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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技工作經驗總結范文

【關鍵詞】高職院校；校企合作；職業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5）06-165-01

一、前言

近年來，職業教育不斷被“就業難”和“技工荒”所困擾，一方而是許多職業院校畢業生難以找到工作，另一方而是企業所需的技工無處可求，造成這一矛盾的原因雖然是多方而的，但直接反映出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與社會發展需求不相適應。造成這一矛盾的原因雖然是多方而的，但直接反映出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與社會發展需求的不相適應，培養人才效益差。為解決這一問題，最根本的就是要改變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實現職業教育培養模式由半封閉轉向開放，充分利用學校與企業在人才培養方而各白的優勢，把以課堂傳授間接知識為主的教育環境與直接獲取實際經驗和能力為主的生產現場環境有機結合起來，以“產教結合”“校企合作”的方式進行聯合辦學，唯有如此，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才能得到適應產業發展所需要的人才。

二、高職院校校企聯合辦學的經驗借鑒

（一）德國“雙元制”模式

“雙元制”是學校與企業分工協作、以企業為主，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以實踐為主的一種成功的教育模式。一般來說，學生是以在企業學徒為主，以學校教育為輔。學徒期結束并接受行業組織的考核合格者，領取各州均予以承認的畢業證書。“雙元制”由政府進行宏觀管理，學校、行業主管部門和生產單位實行三重負責制。由于訓練與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基礎的大生產密切結合，所以學生能夠及時估計到職業機構的變化和勞動力市場的需要；由于訓練與直接的生產過程密切結合，所以學校可以利用企業的設備和人員條件，節省辦學成本。德國約有75%以上的初中畢業生直接進入企業的培訓機構接受職業技術培訓，同時進入相應的職業學校學習基礎知識。

（二）澳大利亞TAFF模式

澳大利亞提供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的專門機構全稱為技術與職業教育學院，簡稱TAFE學院。澳大利亞職業技術教育具體內容和安排由企業、專業團體、學院和教育部門聯合制定，并根據勞動力市場變化情況不斷修訂。其教學普遍堅持以能力為本位的指導思想，強調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情況進行學習，教學組織方式極為靈活，教學工作的重點放在訓練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上，考核的重點是學生應該能做什么而不是應該知道什么，同時對在工作和生活中獲得的相關專業技能也予以承認。TAFE學院很多技能培訓課程是在工作現場完成的，對學習效果的考核有時還要到企業的具體崗位進行。教師具有很強的實踐經驗，并與企業聯系密切。為使開設的專業與所學內容能夠適應社會的需求，他們定期召集座談會，隨時聽取各類企業對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的意見和建議。

（三）美國的社區學院

美國社區學院注重的是教學的內容與形式，強調的是教師對學習者的責任和義務，提倡的是創新的學習和能力素4質的培養。社區學院在學科設置、課程結構和教學安排上強調以實際應用為主，實踐課占全部學時的40%-60%。在教學模式上，社區學院強調教學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各專業系科的實踐課程學時占總學時的50%或更多，實踐課程由學院和企業派專人指導，學生必須到實際崗位上參加生產勞動。參加實習的學生可獲得一定的報酬，企業可從實習生中物色雇員人選，對表現突出的學生可直接錄用。有些社區學院的職業技術教育實行合作教育計劃，學生到與所學專業密切結合的工商企業等機構工作，使學習的內容在實際工作中得到應用和鞏固，并學到新的經驗。這類學生往往利用假期參加實習工作，不延長學習年限。

三、國外校企聯合辦學模式對我國的啟示

（一）學校為主，社會各界加以支持

盡管各國的合作教育模式各異，但各國政府都十分重視其發展，各國政府通過有關立法加強對工學結合的干預。除了通過法律、行政手段進行宏觀管理外，政府還給予經費上的支持。政府與行業的介入，使工學結合走向整合，產生“學校、企業、社會”整合模式。社會各界普遍重視工學結合教育。由于工學結合教育培養的人才素質高、能力強，有不錯的經濟收入，相應的也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人們很尊重職業教育與培訓，并不認為接受此類教育是低人一等，國外有些大學本科生在畢業后還有針對性地去選擇進入職業院校學習一技之長，以便更好地滿足人才市場的需求。

