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范文

北京大學中文系都有中國文學、漢語言學、古典文獻學、應用語言學專業。

中國文學主要學習研究文學史、文藝理論批評和文學創作，并關注當代文化現象，下分6個方向：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民間文學、文藝理論、比較文學。漢語言學是培養具有文藝理論素養和系統的漢語言文學知識。古典文獻學是從事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培養古籍整理與研究專門人才的專業。應用語言學是運用語言學的知識來解決其他科學領域與語言相關的問題的學科。

（來源：文章屋網 ）

第2篇：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范文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路徑

學好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對于掌握中國古代文學史以及各種文體的基本知識、學習和借鑒優秀文學作品的寫作方法、掌握古代文學各種文體的鑒賞技巧都有著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學習中，學生還可以得到人文素養的熏陶和審美能力的培養。正因為這門課程的重要性，故有必要進行教學改革，找到適當的教學改革路徑與方法。以筆者的觀察和切身體會，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進尤為重要。

1 積極引導，加強學生對課程重要性的認識。在中國歷史上，許多文學家往往兼具政治家、思想家的身分，往往具有較高的音樂、美術、書法等藝術修養，他們留存至今的作品,也因此具有較高的思想與文化價值，為后世文學創作積累了豐富寶貴的經驗。當今文學作品表現的主題、使用的文學手段，大多可以在古代文學中找到源頭。因此,學好中國古代文學，讀懂各歷史階段重要的文學作品，把握中國古代文學發生、發展、嬗變的歷史，對傳承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意義重大。

此外，文學作品所展現的豐富多樣的精神世界、思想內蘊、感情意象可以使學生在怡悅精神和情感滿足的藝術享受中增益自身的心靈美和情操美。如勞動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對光明幸福的憧憬可以培養他們的崇高理想；仁人志士報國濟時、視死如歸、持節不渝的忠誠可以激發他們獻身國家的浩然正氣；哲人學者己饑己溺、民胞物與的博襟可以培養他們憂國憂民的情懷；清流賢達反勢利、反庸俗的磊落氣度和冰清玉潔涅而不緇的高尚品質可以培養他們良好的道德風范；自然風光、人文勝跡的謳歌可以培養他們對祖國山水的自豪與熱愛之情。而且中華民族文學獨有的樣式和特色，可以使青年學生了解中國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了解祖國優秀的思想道德傳統，更能夠從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深刻理解理想信念、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真正做到用人類創造的財富和知識，豐富武裝自己的頭腦。可以說，古代文學是我們祖先創造和留傳下來的珍貴財富，而古代文學教學，是這一珍貴財富繼承和發揚的重要途徑。

通過學習，學生可以了解豐富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培養扎實過硬的專業基礎、提高個人綜合素質。對課程的這些重要性，教師有必要在課前和課中對學生進行相關講解和引導教育。有了這樣的思想動員，學生可能不會再存在“有用無用”的顧慮，而是去想方設法完成好學習任務。

2 優化教學內容，適應課程改革需要。從時間跨度上看，古代文學教學的內容從先秦到近代，縱貫三千年，涉及的作家作品浩如煙海；從涉及學科上看，它是文獻學、文化學、哲學、美學、史學等多種學科的綜合，因此,它知識覆蓋面廣、內容難度大。與龐大的教學內容相比，幾乎所有的高校在古代文學教學中都存在教學容量大而教學時數少的矛盾。如何解決這一矛盾，使學生通過該課程的學習，既獲得開闊的知識視野，又能獲得審美直覺能力與對經典作品的感悟能力,這就需要對該課程內容進行大膽改革。一直以來，教師授課都遵循著以文學史為綱的基本線索，以作品閱讀分析為輔助，以選修課為補充，力求全方位打好學生古代文學知識基礎這樣一種思路，筆者認為這是不應改變的。教師需要的是對具體教學內容的深度認知及如何科學地傳授等問題的思考，這是改革的關鍵。文學史的基本知識、發展線索、文學流派、作家風格等，屬于基本知識積累的層面；文學發生原因的深層追尋，文學發展嬗變的邏輯歸納，以及對經典作家作品的深層體悟等，屬于思維訓練與能力培養層面。兩個層面怎樣才能進行科學的結合，筆者認為關鍵是課程設置及處理好基礎必修課和選修課之間的關系。基礎課強調基礎知識的積累，選修課則強調研究性與前瞻性。兩者相互補充，不僅可以使學生建立起系統的知識結構,而且也有利于思維訓練，能力培養，并使知識結構趨于優化。

為了提高教學效率，節約教學時間，針對文學史和作品閱讀與分析的不同特點，應采取不同方式。文學史以點帶面，其基本知識、發展線索等以教為主，文學流派、作家風格等則以自學為主。作品閱讀與分析點面結合，經典性作品以教為主，一般性作品可以以討論的方式進行。這樣在知識優化的同時，又進行了思維訓練，培養了審美直覺能力和作品感悟能力。古代文學在教學內容的改革上還應做到與相關學科的整合。應該強調與文字、音韻、訓詁學的近緣整合，這對打牢基礎、充實底氣、克服浮躁學風都是必須的；還應強調關于與中國古代史、文化史、哲學史等近鄰學科的整合，目的是為古代文學教學提供多維視角和眾多參照系；還要強調與中國古代文獻學的整合，這是古典文學研究和教學自身的需要，因為對教師來說,若不收集完備的資料則根本沒有發言權；同時要強調與文藝學、現當代文學乃至音樂、美術等學科的整合，使教學在新世紀體現與時俱進的特色，并對“古典文學”進行真正的“文學”還原,對她的藝術魅力進行深入分析探索。教學中還應注重當代意識與古典領域的交融，注重古今貫通，引導學生從民族精神文化底蘊，及歷史變化角度理解古代作品。努力發掘古代文學史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所具的人文價值，啟發學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人文思維的深度和廣度。

3 改革教學方法與手段。傳統的古代文學教學手段單調，教學形式單一，以“填鴨式”、“滿堂灌”為主，師生之間溝通不夠，相互啟發、促進不夠。然而，作為教師如果想更好地完成教學任務的話,就應該從科學研究的角度看待教育教學工作，努力改革教學方法，找到一個良好渠道與學生進行溝通。改革教學方法，應加強教學設計，提倡在采用傳統講解法的同時，采用討論法教學，推行暢所欲言式教學方式。這種方法能引導學生關注學術熱點，特別有利于打開學生的思路，引發學生的學術興趣，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把專業知識的傳授和學生智力的開發與創新意識的培養結合起來，從而師生形成對話格局。關于討論的問題，可以布置一些熱點話題，也可以布置課堂講授的一般性問題，要求學生閱讀、收集材料，形成自己的基本觀點，然后在課堂上評述各家觀點，有根有據地表述自己的看法，加深學生對問題進一步理解。學生課外查閱資料，動手動腦，更容易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推行教學手段的現代化改革，充分利用現代化教育技術已成為提高教學效能的新途徑。將現代化多媒體手段引入古代文學教學，以聲光畫綜合形式感染學生，使學生自然親近古代文學，可以提高古代文學教學效率和質量。文學作品是作家通過藝術體驗和藝術想象營造的“幻象”世界。在古代詩詞教學中,有些詩歌的“幻象”就比較朦朧含蓄，甚至難以言傳，運用多媒體轉化為畫面的形式,能化朦朧為清晰，化含蓄為直觀，可以啟發想象。古代文學的許多名詩詞、名小說、名戲曲都已經譜成歌曲、拍成電影電視，我們在講授這些內容時都可以利用，以便寓教于樂，使學生在形象生動的愉悅中受到古代文學的熏陶和影響。在介紹作家、引證材料、相關比較等方面,都涉及大量的文字板書，運用課件形式直接提供給學生，只須輔之以簡單敘述，這也能節約有限的教學時間。為了適應多媒體教學手段的需要，教師應該大量收集準備音像資料，制作成多媒體課件。運用多媒體教學，要注意發揮多媒體技術的優勢，加大信息量、增強講授的直觀性、形象性、引發學生興趣，也要注意教師與學生的雙向交流和啟發學生思考問題、回答問題，活躍課堂氣氛。此外，根據古代文學課程的內容和特點，文獻檢索和搜集學術信息非常重要，通過課件，把圖書館電子檢索手段與傳統的古文學文獻查閱結合起來，豐富了教學內容，也激發了學生的興趣，使他們獲取了更多學術信息，為古代文學學習打下了厚實基礎，也調動了學生進一步深入研究的積極性。

總而言之，雖然在新的歷史環境中，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是，只要我們以高度的責任感和創新意識，發揚扎實苦干的精神，銳意改革，加強學生對課程重要性認識方面的引導，優化教學內容，革新教學方法和手段，努力提高課堂效率,那么，目前所面臨的困境是容易克服的。參考文獻：

[1]黃連平，談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改革中的幾個關系[J],中國高教研究,2005,(4)。

第3篇：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范文

    這兩方面的研究對象可以概括為傳播的文學與文學的傳播。從傳播學的外延上說,文學傳播學則是依照以傳播內容劃分出的特定傳播種類,它是立足傳播學立場,運用傳播學理論和方法體系對文學傳播這一傳播內容種類進行考察、描述、說明、歸納和揭示等研究的學科,是傳播學學科的分支領域。作為新的學術領域,文學傳播學的開創應該是一個比較龐大的學術工程,因為文學本身包含著非常復雜的內容和多層面的構成:僅就文學自身而言,從國別上看,有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從時間上分有古代文學和現代、當代文學;從表達方式上說有口頭文學和文本文學;就文學題材說,則有詩歌、散文、戲劇和小說。面對這樣復雜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文學傳播學的創建工作應該先從哪一方面和角度入手,要有一個科學的選擇。正是基于這一思想和認識,曹萌選擇了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作為其文學傳播學建設的奠基和突破點。

