總量調控的具體控制力表現在對貨幣發行總量、信貸供給總量、證券市場規模等方面價值總量的控制上及對銀行儲蓄和貸款的利率、銀行法定準備金率的直接變動。宏觀總量調控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重要表現，是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的重要方面。政府擁有宏觀總量調控的職責，卻并不需要天天運作這種對宏觀經濟干預的職能。只有在國民經濟運行態勢偏離正常狀態和秩序時，即社會總供求出現明顯失衡時，才需政府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對國民經濟總量進行必要的價值調控。宏觀總量調控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是由現代市場經濟的實踐證實的。根據新古典理論，包括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政府的宏觀經濟職責只在于維持市場秩序，讓市場的價格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由市場利率和價格的升跌來調節投資、消費、信貸等等，政府不應為減少周期波動、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等目的而對市場的價格信號和資源配置進行直接干預。盡管至今在宏觀經濟理論的研究中，還有不少人傳承新古典理論，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反對宏觀調控，但在現代市場經濟的實踐中，排斥政府作用，反對政府宏觀調控的聲音早已銷聲匿跡。

需要明確的是，宏觀總量調控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認的，而宏觀總量調控的有效性是有局限的。這就是說，在政府發揮宏觀經濟管理作用中，總量調控的作用是顯著的、必要的，但卻不能解決國民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所有問題，不能取代政府其他方面的宏觀經濟管理作用。就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兩大基本面來說，總量調控只能解決總量問題，即解決經濟的過熱或過冷問題，解決投資總規模的過大或過小問題，解決國民經濟發展已經或可能偏離基本運行軌道的問題，等等，不能用于解決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因此，不能將經濟結構調整混同于宏觀總量調控，不能期望通過總量調控改變國民經濟結構，總量調控肯定影響經濟結構調整，但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性區別于宏觀總量調控，經濟結構的調整不可用總量調控替代且不同于總量調控的政府宏觀經濟管理內容。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包括物質生產，也包括勞務生產。兩大部類的平衡包括國民經濟運行中所有產業供給與市場需求間的結構平衡。這種結構平衡不僅是在價值層面上探討總量平衡關系，而是對實際生產能力的結構的適當要求，并在整個國民經濟運行范圍內要實現結構平衡。這其中，所有的供求結構平衡都源自生活消費品的供求結構平衡要求。正是從滿足生活消費的需求出發，才產生對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結構平衡要求。這就是說，為實現生活消費品的供求結構平衡，其他所有方面的產品供求結構都只是一種邏輯對應關系，即都是在生活消費品生產適當的基礎上一層接一層展開的生產消費品的生產供給與市場需求間的結構對稱要求。由于生產生活消費品是生產的最終目的，生活消費品的供求結構平衡是社會最基礎的供求結構平衡，所以，在調整社會生活消費品需求方面，對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結構平衡的影響最為基礎和最有連鎖反應效力。

因此，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應從滿足社會生活消費品需求出發，不斷地對國民經濟的結構進行調整。這種結構調整與總量調控有別，是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微觀規制的重要方面。

二、微觀規制的基本特征

對國民經濟進行結構調整屬于微觀規制。微觀規制包含調整結構，卻不只是表現在結構調整方面，還有更多內容。但表現在國民經濟運行多層面上發揮的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作用，微觀規制不同于宏觀總量調控的特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長期性

宏觀總量調控基本上是短期性的，而進行結構調整的微觀規制具有長期性特征。在實際工作中，不論政府的微觀規制表現在國民經濟運行的哪個層面，都是政府宏觀經濟管理必須長抓不懈的內容。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樹成指出：“節能減排，以及把住土地閘門等，本屬于政府的微觀規制職能。我們常說把住兩個閘門：一個是信貸閘門，一個是土地閘門。信貸閘門屬政府的宏觀調控問題，而土地閘門屬政府的微觀規制問題。但由于政府的微觀規制是‘政府’的職能，很多人就將其視為‘宏觀’問題而歸入宏觀調控職能中。這樣一來，不利于節能減排和把住土地閘門的貫徹執行。因為宏觀調控是針對經濟運行的短期波動和變化而采取的措施，根據經濟形勢的‘冷熱’變化，其方向和力度可以時松時緊。但節能減排和把住土地閘門等這些屬于微觀規制方面的長期任務，卻不能時松時緊，而必須‘長’抓不懈。現在，一些地方由于抓緊了節能減排和土地利用等審批工作，因此經常有人問，什么時候宏觀調控可以轉松。其意思是，什么時候節能減排的審批門檻和土地閘門可以放松。所以，要把節能減排和把住土地閘門等這些政府的微觀規制從宏觀調控中剝離出來，以利于‘長’抓不懈，下大力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二)針對性

