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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債務體系下的新興債權大國
當前,全球儲備失衡和全球債務失衡構成了全球經濟失衡,造成的實質性影響是外匯儲備在新興市場經濟體累積和對外債務在發達經濟體的累積。因此,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對外資產余額超過對外債務余額,成為對外凈債權國,發達經濟體的對外債務余額超過對外資產余額,成為對外凈債務國。
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匯儲備已增加至8.1萬億美元,中國擁有2.4萬億美元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前10大儲備經濟體依次是中國、日本、俄羅斯、中國臺灣、印度、韓國、瑞士、巴西、中國香港、新加坡。從排名來看,全球前10大儲備經濟體中,有8個是新興經濟體,只有2個是發達經濟體。
除了中國擁有全球近三成的外匯儲備外,俄羅斯的外匯儲備占比接近7%,印度、中國臺灣和韓國的外匯儲備占全球份額也超過或接近4%,巴西、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匯儲備占全球份額都在2%以上,新興經濟體的全球儲備份額總和已經遠遠超過50%,新興市場紛紛成為凈債權國。
與此相對應,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債余額總值為56.9萬億美元,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愛爾蘭、日本和瑞士分別列全球外債排行榜的前10位。這一債務排行榜幾乎囊括了所有經濟強國,排名前10位的發達國經濟體外債總和,已經占到全球債務份額的82%,而美國外債余額已到達13.6萬億美元,占全球外債余額的23.9%。
世界經濟中存在著以金融分工和產業,貿易分工為紐帶的“雙重循環”機制,而恰恰是這兩種機制造就了全球的失衡局面。貿易分工和生產分工體系維系著實體經濟,金融分工體系維系著虛擬經濟,而要素全球化自由流動以及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則是這種分工得以實現的基礎。
在這種雙重循環過程中,一方是美國經常項目持續的巨額逆差和資源性商品輸出國、新興市場國家日益增長的經常項目盈余;另一方則是充斥著全世界的美國發行、美元計價的各種金融資產,尤其美國發行的巨額債券進入到各國官方的外匯儲備和債券市場,為美國財政赤字和債務融資做出了“隱性貢獻”。這就形成了全球債務國與債權國之間的債務循環。因此,全球的失衡不僅是逆差國與順差國,消費國與生產國之間的不平衡,更是債務國與債權國之間的不平衡。
全球財富分配失衡的現狀亟待扭轉
隨著我國從資本凈輸入國轉化為資本凈輸出國,從對外債務國轉化為對外債權國,我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要身份也相應地從籌資者轉化為投資者。中國成長為債權大國的速度比崛起為經濟大國的速度更快,2006年,中國繼日本和德國之后成為世界第三債權大國,并于2008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債權國。然而,作為不成熟的債權國,中國無法以其自身貨幣進行放貸,大量貿易順差由此帶來了貨幣的不匹配和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同時貨幣當局對貨幣和流動性的管理也將更加困難。
首先,我國是“官方債權國”而不是“私人債權國”。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2009年末,我國對外金融資產34601億美元,外匯儲備余額為23992億美元,儲備資產占對外金融資產的69.3%,而日本的這一比例僅約為1/6,我國是典型的“官方債權國”,財富管理的風險更為集中。
其次,不成熟的債權國地位蘊含了資產損失風險。國際投資頭寸表顯示,2004-2009年間,中國對外資產中儲備資產平均占比為66.73%,比美國高出63.56個百分點;對外負債中,FDI占比高達59.96%,高出美國55.21個百分點。這種不對稱結構的直接結果就是投資收益的重大差異。據統計,1990-2008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資收益凈額多數年份為逆差。投資收益累積逆差額達605.53億美元,這與同期中國上萬億美元的對外金融資產凈額形成了極大的反差,中國對外金融資產與負債結構存在嚴重的不對稱引發重大資產損失的風險。
