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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向國旗致敬范文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化進程不斷推進，全球資本要素和人力資源的跨國交流日益增多，國際移民不管在規模上，還是數量上日益擴大。國際移民的迅猛發展和流動方式的多樣化，給現階段國際政治經濟帶來的影響極具重要性，為移民輸出國及輸入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轉型和發展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當前國際移民的類型及特點

 

(一)類型

 

國際移民，就是跨越國界而遷居至他國，并居留較長時間的人群。當前國際移民主要有這幾種類型：永久性移民，該類型的移民移居目的國后不再回遷自原遷出國。非法移民，該類型移民主要是為獲得法律許可而采取非法方式進入目的國，或具備有效證件但有效期限已過，仍然停留于目的國不返回其所在國。避難移民，因受到政治、宗教、種族等迫害，有正當理由離開在籍國，受到他國庇護的人群。技術移民，也稱為工作移民，就是接受過高等教育，具有較高知識、專業素質的人員，主要有專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及其他技能型人員。該類型移民很受到目的國的歡迎。一些移民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等極為重視該類移民。此種移民的流動方向主要是由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學習性移民，主要是到國外學習的留學生，這是該類移民的主體。

 

(二)特點

 

首先，從流向來看，國際移民地區化日益顯著，逐步形成一個地區性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從外部環境來探討，隨著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國際移民的流動方向已從地區外流動逐步轉變成往地區內流動，或轉往發達國家。當經濟復蘇或逐步發展起來后，很大程度上會引起國際移民的回歸。其次，從流動量來看，金融危機后國際移民的流量逐步進入穩定階段，輸入國對移民的逐步由暫時性依賴轉變成結構性依賴。比如：日本、韓國的移民市場受到金融危機沖擊后，流失大量技術移民。以致于諸多國家不得不改進和調整移民政策，以吸引移民。最后，從內部流動情況看，因區域經濟發展失衡造成國際移民內部流動呈地區層次性，形成階梯式經濟發展。

 

二、關于國際移民原因的探討

 

(一)全球化的影響

 

規模化移民是世界諸多國家或地區共有的較長的歷史過程。但伴隨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國際移民不管是從規模、數量，還是從范圍及影響性等均發生了諸多變化。國際移民隨著商品、文化、科技等要素的流動性增強，移民數量不斷增加，這也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體現。另外，隨著現代通訊、互聯網的發展和應用，人們能直觀的了解到國家的富裕度、安全狀況等，而安全迅捷的現代交通為人們的跨國行為提供了巨大便利，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跨國移民的發展。

 

(二)經濟層面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失衡是導致國際移民的重要原因，在經濟收入、就業領域及社會福利等方面具有較大的差異。雖說貧困和國際移民存在必然聯系，但并非遷移就一定和貧困存在關系。移民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發展的一個內在動因。在很大程度上經濟和教育的發展能為人們提供遷移的能力和資本，以追求改善自身生活的機會。有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處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移民的可能性最大，但是當國內經濟發展，收入提高時，移民數量會逐漸降低。可以看出，經濟是國際移民的重要因素。

 

(三)發達國家自身經濟體制影響

 

當前，發達國家自身的經濟體制存在雙重勞動市場，即資本密集型部門和勞動力密集型的部門。發達國家大多數人不愿意從事不穩定、薪酬低、技術含量低的工作，而由不能如以往利用婦女及童工來滿足此種勞工需要。在此情況下，需要永久性的移民勞工來滿足自身結構性勞動力需要，進而引起國際移民數量和規模的擴大。對于移民而言，會認為即使工資低、勞動量較大，但比國內要好很多，出于此心態也促使人們移民。

 

(四)跨國移民網絡的建立

 

移民和家屬親友的各種關系并不隨著遷移而消失，反而更為重視和母國的社會關系。正是因為由此種網絡的形成，之前移民人群會對留居母國的家屬親友起到極大的示范效應。正是因為移民網絡的形成和發展，達到促使了移民現象的不斷出現，這也是引起當前跨國家庭團聚移民數量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國際移民中介機構建立和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國際移民的增加。

 

三、國際移民對國際政治經濟產生的影響

 

(一)促進世界各民族的交流和溝通

 

伴隨政治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國際移民在促進國際交流和合作，及推進移出國和移入國社會整合及文化交流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國際移民，是當前國家和國家間民間外交的重要力量，是移民者母國和移居國間相互交流和溝通的重要紐帶。在強化世界各民族間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友誼，增強國際對話和合作，維護地區穩定和和平，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國際移民的發展也大大促進了全球性文化網絡的構建，有力地促進了世界各民族思想和文化的融合和全球文化的發展，在文化、思想全球化中發揮著積極效用。

 

(二)對民族國家的管理權威提出挑戰

 

當前，雖然一些國家都想有效控制國際移民的數量并制定相關的嚴格法律法規予以限制，但通常效果不理想。以致于國家對自身邊界的控制和管理能力日益減弱，大量的非法移民實施各種非法、非正規的方式逃避國家的管理和控制，實行跨國性流動。比如：美國與加拿大間的無證工人或不合規人員的流動極為通暢，美國和墨西哥間的非法移民的管控效果不佳，也可以看出對國家邊界管理能力有待強化。

 

(三)影響民族國家社會和政治的穩定

 

國際移民的規模化跨國界的流動在移入國形成多元思想和文化同時存在的局面。大量移民的會帶來各自國家的民族文化、思想，使得移入國民族同質性和共同價值觀受到極大挑戰。國際移民大部分屬于非主體化民族。而該種民族應對變動環境的過程中會增強社會分界意識，尤其是自己民族的心理認同。移民對其母國文化的保持和其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會對移居國文化的認同產生極大影響，進而存在引起社會關系緊張及沖突產生的可能性。在移居國，來自經濟水平較低國家的移民會受到歧視和排斥。大量移民會給移居國帶來不同的社會治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國家的社會穩定。

 

(四)影響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平衡性

 

國際移民對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影響，主要體現在：一是國際移民對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的發展發揮著積極效用，其中大量的移民勞務工為其經濟發展提供了短缺的人力資源，同時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移民匯款也會成為其經濟收入和發展的重要性來源。二是國際移民會導致發展中國家更為邊緣化、貧困化。在現階段，國際移民具有新趨勢，即高技術移民的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移入國的發展實力，而削弱了移出國的技術實力和競爭力，不利于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平衡發展。

 

四、結語

 

總而言之，在主權國家為主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國際移民已然成為影響國際關系的一個新因素。國際移民仍處于發展和變化中，因而其對國際政治經濟的影響仍是長遠性和長期性，仍需要對此問題深入研究。

第2篇：向國旗致敬范文

關鍵詞：空氣污染指數；面板模型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質量逐步提高。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給我們的生活環境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其中對城市空氣污染的影響問題尤為嚴重。因而，對城市環境空氣質量做出客觀、全面的認識就變得尤為重要。

目前，學術界對空氣質量的研究范圍都比較窄，或只針對少數地區、城市，或沒有從社會因素更深層次挖掘空氣污染指數的影響因素。為此，本文選取克拉瑪依、大同、濰坊、武漢、汕頭、韶關、牡丹江及赤峰8個城市2008-2014年的樣本數據，采用面板數據對空氣污染指數的氣候和社會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

二、實證分析

本文也采用空氣污染指數（API）做研究，空氣污染指數（API）就是將常規監測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總懸浮顆粒物濃度簡化成為單一的概念性指數數值形式，并分級表示空氣污染程度和空氣質量狀況，計算公式為：

（1）

其中，I為某污染物的污染指數；C為該污染物的濃度值。則空氣污染指數API為：

（2）

（1）在氣候因素方面，本文認為降水量、相對濕度、溫度、平均水汽壓都對城市環境空氣質量產生重要的影響，據此構造回歸模型如下：

（3）

其中Js表示降水量（10kin）；SD表示相對濕度（103）：WD表示溫度（104℃）；SQY表示水汽壓（1MPa）；μ為隨機擾動項。根據Hausman檢驗，本文最終采用個體固定效應回歸模型進行估計，結果見表1。

由回歸結果可知：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濕度每相對增長103，平均來說會引起空氣污染指數下降2.3個百分點；溫度每升高104℃，會引起空氣污染指數下降0.3個百分點；水汽壓每上升1，會引起空氣污染指數下降0.9個百分點；降雨量對空氣污染指數有滯后影響，平均來說降雨量每增長10km，空氣污染指數就下降3.17個百分點。

（2）影響城市環境空氣質量的社會因素主要有經濟生產和環境保護兩個因素。其中，經濟生產中的工業生產總值、粉塵排放影響最為顯著。在環境保護方面，本文考慮城市綠化面積這一因素。據此構造回歸模型如下：

