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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直接投資范文

一、匯率變動對國際直接投資流的影響

1.貨幣的貶值或低估有利于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而不利于對外直接投資

一個國家貨幣的貶值或低估降低了以外幣計算的該國資產的價格、市場上原材料的價格以及名義工資，從而降低了外國投資者在該國的經營成本。來自強貨幣或幣值被高估的國家的投資者能夠以較少的資本在這個國家建廠、辦公司或并購企業，以較少的投資做較大的生意。許多跨國公司把一部分生產放在弱貨幣或幣值被低估的發展中國家進行，以此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然后將產品出口，在強貨幣或幣值被高估的國家市場上以較高的價格銷售，從而獲取高額利潤。所以一個國家的貨幣貶值或低估往往有助于該國吸引更多的外來直接投資。

八十和九十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吸引了大量國際直接投資，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匯率的變動。某些亞洲及拉美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在這一時期不斷貶值，這使在這些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變得很有吸引力。1997年金融危機首先在泰國爆發，泰銖大幅貶值，在巨額短期外國資本逃離泰國的同時，流入該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卻反而猛增。泰國貨幣的大幅貶值使外國投資者并購泰國的企業變得十分容易，因為對他們來說泰國的資產比危機前要便宜得多。

從表1所示，我們可以發現在1997和1998兩年中泰銖大幅貶值，1996年一美元只能兌換25泰銖，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這一年，一美元能兌換31泰銖，1998年一美元已能兌換41泰銖。我們也發現在泰銖大幅貶值的同時，泰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也直線上升，1996年為23億美元，1997年為39億美元，1998年達到73億美元。由此可見，泰銖貶值是引起外國直接投資大量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貨幣的大幅貶值或低估不利于對外直接投資，因為別國的資產、原材料和人工會變得很貴。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本來就弱，貨幣的國際購買力較低，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十分困難，若貨幣再大幅貶值就會給對外直接投資雪上加霜。這就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非常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貨幣的升值有利于對外直接投資而不利于吸引外來直接投資

貨幣的大幅升值有利于對外直接投資，但不利于吸引外來直接投資，這一論點可從日本的情況中得到證實。從七十年代初開始一直到1995年，日元對美元不斷升值。1970年一美元可兌換360日元，但是到了1995年在外匯市場上一美元卻只能兌換94日元。日元的升值極大地提高了日元的國際購買力，使日本投資者在國外能較容易地進行企業并購、開公司和建廠。在歷史上的一段時期，由于日元價值低估，日本的經濟曾長期從產品出口中獲利。自從日元大幅升值后，日元的高估削弱了日本國內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日本企業就開始大舉對外直接投資，將其一部份產品的生產轉移到人工成本較低的國家，特別是一些貨幣處于弱勢的亞洲發展中國家，從而使其能繼續保持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計量數學模型的測試結果顯示，在1977年到1997年時期日元兌美元匯率的變動與日本在國外直接投資的變化呈正相關（ρ＝0，61），在1977年到1988年這段時期兩個變量的相關度非常高（ρ＝0，95）。由此可見日元升值是一個可用來解釋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的因素。

日元的大幅升值促進了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卻阻礙了外國在日的直接投資。由于日元的不斷升值，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在日的直接投資卻越來越缺乏吸引力，因為日本境內的資產、原材料和人工變得越來越昂貴，令外國投資者望而卻步。因此在工業發達國家中，日本是吸納外國直接投資最少的國家。筆者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金融統計》公布的數據進行了計算，在1980年至1997年期間，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為3478億美元，外國在日本的直接投資只有121億美元，兩者之比為28.74：1.然而在這同一時期，美國對外直接投資7096億美元，外來直接投資達到7633億美元，兩者之比為0.93：1.英國此比為1.52：1，法國為1.43：1.計算的結果顯示，與其他工業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在此期間流人日本的外國直接投資極少。

一個國家貨幣的大幅升值會減少在該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這不僅體現在日本的情況之中，而且也適合其他國家。根據塔卡拓喜·依托（Takatoshiho）和比德·易薩德（Pe-terIsard）1997年的研究結果，在APEC地區實際匯率升值10％將造成相當于o，25％的GDP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減少。也就是說，如果某個APEC地區的國家的GDP為10000億美元，該國的貨幣升值10％會減少25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

二、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外來直接投資輸入的影響

1.人民幣的大幅貶值促使外來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

從八十年代初開始，進入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呈上升趨勢，特別是1992、1993和1994這三年外來直接投資的流人更是增加迅速。此情況的出現首先應歸于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也離不開我國改善投資環境的有效努力，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幣的大幅貶值。

根據我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筆者用計量經濟數學模型就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動與國際直接投資流人中國的增加這兩個變量進行了相關性分析，測試的結果顯示這兩個變量呈正相關，從1983年到1994年期間這兩個變量的相關度很高。以下為計算結果：

1983年至2000年：ρ＝0.65

1983年至1994年：ρ＝0.86

注：ρ為相關度

從測試的結果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是一個可對外國直接投資大量進入中國進行解釋的因素。

從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持續走低，1981年1美元兌1.7050元，1993年官方匯價為1美元兌5.7620元。1994年1月1日起我國實行官方牌價與調劑價并軌，匯率變為1美元兌8.7元。人民幣的大幅貶值對國際直接投資大量涌入我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4年我國實際使用外來直接投資達到338億美元。從1995年開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小幅上調，1994年人民幣大幅貶值的影響逐漸減弱，外來直接投資的增幅也開始下降。

90年代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量的變動起伏或多或少都受到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影響，其中以日本的情況最為明顯。人民幣對日元匯率的變動與日本在華直接投資的變動之間的相關性分析的結果顯示，在1989年至1999年時期日元對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與日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量的變化呈正相關（ρ＝0.80），在1989年至1995年時期該兩個變量的相關度非常高（ρ＝0.97）。

首先，我們注意到從1989年到1995年期間日元對人民幣大幅升值。1989年一百日元只能兌換2.736元，然而到了1995年一百日元可以兌換8.9225元。在此期間伴隨日元對人民幣的升值，我們發現日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同樣在快速地增長。1989年日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只有3億5千6百萬美元，但到了1995年卻達到31億1千萬美元，六年中增加了7倍多，由此可見日元對人民幣的升值對日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影響是明顯的。

2.人民幣的升值影響了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

從近幾年歐元區對華直接投資的變動可以說明人民幣的升值會造成外國直接投資流人的減少。1991年1月1日歐元正式問世以后歐元對美元的匯價不斷下跌，從1歐元兌1.18美元跌至1歐元兌0.84美元，歐元的大幅貶值使國際直接投資的兩個輸出大國德國和法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急劇下降。由于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美元對歐元的大幅升值也帶動了人民幣對歐元的大幅升值。2000年、2001年和2002年歐元區的德國和法國的對華直接投資都比1999年有較大幅度的減少，可是在這三年中，美國、日本和韓國的對華直接投資都比1999年有較多的增加，出現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人民幣對歐元的大幅升值。

3.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有利于吸引外來直接投資

由于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斷提升，貨物出口能力不斷提高，外匯儲備不斷增加，近年來人民幣開始面臨升值壓力。這說明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在提升，我國的國力在不斷的增強。然而根據我們的上述分析，若人民幣對外幣的匯率大幅上升必然會造成流入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的大量減少，而且以出口為主要目的已在中國境內的一些外資企業也會變得舉步艱難，它們會將一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業務轉移到其他國家去。

第2篇：國際直接投資范文

國際直接投資（FDI）是指投資者(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以一定生產要素投入到另一國并相應獲取管理權的一種跨國投資活動。其核心內容體現在：一是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二是投資方擁有足夠的經營管理權。與間接投資不同的是，國際直接投資對國外企業既有所有權(部分或全部)，又有管理權。另外，國際直接投資轉移的是一攬子資源，而間接投資轉移的是互相獨立的單項資源。國際直接投資最鮮明的實例，就是企業在國外建立擁有全部股權的子公司。這些子公司可以是通過購買當地現有企業而建立的，也可以是新建起來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子公司都必須擁有全部股權。國際直接投資可以采取締結合資企業協議的形式。在這類企業中，以外國為基地的企業可以擁有多數股權、對等股權或少數股權。因此，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條件是外國投資者對公司擁有經營控制權。

二、產業國際化

產業國際化是企業生產經營國際化所帶來的產業在全球范圍內高度發展的產物。跨國公司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建立起龐大的一體化國際生產網絡，充分利用不同國家在生產優勢上的差別，把不同產品的生產以及同一產品的不同生產階段分布到不同的國家，使一個國家的生產與眾多國家的生產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通過生產經營的國際化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跨國公司內部分工國際化發展的結果，使得有些產業部門的國際化程度明顯提高，它們的生產遍布全球，不同的零部件來自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因而產品多國籍化，產品銷售網也具有全球性。這類產品具有多國籍化、產品銷售網具有全球性的產業，可稱之為“國際化產業”，而促使國際化產業生成的過程即產業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ndus?鄄try)。因此，產業國際化是企業生產經營國際化的一種直接結果或成就，已實現高度國際化的產業，其產業內主要企業的生產經營已不再以一個或幾個國家為基地，而是面向全球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國際化生產體系。在這類產業中，機電工業占主要地位，如汽車和電子產品，此外還有食品加工、紡織和服裝等行業。這些行業在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技術轉讓中占重要地位，并主要由跨國公司控制，國際競爭也主要在它們之間展開。

