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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兩難選擇范文

考慮到低碳經濟轉型所產生的效益是個長期性的過程，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在短期內會造成地方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和影響就業，甚至帶來新的社會問題，地方政府就要承擔相應的減排壓力，而這些情況會對當地官員的升遷和政績造成影響，導致發展低碳經濟的積極性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稅收和就業壓力會使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考慮，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消極做法，與中央政策常常有偏離甚至背道而馳。

大多數國有企業憑借壟斷地位，獲得超額利潤，導致企業節能減排內在動力和外部壓力不足，使環境成本約束作用弱化。有的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甚至擴大排放進一步污染環境。上述情況說明，參與經濟活動的主體如政府、企業和個人生產生活行為缺乏有力的硬性約束，如政策不完善和執行不力，相關法律不健全等，往往會弱化低碳經濟相關政策的強制性和權威性，使低碳經濟的發展缺乏有力保障，從而妨礙低碳經濟的發展。

政策制定及實施受到制約

中國的改革正在不斷深化，而低碳經濟的發展又帶來許多新的問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及相關制度需要一個適應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產生出各種矛盾。例如，政府的政績考核制度促使地方固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形成，刺激了地方各級政府大力發展經濟、促進經濟增長的行為，同時也造成“碳鎖定”效應的形成。

原有的單純看重GDP增長的經濟模式不能滿足低碳經濟發展的要求，甚至造成了阻礙，需要充分考慮不同地區低碳經濟發展的需要和不同層級領導干部職責，制定更加完善的干部政績考核評價制度，設置各有側重和低碳化的考核指標，對經濟發展可持續、社會和諧進步、民生改善、環境保護、資源消耗和消化產能過剩等方面進行考核。如果不能打破固有的制度模式，地方政府將在經濟發展面前，面臨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的選擇，會一如既往地注重短期和局部利益，必然造成經濟體制仍然以高能耗、高污染和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原有模式發展，導致低碳經濟政策戰略落空。

由于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特殊性，地方政府間的合作機制還有待完善，造成低碳經濟在鄰近區域的發展互相制約，帶來不應有的經濟損失。由于區域經濟受到地理位置、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階段性等因素影響，這就必然要求在不同區域制定相關低碳政策必須考慮存在的特殊性，不能實施統一的低碳標準，必須根據客觀情況，結合地方經濟發展實際。

同時低碳經濟發展的外部性利益存在成本與收益的結構性差異，必然會造成不同經濟活動主體在行為上產生差異，特別是當經濟發展涉及到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區域經濟發展和政府地方政績時，如果沒有合理的經濟和政策激勵，同時缺乏相應的懲戒，則會導致參與的行為主體仍然采取保守的做法，堅持發展傳統的地方經濟，除非有的地方率先把發展低碳經濟作為優先選擇，否則大家都不發展低碳經濟，造成低碳經濟政策很難在地方政府間實現真正的橫向實施。

不能有效地解決經濟負外部性問題

低碳經濟最終能夠改善資源環境和消費方式，帶來較高的社會價值，但是，在發展完善上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資源環境屬于公共產品，其投入和保護無法通過市場化來達成；同時低碳經濟發展中的經濟行為主體均具有外部性，會面臨“市場失靈”問題。

一直以來，我國的資源環境成本基本處于低價或無價狀態，排污費征收標準過低，開采企業缺乏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意識與壓力，造成環境的污染和破壞。當經濟行為主體引起成本和收益不等于社會收益和成本時，就存在外部性。碳減排問題的實質是碳排放外部性的內部化，需要政府宏觀調控，積極強化管理職能，制定完善的政策體系，通過調節政治和經濟發展體制，鼓勵和推廣低碳技術應用，提高能源效率，逐步減少碳排放，打破傳統經濟增長和溫室氣體排放的發展模式，建立新的正外部性低碳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然而，這些都尚未做到，還有很大差距。

在低碳經濟轉型過程中，能源的轉型是關鍵環節，而中國固有的能源模式是以煤炭為主，在傳統的發展模式中，煤炭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優勢，但是也會造成環境的負外部性，因此在低碳經濟發展的未來就變成了不利的條件。低碳能源建立在低碳或無碳能源基礎上，可以給經濟發展和環境和諧帶來正外部性，由于低碳能源發展還不成熟，造成其基礎設施建構不僅需要巨額資金的投入，還需要足夠的發展時間；一方面能源的稀缺性以及國內供需緊張的狀況并未很好地解決，影響企業發展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有些能源的低價使其在利用過程中由于企業缺乏節能降耗的意識而造成浪費，使得企業在技術改進、設備升級上缺乏應有的壓力和動力。

考慮中國能源發展的實際，我國傳統的能源結構在較長時間內難以徹底改變，需要結合低碳節能、減排等技術，努力提高現有能源體系的整體能效，逐步降低傳統工業對化石能源的過度依賴，遏制化石能源總能耗的增加。積極調整低碳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中國目前在利用國際優質能源、引進先進技術開發水電、核電時常遭受誤解，影響中國能源未來的國際合作和中國能源低碳轉型發展。

資源要素保護無法在價格中體現

我國許多引導、強制、激勵政策都沒有收到預期效果，與我國目前資源要素保護無法在價格中體現的現實有關。

在經濟發展中，各種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離不開生產企業，作為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利益主體，企業在中國低碳經濟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對公眾、地方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經濟生產離不開能源基礎，我國長期以來的高能耗、高排放和低效益的經濟發展模式，促使企業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提高自身經濟效益的問題上，缺乏節能降耗和環境保護意識，給社會和環境帶來了大量的外部成本。

低碳經濟發展要求對依賴高碳發展模式的傳統產業進行技術創新和機構調整，必然會造成企業成本和運營風險增加，進而影響企業整體利益，這對企業本身具有負外部性。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低碳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兩難的選擇，碳減排會限制能源需求和經濟的增長速度，且前期發展存在很大的風險，無法準確地評估效益，需要尋找發展與減排這兩個價值目標的平衡點、結合點，合理地選擇發展路線，認真分析未來低碳市場對低碳轉型期經濟增長、產業發展、技術開發應用的風險和挑戰。

第2篇：兩難選擇范文

[心理專家]肖峰

[心理癥狀]

