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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 經濟管理 實踐教學 基本功用
中圖分類號: 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0)06-163-02
1社會對經濟管理人才的需求現狀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社會各企業部門對經濟管理類人才的需求急劇增加,根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完成的《普通高等學校經濟學、工商管理類本科人才社會需求和培養現狀調研報告》顯示,國內有半數以上的社會用人單位在實際招聘中,錄用經濟管理類專業本科畢業生的比例超過10%;受調查單位中仍有91%的社會用人單位表示,今后將繼續招聘經濟管理類本科層次的畢業生。而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08年底進行的人才需求信息匯總和分析顯示,像會計學、市場營銷、金融學及企業管理等專業列在社會需求最大的前50個專業之中,即使在目前金融風暴的不利影響下,經濟管理類人才的需求量依然超越其他熱門專業,繼續排名第一,而對于畢業生的能力和素質,用人單位最重視的依次是綜合素質、實際能力和專業知識。 因此,如何培養出具有高綜合素質的經濟管理人才成為我國高校教育面臨的一大挑戰。
2當前各院校經濟管理類專業人才培養中所存在的問題
當前,經濟管理類專業在人才培養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綜合能力較差,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較弱,不能快速適應用人單位的工作要求。造成這一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教育體制及傳統理論教學為主,實驗實踐教學為輔的觀念培養的學生主要以理論知識學習為主,忽略了學生實際操作能力的鍛煉,導致學生不能很快適應社會的新要求,二是大多辦學單位的實踐教學往往只浮于形式,沒能發揮其真正的實踐效用,三則是理論教學與實驗實踐教育的結合研究不深入,課程體系設置和安排上存在不足。具體總結如下:
2.1實驗實踐教學被弱化,專業實踐技能培養被忽略
經濟管理類專業課可分為專業基礎課和專業主干課,一般來講,專業主干課屬于實務性相對較強的課程,需要設置大量的實踐環節來輔助理解與掌握,但據調查研究發現,目前大部分專業主干課的實踐課時在整個總課時中的比例是比較低的,現以某經濟管理類高校2004年教學計劃為例,將其開設的部分專業的專業主干課程的課時比例等列示如下表。
(2)專業實踐教學學時包括課程教學中的實踐課時與獨立實踐環節中的模擬實習、階段實習、專業認識實習、專業實習、畢業設計課時(不含畢業實習)。
上表數據表明,實驗實踐教學相對理論教學而言地位相對弱化,表現如下:
(1)專業實踐學時占總學時比例較低,最低為電算化專業的15%,最高為市場營銷專業的23%,說明專業實踐意識不強。
(2)每門專業主干課平均課時較少,特別是電算化會計專業,僅為77課時,其中實踐教學課時為20課時,這意味著該專業學生在課程學習中,從事的主要是理論學習和簡單的上機實驗,課程考察也主要以理論知識為主,實踐技能的培養被忽視了。
(3)專業主干課實踐教學課時占該門課程總課時比例普遍偏低,最低的是保險專業的15%,最高的是工商管理專業的32%,次高為市場營銷專業的30%,這說明專業特色并不明顯。
2.2實踐教學缺乏有效的課程體系和真正實用的模擬教材
經濟管理類專業課程,一般都具有較強的政策性,特別是會計學,為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需求,國家定期對經濟政策進行調整,但模擬實習軟件系統及教材卻跟不上政策調整的步伐,導致在新的經濟政策環境下許多模擬教材過于陳舊,漏洞也較多,這樣即使教師能通過備課使理論教學與經濟理論與政策變動相切合,模擬實習教材卻難以及時進行更新,這就使得實訓的政策依據與最新經濟政策脫節,達不到理想的實習目標和要求。
2.3經費原因導致硬件設施難以支撐大型數據庫及模擬教學軟件的有效運行
由于經費的問題,極少部分學校硬件達到當前主流要求,而且大多教學單位由于硬件老化等問題導致難以支撐模擬教學軟件的有效運行。例如,SAS、neurosolutions等教學軟件要求硬件配置高,而硬件配置問題導致該類軟件運行不暢,影響實踐效率及效果。
2.4對實踐教學研究不夠深入,教學模式滯后
當前實踐教學模式的主要特點是:校內實踐主要表現為“實驗教學依附于課程教學”,實驗內容更多表現為對課程內容的驗證和重復,綜合性、設計性、研究性、創新性試驗項目匱乏;校外實踐主要表現為“粗放式的社會實踐與實習”,由于校外實踐環境不穩定、實習經費嚴重不足,大多數學校的校外實習采用分散實習的方式,導致出現了“重形式、輕效果”的現象,實踐目標得不到很好地實現。
2.5 缺乏既能上理論課又能上實驗實踐課的師資
實踐課對師資隊伍的要求很高即要有較專的業務素質, 又要具備專業崗位的技能, 熟悉生產實踐, 不但能從事或參與相關專業技術的開發工作, 又要熟練掌握計算機網絡技術。但對大多教育單位而言,往往理論課與實驗實踐課程分別由不同的老師進行授課,這更不能使理論教學與實驗實踐教學有效的、完美的結合,無法達到教學效果。另外,由于某些教師在社會上專業實踐本身不足,就更不能上好實驗實踐課程,因此“雙師型”教學師資的引進和培養刻不容緩。
2.6實踐基地功能受限
一般來講,大部分高校并沒有為經管類專業學生設置類似其他理工類院校專門用于實踐的實習工廠、車間或實踐中心,而一些有能力承擔專業實踐的校內基地,也只是一門心思的完成部門的工作計劃任務,不愿主動和相關專業合作開發實踐項目,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資源上的浪費;一些校內基地即使具備了實踐的條件,但由于沒有實踐計劃、實踐(驗)大綱,或缺少實踐老師指導而擱置;部門間的協調也人為的設置了障礙,嚴重地影響了相關專業的實踐教學和人才培養質量。
總而言之,要切實抓好經濟管理類本科生的實踐教學質量,提高整體教學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要通過積極探索實踐教學規律,構建符合人才市場需求的、科學的實踐教學體系。
3經濟管理類實驗實踐教學的基本功用
3.1實驗實踐教學五個階段的基本功用
經濟管理類的實踐教學分為五個階段,即課程基礎實驗階段、專業基礎實訓階段、專業綜合實驗階段、情景模擬實驗階段以及專業社會實踐階段。
(1)課程基礎實驗階段是實驗教學的首要環節,這一階段屬專業基本技能培養階段,隨理論教學同步進行,相關課程的理論知識均通過課程基礎實驗階段進行傳授,使學生理解并掌握理論基礎,并學會如何用其解決實際問題,加深學生對相關課程理論知識的理解。
(2)專業基礎實訓階段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對專業知識的進行綜合利用,使學生通過專業基礎綜合實訓對本專業的多門課程知識進行融會貫通,培養學生對專業知識綜合應用能力和實際應用能力。專業基礎實訓是專業技能的綜合培養階段,應在大學二年級下學期或大三上學期進行,專業基礎實訓在有助于學生理解和掌握專業知識體系的同時對學生完成畢業設計和求職都會有一個積極的幫助。
(3)專業綜合實驗階段是在熟練掌握專業基礎知識后,實驗教學環節中所進行的一種創新式實驗過程,其目標在于培養學生利用專業知識和實踐技能,解決經濟管理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對于學生而言,專業知識和實踐技能的提升和發展都是在這一階段,這一階段的的教學形式多以在教師指導下的科研和學術活動為主,要求盡可能多的同學能夠參與并具備一定質量地完成這個階段的實踐活動。
(4)情景模擬實驗階段是在教師的組織和指導下對相關專業模擬完成企業管理、物流管理、財務管理及銷售等實戰場景,鍛煉學生的實務操作運用以及商務談判技巧,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應變能力和控制能力,全面提升學生綜合素質,這一階段是對課程實驗,專業綜合實訓和研發式實驗的補充和完善。
(5)專業社會實踐階段是指學生通過理論知識的學習后,實際從事一項調查研究或管理模擬實踐活動,目的是增強學生對管理實踐活動的了解,鍛煉學生的組織、溝通和協調能力以及對理論知識的綜合運用能力,培養學生的專業素養。這一階段是培養學生認識和觀察社會、訓練應用能力和操作技能的重要教學環節,是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要求學生對本專業所學知識和技能進行綜合運用,實現理論與實踐的完美結合,使學生能自主運用所學基本理論和方法系統地進行創新性、實踐性嘗試, 從而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并在工作中逐漸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
3.2實驗實踐教學是培養復合型經管類專業人才的有效方式
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主要包括原材料采購、產品的生產、成品的銷售三大主要活動和人力資源、財務、物流活動三大輔助活動。因此,作為一名統攬全局的經濟管理人才,僅僅掌握經濟管理的某一方面、某一局部的知識,是很難擔負起其職責的。即便是那些只承擔經濟管理的某一方面、某一局部功能職責的管理人員,若僅具備所承擔職責直接所需的知識,而很少具備或不具備其他相關知識,也無法滿足其工作角色的要求。這表明,經管類人才是復合性人才,而不是單一知識結構型人才。
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下,盡管各經管類專業除開設專業課程以外,也開設了若干相關專業的課程,但是學生學習這些課程往往是分散的、孤立的。未能找到一種適當的方式使學生將所學過的專業知識與相關知識綜合貫通并進行運用,因此,傳統的教學模式很難培養出復合型經濟管理人才。而實驗實踐教學的引入使學生通過參加具備先進理念的綜合型實驗實踐,利用現代化的計算機軟硬件、ERP沙盤以及會計電算化等學習手段,使學生在學習中體驗到管理的情景、建立競爭意識,參與經營決策。將不同專業不同課程的知識點貫穿、結合起來,從而在受到良好的專業理論教育與專業技能訓練的同時,對經濟管理類及相關專業知識、專業活動系統地進行實踐性嘗試,提高知識運用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造就適合市場需要的復合型經管類人才。
3.3實驗實踐教學突破了經管類教學活動時空的局限
在實驗實踐教學五個階段中的專業社會實踐階段中,雖然可以使學生很好地感知在一個特定情境下活生生的現實, 對知識的理解有所幫助。但在這樣的教學形式下, 學生雖在真實的情境中, 但往往處于被動的位置,由于企業要保守商業機密,致使實習生無法深入、完整地接觸企業的運作過程,大部分時間耗費在的、簡單的服務性工作中,學生在這項實踐教學活動中所付出知識與能力的綜合程度很弱,在專業知識的運用與專業技能的鍛煉方面收獲甚少,實習活動大多流于形式。此外,不少企業擔心接受實習生會影響自身的正常工作秩序,將接收實習視作一種負擔,致使高校很難聯系到足夠的實習單位以滿足擴招后日益增多學生的實習要求。加上由于實踐時間的限制,學生只能接觸到專業實踐活動的某個環節或某幾個環節,無法系統地、完整地認識與把握專業實踐活動的全過程。而實驗教學方式的出現,如實踐教學中的“ERP 沙盤”模擬企業經營管理,會計專業在實驗室中按照實際會計業務操作流程,設置不同的會計崗位,進行會計業務的流程模擬。這種形式對于培養學生知識應用、技能掌握、經驗積累、職業意識等復合型能力具有非常好的作用,使經管類專業實踐教學活動突破了原有時空的限制,為其從根本上擺脫目前的困境創造了條件。
3.4實驗教學縮短了經濟管理類專業人才的培養周期
經濟管理類人才培養需經過理論教學及實踐教學兩個階段。在傳統的人才培養模式只注重理論教學而忽略了實踐教學環節,使得許多經濟管理類學生在進入工作崗位后,很難解決實際工作的的問題,短時間內無法達到用人單位的要求,要經過一段較長的磨合期與適應期。從這種意義上說,高校對這類人才的培養只是進行了第一階段的任務,而沒有完成經管類專業人才培養第二階段的任務;產出的不是經管類專業人才的成品,而是經管類人才的半成品,從而導致學生所學與社會實際相脫節的情況,進一步導致人才培養效率的低下與人才培養周期的延宕。實驗實踐教學的進行,不僅可以使經管類專業學生構建起合理的知識結構,而且可以使其經濟管理實踐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實驗實踐教學,對于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有著理論教學不可替代的作用。
(基金項目:重慶市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一般項目資助(立項編號:0831078))
注釋:
鈧炯普通高等學校經濟學、工商管理類本科人才社會需求和培養現狀調研報告[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3.
