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經濟研究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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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洋經濟研究報告范文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1）09-0084-05
一、引言
海洋經濟是開發、利用和保護海洋的各類產業活動以及與之相關聯活動的總和[1]。隨著海洋經濟的開發利用，海洋經濟已成為近現代經濟發展的重點，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的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擁有近300萬平方公里的管轄海域，18 000多公里的大陸海岸線，海洋經濟發展潛力巨大，已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9年海洋經濟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9.53%。環渤海地區依靠獨特的地理優勢、豐富的海洋資源和便利的交通運輸，不斷提升自身的海洋經濟建設水平，使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生產總值從2000年的1 271.76億元上升到2009年的12 015億元，成為中國海洋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
海洋經濟與區域經濟存在著直接、具體的聯系，海洋經濟的發展壯大直接推動了區域經濟的不斷發展，海洋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為了提升整個區域的經濟實力。目前，中國的海洋經濟具有良好的發展態勢，規模和總量不斷壯大，已經形成了13個主要海洋產業群，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顯[2]，為區域海洋經濟提供了發展平臺。在此，筆者重點研究影響海洋經濟的12個海洋產業，通過SSM分析法得出環渤海地區結構優劣和競爭力強弱，為更好地發揮海洋經濟在環渤海地區經濟中的作用提供借鑒。
二、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概況
（一）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區位
環渤海地區是中國北部沿海的黃金地帶，位于東北亞經濟區的中心位置，是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合作和協調南北經濟發展的重要區域。其向北與俄羅斯、蒙古相連，向東則與日本、韓國相連，向南與中國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相連，向西是中國亞歐鐵路大陸橋的起點地區。環渤海經濟圈輻射了大連經濟圈、沈陽經濟圈、京津唐經濟圈、膠濟經濟走廊和膠東經濟圈，并一直延伸到內蒙古和山西等省區，各個區域通過便利的交通網相連接。京津唐地區的高科技人才密集，為環渤海地區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源。渤海、黃海還具有豐富的海洋資源，為環渤海地區提供了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是中國海洋經濟最新隆起地帶。環渤海地區憑借著區位優勢成為中國繼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又一重要經濟發展帶，為北方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活力。
（二）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現狀特征
為了全面地了解環渤海地區的海洋經濟發展概況，筆者應用縱橫比較法[3]分別從橫向上將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與全國海洋經濟進行比較，從縱向上將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近幾年的發展相對比，進而得出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的特點。
1. 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在全國的地位。從表1可以看出：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總產值是全國海洋經濟總產值的三分之一，說明環渤海地區是中國海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海洋第二產業是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中的支柱產業，對環渤海產值的貢獻最大，第一產業相對第二、第三產業來說產值最低。除了產業貢獻之外，在海洋經濟中環渤海地區還為全國提供了32.97%的就業率，帶動了全國經濟的發展。
2. 環渤海地區歷年海洋經濟增長情況。圖2清晰地表示出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2001―2008年的產業發展狀況和各年份所占全國海洋產值的比重。總體上看海洋產值不斷增加，占全國的比重呈上升趨勢。2001―2005年海洋第一、二、三產業產值都處于平穩上升階段，海洋第一產業是支柱產業。2006年以來，海洋產業的結構發生了變化，第一產業的產值急速下降，第二、第三產業的產值迅速上升，尤其是第二產業取代了第一產業的支柱產業地位，成為三大產業中產值最多的產業。
三、研究過程
研究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的發展應重點研究海洋產業的發展，殷克東[4]應用熵值法、灰色關聯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層次分析法和Kendall一致性檢驗方法構建了評價海洋產業競爭力的測度模型。謝奉軍[5]和劉克利等應用層次分析法研究海洋產業，張耀光[6]等將偏離―份額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相結合分析海洋產業。在此，筆者通過SSM分析法分析未來海洋產業的結構優劣和競爭力狀況，通過灰色模型預測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未來發展情況，從而為該地區海洋經濟的發展提出戰略性建議。
（一）研究方法
1. SSM研究分析法。SSM（偏離―份額分析法）是研究區域經濟和產業結構最為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由美國經濟學家丹尼爾.B.克雷默[7]最先提出的。運用該方法將需要分析的區域經濟與整個國家的經濟作比較，得出份額分量（the national growth effect）、結構偏離分量（the industrial mix effect）和競爭力偏離分量（the shift share effect），可比較準確地對該區域經濟結構的優劣和競爭力強弱進行分析，進而制定出該區域將來的經濟發展目標。
SSM的數學模型[6]是：假設某個區域在經歷了一段時間t之后，經濟總量和結構均已發生變化。設初始期區域的經濟總規模為b0，末期為bt。同時，依照一定的原則，把區域經濟劃分為n個產業部門，分別以bj0，bj，t（t=1，2，...，n）表示研究區域第j個產業部門在初始期和末期的規模，并以B0，Bt表示該區域所參照的上級區域在相應時期初期與末期的總規模，以Bj，0與Bj，t表示在參照區初期與末期第j個產業部門的規模。則有:
（1）區域與參照區域第j個產業部門在[0，t]時段內的變化率分別為:
rj= Rj= （j=1，2，…，n）
（2）以所參照的上級區域各產業部門所占的份額按下式將研究區域各產業部門規模標準化可得：
b′j= （j=1，2，…，n）
這樣，在［0，t］時段內研究區域第j產業部門的增長量Gj可以分解為份額分量Nj、結構偏離分量Pj和競爭力偏離分量Dj三個分量，表達式依次為:
Gj=Nj+Pj+Dj Nj=b′j×Rj Pj=（bj，0-b′j）Rj
Dj=bj，0×（rj-Rj） Gj=bj，t-bj，0 PDj=Pj+Dj
Gj=bj，t-bj，0=Nj+Pj+Dj
其中，Nj=b′j×Rj Pj=（bj，0-b′j）Rj
Dj=bj，0（rj-Rj）
引入Kj，0= Kj，t= L=/
K為所研究區域j部門在初期與末期占同期所在參照區相應部門的比重，則研究區域對于所在參照區的相對增長率為L。將L分解如下：
L==×
將L分解得到結構效果指數W和區域競爭效果指數u，且0≤L≤1：
W= u=
L=W×u
2. 灰色預測模型。灰色預測特別適用于因素眾多、結構復雜、互補性好、涉及面廣、層次較高、綜合性強的社會經濟系統及其主行為特征量的預測，諸如總人口、總產值、總產量、國民收入、消費水平、生產效率等。GM（Grey Dynamic Model）模型是預測、決策和控制的基礎，是灰色系統的心臟，能較真實地描述客觀事物、反映客觀事物的運動規律。“預測未來”本質上是個灰色問題，因為一個未出現的、沒有誕生的未來系統，既有已知信息又有未知信息，且處于連續發展的動態變化之中。
GM模型的微分方程為：+aX(1)（t）=u，系數向量a=［a，u］T 方程中X(1)（t）為X(0)（t）的依次累加值，求微分方程的解，得到時間函數：(1)（t+1）=（X(1)（0）-）e-at+，再還原便得到：(0)（t）=(0)（t+1）-(0)（t），這兩個方程即為GM（1，1）預測的基本計算公式，本文利用SPSS軟件中的GM（1，1）對近十年的各海洋產業數據進行預測。
（二）研究結果
1. SSM分析結果。根據SSM分析法可得表2、表3、圖2和圖3。
（1）環渤海地區海洋產業結構Shift-share分析。根據表2可知：從產業結構來看，濱海旅游、建筑工程、海洋油氣、交通等增長速度快于全國增長速度，說明這些產業與全國相比具有增長優勢。但造船和海鹽落后于全國，存在明顯不足。Pj的值越大，說明產業部門結構對經濟總量增長的貢獻越大。從12個部門結構來看，對環渤海經濟總量增長貢獻較大的是海洋化工、造船、交通等產業；海水利用占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的比重非常小，嚴重制約了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的發展。Dj的值越大，說明區域部門競爭力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越大。從表1可知環渤海地區旅游的競爭力最強，海鹽和造船與全國相比不具有競爭力。綜合分析可得，在增長速度、結構貢獻率和競爭力方面均較強的部門是濱海旅游和海洋交通，較弱的海洋產業是海鹽產量和海水利用。環渤海地區應根據分析結果深入了解各海洋產業的具體情況，調整產業結構，使海洋產業均衡發展。
（2）總體效果分析。根據shift-share分析表，筆者分別計算出環渤海地區海洋產業部門的結構效果指數W、競爭力效果指數U、總的結構偏離分量P以及總的競爭力偏離分量D，借以判斷環渤海地區總的結構效果和競爭力（見表3）。
表3數據顯示，環渤海地區12個部門的總經濟增量（G）很大，且L>1，說明環渤海地區總體海洋經濟增長速度快于全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結構偏離分量（P）較大，且W>1，說明環渤海國民經濟中朝陽的、增長快的產業部門比重大，在未來海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具有優勢；競爭力偏離分量（D）數值很大，且u>1，說明環渤海地區的海洋部門具有很強的競爭力。綜合來看，環渤海地區的海洋經濟在全國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
（3）繪制Shift-share分析圖。繪制Shift-share分析圖，可以使結論清晰直觀，環渤海地區各海洋產業部門所屬類型顯示明確。如圖2所示，首先把坐標系平均分為8個扇面，然后標出環渤海地區11個海洋產業部門在坐標系中所處的位置，大多數海洋產業集中在A類地區，屬于部門優勢增長產業。圖3反映了環渤海地區海洋產業部門偏離分量情況，從扇面中可以看出：交通、油氣位于扇面1，表示環渤海地區這兩種產業基礎很好，競爭力很強；建筑工程分布在扇面2中，說明該部門基礎較好，競爭力較強；制藥和造船位于扇面4中，說明這兩個部門是環渤海地區基礎差但是發展較快且具有后發優勢的部門；海鹽位于扇面5中，說明其屬于基礎較好但競爭力較差的部門，海水利用位于扇面6中，說明該產業是基礎很差但發展較快的部門。環渤海地區應根據其所處的不同扇面位置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
2. 灰色預測模型分析結果。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涉及因素多、結構比較復雜、綜合性較強，對其未來海洋經濟的發展預測方法選擇需謹慎。張晉清、張耀光[8]應用灰色關聯度對海洋產業進行分析，劉思峰[9]在其著作中詳細介紹了灰色系統理論的應用。筆者通過灰色預測模型對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進行預測分析，圖4反映了通過灰色預測后環渤海地區海洋產業的未來發展狀況，從總體上看趨勢是不斷上升的，海洋漁業、旅游、交通等仍占主導地位并推動著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的發展。
四、對策建議
（一）構建完整的海洋產業結構
根據以上對環渤海地區海洋各產業部門的具體分析可知：交通運輸和濱海旅游等產業已經發展成為強勢產業，但海鹽產量、海水利用等產業仍處于劣勢，導致環渤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環渤海地區當務之急是大力發展海洋第三產業，積極調整海洋第二產業，穩定發展海洋第一產業[10]，構建環渤海地區的海洋經濟產業集群，達到優化海洋產業結構的目的，最終使環渤海地區的海洋經濟健康、快速發展，成為全國的“龍頭”。
（二）增強海洋經濟綜合實力
環渤海地區應憑借其豐富的海洋資源、便利的交通運輸，加強國內外的經濟合作，以中國海洋局、科技部聯合的《全國科技興海規劃綱要（2008―2015）》中將環渤海地區定為重點發展區域[11]為契機，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借鑒發達地區的先進經驗，避免海洋資源的低效率運行，提高海水利用效率，提升環渤海海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同時加強多層次的科技、信息等人才的培養，建立各個省市之間的海洋信息交流平臺[12]，實現資源共享。
（三）加強各省市政府之間的合作
環渤海地區由三省一市構成，各省市經濟發展水平取決于其海洋經濟的發展水平。因此，各省市之間必須加強聯系，突破產業壁壘，打破區域界限，在政府的領導下發揮各自優勢，支持各省市優勢海洋產業的聯合發展，共同帶動劣勢產業的發展。積極落實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發展海洋經濟的政策目標，爭取在“十二五”期間引進先進的海洋技術，加大海洋產業發展投入力度，共同制定適應區域發展的海洋經濟發展戰略，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協調整個環渤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將環渤海地區建設成為全國最發達的海洋經濟發展基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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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Economic Optimization Development Analysis of Bohai Bay Area
Wang Li, Wei Daiping
（Studies Center of Marine Economy and Sustaintial Development,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第2篇：海洋經濟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 軍隊工程 投資 低碳 措施