三、FDI對產業國際化的推動

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以跨國公司為主要動力的世界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全球市場經濟化的過程，其核心是生產要素全球性流動與配置、產業結構全球性調整和轉移，以及企業價值鏈和產業鏈在全球范圍內的布局和重組。這場世界性產業結構調整，是以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即FDI所推動的。

(一)過去產業結構調整主要是在一個國家內部或在周邊國家之間進行，如今的產業結構調整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

不僅資源配置時空范圍大大拓展，而且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產業結構轉移和轉換比在一個國家內部進行結構調整更為明顯。以從事國際生產為主，同時也是推動產業國際調整的主角跨國公司的數量變化為例，其數量的急劇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產業國際調整日益深化的趨勢。

（二）FDI已日益成為產業國際化和國際經濟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基本途徑和主要方式

以反映企業參與國際化生產經營深度的跨國指數指標變化為例，1990年以來，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的平均跨國指數從51%上升到65% (2003年)。與此同時，全球FDI在初級產品、制造業和服務業三大產業的流入量分別從1988年的103.64、 527.76、 466.53億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240.57、 4514.7、 5320.32億美元，由此可見，FDI的規模流向和結構的迅速變化，對世界各國產業結構調整乃至一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各國開放經濟內外均衡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以德國為案例，分析FDI對投資國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

進入20世紀90年代，統一后的德國努力在國際經濟舞臺上尋求新的定位。在約十年世界科技領域的激烈競爭中，德國保住了歐洲經濟大國的地位。在重要的科技領域，德國有著強大的基礎研究實力，但在微電子技術市場上和生物技術方面，德國已明顯落后于美國和日本。德國政府和產業界已重視并采取一些措施來解決上述問題。德國跨國公司海外研究開發經費大幅增加。例如，1994年德國拜耳公司在美國加州伯克萊的工廠，追加了1億美元用于已投入3億美元的生物技術產業的開發。1994年德國在美國的跨國公司研發支出為245億美元，占德國全部科研經費支出的10%。而且從1980年－1994年每年以近10 %速度遞增。其中技術密集型制造業領域研發費用占企業科研總支出的95％，尤其是在微電子、計算機、制藥、航空航天等高新技術領域。高新技術領域對外投資的增加，也帶動了德國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并推動國內高新技術產業向國際化方向發展。德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歷程表明，德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變化緊緊跟隨著國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并且也在不斷地適應全球的產業發展趨勢，推動國內產業的國際化。

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有三種情況，即有時領先于德國國內的產業結構調整，有時與德國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同時進行，有時則滯后于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如服務業)。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對外直接投資都對德國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速度和規模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一）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德國產業結構向高度化轉變

德國雖然有現代化的工業基礎，科技實力較強，但在現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形勢下，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辦法把所有的產品提高到世界的先進水平。各國都有其相對技術優勢和弱勢。近幾十年來，微電子技術的廣泛運用成為技術進步的重要特征。20世紀80年代初，德國恰恰暴露出在這個領域的弱勢，包括微電子在內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工業品出口的比重日益下降。在這種形勢下，德國政府立即調整科技政策，加大國家對微電子等高技術研究的支持力度。不僅如此，德國大企業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紛紛增加對新技術的研究開發經費。在1990年全球20家最大跨國公司的研究與開發支出中，德國最大的電氣公司-西門子公司以41.32億美元在非美國跨國公司中位居榜首，與美國跨國公司相比也排在第3位，正是由于德國跨國公司在微電子技術方面迎頭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通過對出口和投資奪回了失去的市場，才使得德國的產業結構向高度化演變成為可能。

（二）對外直接投資加快了德國各產業國際化和多元化發展的進程

隨著德國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繼續擴大，德國產業已向國際化邁開步子，表現在一方面德國企業參與的國際分工從產業或行業之間分工轉向產業或行業不同生產階段的分工，增加了生產的國際合作機會；另一方面德國企業參與的國際分工已由以勞動分工為主轉變為以技術分工為主。隨著產業的國際化，對外直接投資也促進了德國產業的多元化。具體表現在：一是打破行業界線對外投資。二是實行多元化的產品經營策略。三是德國政府憑借其直接或間接掌握的巨額資本，不斷向國外擴張。四是積極參與跨國兼并，組建新型的多國公司。這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德國產業國際化的新趨勢。

第3篇：國際直接投資范文

一、中國與美國、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目標的比較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從緩慢到迅猛，再到平穩發展。這實際上是對我國境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條件認識逐步深化的過程。下面，本文將對中國、美國、日本對外投資的目標進行對比分析。

1、美國憑借壟斷競爭優勢的對外直接投資。

海默1960年就提出了以壟斷優勢來解釋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并與金德爾伯格共同創立了壟斷優勢論。他歸納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兩個條件：第一，企業必須擁有壟斷優勢，以抵消在與國外企業競爭中的不利因素；第二，存在不完全市場，使企業擁有和保持這種優勢。美國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是憑借具有壟斷優勢的產業：投資重點是高新技術和壟斷產業，而不是以價格競爭為基礎生產標準化產品的產業；以技術密集而非以資金密集為基礎，依靠工業產品差異化戰略取勝。這種壟斷優勢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壟斷性的產業或產品，從而獲取高額利潤。

日本學者小島清在分析美國型對外直接投資時指出，它的主要特點就是依靠新產品的技術差距，為獲取壟斷利潤而進行海外投資。具體地說，其一，這種直接投資是高度技術革新和高度壟斷的產業，而不是以價格競爭為基礎生產標準化產品的產業。因此，大部分跨國企業要在研究開發和宣傳方面花費許多資金，所以多數又是巨型企業。其二，從美國工業品貿易的地位看，其在技術革新上具有比較優勢，美國資本豐裕并不是原因。其他發達國家的出口更多地依靠價格的競爭力，而美國的出口則主要依靠產品的差異化。

2、日本依托邊際產業轉移的對外直接投資。

日本學者小島清20世紀70年代以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為對象，通過對美國和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邊際產業理論。他認為，一個國家應該從己經或者即將失去比較優勢、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日本企業是通過對鄰國進行直接投資以利用鄰國較低人均收入的比較優勢的先行者，如1985年亞洲發展中國家吸收了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輸出存量的19%，而相比之下只吸收了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輸出存量的6%，歐盟對外直接投資輸出存量的3%，正是這種投資方式引起了“雁行”發展模式，且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主要是非制造業。這是日本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它與日本戰后一段時期的產業結構有關，當時的日本主要向發達國家投資，目的在于確保對其經濟至關重要的初級產品的進口并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小島清認為，日本型海外直接投資實際上是資本、經營能力和技術知識等經營資源的轉移，因而受到發展中國家的歡迎。一方面，可以對發展中國家的天然資源、農產品和初加工的農產品進行深加工；另一方面，可以將適合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工業從日本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對其發展產生重要的作用，而且“日本的海外投資的主體是中小企業。對于中小企業來說，這是以后最有希望的出路，也是中小企業遇到困難時調整產業結構的突破口”。他認為，日本處于比較劣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指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中小企業，如果投資國首先將與東道國技術差距最小的產業移植過去，那么，中小企業就容易成為海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力量。

3、中國旨在參與國際競爭的對外直接投資。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剛剛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春風催發了對外直接投資這個新生事物。那時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將觸角伸向國際市場，了解國際市場的行情和國際競爭的規律。從國際經驗看，一般都把對外直接投資概括為美國型和日本型。如果以美國型或日本型為標準，我國還不完全具備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從整體上說，我國既沒有壟斷性的產業，也不需要向國外轉移邊際產業。但是，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不可能在單純的國內競爭中得到提高，而必須在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過程中得到提高。所以，為了迎接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提高企業的整體素質，使之盡快成長為國際性的跨國公司，也為了更好地利用國外的資源、資金和技術，我國企業必須盡決走向世界，在學習和演練中成長壯大。這種學習和演練的企業，投資規模比較小，整個國家的投資總額也比較少。1996年以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平均規模在發達國家為200萬－1300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僅為100萬－300萬美元左右。

我國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的成長需要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國際合資合作中學習國外企業的先進理念、技術、管理及營銷方法；第二階段是在條件不完全成熟的情況下進入國際市場去演練，提高素質和拓展市場；第三階段是在積累能力和優勢的基礎上到國際經濟競爭的大舞臺去跟具有國際水平的跨國企業較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些企業與國外企業進行合資或者合作，還有少數企業到境外進行合資或合作，通過在合作中學習，初步掌握了國際市場競爭的規律和國際企業管理的方法。現在，在學習的基礎上開始進入“演練”階段，要獨立地到國外市場和經濟環境中去演練和拓展。這就是我國的演練拓展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從現階段看，它立足國情，符合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要求。