（4）

其中：人均粉塵排放量（百噸/人）；表示人均綠化面積（公頃/人）；表示人均工業產值（百萬/人）。根據Hausman檢驗可知采用個體固定效應回歸模型，結果見表2。

回歸結果顯示：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人均粉塵排放量每增長1百噸，平均來說會引起空氣污染指數上升5.99個百分點；人均工業產值每增長1百萬，平均來說會引起空氣污染指數上升1.46個百分點；人均綠化面積每增長1公頃，平均來說會引起空氣污染指數下降1 10.95個百分點。

三、結論

據以上分析，得出主要結論有：氣候方面，降水量、濕度、溫度、水汽壓均對空氣污染指數呈顯著負相關。人類經濟社會活動方面，工業總產值、粉塵排放量對空氣污染指數呈顯著正相關，綠化面積對空氣污染指數呈顯著負相關。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推進園林城市建設，有效調節城市空氣環境

首先，森林被成為“綠色水庫”，能有效調節城市空氣濕度。其次，園林綠地能有效凈化空氣。綠色植物能調節二氧化碳和氧氣在空氣中的相對平衡，改善和促進城市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同時，園林綠地還可有效吸收影響人類健康的有害氣體。

2.著重發展第三產業，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

第3篇：向國旗致敬范文

尷尬的山寨機

山寨機之所以在短短幾年時間形成了規模化、群體化的發展趨勢，關鍵還在于其獨門秘籍《致命三刀》——“新穎的外觀、創新的功能、低廉的價格”。

我國山寨機市場的快速崛起，也絕非偶然。一方面，中國巨大的手機需求量快速得到釋放，而山寨機帶來的外觀、功能與價格上的多重享受，也更多且提前釋放了一些人的手機消費能力。更有甚至，山寨機近年來的層出不窮，還大大加速了我國手機用戶的更新換代率。市場有需求，當然山寨機企業也擁有了發展的空間。

另一方面，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地市場對于手機產品的巨大需求量，又進一步刺激我國眾多手機制造工廠大力發展山寨機的信心和市場操作空間。山寨機企業在規模化制造、創新性模仿能力，以及在整個產業鏈中專業化分工地位的明確，都給中國企業搶占全球手機制造市場提供了發展新思路。

然而，山寨機的繁榮也給許多國產手機的正規軍造成了許多干擾。一些正規手機企業指責的山寨機由于缺乏核心技術和自主創新能力，長期發展下去會拖累中國在手機制造領域的發展水平。同時，山寨機廠家由于缺乏較大的實力，因此很難為消費者在手機售后服務、維修等方面提供良好的保證，會造成市場上的手機投訴糾紛增加。

對此，筆者亦不能完全認同，畢竟山寨機發展不過短短幾年時間，其從起步到繁榮也就是最近二三年的時間，因此要能真正解決上述存在于山寨機企業中的問題，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空間，更需要政府層面上的積極引導與規范。

向山寨機學什么

筆者發現，山寨機企業的發展，并非簡單地市場攪局者形象出現。近年來山寨機市場的發展則表明，山寨機帶動并保證了我國在手機制造領域的規模化擴張優勢，也發揮出我們在新技術、新產品模仿上面的強大實力。同時也帶動并繁榮了一大批上游供應商和下游分銷商產業帶的共同發展。

單從政府解決救業，提供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和經濟發展機會來看，山寨機廠家的功勞就不能因此被全部抹殺。特別是近年來在我國正規手機廠家發展乏力，市場表現節節敗退的情況下，山寨機廠家已經成為唯一能夠直接與諾基亞、三星等企業進行較量的代表者。其在產品上的快速反應能力，對手機功能五花八門的挖掘能力，也讓許多外資品牌自嘆不如。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我國山寨機的發展還存在著魚龍混雜、競爭無序的現實情況。特別是對于一些層出不窮的走私手機，和侵犯其它品牌知識產權的高仿手機，應該予以堅決地打擊。然而，對于利用聯科發或展訊等廠商手機芯片套裝，以很快的響應速度，開發獨特創新功能，來充分迎合消費者需求的中小型手機生產工廠，是否應該給予其一定的生存空間和轉型時間。這值得當局者和行業共同探討。

其次，許多中小型山寨機企業近年來在競爭白熱化的市場中之所以能夠存活，并且取得了逐步做大做強的上升空間。當取決于山寨機工廠自出現以來便堅持的“短平快”策略。緊跟國際手機市場的新品發展趨勢，快速跟進這種新品，從而在第一時間在國內市場推出這種趨勢型產品。從而保證了對消費者需求方向的快速跟進和領跑，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國正規手機廠家在競爭策略上的種種短腿和失敗。此外，山寨機企業還非常善于把握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不斷開出一些新穎的款式，吊足消費者的胃口。也善于在聯發科的手機芯片套裝基礎上，開發一些實用性的功能。比如具有CMMB功能的手機電視，或是具有地圖導航功能的GPS手機等等，這些都是山寨機企業諸多競爭策略的優勢之一。

山寨機出路是漂白

日前，金立、天宇等國內手機新銳企業，都是透過山寨機發展獲得自身的第一桶金，全面漂白，轉向正規化手機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漂白后的手機企業，在成功轉型后，也將會吸收山寨機競爭策略的精華，推動我國手機企業在市場上競爭地位和話語權的提升。

事實上，今年以來，為了“招安”山寨手機，政府主管部門陸續推出了一系列的利好政策，比如在北京之外的深圳設立手機入網檢測中心、大幅度降低手機入網檢測費用等，通過政策來吸引山寨機企業的轉型。然而，或許是山寨機自身在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種種特性，這種轉型策略短期內并未取得顯著效果。由于檢測流程過長，許多山寨機企業仍然擔心這會影響到企業對市場的快速反應速度。此外，降低后的入網檢測費用仍然不菲，這對于一家一年要推出上百種型號和款式的手機企業而言，仍然是一筆巨大開銷。

第4篇：向國旗致敬范文

關鍵詞：高等職業教育；價值取向；重構路徑

作者簡介：肖鳳翔（1955-），男，重慶市人，天津大學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基本理論；陳瀟（1987-），女，河北石家莊人，天津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基本理論。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5）09-0004-04

所謂教育的價值取向，是主體根據自身需要對教育價值進行選擇時所表現出來的傾向性[1]。教育價值取向左右著人們對教育的態度和行為，影響和調節著人們對不同教育的需要，制約著教育的實踐活動。高等職業教育是一個頗有“中國特色”的名詞，它處于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的跨界領域，承擔著為我國培養高素質、高水平技術技能型人才的任務。高等職業教育的價值取向問題，包括選擇什么樣的價值目標、建構什么樣的課程體系和組織形式、以什么樣的標準評價教育結果等內容。合理定位高等職業教育的價值取向，是高等職業教育安身立命之根本，也是其開展一切教育教學活動的前提。高等職業教育的多樣性和高等職業教育主體及其需求的復雜性決定了高等職業教育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因此，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價值取向進行分析和思考，是把握高等職業教育活動的本質實現高等職業教育特定價值和功能的首要問題。

一、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基本價值取向

高等職業教育存在著多種功能，其價值取向問題就是人們如何利用其功能問題，也是高等職業教育的目標和立足點問題。長期以來，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在實踐經驗中逐漸形成了三種基本取向，分別為專業教育取向、職業培訓取向和職業教育取向。這三類實施取向看似矛盾，實則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為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和方向。

（一）專業教育取向

專業教育也稱“專門教育”，以專業教育為價值取向的高等職業教育即培養各級各類專門人才的教育。在高等職業教育中，以專業教育為價值目標和實施取向的目的是為某一特定職業領域培養高水平的專業型人才，培養學生學有專長、術有專攻，以滿足社會各行各業對勞動者的需求。

在高等教育中，專業教育一般與通識教育相對，指直接為學生將來的職業作準備的那部分教育內容。專業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某一特定領域專業型人才，專業教育的課程實施取向則是根據一定歷史時期學科發展和行業分工要求，將學業分成一定門類，對學生實施的教育，因此其教育和課程內容應該是預定的、由淺入深的。專業教育取向認為，職業知識和技能可以按照內容分解為不同的專業和學科，根據專業和學科特點，以及人的認識規律，將知識和技能按難度分層，并設計相應的課程內容，使之適應學校的教學情境。

專業教育培養的人才直接指向某一具體職業，因此，衡量專業教育成功與否的基本標準是受教育者是否能夠勝任某項專業勞動。但專業教育除了具有實踐性和應用性的特點外，還強調人才培養的研究性和復合性，只有兼具實踐性和研究性，才能使高等職業教育培養的人才適應動態發展的職業世界的需要，使其在變化的社會中始終保持專業性。