再次,國際收支順差持續存在使央行的沖銷難度不斷增大,這就意味著貨幣政策操作難度增大。比如,在不能完全沖銷時,本可以提高利率來緩解流動性過多壓力,但在資本跨國流動渠道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提高利率會吸引以套匯、套利或套價為目的的國際投機資本更大規模流入,這反過來會加大沖銷壓力。也就是說,在國際資本流動自由度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我們試圖穩定匯率,就必然難以繞開“不可能三角”困境,貨幣政策的自主操作空間必然受到壓縮。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主要經濟體債務風險的上升,中國債權國也遭受非常大的風險。6月份,中國減持美國國債240億美元至8437億美元,連續第二個月減持美債,與此同時,隨著日元的走俏,我國大幅增持日本國債。迄今為止,我國已經連續6個月增持日本國債,合計增持日本國債1.73萬億日元,約200億美元的日元金融資產,幾乎相當于前5年買入規模的5倍。
作為最大債務國的美國和日本步入持續增長的債務通道,根據奧巴馬政府近期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在2010財年將升至94%,2011財年將達99%,2012財年將升達101%,2040年美國債務將達到GDP的2倍,而隨著債務增長速度快于經濟復蘇步伐,而個人資產增長乏力,日本國民儲蓄率已從1998年的10.5%下降到2008年的3.3%,IMF預計幾年之內日本儲蓄率由正轉負的趨勢不可避免,資本與負債的缺口會越來越大,日本政府的國家信用將受到重大打擊?!耙詡B債”、“用赤字解決赤字”的債務依賴很可能使美國和日本陷入死胡同,債務危機并非小概率事件。
應重新審視債權大國地位
中國該到重新審視債權國地位,高度關注國家財富的時候了。除了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積極發展本土金融市場外,對外儲管理應該適時轉變思路,只是在美元、日元、歐元資產之間轉換,并不能真正消除風險,要進一步壯大財富基金。
當前,財富基金已經成為各國政府管理外匯資產的重要平臺和長期戰略投資者。據美國財富基金研究所統計,截至2010年3月,全球財富基金管理的資產高達3.8萬億美元,其中一些財富基金管理的資產規模甚至遠遠超過該國名義外匯儲備規模。
相比之下,我國財富基金不但規模小,而且股權投資比例小。從規模上看,我國財富基金主要有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及全國社保基金等三支,管理約3471億美元、2888億美元以及1465億美元的外匯資產,分別占我國全部外匯儲備的14%、12%以及6%;從投資結構看,我國財富基金過分重視資產的流動性和安全性,中司2008年的資產配置中現金類資產占87.4%、固定收益證券占9%、股權投資僅占3.2%,與全球財富基金平均資產配置水平債權25%、股權45%以及其他資產30%存在較大差異。
消費需求的影響因素有很多,而且這些因素的不同組合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本文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將研究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對消費需求的影響,故選擇以下變量指標,然后運用多于統計分析,以期能揭示農村居民收入分配是如何影響消費需求的,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1.被解釋變量。本文是研究農村收入分配對消費需求的影響的,因此采用的被解釋變量為消費需求,而收入分配是通過降低或升高平均消費傾向對消費需求產生影響的,因此用中國農村居民各年的平均消費傾向來反映消費需求,平均消費傾向越大,表示農村消費需求越大。
2.解釋變量。根據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可知,收入隨著時間軸上的增加而導致平均消費傾向的減少,在橫截面上,同一時間收入水平高的收入組具有更低的消費傾向,消費價格波動也會對消費者決策產生影響,但是由于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還受到其他價格因素的影響,如農產品收購價格、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等。而模型中加入太多的解釋變量會使參數估計更加困難,同時或許會帶來多重共線性問題。因此,本文模型中的解釋變量將主要選取收入增長速度和收入分配指標。
二、模型設計
1.農村居民收入分配與消費需求的計量模型。本文通過構建如下的回歸方程來考察解釋變量對平均消費傾向的影響:
其中APCt表示中國農村居民各年的平均消費傾向,表示各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Ginit表示各年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由于農村基尼系數只能找到1985年-2011年數據,本文以1985年-2011年的數據作為分析依據)。
利用《中國統計年鑒》相關統計數據計算:APCt=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以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1985=100,剔除物價變動因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變化量/前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剔除物價變動因素)
2.模型的實證分析。由于模型所用變量均為時間序列,而時間序列往往是非平穩的,因此有必要對模型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各個變量是否為同階單整的時間序列,及它們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即不存在偽回歸。
變量的ADF檢驗結果如下表:
由上表估計結果可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模型中各變量都為I(1)序列,因此它們之間有可能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由于序列本身即為單整序列,但其一階序列仍然是單整的,本例也認為它是I(1)序列)。
利用OLS方法對模型進行估計,并進行協整性檢驗,結果如下表:
從以上的模型估計結果可得出如下結論:(1)收入增長速度變量的系數為-0.2768,說明農村居民的收入每增長1%。則平均消費傾向減少0.28%??梢娹r村居民的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增加而減少,但是程度上變化不大。這表明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傾向已經與收入水平呈反比,隨著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居民的消費傾向將逐漸下降。(2)農村基尼系數的系數為-0.6982,表明基尼系數每上升0.1%,農村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則下降6.9%。這個結果表明在我國農村,不同收入組的消費率隨其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三、政策建議
一、背景
1.中國儲蓄水平
在我國,儲蓄一直是居民對資產最傳統、最重要的處置方式,我國儲蓄率一直維持較高水平。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數據,中國國民儲蓄率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一直位居世界前列。2013年9月,我國居民儲蓄連續3個月突破43萬億元,人均儲蓄超3萬元,為全球儲蓄金額最多國家。同時,我國也是目前全球儲蓄率最高的國家,居民儲蓄率已超過50%,遠超世界平均水平。
2.中國人身保險業發展現狀
自1980年我國恢復保險業以來,我國保險業也經歷高速發展階段,而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表現為保險密度和保險深度不足。我國人均人身險保費2013年僅為110美元,人身險保費占GDP比重僅為1.6%,分別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56美元、1.9%;更為甚者,我國人身險的保險密度、深度也遠低于與有類似文化背景的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等地。因此,我國人身保險業的發展前景良好、潛在需求巨大。
二、理論分析
