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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危機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經理；經理地位；公司經理；經理概念

一、公司經理概念的國內外對比

公司經理（經理）這一概念是中國對于西方先進法律、經濟文化的吸收。由于各國的法律制度，經濟文化，習俗的差異，經理這一詞含義也不盡相同。因此在此分析一下不同國家對經理賦予的不同概念。

1、首先我們分析英美法系國家的經理概念，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判例中就包含極其豐富的經理和經理權的內容和規則。就英美兩國的兩著名案例進行詮釋：在AutoAssn訴Alexander　Film　Co案中（英）表述為：一個被聘任來管理、經營或指導公司及其分支機構和他人事務的人。[1]又在Branniff訴McPherren案例中（美）其經理被表述為：一個控制、管理公司經營或是分支機構部門的人，他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與獨立的判斷權.因此經理有權控制雇主的營業活動和做出自主經營的行為。[2]而在英美法系國家的成文立法上，經理被包括在"高級職員"的范疇中，他們是董事會進行授權的公司人。

2、在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體系中，有關經理的規定豐富而又復雜，因為大陸法系國家的民商法的立法模式有合一和分立之分。如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國家：瑞士，意大利，我國臺灣地區在民法典中做出了關于經理的規定。《意大利民法典》將經理定義為："接受企業主的領導經營商業企業的人。"[3]而德國、韓國、日本、我國澳門等民商分立模式的國家則是在商法典中加以規定。如在韓日商法典中其被包含在"商業使用人"中，他是"給予代替營業主而形式營業中的一切裁判上和裁判外行為權限的雇傭人。"從不同的立法模式中表現了不同的價值取向。民法典側重于行為的角度去分析經理和商人之間的關系，契約關系代替經理的身份關系。而商法典則從區分經理和商人角度出發，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所以更多的同過強制性規范來保障經理權力的實現。

二、我國經理法律地位分析

世界各國關于經理法律地位的學說，主要雇員說（高級職員）、人說、法人機關說（前蘇聯）等，分別代表了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和社會主義法系的觀點。我國也受他們的影響，雖然各有其合理的一面，并不能由其他學說取而代之，全面的揭示經理的法律地位。

我國法學界對于經理的法律地位沒有進行明確清晰的定義，但是我們可以從現公司法第50條、第69條、第114條、第217條的規定中得出，經理屬于高級管理人員，其由董事聘任或是解聘。公司雇員說，肯定公司與經理人之間存在這雇傭關系，卻只是將經理等同于一個提供勞動力的雇員，并沒有解釋出其不同于普通雇員的高級雇員的身份，此學說也不盡完善。[4]說，認為經理是運用他的技能為公司服務的一般民事人，其與公司之間的關系，適用民法上的規則。其忽視了經理在商業經營活動中承擔了特殊職能的商事人的這一身份。公司代表人說，認為經理是公司的代表機關，并以公司名義，代表法人對外從事民事活動和訴訟活動，公司對其該類活動承擔直接的法律后果。在中國，現在這一學說被很多學者接受。在公司機關說中，認為經理和股東會、董事會一樣，都是獨立的公司機關或幾個，承擔公司內部的經濟、人事和行政等經營管理職能。將經理從董事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并賦予了廣泛的權利，極大的提高了其為公司服務的積極性。可是該學說仍有缺陷，其給予經理過大的權力，使其與股東會和董事會平起平坐，不符合權利和義務向平衡的原則。

因此，根據現"公司法"和中國商事上的實際情況分析，經理是高級雇員和商事人的結合體。公司法第50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可以設定經理，由董事會決定聘任或是解聘。經理對董事會負責，行使下列職權：（一）…"，[5]這一法條揭示了經理職員的身份，但是有賦予了其不同于普通職員的權力，所以認為其高級雇員。為什么說經理是商事人而不是民事人？經理是經董事會授權，以其專業的技能和經營經驗，對內管理，代表董事會進行日常經營管理活動，對外代表公司進行各種商事活動，且這些活動的效果由公司直接承擔。所以認為經理具有人的身份，但是并不是一般的民事人，他從屬于董事會并對董事會負責，對內進行經營管理，對外從事營業活動，是一種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經營活動，憑借的是其高水平的經營方法和經營經驗，因而他是商事人。[6]

由上分析可得，經理是商事人和高級雇員的結合體，我國公司法應該進一步名取盡量的法律地位，這樣才能理清其與公司的關系，有法可依，避免糾紛和利益沖突。

三、我國公司經理法律制度的完善

1、我們必須在公司法中明確經理的性質地位。不能籠統的提示其受雇于董事會并在董事會的授權范圍內進行經營管理。我國應在條文或是解釋中明示，公司經理是高級雇員和商事人的結合體。

2、可以設立激勵機制。我國公司法第47條第一款第9項，第117條涉及到了經理的"報酬"兩字，但是過于廣泛，并沒有對報酬數額和標準設立具體規定，在實踐中抽象的規則不易并操作，所以在公司法或是規章制度中進行規定。而且也可借鑒現在國外成功的股票期權制度，取消股票回購，股份轉讓的限制，并通過"稅法"和"證券法"為股票期權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3、對于經理在公司立法體系的調整。我們可以將現行《公司法》中對經理權力相關規定的位置進行調整，可將其移至總則來統領各類公司。將其移至《公司法》總則中，一為統領各類型公司，二則可以使經理權之規定避免重復，符合科學立法。

4、建立約束機制。首先除了對經理予以法律責任約束外，由于《公司法》第152條規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大股東的訴權，但是沒有涉及小股東的訴權問題。我們可以在小股東利益得不到救濟的情況下，使其能代表公司對經理提訟。[7]再者，對訴訟的范圍不再做硬性規定，是股東能自由決定訴訟請求的范圍，這就有利于對股東利益的維護和經理的制約。

5、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事索賠機制。我國《公司法》中對于經理違反義務的不法行為有所規定，從層面上來看，都是一些具有積極作用的制度，但是其還是缺乏可訴性，操作性不強。如我《公司法》中第54條和第126條規定監事會（監事）的職權："當董事和經理的行為損害公司的利益時，要求董事和經理予以糾正。"卻沒有規定制止和糾正上面行為的請求方式，尤其是沒有規定當經理拒絕糾正時監事會（監事）的權。

參考文獻：

[1]Black's　Law　Dictionary[M].West　Publish　CO.1979.865.

[2]Black's　Law　Dictionary[M].West　Publish　CO.1979.561.

[3]陳國柱，譯.意大利民法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11.

[4]王保樹，錢玉林.經理法律地位之比較研究[J].法學評論，2002，（2）.

[5]胡光寶.公司法[M].群眾出版社，2005：25

[6]葉乃杰.公司經理的概念、性質和法律地位辨析[J].研究生法學，2003，（1）.

第2篇：經濟危機的概念范文

近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探討其產生原因和影響的文章非常多。在很多文章尤其是媒體報道中，“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這兩個概念經常混淆使用，甚至互為替代，這種用法對嗎?這兩個概念究竟有何區別和聯系?

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對當前世界各國經濟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無論從波及的范圍，還是從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看，這場金融危機都不亞于1929～1933年那場經濟危機。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探討其產生的原因和影響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體報道中，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這兩個概念經常混淆使用，甚至互為替代，這是不對的。搞清楚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和聯系，對于深入理解當前金融信機的性質和影響是必要的。

什么是經濟危機

當代多數中國人頭腦中的經濟危機概念基本上來自于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政治經濟學中，經濟危機指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是經濟周期中的決定性階段。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普遍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從未擺脫過經濟危機的沖擊，其表現為生產減少、工人大量失業、購買力和需求下降、通貨膨脹等問題。

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其內涵要比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寬泛得多。從形成經濟危機的根源來說，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主要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發的結果。爆發于1929～1933年間的美國經濟危機，其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社會財富嚴重分配不公，使得社會貧窮階層和人口不斷擴大，從而制約了社會消費能力，導致了社會生產的過剩。而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單一的。有政治，經濟、金融和貿易體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戰后，國家干預主義盛行，世界貿易一體化趨勢加強，資本市場發達，金融領域創新活動頻繁，各國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增強，虛擬經濟超實體經濟加快發展。這些因素雖促進了各國經濟的發展，但也為經濟危機的爆發埋下隱患。

舉例來說，1970年由石油危機引發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是由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大利益集團的矛盾引發的；1996年亞洲金融危機則是由東南亞國家放松管制和過快的資本自由化、銀行體系不完善、金融監管缺失，匯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經濟危機則主要是資本項目開放過早且金融體系不健全、監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國金融領域中次貸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級抵押貸款產品設計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國際和國內的流動性過剩等因素，深層上還有社會政治原因：政府長期以來為滿足民眾的愿望而偏好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房貸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金融危機具體表現在金融萎縮，股價下跌，資金供給不足，流動性低，并引發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經濟蕭條，甚至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動蕩。

現代社會金融危機之所以頻繁發生并迅速蔓延，這與發達的現代金融市場密切相關。由于實體經濟迅速發展，貨幣制度硬約束的不復存在(即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電子計算機及網絡技術的發展，導致虛擬經濟超常規發展。金融市場異常活躍，泡沫現象嚴重，這使貨幣流通速度加快，資本市場過度膨脹，流動性過剩加劇。同時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強，各經濟體之間的聯系緊密，某一國或地區金融領域出現問題，立即會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經濟形成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格局。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雙刃劍，既推動了世界經濟的飛速發展，也導致了金融危機的頻繁出現。

