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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合同制度論文范文

[關鍵詞]合同變更；合同更改；立法例；情勢變更；建議；請求權

一、合同變更的基本理論問題分析

我國民法理論認為，合同變更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合同變更，包括合同內容的變更與合同主體的變更。合同內容的變更，是指當事人不變，合同的內容予以改變的現象。合同主體的變更，是指合同關系保持同一性，僅改換債權人或債務人的現象。合同主體的變更，不論是變更債權人，還是債務人，都發生合同權利義務的移轉，分為合同權利的轉讓、合同義務的轉讓、合同權利義務的概括轉讓。對此種變更，理論上將其作為合同轉讓的研究對象。由此看來，狹義的合同變更僅指合同內容的變更。根據合同內容的變更是否影響合同的同一性，又將合同內容的變更區分為債的要素的變更（有的學者直接稱為合同標的變更）[1]和非要素的變更。債的要素的變更，是指給付發生重要部分的變更，由此導致合同失去同一性。一般認為，債的要素變更指的是合同標的變更。非要素的變更，指的是未使合同失去同一性，包括，但不限于是標的物的數量的增減、履行地點的改變，履行期限的順延等。傳統民法理論將債的要素的變更作為合同更改的范疇。因為，合同標的是當事人權利義務指向的對象。合同的標的決定合同的性質，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如果標的變更，那么，合同的性質就發生改變，當事人間的債權債務性質也發生變化，合同關系就失去同一性，而由此種合同變更為彼種合同。總結一下，可以將合同變更界定為：當事人不變，合同內容中的非要素發生變更，合同仍保持同一性的一種現象。

大陸法系的民法理論，關于合同變更，與我國民法理論不同。不同之處在于，其理論上沒有合同變更這個概念。相似的概念是合同的更改。合同的更改，是指以消滅舊債，另創新債以代替舊債的行為。其源自于羅馬法。在羅馬法上，合同的更改包括債權人的更改（即債權讓與）、債務人的更改（債務承擔）、合同標的更改（變更給付）、合同性質的更改（如變更租賃為買賣），以及期限和條件的更改。[2]近代立法上關于合同的更改，大抵仿羅馬法。所謂相似指的內容的相似，即合同更改大體相當于廣義的合同變更，而與我國民法理論上的合同變更不同。合同的更改，發生舊合同消滅和新合同產生的效果；而根據合同變更，合同關系仍然存在，僅其非要素發生變更。因此，合同更改是債的消滅原因，而合同變更并不導致債的消滅。[3]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德國民法典與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只規定了債權轉讓、債務承擔及債務變更合同，而沒有采用更改的概念，理由為合同更改的效用甚少。[4]英美法理論沒有合同變更的概念，也沒有合同更改的概念，而是使用債務更新這個概念。債務更新，是指總是存在一個先前的債（不論是實存的不是被主張的），這個債要被消滅并由新的債取代之。通常，只有當替代合同①涉及到至少一個新當事人時，才使用該概念。根據更為普遍的實踐，該當事人必須是已被免除的原義務人或者原債務人的替代者。[5]一般而言，在英美法理論上，債務更新幾乎與替代合同是同義語，而替代合同具有即時清償的效力，同理，債務更新也具有清償的效力。在此意義上，與大陸法理論上的合同更改相似。替代合同常被法院看作是合意解決的一種方式。而與我國民法理論上的當事人協商變更相類似。

二、比較法上的分析

在立法上直接規定合同變更的國家只占少數，其中尤以俄羅斯和意大利的民法典最為典型。1994年～1996年頒布的《俄羅斯民法典》第450條和451條規定了合同的變更。第450條規定了合同變更的根據，即協議變更、根據當事人一方的請求合同可以依法院的判決而變更；第451條則規定了情勢變更而引起合同變更。[6]

1942年修改后的《意大利民法典》第1447條和第1450條也規定，乘人之危的合同，得根據承擔義務一方的請求而廢除；而接到廢除請求的締約人得提議修改契約以使之充分恢復公平，從而避免契約的廢除。[7]

法國民法典未規定合同變更的一般準則，但是卻規定了某些合同在特定情況下可予變更的法定理由。同時，當事人與可通過約定而確認合同變更的依據。特別是關于合同內容變更的規定，即法國的立法者有時也通過立法去改變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義務。有的規定涉及到金錢給付價格的提高。如根據1925年7月8日的法律及1948年9月1日的法律規定，有關住房租賃合同的租金均有相當幅度的增加。有的規定則涉及到金錢給付價格的降低。而有關商業租金的規定則更加靈活，它規定在3年內，出租人或承租人可要求變更租金，法官可根據“當地價格”對該租金確定合適的數額（1953年9月30日法令及1972年7月3日法令）。[8]實際上，盡管法國法院堅持適用法國民法典第1134條的規定（即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于法律的效力。前項契約，僅得以當事人相互同意或法律規定的原因取消之。前項契約應以善意履行之。[9]并指出：“法官無權確定或認可一項提高了的價格而使合同一方當事人得以不按照其訂立的合同條款履行義務。” ②但這并不排除法庭在具體的、個別的情形為維護公正而允許當事人變更合同，這也是法國立法上從未“禁止”法官變更合同的原因。[10]

德國民法典第313條[交易基礎受干擾]規定了情勢變更。該條第1款規定：“已成為合同基礎的情勢，在合同訂立后發生重大變更，而雙方當事人如預見到這些變更，就不會訂立此合同或將訂立其他內容的合同，如在考慮到個案的全部情況，特別是合同約定的或法定的風險分擔的情況后，無法合理期待合同另一方當事人遵守原合同的，則可以要求對原合同予以調整。”第2款規定：“已成為合同基礎的根本性設想后來被發現是錯誤的，等同于情勢變更。”[11]根據德國學者的觀點，上述規定是是納入法官法的結果。③

1994年5月由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3.10規定，對于因錯誤、欺詐、脅迫以及重大失衡而訂立的合同，受害一方當事人可以宣告合同無效。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庭可以變更該合同或其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的商業標準。雖然《國際商事合同通則》只具有示范法的性質，而不是國際公約，但它是由國際統一私法協會組織眾多國家的專家、學者和律師共同制定的，它“盡可能地兼容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法律體系通用的法律原則 ，同時還總結吸收了國際商事活動中廣為適用的慣例和規則，因而，對于指導和規范國際商事活動具有很大的影響力。”[12]

三、我國民法關于合同變更的規定及分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第57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從成立時起具有法律約束力。行為人非依法律規定或取得對方同意，不得擅自變更。對該條規定采反對解釋（依法律條文所定結果，以推論其反面之結果者，謂之反對解釋。換言之，即對于法律所規定之事項，即其反面而為之解釋。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222條規定：“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責任，不得預先免除。”1972年臺再字第62號判例，作反對解釋曰：“債務人因欠缺善良管理人注意而發生之輕過失責任，依民法（指我國臺灣地區民法方法）第222條之反面解釋，非不得由當事人依特約予以免除。”即為典型適用反對解釋的結果。[13]可得出：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取得對方同意，可以變更作為合同的民事法律行為。

民法通則第59條規定，行為人對行為內容有重大誤解或者顯失公平的情形下，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變更。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民法通則意見）第71條規定了認定重大誤解的標準。第72條界定了顯失公平的認定標準。第73條第1款規定，對于重大誤解或者顯失公平的民事行為，當事人請求變更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變更；當事人請求撤銷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變更或者撤銷。第73條第2款規定，可變更的民事行為，自行為成立時起超過一年當事人才請求變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54條第1款規定，因重大誤解、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第2款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合同。第3款規定，當事人請求變更合同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不得撤銷。

合同法第77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第2款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變更合同應當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的，依照其規定。

合同法第78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變更的內容約定不明確的，推定為未變更。

民法通則意見第68條規定了欺詐的認定標準。第69規定了脅迫的認定標準。第70條規定了乘人之危的認定標準。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解釋（一））第9條第1款規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合同應當辦理批準手續，或者辦理批準、登記手續才生效，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當事人仍未辦理批準手續的，或者仍未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合同應當辦理登記手續，但未規定登記后生效的，當事人未辦理登記手續不影響合同的效力，合同標的物所有權及其他物權不能轉移。第2款規定，合同法第77條第2款所列的合同變更，依照前款規定處理。

由此看來，我國合同變更制度在立法上被區分為當事人變更和司法變更。當事人變更即民法通則第57條、合同法第77條第1款的規定。司法變更包括民法通則第59條、合同法第54條的規定。

從上述我國法上關于合同變更制度的規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立法者立法態度的變化：

1、民法通則只規定了重大誤解和顯失公平二種情形可以變更合同；而合同法除了規定了前述二種情形外，還規定了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合同的情形。該情形在民法通則上是被規定為無效合同的。④

2、民法通則規定的顯失公平沒有時間上的限制，合同法則明確規定“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若采目的解釋⑤的方法，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可依據合同法的規定請求變更，在訂立合同后，履行合同過程中，發生顯失公平的，適用的制度應當是情勢變更，而不是顯失公平。因為顯失公平通常是情勢變更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3、民法通則意見規定合同變更請求權的時效期間為除斥期間，即行為成立起一年內。合同法對此沒有規定。

4、民法通則將合同變更制度規定在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中，即第四章第一節。合同法則規定在合同的效力和合同的變更和轉讓中，即第三章和第五章。

與上述立法例比較，也可以發現我國關于合同變更的制度的特點：

1、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關于合同更改或者債務更新的規定產生舊合同消滅，新合同產生的法律效果，換言之，是債的消滅的原因。我國的合同變更制度，合同關系仍然存在，僅其非要素發生變更，并不導致債的消滅。

2、合同變更的范圍，縱觀各國的立法和實務，大體包括以下幾類（不限于下列）：（1）發生了情更的合同。情更是合同變更的重要事由，已為各國立法和實踐所確認，法院可對此類合同以裁判方式予以變更。（2）存在意思表示瑕疵的合同。《國際商事合同通則》規定錯誤、欺詐、脅迫、乘人之危的合同為可變更合同。（3）重大失衡的合同。《國際商事合同通則》規定此類合同，法院、仲裁機構可裁判變更。我國立法規定的重大誤解、顯失公平的合同也屬此類。（4）一方實質性違約。《俄羅斯民法典》作此規定。我國立法目前只規定了上述第（2）、第（3）種合同可裁判變更。對一方實質性違約的，法院是否應根據一方當事人的請求變更合同，沒有規定；對情更制度也沒有規定。