（二）工學結合中各方權益、義務界定分明

國外校企雙方在開展合作教育的過程中都承擔明確的義務，同時也享有必要的權益。不僅規定了雙方的權益和義務，而且還專門寫明學生在合作教育中的義務和權益。學校承擔的義務主要有：積極開設公司急需的專業和課程，選派有一定技能、工作態度較好的學生到公司完成工作學期，設立效率高的合作教育執行機構；而享有的權益有：公司為學校提供專業開辦費和所需物質，以合作教育為契機，擴大學校聲望以及學生就業率。學生承擔的義務則包括與公司很好合作，認真工作，按時提交“工作學期”報告；享有的權益除獲得工作經驗，加深理解課堂所學內容外，還可選擇專業對口的工作場地，挑選就業單位，并可得到相應的工作報酬。

（三）工學結合中合作主體需要有自覺的態度行為

第2篇：生技工作經驗總結范文

2006年12月，在清華大學“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研究”研討會上，河南省鄧州市委書記劉朝瑞應邀演講。此前，劉朝瑞曾作為首位登上北大報告廳的縣級市的市委書記，為北大學子講解中部農區縣域經濟與新農村建設。在聽慣了專家們的高談闊論之后，劉朝瑞帶來的基層工作的豐富實踐與深刻思考讓聽眾耳目一新。

“長得不帥，思想很帥”，一位老領導對劉朝瑞的這句“中肯”評語，在鄧州乃至河南都流傳甚廣。外表樸實、農民出身的劉朝瑞在任何場合都不憚于談他的農民情結，2001年，劉朝瑞針對基層工作提出“三問”，曾引起全社會的強烈震撼與共鳴。多年來，他對“三問”的思索與求解，以及發展縣域經濟獨辟蹊徑的做法，都讓外界刮目相看。

求解“三問”

“2000年是我們基層干部和群眾關系最為尖銳的時候，干群對立，積怨很深。”一次，劉朝瑞下屬的車子在半道上陷到了泥坑里，這位下屬拿著煙到附近找老百姓推車。老百姓問他：你們是不是鄉干部？你們是不是來收稅的？聽說都不是，老百姓們才把車子推上來。有老百姓說，如果是鄉干部或是來收稅的，那我們還給你推個球！時任西峽縣縣長的劉朝瑞聽說了這個事情后，非常感慨。

“為什么干部交通工具先進了，與群眾的距離卻遠了？為什么基層干部文化素質提高了，做群眾工作的方法卻少了？為什么群眾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對基層干部的意見反而增多了？”從民辦教師、鄉鎮干部一步步干上來的劉朝瑞，對基層群眾工作存在的問題有著深刻的體會，他總結的這“三問”迅速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

“從微觀上看，‘三問’的實質在于，很多基層干部對群眾沒有了真感情。”劉朝瑞告訴《決策》，通過進一步思考他發現，一些領導干部天天講抓大事，其實很多大事跟老百姓都不沾邊。有一次，劉朝瑞在調研走訪中發現，有個村子里的水壩在上世紀70年代末就被沖壞了，但一直到2000年還沒有修復，致使當地很多田地無法灌溉。

“老百姓的大事是什么？就是怎么蓋房、能不能吃上干凈的水、生病了有沒錢去看、孩子長大能不能娶上媳婦等等，這些對農民來講是天大的事，但我們恰恰沒有去關心和解決，這樣群眾怎能沒有意見？”劉朝瑞認為，我們黨長期堅持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的政治原則，但許多地方正是打著這三個原則的旗號，去漠視、忽視甚至侵犯群眾的具體利益。

2003年，在“7?1”講話中提出“群眾利益無小事”。劉朝瑞反復琢磨這句話，困擾他多年的“三問”終于從中找到了答案。

“總書記的講話就是對‘三問’精辟深刻的回答，如果我們基層干部都能向總書記要求的那樣，把群眾利益再小的事都當作大事來慎重處理，那這‘三問’就不存在了。”2003年底，劉朝瑞調任農業大縣鄧州，他開始在實踐中破解“三問”。