    在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范圍內,中國古代文學都堪稱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學傳播學尚為空白領域的學術背景上,進行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實具重大意義:既在國內外傳播學界開拓出文學傳播學這一獨特學術領域,又為建設文學傳播學學科奠定了基礎。同時,還可以通過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的具體研究成果,檢驗和完善一般傳播學理論與方法,為探討人類傳播的方式、類型及規律提供更多的途徑,從而豐富傳播學理論方法體系,拓寬傳播學領域。此外,從傳播學立場出發,運用傳播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現象、思想和發展過程,揭示古代文學傳播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極大作用,以及立足傳播學立場重估中國古代文學的文化價值,還能刷新當代人的“古代文學”觀念,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創新提供參考和借鑒,進而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研究提供新途徑和新范式。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是從傳播學立場出發,以傳播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為指導,結合文學史、文獻學、社會學、美學等學科理論與方法,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主體、傳播目的、傳播方式、傳播思想、傳播類型,以及影響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的重要因素進行描述和說明。二是開拓與創新。文學傳播是經過學術嫁接產生的新學科。對于傳統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而言,帶有突出的開拓與創新性。如上所說,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是以傳播學的立場和視角對文學進行描述和說明,其主要研究對象是文學作為被傳播的信息的傳播過程和非文學的信息以文學作為傳播方式而被傳播。這樣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對象使它超越了既往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因此,就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而言它又是開拓與創新。

    在上述理論思考和學術戰略鼓勵下,曹萌首先從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入手,展開文學傳播學學科的創建,因此,匯編中國古代文學傳播資料就成為這一學科開拓工作的先導性著作。在曹萌的主導下,他的研究生們利用傳播學的知識方法和理論系統,將中國古代文學傳播過程和現象,劃分為傳播行為、傳播方式、傳播目的、傳播組織與制度、傳播類型、傳播思想、傳播媒介、輔助文學傳播的重要因素等類項,然后以這些類項為基本標準,在各類古代文獻資料中進行甄別、發掘、鉤稽,而后按時間排序加以編纂,就有了以中國古代社會歷史朝代為斷代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文學傳播資料匯編,再對所匯編的資料加以特定的評點,便形成了一套四卷本《中國古代文學傳播資料匯編與評點》,該書于200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繼之,曹萌出版了他的文學傳播學領域的第一本學術專著《中國古典小說名著傳播研究》。該著作選取中國古代幾部代表性小說名著進行傳播學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依據傳播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這些已經在古代文學研究中受過反復學術煎炒的作品,實施傳播與影響的研究,從而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儒林外史》、《聊齋志異》等作品的傳播方式、傳播特征和擴散范圍,以及傳播類型給予提煉和概括,成就了一部文學傳播學領域的開山之作。

第4篇：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范文

關鍵詞：中國古典詩詞；中國古典舞蹈；意境清空；天人合一

中國古典詩詞和中國古典舞在意境追求上有相通之處，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意境上表現出的清空性。二者經常體現出一種情高韻遠，天人合一的意境美。“清空”究其本質，就是在廣闊的畫面之中，有少許的事物存在。在少許的事物之中，又有非常廣闊的意境。“清空”本就在中國詞學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體現了特定的審美理想，南宋張炎在《詞源》之中，提出這一概念，并以此對姜夔之詞做出了評價：“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詞如野云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

張炎以姜夔和作比較，概括了姜夔詞的特點。《揚州慢》這首詞，可以說是姜夔的代表作品。作者以揚州為題，通過傷時感懷，以慢詞的形式寫作，使讀者讀之滿懷愁腸，作者此詞整體風格柔和，語言上化用前人自然平淡的詞語，使得此詞所造之情，給人以輕靈之感。昔日揚州城春風蕩漾，滿城盡是笙簫之歌，而今卻產生巨變，作者看到了許多鮮明的景物和意象，在輕微的點染中寫出了面對“空城”的隱痛。“池水喬木”且厭言兵，戰爭之后的破敗在詞中表現，作者的感情在看似平淡的語言之中迸發出看來，離散之悲跳出了字里行間。“清角吹寒”，寒在空城，“杜郎俊賞”，重到須驚，前人來此作何感想，“冷月無聲”，清幽傷感，仿佛再感嘆前朝舊事。“橋邊開紅藥”寂寞無主，不知為誰盛開。這座繁華過盡的蒼涼“空城”，“漸黃昏，清角吹寒”時分的“空城”，它的“黍離之悲”與詞人的情感融合，道出了詞中意象“都在空城”的深刻內涵，詞中的清空意境在對于空城的描述之中表現出來，同時以清空意境展現詞人心緒，表現出這首《揚州慢》獨特的藝術特質。

此外在中國古代山水詩中，眾多的山水詩在清空意境表現之外，有一種天人合一的境界，詩人通過對描寫山水的感受，將自我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產生出一種獨到的精神境界。在詩人筆下，自然并不再是獨立的存在，而是完全人格化的、帶有情感的，人的情感體驗也外化在山水之中。王維《終南別業》中，在自然中體悟到了生命，在生命感悟之中，精神境界得到了升華，在對于生命的觀照之中，達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詩中盡寫詩人的無心與自然，在描寫自己晚年安家于終南山下，與鄉村父老談笑風生的情景之外，尤其以“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表現出自己的隨意而行，一切隨機和恬淡閑適的心態。在詩人看來，人生境界和生命過程中，在遇到困境之時，不防另辟蹊徑，或許還有其他的道路，人們在處于困境之中時，心靈可以遨游自然、愉快的欣賞大自然，這體現出作者寬廣深遠的人生境界。在遇到困難之時，不防回頭看看，那么你會發現你已經走了相當長的路了。詩人晚年寄身山林、運離塵世，精神境界進入到了自由無礙之境，他對人生的哲理的領悟到了一個相當高的層次，進入了“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中國古典舞的眾多代表性作品均是境界清空之作，其中所表現出來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與中國古典詩詞有眾多相融合之處。許多作品都運用了古典詩詞中常用的“托物言志”的方法，將人物形象和所詠之物緊密聯系起來，反映出作品所要表達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舞蹈《水墨孤鶴》之中，鶴形象的塑造就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整個舞蹈畫面給人看來，仿佛一幅傳統的水墨畫，水墨畫里以點點淡墨勾勒而成的一只孤鶴，鶴在水中行走，步伐輕盈而矯健，整個情景清空高雅，把鶴的挺拔與孤傲表現的淋漓盡致。鶴自古以來就有幸福、吉祥、長壽的象征，它性情高雅，體態美麗，古人多用白鶴比喻具有高尚品格的人。舞蹈演員在表演之中，對于“鶴”的形象有一個較為深刻的體驗，舞者深入了解鶴的形態以及其所帶有的氣質特點，于蒼涼的簫聲和具有哲理性的弦音之間表現出鶴的嫻雅和孤傲，感悟悠遠、清空的意境。在具體的動作模仿之中，舞者運用上肢的肩、臂、肘、掌、指的各個關節的伸展來塑造鶴的形狀，通過下肢的屈伸和單腿的獨立支撐，配合上肢的手臂，似乎流露出鶴孤傲的心態。

舞者隨著身體重心的變化，將單腿立、前踢腿，強有力的向上跳躍，創造出鶴直飛沖天的形象，表現出鶴的不凡氣質。在音樂的層層遞進之中，鶴在最后向舞臺后方緩步踱去，徐徐展翅之時，音樂凸顯出一絲華麗與炙烈，至此，孤鶴將內心情感最終釋放，舞者以高速的旋轉，肢體大幅度的調動，驚人的張力，甚至倒地滾動，仰面于天空，表現出一個孤高生命的心境。作品借助“鶴”的形象抒發出了潔身自好，孤芳自賞的文人情懷，有一種對人的生命價值的關懷，闡釋著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對于生命意義的理解。

在《水墨孤鶴》之中，舞者通過肢體來刻畫其形，加以整個畫面所表現出來的水墨之美，舞蹈所表現出來的清雅和清空以及內含的文人精神深刻的表現出來，層層哲理展現其中，帶給觀者無盡的思考。中國古典舞通過各種形象的塑造，表現出來了個體與世間萬物、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關系，可以看出古代文人對人生的思索，對生命的感悟，對哲理的參透，這些也都是中國古典舞在天人合一的意境上的審美表現。

中國古典詩詞和中國古典舞自古至今傳承了幾千年，它們同為中華民族的藝術瑰寶，從中國古典詩詞和中國古典舞的意境清空的審美融合中，我們也可以更深層次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將它根植于內心，傳承并發揚下去。

注釋

①《詞源注》，夏承燾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16頁。

參考文獻

[1]郁沅.《二十四詩品導讀》[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56.

[2]夏承燾.《詞源注》[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6.