3、《國際商事合同通則》規定了兩種標準：（1）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的商業標準，這是變更重大失衡的合同的標準。（2）依據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對合同的理解予以變更，這主要適用于因錯誤、欺詐、脅迫而成立的合同，并以另一方的接受聲明為前提。而我國立法對此則缺少規制。

4、我國現行立法對變更的程序幾乎沒有規定，這樣不利于公正地解決糾紛。日本《借地借房法》第44條規定法院在裁判變更前，應聽取鑒定委員會的意見，而鑒定委員會須由三個以上的委員組成，其委員原則上由地方法院每年預先從有特殊知識和經驗者中選任或者從當事人合意選定者中指定。

通過上述比較，筆者認為，從縱向上，我國合同變更制度在立法上發生了變化，其適用范圍有擴大化的趨勢；在橫向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即在我國法上合同變更制度設有一般性的規定，不是作為債務消滅的原因，規定在合同的履行中，而是作為影響合同效力的制度而規定在合同效力中。因此，在我國合同法中就有了一種獨特的可變更合同制度。盡管如此，筆者還是認為，我國的合同變更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現在：

1、我國現行法的規定過于分散。合同法第三章第54條規定了可變更的合同類型，也可稱為法定變更類型。第五章第77條規定了協商變更，第78條規定了當事人對合同變更的內容約定不明確的，推定為未變更。⑥這樣規定會造成法律適用上的困難。對此，筆者建議將合同變更制度集中規定到第五章合同的變更制度中，可能會更好。當然這只有靠立法論才能解決。

2、我國合同變更制度的范圍中沒有規定情勢變更制度，實為一大缺失。情勢變更制度作為一項重要的制度，在大陸法系國家是一項相當成熟的制度，實有規定的必要。這也只有立法論才能解決。我國民法學界對此也基本形成了一致的意見，并對此問題已有較為充分的論證。[14]只是由于立法機關的原因才未規定情勢變更制度。[15]具體而言，即立法機關認為，情勢變更原則是授權條款，恐怕會產生法官濫用裁量權之弊端。[16] 在解釋論上，我國合同法第5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為情勢變更制度的立法和適用留下了空間。根據德國法的官方解釋，情勢變更的構成要件包括：（1）必須在合同訂立之后情勢發生決定性變化；（2）該情勢并不是合同的內容；（3）當合同當事人預見到該情勢時，則將不再訂立該合同或以其他內容訂立該合同；（4）在考慮到所有具體情況、特別是合同或法定的風險劃分后，無法期待信守合同。[17]由此可見，合同訂立后，至合同終止前的階段，因不可歸責于當事人的事由，使法律關系產生的基礎發生當初無法預料的變化，若繼續維持該法律關系的效力，則顯失公平而有悖于誠實信用原則，才是情勢變更原則發發揮作用的空間。在司法實踐中，只能根據誠實信用原則，使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來實現合同訂立后，履行過程中，出現顯失公平情勢的調整，以維護法律的公平。通說認為，情勢變更原則是司法變更的一種類型。

3、如上所述，我國合同變更制度沒有規定變更的標準，所以，應借鑒《國際商事合同通則》規定規定，既使合同的變更具有一個合理的、可接受的標準，也使法院的行為有了參照系，增加了行為的可預見性，限制法官的恣意。

4、如上所述，我國現行立法對對合同變更的程序沒有規定。對此有的學者提出了立法建議。即（1）法官應在判決書中寫明自己變更合同的理由以及客觀依據，并對裁判變更行為作出充分的說理、論證，以表明自己作出變更的理由。戈爾丁總結出了程序公正的9項標準，其中兩條就是“解決的諸項條件應以理性推演為依據”和“推理應論及所提出的論據和證據”。[18]只有如此，才能防范法官的恣意，保障程序正義。（2）對于涉及專業性較強的合同，如技術引進、專利轉讓等合同的變更，應聽取專業人士的意見。具體方式，可以借鑒日本的作法，組織鑒定委員會；或者依據我國的國情，考慮當事人經濟能力及訴訟簡便，可以到相關對口部門征求意見以代替委員會鑒定。法官的判決應充分考慮專家意見，在不予采納時應寫明理由，以求公正解決糾紛。[19]筆者深以為是。

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規定：“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該條規定的增加、減少違約金的請求權基礎是什么？對此有的學者認為其根據是合同的變更。[20]基于這種觀點，其請求權的根據則是合同法第54條，即只有在因重大誤解、顯失公平、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的情況下，受損害方才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變更違約金。這種觀點不妥當。理由是：第一，重大誤解，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71條規定，行為人對行為的性質、對方當事人、標的物的品種、質量、規格和數量等的錯誤認識，使行為的后果與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較大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重大誤解。由此可知，誤解的內容不包括違約金問題。違約金作為違約后應承擔的一種民事責任，只有在違約后才能承擔，將違約金視為賠償性的，在承擔前只是賠償額的預定，而不是損失，只有在承擔后方能稱為損失。因此，違約金增減請求權不符合重大誤解的構成要件，不能根據重大誤解請求增、減違約金。第二，顯失公平主要是給消費者用的，作為商事主體一般不得以此理由進行合同的變更。而違約金條款主要是商事主體在書面合同中約定的，因此，當事人一般也不能根據顯失公平來要求增、減違約金。第三，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的情況下，受損害方才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變更合同。適用該規定的主體要件是受損害方，即受到實際損害的當事人，如前所述，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損失的一方通常是違約方，違約方在主張減少違約金時，通常并沒有支付約定的違約金，在此情形下，違約方談不上是受損害方，真正的受害方可能是守約方。因此，違約方根據該規定主張增、減違約金不成立。因此，筆者認為，當事人主張增、減違約金的根據不是合同變更制度，而是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當事人只有根據該條的規定主張增、減違約金，才能證明其合法性和正當性。

注釋：

①替代合同，是指通過訂立新的待履行合同可以即時清償既存請求權。無論先前請求是訂立替代合同時尚未到期，或者是要求就以前的違約進行補償，情況均是如此。A.L.科賓著，王衛國等譯。科賓論合同（一卷版，下冊）[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593。

②法國最高法院商事法庭1950年1月18日判決，轉引自尹田，法國現代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264。

③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女士為德國債法現代化法撰寫的導讀，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新債法中的觀點。轉引自邵建東，孟翰、牛文怡譯，德國債法現代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3。

④民法通則第58條第1款第3項。

⑤以法律規范目的為依據，闡釋法律疑義的一種解釋方法。梁慧星。民法解釋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222。

⑥該條的規定在學理上屬于法律擬制。

參考文獻：

[1] 郭明瑞、房紹坤，新合同法原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259。

[2] 周楠，羅馬法原論（下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906-908。

[3] 張廣興，債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53。

[4] 史尚寬，債法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822。

[5] 見Riverside Co.v.American Co.，139A.276，107 Conn.40 （1927）。轉引自 A.L.科賓著，王衛國等譯。科賓論合同（一卷版，下冊）[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600.注釋第37。

[6] 黃道秀、李永軍、鄢一美譯。俄羅斯民法典[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195-196。

第2篇：合同制度論文范文

 

關鍵詞:勞動合同　建立　穩定　勞動關系

勞動合同，是指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為確立勞動關系，明確雙方權利和義務的書面協議。

    勞動法頒布至今，在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我國目前勞動合同制度中在建立和穩定勞動關系方面存在許多不足，從而使這一應用最為廣泛的合同制度并未發揮其應有的效力和作用。

    本文試結合勞動合同制度在如下方面存在的不足之處及其引發的問題，對完善我國勞動合同制度的提出本人拙見。

    一我國勞動合同制度的不足及其在實踐中引發的問題

    1.沒有規定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是用人單位的基本義務。我國《勞動法》只在第十六條第二款中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并沒有明確規定訂立勞動合同的義務是在用人單位方還是在二者雙方。義務承擔方規定的不明確，使得用單位和勞動者尤其是用人單位缺乏簽訂勞動合同的主動性，從而造成了事實勞動關系的存在。而我國目前相關法律對于應如何處理從未有過勞動合同的事實勞動關系則缺乏必要規定。

    2.對于勞動合同簽訂程序上的規定缺乏操作性。《勞動法》對于勞動合同的簽訂只在內容與原則上作了相應的規定，但在以下兩方面卻未做出規定:(1)勞動者進人用人單位工作后，用人單位應在何時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法律沒有規定，就造成了用人單位沒有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的緊迫感。(2)沒有建立起勞動合同的申報制度。沒有該制度，勞動行政部門對用人單位的用工狀況不了解，也就無法對勞動合同制度執行貫徹狀況做出監督和檢查。

    3.目前勞動合同制度對于故意拖延或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強制力不足。《勞動法》第九十八條規定:用人單位“故意拖延不訂立勞動合同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改正，對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1998年勞動部《關于違反<勞動法>有關勞動合同規定的賠償辦法》第二條規定:用人單位故意拖延不訂立勞動合同，即招用后故意不按規定訂立勞動合同的，及勞動合同到期后故意不及時續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承擔賠償責任。這兩則規定具有共同的不足之處:由于法律未明確規定用人單位應在何時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所以就無法界定用人單位是否在“故意拖延”。再者是在形成事實上的勞動關系后，勞動者如被解除勞動關系，其損失范圍在實踐中也難以確定，這就使得勞動者難以獲得賠償，從而保障自己合法權益。

    由于勞動合同制度在上述幾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加之其它因素的作用，從而在實踐中形成了大量雇傭而無合同的事實勞動關系，而事實勞動關系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在私營企業中這種情況尤其突出，即使有合同也多簡單，粗糙，不夠規范，甚至個別勞動合同條款中還包含了一些違反法律法規的內容。如個別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簽訂生死合同，即勞動過程中造成的死亡傷害雇主不負任何責任，五花/l門的風險抵押等。即使在國有企業中，也有大量不重視勞動合同的現象存在，有的用人單位至今仍未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有的合同期限界滿也不簽訂新的合同，從而形成事實勞動關系;有的簽訂合同之后不執行，只作表面文章，這些都嚴重侵害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二、關于完善我國勞動合同制度的幾點建議

