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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西方經濟學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資產階級價值觀的一個表現，是資產階級生存和歷史的一個表現和反映，即不存在著一個脫離資產階級的思想、哲學和歷史的西方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指產生并流行于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學范式，狹義指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范式，廣義包括政治經濟學范式。

（來源：文章屋網 ）

第2篇：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一、金融危機對會計準則提出新的挑戰

國內外會計舞弊案件的層出不窮及其危害之大，次貸危機的爆發及其危害之深遠，會計監管不力難逃其咎并再度引發了人們對會計監管的思考。本次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各界一方面忙著尋找罪魁禍首；另一方面積極尋找應對危機的舉措。人們從次貸危機追溯到衍生金融產品，追溯到市場及市場信用，進而牽扯到會計準則和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成了金融危機的原兇之一，會計準則也成了金融危機的救“市”主。公允價值計量與金融危機的相關性，進而政府如何規范會計信息、是否修訂會計準則成了金融界與會計界在危機拯救中的一個爭議熱點。到底會計準則與金融危機甚至與全球經濟危機有何關系成為我們不得不回答的一個現實問題。時至今日，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務界，對于政府規范會計信息規則的必要性普遍贊同，特別是在本次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日益漫延的現實情況下，對會計準則的質疑和加強會計準則對會計信息特別是企業風險信息的披露的呼聲日漸增強。但是對于如何規范以及規范的范圍、規范的強度則眾說紛紜，仍無定論。特別是在我國，新會計準則于2006年2月，并從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開始施行，同時鼓勵其他企業執行。新準則執行三年的實踐，是否如各界所望規范了會計信息、進而避免了或減少了資本市場上大量的財務舞弊或盈余管理行為就成為一個現實研究課題。同時，新會計準則自2007年1月1日剛剛實行一年多，即遭遇一次全球性的金融以至經濟危機，危機對新會計準則提出了新的挑戰，會計準則如何應對？這一系列現實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無論從理論研究出發還是從現實需要出發，新會計準則的完善與會計監管模式何去何從值得人們探討，而且迫切性日漸增強。因而，對我國新會計準則的經濟學分析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二、我國新會計準則性質的規范經濟學分析

有關會計準則的性質問題，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綜合國內外學者的論述，本文認為有關準則性質的觀點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四種：

（一）技術規范觀

該觀點流行于會計準則產生之初，認為會計準則就是一種客觀標準。持“技術觀”的學者認為，會計準則是純粹的技術性規范手段，是客觀的約束機制。如楊紀婉（1992）認為，會計準則是會計人員從事會計核算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會計行為的規范化要求。葛家澍（1996）也指出：我們已經明確，企業會計準則是企業會計核算的規范。從這種觀點的出發，會計準則制定者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建立一套科學的、完善一致的會計原則，并據此設計出合理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他們相信，只要借助科學合理的理論和有效的制定程序，會計準則就應該或能夠達到完善，并發揮理想的規范作用。

（二）政治程序結果觀或分配標準觀

“經濟后果”作為會計準則制定中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從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開始引起人們關注的。該觀點認為會計準則安排直接形成資源配置狀況，或影響對資源配置的調節。按照曾任美國會計準則咨詢委員會成員的澤夫（Zeff，1978）教授的理解，會計報告將影響企業、政府、工會、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決策行為，這些個人或團體的行為又可能對其他團體的利益產生影響。后來的學者將之稱為“經濟后果”。簡單地說，就是不同的會計準則和不同的會計程序導致各個主體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

（三）產權安排觀

該觀點認為，“會計準則屬于產權制度范疇，它是產權制度的一種或特定社會產權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币驗闀嫓蕜t作為提供會計信息的主要規范，其基本結構是產權經濟模式的自然反映，產權關系的不同，規定了不同的企業組織形式，進而出現了不同的會計準則規范，以維護其特有的企業產權關系?！帮@然，會計準則作為會計行為的規范與制度，它是以產權理論為基礎的，并且，其運行是否有效、作用發揮是否正常，也有賴于其產權界定恰當與否。”因此，可以說，任何一種會計準則都體現了對某些特定主體產權（財產權利或經濟利益）的保護。

（四）公共合約觀

“從公共選擇理論看：會計準則是一種公共物品”。該觀點是把對會計準則性質的認識建立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基礎之上，認為會計準則是一種公共物品，是調節社會利益集團經濟關系的會計行為規范，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由于其公共物品性，政府在其制定與執行過程中要考慮各個利益集團的切身利益，最終成為多方博弈均衡的產物，在性質上也就表現為企業利益關系人共同“簽署”的合約的一部分，是一份關于一般通用的會計規則的公共合約。它的產生是為了克服信息不對稱的市場缺陷，對一般通用的會計規則制定權以一種公共的合約安排來替代原先的單個企業的私人合約安排以節省社會交易成本。

上述四種觀點各有所長，都有可取之處。本文認為，第一種觀點是將會計準則看作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手段，只是看到了會計準則實施過程中所呈現的技術規范這一外在形式，而沒有對會計準則制定過程及實施后果給予足夠的關注，但是它是會計準則的一個重要性質。該觀點由于其目標的單一性和明確性，更易用于指導準則制定并能突出準則制定者在準則制定過程中的地位和獨立作用，但由于其忽視了準則可能帶來的經濟后果和政治程序的影響，往往會導致過分夸大準則的作用而影響對準則功能的客觀評價。第二種觀點，強調的是會計準則制定的政治性和社會性。該觀點比較客觀地揭示了會計準則的制定必然是一個政治性的過程，任何一種會計準則都體現了對某些特定利益主體的保護，但該觀點更多地是對準則制定過程中各利益相關者博弈的關注，而非準則的實質反映。第三種產權安排觀主要從產權的視角分析了會計準則背后的產權訴求，強調了會計準則對產權主體的保護，實則是準則功能的體現；而第四種公共合約觀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原理在會計領域的運用。它所依賴的核心概念是“交易費用”及“公共物品”等，即會計準則是一項節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創新的結果。會計準則這一公共合約是為了適應現代企業發展而進行的會計規則制定權合約安排創新的結果，是對準則性質的較為寬泛的認識。