宏觀總量調控對微觀經濟實體的影響具有普遍性或共同性，而不具有局部的針對性；而微觀規制在國民經濟運行各層面的作用都具有約束被規制者的針對性，即其作用不是泛泛地鋪天蓋地，而是針對具體的局部解決具體的規制問題。如，結構調整要解決鋼鐵產能過剩的問題，就要有針對性地對鋼鐵產業進行有效規制，做出具體的減少產能的安排并落到實處，直至達到調整目的。

(三)績效性

宏觀總量調控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具有時效性，一旦情況發生變化，宏觀總量調控必須極為迅速地隨之變化，而在此之前的調控即失去時效，不再有延續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而微觀規制是長期性的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內容，因此，微觀規制具有政府實際工作成果的績效性，是長期的工作積累，與宏觀總量調控的時效性有所不同。如，政府對土地資源的微觀規制，是長年不斷的工作內容，而控制好土地資源，就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工作的重要績效。

(四)法制性

宏觀總量調控是對國民經濟運行做出的價值調控，雖然是依法實施的經濟調控，但這種調控并不體現具體的法律規制，而更多的是經濟政策層面上的直接反映。因此，準確地講，宏觀總量調控表現出很強的政策性，是國家主要宏觀經濟政策走勢的集中體現。但對微觀規制來說，不論是哪一方面的工作，都要依據具體的法律法規條款辦事，不可能脫離法律法規的規定對微觀經濟實體進行規制，因此，就這一點而言，與宏觀總量調控具有的政策性表現不同，微觀規制具有鮮明的法制性，表現為任何規制都要嚴格地按相應法律法規的規定執行。如，反壟斷法規定：經營者集中達到國務院規定的申報標準的，經營者應當事先向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申報，未申報的不得實施集中。于是，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作為具體承辦的政府部門就要依法接受有關經營者集中的申報，嚴格制止未經申報的經營者集中。

(五)基礎性

宏觀總量調控治標不治本，因此，具有時效性和熱點性，而不能在對國民經濟的調控中直接觸及和解決運行基礎的建設問題。凡進行宏觀總量調控，都必定要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成為一段時間內的經濟熱點問題。但與宏觀總量調控的治標不治本不同，政府承擔的各方面的微觀規制任務，都是既治標也治本，而且重在治本。所以，嚴格的說，政府在宏觀經濟管理中實施微觀規制是為解決國民經濟運行中各方面的基礎問題，具有基礎性特征。如，政府對電力業務許可證的頒發，就是一種基礎性的規制電力行業經營與發展的宏觀管理手段，可以通過這一手段的運用達到有效約束電力行業的發電企業、輸電企業和供電企業的生產規模、技術進步、網點分布等直接的規制目的。

三、微觀規制的多層面表現

政府微觀規制負責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多層面進行調整。其職責是市場經濟體制的賦予，是國家法律的規定，是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落實。

(一)調整經濟結構

保持經濟結構平衡是保持國民經濟運行良好態勢的基本面。微觀規制的長期任務之一就是保持經濟結構平衡，因此，政府微觀規制的工作重點就是要不斷地根據經濟運行的情況變化調整經濟結構，基本實現國民經濟運行中經濟結構的動態平衡。通過具體的協調工作，運用適當的產業政策，政府調整經濟結構微觀規制的成效表現為：一方面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保持市場供求結構的基本平衡。

(二)配置自然資源

自然資源屬于國家所有。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資源。除土地資源外，國家所有的自然資源還有：石油、煤炭、礦山、河流、風力、海洋、森林、野生動物，等等。耕地是最寶貴的土地資源，保護耕地是全國人民的神圣使命。按照憲法的規定，農村耕地是農民集體的生產資料，歸農民集體支配。但各級政府對農村耕地的保護是義不容辭的，必須落實到實處。無論何時何地，保護耕地都是政府微觀規制的重要任務，是政府經濟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城市土地及其他非農民集體所屬土地由各級政府負責支配。政府對土地資源的配置是重要的微觀規制權力，是政府參與國家經濟建設和干預國民經濟運行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只要政府把好土地使用關，就是做好宏觀經濟管理中最基礎的微觀規制工作，就可基本保障國民經濟運行在實體經濟領域不發生大問題。至于其他自然資源的宏觀配置，也是均由政府的各專職部門負責。肩負重任的政府職能部門必須依據國家法律，認真履行微觀規制職責，按國家規劃妥善配置各類自然資源，以滿足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

