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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環境法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環境問題的現代性將環境立法置身于復雜情境之中，環境法的“軟化”正是立法上對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的必要應對。環境法的軟化具體表現為：法律規范的強制性讓步于寬泛和靈活性的要求，框架性和指導性的規范內容增多，行政機關被賦予廣泛的環境管理職能和行政裁量權。在環境立法的“軟化”趨勢中，協商合意日漸成為環境行政的主題詞。

一、從框架性環境立法說起

在國內環境法討論中，經常可以聽到關于我國環境立法“過于原則和抽象，不易操作”的批評之聲，并將之歸因為我國立法機關過于強調立法“宜粗不宜細”的原則。

這一歸因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就環境立法領域而言，“宜粗不宜細”原則未必是唯一的、甚或主要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不存在該原則的指導，環境立法同樣可能保有抽象、概括和靈活的特點。這既是一個顯著的事實，同時也可能是立法技術處理的一種必需——事實上，已經有文獻指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各國環境管理最顯著的發展在于框架性結構環境法律的出現。框架性立法通常重視環境管理的總體目標和原則的確立，合理的機構設置，環境政策的總體框架和規劃等問題，有利于為解決環境問題提供一個概括、廣泛而靈活的法律框架，同時，也留下了可操作性的質疑。

二、環境問題的現代性與框架性環境立法

那么，作為環境問題的立法應對，框架性立法是否可以避免？這得從環境問題的現代性本質說起。對于環境問題的產生原因，有的將之歸為人口增長；有的歸為生活富裕；有的抱怨人的內在進取性；神父抱怨各種贏利，歷史學家抱怨教會，政治家歸罪于技術，環境主義者歸罪于政治家們或者資本主義，還有個別觀察家歸罪于每個人自身。[3]在所有這些原因的背后，我們注意到，現代化仍然難脫其咎。

在加拿大社會學學者大衛·萊昂（DavidLyon）的著述中，現代化是一種與技術導向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演進方式的概括，而現代性，則是那些演進所積累的結果。正如許多學者和思想家所看到的，現代性成功地開創了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導致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遷，但同時它也生產出否定和對抗自身的條件。現代性是一柄雙刃劍，一面是技術進步、經濟發展、人口增加，工業化和城市化；另一面的陰暗中，除了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背后的暴力、壓迫和剝削；杜爾凱姆指出的混亂和迷失；韋伯指出的官僚制鐵籠的奴役，齊美爾筆下的陌生人社會等等以外，還有日亦凸現的環境危機。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公害事件的發生，往往與工業化快速發展如影相隨。不少城市居民突然發現自己籠罩在光化學煙霧中；農民對有毒的殺蟲劑憂心忡忡；一些人抗議原子彈和核電站的射塵威脅；另一些人則遭受著體內高水準的鉛或汞引起的痛苦。工業革命發源地英國和工業化快速發展國家日本、美國等國頻頻發生的公害事件，一件比一件讓人觸目驚心。在當今經濟發展已經駛入快車道的中國，水問題已經相當突出：在中國617個城市中，近300個城市面臨水資源匱乏（應當附帶說明的是，這種匱乏并非水資源總量的匱乏，而是水資源的可用性和安全性的匱乏）；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中國主要河流5萬公里長，已經有80％的河段由于污染不適合魚類生長。由此可見，環境問題從一開始就作為現代化的副產品呈現于世，其本質是現代性的問題。

環境問題的現代性本質首先決定了其矛盾的社會屬性。用社會學的語言表達，矛盾性是“將某一客體或事件歸類于一種以上的范疇的可能性，是一種語言特有的無序，是語言應該發揮的命名（分隔）功能的喪失”。在鮑曼那里，矛盾性和秩序都是現代實踐的產物，現代實踐的出發點是要追求秩序，消除矛盾，然而矛盾性卻在現代權力的每一次勝利中不斷強壯。現代性的這一性狀在環境問題上得到充分的體現——我們不難注意到，環境問題往往當前性和滯后性并存，廣域性和區域性共在，與經濟開發活動相生相克，依賴技術處理的同時卻又纏繞于技術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

環境問題的現代性還意味著環境問題與風險性密切相關。根據著名社會學家貝克（UlrichBeck）的風險社會理論，我們正處在從古典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的轉型過程中，風險性和不確定性是這一過程中的標志性概念。從近年國際國內因溫室氣體削減、瘋牛病、禽流感、致癌物質等諸多環境風險而產生的緊張和沖突來看，各國政府機關在進行環境風險管制時，都不可避免地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擔負著效率、回應和前瞻使命的公共機構，究竟如何在浩瀚的風險海洋中甄別應當予以管制的環境風險，并選擇明智合理且卓有成效的控制手段呢？不管是環境經濟學、環境管理學還是環境法學，回答這些問題都無法繞開風險評估的環節，并且在這個問題上都極易陷入不確定性的泥潭。

上述環境問題的風險性、矛盾性的社會屬性決定了環境問題注定了屬于復雜性問題。復雜性意味著非線性、不確定和偶然因素的大量存在，以及人類面對復雜系統的無知。早在20世紀70年代，康芒納即向人們揭示，人口、富裕和技術，都在加劇環境危機。這三個因素并非各自靜止存在、單獨對環境發生作用，而是變動不居，交互作用，以乘積而非簡單相加的方式促使污染增長。現代工業化的社會中存在著大量的形形的中心，有著不同的規模和特征，從人口密集的城市到人口相對稀少的村莊，生活其中的人們可能都在追求不同合作或沖突的利益。工商業發展、貨物流通和服務、交通聯系、生活方式選擇，各自以不均衡的方式作用于各種環境媒介，構成異常復雜的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我們很難真正了解所有這些作用元素相互之間的關聯性。

了解到自然和社會的這種復雜性和非線性特征，對于環境風險的控制無疑是必要的。至少，需要人們借此反思傳統的線性思維和行為模式，對某一事件或結果事先放棄簡單、唯一的因果論。克勞斯·邁因策爾指出，物理的、社會的和精神的實在都是非線性的和復雜的，因此應當注意我們的行為的嚴重后果。在一個非線性的復雜的現實中，線性思維是危險的。我們需要一個生態學和經濟學之間有著良好均衡的復雜系統。這要求我們在反思慣有的線性思維方式的基礎上，探索對復雜性和非線性的環境問題的管理和控制方式。

三、環境立法“軟化”的具體表現

從立法實踐來看，環境法的“軟化”正是立法上對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的應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環境法律規范不約而同地體現出這樣一種趨勢。

第一，法律規范的強制性讓步于寬泛和靈活性的要求，框架性和指導性的規范內容增多。如日本環境法中大量存在的有關公害防止的事業法的規定、有關行政指導和公害防止協議的規定；我國的《環境保護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的規定都明顯具有“軟法”的特點。

原田尚彥指出，如果公害控制只是規定嚴格義務，很多情況下很難達到目的，不少情況下需要參考地方的自然社會條件、產業特點，依靠行政指導、企業合作，適宜地找出切實可行的對策。在日本的公害控制實踐中，依靠法令和條例的權力性限制不過是極小部分，大多數都是通過行政指導、締結公害防止協定等多種非權力性行政手段的實施才有效地得以實現。

第二，行政機關被賦予廣泛的環境管理職能。環境問題的現代性不僅僅決定了框架性環境立法在所難免，其所包含的廣域性、滯后性和公共性因素還決定了環境損害的事后私法救濟無力，環境問題更多地依賴于環境行政措施解決。在日本，大多數公害受害者不愿通過需要嚴格的程序、耗費錢力的裁判程序，而希望通過行政機關的專門知識和作為公共機關的信譽、有時依靠其政治力量，使問題簡易迅速而且廉價地得到解決。學者因而總結，環境行政的必要性在于：在具有復合性、廣域性的產業公害和城市公害的情形下，通常原因發生者、受害者都是不特定且多數的，基于以個人主義法理為依據的過失責任主義的私法解決辦法有其限度，人們認為需要行政措施；司法救濟原則上是事后救濟，而且以金錢賠償損害。因此，作為對人身生命、自然環境的侵害救濟，是不充分的；通過訴訟謀求解決，需要花費時間，而且對違法性和因果關系作出立證，困難很多；此外，行政施行的各種事業，有時甚至會構成環境破壞的原因。[10]類似的情形在美國同樣存在：法院職能的局限性，以及訴訟和訴訟制度的局限性（訴訟的個別、偶然性、抗辯制的對抗性、舉證障礙、侵權法救濟不足、以及訴訟代價高昂）都限制了通過司法途徑控制環境危機的有效性。由于環境危機的廣泛性和深刻性，控制和消除環境危機成為美國聯邦和各州行政部門的職能。法院在控制環境污染或環境危機方面雖然能夠發揮一定作用，但是這種作用同行政部門的規劃和計劃職能和日常管理職能的作用相比就是次要的了。只有全面、系統和持續的控制才能有效地控制環境危機，而這種全面、系統、日常和持續的控制只有通過行政部門的日常管理活動才能實現。[11]此外，現代環境法中實踐風險預防原則（或理念）也十分需要行政機關的事前介入。典型的環境預防措施如環境政策以及環境行政計劃。[12]因而，環境法律規范的內容側重于規定環境管制體制、措施以及相關責任，主要為環境行政提供依據并進行必要的指導和制約，對環境行政手段十分倚重。

第三，行政機關被賦予廣泛的裁量權。由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環境法律規范的框架化、不確定性和不完備性凸現，環境法倚重行政措施勝過司法措施，環境行政機關的裁量自由得到彰顯。這既是社會環境的客觀需要，也是立法技術上的一種必要處理。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由于現代社會變遷迅速、復雜，現代行政范圍大、技術性高，造成了立法機關面臨立法技術和價值選擇的困難，基于靈活性、機動性、專業性和實驗性的考慮，立法機關授予行政機關廣泛的裁量權。[13]美國學者斯圖爾特（RichardB.Stewart）指出，行政裁量權的產生不外乎以下三個原因：第一，立法機關明確授權行政機關在特定領域內享有完全自由的選擇權；第二，由于制定法的含糊、概括或模棱兩可而導致行政機關裁量權的客觀存在；第三，由于立法機關排除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而產生事實上的裁量權。①具體到環境行政領域，由于其相對于其他的管制領域尤為復雜，其所具有的科技關聯、廣度利益沖突、隔代平衡以及國際關聯特點，[14]同時意味著環境問題的處理對專業行政機關和專業行政人員的高度依賴。單就環境標準一項來說，由立法機關直接制定各類排放標準和環境質量標準是不可想象的，只可能由專業機關利用其專門知識識別污染物，并根據污染物對環境的影響以及管制污染物可能對經濟的影響而確定執行標準。美國有學者指出：盡管在理論上，空氣污染和水污染問題完全可能通過由法院實施的私人責任規則而得到解決，但是，該方案實行之中的困難和缺陷已經使得負責的觀察者贊同集中化、專門化的行政自由裁量權，認為其是處理環境問題過程中的一個必要因素。[15]

在復雜的環境問題面前，環境行政裁量權的產生在所難免，不同法治背景中存在的只是環境行政裁量權的行使方式，以及對環境行政裁量權的約束方式和程度的區別。不過，這一點在環境立法中有時難免被忽略，如我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暫行條例》顯然就沒有意識到保留必要裁量空間的意義，以行政法規的方式對“2000年實現淮河水體變清”的目標予以明確確認，雖然實現了法規的明確化要求，但是這一規定實質上存在著對裁量權不適當的限縮，存在管制過度的缺陷，排除了具體執法部門對于淮河治污目標再行調節的靈活性。

第2篇：環境法論文范文

關鍵詞：風險預防原則國際環境法國際習慣法成本——效益分析

一、風險預防原則概述

在現代社會中，經濟水平日益騰飛，社會生活日益復雜化，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可是這些都并不能否認我們每天處在一個無法衡量風險系數的社會環境中的社會現實。從非典到H1N1，從汶川地震到玉樹地震……這些都一直在告訴我們，風險是時刻存在的。

論文百事通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越來越復雜，大自然的無情和新技術的適用都給人類帶來潛在的風險。如何應對各種天災或者人禍造成的風險，是人類社會無法回避的問題。在合理的成本基礎上預先防范風險成為當今許多政府的必然選擇，法律意義上的風險預防原則也隨之而生。

風險預防原則最早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德國環境法中“vorsorgepnnzip”這一概念，并逐漸發展到區域環境條約中，如1984年的第二屆國際北海保護會議中發表的《倫敦宣言》就對風險預防原則進行了系統的論述：“為保護北海免受最危險物質的有害影響，即使沒有絕對明確的科學證據證明因果關系，也應采取風險預防措施以控制此類物質的進入，這是必要的”。《倫敦宣言》也就因此而成為第一個明確闡釋風險預防原則的國際文件。