本文認為，對會計準則性質的理解應建立在上述四種觀點的融合之上：正由于技術規范觀強調準則應該客觀有序，因此我國新會計準則應從技術規范的角度考慮構建具有邏輯一致性的概念框架指導下的完善的會計準則體系；而經濟后果觀的直接推論就是準則制定程序的政治性，該觀點有助于我們認識在準則制定過程中一方面應充分吸納各方意見，另一方面又要看清各方背后隱藏的不同利益集團利益角逐的本質，盡可能維護多數主體的利益。從產權安排觀出發，可以使我們在會計準則的制定與修改時充分考慮社會產權制度的穩定和對產權的保護。從公共合約觀出發，我們知道政府擁有一般通用會計準則的制定權，這種準則具有較大的強制性。公共合約之所以得以達成是由于政府強制力的作用和其能節約交易費用，但如果出現政府“創租”或“尋租”，或者由于公共合約的強制性執行而帶來的交易費用的增加超出了交易費用的節約，那么就將是對市場的扭曲而得不償失。

三、結束語：新會計準則的性質分析

本文認為，在分析我國新會計準則的性質問題時，應該遵循一個由核心向逐步拓展的思路：

首先，新會計準則是用來規范現實會計實務并指導會計實務的行為規范。我們知道，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各種規章制度對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進行約束，形成了復雜的、相互交錯的規范體系。不同市場主體通過財務報告對外自身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時，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技術規范或標準，而是各行其是，則信息使用者面對五花八門的信息表達將會無所適從。因此，必須有一套統一的規范或標準來指導和約束市場不同主體的信息表達方式。也就是說，會計準則首先應當是一個純客觀、技術性的約束機制，是用來指導和檢驗實務的標準，這是會計準則的基本職能體現，是它的核心特征。正是基于此，當我國社會經濟不斷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潮流之中，當我國資本市場不斷發展壯大之時，種種新的經濟業務要求有新的會計規范和標準進行指導，我國財政部適時修訂并頒布了新的企業會計準則，作為對企業會計實務的指導和行為規范。

其次，新會計準則是一種公共規范，具有權威性。會計準則要能普遍被接受和認可，還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權威性的支持。所謂權威性支持，即國家政府強制力的介入。因為會計信息的公共物品性，使得信息的提供者必然有所保留，從而影響信息的透明度和完整性，使得流傳于市場上的財務信息容易失真。然而，公共物品的利益屬于社會大眾，不當的公共物品將有損于公眾的利益。因此，為了避免因會計信息的誤導而發生大的市場波動，推動社會經濟秩序正常有序的發展，政府必須通過一定的強制性手段，促使企業提供“公允恰當”的公共物品，以維護財務信息的質量，確保公眾整體的利益?？梢?，會計準則應當是規范各利益方行為的公共規范，應具有強制性。新會計準則正是我國政府基于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維護資本市場秩序的立場而主導制定的，要求市場經濟體系利益各方共同遵守的規章制度，具有強制性和威懾力。

第3篇：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內容摘要：由于科技創新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并具有效益外溢性、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因此，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只有通過政府的合理干預，更加積極地保護知識產權；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高層次科技隊伍建設力度，提升科技人才支撐能力；構建科技資源共享的合作創新平臺，促進產學研合作，才可能有效地克服科技創新過程中的市場失靈，從而形成科學、有效的科技創新運行機制。

關鍵詞：科技創新 經濟學 政府干預 知識產權 財政政策

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巨大推動作用，已經成為當代世界的主要時代特征之一。各國政府不斷把推進本國科技創新作為提升本國競爭能力的重要內容。我國政府已經制定并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明確提出到2020年，我國要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并為我國在本世紀中葉成為世界科技強國奠定基礎。與此同時，相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部署已經進入實施階段。

本文運用經濟學的一些原理對科技創新的性質進行了分析，就如何提高我國科技創新能力進行探討，并提出具體建議。

科技創新的性質

科技創新作為科技與經濟的結合體，具有明顯的公共產品的性質，并具有效益外溢性、不確定性和風險性。這表明科技創新過程中也存在著明顯的市場失靈，導致科技資源配置的低效。

（一）科技創新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及效益外溢性

所謂公共產品，是指將該商品的效用擴展于他人的成本為零，因而也就無法排除他人共享的商品，一般包括公共設施、科學教育、環境保護、國防、外交等領域。一般而言，公共產品性包括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兩個本質特征。非排他性是指該產品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定誰來得到它，更無法通過定價的方式來影響人們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人們可以不付任何費用就能享受到公共產品帶來的所有益處。非排他性不可避免會導致“搭便車”行為，甚至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人人都希望別人來提供公共產品，而自己坐享其成，結果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產品。非競爭性是指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影響其他人的消費，即對公共產品消費的邊際成本為零。

在國際經濟學界，無論是微觀經濟學家，還是宏觀經濟學家，多數學者都肯定科技創新具有公共產品性。目前國內高校使用最多的經濟學教科書，如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約瑟夫•斯蒂格里茨的《經濟學》以及格里高利•曼昆的《宏觀經濟學》，都認為科技創新具有明顯的公共產品特征，即創造成本極高，傳播成本卻極低。極高的創新成本主要表現在其需要投入巨額的研究與開發投資，而仿造的成本卻極低。這極易導致對科技創新成果的剽竊使用，使知識產品的生產者無法獲得成本補償和合理的回報。當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科技創新的效益外溢性也還是具有一定積極作用的，因為一項新技術產生的社會效益往往大于私人效益。換言之，科技創新的外溢性雖然會傷害創新者的創新積極性，但有益于全社會。