第5篇：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范文

山東省高校教學項目《網絡時代中國語言文學類本科畢業論文寫作創新研究與實踐》課題組于2010年-2011年對全國30多所不同層次高校的中國語言文學類本科畢業論文工作進行了調研，發現高校雖然普遍重視對本科畢業論文的寫作指導，但是，管理不善、窮于應付、效果不佳的現象仍然存在。我校中文專業本科畢業論文在選題和寫作方面也都存在不少問題，近些年來論文質量持續走低。

面對這種情況，作為高校創新教育活動中最活躍因素的高校教師應該主動發揮教師的引導作用，從選題到寫作規范，對學生進行全方位的指導，通過畢業論文環節的訓練，真正實現喚醒學生的創新意識，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提高學生的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目標。

本課題組對我校漢語言文學、對外漢語兩個中文本科專業2008至2012屆畢業生（不包括專升本、第二專業）1755人的論文及相關材料進行整理、研究，從學生預選題目到在指導教師引導下寫作，中國古代文學方向歷來是本科畢業論文選題的重點，這個方向更改為其他方向的人數也很少。從這五屆學生1755篇畢業論文的題目來看，中國古代文學（包括文獻學）方向420篇，約占24%；現當代文學方向598篇，約占34%；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方向139篇，約占8%；語言學（包括現代漢語、古代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方向349篇，約占20%；文藝學與美學方向70篇，約占4%；中學語文教學與對外漢語教學方向136篇，約占8%；選其他方向（包括秘書學、新聞學等）者約占2.5%，見下表：

曲阜師范大學2008屆至2012屆漢語言文學和對外漢語本科畢業論文分方向統計

中國現當代

文學 中國古代

文學 比較文學

與世界文學 語言學 文藝學

與美學 教學論 其他

篇數 比例 篇數 比例 篇數 比例 篇數 比例 篇數 比例 篇數 比例 篇數 比例

2008屆 401 166 41.4% 96 23.9% 38 9.5% 85 21.2% 6 1.5% 10 2.5% 0 0.0%

2009屆 445 164 36.9% 116 26.1% 34 7.6% 78 17.5% 23 5.2% 18 4.0% 12 2.7%

2010屆 284 83 29.2% 73 25.7% 26 9.2% 67 23.6% 12 4.2% 16 5.6% 7 2.5%

2011屆 253 74 29.2% 53 20.9% 25 9.9% 55 21.7% 14 5.5% 20 7.9% 12 4.7%

2012屆 372 111 29.8% 82 22.0% 16 4.3% 64 17.2% 15 4.0% 72 19.4% 12 3.2%

總 數 1755 598 34.1% 420 23.9% 139 7.9% 349 19.9% 70 4.0% 136 7.7% 43 2.5%

筆者對其中420篇中國古代文學方向論文進行了研究，針對該方向畢業論文在選題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指導意見和合理建議。

一、充分認識選題的重要性，克服應付和依賴思想

畢業論文的選題至關重要，是學生通過理論聯系實際、落實知識轉化能力的訓練過程，是檢驗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能力的重要環節，是論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重要前提。選題環節做不好，從很大程度上說明學生在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方面有欠缺；不會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的學生，也很難稱之為好學生。對于這一點，經歷過畢業論文寫作的學生都有清晰的認識。在我們做過的《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本科畢業論文質量問卷調查》中，2012屆372份有效問卷對第21項“你認為畢業論文的質量與你的選題有關嗎”的回答，100%選擇的是肯定答案“有”。但在每屆論文初選題目時，學生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并不到位，存在應付和依賴指導的思想。

考察我院中文專業2008至2012屆畢業論文，雖然預選題目的方向與實際論文方向變化不太大，但是，具體題目更改和變化比例卻很大，達到80%以上。以2012屆古代文學方向為例，82篇論文中有68篇題目有更改，更改率近83%，很多學生在預選題目時只是草草地考慮了一個大致范圍，并沒有深入、細致地思考題目是否合適，經過老師指導才發現自己所定題目并不妥當，不得不進行修改，如下表：

序號 原題目 修改后的題目

1 魏晉南北朝文學中的山水精神 謝靈運的山水情懷

2 淺議以禪喻詩 謝靈運山水詩的佛學因素

3 陶淵明思想淺論 淺析陶淵明人格精神及其當代意義

4 從漢樂府看漢代的婦女問題 花木蘭與劉蘭芝不同命運的對比分析

5 論納蘭性德愛情詞詞風 淺析納蘭性德詞中的“月”意象

6 中國古代小說悍婦形象的文化意蘊 明清小說悍婦形象的文化意蘊

7 中國古代詩歌游子主題研究 《古詩十九首》游子思婦主題探析

8 宋人精神之“雅”與詩歌之“俗” 從蘇、黃詩作看宋詩的以俗為雅

9 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異類文章研究 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反面教材”――明清反傳統文章個例研究

10 宋詞中的離愁別恨 歐陽修詞中的離情別緒

11 竹林七賢與魏晉玄學思潮 嵇康與阮籍詩文的現實主義風格比較

12 從《鶯鶯傳》到《西廂記》 從《鶯鶯傳》到《西廂記》張生形象轉變原因探討

13 《論語》研究 突破傳統 逼視人性――談《西游記》中女妖形象

14 李商隱“無題”詩探究 晏幾道與秦觀詞中“淚”意象的比較研究

15 論古代詩歌中的愛情詩 淺談李清照詞中的女性情懷

16 論我國男性詞人的女性書寫傾向 從蘇、秦詞之比較看秦觀詞的情韻兼勝之美

17 唐傳奇中的女性形象 《水滸傳》中女性的進步意識

18 魏晉社會背景對詩人文學風格的影響 淺析《論語》中孔子的交友觀

19 柳永艷詞與宋代市井生活 《水滸傳》和《金瓶梅》中的武松形象比較

20 論杜甫詩歌中的沉郁情調 試論《聊齋志異》中的模式化結構

上表中前10篇基本上屬于題目范圍變化問題，后10篇的題目變化可以說是翻天覆地，論文題目與原定題目風馬牛不相及。也有原題目被指導教師后，學生自己找不到合適題目，教師給出的題目學生又做不了，最后不得不應付了事，或勉強及格，或重新補作，從而影響了論文質量和成績。中等及以下成績的論文都存在對選題不重視、不認真的情況。

為了有效解決學生對選題不重視的問題，文學院在管理上也嘗試著改革：一是加強思想教育。通過召開全體應屆畢業生參加的畢業論文工作會議和指導教師會議，講清楚畢業論文的重要性，使師生從思想上重視畢業論文工作。二是改變選題方式。以往雖然安排學生預報題目，但在指導教師安排方面并不考慮學生所報題目的方向，出現學生所選方向和題目并非指導教師專業擅長的情況，帶來指導教師指導不便、學生更改方向等問題的產生，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學生在選題方面產生依賴指導教師的思想和等待、應付的做法。從2009級開始，文學院實行“三年三段，三選三結合”的方式，“三選”即學生選方向――選導師――選題目，“三結合”即學生自選題目、指導教師給出題目、教研室征集題目相結合，更寬范圍、更大程度地滿足學生的選題需要。三是提前安排選題環節。“三年三段”即：二年級的學習階段――三年級的準備階段――四年級的寫作階段。第一階段的學習階段，不僅通過《應用寫作》必修課程了解學術論文、畢業論文的性質和學術規范，而且通過各門專業課程的學習和課程論文（大型作業）的訓練，開始培養學生的科研意識和創新意識；第二階段的準備階段，通過專業選修課程培養學生的專業興趣點，在學生根據自己的學術興趣重點閱讀原作、積累有關資料的基礎上，第六學期期末，安排學生預選方向，然后根據學生所選方向安排指導教師，安排學生在假期中自己思考并預選題目；在四年級新學期開始的一個月內，通過自選題目、指導教師給出題目、教研室征集題目三結合的方式選題、開題，使學生有比較充分的時間進行選題，使開題工作更加順利，為畢業論文的順利撰寫奠定基礎。

二、選題要有一定創見

本科畢業論文選題陳舊、缺乏新意，簡單重復他人的勞動，這是通病，在古代文學方向選題上表現尤為突出。比如：

2009屆畢業論文學生自己預選題目：《五柳先生帶月荷鋤歸――論陶淵明的歸隱生活》、《論〈水滸傳〉中的女性形象》、《頑石賈寶玉的情感人生》、《成也諸葛，敗也諸葛――淺析〈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性格》、《蘇軾的人格魅力》、《論豬八戒之懶惰與勤奮》、《李清照詞的凄涼意境》、《論〈三國演義〉中劉備形象》、《〈西游記〉中豬八戒形象分析》、《可憐紅顏多薄命――林黛玉性格初探》、《李清照前后詞風比較》、《論中的女性形象》；

2010屆學生自己預選題目：《紅樓夢人物分析――悲情公子賈寶玉》、《漫談蘇軾的曠達》、《人生長恨水長東――一代詞帝李煜的才情和失意人生》、《李清照詞風》、《〈水滸傳〉中女性形象分析》、《〈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詩經〉的藝術特色》、《王熙鳳的人物形象淺析》、《試論李清照的人生經歷與其詞作》；

2011屆學生自己預選題目：《宋江之忠義分析》、《〈三國演義〉諸葛亮形象》、《男人心目中理想的女人形象――紅樓夢黛玉與寶釵的對比分析》、《以文觀人――從蘇軾詩詞看蘇軾其人》、《唐傳奇中的俠義精神》；

2012屆學生自己預選題目：《襲人和晴雯形象初探》、《論杜甫詩歌中的沉郁情調》、《探討〈水滸傳〉的忠義思想》、《淺談李白的詩歌特色及影響》、《論李清照的情感世界》、《論林黛玉》。

以上題目基本上屬于老生常談，毫無創新可言，其結果是絕大多數被指導教師否掉了，學生重新選題。本科畢業論文工作本身就要求學生在指導教師引導下運用自己所學的理論知識去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要求學生撰寫的論文不能人云亦云，要有一定的創新性。如果學生只是一味地去重復別人的勞動，不動腦筋，不做研究，何談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何談培養創新能力？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學生對本科論文創新缺乏正確而清晰的認識，二是缺少學術積累，對學術研究動態也缺乏應有的了解，這兩個問題是相互關聯的。因此要注意以下兩個方面：

1.注意在繼承原有研究基礎上尋求新方法、新角度，不因循舊說而影響探尋新發現，要形成新觀點、新成果。

任何科學成果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創新而來的，創新就是指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具有新發現、新見解、新成果，創新思維離不開對已有結論的懷疑，關鍵是找到從懷疑向創新轉化的契合點，做到不迷信權威，不盲目從眾。