馬歇爾將壽險就視作一種儲蓄的方式。馬歇爾認為,人們購買壽險保單是為了對“家庭情感”進行儲蓄。雖然兩者之間還是存在本質的區別,但是保險產品在個人理財規劃中應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保險產品是一種二元化的理財產品,可以滿足不同人群的理財需求。保險產品包括傳統保障型產品和新型投資型產品兩種,傳統保障型產品通過消除生老病死等人身風險對家庭帶來的經濟損失,發揮其經濟保障功能,從而確保家庭財務上的穩定性。而新型投資型產品不僅為個人提供保障服務,還可以通過個人直接參與公司管理的投資活動的方式,實現個人資產的增值。第二,保險產品能通過獨特的稅收減免政策,充分發揮其理財成本優勢。例如我國稅法規定:壽險產品給付的身故保險金免征受益人的個人收入所得稅。第三,保險產品具有融資的附屬功能。長期壽險產品,保險合同中一般都約定了保單貸款條款,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在急需資金而又不愿終止保險保障的情形下,可以以保險單向保險人申請質押貸款,以簡便的程序迅速解決現金流短缺問題。第四,長期的年金保險產品,有助于實現生命周期內財富的跨期配置,實現個人消費在各個年齡階段的最優水平,同時可以為長壽風險提供充分的養老融資安排。根據國際經驗,壽險的發展,或者說是公眾對壽險的需求,將隨著國民經濟的增長呈現出規律性變化。
1.替代效應
1977年,莫菲特在單期模型假定條件下證明出,當個人風險厭惡且絕對風險厭惡遞減,保險與儲蓄存在替代效應。Dionne和Eeckhoudt(1984)延續莫菲特的研究思路,在同一個框架下討論最優保費、儲蓄和保險決策,他們研究表明無風險資產投資是保險購買的替代。
“人的生命價值”理念很早就被用來解釋人壽保險經濟學原理,并被視作人壽保險理論基礎。休伯納認為人的生命的經濟價值源于人們經濟勞動力收入能力的資本化貨幣價值。在此基礎上可進一步指出,人身風險損失包括直接和間接兩部分,既直接增加了醫療支出,又間接導致了勞動供給減少,從而導致收入損失,即均可用貨幣價值進行度量。由此,關于對保險與儲蓄關系的分析適用于分析人身保險與儲蓄的關系。
在上述基礎上,再加上人身保險理財工具屬性與儲蓄功能沖突,短期來看,居民收入有限性使二者間必然存在替代效應,居民儲蓄的增加將導致保險需求的降低。
2.收入效應
莫森(1968)研究表明,只有在損失遠超保費且絕對風險厭惡系數遞減條件下,人們對保險需求才會隨財富增加而降低,在通常情況下,人們對保險需求隨財富增加而增多,或不受影響。
馬斯洛研究表明人們總是從追求低層次需要滿足開始,逐步提高需要滿足的層次。低層次需要是基本需要,也是迫切的需要。保險作為一種管理風險的辦法,滿足了人們的安全需要。人們在滿足了基礎生理需要后,會開始關注高層次需要。因此,滿足安全需要的心理訴求會驅動人身保險需求不斷增加,而這是建立在人們收入水平不斷提升的基礎上。
在此基礎上可進一步分析,從長期來看,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財富水平不斷提高,人身保險需求也會增加,即收入效應主導使儲蓄和人身保險呈現同方向變動,儲蓄增長對人身保險需求呈現積極影響。
三、研究設計
1.變量選取與數據
由理論分析可看出,儲蓄對人身保險需求影響,從短期來看替代效應占主導,從長期來看收入效應主導。在此基礎下,本文以人身保費收入體現居民人身保險需求(PI),以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年底余額)體現居民儲蓄水平(S),以國內生產總值(GDP)體現居民收入水平(G)。本文收集了2000年―2012年相關年度數據,人身保險保費數據來源于《中國保險年鑒》,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和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2.模型設計
經過理論分析,考慮儲蓄對保險需求影響的復雜性,建立關于儲蓄S和人身保險保費PI的分布滯后期模型。同時為粗略考察居民收入水平對保險需求的影響,建立了PI和G(GDP) 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
其中,變量下標t表示當期,t-i中的i表示滯后i期。
四、實證結果與討論
本文運用了EViews5.0對數據進行分析。估計滯后模型所用方法為阿爾蒙法,采用5期滯后和2次多項式進行估計。對簡單一元線性回歸問題運用最小二乘法(OLS)進行估計。具體結果如下表:
模型1 的回歸結果良好,R2值高達0.992,F值為174.58,通過顯著性檢驗。由模型設定可以得出,回歸出的系數為彈性系數,即儲蓄增加對人身保險保費增長的彈性作用。當期LnS的系數為0.27,這一結果看似與理論分析部分得出的短期替代效應主導的結論相悖,然而呈現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因為隨時間流逝,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二者必呈現隨時間變化而遞增的趨勢,使兩者關系呈現正相關狀態,這是從長期來看收入效應凸顯的后果。除此外,證明這一點的還有LnSt-4 和LnSt-5的系數均顯著為正,且后者的系數為2.79,遠高于當期與滯后一到四期的系數值,這表明儲蓄每增長1%,對人身保險需求的影響是其5年后保費因此增長2.79%。這說明人們意識到,儲蓄并非規劃一生財富的唯一途徑,人身保險也具有重要作用。對于模型2回歸結果也證明了這點。對模型2估計通過了顯著性檢驗,LnG的系數顯著為正,為1.29,GDP增長有力地影響了人身保費的增長,這是收入效應有力表現。我國人身保險獲得快速發展,與經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有密切聯系。