（二）科技創新具有不確定性和風險性

科技創新過程是一個曲折復雜過程，由于沒有直接可以參考和借鑒的經驗，其中存在許多不同的環節和跳躍關鍵點，每個環節和關鍵點都可能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情況。與此同時，科技創新過程也是一個各種角色共同參加的過程，受不同利益的驅動，科技創新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有著不同的價值選擇和風險偏好，創新者往往也不能準確掌控研發工作的進度、方向、影響以及結果。科技創新的不確定性必然導致科技創新的高風險性，嚴重影響了私人企業獨立承擔科技創新活動的積極性，從而導致市場對科技創新資源配置的失靈，造成了科技創新時滯，即從最初的設計思想或者發明專利到最終作為實用化商品進入市場并為消費者所接受的過程延長。此外，由于風險過大和需要投資規模大，戰略性關鍵技術的創新往往是企業所回避的，或者是無力承受的。

提高我國科技創新能力的建議

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只有通過政府的合理干預，才可能有效地克服科技創新過程中的市場失靈，從而形成科學、有效的科技創新運行機制。

（一）政府積極保護知識產權

科技創新是一個復雜的、漫長的系統過程，涉及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性開發研究、產品生產和商業運用等一系列經濟技術活動階段。由于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在技術創新活動中存在著太大的差距，如果不能有效界定和保護產權，個人的積極性會大大地降低，那么創新的積極性只能靠一些零星的自發性來維持。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已經先后頒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等法律法規，并且加入了10多項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主要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協定）、《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專利合作條約》等，已經初步建立起一個基本能夠適應國家發展需要、符合世貿組織要求的、比較完善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系。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面臨的挑戰依然十分嚴峻，還大量存在地方保護主義、處罰裁量權不規范等問題。

總之，加強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打擊嚴重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這不僅是中國開展對外合作，也是進行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迫切需要。

（二）政府采取積極財政政策促進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提升科技創新能力

財政政策主要由支出政策、收入政策、預算平衡政策構成。

1.財政科技支出政策。支出政策是一種直接促進科技進步與發展的公共政策手段。財政支出政策運用的方式多種多樣，主要包括財政撥款、政府采購、財政貼息等。

政府運用財政撥款方式從財力上直接支持科技進步與發展，是市場體制國家近年來普遍采用的主要財政政策手段?；A性科研具有公共產品的特點，創造該成果的人一般得不到經濟補償，私人不愿提供此類產品，因而基礎性科研應由政府財政撥款承擔。

政府采購是指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采購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采購限額標準以上的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就我國的現狀而言，既要注重在對促進經濟增長的科技先導部門，如計算機、航空、光電、精密機械、通信、新材料、生物制藥等高技術產業領域，通過政府采購開發出一個有保證的市場，又要注重在民用技術領域采取政府采購方式，以促進民用科技的發展。在實施政府采購時，對科技發展的促進既要體現鼓勵、照顧、傾斜的政策，也應體現公平原則。

財政貼息是政府財政為鼓勵非政策性銀行和金融機構對高新技術企業或科技創新項目給予貸款支持，對其貸款利息給予的財政補貼。財政擔保是指以政府信用對企事業單位或個人從事具有高風險的活動進行負責，承諾承擔活動失敗的責任。它們都是國家財政支持高新技術企業或科技創新項目的發展，幫助他們承擔市場風險的常見形式。

2. 財政收入政策。收入政策對科技進步與發展的促進作用是通過政策引導間接實現的，它有利于按照市場規律引導資源的配置，而不是扭曲資源的配置。稅收作為財政收入最主要的形式，對經濟發展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稅收優惠作為財政收入政策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已普遍為各國所重視和運用。通過稅收優惠政策的導向作用，可以激勵納稅人增加研發經費，建立技術創新機制，促進研發成果產業化，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增強競爭力，促使企業成為科技投入的主體。

3.預算平衡政策。包括支出及收入兩個層面。政府支出包括國防、教育文化、公共建設、償付公債利息等項目，收入面主要是各種稅收及公營事業盈余繳庫兩大項。當收支相等時，稱為預算平衡。進入信息化時代之后，一般基礎設施的作用正在下降，而科學技術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正在凸顯。國家與國家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已經不再由一般資源的占有量和一般基礎設施建設規模決定，更多地取決于對科學技術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能力。由于科學基礎設施建設是為發展科學而進行，而科學的目的又是為了滿足人類的好奇心和增進全社會福利，不能直接為個人或企業帶來經濟收益，因而為了社會的全面進步、全面發展，國家必須高度重視和加強科學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為了促進國家科技創新能力的發展，我國政府應加大對科學技術基礎設施的直接投資，使之在國家預算中占據更大的比重。

此外，由于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高風險性和收益長期性，依靠傳統的商業金融體系支持創新勢必會受到制約。為此，可以做好以下工作：在現行金融政策和體制框架下，積極探索設立科技支行；大力發展私人風險投資，鼓勵開展知識產權質押貸款和科技保險；組織企業家協會建立 “企業應急互助基金”；搭建銀企溝通橋梁，積極推動銀企合作；積極鼓勵有條件的科技企業上市，通過資本市場籌措資金。從而，幫助更多的科技型企業獲得充足的資金，有效防范企業因融資渠道不暢而發生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三）加大高層次科技隊伍建設力度且提升科技人才支撐能力

重視高層次人才和科技人才的培養。充分發揮創新人才的核心支撐作用，應實施“創新型拔尖人才培養計劃”和“緊缺人才倍增計劃”，著力培養一批科技創新人才、高技能人才、農村實用技術人才和自主創新意識強的企業家，造就培育一批具有較強自主創新能力的創新團隊和科技領軍人才。