很多大學生往往認為別人研究過的題目沒有再研究的必要了，再研究也不能出新成果，因而造成膽怯和畏縮心理，更不敢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質疑。

第6篇：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范文

單純的中文相關專業，其大致研究方向是這樣幾個：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語言及應用語言學、文藝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等。不過就本科階段來說，高校更注重對學生中文專業綜合素質的培養，本科專業設置往往都從簡。比如南京大學文學院只有漢語言文學和影視戲劇藝術這兩個本科專業，其中一個還并非是純正的中文專業。另外，北師大文學院本科教育設漢語言文學和傳播學兩個專業，南開大學文學院則設中國語言文學系和傳播學系（另外兩系是藝術類）。倒是無學院之名而有學院之實的北大中文系，在本科專業設置上更加細致，共設有四個本科專業，即中國文學、漢語語言學、古典文獻學、應用語言學（中文信息處理），此外中文系還設有外國留學生的漢語言文學本科專業。其他高校的專業設置大體都是如此，多一門少一門，參差不齊，報考的時候一定要了解清楚再報志愿。

本科專業如此設置，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文學專業往往觸類旁通，只有掌握了一定基礎，才能更好地研究特定的專業方向，所以那些方向大多是給研究生準備的。當你在本科讀完四年準備考研的時候，就知道中文專業的綜合素質有多重要了，因為幾乎每所高校的中文專業考研，都會有一門通考的科目，里面的題目涉及多個方向多門學科，少一點知識都是不可以的，在考完這個專業基礎之后，才是你所選擇的那個方向的專業考試。

人們對中文專業往往有一個誤解，以為中文專業的目的是培養作家。其實不然，中文專業其實是要學生埋頭踏實地做學問，搞學術研究工作，雖然也會有寫作課，但總體而言，教學并不是以培養寫作為目的。當然，中文專業并不缺乏才華，也不是不能用華麗的文采進行點綴，但中文專業從一開始，便走的是“學術”的路。那些懷有“文學夢”的青少年，最好走出“學習中文就可以當作家”這樣一個誤區，真想成為作家，必須自己下功夫練筆，而不能指望學校的培養，不然當你大呼上當之時，無論對學校還是對你自己，都是不公平的。

國內大學的文學排名，歷年都會有微調，不過基本變動不大。2013年中國科學評價中心的2013-2014年漢語言文學專業排名，前20名高校如下：復旦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四川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山東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師范大學、中山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首都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福建師范大學、暨南大學、安徽大學、山東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不過，這里友情提醒一句，對這些高校排名，大致參考一下還可以，絕不可認真。排名固然體現了某些實力的高下，但絕對實力恐怕并不能僅以一些分數和簡單的排名來論處。

也許你會想：我一個理科生，文學院離我實在太遠了。這在以前也許是對的，高中階段一旦選擇了理科，幾乎就意味著從此遠離了人文。但今日則不同了，一些高校的文學院也向理科生敞開了大門。比如北大中文系，2002年開始打破高考招生的文理界限，在國內首開從高中理科招生的先河。現在北大應用語言學專業的課程由中文系和北大信息科學技術學院（計算語言學研究所）聯合建設，旨在發揮北大的綜合學科優勢，使本專業學生從本科階段開始，就能打好文理兩方面的堅實基礎。不過，高校真正開放文理界限的路還很長，像北大中文系這樣會招收理科生的畢竟還很少；但至少高校正在努力地在這個方向上前進，也為向往文學的理科生提供了一次機遇。

漢語言文學簡要攻略

從很多高校文學院本科專業設置來看，別的專業或有或無并不統一，但幾乎都會有漢語言文學。因此這里單獨對漢語文學專業進行一個簡略的全方位攻略介紹。

主要學習課程：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析讀、漢語的流變及更深層的了解、文獻檢索一類、文學分類學習、文學寫作等。

專業體會：漢語言文學學習的不是一些技術層面的東西，想要掌握一門實用技術的同學建議繞道。漢語言俗稱“萬金油”，如果單純以專業知識角度出發，畢業后并沒有特別對口的工作提供，又什么都能干，因為這是一門基礎學科。

學到什么：漢語言是個看上去比較清閑的專業，但是本專業需要很大的閱讀量及寬廣的閱讀涉獵范圍。

它能教會你怎樣分析一部經典作品；能教會你用怎樣的角度看待時代與文學；能教會你客觀看待每個時期文學作品演變過渡的過程；能教會你怎樣從一部部文學作品中窺到大千世界；能教會你使用文字；能教會你從感性深入理性思考；能讓你見到黃金屋和顏如玉。

第7篇：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范文

近年，我國的日語教育蓬勃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新時期的日本文學教學研究也走過了30多年的發展歷程，但是“日本文學史”課程與其他各科相比相對滯后，很難反映中日文學交流的實際狀況。本文擬從日語學科建設的角度，從多方面對這些年來我國“日本文學史”課程的教學得失進行分析，探討建立“東亞漢字文化圈”視域內“日本文學史”課程教學的新思路。

一.漢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文學史”

首先，日本文史具有不同于其他國別文學史的特性，這和中日文化、文學交流的特性是密切相關的。關于中日的文化交流，日本學者加藤周一有段精辟的論述：“在將近兩千年的日中交流關系當中，中國的影響在古代是壓倒性的，那以后就一直強勁地波及日本。進入近代以后，雖然從日本到中國的影響有一些回流。但是中國對日本壓倒性的文化影響，從文字，從建筑，從法律，從城市規劃，在一切方面，都進入到非常深的層次。而這又是不帶軍事占領的。這樣的例子恐怕是再沒有的。”他還舉出羅馬帝國來與對照，指出古代羅馬在征服整個歐洲的時候，就實行了軍事占領，甚至連英國也是。由于羅馬帝國統治了英國，當然文化上的強大影響也就進來了。就從語言上看，拉丁語進入了英語。然而，中國對于日本，并沒有軍事占領的企圖。從我國漢魏時代就已經開始的中日文化交流，是兩國人民共本文由收集整理同參與和推動的。從那時直到19世紀末，都可以算是古典型的中日文化交流階段。中日文化交流在這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是以單向交流為主的模式。這一時期的日本文學，從“漢風謳歌”時代到“國風”文學的勃興，從平安時代初第一個“漢文學高峰”到“五山漢詩文”，可以說日本文學發展的每個時期都與中國文學、文化的東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一部日本文學史（尤其是日本古典文學史）就是一部中日文學的交流史、影響史，而且這種交流和影響往往又是單項的，她總是以日本文學、文化對中國文學、文化的攝取為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漢字在兩千年中日文學交流乃至在整個東亞文化交流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媒介作用，從而形成了一個所謂“東亞漢字文化圈”。正因為如此，這使得中日兩國人們至今還能很輕松地閱讀對方一千五百年前的作品，而圍繞兩國文化、文學的某些誤解也因為漢字的隱蔽而延長了破解的時間。

中日文學交流的特性也是古代東亞文化發展的主要模式，我們應該拋棄狹隘民族主義的立場，從整個東亞各國文化、文學發展的角度對“東亞國別文學史”做出自己的解讀和闡釋。只有建立在“東亞漢字文化圈”整體范圍內的，反映這一漢字文化圈內部文學的橫流與縱變的國別文學史的教學和研究才是適應當前世界范圍內文學、文化交流碰撞的最為有效的方式。

二.“日本文學史”的教學與研究狀況

目前我國“日本文學史”的教學和研究又是怎樣的一個狀況呢？它是否能與日本文學史的性質相適應呢？下面我們就這些問題做具體的分析考察。

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中日關系正常化的大背景下，中國的日本文學教育和研究如枯木逢春，甘霖潤物，進入播種希望的季節。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日本文學》和《日語學習與研究》的創刊，為熱心日本文學教育和研究的學人準備好一塊舉趾扶犁的田地。為數不多的老學者余興正高，初生牛犢的青年人樂在參與，日本文學研究邁出了學術化的第一步。

起步階段的日本文學研究主要以日本文學的翻譯、介紹為中心。這一時期，關于和歌、俳句翻譯的討論，猶如百鳥鬧春，為播種的季節帶來了滿天生機。其標志性事件便是八十年代初以《日語學習與研究》為陣地而展開的一場關于“和歌”、“俳句”的翻譯和欣賞問題的大討論。這場討論持續時間之長，參加的日語教學與研究人員之廣泛，影響之深遠可謂空前。從此開啟了我國日本文學教育和研究的新時期。

與老一代日本文學研究者以翻譯、介紹日本文學而開啟的我國日本文學研究的新篇相適應，三十年來，我國的高校日本文學教育也基本是沿著這樣一條主線進行的。教材方面，起初以使用日本原版文學史教材為主，其原因之一是當時的師資力量還不足以組織大量的人力物力編寫出自己的教材，另外，處于早期的各地方政府都與日本地方自治體建立了友好關系，幾乎所有高校都不同程度地接受日本的圖書資料援助，其重點之一便是教材的援助。近年來，隨著我國日語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這一情況有所改觀，出現了一批自編教材，如《中日古代文學交流史稿》、《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日本古典文學賞析》等。但是，這些教材要么編寫于上世紀八十年代，要么教材內容是以作者于上世紀八十年表于《日語知識》的“古典之心”系列文章為主改編而成，是我國早期受西方文史分科的學術方法和前蘇聯階級文學概念影響下的產物，不能全面體現中日文學交流的全貌。

進入新世紀，隨著日本教育的蓬勃開展，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不斷回到國內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給我們的日本文學研究教育刮進了一股新風。他們把日本的學風引進國內，改變了國內日本文學長期以翻譯、介紹為主的階段。這一時期，一批中青年學者通力合作，編寫出了新教材，如《日本古典文學入門》、《日本文學》等，這些教材以日本學術思想為指導編寫而成，體現了國內日本文學研究的高水平。但也有與本土情懷結合不足而導致“水土不服”的情況。眾所周知，日本學術以精細考證，深入分析見長，但缺點是往往見小不見大，“精深”而不“博大”。從他們的教學和研究實踐來看，這一特征是十分明顯的。