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的聯系和區別

第3篇：經濟危機的概念范文

在大多數情況下,經濟危機都是因為生產能力突然大過了市場需求,所以需要調整。危機本身是市場的自我凈化和循環的必然過程,這個過程對于市場經濟來說應該是正常的。也就是說,生產能力過剩帶來了調整。

如果從指標上來看,危機的發生主要在于存貨問題。以前幾次大的經濟危機,都是一邊把牛奶往大海里倒,一邊工人由于失業買不起牛奶,這就是存貨太多的問題,而牛奶本身又是一種容易過期變質的東西。經濟危機的發生、發展,不能只看價格走勢,價格走勢并不是市場的先行指標,而是市場顯性因素的反應,存貨才是主要原因。

錢貨比例失衡引發存貨恐慌

所謂經濟危機爆發于存貨恐慌,就是當危機爆發時,手里的錢和貨的比例不對稱了。貨一旦發生積壓問題,企業就運作不下去,進而體現在金融上出問題。金融問題其實也與存貨有關,這不單指實體經濟,虛擬經濟發生問題也是太多的錢買了虛擬的貨,像債券等,然后突然貶值,銀行發生危機。虛擬的貨和實體的貨相比,虛擬的貨缺乏監管,秩序也尚未探討明白,所以引發了這次危機。而實體的貨本身是清楚的,過多了必然有問題。

經濟危機的爆發體現在生產能力過剩。存貨多就不能再生產,不能再生產就導致不能購進原材料,同時還可能要裁員,這就是“存貨恐慌”。首先,大家不進貨了,使得包括鋼鐵、水泥、石油等在內的原材料價格大幅度下跌,原材料工廠的生產能力也隨之過剩,接著就導致全部產業鏈過剩;第二是裁員,被裁的人們更不會買東西。

為什么經濟危機一發生很多企業就倒閉呢?這就是錢貨比例失衡。經濟危機一開始出現的問題肯定是錢少貨多,企業要度過經濟危機,現金流成為主題。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全球消費萎縮,所有的公司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能不能活下去。凡是現金流沒問題的,都活下來了;現金流有問題的,就開始倒閉。這是錢貨失衡的直接體現。

存貨與房地產走勢

經濟危機爆發后,企業會自動進行存貨調整。存貨調整就是把存貨降到一定的比例。

存貨分兩種:一種像牛奶這類存貨,過期賣不出去就要倒掉,這被稱為供給彈性不足。這種存貨調整就是所謂的硬調整,價格非得硬著陸不可。再比如酒店的房間,也是供給彈性不足,價格下跌,但房間數目不會減少,因此存貨調整對價格影響較大。另外一種存貨的供應彈性大,價格跌了就供應少一點,價格高了就供應多一點。

房地產的存貨,大家一般認為供給彈性不足,房子一旦建起來必須建完,因此普遍認為房地產的存貨需要3―5年的消化期。其實,中國房地產的供貨彈性與大家所想象的不太一樣,比如“兩年不開發收回土地”的政策如果堅決執行,必定會減少供給彈性,但目前事實并非如此。

從房地產的開發周期來看,從拿地階段到規劃階段,從施工階段再到銷售階段,里面包含了分期的問題、開竣工延時或調整的問題、土地規劃的問題,因此,房地產的供給彈性,尤其是新房的供給彈性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以一存貨概之。

再比如,開發商的現金流確實受到銀行貸款的自有資金比例限制,受到施工單位墊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這些是中國特色,建筑公司如果產能過剩,愿意墊資的人就會多。

此外,房地產存貨的供給彈性在不同地區也不一樣,有些地區是樓封頂才能賣,有的地區是挖地基就能賣。所以存貨問題在各地不是整齊劃一的,不能對各地區的存貨量采用單一的方法進行分析與評價。

存貨調整后的補貨

當錢與貨稍微平衡之后,存貨的“貨”本身就需要分析了。有一些貨確實是需求擺在那里,比如說全世界的日常消費,這個消費量一般是恒定的,大家總要吃飯,雖然調整一下吃得好或壞,但最基本的糧食、蔬菜、豬肉等差不了多少。中國的外貿為什么不如人家想象得那樣損失很大?因為中國的出口以中低檔的生活必需品為主,而且成本低,省錢。在存貨調整的階段,大家都緊張,但一旦錢貨平衡,必然會補貨。目前石油價格開始漲,說明這些基本的東西不可能下降太多,也就是說抹去炒作的那一部分之后,正常需求量是穩定的。就房地產來說,婚房、換房等剛性需求可能會推遲一些,但不會減少,更不可能徹底消失。

要研究貨的問題,還需要分析在經過了急劇的存貨恐慌、存貨調整之后,哪些貨該補、哪些不該補。中國的車市今年第一季度的銷量超過美國,非常火爆,說明有些貨是需要補的。

目前房地產市場,基礎原材料在經過一次存貨恐慌和調整后,價格非常低。第一季度全球沒有通脹,各央行大量印鈔也沒有出現通脹,過了恐慌期和急速調整期以后,央行貨幣政策開始寬松。貨幣政策一旦寬松,比如調整自有資金比例,大家就開始正常運作了,各企業就要找適銷對路的產品。所以,這個時候研究適銷對路產品、抓住時機補貨,就成為一個基本戰略。

錢貨矛盾的“危”與“機”

恐慌期和調整期結束的標志,就是企業的錢或者能拿到的錢,與資產比例相適應了。這時候再說出貨,貨可能會有問題了。當然有些公司的貨本身就不對,像美國三大汽車廠的存貨就比較麻煩;而中國面向大眾市場的東西,問題都不是太大,我們絕不能走極端。在市場高漲的時候,大家走了極端,認為市場無限好,借錢拿貨;在底部時期也不能走極端。這就是“危”與“機”的對立統一。

在這次經濟危機中,央行實行的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并且由政府帶動投資,4萬億的效果還沒有在實體經濟中全部顯現出來。

房地產企業在這個時候檢討存貨問題和理清存貨概念,對制訂公司的發展規劃十分必要。要根據具體的地區和市場情況,決定什么樣的貨需要補,什么樣的貨需要賣。如果因為對經濟危機的過度恐慌而不敢抓住危機中的機遇,是不明智的。在這個階段討論是不是反彈抄底并不合適,有點賭博的意思,因為每個人的資產和存貨概念不一樣,最好不談這個問題。

第4篇：經濟危機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經濟危機；馬克思；西方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國發生第一次經濟危機以來，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國家頻繁發生，其帶來的社會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和社會財富的湮滅，促使如何熨平經濟周期，避免經濟危機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自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隨著信息技術和知識經濟的發展，西方國家已連續20余年未出現經濟危機，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開始通過宣揚“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等理論，試圖論證資本主義具有自我完善性，經濟危機將不會發生。但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經濟危機無情的否定了這些西方學者的理論。

鑒于上述背景，本文擬對馬克思與主流西方經濟學關于經濟危機的研究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和比較，特別是對資本主義危機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將不僅對認清掩蓋在現代知識經濟外衣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產生機理與實質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將對剖析資本主義實質，研判未來經濟危機的發展趨勢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一、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研究

馬克思從根源出發解釋經濟危機的生成機制，不僅分析了經濟危機產生的本源，而且對經濟危機爆發的推動力量進行了研究。本文擬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研究出發，對經濟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動力量進行較為系統的歸納和梳理。

(一)馬克思對經濟危機本源的追溯

馬克思通過對商品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過程進行分析，認為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中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同時，只有完成商品價值實現中“驚險的一躍”，才能使商品生產流通過程延續，一旦商品價值實現環節出現問題，則之后一系列商品都會由于缺乏貨幣而無法實現價值，這為經濟危機的產生創造了條件。而資本主義中經濟危機產生的必然性是則由“整整一系列關系”共同產生的結果，具體而言，它主要由生產過剩、需求不足以及資本收益率遞減等因素影響。

在生產過剩方面，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中，資本的逐利性驅使資本家盡可能的擴大產出，而導致生產比例失調變為客觀規律。因此，馬克思批判西方經濟學家只關注局部個別部門的生產過剩，而并沒有意識到資本主義存在總體生產過剩。而這種總體生產過剩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導致的，其發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內在矛盾。一種傳統的解讀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價值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分配方式，注定使資本家得到的剩余價值的積累遠高于工人工資。而資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驅使下，將大部分剩余價值用于資本積累，這將導致資本主義存在無限擴大的生產能力與有限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從而導致經濟危機的產生。但筆者認為，在傳統解讀的基礎上，還存在對馬克思觀點的另一種解讀，即需求由消費性需求及生產性需求組成。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和社會分工逐漸細化，生產性需求的比重不斷提高，剩余價值實現愈發依賴于剩余價值的再投資。但是只有當工人工資能夠達到所生產剩余價值的必要勞動的限度時，工人才可能被雇傭。因此，將導致社會總體需求的不足。

在利潤率存在下降趨勢方面，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資本家通過壓縮個別勞動時間而追求剩余價值的最大化，其導致產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斷降低，與此同時，榨取剩余價值的難度將不斷提高。為達到不斷提高資本剩余價值總額的目的，需要不斷擴大生產中的資本投入，從而造成市場整體的生產過剩。

綜上，馬克思通過將資本主義的矛盾細化為生產過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潤率下降等三個層面分析，認為資本主義存在生產最大化和剩余價值實現之間的矛盾，即資本主義本身即為“一個活的矛盾”，因此，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二)馬克思對經濟危機推動力量的分析