加大國外優秀人才的引進。利用國際創新資源加速流動的契機，加強人才載體建設，完善柔性引進機制，推進海外留學人才集聚計劃，促進國外高層次人才集聚，重點引進高新技術產業、支柱產業、新興產業等領域急需的高層次人才。

創新人才管理機制。各地應積極探索人才管理的新辦法、新途徑，創新人才評價和激勵機制，充分調動人才積極性，發掘人才潛能；完善科技人才梯隊建設規劃，促進人才隊伍建設，創造充分發揮人才作用的良好環境。

（四）構建科技資源共享的合作創新平臺以促進產學研合作

隨著投入的增加，我國科技資源越來越雄厚，但由于這些資源分屬各個不同的部門，缺乏圍繞發展目標形成分工合作的科技創新機制，造成資源浪費和低水平重復。為了克服這種情況，應加強政府的統一協調，建立部門聯合會議制度，加強各種科技資源的整合，聯手推動重大科技行動。尤其應鼓勵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聯合申報國家和省部級重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并進行整體規劃，促進資源共享。

企業、高校和其他科研機構可按照共建共享的精神，加強合作創新平臺的制度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相關的管理辦法、規則和標準，營造合作共贏的創新環境。應加強建設和完善科技公共基礎設施，制定科學數據共享的規范，協調數據收集、管理和應用，建成各類國家自然科技資源數據庫群，并形成規范化、開放式的應用服務體系。同時，應整合科技文獻資源，重點建成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的科技報告、成果、專利、科技圖書、科技期刊與技術標準、方法、工藝等大型文獻資源庫，創建多功能的網絡科技環境，為科技基礎條件平臺的運行提供現代化的信息技術支撐。

總而言之，科技創新是經濟發展、民族振興的必由之路。當前，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完善的進程中，科技與經濟尚未實現有機的結合，企業尚未真正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國家科技創新整體能力還不夠強。因此，只有通過政府的合理干預，更加積極地保護知識產權，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才可能有效地克服科技創新過程中的市場失靈，從而形成科學、有效的科技創新運行機制。

參考文獻：

1.傅家驥.技術創新學[M].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2.傅家驥等.技術經濟學前沿問題[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3.李健民.科學學與科技創新管理[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4.段萬春，李耀平編著.科技創新的橋梁：科技中介發展研究[M].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

第4篇：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

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于19 世紀20 年代初。其產生之后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時期；20世紀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爾布雷斯等為代表的從舊制度經濟學向新制度經濟學過渡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時期。[1](p.3)而對發展經濟學影響最大的是處于第三階段的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介紹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的興起，第二層次闡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對發展經濟學的改進，第三層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處看發展經濟學今后的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方法的興起

隨著二戰以后一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其誕生之日起，發展經濟學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休戚相關，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解釋力和其政策主張的切實效果將直接決定該學科的發展命運。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結構主義從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剛性”出發，提出“資本化、計劃化和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控制教條”（拉爾語），政策推行的結果盡管使一些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短暫增長，但最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使陷入了農業停滯、工業蕭條、尋租盛行、二元結構次級分化和經濟發展乏力的惡果。

不僅如此，結構主義在以發展中國家特殊國情為基礎，向理論宏觀化方向發展的同時，其理論基礎卻依然置身于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自覺不自覺地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歷作為參照來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張。一句話，沒有將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研究貫徹到微觀層面，結構主義最終造成了發展經濟學微觀與宏觀的不協調，影響了其整體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論建構和政策實踐上的雙重缺陷，最終使結構主義主導的發展經濟學逐漸失去了發展的動力。

在猛烈抨擊結構主義中興起的新古典主義，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為零和完全信息的嚴格假定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與發達國家的人們一樣會在理性的驅使下，對價格機制做出靈活的反應。發展中國家只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經濟發展就會自動實現。既然“價格—市場”機制可以同時解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么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就無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義“單一經濟學”（哈伯勒語）主張的沖擊下，發展經濟學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危險。

事實上，正如尼古拉斯·阿爾迪托-巴萊塔所指出的，“過去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夠充分解釋經濟增長，關鍵是第四個因素—制度—受到忽視?！盵2](p.2)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視了制度對于經濟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制度缺陷，這不僅損害了經濟效率，而且也使持續的經濟發展成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經濟學者意識到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劉易斯在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術進步是表層原因，而由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專利制度等所激發的技術創新熱情才是更為深層次的因素。他對二元結構的分析顯著的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姞栠_爾討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循環累計因果效應，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進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才能擺脫惡性循環，走向良性循環。庫茲涅茨對大量低收入國家的歷史統計和羅斯托對“傳統社會”的分析，也體現了政治結構、法律體系及社會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根源。但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制度是很難進行嚴格分析的范疇。他們只是描述、羅列了大量的現象，并沒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體系。[3](p.362)激進主義學派的發展經濟學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他們更多的是從階級的視角來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對發展經濟學產生巨大影響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以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利用科斯和諾斯等人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對以資源、技術和人的偏好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了挑戰，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4](p.41)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1、在方法論上

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5]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驗楝F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盵6](p.2)這對后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對“運用啟發式研究”的推崇即與科斯、諾斯一脈相承。他們期望“運用啟發式研究來詳細闡述選擇—行動的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內在的約束和刺激”，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并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 。”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于抽象時空的。

以赫希曼、繆爾達爾為代表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7](p.4)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學者也明確指出，“采取這樣的（啟發式研究）方法時，我們不必設想人類經驗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為諸如‘國家’和‘社會’、‘市場’和‘經濟集團’或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類籠統的東西。我們可以取而代之地設想交換關系存在于所有社會之中，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于抽象的不足。

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于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