    1，應明確規定，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是用人單位的義務。雖然我國《勞動法》規定簽訂勞動合同應遵循平等自愿，協商一致的原則，但是本人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不符合我國國情的。從勞動關系雙方實力對比來看，勞動者處于弱者地位，這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而由于我國的勞動力供求矛盾突出，這種強弱的對比則更加明顯，并且有不斷加強的趨勢。如果沒有嚴格的法律規定加以約束，利益的驅使可能使得某些用人單位，尤其是中小企業通過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而逃避其應承擔的義務，從而侵害了勞動者合法權益。本人認為勞動法規的制定其重心應向勞動者方向偏移，只有勞動者的權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勞動者才能無后顧之憂的投人工作，從而為用人單位帶來更大的效益。因此，本人建議在勞動立法中把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作為用人單位的義務加以明確規定。

    2.對于簽訂勞動合同的程序，應本著加強操作性的原則，從如下方面加以完善:(l)明確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簽訂書面合同的期限，且此期限不應過長，本人認為應在一周內為宜。(2)建立起用人單位的勞動合同登記和申報工作。規定用人單位將勞動合同報送到勞動行政部門備案，制定操作性強的違規懲罰措施，以使勞動行政部門對企業用工狀況加以監督，有法可依。(3)將事實勞動關系視為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事實勞動關系的產生，究其原因多在用人單位方，雖然勞動部年的有關解釋規定，有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期滿后，因用人單位方面的原因，未能辦理終止或續訂手續而形成事實上的勞動合同關系的，視為續訂合同，用人單位應及時與勞動者協商合同期限，辦理續訂手續。但對于從未有過勞動合同的事實勞動關系，應作如何處理則應加以進一步明確規定。(4)建議法律賦予各級工會更加廣泛的監督權利。本文不止一次的提到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方的實力對比，本人認為，勞動立法是調整二者關系的手段，使勞資雙方具有統一的根據來達成一致。而這一過程，在某種情況下則需要由工會通過集體合同，集體談判來實現。在許多市場經濟制度比較健全的國家，工會的力量都是很大的，而我國在這一方面則較差，工會力量薄弱。所以加強工會的力度同樣重要。

第3篇：合同制度論文范文

一、經濟學視角看我國現行合同無效制度的基本立法精神

關于我國合同無效制度的完整規定見于我國《合同法》總則部分的“合同的效力”一章之中。作為調整契約法律關系的基本法，較之以前頒布的《民法通則》中第四章“民事法律行為和”（因無效合同是無效民事行為的主要形式，故關于合同無效問題的判斷主要依據的是民法通則關于“無效民事行為”的法律規定），雖然在認定“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這些情況下構成無效方面保持了完全一致性，但也有著十分顯著的區別：首先，在《民法通則》中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民事行為無效，而合同法則規定：只有在“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時，才構成合同無效，而“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則并不當然構成無效，只是賦予受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其次，在《民法通則》中將“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和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法不能獨立實施的”民事行為一律視為無效民事行為，而合同法中則刪除了這些規定，將限制行為能力人訂立的合同界定為效力未定的合同，既可隨著法定人的追認變成有效，也可因法定人不予追認而無效，但在未作表示和期限未到之前效力是不確定的。再次，《民法通則》將違反法律或違反國家指令的民事行為均籠統地規定為無效的民事行為，而合同法則僅僅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才可能構成無效，其他的具有瑕疵的合同則不是屬于當然無效。[2]通過比較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我國合同法中無效合同的范圍已做了大大的限縮。與過去動輒宣布合同無效、對合同極端強制干預的立法態度較之，我國新的合同立法體現了“盡可能使合同趨于有效、充分體現合同主體意思自由”的立法精神和理念。

那么，我國合同立法何以會出現這些新的變化？對其單純進行價值判斷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價值判斷是一種主觀理性的運用，既是主觀，自是人言人殊。法律如果是實踐理性的產物，在各人不同之經驗下似乎很難產生所謂的共同主觀，那么所謂公平正義有時不免歸于虛無或成為權力運作的產物。”[3]在這方面，法律經濟學則有助于我們擺脫主觀的判斷，為我們認識問題提供較為有效的分析視角和方法。如果我們深入考察市場的交易關系，認真權衡其間的各種利益關系，將十分有利于我們發現我國現行合同立法所蘊涵、傳遞的法律精神。以下，筆者擬借助法律經濟分析方法對上述法律規定做簡單考察。

（一）、合同的經濟價值與合同效力狀態的關系

合同的基本經濟價值在于確保雙方當事人所追求的經濟利益得以實現。在經濟交往的過程中，公民、自然人及其他組織簽訂合同的目的，乃是以合同確定彼此間的利益關系，并通過合同的拘束力促使合同主體履行各自的經濟義務，從而實現雙方預期利益的最大化。一旦任何一方違反了合同的義務，都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從而通過矯正將法律關系恢復到正常的狀態。合同的利益確定性特征與其可得強制執行的性質為合同雙方當事人利益的實現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證。

然而，并非當事人間所有的約定都能獲得法律的保護。“契約自由原則絕非意味著所有契約在法律上都具有約束力且須予以強制執行。”[4]合同所涵涉利益關系的實現應當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礎之上，當事人無法借助尚未成立或無效的合同實現自己預期的利益。盡管合同尚未成立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依據締約過失責任得以彌補遭受的損失、合同無效的情況下當事人可通過賠償責任或者返還不當得利等途徑獲得相應的補償，但當事人積極追求的合同利益無法得到實現則成為事實。以買賣合同為例，只有在合同有效的情況下，才能確保買賣雙方的權利與義務關系的確定和可得強制執行。如果雙方依約行事，買方購買某種物品的利益需求和賣方通過賣出貨物換取貨幣的目的就能得到完全實現。而合同無效時，雙方的約定對彼此的權利義務無法確定，也自然無強制的效力。一旦發生爭議，雙方試圖通過合同實現的購買某物消費或再交易的目的和買方獲取資金購買物品、投資等追求必然隨之落空，與買賣雙方交易行為有聯系的相關利益關系鏈條勢必中斷。這無論對于當事人自身還是對于社會的整體經濟活動都是十分不利的。

由是觀之，合同的效力狀況對當事人乃至社會的利益有較深刻的影響，進而直接左右著合同基本經濟價值的能否實現。

（二）合同效力狀態的認定與合同無效制度之立法基本精神的關聯性：兼論兩種不同利益的平衡

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之下，合同的效力狀態相差比較懸殊。而不同的合同無效制度又受制于不同的立法精神。因而，在不同的立法精神的指導下，對同一合同的效力狀態往往會做出不同的判斷。那么，究竟如何確定一個國家的立法精神呢？筆者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是大有裨益的。

國家之所以確立某一類合同屬于無效，主要出于社會公益和維護基本經濟秩序的需要。這是該制度的根本出發點。然而，究竟應將制度的邊界劃在何處，是立法者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而要解決該問題，離不開兩種不同利益的權衡，即：公共利益與個體自由。

“就當事人能夠從事交易行為的事件而言，我們從經濟學理性自利，以及自愿即為自利的假設可以推知，自愿性的交易可以獲得效益（如契約）”。[5]因此，對于理性的人來說，訂立合同的過程應當是充分展現合同雙方意思自治的過程。雙方當事人意圖實現一定的經濟利益，并自愿接受合同的約束：一方面，信守承諾，自覺自愿地履行合同所確立的各項義務；另一方面，在因自己的過失造成履行義務的瑕疵時，主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如此，通過雙方的嚴格自我約束，便可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自此言之，合同完全屬于當事人雙方的私事，其效力的有無也主要由雙方當事人決定，國家強制規定合同的是否無效是對意思自治的妨礙和干預。

然而，由于人所具有的有限理性，任何一方都可能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損害對方、第三人或國家的利益。如當事人可能采用欺詐、脅迫的方式損害對方利益；也可能通過合同實現非法的目的。在此情況下，如果任由當事人自己來處置合同關系，很可能造成合同中居于弱勢地位一方、國家乃至社會公眾利益的嚴重損害，極大地破壞社會的基本經濟秩序，使每個人在市場中應有的交易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人們將懷著極大的熱忱尋求私力救濟途徑。這樣一來，市場主體為交易而支出的成本（為如防止自己受騙而支出的信息調查費用、為確保合同標的安全轉讓所支出的費用等等）將大大增加，市場交易的效率則將隨之大大降低，最終將導致社會整體財富的減少。因而，國家有必要通過強制性立法的方式對危及社會公益和基本經濟秩序的合同作否定性評價，即依法確認其為無效。從而，借助公權力維護市場的效率。世界許多國家尤其是大陸法系各國的合同法中都明確規定了合同無效的制度。“為達到犯罪目的的契約或者不道德的契約、賭博契約、限制交易的契約、對一個人的勞動做永遠限制的契約，甚至進行某些特殊表演的契約”[6]等契約往往都被各國法律確認為無效，而得不到國家的保護或保障實施。合同無效制度的確立，為國家干預合同、維護社會正常秩序打開了方便之門，但也帶來了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即應當把國家確認合同無效的權力約束在什么范圍？

根據國家權力對合同效力問題干預程度的不同，筆者將各國的立法精神歸納為兩種類型：權力擴張型思路和權力限縮型思路。所謂權力擴張型思路意指國家在立法時堅持：應將一切有礙于交易公平或有損于第三人利益、社會公益的合同均作否定性評價。在這種立法精神的指導下，國家成了代替當事人進行判斷的主體，當事人行為的微小瑕疵足以使其審慎做出的選擇完全付之東流。合同常常動輒被宣布無效，合同當事人的利益也自然無法充分實現。這種精神反映了強烈的國家主義觀念。所謂權力限縮型思路則指的是為保證社會秩序和個體自由的平衡，盡可能把國家確定合同無效的范圍限定在最低的限度內，只有在嚴重侵犯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及他人利益的情況下才通過法律的強制性規范確認為合同無效。在這一觀念的指導下，政府對合同的干預必須嚴格遵循自由制度之“一般性規則”（哈耶克語，即指自生自發秩序中長期以來形成并不斷進化的法律規則、原則）的要求，合同無效通常被保持在最小的范圍內，至于純屬當事人間不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合同是有效還是無效完全由合同主體自己去決定。當事人由此成為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和安排者。這種精神反映出立法者濃郁的個人自由主義的觀念。由于立法所堅持的基本精神的不同，導致司法實踐中對合同認定的寬嚴程度有極大的差異：在權力擴張型思路的指引下，合同無效的情形發生得較為頻繁，當事人的意志自由被較多地限制；而在權力限縮型思路的指引下，合同無效被嚴格地限制，當事人的意志自由則獲得較多的尊重。