（二）職業培訓取向

以職業培訓為價值取向的高等職業教育堅持工學結合、產教結合的教育教學模式，在這種取向的指導下，教育成為一種實用職業知識和工作技能傳遞的過程。職業培訓取向的高等職業教育強調教育過程與真實的工作情境在目標、內容、方法和組織等方面的一致性，或者說，職業培訓取向的教育就是一個“學徒”的過程，即新手如何成為專家和專家如何指導新手的問題。

在高等職業教育中，職業培訓取向的教師即專家，就是特定領域中具有專業知識的人，他們能夠有效地思考該領域的問題，具有較強的解決問題能力。而學生即新手，就是剛剛進入某一領域的人，他們對該領域的知識和技能還比較陌生，需要通過學習和培訓提高技能的掌握水平和熟練程度。專家由于具有寬厚的專業知識和經驗，能夠洞察人們思維和問題解決的邏輯，因此可以指導新手。而新手通過不斷學習和工作經驗的積累，逐漸加強對領域內知識和技能的了解和掌握，從而慢慢成為專家[2]。職業培訓取向的教育和學習過程就是專家指導新手、新手成長為專家的過程。

高等職業教育以職業培訓為主要取向，加強了教育教學與真實工作情境的聯系，填補了教育與職業之間的鴻溝。從這一取向出發，高等職業教育的專業與崗位、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都需緊密對接。是否能夠適應產業和職業的動態發展對高等職業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是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育模式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也是高等職業教育的學歷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是否能夠等值和互認的重要前提和基礎。

（三）職業教育取向

職業教育的價值取向既關注學生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培育，又關注學生職業道德和職業認同的養成。職業教育取向是人們對高等職業教育的認識不斷深入的結果。首先，高等職業教育肩負著個體社會化的重任，應該關注學生身心發展及其與社會環境的適應情況。其次，高等職業教育以職業性為本，以就業為導向，其目標和功能是培養符合職業標準的高水平人才，為經濟社會的發展釋放人口紅利。最后，高等職業教育作為職業教育的高級階段，還應重視學生職業精神的培養，既注重培養學生的職業道德又注重培養學生的職業認同。缺少職業道德的人無法成為一個合格的勞動者，從而不能勝任工作，而缺少職業認同的人則無法成為一個樂業者，不能在工作中得到滿足和幸福。

職業教育的價值取向認為知識是個性化和情境化的，課程不應該完全是預先決定好的，而是在個體建構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因此，職業教育取向強調教師與學生的互動，強調在學習情境中，職業經驗和職業精神的實際創生過程，目的是達到從學習情境到工作情境中知識和情感的遷移。

職業教育取向認為高等職業教育的本質屬性是二重的，即職業性和教育性并存，因此，其價值目標和功能也應該緊緊圍繞這二重屬性，既培養具有職業知識、職業技能和職業精神的勞動者，又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缺少職業性的屬性，會導致高等職業教育普教化的后果，而缺少教育性的屬性，則會使高等職業教育淪為培訓或傳統學徒制度，失去其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功能，使其不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不能滿足現代社會對復合型人才的需要。

二、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價值取向的現實反思

（一）重專業能力培養，輕職業意識養成

專業教育取向認為高等職業教育應該按照學科的邏輯培養具體專業能力的技術技能型人才，但是，專業劃分過細往往會使學生的認識變得支離破碎，妨礙學生職業意識養成。忽視學生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發展需要，缺失必要的通識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專業教育，甚至會導致學生無法完成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使教育培養出來的專門人才成為“單向度的人”[3]。

職業和生活本身是一個整體，并非像專業劃分那樣界限分明。職業最早產生于社會分工[4]。由于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和不同職業逐漸涌現，隨之產生了專門從事各種不同職業的勞動者，進而產生了專業。專業形成于職業之中，并處于動態發展過程，從事專業活動的人需要根據社會的發展不斷更新知識、掌握新技術。

人與職業之間存在著雙向選擇，人會根據自己的偏好選擇職業，職業也會根據職業要求、知識、技能和性格等要素去選擇人。不同的職業承擔著不同的社會責任，不同的職業人應該了解自己承擔的職業角色，完成自己的使命。職業意識是自我意識在職業選擇領域的表現。從就業的角度看，現今高等職業教育畢業生面臨的是比傳統社會更加復雜多變的工作環境，職業意識既影響個人的就業和擇業方向，也影響整個社會的就業狀況。高等職業教育的教育對象正處于職業意識成熟階段的前期，對其進行職業意識養成教育是社會與人的發展的雙重需要。

（二）重職業定向，輕全面發展

職業定向性是高等職業教育區別于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但過分重視職業培訓而忽視學生全面發展，則使高職教育產生功利化的傾向，脫離教育的本質。職業培訓是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發展的產物。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更新和發展，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發生了本質的改變。由于不同職業和技術之間的差異性和排他性增強，從事工作的人只有通過系統的、職業定向的學習才有可能達到勝任。這種取向影響高等職業教育，加強了教育教學的實踐性和與真實工作情境的聯系，但也使其具有較強的功利性。

職業定向首先來自于對職業世界的了解，了解職業和崗位的要求和待遇，其次，合理的職業定向還需要真正的認識自己。實現學生合理擇業和成功就業是高等職業教育的價值追求之一，但這里所說的職業定向性不應該是現實和功利的，不應該是只關注工作世界而忽略學生自身的。對教育投資的回報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因此高等職業教育所關注的職業定向性應該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預測性。這種超前性和預測性實現，來自于對學生個人整體素質的生成和發展。只有關注學生本身，關注人的全面發展，才能確保高等職業教育不會淪為功利性的教育投資手段。

在現代社會，人才需要有過硬的專業本領，才能夠較好地選擇和發展職業，但同時，真正的人才還應具備通識的知識和普適的道德觀，這樣才能更好的工作和生活。職業不僅僅是人們謀生的手段，更是個人實現其人生價值、為社會做貢獻的舞臺。因此，高等職業教育不能只注重職業知識和技能的培育，還應該注重通用知識、心理健康和道德教育等多方面的培養，滿足學生全面發展的需要，讓高職教育的畢業生不但能夠就業，還能夠在職業中發展自我個性、實現自我價值。

（三）“道”與“藝”、“知”與“行”分離

“職業”和“教育”本表征兩個獨立的范疇，當二者合為一起時才可形成“職業教育”，其中“職業”與“教育”的關系正如“道”與“藝”、“知”與“行”的關系一樣不可分離，其二者偏廢一個，都不能稱之為完整和成功的職業教育。

“道”即道德，老子說“道法自然”，“道”規定了人們精神世界中最本質的那部分內容。“藝”即技藝，也就是專業技術的能力。“藝”能夠為人提供享受和方便，也能夠為害于人，而“道”能夠決定“藝”對人的影響。因此，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強調要“以道統藝，由藝臻道”，可見，“道”與“藝”是統一且不可分的[5]。

“道”與“藝”代表了工作世界中“無形”和“有形”兩個層面。“無形”的工作世界指與工作有關的職業精神，具體為職業道德、職業認同等，表現為“價值理性”；“有形”的工作世界指工作所需要的技術和知識水平，表現為“工具理性”。西方國家以宗教為手段，追尋宗教的倫理，強調勤儉和刻苦等職業道德，以世俗工作的成功來獲得上帝的救贖，促使了人們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6]。但在我國現階段，隨著經濟的發展，物質和金錢成了人們追求的直接目的，工具理性走向了極端化。在高等職業教育領域內，“藝”這個層面的東西是可見、可操作的，而“道”則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對于“道”的傳授不能通過語言、形象、聲音來傳達，只能在實踐中進行，在行動中進行。因此，要想做到“道藝統一”，必須做到“知行合一”。

“知”即知識和技術，“行”則代表了行動和實踐。個人只有將自己的知識、技能出色地運用在職業活動中，并產生出一定的效益時，才能實現個人的人生價值。只有知識但不參與實踐則不能完成任何工作和活動。教育過程也一樣，只傳授知識和技術，不重視實踐教學，學生獲取的知識和技能就無法遷移，無法滿足學生未來擇業和從業的需要，也無法滿足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的需要。“知行合一”用于高等職業教育理念中，就是在行動中培養人，在實踐中教育人，因為實踐理性中有關職業認同和職業精神的部分不可能通過純粹的理論灌輸來實現，只有通過實踐教學和知行合一的教學方式，才能使學生對所學專業產生興趣，從而達到職業認同。“知行合一”的現代高等職業教育，不但要培養學生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更要注重職業精神的養成，簡單來說就是培養學生“用心做事”，“用心”在前，“做事”在后，使人獲得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