2、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

第5篇：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 深靜脈血栓形成;尿激酶;溶栓;低分子肝素鈣;抗凝

[中圖分類號] R654.4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3-7210(2010)03(c)-156-02

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DVT)是指血液在下肢深靜脈腔內不正常凝結,阻塞靜脈管腔,導致靜脈回流障礙,引起相應臨床癥狀的一類疾病。DVT是常見血栓類疾病,如不及時發現和治療,可導致下肢靜脈功能不全后遺癥,嚴重的會導致肺栓塞(PTE),或合并動脈栓塞引起患肢壞死,致死、致殘率較高,因此及時診斷和治療尤為重要。我院2003～2008年收治急性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患者76例,給予抗凝、溶栓、介入等綜合治療,現將結果匯報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76例患者,其中,男42例,女34例;年齡24～76歲;均為左下肢發病;其中,周圍型19例,中央型24例,混合型33例;病程1～14 d;所有病例均經血管超聲、部分病例經靜脈造影確診。發病誘因:本組各種手術后發病23例,產后4例,腫瘤8例,無明確誘因41例。臨床表現:左下肢不同程度腫脹、疼痛,局部皮膚溫度升高和皮膚顏色變深,活動受限或者活動后癥狀加重。

1.2治療方法

絕對臥床、抬高患肢,測定凝血酶原時間(PT)、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PTT)、纖維蛋白原(FG)、國際標準化比率(INR)。無出血傾向時給予尿激酶25萬U溶于100 ml生理鹽水中,經患肢足背靜脈注射,每12小時1次,療程7～14 d,最長21 d,同時給予低分子肝素鈣0.4 ml 皮下注射,每12小時1次交替,靜脈注射時于踝部上方結扎止血帶,以阻擋淺靜脈血流,使藥物通過交通支到達深靜脈進行溶栓治療。在使用尿激酶結束后,加用華法林抗凝治療,同時繼續使用低分子肝素3 d,根據國際標準化比值(INR)調整華法林劑量,使INR維持在2～3之間,華法林使用6～12個月。6例髂股靜脈血栓形成患者在植入下腔靜脈濾器后開始上述治療。

1.3觀察指標

每天測量左、右下肢膝上、下15 cm周徑,每周做D-二聚體檢查及血管超聲檢查。

1.4 療效判定標準

治愈:患肢膝上、下15 cm周徑,與健側相差小于1 cm,癥狀消失,下肢深靜脈造影或彩超顯示深靜脈主干通暢。好轉:患肢膝上、下15 cm周徑,較治療前明顯縮小,癥狀明顯緩解,下肢深靜脈造影或彩超顯示深靜脈部分通暢。無效:患肢膝上、下15 cm周徑無明顯縮小,癥狀無改善。治愈+好轉=總有效。

2 結果

本組76例患者在溶栓加抗凝結束后采用以上標準評價,治愈46例,好轉26例,無效4例,總有效率為95%,無癥狀性PTE發生,無死亡病例。治療過程中無明顯出血現象,僅有3例皮下少量出血,未予處理。

3討論

DVT和PTE是一個疾病的兩個方面,現在通常將它們合稱為靜脈血栓栓塞(VTE),它是第3位常見的心血管疾病,在美國每年大約有200萬人發生DVT形成,有60萬人發生PTE,約6萬人死亡。因此提高DVT的診斷和治療水平顯得非常重要和迫切。

DVT的主要危害為血栓破裂、脫落形成急性PTE,大塊血栓脫落可導致患者迅速死亡,反復血栓脫落可導致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動脈高壓。此外,DVT導致靜脈回流不暢,靜脈瓣功能障礙,肢體營養障礙,嚴重者可發生肢體潰瘍、壞死。

19世紀中期,Vichow提出靜脈血栓形成的三大因素:血流緩慢、靜脈壁損傷和高凝狀態。在上述三種因素中,任何一個單一因素都不足以致病,必須是各種因素的組合,其中血流緩慢和高凝狀態更常見[1]。

DVT的治療急性期治療目的在于預防PTE,減輕或避免靜脈功能不全后遺癥。積極治療DVT,對降低死亡率和致殘率十分有效。盡管目前治療DVT的方法很多,但筆者認為溶栓、抗凝藥物治療較外科手術及介人治療更具方便、價廉、并發癥少等優點。

尿激酶可以直接激活纖溶酶,裂解纖溶酶原的肽鍵,使無活性的單鏈纖溶酶原轉變為有活性的雙鏈纖溶酶。纖溶酶可裂解凝血塊表面上的纖維蛋白,分解成降解產物(FDPs)而發揮其溶栓作用[2]。目前國外一般采用4 400 U/kg沖擊治療,然后以4 400 U/kg持續靜脈輸液12～72 h[3]。這種方案的主要危險來自出血并發癥,部分患者可能因顱內出血而死亡[4]。

DVT的抗凝治療是應用肝素、香豆素類等阻止纖維蛋白的形成。近年推薦使用低分子肝素(相對分子質量為3 000～8 000),它通過抗凝血因子Xa和Ⅱa而起作用,其和血漿蛋白親和力低,以低劑量發揮更大的生物效應,且無血小板降低等副作用,由于其分子質量小于未分解肝素(普通肝素),對凝血酶的抑制效應降低近150倍,抗凝血酶作用弱于未分解肝素,不易被血小板第五因子中和,亦不誘導血小板聚集,抗因子Xa作用相當于普通肝素的3倍,因此在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的抗凝治療中作為首選[5-6]。