加強軍隊工程投資低碳管理重要的是要有正確的管理理念和科學的管理方法，真正地實行低碳管理，就要將低碳措施落實到工程建設的各個環節，從決策階段到施工階段再到后評價階段都需要嚴格把關，實行精細化管理，將低碳管理應用到軍隊的工程建設上來。
一、重視決策階段低碳控制
項目投資控制的重點在于施工之前的投資決策階段。項目決策的正確性是工程投資合理性的前提，能否合理選擇關系著項目的成敗，決定著工程投資合理與否。項目決策階段影響工程投資的主要因素有：項目建設規模、建設地區及建設地點、技術方案、設備方案、工程方案、環境保護措施等。要加強軍隊工程項目投資的低碳管理，必須重視項目決策階段的低碳控制，具體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著手。
1、建立減少碳排放費用指標體系
工程項目全壽命周期的費用包括項目決策、實施、運營和報廢處置階段等的全部費用。在此基礎上，我們還應該考慮到在工程建設過程中應用低碳技術所減少的碳排放費用。建筑全壽命周期減少的碳排放包括實施階段的低碳材料、低碳機械、區內交通、綠化等降低的碳排放量;使用階段節能、節水等降低的碳排放量;報廢處置階段采用低碳施工方法拆除、回收低碳材料和設備等降低的碳排放量。在評估工程全壽命周期費用過程中確立減少碳排放費用主要考慮到多方面的效益，一是促使建設單位從長遠角度來考慮運營成本，應用低碳技術來減少資源和能源的使用，節約資金，提高經濟效益;二是減少了溫室氣體的排放，有效保護生態環境，增加了生態效益;三是通過建立減少碳排放費用指標體系，是對國家節能減排措施的貫徹落實，也為軍隊建設在低碳領域樹立了良好形象，為國家低碳經濟發展做了進一步的推廣，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益。
2、量化工程投資生態效益評價
生態效益是投資效益中關乎到人類生存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從這個角度反映投資的宏觀效益，比用單純的經濟效益指標更為全面和客觀，但生態效益評價的指標難以量化，這制約著投資效益評價方法的發展與完善。為了能量化生態效益評價，我們可以引入模糊數學和不定性方法，即不確定性數學方法處理，將成本的定性估算結果表述為可以直觀判斷的數據結果。
3、進行科學論證，設定低碳目標
前期決策階段是首要環節，建設單位與相關咨詢單位對低碳項目開發的必要性、技術可行性、經濟和社會環境合理性進行分析論證，設定項目的低碳目標，最后做出投資決策。比如可以根據項目所在的環境條件，選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式，確定建筑圍護結構的性能指標、綠化方式等主要措施和控制指標等。低碳項目的開發要求開發商從全壽命周期角度來設定低碳建筑目標，按此目標分階段實施低碳控制。
二、加強設計施工過程低碳技術應用
1、實行低碳設計
由于設計費用占工程投資份額小，但對工程今后建設產生的影響巨大，在工程設計中必須處理好經濟合理性和技術先進性之間的關系，設計方案必須兼顧建設與使用、近期與遠期的要求，還要考慮項目全壽命周期成本費用，更要注重環境、生態、建筑、能源、材料和設備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如可持續的場地規劃與設計，整體區域多綠地少硬化、鋪裝的規劃，節能墻體、低耗門窗、保溫屋面的節能設計，雨水收集系統和地熱供暖系統等在建筑中的利用，節水設計等，都可以大量地減少因為加熱和冷卻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如果在規劃設計階段不注意建筑能耗的影響，在運營維護階段就會出現能耗大、室內通風采光不好及在拆除報廢階段部分建筑材料不能回收利用等不良現象。規劃設計階段是低碳建筑總目標實現的主要階段，使其具有可控和可操作性，同時也為后續工作的進行做準備。其次，實行限額設計，按照批準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及項目經費概算控制設計。建設單位要與設計單位簽訂限額設計合同，防止超限額、超標準設計，把初步設計及概算、施工圖及預算控制在批準的項目經費概算之內。凡超過設計限額的，設計方案不予采用，設計費用不予支付。
2、實行低碳施工
低碳建筑是指在建筑材料與設備制造、施工建造和建筑物使用的整個生命周期內，減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低碳建筑是今后建筑業發展的必然趨勢，軍隊有些項目也陸續開始建設低碳建筑，而施工階段是對設計的實施，是形成低碳建筑的實體階段，也是最終形成低碳建筑產品的重要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通過質量控制及減少施工能耗（如建筑垃圾、噪音、粉塵、材料及勞動資源浪費等）來實現，根據綠色施工要求，編制施工方案，我們可以通過施工工藝、施工技術方案及施工組織設計的合理安排，施工過程中的能源消耗是否合理，能否達到預期的質量及建筑物的低碳節能要求，能否做到施工過程中的人員、材料、機械的合理安排。比如施工中我們可以采用鋼模鋼管架取代木模板木支撐，減少木材的使用量;采用滑模施工取代傳統的定型模板，減少模板的使用量和人員的勞動量;進行材料、設備選型時，優先采用技術成熟、能源消耗低的材料和設備及當地可利用的材料，盡量使所有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減少外地采購材料的運輸耗能。同時在施工中要嚴格加強低碳建材的質量控制，目前低碳建材雖然有一定的發展和應用，但是很多低碳建材市場還不規范，用非低碳建材冒充低碳建材，從而給低碳建筑的施工及使用留下隱患。
3、建立低碳施工評價體系
為了推行低碳施工，積極引導承包商與建設單位建立低碳施工評價體系，對低碳施工技術在建筑工程中的應用進行綜合評判。低碳施工評價體系的建立同綠色建筑、生態建筑評價一樣涉及可持續發展的各個方面。實施低碳施工評價，需要建立評價指標體系與評價標準，因此，首先需要回答諸如哪些與可持續發展密切相關的因素需要在建筑施工過程中予以監督和評價？哪些應在招投標文件及工程合同中予以要求？在此基礎上，根據低碳施工發展現狀，需要明確選擇哪些評價指標，各指標需要利用何種模型進行評價以及現階段可接受的評價標準是什么，從而最終建立低碳施工的決策支持系統。其次，以低碳施工應用示范工程為切入點，建立完善激勵機制。推行低碳施工應用示范工程能夠以點帶面，發揮典型示范作用。引導低碳施工的健康發展，制定引導企業實施低碳施工的激勵機制。還要對低碳施工應用示范工程的技術內容和推廣重點做進一步研究，實施激勵政策，以示范工程為平臺，促進低碳施工技術和管理經驗更多更快地應用于工程建設。此外，要在相關的工程評優中，加入低碳施工的內容要求，強化激勵作用，激發企業參與的積極性。
三、工程運營融入低碳理念
在運營過程中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單位的節能意識、對日常的維護管理以及低碳建筑拆除后的回收和循環使用技術的發展。例如定期對低碳建筑主體及設備的合理使用進行維修和養護以保證其正常運行。低碳維護和管理對低碳建筑的運行有著很大的影響，傳統的維護主要是針對故障處理，是一種被動式的管理，僅考慮經濟效益，很少注意到設施設備的碳排放。低碳建筑的維護要求低碳管理，需要管理工作參與到項目全壽命周期的建設當中，進行主動管理。維護管理人員應參與到節能設計和決策階段或將信息及時地反饋其中，因為他們對項目運營過程中的能耗問題十分清楚，可以彌補決策和設計人員的不足，為運營階段的低碳排放打下基礎，將設計方案精品化。如營區的綠化建設以低碳排放為指導，優先選擇吸附二氧化碳能力較強的喬木、灌木和自然生態綠化，盡量減少使用人工草坪等吸附能力基本為零的綠化方式。在舊營區維護管理中可以通過一些低碳改造，實現綠色節能，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此外，在運營管理的過程中一些低碳建筑的拆除報廢，盡量做到廢舊建材的回收循環利用，減少生產材料時的碳排放。
低碳經濟是繼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之后的一次綠色產業革命，這對于我國經濟發展來說既是挑戰，又是機遇，我國能否在未來幾十年里走出“高碳”時代，真正實現經濟、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取決于社會各領域、各行業對于低碳經濟政策的落實。建立與低碳經濟相適應的管理體系，創建基于低碳的工程投資管理方法，推廣低碳技術，定能實現軍隊的低碳后勤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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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海洋經濟研究報告范文
10月31日,經過近5年的建設,投資超過126億元的世界最大的隧橋結合工程――上海長江隧橋正式通車。“中國第三大島”崇明島就此結束了沒有陸路通往上海市區的歷史。
同時,去年8月,橫跨崇明島與江蘇啟東市的長江大橋――崇啟大橋也已正式動工,預計2011年建成通車。兩橋相銜接,將進一步打通上海與蘇中、蘇北的交通,給長三角經濟格局帶來深刻影響,加速長三角經濟一體化。
從1999年江陰長江大橋建成通車,掀起長三角地區大橋“熱”,到2005年潤揚長江大橋、東海大橋先后竣工,從去年杭州灣跨海大橋、蘇通長江大橋,到現在上海長江隧橋的建成通車,加上已經建成尚未通車的舟山跨海大橋,近年來長三角已建和在建的大橋多達數十座,粗略統計耗資上千億元,其中不少都能排入世界前十,其數量和規模均為僅見。長三角已然步入“大橋時代”。
北部區域經濟新開局
據媒體報道,上海長江隧橋由隧道工程和大橋工程組成。全工程采用“南隧北橋”的建設方案,總長度達25.5公里,包括8.9公里的隧道、10.3公里的斜拉橋以及6.3公里的公路連接線。該工程開通后,驅車從上海浦東五號溝經隧道抵達長江口的長興島,再過大橋北上崇明陳家鎮,僅需20多分鐘。
其中,直徑達15.43米的長江隧道,是當前世界最大直徑隧道;主通航孔跨徑達730米的長江大橋,是繼蘇通長江大橋、香港昂船洲大橋、日本多多羅大橋以及法國諾曼底大橋后的“世界第五大斜拉橋”。橋面還預留了軌道空間,將來有條件開通城市軌道交通。橋體可抗7級以上地震以及12級臺風。
上海長江隧橋結束了崇明島1300年來沒有陸路通往上海市區的歷史。陸域面積1267平方公里的崇明島,是世界最大河口沖積島,也是中國僅次于臺灣島和海南島的第三大島。其連接長三角南北兩翼,被稱為“上海最后一塊真正的生態凈土”。但這座生態條件極佳的島嶼,一直是上海經濟的“洼地”,土地占上海1/6,GDP卻不及上海全市的1/70。崇明島“上岸”后,將成為上海最具發展潛力的生態產業和中國重要的海洋裝備業聚集區。
長江隧橋的貫通,其意義遠不止對崇明一隅。“上海長江隧橋工程的竣工,使上海增加了一條向蘇中、蘇北地區輻射的通道,使長三角的經濟格局發生更加積極的變化,必將有力促進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的聯動發展。”華東師范大學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徐長樂說。
長三角地區城市密集,經濟實力雄厚,但其發展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南京、上海、杭州、寧波構成的“之”形經濟帶上。由于大江的阻隔,上海與江蘇的公路交通僅限于蘇南地區,有3條高速公路,共20條車行道。與蘇中、蘇北地區沒有直接的公路交通設施,經濟互動受到很大制約。蘇北經濟發展因此相對緩慢,南北經濟發展差距越拉越大。
近來,與蘇州市一江之隔的江蘇南通市發展勢頭迅猛,主要經濟指標增幅高于蘇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蘇通長江大橋的建成通車。這座大橋,徹底改變了“南通南不通”的歷史,與蘇南和上海的車程由以前的3個多小時一下縮短為不到2小時。
目前,崇啟大橋建設進展順利,該項目投資逾75億元,其將連接崇明島與南通市下屬的啟東市,與上海長江隧橋相銜接。崇啟通道開通后,上海至啟東的車程將縮短至1小時,長三角北部大通路將暢通無阻,區域經濟效益將迅速提升,對區域輻射、產業戰略布局影響深遠。
上海社科院城市化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鴻勝表示,“這條大通道的建成,實際上加深了蘇中、上海、浙南、浙北等區域的聯系,上海作為中心的輻射效應更加明顯,也為上海創造了產業結構調整的契機,裝備、化工、電力、鋼鐵等各大產業將沿這條新經濟帶實現更合理布局。”
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劉志彪也認為,長江隧橋開通,乃至將來崇啟通道的建成,將不僅為上海拓展經濟腹地,帶動長三角擴容,也為從北部對接江蘇沿海開發的國家戰略做好了準備。這種效益是雙贏的,長三角北部經濟圈得到上海的輻射,而上海也可以獲得更多的能源基地、土地資源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支撐。
長三角“造橋熱”
事實上,在上海長江隧橋建造的前前后后,長三角地區已掀起了一股“造橋熱”,造橋速度呈現出“井噴”現象。長三角16座城市在樂此不疲的大橋建設競賽過程中,以接受上海輻射和產業轉移為目的,正面臨新的洗牌。
1999年9月,投資35億元、當時“中國第一、世界第四”的懸索橋江陰長江大橋竣工通車。這座連接江陰與靖江、繼南京長江大橋之后江蘇省境內跨越長江南北的第二座大橋,成了長三角地區大橋“熱”的“排頭兵”。
此后,2005年4月潤揚長江大橋(鎮江-揚州)、2008年6月蘇通長江大橋(蘇州-南通)的建成通車,繼續改善了蘇南、蘇北之間的交通阻隔,改變蘇北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局面。尤其耗資64.5億元、主跨1088米、世界排名第一的斜拉橋蘇通長江大橋,直接把南通從上海輻射圈的外緣拉入上海經濟區的核心圈,使其順利成為上海1小時經濟圈的成員。南通也對自己展開了全新的定位,承南(上海)啟北(蘇北),積極承接上海及蘇南輻射,分流上海核心城市功能,著力建設“北上海”。
2008年5月1日,投資118億元、全長36公里的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杭州灣跨海大橋全線通車。自此,寧波至上海間的陸路距離縮短了120公里,杭州灣區域路網布局從橫“V”字形變為橫“A”字形,正是因為“A”字中間的一“橫”,上海、杭州、寧波之間形成了“兩小時交通圈”,寧波從長三角交通末梢一躍成為海陸交通樞紐和節點城市。
華東師范大學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沈玉芳教授說,杭州灣跨海大橋的通車,將影響整個長三角的區域經濟格局。寧波將因跨海大橋而成為長三角核心副中心,和南京、杭州、蘇州一起,與上海形成功能匹配。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表示,杭州灣跨海大橋的建成通車,使包括寧波、溫州、臺州等在內的長三角南翼地區與上海的關聯度和緊密度得以提升,也使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16個城市群的空間距離更加接近,從而催生繼巴黎、倫敦、紐約、東京、芝加哥5個國際級大都市圈之后“第六個國際級都市圈”的加速形成。
而寧波的野心還不僅限于此。今年11月,投資約115億元的舟山跨海大橋已經建成,待通車后,舟山群島和大陸間舟楫往來的歷史將從此結束。這個中國規模最大的島陸聯絡工程由5座跨海大橋及接線公路組成,其中,連接舟山金塘島和寧波鎮海的金塘大橋全長約27公里,跨海大橋長18公里,是繼杭州灣大橋、東海大橋(連接上海浦東新區的蘆潮港與外島的洋山港)之后中國已建成的最長一座跨海大橋。
專家表示,金塘島大橋、杭州灣大橋和東海大橋將串起長江出海口江海連運“T”字形黃金海岸,舟山港-北侖港-蘆潮港-洋山港已成為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群。而北侖港與上海港在競爭中更多的是互補,上海打造國際航運中心的基礎和潛質將更加雄厚。
憧憬之外的隱憂
對于大橋,除了憧憬,亦有一些擔憂。
早在2004年,有專家提到建于上世紀60年代的南京長江大橋,因其凈空高度僅有24米,豐水期僅能通過3000噸級船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長江黃金水道作用的發揮。當時,更有人撰文發問:南京長江大橋該不該拆?文章說,國家先后投資數十億元在蕪湖、安慶、九江、武漢、城陵磯、重慶等港口建成的數十座5000噸級外貿碼頭和集裝箱碼頭,由于巨輪無法通過南京長江大橋而基本閑置。