三、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價值取向的重構路徑

高等職業教育應該以學科的邏輯展開知識，還是以工作的邏輯傳授技能？在培養人才的過程中，究竟是“知”在前還是“行”在先？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文性和職業性孰輕孰重？這些問題的答案都與其價值取向密切相關。不論是專業教育取向、職業培訓取向亦或是職業教育取向，都沒有改變高等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而只是其功能的不同實現路徑和方式。因此，要想最大限度的發揮高等職業教育的完整功能，三個價值取向之間的關系絕不能是獨立的、互斥的。如圖1所示，高等職業教育的專業教育取向、職業培訓取向、職業教育取向相互包容、相互超越，共同形成一個整體。

圖1 高等職業教育三種價值取向的關系

高等職業教育的三種取向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從不同側面揭示了高等職業教育的本質，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三種取向的價值都有可能得到體現。但是，三種取向又各有其局限性，為了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和教育情境，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進行的改革應堅持三個發展方向。

第一，堅持以實踐為導向。實踐導向的高等職業教育改革趨勢是專業教育取向的實現路徑。專業教育的重要基礎是實踐而不是理論，因此，對專業人才的培養，應形成“項目導向”、“任務導向”等實踐教學模式和課程集合，提高學生的專業實踐能力。基于工作過程的教學和課程體系，強調知識的遷移能力和工作過程的完整性，越接近真實的工作情境對教學的效果來說就越好。因此，在高等職業教育中，學校不應該成為提供教學的全部場所，而是應該充當中介的作用，為學生提供“雙師型”教師和符合工作邏輯的教學內容，并提供最接近實際的學習情境。理性的綜合來自于感性直觀，不能企圖跨越人的認識的發展規律，對人某一領域的專業性進行培養，尤其是與實際工作密切相關的職業教育活動，必須先有感性才能實現對感性的“超越”[7]。因此，要想培養學生專業性的知識和技能，必須從實踐出發，并在實踐的過程中完成。

第二，向職業素質生成的方向發展。素質涉及人的知識結構、能力結構以及身體素質和心理素質等方面，生成則強調人的全面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明確指出，“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應培養人的自我生存能力，促進個性全面和諧地發展，并把它作為當代教育的基本宗旨。”因此，高等職業教育的改革發展要做到“能力本位”和“素質本位”的實施理念并重。以能力本位為核心的教學理念體現了高等職業教育職業性、技術性和應用性的特點，以素質本位為核心的教學理念體現了職業教育教育性、科學性和現代性的特點。職業素質是個人從事或準備從事某種職業所具備的相關職業知識、職業能力和職業精神等方面的綜合體現，能力的發展則是人的素質生成的最終體現。樹立能力本位與素質本位并重的發展理念，確立生成論的思維方式，是高等職業教育面對經濟發展全球化、就業競爭白熾化的新形勢不得不堅持的理念和方向。

第三，教學做合一。工作離不開知識和技能，教育也離不開理論和實踐，這種知行互動的認知方式體現在具體的教學上就是“教學做合一”，通過教師與學生在學習情境中的互動，將理論集中在“做”之上，以“做”為中心。高等職業教育的運行必須堅持校企合作，以完備的校內外實習實訓基地為硬件，以專兼結合的“雙師型”教師為軟件，師生共同完成“在做中教、在做中學”。知與行的統一是一個從規范到行為的動態過程。“教學做合一”是高等職業教育的現實目標，同樣也是其發展的最終歸宿，它要求對我國現有的“普教化”的高等職業教育實施模式進行徹底的反思，建立高等職業教育自己的行動邏輯和實施體系。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變化，職業日益由一般職業向專門職業轉化，職業教育的層次也在不斷提高[8]。高等職業教育作為學生職業前的準備教育，肩負著時代的重任，亟需樹立一種正確的價值取向。作為跨界領域的高等職業教育，具有專業教育和職業培訓的職能是毋庸置疑的，但教育的責任在任何情況下都離不開“育人”的本質，即對人的全面、和諧發展的關注。高等職業教育要想在日新月異的時代中立足和發展，需要擺脫一元的功利主義價值取向，努力建構一種融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社會需要和個人發展、功利性價值和非功利性價值等多種價值觀于一體的多元教育價值取向。

參考文獻：

[1]瞿葆奎.教育基本理論之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410.

[2]高文.情境學習與情境認知[J].教育發展研究， 2001（8）：30-50.

[3]陳向明.對通識教育有關概念的辨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3）：64-68.

[4][法]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17.

[5]樓宇烈.中國文化的道與藝――由藝臻道以道統藝[J].學術交流，2014（10）：5-9.

[6][德]馬克思?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52.

第5篇：向國旗致敬范文

關鍵詞：社會保障開支；工作積極性；單親家庭；老年人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1935年8月14日，《社會保障法》的簽署標志著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正式確立。二戰后至60年代末，美國社會保障政策逐步完善，內容涉及個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諸多方面，并成為名副其實的“福利國家”。1970年后，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漸陷入困境，社會保障的負面效應日益顯現出來，與之相關的社會問題成為政府與的焦點。

一、社會保障與財政危機

美國的社會保障分為三大類：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社會保障各項目最低標準提高，開支不斷擴大。以醫療保障為例，醫療手段的現代化使美國的醫療費用迅速上升。

1940-1979年，老年殘疾和醫療保障占整個社會保障項目的52.52%。居于第二位的是政府雇員的退休金，1979年占全部社會福利費用的14.84%；撫養未成年人子女家庭的費用1970年僅480萬美元，1979年則猛增至1100萬美元。 其他社會保障項目的開支也由于不同原因而增大。二戰和朝鮮戰爭后， 退伍軍人數量的大大增加，造成退伍軍人社會保障支出的上升。人口老齡化則導致了老年福利保障開支的增加。

社會保障項目的增多和各項開支的增大致使美國社會保障總開支持續增加，1940-1979年，用于主要社會保障項目的受惠費用，由310萬美元增至2410萬美元，增長了66.59倍。盡管自尼克松以來均采取收縮性的社會保障政策，提高了受益者的審核標準，但由于積重難返，社會保障的開支仍然持續擴大，從1972年財政年度占DNP的16.6%增至1992財政年度的20.5%。

社會保障開支的增加，使政府的財政負擔日趨沉重，美國政府早在1975年便出現15億美元的社會保障赤字，1982年達122億美元。 政府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20世紀50年代僅0.2%，80年代上升到5.3%， 政府為削減社會保障開支而對社會保障政策大刀闊斧的改革往往受到在野黨的攻擊，保守勢力和民眾也對此持反對態度，最終只能作適度的調整，政府一直面臨嚴峻的財政危機的困擾。

二、社會保障與工作倫理

失業保障的援助目的在于緩解勞動者因失業而引發的貧困問題，使其有時間重新就業。但是，一旦找到工作，他們便會失去領取失業保障津貼的資格。社會保障領取者并非因懶惰而不愿再就業。一項對領取者的調查表明，他們大多數都有工作的愿望，但同時有65%的人承認并不積極地尋找工作。 這是因為大多數社會保障領取者特別是長期領取者往往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他們能夠找到的工作的工資收入一般較低，而且他們會因就業失去失業保障津貼。失業者選擇社會保障津貼而非工作，正是基于理性的經濟選擇。

未成年子女家庭補助計劃（以下簡稱AFDC）對擁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父母的工作刺激也是負面的。1981年里根政府對AFDC改革后，48個州中未就業父母和就業父母可支配美元的差距，12個州為負值，24個州在50美元以內，全國平均僅為26美元。 AFDC使未就業父母與就業父母的收入相差無幾，貧困家庭甚至在父母工作后反而比領取津貼時生活水平低，父母寧愿領取津貼而放棄工作是必然的選擇。

父母對工作的消極態度及對社會保障的津貼的依賴影響了子女的工作倫理。當一個孩子看到他的家長不用工作就可領取一張福利支票時，他就不能理解在這個社會里，至少有一個家長需要一大早起床，每星期工作5天。 依靠社會保障家庭的子女在父母的示范作用下往往形成消極的工作態度，對社會保障有較強的依賴感。

20世紀70年后，“工作福利”取代“現金福利”的政策迫使更多的社會保障津貼領取者走上了工作崗位，激發了他們的工作積極性，重新確立并強化了正確的工作倫理。但是，美國政府在變革初期投入的經費過大甚至高于社會保障支出，并未緩解聯邦和州政府的財政危機。

三、社會保障與家庭問題

社會保障本是維護已破裂家庭穩定性的補救措施，令單親家庭的成員有一定的生活來源。始料未及的是，它卻對美國的家庭結構產生了破壞作用。

已婚家庭的離婚率升高。母親不必因為失業或經濟不獨立維持自己不滿意的婚姻，因為AFDC和兒童營養補助等社會保障項目會在離婚后向她們提供津貼。社會保障解除了婦女離婚的經濟后顧之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勵離婚的作用。