從短期來看,滯后一期至滯后三期的LnSt-1、 LnSt-2和LnSt-3的系數均顯著為負,這表明由于人們收入水平有限,儲蓄與人身保險之間替代效應明顯,并深受傳統消費觀念影響,人們仍會以儲蓄替代購買人身保險,儲蓄增長將使人身保險需求呈減少態勢。
總之,從我國來看,購買人身保險仍需建立在一定生活水平基礎上,當人們擁有更多收入,滿足了一定消費、儲蓄水平后,才有更大動力選擇其他方式規劃未來生活,人們通過投保人身保險平滑未來消費、應對各種風險還僅是處理額外增加部分收入的一種有效途徑。而在收入水平較低時人們更傾向以最穩妥方式(必要的消費、儲蓄) 來安排當期收入,而沒有動力或實力通過保險規劃未來。
五、結論
關鍵詞:籃球俱樂部,現狀,對策,發展
1 前言
籃球俱樂部是近幾年城市新興的一種課外體育活動組織形式,它按照素質教育的宗旨,遵循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隨著籃球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目前我國已有近30多個職業、半職業籃球俱樂部并作為一種新的體育組織形式已得到大家的認同,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球體育俱樂部在歐、美和我國大型城市中有比較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2研究結果與討論
2.1荊州市籃球俱樂部會員各年齡階段的人數(表1)
通過調查表明,荊州市籃球俱樂部成員的年齡一般都在20~45歲之間,其中在這之間的人員年齡低于40歲的人有占大多數。年齡的相對年輕化,便于俱樂部各項活動的開展。
表1 各年齡階段的人數
俱樂部20歲以下 20~45歲 45歲以上
荊州青年旅行社籃球俱樂部0160
華夏旅行社籃球俱樂部0160
荊州優撫醫院籃球俱樂部0160
鳳之旅籃球俱樂部016 0
鐵路局籃球俱樂部 0160
荊州移動籃球俱樂部016 0
荊州衡隆籃球俱樂部016 0
荊州一醫籃球俱樂部016 0
荊州體?;@球俱樂部0160
荊州金盾籃球俱樂部016 0
2.2場地器材是開展籃球運動的物質基礎和必備條件
籃球運動所需的場地設備對于籃球俱樂部來說是一個基礎設施,有利于俱樂部隊員的訓練和活動的開展,下面是對荊州市籃球俱樂部場地數目、規格的統計(表2)
表2 荊州市籃球俱樂部場地數目,規格
俱樂部場地數目場地規格
荊州青年旅行社籃球俱樂部租水泥場
華夏旅行社籃球俱樂部租水泥場
荊州優撫醫院籃球俱樂部1水泥場
鳳之旅籃球俱樂部1水泥場
鐵路局籃球俱樂部2水泥場
荊州移動籃球俱樂部 租水泥場
荊州衡隆籃球俱樂部1橡膠場
荊州一醫籃球俱樂部2水泥場
荊州體?;@球俱樂部3橡膠場
荊州金盾籃球俱樂部租橡膠場
調查結果表明,荊州市籃球俱樂部擁有1個球場的俱樂部3所,擁有2個球場的俱樂部2所,擁有3個球場的俱樂部1所,其他的俱樂部都是租用別人的場地?;@球俱樂部在全民擁有體育器材的數字很低,籃球俱樂部場地現狀不是令人太樂觀,雖然籃球運動在全民的普及有一定的物質基礎,但是有限的場地器材遠遠不能滿足廣大市民健身的需要,如何有效的組織開展項目的活動,所以籃球俱樂部還要在場地器材的改進上花大力氣,則是促進該項目運動普及的一個關鍵所在。
2.3籃球俱樂部的組織管理現狀
調查表明,荊州市籃球俱樂部基本沒有專門的委員會機構和管理人員,在平時的訓練比賽中也沒有專門的教練人員,完全是一中自由化的群體,形式來講相對自由,但是也給俱樂部也帶來了潛在的問題。
2.4 經營現狀
2.4.1 資金狀況
荊州市籃球俱樂部經費來源,合作(贊助)企業及經費來源統計表(表3,表4):
目前各俱樂部的資金來源主要由贊助企業全部負責的占100%,而又私人(企業)俱樂部負責的只占0%。全部由贊助企業負責經費的俱樂部易發生資金不到位、資金的來源不穩定的現象。
表3 俱樂部的資金來源及合作企業名稱
俱樂部來源企業(集團)
荊州青年旅行社籃球俱樂部荊州青年旅行社
華夏旅行社籃球俱樂部 華夏旅行社
荊州優撫醫院籃球俱樂部 優撫醫院
鳳之旅籃球俱樂部鳳之旅
鐵路局籃球俱樂部鐵路局
荊州移動籃球俱樂部荊州移動公司
荊州衡隆籃球俱樂部衡隆
荊州一醫籃球俱樂部荊州一醫
荊州體?;@球俱樂部荊州體校
荊州金盾籃球俱樂部金盾
表4 俱樂部經費來源統計表
類型數量 百分比/%集中程度
贊助企業全部負責10100 1
私人俱樂部自己負責00 0
體委與贊助企業共同負責00 0
荊州市各籃球俱樂部的贊助企業每年投入的平均資金都不相同,這也說明各籃球俱樂部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