當時另有報道還透露,未來10年內,長江大橋很可能將突破100座,3000公里的長江干流上,平均30公里就有一座橋。這些橋梁的建成盡管解決了兩岸的交通問題,為長江經濟走廊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規劃、設計和選址等原因,一些橋梁也給這條黃金水道的航運、防洪等帶來了諸多麻煩。據說一些新建長江大橋的凈空,均“將錯就錯”地比照南京長江大橋24米的凈空高度建設。一位在長江航運戰線干了一輩子的專家痛心地說:“照這樣下去,等于給黃金水道判了死刑。”
不過,當年交通部就制定了相關辦法,對建設大橋之前的論證和審批程序,尤其是對大橋的凈空尺寸予以明確。上述辦法出臺以后,近年建造的長江大橋,凈空基本都能夠保證,為今后的航運發展預留了空間。
“造橋熱”還引發外界對于會否導致重復建設等的擔憂。比如,杭州灣寧波通道和紹興通道先上之爭由來已久,2000年浙江省政府常務會議一錘定音:寧波通道先上,紹興通道隨后上。根據《中交公路規劃設計院的預可性研究報告》,寧波杭州灣大橋在建成后的第七年即2015年,車流量才能達到基本飽和,日通車8萬輛;如紹興大橋通車,勢必分流寧波大橋的車流量。“如此,則兩橋的重復建設問題就無可置疑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指出,判斷是否屬重復建設取決于紹興大橋何時啟用。實際上,兩橋相距不足40公里,又有高速公路相連。不能因行政區劃而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紹興通道投資至少60億元,能否帶來相應效益還有待檢驗。一旦決策失誤,損失不是小數字。
對于超前建設的擔憂,專家則表示,比照當前長三角的經濟狀況和交通面貌,造橋修路熱有其合理的一面。“長三角是一個產業集聚區。在這個狹小的區域里,產出了全國25%的國民收入,人均水平是全國的2.5倍以上,單位面積的產出是全中國最高的。與之相對應的,單位面積上的公路鐵路密度也應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才對。”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建軍表示,就目前的狀況而言,長三角的交通設施不足還是比較明顯。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而言,建大橋比建隧道要經濟一些,而在一些官員眼中,往往大橋更氣派更容易凸顯政績。對于這種“橋隧之爭”,有關專家認為,“應當要統籌考慮,宜橋則橋,宜隧則隧,二者各得其所。”
“大橋經濟”雙刃劍
更深層次的則是,長三角經濟區一體化問題已經耳熟能詳,但具體政策落地與實踐的層面則常常不能滿足預期,原因涉及地方部門利益、管理體制等,這可能也是在交通一體化過程之中以及之后都會面臨的問題。
比如,上海長江隧橋建成后,崇明實現了與浦東的陸路連接,打開了上海北向的交通門戶,使這一地區的投資環境得到整體提升,但崇啟大橋的開通也會給崇明甚至上海帶來壓力。一位研究者指出,幾條大通道的建成會迅速提升南通和寧波的地位,這在近期,對上海航運中心的戰略地位和崇明生態島建設不無挑戰。“很難防止一部分上海的資金和企業向南通流動,一個簡單的道理就是南通工業用地、商業用地都比較便宜。而且,由于崇明定位為生態島,能否將‘生態約束’變成‘生態契機’,就是一個不小的難題。”
另外,“大橋經濟”會不會使得兩端同等受益,這并沒有百分之百的勝算。正如此前靖江市對于江陰大橋通車充滿期待,但通車后,靖江并沒有達到預期值。
第4篇：海洋經濟研究報告范文
1.1水循環經濟的概念
關于水循環經濟的概念，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并未明確提出，大多數是在循環經濟的概念基礎上，從城市或產業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近似的概念。
陳琨[1]從實施水循環經濟的模式方面，提出水資源循環經濟應該至少包括兩層內涵：一是在用水環節，對于跑、冒、滴、漏、污實現最小量化，最大限度地實現水的凈化、回收、循環利用，達到或接近水的零排放；二是尊重自然界水的循環規律，在區域范圍內，通過經濟、工程技術、立法等手段調整水的時空合理分布和利用，維護水的自然循環系統，使水資源得以永續利用。張鋇[2]從社會水循環的角度，提出了水產業循環經濟的概念，他認為，水產業的循環經濟應是一種在對水資源不斷循環利用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其中污水處理資源化、減量化和無害化，是水產業循環經濟的一條重要原則和標志。
正確而又合理的水循環經濟定義是水循環經濟系統分析、核算與制定水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基礎。綜上所述，在對水循環經濟及其應用這一研究過程中，雖然各位學者給水循環經濟所下的定義，規定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等都有所不同，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研究成果的大量問世，彼此間的差異將逐步縮小。本文認為，水循環經濟首先是一種先進的水資源經濟發展模式，它是建立在社會水循環系統分析的基礎上，遵循循環經濟的思想，按照水資源節約、水環境友好的原則，在人們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在水資源開發利用的各個環節，始終貫穿“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的原則，重視采用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并以完善的制度建設、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法律體系為保障，提高水的利用效益和效率，最大限度地減輕和降低污染，來實現社會發展的最終可持續性。
1.2水循環經濟的特征
根據水循環經濟的定義，通過傳統水資源利用模式和水循環經濟模式的對比分析可以得出，水循環經濟作為一種先進的經濟發展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1.2.1發展目標上追求效率、效益和可持續的統一性
水循環經濟模式在發展目標追求水資源利用的效率、效益和可持續性三者的統一，要求水資源利用模式必須按這三大目標進行重新構建。
（1）效率特征要求水資源利用注重節水，節水應在不降低人民生活質量和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的前提下，在先進科學技術的支撐下，采取綜合措施減少用水過程中的損失、消耗和污染，提高水的利用效率，高效利用水資源。
（2）效益特征表現在中觀上水資源配置的高效益，要構建節水型經濟系統和節水型社會系統。例如，非農產業的用水效益大大高于農業，低耗水產業的用水效益高于高耗水產業，經濟作物的用水效益高于種植業，這要求通過結構調整優化配置水資源，將水從低效益用途配置到高效益領域，提高單位水資源消耗的經濟產出。
（3）可持續性是指水資源利用充分考慮了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這是水循環經濟模式追求的最高目標。可持續性主要體現在宏觀層面，要求區域發展與水資源承載能力相適應，塑造持續發展型社會；要求一個流域或地區量水而行，以水定發展，打造與當地資源稟賦相適應的產業結構；要求通過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和精心管理，協調好生活、生產和生態用水的關系，將農業、工業的結構布局和城市人口的發展規模控制在水資源承載能力范圍之內。
1.2.2管理環節上追求供水、用水和排水等環節的健康循環
發展水循環經濟的最終目的是為人類提供健康的水資源生存環境，水循環經濟要求水資源利用的各個環節和途徑都應追求健康循環，且貫穿于整個水的社會循環過程中。水循環經濟的健康、良性循環特征體現在水資源利用的各個環節中，需要貫徹以下三個基本原則。
（1）輸入端的減量化原則（Reduce）。要求在供水環節，減少進入生產和消費流程的水資源量，即用較少的水資源投入滿足既定的生產或消費需求，在經濟活動的源頭就做到節約水資源和減少污染。在生產中，要求采用清潔生產技術、節水技術和節水實踐，從而減少生產過程中對水資源的需求量；在生活中，要求人們使用節水器具和采用節水實踐來減少對水資源的過度需求，從而達到減少廢水排放的目的。
（2）過程控制的再利用原則（Reuse）。為了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要求從上一工序或過程排出的水資源能夠直接為下一工序或過程所用，水資源在生產過程中盡量多次重復利用。在生產中，要求企業采用清潔生產和先進技術，以便于排出的水能夠不經任何處理就能為另一用途所用；在生活中，鼓勵人們采取措施將生活水重復使用后用于沖廁、灌溉等用途。
（3）輸出端的再循環原則（Recycle）。要求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污水重新變成可以利用的資源而不是無用的廢水。廢水資源化通常有兩種方式：一是水資源循環利用后形成與原來相同的產品，二是水資源循環利用后形成不同的新產品，廢水資源化后形成不同的產品可用于不同的用途。再循環原則要求水資源相關者將失去功能的廢水恢復功能，從而可以再利用，以使水資源整個流程實現閉合。
1.2.3利用手段上追求科學技術、經濟與行政手段的一體化
先進的科學技術是循環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如果沒有先進技術的輸入，水循環經濟所追求的經濟和環境多目標將難以從根本上實現。水循環經濟的技術支持體系由五類構成，包括替代技術、減量化技術、再利用技術、污水資源化技術、系統化技術等。
有效的經濟政策是水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和必要保障。水循環經濟發展模式要求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水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充分利用價格、稅收和財政等各種經濟手段，包括建立征收水資源稅制度、上下游生態補償制度、污水資源化稅收優惠制度等，從而實現符合水循環經濟發展要求的3R原則。
法律和法規作為一種強制手段可以有效地推動水循環經濟的發展，也是所有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重要手段。從目前法制建設的需要來看，我國在水循環經濟立法中存在著很多立法空白，極大地影響了水資源循環利用的順利進行，迫切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法規來規范各種水資源利用的行為，例如：建立《節水型社會基本法》、《污水資源化利用管理條例》等法律和制度，是水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在管理手段上的重要特點。2水循環經濟國內外研究進展
在水循環的研究與實踐應用方面，近年來許多國家和地區結合自己的實際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些國家和地區包括：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納米比亞、日本、歐盟成員國以及西亞、非洲、拉丁美洲等國家。Asano等[3]認為水資源需求的數量和調配的范圍隨著人類生活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擴大，一方面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擴展水資源的調配范圍；另一方面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提高了調水的經濟和技術實力。Metcalf[4]從污水再生的角度系統論述了污水處理、處置和回用的基本原理。Beekman[5]從節水減污的角度系統論述了水體保護、循環利用的基本原理。Lund[6]對調水的成本與風險交易以及對自然、經濟的影響進行了分析。Glenn-Marie[7]建立了國家層面水資源循環體系和水實物量核算投入產出表，并用于南部非洲國家（如納米比亞）的水資源核算，進而分析水資源對各部門經濟的影響，提出產業發展政策。
其中，澳大利亞無論在水循環研究方面，還是實踐方面，都頗為成功。從1977年開始，澳大利亞有關部門便開始著手再生水項目的可行性研究，為了成功舉辦2000年悉尼奧運會，澳大利亞政府相繼出臺了《國家水資源管理戰略框架》和《NSW城市和社區循環水利用導則》，并建立了相應的循環水管理機構、管理制度和標準；目前，在澳大利亞大約有500個污水處理廠，其中有一半從事循環水的開發，每年大約有150GL到200GL的廢水被循環利用。2004年，在澳大利亞國會資助下，澳大利亞技術科學與工程學院出版了《澳大利亞的水循環研究》報告。這份研究報告介紹了澳大利亞當前水循環利用情況，主要強調生活和工業廢水的處理程度和循環利用問題。報告討論了一系列問題，既有國際的，又有國內的經驗，并提出了未來水循環利用和管理的24條建議：水循環的定義、水循環經濟的必要性、循環水的水權問題、相關制度和標準的修訂和建立、循環水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循環水成本與價格方案與操作辦法、對污水處理過程的技術創新、循環水項目的投融資方式、國家水資源管理機構改革、公眾參與循環水項目的必要性等[8]。
隨著水資源的日益緊缺，在中國，許多城市將廢水循環利用作為滿足日益增長水資源需求的一項重要的戰略措施，對于水資源節約利用、社會經濟系統水循環利用的研究也逐漸開展起來，但仍處于起步階段，研究深度不夠，成果較少。代表成果主要有：陳志愷[9]的“堅持科學發展觀建設節水防污型社會研究”，賈紹鳳[10]的“社會經濟系統水循環研究進展”和陳琨[1]的“我國實施水循環經濟模式的途徑”等，這些成果對節水型社會的建立、社會經濟系統水循環的研究方向、社會經濟系統水循環的評價、水循環經濟發展模式進行了研究。在實踐方面，廢水循環利用主要在以下幾方面：農業灌溉，同時改善河流質量；作為工業冷卻水；市政用水，如草地和樹林；酒店和居民區沖洗廁所；經過處理的廢水再利用于城市景觀綠化；為了更加明確再生水項目執行的可行性，許多水資源短缺和污染嚴重的城市，如北京、天津、太原、大連和青島，已選擇部分地方和工業園區作為試點。
綜上所述，隨著水資源危機逐漸加劇以及人類對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追求，傳統的以“擴大水資源供給”為目的的工程水利管理方式以及對水資源不合理的開發、利用方式已經不能適應可持續發展戰略對水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的要求。傳統的單一管理方式逐步向水資源與經濟社會協調利用的循環經濟方式轉變，水資源與社會經濟之間關系的研究也逐步由過去的單一水文學向多學科交叉延伸。
3水循環經濟研究的新理論支柱
關于水循環經濟研究的理論基礎呈現出多學科交叉發展，可持續發展理論、物質代謝理論以及產業生態學理論逐步成為該領域研究的主要理論支柱。
3.1可持續發展理論
產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兩重性愈加明顯，隨著人口問題、資源問題、環境問題——即全球問題的提出，可持續發展成為我國，也成為全世界二十一世紀發展經濟的主題。這就要求要將水資源合理開發利用提高到人口、經濟、資源和環境共同協調發展的高度來認識。可見，“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將推進水資源的開發和管理，并由此構成未來水資源管理的新理論。
首先，可持續發展理論要求水資源利用要關注流域尺度或區域驚尺度的可持續發展。由于水資源與水環境系統以流域尺度為基本單元，可持續發展在協調水環境系統與經濟系統的關系時，必須以流域整體思想為指導。恢復和逐步改善流域水資源環境系統的功能，是謀求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其次，可持續發展理論要求定量描述并分析水環境系統與經濟系統的關系，使得水環境核算研究成為當前水環境經濟領域的最前沿課題。水環境核算包括實物量核算與價值量核算，實物核算是建立在水循環定量分析的基礎上，用實物單位描述經濟系統與水資源的輸入輸出關系；價值核算集中在水環境價值的內涵、類型及量化方法上，水資源價值核算將為水權、水價、排污權等水環境保護市場機制的形成奠定理論基礎。
最后，可持續發展理論要求水資源利用從循環經濟的角度考慮。循環經濟作為生態效率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經濟生產模式，在全球范圍受到廣泛的重視，是對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貢獻。
3.2物質代謝理論