二、中國的綜合性優勢和不成熟性特點相結合的特征

與多元地區結構、經濟結構和技術結構相聯系的大國綜合優勢，是我國所特有的現象。它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其他的發展中小國，而是綜合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特點和優勢。在這里，本文將對我國與發達國家及其他發展中小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進行比較。

1、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比較

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有以下特點：（1）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資金、技術及規模等方面的壟斷優勢，高投入和高技術產生高效率，加之母公司和子公司交易的內部化，可以節約大量的交易費用；（2）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往往以獲取高額利潤為目標，利潤再投資的比例也比較高；（3）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主要是利用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及廣闊的市場；（4）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呈現軟化趨勢，其重點在于高新技術產業、知識型服務業和被高新技術改造后的傳統產業。

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存在許多不同之處，但在某些方面也有相同之處。從不同的方面看：其一，我國企業規模相對較小，規模經濟和內部化優勢不明顯。據統計，我國海外投資項目的投資額約100萬美元，而發達國家約為600萬美元。其二，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尋求技術或市場，而非勞動力資源，到發達國家投資是為了尋求技術與市場，到發展中國家投資是為了尋求市場與自然資源。從相同的方面看，我國也在走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道路，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也在逐步走向高級化。

2、中國與發展中小國的比較

從一般的情況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是：（1）利用成熟的適用技術開發傳統產業，適應小規模市場；（2）以傳統和習俗為紐帶，開發特色產品，以適應特殊的市場環境；（3）利用較低成本優勢，節約勞動力、管理及營銷方面的費用，形成較低價格優勢。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普遍具有上述特征，但發展中小國與發展中大國有所不同：前者是僅僅具有這些特征，而后者除了具備上述特征以外，還具有發達國家的某些特征。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也表現出一些類似于發達國家的特征：其一，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既面向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面向發達國家。特別是隨著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以及尋求技術動機的加強，對發達國家投資的增長將快于對發展中國家投資的增長。其二，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既重視開發傳統產業，又重視開發高新技術產業。隨著企業發展目標的高級化，我國的跨國企業開始重視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如海爾、華為集團就加大了對技術和項日研發的投入。其三，我國也開始實施企業集團化經營，以獲得某些內部化優勢。跨國集團的工貿一體化經營，通過行政組織形式及組織內部交易節約運行成本，體現了組織的內部化優勢。

3、綜合性的優勢和不成熟性特點相結合

我國現階段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四個基本特點：其一，總體的條件是不成熟的，也缺乏很明顯的優勢，因而不可能以充分的成熟的條件和優勢為依托；其二，局部的條件是成熟的，某些企業和產業具有明顯的優勢，因而有可能以局部的成熟條件和優勢為依托；其三，不是完全以微觀主體的經濟效益為目標，而且以國家利益為目標，以潛在效益和“演練”的綜合性效益為目標；其四，并不完全以市場為驅動，還存在一種政府政策的驅動力，是市場驅動和政府驅動的統一。

然而，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并不是沒有優勢的。我國是一個大國，資源分布和經濟發展都具有差異性或不平衡性：在某些方面具有發達國家的高技術優勢、壟斷優勢，在有的方面又具有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適用技術優勢、比較優勢，可以概括為大國綜合優勢。是通過整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優勢所形成的一種特殊優勢。具體來說，我國現階段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

第4篇：國際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國際收支 影響

一、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化趨勢

外商直接投資即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一國的投資者跨國境投入資本或其他生產要素，以獲取或控制相應的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得利潤或稀缺生產要素為目的的投資活動。

中國加入世貿以后，外商投資變得更有組織、規模性。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加大進入我國市場的力度，且外商獨資比重加大，這些著名企業將通過獨立子公司的形式牢牢控制住中國市場的優勢地位，逐步擠壓民族企業。近年，國際直接投資總額不斷增加，且持續保持其增長趨勢，具體數據如表一所顯示。

數據來源：綜合外匯管理局和外貿部的數據

以上表格的數據顯示，到2011年為止，我國的FDI已經高達116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當前，我國國際收支出現連續的“雙順差”，這與逐年增長的FDI規模是否有聯系？FDI如何影響我國的國際收支，這是本文接下來討論的重點。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常賬戶的影響

經常賬戶作為國際收支賬戶的第一大賬戶， 主要反映一國與他國之間實際資源的轉移， 是國際收支平衡表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項目。只有經常項目盈余才能使一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具有穩定的基礎，經常項目順差是國際收支平衡的最終保障。 經常項目主要包括四個主要項目： 貨物、 服務、收益和經常轉移。根據重要性程度的不同， 我們主要分析貨物和投資收益兩個項目。

（一）外商直接投資 （ FDI） 對貨物的影響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貿易進出口水平的貢獻并不是非常顯著的。從貨物貿易收支總體來看 ， 2006-2011年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進出口累計順差為7798.27美元。最近兩年以后，進出口順差穩定增長，但幅度較小。通過06-11年統計數據， 我們可以看出外資企業的進出口雖有一定幅度的增長，但其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比例卻逐年下降。外資企業進口額從 2006 年占全國進口總額的 59.70%下降到 2011年 49.6%；外資企業出口總額，從 2006年占出口總額58.18%下降到2010年的52.48%。但我們也可以發現，雖然進出口比重均下降，但出口比重下降的速度較慢，這對我國今年連續順差也有一定的貢獻。圖二和圖三分別記錄了2006-2011年間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進口額和出口額及其占全國進口額、出口額的百分比。因此， 外資的出口效應并不是特別顯著， 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對貨物貿易收支的總體平衡和長期順差做出了一定貢獻，但貢獻率并無2005年之前表現的那么顯著。

表二及表三數據來源：中國投資指南網

（二） 外商直接投資 （ FDI） 對收益項目的影響分析。

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收益項目主要有職工報酬和投資報酬， 這里我們只分析最重要的投資報酬部分， 即外資在我國投資過程中的收益率和利潤匯回狀況。在2006年以前（2005年除外），投資收益一直為逆差，存在較大的借方余額。而 2006-2010年投資收益的累計貸方余額（ 順差） 是 257億美元，其中2005年收益項目的借方余額為74億美元，2006年為35億美元，2008年增加至113億美元， 而2010年貸方余額年高達182億美元，投資收益順差明顯增長了。圖四顯示的是2006年至2010年投資收益的變化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 投資收益在出現多年逆差后， 2007 年以后實現連續順差， 原因在于外商投資收益的再投資， 更主要的因素在于近幾年來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壓力與預期， 使得投資收益匯出推遲， 使得一部分轉化為 “熱錢” 滯留在國內。而2011年下半年開始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壓力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緩解， 這部分投資收益終究是要兌現的， 并有可能使利潤匯出更加集中。事實證明，已統計出來的2011年前三季度的投資收益為逆差。如果外國投資者每年將投資收益匯回去， 我國為保持經常賬戶平衡， 每年就必須保持高額的貿易順差，一旦貿易順差規模減少， 就會產生難以彌補外資企業的投資收益的大規模匯出， 與此同時， 利潤匯出會對投資收益項目產生明顯的反作用， 因此， 假使外資企業所獲得的利潤在短時期內集中匯出就有可能導致投資收益項目借方余額的急劇增加， 就可能會導致國際收支產生危機。另外， 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的投資收益遠遠高于我國在國外的投資收益， 這將對我國貿易項目的順差形成一定的抵消作用。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資本和金融賬戶的影響

資本和金融賬戶， 作為國際收支賬戶的第二大賬戶， 它包括資本賬戶和金融賬戶兩大部分， 而我國資本賬戶總體差額所占比重較小， 金融賬戶中的證券投資與其他投資差額項目在2006年以前一直為負，06年以后即使為正，但金額起伏變化較大，且從08年開始均為下降的趨勢。 只有直接投資項目一直為正， 保持盈余和穩定的增長， 并且直接投資項目的我國在外直接投資和外國在華直接投資非常不對稱。 2005-2011年間， 外商直接投資大致保持上升的趨勢， 從平均數來看， 外商在華投資為1634.3億美元， 我國對外投資平均數為445億美元。圖四顯示的是2005-2011年期間我國在外直接投資和外國在華直接投資額。

近幾年來， FDI 流入的規模和速度出現了大幅度上升， 2000―2005 年累計直接投資順差7483億美元，由此可見， 我國目前基本上屬于一個資本要素的凈流入國， 這對資本及金融賬戶順差及國際收支平衡具有重大影響。但是我們也應當注意到，2006年至2011年期間外國直接投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總的比例為1：0.27，這表現為兩者存在比較嚴重的失衡狀態。從對外投資講，發達國家一般保持兩者的均衡發展。但如果外商直接投資的大幅度外流必然會對目前我國國際收支的 “雙順差” 產生威脅與壓力， 可能會惡化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