對于風險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principle）的完整定義在國際習慣法上尚無確定的表述。但是諸多學者均把《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中的第15項原則作為其較為權威的表述，即“為了保護環境，各個國家應該根據各自的能力將風險預防方法廣泛運用。只要存在嚴重的威脅或者不可逆轉的損害，缺乏充分的科學確定性就不能被作為一個原因來推遲采取阻止環境退化的成本—效益措施”。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在其來自l998年《溫斯布萊德共同宣言》：當一項活動對人體的健康或者環境產生危害的威脅時，即使有些因果關系沒有得到科學上的充分確定，也應當采取風險預防的措施。在這種情況下，應當由活動的支持者而非公眾承擔證明責任。在其他國際條約中也還有諸多關于風險預防原則的表述，例如《聯合國世界自然》中規定：“當潛在的不利影響為充分了解時，活動不應進行”；《生物多樣性公約》中的前言部分論述到：“當存在著生物多樣性大量減少或喪失的威脅時，缺乏足夠的科學論證不應被用來當作阻止‘采取措施來避免或最小化這種威脅’的理由……”；其他還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赫爾辛基公約》等等，數不勝數。這些定義都大同小異，均旨在表述：科學并不能永遠扮演提供第一手信息資料以有效保護環境的角色，過度依賴科學證據可能會導致環境保護措施緩不救急，甚至適得其反。所以在科學上的依據尚未充分時，也應當適時采取一些預防措施，以免危害的發生或者擴大。因而，風險預防原則便是要求在環境和資源決策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到那些明顯的確定的危險，而且對那些較小的缺乏科學確定性的負面影響也應謹慎處之。

雖然說風險預防原則是國際環境法中最具創新性和影響力的一項原則，并且在諸多國際條約中都有其存在的影子，對此有學者評論到：“1990年以后的國際環境法文件幾乎都采納了風險預防原則。”可是不可否認的是對于風險預防原則的確切表述還尚未形成，由于各國的立場、利益各異，國際間關于風險預防原則的定義、實質內涵、適用要件乃至其國際法地位均欠缺共識。所以，在國際上對于該原則的實際運用還存在許多需要不斷努力的空間。

二、風險預防原則的適用條件

正如前文所述，風險預防原則僅是一個大的框架體系，具體的內容還需要不斷地填充，所以在適用上還存在模糊性。為了避免由此帶來的法律裁決上的不確定或者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則，許多學者均提出了幾項在其適用過程中需要遵守的條件，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科學上的不確定性。科學的不確定性主要是指目前科學家對于人類活動對未來各種可能的情況還不能給予充分肯定，如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倍增后的全球與地區效果、轉基因產品對人類健康的影響等，都屬于科學的不確定性問題。風險預防原則的前提是存在科學的不確定性，也就是對某種活動或事物的危險或損害沒有科學上的肯定性結論。鑒于這種危險的可能存在，我們理所應當采取有效措施來積極阻止這種危險的發生。科學上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其一，根據常理推斷，一項活動理應會造成某種環境風險或危害，只是欠缺明確的科學證據來證明該風險是否會發生；其二，某種風險將會發生或可能已經存在，但無法證明造成該風險的原因為何，即所謂的因果關系不明確。

第二，風險評估的必要進行。社會生活的復雜性決定了風險的不可避免，由此我們不得不對風險的系數值進行一定的評估，即對哪些風險應當采取必要措施進行準確的衡量。有的學者將其稱為風險閥值，也就是說在哪一個維度范圍內應當采取風險預防原則，在閥值之上的應當采取相應的措施，在閥值之下則可不作為。當然，閥值并非確定不變的，會隨著每一項活動危險性增加的來降低其系數值，即高風險低閥值。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有學者指出：對環境風險進行管理的過程中，如過度強調風險預防原則，將可能犧牲其它社會福祉，因此，如將其它社會、經濟因素納入考量，對具有科學不確定性的環境風險所采取的預防性措施，將會是一種高成本的風險管理模式。簡單來說，就是運用風險預防原則來阻止某一活動的進行時是否能產生更大的收益，包括經濟的或環境的。風險預防原則似乎是保護一種處于不利地位的情形免遭疾病、意外事故以及死亡風險，但是它是一種粗略的、有時是建立那些各個目標的不正當的方法，這不僅是因為它可能甚至已經被強制運用在某些情況下，其中，風險預防原則很可能會傷害到子孫后代，損害而非幫助那些處于不利地位的人們。對此，在《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也有所體現，其表述為：所采取的預防措施必須是符合成本效益的以符合全球的利益。由此可見，在對風險預防原則進行適用時，一定要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以確保收益大于成本。

第四，舉證責任倒置和嚴格責任原則的運用。即在對該項原則適用與否的問題上，應該由開發者負擔證明他們的行動將不會引起嚴重的或不可挽回的環境損害的舉證責任。畢竟開發者掌握著較為全面的資料信息，加之通常開發者都是社會的強勢方、經濟基礎扎實，而處于信息不對稱地位的相對人掌握的信息相對匱乏，地位相對較低且經濟基礎薄弱，故很難舉出證據支持自己的觀點。這樣一來，如果按照傳統的舉證原則，即“誰主張，誰舉證”，相對人將會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承擔敗訴的風險。所以，在適用風險預防原則的過程中應采用舉證責任倒置，有開發者承擔舉證責任，以此保護處于不利地位的相對人。也就是說，風險預防原則使環境案件的舉證責任倒置了。同時嚴格責任原則的適用保障了舉證責任的倒置，也激勵了預防可能會產生不確定的環境影響或后果的活動。

三、風險預防原則的國際法地位

目前學界對于風險預防原則的國際法地位還存在一定爭論，但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認為風險預防原則已經發展成為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第二，認為風險預防原則不是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第三，認為風險預防原則是正在形成之中的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對此，我們首先要明確究竟什么是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根據《國際法院公約》中的相關規定，國際習慣法必須滿足兩個要件：“常例”與“法律確信”。推之，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就是為各國所普遍適用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指導性的規則。

支持第一種觀點的學者認為，風險預防原則已經被諸多法律文件所援引，且法院在一些判決上已經對此加以適用，例如在“MOX核燃料廠案件”中的運用。此外，雖然說風險預防原則總某種程度上來說具有軟法的性質，但是軟法也是法律，也應該為各國所遵守，某些國家不遵守該項原則，是其不履行義務的表現，并非是該原則不具有約束力。

支持第二種觀點的學者確認為，雖然一些法律文件中對此有所表述，但是十分模糊和空洞且不具有公信力，且各國對此尚未達成一致，所以不能滿足其普遍性的要求。加之，其作為軟法不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因此，在其被完全接受之前，不宜作為指導性的規則成為判決案例的依據。

也有一些學者主張第三種觀點，即風險預防原則是正在形成中的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本文也持這種觀點。具體依據如下：

首先，從國際條約來看，《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里約宣言》、《魚類協定》等等都對此原則有所表述，但是其內容仍不統一，這對于此原則的適用必然產生不利影響。雖然國際條約是國際習慣法存在的權威證據，但是不能據此就將不具備統一性的原則援引為指導性規則，否則將造成司法的不確定性。

其次，從國際判例來看，目前對于該原則的適用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案例：“MOX核燃料廠案”、“南方藍鰭金槍魚案”、“新西蘭訴法國核試驗案”、“荷爾蒙牛肉案”、“匈牙利訴捷克蓋巴科斯夫——拉基瑪諾大壩案”。這些案件中均沒有直接表述為“風險預防原則”，而大多表述為“謹慎與慎重（prudenceandcaution）”或者“風險預防方法（approach）”。

最后，從國內立法及實踐來看，國際習慣的形成需要有足夠數量且具有統一性和一致性的國家實踐，這并不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存在如此實踐，但至少部分國家應具有此種實踐。德國和瑞士最早對風險預防原則進行了規定，隨后，澳大利亞和美國等國也對此作出相關規定，各國的司法實踐也表明，該原則正在被廣大法院運用來作為裁判的依據。

由此可見，風險預防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具備了國際習慣法基本原則的要求，但是由于尚未達成共識導致把其直接歸入為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過于草率，并且其還有一些不夠完善的地方尚需各國統一，所以將其認定為正在形成中的國際習慣法基本原則最具有合理性。

四、發展中國家在風險預防原則之下的“窘境”

從表面上來看，無疑風險預防原則起到預防性的作用，減少了一些危險發生的可能性。可是由于該原則在適用上的不確定性等相關因素，可能導致處于不利國際環境中的發展中國家會因此而遭受發達國家的壓制。主要表現為：

第一，科學上的不確定成為借口。由于人類認知的有限性，對于社會上的每一件事物不可能達到完全的了解，不確定性不可能從我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而且不確定性都是主觀的評判。對于未來的決定，無論其大小，常常不得不在缺乏確定性的情況下做出。一直等到不確定性完全消除才做決定，實際是對現狀的含蓄支持．或是維持現狀的一個借口。風險預防原則就可能成為這樣的借口。加之，發展中國家的財力、物力均不能與發展中國家堪比，所以該原則很可能成為發達國家阻止某些措施實施的借口。

第二，貿易保護主義滋生。在國際貿易中，由于發達國家設置的高壁壘，發展中國家一直都處于較為不利的地位。如果加之風險預防原則的濫用，必然會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在WTO的荷爾蒙案例中，美國認為歐盟有阻止海外進口的傾向，因為歐盟禁止牛肉進口，原因只是基于對牛飼料中荷爾蒙含量的擔心，而這種擔心又缺乏足夠的科學依據。不管是人、財、物方面都如此強大的美國都面臨著這樣的貿易壁壘，那么在國際社會中話語權較小的發展中國家又如何爭奪自己的席位呢？有人主張為了避免對環境造成損害，即使被指責為貿易保護主義也在所不惜。但是，披著環保外衣的貿易保護主義卻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風險，因為它破壞了環境風險評估系統的根基。如果基于經濟的原因而忽視有關風險預防原則的科學結論，那么距離完全意義上的貿易保護主義也就不遠了。

第三，風險預防可能帶來新的風險。風險預防原則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了避免風險，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時應用風險預防來阻止相關措施的實施反而會造成更大的風險。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本國相關產業采取措施，可發達國家卻以風險預防為借口阻止其運行，潛在的風險被避免了，可發展中國家因此而遭受的損失風險或許比實施該項措施還要更加巨大。最好的例子就是核電站的建設。盡管運營良好的核電站為那些旨在提高核電站安全系數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支持；然而，一座核電站發生危險的可能性還是不確定的，于是有人認為潛在的危險足以使我們采取措施停止核電站的運行。這樣，核電站的風險是被消除了，可取而代之的火電站卻有可能造成更危險的局面。預防措施本身有可能產生新的風險，正如一位學者所說，“沒有零風險的午餐”。風險預防原則還可能阻礙那些旨在解決風險的科研工作的開展，因為根據風險預防原則，假如初次實驗失敗就意味著放棄。

五、生態文明建設下的中國如何應對風險預防原則

近年來，我國一直在綠色文明的號召之下發展著我國經濟，在綠色GDP的引領之下一步步向發達國家靠攏。在風險預防原則的旗幟之下，同時也對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簡言之，生態文明建設就是克服工業文明弊端，探索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發展道路的過程。由于我國巨大的人口基數和經濟規模，即使采用各種末端治理措施，也難以避免嚴重的環境影響。所以適時地引入風險預防原則無疑會對環保、經濟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加之，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領軍國家，在諸多條約都對風險預防原則加以闡述的大前提下，我國不可回避地要面臨著如何處理這一問題。

正如上文所訴，在風險預防原則面前，廣大發展中國家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為了極大程度地克服這些不利，對每一個發展中國家都提出了新的考驗。具體應對之策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1.完善風險評估體系。在與大國相抗衡的國際環境之下，如果總是被大國牽著鼻子走，難免會成為該原則的犧牲品。所以不斷發展科技，建立自己的評估模式成為每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必要任務。只有這樣，才能從科學的角度告訴大國，我所施行的每一項措施都是有科學依據的，都不會達到相應的風險閥值之上。在國際社會中，發達國家總是憑借著自己的科學權威地位告訴大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可是這也往往為大國推行其政策披上合法的外衣。正如現在討論火熱的溫室效應，究竟是大國的詭計還是實施如此，一直都是大國在說了算。所以，建立自己的評估體系，完善自己的科學技術，不斷爭奪自己的話語權，為自己的國家謀福利。

2.綜合考量成本——效益分析。在對某項活動是否有必要采取預防措施的評估中，必須考慮到該項活動的收益，或者說是禁止該項活動可能帶來的風險。所以在作出每一項具體決策之前，都應該將社會的、經濟的因素考量進去，不斷地運用新的科學觀點來對自己的決策加以考量，使得在應對發達國家的反駁上占有更加強勢的地位。這樣，通過成本收益分析，增強了管理者的責任感，也增強了管理過程的透明度，使得風險預防原則的決策更具科學性和合理性。