雖然馬克思指出，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存在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化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但馬克思同時認為，經濟危機是在“一系列關系”共同作用下爆發的。在此，本部分擬對視角下經濟危機爆發的主要推動力量進行分析。

第一，固定資本更新。固定資本更新對經濟危機的推動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于個別固定資本更新而言，由于資本家在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的驅動下，會利用固定資產更新以降低個別勞動時間。但固定資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將導致在固定資本更新周期的間隔內相關產品部門的生產過剩；二是對于社會整體固定資本更新而言，由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決策的分散化，社會總體固定資本更新總額與所預存的折舊基金總額很可能不相等，這將為經濟危機的爆發起到推動作用。此外，在國民經濟中，具有較長資本周轉周期的產業也會由于與固定資本更新類似的機理，推動經濟危機的產生。

第二，虛擬資本的積累。馬克思認為虛擬資本能夠推動經濟危機的產生，例如，當利率上升或股票增發時，會導致股票價格下跌。而股票價格往往與居民實際持有財富總量相掛鉤，即當股票價格下降時，其所有者的總支付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市場整體需求，這將推動經濟危機的產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產。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消費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則在資本家消費中所占比例較大。一旦經濟出現波動時，人們首先會縮減非生活必需品的開支，這將導致生產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門出現裁員，進而導致非生活必需品生產部門員工的需求降低，社會生產出現過剩。馬克思認為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費比重將不斷上升，這將導致出現經濟波動時所產生更大的連鎖效應，以推動經濟危機的產生。

綜上，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的本質矛盾出發，以唯物主義的思想，通過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對消費不足，即生產與市場之間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對資本主義兩大部類生產比例失調，即生產過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對資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趨勢的研究，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規律，而且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展的客觀必然性進行了系統分析。

二、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理論的研究

在傳統研究中，一般以經濟危機的影響因素來自經濟運行內部、外部或是兼有為依據，而分為內因論、外因論、綜合論對西方經濟危機的研究進行分類。這種劃分方法能夠較好得對各種研究觀點進行總結歸納，但是無法在時間順序上反應出觀點的演

進。在此，筆者將以西方主流經濟學派的演進歷史為序，追溯梳理古典經濟學、凱恩斯學派、自由主義學派等對于經濟危機的主要觀點，并對其進行分類和歸納，這樣能夠在觀點歸納的基礎上，較好的反應出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相關研究觀點的演進。

(一)古典經濟學對經濟危機的理論研究

由于19世紀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剛確立，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否必然導致生產過剩具有較大的爭議。在此背景下，古典經濟學對經濟危機的研究觀點經歷了由全面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到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存在不可避免性的發展歷程。

1.資本主義無危機論持資本主義無危機論的學者普遍持市場萬能論觀點，認為市場中總需求與總供給相等，從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會發生，其代表人物有薩伊、李嘉圖等學者。

薩伊(Jeen－Bapfistesay)認為貨幣只是交換的媒介，出售某種商品意味著購買了另一種商品，即生產某種商品的同時為與它價值相當的商品提供了實現價值的渠道，所以總需求總是與總供給一致，不會出現普遍生產過剩下的經濟危機。

李嘉圖(David Ricardo)繼承了斯密“看不見的手”，認為個人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與社會整體利益并不沖突，從而他將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歸結為滿足社會需要。此外，李嘉圖接受薩伊的思想，認為生產創造了需求，即資本家通過生產實現商品價值后，無論選擇個人消費或擴大再生產，都會產生價值相等的新的購買，因此，總需求和總供給總是相等。縱觀李嘉圖的危機理論，其建立在需求無限論的基礎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與物物交換的關系。

綜上，資本主義無危機論認為資本主義不會產生普遍性經濟危機，這與當時處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初期的時代背景有關，當時資產階級迫切需要減少政府干預而擴大生產，其導致了當時主流經濟學家關于資本主義無危機論的觀點，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利益。

2.資本主義危機存在論與上述無危機論相對立的是危機存在論，其代表學者西蒙斯第(Simons)、馬爾薩斯(Maltmos)等學者，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之間存在矛盾，資本主義存在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條的思想，認為商品并不與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機械化大生產導致的生產規模的無序擴大，使小生產者不斷破產，進而影響市場需求和總體消費，最終導致商品價值無法實現，產生經濟危機。因此，經濟危機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大生產導致的生產無限擴大化與消費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

馬爾薩斯認為當社會積累大量轉向必需品的生產時，必需品的生產必將超過現有需求程度，產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會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僅靠資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應由地主、軍隊、官員等非直接勞動者創造與商品生產無關的需求，從而保持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平衡。因此，對于資本主義而言，若要維持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平衡，則必須刺激非生產階級的消費，從而避免經濟危機。

資本主義危機存在論通過分析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認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危機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階級不同等因素，導致持危機存在論的學者觀點之間存在差異，西蒙斯第基于生產與消費的矛盾，認為小生產者破產會導致國內市場縮小，產生經濟危機，而馬爾薩斯從代表的地主階級的利益出發，認為貴族等非生產階級揮霍能夠避免和緩解經濟危機。

(二)凱恩斯主義對經濟危機的研究

凱恩斯主義是在1929年到1933年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產生的，其全面否定薩伊定律，認為需求能夠創造供給，并在“個人消費傾向”、“資本邊際產出”以及“個人偏好”的基礎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

凱恩斯(Keyhes)認為，“個人消費傾向”是由人的習慣、心理以及社會背景共同決定的，會隨個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當國民收入提升時，收入和消費之間的缺口會不斷加大，導致需求小于供給。而“資本邊際產出”為新增的每單位投資可得到的利潤，當資本邊際產出高于資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時，投資會增加；當資本邊際產出等于利息時，投資將停止，在長期看來，資本邊際產出是不斷遞減的，這也將是導致資本邊際產出不足的原因之一。“個人偏好”是指個人基于交易動機、謹慎動機以及投機動機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貨幣，而非全部儲蓄。因此，在貨幣總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們對于持有貨幣偏好的存在，會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導致投資不足。

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凱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總供給與商品總需求相等時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時，均衡條件下的就業量小于充分就業的就業量，是資本主義大量失業存在的原因。對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凱恩斯認為其可分為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兩方面。在消費需求層面，由于經濟危機時期對失業可能性的憂慮，導致人們不斷減少消費，使社會總需求降低；在投資需求層面，由于貨幣總供給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較慢等原因，導致社會整體中沒有足夠的貨幣支付投資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凱恩斯認為，在經濟危機發生時，政府應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盡快經濟蕭條的影響。其中，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包括政府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調整準備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響市場貨幣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場貨幣供給；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資和政府購買，并利用相關政策鼓勵私人增加消費，例如，可利用適度的通貨膨脹，使居民實際工資下降，促進消費。

(三)新自由主義對經濟危機的研究

隨著通貨膨脹與失業并存的“滯漲”爆發，凱恩斯主義受到質疑，而出現了以反對政府干預為主要觀點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強調以“無形的手”調節下的自由競爭的重要性，認為經濟危機是由于政府采用凱恩斯主義，對市場進行過度干預而產生的。而在新自由主義中，由于研究視角的不同可分為不同的學派。本文擬對其中有代表性的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關于經濟危機的研究觀點進行歸納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為代表的貨幣主義以貨幣數量論為核心，認為由收入、邊際資本產出、通貨膨脹率以及個人偏好共同決定的貨幣供給量對于經濟危機的產生具有決定性作用。當貨幣發行量高于生產產品總價值時，通貨膨脹就會產生。但由于自然失業率的存在，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不存在替代關系，因而凱恩斯主張利用通貨膨脹降低失業率的舉措只能導致“滯漲”。而對于“滯漲”的解決措施，應采用只以貨幣供應量為唯一調節因素的貨幣政策，應保證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增長之間保持同步。這種觀點對于緩和資本主義矛盾具有積極作用，但其忽視了失業的產生以及解決方法。

供給學派反對凱恩斯主義需求創造供給的論斷，認為需求不一定創造供給，可能造成通貨膨脹，影響社會經濟主體對于儲蓄和投資的預期，從而產生經濟危機。因此，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給缺乏，應通過減稅、削減政府開支等措施，提高社會供給，避免經濟危機。

新自由主義還包括弗萊堡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等，其都認為經濟危機的產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凱恩斯學派對經濟過度干預導致，應反對政府干預，提倡市場自由競爭。但是，在新自由主義對于“滯漲”現象作出相應的原因詮釋和解決路徑分析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例如，新自由主義下，由于資本家對于超額利潤的追求，使資本的投入重點由實體經濟轉向金融項目，這對于居民而言，能夠依靠透支消費提前滿足遠期需求，對于資本家而言，能夠提前支取遠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項資金鏈斷裂，就會產生連鎖反應，進而爆發經濟危機。

三、馬克思與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研究的比較分析

通過上文中對于馬克思與西方經濟學關于經濟危機研究的比較分析能夠看出，兩種經濟危機研究的根本分歧來源于研究對象以及方法論的差異，進而導致了在經濟危機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觀點方面存在差異。

(一)研究對象層面的差異

馬克思從經濟現象的本質出發，通過系統的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動的規律和趨勢，科學的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而經濟危機的產生是資本主義這種矛盾的必然產物，因此，只有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危機。