四、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國際收支的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對一國國際收支的影響主要由幾個因素決定， 其中有助于改善一國國際收支的因素主要有三個，即： X + I + S，其中，X 表示外資企業的出口額，I 表示外商直接投資額，S 表示外資企業因為替代一國的部分進口而使一國取得的外匯 .而惡化一國國際收支的因素主要有四個，即： M + P + F + K ，其中，M 為外資企業的進口額，P外資企業的收益額 （ 即外資企業匯回跨國公司母公司的利潤、利息），F 表示外資企業付給跨國公司母公司的技術轉讓費、 許可證使用費、 設備租賃費等，K 表示外資企業抽回跨國公司母國的資本額。

如果以 A 來表示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國際收支的影響， 則以公式表示為： A=（I+X+S）-（M+P+F+K）。 根據上述公式， 如果 A 為正值， 則表示外商直接投資有助于改善東道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相反，如果 A 為負值， 則表示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有負作用。我們可以拿A與I之間的數據作對比， 具體見表五。

從上圖可以看出：2006年FDI與我國國際收支狀況表現為同一方向運動，即有：隨著FDI規模的逐漸擴大， 國際收支順差也基本上呈現總體上升的趨勢， 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FDI對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的貢獻率也逐年增長。因此， 我們可以簡單得出， 如果不考慮以上所分析到的影響國際收支的不利因素， 從總體上來講， FDI對我國國際收支狀況的改善起著一定程度上的重要作用。

在全球經濟日益一體化的背景下，企業要想維持生存、繼續發展，就必需整合全球各種有利的資源和市場，開展國際分工與合作。在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使其發揮最大的正效益的同時，中國應加大自身投資企業、跨國企業的發展規模。隨著中國經濟和科技水平的發展，特別是人力成本的不斷提高，中國的工業生產從低級向高級發展是一條必經之路。中國現在就應該未雨綢繆，加強引導對外直接投資。鼓勵企業延長、優化產業鏈，在發達國家投資建立研發、營銷部門，在發展中國家投資采購原材料、轉移生產線，降低成本、提高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培育我國的大型跨國公司。

參考文獻：

第5篇：國際直接投資范文

1.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經濟騰飛的同時地區快速發展的步伐，引起了學術界高度關注，許多學者開始關注對外直接投資對地區間經濟增長差異的復雜關系。中國各地區間的經濟增長因以上際不等的原因存在較大差異,對此展開了FDI對我國各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的影響研究。隨著改革的推進，FDI的數額急劇擴大，然而中國經濟迅速騰飛,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各地區間經濟增長差異越演越烈。區域差異的客觀存在理論上是有利于區域經濟發展的，而隨著FDI的流入,我國區域差異與區域經濟的后續發展遠遠超過了合理的區域差異范圍，另一方面和FDI流入中國相關密切的是區域經濟增長差異在我國目前呈現典型的二元結構特征。如何縮小區域經濟差異是我國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至今政府和各相關部門關于區域經濟發展所探討研究的主要內容。鑒于此，本文選自2010-2019年31個省市區面板數據，利用物流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實證分析了國際直接投資對物流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實證研究了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地區間經濟增長差異影響，以及地區RD對于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貢獻在于：一是從東、中、西角度出發，探尋外國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差異影響；二是探尋研發投入在FDI對地區經濟增長的調節效應；三是為在中國吸引外資的理論上，外資如何促使經濟增長理論中，提供更多的理論參考。

2.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海峰等（2004）[1]從區域的視角，探尋了區域物流對區域經濟活動效率和水平的影響及對帶動區域產業結構升級作用。周君（2006）[2]運用Logistic模型，定量分析區域物流業與地區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李全喜等（2010）[3]基于省市面板數據，系統分析了區域物流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高度相關。當然不少學者也探尋了FDI對區域經濟的影響。Caves（1974）[4]認為FDI存在技術外溢現象，通過的對澳達利亞制造業的數據分析認為技術外溢表現在FDI流入東道國，跨國公司參與到本國的產業行業中，所帶來的競爭，以及在行業中的典范作用使得先進技術得到了更快的轉移和擴散、促進了當地企業重置資源，過對東道國企業的壟斷資源的重新整合從而打破了行業壁壘。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5]認為FDI作為技術轉讓的媒介，促進了經濟增長，FDI促進了東道國總投資增加，體現了外資控股企業和國內企業互補效應中的優勢。但FDI發揮增長經濟的作用有人力資本門檻。Salike（2016）[6]發現FDI通過影響中國的人力資本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魏后凱（2002）[7]分析了我國區域經濟二元結構與FDI的關系，利用了1985-1999年間的截斷面數據和時間序列做關于FDI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研究。明確了這期間東中西的經濟增長差異90%都是FDI引起的。李小平和朱鐘棣（2006）[8]發現國內本行業RD會阻礙其他行業RD的技術進步以及技術效率和TFP的提高，所以要重視中國RD的投入。何正霞（2006）[9]認為內資與和外資外貿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來看才是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首要因素。

3.研究設計

3.1變量說明與模型設定.本文參考以往學者的文獻，并根據研究的目的，確定了以下模型：Inlogisticsit=β0+β1InFDIit+β2InKit+β3InLit+εit（1）Inlogisticsit=β0+β1InFDIit+β2InRDit+β3InRDit*InFDIit+β4InKit+β5InLit+εit（2）模型中下標i表示全國的第i個省市，下標t表示第t年，β0代表常數項，βm代表變量的影響系數，εit代表實際值與預測值的差值，即隨機誤差項，ln表示自然對數后的數據，對絕對數值進行自然對數處理，減少數據之間的差異性。其中，logistics為物流業生產總值，FDI為外國直接投資，K為固定資產投資，L代表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對logistics、FDI、RD、K均進行指數平減，從而減少通貨膨脹對模型結果產生的影響，由于RD和FDI均是連續數據，因此，對RD和FDI進行去中心化處理后，再進行交乘，減少多重共線性對模型結果產生的不良影響。3.2樣本及數據來源.本文的實證分析使用2010-2019年的全國31個省市的數據，共得到310個樣本的觀測數據，通過F檢驗、LM檢驗、豪斯曼檢驗在面板數據的三種模型中進行選擇，選擇好模型后進行回歸分析以及分區域東中西部樣本分別進行回歸，并研究RD對FDI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否有影響，最后得到本文的結論。本文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以及各地區統計年鑒。

4.實證結果

4.1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利用stata軟件，得到東部的logistics均值為10.091，高于中部的9.755以及西部logistics均值8.815，說明東部經濟的優勢比較明顯，FDI東部均值為9.53，中部西部均值分別為7.977以及6.884，RD東部的均值為5.722億元，中部、西部分別為5.0、3.42，仍然是東部地區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其中，lnFDI、lnRD以及lnK、lnL是與lnlogistics有比較明顯的正向關系的，且正向關系較強。4.2實證結果分析.通過比較F檢驗、LM檢驗和豪斯曼檢驗結果，綜合考慮東部、中部選擇的是隨機效應模型，西部選擇固定效應模型。Model1為公式（1）回歸結果。結果表明：lnFDI對物流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198、0.185、0.119，相對來說，東部影響系數大于中部，同時也大于西部。且無論是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國內投資和就業均對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是比較明顯的。Model2引入研發投入這一調節變量，東中西部交互項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01、0.048、0.009，且東部的交互項是不顯著的，中部西部均顯著，即東部的RD影響是不明顯的，而中部、西部RD對兩者的關系影響具有正向作用。

5.政策建議

第6篇：國際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產業集聚；國際直接投資；機理；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2-0014-02

1 國外的實證研究

1.1 日本制造業在美國的投資

Keith Head，Jonh Ries，和Deborah Swenson（1995）等美國學者對日資制造業在美國的區位選擇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之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1）東道國制造業活動在當地產業集聚的影響。（2）已有的日本投資對新投資的影響。（3）產業集群對日本投資的影響，指同一產業或相關產業產生的向心力。（4）地區邊界附近同產業的企業活動對日本投資的影響。

他們建立模型，根據Mcfadden 1974年證明的條件logit 模型，用極大似然法計算廠商選擇地區的概率。以20世紀80年代日本制造業同一產業（以相同四位SIC產業為劃分標準）的對美投資為例，研究了以上四個因素影響日本企業在美國各洲投資地點的選擇的重要性。研究結果表明：集聚效應在外資區位選擇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一個州的產業集聚度增加10%，未來被日資制造業選擇的可能性增加5―7%。