碓評創新工商管理本科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J]. 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年第3期.
試論經濟管理類本科人才培養的實踐教學體系[J].實驗室研究與探索,2007 年第1 期.
關鍵詞:《資本論》;西方經濟學;工資理論;比較
工資理論作為分配理論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形成部分,其結構和形式也就取決于生產結構以及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不斷革新,生產結構有了重大變化,處于不同生產結構階段的工資理論也發生著變化,并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此外,基于不同價值理論,對工資理論的認識也存在差別。鑒于此就有必要對處于不同生產結構進程中和邊際革命之前以勞動價值論與之后以效用價值論為基礎的工資理論做一個比較。
一、《資本論》中的工資理論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然而,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決定了“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它包括:(1)維持勞動者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2)勞動者養活他的家屬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3)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費用。
馬克思在闡述了勞動力價格和剩余價值量的變化時指出了勞動力價格和剩余價值的相對量(即剩余價值率)取決于三種情況:一是工作日長度,二是正常的勞動強度,三是勞動生產力。并就其不同組合,對勞動力價格和剩余價值的相對量的變化作了詳細的論述。
工資的運動規律。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的論述中,指出在積累和伴隨的積聚的進程中可變資本部分相對減少。并認為對勞動的需求隨總資本的增長而遞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和產業后備軍以比可變資本的相對減少更快的速度增長。并進一步指出決定工資的一般變動的原因,即不是工人人口絕對數量的變動,而是工人階級現役軍和后備軍的比例的變動,是過剩人口相對量的增減,是過剩人口時而被吸收、時而被游離的程度。
二、西方經濟學的工資學說
斯密在工資理論上體現著二重性。一是“勞動生產物構成勞動自然報酬或自然工資”。二是“需要靠勞動過活的人,其工資至少足夠維持生活的程度,否則勞動者就不能贍養家室而傳宗接代了”。他認為工資的數額即勞動的市場的價格是資本家與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的結果。
李嘉圖工資理論的特征是把工資理論和勞動價值論聯系起來。他從勞動自然價格或價值上闡述決定工資數量的基礎。這事實上已正確地確定了工資的自然基礎。他也認為市場價格由勞動力供求決定。并認為貨幣工資有上漲趨勢,但實際工資有下降趨勢。
邊際革命之后西方經濟學的工資學說中,馬歇爾的均衡工資理論認為工資并不是由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獨自決定的。但對于一個既定的勞動供給水平來說,工資衡量邊際生產力并且等于邊際生產力。“當馬歇爾說工資率是在邊際上決定的而不是被邊際所決定的時候,他實際上就是主張生產力的邊際是終極原因”。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針對大蕭條時期的就業問題提出剛性工資理論。并用工會、集體談判和長期合同來解釋工資剛性。
新凱恩斯主義以經濟面臨總供給或總需求的沖擊時,就業劇烈波動而工資卻呈黏性這一經濟現象為背景提出效率工資理論。夏皮羅和斯蒂格利茨在1984年建立了一個效率工資的動態模型。效率工資理論最突出的理論特色在于注意到了物品不具有能動性,而勞動力具有。
三、比較
(一)價值理論基礎
馬克思將正確區分勞動力價值和勞動的價值作為突破點,第一次科學完整地提出了勞動價值論,其對工資理論的闡述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之上,并以其為起點。認為工資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結合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對資本主義工資的運動規律給以合理闡述。
邊際革命之前西方經濟學的工資學說,如斯密,因其價值規定上的二重性導致的其工資理論的二重性;又如李嘉圖,不能認識到工資理論的本質,最終導致其學說體系解體。這些理論的不正確性都因其不能夠正確區分勞動力價值和勞動的價值。
邊際革命之前西方經濟學的工資學說不能正確區分勞動力價值和勞動的價值,只能說明他們在揭開勞動價值論神秘面紗時走了彎路。而邊際革命之后的西方經濟學的工資學說因其理論建構在效用價值論的基礎上,把客觀的價值標準轉向了主觀的價值標準,表明他們走上了方向錯誤的另一條路。雖然其強調人的主觀效用,但也消除了人的勞動在價值生產中的主體地位。
(二)生產結構
“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它是生產工具的分配,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這種同一關系的進一步規定。有了這種本來構成生產的一個要素的分配,產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確定了”。在馬克思看來,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取決于生產的結構。從屬于分配的工資理論也應是生產的產物,取決于生產的結構。馬克思是把勞動力當做是商品來論述其價值,因此這種特殊商品的價值同樣由再生產它的勞動時間決定 ,亦即在生產中決定,并把勞動力的價格同剩余價值量相聯系;而在考察工資時更是直接將其置于生產之中,并通過資本生產與積累的過程而造成的相對過剩人口和產業后備軍來說明工資的運動規律。故馬克思的工資理論是反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一般的,邏輯與規律相統一的理論。
第二次工業革命及其以后這種狀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技術革命因科學的發展和燃料問題的解決得以廣泛地進行,生產力極大提高,生產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資本的有機和技術構成日益提高。資本的地位也日益突出,資本支配和統治勞動更加嚴重。也正基于上述原因,以邊際生產力工資為基礎的一些理論相繼出現。
(三)分析方法
馬克思的工資理論與邊際革命之前西方經濟學的工資學說更多的是在邏輯推理上對基于其價值理論的工資理論進行闡述,而邊際革命之后關于西方經濟學的工資學說的數理分析方法不斷改進和豐富。
參考文獻:
1、工程項目成本核算的分析
1.1 加強項目成本審計調查,提高項目工程成本真實性
1.1.1 明確項目工程成本審計調查目的
其目的是:維護工程成本管理制度和國家有關財務支出規定,強化內部管理,加強成本核算,保證項目工程成本核算真實正確、完整,消除工程成本不實的隱患,尋求降低成本的新途徑。
1.1.2 完善項目工程成本審計調查內容
項目工程施工具有規模大、內容多、消耗大、周期長、涉及面廣的特點,這些特點必然造成項目工程成本費用核算的復雜性。審計調查時主要看工程項目實際成本支出的核算、分配、結轉是否合法、合規、合理;工程預算成本收入和實際成本支出的口徑是否一致;屬于項目成本開支的期間費用(如管理費、間接費)的核算是否合理,有否亂攤亂擠項目成本。
1.2 加強項目成本核算管理,提高經濟效益
1.2.1 建立規范、統一、標準的責權相利結合的成本管理體制
施工項目是以項目經理為核心的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項目經理是項目成本管理主體的核心領導,對成本管理體系中的每個部門、每個人的工作職責和范圍要進行明確的界定;賦予相應的權利,以充分有效地履行職責;
在責任支配下完成工作任務后,需要用一定物質獎勵去刺激,徹底打破過去那種干好干壞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的格局。這樣層層落實,逐級負責,使項目成本管理工作做到責權利無空白,無重疊,事事有人管,責任有人擔,杜絕了推倭扯皮,一切有章可循,有據可查,使項目的成本管理工作形成一個完整的成本管理體系,便于形成責權利相結合的成本管理體制,便于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1.2.2 強化經濟觀念,樹立全員經濟意識
施工企業必須加大宣傳力度,樹立全員經濟意識。首先要統一思想認識,從項目管理人員到普通施工人員要進行經濟教育,灌輸經濟意識,把一切為了效益的意識深深地刻在每個職工的腦海里,使每一位職工都能把工程成本管理工作放在主要位置。
1.2.3 完善成本管理辦法
每一個工程項目都有其自身的特點,要根據工程項目本身的特點,制定有針對性的項目成本管理辦法,如項目質量成本管理辦法、工期成本管理辦法、項目招投標管理辦法、合同評審管理辦法、材料使用控制辦法等管理辦法。這些管理辦法應是責任到人、切實可行的具有較強操作性的辦法,使項目的成本控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據可查。
1.2.4 工程項目的現場管理
工程的現場管理要點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以控制成本為目的的人、機、料的管理;二是嚴格按照質量體系的要求對現場進行全過程管理,以保證工程的質量。三是工程現場要做好以下記錄,以確保各項工作的可追溯性。(1)是人、機、料的消耗和管理記錄;(2)是管材、設備的進貨檢驗記錄。
1.2.5 組織培訓,提高專業人員的素質
應組織工程成本核算的培訓,調動工程的各級人員當家理財的積極性,講一下如何才能做好工程成本核算,真實的反應工程的成本和盈虧情況,進一步全面推行工程成本核算。
2、工程項目預控機制的分析
2.1 規范操作流程
制定相關辦法;做好開工前的準備工作;編制項目責任預算;建立項目內部責任體系;分解責任預算;進行責任成本核算;進行效績評價。
2.2 處理好兩個層次的經濟關系
項目責任成本預控機制要長期有效地實施,除了有一套完善的保障措施外,還必須處理好兩個層面的經濟關系,用經濟利益這一內在的驅動力促使每一個層面都主動地、自覺地去控制成本。
2.2.1 處理好工程與項目部的經濟利益關系
工程與項目部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可用一個等式表達:項目合同總額=項目責任預算總額+工程費用上交額。該表達式恒等,但等式兩邊的金額是不斷調整和變化的,工程必須及時地調整項目責任預算,并及時調整項目的上交款指標,實事求是地反映項目的成本變動狀況。因此,建立責任預算的動態管理制度是處理工程和項目部經濟利益關系的關鍵。
2.2.2 處理好項目部與各責任中心的經濟利益關系
項目部與各責任中心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也可用一個等式表達:項目責任預算總額=各責任中心責任預算之和+項目經理調控基金。
2.3 完善相關配套措施
【摘要】如何構建會計基本理論的結構體系是貫穿會計發展史全部過程的重要問題之一。本文以自然科學完成理論構建所使用的公理化方法的起源觀念為基礎,結合會計學作為社會科學的自身特點,探討了公理化方法在會計應用中的可能貢獻并提出了用公理化方法重構會計基本理論結構的理論框架與具體思路;在此基礎上,以穩健主義在構建公理化的會計基本理論中的特殊作用為例,具體說明了會計基本理論公理化過程的實現途徑。
會計基本理論的結構問題貫穿于會計發展史的各個階段。理論方面,對于會計基本理論整體結構的宏觀認識有助于從總體上把握會計學學科的發展方向,深化對學科相關知識的理解。實踐方面,會計規則的質量不高是國內外眾多會計信息失真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存在會計信息的規則性失真(吳聯生,2002),而會計基本理論中的諸多內容都直接影響著會計準則的制定方向。從會計理論中穩定的核心觀念出發,建立一個具有開放性的會計基本理論結構,使理論在發展完善過程中不斷與外部進行信息交換,將有助于解決會計信息規則性失真的問題。本文擬以自然科學完成理論構建所使用的公理化方法的起源觀念為基礎,結合會計學作為社會科學的自身特點,提出用公理化方法重構會計基本理論結構的理論框架與具體思路;在此基礎上,以穩健主義在構建公理化的會計基本理論中的特殊作用為例,具體說明會計基本理論公理化過程的實現途徑。