我今年23歲了,我現在有一個交往了一年多的男朋友,他很愛我，對我特別照顧和寬容，但我對他始終沒有感覺，覺得他這個人比較呆板，不夠浪漫。前不久他提出結婚,我不愿意，于是我們就分手了。在與他的交往中我還深深地喜歡上另一個男孩子，他是那種很瀟灑很浪漫的人，雖然那個男孩子不喜歡我。我原來一直想有機會就和瀟灑的男孩發展，如果沒有機會再和愛我的男友結婚，可現在和誰都不可能了。自從和男友分手后，我感覺我很依賴他，常想到他對我很照顧的那些情景，我真的很傷心！可他現在又有了新女友，他不可能再回到我身邊，我好痛恨自己！

[心理診斷]

你現在好痛恨自己？痛恨什么呢？是痛恨自己沒有珍惜和自己男友的關系，還是痛恨自己沒有去追求自己喜愛的男孩？這種痛恨的實質是悔恨，是一種耗費精神的情緒，它是比損失更大的損失，比錯誤更大的錯誤。錯誤發生了，關鍵是搞清我們犯錯的原因，弄清我們背后的思維方式和性格習慣，防止以后重蹈覆轍。否則在同一個地方，我們將繼續習慣性地被絆倒。

現在來分析你產生矛盾情的原因：

喜歡自己的人自己不愛，自己愛的人又不愛自己，這確實是人生中的一大遺憾，也是讓我們傷透腦筋的事。

在現代社會里，人們在擇偶的取向上，好像越來越習慣于“仰視”，即容易把擇偶眼光盯在自己條件之上的“異性集合”里。因此除了少數魅力無比的俊男美女、“才子佳人”以外，大多數普普通通的男女之間若想一下子就能產生那種刻骨銘心的愛情，恐怕是不大容易的事了。于是你愛我我不愛你，你不愛我我卻愛你的事反而會不少。在這種情形下，那些愛的發生者若想讓“我愛你”換來“你愛我”，則非得有點追求的韌性和手段不可。在這點上，不少男子由于愛的主動精神強，常常無怨無悔地“愛我所愛”，憑著一股執著而打動女方的心，而屢次不成功者也會調整目光從而使自己的選擇更趨于現實?？梢恍┡詣t不然，社會的習俗看法和生活上一貫的被動，使她們對于所喜愛的人不敢追求，而對于她們不喜愛的人的愛又不愿接受，于是在那兒感嘆、猶豫、迷茫和痛苦。

[心理處方]

對于這類“兩難問題”，我們該如何作答呢？我認為基本的出路有下述三種中的一種。

第―，對所愛的對象發起攻擊。既然自己喜歡人家，那就得設法讓人家也喜歡你啊。首先，你問問自己，你有沒有追求他的勇氣和韌勁？其次，你問問自己，他轉變態度而接受你的愛的可能性有多大？再次，你要有合適的進攻方式。

第二，繼續等待時機。保持找到“我既喜愛他，他也喜愛我”的對象的希望，最終獲得兩全其美的結果。這當然是最理想的。但在實際生活中，這種選擇需要的是要“等”，要“碰”，有著較大的風險性。很多事例告訴我們：一個人選擇得成功與否，智慧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夠尊重客觀實際。

第三，接受愛自己的人。選擇永遠是一種兩難的過程，需要的是慎重考慮。不過慎重考慮后，需要的就是一種堅定，就要勇于承擔選擇所帶來的所有結果。學會自己給自己鼓掌，把堅守的事情做好。

第3篇：兩難選擇范文

矛盾中的GGL

2006年4月，GGL中國總部落戶成都，這是因為成都市的發展戰略和GGL的運營目標有很多切合點。

“GGL作為國際知名企業，在全球都有數字娛樂的資源，尤其在電子競技方面，GGL在美國和歐洲都會是眾多國際性電子競技比賽的合作方，提過視頻直播和平臺，尤其是在數字娛樂方面的理念，應該說和政府的信息產業發展路徑結合的比較緊，所以當政府看到這些并給予我們一系列支持后，當時GGL的亞洲總裁Frank就選擇了落戶成都。”GGL中國公司總經理劉敏予說。

落戶成都的GGL的主要一些項目都是承辦或者主辦比賽，包括2006年的CPL和WSVG，以及2007年IGT和DL，而他們也是今年CCESG的主要承辦方。

一個企業，看中的不僅僅是政府的支持，更多的應該看中的是這個市場。劉敏予說，“成都的電競市場并不發達，或者說開發的還不夠，相比較北京來講，這里的產業鏈不夠完整，比如缺乏當地的網絡視頻直播公司，這無形中增加了辦比賽的成本，而且也不利于當地的宣傳。而和上海比起來，盡管上海的電子競技也不如北京，但是那里的商業環境更好，這為企業辦比賽尋求贊助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條件。而成都，這里的商業環境并不理想，很多了解電子競技的知名大企業在這里沒有分公司，而那些當地的企業卻因為不了解電子競技而不愿意更多的支持。所以在成都，電子競技的認可程度并不高，無論是社會還是企業，都對電子競技持有懷疑的態度，但是我們不否認的是，這里的關注人群非常多，熱情也非常高，凡是辦比賽都會獲得成果。”

其實這是一種矛盾，“社會冷”和電競人群熱的矛盾在中國并不少見，但是對于一個企業來講，這讓他們更加的矛盾，因為社會冷而缺乏資金的注入，這讓一個企業開發電競市場變得舉步維艱，而面對如此有潛力的市場，一個企業卻又很難放棄。如何選擇，成了GGL在中國遇到的考驗。

開發與等待

現在，GGL的業務范圍將有所調整，那就是從賽事主辦方或者承辦方的角色中退出來，一方面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基礎環境也就是玩家群體的開放上，另一方面則充分發揮GGL本身媒體的作用。

談到后一點，劉敏予說，“其實GGL是以媒體起家，尤其在美國的媒體地位是讓人羨慕的，而更多的國外分公司也把精力放在了媒體工作上，和電競比賽的合作也是以媒體的身份介入。因此，我們可能以后會把精力放在媒體這一塊?！?/p>

盡管GGL仍然會承辦很多比賽，比如CCESG，但顯然他們的精力更多的是偏向了另一個業務領域，那就是游戲平臺。

GGL中國站主編王強介紹說，這個游戲平臺的概念是從外國引進的，強調是自由。它首先是個人的展示平臺，其次是大家可以在上面自由的約戰，并能通過完善的系統組織自己的比賽，最后，這里是一個交友平臺，大家可以因為興趣而在這個大的社區里成為好朋友。