可見，既要跳出翻譯、欣賞層面而進真正的學術研究領域，又要做到日本學術的精深與中國情懷的相互關照，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也是我國當前日本文學教學研究所面臨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三.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相互關照的日本文學教育模式探究

前面我們主要介紹了30年來我國日本文學史教育的現狀，所存在的問題基本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教材編寫觀念問題，受制于西方文史分科以及在前蘇聯階級“文學”概念的束縛下的教材編寫原則不適合中日文學、文化交流的具體形態。二是師資水平，舊觀念囿于日本文學史而教日本文學史，視野狹窄，反映不了日本文學的全貌。新的，既體現本土情懷又關照國際視野的日本文學教學新模式的建立就顯得迫在眉睫了。

新的日本文學教學模式的建立，首先要立足于具體的中日文學交流的實際，努力構建反映東亞漢字文化圈范圍內中日文學交流全貌的文學史學科的建設。漢字是“東亞文化圈”形成的物質基礎，東亞文學交流，尤其是古典文學交流以漢字為中心展開。對東亞國家諸如朝鮮半島、越南等國文學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會對這些國家歷史上曾經發達的“漢文學”陌生的。近年我國的“域外漢文學”研究正如日中天，如火如荼。這種建立在漢字基礎上的漢文學發展又與東亞各國的民族文學的“發生”緊密相連，因此，“東亞漢字文化圈”視域內的日本文學，甚至東亞各國別文學的探討才是全面而有意義的。

第8篇：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范文

眾所周知，史學家傅斯年是極力主張“史學即史料學”的。他在《史學方法導論》一文中曾經講過：“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辭，不是倫理，不是神學，并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來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價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樣的不同”，所以所謂整理史料的方法（實際上也就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這種主張，現在有些人或許并不贊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樣看待歷史學的性質和內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著什么樣的歷史觀去從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認，史料畢竟是史學研究最重要的基礎；假如缺乏這一基礎，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將無從說起。傅斯年在這篇文章中還具體歸納列舉了“比較不同的史料”的幾種主要類型，如“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官家的記載對民間的記載”，“本國的記載對外國的記載”，“近人的記載對遠人的記載”，“不經意的記載對經意的記載”，“本事對旁涉”，“直說與隱喻”，“口說的史料對著文的史料”，等等，這些都是從事一項史學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問題，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這些問題，就必須首先了解有哪些相關史料以及這些史料的特點。——所謂“史料學”就是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歷史學基礎分支學科。

雖然在口頭上似乎大家都能夠認同史料學的重要性，可是在實際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卻未必都能夠很好地體現這一認識。

譬如目錄學和版本學是史料學中最基本的內容，可是現在的大學歷史系卻很少開設相關的課程，一般是開一門“歷史文選”，只是教學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錄學知識。這種情況其實由來已久。50年代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詣的蒙元史研究專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繪了當年自己缺乏相關知識訓練的情況。他寫道，自己調到內蒙古大學任教以后，“經常出差來京，學校也附帶給我采購書籍的任務。可惜我一點目錄學知識也沒有，只會買一些一看書名就知其內容的書。經過比現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時間，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中國叢書綜錄》、北京、北大、上海、江蘇國學（今南京）圖書館等書目，才稍稍懂得點按目尋書的知識。為了在書店能隨時決斷應購何書，就必須熟記書名并知有幾種版本及版本優劣等等”（此信公開刊載于《藏書家》第4輯）。北京大學歷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學校自然可想而知。幾年前，有一位行將退休的老教授，也是畢業于著名學府且供職于著名的學術機構，曾私下向我咨詢，謂聽說有一部給古代傳世文獻做提要說明的書，如果書店有的話，讓我順便幫助買一本。——這位老教授想問的書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件事情完全可以證明類似情況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周清澍先生說現在的研究生上學時就能具備相關版本目錄基礎，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經歷了長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這些學問是入門的必備知識，于是開宗明義，就把它傳授給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這樣，只能說他自己的學生有幸，卻并不能說明現在的一般狀況。以我接觸到的情況來看，目前大學本科生、碩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學素養，與上世紀50年代相比，總體上并沒有多大變化。不然我們就不會經常看到有一些碩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導，在使用《西漢會要》、《十國春秋》、《續資治通鑒》、《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直至當今生人編纂的《清史編年》這樣一些根本沒有史料價值的著述來作為研究的依據了。

要在學習階段打好史料學基礎，需要有合適的入門書籍。過去有些人是依賴清代乾隆年間纂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但是它對于現在的初學者來說，顯然過于繁難，而且無法利用它來了解乾隆年間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適用。清末張之洞撰著的《書目答問》，是專門為指導初學而開列的基本書目，選書雖大體精當，但只列書名，沒有作者和內容的介紹，同樣不宜于現在的學生用于初學。

民國以來，出版過一些這方面的入門書籍，但是往往都是只側重某一個方面，如朱師轍《清代藝文略》，僅成經部，且只敘述清代經學書籍（對于了解清代經學著述，這是一部很好的導讀書，遺憾的是流傳甚為稀少，現在連專門做清代經學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呂思勉《經子解題》，僅敘述上古經書和諸子書；柴德賡著《史籍舉要》，王樹民著《史部要籍解題》，謝國楨著《史料學概論》，陳高華等著《中國古代史料學》，黃永年著《唐史史料學》等，都僅僅是從狹義的歷史學研究角度選擇典籍進行介紹，目前還沒有見到質量較高的全面介紹古代史料文獻的目錄書籍（朱自清《經典常談》見識通達且文筆流暢，最便初學，遺憾的是當時是為中學生撰寫，開列書籍太少，不敷學者入門之用）。最近鷺江出版社出版的黃永年先生著《古文獻學四講》，可以說是應從和滿足了學術界長期以來的迫切需要。

《古文獻學四講》是鷺江出版社《名師講義叢書》中的一種。顧名思義，都是用以教授過學生的講義。黃永年先生這“四講”，包括“目錄學”、“版本學”、“碑刻學”和“文史工具書簡介”四種講義。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隨史念海先生讀書時，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須去聽完黃永年先生開設的上述幾門課程。史念海先生當時特別講到，不聽好黃先生這些課程，就無法掌握讀書做學問的門徑。所以這本《古文獻學四講》都是我聽過的課程的講義，當年油印向學生發放過。黃永年先生不僅學識淵博，而且善于演講，授課神色生動，把這些一般人看來枯燥單調的課程講得妙趣橫生，牢牢吸引我如饑似渴地聽完了各門課程。后來我能夠在學術上嘗試著做出一點研究，首先就是依仗這些課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礎。由于自己基礎較差，許多授課內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記憶，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講義放在手邊，隨時翻檢查閱，不斷加深掌握和理解。現在讀到正式出版的講義，既親切，又興奮，引發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這是黃永年先生在授課和治學中一貫強調的基本看法，這也是他教授學生時首先要講授上述課程的原因。他曾針對時下學術界一些人毫無根基地胡亂著書立說的情況，舉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證，撰寫過幾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還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隨筆集《學苑零拾》）。學術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內容，在史料學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個方面，一是注重傳世文獻，強調讀常見書；二是要盡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內容和性質；三是要盡可能廣博地多了解各類史料的內容和價值。

談到重視文獻資料，在實際研究工作中存在兩種不同路數。一派特別強調尋找從未被人利用過的資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發現的史料。論者往往引據陳寅恪先生的話，謂“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甚者且謂學術之每一新進展，必定要仰賴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則是強調讀傳世基本文獻，當代著名代表性學者如顧頡剛、余嘉錫等均是如此。據先師史念海先生講，當年顧頡剛先生向他傳授的讀書門徑，就是以讀常見基本史料為正途，要把從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獻中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見解，作為治學的基本功夫，顧頡剛先生稱此為“化腐朽為神奇”。

學術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數，所謂“各遵所聞”，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為其張目，卻未必盡合乎陳氏本意。看一看陳寅恪先生的主要學術貢獻全在于使用兩《唐書》、《通鑒》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陳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別依賴所謂新材料來做學問。陳垣先生有相當一部分研究，由于題目所需，是比較重視某些當時學術界相對生僻的史料的，陳寅恪先生的話出自他為陳垣《敦煌劫馀錄》撰寫的序言，是否帶有某些應酬的成分，恐怕還需要結合他自己的研究來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獻的基礎上重視新出土資料，讀常見書而知生僻書，這才是對待史料比較合理的態度。

黃永年先生在治學上是師承上述后一派傳統的，所以這部《古文獻學四講》，核心內容是傳世基本文獻的版本目錄。常用文史工具書是讀古書、做學問的一般工具，版本學、目錄學是講傳世文獻自不必說，所謂“碑刻學”，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樣是講述出土碑刻資料，而是講授宋代以來的碑刻學知識傳統，以便更好地利用這些疊經歷代摩挲已成為傳世文獻組成部分的碑刻資料。黃永年先生在序論中說，他是鑒于時下“碑刻之學中衰”，而“專設碑刻學課程者幾無所聞”的情形，才“為研究生開設此課，總結近半個世紀個人業余從事此學之所得，竊欲重振斯道，且使從學者開闊眼界，借免拘墟之誚而已”。可見其志趣與爭競觀睹新見石刻碑版資料者亦判然不同，從本質上是把碑刻看作傳統目錄學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來加以闡釋的。