一、公理化方法的核心思想及其在會計研究領域應用的可能貢獻
公理化方法被廣泛地應用于自然科學獨立學科知識系統化的過程之中,是一種關于整理科學理論知識結構的方法論。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Euclid)在他的《幾何原本》中,從已有的相對分散的幾何學定理中選擇少量原始概念和不需證明的幾何命題作為定義、公理、公設,使之成為全部幾何學的出發點和邏輯依據,然后運用邏輯推理演繹得到其余所有幾何命題;歐幾里得由此創立的演繹體系稱為實質公理系統,而他用來對幾何學知識體系進行重構的方法就是公理化方法(張家龍,1983)。希爾伯特(David·Hilbert)后來進一步提出了形式公理系統,與實質公理系統相比,涉及的概念是未加定義而由公理加以刻畫的初始概念,對初始概念進行不同的解釋,一個形式公理系統可以有不同的論域②。從這個意義上講,它為公理化方法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奠定了基礎。
公理化方法的應用之一是利用形式邏輯建立學科理論知識的關系。關于形式邏輯在會計基本理論發展中的作用,利奧·A·施密特教授曾做過有益的探索。他提出,演繹邏輯是“通過顯示討論中的某一現象是一種公認判斷的特定例證或應用,從而形成結論的過程。公認判斷在專業上稱為大前提,特征事實的表述則稱為小前提。”而且,他還嘗試著列舉了三個會計方法中的大前提以及如何運用三段論式的演繹方法表述存貨計價的方法。他在研究中將演繹的方法引入會計學,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他僅僅看到在會計師的日常工作中的確存在著一些觀念性的公認的前提,而他們所做出的判斷又往往是基于某種前提的暗示,但是對于這種暗示的實質并沒有加以揭示。而且,他沒有具體解釋這些前提在會計基本理論結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理論本身發展所可能遵循的途徑。他的觀點還停留在對會計活動的直觀感受上,而尚未將其與公理學以及數理邏輯的研究成果相結合,上升為一種系統化的理性認識,因此也沒能指出會計學演繹方法的本質。
本文之所以要借助公理化方法的起源思想重構會計基本理論,主要基于兩點理由。原因之一在于公理化方法自身的一些優點:首先,公理化方法保證了定理的邏輯層次性。定理都是從公理出發通過嚴密的推導而得到的,每一個次級定理又都是從上一級定理演繹而來,從而有效避免了理論表述中可能存在的循環定義問題。其次,公理化方法保證了定理的正確性。人們只需驗證少數幾條公理就可保證定理的正確性,彌補了人類經驗的不足,為理論發展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形式。通過形式系統構建的理論能夠揭示出各學科對象領域中豐富的邏輯聯系,使研究者在現有的知識框架和體系范圍內對理論做進一步的探索和完善,發展知識,對該領域中的事物和現象做出合乎邏輯的預言和猜測(郭澤深、周肆根,1995)。再次,公理化方法有助于學科結構的簡單化。簡單程度是理論自身完善的一個主要標志,“科學的實際進展是受著經濟和簡單這一準則支配。”“新理論要是不具有一定程度的簡單性和美觀,也決不會被接受。”(菲利普·弗蘭克,1985)恩斯特·馬赫則提出思維經濟原則作為科學事業的調節原理。他指出,“科學本身……可以看作是一個盡可能用最少的思維最全面的描述事實的極小值問題。”(約翰·洛西,1982)如果對其思想加以批判地繼承,顯然,公理化方法在這方面顯示了突出的優越性。
原因之二,也是需要特別強調的,本文之所以提出借用公理化方法的起源觀念對會計基本理論進行重構,而非直接照搬自然科學公理化的現成方法,是考慮到會計學目前還不能夠用規范和嚴格的形式化語言來描述(這是公理化方法應用于科學知識重構的重要條件),但是從公理化方法的起源探尋其核心思想,可以看到其在會計基本理論結構的構建中仍具有應用的可行性和很好的啟示意義。公理化方法根源于古希臘人的一種認識,即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且始終按照一定的規律運行,人們不僅可以探求自然界的底蘊,還可以預測它的未來(朱家生、姚林,1999)。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同樣存在著一種秩序,它并不以某種社會現象的形式出現,而是表現為人們對某一現象所持有的可以達成共識的觀念或態度。這就是博蘭尼(M.Polanyi)所謂的自生自發形成的”多元中心秩序”(polycentricorder)。他指出,“當社會的秩序是通過允許人們根據他們自發的意圖進行互動的方式———僅受制于平等一致適用于人人的法律———而實現的時候,我們便擁有了一種自生自發的社會秩序的系統。我們據此可以說,這些個人的努力是通過他們發揮其個人的主動性而加以協調的,而且這種自發的協調又通過其對公益的助益性證明了這種自由的正當性。”(哈耶克,1997)具體就會計學而言,這種自生自發的秩序就表現為會計基本理論中穩定的核心觀念。
二、會計基本理論公理化的理論框架與具體思路
本文研究的問題不是會計基本理論的內容應該做如何的修改和補充以及怎樣實現這些任務,而是側重于會計基本理論的結構問題,寄希望于描述一種具有可行性的知識增長方式。對于會計領域的知識而言,其發展進程大致遵循如下路徑:最初,由那些經常處理會計業務的早期會計師們積累了對于會計學的直覺了解,而后,人們從中概括出一些規律性的知識總結并按照某種方法或依循某種途徑將這些分散的知識系統化,使之組成具有比較嚴密的邏輯結構的會計理論體系。在對知識進行系統化的過程中,公理化方法是進行知識重構的重要方法之一。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弄清會計學中的公理是什么,具體應該如何進行推理。
用演繹的公理化方法對現有的會計基本理論進行解構和重構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
首先要完成對現有會計基本理論的篩選和排序的工作。公理系統中初始概念和初始公理來源于對已有的某一知識領域所有規律的篩選和比較,從中找出更為基本和原始的規律作為其他規律的出發點。這樣,就要求一門學科公理化前應當完成相當程度的知識儲備,即已經總結出了大量的規律可供選擇以構建邏輯系統。回顧會計學發展史,會計基本理論與會計應用理論都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發展,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建立和一些會計基本理論問題的討論為公理化做好了準備。需要注意的是,“初始”的含義具有相對性,一些在經濟學中需要定義的概念可以作為會計學中的初始概念出現,這并不會影響到會計公理系統的邏輯性。比如“經濟資源”,在經濟學中,我們將其定義為用于生產經濟物品的具有稀缺性的資源。而在會計學中,我們將會用這一概念定義資產和負債,但顯然經濟資源本身并不需要精確的定義。尋找會計學的初始概念和公理,近似于研究會計基本理論的邏輯起點問題。對于會計基本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問題目前有如下七種觀點:會計假設起點論、會計本質起點論、會計動因起點論、會計環境起點論、會計對象起點論、會計職能起點論和會計目標起點論(吳聯生,1998)。從公理化方法的角度分析,會計基本理論的邏輯起點應該具有公理的性質。筆者認為,會計慣例可以成為會計公理的組成部分。利特爾頓(1989)認為“慣例”是一種習慣性的規則、法規或要求,它們或多或少地通過共同的贊成或默認來確定。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這里的會計慣例指那些抽象的偏好而非具體的會計實務中的慣用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用“會計偏好”來取代會計慣例可能更容易避免誤解。只有在會計基本理論的實質及其內在聯系成為人們思維方式的一部分而不再被當作僅僅是一種文字表述時,它才可能較好的指導實踐。無疑,會計慣例(會計偏好)在這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公理系統的一大特點是在后面出現的定義和命題總可以由前面的定義和命題推導出來,因而概念和命題的出現順序顯得尤為重要。具體而言,要重視會計概念結構的層次性及其內在的邏輯性,相對更加根本的會計定理應該排在靠前的位置予以闡明。這一點,就像我們在定義無形資產之前應當明確資產的概念一樣。
其次,盡可能將會計語言變成能夠量化的語言,只有在會計基本理論中出現函數形式,其公理化進程才能取得較為深入的發展,這對于會計國際化問題也不無裨益。會計和數學的產生都是源于滿足人們生產、生活中對經濟活動記錄、計量的需要,在古代會計產生的最初的幾百年里,簿記與數學并沒有如今天這樣明顯的區別。而后來,數學更加傾向于抽象的邏輯推理和證明,而會計則專注于對具體經濟業務的記錄。但是,不可否認,會計中的很多概念都具有函數的性質,即代入有關的變量可以得到唯一確定的值來反映某一特定情況下的函數值。我們所要做的僅僅是確定函數的表達式。后文中筆者將嘗試用模糊數學的一些方法來處理關于穩健主義是否遇到事實反駁的度量問題,希望可以對以后的研究有所啟發。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由會計基本理論與會計環境的相互影響決定,用公理化方法處理會計基本理論問題應當通過事實反駁建立開放的演繹體系。在自然科學中,事實一般是指客觀的自然現象,事實反駁通常表現為按照理論推導的結果與實際觀測的結果不一致;而在社會科學中,我們將秩序定義為人們自生自發的選擇,當我們按照某種既定的方式行動而遭到廣泛的反對或者得出的結果與我們預期的結果不一致時,這種秩序的存在才真正為人們所意識到,于是我們說出現了事實反駁。李未(2000)認為:事實反駁的概念反映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假說是否成立取決于從假說中推出的每一結論是否與人們的觀察與實驗一致,而這些都來自形式系統外部,與邏輯推理無關,這正是建立開放的邏輯演繹體系的原因。開放的演繹體系意味著系統內部與外部之間存在交互作用并且這種交互作用的影響可以精確地描述。這樣一種與環境相調適的秩序,顯然不可能通過集中指揮的方式得到建構,因為關于這種環境的知識乃是由眾多的個人分散掌握的。這種秩序只能產生于作為社會要素的個人間的相互調適以及他們對那些直接作用于他們的事件的回應的過程之中。
三、會計基本理論公理化的具體嘗試
會計基本理論中的“秩序”在會計中可以表現為人類一種本能的需要。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在很多會計準則中都或多或少地體現出穩健主義的傾向。斯托布斯(Staubus)在調查了財務呈報準則后得出結論:穩健主義大約是1/3的會計準則的主要構成。在自愿性慣例中,也存在穩健主義,如選擇后進先出法(LIFO)計價存貨或采用比經濟折舊更快的折舊方法(威廉·H·比弗,1999)。穩健主義的理論來自于中世紀早期被審計的莊園管家的自保對策(邁克·查特菲德,1989)。穩健主義被眾多會計信息披露者所采納,并不是因為其被列為會計規則中會計信息披露的一個重要原則,而是因為它的確是出于人的本能的一種需要。因而,在這個意義上,穩健主義可以成為會計基本理論公理化系統中的一條公理,因為它的存在是不可解釋和不言自明的,換言之,它具有公理的初始性。其次,這種秩序也可能近似地表現為利益相關人公共選擇的結果,作為整體性社會秩序的“公理”不僅是由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達成的,而且更是由行動者于表現為一般性抽象結構的社會行為規則之間的互動而形成的(哈耶克,2001)。由于與這種秩序有關的知識被每一個社會成員分散的掌握,而且有一部分知識并不能為語言所表達出來,即存在哈耶克所說的“默會知識”,公共選擇的效度和信度成為某個會計學命題能否作為公理的約束條件。
經濟學中,詹森不等式常用來描述風險規避的決策者,其基本意思是風險規避的決策者總是感知到某個無風險貨幣量比等額的有風險貨幣量帶來的效用大,其芬紐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數是一條上凸的曲線。而曲線的曲率,即阿羅-普拉特絕對風險規避系數越大,表明該風險規避者越趨向穩健。行為主體對于穩健主義的偏好程度可以用絕對風險規避系數代入隸屬度函數求得,結果是一個小數。A·卡夫曼在其著作《模糊子集引論》(1975年版)中列舉了14種隸屬函數,我們可以根據每種隸屬度函數的性質和公理的特點選擇使用。