2.4.2 經營方式和經濟效益
調查表明荊州市籃球俱樂部并非是職業籃球俱樂部,不屬于盈利的范疇,但是荊州市籃球俱樂部作為一個小群體,也有其自身的生存特點。調查荊州市各籃球俱樂部都有過組隊出去比賽的經歷,但是要比賽,必然要有資金支持,因其不屬于盈利的范疇,所以每次組隊比賽的時候都要拉贊助,由贊助商提供球衣等比賽設備,而球隊所要做的就是在冠名其所贊助企業的名稱,比賽獲得名次后,在由贊助商提供一定的獎勵。由于俱樂部的預算規模較小,經費來源主要是會員所交納的低廉會費,平時沒有比賽的時候,都由俱樂部成員交納一定象征性的會費,來維系俱樂部最低水平的消費。
2.5籃球俱樂部與社區體育、全民健身的聯系
在調查過程中,筆者了解到荊州市的籃球俱樂部都是以服務性質為主的業余俱樂部。調查結果表明,荊州市組織籃球賽的同時,都要要到各俱樂部租借球員,既提高了其球隊的整體水平,又增添了比賽的可觀賞性,為群眾體育的開展和增強市民體質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參加比賽只是一個局限的考查方面,還要提高認識,正確處理籃球俱樂部與全民健身效益的辨證關系,發展籃球運動,促進全民健身活動的開展。免費論文參考網。
2.6存在的主要問題
2.6.1 經營管理理念落后,經營運作不善,不能自負盈虧
根據調查分析得知,影響俱樂部的經營運作主要是俱樂部的建制還只屬于目前國情下的過渡形式,機構設置不健全,沒有形成企業化管理,導致了其運行機制的不暢通;另一方面是俱樂部的經營管理人員缺乏專業管理知識和經驗,懂籃球、知法律、懂經濟,會管理的管理人員很少,缺乏對市場情報的研究和利用先進管理技術和制度的素質。
2.6.2 管理體制不健全,產權關系不明晰,運行機制不暢通
由于多數俱樂部是贊助型或與體工隊合辦的,雖然俱樂部在組建初期都有相應的責權協議,但是比較模糊,以至在履行協議和運作過程中往往會因為所有權不明確而引發責權矛盾,帶來俱樂部的不穩定。
2.7發展對策
2.7.1轉變經營理念,提高經營素質
在長期的計劃經濟的影響下,我們管理層的管理概念還沒有轉變過來,習慣與運用行政手段,存在等、靠、要的思想,還不習慣以市場方式配置資源。俱樂部要逐漸提高俱樂部管理人員的經營開發素質,鍛煉和培養出一批懂經濟、懂法律、會經營的新型的管理者和專門人才。
2.7.2 健全機構設置
健全的機構設置是俱樂部進行正常有序運行的重要保證。為了增強俱樂部的生命力,建立良好的運行機制,有利于開展經營活動,各俱樂部必須設立齊全的部門,如經營開發部、財務部、法律事務部等重要部門。
2.7.3做好籃球俱樂部的宣傳工作
籃球俱樂部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體育宣傳工具,經常開展活動,豐富余暇生活,增進對籃球的了解,培養對籃球活動的興趣。免費論文參考網。
3結論與建議
3.1籃球俱樂部在荊州呈現良性的發展事態,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籃球項目仍是最受歡迎的項目。免費論文參考網。但是荊州市的籃球俱樂部缺乏組織管理者和專門的管理機構,俱樂部完全等同與自發組織的群體,這樣就會導致運做不善等方面的問題。
3.2加強管理,完善有關條例、制度,實現籃球俱樂部管理標準化,經營的過程規范化、科學化。
3.3加強與社區體育相聯系,廣泛增加群眾性,正確引導市民的體育意識,利用籃球骨干多組織籃球活動,以便增強籃球俱樂部與市民的聯系。
3.4加強俱樂部的自身發展,增強俱樂部會員間的團隊凝聚力和奉獻精神,提高會員的參與率及俱樂部的服務質量,為俱樂部提供一條良性發展的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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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醫飲食營養;教育需求;問卷調查
“營養”是指生物體攝取食物,進行消化、吸收、利用的過程,以達到健康的目的,在我國古代稱作為“榮養” 。中醫營養是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應用“辨證施食”的方法,研究食物的性味、功能,并正確地應用食物來保健身體、治療疾病、防老抗衰。[1]
中藥是中醫學用以治病和保健的主要收段,對中華民族的健康和繁衍,起著重要的作用。[2]中國人的飲食食物中,有相當部分同是中藥,當這些食物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認識和使用時就是中藥,即醫食同源的情形。中醫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在診治疾病方面完整的理、法、方、藥體系,在養生保健、預防疾病方面形成了自己極具特色的理論。[3]中醫飲食營養的基本內容,從歷代有關文獻記載和臨床實際情況分析,基本包括四個方面,即飲食養生、飲食治療、飲食節制和飲食宜忌。前兩者是指飲食在實際生活與臨床中應用的范圍;后二者是指飲食在生活與臨床中應用的方式方法。中醫飲食養生,習稱“食養”、“食補”,是泛指利用飲食來達到營養機體、保持健康或增進健康的活動。中醫飲食治療,習稱“食治”、“食療”,是泛指利用飲食來治療或輔助治療疾病的活動。中醫飲食節制,習稱“食節”、“食用”,是泛指飲食的方式方法,包括飲食的合理習俗、飲食衛生制度等。中醫飲食宜忌,習稱“食忌”、“食禁”?!耙恕睘槌?,故不多言,言“忌”較多。[4]