人類社會發展的實質是物質生產和消費方式在不同時期的動態演進，也是人類對自然世界不斷進行改造的歷史。早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就曾注意到城市迅速發展導致養分循環代謝斷裂的問題（MetabolicRift），并且指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存在著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重要生態關聯[11]。但這以后，很少有學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物質代謝研究的重要思想或分析方法。
直到20世紀60年代，Kneese與Ayres以及Leontief等經濟學家重新意識到現代經濟社會中物質代謝過程的重要性，明確指出應當盡早開展關于物質流系統的研究，并且基于經濟學理論和投入產出方法分別提出了物料平衡分析的初步方法，用以解釋經濟系統的生產與消費以及外部性問題，從而推動了物質代謝研究開始逐漸應用于識別產業經濟結構及其導致的環境影響。1988年Ayres首次提出物質代謝（IndustrialMetabolism，也叫產業代謝）的概念，并且指出所謂物質代謝就是現代經濟體系運用勞動力要素將原材料轉化為產品與廢物的一系列物質過程的集合，這標志著物質代謝研究范疇正式確立并得到廣泛認可[12]。
進入20世紀90年代，產業生態學的建立和進一步發展為物質代謝理論和成果應用提供了切實的理論依據，促進了現代物質代謝分析技術的發展與繁榮，使得人們逐漸認識到現有的物質生產和消費模式，即物質社會代謝的結構與組織形式，是導致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尖銳沖突的本質根源。由此，以優化或重組物質代謝過程為目標，從根本上轉變現行經濟結構使之更加符合自然生態規律，已成為實踐可持續發展道路的主流方向之一。同樣，水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研究也需要分析生產、消費等環節的水資源物質流代謝過程，從根本上提出符合水資源節約、高效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物質代謝理論成為了水循環經濟研究的基礎理論之一。
3.3產業生態學理論
產業生態學主要以物質和能量代謝為主要研究內容。其主要采用物質利用強度、物質生產力、循環利用率三種指標分析社會經濟的物質代謝效率[13]。以生產部門的水資源為例，物質利用強度通過分析部門水資源消耗強度與其相應的經濟產出在整個經濟系統中所占比例，識別水資源利用效率；物質生產力則將水資源投入作為生產力要素之一，采用單位水資源的產品或產值指標來衡量水資源生產力水平。水資源利用強度越低、水資源生產力水平越高，說明經濟體系對于水資源投入的依賴性越小，系統的封閉性越好；水資源循環利用率則用于表征經濟系統內部產生的“廢水”或“水污染物”的再循環、再利用程度，循環利用率越高，說明耗散損失進入環境的水污染物越小，經濟活動對水資源、水環境的壓力就越小，而系統的穩定性也越高。
應當指出，雖然自然生態系統的構成與運行模式為重新組織現代經濟生產方式與消費提供了一個參照系，但是到目前為止產業生態學并未提出標準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來保證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目前關注的焦點問題主要包括：（1）自然生態系統的資源代謝過程的組織和協調機理如何？對于現代社會的生產和消費以及污染物的循環利用有哪些現實意義？例如，水資源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代謝規律如何進行定量描述？如何提高廢水循環利用率？（2）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物質分解和再利用的方式有哪些？它們對發現水循環利用的新途徑有哪些啟示？例如，如何避免經濟系統中污水回收和再利用過程本身也可能導致的環境污染？盡管產業生態學理論尚未發展完善，但是其提出的一系列理論方法為水資源的社會經濟系統分析和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制定提供了重要參考價值，使水資源循環經濟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的組成結構、運行規則重構社會經濟系統成為可能和可行。4水循環經濟研究新方法與手段
在對水循環與經濟發展關系研究的方法上，由于水的流動與循環，水環境系統與水社會經濟系統在不同時空尺度下進行能量、物質的交換并交互影響，現代水資源與經濟發展關系研究必須從系統的角度出發，研究水環境系統與水社會經濟系統的整體行為、演化規律及其相互作用，從區域、流域方面加強水資源循環、定量分析。為此，物質流分析技術（MaterialFlowAnalysis,MFA）與投入產出分析技術（Inputandoutput,I/O）成為了水循環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
4.1物質流分析技術（MFA）
物質流分析是根據工業代謝和社會代謝的概念，依自然環境為經濟社會系統提供的物質輸入，通過加工、貿易、使用、回收、廢棄等過程形成的系統內存儲，以及返回到自然環境中的物質輸出等環節過程進行各類物質統計。根據物質守恒定律，整個系統中的輸入量應等于輸出量與存儲量之和。物質流分析中，主要衡量的是社會經濟系統中的物質投入、產出和物質利用效率，只考慮通過研究系統邊界的物質輸入/輸出流，而對系統內部的物質流動結構不再細化反映。物質流分析提供了關于環境與經濟體系運行機制的整體理解，使得決策者能夠確定關鍵問題所在、選擇優先控制目標和相應政策方案，從而通過改善整個經濟體系的物質代謝效率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因此，物質流分析已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環境管理和政策制訂的重要技術方法，廣泛為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所采用[14]。
從物質流分析和水循環經濟的相互關系來看，物質流分析的調控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減少水資源供應總量。在社會經濟活動中，需水的多少直接決定水資源的供應量和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水資源消耗的減少意味著水資源供應的減少，其對整個社會經濟和環境的意義是極為重要的。通過物質流分析，可以發現各部門、各環節水資源輸入量的多少，進而通過技術和管理手段，不斷提高水資源利用率和增加水資源循環利用量。
（2）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水資源利用效率反映了水資源消耗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其中生產技術和工藝是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核心。通過物質流分析，我們可以分析和掌握水資源消耗和產值之間的關系，并通過技術、工藝改造和更新，減少水資源的消耗定額，達到盡可能少的水資源消耗獲得預期經濟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3）增加水資源重復利用量。通過對生產過程的水資源利用的物質流分析，尋求提高水資源的重復利用率的途徑，可以增加水資源的循環使用量，延長水資源的使用壽命，減少水資源的初始投入，從而最終減少水資源的投入量。企業內部、產業間的水資源重復利用，中水回用，雨水和污水資源化利用等都是提高水資源重復利用的重要內容和形式。
（4）減少最終水污染排放量。實際上，在社會經濟活動中，通過提高水資源利用率、增加水資源循環利用量，不但可能減少水資源投入總量（新鮮水量），同時也可以實現減少污水排放的目的。因此，在發展水循環經濟的過程中，可以通過提高水資源利用率和循環利用率，實行節約用水，達到減少水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4.2投入產出分析技術（I/O）
投入產出分析起源于美國經濟學家瓦西里•列昂惕夫的“投入產出分析”。列昂惕夫1931年開始研究“投入產出分析”，主要用于研究美國的經濟結構，1968年聯合國把它推薦為國民經濟核算方法，現已在許多國家得到推廣和應用。我國于1974年開始編制了部分產品的1973年投入產出表。一些省市和一些大中城市也編制了投入產出表。1988年底完成了國家1987年的投入產出表的編制工作。同時，各省、市、自治區（除、臺灣外）也都編制了本地區的1987年投入產出表。這些投入產出表不同程度地為中央和地方各有關部門應用于管理、決策，并取得了顯著成效[15]。
投入產出模型應用于資源環境問題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Leontief和Ford[16]用投入產出模型研究空氣污染問題，Carter和Ireri[17]用地區間投入產出模型研究加利福利亞和亞利桑那州的水資源調配問題，Thoss和Wiik[18]用投入產出模型研究水資源管理問題，Hendricks[19]用投入產出模型研究水資源的供需平衡問題，謝梅等人[20]用投入產出模型研究北京的城市水資源系統，陳錫康[21]建立了山西省水資源經濟投入產出模型并研究水資源價值問題。
將水資源和環境問題納入投入產出模型中進行研究，為觀察經濟活動的水資源消耗強度和水污染物排放強度（即計算水資源消耗系數和水污染物排放系數）提供了前提，同時也為進一步利用投入產出表的消耗系數，將水資源消耗和水污染物排放置于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普遍聯系之中，為水循環經濟的物質流分析和價值流核算、循環水價格的制定等提供了良好的分析工具；此外，可以將投入產出模型與計量經濟模型相結合，預測社會經濟各部門未來水資源消耗量和水污染物產生量、排放量，根據水循環經濟發展目標，提出產業結構調整的合理化建議，為水資源可持續發展經濟模式的探索奠定了基礎。
5水循環經濟研究的重點問題
水循環經濟研究的目標首先是建立科學的水循環經濟理論體系；其次是技術體系適宜，經濟保持適度發展；第三是選擇合適的水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第四是要建立良好的水循環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這也是今后一個時期水循環經濟需研究的重點問題。
5.1水循環經濟理論體系構建的研究
水循環經濟理論體系的構建是水循環經濟走向實踐的重要基礎，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1）不斷地尋求理論創新，建立起符合社會經濟規律的水循環經濟理論與方法體系，從而更好地指導水循環經濟發展的實踐；（2）加強對水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研究和經濟學分析，從而不斷提高水循環經濟模式的運行效率，促進水循環經濟模式的推廣；（3）加強對于流域、區域、城市和工業園區等水循環經濟發展的長期分析，探索水循環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并逐步試點示范，從而更好地服務于水循環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的制訂；（4）加強對于水循環經濟運行的多角度分析，如市場、價格、技術、規劃、法律等，從而不斷充實和完善水循環經濟的內容體系；（5）加強水循環經濟與相關學科的對比與借鑒研究，從而不斷推進水循環經濟理論的完善與發展。
5.2水循環經濟發展模式選擇問題的研究
水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體現在水循環體系的各個環節之中，包括供水、生產和生活用水、污水資源化、雨水利用等。其目的很清楚，一是節水，減少對自然水資源的索取，二是減少排放，減少對自然水生態的擾動。水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在人類實踐中早有應用，如節水器具，節水的綠色建筑，還有各種中水的回用等。總體來看，對這些模式的研究和分析還不夠深入，沒有更好地提煉總結，尤其是從經濟學角度的分析還有待加強。由于水循環經濟概念出現的時間較短，還難以評價各種模式實施的效果，這也都需要加以系統分析[1]。
（1）節約用水模式研究。長期以來我國農業采用大漫灌的灌溉方式，用水量大，利用率低，浪費嚴重。可見，我國農業節水潛力相當可觀，應大力研究和分析農業節水模式，通過節水灌溉和節水農業相結合的辦法實現農業節水。要加強對工業行業節水的經濟學研究，通過產業布局的調整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達到水資源節約利用和水環境污染控制的目的。在城鎮，要加強水的循環利用研究，控城鎮生活的用水浪費，減少城市給水管網和用水器具漏水損失，充分發揮節水的潛力。要研究和分析各種節水模式的成本和效益，通過成本和效益的比較，選擇最優的節約用水模式。
（2）清潔生產模式研究。近年來，世界上大力推廣清潔生產，廣泛采用循環利用經過處理的工業廢水。由于采取這一措施，20年來，日本和德國的工業用水的數量沒有增加。美國鋼鐵業在每噸鋼需要的280t水中，只有14t是注入的新水，其余用的都是循環水。至2000年，我國工業廢水的重復利用率已經達到70%以上，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90%～95%相比，還有不少的差距。根據我國目前的工業用水效率預計，2020年我國工業的年用水量將由現在的1100億m3增加到2000億m3，增加用水量約1倍。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重視工業用水過程的研究，多角度地選擇清潔生產模式，改進工藝和流程，進一步提高多次重復循環用水，提高用水的效率。
（3）污水資源化模式研究。工業廢水資源化的觀念是對傳統工業廢水末端治理的革命，是工業廢水治理的努力方向；城市生活污水的處理可以考慮變集中處理為分散處理，分散處理的主要場所是居民住宅的屋頂。通過在城市建立中水系統，將生活、生產污水處理之后再次使用，從而節約大量的日常用水。經處理過的回用中水，主要可用于沖廁、體育場館、高爾夫球場、澆灌花草樹木、清潔道路、清洗車輛或基建施工、設備冷卻、工業用水及其他可接受其水質標準的用水。我國90%以上的城市水域遭到污染，城市污水（包括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以每年6.5%的速度增加，預計到2020年城市污水產生量將達到600億t以上。因此，污水資源化應是我國21世紀城市水循環經濟的著眼點，需要大力研究污水處理技術水平和污水資源化應用的方向。
（4）雨水資源化模式研究。由于自然和歷史的原因，在我國北方地區，尤其是西北黃土高原的部分地區極度缺水。按可利用水資源統計，當地人均可利用水資源占用量只有110m3，是全國可利用水資源占有量720m3的15.3%，是世界人均可利用水資源占有量2970m3的3.7%。目前在我國的西部地區有近1000萬人的飲用水極度困難。數百年來，西部地區居民積累了豐富的雨水匯集和利用的經驗，使他們得以在這里生存。面對發展的需要，這種傳統的集水方式受到了資金短缺的制約。為此，今后需要大力開展對西北地區雨水利用方式、雨水利用投融資方式等方面的研究。
（5）海水淡化模式研究。我國擁有1萬8千多公里的海岸線和300多萬平方公里的海洋管轄區，海水利用和淡化是解決淡水緊缺問題的有效途徑。據測算，中國城市的用水中約80%是工業用水，工業用水中約80%是工業冷卻用水。如果能夠用海水替代現有工業冷卻用淡水總用量的30%，就可以使沿海城市節約近20%的淡水資源，同時減少冷卻水對環境的污染。我國的海水淡化起步于20世紀60年代，目前在技術上還不夠成熟。今后，需要加強對海水淡化技術、海水對工業設備的腐蝕、海水淡化成本與效益、海水淡化產業化等方面的研究，使海水淡化利用成為我國解決缺水問題的重要選擇之一。
5.3水循環經濟技術創新問題的研究
“節流”與“開源”是解決水資源短缺的兩個主要途徑，在水資源供應不斷減少的今天，其核心在于水的循環利用，即通過污水資源化、雨水資源化、節約用水等措施，增加水資源的間接供應，盡量減少水的使用量，這樣不僅可以減少無效需求，減輕供水壓力，還可以相應減少污水排放和污水處理的負擔，減少對環境的污染。為此，循環用水可以說是實現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重要戰略措施。循環用水需要采取工程、技術、經濟和管理等各項綜合措施，特別需要不斷更新的污水處理技術、節水技術與設備的支持。