筆者對此組病例均采用了小劑量尿激酶溶栓、低分子肝素抗凝聯合治療,總有效率達到了95%,也證實了聯合治療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當然,目前溶栓治療DVT尚有一定爭議。理論上,溶栓治療應優于單純的抗凝治療。但溶栓所帶來的出血風險限制了其廣泛應用。因此ACCP不推薦常規應用(1A級別);僅在癥狀嚴重、有肢體壞死的情況下,在對出血風險充分評估后,方可謹慎考慮溶栓藥物(2C)。我國應用溶栓藥的有效性、最佳劑量及遠期療效目前均無充分的循證學依據。

從有限的臨床經驗來看,只要患者無溶栓的禁忌證,小劑量溶栓是安全的,一般不會導致嚴重的出血。因此在密切觀察的情況下可以使用。本組病例都行溶栓加抗凝聯合治療,僅3例發生了少量皮膚出血,無一例發生中等、嚴重的出血。

因此,筆者認為溶栓聯合抗凝治療急性DVT療效確切、安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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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oldman L, Bennett JC. Cecil textbook of medicine[M].21st ed. Philadephia: WB Saunders Company,2000:370-371.

[4]嚴秦川,呂增發,王振國,等.小劑量尿激酶順行靜脈溶栓臨床分析[J].中國微循環,2005,9(4): 278-279.

[5]Harenberg J. Fixed-dose versus adjusted-dose 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for the initial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eep venous, thrombosis[J].Curr Opin Pulm Mod,2002,8(5): 383-388.

第6篇：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一、思想政治課創設情境的必要性

高中思想政治課最大的問題在于課程抽象的、理論性的知識多，學生學習過程中感到枯燥乏味，沒有興趣可言。因此，教師需要在教學中創設一個良好的教學情境，刺激學生的感官，引起想象，進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實現由“生動的直觀思維到抽象思維”的飛躍，然后再用理性認識去分析社會想象，指導社會生活。環境對學生的學習有著重要的影響，一個良好的學習氣氛和環境有利于學生進行學習活動。在高中政治教學中，給學生創設特定情境，營造出一個良好的環境，可以幫助學生認知課本內容和知識要點，拓寬知識領域，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二、創設參與情境，提高自主教學的魅力

1.營造民主情境――使學生有參與的機會。

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調整師生之間以及學生與學生之間的關系，使課堂教學活動在民主、平等、和諧、寬容的環境中展開。教師要善于利用親切的眼神、和藹的態度、真誠的微笑來縮短師生心靈間的距離；教師要以平等的身份和真實的情感去理解學生、信任學生、尊重學生、愛護學生，提倡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發現問題與學生平等協商，師生之間通過開誠布公的對話來相互溝通；學生有新的觀點和不同見解時，教師應虛心容納和接受。在這種情與情相融、心與心相碰、教與學相長、學與學互促的情境中，學生的主體意識才會有形成的土壤。

2.創建樂學情境――使W生有參與的心情。

學習需要動力，也需要激情，有了激情和動力就能產生強烈的學習、探索愿望，而激情來自學習的興趣。

3.創設懸念情境――使學生產生急于參與的心理。

利用懸念，激人好奇，催人思索，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課堂教學中設置懸念，可以在學生的心理上形成一種強烈的懸念，使學生產生期盼、渴求的心理狀態，由此激發學生的參與欲望，引導學生積極而主動地思考和探索。

4.設置空白情境――使學生有參與的時間與空間。

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常常忽略創設空白情境的環節，教學環節設置得過于緊湊，幾乎不給學生留下思考問題、討論問題的時間，這就使學生失去參與的時間和空間。課堂教學有張有弛，適當創設空白情境，在給學生思考、休息、調整的機會的同時，也給學生制造充分顯示主體作用的時機，強化了學生在探索過程中的參與程度，使學生較為自由和靈活地進行自我追求、自我想象、自我創新。

5.創設成功情境――使學生想再次參與。

第7篇：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創設情景與情境；激發興趣；歷史學習

實踐表明，學好歷史的前提是學生有濃厚的學習興趣。所以，我們在歷史教學中必須重視調動學生對歷史知識的學習積極性，重視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知識的興趣，從而使學生自覺地、主動地、積極地參與學習，提高學習效率。因此，歷史教師在教學中要創造機會，利用各種手段，創設情景，使學生原學、樂學。下面談談我個人的看法。

一、在課堂教學中創設情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1.設計新穎的導語，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在歷史教學中，精彩的課堂導語，往往給學生帶來新穎、親切的感覺，使學生迅速地集中注意力參與學習活動，把學習當成一種樂趣，輕松愉快地進入學習新知識的情境，使課堂教學有良好的開端。如講解“元曲”時設計了導語：“同學們聽說過竇娥冤的故事嗎？冤哪，冤哪，甭提多冤了，冤得老天爺六月份就下起了大雪。你們想知道這《竇娥冤》是誰寫的嗎？那個時候社會是什么樣的呢？好，咱們今天就講講它?！蓖瑢W們個個瞪大眼睛，好奇心被激發了，誘發了學習興趣，求知欲望油然而生。

2.創設問題情境，激發學生興趣

教師在歷史課堂教學中要深入了解學生的心理特征和認知規律，通過創設問題情境，喚起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例如，我在講美國“南北戰爭”內容時，先讓學生了解南北戰爭的背景，把握美國歷史上也曾面臨國家南北分裂的難題，然后提問導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民意測驗結果，美國開國40多位總統中最受人們尊重的是林肯，出身平民的林肯何以在美國人民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威望？林肯曾對美國作家斯托夫人說“一部書導致了一場戰爭”，到底是哪本書導致了一場什么樣的戰爭呢？它的原因、性質、結果又如何呢？同學們帶著這些問題自己去認識、分析、概括、評價一下。這樣，學生很快進入狀態，思維活躍、興趣濃厚。