第3篇：環境法論文范文

制度建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先導和基礎。一方面，生態文明建設不能僅僅依靠人們意識的提高和革命自覺，而必須依賴一個有效的制度體系的支撐，特別是一個科學而有效實施的法律制度體系的支撐。另一方面，生態文明對法律制度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標準，需要從生態文明的角度重新審視和評估我國的法律制度，特別是環境資源法律制度。我國需要用可持續發展理念替展理念，需要把生態理性納入法治運行軌道，確立與生態文明相適應的法治系統。從生態文明的角度重新審視和評估我國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兩個層面:首先，根據生態文明的精神和要求評估與審視我國的環境資源法律體系，再根據這種評估修訂現有的環境資源立法，同時提出新的立法規劃以適應生態文明建設的需求。其次，由于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體系性、整體性的事業，還需要對其他相關的立法進行可持續發展評估，并根據評估進行相應的修改和解釋來實現其他法律的生態化改造。法律責任制度是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是一項立法能否得到實施，能否最終實現其目標的關鍵要素，特別是對于環境立法這種帶有強烈政策性特征的立法而言，法律責任條款是一項立法有效性的關鍵決定因素。出于這一考慮，本文從生態文明的角度，對我國環境立法中的法律責任進行評估和審視，并根據這種評估和審視提出未來中國環境責任立法的完善建議。

二、我國目前環境法律責任制度不能適應生態文明要求的突出問題

(一)環境違法的成本過低，導致企業缺乏環境守法的動力

決定企業是否進行環境守法的因素很多，包括守法保障管理、守法促進措施的有效性、守法監測和評估等因素。而其中不可忽視的因素是環境違法成本。所謂環境違法成本，指企業違反環境法律所應承擔的負擔和損失。環境違法成本=違法的責任后果×違法責任承擔的概率(查處概率)。從法律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企業作為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市場組織，決定其選擇環境違法還是環境守法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環境違法成本和環境守法成本之間的對比關系。當違法成本大于守法成本時，企業守法才有利可圖，環境法的執行和實施才有可能是有效的。而當環境守法成本大于環境違法成本時，環境違法成為了有利可圖的行為，環境法的實施必然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國企業環境守法意識淡薄、企業環境守法信用不高的特殊國情決定了提高企業的環境違法成本的重要意義。通過分析我國環境法律中的法律責任可以發現這么一個現象:我國目前環境違法的責任后果總體偏輕;污染治理設施的運行成本大大高于罰款數額的現實促使企業寧可違法排污繳納罰款，也不愿意運行污染治理設施。以大氣污染治理為例，根據《大氣污染防治法》的規定，對不使用污染治理設施進行排污的行政處罰的最高金額只能達到10萬元，這種罰款額度對一些小型的污染治理設施有一定作用，但對那些每天的污染治理設施運行費用都遠遠超過10萬元的大中型污染源則不能發揮引導企業遵守環境法律法規的正向激勵功能。

(二)承擔環境法律責任的主體過于狹窄

生態文明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環境資源問題的新視角，也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提供了思路和方法。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體系性、整體性的事業，因此需要具有整體性和體系性的解決方案。正是居于生態環境問題的體系性和整體性的特征，十報告要求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這就要求包括技術轉型、經濟轉型、政治轉型、文化轉型和社會轉型在內的體系性和整體性的轉型。從法律和政策的角度看，以下兩點原則對貫徹整體性和體系性的轉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第一，應當加強政策之間的整合，經濟增長、環境保護、社會公平等是相互依賴和相互加強的，達到這些目標的政策應當整合;第二，由于轉型是整體性的，不僅僅私人機構需要根本性地改變其行為模式，而且政府、個人等其他主體也需要改變其行為模式;在私人機構中，不僅直接的污染源主體需要改變其行為模式，投資者、銷售商等相關主體也需要改變其行為模式。我國目前的環境法律責任是以規制污染源企業為核心的，針對作為排污主體的企業的法律責任的條款很多，而規定政府的法律責任的條款相對較少，規定消費者、銀行、證券公司、銷售商等其他相關主體的法律責任的條款幾乎是空白。這種以污染源主體為核心的、其他主體法律責任條款薄弱甚至空白的法律責任結構與生態文明建設所要求的整體性和體系性的模式轉型是不相適應的。環境保護責任的承擔主體不應當限于企業、公司等經濟組織，還應當包括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等其他組織和個體。

三、擴張環境法律責任的主體

(一)確立和強化消費者的環境法律責任

建構于傳統經濟理論和模式之上的消費者權利話語，是一種對消費主義迷醉的表達，這種話語以經濟發展觀上的盲目自信和對科學技術的盲目樂觀主義為基礎，認為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沒有止境，不會受到生態、資源和環境的約束。這種傳統的經濟模式和理論正在把人類及其生存的家園引向危險的邊緣。生態和環境危機的應對不可能在“經營者義務———消費者權利”這一傳統的理論模型下得以破解，而是需要對生產和消費進行聯動的規制，需要用正確的社會生態義務來調整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使之符合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消費者生態義務的理論在此背景下破土而出。所謂消費者的生態義務，是指消費者在消費活動中為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達成生態消費模式、實現良好的消費秩序而承擔的法律義務，具體包括適度節約消費的義務、依法處置消費廢棄物的義務等。適度和節約消費的義務并不是直接禁止人民進行奢侈性消費，而是要求進行奢侈性消費的人對其所占用的其他人排放空間和資源付費，以確保總體的排放總量和資源消費在生態環境的容納總量范圍之內。通過住房空置稅收制度、高額消費稅收制度、階梯資源價格制度、垃圾分類制度等制度確立消費者的義務和法律責任，對推動消費者行為模式的轉型，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政府環境法律責任的強化

在英美國家，“公共信托”理論是支撐政府環境義務和責任的主要理論學說。這一學說認為，政府作為環境資源這一全體共有人的受托人而享有管理的權力，同時也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在大陸法系國家，政府的環境義務及責任理論可以從國家義務理論推導出來，具體而言，這種義務包括國家的積極保護義務、消極不作為義務和給付義務。為推動和保障義務的實現，相應的法律責任制度的建構就具有重要的意義。近年來，政府環境責任問題在我國被廣泛討論，如何通過具體的立法確立起政府環境責任被認為是中國環境法制完善的一個關鍵問題。近年來，政府的環境法律責任立法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進展。例如，2007年新修訂的我國《水污染防治法》第69條規定:“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或者其他依照本法規定行使監督管理權的部門，不依法做出行政許可或者辦理批準文件的，發現違法行為或者接到對違法行為的舉報后不予查處的，或者有其他未依照本法規定履行職責行為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然而，我國的環境立法過分強調政府的環境管理權力而缺乏追究政府環境責任的有效機制。政府環境責任的缺失被認為是中國環境法治最重要的問題。從國外的法制經驗來看，政府承擔生態環境義務及相應的法律及政治責任是推動生態環境保護的必不可少的法律路徑。以目前國內討論得最為熱烈的環境公益訴訟為例，在國外，環境公益訴訟最重要的目的和功能就是通過訴訟督促政府依法履行其保護生態環境的義務。因此，在國外，第一位序的公益訴訟啟動者是公民與社會組織。美國的《清潔水法》關于公民訴訟的規定是環境公益訴訟立法中的最著名的規定之一。根據其規定，任何公民可以以違反該法為由，針對任何人———包括美國政府和其他政府部門和機構提訟。該法對可能被控的人的定義為:個體、企業、合伙者、協會、州、市鎮、委員會，一個州內更細分的政治組成部分，或者任何州際間的實體。通過公益訴訟的特別規定，賦予公民通過訴訟監督政府部門依法履行其生態環境保護的義務，是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最重要的目的和功能。中國的環境立法和司法需要在公民和社會團體監督政府行為這方面做出突破，通過公益訴訟撤銷政府損害環境的違法行為和促使政府積極履行其環保職責。具體而言，完善政府的法律責任制度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進一步強化環境生態質量的政治責任制度，建立環境保護一票否決制度。

以霧霾防治為例，《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明確要求構建以環境質量改善為核心的目標責任考核體系，并將考核和評估結果作為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的重要依據，這可謂是對片面追求GDP政績觀的一次糾正。但是，目前考核結果與領導干部的任職和升遷沒有直接掛鉤，其對領導干部的約束效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我國的大氣污染形勢亟待徹底改變的背景下，必須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建立空氣質量考核一票否決機制，對未能完成大氣污染防治目標任務的領導干部績效考核實行一票否決;唯有如此，才能徹底改變各級政府官員片面追求GDP的政績觀，為強力推進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奠定堅實的基礎，霧霾難題也才能得以根本解決。

第二，建立對不履行環境治理職責或治理不達標的地方政府的經濟罰款制度。

運用經濟罰款制度來懲罰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違法行為。目前我國在污染治理方面的行政罰款主要是針對行政相對人的，在國家層面還沒有建立起針對地方政府的經濟罰款制度。而在污染治理的實踐中，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不惜以違反環境法為代價，成為環境污染治理法律和政策實施的主要障礙，因此，有必要建立起針對地方政府的經濟罰款制度來預防和糾正其違法行為。在這一方面，西方的經驗可為我國的制度建構提供借鑒。例如，在歐盟，針對成員國在環境保護方面違反歐盟法的行為，歐委會在對成員國違規現象提出通報批評或警告后，相關成員國須及時回復，并在歐委會書面警告之后兩個月內準備應訴。如果成員國的回復和整改不能達到法律的要求，歐委會有權訴諸法律程序，對違規國家進行經濟處罰。

第三，建立環境治理達標與中央財政投資聯動的制度。

單純的經濟處罰在威懾和預防地方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違法行為的功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即使建立起了針對地方政府的罰款制度，罰款的數額相比項目給地方帶來的巨大利益還是無法比擬，因此，針對地方政府的經濟處罰制度不應當僅僅限于罰款，還應當使環境治理和中央的相關投資掛鉤，倒逼地方政府選擇發展與環保的雙贏道路。美國為了制裁地方政府的環境違法行為，設計了一系列督促地方執行聯邦法律政策的懲罰機制，例如，對環保不力的地方，國家環保局可將其環境管理權收歸聯邦，該地方也將失去獲得高速公路基金或建設新排放源的權利。在這方面，我國的區域限批制度已經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下一步應當探索大氣污染防治及環保達標與中央的發展投資聯動的制度。

第四，完善政府的大氣污染防治信息公開法律責任制度。

我國應當通過法律明確政府大氣污染信息公開的義務，擴大政府大氣污染防治信息公開的范圍，并賦予公民和社會團體在政府未履行信息公開義務時請求法院判決強制其公開的法律責任。政府應當在已經制度化的空氣質量信息公開、空氣質量預警信息等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將信息公開擴大到適時重點污染源在線監測數據、日常監管信息、公布企業污染物排放數據等方面，通過信息公開的力量，來監督企業守法和政府依法監管。

第五，完善現有的政府法律責任制度的相關制度。

現有的撤銷違法的行政許可的法律制度、行政不作為制度、行政賠償制度等追究政府法律責任的制度，在霧霾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使用價值。但是，由于霧霾治理是一個涉及公眾利益的事業，需要通過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來促成這些傳統的政府法律責任制度在霧霾治理中的實施。

(三)股東、信貸機構、環境專業中介機構等相關主體環境法律責任的確立和強化

環境法律責任的擴張，不僅僅涉及消費者和政府，股東、信貸機構、銷售商、環境專業中介機構等其他主體也要承擔起環境保護的相關法律責任。

1．股東的環境法律責任

企業的環境污染主要發生在生產環節，但是，要從根本上預防環境風險，需要將環境風險的預防盡可能地提前，對投資環節也進行有效的規制。股東的資金是企業生產的重要資金來源，一直以來，傳統的法律理論只要求股東承擔公司法上的股東有限責任，而對投資機構所投資的項目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后果則無需承擔任何環境責任。這導致一些惡意的股東利用公司的人格來從事損害環境的項目以謀取暴利，待獲得利益后又注銷公司從事新項目，其造成的環境和生態破壞最終由受害人和國家買單。針對此種不公正的現象，需要確立股東在特定條件下對公司的環境責任承擔連帶責任的相應制度和機制。

2．信貸機構的環境法律責任

當信貸機構的信貸資金為了追逐利潤而大量流入嚴重破壞環境的項目時，信貸機構也成為一個隱形的污染者，成為污染行為的有力幫手，因而，信貸機構承擔相應的環境法律義務和責任對生態文明的建設具有毋庸置疑的意義。目前，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有關綠色信貸的政策性文件和規范，規定了信貸機構的綠色信貸義務，但這些義務都是一些倡導性的政策性義務，其實施的效果非常有限。綠色信貸要得到真正的推行，離不開法律的支持。法律一方面要規定倡導性的義務并配置稅收優惠、貼息優惠等措施的支持，另一方面，法律也需要為信貸機構設置強制性的、“底線防御”類型的綠色信貸義務，并針對違反此類強制性義務的信貸機構規定相應的法律責任，例如禁止向未通過環境影響評價的項目進行貸款的義務，中止對環境具有重大破壞性的項目貸款的義務等，如果違反這些強制性的法律義務，法律應規定信貸機構承擔信貸合同無效的法律責任。