隨著現代社會文明的進程和經濟的發展,人們對健康更重視,保健意識更強,社會公眾對吸納了現代科學技術手段的傳統中醫藥逐漸擺脫“神秘”“不科學”的印象。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中醫對健康的作用,應用中醫飲食營養強身健體、防止疾病。為了解資陽市雁江區居民對中醫飲食營養的知、信、行的情況以及其知識教育需求的現狀,為政府、科研和教育機構普及和傳播中醫飲食營養知識,提高市民應用對中醫飲食營養理論養生能力制定對策提供參考依據。本研究對資陽市雁江區379名居民的中醫飲食營養相關知識、知識獲取途徑及健康教育需求進行調查。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初期調查階段,資陽市雁江區隨機選擇一個小區,在小區門口隨機攔截30名市民,作為調查對象。終期調查階段,在資陽市雁江區隨機選取三個街道的十字路口,隨機攔截379名居民作為調查對象。
1.2方法
1.2.1調查工具
調查問卷由研究者自行設計、編制,并經專家審核。分為兩類,初期調查問卷和終期調查問卷。初期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四個部分: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調查對象對中醫飲食營養的知、信、行;調查對象對中醫飲食營養教育的需求;目前中醫飲食營養知識在普及方面存在的問題。此階段,調查采用開放式提問法。終期調查問卷,前三部分保留不變,第四部分保留調查內容,將調查方式改用封閉式提問法。
① 一般資料問卷由研究者自行設計,內容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基本信息。
② 調查對象對中醫飲食營養的知、信、行調查表
③ 調查對象獲取中醫飲食營養知識途徑調查表
④ 調查對象對中醫飲食營養教育內容需求調查表
⑤ 目前中醫飲食營養知識在普及方面存在的問題
1.2.2調查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由研究者于2012年4月,在資陽市雁江區居民中進行調查。初期調查問卷共發放30份,回收有效問卷30分,問卷有效回收率100%.終期調查問卷,共發放379份,回收有效問卷379份,問卷有效回收率100%。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進行描述性分析和卡方檢驗等, 以P
2.結果與分析
2.1 人口學特征
本次調查共計379名雁江區居民,其中男性205人(占54.1% ), 女性174人(占45.9% )。年齡: 60歲及以上者62人( 占16.4% ), 50~ 59歲者83人(21.9% ), 40 ~49歲者98人(占25.9% ), 30~ 39歲者71人(占18.7% ), 30歲以下65人(占
17.1% ) 。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者27 (占7.1%), 初中75人(占19.8%),高中154人(40.6% ), 大學(或大專)及以上者123人(占32.5% )
2.2 資陽市雁江區居民對中醫飲食營養的知、信、行情況
① 認知方面
自評對中醫飲食營養知識的了解程度:非常了解2人(0.5%),比較了解6人(1.6%),了解一些219(58.8%),不了解152(40.1%)。
一、引言
在以知識為基礎的新興產業迅速崛起,知識密集的高技術產業高速發展的背景下,高技能人才是一個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體現?!笆濉逼陂g,培養造就一大批具有高超技藝和精湛技能的高技能人才,是我國產業升級和產業鏈提升的人力資源保證,是增強我國核心競爭力和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舉措。根據國家職業大典,高技能人才可以描述為:在生產、運輸和服務等領域崗位一線,熟練掌握專門知識和技術,具備精湛的操作技能,并在工作實踐中能夠解決關鍵技術和工藝的操作性難題的人員。