對于已知的若干公理x1,x2,x3……(穩健主義只是其中之一),公認的秩序偏好用A表示,每個決策者都會有一組自己的偏好B,n代表該決策者對相應的公理的偏好程度,即代入隸屬度函數求得的結果,這樣,就構成了兩個模糊集之后,我們可以用閔可夫斯基距離或者貼近度(閔珊華、賀伯雄,1985)來衡量該決策者的決策與秩序偏好的模糊度,即在多大程度上該決策者的決策與整個秩序的偏好是一致的,從而判定是否出現了事實反駁。因為根據對穩健主義偏好程度的不同,我們會有一些已經積累的與之分別對應的備選方案,例如會計計量和會計確認中的各種可能手段,當出現了事實反駁時,有必要考慮對現有的會計基本理論和會計應用理論進行修正。實際上,會計基本理論的初始的公理系統就是長期會計實踐中形成的一套會計偏好,隨著會計環境的發展,通過新假設和事實反駁,處于自我完善中的會計基本理論構成了一個漸進的知識序列。可以預見的是,這個序列的極限將收斂于會計學的“真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從社會秩序的角度所論述的將公理化方法應用于會計基本理論的解構與重構的理論基礎和可能的實現途徑,僅僅是公理化方法在會計學領域中應用的冰山一角,目前只是一個大膽的設想,還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同時,本文也僅僅是提供了一個認識問題的角度,在演繹方法之外,還有歸納、試驗、比較等許多研究方法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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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貧困線;擴展線性支出模型;民族地區
一、 關于貧困理論的文獻綜述
對貧困理論的研究由來已久,追溯至古典時期,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一書中就已經對貧困理論進行了探討,馬克思在《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中,也分析和發展了貧困理論。后來的發展經濟學的羅丹、納克斯、繆爾達爾,主流經濟學的馬歇爾、奧肯、薩繆爾森,福利經濟學的庇古都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中對貧困理論進行的創新和拓展。對貧困概念的創新和拓展。
福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阿瑪蒂亞?森認為,貧困是一種對基本可行能力的絕對剝奪,而可行能力是一種實現諸多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這里的自由包括免除饑餓、疾病等的基本可行能力,以及享受政治權利等方面的自由。而能力的貧困就是人們在享受政治權利、公共醫療服務、免除饑餓等能力方面的缺失。能力貧困理論不同于傳統的貧困理論,傳統的貧困理論往往集中于收入低下,而能力貧困理論則聚焦于可行能力的被剝奪以及由此產生的激勵機制的扭曲。因此,收入的不平等、性別歧視、公共教育設施的匱乏等,便被納入了基本可行能力的范疇之內,構成了森的貧困理論的研究對象。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貧困產生的原因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認為,貧困產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也就是說,在剩余價值規律支配下的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必然產生工人廉價出賣勞動,資本家無償占有剩余價值的現象,其結果是整個無產階級必然處于貧困的狀態。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生活狀況的每況愈下,在貧困線上掙扎,“是伴隨資本積累發展的無產階級貧困化的明顯趨勢”。馬克思的巨大貢獻在于,突破了古典經濟學家和庸俗經濟學家的理論底線,把貧困產生的根源歸結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并提出了根本性的解決方法,即消滅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消滅雇傭勞動制度。
二、 貧困程度度量方法的歸納
(一) 現有的貧困度量方法
在測量貧困水平的方法上,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貧困人口指數(也即貧困發生率)。二是貧困差距(也即收入缺口),貧困人口收入與貧困線標準收入之間收入差的總和,反映了貧困者的貧困程度。三是基尼系數。以上的貧困衡量標準均為傳統的常用方法,但都存在著一定的缺陷性,這些僅是一些反映了多數人生活狀況的平均數,而忽視了福利分配的狀態。為了彌補這些理論缺陷,阿瑪蒂亞?森根據單調性公理,弱傳遞性公理,核心公理,構建了森的貧困指數。森的指數闡明了描述收入分配的洛倫茲曲線和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數之間的關系,并給出了社會對不同收入分配的偏好次序。
(二) 擴展線性支出模型(ELES)
擴展線性支出模型是由Luich提出的,為了彌補LES(線性支出系統)在測量上的缺陷,其基本原理是:將人的消費需求分為基本消費需求和根據個人偏好選擇的超額需求。
(三) 與國家貧困線的比較
根據2000-2009年的國家貧困線,與恩施的實際貧困線相比較,我們會發現2006-2009年恩施的貧困線高于國家的貧困線水平。由于各個地區的消費水平和收入水平均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此,如果繼續按照這種“一刀切”的方法來確定各個地區的貧困水平,就會使得各個地區的扶貧資源得不得充分利用,使得本該得到幫助的人的不到相應的支持,這必然影響到我國的扶貧攻堅任務的進行。
四、 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 結論
1、結論
通過ELES法,我們發現2006-2009年恩施州的貧困線基本穩定在2000元左右,高于2009年國家的貧困線1196元。從而,我們可以說國家的貧困標準與恩施州的實際情況不相吻合。如果根據國家的貧困標準制定相應的扶貧策略,將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
(二) 政策建議
《2011-202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提出了我們未來10年扶貧開發工作的整體目標,即到2020年,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貧困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扭轉發展差距擴大趨勢。
根據《綱要》提出的總體目標,我們可以把未來扶貧的政策目標歸納為保障民生、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三大類。下面,我們將結合恩施州的具體情況,圍繞著以上三類目標,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1、 打造戰略性產業鏈,建立長足的經濟發展動力
產業能力既是區域自我發展能力的核心,也是消滅貧困走向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徑。根據恩施的地理環境和旅游資源相對豐富的特點,應該建立以旅游業為主導的生態型現代產業體系。引進戰略投資者,整合區域內的旅游資源。具體做法可以是先整合各個旅游景點,形成以運營公司為單位形成若干個旅游景點圈,然后個運營公司通過交叉持股的方式實現景點圈之間的對接與整合,最后以精品旅游線路項目運作方式實現片區旅游產業發展的一體化。
2、 發展特色農業,提高農民收入水平
特色農業則要加快“一村一品,多村多品”,“公司+合作社+農戶”的專業化發展模式,以龍頭企業帶動特色農業的規模化發展。從而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文華學院)
參考文獻
1、經濟行為人最大化效用假設
這一假設既有對新古典范式的承續,又有對新古典范式的揚棄。承續與揚棄的關鍵是區分經濟行為人的動機、決策和結果。動機最大化是公理,不承認這一點就等于除掉了經濟學大廈的根基。
新古典范式理性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動機;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備假設,從而漠視了經濟人的決策過程,漠視了經濟世界的不確定性及其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漠視了經濟人決策及其結果在放松信息假設后與動機的偏離。作為心理動機的經濟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經濟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優的自利心。需要說明的是,這一理性有貫徹決策過程直到實施結果始終的趨勢,其指向不變,無論外部環境如信息條件怎樣變動,經濟人都會在約束條件下盡可能調整自己的行為,以期決策和結果與初始目標的偏差最小化。這意味著,動機最大化不隨條件改變而改變。
在這個意義上,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條假設,即用滿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設,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謂滿意,意在面臨環境約束不得已而為之,實質上經濟人不會放棄最大化動機,他始終在力求盡可能的最大化,只不過這時的最大化是有約束的最大化罷了。因此,西蒙的這一條假設是名替而實不代的假設,不能成立。最大化假設一直沒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動機假設──經濟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過程和結果必定最優的武斷命題,最大化動機依然可以作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設。
為了深化和擴展動機理性的內涵,可以汲取中國的傳統倫理資源,這就是:忠義禮智信、推己及人、克己復禮。這一資源應當加以當代意義的正面闡釋。利他可以視為一種偏好,滿足利他偏好的是利他行為的效用。這與最大化利己者的偏好動機不矛盾,而且隱含了合作的精神。推己及人、克己復禮,博弈時要顧及對手的策略,重復博弈還要反復顧及下去,推己及人,推人及己,合作有時比不合作對于利己主義者更有利,合作往往能夠實現集體和個人的長遠利益。為什幺要忠義禮智信?集體有時可以辦到個人無法辦到的事功,要事功最大化走合作的路子,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個人違悖了這種常情和傳統,對于集體而言,當然是不忠、不義、不信、而且不智的行為了。如何做到忠義智信呢?克己復禮。克己復禮,推己及人,推人及己,事功厥成。中國人的禮,就是道德共識,傳統的知識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的事功,大致相當于西方人的利益。演進的博弈的均衡止于禮。傳統中國人不是不利己,而是明智的利己,利他的利己。從這一面看,對最大化效用動機的廣義理解,就應該包括利己心和利他心,利他心可以看作利他主義者滿足自己利他偏好的動機。
具有理性動機的經濟人的決策實施過程和結果是否理性,也就是最優,取決于信息約束。信息約束不僅體現為它本身對理性行為的約束,而且反映了經濟社會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傳布快,透明度高,經濟人獲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現機會主義的概率小,決策和結果與動機的偏差小;反之則反是。
2、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假設