3．環境專業中介機構的環境法律責任

節能服務公司、環境監測機構、環評機構、環境設施專業運營機構、環境審計機構也應當承擔相應的環境法律責任。以環評機構為例，由于環評機構是接受項目單位的委托而進行的環境影響評價，而委托本身又是一種收費式的商業行為，因此當環評機構為了商業利益而出現信用風險時，就需要通過有效的法律責任機制來進行治理。除了承擔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外，和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主體承擔連帶的賠償責任也是一種有力的手段，這種責任屬于專家對第三人的民事責任。新修訂的我國《環境保護法》第65條規定:“環境影響評價機構、環境監測機構以及從事環境監測設備和防治污染設施維護、運營的機構，在有關環境服務活動中弄虛作假，對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負有責任的，除依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予以處罰外，還應當與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其他責任者承擔連帶責任。”這在法律上明確了環境影響評價機構、環境監測機構以及從事環境監測設備和防治污染設施維護、運營的機構的連帶民事責任。將來需要通過其他法律法規來進一步確認節能服務公司、環境審計機構等專業中介機構的法律責任。

四、提高環境違法的成本

(一)近年來提高環境違法成本的立法進展

提高環境違法成本已經成為我國環境法學理論和實務界的共識，在立法上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進展，比較重要的進展如下:

第一，增大了行政罰款力度。

2008年修訂的我國《水污染防治法》第73條規定，對不正常使用水污染處理設施的違法行為，環保部門可以處以應繳排污費數額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罰款;而修訂前的罰款數額是10萬元以下。2014年最新修訂的我國《環境保護法》第59條規定了針對違法排污的按日計罰制度，并明確規定了依照有關法律法規按照防治污染設施的運行成本、違法行為造成的直接損失或者違法所得等因素來確定罰款數額。

第二，規定了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行政拘留的法律責任。

根據2014年最新修訂的我國《環境保護法》第63條的規定，針對拒不改正違法行為和通過暗管、滲井、滲坑、灌注或者篡改、偽造監測數據，或者不正常運行防治污染設施等逃避監管的方式違法排放污染物的行為，公安部門可以對直接負責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實施行政拘留等行政處罰。

第三，明確了應當對環境監管人員進行相應行政處分的具體情形，并規定了引咎辭職制度。

2014年最新修訂的我國《環境保護法》第68條具體列舉了對環境監管人員應當進行行政處分的九種情形，并規定對造成嚴重后果的，對直接主管的責任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給予撤職或者開除處分，在此種情形下，主要負責人引咎辭職。

第四，賦予了環境行政主管部門更多的行政處罰和行政強制權力。

例如，2008年修訂的我國《水污染防治法》第74條把限期治理的決策權賦予了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而修訂前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才能做出限期治理的決定)。2014年最新修訂的我國《環境保護法》第60條賦予了環境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制生產、責令停產整頓的權力，第25條賦予了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查封、扣押的權力，第61條賦予了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針對未通過環評開工建設的項目責令恢復原狀的權力。

第五，降低了環境刑事責任的門檻。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將第338條規定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構成要件進行了兩處修改:其一，將“危險廢物”修改為“有害物質”;其二，將“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修改為“嚴重污染環境的”。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的《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進一步細化了環境刑事犯罪的構成標準。

第六，規定了環境信用評價和環境信息公開制度。

將企業環境違法的信息公開會對企業的公眾形象及商譽造成影響，這也是提高企業環境違法成本的重要途徑之一。美國聯邦環境總署通過執法與守法在線數據庫公布全部執法和守法記錄，這一做法在守法促進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新修訂的我國《環境保護法》第54條第1款規定，“國務院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統一國家環境質量、重點污染源監測信息及其他重大環境信息。”第55條規定:“重點排污單位應當如實向社會公開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稱、排放方式、排放濃度和總量、超標排放情況，以及防治污染設施的建設和運行情況，接受社會監督。”第54條第3款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和其他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應當將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的環境違法信息記入社會誠信檔案，及時向社會公布違法者名單。”我國新《環境保護法》不僅運用信息公開的方法來提高環境違法成本，而且把信息公開和環境信用評價結合起來，對企業環境方面的行為進行長期的跟蹤評價。

(二)提高環境違法成本的未來走向

第一，完善環境行政罰款制度，進一步提高環境行政罰款的力度。

首先，改革數值封頂式罰款中的不合理的數值限制和倍率封頂式罰款中的不合理的基數設定。針對許多環境行政處罰的數值封頂式罰款中的數值限定遠遠低于守法成本的情形，需要及時提高封頂的數值或者將數值封頂式罰款變更為倍率封頂式罰款。針對倍率封頂式罰款不能與守法成本和所造成的損害相匹配的情形，改革賠率封頂式罰款中的基數設定。例如，針對超標排放和超過總量限制排放的企業，可以以采取污染治理措施所需費用作為罰款的基數，這樣處理才能夠滿足違法成本大于守法成本的條件。其次，設計科學合理的行政罰款額度確定標準和程序。科學合理的環境行政罰款制度設計要最終落實以實現其制度目標，還有賴于科學的罰款額度的計算標準和程序。加拿大為了推動環境執法和罰款的統一性和科學性，專門制定了《環境執行法案》。這方面，美國聯邦環境總署的做法也值得我國借鑒。其頒布的《民事處罰政策》(GM－21)和《處罰實施的具體法令措施框架》(GM－22)，不僅奠定了科學設定環境違法處罰的框架，還設計了具體的罰款額度計算標準、模型和程序。環境行政處罰的基點是違法收益，并設計了專門的計算機程序模型(BEN模型)進行計算，以剝奪違法者的違法收益，消除違法者由此獲得的相對競爭優勢。BEN模型所計算的違法收益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機會成本，即違法者沒有按時購買處理設施并運行維護所節省的費用用于其他方面可獲取的收益;二是貨幣的時間價值，即貨幣的貼現。通過計算機模型的使用，將違法者的收益盡量量化，提供了處罰的明確依據和清晰的計算過程，另外，法律還要求將所有內容和計算方式通過聽證會的方式予以公開并接受質疑。計算機模型和公開程序的雙重約束，保障了環境違法成本不低于環境守法成本，保障了環境行政處罰額度確定的科學和公正。借鑒美國的經驗，我國的環境行政罰款也要通過計算機模型的開發來限制自由裁量權，避免行政罰款在實施中被打折扣。

第二，完善企業環境信用評價制度，賦予環境信用評價結果特定的法律效力。

許多企業很善于鉆法律的空子，雖然其很少實施造成環境污染事故的行為，然而輕微的違法行為卻總是不斷。針對這種“精明的”違法者，環境行政處罰的轉換制度和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制度能夠有效提高其環境違法的成本，例如，可以把違法者每次受到的警告處罰記錄在案，累積到一定次數便可以向更高一級處罰形式轉化。目前，我國新《環境保護法》作出了將企業環境違法行為記入社會誠信檔案的規定。一些省市已經在試點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制度。然而，信用評價的結果的運用范圍非常有限，使得這一制度沒有發揮出其在提高環境違法成本上應有的功效。將來的制度改革應建立每個企業的環境守法和違法行為的信用檔案并定期進行信用評級，而且，對那些信用評級差的企業在環保資金補貼、政府采購、銀行信貸、證券上市及增股融資等方面進行限制甚至直接剝奪其資格。

第三，建立生態修復法律責任制度。

目前，我國污染環境的損害賠償責任主要是依據《侵權責任法》賠償相關受害人的人身及財產權益的損害。而對環境本身的損害的污染治理和生態恢復的責任一直由政府承擔，這是一種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現象。因此，應當建立污染者的環境修復法律責任。

第四，完善公益訴訟制度。

第4篇：環境法論文范文

1.從危險防御到風險預防

傳統的環境法強調對環境污染的控制。此種污染對于人類而言，根據經驗是可以預見和估計的，即具有一種蓋然性。也只有在此種蓋然性之下，國家采取行動才是正當合理的，這就是一種危險防御。如果國家對不可預見的行為進行恣意干涉，就會喪失其正當性，不為法律所允許。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新的環境威脅正不斷增加，如氣候變化、新化學物質所引發的具有不確定性的環境風險。此類風險對于人類而言，無法通過經驗進行判斷，具有預測不可能性、作用不可逆性等特征，在歸責方面難以確定。在危險防御理念之下，國家不能對其采取措施。但如果國家放棄，而將人民置于環境風險的威脅之中，同樣是不合理與不正當的。所以，風險預防理念由此產生。

2.從目的二元到保護優先

我國原來的《環境保護法》第一條規定了其目的在于保護和改善環境以及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說明我國環境法在立法目的上存在二元性，即在要求環境保護的同時又強調經濟建設。此種設置使得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產生沖突的時候，環境保護往往讓位于經濟建設，致使環境形勢不斷惡化。對此，我國去年修改了新的《環境保護法》，將“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修改為“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并強調“環境保護堅持保護優先”。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的目的二元的理念，強調經濟活動與環境保護發生沖突的時候，環境保護能獲得優先考慮。

3.從環境治理到生態文明建設

傳統環境法在環境保護路徑方面通常強調的對環境污染與破壞的治理，較多地使用被動的措施應對環境污染與破壞。并由此形成我國環境法的基本制度體系，對于環境保護具有基礎性的作用，但是在實踐中這些制度并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效用。這其中或有制度設計不合理、實施不到位等因素，但根本性的因素在于沒有將環境保護融入社會發展之中。黨的十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理念，要求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戰略位置，融入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以加快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由此，生態文明建設成為環境法發展的一個根本理念。

二、環境法理念變革對教學內容的影響

1.環境風險規制理論

環境風險已然成為現代社會環境問題的重要特征，環境風險規制也就成為現代環境法的重要內容。在法學范疇內，風險通常與危險相對而言。對于危險領域，基于制定法和基本權保護義務，國家有責任必須介入，以達到保護個人法益之目的，公民亦可要求國家保護。對于風險領域，除了在客觀上完全不能克服的風險外，因國家行政資源有限性以及社會因素的限制，使得國家僅能在一定范圍內規制風險，其規制界限在于一國的環境保護政策水平。另外，為實現環境風險最小化，在環境風險國家行政規制之外，還需要社會力量對環境風險進行規制，即自主規制。通常是企業自己設定環境保護目標，按自身特點制定對策，并通過自己的努力和行動達到保護環境的效果，優點在于企業能充分發揮自身能動性，找到低成本高收益的環境對策。環境風險規制理論包含了行政規制與自主規制，兩者的結合必然可以實現環境風險的最小化目標。

2.統合性環境政策

在環境法領域內，關注整體性環境問題成為一種趨勢，即超越環境媒介和部門對環境問題進行規制。過去對于不同環境問題由不同的部門規制，或者按照環境媒介如大氣、水、土壤等來規制，此種規制模式會導致在解決一種環境問題之時而形成對另一種環境問題的放任。所以，如果能從整體上解決環境問題，無論是從環境法的角度還是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比起個別的、非全面的規制方式更有優勢，這就是統合性環境政策。統合性環境政策需要程序上的整合，即在程序上、組織上的整合，實現環境行政決策一體化，簡單來說就是由單一管轄機構在單一程序內做出單一的決定。實體整合方面，要求環境法相關許可的要件事實的實體性審查或決定一體化，在環境媒介之間應注意其相互作用以及環境污染的轉移，時間上應注意產品的生產流程以及使用后廢棄的各個階段，盡量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小化、循環化。統合性的環境政策也是當前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的體現。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不僅是要進一步完善現有的制度與措施，加強環境污染與破環的治理，更是要建立新的制度，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之中，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三、環境法理念變革對教學模式的影響

1.加強環境問題意識的指引

我國環境法教科書的體例幾乎都是從理論到法條的講解。從環境法的概念、環境法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環境法律責任、環境法律體系、環境保護基本法、單項污染防治法、自然環境保護法、中國與國際環境法等方面對環境法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展開論述，但總體上存在一種“就法論法”的闡釋法學方法，難以達到解決環境問題的實效。對此，在環境法學教學過程中，應針對現實中的環境問題，強化環境法的實踐環節，使學生在面對某一環境問題之時，能從多角度和用多學科的方法對該環境問題進行剖析，考察環境問題的社會根源，對其進行有針對性的法律干預。這一過程中，具體的環境問題成為教學的指揮棒，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也不再局限于法律文本層面，而是隨著問題的深入不斷采取多學科交叉的方式予以應對。

2.推動環境法系統性思維教育

第5篇：環境法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風險預防原則是國際環境法中一個用途廣泛而又爭議頗多的基本原則，國際社會雖然對這一原則已達成初步共識，但在具體理論研究和實際操作中還存在許多盲點和爭議，所以更加確切地說，風險預防原則是正在形成中的國際法原則。對于風險預防原則的討論日趨白熱化，主要表現為其適用的規則以及其國際法地位。本文試圖從這兩方面著手，并結合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狀況以及中國的國情，對國際環境法中的風險預防原則的適用進行簡要論述。

一、風險預防原則概述

在現代社會中，經濟水平日益騰飛，社會生活日益復雜化，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可是這些都并不能否認我們每天處在一個無法衡量風險系數的社會環境中的社會現實。從非典到H1N1，從汶川地震到玉樹地震……這些都一直在告訴我們，風險是時刻存在的。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越來越復雜，大自然的無情和新技術的適用都給人類帶來潛在的風險。如何應對各種天災或者人禍造成的風險，是人類社會無法回避的問題。在合理的成本基礎上預先防范風險成為當今許多政府的必然選擇，法律意義上的風險預防原則也隨之而生。