而縱觀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的研究，其以唯心主義出發，以資本主義永恒存在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體階段的經濟現象為研究對象，導致研究觀點與結論具有明顯的時效性。無論從薩伊、李嘉圖等學者對于經濟危機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馬爾薩斯等學者對經濟危機存在性的肯定；還是從凱恩斯主義面對經濟危機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的危機應對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研究仍停留在現象層面的分析，并沒有接觸到經濟危機的本質，因此也無法對經濟危機的起源與應對進行全面、客觀的研究。

(二)方法論層面的差異

馬克思認為物質生產對于意識行為具有決定作用，人們在物質生產中所結成的經濟關系是社會形成的基礎，而經濟關系中的物質利益關系是經濟主體行為和心理的出發點，所以經濟主體行為和心理應當由物質利益關系說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場主體的經濟關系錯綜復雜，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則”來指導所有市場主體的行為，也不能只用某一階級的特定心理及行為描述整體，因此，應堅持唯物主義方法論，以經濟關系人手對經濟危機進行全面、系統、科學的研究。

而在西方經濟學在對經濟危機的研究中，以唯心主義為方法論，普遍將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對于市場行為的決定作用，使得對于國民經濟整體運行過程的研究失去了應有的客觀性。例如，凱恩斯在對經濟危機的研究中，承認資本主義存在供過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沒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內在機理，而是以市場主體心理因素出發來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這種利用唯心主義觀點對經濟危機進行研究與馬克思的觀點截然對立。

(三)研究觀點層面的差異

馬克思透過經濟危機帶來的各種表面現象，深入資本主義制度中存在的內部矛盾進行分析，通過在《資本論》三卷中分別對消費不足、生產比例失衡、資本收益率遞減等矛盾表象的分析，從不同層面揭示經濟危機產生的內在原因，認為市場供過于求是經濟危機的直接表現，而供求矛盾是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實現矛盾的表現，剩余價值實現中的矛盾則是生產者的盲目擴張與消費者有限需求之間矛盾的體現，最終得出經濟危機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與生產社會化。

由于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既定前提是資本主義是永恒存在的社會制度，這導致在研究中，西方經濟學忽視了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內在關系，而把研究重點集中于市場要素的需求供給關系、市場主體的未來預期乃至貨幣供給等視角，試圖從上述微觀層面人手建立規避經濟危機的有效策略，此外，以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部分經濟學家甚至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具有自我完善性，經濟危機是各種外部因素，例如政府制度規制等干擾的結果，只要避免外部因素干擾，就能夠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由此能夠看出，西方經濟學對經濟危機的研究停留在對現象表面的認識上，其導致對經濟危機的分析結論較為片面。

第5篇：經濟危機的概念范文

但這次則全然不同。各種指標表明亞洲的經濟正在恢復正常，甚至是復興。在西方，盡管從總體上來說，經濟危機已經見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們仍然看不到其對世界經濟復蘇的意義。尤其是美國，人們一直在期望美國能夠做領頭羊。危機發生之后，全世界各國都用不同的方式來“拯救”美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考量，因為人們意識到，如果美國的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也會進一步影響本國的經濟。但至少迄今為止，美國并沒有能夠扮演此種角色。

與美國相比較，中國在亞洲的經濟復蘇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中國這次本身并沒有金融危機，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政府在承擔各種國際責任的同時，動用一切盡可能的力量來復蘇自己的經濟。

兼有金融與經濟杠桿

西方國家在拯救經濟危機過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桿，而缺少經濟杠桿。但中國政府卻能同時用金融和經濟兩種杠桿來拯救危機，因為它存在著龐大的國有經濟體。

結果是顯見的。這些舉措不僅帶動了本身的經濟復蘇，而且也帶動了亞洲尤其是東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回暖。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和中國經濟體緊密相關的經濟體大都開始出現增長的勢頭。而中國的這種復蘇勢頭又對西方經濟體產生積極作用。如果說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作用僅僅限于亞洲，那么這次中國的作用超越了亞洲而對全球經濟體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例如，人們發現，德國和法國的經濟轉好就和它們對中國貿易的增長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的經濟表現令西方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不過，事情還并非僅僅是中國的經濟角色問題，從深層次看就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問題。

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已經有很多年了，中國政府本身在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沒有公開接受或者反對這個概念。中國模式本身仍處于發展過程之中，并且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這種模式最終是否成功，還有待檢驗。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們對中國模式則不這樣看。

曾經宣稱西方民主是“歷史的終結”的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Fukuyama）這些年來一直在修正他的觀點。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復和中國的崛起都表明“歷史的終結”的觀點已經受到很大的挑戰。最近，福山注意到，盡管亞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傾向于一個更有效率的中國。

開放的政治制度的發展

中國的發展表明，政治制度的發展是開放的。盡管中國還被外界稱為權威主義的體制，但名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正在發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政治體制。

中國政府現在唯一的意識形態就是民本主義，努力把政府的作為和人民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中國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過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種機制使官員對人民負責。中國政治體制尤其在危機期間表現出高效率，無論是處理四川地震還是應付這次金融危機，相對于其他政治體系，中國體制的優越性就顯現出來了。

中國和其他一些政治體制這些年的發展表明，民主的政體不見得能夠有效服務于公眾，而中國的體制也不見得不能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務，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構架，而是一些具體的制度和政策。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感受和認知的這些變化對中國模式來說的確是個機遇。這里既表現為中國的硬力量，也表現為軟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及其產生的客觀外在影響，這是外界所能親身感受得到的；軟力量，就是人們對中國能夠產生的經濟影響力的主觀認知。（很顯然，這里的軟力量是外界對中國的自覺的認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響力之上的，這和中國有關方面正在大力推動的軟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機遇與挑戰

金融危機考驗了中國的發展模式，而中國在應付這次危機中的表現又提升了中國模式的影響力。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變化的產生又是對中國模式的極大挑戰。挑戰的核心就是中國模式的可持續問題。對可持續性的挑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兩個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戰指的是，當中國成為世界經濟核心力量的時候，世界各國的經濟外交政策都會把中國作為其頭等議程來制定對華經濟政策和戰略，從而給中國造成莫大的外部壓力。內部挑戰主要指的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困難。

中國模式是個統稱概念，因為中國在過去的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不同階段經濟發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簡單地把經濟增長主要是GDP的增長作為最為重要的指標。盡管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無窮的問題，例如收入分配、社會正義和環保壓力等等。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有效的應付，那么中國經濟模式就很難持續。因此，本世紀初以來，中國政府努力尋求發展模式的轉型，可持續性、環保和社會公平成為了新模式的主題詞。

轉型機會的流失

從發展模式的轉型來說，這次金融危機實際上是個很好的機會。從宏觀上來說，中國可以對自身的混合經濟模式充滿信心。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產業。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開始建立內需型消費社會。內需型社會無疑是中國今后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最重要標志，即從世界大工廠轉型成為世界消費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導致這個機會的流失。現在中國的經濟復蘇是政府龐大刺激計劃的產物，是大量投資驅動的。銀行的大量貸款是否會導致大規模的壞賬？中國政府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花了大量的力氣才把壞賬處理好，如果這次大規模的投資再次導致大量壞賬的出現，那么就無疑會出現內生型的金融危機。在刺激內需方面，政府主要還是通過各種金融和經濟的舉措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但更為重要的一個消費社會所需要的制度基礎還是缺失，就是說在社會保障、衛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進步并不很大。

第6篇：經濟危機的概念范文

一、新古典經濟學對沉淀成本的分析 通常，新古典經濟學家僅僅著眼于生產要素，特別是資本市場交易過程，產生沉淀成本的主要因素包括： 2交易成本也是產生沉淀成本的重要原因之一。交易成本是指達成一筆交易或簽訂一份契約所要花費的機會成本，也指買賣過程中所花費的全部時間和貨幣成本。這些交易成本對于提高初始購買價格以及降低資產再出售價格有很大影響，類似于稅收楔形，從而產生沉淀成本。即使資產不具有產業或企業專用性，由于Akerlof[5]的“檸檬效應”問題，常常也會產生部分沉淀成本。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買賣雙方對二手資產的質量存在信息不對稱，致使通用性資產價值也會大打折扣，就像汽車市場上的舊車問題，很容易產生沉淀成本。

3 顯性或隱含契約、政府管制的存在等也會產生沉淀成本。也就是說，如果契約完全，不會存在沉淀成本。然而，由于契約是不完全的，不確定性和意外沖擊，很容易產生沉淀成本。例如，如果存在充分就業的隱含契約，一旦失業，就會產生部分沉淀成本；再比如，政府對于某些可以流動的資產加以管制不允許流動，也會產生沉淀成本。

通過打破新古典經濟學一般均衡市場模型，沉淀成本常常出現在產業組織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中，它也成為影響企業進入與退出以及市場失靈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是沉淀成本構成潛在企業的進入壁壘，很容易造成進入威懾和先行者優勢。為了證明固定成本不構成進入壁壘，需要定義進入壁壘概念，它是指不由在位企業而由潛在企業承擔的生產成本。遵循這一定義，Baumol和dash;—交易成本，從而也會影響投資成本的補償程度。他發現，與市場不同的是，企業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如知識技能）和其他資源的所有者常常固定在一種特定形態上，很容易產生變化依賴性。例如，公司在進行廠房、機器和設備等物質資本專用性投資之后，就不可能輕易地將這些投資轉為他用。不僅物質資本投資如此，即使所獲得寶貴的專業化知識（人力資本投資專用性），這些專業化知識只要退出，也將變得毫無價值。因資產專用性引發交易成本，一方面，使企業內部生產效率下降，如委托和產權結構配置；另一方面，由于根本性轉換存在，也使企業準租金分配常常遭受KlEin等[7]所說的敲竹杠問題（Holdup Problem），很容易造成投資成本無法補償或者補償不足，因而看到降低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的治理結構重要性，它們間接達到補償投資成本的目的，也就不會涉及產品市場價值實現失靈問題。