“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要立足于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鄧州這幾年就是抓住了這幾個‘最’，堅持群眾利益無小事，先后完成了村村通工程和‘空心村’治理，并且在133個示范村開展以‘修路挖塘’為重點的村莊整治，修建村內道路，凈化村內坑塘，并因地制宜興建村級游園和文化茶館，讓有線電視和寬帶進村入戶等。”而這其中最讓劉朝瑞感到滿意的就是太陽能進村入戶工程。

在農村，很多地方洗澡是個大問題，大部分農民一般都是夏天在河里洗，冬天基本不洗澡。“能不能給農村每家每戶都安上太陽能熱水器？”劉朝瑞很快把他的這個想法付諸實施。

經過測算，一臺太陽能熱水器加上配套設施共需980元，由政府補貼350元，其余由老百姓自愿籌集資金。2004年下半年，政策出臺后，出乎劉朝瑞意料的是，推廣的太陽能熱水器非常受當地農民歡迎。截至2006年底，鄧州共推廣8738臺。2007年，鄧州市計劃推廣5000臺，而到目前為止實際申報已達6500臺。

“我們一定要帶著真感情來做群眾工作，我們是為老百姓干事，而不是為了干事而干事。”劉朝瑞經常告誡下屬，集中精力干大事，大事要抓具體，人民群眾切身相關的小事也是大事，有時小事做不好反而是大事。

“做好事也要講道理”

為什么為群眾做好事，反而得不到老百姓的滿意？這是讓很多基層干部困惑的問題。在新形勢下，很多基層干部“老辦法不頂用，硬辦法不敢用，新辦法不會用”，那么新時期到底該用什么樣的“新辦法”來做好基層工作？

劉朝瑞思考的結果是“用民主的辦法來治理鄉村”。然而民主并不是新鮮的東西，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就提出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的鄉村治理機制。自1992年制定村民自治法以來，基本解決了民主選舉的問題，村務公開解決了民主管理問題。但長期從事基層工作的劉朝瑞發現如果決策不民主，管理也民主不了，只有決策過程的民主才能帶來管理和監督的民主。

在總結多年基層管理經驗和研究中央文件精神的基礎上，2004年，劉朝瑞提出以民主決策為重點的“4＋2”工作法。“4”即支部會議提議、“兩委”會議商議、黨員大會審議、村民代表會議或村民會議決議；“2”就是決議公告和實施結果公告。

“‘4+2’工作法立足于決策過程的民主，實質就是建立一個完整、流暢的決策程序。”劉朝瑞認為，走程序不是走形式，按程序的決策一定比沒程序的決策更民主，同時還培養了基層干部和老百姓程序的觀念，程序的觀念就是民主的觀念之一。

“在農村，籌集資金搞建設是最難的事情。像鄧州這樣一個擁有578個行政村、百萬農民的農業大市，在財政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各項公益事業能順利進行，同時能妥善處理和化解基層中的各種矛盾，都和我們運用‘4＋2’工作法密切相關。”據鄧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萬洪志介紹，在“村村通”工程、村莊整治、推廣“楊樹經濟”等基層工作中，通過“4＋2”工作法，啟動基層民主程序，村民紛紛自覺自愿出資投勞，而沒有發生一起上訪事件。

“什么是民主，最直接表現是協商和妥協，通過協商達成妥協，學會妥協就是在民主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除了用民主的方法做基層工作，劉朝瑞把多年的基層工作經驗總結為：第一，基層干部做好事也要講道理，這是領導干部執政的出發點。不講道理做的好事就是不得民心的好事，或是動機不純的好事。第二是得理也要讓人。得理不讓人就不是公務員，政府不能和群眾論輸贏，應該對老百姓寬點再寬點、厚點再厚點。第三，政府不能報復老百姓，不能懷著報復的心理來處理，懲治的只是極少數人。

“這些方法看起來很簡單，其實要求很高，需要有一種新的思維方法。”劉朝瑞告訴《決策》。

“三抓帶動”

從西峽到鄧州，劉朝瑞工作過的地方都是人口多、以農業為主的貧困地區。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有一個論斷：貧困的地方，一般是低收入帶來低儲蓄，低儲蓄帶來低投入，低投入帶來低效率，低效率帶來低增長，低增長帶來低收入。劉朝瑞對這個貧困惡性循環有著切身的體會。