風險預防原則最早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德國環境法中“vorsorgepnnzip”這一概念，并逐漸發展到區域環境條約中，如1984年的第二屆國際北海保護會議中發表的《倫敦宣言》就對風險預防原則進行了系統的論述：“為保護北海免受最危險物質的有害影響，即使沒有絕對明確的科學證據證明因果關系，也應采取風險預防措施以控制此類物質的進入，這是必要的”。《倫敦宣言》也就因此而成為第一個明確闡釋風險預防原則的國際文件。

對于風險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principle）的完整定義在國際習慣法上尚無確定的表述。但是諸多學者均把《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中的第15項原則作為其較為權威的表述，即“為了保護環境，各個國家應該根據各自的能力將風險預防方法廣泛運用。只要存在嚴重的威脅或者不可逆轉的損害，缺乏充分的科學確定性就不能被作為一個原因來推遲采取阻止環境退化的成本—效益措施”。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在其來自l998年《溫斯布萊德共同宣言》：當一項活動對人體的健康或者環境產生危害的威脅時，即使有些因果關系沒有得到科學上的充分確定，也應當采取風險預防的措施。在這種情況下，應當由活動的支持者而非公眾承擔證明責任。在其他國際條約中也還有諸多關于風險預防原則的表述，例如《聯合國世界自然》中規定：“當潛在的不利影響為充分了解時，活動不應進行”；《生物多樣性公約》中的前言部分論述到：“當存在著生物多樣性大量減少或喪失的威脅時，缺乏足夠的科學論證不應被用來當作阻止‘采取措施來避免或最小化這種威脅’的理由……”；其他還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赫爾辛基公約》等等，數不勝數。這些定義都大同小異，均旨在表述：科學并不能永遠扮演提供第一手信息資料以有效保護環境的角色，過度依賴科學證據可能會導致環境保護措施緩不救急，甚至適得其反。所以在科學上的依據尚未充分時，也應當適時采取一些預防措施，以免危害的發生或者擴大。因而，風險預防原則便是要求在環境和資源決策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到那些明顯的確定的危險，而且對那些較小的缺乏科學確定性的負面影響也應謹慎處之。

雖然說風險預防原則是國際環境法中最具創新性和影響力的一項原則，并且在諸多國際條約中都有其存在的影子，對此有學者評論到：“1990年以后的國際環境法文件幾乎都采納了風險預防原則。”可是不可否認的是對于風險預防原則的確切表述還尚未形成，由于各國的立場、利益各異，國際間關于風險預防原則的定義、實質內涵、適用要件乃至其國際法地位均欠缺共識。所以，在國際上對于該原則的實際運用還存在許多需要不斷努力的空間。

二、風險預防原則的適用條件

正如前文所述，風險預防原則僅是一個大的框架體系，具體的內容還需要不斷地填充，所以在適用上還存在模糊性。為了避免由此帶來的法律裁決上的不確定或者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則，許多學者均提出了幾項在其適用過程中需要遵守的條件，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科學上的不確定性。科學的不確定性主要是指目前科學家對于人類活動對未來各種可能的情況還不能給予充分肯定，如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倍增后的全球與地區效果、轉基因產品對人類健康的影響等，都屬于科學的不確定性問題。風險預防原則的前提是存在科學的不確定性，也就是對某種活動或事物的危險或損害沒有科學上的肯定性結論。鑒于這種危險的可能存在，我們理所應當采取有效措施來積極阻止這種危險的發生。科學上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其一，根據常理推斷，一項活動理應會造成某種環境風險或危害，只是欠缺明確的科學證據來證明該風險是否會發生；其二，某種風險將會發生或可能已經存在，但無法證明造成該風險的原因為何，即所謂的因果關系不明確。

第二，風險評估的必要進行。社會生活的復雜性決定了風險的不可避免，由此我們不得不對風險的系數值進行一定的評估，即對哪些風險應當采取必要措施進行準確的衡量。有的學者將其稱為風險閥值，也就是說在哪一個維度范圍內應當采取風險預防原則，在閥值之上的應當采取相應的措施，在閥值之下則可不作為。當然，閥值并非確定不變的，會隨著每一項活動危險性增加的來降低其系數值，即高風險低閥值。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有學者指出：對環境風險進行管理的過程中，如過度強調風險預防原則，將可能犧牲其它社會福祉，因此，如將其它社會、經濟因素納入考量，對具有科學不確定性的環境風險所采取的預防性措施，將會是一種高成本的風險管理模式。簡單來說，就是運用風險預防原則來阻止某一活動的進行時是否能產生更大的收益，包括經濟的或環境的。風險預防原則似乎是保護一種處于不利地位的情形免遭疾病、意外事故以及死亡風險，但是它是一種粗略的、有時是建立那些各個目標的不正當的方法，這不僅是因為它可能甚至已經被強制運用在某些情況下，其中，風險預防原則很可能會傷害到子孫后代，損害而非幫助那些處于不利地位的人們。對此，在《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也有所體現，其表述為：所采取的預防措施必須是符合成本效益的以符合全球的利益。由此可見，在對風險預防原則進行適用時，一定要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以確保收益大于成本。

第四，舉證責任倒置和嚴格責任原則的運用。即在對該項原則適用與否的問題上，應該由開發者負擔證明他們的行動將不會引起嚴重的或不可挽回的環境損害的舉證責任。畢竟開發者掌握著較為全面的資料信息，加之通常開發者都是社會的強勢方、經濟基礎扎實，而處于信息不對稱地位的相對人掌握的信息相對匱乏，地位相對較低且經濟基礎薄弱，故很難舉出證據支持自己的觀點。這樣一來，如果按照傳統的舉證原則，即“誰主張，誰舉證”，相對人將會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承擔敗訴的風險。所以，在適用風險預防原則的過程中應采用舉證責任倒置，有開發者承擔舉證責任，以此保護處于不利地位的相對人。也就是說，風險預防原則使環境案件的舉證責任倒置了。同時嚴格責任原則的適用保障了舉證責任的倒置，也激勵了預防可能會產生不確定的環境影響或后果的活動。

三、風險預防原則的國際法地位

目前學界對于風險預防原則的國際法地位還存在一定爭論，但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認為風險預防原則已經發展成為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第二，認為風險預防原則不是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第三，認為風險預防原則是正在形成之中的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對此，我們首先要明確究竟什么是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根據《國際法院公約》中的相關規定，國際習慣法必須滿足兩個要件：“常例”與“法律確信”。推之，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就是為各國所普遍適用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指導性的規則。

支持第一種觀點的學者認為，風險預防原則已經被諸多法律文件所援引，且法院在一些判決上已經對此加以適用，例如在“MOX核燃料廠案件”中的運用。此外，雖然說風險預防原則總某種程度上來說具有軟法的性質，但是軟法也是法律，也應該為各國所遵守，某些國家不遵守該項原則，是其不履行義務的表現，并非是該原則不具有約束力。

支持第二種觀點的學者確認為，雖然一些法律文件中對此有所表述，但是十分模糊和空洞且不具有公信力，且各國對此尚未達成一致，所以不能滿足其普遍性的要求。加之，其作為軟法不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因此，在其被完全接受之前，不宜作為指導性的規則成為判決案例的依據。

也有一些學者主張第三種觀點，即風險預防原則是正在形成中的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本文也持這種觀點。具體依據如下：

首先，從國際條約來看，《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里約宣言》、《魚類協定》等等都對此原則有所表述，但是其內容仍不統一，這對于此原則的適用必然產生不利影響。雖然國際條約是國際習慣法存在的權威證據，但是不能據此就將不具備統一性的原則援引為指導性規則，否則將造成司法的不確定性。其次，從國際判例來看，目前對于該原則的適用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案例：“MOX核燃料廠案”、“南方藍鰭金槍魚案”、“新西蘭訴法國核試驗案”、“荷爾蒙牛肉案”、“匈牙利訴捷克蓋巴科斯夫——拉基瑪諾大壩案”。這些案件中均沒有直接表述為“風險預防原則”，而大多表述為“謹慎與慎重（prudenceandcaution）”或者“風險預防方法（approach）”。

最后，從國內立法及實踐來看，國際習慣的形成需要有足夠數量且具有統一性和一致性的國家實踐，這并不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存在如此實踐，但至少部分國家應具有此種實踐。德國和瑞士最早對風險預防原則進行了規定，隨后，澳大利亞和美國等國也對此作出相關規定，各國的司法實踐也表明，該原則正在被廣大法院運用來作為裁判的依據。

由此可見，風險預防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具備了國際習慣法基本原則的要求，但是由于尚未達成共識導致把其直接歸入為國際習慣法的基本原則過于草率，并且其還有一些不夠完善的地方尚需各國統一，所以將其認定為正在形成中的國際習慣法基本原則最具有合理性。

四、發展中國家在風險預防原則之下的“窘境”

從表面上來看，無疑風險預防原則起到預防性的作用，減少了一些危險發生的可能性。可是由于該原則在適用上的不確定性等相關因素，可能導致處于不利國際環境中的發展中國家會因此而遭受發達國家的壓制。主要表現為：

第一，科學上的不確定成為借口。由于人類認知的有限性，對于社會上的每一件事物不可能達到完全的了解，不確定性不可能從我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而且不確定性都是主觀的評判。對于未來的決定，無論其大小，常常不得不在缺乏確定性的情況下做出。一直等到不確定性完全消除才做決定，實際是對現狀的含蓄支持．或是維持現狀的一個借口。風險預防原則就可能成為這樣的借口。加之，發展中國家的財力、物力均不能與發展中國家堪比，所以該原則很可能成為發達國家阻止某些措施實施的借口。

第二，貿易保護主義滋生。在國際貿易中，由于發達國家設置的高壁壘，發展中國家一直都處于較為不利的地位。如果加之風險預防原則的濫用，必然會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在WTO的荷爾蒙案例中，美國認為歐盟有阻止海外進口的傾向，因為歐盟禁止牛肉進口，原因只是基于對牛飼料中荷爾蒙含量的擔心，而這種擔心又缺乏足夠的科學依據。不管是人、財、物方面都如此強大的美國都面臨著這樣的貿易壁壘，那么在國際社會中話語權較小的發展中國家又如何爭奪自己的席位呢？有人主張為了避免對環境造成損害，即使被指責為貿易保護主義也在所不惜。但是，披著環保外衣的貿易保護主義卻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風險，因為它破壞了環境風險評估系統的根基。如果基于經濟的原因而忽視有關風險預防原則的科學結論，那么距離完全意義上的貿易保護主義也就不遠了。

第三，風險預防可能帶來新的風險。風險預防原則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了避免風險，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時應用風險預防來阻止相關措施的實施反而會造成更大的風險。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本國相關產業采取措施，可發達國家卻以風險預防為借口阻止其運行，潛在的風險被避免了，可發展中國家因此而遭受的損失風險或許比實施該項措施還要更加巨大。最好的例子就是核電站的建設。盡管運營良好的核電站為那些旨在提高核電站安全系數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支持；然而，一座核電站發生危險的可能性還是不確定的，于是有人認為潛在的危險足以使我們采取措施停止核電站的運行。這樣，核電站的風險是被消除了，可取而代之的火電站卻有可能造成更危險的局面。預防措施本身有可能產生新的風險，正如一位學者所說，“沒有零風險的午餐”。風險預防原則還可能阻礙那些旨在解決風險的科研工作的開展，因為根據風險預防原則，假如初次實驗失敗就意味著放棄。

五、生態文明建設下的中國如何應對風險預防原則

近年來，我國一直在綠色文明的號召之下發展著我國經濟，在綠色GDP的引領之下一步步向發達國家靠攏。在風險預防原則的旗幟之下，同時也對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簡言之，生態文明建設就是克服工業文明弊端，探索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發展道路的過程。由于我國巨大的人口基數和經濟規模，即使采用各種末端治理措施，也難以避免嚴重的環境影響。所以適時地引入風險預防原則無疑會對環保、經濟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加之，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領軍國家，在諸多條約都對風險預防原則加以闡述的大前提下，我國不可回避地要面臨著如何處理這一問題。

正如上文所訴，在風險預防原則面前，廣大發展中國家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為了極大程度地克服這些不利，對每一個發展中國家都提出了新的考驗。具體應對之策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1.完善風險評估體系。在與大國相抗衡的國際環境之下，如果總是被大國牽著鼻子走，難免會成為該原則的犧牲品。所以不斷發展科技，建立自己的評估模式成為每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必要任務。只有這樣，才能從科學的角度告訴大國，我所施行的每一項措施都是有科學依據的，都不會達到相應的風險閥值之上。在國際社會中，發達國家總是憑借著自己的科學權威地位告訴大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可是這也往往為大國推行其政策披上合法的外衣。正如現在討論火熱的溫室效應，究竟是大國的詭計還是實施如此，一直都是大國在說了算。所以，建立自己的評估體系，完善自己的科學技術，不斷爭奪自己的話語權，為自己的國家謀福利。