其實，這是一個企業的自然選擇，面對并不怎么理想的市場環境，GGL將精力放在了用戶上，就是那些數量可觀的電子競技愛好者身上，而這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在開發市場，為未來做著準備。

第4篇：兩難選擇范文

中小投資者們都深知，股市中偶爾的一次意外失手，如不及時止損，有可能給你帶來的是致命的損失。比如，自今年4月中旬大盤從3060余點下跌以來，如果你所買入的個股出現下跌，而你沒有及時止損的話，那么你的損失會是非常大的。因為這大半年以來，絕大部分個股的跌幅都相當巨大。假如你的資金是從5萬元虧成3萬元，你的虧損比率是40%，如果你想把3萬元再變成5萬元，那么你的上升幅度就要高達67%左右，才能實現保本。在市場中要想找只能夠上漲幅度高達67%左右的個股是多么地困難。如果沒有一波大牛市的話，幾乎是難以實現的。而在熊市中個股下跌50%甚至更多卻又是非常容易的。從年初到年末，下跌了50%的個股在滬深兩市卻是一大片，俯首即是。可見，不及時止損的話，后果有多么嚴重。

然而另有一種觀點認為，沒有必要止損，畢竟是與自己買入股票時的愿望背道而馳的。高價買了，低價賣出，賠本的買賣堅決不做。畢竟不知道后市究竟是漲是跌，漲能漲多少，跌會跌多少，都是個未知數，何必急于虧錢走人呢。萬一在你賣出后，股價急速拉升呢？！即使跌了很多，只要堅守，相信總有一天會有解套的時候。

止損還是堅守？這兩種不同的觀點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投資理念，也決定了在操作過程中所采取不同的應對措施。兩種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又都有失偏頗。一味地割肉肯定是不可取的；但是，堅持死守，有時往往越守損失越大。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對策，該割則割，該堅守則堅守。

那么什么情況下該堅守，什么情況下該止損呢？

1、在基本面和政策面上看利空因素的多寡，是否有系統性風險？在大環境沒有什么大的利空，也沒有政策面上的不利因素，那么就不存在系統性的風險。這時對于手中所持有的買錯的個股倒是不用急于忙著割肉出局。如果基本面因素和政策面因素非常不穩定，而且利空頻發，那么就要考慮盡快拋出手中所持有的個股，以防止風險的加大而造成重大損失。如今年4月份以來，市場歐債危機、美評級下調、國際經濟步履維艱；國內通脹居高不下，貨幣政策一直沒有松動的跡象，市場擴容加速等等，一系列的利空因素將股指打得連創新低。這就是系統性風險。因此，在這種諸多不利因素的大環境下，就應該懂得要及時止損出局，確保不致被深度套牢。

2、要看個股的基本面是否穩定，生產經營是否受大環境的不利影響，有不有業績大幅下滑或者重組不成功等問題出現。有時市場的基本面并沒有出現問題，但是個股自身的基本面卻出現了問題同樣是應該及時止損出局的。一些個股一旦預虧或者業績預警，則股價一路大跌。比如，10月20日，英威騰（002334）、山東精密（002384）、凱樂科技（600260）等五公司三季度業績報告引爆了業績“地雷”，五公司股票復牌后齊刷刷跌停。還有的，因資產重組具有不確定性，一旦公布重組失敗，則股價同樣會狂跌。如索芙特（000662）10月20日公告終止資產重組事項，當天股票復牌后，直接跌停，而且此后三天出現連續下跌。因此，對于個股自身基本面存在隱患的，也應該及時止損出局，不要抱僥幸心理。

3、視自己的買入行為是從中長期投資角度考慮還是要從短期投機目的出發。如果當初的買入是因為個股的成長性比較好，未來業績有較好保障，且本身就是從中長期投資的角度而介入的話，那么完全可以不在乎一時的下跌，沒有必要割肉而止損出局?？梢詧允匾魂囎樱诖袌龊棉D時能重拾升勢，畢竟市場也會有錯殺好股票的時候。如果當時介入的動機純粹是想乘機逢低吸納，炒個短線的話，那么則要當心短線變中線，中線變長線的套牢了。當無法準確判斷時，那么就應該及時止損出局，以避免更大損失。

4、看個股的主力資金是處于何種動態，看是在出貨還是洗籌。如果發現主力是在以出貨為主的話，那么就應該堅決止損出局；如果主力機構僅僅是在洗籌，那么就不能作止損處理。

5、看個股是處于何種通道中，是下降通道的話，就有必要止損，如果是上升通道的話，就不適宜作止損。因為波浪理論認為，一個完整的上升浪是由五浪組成的，其中1、3、5浪為上升浪，而2、4浪為調整浪。所以，上升過程中的股價下跌，只是短暫的調整，如果止損的話往往會把籌碼拋在一個相對的低位上。

第5篇：兩難選擇范文

市場占有率和利潤率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市場占有率是指本品牌產品一定時間在產業總體市場銷售量的百分比率；銷售利潤率是指企業實現的營銷額利潤減去銷售成本的比率。市場占有率和銷售利潤率是相互聯系的，市場占有率提高，利潤率也隨之提高。在傳統產業里，市場占有率的領先者采用擴大市場占有率的戰略來提高其利潤率。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有學者就市場占有率和利潤率的關系做過調查，發現在食品行業，某世界級的品牌其市場占有率增加1個百分點，其銷售利潤就增加6000萬美元，另外一份對制造業數百個企業的調查中，企業經營價值鏈中和利潤率有關的最重要因素中，市場占有率和技術含量均在其列，當市場占有率超過40%，投資回報率可達30%左右，其投資利潤率是市場占有率在10%以下企業的三倍。很長時期，國際大公司的市場戰略都定位在市場占有率，希冀通過市場占有率的提高獲更大利潤。

但在市場的實際競爭中，由于過度的競爭，市場擴張難度增大，營銷費用增加超過了營銷規模的經濟性所帶來的成本優勢，企業甚至為追市場占有率而犧牲利潤，導致市場占有率和銷售利潤率并不成正比。二者的關系平衡難倒不少營銷大員，成為營銷總監常見的“兩難選擇”。