這意味著信息是不確定性的負度量,信息或信號具有經濟價值,行為人花費成本才能獲得信息,一個競爭的世界在研究和開發信息方面投資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資源使獲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現實也是經濟學至關重要的問題。經濟史尤其是當代信息產業的發展和知識經濟的興起證明了這一點。從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備或不對稱決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市場競爭和資源配置的效率。因此,這一假設已經成為當代經濟學最重要的假設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護帶──行為人擁有特定的關于環境的信息,極大地影響到對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變,因而是信息范式替代新古典范式的關鍵要素。
二、對相關經濟學假設的辨析
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假設,刻畫了經濟世界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構成了對于經濟人最大化效用動機的客觀約束。從此出發,審視理論界流行的形形的經濟學基本假設,可以廓清混淆。
1、交易成本為正的假設,體現了新制度經濟學的貢獻,相當重要,卻不能與信息假設并列。因為從根本上說,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簽約成本、履約成本等交易成本不過是搜尋、處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現形式。
2、非完全競爭假設,則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備假設的產物,限于篇幅,這里不討論。
3、機會主義假設或假定,這一假設多為贊成或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進行分析的人們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動機的經濟人的行為,在合約等制度約束有隙可乘時,呈現為機會主義傾向的具體實施:事前的逆向選擇和事后的道德風險行為。這些都是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備到不完備這一約束放松過程的產物。機會主義傾向內在于經濟人最大化動機之中,有著深厚的社會的經驗的哲學基礎。我認為,人性本惡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法律是對人性惡的懲戒,明白法律的懲戒性質是人性善的體現。體現這兩點的是,經濟人要牟利,在合約、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約束之下,有擇手段地牟利。
經濟人明白,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會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訴人們應該做什幺,法律只告訴人們不應該做什幺。法律就是對經濟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們不能不選擇不觸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決定了法律、合約等制度總是不完備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惡的一面──機會主義傾向,轉化為實際行為,其中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是已經被經濟學家認識到、模型化的兩種實際行為。如此看來,經濟人理性的哲學基礎,確實是體現人性惡與善兩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義。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們的美好企盼。而機會主義假設,是理性和信息假設基礎上的推論,不能與前兩者并列。
4、理性預期假設,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設推出。
5、有限理性假設,是對最大化假設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獨立假設。
6、對于價格靈變或市場出清假設,我們也可以推導:在信息完備的假設之下,完全競爭市場中的經濟人能夠迅速作出調整供求的反應,價格(工資、利率等)當然是靈活變通的,而價格靈變和其它新古典假設,保證了市場總是及時出清的。因此,價格靈變和市場出清也是推論的結果,被新古典主義者奉為基本信條,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設。
綜上所述,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只有兩條: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設,和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假設。前者是對經濟人主觀心理動機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對經濟人受到的客觀約束條件的抽象,兩者是最基本層次的抽象,是經濟理論據以展開的基本假設。其它假設,如機會主義假設、理性預期假設、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假設、非完全競爭假設、有限理性假設、交易成本為正假設或假說等等,或者不是一個層次的假設,或者不能與最大化和信息假設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設,不是基本假設。
傳統經濟學將市場分為四種類型,后來又有可競爭市場理論,但是,經濟學最經典的市場仍然是完全競爭市場。一般均衡理論以此為基礎,只有經濟或市場都是完全競爭的,才能得到一般均衡和資源有效配置的結果。然而,一般均衡理論的締造者瓦爾拉斯卻沒有使用一個精確的完全競爭定義。根據施蒂格勒的總結,完全競爭概念是在亞當•斯密提出的觀點的基礎上逐漸演化和完善成現在的含義。也只有使用現在的含義,才能構造出一般均衡理論。亞當•斯密和馬歇爾等早期經濟學家都認為競爭既包括生產者之間的競爭,也包括消費者之間為獲取有限供給商品而展開的競爭。但科爾奈在《反均衡》一書中將市場狀態分為買方市場、賣方市場和均衡,科爾奈將前兩者分別稱為壓力狀態和吸力狀態,兩者都是非均衡,前者存在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后者存在消費者之間的競爭。在均衡狀態下沒有競爭。科爾奈出身于社會主義國家,曾親眼目睹短缺,所以,將賣方市場列為市場常態的一種,而市場經濟的常態主要是買方市場。其他論者也有這類劃分。為了簡化起見,本文只關注生產者之間的競爭。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對資源有效配置和經濟發展是最有意義的。要實現資源有效配置,首先需要完全競爭市場是均衡的。為了使用瓦爾拉斯均衡或馬歇爾均衡的概念,完全競爭市場為廠商規定了幾個嚴格的“制度”要求廠商遵守,它們體現在阿羅—德布魯模型的假定中。該模型假定眾多,我們只關心與企業的自由選擇權相關的部分,或者說與企業競爭相關的部分。
1.同一市場的所有廠商必須生產相同質量的商品,這質量包括商品的物質特性、獲得時間和地點,一旦這三個因素中的一個發生不同,就將產生不同的商品。按照這個邏輯推斷,如果有售后服務,售后服務的不同也屬于不同商品。同質商品的假定實際上是為了同一個市場內形成一個統一的價格,其基本原則是相同的商品使用一個價格,這在均衡時有意義。
2.所有廠商都不能單獨定價,只能被動接受市場決定的價格。這是剝奪廠商的定價和調價權,是為形成統一的均衡價格所做的進一步限制。
3.廠商必須使用凸性技術。凸性技術排除了規模收益遞增,保證主體的最優化得以實現,進而保證供求函數、超額需求函數、價格調整函數幾者之間從前向后傳遞的連續性。連續的價格調整函數可以滿足不動點定理。這幾個制度性假定基本上排除了廠商競爭的可能,價格競爭、質量競爭包括技術創新是廠商最基本的競爭手段,因此,很早以前就有眾多知名經濟學家批評一般均衡中的完全競爭根本不存在競爭。自詡為競爭的最高形式的完全競爭市場居然沒有任何競爭。排除了廠商之間的競爭并且做了一系列必要的假定后,一般均衡理論得到了完全競爭經濟的一般均衡存在的結論。其中的價格調整函數是一個從價格單純形到自身的連續函數,它是瓦爾拉斯假想的拍賣人使用的:在超額需求時提高相對價格,超額供給時降低相對價格,直至形成均衡價格。使用不動點定理證明,可以找到一個不動點作為均衡價格。在此基礎上,經濟學證明,每個競爭性均衡都是帕累托最優的。一般均衡理論使用公理化方法在邏輯上演繹出均衡和資源有效配置結果的同時,并未對市場機制作出完全的說明,主要是如何協調主體間的決策和市場機制中的利益爭奪。這是排除企業的競爭手段造成的。一般均衡理論只給出了有效配置的結果,卻沒有說明配置效率的來源。一般均衡理論與市場機制存在著根本的沖突:一般均衡理論是確定性的靜態均衡分析,而市場機制則需要一個動態非均衡的過程才能體現出來。對于市場機制中的協調問題,即使是新古典理論給出的價格協調機制,一般均衡理論也沒有給予實證性的解釋。一般均衡理論也叫價格理論,它認為是價格調整引導資源配置,最終實現一般均衡和配置效率。因此,價格調整在資源有效配置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完全競爭的市場假定強行排除了企業的定價和調價權,這導致它所分析的市場經濟缺少價格調整機制。連完成一般均衡存在性證明的肯尼斯•阿羅也意識到一般均衡的價格調整與完全競爭假定的沖突。一般均衡理論的處理辦法是堅持完全競爭假定,同時用一個假想的拍賣人來調整價格,它實際上也是均衡的實現過程。價格調整和均衡的實現是資源有效配置中最重要的過程,但一般均衡理論卻將它置于一個假想的過程中。對完全競爭最初的一個理解是單個廠商的產量相對于整個市場的產量微不足道,沒有能力影響價格,古諾稱之為“競爭或競爭效果的極限”。然而,這個含義到了一般均衡理論中就變成了單個廠商是市場價格的被動接受者。“沒有影響價格的能力”與“沒有定價權”含義是不一樣的,前者是說單個廠商相對于市場總量而言非常渺小,影響市場價格的能力不足,即使它改變自己的價格,市場價格也不會因此被改變一點。而后者則是說單個廠商沒有決定自己價格的權力,這是從制度的角度排除了廠商的定價或調價的權力。熊彼特注意到了這兩種競爭含義的不同,他在評論古諾的競爭理論時談到了這一點。如果沒有一般均衡及其效率分析,完全競爭可以使用“單個企業無力影響價格”這個含義,但一般均衡的概念和資源配置效率要求必須剝奪企業的定價權,這可以保證一個市場實現統一的均衡價格。資源配置與利益爭奪或競爭的沖突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在亞當•斯密之前,人們就擔心每個主體都只顧自己利益會導致社會的混亂,亞當•斯密以其力作《國富論》表明,每個人都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下,資源會達到有效配置。但是,在亞當•斯密那里,他沒有剝奪廠商之間競爭的權力,相反,他把個體的自由選擇權包括廠商價格競爭、質量競爭的權力作為經濟與市場發展的動力。對于斯密、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而言,價格競爭是競爭過程的本質。一般均衡理論在致力于資源有效配置的同時并沒有忘記利益問題,但它只關注利益最大化選擇,以此代表對利益問題的處理。單個主體爭取自身利益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與其他主體爭奪利益,這在市場中就是競爭,二是讓自身利益實現最大化。亞當•斯密的理論中包含了這兩方面的含義,這兩方面自然也是斯密的資源優化配置的應有之義。廠商之間競爭令價格降低到等于成本,且各廠商的利潤率相等;每個廠商都實現最優選擇是經濟整體上最優配置的前提。一般均衡理論所用的靜態均衡不可能將這兩個含義都包括在內,它只是片面地用最優化來處理利益問題。不僅如此,現在全部新古典經濟理論都在用最優化,并產生了三個組合的分析工具:靜態最優化與靜態一般均衡、動態最優化與動態一般均衡、隨機動態最優化與隨機動態一般均衡。這些分析工具幾乎囊括了主流經濟學所有的理論與模型。以一般均衡理論為代表和基礎的新古典經濟理論所用的最優化是畫地為牢式的,基本上是給定外界環境下的最優化,不存在任何與其他主體利益爭奪的意思。這令一般均衡理論徹底放棄了真正的競爭。
二、模型技術成就了一般均衡和配置效率