2.綜合考量成本——效益分析。在對某項活動是否有必要采取預防措施的評估中，必須考慮到該項活動的收益，或者說是禁止該項活動可能帶來的風險。所以在作出每一項具體決策之前，都應該將社會的、經濟的因素考量進去，不斷地運用新的科學觀點來對自己的決策加以考量，使得在應對發達國家的反駁上占有更加強勢的地位。這樣，通過成本收益分析，增強了管理者的責任感，也增強了管理過程的透明度，使得風險預防原則的決策更具科學性和合理性。

第6篇：環境法論文范文

第一，實行非歧視原則與不同環境標準的矛盾。非歧視原則，又稱為無差別待遇原則，是WTO的基石，主要通過最惠國待遇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表現出來。最惠國待遇原則的基本含義是：締約國一方現在或將來給予任何第三國的貿易上的特權、優惠和豁免，也同樣給予締約對方。國民待遇原則是指締約國保證給予其他成員的公民、企業和船舶在本國境內享受與本國公民、企業和船舶所享受的同樣的經濟貿易待遇。

非歧視原則要求WTO成員方之間的貿易一視同仁，不應有所差別對待。但是，WTO成員方的環境保護標準是不同的，這樣相同的產品在不同的成員方會受到不同的待遇；同一個成員對來自其他成員方的相同產品可能采取不同的環保限制措施和技術標準，這樣就會影響非歧視原則的落實。

第二，實行最惠國待遇原則關于“相同產品”問題上的不同認識。確定是否屬于相同產品是適用最惠國待遇院原則的前提。但是，WTO對什么是相同產品并沒有明確的定義。在實踐中，主要采用《布魯塞爾稅則商品分類目錄》中排列在同一稅號下的商品就屬于相同產品，否則就適用不同的稅率。這種對相同產品的認識沒有考慮到生產同樣產品中不同的生產方法可能導致對環境的不同影響的因素，因而導致了一些與環境保護有關的貿易爭端。

從保護環境法律的角度看，生產相同產品的不同生產方式和技術可能會對生態環境造成不同的影響，對環境造成有害或較有害影響的相同產品應當受到成員方貿易政策的管制，而不應當與對環境無害或較少危害的相同產品享受同樣的待遇，否則就是不公平的。

而WTO認為，只要最終產品的用途和特性能夠滿足消費者的相同需要就是相同產品，生產方法、工藝和技術以及對環境的影響等因素不能作為是否相同產品的判斷標準，如果一個成員方以出口國沒有與之相同的技術和環境標準為理由就可以限制進口，那就會破壞WTO的市場準入原則，導致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自由貿易與環境保護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和領域，WTO不承認技術和環境壁壘對貿易的限制的合法性。即使對那些通過有害環境的技術和方法生產出來的產品，只要該產品符合WTO的自由貿易原則的要求，成員方就不能對其實行歧視性限制措施。雖然WTO對環境保護有一些規定，但這并不表明WTO允許任何締約國以環境保護為理由強迫其他成員方采用與其相同的環境和技術標準，否則就是違反了WTO的非歧視原則，對相同產品實行不公平的待遇。

第三，在對國際投資實行國民待遇與適用保護環境法律問題上的分歧。按照WTO的要求，對成員方之間的國際投資企業應當實行國民待遇，跨國公司應當實行東道國環境標準，遵守東道國的保護環境法律。但是，從保護環境法律的角度看，如果東道國的環境保護標準低于跨國公司母國的標準，適用東道國的保護環境法律可能給跨國公司轉嫁環境污染造成方便，從而破壞東道國和全球環境保護。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設立國際企業，適用較低的環境保護標準，就會大大降低其產品的成本，對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和環境造成沖擊和破壞，使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和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影響其可持續發展。從公平的原則出發，應當要求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適用較高的環境保護標準，要求發達國家對環境保護承擔更多的道義和經濟責任。WTO規定發達成員對發展中成員提供技術援助，以使發展中成員更好地履行義務。

第7篇：環境法論文范文

(一)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催生與推動1987的《布倫特蘭報告》被認為是EPI原則在國際社會得到廣泛政治支持的表現。199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和發展大會通過了《里約宣言》，支持了《布倫特蘭報告》的觀點，正式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并了《21世紀議程》，作為貫徹可持續發展、進行環境政策整合的行動綱領。2002年《可持續發展世界峰會實施計劃》再次強調生態環境、社會、經濟的有機結合。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理念，一種戰略思想，指導法律政策的構建，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礎。法治是法律的核心之一，現代法治的發展推動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產生，可持續發展理論體現法治本位的演變。法治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古典法治、近代法治和現代法治。其中近代法治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個人權利與自由，現代法治則強調禁止公民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濫用。但他們的局限性體現在:首先，在人與自然的價值關系中，只有擁有意識的人類才是主體，自然只能是客體，價值評價的尺度始終掌握在人類的手中，任何時候說到“價值”都是指對于“人”的意義。其次，在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中，貫徹“人”是目的的思想，體現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大自然對人類報復的加劇，人們逐漸意識到“人類中心主義”的法治思想是違背自然發展規律的，現代法治應該兼顧環保、生態等因素，強調社會的“可持續”發展。1987年的《布倫特蘭報告》指出了環境和發展之間的關系:人類現在的發展方式將導致環境資源的破壞甚至枯竭;反過來，環境資源的退化必將限制人類的發展。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知，該報告明確了“可持續發展”概念，即“發展應當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這反映出可持續發展理論對于代際公平的重視，即確保全球資源包括環境資源的估量使用，避免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消耗殆盡。同時，該報告指出現代國家環境管理制度的缺陷，“當今的環境問題和挑戰具有綜合性和共生的特點，它與現在的制度反差極大。這些制度相互獨立、呈現碎片化，在封閉的決策制定中按照相對狹窄的授權運行。管理資源或者保護環境的責任，在制度層面與管理經濟的責任相分離。現實世界中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相互影響，作為一種客觀規律，這種關系不會改變;因此，政策和制度就必須改變”，以適應這種關系。由此可以看出《布倫特蘭報告》早就已經開始強調必須將生態層面的考慮整合進社會和經濟層面中去，并且認為這種改變將是20世紀90年代“最主要的制度挑戰”。為彌補這些制度缺陷，該報告進一步指出:“制定國家經濟政策、關鍵部門決策以及國際政策的內閣和立法委員會，應該將持續性發展的目標整合進其咨詢報告中。”由此，EPI理論被催生。此后，很多國家實施了不同的改革措施，可持續發展概念也不斷推動EPI的發展。《布倫特蘭報告》中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具有“整合”特征的概念，它包括了三個維度的整合:即生態環境維度、社會維度和經濟維度的整合。1992年聯合國環境和發展大會通過《里約宣言》，人類空前一致地接受了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和模式。2002年《可持續發展世界峰會實施計劃》更是強調“可持續發展三個維度之間的有機結合”，也就是《布倫特蘭報告》中指出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是獨立而且是彼此相互支持的支柱”。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可持續發展理論不僅關注全球的環境問題以及各種逐漸增加的環境風險，而且關注他們之間的結合，將所有環境問題和環境風險視為一個整體;環境保護工作與社會管理、經濟管理相分離，違背經濟與生態相互交織的現實。環境法律政策必須回歸到經濟與生態一體化的狀態，因為世界本來就是一個系統的整體。這種思想剛好契合了內部整合的思路:將已經“綠化”了的部門政策進行協調、整合，使之成為一個統一整體。因此，可持續發展理論為各國環境法律政策內部整合的改革明確了方向，并催生了環境法律政策整合(EPI)這一概念。可持續發展理論是EPI原則的理論基礎，同時EPI原則也被認為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首要可操作性原則”。可持續發展在理論上推動著環境法律政策內部整合的發展，環境法律政策內部整合工作是對可持續發展思想的踐行。

(二)整合性理論的推動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理論是錢學森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它是組成要素眾多、結構復雜，與環境之間存在著物質、信息、能量交換的系統。開放性是指系統本身與其他子系統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與周圍的環境存在物質、信息、能量的交換。與其相契合的研究方法是綜合集成法，其實質是將各種要素子系統看作一個開放的整體進行綜合研究，而不是“分塊式”的研究模式。因此，將環境問題與社會、經濟問題置于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理論的框架下，探討環境法律政策內部整合工作的推進問題，是十分必要的。環境這個復雜巨系統，本身就是由生態、環境、經濟、社會等要素子系統組成的，開放性和復雜性是其顯著特征。因此，環境整合工作需要環境、經濟、社會等各部門協調合作。進一步講，法律本身也是一種多層次、多方面的有機體，法律本質是一種立體的復雜系統。因此，片面的從單一視角去探究環境法律問題，其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應該從綜合的、立體的角度去把握、設計環境法律政策。整體協調是宏觀要求，各子系統要素本身以及各子系統之間的協調是基礎，是維持整體協調的保障。以復雜巨系統理論和方法論為指導，推進環境法律政策內部整合工作，建立一套完整的環境整合系統，有利于實現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在環境立法的初級階段，針對具體的某一環境要素和單一環境污染問題，各國普遍采用的是單行立法模式。隨著環境單行法數量的不斷增加，單行立法模式的弊端逐漸凸現出來:立法缺乏統一指導思想，法律之間缺乏內在聯系性，法律內容和管理機構設置上存在重疊和沖突。環境保護理念從“末端治理”向可持續發展的轉變，使得人類認識到有必要從整體上對環境予以保護，不能孤立地、“分塊式”進行環境治理。各國根據本國的國情和各自的立法理念，采取了不同的環境法律政策整合方式，例如，法典化。環境法的法典化目的在于提供一個清晰的結構，使全部的環境法律規范和原則一致，促進環境法律政策的內在統一，它的核心是一體化。因此，法典化也正是復雜巨系統理論在立法改革上的一個體現，是環境法律政策內部整合的一種理性選擇。不同的環境各要素之間存在著內在關聯性，這種關聯性使得綜合處理環境問題十分必要，反映在立法上就需要對這些環境法律政策進行一體化的整合。法典編纂是一個系統的整合的過程，它提高了環境立法的質量，解決了單純的部門法律政策“綠化”后產生的內在不協調性，體現了內部整合的積極作用;對可持續發展觀的落實通過法典化的形式加以確認，為確保生態環境、社會、經濟三維度的協調統一提供了穩定保障。由此可以看出，法典化既是環境法律政策內部整合在立法模式上的一種體現，也進一步推動著環境法律政策內部整合工作向前邁進。然而環境法法典化僅僅是環境法律政策整合的一種途徑，唯此途徑并不能實現政策整合的全部。根據復雜巨系統理論，環境本身就是一個復雜巨系統，環境法律政策的整合必須響應這個復雜的巨系統，必須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種制度上反映它、支持它，而不是人為的違背它，必須使整個法律體系具備復雜巨系統的特性，各個法律部門根據環境的整體性和復雜性形成一個整合的整體，任何與之不符合的法律規范自然無效。

二、環境法律政策內部整合的應然性

指導環境法律政策內部整合工作最后都要落實到環境管理方式的變革上。這里的管理方式是一種廣義的解釋，它包括認知框架的構建、法律政策框架的制定、立法模式的改進和法律制度的設計，這四個層面相互交織、相互作用:任何與環境有關的法律政策的制定都應以認知框架為指導思想，環境政策的實施又以環境法律制度為保障。這里所講的應然性指導具體是指環境法律政策內部整合在原則上應該以怎樣的認知框架指導其工作;“整合”作為環境管理的一種理念，其指導下的環境法律政策設計的最理想模式是怎樣的。

(一)認知框架的構建這里的“認知”(Cognitive)是指將環境的知識和相關概念理解整合進人類的思考和決策制定中，并且使這些知識和概念的理解協調一致形成一個統一的框架指導各領域的環境法律政策整合工作。當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所采用的認知框架主要有:可持續發展理論、生態現代化理論、環境空間理論和生態系統方法。這些認知框架包含了不同的價值觀和對環境利益的取舍，指導政府各部門的環境相關工作。對于環境法律政策的內部整合的指導來說，這些認知框架包含了“整合”這一核心思想。然而，世界主要國家的環境法律幾乎都以可持續發展理論作為指導，因此有學者指出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帶來了新的法律革命。歐洲環境署2005年的一項報告也指出，“環境法律政策整合是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題中之義，其目標就是將環境政策的考量植入其他與環境政策有關的部門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之中。”然而，可持續發展理論作為一個認知框架，它在環境法律政策的外部或者內部整合方面并沒有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它僅僅是指出經濟的發展應該被“綠化”，應該權衡環境、經濟、社會目標的實現。并沒有具體指明如何將環境利益整合進經濟決策中，如何使環境、經濟、社會三個維度之間相互協調。生態現代化理論彌補了可持續發展理論的上述不足之處。它從系統生態整合的角度，對生產、消費、資源消耗和污染之間相互關系的復雜途徑采取謹慎分析的態度，并最終達到預測和預防生產和消費決策對環境產生不良后果的目的。馬丁•杰內克以生態現代化轉型為界，提出過兩種分析生態現代化的模型:在生態現代化轉型之前，環境治理的主體主要是國際政府和工商業，他們之間的互動導致環境法律政策的改變;而在生態現代化的環境治理新時代，國家政府與各個層面的政府、行業領域以及其他行為主體之間呈“雜爆炸式互動”。轉變，反映了環境法律政策由單一向整合轉變，由單純外部整合向更加重視內部整合轉變縱向(外部)和橫向(內部)合作與協調成為環境治理工作的主要途徑，多層次、多利益相關者的協商才是法律政策內部整合的途徑。可持續發展理論指出了整合的應然性，生態現代化理論勾勒了整合的主要途徑，兩者相互補充，才能完整的構建環境整合工作的認知框架。