（三）關于我國現行合同無效制度基本精神的簡要評析及原因分析

結合上述分析，我國合同無效制度的立法精神經歷了一個由權力擴張型思路向權力限縮型思路演變的過程。現行的合同立法堅持了“盡量使合同得以生效”的基本精神，把合同的無效情形限制在較為狹窄的范圍內。

應當說，這一立法精神順應了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交易活動日益豐富和多元，極大地刺激了人們對自由尤其是交易（合同）自由的渴求。這種要求體現在法律中即表現為國家對合同之行政干預的減輕和合同當事人自由權利的張揚。我國現行合同法因應了社會的這一要求，在合同無效制度中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尊重個人自由意志的傾向：凡是無礙社會基本秩序、僅僅關涉雙方利益的合同是否屬于無效的問題由當事人自主決定，是否行使撤銷權利完全由當事人自由裁度。

二、合同無效制度的實現：關于司法中現存誤區的法律與經濟分析

合同無效制度的基本精神能否在現實中得到貫徹，不僅取決于實體法如何規定，而且還受制于我國司法者能否持之以恒地將法律的精神貫穿于司法實踐中。然而，就目前的實際情況看，我國司法過程中部分法官對合同無效制度之立法精神的理解并非完全符合法律的本意，甚至可以說是相距甚遠。具言之，主要有兩個明顯的誤區：其一、有些司法者仍然沿襲了過去的習慣做法：出于不同的考慮（多數為審理案件的方便），動輒使合同歸于無效，造成了當事人本應通過合同實現的預期利益得不到實現。其二、過于寬泛地解釋“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概念的含義，把本不應認定為無效的合同而借口“損害國家利益”、“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認定為無效，從而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缺乏必要的約束。

應當說，司法實踐中的這些做法，是嚴重背離我國現行合同無效制度的立法精神的，與我國合同法保護當事人契約自由的原則和合同法權利本位的立法理念不相符合。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也是十分低效率的。首先，對當事人個體而言，雙方之所以訂立契約，旨在借助契約這一法律工具實現其各自追逐的經濟利益。換言之，“各取所需”乃是當事人定約的基本動因。而要實現這一目的，尊重當事人意愿，允許其自主協商、自由取舍其利益乃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因而，在司法過程中，依法保證當事人自由協商的空間應是司法效率的必然要求。上述動輒宣布合同無效的司法習慣、對“損害國家利益”、“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無端地作擴大解釋、強制性地使雙方的預期利益落空的做法顯然與現代合同立法的效率要求背道而馳。其次，自社會角度分析，當事人之間的合同關系并非是孤立的，而是社會經濟利益鎖鏈中的一個環節。上述做法在破壞交易雙方利益關系的同時，必然也對社會利益構成較大的損傷。與此同時，法官對法律精神的誤解和歪曲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律追求的目標難以實現，而立法本身也是有成本的，由此必然導致立法成本的浪費。通過以上分析，司法實踐中所存在的“合同無效泛化”的做法顯然既違背了法律的自由原則，又與法律的效率原則相抵牾，是一種極不合理的司法選擇。在今后的司法實踐中，應予及時地糾正和改進。

[注釋]

[1]哈耶克在其著述中，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契約的可實施性乃是法律提供給我們的一個工具，從而締結一項契約會導致何種后果的問題，也應當由法律來決定。”參見其《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8月版，第292頁。

[2]參見《民法通則》第58條、《合同法》第52條；

[3]王文宇：《民商法理論與經濟分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4]前引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第36頁。

第4篇：合同制度論文范文

「關鍵詞合同變更；合同更改；立法例；情勢變更；建議；請求權

一、合同變更的基本理論問題分析

我國民法理論認為，合同變更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合同變更，包括合同內容的變更與合同主體的變更。合同內容的變更，是指當事人不變，合同的內容予以改變的現象。合同主體的變更，是指合同關系保持同一性，僅改換債權人或債務人的現象。合同主體的變更，不論是變更債權人，還是債務人，都發生合同權利義務的移轉，分為合同權利的轉讓、合同義務的轉讓、合同權利義務的概括轉讓。對此種變更，理論上將其作為合同轉讓的研究對象。由此看來，狹義的合同變更僅指合同內容的變更。根據合同內容的變更是否影響合同的同一性，又將合同內容的變更區分為債的要素的變更（有的學者直接稱為合同標的變更）[1]和非要素的變更。債的要素的變更，是指給付發生重要部分的變更，由此導致合同失去同一性。一般認為，債的要素變更指的是合同標的變更。非要素的變更，指的是未使合同失去同一性，包括，但不限于是標的物的數量的增減、履行地點的改變，履行期限的順延等。傳統民法理論將債的要素的變更作為合同更改的范疇。因為，合同標的是當事人權利義務指向的對象。合同的標的決定合同的性質，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如果標的變更，那么，合同的性質就發生改變，當事人間的債權債務性質也發生變化，合同關系就失去同一性，而由此種合同變更為彼種合同。總結一下，可以將合同變更界定為：當事人不變，合同內容中的非要素發生變更，合同仍保持同一性的一種現象。

大陸法系的民法理論，關于合同變更，與我國民法理論不同。不同之處在于，其理論上沒有合同變更這個概念。相似的概念是合同的更改。合同的更改，是指以消滅舊債，另創新債以代替舊債的行為。其源自于羅馬法。在羅馬法上，合同的更改包括債權人的更改（即債權讓與）、債務人的更改（債務承擔）、合同標的更改（變更給付）、合同性質的更改（如變更租賃為買賣），以及期限和條件的更改。[2]近代立法上關于合同的更改，大抵仿羅馬法。所謂相似指的內容的相似，即合同更改大體相當于廣義的合同變更，而與我國民法理論上的合同變更不同。合同的更改，發生舊合同消滅和新合同產生的效果；而根據合同變更，合同關系仍然存在，僅其非要素發生變更。因此，合同更改是債的消滅原因，而合同變更并不導致債的消滅。[3]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德國民法典與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只規定了債權轉讓、債務承擔及債務變更合同，而沒有采用更改的概念，理由為合同更改的效用甚少。[4]英美法理論沒有合同變更的概念，也沒有合同更改的概念，而是使用債務更新這個概念。債務更新，是指總是存在一個先前的債（不論是實存的不是被主張的），這個債要被消滅并由新的債取代之。通常，只有當替代合同①涉及到至少一個新當事人時，才使用該概念。根據更為普遍的實踐，該當事人必須是已被免除的原義務人或者原債務人的替代者。[5]一般而言，在英美法理論上，債務更新幾乎與替代合同是同義語，而替代合同具有即時清償的效力，同理，債務更新也具有清償的效力。在此意義上，與大陸法理論上的合同更改相似。替代合同常被法院看作是合意解決的一種方式。而與我國民法理論上的當事人協商變更相類似。

二、比較法上的分析

在立法上直接規定合同變更的國家只占少數，其中尤以俄羅斯和意大利的民法典最為典型。1994年～1996年頒布的《俄羅斯民法典》第450條和451條規定了合同的變更。第450條規定了合同變更的根據，即協議變更、根據當事人一方的請求合同可以依法院的判決而變更；第451條則規定了情勢變更而引起合同變更。[6]

1942年修改后的《意大利民法典》第1447條和第1450條也規定，乘人之危的合同，得根據承擔義務一方的請求而廢除；而接到廢除請求的締約人得提議修改契約以使之充分恢復公平，從而避免契約的廢除……[7]

法國民法典未規定合同變更的一般準則，但是卻規定了某些合同在特定情況下可予變更的法定理由。同時，當事人與可通過約定而確認合同變更的依據。特別是關于合同內容變更的規定，即法國的立法者有時也通過立法去改變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義務。有的規定涉及到金錢給付價格的提高。如根據1925年7月8日的法律及1948年9月1日的法律規定，有關住房租賃合同的租金均有相當幅度的增加。有的規定則涉及到金錢給付價格的降低。而有關商業租金的規定則更加靈活，它規定在3年內，出租人或承租人可要求變更租金，法官可根據“當地價格”對該租金確定合適的數額（1953年9月30日法令及1972年7月3日法令）。[8]實際上，盡管法國法院堅持適用法國民法典第1134條的規定（即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于法律的效力。前項契約，僅得以當事人相互同意或法律規定的原因取消之。前項契約應以善意履行之。[9]并指出：“法官無權確定或認可一項提高了的價格而使合同一方當事人得以不按照其訂立的合同條款履行義務。” ②但這并不排除法庭在具體的、個別的情形為維護公正而允許當事人變更合同，這也是法國立法上從未“禁止”法官變更合同的原因。[10]

德國民法典第313條[交易基礎受干擾]規定了情勢變更。該條第1款規定：“已成為合同基礎的情勢，在合同訂立后發生重大變更，而雙方當事人如預見到這些變更，就不會訂立此合同或將訂立其他內容的合同，如在考慮到個案的全部情況，特別是合同約定的或法定的風險分擔的情況后，無法合理期待合同另一方當事人遵守原合同的，則可以要求對原合同予以調整。”第2款規定：“已成為合同基礎的根本性設想后來被發現是錯誤的，等同于情勢變更。”[11]根據德國學者的觀點，上述規定是是納入法官法的結果。③

1994年5月由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3.10規定，對于因錯誤、欺詐、脅迫以及重大失衡而訂立的合同，受害一方當事人可以宣告合同無效。依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法庭可以變更該合同或其條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的商業標準。雖然《國際商事合同通則》只具有示范法的性質，而不是國際公約，但它是由國際統一私法協會組織眾多國家的專家、學者和律師共同制定的，它“盡可能地兼容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法律體系通用的法律原則 ，同時還總結吸收了國際商事活動中廣為適用的慣例和規則，因而，對于指導和規范國際商事活動具有很大的影響力。”[12]