黃永年先生本人從青年時期起就收藏善本書籍和碑帖拓本，幾十年間所得甚豐，早已是蜚聲海內外的藏書名家，可是做學問卻極力主張以讀常見基本史籍為主。黃先生文史兼通，在歷史研究方面，更強調要首先花大力氣讀正史。《古文獻學四講》書后附收了他撰寫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詞>》和《讀唐劉?F墓志》，分別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實例；《我和唐史以及齊周隋史》則是其治學經歷的簡要敘述。在這篇自述性文章里，黃永年先生闡述自己對待史料的原則是，“撰寫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習見之書，要從習見書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問題”；他說：“習見書如紀傳體正史中未被發掘未見利用的實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幾輩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圖，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現，包括考古掘得新東西，豈非有點‘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書的“目錄學”講義部分，他也講到：“想研究我國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學，必須懂得歷史，讀點史書。而史書中最重要的可作為第一手文獻的，要首推這紀傳體的《二十四史》。”紀傳體的《二十四史》即傳統所謂正史，這是把讀正史置于整個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礎地位。重視基礎，是為了掌握精髓。讀書遵依主從次序，方可避免由終南捷徑而墮入旁門左道。這種治學態度，應該是貫穿這部《古文獻學四講》的內在主旨，“四講”內容的設置，都是服從于這一主張，讀者不應只看具體的文獻知識而忽略了它。

因為是強調讀常見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錄學。此“目錄學”既非研究圖書編目之書籍分類體系，亦非研究書目分類體系變遷之目錄學史，只是介紹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內容構成和史料價值。不過要想在短短十幾萬字篇幅內，開列出經史子集各類古籍的要目來（如果說可以把清人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作為選書的基本依據，那么撰寫這部“目錄學”講義需要考慮的范圍，不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間以后的大量著述，還多出小說戲曲一大門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書目，求全固然甚難，但那是難在花費時間和功夫；而拔萃之難，則需要更高的學術素養，特別是通貫的學識。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過去一直為學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學術眼光上。

《古文獻學四講》的“目錄學”部分，在繼承張氏神髓的基礎上，立足于當今的學術視野和“五四”以來大量全新的學術認識，精心別擇各領域內最基本的著述，選書比《書目答問》更精，分類更切合現代學術需要，敘述更注重學術發展的系統性，因此在很大范圍內完全可以取代《書目答問》，作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門書目。

由于是入門書籍，要想從每一門類的大量著述中，選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來，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門古代學術的發展脈絡。《古文獻學四講》最精彩的地方，是通過簡明扼要的敘述，闡明了相關的學術源流，在此基礎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經學是中國古代學術的核心內容，而傳統的四部分類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詩、書、禮等經書的類別來劃分細目，以此準則來編纂著述總目固無不可，可是像《書目答問》這樣的經籍入門書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與其津逮初學的目的不盡相契合了。對此，黃永年先生認為，“我國所謂經學的時代性特別強，不講清楚各個時代的經學趨向，就無法使人理解為什么會出現這樣那樣的經學著作”。所以他在講義中獨創一格，按照經學發展的起源、經今古文學、義疏之學、宋元經學、清人經學這樣幾個大的階段，分別舉述各個時期的經學名著。這樣不僅使學生擺脫了目錄學學習中孤立地死記書名、作者、內容的枯燥和艱澀，還可以通過目錄學的學習，初步了解各類著述背后所相關學術源流。

又如子部書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書目答問》單列“周秦諸子”的分類方法的基礎上，本書又將漢代以后的書籍分為“漢魏以下議論”、“理學”和“考證之學”三類，分別予以論列。具體每一類中講述的內容，也都能提綱挈領，舉重若輕。如講清人考證，先舉顧炎武《日知錄》發其端緒，以知一代學風之本源；次舉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王念孫《讀書雜志》、俞正燮《癸巳類稿》與《癸巳存稿》，以見乾嘉漢學家考證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陳??《東塾讀書記》殿其尾，以反映考據學適應時代主流學風轉移所發生的變化（即陳氏“已不拘乾嘉漢學之傳統”）。

其實強調讀常見基本史籍的內在意義，正是為了全面、系統地掌握這些最基本的歷史知識，作為治學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較系統的講述安排之外，講義中隨處也都體現出這一思想。如集部講文章選本，僅列三部書籍，為姚鼐《古文辭類纂》、張惠言《七十家賦鈔》、李兆洛《駢體文鈔》。姚鼐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辭類纂》擷歷代散體之精粹，自然大多數人都會列舉這部書，可是張惠言的《七十家賦鈔》和李兆洛的《駢體文鈔》，卻一般不會被人想到。黃永年先生這樣選擇，是因為散文與駢文是古代文體的兩大類別，一直相輔并行，不能像現在一般古代文學教科書那樣，偏重散文而忽略駢文。事實上在清代桐城派最為盛行的時候，也從來沒有能夠獨擅文壇，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間，也一直有陽湖派與之相頡頏。黃永年先生在講義中對此清楚交待說：“陽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駢體使其文字更光輝充實。”由于張、李兩家與姚鼐一樣是采輯歷代代表性文辭，讀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領略駢體精華，窺得駢文的流變。初學者胸中蓄此常識，并品味一些經典駢體文章，至少可以免卻一談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家散體古文的陋略，進而還能夠明白唐宋以來的所謂古文運動，實際上在社會很大一個范圍內，始終沒有能夠撼動駢文固有的位置。

在學術發展的體系當中選擇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紹給學生，讓學生通過這些代表性著述來認識一個時代的學術風尚，在此基礎上去采摘利用具體文獻的史料價值，我體會這就是這部“目錄學”講義最大的特點和特別值得稱道的水平與眼界所在。

本書具體介紹每一種典籍所體現的學術深度，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書籍的類別歸屬，這是對于書籍基本內容和性質的認識。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冊府元龜》。傳統目錄一向著錄此書于類書當中，有人還把它與《太平御覽》等并列為宋代“四大類書”。黃永年先生認為它“其實體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會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書類當中。《冊府元龜》自是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特別是唐代歷史的重要資料，其價值不在《唐會要》及《通典》諸書之下，體例與分類編制政事的會要相同，而與采摘舊事軼聞辭章以供尋章摘句的類書卻有很大差別，只不過歷朝會要是匯集一代政事，而《冊府元龜》是貫穿歷代而已。舊時直至《書目答問》的目錄，把它劃歸類書，實在不當；而前述今人水平較高的史料入門書籍如柴德賡著《史籍舉要》，王樹民著《史部要籍解題》，也都未加深究，仍舊沿襲前人成例，在舉述政書要籍時未能列入此書。盡管后來居上，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黃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學術見識。類似的情況還有明人王圻《續文獻通考》，本是為接續南宋馬端臨《文獻通考》而作，保存有豐富的珍貴資料，自然應當一如《文獻通考》，列在政書類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庫全書》時卻無端貶斥其為“兔園之策”，降格打入子部類書之存目書籍當中，今此“目錄學”講義也恢復了它的政書地位。

其次是應當盡可能深入地介紹每一種典籍的具體情況，讓學生了解到最有價值的學術界研究進展，使其對于每一種文獻，都能夠獲取準確的認識，并從中體會到對待文獻典籍，不能簡單地人云亦云；明白我們對于古代典籍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因此要養成探究的習慣和態度，在使用過程中隨時對此予以關注。

在這一方面，黃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對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學者特別是五四以來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呂思勉、顧頡剛、陳垣、余嘉錫等人的研究，同時也在講義中講述了許多自己獨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說《西游記》的作者，自認定為吳承恩以來，早已成為通行的常識，近年雖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的說法，但仍不為一般人所接受。黃永年先生在講義中根據自己的研究，談到《西游記》最早的百回刻本應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時吳承恩年僅二十出頭，根本不可能寫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長篇巨制，從而從根本上了當年的觀點。

又如關于傳世今本《孫子》十三篇的作者問題，舊題為春秋時吳將孫武所作，而葉適、全祖望、姚鼐直至錢穆諸人皆懷疑實際出自戰國時人，或即出自齊將孫臏之手，而孫武可能是孫臏的本名。上個世紀70年代初，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同時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孫子》的殘簡，和另外一些未見于今本《孫子》卻明確涉及到齊將孫臏的《孫子》殘簡。今研究者普遍認為后者即《漢書·藝文志》著錄的《齊孫子》，并定名為《孫臏兵法》；相應地推論，既然另有《孫臏兵法》，那么今本《孫子》就不可能再是孫臏所作，只能依傳統說法，認定為春秋時吳將孫武所作。對此，黃永年先生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戰國的諸子書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數是治其學者所為”。因此，所謂《孫臏兵法》“即使真是孫臏所作，何以能斷然說今本《孫子》便是孫武所作，難道不會是戰國時另一些兵家所作。何況從《孫臏兵法》內容看也不像是孫臏本人作，其水平也遠不如今本《孫子》。再則葉適、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孫子》多處與春秋時情況不符，主張今本為孫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無法否定），并未能翻掉葉適以來定的案”。所以“現在只能仍舊認為今本《孫子》是戰國時的書，作者可能是本名孫武的孫臏，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盡管這樣的看法還不能像上面講的《西游記》的作者一樣作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況下是一種比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種最合理的解釋。通過這樣的講授，學生可以學習到對待歷史文獻的綜合分析方法，擯棄簡單的純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

對于歷史文獻價值的評價，一般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作為一種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評價，一是我們今天的使用價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區分為閱讀價值和史料利用價值。過去的一些評價著述，往往將這幾層價值混為一談，不能切中實際情況。這部“目錄學”講義，在這幾個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區分和評價。

如題為清人畢沅所撰《續資治通鑒》，講義中評述說：“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較簡略，總的質量不算高。”這是對于撰著水平的評價；又說此書“可供閱讀而不宜引用”，這是對閱讀價值和史料利用價值的不同評價。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濟的《晉略》，水平較高，得要領，有見識，有較高閱讀價值，在后人重修的紀傳體史書中頗有代表性，所以“目錄學”講義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紀傳體史書中列舉了它，這樣做是著眼于它的著述和閱讀價值；但同時黃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書“只是據《晉書》改寫，并無史料價值，今天研究兩晉史事不宜引用”。