二、馬克思經濟學對沉淀成本的分析

實際上，19世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沒有明確提出沉淀成本概念，但他已經認識到沉淀成本的本質特征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影響。馬克思按照資本價值轉移方式劃分出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前者是逐漸轉移到產品價值中去，后者是一下子將其價值轉移到產品價值中去。而且他還指出，固定資產在使用過程中，因不斷受到沖擊或損耗，由新變舊，外表形態雖然較長時期保持不變，而它的內在功能卻在慢慢地衰退，隨著時間的推移，固定資產的使用價值就逐漸地不同程度地降低，其自身價值也隨之相應地減少。固定資產因損耗而減少的價值稱為折舊。將固定資產在使用過程中，因損耗而轉移到成本中的那部分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價值稱為折舊費。

馬克思從生產過程中固定資產的折舊成本角度來分析沉淀成本的產生，而不是從資本市場的交易過程的價格差入手，尤其是將沉淀成本與進入、退出市場之間的聯系切斷了，由市場交易過程回到生產過程中，突出折舊成本與產品市場價值實現的重要性，為進一步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奠定了基礎。為此，馬克思考察固定資產有形損耗和無形損耗，以及從價值轉移方式角度探討沉淀成本的產生，更多地關注市場競爭、技術進步以及產品創新給在位企業帶來的沉淀成本。這種沉淀成本實際上也是社會進步必須支付的一種價格，特別是資本有機構成（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逐步提高，導致利潤率下降，社會產品價值實現越來越困難。也就是說，那些只關心個人利潤率的資本家，其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是讓整個經濟平均利潤率下降的決定性因素，從而造成類似于一種“合成謬誤”或“囚犯困境”。也就是說，身陷“囚犯困境”以后，資本家會做出讓所有人的利益都受損的最差選擇，因此需要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同心協力。因為在馬克思之前，新古典經濟學雖然是一種利潤驅動性資本主義理論，但它卻缺乏與之相適應的資本理論和利潤理論……一個主要漏洞，就是缺乏一個能夠安置長期固定資本的學說[8]。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新古典價格理論關于價格將由邊際成本單獨決定，無論是固定成本還是沉淀成本在這一理論中都不起作用。然而，在出現固定資產的情況下，完全競爭將會給企業招來極大的災難，此時卻假定固定資產不存在，或者假定固定資產具有完全通用性，可以隨時重新配置，這一說法嚴重脫離經濟發展的現實。 馬克思經濟學針對資本主義市場狀況，對沉淀成本概念解釋主要集中在固定資產市場價值損失方面，以及如何看待這些價值的損失，他指出：“這種生產資料把多少價值轉給或轉移到它幫助形成的產品中去，要根據平均計算來決定，即根據它執行只能的平均持續時間，從生產資料進入生產過程時起，到它完全損耗不能使用，而必須用同一種新的物品來替換或再生產為止”[10]。馬克思還指出，“年勞動產品的價值，并不就是這一年新加勞動的產品。它還要補償已經物化在生產資料中的過去勞動的價值。因而，總產品中和過去勞動的價值相等的那一部分，并不是當年勞動產品的一部分，而是過去勞動的再生產”[11]。企業主要目標是扣除貨幣工資、原材料成本以及資本折舊、利息成本和現有資本存量的所有者的正常報酬（股東份額）之后產生合理的現金剩余（利潤）。資產有形和無形損耗是一個不斷發生的連續過程，而這些損耗是理解固定資產引發沉淀成本的關鍵。由于固定設備是由年齡或壽命（Vintage）構成的，同一設備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壽命，因而設備的殘值也是不同的。在這種意義上，折舊成本必須通過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銷售價值

得到補償，否則就會發生沉淀成本。

盡管經濟進步伴隨著長期固定資產的積累，但是新古典經濟學不現實地假定耐用資本品不存在或者假定資本品可以從一種形式轉變為另一種形式，所以看不到長期固定資產積累所固有的本質特征——沉淀成本的產生。因此可以說，為了使簡單再生產正常地維持下去，其中的重要條件之一是，耗費多少勞動資料就要補償多少勞動資料。否則，由于自由放任市場機制，很容易造成理性悖論——社會產品價值無法實現，會產生更多的沉淀成本而引發債務與經濟危機，甚至是全球經濟危機，從而看到政府干預的重要性。

三、沉淀成本的產生與價值實現失靈

因為新古典經濟學假設從長期看來沒有沉淀成本，所以也就沒有資本和利潤理論了，從而看到市場與企業之間完全替代關系。而新制度經濟學家創始人科斯明確提出：為什么有些活動通過市場交易展開，而其他經濟活動則是在企業內的等級制度下進行？遵循科斯這一研究思路，威廉姆森提出資產專用性、交易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等概念，細化交易成本，比新古典經濟學前進了一步，為研究資本和利潤理論提供了另一種方法，與奈特的不確定性、羅賓遜夫人的壟斷和熊彼特的創新等解釋形成互補關系。為了克服新古典經濟學沉淀成本概念的局限性，我們沿著馬克思經濟學的成本補償或價值實現角度分析，可以看出，馬克思經濟學資本理論和利潤之間的復雜性。因此說，沉淀成本或固定資產使馬克思《資本論》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不同，從而得出的結論與政策建議也不同。

企業投資的目的就是讓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在市場上銷售以獲得一定的利潤。此時假設企業投資具有顯著的沉淀成本或很強的專用性，它們與勞動、原材料等生產成本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要能夠按照補償投資成本的價格銷售商品或服務，固定資產、R&D和技能訣竅等耐用性和專用性投資也就不足為慮。在企業購買、生產和銷售過程中，對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折舊費，企業只需要在產品市場上獲得銷售收益就行。如果企業無法補償折舊成本，那么就會出現沉淀成本，此時與企業是否退出市場還是繼續生產都沒有關系。對馬克思經濟學來說，沉淀成本主要是一個價值實現或成本補償問題。

因此說，突破新古典經濟學的狹義概念，廣義沉淀成本可以被定義為既不能通過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銷售價值得到補償，同時也不能通過資產投資本身的再出售價值得到補償的那部分成本。由此可以推斷，盡管資產具有通用性或者它們的服務壽命很短，如果不能得到完全補償，企業仍會產生沉淀成本。反之，盡管資產是專用性或者它們的服務壽命很長，如果能夠得到完全補償，也不會產生沉淀成本。Dixit和Pindyck[12]則指出，沉淀成本是任何投資成本的一種潛在特征，比人們通常認為得要普遍得多。

由此可見，依據馬克思經濟學對于廣義沉淀成本的理解，可以拓展新古典經濟學的狹義性。一是沉淀成本不僅與資本市場狀況聯系起來，而且還與產品和服務市場聯系起來了。二是沉淀成本不再與進入和退出市場發生關系。即使企業繼續運營仍會產生沉淀成本，尤其是折舊成本自身能否得到補償非常關鍵。三是從事前來看，任何投資成本都可能成為沉淀成本。但是從事后看，每一類投資成本都有可能是沉淀成本，主要取決于企業在投資、生產和銷售過程中價值實現狀況，但并不意味著有些成本可能潛在地比其他成本更容易產生沉淀成本。四是突出沉淀成本與價值實現之間的關系，把資本市場和產品市場聯系起來，從而可以看出沉淀成本的有無與宏觀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之間具有內在聯系，并不像新古典經濟學那樣，沉淀成本可有可無。而在現實經濟中，固定資產的損耗（折舊費）還包括貨幣工資、原材料成本等，不僅需要得到正確反映，而且還必須通過市場交換得到補償。如果忽視投資成本的補償，也就忽略了沉淀成本的存在價值，不僅會影響擴大再生產，甚至還會破壞簡單再生產過程，最終導致財務資源枯竭、非自愿性失業和經濟危機等，從而孕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展方向。

四、對沉淀成本概念的一種新綜合

一般說來，新古典經濟學家對于沉淀成本概念的分析主要關注：一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完全知道沉淀成本的大小，從而使市場價格等于邊際成本，看不到沉淀成本存在及其自身變化的現實意義。二是僅僅著眼于資本市場交易過程，其中資產專用性、交易成本以及政府管制等影響沉淀成本。三是沉淀成本僅僅與進入、退出市場直接相關，忽略了產品市場價值實現對沉淀成本的影響。也就是說，沉淀成本不僅構成潛在企業的進入壁壘，而且還構成在位企業的退出壁壘，嚴重阻礙企業自由進出市場或產業。四是雖然看到準租金分配時“敲竹杠”對投資成本補償問題，但忽視有形損耗和無形損耗對沉淀成本的影響，特別是固定資產價值損失（折舊成本）自身的補償問題。因此說，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家往往囿于新古典靜態或比較靜態分析，邊際分析導致很難看到沉淀成本的本質特征及其影響。換言之，新古典經濟學主要關注短期與長期分析，但從長期來看，由于資