單身青少年女性的生育率升高。AFDC等社會保障項目的存在，消除了婚外生育的經濟后果，這事實上同時消除了制約婚外生育的主要因素。 國家提供撫養子女的費用，未婚母親可依靠領取津貼取得經濟獨立，離開自己的父母獨自生活。社會保障不但消除了單身青少年女性未婚生育的經濟顧慮，而且滿足了他們強烈的獨立愿望，青少年女性不再懼怕未婚生育，未婚母親越來越多，未婚生育率升高。從1960年到1979年，青少年的婚外生育率增加了2倍。

離婚母親和未婚母親的增多使美國單親家庭數量不斷增加，1970年12.3%的18歲以下美國兒童生活在單家庭，1980年為19.1%，80年代末為26%。 單親家庭中出現了諸多問題且日趨嚴峻。

第一，單親家庭面臨貧困問題。單身母親往往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而未婚母親多數連高中都未上完，她們多數只能從事護士助手等低報酬的工作。社會保障津貼的數量畢竟有限，單親家庭容易陷入貧困。1949年，單親家庭貧困兒童比例是總人口貧困兒童比例的2倍，到1979年，單親家庭貧困兒童比例是總人口貧困兒童比例的3.5倍。

第二，子女心理問題。父母在子女性格形成過程中的示范作用不容忽視。而單親家庭的子女常常只能接觸雙親中的一方，子女性格行程中另一方的示范作用無法實現，子女的性格與心理發展往往不健全。雙親中缺少一個（幾乎總是父親）所造成的心理后果包括青年自殺率高于平常水平，智力低、精神病、暴力和吸毒高于平均率。

第三，子女教育問題。子女的教育需要權威性的管教、固定的時間安排和充裕的接觸時間，單親家庭往往難以滿足這些條件。單親家庭子女心理校長協會和發展教育活動研究所對14493名學生進行的一次調查表明，家庭結構對教育成績產生的重大影響超出收入水平的影響，低收入雙親家庭的女生的考試成績高于高收入單親家庭的男生。成績排在末位的是低收入單親家庭的男生。 可見，這一影響在男生身上尤為嚴重。

四、社會保障與老年問題

壽命的延長使老年人退休后領取退休金和社會保障津貼的時間增長。在20世紀30年代，達到65歲的退休人員領取退休金的平均時間分別為男子11.9年，女子13.4年。到了90年年代，男子為15年，女子則為18.8年。美國社會保障資金主要采取“現收現付”的形式，用青年工作者與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障金和稅款支付老年人的社會保障費用。在1995年，8個多的在業職工負擔一個社會保險受益者，80年代末已降到33個在業職工支持一個受益者。 持續上漲的財政開支和納稅人數的相對減少，使政府被迫提高稅率以確保足夠的社會保障資金，此舉加重了青年工作者的經濟負擔。

美國老年學者把老年人劃分為三個檔次，65-74歲的成為少老年，74-84歲的成為老老年，85歲以上的成為超老年。 少老年退休后身體尚健壯，有的從事一些不費體力的工作，當看門人、守夜人或替人照顧小孩，以彌補社會保障津貼的不足。老老人和超老人的健康易惡化，醫療支出大，且無力工作。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使家庭規模越老越小，參加勞動的婦女人數增多，傳統家庭的養老功能被削弱，獨居的老人越來越多，多數老年人只能以社會保障為主要或唯一生活來源，而社會保障向老年人提供的退休金及醫療服務等津貼的數目有限，老年人的貧困問題容易發生。美國人口局提供的1970年國民收入情況表明，80%以上的單身老年人年收入少于4000美元，25%的單身老人年收入少于1951美元，25%的老人家庭和60%的單身老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在紐約，80%的醫生不接受這些享受政府醫療補助的貧困老人就醫，而在華盛頓、芝加哥等地，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貧困老人死于從私立醫院到公立醫院的轉院途中，許多老年人被房東攆出門，因在商店偷竊食品被捕的老年人數目迅速上升。 老年人與子女分局，與社會溝通和聯系減少，心里孤獨感增強。而社會保障給予老年人的僅僅是物質上的幫助，缺少精神上的關懷和情感的撫慰，個別老年人因孤寂、疾病或貧困，難以度過漫長的老年期而選擇了自殺，這一現象愈發頻繁地發生。

二戰后，大批退伍軍人安家立業，人口生育出現高峰，美國人口在1940-1950年間從13260萬增至15330萬人，增加了2000多萬人。到2010年左右，人口生育高峰期的出身者將陸續進入老年期，人口結構的老齡化程度將更高，人口老齡化引發的政府財政危機、老年問題可能更為嚴重，青年工作者的負擔將更加沉重。

1983年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律，從2002年期退休年齡每年推遲2個月，到2009年時達到66歲，而從2020年再度開始推遲，到2027年達到67歲。美國國會這一決策旨在通過提高老年人退休標準，削減應退休者的人數，減少老年社會保障開支，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但是，推遲老年人的退休年齡，卻使老年人依然占據工作崗位，雖然削減了應支付的老年社會保障開支，卻減少了青年人就業的機會，政府又不得不向青年人提供失業保障津貼。

五、結語

第6篇：向國旗致敬范文

攜手萬克驚艷亮相讀者節

“真沒想到這小東西這么厲害，沒幾分鐘我的鼻子就通了，也不癢了。”“瞅著就挺高檔，是哪出的呀？”在剛剛落幕的第五屆讀者節上，鼻博士的展位每天都被無數好奇的觀眾包圍，幾乎每一天，都會有觀眾發出這樣的感慨。

不光有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審定的二類醫療器械資質（國家藥監局授產品生產許可證號：鄂食藥監械生產許20100285號，醫療器械產品注冊號：鄂食藥監械（準）字2009第2241213號），鼻博士還擁有國家專利（專利號：ZL200420111346.0），并獲得ISO：9001國際質量體系認證、國家醫療器械專業認證、歐盟CE產品質量認證（SX 60032691 0001）、中國強制性產品檢測認證（3C）。可以稱得上是本屆讀者節乃至整個展會中硬件資質最“強悍”的商家之一。因此，會引爆觀眾的眼球，并受到眾多來考察項目的投資者青睞就不足為奇。

資質硬不算啥，鼻博士的療效之高更是讓眾多觀眾嘆為觀止。在讀者節展會現場，記者看到，帶到展會的三臺樣機始終被使用著，而許多沒有鼻炎的觀眾也都駐足觀看。一位來自河南焦作的、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輕觀眾在試用時由于被周圍的群眾瞅得不好意思，沒等治療結束（一次治療需10分鐘）就匆匆摘下鼻博士，紅著臉擠出人群，記者追上去詢問，這位觀眾頭也不回地嚷：“已經好了，已經好了。”引起周圍人群一片哄笑。

在眾多的患者試用鼻博士時，記者看到，從鼻腔中會透出柔和的紅光。繼而，每一個試用者都會舒服地閉上眼睛，享受這呼吸通暢的感覺。武漢海納川招商總監蔡女士告訴記者，這柔和的紅光就是650納米軟激光。鼻博士正是通過這種人體黃金窗口波長來提高患者自身的免疫功，徹底治療鼻炎的。利用激光照射黏膜的生物刺激作用來修復受損的鼻黏膜組織，恢復并提高鼻組織排毒代謝和自然免疫能力；加快黏膜內毛細血管叢血液循環速度，增加溶菌酶分泌數量和吞噬細胞的噬菌能力；快速吸收炎性組織的滲出和水腫，改善組織局部供血供氧；減少肥大細胞的組胺釋放，緩解鼻過敏反應；修復鼻黏膜和鼻纖毛組成的“黏膜毯”的運動、代謝、排毒等免疫功能。從根本上恢復鼻炎患者的鼻腔免疫功能，提升鼻腔組織自然排毒能力，真正做到“標本同治”，達到從根本上治療鼻炎的目的。而且治愈之后可以隨時停止使用，絕不會成癮或形成依賴性。絕不含藥物和化學成分，是100%綠色安全的純物理治療儀。不光在國內大受歡迎，由于鼻博士具備美國安全測試和認證體系認證、歐盟環保認證體系認證，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準入的產品，因此，目前產品已出口全球34個國家和地區，目前，國內外已經有超過20萬的鼻炎患者通過使用鼻博士擺脫了鼻炎的困擾。

為了讓項目更具競爭力，真正做到對得起投資者的每一分投入。鼻博士在讀者節前夕，與萬克醫藥達成深度合作協議。將萬克膚即寧等一線良藥與鼻博士進行有效整合。眾所周知，萬克膚即寧（陜食藥監健用字06070283號）是地道的皮膚病良藥（百度可查），能迅速清除金黃色葡萄球菌等多種病原菌，適用于皮肢表面清潔除菌；用于牛皮癬、神經性皮炎、濕疹、皮膚瘙癢、手足癬、頭癬、灰指甲等人群。將萬克與鼻博士整合后帶給投資者，是真正能夠創造出財富的強強聯合！