三、我國民法關于合同變更的規定及分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第57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從成立時起具有法律約束力。行為人非依法律規定或取得對方同意，不得擅自變更。對該條規定采反對解釋（依法律條文所定結果，以推論其反面之結果者，謂之反對解釋。換言之，即對于法律所規定之事項，即其反面而為之解釋。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222條規定：“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責任，不得預先免除。”1972年臺再字第62號判例，作反對解釋曰：“債務人因欠缺善良管理人注意而發生之輕過失責任，依民法（指我國臺灣地區民法方法）第222條之反面解釋，非不得由當事人依特約予以免除。”即為典型適用反對解釋的結果。[13]可得出：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取得對方同意，可以變更作為合同的民事法律行為。

民法通則第59條規定，行為人對行為內容有重大誤解或者顯失公平的情形下，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變更。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民法通則意見）第71條規定了認定重大誤解的標準。第72條界定了顯失公平的認定標準。第73條第1款規定，對于重大誤解或者顯失公平的民事行為，當事人請求變更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變更；當事人請求撤銷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變更或者撤銷。第73條第2款規定，可變更的民事行為，自行為成立時起超過一年當事人才請求變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54條第1款規定，因重大誤解、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第2款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合同。第3款規定，當事人請求變更合同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不得撤銷。

合同法第77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第2款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變更合同應當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的，依照其規定。

合同法第78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變更的內容約定不明確的，推定為未變更。

民法通則意見第68條規定了欺詐的認定標準。第69規定了脅迫的認定標準。第70條規定了乘人之危的認定標準。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解釋（一））第9條第1款規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合同應當辦理批準手續，或者辦理批準、登記手續才生效，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當事人仍未辦理批準手續的，或者仍未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合同應當辦理登記手續，但未規定登記后生效的，當事人未辦理登記手續不影響合同的效力，合同標的物所有權及其他物權不能轉移。第2款規定，合同法第77條第2款所列的合同變更，依照前款規定處理。

由此看來，我國合同變更制度在立法上被區分為當事人變更和司法變更。當事人變更即民法通則第57條、合同法第77條第1款的規定。司法變更包括民法通則第59條、合同法第54條的規定。

從上述我國法上關于合同變更制度的規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立法者立法態度的變化：

1、民法通則只規定了重大誤解和顯失公平二種情形可以變更合同；而合同法除了規定了前述二種情形外，還規定了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合同的情形。該情形在民法通則上是被規定為無效合同的。④

2、民法通則規定的顯失公平沒有時間上的限制，合同法則明確規定“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若采目的解釋⑤的方法，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可依據合同法的規定請求變更，在訂立合同后，履行合同過程中，發生顯失公平的，適用的制度應當是情勢變更，而不是顯失公平。因為顯失公平通常是情勢變更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3、民法通則意見規定合同變更請求權的時效期間為除斥期間，即行為成立起一年內。合同法對此沒有規定。

4、民法通則將合同變更制度規定在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中，即第四章第一節。合同法則規定在合同的效力和合同的變更和轉讓中，即第三章和第五章。

與上述立法例比較，也可以發現我國關于合同變更的制度的特點：

1、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關于合同更改或者債務更新的規定產生舊合同消滅，新合同產生的法律效果，換言之，是債的消滅的原因。我國的合同變更制度，合同關系仍然存在，僅其非要素發生變更，并不導致債的消滅。

2、合同變更的范圍，縱觀各國的立法和實務，大體包括以下幾類（不限于下列）：（1）發生了情更的合同。情更是合同變更的重要事由，已為各國立法和實踐所確認，法院可對此類合同以裁判方式予以變更。（2）存在意思表示瑕疵的合同。《國際商事合同通則》規定錯誤、欺詐、脅迫、乘人之危的合同為可變更合同。（3）重大失衡的合同。《國際商事合同通則》規定此類合同，法院、仲裁機構可裁判變更。我國立法規定的重大誤解、顯失公平的合同也屬此類。（4）一方實質性違約。《俄羅斯民法典》作此規定。我國立法目前只規定了上述第（2）、第（3）種合同可裁判變更。對一方實質性違約的，法院是否應根據一方當事人的請求變更合同，沒有規定；對情更制度也沒有規定。

3、《國際商事合同通則》規定了兩種標準：（1）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的商業標準，這是變更重大失衡的合同的標準。（2）依據有權宣告合同無效一方對合同的理解予以變更，這主要適用于因錯誤、欺詐、脅迫而成立的合同，并以另一方的接受聲明為前提。而我國立法對此則缺少規制。

4、我國現行立法對變更的程序幾乎沒有規定，這樣不利于公正地解決糾紛。日本《借地借房法》第44條規定法院在裁判變更前，應聽取鑒定委員會的意見，而鑒定委員會須由三個以上的委員組成，其委員原則上由地方法院每年預先從有特殊知識和經驗者中選任或者從當事人合意選定者中指定。

通過上述比較，筆者認為，從縱向上，我國合同變更制度在立法上發生了變化，其適用范圍有擴大化的趨勢；在橫向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即在我國法上合同變更制度設有一般性的規定，不是作為債務消滅的原因，規定在合同的履行中，而是作為影響合同效力的制度而規定在合同效力中。因此，在我國合同法中就有了一種獨特的可變更合同制度。盡管如此，筆者還是認為，我國的合同變更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現在：

1、我國現行法的規定過于分散。合同法第三章第54條規定了可變更的合同類型，也可稱為法定變更類型。第五章第77條規定了協商變更，第78條規定了當事人對合同變更的內容約定不明確的，推定為未變更。⑥這樣規定會造成法律適用上的困難。對此，筆者建議將合同變更制度集中規定到第五章合同的變更制度中，可能會更好。當然這只有靠立法論才能解決。

2、我國合同變更制度的范圍中沒有規定情勢變更制度，實為一大缺失。情勢變更制度作為一項重要的制度，在大陸法系國家是一項相當成熟的制度，實有規定的必要。這也只有立法論才能解決。我國民法學界對此也基本形成了一致的意見，并對此問題已有較為充分的論證。[14]只是由于立法機關的原因才未規定情勢變更制度。[15]具體而言，即立法機關認為，情勢變更原則是授權條款，恐怕會產生法官濫用裁量權之弊端。[16] 在解釋論上，我國合同法第5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為情勢變更制度的立法和適用留下了空間。根據德國法的官方解釋，情勢變更的構成要件包括：（1）必須在合同訂立之后情勢發生決定性變化；（2）該情勢并不是合同的內容；（3）當合同當事人預見到該情勢時，則將不再訂立該合同或以其他內容訂立該合同；（4）在考慮到所有具體情況、特別是合同或法定的風險劃分后，無法期待信守合同。[17]由此可見，合同訂立后，至合同終止前的階段，因不可歸責于當事人的事由，使法律關系產生的基礎發生當初無法預料的變化，若繼續維持該法律關系的效力，則顯失公平而有悖于誠實信用原則，才是情勢變更原則發發揮作用的空間。在司法實踐中，只能根據誠實信用原則，使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來實現合同訂立后，履行過程中，出現顯失公平情勢的調整，以維護法律的公平。通說認為，情勢變更原則是司法變更的一種類型。

3、如上所述，我國合同變更制度沒有規定變更的標準，所以，應借鑒《國際商事合同通則》規定規定，既使合同的變更具有一個合理的、可接受的標準，也使法院的行為有了參照系，增加了行為的可預見性，限制法官的恣意。

4、如上所述，我國現行立法對對合同變更的程序沒有規定。對此有的學者提出了立法建議。即（1）法官應在判決書中寫明自己變更合同的理由以及客觀依據，并對裁判變更行為作出充分的說理、論證，以表明自己作出變更的理由。戈爾丁總結出了程序公正的9項標準，其中兩條就是“解決的諸項條件應以理性推演為依據”和“推理應論及所提出的論據和證據”。[18]只有如此，才能防范法官的恣意，保障程序正義。（2）對于涉及專業性較強的合同，如技術引進、專利轉讓等合同的變更，應聽取專業人士的意見。具體方式，可以借鑒日本的作法，組織鑒定委員會；或者依據我國的國情，考慮當事人經濟能力及訴訟簡便，可以到相關對口部門征求意見以代替委員會鑒定。法官的判決應充分考慮專家意見，在不予采納時應寫明理由，以求公正解決糾紛。[19]筆者深以為是。

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規定：“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該條規定的增加、減少違約金的請求權基礎是什么？對此有的學者認為其根據是合同的變更。[20]基于這種觀點，其請求權的根據則是合同法第54條，即只有在因重大誤解、顯失公平、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的情況下，受損害方才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變更違約金。這種觀點不妥當。理由是：第一，重大誤解，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71條規定，行為人對行為的性質、對方當事人、標的物的品種、質量、規格和數量等的錯誤認識，使行為的后果與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較大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重大誤解。由此可知，誤解的內容不包括違約金問題。違約金作為違約后應承擔的一種民事責任，只有在違約后才能承擔，將違約金視為賠償性的，在承擔前只是賠償額的預定，而不是損失，只有在承擔后方能稱為損失。因此，違約金增減請求權不符合重大誤解的構成要件，不能根據重大誤解請求增、減違約金。第二，顯失公平主要是給消費者用的，作為商事主體一般不得以此理由進行合同的變更。而違約金條款主要是商事主體在書面合同中約定的，因此，當事人一般也不能根據顯失公平來要求增、減違約金。第三，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的情況下，受損害方才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變更合同。適用該規定的主體要件是受損害方，即受到實際損害的當事人，如前所述，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損失的一方通常是違約方，違約方在主張減少違約金時，通常并沒有支付約定的違約金，在此情形下，違約方談不上是受損害方，真正的受害方可能是守約方。因此，違約方根據該規定主張增、減違約金不成立。因此，筆者認為，當事人主張增、減違約金的根據不是合同變更制度，而是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當事人只有根據該條的規定主張增、減違約金，才能證明其合法性和正當性。

「注釋

①替代合同，是指通過訂立新的待履行合同可以即時清償既存請求權。無論先前請求是訂立替代合同時尚未到期，或者是要求就以前的違約進行補償，情況均是如此。A.L.科賓著，王衛國等譯。科賓論合同（一卷版，下冊）[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593.

②法國最高法院商事法庭1950年1月18日判決。轉引自尹田。法國現代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264.

③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女士為德國債法現代化法撰寫的導讀，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新債法中的觀點。轉引自邵建東，孟翰，牛文怡譯。德國債法現代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3.