技術創新是為了實現一定的系統目標，考慮系統內外客觀因素的制約，對各種可能得到的技術手段進行分析比較，不斷研究和尋找新的最佳方案。對水循環經濟的技術創新研究，主要是從事技術科學的學者，要將水循環經濟的理念與思路引入水的供應、輸送、使用、排放、處理和回用等過程中，通過對循環過程中水資源消耗、水循環利用、污水處理、水污染排放的分析，提出減量化、再使用、再循環的工程流程或技術建議。
例如，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用水部門與行業中，各用水部門與行業都存在節水技術與相關設備；在污水處理廠，要實現污水的資源化利用，必須不斷更新處理設施和技術，以提高污水的處理水平；同樣，要實現污水的循環利用，需要對飲用水、循環水的管道系統進行技術改造。從經濟學的角度，還需要考慮不同技術項目的成本與效益，如引入新的生產流程與工藝以提高水循環利用效率所需要的投入及預期產出。對于企業和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來看，還要對比分析采取水循環技術的長期成本和短期成本，從而確定水循環技術的可行性。這些工作，需要根據各地的水資源條件、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科學技術水平等因素，對各類循環水的技術和設備進行系統的分類，并提出相關的技術識別評價指標，以為水循環經濟的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5.4水循環經濟管理體制及經濟機制問題的研究
第5篇：海洋經濟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社會保障
2001年，戶籍改革的一聲“炸雷”在石家莊響起，一大批中小城市紛紛“附義”，聳立多年的城鄉壁壘似乎就要坍塌了；經濟學家們更是為翹首多年即將實現的城鄉統一市場而興奮著。然而，與此“不謀而合”地同步的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也在一片雷聲中被“清理整頓”、以至于停頓了，漸進式改革又一次讓經濟學家們嘗到了政策間相互摯肘的苦澀。
憶往昔“蹉跎”歲月
長期以來，務實的農民們之所以羨慕“城里人”的“非農戶口”，是因為“非農戶口”的背后有一大堆“農業戶口”所不能企及的實惠，這其中就包括著“城里人”的“公費養老”，早在共和國成立之初的1951年2月，政務院就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暫行條例》，對城鎮職工的生、老、病、死、殘、傷做了保姆式的關懷；改革開放后政府又對城鎮職工的失業和貧困給予特別關照，直至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鎮全面實施。而在“城里人”享受這一切的時候，農民們正在享受著他們的“義務”，有關表明，從1952年到1990年，農業通過稅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儲蓄方式為化提供資金積累總量達11594億元，其中，通過稅收方式提供1527.8億元；通過“剪刀差”方式提供8707億元；通過儲蓄方式提供1359.2億元。1952年到1990年，中國工業化建設從農業中凈調動了約l萬億元的資金，平均每年高達250億元。可見中國農民對國家工業化資本積累的負擔有多么沉重(馮海發，李薇，1993)。社會公平在此被嚴重扭曲了，農民只有貢獻的權利，沒有享受公共產品的權利，據1998年的統計資料，在居民家庭收入構成中，從國家和集體獲得凈轉移支付的部門在農村是“凈稅負”，即凈轉移支付為負，農村貧困和非貧困人口來自國家或集體的轉移收入分別占收入來源的-3.56%和-1.13%。社會保障在農村的缺失，與農民所做的犧牲性貢獻是極不相稱的。
當被改革開放的大潮啟發了“覺悟”的農民們涌入城市的時候，政府逐漸意識到“民工”已是城市不可或缺的部分，農村的社會保障建設終于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于是，國家在“七五”計劃中設想“抓緊研究在農村建立社會保險制度，并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情況，進行試點，逐步實行”。“八五”計劃又進一步指出“：建立和健全養老保險和待業保險制度，在農村采取積極引導的方針，逐步建立不同形式的老年保障制度”。1986年，民政部在山東煙臺開始了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試點工作，并于1992年在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制定頒發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至此，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終于既有了“實踐”又有了“”；此后，這個方案在全國“有條件”的地區逐步推廣，截止2000年底，全國農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人數達6172萬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滾存結余195.5億元。
隨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推廣，實踐中逐步暴露出一些。首先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采用“完全積累制”——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政策扶持相結合，政府不承擔直接財力支持的責任，集體補助常常落空，社會保險演變為“個人儲蓄保險”，從而失去了它應有的意義。其次，參保農民的繳費水平低，現行的繳費標準為2元/月——20元/月，共設10檔，但執行中多數農民選擇了保費最低的2元/月，這樣按民政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交費領取表》，10年后每月可領取養老金4.7元，15年后每月可領取9.9元，這顯然不足以解決他們的養老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實踐中出現了“保小不保老”傾向，據山東社會院的調查，19歲以下的投保者占全部投保人數的60%以上，這顯然與我們制度設計的初衷相悖。根據這些事實，一些專家發出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難度大而作用小”、“為時過早”的呼吁，政府“因勢利導”而采取“清理整頓”措施也就不足為怪了，可憐“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還沒有來得及成長時就已面臨夭折的危險！
與改革開放二十年來建設成就相比，我們的農村社會保障工作顯得那樣的蒼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千呼萬喚般的姍姍來遲、一波三折的蹣跚步履，不能不使人感嘆歲月蹉跎！
看今朝誰能“風流”
或許有人指望農民們繼續發揚“自力更生”的光榮傳統，但清醒的人們應該認識到，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尤其是農村養老保險體系已不僅僅是農民們的愿望和要求，而是市場發育本身的客觀必然。換言之，如果農民做不了“風流人物”，那么我們大家都有可能成為“癟三”。
最優的市場應該是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暢通無阻的市場，市場的城鄉統一很地就是它的題中之意了。事實上，我們已經為這種不統一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根據美國統計學家庫茨涅茲的研究，改革之初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強度（農業和非農產業的國民收入之比）達到了6.08，比同期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最高水平4.09還要高出48.7%。要實現市場的城鄉統一，就必須要使作為生產力基本要素的人力能夠自由流動，而人力的自由流動要以完善的社會保障作支撐。進城的農民為什么“離鄉不離土”呢？因為“漂浮”于市場海洋中的農民們感到，“無論何時、無論離家多遠”那“二畝三分地”都是他們“最可靠”的安全島——盡管那島已經被海水浸泡得岌岌可危、沖刷得越來越小！
正因為農民們死死抓住“二畝三分地”不放，把土地視為他們的“命根子”，使得按市場經濟應該出現的農業產業化升級在我國農村無法實現，農業“規模經營”、“適度規模”變成了經濟學家們的文字游戲。我國現有2億多承包土地的農戶，戶均耕地只有0.46公頃，農業勞動產出率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70，美國的1/84。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對我國最早商品化、農民兼業化最為普遍的蘇南農村進行了調查，調查發現，即使是在工業化相當發達的蘇南農村，土地讓渡經營也只有15%左右；他們的研究認為，“蘇南農民的戀農情結其實是一種‘風險最小化’行為，即農民耕種土地不是因為家庭利益最大化的驅動，而是因為種田解決了家庭吃飯問題，雖然他們對于耕種土地的態度可能是非常不認真負責的，但土地具有生活最低保障的價值，因此，構成了農民心理的支持力。”他們無奈地稱這種農業為“最低生活保障形態農業”。由這個研究結果推而廣之，我們對進城務工的農民寧愿蝕本經營、甚至撂荒也不愿放棄土地的“不明智”就可以理解了！
如果農民不脫離土地，即使他們住進了紫禁城，那他們也還是農民。不能實現農業人口向非農人口的有效轉化，則我國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必然受阻。按市場經濟規律，隨著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的上升，農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和農業人口占人口總數的比重應該隨之下降；專家們公認，我國當前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經上升到了工業化中期應有的水平，而農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和農業人口占人口總數的比重卻仍然停留在工業化初期的水平。顯而易見，我國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被城鄉壁壘因素人為地拖后了，而在這所有促退因素中就包括著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分割。
林毅夫先生積極倡導的“新農村運動”已經在全國的大多數地區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了，在過去的幾年中，國家投入了大量的財力對農村的電網、道路等基礎設施進行了加強和改造，以便為農民們提供更好的“消費條件”，從而啟動農村市場，刺激內需增長。高質量的農村電網建設起來了，農村電價也降下來了，可是家用電器在農村的銷售量并未象林先生想象的那樣大幅度飆升。農民們為什么不愿意享受眼前的“幸福生活”呢？因為農民對未來生活預期的不樂觀限制了他們消費傾向的提高。即使農民手中有幾個閑錢，他們也不會“聽話”地拿出來消費，在他們不知道社會保險為何物時，他們會“聰明地”選擇儲蓄來購買“安全”。
可見，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尤其是養老保險體系建設與我國的城鄉統一市場的早日形成、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發展進程、農業的健康發展以及需求的合理增長這四個因素都有著密切的聯系，而這四個因素關系到改革成敗和國運民生！
今天對明天的吶喊
事實上，對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重要性的認識，人們并無多大分歧；人們對這個問題的主要分歧在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應該于何時、何地被建立起來。筆者認為，時不我待，已有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不應停頓，應該使其在實踐中繼續完善，并隨著經濟發展逐步擴大覆蓋范圍。
維也納世界老齡問題大會規定，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10%以上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7%以上的國家或地區稱為“老年型”國家或地區。根據這個標準，到1999年，我國已經進入“老年型”國家的行列，而且，據預測，老年人口還將以每年3%的速度遞增，到2020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2.3億人，約占總人口的15%，勞動人口與老年人口的贍養比將下降到4:1，而農村老年人口又占全國老年人口的70%。“銀潮”不僅僅會沖擊城鎮，也會更猛烈地沖擊社保基礎相當薄弱的農村。
面對日漸成長的“老齡社會”的挑戰，許多人把解決農村養老問題的希望寄托在農村傳統養老方式的“持續與頑強”。我國農村的傳統養老方式是家庭供養，而且這也是我國農村的主要養老方式，根據1995年對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抽樣調查，由家庭供養的農村老人占農村老人總數的94.7%。據1987年“中國老年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農村老年人收入的4.7%來自養老金，38%來自子女。可見農村老人的生活保障還是主要依靠子女或其他晚輩。但是，隨著農村生產的社會化、市場化，農村的家庭結構也正在發生變化，而且這種變化將日益弱化農村家庭的養老功能。據國家統計局1990年農村家庭調查中有關四川和遼寧的數據，核心家庭占家庭總數的 73.25％，核心家庭的發展使得家庭保障在經濟和感情交流功能上發生困難，家庭結構小型化，也使得老年人的家庭日趨縮小，遼寧省獨自或只與配偶共同生活的老年人比例高達12.7％。又據國家統計局1995年對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不超過3人的老年人家庭，城市占 56.77％；縣鎮占50.36％；農村占19.69％。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顯效，家庭中“兒子”數目的下降，獨立或只與配偶生活的老年人的比例還會上升，很多農村老人會因此失去生活保障。
人們對養老所抱的另一種期望是土地對農民的“最終保障”功能“無限大”，人們設想，老年農民可以通過讓渡土地來獲得晚年保障。但是，這只是對農村情況不甚了解的人們一廂情愿。首先，農村養老難于完全依賴土地保障，根據《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從1978年到1998年，全國農民平均來自第一產業的收入比重由91.5％下降到了57.2％，其中純農業收入僅占總收入的42.9％。農民家庭經營收入中，大約40％來自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1／4左右來自勞動收入。來自轉移性與財產性的收入約占純收入的5.7％。由此可見，來自土地的農業收入已難以保證農民的基本生活，以之養老更是奢望。其次，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土地如何讓渡也成問題（關于這個問題，筆者在此前發表的《賦予農民土地持有權 培養農村土地流轉市場》一文中已有闡述，此處將不涉及），農民不擁有土地的完整財產權或相對完整的財產權，這一方面使土地讓渡難以順暢進行，另一方面又會使土地的讓渡價格遠遠背離土地的實際價值，即沒有完整財產權或相對完整財產權的土地是不值錢的，不足以解決農民的養老問題。最后，根據有關專家的預測，再過15年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將由現在的1.2畝下降到0.96畝，而30年后全國人均耕地面積將會降至0.7畝，而那時也恰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期，0.7畝的“微小標的”的讓渡所得能有幾何？而且人均耕地0.7畝的水平已經低于聯合國測算的土地對人類生存最低保障的警戒線，又怎能指望土地養老？