不僅產品資質硬、療效高、適用范圍廣，鼻博士聯手萬克推出的優厚的加盟政策更是深得加盟商喜愛。許多參會的讀者在看到鼻博士和萬克系列產品出眾的療效和資質后總是擔心――項目是板上釘釘的好項目，可是加盟費用一定會非常高昂。因此，不少人因為啟動資金不充裕，甚至連加盟事宜都不好意思咨詢。可殊不知，機會就是這樣被浪費掉的。

蔡總介紹說：“鼻博士聯手萬克，以本屆讀者節為契機，整合推出了5000元就能做的優惠政策，投資5000元，不但能做鼻博士的，還能做萬克的，而且我們會提供價值12000元的產品給加盟商，除了這些，我們還有相應的后續跟進服務。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讓小本創業者通過優秀的產品富起來，實現共贏……”

現場簽約四人算什么

大竟追到濰坊去加盟

在讀者節上收獲了170多位意向客戶，并現場簽下四位加盟商后，記者又獲悉，有兩個想做地市的大客戶，已經繳納了定金，準備于近期去濰坊簽約。于是記者隨同海納川三位招商經理一起趕赴濰坊，對即將加盟的兩位進行了實地采訪。

1979年出生的孟德綱，濟南人。在濟南開有一家高檔轎車4S店。同時也經營著一家物流公司。看到身邊很多朋友都做醫療器械都賺得缽盈盆滿，孟德剛被可觀的利潤打動了，他也動起了經營醫療醫械的念頭。

在考察過一些吹得神乎其神的項目后，孟德剛有些氣餒――有的廠家雖然有國家批件，但根本不能賣到醫院去，只能搞定點經營；有的廠家雖然資質夠，可是產品質量粗糙的不行，返修率極高；有的廠家甚至慫恿加盟商去向醫院行賄，并把行賄當成開拓市場的主要手段……

作為一名成熟的商人，孟德剛深知，這樣的產品，壓根不會有好的發展前景。他抱定了一個信念――要么不做，做就做可持續發展的商。

“當初來參加這個展會，沒注意你們雜志在做活動，只因為別的地界都比較冷清，只有讀者節的展區火爆，所以我和愛人過來轉轉。”孟德剛說：“沒想到來了就看到鼻博士展位里滿滿的都是人，我這個人好奇心強，也愛湊熱鬧，就擠上去看，結果一下子就被鼻博士吸引住了。”

“我和愛人都沒有鼻炎，但是我們知道得這個病挺遭罪的。可是我眼看著一個個試用的患者十分鐘就從氣都喘不出變得和沒事人一樣，真是對這機器的功能佩服的不行。我先問蔡總要了產品資質文件，好家伙！一厚摞文件，從ISO認證到3C認證甚至出口認證啥都有！我又去拿了臺樣機看，做工好得不得了，接口處光滑不說，整體的手感和質感更好，說這機器是進口貨，我肯定信。”談到與鼻博士第一次“見面”，孟德剛的臉上滿是興奮和幸福。

“我當時就拿著一個鼻博士不放手，有點愛不釋手了。”孟德剛不好意思地笑著說：“后來這位李經理提醒我，說還有很多人在等著試用，我才把機器給她。當時我和太太一商量，啥也別說了，這么好的醫療器械，能碰上就是咱的緣分啊！”

可是問題卻出現了――鼻博士在濟南市已經有了商（詳見本刊2011年第九期），這可咋辦呢？

好產品還能沒市場？市場不會等咱們，機會要是錯過可就沒了！孟德剛在得知臨沂沒有商后，立刻打電話給臨沂的朋友，開始聯系藥店、醫院、辦公用房……

“朋友聽我說完，問我，老孟你發燒了吧？這么急干啥，這不像你做事的風格呀。我告訴他說，這樣的好項目換成是你，你也一樣急著去干，時間不等人，萬一臨沂和山東別的城市的權又被人搶在我前面簽了，難道叫我跑到河北去做鼻博士？”孟德剛如是說。

療效高服務好廣告拉動到位

一站式服務讓加盟商穩賺錢

山東淄博的張俊是個做事相當精明的人。在加盟鼻博士之前，張俊搞過水果批發，做過服飾類生意，即便是在經濟形勢不佳的時候，他的店面總能維持生意，不會賠錢。比如在去年，為了清理庫存和拉動人氣，張俊賠著本甩掉一批廣州進的尾貨，既招徠了許多回頭客，又及時清理了庫存，倆月出入賬一抵消，算算還賺了7000多元。

精明的張俊，在經營上生財有道不說，在選項上更是慧眼獨到。

“我選項可能和一般人不太一樣，我有我自己的一套。”張俊毫不客氣地對記者說：“我要考察的東西很全面，缺一不可。”

“首先產品必需要好，產品不好我拿什么賺錢？另外廠家的后續服務必需到位，我一交錢做了，就什么保障都沒有了，叫我去孤軍奮戰可不行。”張俊說：“再就是廠家的實力要足夠強。沒實力的小廠家，我不會合作的。你想啊，廣告什么的都沒有，咱們經營起來得多費勁？”

記者采訪過的加盟商不下百人，但像張俊這樣不但對廠家要求苛刻，而且說話直來直去毫不避諱的還是頭一次遇見。那么鼻博士又是靠什么，打動了如此挑剔的張俊的呢？

張俊告訴記者，鼻博士有專利，有國家二類醫療器械準字批號，他已經在網上查過，產品功效完全過關；鼻博士有出口資質，而且能夠獲得歐洲、美國雙料出口資質，產品質量也完全過關；鼻博士的協議中明確規定，簽約后，廠家派遣專人到店指導營銷、而且以后會及時更新培訓內容，服務無可挑剔；最難得的，是鼻博士不僅在《商界》、《現代營銷》、《齊魯晚報》、《大河報》等多家平面媒體進行宣傳，還在網上有專門的招商網站，2012年還將進一步拓展電視廣告業務，這樣的宣傳力度，充分證明了企業的視力雄厚，有這樣的宣傳拉動，經銷商運作起來一定非常輕松。更令他感到滿意的，是他不只是能做鼻博士一種產品，還同時也成為了萬克醫藥的商！

雖然張俊以前從事的行業和醫療器械一點關系都沒有，但是他對自己的選擇倍感滿意。他說：“鼻博士和萬克利潤空間都很大，雖然我做醫藥不專業，但是我銷售經驗很豐富。而且，鼻博士盒萬克都是可以在藥店出售的，有這樣的產品做宣傳，既提高產品知名度又提高藥店知名度，藥店會很愿意和我們合作，再加上區域保護政策和專人營銷指導，鋪貨渠道應該非常廣，所以我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花一份錢做倆項目，你說我是不是生意還沒開張就先賺了一筆？”

生產廠址：武漢光谷大道特一號國際企業中心

招商總部：山東省濰坊市奎文區金融街

電話：0536-8229803 18660699736

18660699739

第7篇：向國旗致敬范文

張曉強對記者說，“總理在夏季達沃斯論壇與企業家互動時談到，我們保持基本政策穩定，同時采取有針對性的調控措施、深化改革，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后，在7、8月份，經濟企穩向好的態勢已經出現。”針對此前外界一些對中國經濟增長形勢的質疑，張曉強認為，中國在今后一定時期內保持中高速增長的條件是完全具備的。中國的經濟基礎、產業結構、科技水平都在逐步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更加完善，企業核心競爭力也在不斷提升。通過轉方式、更加注重擴大內需，隨著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縮小城鄉差距的努力，內需潛力會不斷得到釋放，這些都將支持中國經濟長期中高速增長。

中國經濟正處在由數量增長向質量增長的轉型期，要在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上下更大的工夫。經過30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總量已經很大，由此也帶來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區域、城鄉發展差距仍然比較大。這一系列問題也要求我們把更大的精力放在結構調整，優化提升核心競爭力和發展質量方面，同時也為改革留出更多空間。

“創新驅動既包括體制機制創新，也包括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組織模式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從體制機制創新來講，中國進入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關鍵在改革。”張曉強表示，經濟體制改革，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減少和取消投資項目的核準審批、經營許可資質認證等工作，激發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活力。同時，還要重視多種所有制共同發揮作用：國有企業要朝著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改革，增強核心競爭力，同時也要進一步調動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積極性。要發揮價格機制對促進節約資源、促進科技創新的作用。金融、財稅領域也要進一步深化改革。