任何科學都是在尋找其研究對象的有關規律,就連研究隨機現象的概率論也希望得到隨機現象的規律,概率論的創始人之一俄羅斯數學家柯爾莫哥洛夫說過,概率論的認識論價值在于對偶然現象集體性大規模考察的基礎上研究出一種非隨機的規律性。尋找規律就是尋找確定性或確定性的規律。經濟學是研究經濟規律的,而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則試圖建立高度確定性的規律,它比其他社會科學的確定性要高,因為,它所得到的規律是用穩定的函數表示各因素之間的關系,可以精確定量。而鑒于現實世界的經濟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及經濟主體行為紛繁復雜,經濟學模型化的過程其實就是全面確定化的過程:只要遇到不確定性或引起不確定性的因素就將其轉變為確定性,然后進行邏輯演繹,構建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因此,全面確定化再加上邏輯演繹,這就是經濟學的模型技術。崔殿超指出了針對新古典金融模型所進行的確定化,不過,這個內容需要完善。經濟學模型所做的全面確定化大體上包括五個方面。
1.主體的行為模式確定化,都做最優化選擇。人的行為模式多種多樣,有理性的、非理性的。在非理中,行為經濟學就揭示并區分了多種不同的行為模式,屬于認知上偏差的有代表性啟發式、獲得便利性、錨定效應、后悔厭惡、過度自信、過度樂觀,屬于偏好上差異的有框架偏差、損失厭惡。理與非理幾乎肯定會做出不同選擇,非理中的不同模式也會做出不同選擇,而眾多微觀主體不同的選擇必將對總體上的均衡產生影響。為了排除行為模式不確定的影響,新古典理論假定所有的主體都是理者。這也是做均衡模型所必需的。理假定連帶著主體決策所掌握的信息確定化,即信息是完全的。
2.主體最優決策的依據確定化。如消費者選擇的是消費品而不是投資品,在給定偏好結構的情況下,本來飽和需求量(如吃兩個面包就飽了,不再需要了)和預算約束(即收入)都可以決定消費量,但一般均衡理論假定偏好是非饜足的,連帶著假定消費集有下界無上界,實際上就是假定不存在飽和需求量,這樣,消費量就由預算約束決定,在價格給定情況下,消費量由收入決定。從這個角度考慮,一般均衡不過是一個收入恒等式。消費量都由預算約束決定,可以保證總量上供求均衡的實現。事實上,在現實中,這種消費由收入決定是窮人的狀態,本來還想吃,但兜里沒錢了。以飽和需求量決定需求,也實現了效用最大化,如果承認飽和需求量或饜足點的存在,消費者可能存在剩余收入,從總量上存在需求不足的非均衡可能,一般均衡的實現就面臨不確定性。經濟學在每一種最優行為上都避免行為依據的不確定性,以保證得到確定性的結果。
3.目標單一化、選擇變量確定化。生產者唯一確定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消費者的目標是效用最大化,并因此假定偏好是穩定的。主體用于最優化計算的目標函數必須是明確和穩定的。如果允許生產者在價格、質量、數量、創新、廣告、營銷策略上都可以進行選擇,生產者在那個變量上進行選擇以實現利潤最大化就很難說,選擇變量的不確定性將產生很大的市場不確定性。
4.經濟系統中,主體的角色和數量確定化,包括生產者和消費者。亞當•斯密所說的行業的進出在這里事實上不存在了。對于用數學方法精確地描述主體行為的模型來說,主體角色和數量的確定都是必須的。甚至還在主體間做同質性假定,然后分析代表性主體行為。
5.主體間決策協調結果確定化,為此必須做均衡假定。如果微觀主體做了最優化假定,則總體上必須有均衡假定與之匹配。奧利弗•法夫羅認為最優化和均衡是聯系在一起的,最優化和均衡的強主張相互暗示著對方:在完全競爭模型中,對個體最優化來說,均衡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均衡價格是個體最優化的基本參數,如果不存在均衡或均衡價格不能確定,個體的最優化計算沒有意義;對均衡來說,個體的最優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如果個體的選擇不是最優選擇,他隨時可能改變自己的選擇,當個體改變自己的選擇后,市場的均衡就會改變,此時的均衡不是穩定的均衡。為了實現主體間協調結果確定化,還要求主體在其他方面整齊劃一,如廠商間實行統一的價格、統一的質量,并且在拍賣者調整出均衡的價格后才能貫徹生產和消費決策。上述五點本身未必屬于不確定性,但它們是從根基上消除了市場中的不確定性。經濟學模型技術的另一方面是邏輯演繹。邏輯演繹本在科學方法論之內,一門科學不僅需要邏輯嚴謹,而且需要內生地解釋一些現象和問題。經濟學現在使用的數學公理化方法更是以邏輯演繹著稱。數學上的公理化方法就是指從盡可能少的原始概念和不加證明的原始命題(即公理)出發,按照邏輯規則推導出其他命題,建立起一個演繹系統的方法。供給函數、需求函數、勞動供給函數、勞動需求函數及其他要素供求函數等都是最優化的結果,但是,在早期古諾和卡塞爾都直接使用過需求函數。德布魯系統闡釋一般均衡理論的《價值理論》是完整使用公理化方法的第一本經濟學著作。嚴格的邏輯演繹需要現象或事物間有確定的因果關系,因此,邏輯演繹進一步增強和鞏固了前面的確定化。理論經濟學崔殿超遞增的競爭程度對市場機制及效率分析的沖擊追求普適性或邏輯演繹曾經導致一些經濟學理論出現偏差,凱恩斯、馬克思都曾發生這種情況。兩者結合在一起就是進行確定性地邏輯演繹,得到確定性的結論或命題。對于一般均衡來說,就是肯定能得到一般均衡的結果,萬無一失。或然性這種情況都被排除在外。一切多元的、不確定性的都被單一化、確定化,在邏輯上得到一個確定性的結論并不令人意外。經濟學能如愿以償地得到所要的結論還得益于逆向構思過程:先確定結論,該結論需要什么假定就做什么假定。凸性假定就是由逆向構思“推導”出來的:為了能夠使用不動點定理,要求相關函數連續,相關函數連續則要求消費者、廠商行為的最優化解存在,后者則需要偏好和技術是凸的。排除眾多不確定性依賴的就是非現實假定,這令經濟學模型中非現實假定充斥。公理化方法產生于數學,公理本來的含義是天經地義、不言自明的道理,后來,到了形式公理化階段,公理不再是不言自明之理,僅僅是理論的假設。經濟學研究的都是現實中的具體問題,使用公理化演繹得到的命題一定會被人用現實的經驗進行檢驗。公理化方法邏輯嚴謹的演繹得到的命題并不可靠,也就是說,邏輯嚴謹的演繹并不能保證經濟理論的科學性。考什克•巴蘇指出,經濟學中最站不住腳的假設是那些不屬于公理但卻被深深植入這門學科的假設,經濟學模型大多都有這種假設。盡管可以做大量非現實假定,但經濟學模型仍不是無所不能的。它擅長的分析只是靜態均衡,在靜態均衡的范疇內,只要做非現實假定,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結果,因此正如許多學者都已意識到的,經濟學模型的全部結果都已經蘊含在模型的假定中了。這就是經濟學的本質主義,我們得到的乃是我們預設的,是循環論證的結果以非現實假定為基礎所做的全面確定化,令經濟學模型幾乎已經從根本上排除了不確定性,這導致經濟學的多數模型都是確定性模型,尤其是早期。因此,經濟學模型無法刻畫市場經濟中的真實存在的競爭就可想而知了。現實中的競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最終產生非均衡結局的可能性很高,競爭起碼對競爭者來說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成敗皆在未定之天。哈耶克認為,結果不可預測正是競爭的價值所在。經濟學模型所用的靜態分析、最優化分析、均衡分析都不利于對競爭的完整準確的描述,即使使用其中的一個也足以扭曲對競爭的分析。經濟學的模型技術不適合用于競爭,但由于競爭在市場經濟中幾乎無處不在,經濟學不容易徹底回避,所以,經濟學勉強構造了一些競爭模型,結果效果極差。一般均衡理論所用的完全競爭模型根本沒有競爭。
三、實力競爭的市場
實力競爭的市場是一個統一的市場,有統一的貨幣,市場的各部分之間不存在市場和貿易壁壘。單個主體有常規的自由選擇權:廠商有定價權,同一行業的廠商可以生產異質產品,可以創新。顯然,市場不再是完全競爭市場。當同一個市場不再實行統一的價格,進而得不到統一的均衡價格,主體最優化以及完全信息的假定都沒有必要,因為,放棄了統一的價格和相同的質量,幾乎已經不可能從嚴謹的數理邏輯上得到整個經濟的一般均衡和資源優化配置的結論,最優化和信息完全都是為這一“市場有效”的結論服務。因此,這類市場可能比較接近奧地利學派對市場經濟的認識,自然也比較接近現實的市場經濟。本節的分析將或多或少具有奧地利學派的風格。在這種市場上,廠商恢復了常規的價格競爭和質量競爭。這是市場經濟中企業本來就應該擁有的競爭手段。與完全競爭市場的無競爭相比,這種市場賦予廠商很多競爭手段,這已經表明后者的競爭程度大于前者。對企業來說,將價格作為競爭手段就是行使定價權以爭取自身利益,古諾就讓企業選擇價格而不是產量以實現利潤最大化。但是,具有一般意義的價格競爭是通過降價擴大市場銷量,在市場上排擠競爭對手。這種競爭是消除亞當•斯密所說的額外收益的手段,后者也就是所說的完全競爭廠商長期均衡的零利潤狀態,這被看成是資源有效配置的一個標志。這意味著在實力競爭市場上,競爭有與資源優化配置一致的一面,實際上在亞當•斯密那里,競爭就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手段。這是廠商決定的內生的價格所產生的競爭作用。對企業而言外生的價格具有引導企業資源配置或改變資源配置的作用,如市場的價格。市場價格升高,企業可能增加生產或追加投資。由于各企業的價格不再統一,市場價格可以理解為市場均價。企業根據市場價格決定產量水平。我們看到,只要賦予企業應有的權力,市場中就可以看到企業間的競爭,也可以得到市場機制。質量競爭是企業在實力競爭市場的另一種基本的競爭手段,很多情況下它意味著創新。創新是指廠商發現或開發出一種完全新的東西,一種新的投入品來源,或是一種新的組織生產的方法、一種新產品、一個新市場等。廠商會因創新獲得更多的利潤,而且常常是巨大的利潤。除了價格競爭與質量競爭外,廠商還可以采用廣告等其他一切競爭手段。實力競爭市場不再限制企業的自由選擇權,這主要是因為它已經無法進行嚴格的邏輯演繹,從而理論變成開放性的。競爭的另一面是,它對資源配置有破壞作用:
1.競爭導致市場內生的不確定性,其中的主體很難知道行為的最終結果是什么,比如一項投資是盈是虧,銷售是多是少,企業的未來前景如何等。但哈耶克將其看成是競爭的價值所在。
2.與第一點相聯系,企業在不確定性下決策就會有盲目性,于是很容易產生過度競爭。過度競爭在經濟學界很早就受到關注,它是指產業中企業數量過多、產能過剩、企業利潤過低甚至虧損等現象。過度競爭是供過于求,屬于典型的非均衡狀態。邁克爾•佩羅曼甚至認為競爭容易導致不穩定性和蕭條,如果沒有市場的法律、習俗創造出的慣性,市場將更加不穩定。
3.當允許企業進行價格和質量競爭的時候,競爭性行業容易走向壟斷或集中,而壟斷和集中被認為不利于資源有效配置。這就形成了經濟學中規模經濟與自由競爭之間的“馬歇爾沖突”,這已經成為產業經濟學研究的主題。這些是競爭與資源有效配置沖突的一面:競爭影響資源的有效配置。在市場中引入價格競爭和質量競爭包括其他競爭,廠商的變量選擇進而廠商行為就有了較大的不確定性,實際上是恢復了市場經濟固有的不確定性,這樣做就把做模型的路給堵死了。在邏輯上就無法得到一般均衡和資源有效配置的結論。這就是一般均衡理論排斥兩種實力競爭的原因。只要同一個商品不再實行統一的價格,馬歇爾的局部均衡和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連定義都得不到,更無法從邏輯上嚴格演繹出來,能得到的只是奧地利學派所說的均衡趨勢。這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效率分析是一個致命打擊。要從邏輯上嚴格地演繹出市場經濟能夠實現一般均衡和資源的有效配置,必須使用瓦爾拉斯均衡的概念。在奧地利學派的“市場過程”中,知識的分工特性、企業家的發現和動態競爭等因素都決定了均衡基本上不可能實現。一般均衡理論最耀眼的成就就是得到了完全競爭經濟的靜態一般均衡,但是,如果考慮眾多可能的外生沖擊如偏好變化、資源稟賦變化、技術水平提高、主體信息水平變化等,這個靜態均衡即使真的實現了也沒有多少價值,因為在上述沖擊下它會轉瞬即逝。盡管靜態均衡狀態沒有多少價值,但市場均衡仍然是一個重要問題,它幾乎是任何經濟分析都無法回避的。有市場就有供求,而供求的關系就是均衡問題,即使均衡不存在,但均衡問題一定存在。市場或是均衡的或是非均衡的,它總會表現出供求關系的某種形態。奧地利學派承認市場經濟存在均衡趨勢。這個均衡是供求均衡,供求之間的協調是在“市場過程”中通過“企業家發現”和“動態競爭”實現的,但這不意味著均衡一定能實現。在奧地利學派的均衡理論中,價格依然是一個重要的信號:它為市場主體將分散的消費者的偏好信息和生產者的生產能力信息集中反映在價格上,該學派研究了價格機制和價格形成過程。如果像新古典經濟學那樣,將價格看成是市場供求的協調者,那么價格必須是彈性的。但是,就協調供求關系來說,價格只是一個間接信號,直接信號則是供求本身,即供給直接對需求變化做出反應,而不是經過價格;需求直接對供給變化做出反應。經驗研究表明,供給與需求會直接發生相互影響)而不是像新古典理論的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都是相互獨立的。而且,凱恩斯、新凱恩斯主義者都關注到價格剛性的傾向,后者令價格協調供求的能力打了一個折扣。因此,本文使用一個新的均衡概念:凱恩斯均衡。前面所說的市場存在均衡趨勢也是凱恩斯意義上的。凱恩斯均衡是指忽略價格水平的供求均衡。凱恩斯在《通論》中使用的均衡概念就是指忽略價格水平的供求均衡,當然它是總量層面的。同一個市場已經沒有統一的價格,這樣,價格與供求之間很難建立起精確穩定的函數關系。本文承認價格是引導資源配置的信號,但它是間接的信號,且不是唯一的信號。實際上,只有相對價格變化才有引導資源配置的作用。凱恩斯在《通論》中并沒有說價格是不變的,相反,凱恩斯明確談到增發貨幣和成本上升都會導致價格上升。價格剛性是后來的經濟學家在構造IS-LM模型和推導總需求曲線時強加給凱恩斯的,是邏輯演繹的需要。只有價格是剛性的,總需求才完全等于國民收入。在IS-LM模型和總需求曲線中,總需求等同于國民收入。