源都可以充分流動起來，因而不會存在沉淀成本。這樣，在微觀與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都不涉及它，從而積極倡導自由放任市場，無需政府干預或者干預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相比之下，馬克思經濟學對沉淀成本概念的理解超越了靜態均衡分析，而是指在歷史時間和動態調整中，因資產有形磨損、無形磨損以及社會產品價值實現失靈的自然結果，是市場經濟天生不穩定的來源。因為固定資產投資是資本主義現代工業經濟的核心本質，而固定資產的有形和無形損耗（折舊費）無法通過自身再出售得到補償這一事實，導致馬克思認識到社會產品價值實現對于投資成本補償的重要性。這樣，馬克思經濟學不再考慮進入、退出市場與沉淀成本之間的聯系，而是從產品價值實現角度直接探討沉淀成本的出現，廣義沉淀成本不僅與企業生產產品和服務的銷售價值實現有關，還與資產自身的銷售價值實現有關，是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共同作用的結果。

事實上，從長期來看，新古典完全競爭市場是一個沒有沉淀成本的經濟模型，盡管從短期來看，產業組織經濟學強調沉淀成本的承諾和博弈作用，新制度經濟學強調資產專用性和交易成本概念等，為考察沉淀成本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僅需要考慮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狀況，而且還需要考慮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在新古典經濟學沉淀成本的狹義觀點基礎上，結合馬克思經濟學對沉淀成本的拓展分析，將購買、生產和銷售三個階段考慮投資成本的價值補償問題，從而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廣義沉淀成本的形成動態過程及其后果[13]，如圖1所示。

從圖1中可以看到，沉淀成本的產生與資本市場、產品市場和政府的經濟政策密切相關。第一階段是投資決策，主要是指購買或建造廠房設備的承諾，而且還包括在投資付諸實施之前需要支付的搜尋信息和簽訂契約方面的交易成本投資。第二階段是生產過程，在生產中不僅需要考慮激勵與協調機制，還需要考慮各類資產的有形損耗與無形損耗程度，包括生態環境方面的自然資本，從而看到折舊成本自身對各類資產的沉淀成本影響。第三階段是產品銷售，需要將生產出來的產品和服務拿到市場上進行銷售。如果產品市場需求旺盛，則不會出現沉淀成本。如果產品和服務滯銷，就會虧損。此時，需要考慮第四階段，企業是否出售固定資產。如果再出售價值能夠補償投資成本，那么也不會存在沉淀成本，進而不會出現債務和信貸問題。然而，如果再出售價值無法補償投資成本，就會出現沉淀成本，其結果是，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也會隨之而來。尤其是，企業的投資活動—價值實現之間存在時間間隔或時間滯后，經濟中的政治、歷史、社會和心理等因素都會影響投資成本的補償程度，影響企業的再生產條件。因此，自然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等都需要得到補償，否則，就會導致沉淀成本出現，以致引發再生產中斷。一方面，從長期看來，新古典經濟學沒有沉淀成本，一切投資成本都可以流動起來；另一方面，從短期來看，即使出現沉淀成本，也不會影響企業的財務狀況，其沉淀成本的大小不會影響企業的利潤最大化決策，可以說，沉淀成本可有可無，無關緊要。然而，從馬克思經濟學角度看，沉淀成本產生意味著企業出現了嚴重的財務困境。進一步說，如果這些行業出現的危機能夠很容易波及其他行業、其他地區，使國民經濟陷入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從而引起經濟周期性危機。因此說，如果處于新古典完全競爭市場中，沒有沉淀成本，企業通過資產自身的再出售很容易解決自身財務困境，也就不會有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然而，正如馬克思（也包括凱恩斯）所強調的有效需求不足，投資成本無法通過社會產品價值得到實現，企業也無法通過資產出售得到補償而產生沉淀成本，很容易產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從而看到新古典經濟學假定錯誤會自我消除，或者自我調節的市場力量會糾正這些錯誤。不幸的是，在現實世界中，金融恐慌會輕易地失去控制，演變成一場經濟危機。但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馬克思和凱恩斯都認為生產和需求之間的差距是引起資本主義經濟蕭條的主要原因，但在解釋這種差距的時候出現了很大的分歧。凱恩斯認為，出現差距完全是因為有效需求不足，而馬克思則在強調需求和供給都有問題的同時，把重點放在了供給（即生產能力的側面）上。也就是說，資本家的投資支出起到了擴大總需求以及提高生產力的雙重作用。因此，資本家的投資支出引起的生產率超過了總需求時，資本主義經濟很難擺脫價值實現受挫的惡果[14]。

圖1 沉淀成本的產生及其政策取向

總之，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堅信完全理性，因在理性預期和有效市場理論走得太遠，以致無需考慮沉淀成本問題，如果不把沉淀成本添加到理論模型中，我們就會喪失判斷力，也就無法認清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由于有限理性、真實時間以及非遍歷性背景（Nonergodicity）的約束，沉淀成本的產生是由資本市場、產品市場以及政府政策等造成的，難以納入新古典一勞永逸的優化模型中。沉淀成本的出現對微觀和宏觀經濟會產生嚴重的后果，不容忽視。尤其是沉淀成本的出現，主要通過流動性約束和財富效應，使背負債務的企業逐漸縮小生產規模，從而波及宏觀經濟，很容易引發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

究其本質，這主要與投資成本的補償機制有關。對于企業的生產耗費來說，包括機器、設備和廠房等固定資產的有形和無形損耗，攤入的原材料、輔助材料等，都需要通過社會再生產運動得到相應的補償。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價值運動的方式及其各個組成部分，在價值上補償，在實物上如何更換，直接關系到社會生產的按比例發展狀況，也直接反映了社會生產兩大部類之間或國民經濟各個部門之間的相互需求、相互供給，形成互為條件、互為制約關系。

五、一般性結論及其制度或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在新古典經濟學一般均衡條件下，任何投資都可以通過資本市場或產品市場得到補償，從長期來看不會產生沉淀成本，自由市場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能夠自如地協調人們之間的行為，個人僅僅致力于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結果卻導致了有效率的、最佳的社會結果，無需政府干預，僅僅關注短期沉淀成本的存在及其影響并無大礙。然而，遵循馬克思經濟學的成本補償或價值實現的思路，可以看出馬克思《資本論》優越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價值所在，走進一個有貨幣、信貸、固定資產甚至真實時間的世界里，市場具有不穩定性，諸如非自愿性失業和經濟危機，為政府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雖然新古典完全競爭市場沒有沉淀成本，但是新制度經濟學依據資產專用性和交易成本考慮現貨市場、長期契約或垂直一體化等組織邊界問題。迪克西特和平迪克研究不確定性與沉淀成本投資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創建了實物期權理論，進一步豐富了新古典凈現值方法[15]。這些研究更多關注狹義沉淀成本，但對于完善馬克思經濟學對于沉淀成本的本質認識具有重要的補充作用，超出了新古典經濟學著眼于總供給政策并兼顧總需求政策，區分有無沉淀成本經??模型這一簡單兩分法，再次確立了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之間的核心關系，并提出一些相應的制度或政策創新的基本原則，即加強風險和沉淀成本管理。

1從經濟理論創新上看，沉淀成本也會引起市場失靈，又一次駁斥自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能夠產生最佳結果這個斯密神話，有沉淀成本的經濟模型更加貼近現實經濟條件。自由放任并不可行，私人契約和政府干預都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必然導致市場競爭加劇和技術創新等，有形磨損和無形磨損產生的沉淀成本十分顯著，很容易造成創新悖論，并不是技術進步越快越好[16]，也不是創新越多越好[17]，因此，有管理的適度競爭或適度壟斷是合意的，過度競爭和完全壟斷都不會產生最優解，尤其對物質資本、人力

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來說更是如此。

2沉淀成本概念為研究市場不穩定性提供了一種分析框架，超越了靜態均衡理論。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只要條件變化不大，就可以相當準確地預測某些事情。然而，在一個不穩定性的市場經濟中，沒有人能夠收集到足夠的信息來進行準確的預測，我們只能依靠有根據的猜測。在這個有根據的猜測中，我們往往會低估其中的猜測成分，所以很難看到沉淀成本的出現。也就是說，企業投資成本只能從產品銷售收益中得到補償，才有可能不斷購入新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才能保證企業再生產的順利進行。一旦產生經濟衰退或經濟蕭條，難以回到均衡狀態中，自由市場受到質疑，政府干預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全球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也需要各國采取合作方式加以解決。

第7篇：經濟危機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合法化；工具理性；交往理性；話語民主

哈貝馬斯是當代德國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家，第二代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理論是哈貝馬斯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哈貝馬斯在《合法化危機》、《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交往行為理論》等著作中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表現為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化危機、動機危機四種形式，合法化危機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單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話語民主的社會是克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的根本途徑。哈貝馬斯的合法化危機理論對于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具有諸多重要啟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機理論夸大了語言的作用，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換是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基礎

任何一個社會要存在下去必須具備自身的合法性基礎。哈貝馬斯認為，所謂合法性指的是一種政治秩序值得被人們承認。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說，同一種政治制度聯系在一起的、被承認是正確的和合理的要求對自身要有很好的論證。合法的制度應該得到承認。合法性就是承認一個政治制度的尊嚴性。這個定義所強調的是，合法性是一種有爭議的公認的要求。統治制度的穩定性，甚至取決于對這種要求的(起碼的)事實上的承認。”