1.2 外資在葡萄牙的區位選擇

Paulo Guimaraes，Octavio Figueiredo，和Douglas Woodward （2000）等學者對國際直接投資在葡萄牙的區位選擇進行了研究。他們把影響外資在葡萄牙區位分布的因素歸結為經濟集聚，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資本成本等。他們利用1985年3月到1992年3月間各地區新建的758個外資企業的數據，建立條件logit模型分析各個因素對外資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在模型中他們不僅分析了所有制造業集聚對外資區位選擇的影響，還著重分析了本地工業集聚、外資工業集聚和服務業集聚對外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勞動力成本用勞動力素質狀況和技能水平代替名義工資率衡量，具體又分為初等文化程度、高等文化程度兩類；考慮到人口密度、城市化、土地成本三者的關系，土地成本用人口密度來代替；由于波爾圖和里斯本是全國的經濟中心和交通中心，因此將與波爾圖和里斯本兩大港口的距離納入該模型中來。因為影響資本成本的稅收均是國家層次，因此資本成本與外資在葡萄牙內各地區的外資區位選擇無關，不計入模型中。

模型的計算結果表明：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作用最大的是經濟集聚，其次是運輸成本，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的作用不明顯。

2 產業集聚影響我國國際直接投資分布的實證研究

2.1 研究方法和變量選取

為了便于清楚地比較吸引國際直接投資各因素的影響程度，本文以我國大陸除青海省和自治區以外的29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為樣本，建立回歸模型，根據估計系數進行驗證與比較。為了消除各指標間可能存在的共線性問題，采用逐步回歸法。這樣就可以保證最后所得到的是“最優”的回歸變量。分析采用的統計軟件是SPSS10.0。

決定投資分布的因素很多，但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假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并采取相應變量：（1）基礎設施條件。交通的便利是基礎設施完善的重要表現之一，本文以交通網密度（JT）為代表來考察。（2）優惠政策。本文對Demurger等（2002）的研究成果進行擴展，給出了各省市區的優惠政策指數（POLICY）。（3）消費水平（CON）。（4）開放度。本文用各地區的外貿依存度（OPEN）來度量開放程度。為了保證數據的平穩性，我們采用近三年的平均值。（5）企業集聚狀況。用地區工業企業數（QY）來反映。（6）服務體系。用第三產業占本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DS）來替代。另外選擇分地區的國際直接投資（FDI）這一變量。為了消除個別年份的波動，采用近三年各省市吸引FDI的平均值。

以上變量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相關年份。為了消除以上變量量綱不一致性的影響，對所有數據都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完善的社會服務體系能為外商的生產和交易提供極大的便利，外商可以集中資源進行生產和研發活動。

2.2 模型設計與計算結果

根據上面的分析，設定計量方程如下：

FDI=α+β1JT+β2POLICY+β3CON+β4OPEN+β5QY+β6DS+ε

其中，“+”表示為正向影響，ε為估計殘差。由于可能存在異方差問題，因此檢驗中要對估計殘差進行異方差檢驗。下面是用逐步回歸法估計的方程：

FDI=0.42QY+0.22POLICY+0.60OPEN-0.34DS

（3.785）（1.979） （3.229）（-2.287）

F=38.218， R2=0.842， D.W.=2.150

上式括號內表示參數的顯著性系數（t值）。通過方差比和VIF檢驗，沒有發現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共線性的問題，異方差檢驗也拒絕有異方差的假設，調整可決系數達到了0.842，說明設定的方程具有很好的擬合度。

從方程中各變量的系數可以看出，地區工業企業數、地區優惠政策、地區對外開放度和地區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等都對外資的流入有著重要作用，而基礎設施條件和消費水平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則不顯著。地區工業企業數、地區優惠政策和地區對外開放度三者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具有正的估計系數，而反映社會服務體系的第三產業在地區中的比重的估計系數卻為負。從估計方程中可以看出，一個地區工業企業數每增加10%，該地區便將增加4.2%的國際直接投資；優惠政策指數每提高10%，國際直接投資就會增加2.2%；開放程度每擴大10%，就會增加6%的國際直接投資。由此可以認為，地區對外開放度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程度大于地區工業企業數，地區工業企業數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程度又大于地區為吸引國際直接投資而采取的優惠政策的影響。這就說明，曾經在引進外資中起重要作用的優惠政策已經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現在更為看重的是一個地區的總體開放程度和地區產業關聯。

3 啟示與建議

3.1 亟待調整引資政策

從前述回歸方程中可以看出，吸引國際直接投資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中，地區開放度的影響大于地區企業數，地區企業數的影響又大于優惠政策的影響。我國的實踐也證實優惠政策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作用降低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地方政府紛紛想方設法提供種種優惠強化本地對外資的吸引力，其結果則是導致吸引外資的優惠效果被抵消。基于以上兩個原因，今后我國需要調整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政策，不能單純靠以減免稅負為主的優惠政策，而應注重提高區域經濟的開放程度和產業關聯，從而促進區域產業集聚以吸引外資。

雖然產業集聚一般都是自發形成的，但地方政府在產業集聚的形成中可以發揮較大作用。對產業集聚形成機制的研究可以發現，在形成產業集聚的經濟因素中最關鍵的是包括交易費用的下降、專業化分工以及產業經濟外部性的加強。因此，政府可以通過降低產業交易費用、引導專業化分工、提升產業經濟外部性等非直接干預措施，培育產業集聚形成的環境與利益機制，以促進產業集聚的形成。

3.2 對東部地區引資的建議

相對于中西部地區面言，東部地區開放程度較高，并且已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集聚。今后東部地區進一步吸引外資時除應繼續對外開放外，還應提高產業的集聚程度。具體可以通過以下途徑：（1）對正在形成的產業集聚區，圍繞主導產業建設基礎設施和相關配套服務體系，促進產業集聚的形成。（2）在產業集聚區，利用企業的示范與競爭效應，一方面增加本區的相關產業，另一方面提高企業創新力度，使產業集群進一步發展。（3）正確處理產業集聚區內企業間的競爭與合作，建立各種類型企業密切合作與分工完善的網絡體系，引導集體效率的形成，增強產業集聚區的競爭力。（4）發揮政府職能，完善產業集聚區功能。包括整合區內外的科技資源，增強企業的科技服務能力；提升產業信息平臺，實現本地企業與國內外市場的聯接；建立職能綜合，精簡高效的管理體制，提高企業服務效率。

3.3 對中西部地區引資的建議

我國國際直接投資最少的10個省市均位于中西部，而國際直接投資最多的10個省市中除湖北省位于中部地區外，其他9個省市均位于東部地區。中西部與東部產生巨大差異的原因固然與地理位置的差異和政策的優惠程度有關，但中西部地區較弱的產業關聯也應該說是不利于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一個主要原因。從企業數來看，2002年西部地區的企業平均數為2 002.52家，中部地區企業平均數為4 112.97家，而東部地區的平均企業數為12 051家，約為西部平均值的6.02倍，中部平均值的2.93倍。從中可以看出，中西部在產業關聯和產業集聚方面遠遠遜于東部地區。

鑒于目前優惠政策對國際直接投資的作用已退居到次要地位，中西部地區由于區位方面的劣勢，在對外開放程度上不抵沿海地區，今后可以通過增強地區產業關聯從而增強集聚力的辦法來吸引外資。其具體做法是：（1）確定地區比較優勢和主導產業，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鼓勵比較優勢產業和主導產業的發展，并圍繞這些產業建設有效的基礎設施和相關配套措施，形成某一行業的關聯企業群，從而吸引相關聯的國際直接投資的進入。（2）結合自身情況，有意識地通過政策的傾向，盡可能將同產業的國際直接投資引入同一地區，形成外資產業集聚；或引進外資龍頭企業，進而吸引其下游配套企業，從而逐步增強集聚效應。之后再通過現有外資的集聚，吸引更多相關聯的外資進入。（3）建立與完善服務體系，降低企業間的交易費用，幫助外商克服遠距離經營和不熟悉東道國經營環境所產生的困難。這些服務體系可以包括融資服務體系、人才服務體系、信息服務體系、物流倉儲服務體系和技術服務體系等。上述服務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可促進服務業集聚的形成與發展。

參考文獻

［1］Keith Head，John Ries，Deborah Swenson. Agglomeration benefits and location choice：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5，38：223-247.