四、實力競爭與非實力競爭并用的市場
本節分析的市場有以下特征:
1.不存在真正統一的市場,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不存在統一的貨幣,二是各主體(即各國)之間存在貿易壁壘,這個市場主要是指國際市場。
2.這種市場的利益單位和主體是各個國家,而不是單個企業,后者常常是現代國際貿易理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用單個企業代表整個國家。
3.既然不存在真正統一的市場,這種市場上主體(單個國家)的自由度很大,也就是說,它有很多手段爭取自己的利益。它甚至可以選擇是否參加國際市場。現代國際經濟包括國際貿易、金融、投資等多個方面,全面分析一國在整個國際經濟中的得失是非常復雜的。本節的分析局限在國際貿易領域。將整個國家視為一個單一主體會遇到一些質疑,因為一國國內有生產者和消費者,有眾多不同的利益集團,它們在利益上存在差異甚至直接對立,在政策主張上存在差異或博弈,各利益集團都試圖影響政府的貿易政策,現有的國際貿易理論中存在著對后者的理論分析。新貿易理論以寡頭廠商的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為基礎,它所用的就是以一個企業來代表整個國家,這種方法也有很大缺陷。這個問題反映的是在國際經濟方面理論分析的困境和兩難選擇:無論選擇廠商還是國家作為主體進行分析都不是完美的。將整個國家作為一個主體來看,其基礎是出口企業的利益與國家利益是基本一致的,進一步則是出口企業包括國內企業的利益與消費者的利益也有一致性的一面,出口增加和國內企業增產可以創造就業和國民收入。在國際市場上,一個國家在進口和出口兩個方面都可以與外國競爭,因此,其競爭手段也比較多,它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反映競爭實力的競爭手段,它們的主體是國家,但具體就是該國的出口企業的實力競爭手段,假定企業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上都可以使用價格競爭和質量競爭等實力競爭手段,它們將國內市場中的競爭手段用于國際市場。
1.價格競爭。同國內市場的價格競爭一樣,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也是以低價爭取市場份額為目的。以低價進行競爭會犧牲當前的利潤,因此,這種做法是著眼于長遠利益,其目標低則保持市場份額,高則是將競爭對手擠出市場。與國內價格競爭不同的是,國際間的價格競爭力會受到匯率、國內貨幣政策等非實力因素的影響,或者說,國際間的價格競爭力可以人為創造出來。
2.質量競爭。包括產品質量的創新。第二類是非實力競爭手段,它是國家層面的。它可以影響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也可以有效保護本國企業的市場份額。
1.匯率政策。一般而言,低估本國貨幣可以降低本國出口產品的價格,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其著眼點在于促進出口。
2.貿易壁壘。貿易壁壘包括關稅、配額、反傾銷稅、反補貼稅、合理評定程序、政府采購、政府補貼、產品檢驗標準等。政府這類政策的目的是為了限制進口,以保護本國市場,將其留給國內企業,從而也保護國內的就業、利潤、稅收。憑實力進行的競爭有利于改進資源配置效率,價格競爭令經濟利潤為零,要素的收入等于要素對生產的貢獻。質量競爭可以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然而,在國際市場,實力型的競爭會受到非實力競爭手段的干擾,令實力型的競爭手段不能再反映真正的實力。人為地低估匯率以提高本國商品的競爭力,此時本國的出口商品價格與外國的同樣商品價格相比就不是實力的競爭。各國使用匯率和貿易壁壘等非實力因素是一個主動的行為,它可以使用這些手段,也可以不使用,如當一國出口產品價格本身就具備很強的競爭力時,該國政府就不會動用匯率政策。本國產品在國內市場有競爭力的時候,也沒有必要用貿易壁壘保護本國市場。在國際市場,一國商品的價格競爭力由兩個因素決定,一個是這個商品的價格本身,它是由該國國內的供求狀況、成本水平和國際市場的供求決定,另一個因素是匯率,因此,只有匯率處于一個合理的水平時,價格在國際市場的競爭才是真正的實力競爭。匯率水平合理的前提條件是不存在出于自身利益而進行人為的干預,但是,即使這個前提成立,匯率也很難確定是否合理。首先,我們假定兩國的價格是合理的,它能夠反映成本和該產品的稀缺程度,這樣,只有匯率與兩國價格之比是一致的,匯率才不會影響兩國的價格實力對比,這也正是匯率合理性的定義。根據兩國貨幣購買力平價決定的匯率與兩國價格之比是一致的,從表面上看,用實際匯率公式計算的實際匯率等于1。但是,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表明對于CPI這樣總體的價格指數購買力平價不成立,而且,經驗分析顯示對于貿易品購買力平價也不成立。后者意味著購買力平價無法解釋短期匯率水平,市場均衡匯率并不必然符合購買力平價。也就是說,即使不考慮人為的匯率操縱,市場匯率也可能對價格實際水平產生扭曲。如果人為地操縱匯率,對兩國相對價格的扭曲更嚴重。一般而言,國際競爭力較弱或由強轉弱的國家會使用匯率和貿易壁壘。前者可以人為地提高本國商品的價格競爭力,增加自己的出口。后者則可以保護本國市場和產業。經濟形勢越是不好,各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越激烈,各國越容易使用非實力手段維護自己在國際市場的地位。如果國際市場顯示出需求小于供給能力的常態,各國動用非實力手段進行競爭也會常態化。在國際市場上,主體間的利益爭奪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操縱匯率和貿易壁壘極易引起國際摩擦。一國的貨幣貶值有利于改善該國的國內經常收支和增加就業,但在增加本國就業的同時,會導致其他國家的就業相應減少。因此,對方國家會進行報復,從而引發貿易戰和匯率戰,而貿易戰和匯率戰可能導致兩個結果,一是各國走向封閉,或幾個國家成立封閉的小集團;二是各國普遍認識到國際經濟關系破裂的危害,建立一個國際制度和機制抑制非實力競爭手段的使用,當年關貿總協定(GATT)和今天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就具有這種作用。貝格威爾和思泰格爾(2005)認為世界貿易體制的理論基礎不是自由貿易理論,世界貿易體制不是為了走向貿易自由化而是為了避免各國政府在單方面改善貿易條件過程中所出現的囚徒困境。當各國間已經建立起較為深入的經濟聯系后就產生了相互依存,廢止彼此間的經濟聯系,對世界經濟的穩定和增長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甚至可能引發經濟衰退。然而,世界貿易體制及其規則并不能有效阻止匯率操縱和貿易壁壘。其原因在于:
1.盡管各國經濟聯系日益密切,商品包括其他要素在國際間廣泛流動,但人口和勞動力在國際間轉移與此不相匹配,只有極為有限的流動,也就是說,各國的利益主體沒有改變,當國際貿易競爭令一國生產轉移到另一國時,勞動力并不能轉移出去,這是各國普遍將本國市場保護起來盡量留給本國企業的深層原因,也是貿易保護的內在動力。勞動力轉移滯后不僅拖國際貿易后腿,而且拖整個全球化后腿。
2.各國參與了國際貿易和世界貿易體制,但是各國的還在,并得到世界貿易體制的承認。匯率操縱的具體做法和貿易壁壘中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安全原則等都是各國直接衍生出來的,世界貿易組織對此也無可奈何。各國的在國際貿易中的最高體現就是可以決定是否加入國際市場,即使加入了WTO也有退出的權力。自由貿易理論試圖告訴民族國家參與自由貿易是一個理性的選擇,但是,它所依據的貿易利益計算存在很大缺陷:它計算的是靜態或短期的利益,而且沒有考慮保護本國產業所保住的國民收入對消費者福利的影響。依據這樣的利益計算,自由貿易理論指責實行貿易保護的國家為傻瓜。現實中,多數國家都選擇與其他國家進行非實力的競爭并沒有引起自由貿易理論的反省。本節的市場中,我們已經假定企業有價格競爭和質量競爭的權力,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得到生產可能性曲線,后者是生產的效率曲線轉化來的,其基礎是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因此,不能使用生產可能性曲線和新古典貿易理論的分析工具進行分析。在國際貿易中,如果制度允許或無力阻止單個國家采取某種競爭手段,那么,該國在必要的時候就會使用這種競爭手段。在一般均衡理論中,微觀主體的最優選擇與市場總體上的均衡是連在一起的。同樣,在非均衡的條件下,市場的非均衡對單個主體的選擇也有影響。如果假定國際市場是非均衡的,則可以得到各國之間存在激烈競爭的確定性結論。在經濟危機中,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有所加強就是這個道理。強有力的非實力競爭手段的廣泛使用令國際市場只有很弱的市場機制。表現出來的價格不能反映真正的競爭實力,市場選擇的不是最強的生產者,無實力的生產者可能受到保護,這樣的市場不可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消費不能享受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但市場機制還在,高工資國家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無法與低工資國家競爭。如果高工資國家試圖以匯率政策強行提高自己的價格競爭力,國內的金融領域承受不了這樣的壓力。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上都可以使用價格競爭與質量競爭,這與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明顯不同,后者假定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只是在國際市場才允許有價格和質量差異,但它將這些納入到絕對優勢、比較優勢、要素稟賦等范疇,最終演繹出形成國際分工的均衡結果。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都引入實力競爭,這是本文界定不同程度的競爭時使用的,對本文來說,這是必須的,這是本文分析的邏輯起點。同上一節的實力競爭市場一樣,這樣做也將做模型的路堵死了,因而,無法從邏輯上演繹出均衡和效率。拉爾夫•戈莫里與威廉•鮑莫爾在承認各國在國際貿易中可能存在利益沖突和競爭的同時,依然使用均衡分析,其均衡多種多樣。然而,如果能肯定或假定各國都在使用非實力手段進行競爭,那么,世界范圍內(或兩國模型中的兩國)整體上的資源有效配置已經無從談起,此時即使實現了均衡也沒有太大的意義,此時的均衡只是在國際間進行交易部分的供求關系。傳統的自由貿易理論兩國模型也只能分別考察貿易對兩國福利的影響,以此來計算整體的福利所得。原因很簡單,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沒有一體化的利益格局。當各國在國際貿易中資源優化配置不存在時,剩下的就只有各國之間的競爭了。不考慮非實力競爭,各國在國際貿易中也是一種競爭關系,有成功者也有失敗者。對一國來說最佳的結果往往對它的貿易伙伴不利。允許貿易伙伴與本國產業競爭,并以此來提高生產能力有可能使本國全面受損,而不是造福全體公眾。這正是非實力競爭興起的原因。身處其中的民族國家最優選擇就是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維護好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輕信自由貿易理論的謊言。非實力競爭手段常有陷入囚徒困境進而令國際關系破裂的危險,這凸顯了統一的世界市場的必要性。
五、總結和結論