作者任營銷總監多年，一度深信市場占有率，注重營銷規模效益，并以強力不斷的品牌價值整合造勢驅動市場，為此三年把銷量做到全行業第1。這個數字和業績令人羨慕，但仔細盤點卻發現銷售費用也高昂，廣告促銷費占銷售額的9%，而年初的合理預算是5%，超支的4%意味增加公司銷售成本800萬元，當然從銷售額的角度看，增加800萬的市場推廣費用獲得行業第一，創造了近1300萬元的利潤也是不錯的。但作者多次深思，如果將推廣費控制原定5%而又達到年營銷額，豈不多創造800萬的凈利。作者認為：

一、營銷總監要有強烈的成本和利潤當觀念：深諳“利潤是公司的生命”，在營銷總監的戰略實施和監控中，要突出“利潤為王”的觀念，形成為整個團隊的營銷理念。、

二、謹慎精確的成本與利潤控制藝術：但很多公司只是在營銷方案的制定時提及成本與利潤控制。作者認為，營銷總監應在每一個目標實施周期中，具有謹慎精確的成本與利潤控制的藝術。具體做法為：

1、營銷本部設立營銷成本會計，對每一個客戶建立專項營銷成本指標控制檔案，對其每次貿易的貿易額、貿易成本與利潤都能通過營銷成本指標控制表及時體現出來。很多公司以人員繁冗而沒有意識到這一崗位的重要，而改用公司財務中心的會計兼任，但公司財務中心會計事務繁多和非行政直屬關系，對每個客戶的單次貿易額、成本與利潤都不能及時體現出來，導致信息滯后。

2、營銷總監要將客戶的每一次貿易營銷成本與利潤指標控制表，定期發給區域經理，讓營銷總部和營銷區域有一個營銷成本與利潤指標控制的對接，形成在公司內部營銷運營鏈對營銷成本與利潤指標有清晰的控制。

3、營銷成本與利潤指標控制表必須全面，及時，真實，是結合該目標市場的年度貿易額及各項營銷成本制定，應設立營銷成本與利潤指標的“最低指數報警線”欄目，一旦發現越過“最低指數報警線”，就要堅決調整該目標市場方案。并隨著營銷方案的變化而及時修正之。

4、通過營銷成本與利潤指標控制表，營銷總監和區域經理可清晰了解自全面的客戶的真實狀況，便于區分重點客戶，次重點客戶，非重點客戶。有效地制定相應的客戶服務制度。

三、利潤為主的市場博弈：在營銷實踐中，作者崇尚的是利潤為主的市場博弈，這可體現營銷總監真正的大智慧：運籌帷幄，洞察千里，四兩搏千斤；你用一元錢就能實現別人花十元錢才能實現的目標，該是何等的灑脫和聰慧。那么如何運籌帷幄，洞察千里，四兩搏千斤呢？

1、年度營銷方案的科學設定： 營銷總監制定營銷戰略方案應有四個指標：

一是品牌知名度和美譽度的增長指標，二是營銷任務額，三是銷售利潤指標，四是營銷網絡建設指標。它們是相互關聯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譽度的增長有利于營銷任務的完成和營銷網絡開發，實現利潤指標。而即定營銷網絡開發指標和營銷任務的完成，而又不超過即定的營銷成本，有助于銷售利潤的提高和品牌知名度和美譽度增長。營銷總監應系統，辨證看待四項指標，科學平衡處理之。據作者了解，不少企業的營銷戰略方案僅有粗泛的營銷任務額和銷售利潤兩項指標，而對這兩項指標的完成，也只限于計劃的分解，但對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和在實際營銷過程中，因營銷環境的變化導致二者關系變化缺乏補救措施。例如，營銷方案即定該年度每月1000萬的銷售額，實現70萬的凈利潤，但真正運作時銷售額只700萬，凈利潤40萬，應對的補救措施是什么？

是加大市場促銷力保證銷售額？

是注重凈利潤，而不必過多注重銷售額？

如何提升凈利潤？

是減營銷成本？改變產品組合？

是給予相應投入，通過市場占有率提高的規模經濟實現銷售利潤率的同步提高？

是根據公司現狀前市場變化調整各項指標？

這些都必須要在年度營銷方案制定時充分考慮制定下來，并要有準確的量化指標。否則一旦發生變化將會手足無措，做出急功近利的選擇。作者的觀點是：當營銷任務額和銷售利潤兩項指因環境變化而發生變化時，應注重凈利潤而不必過多注重銷售額？因為營銷任務額制定的目的是實現利潤，如果提升凈利潤完成利潤指標，營銷任務達不到也不足惜。

2、產品與市場的組合營銷：產品是公司完成營銷任務和實現利潤指標的武器，營銷總監如何藝術地運用產品的組合營銷呢？在于巧妙了解每個產品的成本、利潤并以此為組合開展營銷。可借鑒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的產品結構組合分析法（PPM）：

明星產品（新增長盈利的產品）

問題產品（屬衰退的產品）

現金母牛(資金流量大，保證公司運轉產品)　瘦狗產品（己過成熟期的產品）

按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的產品結構組合分析法（PPM）分析：最佳產品組合是：1.迅速淘汰“問題產品”，2.讓“明星產品”轉化成“現金母?！?，保證“現金母?！辈皇軟_擊，3.適當保留“瘦狗產品”，作為打價格戰攻擊對手的武器和成為“現金母牛”的擋火墻。

本公司如果只有單系產品的，應根據本公司和市場實際情況，以單系產品的各型號產品的成本與利潤關系進行組合，或根據市場前景開發新產品，創造新的現金母牛和明星。本公司如果有多項產品，應根據市場情況按“明星產品”“問題產品”“現金母?！薄笆莨樊a品”“進行產品組合。

其次、根據市場實際實行大區域市場組合營銷，在多年的營銷實踐中，作者總結出“三三合一”的市場博弈戰略。

“一”是從一個系統整合的角度把各分散的市場歸作為一個市場。從宏觀戰略角度看，全國無數的市場可以整合為公司的一個市場，一個大區市場可以由無數的小區域的市場整合而成?！叭笔菫榱巳　耙弧笔袌鲈谫Y源配置，兵力布署、攻防角度、進退速度、克敵主次等方式選擇上，均圍繞一分為三的比例來展開，通過“一分為三”、“三三合一”的運作，最終實現奪取“一”個市場的目的。如何選擇三個目標市場，應根據其市場潛力？我方品牌在目標市場的優劣？對手的優劣勢分析？網絡的合理布局？進入市場的大小阻力與實現目標的關系來綜合考慮。作者把全局市場“一分為三”：