與此相反，有些書從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對于今天的研究確很有史料價值。如《永樂大典》，盡管四庫館臣早已指出其“割裂龐雜，漫無條理”，但現在還是有許多人非要稱頌它是中國古代偉大的百科全書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實《永樂大典》從著述角度看是無比荒唐的，純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風雅的產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來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們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價值問題，與《大典》編得好壞，根本不是一個范疇里的事情。黃永年先生在講義中用很幽默的語言，評價了《永樂大典》的著述價值，說它“是一種將作詩用的每個字注有故實的韻書，加以無限制地擴大而產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編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絕無閱讀價值可言，現在“唯一的用處就是可以用來輯佚和校勘”。

“目錄學”講義中對于史籍精彩的評價有許多，初學者要想很好地領略這些看法，閱讀時胸中首先要區分開這些不同的評價角度。這也是對待所有歷史典籍所需要具備的一種眼光。

每一位學者都有自己比較擅長和熟悉的領域，在撰寫這類文獻入門書籍時，如何避免個人的專業色彩，跳開一步，盡可能從一個廣博的視角來選擇和介紹各種典籍，均衡地體現古代文獻自身的內在體系，這對于作者學術視野的寬度是一個考驗。而從讀者角度來看，只有使用這樣的講義，才能打下寬厚而不是偏狹的文獻學基礎。

黃永年先生雖然以治史為主業，但是對于古典文學也有很深的造詣，做過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記》的作者問題，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還廣泛涉獵了經、史、子、集四部以及釋、道要籍，所以這部“目錄學”講義并沒有過分濃重的歷史學色彩，有時甚至會為了整體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歷史典籍。例如詩文總集部分講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經世文編》，這是從文學史角度所作的抉擇。因為《明文在》之編選著眼于文辭而《明經世文編》著眼于社會事務。作為初學的入門書籍，整個講義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顧的情況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閱讀這部“目錄學”講義，足以使讀者打下廣博的文獻學基礎，獲得豐富的文獻學素養。——其實這種廣度正是學術素養深度的先決條件和它的一個側面。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不斷有人呼喚學術界要出大師，古代文史學界甚至有人想通過聚集青年精英辦培訓班的方式來造就養成大師，實際效果卻不甚理想。大師的評判標準，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領域，只知道自己特別關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獻史料而缺乏廣博的文獻學素養，恐怕是很難稱為大師的。

黃永年先生是當今頂尖的古籍版本學家，所以能夠在這部篇幅有限的“目錄學”講義中，根據需要，信手拈來，三言兩語地講述出關系到文獻實質內容的重要版本問題，這既是本書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學術水平和深度的一個重要側面。如經部清人郝義行的《爾雅義疏》，謂此書“最初刻入《皇清經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陸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孫刪定的本子，咸豐六年楊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聯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學識優于郝，所刪定之本實勝過足本”。這與咸豐足本優于道光刪定本的通行說法大不相同，這絕不是懾于王念孫大名所做的輕率推斷，而是認真比較二者異同后（并撰寫過研究文章）得出的結論。講義中所有的版本講述，都是這樣有特別的考慮和需要，讀來精義紛呈，俾益實用。

從以上例證中可以看出，讀書需講究版本恰如選擇書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應手地選用得當的版本，還應當具備一定的版本學知識。《古文獻學四講》中的“版本學”講義，就是這方面最好的入門書籍。

版本學包括版本鑒別與版本史、“版本目錄”這兩大部分內容。前者講版刻特點及其變遷，后者講某一種古籍曾有過哪些版本以及這些版本之間的相互關系。作為給初學者開設的課程，前者可以系統講，而后者則只能開列一些基本書籍，供使用者檢閱，沒辦法也根本沒有必要逐一講解。我過去聽黃先生講課，前后見過繁簡程度不同的三個版本的油印講義，這次收入的是最簡單的簡本。從目前的實際需要情況來看，選擇這個簡本作通行的講義應該是比較合適的。因為大多數人只要通過這個講義的學習，能夠對于版本學知識有個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達不到，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個別人若想對于版本學知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黃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學》一書即將出版面世，是在當年的繁本講義基礎上又做了新的增訂。

這部“版本學”講義雖然比較簡單，卻很系統。其中很多問題都是黃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統梳理。如謂明代文學上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現了仿宋浙本字體而又因印刷技術進展而呈規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體，同時由于倡導其事的都是蘇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現了地域上以蘇州為中心向外傳播，刻書者以家刻為主導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輻射的傳播擴散方式。又如謂明萬歷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隨著徽商的活動而向南京、杭州等地傳播，徽商刻書又常請蘇州文人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風行江浙并影響全國。等等。凡此，都是融匯各方面的歷史知識來揭示版本學這門看似純經驗學科的內在發展因素。從中可以看出，較諸前人只是一一羅列版刻現象的著述，黃永年先生通過這些緊密結合當時社會歷史狀況的規律性認識，自然已經建立起科學的版本學學科體系。

由于黃永年先生已有數十年的古籍收藏經驗，所以他的這部“版本學”講義，不僅有很好的學科理論建樹，還有許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獨到見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統，在版刻的字體上各有特點。浙本字體以歐體為主，這一點沒有什么分歧。其余兩個系統，前人普遍說建本多為柳體，蜀本多為顏體，其實多是陳陳相因，似乎并沒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黃永年先生則憑借自己的書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體會，指出建本多為顏體，蜀本是以顏體為主而撇捺長、利帶有柳公權的筆意。——第一次講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體特征。講義中類似的精彩見解還有許多，如清代前期的寫刻本，過去講版本的人往往稱之為軟體字，黃永年先生則將其劃分為兩類，一類如《全唐詩》、《楝亭十二種》，類似法帖中之晉唐人小楷，確實可以稱之為軟體；另一類如《通志堂經解》、《澤存堂五種》，字體不僅絲毫不軟，而且點劃方勁，與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處，絕對不能用“軟體”來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來越少。學生想學習，老師也不一定會講。因此印行這部簡明扼要且科學系統的講義，已經是一種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學習文史的學生，能夠充分吸收了這部“版本學”講義所提供的版本學知識，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當前引述古籍標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亂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學”視作對目錄學中石刻史料的特別講述。講義分設“緒論”、“分類”、“拓本”、“史料”、“書法”五個專題，進行講述。“緒論”講碑刻學發展史、研究對象和領域，以及主要參考書籍和學習方法，其“參考書”部分擇取審慎且多精到評語，不僅對于初學者最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時時取以參考。“分類”和“拓本”兩個專題是關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識，最俾益實用。其“書法”部分以碑刻為主論述書法淵源流變，發自累年揣摩，故融通暢達，勝義疊出。

“碑刻學”講義中直接關系到利用碑刻史料從事研究的內容，為其“史料”部分。除論述碑刻記郡望、世系不盡可信，職官、地理對于史書多有訂正增補，以及利用碑刻資料抉隱發微最有價值之外，黃永年先生在這一專題下，還針對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書”的“偏見”，特別強調指出：“據碑刻治史事者貴有通識。欲具通識，則非熟于史書，且受史學研究之嚴格訓練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書亦高于零星之碑刻萬萬，治史者自當以史書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為輔，不宜媚俗趨時，顛倒主次。”其實治史者之通識，首先應當建立在對于史料的通識的基礎上，若非熟悉各種史料，豈能做到像黃永年先生這樣具有如此清醒的頭腦？反過來看，我們不妨胡亂猜想，那些過分強調出土文獻資料如金文、簡帛、敦煌吐魯番文書等史料價值的學者，會不會是因為對傳世基本史料熟悉得還不夠十分透徹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由于碑刻之學確實中衰已久，不惟國內，海外也久已無人董理，有日本學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后，即將其譯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學生學習碑刻學的入門書籍。相比之下，此前這份講義在國內只是于1999年在《新美術》上公開發表過，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響還不及日本廣泛。相信這次收入《古文獻學四講》，能夠很快使它發揮應有的作用。

第9篇：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范文

摘要:清代錢曾撰《讀書敏求記》在中國目錄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著很高的學術價值。在分析錢曾收藏于整理圖書的實踐基礎上，從圖書分類、版本目錄學、善本書目三方面探討了《讀書敏求記》目錄學的創新，尤其在古籍版本學上，至今仍是古書版本、流傳考訂的主要工具書，對今天目錄學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圖分類號:G25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003-1588(2012)01-0138-02

1錢曾其人

錢曾，清初著名藏書家與目錄學家。虞山(今江蘇常熟)人，字遵王，號也是翁，為錢謙益族孫。錢曾自幼好學，曾得贈于錢謙益的絳云樓所藏珍善本，錢謙益收藏與整理的圖書中的題跋對錢曾整理、評價圖書觸動很大，這為以后收藏、整理圖書創造了條件。他一生收藏校理圖書計四千多種，達數萬卷。其藏書理念為“善讀為善藏”。“善讀”即“好古敏求”。錢曾廣聚財力，傾其所有用于藏書建設，尤其喜愛宋版書。無法購買的珍本，他想方設法借來精鈔，如一些宋元古本珍本。如此一來，錢曾抄書堪稱一絕，所用紙墨精良，認真校勘，仔細正誤，提高抄本質量。其數量約有一百多種，達八百多卷。錢曾擁有“莪匪樓”、“述古堂”以及“也是園”三所藏書場所。代表其藏書的印章分別為“述古堂藏書記”、“彭城世家”與“錢遵王藏書”，并依據收藏、整理圖書的實踐活動，編撰《述古堂書目》、《也是園書目》、《讀書敏求記》等書目。以《讀書敏求記》最為著名。該書是一部目錄學著作，最初名為《述古堂藏書目錄題詞》。在清朝康熙初年，錢曾以自己的學識，結合藏書實踐，依次編撰目錄學著作即《也是園藏書目》、《述古堂書目》和《讀書敏求記》。其中，集大成者為《讀書敏求記》，由撰寫宋元善本解題而成[1]。