本文討論的市場分為三種類型,這三個市場的競爭程度是遞增的。完全競爭市場的沒有任何競爭,企業兩種最基本的競爭手段價格競爭與質量競爭包括其他競爭手段都被禁止。為了從邏輯上肯定地得到資源有效配置的結論,企業的上述競爭手段必須被假定掉。這樣如愿以償地得到了一般均衡和資源有效配置的結論。其代價是市場機制在該理論中沒有得到完整的表達,市場機制包括以價格調整協調主體決策和利益爭奪,前者由虛擬的拍賣人操作,后者被排擠掉了,令完全競爭市場及其均衡非常像虛構的神話。實力競爭市場引入了現實中的價格競爭和質量競爭。由于偏離了完全競爭假定,企業有了競爭手段,市場中有了競爭。與完全競爭市場相比,它的競爭程度高了一個層次。但是,企業有了定價權,一個市場不再實行統一的價格,自然無法從邏輯上得到傳統意義上的靜態均衡及其配置效率。能得到的只是存在著均衡或資源優化配置的趨勢,但是,該市場中的市場機制被復活了。實力競爭與非實力競爭并用的市場指的是國際市場。由于沒有統一的貨幣等原因,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統一市場。參與國際市場的國家都保留著自己的,這是它可以使用非實力競爭手段的根源。它是和完備市場對應的另一個極端。該市場在實力競爭的基礎上,還有非實力型的競爭,自然它的競爭程度比實力競爭市場要高。該市場的非實力競爭破壞了貿易雙方的競爭實力對比,這導致國際市場對生產者的選擇不再符合效率標準,國際間的資源配置不具有優化的意義。在國際貿易的互通有無的兩國間不存在競爭,但對其中的進口國的出口可能存在幾個國家競爭。至于產業內貿易部分則純粹是競爭關系。非實力競爭手段對資源有效配置的破壞具有一般意義。其他非實力競爭手段如尋租、關系、錢權交易等也破壞市場的資源優化配置原則。市場中勝出的不是最具實力的生產者;憑關系就可以做生意,生產者不具有創新的動力。從幾個市場的比較中可以得到以下幾個結論:
1.市場經濟不能沒有真正的市場機制或競爭。市場經濟不能沒有真正的市場機制,而市場機制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靠競爭。通過競爭或市場機制優化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本質特征,也是它最突出的優勢。因此,市場經濟不可以像完全競爭市場那樣為了從邏輯上肯定得到一般均衡和最優配置結論而令市場無競爭。這樣看來,一般均衡模型已經歪曲了市場經濟的本質。市場經濟不僅可以優化資源配置,而且可以推動創新和經濟增長,后者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也沒有體現出來,相反,由于靜態均衡的需要,在短期創新是被禁止的。
2.市場制度只能允許實力型的競爭。實力型的競爭可以優化資源配置和推動經濟增長。非實力競爭或許可以帶來經濟增長,但它以破壞資源配置效率和阻止創新為代價。那些成功地使用了非實力競爭手段的主體會得到暴利,但對整體的資源配置沒有任何好處,競爭的失敗者則是非實力競爭的受害者。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必須加強市場制度建設,市場要統一,不能搞行政割據;要嚴格法制,禁止使用非實力手段競爭。
丹尼爾·卡尼曼
丹尼爾·卡尼曼1934年生于以色列,具有以色列與美國雙重國籍,1961年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學位。之后相繼擔任以色列希伯來大學、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自1993年起,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和公眾事務學教授。
丹尼爾·卡尼曼將心理學研究的視角與經濟科學結合起來,成為這一新領域的奠基人。在他之前,經濟學和心理學在研究人類決策行為上有著極大的區別: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外在的激勵形成人們的行為,而心理學恰恰相反,認為內在的激勵才是決定行為的因素。卡尼曼在不斷修正“經濟人”的基本假設的過程中,看到了經濟理性這一前提的缺陷,也就發現了單純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釋復雜的決策行為,由此正式將心理學的內在觀點和研究方法引進了經濟學。
卡尼曼最重要的成果是關于不確定情形下人類決策的研究,他證明了人類的決策行為如何系統性地偏離標準經濟理論所預測的結果。
首先,他論證了在不確定情形下,人們的判斷會因為依照“傾向于觀測小樣本”形成的小數法則行事,或因為對于容易接觸到的信息的熟悉和對主觀概率準確性的盲目偏信,而導致決策行為系統性地偏離了基本的概率論原理。其次,在與特維斯基的合作中,他系統地陳述了“預期理論”。與公理式的“期望效用理論”相比,描述式的“預期理論”能夠更好地解釋“阿萊斯悖論”(allaisparadox),并且用基于參考水平的兩步決策假說解釋了人們厭惡損失的心理,解決了過去“期望效用理論”不能解釋人們明顯的風險偏好行為,完善了在不確定情形下的人類決策行為理論。
卡尼曼的研究激發起新一代的經濟學和金融研究者將認知心理學的觀點應用于人類內在的行為動機的研究,掀起了行為經濟學和金融學的研究熱潮。
弗農·史密斯
弗農·史密斯1927年生于美國的堪薩斯州,1955年獲得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之后相繼擔任美國普渡大學、馬薩諸塞州大學、亞利桑那州大學教授。自2001年起,擔任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和法學教授。
弗農·史密斯確立了實驗經濟學的基礎。他發現,僅僅依靠實際數據很難判斷一個理論是否正確,也很難準確描述什么原因導致理論失效。而在可控的實驗室條件下,模仿人們在市場上的相互行為和其他形式的相互影響的方法能有效地揭示經濟理論的發展。他發展出一系列的實驗方法,為經濟學實驗確定了標準。所以,史密斯不僅對該領域早期的崛起作出巨大貢獻,而且直至今日都是最重要的人物。
他最重要的成果是針對市場機制的研究,證明了可選擇性的市場制度的重要性。
他也在競爭性市場均衡性質的創新實驗、不同的拍賣形式的檢驗和設計誘導價值方法等問題上奠定了基礎。
先是女子的自我介紹:“我今年28歲,和男朋友是同班同學,都畢業于長春機電學院。幾年前我和他一同來到杭州找工作,我的工作比較理想,在一家電表廠做設計,他的工作不太好,于是我鼓勵他去考研。考取后,我供了他三年,沒想到現在他快畢業了,居然提出要分手。后來,我才搞清楚,他又談了一個剛大學畢業的女孩。我真的很痛苦,幾年的情感和心血付諸東流……”
一、“我想問你,為什么男人總是那么花心?”
“用經濟學的理論,很容易解釋這個問題,那就是邊際效用遞減。什么是邊際效用遞減呢?就是說一樣東西當你擁有得越多的時候。對你的作用就越小。比方說,你餓了,吃第一個包子特香,第二個很香,第三個還可以,第四個飽了,第五個吃不下,第六個看見都煩。也就是說第六個包子的作用為零甚至為負。
“邊際效用遞減,是經濟學的公理,由于邊際效用遞減,從現在戀愛的角度看,你的效用比不上那個剛畢業的女孩,你就是那第六個包子,而那個女孩卻是第一個包子。這也是許多男人為什么家有美貌如花的妻子,卻在茶座酒吧去找小姐的經濟學原理。”
二、“既然邊際效用遞減是公理,為什么花心的女人比較少?”
“花心的男人應該和花心的女人一樣多,假定花心的男人沒有花心的女人相呼應,那么男人又到哪里去花心?準確地說,應該是結了婚的女人中花心的比較少!但這并不等于說,邊際效用遞減在結了婚的女人身上不起作用。結了婚的女人未必沒有喜歡更英俊更年輕更富有的男性的念頭,只是一般她們不會采取‘采花’行動,這里的道理可以用經濟學的成本收益方法來分析。
“在經濟學的假設中,人都是理性的,人們采取一項行動都要在心里盤算值不值。收益大于成本,這樣才值得考慮去做;假如成本大于收益,那是無論如何不會去做的!從我們的日常觀察中可以看到,已婚男人花心,相對于已婚女人其成本是比較低廉的,最多是花幾個小錢,很少有妻子因為丈夫花心而堅決要離婚的。假定已婚女子有紅杏出墻的打算,心中必定會做一番權衡:這樣做值不值?
“一般來說,已婚女子花心一旦被發現,其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對大部分男人(包括很花心的男人)來說。戴綠帽子是無論如何不能忍受的,離婚是必然的選擇;而離婚女子在現在的世俗眼里,名聲肯定又是不好的;要想再找對象,也很難再找到與自己年齡相仿的男人,還有對子女的牽掛,又使女人多了一份負擔。
“正是因為已婚女子紅杏出墻的成本遠大于收益,所以盡管有邊際效用遞減的公理存在,但她們仍然會做出堅決不紅杏出墻的理性選擇。有一種現象可以反襯我解釋的合理性,你看。花心的男人一般找的二奶、情人大都是遠離家鄉的未婚女孩子。”
三、“可是他也太不講道德了,畢業之前他吃我的用我的,現在快畢業了。卻和我分手,是不是也太現實了?他要是三年前提出分手。我并沒有這么難過,現在我是人財兩空!”
“經濟學一般并不研究道德,因為道德要求的是多為他人著想。而經濟學理論的前提是假設人都是自利的。經濟學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大學時期與你談戀愛,那個時候生活基本無憂,追求激情就是戀愛利益的最大化;三年讀研之中,你們之間激情已經沒有了,但是此時他心中的最大利益是為了獲取文憑以便日后能找個好工作,此時,如果和你一刀兩斷,經濟來源就沒有了,請問他怎么能把書讀完?現在他臨近畢業了,他對自己的前途已經充滿了信心,更不像當初那樣急切地等著錢用,于是,年輕漂亮而充滿激情又成了他戀愛利益的最大化。”
四、“……我當初只是想,如果他能讀個研究生,我們今后的生活會更好些,沒想到現在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這說明你在決定供他讀研之前,忘記了經濟學的一條基本原則。”
“什么原則?”
“收益越高,風險越大。你當時只看到了供他讀研畢業后的收益,卻沒有看到他讀研畢業后的風險。假定你找個拉黃包車的,風險基本沒有,他不會與你離婚,甚至對你百依百順,但是收益也很小,家庭的經濟來源肯定要以你為主,你的內心還常常會因此失衡;假定你找了李澤楷,收益肯定會很高,但是離婚的可能性也很高,因為像李澤楷這樣的稀缺資源是每個女人都喜歡的。”
五、“那有什么辦法可以控制風險呢?”
“有呀,領結婚證啊,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如果按照大家都認可的這句話來理解,愛情就是為他(她)生為他(她)死,沒有結婚證豈不更方便。然而,人類卻要設計一個結婚登記制度,為什么?其實,結婚證就是婚姻當事人中弱者的護身符。如果當初你和他領了結婚證,他現在要分手就沒那么容易了,或者說成本就大得多。首先,《婚姻法》規定,夫妻離婚有過錯的一方要對無過錯的一方進行經濟補償;其次,他會面對更多的輿論譴責和心理壓力;再次,他今后在社會上的形象就是一個離過婚的男人,總比未婚的純真男孩要差;最后,如果你們有了孩子,那就有了共同的利益,離婚就意味著他要放棄血脈親情。”
六、“這一條方法現在恐怕是來不及了……我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沒想到全部落空了,我現在感覺到天都塌下來了。”
“經濟學有一個公式:幸福=效用/期望值。一般來說,同樣的事物效用大致是相當的,但是期望值越高,則幸福感越少。舉個例子:假定我和乞丐都撿到了1元錢,1元錢的作用對兩人來說是一樣的。但是,我現在的期望是去美國夏威夷度假,需要10萬元,1除以10萬,結果我的幸福感是十萬分之一;而乞丐的期望值是今天能夠吃碗白米飯,1除以1,結果他的幸福感是1。你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也就是期望值近似無窮大,而現在他卻要和你吹,效用接近于零,分母無窮大,分子接近零,那幸福感當然就沒有了。所以,一開始對男友期望值不高的人,分手時痛苦也就不多。”
七、“我現在應該怎么辦?”
“你現在對這件事的感覺如何?”
“痛不欲生!”
“那就再去找找他,動之以情或許還有挽救。”
“他現在的確還在猶豫,而且他家人也在給他施加壓力,可是我不想勉強他,萬一他勉強和我結婚,婚后卻對我不好,我豈不是更痛苦?”
“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你還是應該去的。”
“為什么?”女子一臉疑惑。
“假如你給老板做完了一份設計,報酬是10萬元,但付酬方式有兩種可供你選擇。一種是一次性付10萬元,另一種是付你15萬元,但卻要分15年付,你選哪一種?”“我選第一種。”女子很快搶答。
“為什么呢?”
“因為未來的不確定因素太多,天知道幾年后這個錢還有沒有?再說,到那個時候,錢也不值錢了。”
“你說得很對,現在的錢比未來的錢更值錢,那么同樣的道理,現在的痛苦就比未來的痛苦更大。因為,未來的不確定因素太多,也許沒有了痛苦,也許比現在的痛苦要輕,但現在的痛苦卻是實實在在的。你看很多電視電影中都有相似的情節,當初的戀人都后悔一時氣惱而斷絕了關系,以致婚后又后悔莫及,舊情重續。”
八、“萬一勉強結了婚,婚后他又對我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