3.設計精彩的結尾，保持興趣的延續性

一節好的歷史課不僅要做到“課伊始，趣已生；課進行，趣正濃”而且還要“課結束，趣猶存”，使學生保持學習歷史的興趣。如在教學《江南地區開發》時，在下課前5分鐘，我讓學生將當今各種開發活動與歷史上江南地區的開發聯系起來，拉近歷史距離，貼近學生生活。同時提問：學了本課，你對當今的大開放、大開發有什么認識？并指導學生關注本地歷史，關注身邊的歷史，這時同學們思維又活躍起來，此時，又是查資料，又是討論，他們似乎已經忘記了下課。

二、應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創設情境和情景，營造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氛圍

多媒體動畫具有直觀形象的特點，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在一定范圍內或程度上，使書本的理論知識在歷史教學中轉化為學生能感知的形象，為學生領會難度較大的科學知識提供條件。在歷史教學中，恰當地使用多媒體動畫輔助教學，不僅可引起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激發學習歷史的積極性，而且有助于理解歷史課堂教材的內容，幫助教師突破教學難點重點，提高歷史課堂教學效率。

三、利用社會實踐的情境和情景，提高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

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現象，雖然過去若干年，但并不是消逝得沒有痕跡。只要留意，在我們身邊總會發現歷史軌跡，總會覺得歷史離我們并不遙遠。圍繞這一思想，我們組織引導學生跳出課本，走出校門。例如在教學中國古代史時，我帶學生去分宜博物館、名人步行街，讓學生了解分宜名人及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如黃子澄、嚴嵩、宋應星與《天工開物》等。在教學中國近現代史時，我帶學生去新余仰天崗、羅坊會議紀念館等進行社會調查。在這些活動中，同學們興趣非常濃厚，積極性很高，使學生增加了歷史親近感，又培養了學生社會實踐能力。

四、積極開設第二課堂的情境和情景，進一步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

為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知識的積極性，激發其興趣，必須重視第二課堂的開設。例如組織講座或讀書報告后會、建立歷史興趣小組，開展歷史知識競賽、開展合作探究性學習活動等，盡量使每個同學參加，從而把個人興趣與集體興趣結合，使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進一步得到發展。如在講“隋唐經濟”時，涉及唐朝為進一步開發土地資源，采取放火燒山、圍湖造田的做法的內容。我把“放火燒山，圍湖造田會帶來什么后果？”留給學生課后進行“合作探究性學習”活動。在這次活動中，同學們積極查資料、討論，氣氛活躍。但大多數學生只認為大片的山地和湖泊變成良田，挖掘了土地資源，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后來在我的引導下，學生都認識到改造自然，發展經濟要與保護生態環境協調一致的道理。

五、創設學生課外閱讀的情境和情景，擴充知識面，拓展學生學習歷史的空間

廣泛閱讀課外文獻資料是提高學生學習歷史興趣的有效途徑之一。鼓勵學生到圖書館閱讀文獻史料，網上收集、有關電視節目內容等渠道收集史料信息，并指導學生對收集到的史料信息進行分類整理，幫助他們建立班級歷史信息庫，并在學習中加以運用，同時制訂出每個學年課外閱讀計劃，使每個學生有的放矢、有章可循。

第8篇：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 指尖毛細血管血；抗凝靜脈全血；即時檢驗血糖儀

即使檢驗血糖儀是臨床上較為常用的一種血糖測試方法，使用該方法測量血糖值具有測試快速準確、操作簡單方便等顯著的特點，并在臨床醫學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然而，在即時檢驗血糖儀的應用過程中，存在著較為嚴重的血液標本采集隨意的問題，有些科室使用抗凝靜脈全血進行測試，有些科室則使用指尖毛細血管血進行測試，因而所得的結果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本研究分別對指尖毛細血管血和抗凝靜脈全血在即使檢驗血糖儀測量血糖中的應用結果進行了對比分析，現對研究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和方法

1.1臨床資料

本次實驗以我院2011年1月至2011年6月所收治的40例糖尿病患者為實驗對象，其中，男性23例，女性17例，患者年齡范圍在36歲至74歲不等，平均年齡為（54.5±0.3）歲。所有患者近期均未服用VitC藥物，且無貧血史，同時，排除尿酸增高和酮癥酸中毒的患者。將患者隨即劃分為指尖毛細血管血組和抗凝靜脈全血組，每組20人，并保證兩組患者不存在顯著的統計學差異（P>0.05）。

1.2測量方法

首先，取指尖血使用即時檢驗血糖儀測定患者血糖，再采取3mL肘靜脈血，并分別放置在1.5mL的EDTA-K2抗凝管，以及1.5mL的血清分離管中。均勻混合EDTA-K2抗凝管中血樣后，使用即時檢驗血糖儀對靜脈全血的血糖值進行檢測，并使用全自動血細胞分析儀對患者的紅細胞比容（HCT）進行測定，若HCT在不在30%至55%范圍內，則將樣本排除，不進行統計分析。將血樣使用血清分離管進行10min的3000r/min離心處理，使用生化分析儀上測定血清的血漿葡萄糖濃度。將血漿葡萄糖檢測與指尖血采取時間控制在30min以內。

1.3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17.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用卡方檢驗兩組患者之間數據資料，對計量數據使用t檢驗，如P

2 結果

經過測量和對比，兩種測量方法所得血糖值對比具有顯著的統計學差異（P

第9篇：經濟學的性質范文

鄭州大學第五附屬醫院急診科，河南鄭州450052

[摘要] 目的 研究血液凈化治療重度有機磷中毒的可行性與安全性。方法 將78例重度有機磷中毒的患者隨機分為觀察組39例和對照組39例，對照組患者進行常規搶救治療，觀察組患者進行常規治療外給予血液凈化治療，觀察兩組患者的治療效果。結果 觀察組患者搶救成功率(97.4%)明顯高于對照組，而阿托平用量、自主呼吸、ChE恢復、意識恢復以及住院時間均顯著縮短，同時肝臟損傷、腎臟損傷、呼吸衰竭的發生率也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急診中采用血液凈化治療重度的有機磷中毒患者療效確切，患者預后且具有較高的安全性，值得臨床推廣使用。