④民法通則第58條第1款第3項。

⑤以法律規范目的為依據，闡釋法律疑義的一種解釋方法。梁慧星。民法解釋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222.

⑥該條的規定在學理上屬于法律擬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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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參見FLOUR et AUBERT，Les obligations，P.333-335. 轉引自尹田。法國現代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273頁注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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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戈爾丁著，齊海濱譯，法律哲學[M].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87.241。

第5篇：合同制度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當前，勞動合同制度在實施中存在不少問題，如不訂立書面合同、勞動合同短期化等，嚴重影響了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和諧關系。因此，應堅持不例外、平等協商及重點突出原則，完善勞動合同管理體制，完善勞動法律法規，從而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依據勞動合同建立勞動關系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必須依靠勞動合同這一法律形式。勞動合同是確立和調整勞動關系的基礎，是現行勞動法律所確定的核心法律制度，是調整勞動關系的重要內容和依據。2008年1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對勞動合同的實行提出了明確要求。但由于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對勞動合同的重要性重視不夠，使得勞動合同在實施中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如：不訂立書面合同，勞動合同短期化等。當前，構建和諧勞動關系，迫切需要完善勞動合同制度。

一、堅持正確的原則

(一)不例外原則。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作為調整勞動關系的重要手段和機制，所有企業都應該實行，不能例外。不能認為只有經營狀況好的企業才可以實行這一制度，經營狀況不好的企業就不能實行。事實上，越是生產經營困難的企業，涉及職_工切身利益的問題越突出，遇到的勞動關系矛盾越尖銳，越需要通過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來調整勞動關系，化解矛盾，凝聚職工和經營者的力量，齊心協力搞好企業。當然，企業性質、規模和經營狀況不同，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的具體內容、形式、范圍和重點可以有所不同，適當靈活。在新建企業和小企業比較集中的地區、行業，可以推行區域性、行業性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

(二)平等協商原則。堅持平等協商與簽訂集體合同相協調，重在平等協商。平等協商是工會代表職工與企業圍繞勞動關系問題進行廣泛討論、溝通協商的重要機制。平等協商的過程，就是勞動關系雙方、逐步達成共識的過程。勞動關系的許多矛盾，就是通過雙方的平等協商來解決的。集體合同是平等協商的結果，平等協商是簽訂集體合同的前提和基礎。平等協商的水平決定著集體合同的質量。如果平等協商機制不健全，協商不充分，就不可能有高質量的集體合同。平等協商不僅是簽訂集體合同必經的法定程序，也是履行集體合同過程中處理發生的矛盾和遇到的問題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充分認識平等協商的重要性，在調整勞動關系的全過程中都要抓好平等協商。必須明確：集體合同的條款，不經過平等協商，企業和職工都不能單方面修改或拒絕執行。

(三)重點突出原則。堅持把職工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作為實施平等協商、集體合同制度的重點，這是推行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能否取得實效的關鍵。如果職工群眾最關心的勞動關系問題，協商中沒有提出，集體合同沒有涉及，合同條款看起來很多，但大多無關痛癢，這種合同不會起到調整勞動關系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作用，企業和職工也不會滿意。因此，必須把堅持勞動標準與適應企業實際情況統一起來，立足企業的具體現實，把勞動關系中最重要、企業和職工最關心的問題，尤其是工資收入問題、社保問題等作為平等協商、集體合同的重點，并在協商過程中努力加以解決，在集體合同條款中加以具體體現，不斷增強這一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二、完善勞動合同管理體系，加強勞動合同管理

各級政府要重視勞動合同工作，把它納入政府工作的重要工作議程。各級勞動行政部門、行業主管部門和用人單位要把加強勞動合同管理、完善勞動合同制度作為深化勞動用人制度改革、依法用工、依法管理的重要工作切實抓好。要認真貫徹實施《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加強組織領導，通過加強勞動合同管理，進一步完善勞動合同制度，維護勞動合同制度的正常運行，有效發揮勞動合同制度激勵機制作用，從而調動職工積極性，促進企業深化改革，提高企業經濟效益。

(一)建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勞動合同管理體制。隨著以勞動合同為基礎的勞動用工制度的確立，勞動保障部門對勞動用工管理的任務越來越重，特別是隨著非公有制企業的迅速發展，勞動用工管理的內容明顯增多。為此，要全面實施勞動合同制度，必須建立和完善以縣級勞動社會保障部門為主導、社區為基礎、企業和工會為主體的勞動合同管理體制。在縣級勞動社會保障部門重新設立勞動管理科室，同時在鄉鎮及社區建立勞動管理站，形成各個層級相互維系的勞動管理體系。南其全面組織、實施勞動合同制度，對勞動合同的簽訂、備案、管理的全過程進行管理。同時，按照《勞動法》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合同制度的要求，勞動管理部門應對從勞動者擇業、企業用工、錄用備案，到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的變更、解除、終止等勞動合同管理的全過程進行梳理，對每個環節的時間、條件、要求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使用工單位、勞動者、勞動管理部門都能按規定的程序運行。還要建立勞動合同簽訂登記、變更、解除、終止預報制度及存檔管理制度、履行檢查制度、統計分析制度，確保勞動合同制度規范有序的實施。勞動保障部門還應配合專職工作人員專門負責錄用備案：作，同時，還要發揮豐十區(鎮鄉、街道)勞動保障管理站的作用，由其負責做好本區域的合同簽訂臺賬、個人勞動合同簽訂臺賬，并及時將每年勞動合同、錄用資料裝訂歸檔。要充分運用計算機來管理勞動合同，建立企業和個人勞動合同數據庫，及時將錄用備案的企業和個人情況輸入數據庫中，并要實現社區(鎮鄉、街道)勞動保障管理站與勞動保障部門的計算機聯網，為加強勞動合同管理提供方便。

(二)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度。應針對勞動合同制度實施現狀，抓住《勞動合同法》實施的良好機會，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度。政府有關部門及工會等群眾組織要運用多種形式，大力宣傳《勞動合同法》，使《勞動合同法》進入社區、企業和其他用人單位，在全社會形成自覺簽訂勞動合同的氛圍。在宣傳教育中，尤其要注意結合一些企業主和管理者的錯誤認識和疑惑，深入具體地宣傳執行《勞動合同法》的意義，幫助他們提高思想認識，把握《勞動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和相關知識，明確主動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的法律責任。同時，加大對勞動合同簽訂和履行情況的監察力度。運用勞動監察的職能對各類企業簽訂勞動合同情況進行專項檢查，檢查內容主要包括：是否依法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內容是否完備、合法，程序是否合法，合同續簽、解除、終止是否合法，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是否依法給付賠償金，勞動合同履行及變更情況等。對未簽訂勞動合同的企業要按《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有關規定進行處罰，令其限期補簽勞動合同。對勞動合同主要條款不完備及內容顯失公平的，應令其限期與職工協商修訂。對勞動合同制度運行中的關鍵環節和難點問題，勞動監察部門應主動出擊，及時檢查，通過年檢、日常巡視和專項整治活動，及時發現制止和糾正違法違規行為，確保勞動合同制度實施工作順利進行。

(三)為企業和勞動者做好各項服務工作。勞動合同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的依據，政府各有關部門應據此為企業、勞動者做好各項服務工作。勞動社會保障部門應免費為勞動者、企業提供勞動合同規范文本、錄用及備案服務、勞動合同簽訂服務及《勞動法》等有關宣傳資料。人事、勞動社會保障部門要與其他部門密切配合，按照勞動合同數據庫中企業和勞動者的名單，提供以勞動合同為依據的各項服務。包括企業工效、技術職稱的評定、工傷認定、工資調整、勞動糾紛處理等項目，凡是需要行政部門服務的，勞動合同數據庫中必須有其基本信息。通過政府各部門開展以勞動合同為依據的服務，促使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依法簽訂勞動合同，保證勞動合同制度得到全面實施。

(四)加強調查研究，完善勞動合同制度。按照國務院貫徹實施《勞動法》的部署，經過近幾年的努力，全國城鎮企業已經基本實行了勞動合同制度，非國有企業實施勞動合同制度工作也有了重大進展。勞動合同制度的建立，為形成新的企業用人機制，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依法保護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雙方的合法權益，促進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實施勞動合同制度過程中也存在著勞動合同內容不規范、履行勞動合同不全面、一些政策操作性不強等問題。目前，在《勞動合同法》實施過程中又遇到一些阻力。勞動關系的矛盾成為當前最為主要的社會利益矛盾之一。這樣的客觀現狀對我們建立和諧勞動關系，推動和諧社會的建立提出了重大的課題和嚴峻的考驗，這就要求我們各級政府應本著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態度來審視勞動合同制度實施現狀。要對勞動合同管理部門的管理情況進行調研，及時了解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完善勞動合同管理的辦法，使勞動合同制度不斷完善。同時，還應深入基層，到問題多的重點地區、重點行業、重點企業進行調研，掌握第一手資料，切實解決實踐中存在的具體問題。通過下基層調研，提出一些完善勞動合同制度的方法和建議，使勞動合同制度不斷得到完善。

(五)進一步完善集體合同制度。企業依法經過平等協商所簽訂的集體合同是協調勞動關系的重要依據。要在普遍開展平等協商的基礎上，積極推動不同類型的企業建立和完善集體合同制度，指導企業從各自的實際出發，因企制宜，合理確定集體合同具體內容和標準，增強實效性和可操作性。對暫不具備條件簽訂綜合性集體合同的企業，可以就工資分配等問題簽訂單項集體合同或協議。在外商投資企業、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尤其是小企業相對集中的地區，由工會組織代表職工與相應的企業組織代表或企業進行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

(六)建立健全履約監督保障機制和平等協商爭議處理制度。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任何一方提出平等協商的要求，另一方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依法訂立的集體合同對企業和企業全體職工具有法律約束力，雙方都要嚴格遵守執行。政府相關部門要指導企業建立集體合同履約責任制和監督檢查制度，把履約責任制同崗位目標責任制結合起來，納入企業管理工作。集體合同的履行要接受工會和職工群眾的監督。各級勞動保障部門要依法加強對集體合同制度履行情況的行政監察工作，把勞動保障監察同工會勞動法律監督緊密結合起來，對無正當理由拒絕平等協商、違反集體合同的企業，要責令其限期改正，依法處理。要積極探索建立平等協商或簽訂集體合同爭議的行政調解制度，及時引導爭議雙方通過法律途徑調解處理。