第一板塊是“利潤板塊”，它給公司回報大，我方在本板塊占競爭優勢，是本公司重點市場，應給予的市場投入占總量的40%，回報效益占總量50%以上。

第二板塊是“競爭板塊”，有巨大利潤和發展潛力，敵我雙方在這板塊勢均力敵，市場最后歸屬不明確，公司投入資源是總量的50%，目的使其從“第二板塊”過渡“第一板塊”。

第三板塊是“側擊板塊”，這是競爭對手的高利潤板塊，本公司在這個市場處非優勢，公司在這個板塊投入資源是總量的10%，起到牽制、消耗對手有生力量的作用。（全文詳見《銷售與市場》雜志2000年12期）

3、市場價格戰的博弈：采用一高一低組合戰術，以一低端價格和一高端價格產品組合挑戰對手。公司實行全面低成本戰略（不是降低某項運營費用）后的低端產品，以更有優勢的低端價格入市，直接抵消對方產品價格優勢；同步大力度切入高端產品，通過高端產品的利潤彌補低端產品的讓利。

這個產品組合方案在博弈理論上是可行的。能否成功須具備這樣的條件：一是有一個全面低成本的產品，單在營銷鏈中硬性降價打價格戰是得不償失，因為你降價的產品并不是全面低成本，所以你的利潤己流失了；二是有一個相當賣點的產品（獨具一格的產品），能通過獨具一格產生溢值，而這個溢值的寬幅必須將低端產品的降幅利潤彌補回來。當這兩個因素都具備了，才可以實施這種策略。

在實施中，企業營銷力的重點要放在高端產品上，只有高端產品上量，才能完成組合產品的利潤。而高端產品銷量上揚，企業獲得新的制高點，可封殺對手下一輪價格戰。

第6篇：兩難選擇范文

去年年底，我認識了一個在北京工作的浙江男人，他有車，而且如果愿意，他隨時可以買房。他很喜歡我，一直在向我求婚，一定要我帶他去見我父母，然后盡快訂婚。他收入最低的時候是每個月8000多元，在物質上，他滿足了我很大的虛榮心，給我買了很多貴重的東西?？墒牵也粣鬯?。當然，他不知道我在深圳已經有男朋友了。

現在的問題是，我也已經到了適婚的年齡了，家人也開始催我了，深圳的男友目前不想買房，說壓力太大。而北京的男友已經在看房子，準備買了。我能感覺到兩個人都是愛我的，只是目前得盡快下定決心跟哪個男人結婚。不知道該怎么選擇，很苦惱。

蒙蒙

蒙蒙：

第7篇：兩難選擇范文

【關鍵詞】小學品德課堂 “道德兩難”情境 有效性

【中圖分類號】G623.1

提起“道德兩難”，我們最先涌現的便是那幾個經典的“道德兩難故事”，從科爾伯格的“海因茲偷藥”，到近幾年比較熱點的“扶不扶老”。道德兩難總伴隨著情境產生，因此我們可以這樣定義“道德兩難”：一種引發人們產生道德觀沖突的情境，使人無法確定其行為選擇是絕對的正確或錯誤，并同時為自己的道德判斷提出充足理由。

科爾伯格認為每個階段的孩子針對“海因茲偷藥”這一案例，都提出相應的“應該偷藥”和“不應該偷藥”的理由，通過分析這些理由，科爾伯格發現人的道德判斷發展與人的道德思維發展呈正比關系?？茽柌裾嬲P心的不是人們做出哪一種回答，而是人們證明其回答時提出的理由。因此道德判斷水平的不同發展階段，歸根Y底在于思維發展的不同水平。

一、小學品德課堂中設置“道德兩難”情境的意義與價值

在道德教育實踐中，“道德兩難”作為一種德育法存在于高等學校教育和中等學校教育中，而在小學教育中，卻未能引起重視。實際上，在當前的小學品德與社會的教材中已經出現了不少小辯論的情境，一些涉及道德選擇的主題也常常涉及兩難情境，例如“很疲憊時該不該在公交車上讓座？”“好朋友作弊，到底是否該告訴老師”等。

在小學的《品德與社會》課程中，“道德兩難”情境的設計有其特殊的意義與價值。

首先，學生對于“道德兩難”的回答，有助于德育者以此判斷學生的道德思維水平處于何種階段。在品德課堂中，當學生針對于某種“道德兩難”問題，說出自己的選擇，并提出自己的理由時，根據科爾伯格的道德水平發展的“三水平六階段”，我們就可以判斷出該學生的道德發展處于哪一階段，從而成為德育者因材施教的依據。

第二，德育者組織開展的“道德兩難”辯論賽，有助于學生提高自己的深度思維力。在課堂中設置“道德兩難”情境，必然會開展兩難辯論賽，正反方就自己的觀點展開理由陳述。學生在辯論情境中，處于高度的思維狀態，不斷地思索出新的理由來做自己觀點的支撐，有助于思辨能力的提高。同時，同學之間論點的碰撞也有助于彼此互相學習，提高各自的思維力和表達力。

第三，課堂中兩難道德情境的出現，有助于學生在生活情境再現時進行理性地選擇。德育的最終目標是道德行為。品德課堂中所設置的“道德兩難”情境多源于學生的真實生活，也可能在學生的生活中再次出現。課堂上的思辨為學生在生活中的道德行為選擇已然做好鋪墊。

二、有效的兩難情境設計所遵循的幾個思路

小學品德課堂中，“道德兩難”情境已然出現，越來越多的品德與社會課堂中選擇“辯論賽”的組織形式，但是否都是有效的辯論情境呢？我們發現有些課堂，即使老師鼓勵學生進行反方的思辨，但依然響應不多，正反方從數量和思維上出現一邊倒的態勢，難以激發學生更加深入地進行反方思考，這種“道德兩難”的情境設計便是無效的。學生尚未能開始思辨，便被道德輿論所約束。

真正有效的“道德兩難”情境設計，是真正觸及學生深度思維的，是從自我到人際關系再到社會法律秩序幾個層級緯度，全方位解讀道德情境，從而提出自己的觀點陳述自己理由的。有效的情境辯論能讓學生真正在課堂中展開熱火朝天的觀點碰撞，彼此有理有據，這才是“道德兩難”情境在品德課堂中真正的魅力所在。