2《讀書敏求記》圖書分類

2.1著錄

《讀書敏求記》除著錄書名、著者外，尤其詳細記述卷數和版本。今天古籍著錄的內容仍包括著錄書名、著者、詳記卷數和版本最基本著錄信息。該書收錄圖書634種，632種著錄卷數。該書詳細著錄不同圖書文獻版本源流。在《傅霖刑統賦楊淵續刑統賦》一書中。據考證，《刑統賦》存在兩種版本，一則是鄒人孟奎解，沈維時序，至正壬辰抄本；一則東原郄氏韻釋，趙孟序，后有李方中《韻釋刑統續賦》，延祜丙辰刻本。

2.2四部分類法

《讀書敏求記》計四卷，繼承圖書四部分類法的基本框架，即四部分類法的核心內容。該書四卷中第一、二、三、四卷與四部分類法:經、史、子、集四部一一對應，四十五部類中,“詩文評”、“詞”、“書”、“別志”、“地理輿圖”等屬于出現的新部類,幾乎均按照四部分類法的部類安排的。但錢曾根據自身編撰目錄的實際需要，有對四部分類法進行了創新。由于四部分類法的經、史、子、集四大部類被該書四卷替換,經、史、子、集等同于《讀書敏求記》的小類、子目的部類。即經與字學、韻書、禮樂等；史與器用、食經、時令等；子與農家、兵家、雜家、天文等；集與詩集、總集、詩文評等同一級別。該書部類中還出現削減經傳政治、詔令奏議的現象，相應地歷法、醫家、數術、藝術等劇增。另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該書新增一些類目,例如卷一中“書”類,即古人書法的圖書,共九部。“地理輿圖”類不但包含文字說明的地理圖書,而且還有字圖相輔相成的圖書，尤其國內外的地圖增多。“別志”寓意為“別國之志”。之前一些重要目錄圖書不曾記載。詩文評即所收文學批評著作。唐朝魏徵等編撰《隋書•經籍志》集部僅分為三類即楚辭、別集、總集。唐宋詞僅在南宋陳振孫編撰的《直齋書錄解題》集部中著錄歌辭類。而《讀書敏求記》四卷中著錄:集、詩集、總集、詩文評、詞五類，詩文評和詞二類得以獨立著錄,符合古代文學著作演變的現狀，彰顯著錢曾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卓越見識。這種著錄方法，廣泛地被推廣、采用，例如：《四庫全書總目》集部中詩文評與詞二類目由《讀書敏求記》沿襲而來。即《讀書敏求記》共四卷[2]。第一卷：經、禮樂、字學、韻書、書、數、小學，凡七類；第二卷:史：時令、器用、食經、種藝、豢養、傳記、譜牒、科第、地理輿圖、別志，凡十一類；第三卷:子、雜家、農家、兵家、天文、五行、六壬、太乙、奇門、歷法、卜筮、星命、相法、宅經、葬書、醫家、針灸、本草方書、傷寒、攝生、藝術、類家,凡二十二類；第四卷:集、詩集、總集、詩文評、詞,凡五類。著錄各書均標注卷帙完闕，作者名氏，或述授受源流，或記考證評論；對于一書繕寫刊刻之工拙，版本優劣之辨別論述較多。

楊揚：錢曾與《讀書敏求記》

3《讀書敏求記》版本目錄

《讀書敏求記》是一部著名的提要版本目錄，也是中國第一部研究版本目錄的專著[3]。（1）鑒定版本方法。鑒定古籍版本雕印年代和價值的方法包括:①版式。經類：《春秋公羊經傳何休解詁十二卷釋文一卷》注釋為“此北宋契本之精絕者，故附釋文于經傳后，若南宋人鏤刻，便散入逐條注下矣。”通過北宋和南宋古籍版式的對照分析，推斷北宋刻本屬于把附釋文于經傳后；南宋刻本則逐條注下釋文。可以得出，《春秋公羊經傳何休解詁十二卷釋文一卷》一書為“北宋塹本”。②印章。經類：《周易十卷》一書，“北宋刻本。卷首有‘貞元’、‘伯雅’二圖記，知是鳳洲先生藏書也。”“貞元”、“伯稚”為北宋朝年號，從該書卷首的“貞元”、“伯稚”二種印章考察，得知《周易十卷》一書被明代王世貞(藏書家，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州山人。)所收藏。③序跋。地理輿圖類：《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考證：“昔者陸孟堯先生有影鈔宋刻《水經注》，與吾家藏本相同，后多宋板題跋一葉，不著名氏，余因錄之。其跋云:‘《水經》舊有三十卷，刊于成都府學宮。元佑二年春，運判孫公始得善本于何圣從家，以舊編校之，才三分之一耳。乃與運使晏公委官校正，募工鏤板，完缺補漏，比舊本凡益編一十有三，共成四十卷，其篇峽大小，次弟先后，咸以何氏本為正。元枯二年八月初一日記。’詳觀跋語，是本在當時蓋稱完善，惜后人無翻雕之者，余故備錄此跋，以告世之藏書家。”由該書題跋推測其版刻時間、版本源流與價值。④字體。天文類：《天元玉歷森羅記十二卷》考證：“此是牧翁早年手錄，凡疑誤字標題于上。暮年則筆力老蒼，字法俱模東坡，與此截然兩手，公悉以前后詩文稿付余，故余認之最真，他人則不知誰氏所書矣。”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東澗老人，常熟（今江蘇）人，被錢曾尊為牧翁。由錢謙益早年與暮年所撰字體的比較，得知《天元玉歷森羅記十二卷》屬于錢謙益早年作品（手錄本）。⑤校讎。子類：《顏氏家訓七卷》考證：“是書為宋人名筆所錄。淳熙七年，嘉興沈揆取閩本，蜀本互為參定，又從天臺故參知政事謝公所校五代和凝本，辨析精當，后列考證二十條為一卷。沈君讎勘此書，當時為宋人名筆，繕寫精妙，古香襲人者也” 宋代沈揆，字虞卿，嘉興（今屬浙江）人。《顏氏家訓七卷》經過沈揆點校，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⑥校勘。時令類：《韓鄂歲華紀麗七卷》考證：“《歲華紀麗》舊抄，卷終闕字數行，又失去末葉。后見章邱李中麓藏宋刻本，脫落正同，知是此本之祖。蓋因歲久，墨渝紙敝.字跡不可拍揣，故鈔本仍之耳。”據錢曾認為，此書原有真本，或胡震亨稍微改輯耳。胡震亨是明代文學家、藏書家。原字君鬯，后改字孝轅，自號赤城山人，晚號遁叟。同一圖書，通過比較不同版本，也可以鑒定版本的價值。⑦原始本與修改本。集部：《杜工部進三大禮賦十卷》印證：“東萊呂祖謙注，牧翁全錄入《杜詩箋注》中。此則其原本也。”。可知該書應為修改本《杜詩箋注》的原始本。（2）版本提要。古代目錄有無解題和解題對于一部書目質量至關重要。目錄提要包括敘錄體提要、傳錄體提要和輯錄體提要三種體例。《讀書敏求記》所著錄圖書的解題,無同一的范式，文章長短不一,內容側重不一。該書許多解題，起到說明圖書編寫宗旨的作用；其義例呈現史海鉤沉的意義；序跋則具有史料考訂、人物品評的作用。錢曾撰《讀書敏求記》應該是首創版本提要，在著錄考證版本之際，慎重對待著者生平事跡進行追根溯源，圖書記載內容的加以評價，在敘錄體、傳錄體與輯錄體提要中綜合了諸多版本考證史料。即記錄各書前后序跋，節錄或全錄有關序跋，以便版本考證。版本提要重視對版本的說明與考證，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版本著錄的范圍，對于諸多版本目錄，著錄與鑒別考證相互統一的。版本提要的呈現，極大地促進了版本目錄的發展。“然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同異，見聞既博，辨別尤精。但以版本而論，亦可謂之賞鑒家矣。”該書對于一書繕寫刊刻的工拙、版本優劣的辨的評述被之后學者、專家所借鑒與提倡。

4善本書目

截至目前，中國最早的善本書目應屬錢曾編撰《讀書敏求記》[4]。南宋刻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墨跡如新，古香。此等書不論其全不全，譬諸藏古玩家，收得柴窯殘器半片，便奉為天球拱璧，而況鎮庫典籍乎！”《風角鳥占經》一卷，為宋抄本，人間罕見。該書收錄錢曾所藏宋、元、明初刻本、抄本,共634種。記中注明版本的,除一部分真正的宋元善本之外,還包括“高麗刻本”、“日本刻本”、“述古堂”、“絳云樓”、“明內府抄本”、“明初至嘉靖間刻本”、“空居閣”、“脈望館”等諸多抄本[5]。并針對不同版本的進行區別著錄,彰顯出錢曾高超的目錄學水平，在某種意義上其善本思想日益完善成熟,由此可見，《讀書敏求記》對后世的善本書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不但促進了清朝古籍善本書目工作的發展，而且對后世文獻學的研究與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M］.上海:上海書店,1984:198．

[2](清)錢曾.讀書敏求記［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57．

[3]來新夏.古典目錄學淺說［M］.北京:中華書局,1991：112．

[4]張毅,陳麗.錢曾《讀書敏求記》的概況及研究歷史[J].山東圖書館學刊，2010（4）：9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