當然，縱觀世界上各發達國家保障的歷程，農村社會保險的發展滯后于城鎮的現象幾乎是普遍的。這或許就是有些專家“借鑒”外國經驗、勸告人們不要著急的理由。但是，我的發現，這種“借鑒”是不合時宜的。其一，這種借鑒忽視了可比性基礎，北美和西歐的這些發達國家農民相當于中國的“地主”，他們有數量頗豐且完全擁有財產權的土地，他們農業的產出率遠高于在細小規模上“家庭承包”的中國農業，此外他們還有中國農民所不敢想的大量農機具等財產，這些國家農民的“幸福”程度不低于、甚至高于城鎮居民，農村社會保險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體現社會公平的一種象征。其二，發達國家即使是在化以前，其農民的絕對數和相對比例都難望今日中國之項背，這意味著今日中國工業化過程中要承受比發達國家過去大得多的養老壓力，而且東方民族人口增長率“天然”地高于西方民族。更不湊巧的是，西方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完成于世界人口的低速增長期，而我國的工業化過程將要完成于世界人口“爆炸期”，并且這種“爆炸”將在中國農村普遍開花，這已是婦孺皆知的事實。所以，中國農村社會保險的缺失對工業化和社會穩定的威脅遠大于過去的西方。其三，就農村社會保險滯后于城鎮社會保險的時差來看，中國農村社會保險“從現在做起”也恰在其時、甚至時不我待。以下是幾個發達國家社會養老保險建立時間和城鄉時差。
發達國家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時間和城鄉時差
國家名稱 建立社會養老保險的年份 城鎮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建立時間的差距（年）
城鎮 農村
德國 1889 1957 68
日本 1941 1971 30
丹麥 1891 1977 86
美國 1935 1990 55
加拿大 1927 1990 63
五個發達國家社會養老保險的平均城鄉時差為60年，我國城鎮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立至今已有51年，再考慮到我們東方黃種民族人口增速高于西方白種民族，且日本的城鄉時差30年、的城鄉時差44年，以及我國農村的社會基礎弱于西方等因素，筆者認為，在中國農村逐步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已經是時候了！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中國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不僅不能停頓，而且應該從現在做起，切實推進并逐步完善，以便為我國正在進行的工業化、城市化營造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
①張太英 劉小姚 《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 《中國農村研究報告2000》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②任遠 《關于蘇南地區最低保障農業與農村保樟體系建設的研究》《中國農村經濟》1998．3。
③王國軍 《中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銜接初探》 中國社會發展網 2002年4月15 日
④王延中《如何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7月6日
第6篇：海洋經濟研究報告范文
目前國內科普場館在精細化管理實施方面尚處于起步階段，但其發展呈增長態勢。本文采用市場調研的方法對我國科普場館有關質量管理精細化實施情況進行定量分析，從中發現我國科普場館建設與管理存在的問題，從而歸納出我國對于該問題的研究發展與現狀，并就此方面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
科普場館；質量管理精細化；調查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當今科技普及和交流的分支越來越細而且越來越突出。課堂外的非正規教育也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而成為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科普教育更加突出其全民性和終身性。科普場館是擔負起時代重任的新型社會教育陣地，致力全民族科學文化水平和素質的提高，造就符合時代要求的有科學意識、創造智慧、開拓能力的一代新人。因而，科普場將是適應新時代教育要求的最好場所之一。隨著現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科普場館教育資源的開發越來越豐富，功能的實現越來越多元化。科普場館不再是一座單純的科技展覽館，而是一個課堂，一個實驗室，一個適合于時代和未來教育要求的特殊學校。它是學校等正規教育和正式教育之外的繼續教育和補充。到科普場館的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愛好，在這知識的海洋中跳躍式地、自由地、積極主動地攝取科學的養分。科普場館作為非正規教育的主力軍，是以提高公眾科學素質為目的、實施科普教育活動的常年開放場館，主要的形式包括科學中心、科技博物館、科技館、專題科技館等。在新形勢下科普場館要不斷適應時代的發展，對科技場館的教育資源、隊伍人才、展項研發、公眾服務和場館運營管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實現運營管理的標準化基礎上向管理精細化的邁進。精細化管理是標準化、精細化和人性化管理“三部曲”中的重要一環。實現質量管理精細化不僅能夠提升科普場館整體執行能力，更重要的是提高運營績效，實現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但是，目前科普場館的管理水平與具有更大社會化和更廣普及性的公眾服務需求之間還存在一定的差距。為了彌補這些不足，科普場館需要在運營管理中提供更多精細化、個性化、多樣性和靈活性的產品和服務，來滿足公眾不斷增長的各種需求，才能更有效地通過科技場館的教育資源和教育產品激發公眾主動自主去探尋科學奧秘，實現科學傳播的功能，從而有利于科技場館的長遠發展。
1國內科普場館實施質量管理精細化的現狀及存在問題分析
為了準確地全面了解目前我國科普場館實施質量管理精細化的現狀和存在問題，包括從質量管理認證、隊伍建設、展項自主研究開發、服務管理、安全管理等方面，我們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間對國內的科普場館開展了《我國科普場館實施精細化管理現狀調查》研究。本次調查主要通過對全國各地的科普場館（以科技館為主）的實地考察、電話調研和座談會等方式進行抽樣調查，在調查期限內最終共成功采集56個省、市級場館和部分專業場館的數據，其中省級場館21家、直轄市場館3家等。我們對數據進行了嚴謹的統計處理和分析后，形成《我國科普場館實施質量管理精細化現狀的調查報告》。該報告中除了對接受調研的各科普場館質量管理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外，還對科普場館推進精細化管理總體狀況進行了統計，因其內容較為繁復，故本文僅就與科普場館實施質量管理精細化相關的幾個問題進行論述。
1.1對各場館在實施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認證工作的統計
在受訪的科普場館中，其中僅有5個場館（約8.9%）完成了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認證實施工作并取得認證，而其余的場館（約91.1%）則沒有開始相關的認證工作。
1.2隊伍建設精細化工作的統計
在科普場館調研所設計的隊伍建設精細化方面，我們從3個方向入手研究，分別是：崗位分級目標責任制、考核制度和評價機制及培訓管理制度建設。首先，超過2/3的受訪場館實施了崗位分級目標責任制，即有41個場館（約73.2%）有此項方面的相關制度或措施等建設，有15個場館（約站26.8%）則沒有；僅有1/3的受訪場館(19個場館)同時開展了考核制度與評價機制建設，而約2/3的場館（36個場館，約占64.3%）只具備考核制度方面的相關建設，而有1個場館則均無開展考核制度和評價機制建設（約占1.8%）；在培訓管理制度方面，大部分的受訪場館（54個場館，約占96.4%）都實施了相關制度或措施等建設。
1.3展項研究管理精細化的統計
在科普場館調研所設計的展項研究管理精細化建設方面，我們主要以從自主研發方向入手研究，具體包括“有無系統成熟的展項研究管理辦法”“有無自定年度展項研究計劃”“有無跟進展項研究管理過程及時掌握研究情況”，以及“有無展項研究評價體系”。在受訪的科普場館中，1）在系統成熟的展項研究管理辦法建設方面，僅有6個場館（約占10.7%）有此項方面的相關制度或措施等建設。2）在自定年度展項研究計劃方面，僅有11個場館（約占19.6%）有此項方面的措施；同時另有5個場館僅有展品的年度采購計劃。3）在跟進展項研究管理過程及時掌握研究情況方面，有13個場館（約占23.2%）此項的相關制度或措施等建設。4）在展項研究評價體系建設方面，僅有5個場館（約占8.9%）具備。從上數據可見，受訪場館在展項研究管理方面舉措較弱，從另一個角度也反映出的目前國內科普場館的展項展品開發還是以通過采購市場上現有的產品方式為主，缺少對結合自身展館特色和展教資源的自主研發、二次開發或功能拓展等。
1.4在服務管理精細化的統計
在科普場館調研所設計的服務管理精細化建設方面，我們主要以從3個方向入手進行研究，具體包括“有無系統規范的觀眾服務規程和指南”、“有無考核評價體系”“有無定期開展服務滿意度市場調查”。從上數據可見，大部分受訪場館均較重視服務管理的精細化，有49個場館（約占87.5%）具備系統規范的觀眾服務規程和指南建設；超過一半的受訪場館（31個，約占55.4%）具備考核評價機制措施；有44個場館（約占78.6%）開展定期服務滿意度市場調查，另有1個場館開展了不定期的服務滿意度市場調查工作。
1.5在安全管理精細化的統計
在科普場館調研所設計的安全管理精細化建設方面，我們主要以從兩個方向入手研究，具體包括“有無制定合適的安全工作規章制度和指引”、“有無重大情況的應急預案”。以上數據可見，所有的受訪場館均重視安全管理，受訪的56個場館在制定合適的安全工作規章制度和指引建設、以及重大情況的應急預案方面，均制定了相關的措施。
2結論
從調查的數據發現，目前大部分的國內科普場館都在場館運營質量管理標準化方面花費大量的投入和創建工作，而在質量管理精細化方面尚處于探索階段。從目前全國各地科普場館管理現狀來分析，基本上都把場館物業管理工作中常規性的公共服務部分對外完全社會化管理，即委托專業物業管理公司、企業負責該項目工作，科技館僅對其完成情況進行目標考核。對于和科普場館的安全運營管理有關方面，重視程度尤為突出，“安全第一”的意識在受訪的所有科普場館中都能充分體現。關注公共安全，充分利用人防、技防及物防等手段來提供公共場館的安全服務，為科技館與公眾提供舒適安全的參觀環境。在服務管理方面，對于來訪參觀公眾的服務意識還是蠻重視的，大部分的科普場館均按各館自定的規范規程和指引來提供相應公共服務、科普服務及一些便民措施，使觀眾能舒心地感受科技館這個啟迪智慧，傳播科普殿堂的獨特氛圍。在隊伍建設方面，對于各崗位設置、崗位目標責任制、人才培養、管理培訓等都下了大功夫，均制定了相應的制度措施。但在引入相關科學性或客觀性的評價機制方面，如：隊伍建設、展項研發、服務管理、服務效能和效率等，除了小部分的科普場館已開始嘗試性地自行開展此項工作外，目前大部分的場館均沒有開展此項工作。若從引進第三方機構和企業對場館自身上述項目的建設，甚至從場館管理和服務的效能、效率和效益（“三效”）三方面來進行相應評價或評估工作的考慮，目前基本上是還沒有真正涉及或實施。在展項展品自主研發方面建設，對自身場館教育資源的二次開發或深度開發還較為缺乏，資源的充分利用仍不足夠。調查中發現，僅有極少數的場館嘗試自主研發展項展品。目前大部分的場館主要是從市場上直接采購現成的產品為主。受訪的大部分科普場館對展項研發的評價機制的認知度普遍不高，缺乏對展項產品研發發展態勢和國內外科技館展項管理新方法等的常年性清晰準確的跟蹤和關注。基本上他們都是根據過往采購展項產品的經驗、或產品的歡迎程度作為評判和采購的標準。受制于多以展項展品采取對外采購來滿足場館自身的更新改造，故一般缺乏制定展項展品的年度研發計劃工作措施。從對各館開展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認證實施工作調研情況來看，雖然標準化管理是第一步，但調研結果卻不容樂觀，僅有5個場館實施并取得認證。質量管理體系認證工作的開展均與科技館本身的體制、運營機制、財政支持度、管理層重視程度、運營經費投入和管理模式等有密切關系。認證工作的過程需要長期的人、財、物力投入和全程參與，同時也與場館的各級部門和全體員工堅定和穩定的執行力有著長效性的關聯。目前大部分的場館對于《科學技術館建設標準》的認知度和執行實施還是比較到位的，但對于在管理、服務和運營上標準化，以及質量管理體系實施精細化上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更難以提及到實施人性化管理，這實際上很大程度也影響了我國科普場館的發展和在可持續發展中的競爭力。
3對策和建議
現代管理已經進入精細化管理的時代，正想人性化管理邁進。如果說，科普場館還處于比較粗放式經營管理的境地，那么現在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和實施精細化管理，使科普事業邁向新的臺階。科普場館要在不斷豐富展教內涵、在展示上創新的同時，在管理和服務標準化基礎上也應不斷拓展、提升科學傳播職能。但是，由于質量管理精細化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涉及到科普場館人、財、物力等，需要重細節、重過程、重基礎、重具體、重落實、重質量、重效果以及整體執行力，而目前科普場館在這方面的舉措仍相當薄弱。基于對國內科普場館的抽樣調查分析，我們就科普場館質量管理精細化開展提出以下的意見和建議。
3.1善于利用現有的展教資源和展研力量，開展展項展品的自主研發與管理
科普場館作為學校正規教育的有效互補，以靈活多樣、生動有趣的展教形式向公眾提供傳播科學知識，是提升公眾科學素養、促進全民終生學習的科普教育基地。科普場館通過對豐富的教育資源進行再次開發，展項展品自主創新開發，強化展項展品研發的學術理論和成果支撐，結合自身地域特點和資源優勢創新展覽的主題和內容，要在科普展覽展示手段方面下功夫。尤其是科普場館更新改造工程要注重科技創新集成的應用和展示，通過集成創新的傳播方式、集成創新的科普內容、集成創新的運作模式，使公眾、特別是青少年更多的接觸科學、了解科學，將科技館打造成公眾喜愛的最新科創成果集成展示基地。
3.2充分認識引入相關評價機制的重要意義，加強精細化管理
目前我國科普場館對評價機制的理論基礎缺乏深入的分析，評價的范圍和層次界定比較混亂，更缺乏相應的標準和指標體系，導致管理和服務的效能、效率和效益并未充分地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因此，把精細化管理的評價機制引入應用于我國的科普場館建設和運營管理中，甚至通過借助第三方客觀的評價和評估，有助于分析與揭示科普場館在運行管理中的不足，以評促管，落實以服務評價和合理獎懲機制促進改善服務水平,發揮以人為本的管理激勵功能。同時通過研究出一套具有我國特色的科普場館的精細化質量管理的理論、模式和實務操作流程、規范，探索建立長效的創新機制，以此創立形成一個交流學習平臺，更好地實現科普場館的基本功能和社會效益，同時也為政府和管理機構提供政策建議，具有重要的意義。
3.3加強受眾調查研究，準確把握科普場館的角色演變與發展趨勢，提高精細化管理前瞻性
科技館事業發展好與否，其社會效益參考評價指標因素之一，就是公眾對其喜好、參與度、特性和來訪人流量如何等。科普場館應聯合相關的專業研究機構或委托第三方市場調研策劃機構，進一步針對不同目標群體和公眾的喜好和需求，細分各類群體，結合科普場館自身資源內容亮點，通過各種有效途徑和科學方法，科學的數據采集、復核、處理、分析，結合定量調查和定性調查結果進行深入研究。要堅持不懈地開展市場調查和分析研究，了解國際上的新趨勢、新理念、新技術、新經驗，找出自身存在的不足，關注展教內容的社會效應和公眾反饋，拓展教育功能的深度和廣度，構建服務管理體制，實現“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
3.4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培養資源和專業化的人才評價體系，壯大精細化管理人才隊伍
要在隊伍建設上下功夫，發揮其專業優勢。各科普場館應建立一套專門的人才隊伍培養和管理的評價機制或評估體系，通過對人才隊伍其不同階段發展和能力特性進行持續性的評價，實現動態化管理,從而適時調整和優化人才隊伍培養和建設方案，加大青年專業人才隊伍扶植力度、加強管理層和員工輪崗交流力度。同時利用各科普場館各自資源、地區優勢，探討館際間的人才交流培養深造合作模式，啟動各館間的人才交流，有助于科普場館實現人才資源共享和推動整體行業專業人才鏈發展，打造科普場館高端人才的蓄水池，為科普場館的可持續發展做好人才儲備。