關于城鎮化在中國的發展，十報告指出，城鎮化“既是我們實現現代化的歷史必由之路，也是擴大內需最大的潛力所在”。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現在強調有質量的城鎮化。推進這樣的城鎮化需要科學規劃，需要體現“綠色、集約、智能、低碳”等重要內涵。這樣的城鎮化不是簡單的圈地和蓋樓，而是以人為本、高質量的城鎮化。“我們的城鎮化水平與亞洲國家相比都還有一定差距，與發達國家比差距更大。要達到現代化水平，還有20多個百分點，再加上我們十幾億人口的巨大基數，可以想象需求和發展的空間是巨大的。”

第8篇：向國旗致敬范文

一、財務危機預警的相關概念

(一) 財務危機預警的概念

一般來說，所謂的財務危機預警指的是以財務會計中提供的會計信息作為基礎，借助于設置與觀察的手段，來分析一些企業發展中的敏感性預警指標發生的變化，來對企業可能或者是財務危機做實時的監控與財務預測警報。

(二) 財務危機預警分析方法

企業財務危機預警的定性分析方法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形式：標準化調查法、流程圖分析法、管理評分法、四階段癥狀分析法、三個月資金周轉表分析法等等。以企業的四階段癥狀分析法來說，主要論述的制造業企業的財務危機的爆發是逐步惡化的。因此，根據制造業企業的日常生產與發展的狀況來看，就可以大概將其財務危機預警分為潛伏期、發作期、惡化期、實現期等四個階段，且每個階段都有自身的特點。通過對四個階段進行分析，企業可以及時的采取針對性的措施，從而避免企業朝著更加惡化的方向發展。

從企業財務危機預警的定量分析方法來說，定量分析方法主要指的是用企業的相關財務指標作為基礎的比率來進行分析的一種方法，是企業財務狀況量化的一種表現。在研究中發現，企業的財務危機是一種從量變到質量的過程，而這種過程變化主要是由企業的財務指標的變化來反映的。根據國內外相關的理論來看，財務危機預警的定量分析方法主要有單變量判別模型、人工神經網絡模型、多變量判別模型等等。

二、制造業財務危機預警出現的成因

(一) 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不再明顯

從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優勢一直是我國地區或者企業吸引投資的因素，也是我國制造業與其他國家制造業相互競爭的有力優勢。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由于多種因素的制約，如我國政府上調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了低收入階層的勞動報酬等政策的頒布以及出現的民工荒問題等，使得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供需之間出現不協調，提高了制造業企業的人工成本，也壓縮了企業的利潤增長空間。除外，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展現出更具有優勢的勞動力，使得一些跨國企業降低了對我國一些制造業的需求，如服裝業的采購需求，并將加工的環節轉移到了其他國家，從而影響了我國制造業企業的發展，進而影響到企業財務狀況。

(二) 產業的集中度較低、規模效益不高

所謂的規模效益指的是在企業規模擴大的情形下，企業生產的平均成本以及它的經營費用會得到降低，從而能夠提高競爭的優勢。而產業發展的集中程度越高，就能夠提升企業的規模效益。一般來說，制造業是最能夠反映出規模效益的一個產業。但是，從我國的發展來看，在部分的制造業企業中，尚未形成具有技術化、專業化協作配套的生產格局，就無法顯示出制造業企業的規模效益，在市場競爭中就會處在一個較為不利的地位，從而加大了財務風險發生的可能性。

(三) 資源、能源等消耗大

就當前來說，許多的制造業企業需要消耗大量的礦產資源與能源資源，再加上由于技術水平的限制，在生產過程中，資源與能源的消耗量大，且環境污染嚴重。而資源、能源等的消耗大，需求就增加，一些制造業企業為了維護企業的正常發展，會擴大進口能源的比例。但是，由于國際市場發展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匯率的影響以及資源、能源價格等的增加，反而會成為影響制造企業經營成本的最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其財務風險，增加財務危機發生的概率。

三、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的模型選擇

為了進一步解決制造業企業的財務危機，可以通過構建財務危機預警的模型來分析其財務狀況，能夠對制造業企業可能存在的財務風險提前做出預警，來提高風險規避的能力。而所謂的單變量判定模型也被稱之為一元判定模型。換個角度說，就是分析企業的財務報告，用其中單一的個別財務比率來預測財務危機出現的可能性的一個模型。企業采用單變量模型，需要選擇適合的財務比率來作為建模的樣本，并且進行排序，接著再利用多選取的樣本進行分析，得出一個判別閾值點，再利用閾值進行檢驗。

而其選擇的財務比率，既可以是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總資產收益率等等，從而來分析企業的財務狀況，進而提高對財務危機出現的預警能力，從而有利于促進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四、制造業企業提高財務預警能力的方法

(一) 選擇合適的模型分析法

我國制造業企業在發展中，會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而為了進一步提高其風險規避的能力，促進企業的長久發展，制造業企業需要完善自身的內部管理與內部控制制度，特別是財務管理制度，提高企業的會計核算水平，分析企業經營發展的財務指標，并根據企業自身的發展狀況，選擇適合自身發展的財務危機預警模型，如單變量模型、Z 值分析判別模型、F 分數模型等等，來提高財務危機的預警能力，以實現企業的正常發展。

(二) 完善制造業企業的內部控制制度

對于制造業企業而言，內部控制和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與企業的發展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為了進一步提高企業財務預警的能力，就需要從制度入手，使各項活動的開展能夠滿足規范性的要求，保障各項工作能夠順利的開展。并且，還要轉變傳統的財務管理的模式，提高企業會計核算與處理的水平，提高財務管理的效率，從而避免財務風險出現的概率。同時，制造業企業還可以建立健全財務風險預警體系，提高對財務數據的分析能力，從對財務數據的分析來挖掘出可能存在的財務風險，并及時的提出防治的措施，從而提高企業的危機預警能力。

第9篇：向國旗致敬范文

[關鍵詞] 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機制 利益群體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8)2-0095-05

從政治學到經濟學：IPE轉型的背景思考

國際政治經濟學誕生之初，有著明顯的政治學背景。按照海倫?米爾納的總結，20世紀60―70年代誕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為的是向傳統國際關系研究提出挑戰[2]。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在兩方面做出了貢獻：

首先，提出了經濟問題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性。區別于傳統政治學所主張的、權力政治的核心是軍事的觀點，基歐漢和奈認為，在相互依存的國際環境下，軍事力量并不總是被當作一個國家反對另一個國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權力的來源問題。金德爾伯格和吉爾平的霸權穩定論[4]認為，70年代世界經濟的蕭條與美國霸權的衰退有關，這一分析為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轉化搭建了渠道；而蘇珊?斯特蘭奇的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5]，則建立權力結構模型，進一步探討經濟要素與權力要素之間的聯系。此外，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分析世界機制與權力的關系，如依附理論提出“中心”與“邊緣”的概念，分析資本主義體系“不等價交換”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6]；還有學者從國際機制的角度，分析跨國公司及區域制度如何對民族國家施加重要影響[7]。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把經濟要素作為分析變量引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經濟的關聯性。但是，無論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論、依附論或權力結構論，都以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對立為前提，學者們重視的是政治和經濟之間此消彼長的轉換關系，而缺少對政治和經濟互動關系的研究。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經濟視角，在這一階段開始有所體現。這一視角側重國際力量(主要是國際經濟力量)與國內政治的相互關系。這一視角認為，國際經濟環境是國家政策變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國際經濟制度對國內政治存在著重要影響。早在1972年，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就在《跨國關系和世界政治藝術》中指出了跨國關系和跨國行為體對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贊斯坦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8]中，把國際力量和國內政治結構結合起來。卡贊斯坦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他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奠定了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9]

不過，70年代開始出現的轉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漸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經濟學的慣性力量，作為國際關系學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幾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羅伯特?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便是以IR的三個研究范式――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為IPE分類。盡管這一分類方法使得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系學的研究順利接軌，但同時也限制了學者們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則在于，整個七八十年代，國際環境的現實并沒有發生巨大變化。蘇聯的解體和全球化浪潮的興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蘇聯的解體，使得傳統的權力政治學、霸權穩定論逐漸失去了意義，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論的解釋力日漸蒼白。

國際體系的經濟權力分布、國際機制對國際環境的挑戰，要求政治學者們必須傾注更多的精力關注經濟領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IPE逐漸擺脫IR研究視角的束縛，而開始走上自身發展的路徑。