哈貝馬斯認為，傳統社會的合法性基礎是自上而下確立的。所謂自上而下，即是說傳統社會借助于文化傳統而鞏固自身的合法存在。與傳統社會不同的是，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是來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是從社會勞動的根基上獲得的。這是由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特點決定的。哈氏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可以被理解成為—種機制，這種機制能夠保證目的理性活動的子系統不斷發展，從而動搖了傳統社會的制度框架在生產力面前的傳統的優越性。傳統社會里，統治是政治的統治。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場的合理性，即市場交換關系的公平合理和等價交換，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統治制度。統治制度依靠生產的合法關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權利。社會的制度框架在間接的意義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義上是經濟的。

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化危機

(一)危機概念及標準

哈貝馬斯主要是從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的辯證關系上來建構自己的危機概念的。“一種適當的社會科學危機概念應當能夠把握住系統整合(systemintegration)與社會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間的聯系。……我們所謂的社會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語和行為能力的主體社會化過程中所處的制度系統；社會系統在這里表現為一個具有符號結構的生活世界。我們所說的系統整合，涉及到的是一個自我調節的系統所具有的特別的控制能力。這里的社會系統表現為它們克服復雜的周圍環境而維持住其界限和實存的能力。”在他看來，危機的確是系統整合出了問題，但起決定性作用的卻在于社會整合意義上的社會認同、共同的文化價值出現問題，也即是說其根源在于社會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個社會系統陷入了危機之中標準是什么呢?根據哈貝馬斯的分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社會成員的社會認同發生質變。其二、社會系統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會的組織原則遭到破壞。

根據這三個危機標準，哈貝馬斯斷定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陷入危機。

(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及其產生根源

在對“危機”概念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哈貝馬斯展開了對以合法化危機為中心的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全面批判。在他看來，晚期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綜合系統，發生的危機是一種全面的、普遍的危機，表現為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化危機、動機危機這四種形式。

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危機仍然存在。這種經濟危機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持續的通貨膨脹、不斷的生產停滯、嚴重的財政赤字。但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發生的主要領域已經轉移到政治系統和社會文化領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機、合法化危機和動機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

合理性危機實質上是指國家在干預經濟時決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與經濟危機一樣，合理性危機把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矛盾表現為控制命令之間的矛盾”。盡管合理性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決定性的。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領域，比合理性危機更主要、更嚴重的危機是合法化危機。

政治系統的“投入”危機就是合法化危機，也可以稱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則意味著，用行政手段無法維持或確立必要的合法性規范結構。”

“合法性危機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它不是由于系統整合受到威脅而產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實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計劃的各項任務使失去政治意義的公共領域的結構受到懷疑，從而使確保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質疑。”合法化危機即廣大群眾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政治組織原則和形式產生懷疑。

哈貝馬斯主要從兩方面分析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的根源。第一，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陷入一個自身無法克服的悖論之中：一方面必須實行國家干預，以解決市場機制下經濟功能失調而頻繁發生經濟危機的問題，以此來減輕經濟危機對群眾物質生活的危害從而獲得他們的忠誠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國家實施干預活動，其統治形式又會受到群眾的懷疑，從而失去合法性基礎，因為經濟的私有化、市場化以及“自由競爭”、“公平交換”等對于資本主義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于是，一種矛盾境地不可避免，沖突也就隨之而來。這種沖突是產生合法化危機的一個重要根源。

第二，最為根本的是，國家的干預和行政指令不僅涉及經濟領域，而且也侵入到社會文化系統。對文化進行商業生產和行政計劃，會將它原有的規范力量消耗殆盡，社會文化系統越來越無法向政治系統投入必需的群眾忠誠，以滿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國家干預，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領域政治化，促使社會成員對國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統治對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長，以致政治系統和文化系統之間的關系失調。

由此可見，合法化危機實質上是由社會文化系統的“產出”危機所決定的，即由“動機危機”決定的。“決定合法化危機的必然是一種動機危機，即國家、教育系統和就業系統所需要的動機與社會文化系統所能提供的動機之間所存在的差異。”

哈貝馬斯認為，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職業私人性(即公 民明哲保身主義和家庭職業明哲保身主義)這兩個動機模式對于政治系統和經濟系統的持續存在都很重要，但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卻無法產生，由此導致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動機危機。

三、合法化危機的解決途徑

如何應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化危機呢?在哈貝馬斯看來，治療這種合法化危機的方法就在于要消除金錢、權力侵入文化領域的現象，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

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在哈貝馬斯看來，要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承認和重視共同的規范標準。互主體性或普適主義是哈貝馬斯特別強調的在交往行為中應該遵循的共同規范。互主體性在哈貝馬斯看來也是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的前提和基礎。

第二個方面是選擇恰當的語言進行對話。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語言行為。要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需要在對話中，首先語言具有可領會性，也就是合乎語法；其次，語言要具有真實性，所作陳述合乎實際情況，或具備實現的前提條件；再次，語言要具有正當性，指的是所說的話要遵循正當的社會規范；最后，語言要具有真誠性，也就是指說話要言出心聲。

第三個方面是要建立話語民主的社會。哈貝馬斯認為，“話語產生一種交往權力，并不取代管理權力，只是對其施加影響。影響局限于創造和取締合法性。交往權力并不能取代公共官僚體系的獨特性，而是‘以圍攻的方式’對其施加影響。”這種圍攻是通過憲法的授權、權力分工和公共領域的壓力來實現的。實際上，哈貝馬斯是要限制國家對社會的干預，形成自主的公共領域，在這里人們通過自主交往培養自由的政治人格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相互學習，喚醒社會的團結意識，從而使公共領域成為一切政治權威的基礎，將政治權力最終置于人民和公共領域的參與和監督之下。

四、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理論的價值和限度

為了應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化危機，哈貝馬斯設想的方案是拯救和重建理性，以交往合理性概念取代片面的目的合理性概念。這一抽象的哲學設想在現實中的具體實現途徑即是要強調民主的對話、討論，將民主的對話、討論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基礎和中心，將政治權力最終置于人民和公共領域的參與和監督之下。’筆者認為，從哈貝馬斯的一些具體論述和觀點中，我們可以獲得一些有益的借鑒。比如，哈貝馬斯提倡大力發展自由、獨立的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建立話語民主的社會，來抵制合法化危機和政治領域的腐敗現象。在當代中國同樣也面臨建設民主政治的問題。哈貝馬斯所提倡的讓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對國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機構進行全面的監督，讓話語形成的交往權力對國家的行政權力和管理權力施加影響，這些觀點對于發展中國的政治民主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當然，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實現民主要根據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來具體確定，民主的實現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我們不能照搬哈貝馬斯所設計的民主模式。

語言在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理論中占據著核心地位。在哈貝馬斯那里，生活世界就是“語言地建構起來的”，哈貝馬斯把超越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偉大使命交付給了一種理想化的語言使用規范的建立。語言取代上帝成了人類解放的保證。

但是事實上，語言如何能夠承擔起如此的“重負”呢?對于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語言的作用是相對的、有限的、有條件的。哈貝馬斯過分夸大了語言的作用，他沒有看到語言背后的物質基礎和實踐根基。認為，語言起源于物質性的生產實踐的需要，作為思維的物質外殼，語言無論其形式還是內容，都是社會存在特別是社會生產方式的反映。

哈貝馬斯試圖創造一種取消一切差異(權力、財富、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理想的話語狀態，以實現交往合理化，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克服資本主義的危機，這種改良設想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只要存在私有制，存在剝削，存在競爭，要想實現完全的自由平等的沒有強制和壓迫的對話是不現實的。只要資源稀缺存在，人們從自身利益出發，不可能完全真實、真誠、正當地說話。而消滅私有制和剝削、消滅貧窮并不是通過提倡交往理性，進行對話就可以完成的。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理論的失足之處就在于把語言交流、交往理性看作社會進化的主導力量，而不是認為生產方式在人類社會發展中起決定作用。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交往理性的發展程度歸根到底取決于生產方式的發展水平。所以，我們不能脫離生產方式的完善和發展而空談交往理性的發展，更不能把交往理性作為社會進化的決定力量。

因此，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哈貝馬斯幻想恢復語言作為交往行為的中介地位，建立一種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語言使用規范，構造出一個理想的言談情境，并促使人們在這種理想的言談情境中，不受任何外在束縛，通過自由的商談達到理性的共識。于是，交往的合理性、理想的言談情境的建立、社會進化、社會病態根源的克服以及社會理想的實現統統可以得到圓滿的解決”，這“無疑是天方夜譚或浪漫主義的烏托邦”。

參考文獻

[1]哈貝馬斯著，郭官義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2]哈貝馬斯著，劉北成譯，合法化危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8篇：經濟危機的概念范文

翻開報紙，打開電視，不出五分鐘你就會發現，整個世界被一個叫“經濟危機”的概念充斥著。很多小白領們只要聽到這個名詞就談虎色變，而最近朋友之間的聊天也三句不離此話題，“什么經濟不景氣啊，公司裁人啦”等等。

面對經濟不景氣，我們老年人們應該抱著怎樣的心態？金融風暴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哪些變化？

其實,我們這些老年人,都是走過歷史長河的英雄,見過大風大浪!我們應該告訴我們的兒孫:金錢從來就不是給我們安全感的最大支柱!我們在生活困難的時刻,需要的是走出困境的信心,還有價值無比的快樂心情!