(三)創辦政府企業

政府企業亦稱公營企業、公共企業、公企業，是政府財政直接投資設立的企業。歐洲共同體在1980年的法規指南中明確地對各個國家都存在的公營企業，即政府企業，界定為：政府當局可以憑借它對企業的所有權、控股權或管理條例，對其施加直接或間接支配性影響的企業，而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創辦政府企業可直接調整國民經濟結構，穩定和維護市場秩序，滿足居民對某些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所以，政府企業屬于規制經濟范疇，是政府實施微觀規制的重要方面，是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的重要表現。在世界各國，幾乎無一例外，都存在由政府企業構成的規制經濟，只是各國之間的規制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有些差別。目前，世界各國的發展趨勢是，中央政府企業的數量相對減少，而地方政府企業的數量相對增多。只要直接為民眾服務的責任在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就有責任設立企業以滿足社會需求。有關國家安全的生產部門，自然壟斷行業及提供重要的公共產品與服務的產業，應是政府設立企業的主要領域。

(四)實施行政管理

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微觀規制對國民經濟運行的服務還表現在需要實施多方面的必要的行政管理。

1工商行政管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工商行政管理體現政府部門對微觀經濟實體進入市場經營的基礎服務，為企業辦理營業執照及其他必須辦理的手續。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服務是微觀規制，也是對企業資格的確認。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政府要對微觀經濟實體的各方面服務做到周全而細致。

2就業資質管理。在規范的勞動力市場，必定要突出表現政府的微觀規制作用。這就是政府要對勞動力進行社會保障性質的就業培訓，還要對各種就業的資質給予確認。政府的這方面工作亦屬于微觀規制的內容。這是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對勞動力市場給予的規制，是政府引導勞動力市場走向規范的重要舉措。

3行政許可證管理。建立行政許可證制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一項重要的微觀規制內容。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建立的行政許可證制度是我國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微觀規制的重要內容。由中央政府授權的各專門機構實施的各類行政許可證管理對規范市場和推動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4反壟斷管理。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建立的政府反壟斷組織機構，負責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反壟斷管理。政府的此項工作屬于微觀規制，是市場走向成熟時產生的微觀經濟對政府行政管理的特定需求。

5文化市場管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市場是一個特殊的市場，政府對文化市場的行政管理是一種特殊的市場管理。因此，政府對文化市場的行政管理也屬于政府微觀規制。在這一領域，政府的管理工作含有十分復雜的規制內容。做好文化市場的規制工作，對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6價格管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絕大部分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要市場化，但還要保留一小部分政府管制價格。依據相關法律，政府對這方面管制價格的行政管理，也屬于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微觀規制工作。

(五)保護生態環境

保護生態環境是政府的重要職責。政府的微觀規制職能必須體現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具體工作中。十一五規劃綱要指出：各地區要切實承擔對所轄地區環境質量的責任，實行嚴格的環保績效考核、環境執法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各級政府要將環保投入作為本級財政支出的重點并逐年增加。健全環境監管體制，提高監管能力，加大環保執法力度。實施排放總量控制、排放許可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實行清潔生產審核、環境標識和環境認證制度，嚴格執行強制淘汰和限期治理制度，建立跨省界河流斷面水質考核制度。實行環境質量公告和企業環保信息公開制度，鼓勵社會公眾參與并監督環保。大力發展環保產業，建立社會化多元化環保投融資機制，運用經濟手段加快污染治理市場化進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與發展事務，認真履行環境國際公約。

(六)保護知識產權

保護知識產權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極其重要的政府微觀規制內容。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各級政府保護知識產權的微觀規制工作，十一五規劃綱要要求做到：加強公民知識產權意識，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立知識產權預警機制，依法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行為。加強計量基礎研究，完善國家標準體系，及時淘汰落后標準。優先采用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標準，積極參與制定國際標準。發展專利、商標、版權轉讓與、無形資產評估等知識產權服務。新晨

四、微觀規制的放松與改善

在市場經濟體制的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微觀規制是重要的基礎，也是政府工作職責的表現。根據國民經濟運行不斷變化的情況，政府的微觀規制運作也要適應變化的情況及時做出放松規制或改善規制的相應安排。

(一)微觀規制的放松

實施微觀規制是政府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手段對國民經濟運行各層面不同程度的強化干預的表現。在國民經濟運行較為順暢的時期，政府微觀規制的干預范圍可以有所收縮，干預強度可以有所減弱，這就是所謂的微觀規制的放松。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戰爭的需要，美國政府投資設立2000多家政府企業，專門生產軍火和其他軍用物資，待戰爭結束后，這些企業全部被政府賣掉，這就是微觀規制放松的典型實例。在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中，根據發展的需要，如果將一項原先政府嚴格規制的項目降低控制強度，那就是單一項目的微觀規制的放松。如，在我國改革后，起初是政府管制全部旅游景區的門票價格，而現在只是對少數著名旅游景區的門票價格進行管制，這就是比較明顯的政府微觀規制的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