第7篇：國際直接投資范文

【原刊地名】滬

【原刊期號】200206

【原刊頁號】107～114

【分 類 號】f52

【分 類 名】外貿經濟、國際貿易

【復印期號】200303

【 標 題】融合國際貿易和直接投資理論：以國際分工為基礎

【 作 者】俞進

【作者簡介】俞進　華東師范大學商學院，上海　200062

【內容提要】由于理論前提的截然不同，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不相容的。盡管許多學者對兩個理論的融合進行過積極的嘗試，但成果并不顯著。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如果重拾長期被新古典經濟學忽視的國際分工思想，并把這一思想沿著楊小凱等人的思路進行展開，那么，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就將融合在統一的分析框架之中。

【摘 要 題】國際貿易理論

【關 鍵 詞】國際貿易理論/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國際分工

【 正 文】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相融的趨勢日漸明顯，人們逐漸發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實際上是同一行為主體的不同選擇，兩者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決定基礎。因此，研究和探索有關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兩種理論在新形勢下的融合，并建立起一個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于一體的理論分析框架，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回顧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過程，我們不難發現這兩者都是國際分工的結果，所以，用國際分工的思想作為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共同基礎，是本文研究的一個切入點。

一、兩種理論的研究溯源與現狀

（一）傳統理論上的不相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規模報酬不變。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國生產同種商品的價格差異，而價格差異則是由成本差異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不同所致，生產要素的價格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決定的。正是由于各國生產要素豐裕程度的不同，決定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時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價格優勢。所以，一國將出口較密集地使用其豐裕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進口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國際貿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國的資源優勢所決定。由此可見，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生長的空間。

現代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和發展，恰好否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完全的自由競爭導致完全的市場結構。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美，才是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場的非完美性，跨國企業才有可能運用組織的效率，發揮它在獲得資本、勞動、技術和知識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條件，在世界市場上與當地企業競爭。跨國企業在市場、生產、規模經濟以及諸多方面的壟斷優勢是確保跨國生產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也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可見，這一分析框架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兩種理論融合的嘗試

較早地把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國學者弗農(r.vernon 1966)。他用“產品周期理論”來系統解釋企業在出口、許可證形式和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選擇，并將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與企業生產的區位選擇聯系起來。弗農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產品期、產品成熟期和產品標準化期，他認為，在新產品期，企業選擇在國內生產，對國外市場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貿易的形式；在產品成熟期，企業想保持最佳經濟效益必須考慮對外直接投資；當產品進入標準化期后，價格競爭的結果是使產品的生產或裝配業務逐漸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原來發明產品的國家則轉為從國外進口該產品。

澳大利亞學者科登(w.corden,1974)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放棄了瑞典學者赫克歇爾(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h-0理論）中的要素在兩國之間不可流動的假定，同時引進了第三個要素——知識，并允許資本、勞動和知識三要素進行國際流動，這使得擴展后的國際貿易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現象。

英國跨國公司專家鄧寧(j.h.dunning,1976)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又稱為國際生產綜合理論），也是至今為止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鄧寧提出了用折衷主義方法來解釋國際生產活動，該理論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這就是說，如果三者都具備，國際直接投資是最佳的選擇；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同時取得內部化優勢，則可以選擇對外貿易；如果僅僅具有所有權優勢，他國區位優勢又不明顯，那么許可證貿易是一種最佳的選擇。

正是這些理論對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與企業發展之間緊密關系的描述，使得將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成為可能。

（三）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現狀

日本學者小島清(k.kojima,1978)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同時置于國際分工框架下進行研究的方法，為我們對兩種理論進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啟示。小島清理論的基本思路是：從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理論出發，在h-0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內，先確定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再根據國際分工原則選擇合適的投資產業。

以克魯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爾普曼(a.helpman,1983)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提出的基本觀點是：各國并不一定因為本國的資源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較優勢，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規模報酬遞增驅動的。他們試圖用要素稟賦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格局和跨國公司的產生：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間貿易；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如果當要素稟賦差異太大且公平的市場交易無法使要素價格均等化時，國際直接投資則是最佳選擇，這樣就產生了跨國公司。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競爭優勢理論”，該理論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微觀角度來解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現象。波特研究的邏輯線索是：國家競爭優勢取決于產業競爭優勢，而產業競爭優勢又決定了企業競爭戰略。他是站在產業（中觀）層次，從下而上，即從企業（微觀）層面向上擴展到國家（宏觀）層面上。這是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方法的一種拓展。

我國學者在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總結述評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軍、吳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較優勢下融合兩種理論的觀點（黃河，2002），并對兩者相互融合的趨勢和統一的途徑闡述了看法。但是，至今為止我國學者還沒有就這兩種理論如何融合進行深入的論述和研究，也沒有出現新的理論分析框架。

二、構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

（一）現有理論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論研究的重心發生偏移。從李嘉圖(d.ricardo,1817)開始，古典經濟學關于比較優勢的產生問題開始偏離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國際分工為理論出發點的內生決定論。斯密認為，比較優勢產生于分工和專業化，是內生的；而李嘉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產生于資源配置過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數學工具的局限，導致以馬歇爾(a.marshall,1920)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放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內核（分工和專業化），研究重點完全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

2.假設條件與現實狀況不符。例如，完全競爭市場、同質要素、信息對稱、零交易費用等等，這些假設條件符合了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科學理想，可以用來構建清晰而精致的數學模型和推理嚴謹的分析框架，但是，用這些作為理論的前提是根本無法得出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成果。

3.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分離，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例如，國際貿易理論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以企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是以行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楊小凱等人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是以個體作為基本分析單位。

4.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例如，弗農是用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來作為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判斷標準；小島清是把比較成本原則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克魯格曼是用各國的要素稟賦差異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波特是用競爭優勢的原則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

（二）為何重拾國際分工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創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注：［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5頁。）200多年前的這一論述，至今仍為當代經濟理論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有關分工的研究，經濟學研究的立足點在于分工的基礎和職能的分工。“由于機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的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頁。）國際分工就是指生產的國際專業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帶來了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隨之而產生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分工和專業化理論的兩個側面，同時也是微觀經濟學在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領域中的延伸。隨著國際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企業之間借助國際市場實現的國際分工可能并不經濟，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的發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代國際分工的內容、性質和形式。

在當代國際分工的理論研究中，已形成三種研究對象不同的理論體系：一是研究由市場機制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另一是研究由跨國公司為載體予以組織和協調的企業內部國際分工的理論；第三種則是由楊小凱(x.yang,1993)等人為代表的研究由個人的專業化、生產的迂回程度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楊小凱等人用非線性規則（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分工和專業化等經濟思想形式化，創立了以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重新將分工和專業化作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其中許多命題的證明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啟示性的典范并縮小了最優化范圍。同時在此分析框架內，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融合在一起，不僅大大擴展了經濟學理論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將許多原來相互獨立的經濟學分支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專業化）統一起來。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產生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因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形式，企業的出現是企業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的交易費用的結果，所以交易費用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效率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沿用他們的思路，我們不難推出這樣的結論：當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高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生產費用時，人們將會選擇國際直接投資，跨國企業會從國際分工中出現；當用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比向東道國市場輸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行國際貿易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更有效率時，人們選擇前者。

三、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論分析框架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類似，只是用“行為主體”（個人、企業、行業、國家）來代替原來的“個體”的概念。第一層是行為主體在作出國際貿易或國際直接投資決策前，從競爭優勢的角度對當時所處的經濟環境和自身條件進行分析；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行為主體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層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國際市場結構、國際企業制度和行為主體的自利行為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各種結果；第四層次則是與行為主體價值觀有關聯的所謂社會福利分析。

（一）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作出決策

我們把競爭優勢定義為“組織結構優勢”和“社會資源優勢”的整合。所謂組織結構優勢，即行為主體協調其組織活動的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包括人力結構和資本結構、技術和知識產權、管理水平和對國際一般慣例熟悉程度等優勢。所謂社會資源優勢，即影響組織收益分配的社會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它包括市場、客戶、社會網絡融資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優勢。發揮和增強競爭優勢既是行為主體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又是其目標，它涉及內生函數和外生函數所包含的諸多因素。所以，我們可以從行為主體具有的競爭優勢的角度來解釋其國際貿易、技術許可轉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見表1）

表1　競爭優勢整合

組織結構優勢

社會資源優勢

國際貿易

必需具備

無需具備

技術許可轉讓

必需具備

有無均可

國際直接投資

必需具備

必需具備

（二）從收益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國家、行業、企業、個人）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是：在當前自身所擁有的總額為i的投資能力中，是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對于行為主體而言，目標之一就是使總預期利潤最大化。用公式表示為：

附圖

式(1)中，npv[,f]為在東道國進行折現數額為i[,f]的直接投資所獲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t]是向東道國出口折現數額為i[,t]的貿易所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d]是將剩余投資能力(i-i[,f]-i[,t])投資母國市場所得到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其等價形式是與凈現值相等價的凈現值流（每年等量的凈收入）形式：

附圖

式(2)中，r[,f]為從直接投資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t]為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d]為從母國市場中所獲得的內部收益率。行為主體從目標函數出發作出決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當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且國內市場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為主體選擇在國內生產和銷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

4.如果r[,d]＜r[,t]或r[,d]＜r[,f]，行為主體選擇的決策公式可表示為：

附圖

根據公式(4)即可從收益的角度做出相應的決策。

（三）從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附圖

其中，β與消費偏好有關，k是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t為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

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的決策問題在于，確定每一種產品的自給量、市場購買量、市場銷售量以及如何組織生產這兩種產品。以下討論四種可能出現的結構形態（如圖1所示），解出其角點均衡，然后從這些角點均衡中識別出完全均衡。