1.情境設計要選擇真正的兩難問題。

在蘇教版的教材中，出現了不少“小辯論”，但有些辯論問題的指向具有明顯的結論性。例如“塑料會產生白色污染，是否應該使用？”或者“網絡是一把雙刃劍，我們是否該上網？”等等，這些問題其實并無可辨性，塑料和網絡都是社會進步的產物，應注意的是合理使用，因此無論正方與反方如何辯論，最后總是會傾向于這樣一個折中的結果。

真正的兩難情境，是選擇一方有理由，選擇另一方也有充足的理由，例如“自己疲憊時看到一個比較健康的老年人上車，是否該讓座？”要么選擇讓，要么選擇不讓。這種情境設計只能讓學生兩難中擇其一，并不產生第三種折中選擇，這樣的問題情境才是真正的兩難情境。

2.為反方的選擇鋪設道德前境

在品德課堂中設置“道德兩難”情境，最為難的問題便是學生受道德輿論的約束，而一邊倒向正方。例如“老人摔跤了，該不該扶起來？”這一情境，如果學生都選擇扶老，理由便是“尊老愛幼”的話，那這樣的兩難辯論便無法進行。我們要適當地為學生選擇反方作一些道德前境的鋪墊，例如出示一些社會新聞，如“扶老卻遭訛詐”等，讓學生感受到此時不存在道德約束，僅僅只有為各自的觀點而尋找理由，才能真正幫助學生從道德選擇轉向思維辯論上來。

3.幫助學生預設多個緯度的辯論理由

學生的思維能力總停留在其年段水平，要幫助學生提高其道德思維水平，必須先行預設多個緯度的辯論理由，當學生的辯論在同一個層面上不斷強調觀點而無法拓展新的理由路徑時，可以適時地予以點撥。例如“考試考得不好，該不該對父母說？”這一情境，德育者適時地為反方點撥，善意的謊言不僅僅是希望父母快樂，更是加強了自我的意志力，立志用下一次的成功向父母證明能力，則為學生拓展了新的思考緯度。

4.關注思維路徑，弱化辯論結果

在“道德兩難”情境中，教師該起到怎樣的作用呢？我們認為，教師應對學生的思辨過程予以鼓勵和表揚，教師的評價也應著重于幫助學生發現自己的思維路徑，而不應盲目地追求辯論的輸贏結果。

道德，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為什么難？難在有許多不得已的為難理由，因此，突破這些限制道德行為的理由，正視它們并想通它們，從而超越它們，才是幫助學生從道德認知走向道德實踐的真正途徑。

參考文獻

第8篇：兩難選擇范文

學生的生活經歷與成人的生活經歷是不同的，他們思想活躍，價值觀也呈現出多元文化特征，善與惡、良與劣、美與丑等的交錯給他們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的矛盾沖突，使他們在生活中往往感到迷茫與困惑。例如，老人摔倒本應去攙扶，可現實生活中卻出現了因攙扶老人而被訛的現象，學生普遍出現一種矛盾的心理：當自己遇到摔倒的老人到底是該扶還是不該扶？損壞別人的東西要賠償，這是毫無疑問的，可當賠償金額遠遠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時，又該做何選擇呢？類似這樣的兩難情境，時不時地出現在生活中，真實地演繹著人們的內心彷徨與道德掙扎，直接或間接地拷問著學生的良知與正義。這些寶貴而又真實的教學資源，最能引發學生的心理碰撞。

在進行思想品德教學時，教師要了解學生的實際生活，洞悉學生存在的問題與困惑，立足學生的真實心理需要設置兩難問題，引發學生的深刻思考，使學生在認知沖突中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例如，在進行有關“自強不息”內容的教學時，教師可以從學生的實際出發設置兩難問題情境：周日晚上有精彩的電視節目，可作業還沒做完，這時該怎么辦呢？初中生心智還未完全成熟，自我約束能力欠缺，此類問題情境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所以能激發他們急于獲知結果的欲望，從而促使他們進行分析和推理，最終獲得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

二、以認知沖突為基點創設兩難情境

初中思想品德法律部分的內容涉及了受教育權，讓學生認識到“受教育”既是受法律保護的一項權利，也是自己的一項社會義務。這部分內容看似簡單，卻在實際中容易讓人陷入兩難境地。例如，報刊網絡等媒體中常出現類似消息：李曉家住山區，母親身患重病，父親外出打丁時不幸辭世，整個家庭因此陷入困境，母親不得不讓李曉從初二退學，讓他一邊打工賺錢，一邊照顧家庭。李曉該做何選擇呢？有學生主張通過法律途徑來維護李曉的受教育權，可立即有學生提出反對意見：李曉的家庭困境又如何解決呢？此問題情境不僅讓學生陷入“情”與“法”的兩難之中，還引發了他們對現實生活的深深思考。

來自于生活的真實情境能打動學生的內心，引起他們的認知沖突。在討論和艱難取舍中，學生提升了理性和感性認識，思想得到了深化，情感得到了發展和豐富。

三、代“我”進入問題，吐露真實想法

要想使兩難問題隋境產生最佳的教育效果，最好代“我”進人問題，讓學生感覺到棘手問題正是自己所面對并不得不解決的事情，從而經過理性思考，最終做出正確的決斷。例如，在進行有關“誠信”的教學時，筆者故意設置了兩難問題情境：如果你在上學途中騎單車時不小心蹭了一輛寶馬車，跑還是不跑呢？這時好多學生沉默不語了，他們心里都知道“高額的賠款”對于自己的父母意味著什么，這才是真課堂應有的一種常態。教師要善于采用代“我”入題的方式，讓學生吐露真實想法，使學生在對比中掂量輕重，最后在化解道德沖突中自我教育、自我抉擇。