作者：蕭文斌 梁皚瑩 陳之明 單位：廣東科學中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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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海洋經濟研究報告范文
【關鍵詞】人類學轉向/人種志方法/科學技術人類學/文化解釋學/本土方法論
【正文】
社會學與人類學1是兩個有著密切關系的獨立學科, 在它們的發展史中,其理論與方法的互相滲透與借鑒,對這兩個學科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就科學社會學的發展史來說,至70年代中期以來,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相伴隨,出現了“人類學轉向”這種現象〔1〕, 在文獻中也出現了科學技術人類學這個提法。
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anthrohological turn),也可以稱之為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我簡稱為對科學的人類學研究。
那么,這種人類學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著什么意思?我認為,至少包含著兩個方面的意義。第一個含義是把現代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研究。在這里,作為文化現象考察,并不是斯諾所提的獨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與人文文化相對立的科學文化,而是把科學當作整個人文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當作與宗教、藝術、語言、習俗等文化現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種。這樣就把現代科學納入了人類學的研究范圍。第二個含義是,對科學的社會研究采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選出某個科學家集本的場所,對科學家及其活動進行人種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對所觀察到的現象作詳細的記載、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說第一層意思是從宏觀上把現代科學納入人文文化范圍,決定了研究的總傾向,那么,人種志的研究就屬于微觀的經驗研究。在我看來,知識社會學的宏觀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觀傾向發生學的研究[2] 正好與這兩方面是相對應的。從這個角度說,整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都和“人類學轉向”有直接關系。
(一)
人類學轉向的含義之一:科學是詩文化系統之一
特拉維夫大學教授、科學史家耶胡達·埃爾卡納在《關于知識人類學的嘗試性綱領》一文中明確地提出要把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系統來考察。他提出,在傳統上,“科學很少被認為像藝術或宗教那樣是屬于人文文化整體的,因為它被看作是某種不相同的、獨一無二的、互相背離的東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維度:宗教、藝術、科學、意識形態、普通常識、音樂,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是文化系統。”[3埃爾卡納從人類學角度探討這個問題,認為把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系統來考察的觀念,可以追溯到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特·格爾茨的觀點。在他的論文《深描:邁向文化解釋學的理論》中,格爾茨說:“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質上是符號論的。和M·韋伯一樣, 我們相信,人類是掛在由他自己織就了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我們必須把“文化看作那些網,因而對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尋求意義的解釋性科學”。[4]我注意到, 雖然格爾茨在他的論述中是把科學列入文化解釋的范圍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審慎的態度(后面還要講這一點)。而埃爾卡納同樣是把科學作為文化解釋的對象,并且根據他對格爾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對科學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釋。
而這也正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論題。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代表人物,馬爾凱、巴恩斯、布魯爾等人都在他們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對科學的社會研究的重點放到科學知識上面,并把自然科學知識等同于其他知識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現象。關于這個問題,我已在拙著《科學社會學》一書的第十章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在這里主要是把這種理論傾向與“人類學轉向”聯系起來。
愛丁堡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學知識和社會學理論》一書中就指出,科學是一種信念,只是一種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確的信念,他認為,科學是一種文化現象,“科學是亞文化的4集合’,作為一種亞文化現象,科學當然受到外部的整個大文化的影響。[5] 因提出“強綱領”主張而著名的布魯爾也是把科學當作文化現象、人類學現象來對待的。他的“強綱領”的第一條就把科學知識與信念并列,并且認為可以歸結為社會的原因。[6] 他在評述維特根斯坦的知識的社會理論時曾明確地說“數學是人類學現象”。[7]
馬爾凱在他的著作《科學和知識社會學》中,以專門的篇幅論述了這個問題。該書第三章的標題就是“科學中的文化解釋”,鮮明地表示出文化人類學的傾向,這也就是說,他要對科學作一種文化意義的解釋、文化意義的分析。他的這種文化意義的解釋和分析是怎樣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學社會學中關于科學家行為的社會規范的爭論,分析了默頓的規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規范,認為,在科學中,科學家的社會行為規范是多種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場合都共同遵守某種特定的規范,并不存在一種體制化的機制來保證科學家們都一致遵從或信奉某組特定的規范。在科學中, 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語言公式(verbal formulation),這就為科學共同體、 為科學家們提供了節目單(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 科學家們可以靈活地使用它去分類不同社會背景中的不同職業行為。”因此,關于規范的討論就走到了關于科學的文化資源的說明。”[8]這也就是說, 科學規范并不是像默頓所說的那樣,并不是體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結果,科學家們是從代表著不同文化資源的節目單及字典中去尋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則的。
馬爾凱的文化解釋還在于對科學知識生產的動力學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實際案例,從中做出分析,他的結論是,對于科學實驗結果的意義是什么的評判、對于科學論斷的有效與無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變的標準,在實驗和解釋的過程中,個人的特點、具體的環境都會產生作用,他說,“科學一致,因而科學知識,并不是僅由證明正確或拒斥來達到的。科學家們經常面對的是不確定性和模棱兩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應用事先確立的正式標準來實現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對于研究綱領的拒絕或采納,是一個更加實用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學家的相對具體的旨趣利益影響的。”[8] 馬爾凱承認在知識形成過程中,是存在著認識因素的,科學的判斷和解釋是受認識和社會因素影響的。他認為,不僅社會規范是社會地變化著的,而且對于任何一個研究綱領來說,認識和技術規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釋的。”在社會意義的磋商和知識主張的評估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社會與技術的公式表述,在具體情況下,是由每個參加者所選定的,所說明的;這兩種資源,在具體科學知識被認可的過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證明程序中,是緊密地綜合在一起的。”[8]
馬爾凱關于科學的文化解釋的結論是:“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已經會聚到這樣一種觀念,即把科學看作是一項解釋性的事業,在這個過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又說:“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學知識是由磋商過程確立起來的,也就是被那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對文化資源的解釋建立起來的。在這種磋商過程中,科學家們也運用認識和技術的資源;但最終結果還是依賴于可利用的其他社會資源。因此,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社會結論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特定行動者群體看來是正確的科學主張罷了。”[8]
以上是對科學知識社會學所代表的“人類學轉向”的第一個含義的簡單說明。需要說明的是這個轉向并不是沒有歷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現象,它代表著舊的“知識社會學傳統的復活”,它反映的是“社會和人文科學注意重點的變化和重新取向的過程”。[1] 深入的研究將會說明,這種轉向與當代哲學的、社會學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著多種復雜的聯系,不過,這已不是這篇文章所要討論的問題了。
(二)
人類學轉向的含義之二:對科學作人種志研究
文化是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人類學對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對初民社會(primary society)的研究, 起源于歐洲和美國的學者對于“不開化的”、非歐洲文化的研究。與人類學的發展相聯系,形成了一種主要研究方法,這就是人種志方法(ethnogranhicat method)。 人種志研究就是對一個特定的民族群體的社會和文化生活進行詳細的描述和分析。這種研究首先要選定地點,即某個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為田野調查(field work)的基地,進行參與觀察,作詳細的記載,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類學著作。許多文化人類學的名著都是人種志研究的成果。這種研究要求有較長的時間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離開以后有時還有通訊聯系或回訪);這種研究要求研究人員學習當地的方言土語,盡可能地參與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個觀察者的客觀獨立的立場,除了參與觀察以外,研究人員通常選定或培養某個當地人作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這種研究也常常運用比較的方法,對于所研究的文化與其他文化進行對照性的分析。
當代人類學的人種志研究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對于初民社會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會愈來愈少),已經發展到為對現代社會中某個社區、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對城市中少數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 對于工廠、精神病院、科層制的研究,等等。[10]人種志研究的技術也有很大進展,如廣泛利用電影、錄音、錄像等等手段。顯然,這種方法是可以同樣應用于研究科學活動所在地和科學家人群的。
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的第二個含義:對科學作人種志研究。具體說來,這就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代表人物對科學進行的人種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對科學知識持有建構主義觀點的學者,以人類學家的身份進入實驗室,他們以實驗室為田野調查的基地,進行長期持續的參與觀察,對于實驗室的環境、儀器設備、科學家的日常活動和對話,對于科學家與實驗室以外的聯系,以至于科學論文的形成、發表,論文引證等等方面的情況,進行詳細的記載,做出分析,寫出研究報告或專著。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現的一批研究成果,它們有一個概括性名稱,即“實驗室研究”(Iaboratory S-ludies)。在這種成果中,除了我們已經知道的拉都爾對美國加州薩爾克實驗室的研究、謝廷娜對伯克利大學中生物化學等相關實驗室的研究和這兩項研究的成果《實驗室生活》和《知識的制造》以外,還有若干研究及其相應的成果。[2] 雖然這一批著者在他們的進一步分析中表現出差異和分歧,但他們的共同認識是“深入到科學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經驗材料,就可有益于對科學的理解”。[11]而謝廷娜則把這一批“實驗室研究”看作是說明科學知識的建構主義綱領的,她說:“這個綱領是被若干個實驗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爾的《實驗室生活》一書的工作基礎是長達一年零十個月的田野調查,他進入實驗室觀察科學家的日常活動,進行相關研究,他的書內容確實展現了人種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資料:有實驗室場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學家在不同場合的對話記錄,有科學儀器狀況的一覽表,有某項化學物質合成的報告記載,有科學家個人事業經歷的摘要,等等。拉都爾運用這些資料得出了認識論的結論:實驗室是文學標記的系統,儀器所顯示的現象是“技術現象”,科學實驗室中的事實是“人工事實”,因而科學事實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制造出來的,科學的陳述是磋商的結果等等。其實,拉都爾在《實驗室生活》的第2版后記中就說過, 他在進入實驗室之前就已經形成了一種看法即科學認識是受社會因素制約的,他在參與觀察中的工作只不過是搜集詳盡的材料罷了。這就使得這部運用人種志研究的著作讀起來與其他文化人類學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與分析結論似乎有某種不連貫;這些分析,與其說是文化人類學的,不如說是認識論的,與其說是社會學的不如說是哲學的。