關鍵詞 血液凈化；急診；重度有機磷中毒；安全性

[中圖分類號] R725[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4-0742（2014）08（c）－0013-02

The Feasibility and Safety of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Emergency Treatment of Severe Organophosphorus Poisoning

WU JingCHEN JiongPENG Fang

Emergency Department，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45005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and safety of blood purific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organophosphorus poisoning. Methods 78 patients with severe organophosphorus poisoning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9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9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rescue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rescue therapy combined with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observed. Results The success rate of rescu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7.4%，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s atropine dosage was less， the time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ChE recovery， recovery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idence of liver damage， kidney damage， respiratory failu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organophosphorus poisoning has good curative effect， the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s is good with high safety，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Blood purification; Emergency; Severe organophosphorus poisoning; Safety

[作者簡介] 伍靜（1978.9-），女，河南安陽人，本科，主治醫師，研究方向：急診。

重度的有機磷中毒是急診的常見的危重癥，病情兇險，嚴重威脅了患者的安全，盡管有機磷中毒的治療獲得較大的進展，但是仍具有較高的致死率[1]。而血液凈化能夠有效除去血液中的游離毒物，因此常用于有急診重度機磷農藥中毒的治療，為研究血液凈化治療重度有機磷中毒的可行性與安全性。該次研究2011年8月—2013年12月間對39例重度的有機磷中毒患者進行了血液凈化治療，獲得了滿意效果，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擇該院急診部收治的重度有機磷中毒的患者78例，所有患者均服用有機磷毒藥，并且癥狀表現符合重度有機磷中毒診斷標準。所有患者中男性38例，女性40例，平均年齡為（47.8±6.1）歲，平均中毒時間（4.3±0.8）h，平均服毒劑量（112±26）mL；隨機分為觀察組39例和對照組39例。

1.2方法

對照組患者給予常規治療，對患者進行徹底的洗胃、導瀉，并清洗患者衣物和皮膚，注射阿托品使患者盡早達到阿托品化，給予足量的復能劑，在需要的情況下進行氣管插管或機械通氣輔助呼吸，并預防性的使用抗生素。觀察組患者在給予常規治療的同時給予血液凈化治療，在患者的股靜脈以及橈動脈建立通道，采用血液灌流和血液透析，在血液凈化的同時通過血管內注射使用低分子肝素鈣（國藥準字J20040118）防血凝，控制血液流量處于150～200 mL/min間，如果患者出現毒物反彈則于24 h內進行再次凈化。

1.3觀察指標

觀察兩組患者的治療情況，包括阿托品用量、自主呼吸時間、膽堿酯酶（ChE）恢復時間、意識恢復時間、住院時間以及搶救成功率和并發癥發生情況。

1.4統計方法

采用spss 17.0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例數（%）]"表示，比較采用 χ2檢驗，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

2結果

2.1兩組患者治治療情況對比分析

對照組患者經過血液凈化治療后，阿托品使用量明顯降低，并且患者的自主呼吸時間、ChE恢復時間、意識恢復時間以及住院時間均顯著縮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兩組患者治療結果對比分析

觀察組中有1例患者因呼吸衰竭死亡，搶救成功率為97.4%（38/39），對照組中有2例患者因呼吸衰竭死亡，2例因器官功能衰竭死亡，1例因化道大出血死亡，搶救成功率為87.2%（34/39）；而觀察組患者的肝臟損傷、腎臟損傷、呼吸衰竭的發生率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3討論

有機磷農藥重度后會與患者體內的ChE發生復合反應生成乙酰膽堿酯酶（AchE），AchE難水解，因此殘存在體內而發揮毒效[2]。在傳統治療中，主要采用洗胃、導瀉等排出未吸收的毒藥，通過阿托品治療降低毒物對患者體內ChE的分解作用；同時進行氣管插管或機械通氣可以防止胃內容物反流進入肺部，造成肺部損傷[3]，但是無法把握治療時機，并且患者表現急躁、且反復嘔吐及抽搐，給輔助呼吸帶來不便[4]。然而常規治療對血液中殘留的毒物清除不夠完全，因此只能達到控制癥狀的目的。而血液凈化通過在體外建立動靜脈通路的循環通道，對血液進行過濾，并且在血液通過灌流設備的時采用活性炭對殘存的毒物進行吸附，從而凈化血液[5]；而血液透析可以通過調整對流來清除體內的代謝廢物，減輕肝臟和腎臟的排泄壓力，并能夠促進代謝恢復[6]。該次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的患者通過血液凈化治療后自主意識恢復時間為（10.3±3.4）h，而對照組為（19.8±4.1）h，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24，P<0.05），表明通過凈化能夠縮短患者恢復意識所需時間，并且治療時間縮短后，阿托品以及解磷定的使用量也明顯減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96，P<0.05）；血液凈化治療24 h后，機體脂肪細胞內毒物會逐漸釋放，因此患者體內的毒物濃度有所增加[7]，因此，24 h后進行再次凈化能夠明顯降低患者的死亡風險，觀察組患者的死亡率也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通過該次研究發現血液凈化技術存在以下的優勢：①在體外建立循環通道，降低了內臟器官的工作負擔，并促進了肝臟、腎臟等器官的恢復[8]；②采用血液灌流和透析，采用物理吸附更加徹底的清除毒物；③凈化效率較高，促進患者恢復意識，提高患者預后。綜上所述，重度有機磷農藥中毒的患者應及時就診，并且通過血液凈化技術，能有效清除血液循環中的殘留毒物及代謝廢物，治療效果良好且安全性高，值得臨床推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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