四、進行現實教育，培養學生本真之心

第9篇：兩難選擇范文

[關鍵詞]政治倫理　公共管理　政治“臟手”　道德兩難

[中圖分類號]B82；D0－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1)05－0020－04

在政治生活中，管理者可能遇到這樣的困境：為維護社會的整體利益或某些個體或群體的權益，他不得不侵犯或損害另一些個體或群體的正當權益。這典型地表現為政治“臟手”現象。面對類似情境時，大部分管理者不同程度地感到為難，因為他意識到自己不得不在兩種或多種均能說明自身合理性、但卻相互排斥且不可公度的(incommensurable)利益訴求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擇。這種抉擇是優先性選擇。亦即說，選擇促成某種利益訴求，并不意味著另一種利益訴求是不正當的或者錯誤的。然而，優先性選擇不僅僅帶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遺憾，更重要的是，它極有可能導致錯待(wronging someone)認同另一種利益的個體或群體，損害他們的合法權益，甚至對他們造成致命性傷害。

一、消除道德兩難的進路

道德兩難的處境直接影響決策方向和行政效率。它既可能使管理者在關鍵時刻猶豫不決、錯失良機，又可能使其為避免運用邪惡手段而放棄推進公共善的目的，甚至作出否定性的自我評價，對自身的志業產生懷疑。故而，政治家和政治哲學家試圖以不同方式消解公共管理中的道德兩難。為了讓管理者減輕良心負擔，以馬基雅維里為首的辯護者強化了政治相對于道德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從“國家理由”等角度為“臟手”行為開脫。在馬基雅維里看來，政治應植根于“真實”(reality)，而非“真理”或“真知”(truth)。由于政治主體在本性上是惡的，因此，政治不是一個讓人展現高風亮節的恰當場域，更確切地說，它隨時會把置身其中的人逼向邪惡的境地，玷污、腐蝕甚或磨滅他的靈魂。誠如薩特所言：“純潔是托缽僧或和尚的理想。我的雙手是骯臟的，它們浸滿了鮮血和泥濘?？赡怯衷鯓?你認為你在維護統治的同時還能夠保持靈魂的干凈么?”正是通過強調政治主體的局限性和政治環境的陰暗面，辯護者賦予政治相對于道德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在此基礎上，辯護者立足于政治的實效性，著力于論證管理者作惡的必要性(necessiffa)，并由此否證道德兩難的意義。在他們看來，“好的”和“善的”、“有用的”和“道德的”之間沒有必然關聯，而“好的”、“有用的”應取代“道德的”，成為判斷政治行為正當與否的重要依據。如科迪認為，道德兩難形容的是這樣的困境：不管做X還是不做x，在道德上都是錯誤的；與此不同的是，當管理者用邪惡的手段(X)促成公共利益時，盡管X是不道德的，但這樣做是對的，因此，為了行善而作惡并不構成道德兩難?？梢姡袨榉绞降膶嵭云帘瘟说赖潞侠硇?。鑒于目的的全局性和實效性為手段的正當性提供了說明，管理者無需因采用了不道德的行為方式而備受良心譴責?！叭绻麤]有那些惡行就難以挽救自己的國家，那么，他沒有必要因人們責備惡行而感到不安?！睂@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觀點，尼爾森深表贊同。依他之見，最緊急關頭(supreme emergency)所作出的決定不是在好與壞、正確與錯誤之間作出的抉擇，而是在此種邪惡與彼種邪惡、此種錯誤與彼種錯誤之間進行選擇，采取不道德行為是為了盡可能地減少邪惡的程度，而不是為了避免邪惡。當罪惡無法避免時，管理者為何要為自己采取有助于消除更大罪惡的小惡而感到內疚呢?倘若與日常道德背道而馳的行為可以抑制或減少更大的惡，那么，他有所什么理由拒絕行動呢?既然他無法拒絕小惡――它是抑止更大的危害的惟一辦法，那么，公眾為什么還要懲罰那些為維護或增進公共利益而不得不作惡的人呢?由此推斷，所謂的道德兩難純屬無稽之談。

顯然，從疏離政治與道德之關系的角度消解道德兩難的研究取徑排斥“道德利己主義”的政治傾向，反對“道德上的自我沉溺”。它正視了政治訴求與道德訴求之間的沖突，強化了公共利益的主導性和優先性，主張管理者以國家利益為依歸，用不道德的手段來促成公共目的。與之不同的是，另一些政治家和哲學家致力于從道德體系內部之分殊的角度論證，不同生活領域有相異的道德標準，這些相異的道德標準之間有可能相互協調與融貫，也有可能相互矛盾、不可公度；其結果是，在私人領域讓人厭惡和譴責的“臟手”行為，在政治領域中被看作是干凈的、可接納的、甚至是道德的。人們應以適用于政治生活的特殊道德標準評價政治行為，即政治道德可包容一般意義上的“臟”，從而消解兩難問題。

現代公共生活的結構性轉型影響了人們對政治的理解。隨著公私領域的關聯日益弱化、公共意識日漸增強，韋伯所提出的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的區別逐漸被放大，并由麥考萊、伯林和翰普歇爾等人重新加以詮釋。在翰普歇爾看來，與私人事務相比，公共事務的影響如此廣泛，以至于公共政策合理與否應主要取決于其結果及它能否給更大多數人帶來更多利益。相應地，對政治行為的道德評價應更看重行為效果，而非行為過程的合理性，以私人領域的道德來規導管理者的行為無異于吹毛求疵。從職業的角度來看，政治道德是一種角色倫理，是同社會分工相對應的道德分工的產物。政治道德與私人道德的分殊體現了道德多元化。在多元道德的框架內，“好人”和“好的政治家”之間的內在關聯被割裂，公共管理者似乎只需遵守政治職能所附帶的道德要求而無需顧及其他。政治家與哲學家為消解道德兩難所作出的努力，深刻地反映了現代人對古典政治哲學的理論根基――道德相對于政治的主導性和道德內部的連貫性――的質疑，揭橥了政治訴求和道德訴求、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之間的張力，體現了功利主義和后果論在政治決策與行為中的深遠影響。正是通過彰顯政治訴求的優先性、權力的公共性及政治道德的實效性，他們力圖證明政治“臟手”行為是正當合理的，進而排除公共管理中的道德兩難。

二、道德兩難與權力約束

盡管辯護者從不同的角度消解道德兩難，但在現實生活中，當面對政治“臟手”情境時，許多管理者依然感到為難、厭惡，甚或是想逃避了事，而事后又感到若有所失、愧疚不安或意欲給予補救。這不僅表明了上述理論辯護缺乏足夠說服力，而且說明了兩難具有自身的內在價值和現實意義。