《知識的制造》這部書的特點就更加明顯了。這部以人種志研究為基礎的專著,已經完全把調查來的資料編納入作者的認識論結論的框架中了。“科學家作為實踐的推理者:知識是在環境中建構起來的”;“科學家作為索引性推理者:科學研究的機會主義和情境性”;“科學家作為類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則和革新的隱喻推理批評”;“科學家作為社會環境中的推理者,從科學同體到跨越科學的領域;”“科學家作為文學的推理者,或者實驗室推理的嬗變”;“科學家作為符號推理者,或‘我們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別’”,這就是該書的章節標題所構成的框架。這樣,在文化人類學著作中通常見到的對文化現象的完整而生動的描述性記載不存在了,資料“淪為”結論的例證。
在這里,我們不能詳細討論這些結論與哲學、社會學思想的具體聯系,那是需要專門的研究的。我們在這里要說明的是,科學知識的微觀建構學派是運用人種志研究方法尋找經驗資料支持和論證科學知識的建構主義綱領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不過,我們又可以看到,這個學派的運用,與本來意義上的文化人類學人種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為他們進入了認識的領域,而且是科學認識的領域。拉都爾也承認了這一點,他說,他“所使用的人種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義上與人種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們一方面把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微觀建構學派的“實驗室研究”看作是“人類學轉向”標志;另一方面,從嚴格的人類學意義上考察,又只能把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討論的具體運用。
(三)
科學技術人類學:有待開發的領域
科學知識社會學所代表的“人類學轉向”,只不過是科學技術研究的人類學取向或者科學技術人類學的一種類型。全面系統論述科學技術人類學,筆者尚力所不及,僅就目前的初步認識,說明以下要點:
(1)科學技術人類學,在嚴格意義上說, 應該是訓練有素的人類學家,運用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對于科學技術所作的研究。在人類學領域,早已存亡可以歸納入這個范疇的研究成果,這就是:考古人類學及人種志研究對于含有科技內容的“物質文化”的研究;人類學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識系統,為民族數學(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學(ethnobotany);醫學人類學所研究的與健康和疾病有關的非西方的知識系統〔3〕,等等。 因此,有的學者指示,“在這個意義下,人類學開始研究科學技術,要比跨學科領域STS研究科學技術早得多。”[13]當然, 人類學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學,是非西方文明中的傳統科學,并不是現代科學技術。
(2)正因為人類學的研究傳統是關注歐洲以外的文化,所以, 在歐洲文明中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技術就必然處在專業人類學家的研究視野之外。現在,對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研究已經發展為大的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人類學家進入這個領域的仍然為數不多,為1988 年美國的4S’學會召開會議,有來自各學科的學者529人,其中人類學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來畢竟出現了一批人類學取向的科學技術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那么,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絕大部分科學人類學研究或者人種志研究是由社會學家、哲學家及其他并沒有受過社會文化人類學的專門訓練的人完成的。”[14]這樣一些社會學家哲學家在采取了人類學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類學特點的著作以后,就獲得了人類學家的稱號,如拉都爾就是一例。這些不是人類學家(或者說準人類學家)所作的研究,被人類學家看來是存在著某種混亂的,有人指出,“實驗室研究”作為人種志研究的一種版本,是與人類學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爾也談到他的人種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評。[11]
(3)正因為如此,為了更好地發展這個領域, 關心科學技術研究的人類學家的建議是:必須弄清人種志方法的真諦,弄清這種方法的要害在于記和寫(grapy)、在于描述, 在于通過寫他們來說明人民和他們的文化;必須了解文化人類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學者: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整體主義的人種志學,以列維斯特勞斯為代表的比較主義方法,以格爾茨為代表的符號象征主義的文化解釋學等等。[14]我以為對于當代有重大跨學科影響的文化人類學家格爾茨及其文化解釋學尤應引起注意。[15]
(4 )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做的工作也許是接近于格爾茨的文化解釋學的。如前所述,馬爾凱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對科學進行了文化解釋,埃爾卡納則以專門的章節論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學史中的運用,討論了科學知識增長、科學與其他文化因素,歷史舞臺上的科學等。但我們沒能讀到埃爾卡納或是馬爾凱都沒有運用人種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體的研究。而“實驗室研究”所作的經驗描述的意義在于得出認識論的、哲學的結論,是完全不同的版本。這是因為他們給自己規定去研究的文化現象,是格爾茨都認為是棘手的問題:科學。格爾茨是有法律實踐經驗的學者,他從文化解釋的角度說明了法律現象,但是當他把科學與其他文化現象并列時,卻不止一次地說過:“盡管我們很偏愛科學,但它仍然不失為一種棘手的事務”,“但物理學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識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類學上難以理解的問題。”[16]
(5)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決不局限于對實驗室的研究, 可以從實驗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擴展到學術會議上的擴展到法庭中的科學家,[10]這也就是說要“從實驗室走向更為廣闊的和多元的領域。”[13]有的社會學家選擇了科學事業管理組織及其附屬機構,[17] 有的學者進入了政府設立的海洋生物養殖經濟研究組織[18]在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點也不單純是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涉及到了這些機構中科學家的社會身份,涉及到實驗室與顧客、科學知識與生產方法以及科學政策和經濟組織的關系等問題。特別要揭示的是,同樣進入實驗室,其研究重點也不一定就是科學知識的生產,以特拉維克對美國及日本的線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點就是實驗室組織結構,領導風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學工作條件的模式差別。[19]
(6)正是因為如此, 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種志的田野調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樣的;發展一種“跨學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這也就可以包括歷史的研究、比較的方法、文本閱讀、……等方法;并且基于這種種方法的運用,“對于‘科學技術’意義的定義,不可避免地以理解專家到理解非專家。”[13]雖然我們對于上述這些方法也許還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樣性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7)總之,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極為擴散,各具特點, 我們只要看看《諸科學與諸文化》(《Sciences and Cultures》[1])和《知識與社會第9卷,科學技術學人類學》[13] 這兩部文集的論文題目就可以知道了。每個作者都按照自己對于人類學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點,進行不同的人類學探討。研究這些以及其他科學技術人類學的論著,要在紛云繁復的論述中弄清來龍去脈把握要害,我認為,有一項工作要做,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關鍵概念,諸如“人工事實”、“技術現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結構的和形容的”(emve and etic),等等:它們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點,了解除它們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談到實驗室的人種志研究的時候, 不能不提到對實驗室的民俗學研究,這就是社會學中民俗學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 )〔4〕代表人物加芬克爾及其學派的工作。麥克爾·林奇把這一批研究稱之為“對科學工作的民俗學方法論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 studiesof scientific work), 指出這種研究要詳細考察實驗室中“自然地組織起來的日常活動”“討論”有關實驗室工作的暫時的秩序”[20]。他并且專門著書論述了民俗學方法論與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的關系。[21]那么,這種研究與前述人種志研究有什么關系?在民俗學方法識者看來,人種志研究是與“民俗學方法論的文獻是有密切關系”的,甚至認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學方法論的說明者”[20];而人種志研究的學者則認為民俗學方法論是人種志研究的一種。[10]弄清這兩種研究的區別與聯系,決不是輕而易舉的工作。我們要指出的是,從已有的人種志研究的著作來看,他們確實從民俗學方法論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這一點,對于認識知識社會學微觀研究的特點也許是重要的。
(9)最后要說的是, 科學技術的人類學研究中的專業人類學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類學背景研究人員仍然會占相當大的比重。 因為,專業人類學家即使轉向現代社會生活的廣大領域,能夠專門研究現代科學技術的也畢竟是少數。這種情況,對于在人類學科并不充分發展的中國從事于科學的社會研究的學者來說,也許是一種機會:他們也許可以增添幾分勇氣,去涉足這個確實頗為陌生的文化人類學的研究領域。
注釋:
〔1〕人類學是一個大的綜合性學科,包括有體質人類學、 考古人類學、語言人類學、社會(或稱文化)人類學等分支學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會(文化)人類學。
〔2〕ethnography 另一種譯法是民族志,我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書》的中文版的譯法。
〔3〕1996年我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特爾多)人類學系講學時,就見到一位研究藏醫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西藏作田野調查。
〔4〕這個詞在社會學中有多種譯法,如:民俗學方法論, 人種方法論。
〔5〕從兩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這一點:1992 年出版的《知識與社會》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類學家;而1982 年出版的《諸科學與論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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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avid J.Hess: "Introduction: The new Ethnographyand 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 ibid,pp.1—17.
[15] 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韋伯、帕森斯、格爾茨》,《國外社會學》,1996年1—2期,pp.106—110.
[16] 格爾茨:《地方性知識》,《國外社會學》1996年1—2期,p.91,p.93.
[17] Slacie E. Zabushy: " Multiple Conlexts, MultipleMeaning: Scientist in the Europea Space Agency, in "Knowledgeand Society, Vol.9.".
[18] M. Collon and J.Law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o-technicee Networks: Content and Context Revisited", in"Kowlege and Society, Vol.8,1989 Sludies in the Sociologg ofScience Past and Preseut, JAL Press INC.
[19] Karin Knorr-CETina: " Laboratory Sludies and TheConstruction Approach in the Stndy of Scince and Technologg,(日)《科學·技術·社會年版》1993、卷2p.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