(二)整合性立法模式的改進隨著環境問題的不斷涌現，許多國家已經完成了大規模的環境立法，各種單行環境法紛紛頒布。然而大規模的單行環境立法的完成，僅僅是環境領域立法的初級階段。前文已述及環境法律政策“碎片化”的弊端，這些單行立法并不能滿足人類對于環境保護目標的實現。起初的單行環境法往往將治理重點集中于處理某一特定地區的環境要素所存在的問題，比如水、土壤、大氣等。這些單行環境法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其天生的“碎片化”和環境整體運行的矛盾，導致污染從一個環境要素轉移至另一環境要素。這使得人們對于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環境資源問題的綜合性以及各部門環境法律政策之間的關聯性的認識日益深化。為解決跨領域、跨部門的環境問題，一些法治比較健全的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較少采用廢棄舊法、重新制定新的綜合性法律的方法，而是采取法律滲透、法律修改補充、法律解釋、法理說明等方法，從整個國家和法學研究的角度出發，建立健全系統完整的環境法體系，逐步促進環境資源法體系的系統化和綜合性。然而這種方法并不是最終解決方案，并沒有解決單行環境法的種種弊端。各部門之間的法律即便完成了外部的法律政策整合，考慮進了環境因素，也會缺乏內在的聯系性。而且可能由于不同屆政府的不同觀念，政府部門和行業部委間有時呈敵對狀態，也可能僅僅由于它們之間缺乏溝通。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些主要發達國家開始了綜合性環境立法之路。綜合性環境法是一種對單行法進行整合的立法模式，通過對原有單行環境法進行修訂，將原先的單行環境法納入一部新的法律中，這部新的環境法律就是整合性環境法。例如，加拿大的《環境保護法》(1988年)。但是，綜合性環境法采用循序漸進的方式，整合范圍由小到大階梯式發展，整合不夠全面、徹底。法典化則是一種最大范圍的整合，試圖用一部法典調整一國絕大多數環境問題。法典編纂是指用法律邏輯上完整的、內部統一一致的方法，對調整同一類型的社會關系作出系統的法律規定。在進行法典編纂時，整理的對象不是各種法規，而是包括在各種法規中的大量的法律規定。環境法的法典化是綜合性環境法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產物，它的結構更加清晰、更富有邏輯性，使得環境法律規范和原則趨于一致，更能有效保障與促進環境法律政策的內在統一。這種立法模式的出現符合環境法發展的趨勢，更契合“整合”的思想，是環境法發展的必然。現階段對于很多國家來說，是一種實現環境法律政策內部整合的更高效的路徑。

(三)環境法律政策整合設計思路具體到整合性環境法律政策的設計問題，在“整合”原則的指導下，提供一種總括性的法律政策框架(overarchingpolicyframework，也稱作總括性政策框架)，以修正環境法律政策外部整合帶來的不足，從而使各部門的環境法律政策相互協調，是最理想的構思。在總括性政策框架的指導下，制定或修改所有有關環境的政策或法律，使得國家的環境法律政策，上到宏觀政策，下到具體法律制度，形成一個有序、聯系的整體。

1．總括性的法律政策框架的設計這種總括性的法律政策框架是環境政策領域的最高級別，試圖找到所有環境政策的共同基礎、共同目標。它的形式通常為國家層面的戰略計劃，比如澳大利亞的《國家生態可持續發展政策》(NSESN)，歐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SDS)，荷蘭的《國家環境政策計劃》(NEPP)等。這種政策框架應具備廣泛性、目標的可轉化性、長期性、計劃性、科學性和明確性的特征。廣泛性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涉及領域的廣泛性，只要這些政策領域可以對環境產生影響，包括農業、交通、能源、貿易、漁業、住房等，都應該包括在該政策框架中;其二，參與主體的廣泛性，該政策框架的制定不應該是環境保護部門或者國家的某個行政機關單獨制定，而是環境保護部門與其他有可能對環境產生影響的部門聯合制定。目標的可轉化性是指，該政策框架的總體環境目標，可以被其他部門所吸收，即轉化為具體的部門政策。在這個過程中，工商業團體都起著重要作用，如果這些工商業團體對環境政策有太強的抵觸情緒，那么不僅外部整合無法完成，內部整合也無從談起。因此廣泛的協商、經濟激勵措施的制定、自愿協議的設計等都是目標能夠順利轉化的條件。無論是可持續發展的總體目標還是每個部門的具體環境目標，都不可能短時間內實現。長期性、連續性是該政策框架發揮其自身價值的前提。以加拿大為例，1990年制定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計劃，其目標為“至2000年在全世界工業國家中成為環境最友好國家”。可是1995年該計劃便擱淺，直到2007年加拿大都沒有一個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計劃。雖然計劃的擱淺有著復雜的政治經濟因素，而且加拿大的環境問題也不是特別嚴重，但是作為總括性的政策框架，長期性、連續性是政策框架得以運行的重要保障。長期的政策框架需要一個良好的規劃，有明確的實施步驟，這就是政策框架的計劃性和明確性。長期目標往往過于空洞，比如“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如果有具體步驟，那么一個政策框架將更具實施性。政策框架中政府的意圖、承諾等等必須是明確的、透明的，應盡量減少口號性語言的使用。荷蘭自1989年出臺第一個《國家環境政策計劃》以來，1994年、1998年、2001年都有新的《國家環境政策計劃》出臺，每個政策計劃都有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以及對前段工作的總結，荷蘭的《國家環境政策計劃》將計劃性和明確性表現的淋漓盡致。環境問題由科學技術的運用而產生，同樣也要由科學技術的進步來解決。政策、法律的制定，都要由科學技術來指導。這樣才能找出環境問題的原因，合理解決。

第8篇：環境法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環境問題的現代性將環境立法置身于復雜情境之中，環境法的“軟化”正是立法上對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的必要應對。環境法的軟化具體表現為：法律規范的強制性讓步于寬泛和靈活性的要求，框架性和指導性的規范內容增多，行政機關被賦予廣泛的環境管理職能和行政裁量權。在環境立法的“軟化”趨勢中，協商合意日漸成為環境行政的主題詞。

一、從框架性環境立法說起

在國內環境法討論中，經常可以聽到關于我國環境立法“過于原則和抽象，不易操作”的批評之聲，并將之歸因為我國立法機關過于強調立法“宜粗不宜細”的原則。

這一歸因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就環境立法領域而言，“宜粗不宜細”原則未必是唯一的、甚或主要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不存在該原則的指導，環境立法同樣可能保有抽象、概括和靈活的特點。這既是一個顯著的事實，同時也可能是立法技術處理的一種必需——事實上，已經有文獻指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各國環境管理最顯著的發展在于框架性結構環境法律的出現。框架性立法通常重視環境管理的總體目標和原則的確立，合理的機構設置，環境政策的總體框架和規劃等問題，有利于為解決環境問題提供一個概括、廣泛而靈活的法律框架，同時，也留下了可操作性的質疑。

二、環境問題的現代性與框架性環境立法

那么，作為環境問題的立法應對，框架性立法是否可以避免？這得從環境問題的現代性本質說起。對于環境問題的產生原因，有的將之歸為人口增長；有的歸為生活富裕；有的抱怨人的內在進取性；神父抱怨各種贏利，歷史學家抱怨教會，政治家歸罪于技術，環境主義者歸罪于政治家們或者資本主義，還有個別觀察家歸罪于每個人自身。在所有這些原因的背后，我們注意到，現代化仍然難脫其咎。

在加拿大社會學學者大衛。萊昂（DavidLyon）的著述中，現代化是一種與技術導向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演進方式的概括，而現代性，則是那些演進所積累的結果。正如許多學者和思想家所看到的，現代性成功地開創了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導致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遷，但同時它也生產出否定和對抗自身的條件。現代性是一柄雙刃劍，一面是技術進步、經濟發展、人口增加，工業化和城市化；另一面的陰暗中，除了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背后的暴力、壓迫和剝削；杜爾凱姆指出的混亂和迷失；韋伯指出的官僚制鐵籠的奴役，齊美爾筆下的陌生人社會等等以外，還有日亦凸現的環境危機。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公害事件的發生，往往與工業化快速發展如影相隨。不少城市居民突然發現自己籠罩在光化學煙霧中；農民對有毒的殺蟲劑憂心忡忡；一些人抗議原子彈和核電站的射塵威脅；另一些人則遭受著體內高水準的鉛或汞引起的痛苦。工業革命發源地英國和工業化快速發展國家日本、美國等國頻頻發生的公害事件，一件比一件讓人觸目驚心。在當今經濟發展已經駛入快車道的中國，水問題已經相當突出：在中國617個城市中，近300個城市面臨水資源匱乏（應當附帶說明的是，這種匱乏并非水資源總量的匱乏，而是水資源的可用性和安全性的匱乏）；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中國主要河流5萬公里長，已經有80％的河段由于污染不適合魚類生長。由此可見，環境問題從一開始就作為現代化的副產品呈現于世，其本質是現代性的問題。

環境問題的現代性本質首先決定了其矛盾的社會屬性。用社會學的語言表達，矛盾性是“將某一客體或事件歸類于一種以上的范疇的可能性，是一種語言特有的無序，是語言應該發揮的命名（分隔）功能的喪失”。在鮑曼那里，矛盾性和秩序都是現代實踐的產物，現代實踐的出發點是要追求秩序，消除矛盾，然而矛盾性卻在現代權力的每一次勝利中不斷強壯。現代性的這一性狀在環境問題上得到充分的體現——我們不難注意到，環境問題往往當前性和滯后性并存，廣域性和區域性共在，與經濟開發活動相生相克，依賴技術處理的同時卻又纏繞于技術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

環境問題的現代性還意味著環境問題與風險性密切相關。根據著名社會學家貝克（UlrichBeck）的風險社會理論，我們正處在從古典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的轉型過程中，風險性和不確定性是這一過程中的標志性概念。從近年國際國內因溫室氣體削減、瘋牛病、禽流感、致癌物質等諸多環境風險而產生的緊張和沖突來看，各國政府機關在進行環境風險管制時，都不可避免地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擔負著效率、回應和前瞻使命的公共機構，究竟如何在浩瀚的風險海洋中甄別應當予以管制的環境風險，并選擇明智合理且卓有成效的控制手段呢？不管是環境經濟學、環境管理學還是環境法學，回答這些問題都無法繞開風險評估的環節，并且在這個問題上都極易陷入不確定性的泥潭。

上述環境問題的風險性、矛盾性的社會屬性決定了環境問題注定了屬于復雜性問題。復雜性意味著非線性、不確定和偶然因素的大量存在，以及人類面對復雜系統的無知。早在20世紀70年代，康芒納即向人們揭示，人口、富裕和技術，都在加劇環境危機。這三個因素并非各自靜止存在、單獨對環境發生作用，而是變動不居，交互作用，以乘積而非簡單相加的方式促使污染增長。現代工業化的社會中存在著大量的形形的中心，有著不同的規模和特征，從人口密集的城市到人口相對稀少的村莊，生活其中的人們可能都在追求不同合作或沖突的利益。工商業發展、貨物流通和服務、交通聯系、生活方式選擇，各自以不均衡的方式作用于各種環境媒介，構成異常復雜的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我們很難真正了解所有這些作用元素相互之間的關聯性。

了解到自然和社會的這種復雜性和非線性特征，對于環境風險的控制無疑是必要的。至少，需要人們借此反思傳統的線性思維和行為模式，對某一事件或結果事先放棄簡單、唯一的因果論。克勞斯。邁因策爾指出，物理的、社會的和精神的實在都是非線性的和復雜的，因此應當注意我們的行為的嚴重后果。在一個非線性的復雜的現實中，線性思維是危險的。我們需要一個生態學和經濟學之間有著良好均衡的復雜系統。這要求我們在反思慣有的線性思維方式的基礎上，探索對復雜性和非線性的環境問題的管理和控制方式。

三、環境立法“軟化”的具體表現

從立法實踐來看，環境法的“軟化”正是立法上對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的應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環境法律規范不約而同地體現出這樣一種趨勢。

第一，法律規范的強制性讓步于寬泛和靈活性的要求，框架性和指導性的規范內容增多。如日本環境法中大量存在的有關公害防止的事業法的規定、有關行政指導和公害防止協議的規定；我國的《環境保護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的規定都明顯具有“軟法”的特點。