1.結構a由組態(xy)組成。在這個組態中，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對無論是中間產品x還是最終產品y都采取自給自足的方式。設在組態(xy)中。（注：詳細的推導過程可參考：wenli cheng,jeffrey sachs,and xiaokai yang(2000),an inframarginal analysis of the ricardian model,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2):pp.209-213.）此結構的角點均衡是：

附圖

附圖

圖1　國際市場結構和國際企業制度

附圖

其中u[,1](d)和u[,2](d)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業主體在結構d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3.結構fy由組態(l[,x]/y)和(y/l[,x])組成。在組態(l[,x]/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它的勞動力而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中間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中進口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x])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這些中間產品返回本國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出口到國家1。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只從事國際貿易，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結構fy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v是結構fy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u[,1](fy)和u[,2](fy)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y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4.結構fx由組態(l[,y]/y)和(y/l[,y])組成。在組態(l[,y]/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他的勞動力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最終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的跨國公司中購買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y])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中間產品出口到國家1，并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在國家1的市場上銷售，同時又把最終產品返銷回本國。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既沒有從事國際貿易也沒有進行國際直接投資，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了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了國際直接投資。此結構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u[,1](fx)和u[,2](fx)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x中的人均真實收入，r是結構fx中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

因為人均真實收入最大的角點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們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點，并得出以下推論：

1.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和勞動的交易效率足夠小，則結構a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時，行為主體選擇自給自足的方式。

2.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夠高，則結構d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都分別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

3.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k足夠高，且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與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y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作出只從事國際貿易的決策；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4.若專業化經濟程度足夠高，且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與產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x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選擇既不從事國際貿易，又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四）從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在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時，通常要對母國和東道國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判斷的標準通常是一國的國民福利或社會福利。他們一般會選擇干預成本最小或使國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稱之為最優政策選擇。例如：(1)自由貿易政策，即零干預或不干預政策。無論是從一國的國民福利還是從所有貿易參與國的國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貿易政策都被認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時，行為主體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2)高關稅政策，這種政策阻礙和限制了商品（及生產要素）的國際流通，減少了人們通過自愿的國際貿易可能獲得的好處。此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以此來規避高關稅壁壘。

四、小結

以往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對國家與企業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進行解釋，本文則將它們放在同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下進行研究；以往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是分離的，對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本文則將這些基本分析單位統一在“行為主體”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論研究中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本文則以競爭優勢的原則、收益最大化原則、市場結構均衡原則和社會福利最優原則來作為行為主體決策的共同判斷標準。因此，本文的結論是，雖然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wto后會趨向于逐漸公正和平等，但對任何一個行為主體而言，究竟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其決策主要取決于它們對自身競爭優勢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市場結構均衡的評估以及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考慮。

上述分析方法和結論對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和參與國際競爭，對各管理層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應當是會有所啟發。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消費者對產品差異化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近10年來，世界主要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安排已經把我國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之中，這將大大促進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發展和在專業化基礎上的大規模生產投資的擴大，這些都要求我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政策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貿易—投資—生產—貿易一體化的方式將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利用跨國公司來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分工和拓展貿易與投資規模，形成“貿易—投資”雙向聯動、互相促進的良好態勢，將是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越來越普遍的戰略選擇；我們只有提前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策略，才能實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均衡、配套發展的良性循環，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會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理論研究的假定條件也會發生變化，兩種理論的最后發展趨向勢必是在統一的理論基礎上融為一體。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第8篇：國際直接投資范文

一、問題的提出

近二十年來，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流入對中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截至2005年，中國累計吸收FDI總量已經達到6210億美元。僅2005年就達855億美元，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三大FDI流入國。它已成為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的重要來源，同時，FDI還極大地提高了投資的效率，彌補了中國建設資金的不足。但是，實際上FDI在大量流入的同時也意味著將來會有更大量的資本以利息、紅利匯出等形式流出，這對中國的金融穩定乃至國家經濟安全將有著日益加大的潛在風險。

二、FDI對中國國際收支各組成部分的影響

一般說來，國際收支一般由經常項目、資本與金融項目、儲備項目和誤差與遺漏項目四個部分組成。理論研究和實踐表明，一國國際收支發展到成熟階段后，應該以經常項目順差為主，而不是以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為主，資本與金融項目也應更多地表現為資本輸出輸入的均衡發展，否則就會埋下金融危機的隱患。

（一）FDI大量流入對中國經常項目平衡的影響。經常項目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有重要的地位。經常項目的盈余可以防止國際收支結構的脆化，使國際收支平衡穩定。經常項目包括貨物與服務項目、收入項目和經常轉移項目。

從經常項目余額與貿易項目余額的關系來看，它們之間的差別體現在收入項目余額的大小上。收入項目與一國的凈國外資產或負債的相關度極大。如果凈國外資產數額越大，從國外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多，貿易項目也就相應出現較多的赤字，可以由收入項目的順差予以彌補，以維持經常項目的平衡。反之，如果FDI大量流入即凈外國負債越多，由于要向國外付出較多的收入，所以貿易項目必須要實現更多的盈余才能彌補收入項目的逆差，如果貿易項目中的服務收支也是逆差的，那就更加劇了貿易項目的逆差，或是抵消了貿易項目的盈余，致使經常項目順差收窄甚至失衡，造成經常項目內部關系不穩定，即貿易項目特別是貨物貿易創匯的績效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收入項目的收支狀況，表現出明顯的被動性與波動性。

從我國的情況看，由于多年來FDI流入量大，對外投資額小，國際投資狀況非常不對稱。1982年～2003年，中國FDI凈額相當于對外投資凈額的14.4倍，并且從首尾年份比較來看，二者的比率還有日益擴大之勢。

中國貨物貿易自1994年以來一直保持順差，但服務貿易自1995年來卻是連年逆差，且逆差幅度還在日益加大。我國若要持續地保持經常項目順差的優勢，就必須不斷增加貨物貿易的順差。但這在中國商品出口競爭力相對較弱形勢下是較難實現的，況且近年來中國出口連續保持著高增長，貨物貿易出口創匯形勢已呈現強弩之末之勢。因此，如果不能實現國際投資發展的適當對稱以及服務貿易的內外平衡發展，那么經常項目的狀況將不容樂觀。

（二）FDI大量流入對中國資本和金融項目平衡的影響。由于我國對外投資數額一直比較小，FDI的流入基本上轉化為資本項目的順差。因此，FDI大量流入對于我國資本項目的順差乃至整個國際收支的順差起了很強的支撐作用。但是，我國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順差是建立在FDI大量流入基礎上的（受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的1998年～2000年除外），而且歷年該項目的順差額都較大幅度地高于經常項目的順差額。從長期來看，這將不利于我國國際收支的穩定性平衡和主動性平衡。因為，經常項目在宏觀經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貿易項目的余額在國際收支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它反映了一國的產業結構和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以及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表現了一個國家或地區自我創匯的能力，是一國對外經濟交往的基礎。因此，只有經常項目的盈余，才能使一國國際收支平衡具有穩定的基礎，才能防止國際收支結構的脆弱。假使國內宏觀經濟面出現不良征兆致使經常項目盈余收窄，同時FDI流入速度也下降的話，那么基本項目的雙順差勢頭就可能逆轉。

因此，我們應該透過FDI大量流入給我國所帶來的資本與金融項目高額盈余的現象，關注其國際收支結構關系中的潛在風險。

（三）FDI大量流入對中國儲備資產等項目平衡的影響。2005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8188.72億美元。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最重要的儲備資產，其主要是由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的外匯順差構成。外匯儲備中源于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的外匯比重越大，外匯儲備的來源結構就可能越脆弱，對一國金融安全的負面影響也將越大。因為，一則依靠資本流入的順差是難以支持長期的外匯供給的，二則無論流入的是投資還是貸款，終究要以外匯收回或償還，而且其數額可能大大超過當初流入的數額，并且將會通過今后利潤和利息流出的長期負擔的加重而損耗我國經濟發展的后勁。

我國的外匯儲備構成中，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余額明顯大于經常項目順差余額。也就是說，我國外匯儲備的基礎主要依賴于資本與金融項目順差的支撐，這就使得我國外匯儲備的基礎存在一定的潛在風險。

三、外商投資收益匯出與國際收支危機

經常賬戶持續逆差的出現是一國國際收支發生危機的前兆，而發展中國家的經常項目赤字意味著積累了凈負的國際投資頭寸，即債務國，這會導致資本利潤的流出，進一步加深經常項目的逆差。

FDI是一種擁有一定控制權的長期投資行為，具有相對穩定性，它本身不會觸發金融危機，但由于投資收益的匯回，它會對東道國的經常項目產生赤字壓力，從而可能誘發國際收支危機。比如，1994年的墨西哥經常項目赤字中FDI的收益外流額占30%多；1996年泰國和菲律賓也是如此，印度尼西亞的這一比例為40%多，從而使整個經常項目變為巨額逆差，大大超過資本項目的順差，使得總體國際收支變為逆差。