在澄清自身的“臟手”行為時，管理者或許辯解道，“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了公眾利益”，似乎他的政治行為和決斷完全是公民意愿的結果，與自身意志沒有任何關聯。既然管理者的決策和行為代表了公共意愿與利益，那么公眾怎能把政治“臟手”的罪責完全歸咎于他呢?由于行為責任的大小取決于行為主體的自由度，因此，假如管理者采用惡的手段是出于滿足公益的迫不得已，那么他似乎無需對超出其控制范圍的后果負責，也無需為行為帶來的惡果感到為難。乍一看來，權力的公共性是解決道德兩難問題的有效辦法。當管理者以違背日常道德的手段來增進公共利益時，我們似乎沒理由斥責他是邪惡的，而 只能說他不走運，但這種觀點有可能使管理者擺脫道德的約束，陷入去道德化的險境。實質上，試圖從公職的非個人化而推斷出“對管理者的責罰可以因其權力的公共性而得到豁免”的結論――它讓人產生錯覺，誤以為不應以私人道德的標準來要求管理者，因為它不能準確地反映他的道德狀況――掩蓋了一個事實：權力的行使是個人表達的最私人化的形式，是純粹個人愉悅感的豐富源泉。可見，在判斷是否行使權力以及如何行使權力時，管理者并非完全受外部環境和公眾意愿的支配。

權力運用的非完全公共性說明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政府官員在決策時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滲入個人的價值評價和決斷，他應當對決策和行為的后果負責。公共管理者是社會公眾的代表，而不是人。一旦管理者以人的身份自居，過度強化主導性目標的非個人化，他會把行為產生的后果看作與己無關的外部責任，并認為公眾才是真正的責任者；也容易導致管理者忽視了對行為方式之合理性的必要考量。殊不知，即便管理者被賦予特殊的公共職能，也不意味著他可以不受一般道德或本職工作以外的其他義務的約束。因此，從公共倫理和私人倫理之分殊為“臟手”辯護的做法并非無可置疑。就此而言，道德兩難體現了管理者是一個有責任心和道德感的公職者。他不僅意識到公共權力需要接受道德的檢審，而且自覺地承擔行為產生的道德責任，并能更真切地代表公眾利益和反映公共意志。進一步地，在面對多種相互沖突的利益時深感兩難，能使管理者更慎重地審視各種可行性方案，盡可能找出合理的方式加以協調和兼顧，而不是作出武斷的判斷。兩難的心理體驗也可減少權力運用時產生的道德風險。政治領域是一個道德高風險場域，對此，韋伯曾用“權力的虛榮感”的說法提醒世人，權力容易使意志力薄弱的人經受不住外界的誘惑?；蛟S有人提出反駁意見，認為制度或政治程序足以監督管理者及其行為。誠然，公平正義的社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減少等腐敗現象的發生，但制度本身是有缺陷的，完全依賴制度并不能有效地維護社會秩序。從制度的生成與完善來看，它離不開具有專業技能和政治實踐智慧的管理者。相對于普通民眾而言，他更清楚整個制度系統運作的復雜過程，并且更能看出其中的漏洞，因而也較之公眾更懂得如何鉆制度的空子。行業的專業性或行業秘密使行業制度本身容易游離于公眾視線之外，在此意義上，制度形成的外部約束力或多或少是有限的。通過外在的機制防范和監督假公濟私的行為，在具體操作層面存在著晦暗不明的地方。如前所述，管理者運用權力時產生的具有特殊的非透明性，它既影響了政治決斷與行動意向，也妨礙了公眾對管理者行為目的的判斷。也就是說，社會大眾難以判斷管理者采用“臟手”行為是否真正迫于無奈，其作惡主要是基于推進公共善的考量，抑或出于增進個人私利的考慮。故而，在權力意識最為隱秘的內心深處，兩難所蘊含的道德維度是監督和約束過度的權力欲望的必要且重要資源。

顯然，道德兩難并非如韋伯等人所說的那樣毫無價值。雖然政治領域存在著道德有時無法單獨發揮作用的情形，但這并不意味著政治可以免受道德的約束。即便政治權力在本質上是公共的，但在權力運作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存在難以監督的灰色地帶。作為一種心理體驗，道德兩難不僅對公共權力構成必要的約束，而且能彌補社會制度本身的缺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三、好的管理者與道德的管理者

政治“臟手”折射出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價值沖突，把管理者置于尷尬的境地：道德的管理者似乎無法成為好的管理者，好的管理者也似乎注定要做離經叛道的事情。價值的錯位容易導致管理者的人格處于分裂狀態。而借助道德兩難這種情感體驗方式，管理者可兼顧相互矛盾的價值訴求，其人格也能實現較弱意義上的統一。政治生活中的管理者同時也要在私人領域扮演重要角色，而他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形成的各種價值觀念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很難想象，一個具有虐待傾向且常常無緣無故地對妻兒施行家庭暴力的管理者能真正包容持有不同政見的政治伙伴。同樣很難想象，一個心智與人格健全的權力者會毫無顧忌地借助邪惡的手段達到目的，并在事后依然毫無羞恥之心。換言之，個體的判斷是相異的價值觀念相互平衡、協調與綜合的共同結果。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同的價值判斷可達致融貫和統一。

在面對“臟手”情境時，管理者之所以猶豫不決和深感兩難，是因為他不僅考慮了目的的高尚性，也考慮了手段的合道德性；不僅預料到行為會產生好的結果，而且預料到它也將損害某些個體(或群體)的正當利益。此時，即便是“國家理由”觀念也難以調和它們之間的矛盾與卸除管理者的良心負擔。支持“國家理由”立場的辯護者無法有說服力地解釋多數人的利益能否肆無忌憚地凌駕于少數人的利益之上這一問題。如果說，最大限度地維護或增益多數人的利益是侮辱少數人的尊嚴、對他們施以殘忍的極刑、甚至剝奪他們生命之理所當然的緣由，這顯然違背了公共道德的初衷。單純以政治結果的全局性和優先性來界定政治倫理，將導致善與惡之間的界限消失，使道德被擠壓成沒有廣延的點?？梢姡皣依碛伞庇^念的辯護力并非沒有限度。當維護或增進公共善的行為將對無辜者造成嚴重傷害時――它可以被預見、且沒有征得受害者的允諾，這是一種主動的傷害，是故意作“惡”。可見，即便管理者是為實現更高的利益或者增進更多數人的福利而侵犯他人的正當權利，這仍舊是有意作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