原田尚彥指出，如果公害控制只是規定嚴格義務，很多情況下很難達到目的，不少情況下需要參考地方的自然社會條件、產業特點，依靠行政指導、企業合作，適宜地找出切實可行的對策。在日本的公害控制實踐中，依靠法令和條例的權力性限制不過是極小部分，大多數都是通過行政指導、締結公害防止協定等多種非權力性行政手段的實施才有效地得以實現。

第二，行政機關被賦予廣泛的環境管理職能。環境問題的現代性不僅僅決定了框架性環境立法在所難免，其所包含的廣域性、滯后性和公共性因素還決定了環境損害的事后私法救濟無力，環境問題更多地依賴于環境行政措施解決。在日本，大多數公害受害者不愿通過需要嚴格的程序、耗費錢力的裁判程序，而希望通過行政機關的專門知識和作為公共機關的信譽、有時依靠其政治力量，使問題簡易迅速而且廉價地得到解決。學者因而總結，環境行政的必要性在于：在具有復合性、廣域性的產業公害和城市公害的情形下，通常原因發生者、受害者都是不特定且多數的，基于以個人主義法理為依據的過失責任主義的私法解決辦法有其限度，人們認為需要行政措施；司法救濟原則上是事后救濟，而且以金錢賠償損害。因此，作為對人身生命、自然環境的侵害救濟，是不充分的；通過訴訟謀求解決，需要花費時間，而且對違法性和因果關系作出立證，困難很多；此外，行政施行的各種事業，有時甚至會構成環境破壞的原因。類似的情形在美國同樣存在：法院職能的局限性，以及訴訟和訴訟制度的局限性（訴訟的個別、偶然性、抗辯制的對抗性、舉證障礙、侵權法救濟不足、以及訴訟代價高昂）都限制了通過司法途徑控制環境危機的有效性。由于環境危機的廣泛性和深刻性，控制和消除環境危機成為美國聯邦和各州行政部門的職能。法院在控制環境污染或環境危機方面雖然能夠發揮一定作用，但是這種作用同行政部門的規劃和計劃職能和日常管理職能的作用相比就是次要的了。只有全面、系統和持續的控制才能有效地控制環境危機，而這種全面、系統、日常和持續的控制只有通過行政部門的日常管理活動才能實現。此外，現代環境法中實踐風險預防原則（或理念）也十分需要行政機關的事前介入。典型的環境預防措施如環境政策以及環境行政計劃。因而，環境法律規范的內容側重于規定環境管制體制、措施以及相關責任，主要為環境行政提供依據并進行必要的指導和制約，對環境行政手段十分倚重。

第三，行政機關被賦予廣泛的裁量權。由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環境法律規范的框架化、不確定性和不完備性凸現，環境法倚重行政措施勝過司法措施，環境行政機關的裁量自由得到彰顯。這既是社會環境的客觀需要，也是立法技術上的一種必要處理。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由于現代社會變遷迅速、復雜，現代行政范圍大、技術性高，造成了立法機關面臨立法技術和價值選擇的困難，基于靈活性、機動性、專業性和實驗性的考慮，立法機關授予行政機關廣泛的裁量權。美國學者斯圖爾特（RichardB.Stewart）指出，行政裁量權的產生不外乎以下三個原因：第一，立法機關明確授權行政機關在特定領域內享有完全自由的選擇權；第二，由于制定法的含糊、概括或模棱兩可而導致行政機關裁量權的客觀存在；第三，由于立法機關排除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而產生事實上的裁量權。具體到環境行政領域，由于其相對于其他的管制領域尤為復雜，其所具有的科技關聯、廣度利益沖突、隔代平衡以及國際關聯特點，同時意味著環境問題的處理對專業行政機關和專業行政人員的高度依賴。單就環境標準一項來說，由立法機關直接制定各類排放標準和環境質量標準是不可想象的，只可能由專業機關利用其專門知識識別污染物，并根據污染物對環境的影響以及管制污染物可能對經濟的影響而確定執行標準。美國有學者指出：盡管在理論上，空氣污染和水污染問題完全可能通過由法院實施的私人責任規則而得到解決，但是，該方案實行之中的困難和缺陷已經使得負責的觀察者贊同集中化、專門化的行政自由裁量權，認為其是處理環境問題過程中的一個必要因素。

在復雜的環境問題面前，環境行政裁量權的產生在所難免，不同法治背景中存在的只是環境行政裁量權的行使方式，以及對環境行政裁量權的約束方式和程度的區別。不過，這一點在環境立法中有時難免被忽略，如我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暫行條例》顯然就沒有意識到保留必要裁量空間的意義，以行政法規的方式對“2000年實現淮河水體變清”的目標予以明確確認，雖然實現了法規的明確化要求，但是這一規定實質上存在著對裁量權不適當的限縮，存在管制過度的缺陷，排除了具體執法部門對于淮河治污目標再行調節的靈活性。

第9篇：環境法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循環經濟是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探討了企業、政府和社會公眾在發展循環經濟過程中的努力途徑,并對我國完善循環經濟的法律和制度提出一些思路。

一、以憲法為核心理念,構建循環經濟立法體系

一個國家的法是由憲法和一系列位階不同的普通法律所組成的一個統一體系。憲法在一國法律體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普通法律都必須以憲法為依據而制定,不得與憲法相抵觸。普通法律依據憲法的規定、原則及精神進行具體化,成為社會實際生活的具體規范。國家立法機關在制定普通法律時,必須以憲法為依據。普通法律的規定不得同憲法相抵觸,否則無效。

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公民對環境權、健康權、生命權的理解與要求越來越高。目前,環境權已得到越來越多的人們的認同,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把環境權寫入《憲法》,國際社會以及一些國家開始用立法和法律解釋的方式對環境權加以確認,立志于使環境權從應有權利向法定權利的轉化。如法國政府內閣會議曾于2003年6月25日通過了關于《環境》的憲法草案。我國憲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美國第九次修正案規定“不得因本憲法列舉某些權利,而認為人民保有的其他權利被否定或被貶低。”“憲法第九次修正案被認為是包含公眾免受不合理的環境質量降級的權利。”從上述不難看出,循環經濟所體現的宗旨,在憲法中是有切實的依據的。同時,在制定關于循環經濟發展的普通法律以及除普通法律以外的法的其他形式時,必須依據憲法的規定、原則及精神制定,不得與憲法相抵觸。

二、借鑒國外循環經濟的立法模式,構建我國的循環經濟立法體系

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匱乏、環境破壞問題嚴重的國家。發展循環經濟起步較晚、理論研究也較為薄弱。要在我國發展循環經濟模式、構筑循環經濟法律體系,就需要在因地制宜的基礎上,學習國外先進經驗,少走彎路。我國循環經濟立法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既要積極推進,又要循序漸進;既要突出重點,又要兼顧一般。我國循環經濟立法體系框架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考慮:

(一)第一層面的基本法

政府的宏觀調控與管理作用極大。客觀上需要從全局的高度,制定一部能夠統攬全局的、帶有基本法性質的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法律。明確各級政府及其管理部門發展循環經濟的權利和義務,明確全社會發展循環經濟的途徑和方向,利用政府強制管理的“有形之手”與發揮市場機制的“無形之手”的共同作用,從國家發展戰略、規劃和決策層次規范循環經濟的發展。循環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其核心是最有效地利用資源,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從根本上保護和改善環境,是一場經濟、環保和社會的重大變革,需要權威的法律手段作為支撐、保護和引導。因此制定循環經濟的基本法是十分必要的。從這一層面來考慮應制定《循環經濟促進法》。

(二)第二層面的綜合性法律

目前,我國現有的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律法規許多屬于綜合性質,不少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制定的。當時的立法目的、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制度還帶有計劃經濟色彩,以環境污染防治為核心的環境法體系在環境管理機構設置、環境保護基本原則及法律責任等方面存在重污染防治規范而輕生態環境與資源保護的缺陷,因此對這些法律法規應及時修改,適應發展循環經濟的需要。

(三)第三層面的針對各種產品性質制定的具體法律法規屬于第三層面的立法問題,如主要工業廢棄物、農業廢棄物、廢包裝、廢塑料、廢玻璃、廢舊家電、廢舊電子產品、建筑廢物、廚房垃圾、廢舊汽車及其配件等大宗廢物的專業性循環利用問題,既屬于企業層次上的問題,又屬于區域和全社會層次上的問題,現行的相關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零散,缺乏系統和綜合性的解決機制,要加快制定針對各種產品性質、操作性強的具體法律法規建設步伐。

三、通過立法,建立約束激勵機制

(一)通過科技立法,促進循環經濟快速發展

政府應切實發揮建立循環經濟型社會的主導作用,開辦各類研發機構。除了發揮政府辦的研發機構“國家隊”、“主力軍”的作用,從事多方面的研發,特別是重點攻關項目的研發,還要鼓勵、引導、支持民營機構的研發和企業的研發活動。研發機構的任務,就是從本地實際出發,研究和開發適用有效的可以替代傳統做法的資源節約型的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藝、新產品,研究和開發使各類廢棄物利用更充分、質量更高、附加值更大的新技術、新工藝。

各地政府不僅要為政府辦的研發機構提供資金,而且應每年拿出資金,以課題招標的方式扶持民營研發機構和企業的研發活動。要依法保護研發機構成果的知識產權,同時通過科學教育、科學知識普及,進一步傳播增進大眾對科技的理解和參與,形成一個政府、產業、教育、學術、金融、民間組織及個人等共同推動科技創新的局面。

(二)建造綠色財政制度

購買性支出政策。在購買性支出的投資性支出方面,政府應增加投入,促進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配套公共設施建設,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鋪設、綠色園林城市建設、公路修建等。在購買性支出的消費性支出方面,政府可通過實際的綠色購買行為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例如,優先采購具有綠色標志的、通過ISO14000體系認證的、非一次性的、包裝簡化的、用標準化配件生產的產品。通過改變政府的購買行為,可以影響消費者和企業的生產方向,從而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

財政補貼政策。政府可以考慮給開展循環經濟的企業以財政補貼的照顧,如采取物價補貼、企業虧損補貼、財政貼息、稅前還貸等。同時,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使用的無污染或減少污染的機器設備實行加速折舊制度。政府對企業通過有針對性的財政補貼,可調動企業循環經濟建設的積極性,從而指導整個社會資源向循環經濟的方向發展。

許可證制度。政府確定某一地區排污或排污濃度的總體水平,實現污染許可證的發放量等于該總體水平。發放許可證時,可結合企業現有排污情況,成比例縮小允許的污染物排放數量,超標部門給予經濟甚至是法律的懲罰。

財政信貸制度。信貸制度是環境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它可以根據循環經濟的要求,對不同對象實行不同的信貸制度,即優惠信貸制度或嚴格信貸制度。這樣做的好處是將對實施循環型經營的企業給予更加優惠的待遇,鼓勵人們朝著循環型發展模式的方向去生產和消費。

完善現有稅費制度。政府可以制訂出特別的稅、費政策。這一方面,國外同樣也有先例。此外,如美國的稅收減免政策、日本的特別退稅政策,以及荷蘭利用稅法條款來推動清潔生產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另外,發達國家還普遍采取了其它一些稅收政策,如征收生態稅、填埋和焚燒稅、新鮮材料稅。各級政府應加強政策引導,通過實行“綠色稅”等措施,利用政策導向和經濟杠桿,促使企業、公民自覺地為建立循環型生態社會進行綠色生產、綠色消費,推動建設循環型經濟社會。

利用獎金等多種獎勵手段。政府可以設立一些具體的獎勵政策和制度,重視和支持那些具有基礎性和創新性、并對企業有實用價值的資源開發利用的新工藝、新方法,通過減少資源消耗來實現對污染的防治。如美國1995年設立的“總統綠色化學挑戰獎”,英國2000年開始頒發的JerwoodSalters環境獎。日本政府在許多城市設立了資源回收獎勵制度,目的是要鼓勵市民回收有用資源的積極性。為促使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日本大阪市對回收報紙、硬板紙、舊布等廢棄物的社區、學校等集體發放獎金;并在全市設置了80多處牛奶紙盒回收點,以免費購買圖書方式鼓勵市民回收牛奶紙盒;對回收100只鉛罐或600個牛奶罐的市民予以100日元的獎勵。泰國曼谷市建立“垃圾銀行”,鼓勵少年兒童收集垃圾、分類裝袋,并交由“垃圾銀行”處理。“垃圾銀行”每3個月計息一次,以鉛筆、書本、襪子等生活必需品作為利息,予以獎勵。

(三)建立約束機制

政府優先購買資源再生產品。通過干預各級政府的購買行為,促進資源再生產品在政府采購中占據優先地位。美國幾乎所有的州都有對使用再生材料的產品實行政府優先購買的相關政策或法規。聯邦審計人員有權對各聯邦機構的再生產品購買進行檢查,對未能按規定購買的行為將處以罰金。在河北省的循環經濟建設中,我們也不妨效仿這一手段,并通過立法形式加以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