三、完善勞動法律法規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勞動關系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我國《勞動法》應根據不斷變化的新情況，在勞動關系主體的范圍、勞動者人格尊嚴的保護、工資約定制度、職工培訓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進行一定的調整和完善，以利于更好地保護勞動者的權益，維護社會穩定。

針對我國現行《勞動法》存在的缺陷，應根據我國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及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借鑒國外有關勞動立法經驗，對《勞動法》進行具有前瞻性的修改，其方向是使它的保護范圍更廣泛。可以考慮在《勞動法》中對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權作出具體規定，還要對工會的活動作必要的規定。此外，《勞動法》是一部實體法律，缺乏程序性內容，在修改的同時要制定與之配套的有關程序性法律。

第6篇：合同制度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高等學校作為非盈利性的事業單位,面對經濟全球化、市場經濟的挑戰,在許多方面受到了巨大沖擊,特別是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社會保險,涉及每一個教職工的長遠切身利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對我國高等學校社會保險制度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議。

一、社會保險釋義

談社會保險,離不開社會保障,它從屬于社會保障體系,作為工業社會的產物,在現代社會中占據重要位置。社會保險是以勞動者為保障對象,以勞動者的年老、疾病、傷殘、失業、死亡等為特殊事件為保障內容的一種生活保障政策,它強調保障者權利與義務相結合,采取的是受益者與雇用單位等共同供款和強制實施的方式,目的是解除勞動者的后顧之憂,維護社會的安定。

二、高等學校社會保險制度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高等學校作為我國教育事業的一部分,具有公共屬性和公益性。高等學校的社會保險發展至今,有它的特殊性。我國高等學校的養老、醫療、工傷、生育等保險制度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制度由國家設計,經費來源于財政和單位,待遇與工作年限掛鉤,退休人員由原單位管理。這一保險制度的建立,起到了積極的歷史作用。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建立,其自身的弊端以及同整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不協調日益突出,迫切需要改革,其主要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高等學校工作人員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和生育保險制度發展相對滯后。國家的基本養老保險政策尚未覆蓋到高等學校及其工作人員(只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實行合同制工人的養老保險),目前仍然停留在離、退休制度階段。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完全由國家財政和學校自己負擔;保險費用基本由國家和單位統包,導致個人保障意識淡薄,造成了社會各利益主體的保障待遇的不公正,形成了新的社會矛盾。隨著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國家財政將不堪重負。

2.高校參加養老保險人員的養老金與其它同類人員的退休費存在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合同制工人陸續達到了法定退休年齡,實質進入社會保險階段,然而,卻出現了退休費與養老金的政策規定差異。在辦理退休時,事業單位工人的退休費大于正常辦理退休的合同制職工養老金的保險待遇。合同制工人辦理退休時,國家尚未有明確文件規定其退休待遇不同于全民事業編制同類人員,可按事業單位全民所有制工人退休政策核定退休費;而其退休進入社會統籌時,按事業單位合同制工人核定養老金。依據同工同酬的原則,對于同一人來說,退休時可同時適用這兩種政策,而退休費和養老金中的“補貼”標準,事業單位政策和養老保險事業單位政策存在差額。現在這部分差額一直由學校負擔,并將負擔至每位職工死亡時止,顯然不盡合理。

3.關于工傷保險。高等學校教職工的傷殘待遇執行國務院及民政、人事等部門的政策法規,沒有建立切合自身特點的工傷認定和處理制度。隨著高等學校的社會活動日趨頻繁,職工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發生意外的機率也相應增加,再加上高等學校還有不少工人編制的職工,由于工作性質的特殊性,存在發生工傷事故的概率。而《工傷保險條例》的對象只涵蓋企業和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高等學校一旦發生了工傷事故,常常因政策依據不夠明確統一、工傷認定機構不健全而無法開展工傷認定,職工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

4.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滯后,嚴重阻礙了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目前,高等學校正在進行較為全面的人事制度改革,用人實行合同聘用制度,人事考核與人員的升降淘汰等各項配套措施也開始付諸實施。如果離開了社會保險制度的支撐和依托,人才市場、人才流動、辭職辭退等都難以到位和深化。

5.高校參加社會保險所需經費嚴重不足。社會保險任何政策的出臺,應保持連續性一致性;高校作為一直由政府在教育經費上重點投入的事業單位,政府對高校參加社會保險的經費支持,應該有保障。

三、高等學校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思路及具體建議

社會保險制度是一個系統工程。在我國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中應加強社會保障法制建設,盡快建立獨立于高等學校之外的、保障對象管理和服務真正社會化的保障體系。同時,要加強社會保險執業隊伍的建設,為建立和諧社會發揮社會保險制度的作用。

1.養老保險是高校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重點。當前,一是以“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為模式,建立統一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二是建立補充養老保險;三是高校的職工養老保險要逐步實行社會化發放,并與當地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適應;四是使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五是完善改革的配套措施。如高校個人賬戶水平差異的銜接,個人賬戶儲存額的合并計算,保險待遇水平改革前后的銜接問題等。

2.建立適用于事業單位和高等學校的《工傷保險條例》,明確工傷受理及認定機構,嚴格執行“工傷、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標準”,更好地維護高校教職工的權益。

3.失業保險方面。自1999年1月1日開始,高校出現了失業保險,使高校承擔社會保險經費的壓力激增,依賴國家全額撥款的高等學校,一方面要承諾在高校內部完全消化富余人員,不可以給社會增加負擔;另一方面,政府未給高校追加相應的經費,實際上讓高校感到了壓力傳遞。

4.政府要改革和完善教育投資體制,增加教育經費。全社會必須對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具有緊迫感,真正樹立“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的思想,采取切實有力措施,落實教育的戰略地位,使教育投入不斷增加,依法不斷增加教育經費,保證教育改革發展的基本需求;政府對于高校社會保險費用的追加,應列入其對教育經費投入之中。

總之,為了更好地適應高等學校人事制度改革的進程和發展的需要,必須盡快制定統一的高等學校保險政策,充分發揮社會保險制度“社會安全網”、“社會矛盾的緩沖器”的作用,更快地推進高等學校人事聘用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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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合同制度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目的了解臨床護士的工作滿意度。方法采用工作滿意度指數量表(6個項目)對陽泉市二級以上醫院372名護士進行工作滿意度測定。結果6個項目中，滿意度按由高到低為互動合作、護理工作、自主性、組織決策、職業地位和收入情況。結論護理管理者需對滿意度較低的項目進行護理制度調整，給予提高待遇、增加專業發展機會、改善護士在醫院中的形象等，以提高臨床護士的工作滿意度，從而提高護理質量。

工作滿意度是個體從工作中獲得滿足感的程度，是護理管理者一直關注的問題。近年來，隨著我國從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醫院醫療體制和人事制度的改革，以及醫院快速發展和“以病人為中心”整體護理的推進，大多數醫院出現嚴重的護士短缺，全員聘用合同制已成為用工的必然趨勢。合同制護士在護理隊伍中所占的比例也越來越大，但由于聘用制護士與正式在編制護士之間在勞動關系、工資、獎金、津貼待遇等方面呈現諸多的差異，導致聘用制護士對其工作不滿意而出現頻繁跳槽、離職等現象，使護理隊伍出現不穩定傾向，對護理人員的合理配置、臨床護理工作的安排造成很大的困難，直接影響護理質量和患者的安全[U-zl，給護理學科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不利影響。本文通過對陽泉市二級以上醫院臨床護士進行滿意度調查，旨在了解聘用制護士與正式護士工作滿意度比較及其影響因素，便于對護理管理人員采取有效的干預措施，以提高護士工作滿意度，達到穩定護理隊伍，改善護理質量的目的。

1，對象與方法

1.1調查對象本課題以陽泉市二級以上綜合醫院工作1年以上臨床護士378名為研究對象。

1.2調查工具

1.2.1一般情況調查問卷，包括年齡、學歷、婚姻狀況、工作年限。

1.2.2工作滿意度指數量表(theindexofworksatisfaction,IWS)}j}，為目前廣泛認可且較完善的護士用IWS。本研究定義工作滿意度為聘用制護士對其實際工作所獲得的收入、職業地位、自主性、組織決策及互動合作的滿意程度。該量表共44個條目，采用Liken5級評分法，分別為:完全不同意(I分)、部分不同意(2分)、不確定(3分)、基本同意(4分)及完全同意(5分)。本量表分為6個內容，分別為收人(6個條目)、職業地位(7個條目)、自主性(8個條目)、工作任務(6個條目)、組織決策(7個條目)及互動合作(10個條目)，根據6個部分中不同的條目數，分別擴大相應的倍數，使每個部分的滿分為100分，使測得的不同部分的數值有可比性。根據美國NDNQI標準，>60分為高度滿意，40-60分為中度滿意，<40分為低度滿意。該量表的信度系數(a)為0.690

1.3調查方法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由課題組統一培訓的各病區護士長發放問卷，問卷使用統一的指導語，說明調查的目的和意義。調查對象以無記名方式獨立自愿填寫，均在半小時填寫完，由護士長當場收回交課題組。對問卷的完整性進行初步檢查，剔除不合格問卷，372名合格者錄人數據庫進行分析。

1.4統計學方法原始數據用SPSS8.0軟件包錄人行統計描述并行兩樣本t檢驗。數據錄人由2人重復錄人、核查和糾錯，保證數據資料準確。

2討論

工作滿意度，即個人所表現出來的喜歡他的工作的程度[4]一個人對工作滿意度高，對工作就可能持積極態度;對工作不滿意的人就可能對工作持消極態度。擁有高滿意度員工的組織比那些滿意度低的組織更有效;工作滿意和缺勤之間存在著一種穩定的消極關系并且工作滿意與流動率之間呈負相關f}

本調查結果表明，護士的總體工作滿意度處于較低的狀況。其中，滿意度最低的為收人，其次是職業地位、組織決策、自主性、工作任務及互動合作。集中在:收人及收人的提高和增長、醫生對護士的知識和技術尊重等，這一結果與胡方問等對醫院聘用制護士工作滿意度調查結果基本一致。這可能與我國目前聘用制護士在薪酬、社會保障及福利待遇等方面與國外注冊護士相比有明顯差異有關f}0