FDI允許投資方匯回利潤，因此與對外舉債無本質區別，是一種典型的準債務。實際上，FDI的投資收益率比一般的商業貸款利息率高得多，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九十年代在發展中國家FDI的年平均投資收益率為16～18%，而在非洲的亞撒哈拉沙漠貧窮國家FDI的年均收益率高達24～30%。由于投資收益的匯出，FDI將給東道國的經常項目平衡以及總體國際收支平衡帶來風險。

四、政策建議

（一）適當控制外匯儲備的過度增長，拿出部分外匯資金，改變中國國際投資嚴重不對稱的現狀。扶持企業“走出去”，不僅可以獲得匯回的紅利，還可以帶動設備、原材料出口，提高國際競爭力，改善經常項目收支。鼓勵發展和有意識培育一批能夠發揮中國比較優勢，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并通過這些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來推進中國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促使中國國際收支差額的平衡。

第9篇：國際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金融危機 模型構建 可能影響

兩年前,由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在世界范圍內大面積的蔓延,已經突破了虛擬經濟的范圍,并對世界范圍內的實體經濟的發展和穩定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影響。對于我國經濟發展而言,其影響也是巨大的,同時具有自身的特點,我國實體經濟所受到的影響幾乎都是利用對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下文中簡稱為FDI)的影響而造成的影響。根據我國商務部前兩年所統計出來的數據顯示,2008年年底我國實際可以利用的外資大概有60億美元,跟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而到2009的2月,實際利用的外資為58億美元,跟上年同期下跌了16%。

目前我國是吸收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因此國際金融危機對于FDI流入的影響,勢必也會影響到我國的經濟發展和持續增長。而經濟發展和持續增長是保證我國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對國家金融危機對我國的FDI的影響以及相應對策進行分析,從而保持我國經濟發展和持續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金融危機影響FDI的規則和原理

在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FDI影響的研究上,目前我國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對其影響的規則和原理進行研究,但是從整體上的影響來說,筆者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得來的加以分析:FDI的流通動機和外商的投資能力。這兩個方面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具體而言:當國際金融危機造成東道國在FDI上的收益降低時,就自然會削弱FDI的流通意愿,就算國外的投資者擁有足夠的資金,其流向東道國的FDI也會減少;在金融危機降低了國外投資者投資能力的前提下,即便是東道國的投資收益率非常高,國外的投資者也表現除了極高的投資意愿,但是由于受到自身的投資能力的約束,在FDI的流向上也自然會減少。

1.從FDI流入動機角度分析

從FDI流入的動機角度上分析,當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到東道國的出口以及經濟增長率時,FDI就必然會受到一定的影響。在具體的FDI流入動機上,一般可以將其分為市場擴張的動機以及資源尋找上的動機。

首先,對于市場擴張的動機,主要出現在一國的國內市場在銷售增長上變的非常有限的情況下,這個時候企業一般都出考慮往國外市場進行擴張,在東道國建立新的銷售以及生產機構。而這種源于市場擴張而在東道國的國境范圍內,依靠東道國相關的法律、由國外的投資者擁有全部或是部分資產所有權的FDI,又被稱為創建投資或者是綠地投資。

而在資源的尋求方面,當一家企業在海外進行投資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獲取東道國土地使用成本、廉價勞動力、原材料以及自然資源時,這種FDI就是筆者所說的資源尋求的FDI。而當國際金融危機對各國的貨幣匯率產生一定影響時,這種資源尋求的FDI所受到的影響就比較明顯。舉例而言,當東道國的貨幣貶值時,相對而言以外幣計較的生產成本就必然會降低,從而國外投資者生產利潤就實現了相應的提高,也就會吸引更多的FDI流入,反之則會降低FDI流入。

2.從外商投資能力角度分析

從外商投資能力的角度而言,金融危機會讓很多國家出現資金流動性不足的情況,提高各國的信貸成本,從而給信貸的獲取增加了難度。從企業的發展層面上來看,目前有很多的發達國家都是依靠對企業的并購來實現FDI的流入,但是國際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會對這些大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的財務狀況造成影響,進而影響到企業貸款的能力,同時也會抑制這些跨國公司對外擴張的能力的,無法實現正常情況下的跨國并購,從而影響到FDI的流入。

二、FDI流入所受影響的模型設計以及相關因素分析

1.計量模型

為了分析金融危機對中國FDI流入的可能影響,需要弄清楚影響中國FDI的因素有哪些。為此,本文準備用下面的線性回歸模型來分析:

t=1,…,T

在該式中,被解釋變量表示t時的中國實際利用外資數量;解釋變量表示影響中國實際利用外資數量的第i個因素在t時的觀測值,其中i=1,…;k,為t時的誤差項;T為樣本容量。對于該模型而言,如果各個變量是平穩序列,我們可以直接用OLS來估計該方程,并根據各變量的t檢驗值來確定哪些因素會顯著影響中國的FDI流入;如果各個變量是非平穩序列,那么有可能產生所謂的偽回歸(Spurious Regression)問題。

2.影響我國FDI流入的相關因素

(1)美國股票市場指數。美國股票市場指數有可能從四個方面影響中國的FDI流入:第一,當美國股票價格較高時,美國的跨國公司很容易獲得資金對中國進行直接投資;第二,當美國公司股價較高時,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對美國公司進行跨國并購的成本過高,于是其他國家的跨國資金有可能流入中國;第三,當美國股票價格較高時,美國股市總值也會較高,這表明其金融市場的深度較大,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第四,當美國股票價格較高時,說明公眾對美國經濟增長前景看好,這也會導致其他國家的FDI流入。從FDI的目的地角度看,中國市場和美國市場可以看作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替代的,因此美國股票價格指數對中國FDI的影響取決于這幾種力量的對比。

(2)中國流通股股市總規模和中國股市成交量。中國上市公司的股票分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流通股股市的大小反映了中國股市的規模,而股市成交量則反映了股票市場的流動性。由于FDI可以通過外國投資者購買當地公司的股權來完成,股票市場的大小和流動性還會影響到外國投資者的資產變現能力,因此一國的股市深度和流動性就會影響到FDI的進入。

(3)人民幣匯率水平。當人民幣升值時,FDI進入中國以后只能兌換到相對較少的人民幣,因此人民幣升值不利于FDI的流入。考慮到中國的FDI大多是以美元計價的,本文以直接標價法計價的中美貨幣雙邊名義匯率代表人民幣匯率水平。

(4)中國的出口指標。由于很多在華外商投資企業都是外向型企業,其產品主要出口中國海外市場,因此當中國出口勢頭強勁時,FDI流入會增加;反之,當中國出口形勢惡化時,FDI流入可能會減少。

三、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FDI流入的可能影響

根據上面的計量分析,中國股市成交量和中國出口的增加都會提高中國FDI的流入,而OECD(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國家廣義貨幣總量的增加和以美國長期利率為代表的國外資產長期收益率的提高,則會降低中國FDI的流入。因此,國際金融危機可以通過以下途徑影響到中國的FDI流入。

第一,國際金融危機可能導致包括中國股市在內的全球股市的低迷,使得中國股市的成交不夠活躍,股市成交量下降,從而降低FDI的流入。第二,國際金融危機使得各個發達國家經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衰退,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必然會導致對中國產品需求的變化,中國的商品出口就會下降;而中國國內外貿企業引進外資的愿望和動力下降,必然使跨國公司的投資意愿也會降低,使得FDI的流入減少。第三,國際金融危機還會使得西方國家的長期經濟前景不佳,可能導致這些國家的長期資產收益率下降,這又會提高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意愿。第四,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OECD國家會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使這些國家的廣義貨幣供給量增加,從而導致中國FDI流入的減少。

四、對于這些影響我國可以采取的對策

根據我們的樣本和研究,國際金融危機主要可以通過影響中國股市成交量、中國商品出口以及全球流動性,而間接地對中國FDI流入產生不利影響。當然,如果金融危機使得美國的長期資產收益率下降的話,將有利于中國FDI的流入。作為發展中國家最大的FDI流入國,中國必須采取措施以降低國際金融危機對FDI流入的負面影響,保證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根據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FDI流入的影響途徑,可以考慮以下做法:

第一,可以采取穩定股市的政策,保持股市活躍交易,吸引跨國并購資金的流入;第二,盡管人民幣貶值不會直接影響FDI,但是人民幣對其他主要貨幣適度貶值,將有利于中國企業的出口,使得外商直接投資繼續進入中國的外向型企業,因此可以考慮對人民幣進行適度貶值,或至少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避免因西方國家貨幣貶值對中國出口的不利影響;第三,可以采用諸如提高出口退稅率等非匯率政策,保持中國出口的良好前景。當然,根據全球FDI的發展趨勢,中國也可以著重在采掘業、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服務業等投資熱點行業上吸收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以抵消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對其他行業FDI的不良影響,同時也可為以后的經濟增長打下更好的供給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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