9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

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際關系現實對IPE最直接的挑戰，就是國際經濟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全球化產生了國際關系領域的開放經濟政治(OEP)問題，除了發達國家通過國際機制進一步確保全球統一的開放市場之外，游離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提出了加入這一體系的要求。而研究開放經濟政治，必須了解國內集團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質利益(偏好)，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機制所加強的。這一問題涉及到兩個研究方向：首先是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的互動；其次是制度與利益的互動。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發生的轉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經濟學理論，研究不同行為主體的經濟利益如何影響其政策選擇。這一時期的IPE研究，可以通過多種分類方法來概括。除了麗薩?馬丁所提出的立體2x2框架之外，海倫?米爾納從研究議題的角度對IPE的成果進行了歸類[11]，同樣擺脫了早期單純研究政治與經濟相互轉換關系的窠臼，體現出IPE學者從政治與經濟、國內與國際互動的角度進行思考。因此，如果對90年代以來的IPE理論進行作簡單分類的話，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經濟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內因研究(國內政治制度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以及內外結合研究(國際和國內行為的政策選擇)這三類。

1.外力研究――全球經濟的國內政治后果

90年代以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國際層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學視角影響下的早期IPE學者們，按照體系論把國際和國內分為兩個層次，國際層次孤立于國內層次之外，并被視作后者的結果。而在經濟學視角影響下的IPE學者們，把國際經濟體系看成國內政治變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總的來說，外力對國內政治的影響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為兩個方向。一類把國際市場一體化視作獨立力量。國際市場一體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務貿易、生產的多國化以及金融資本流動”[9]，按照蘇珊?斯特蘭奇的分析，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是權力的來源，全球化的這三個特征正好具備權力轉換的要素。在這一思路下，羅戈斯基提出國際貿易的變化影響國內政治聯盟與分裂的假說[10]。他通過斯托珀-薩繆爾森模型分析指出，擴大貿易開放會增加國內豐富要素持有者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當國際貿易收縮時，獲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長正好相反[11]。具體而言，國際貿易與國內政治聯盟的關系是：一個國家的某種(或某幾種)資源如果多于其他國家，就具有競爭優勢，擴大的國際貿易能使該資源的擁有者獲利較多，他們在政治上組織起來支持自由貿易；反之，掌握該資源的政治力量會傾向于貿易保護。

第二個方向是研究國際規則和條例的制度性力量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國際規則通常被定義為“一系列用來界定權力和義務的行為標準”[12]。90年代中后期開始加強的全球化，使得國際組織、跨國企業等跨國行為體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編的《跨國關系找回來》[13]一書，正是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歐漢和海倫?米爾納主編的《國際化與國內政治》一書則提出，國際力量通過“創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4]這三種途徑影響國內政治。

2.內因研究――國內利益群體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

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因襲古勒維奇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與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內因的時候，學者們同樣從聯系價格和國內制度兩方面探討國內利益群體[15]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國際經濟一體化改變了國內政治行為體和社會行為體的機會成本，這些理性的國內行為體在全球經濟條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聯盟，從而影響了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選擇。

由內而外的思路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國內力量對國際力量存在“過濾”作用，而包括利益群體、國內政治結構等在內的中介環節是重要因素[16]；②國內力量的作用條件在于國內制度的變革。制度因素能減少或增加國際力量的影響力[17]，強政府-弱社會的國家與弱政府-強社會的國家可能接受國際力量影響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國內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變社會行為體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機構、執政黨、官僚或立法機構都是IPE學者關注的行為體。特定的對外經濟政策，總是使不同的國內行為體遭受不同程度的損益。行為體基于利益而重新結盟，改變或影響政策選擇，對國家政治產生重要的影響。

3.內外結合的研究思路――國際國內行為體的政策選擇

除了上述由外而內和由內而外的兩種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還出現了第三種思路：從國內力量和國外力量的互動入手，分析內外結合的交互影響。不過，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顯著進展的，只有普特南的雙層博弈理論[20]。

普特南建立了一個以國家談判者為核心，以獲勝集合為主要概念的理論框架。他認為，在國際談判的同時，國內層面也在進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決定了國內支持程度――國內層次上支持者的權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聯盟；國內政治制度；國際層次談判者的戰略。因此，國際經濟是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時與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兩股力量進行博弈的結果。總的來說，雙層博弈理論初步確立了國內與國際交互聯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國際合作的國內政治經濟基礎思想。不過，這一理論所提供的只是簡單的分析，與貿易、經濟聯盟等IPE理論之間也缺乏直接可轉換的橋梁。

對IPE理論轉型的幾點評價

理論總是希望對現實世界的現象做出解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學者們從不同的路徑去解釋國際現象。90年代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發展，促使IPE發生了從政治學視角到經濟學視角的巨大轉型。國際化所導致的學術領域研究視角的轉型，具有深遠的意義。

首先，確立了研究范式的獨立地位。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個相對年輕的研究領域。盡管在20世紀70年代IPE已經被確認為一個學科，但因為脫胎于國際關系學，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都繼承自國際關系學領域。自從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引入中國之后，中國的IPE學者也以此確立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框架[21]。盡管這一框架具有簡潔、實用的特色，而且與IR一脈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這一框架使得許多IPE的研究成果無法納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維奇的“顛倒的第二種設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維奇的理論被歸類入“”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維奇提出了行為體的“物質利益”概念。

從90年代開始，有關經濟利益、貿易政策的研究越來越多地出現在IPE理論中。IPE學者認識到，必須更關注經濟領域；而經濟學者也發現，研究經濟政策必須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領域，取得了相對獨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邊界。學者們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議題也都屬于國際關系領域。海倫?米爾納歸納當時的IPE課題為[23]：①國家權力機關對經濟工具的使用(相對于軍事手段)；②霸權穩定和美國的衰落；③國內政治的角色；④依存與發展理論；⑤國際機制的重要性。而隨著90年代IPE的轉型，學術研究的邊界不斷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個和第二個課題的研究熱情逐漸衰退，第三個課題被拓展為“政治因素與經濟發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國際機制則逐漸成為最重要的IPE研究內容之一。盡管對一些學者來說，早期的五個議題依舊具有長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熱點，事實上已經拓展為分析國際與國內層面的制度利益，這就為形成新的政治經濟理論范式打下了基礎。

第三，需要進一步為打破研究壁壘而努力。不過，總的來說，盡管90年代以來的IPE轉型無論從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內容上都出現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簡潔的研究框架指導的情況下，IPE的研究出現了多個“理論孤島”。經濟學家用政治學例子來驗證自己的理論，政治學家用經濟學模型來分析行為體利益，斯托珀-薩繆爾森模型和李嘉圖-維納模型之間的爭論便在此例。前者認為要素是可流動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動，兩種不同的模型預測了不同的聯盟模式和貿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來IPE理論轉型所帶來的思考是，如何打破這些理論孤島，為將不同研究路徑的理論連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加強國際與國際層面互動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與制度分析之間的壁壘，而使之出現可溝通的橋梁。

注釋：

[1]蘇長和.跨國關系與國內政治：導讀//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羅伯特?基歐漢.權力與相互依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

[5]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第二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轉引自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結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書中考察了跨國性規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利益集團對國內結構變遷的重要意義，并指出了跨國行為體影響國家政策的兩個中間變量――國內結構和國際制度。國內結構決定了跨國行為體參與政治系統并且組建政治聯盟來改變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國際制度的力量則受到雙邊協議、多邊機制以及國際組織的約束。見：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歐漢和米爾納通過對工業化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比較分析，考察了國際貿易和流動國際資本市場的擴張所形成的跨國經濟力量。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結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約翰?魯杰就提出，被體系理論所忽略的國內社會力量是研究國際經濟秩序變遷時不可忽視的變量。見：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發現，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完全取決于美國國內兩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國務院和美聯儲為代表的國際主義勢力及其背后的華爾街大金融集團和出口產業，另一股是以商務部和國會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勢力及其背后遭到國際競爭威脅的制造業。前者要求擴大國際參與，承擔國際責任；后者要求國內利益有限，堅持孤立主義。見：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魯?考太爾和詹姆斯?戴維斯沿襲古勒維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環節的分析方法，分析國內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確立國際力量的影響。他們所引入的中介環節包括行為體對國際制度的信仰、行為體的利益、國內政治結構等。見：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這些學者把總統制、議會制等比較政治學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對外經濟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萊博朗(Leblang)對匯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這種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羅納德?羅戈斯基.國際經濟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分析性綜述//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認為，在國家層次上，國內集團為了促使政府采納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對政府施壓以尋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則通過在這些集團中建立聯盟以保證權力。在國際層次上，一國政府會最大化自身滿足國內壓力的能力，同時最小化對外國發展的不利影響。只要國家是相互依賴并且是的，中央政策決策者就不能忽視這兩個層次博弈中的任何一個。見：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21]吉爾平從IR的研究范式出發，概括的IPE三種研究范式――以霸權穩定論為代表的現實主義、以相互以來理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以依附論為代表的――至今仍是國內政治經濟學教材的經典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