在正式護士與聘用制護士之間，聘用制護士各項目滿意度普遍低于正式護士，其中，收人情況、組織決定及自主性項有明顯統計學差異。合同制護理人員大多從事基礎護理工作，工作負荷較大。她們的平均周工作時數和周夜班時數明顯長于在編正式護理人員，但是在工資收人上卻與正式護理人員存在較大差距。導致部分合同制護理人員目前立足崗位的同時又在尋找其他高收人職業，一旦找到適合的工作就會改行，不愿意終身從事護理職業。同時，合同制護理人員對工作基本沒有支配權，參與決策權微乎其微，缺少工作成就感和榮譽感，被動工作的結果使合同制護理人員感到工作辛苦，壓力大，受到不公正待遇卻又無能為力，易厭倦護理工作。超級秘書網

第8篇：合同制度論文范文

【關鍵詞】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勞動法 勞動合同法

勞動合同也稱“勞動契約”，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時所訂立的合同。我國勞動法第20條規定：“勞動合同的期限分為有固定期限、無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工作為期限。”以勞動合同的期限為標準可以將勞動合同劃分為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為期限的勞動合同。

一、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概念及界定

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是指“沒有明確規定合同有效期限，勞動關系可以在勞動者的法定勞動年齡范圍內和企業的存在期限內持續存在，只有在符合法定或約定的情況下，勞動關系才可終止”的勞動合同。

不定期勞動合同與定期勞動合同的有著本質差異。不定期勞動合同的旨在保障勞動關系的穩定。不定期合同的雙方都有權選擇勞動合同效力存續與否的權利，這樣雙方都會考慮破壞合同關系所帶來的利益損失而更傾向于履行合同而保持穩定之勞動關系。但定期勞動合同的勞動者的選擇余地甚微，而為了保證勞動力不受過度剝削，法律嚴格限制用人單位的解雇權即限制定期勞動合同的解約權行使，由此來保證勞動關系的穩定。為了實現勞動關系穩定以促進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定期勞動合同與不定期勞動合同選擇了不同路徑：前者是以嚴格限制解雇來維持合同靜態短期的穩定，而后者以靈活的解約制度來維持一種長期動態的穩定。

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也不同于人們經常誤以為的長期合同或終身合同，一般意義上的長期合同，應當是用工期限較長的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而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是指未出現法定或約定情形，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的勞動關系可存續至勞動者退休為止的合同，它的期限可長可短，是不確定的。體現用人單位的用人自主權和勞動者的擇業自主權的結合。

二、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功能

在一個相對較長的合同期限內，勞動關系雙方主體經過相互的考察與投入而形成一種信賴關系。此種信賴對于勞資雙方都是有利的。對用人單位而言，信賴關系的形成，勞動者更替減少，則用人單位招工成本會降低，工作磨合成本也會降低。而用人單位也不會吝嗇對勞動者的培訓投入，而勞動者的特定職業能力就成為用人單位企業資本的一部分。而對于勞動者來說，一個長期的勞動合同，首先使勞動者的利益得到保障，減少勞動關系的短期化行為。其次，使勞動者的職業能力由于企業的持續投入而有持續提升的可能。由此可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使得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有了多次博弈的可能。而多次博弈是信任產生的基礎，而在信任基礎上勞動關系才可能是穩定的。

在此基礎上的勞動關系才有內在和諧的可能。而勞動關系雙方之間的這種信賴關系，如果沒有合理的解約權規范，則可能異化為禁錮勞動者的封建式人身依附契約。而解約權制度將不定期勞動合同的解除權公平的賦予雙方當事人并對其進行合理制限，以實現不定期勞動合同的基本宗旨——在公平與效率、穩定與自由之間尋求勞資利益的平衡。

三、我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法律規定的解讀

1.《勞動合同法》對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規定

2007年頒布實施的《勞動合同法》針對當前勞動用工領域這一現象，完善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從而加大對勞動者的保護。《勞動合同法》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動者提出或者同意續訂、訂立勞動合同的，除勞動者提出訂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外，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一)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的；(二)用人單位初次實行勞動合同制度或者國有企業改制重新訂立勞動合同時，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十年的：(三)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且勞動者沒有本法用人單位法定解除勞動合同(詳見第三十九條和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的情形)而續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滿一年不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視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已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自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日起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資。

2.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變更

雙方當事人平等自愿協商可以變更合同期限，即有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可以變更為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反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也可以變更為有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除了合同期限以外，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當事人還可以就工作內容、勞動報酬、勞動條件和違反勞動合同的賠償責任等方面協商，予以變更。在變更合同條款時，應當按照自愿、平等原則進行協商，不能采取脅迫、欺詐、隱瞞事實等非法手段。

3.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解除

按照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作為勞動合同的一種，可以通過三種方式予以解除，包括協商解除、法定解除和約定解除。

法定解除是指在履行合同過程中出現法定解除合同情形，當事人有權解除合同。只要符合《勞動法》第25條、26條、27條、31條和32條或者法律規定的不可抗力情形，勞動合同一方當事人可依法行使解除權，解除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但是，勞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患職業病或者因工負傷并被確認喪失或者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二)患病或者負傷，在規定的醫療期內的；(三)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內的；(四)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用人單位不得依據《勞動法》第26條、第27條的規定解除勞動合同。

約定解除是指在合同中約定解除合同的事項，待約定的事由出現時，當事人有權解除合同。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可以由當事人事先約定合同解除的條件，當條件成立時，一方或雙方當事人就可以解除合同。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與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一樣可以變更或解除，其不同僅僅在于是否約定了終止勞動合同的時間。《勞動合同法》對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強化規定體現了法律對勞動者的保護。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實際上為單位和勞動者都提供了相對的穩定感，有利于建立企業的凝聚力機制，也有利于勞動者職業生涯的發展。

四、結論

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制度不僅是充分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的現實需要，更是在我國現實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平衡勞動關系雙方利益、促進勞動關系良性發展，進一步完善我國勞動立法的迫切要求。

參考文獻：

[1]王全興.勞動法(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鄭愛清.限制固定期限合同的應用.中國勞動，2006，(2):27.

[3]雷曉.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問題研究[D].湖南大學法學院碩士論文.

第9篇：合同制度論文范文

目前，縣級醫院人事檔案管理仍基本上沿用十幾年前的管理模式，醫院人事檔案工作在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人員等方面尚存在許多問題。

1.1 人事檔案管理制度不健全。近幾年，我院自主引進數位高級專業技術人才，在整理人事檔案時，發現因缺少原始檔案材料，無法辦理正常調動、派遣手續。之后通過人才服務中心辦理人事，但同樣因缺少原始的人事資料，無法核定工資標準。還有的因原單位不同意放人，致使他們的原始檔案至今沒有轉到我院，造成人事檔案材料的不完整，“有檔無人”、“有人無檔”的現象比比皆是，給新錄用單位在人員管理、人事審核、審批工作中帶來不便。

1.2 人事檔案管理不集中、模式單一。縣級醫院檔案管理模式采用“封閉式管理”，過于強調保密性原則。人事檔案調遣、查詢“門檻”太高，一般需領導審批和專門介紹信，甚至是多個或多級領導同意。人事檔案利用范圍小，只用于政審、調資、年終考核、辦理退休。人事檔案管理通常分四個部門，歷年由人社局統一招聘分配的，有編制的正規高校畢業生，檔案由人社局檔案室保管；我院自主聘用的高層次專業技術人才、正規高校畢業生轉正定級前、部分合同制員工，檔案由人才交流中心保管；其他在編員工，但非人社局招考分配的，檔案由主管部門衛生局保管；另部分合同制員工，檔案由我院人力資源科保管。

1.3 人事檔案管理手段滯后。第一，資料收集不及時。如醫護人員的外出進修、科研論文、職稱晉升、各級表彰等檔案多保管在醫院的醫務科、護理部，遇到歸檔或查詢時，檔案員要經常往返于各科室之間進行搜集、整理、復印。第二，檔案信息資源利用率不高。因為存儲量大，檔案管理部門不能對已經歸檔的檔案材料進行信息的提煉和加工處理，檔案信息資源在很大程度上被閑置甚至浪費。第三，歸檔困難。由于資料的變動（增加或更新），如年度考核、工資調整、醫德醫風考核、學歷變更等以及多卷相關檔案同時查詢的情況時有發生，不可避免地發生歸檔錯誤。第四，工作量大。現人事檔案是以紙質、照片等載體作為檔案管理的實體，以手工操作為主，缺乏對檔案出、入庫記錄和檔案變更的管理。遇到檔案的查找、編輯、分析等工作時，工作量巨大，步驟也繁瑣。

1.4 人事檔案管理人員業務不精。在我院從事檔案管理的大多是一些即將退休的老護士長。由于年齡大，從事臨床護理工作吃力，便照顧到行政后勤管理檔案。專業知識不足、檔案業務不熟、變動頻繁，勢必影響檔案管理工作的質量和利用。

2 人事檔案管理工作措施

2.1 重視醫院檔案管理人員的培養。可通過擇優錄用，競聘上崗，把真正優秀的檔案專業人員選拔到檔案管理崗位上來，并且保持檔案管理人員的相對穩定。同時，醫院要將檔案人員的培養納入醫院人才培養計劃。不但要進行檔案管理現代化的知識培養，而且要提高法制觀念，自覺參與檔案的管理與利用。

2.2 建立統一的開放式檔案管理模式。由于我院員工原始人事檔案分四個部門管理，導致醫院為員工建立的臨時性檔案材料不全，使醫院在員工職稱晉升、學習培養、干部選拔方面獲取信息量不足。補充完善人事檔案材料，建立統一的開放式檔案管理模式勢在必行。第一，完善基本檔案材料。包括個人基本情況；學歷、學位證明；繼續教育及學習進修證明、證書；年度考核表。第二，收集衛生專業技術人員開展工作檔案資料。包括開展的新技術新項目；參加援川、強基工程、義診等活動；專業技術職務資格證書、聘任證書和聘任合同；發表著作、論文、科研成果鑒定書；典型病歷、搶救成功的病案、手術分析；“三基”、“三嚴”考核及醫德醫風評價材料；參加專業學術會議證書等。第三，開放式檔案管理模式。人事檔案管理必須走向開放性，才能適應經濟發展和人革新形勢。把人事檔案作為記錄員工綜合素質的信息儲存和保管，促進人才合理流動和人才市場主體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