在他看來，這個怪圈還派生出許多怪圈，如財政越窮吃財政飯的人越多，人越多越加劇財政困難，財政越困難投入社會事業越少，就業更加困難，擠進機關的人就越多；行政亂收費造成經濟環境惡劣，企業負擔越重、辦企業越少，就加劇了亂收費等等。而且一旦陷入這些貧困怪圈就會產生鎖定效應，很難跳出來。如何打破這個怪圈，發展縣域經濟？

2004年初，劉朝瑞帶隊赴浙江幾個比較發達的縣市考察。浙江之行給了劉朝瑞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學浙江，要學其神而不只學其形，鄧州與浙江表面上是差在工業上，實質上是差在企業家群體上。

“從理論上講，根據經濟學上的二八法則，即在任何特定的群體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數，只要能控制具有重要性的少數因子，即能控制全局。”劉朝瑞認為，農業大縣困難在于最初的突破，必須從關鍵少數中尋求突破，有了這個突破口，農區的低水平惡性循環才會逐步打破。

在這個思路指導下，劉朝瑞開始在鄧州探索他的“三抓帶動”戰略。

“三抓”就是抓住一批有一定資本積累、發展潛力強的人，即優勢農戶、經濟能人和企業家。通過優化創業環境和給予鼓勵政策，培育這三種人。這其中最為關鍵的是企業家資源，一方面積極引進外地人才，另一方面把現有的企業家、本地拔尖人才和科技工作者，培養成企業家隊伍，最終形成企業家群體。在具體做法上突出重點人群，也就是“五路大軍”：一是挖掘本地的致富能手和企業家，二是引進外地企業家，三是鼓勵外出打工者返鄉創業，四是動員轉業軍人建功立業，五是調動市鄉基層干部中有經濟頭腦的人興辦實業。

“‘三抓’具有裂變效應，可以發揮關鍵少數的‘鯰魚效應’來帶動重要多數，從而一舉撬開了縣域經濟發展的口子。”劉朝瑞認為鄧州3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了他當初的判斷，2006年，“三種人”對鄧州縣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近70%。

“‘三抓’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而應當成為催生縣域經濟裂變的大戰略。”劉朝瑞認為，相比一些地方單純靠招商引資而言，鄧州的“三抓”戰略關鍵在于培育一個縣域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

縣域經濟的四種現象

除了“三抓”之外，在劉朝瑞的縣域經濟發展戰略中，另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頗具鄧州特色的“五不”、“三為主”。“五不”就是不盲目趨同，不強求培育龍頭企業，不追求完整的工業體系，不追求完整的工藝流程，不盲目搞產業升級。“三為主”，即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以農副產品加工業為主，以中低檔次消費品制造業為主，走農區工業化的新路子。

“現在縣域經濟發展往往結構趨同、容易追風，很多地方都追求大企業、大項目和高新技術產業，而看不上配套產業和傳統行業。”劉朝瑞認為這些做法值得反思，政府研究指導經濟要務實，不能理想化，必須審時度勢，準確把握縣域經濟的發展階段。不同縣域的基礎不同、優勢不同、階段不同，發展的方法和路子也不會相同，但一個共同選擇是必須立足自身比較優勢，發展特色產業。對于欠發達地區來說，在產業發展的起步階段，原則上要不求高、不求大、不求精，只求準、只求優。只有因地制宜，準確定位，才能培育起有別于其他地區、有市場前景和競爭力的特色產業和特色經濟，縣域經濟才會有強勁的競爭力和旺盛的活力。

正在攻讀武漢理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劉朝瑞，特別善于觀察和總結縣域經濟發展的經驗。在各種會議上，劉朝瑞經常要求大家注意幾種現象：第一種是騎自行車現象。要想保持穩定就要有一個較快的速度。在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時，不能僅解決過去的問題而不前進，必須邊發展邊解決問題，等經濟社會發展了有些問題可能都不成為問題了。如果一開始就陷入解決問題中，那只會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第二是打撲克現象。問題不在于牌好牌壞，而在于怎么去整合資源，所以區域經濟發展要提高整合資源的能力。

第三是大蓋釘現象。要把面上的力集中到點上去突破。一個貧困地方，這也抓那也抓，肯定突破不了，必須集中精力培育優勢產業，抓住關鍵帶動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