菜錢不夠可讓老伴戒煙

張阿姨的女兒每月給她800元，用來張羅三頓飯。可張阿姨發現最近這錢好像不夠用了，以前800元對付一個月的伙食綽綽有余，現在基本上三個星期就花得差不多了。張阿姨算了下，以前每天的菜錢20元就夠了，5元錢的青菜家里可以吃兩天，而現在只夠吃一頓了，每天的菜錢更是要多花10元左右，碰到雙休日家里來客人，這小菜錢更是要動輒上百。張阿姨打趣道：“現在的經濟危機搞得小菜錢也越來越貴了。前段時間豬肉漲價，那么我們就少吃豬肉，改吃雞肉、牛肉。現在是蔬菜也變貴了，還有油啊，調味料啊，更不要說超市里賣的那些零食蜜餞了。以后還是天天吃光面算了，節約一點。”

嘴上雖是這樣說，張阿姨還是天天往小菜場跑，盤算著怎樣用最少的錢買到又多又好的東西。畢竟日子還是要過，菜價雖然上漲了，但還是在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菜錢如果不夠，還可以用老頭子的香煙錢補上，正好趁這個機會讓他戒煙，也對身體好。張阿姨心里的小算盤噼里啪啦撥得很起勁。

股票割肉舍不得

前段時間美國政府用7000億美元來救市，可這7000億美元還是如同杯水車薪。

去年，中國股市也一蹶不振。這可苦了中國的股民們，而且中國的股民們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年人。阿姨伯伯們退休后一下子空閑了下來，有很多人出于打發時間順便“發點小財”的目的進入了股市。我們中國人對于錢財的花銷沒有西方人那種“今天花明天的錢”的豁達，家里的財產往往都在銀行里藏著。去年年初中國股市一路走高，利好的消息讓很多老年同胞們拿出大部分積蓄一頭栽了進去，很多人的資產也翻了一翻。可是沒等高興幾天，5月底的5個跌停板就把人打入谷底，資產縮水一半都不止。

很多老年人都叫苦不迭，這些都是他們辛辛苦苦存下的養老錢啊，割肉拋掉是絕對舍不得的。老股民王先生苦笑說：“我們都是胖子進去，瘦子出來，十多年的積蓄都砸在股市里，我現在唯一希望的就是經濟危機快點結束，股市上漲后把本錢拿回來就可以了。”

為兒孫當上“月光族”

孫老伯有個剛上小學一年級的小孫子，圓臉大眼睛，長得虎頭虎腦，調皮可愛，周圍的鄰居都十分喜歡他。孫老伯也十分驕傲，談起他的小孫子就合不攏嘴，臉上的皺紋都笑成了一朵花。

可最近孫老伯有點開心不起來了，并不是孫子不乖，而是他發現自己的養老金有點捉襟見肘。孫老伯納了悶，自己每月都是這么生活的，以前每個月都會有二三百元結余，現在怎么不知不覺中趕了下時髦，當上了“月光族”了呢。細細一計算，孫老伯發現每月竟有500多元是用在了小孫子身上，而以前差不多就300元吧。每個月兩頓麥當勞是固定支出，剩下就是幫小孫子買買圖畫書、玩具、文具還有零食了。現在小孩的書籍玩具樣樣都不便宜，隨便一件都是二三十元，這些零零碎碎的支出加起來數目也不小，難怪孫老伯發現錢不夠用了。

現在每天放學接小孫子回家的時候就是孫老伯最緊張的時候，生怕小孫子要他買這買那。好在小孫子也懂事，有一天放學，他一本正經地對孫老伯說：“爺爺，老師說現在經濟危機了，要節約一點。今天我漢堡包就不吃了，買個冰激淋吧。”

旅游購物找樂子

持續至今的經濟危機也影響著國內外的旅游行業。不過，這對于喜歡旅游的老年朋友們倒是一個福音。

此話怎講？因為許多旅游路線紛紛打出了低價游的優惠招牌，而且有不少是熱門路線。熱衷旅游的錢老伯夫婦今年就去了一次香港和海南，不僅價格要比以往便宜一些，有著“時髦阿姐”之稱的錢夫人還在香港淘了很多中意的商品。

第9篇：經濟危機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經濟危機；信用風險管理

中圖分類號：F27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5-00-01

一場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正向全球蔓延，歐美國家經濟的衰退使外銷為主的企業以及外銷企業的供應商面臨嚴峻挑戰。不少企業銷售訂單大幅度下滑，產品成本升高，貨款回籠困難，銀行融資渠道斷裂，供應商收縮信用規模，資金周轉出現困難。優質客戶成為商家爭搶對象，市場競爭更加激烈。不少企業發出感嘆：信用銷售是找死，不信用銷售是等死。從某種程度上說，從金融危機到經濟危機，最后是演變為了信用危機。在當前惡劣的經濟形勢下，信用銷售存在較大的信用風險，但信用銷售作為有力的促銷方式，能為企業帶來新的市場機遇。因此，在經濟危機下如何控制風險、如何做大銷量，如何實現一個最佳平衡點，是本文力爭解決的問題。

一、信用、信用銷售、信用風險的基本概念

信用是一種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不用立即付款就可以獲取資金、物資及服務的能力。信用是隨著市場的發展而產生的，市場經濟其實就是信用經濟。

信用銷售就是我們俗稱的賒銷，信用銷售是買方市場下的必然結果。信用銷售對于賣方而言，存在巨大的利益動機：一是信用銷售作為促銷手段，對于資金暫時有困難的客戶具有較強的吸引力；二是信用銷售能增強供貨方的市場競爭力，在價格、品質、服務相差不明顯的同質化產品中，有實力進行信用銷售的企業會獲取更多的市場份額；三是信用銷售可以穩定客戶。

信用銷售對于購買方來說，實質上是一種短期的融資，因此在信用銷售過程中永遠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風險，就是客戶到期不付款的風險，通常稱這種風險為信用風險。

二、國內信用環境分析

與歐美成熟市場經濟的國家相比，我國的信用銷售相對滯后，我國的信用銷售規模估計在30%以下，有的歐美發達國家信用銷售高達90%。恰恰因為我國信用銷售起步較晚，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因此受損程度大大降低。中國沿海發達城市因為外資企業多，因此信用銷售相對發達；中國內地信用銷售相對較少，不少地方“三角債”依然嚴重。許多企業仍未建立完善的信用風險管理體系，仍然停留在“腳痛醫腳、頭痛醫頭”的低級管理階段。

從國家宏觀層面看，信用銷售較低有以下原因：一是國家相關的信用獎罰機制還未形成，整體上信用環境較差，不少企業經常發出“欠錢的是爺，收錢的是孫”的無奈感慨。二是許多企業未掌握信用風險的管理技術，想信用銷售但是不敢，寧愿低價讓利現款銷售。三是信用風險的分擔機制還未完善，盡管中國出口信保等公司已經探索式的開展國內貿易保險業務，但是這一新興業務，由于保費較高且操作復雜，還未被廣大企業所接受。四是信息分散。信用銷售單位無法收集到散布在交易伙伴間的相關信用信息，也難以從政府部門共享到相關信息。因此，很難掌握客戶的信用狀況。

三、當前經濟形勢下，政府對信貸政策的態度

2008年11月11日，國資委緊急召開央企視頻會，要求加強應收賬款回收工作，加強現金流管理，要“現金為王”。2008年11月9日、12月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確定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其中第一條是落實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促進貨幣信貸穩定增長，第二條是加強和改進信貸服務，滿足資金合理需求。2008年12月31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搞活流通擴大消費的意見》中的第十六條明確要求：大力發展信用銷售。積極推動國內貿易信用保險業務發展，促進和規范商業信用服務的發展，支持建立信用風險分擔機制，有效防范信用風險，促進信用銷售發展，緩解企業資金周轉壓力。2009年3月，商務部等五部門在《關于推動信用銷售健康發展的意見》稱，要推動和引導企業完善信用風險管理體系，鼓勵企業購買信用產品及服務。鼓勵企業購買信用保險。

因此，在當前世界經濟低迷、國外需求繼續減弱、國際金融市場動蕩、部分行業和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的經濟形勢下，推動商業信用健康發展，以拉動國內需求，緩解企業資金壓力，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具有更加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石油銷售企業信用銷售策略探討

1.石油銷售企業信用銷售的特點

石油銷售企業的信用客戶廣泛分布于制造、電力、公交、物流、港口、基建、混凝土等行業，制造業中又包含電子、印刷、造紙、塑膠、五金、機械、制鞋、制衣、玩具等企業，客戶行業非常復雜，不同行業的經營及資金周轉情況差別很大，因此難以采用同樣的信用評估標準及信用政策，管理難度較大。但是，恰恰是這種廣泛的信用客戶分布，反而使公司在經濟危機下將產生一些新的市場機會，因為有的行業受經濟危機影響較小。

2.經濟危機下需要適時更新風險觀念

經濟危機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不少客戶用油需求的急劇下降表明，這些企業正面臨“寒冬”狀態。毋庸置疑的是，大部份客戶的信用風險系數正在大幅度升高。同時，我們應重新評估客戶的信用風險狀態，調整客戶風險排序。顯然，以出口為主的外資企業將成為高度關注的重點，特別是技術含量非常低的制鞋、制衣、玩具等行業，成為了我們的高風險客戶，而之前我們通常認為風險較高的社會加油站，反而風險相對較低，以及我們一直認為風險較高的混凝土行業，由于承接大量的市政工程，不但銷量穩定，而且風險相對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