國內外很多學者也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與培養進行了理論與實證分析。我國學者葉榮德(2007)實證分析了城市中高技能人才供求失衡的原因: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持續上升,主要是因為經濟的快速發展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增加;高技能人才的供給量增長緩慢,主要原因是觀念因素,制度因素,企業因素。具體表現在片面的人才觀的思想根源,企業對人才的培養力度不夠,現行的教育體制和高技能人才培養機制存在較大不足,沒有形成對高技能人才的評價激勵和流動機制[1]。王榮(2007)認為解決高技能人才短缺問題的對策是加快建立以職業能力為導向,以工作業績為重點,并注重職業道德和職業知識水平的技能人才評價新體系[2]。以上研究對高技能人才的培養機制進行了探討,目前鮮有對高技能人才需求預測的定量研究,本文擬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實證分析廣西“十二五”時期高技能人才需求預測,為高技能人才發展提供理論基礎與數據支撐。
二、廣西高技能人才現狀分析
近年來,廣西高技能人才隊伍在數量、質量和結構上有一定的增長、提高和改善。圖1中計算了每萬從業人員中高技能人才數和每萬人中高技能人才數,以此描述高技能人才密度。
圖1顯示近10年廣西高技能人才總量和人才密度都有穩定遞增趨勢,從2004年后高技能人才有大幅增長,近幾年增長幅度較小,高技能人才需求趨于穩定。隨著廣西經濟和社會發展不斷進步,高技能人才的數量和質量也不斷提高,但廣西高技能人才的發展與培養與中東部發達省份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因此需明確高技能人才的發展目標,加快對高技能人才的建設,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圖1 廣西近年高技能人才總量及人才密度
注:數據來源于2002年-2011年《廣西統計年鑒》
三、廣西高技能人才需求定量分析
本文試圖在經驗實證中尋找高技能人才需求的主要影響因素,利用廣西1996-201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構建回歸模型,定量分析廣西高技能人才需求,從而預測廣西“十二五”時期高技能人才需求情況,為高技能人才發展提供數據支撐。
第一,變量的選取。
根據高技能人才的定義,本文采用廣西技師、高級技師資格人數衡量高技能人才數量。
本文主要從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科技投入三個方面分析對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影響。
首先,經濟發展水平。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區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變化。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意味著社會可以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和勞動機會。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提高,高技能人才的經濟待遇以及福利保障也得到更好的提高,從而吸引更多人才向高技能人才轉型。經濟發展水平對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人均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產業結構以及勞動生產率等因素上。
其次,社會發展。社會發展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影響因素存在于教育、文化、家庭、生活、環境等各方面。社會發展因素對高技能人才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供給波動方面:當社會發展穩定,各項影響因素不斷改善時,高技能人才供給穩定;反之高技能人才的供給波動較大。
最后,科技投入??萍及l展對高技能人才需求影響最為密切,科技的發展既為高技能人才的培養和成長提供條件,又為高技能人才能力的發揮創造機會,直接促進對高技能人才需求。科技的發展主要體現在科技活動、科學研究財政支出、技術市場情況等三方面。
第二,模型與數據說明。
根據對高技能人才需求影響因素的分析,本文構建多元回歸模型。本文通過模型擬合與檢驗,最后選取了分別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和科技投入的人均生產總值、從業人員數和R&D經費內部支出、技術市場成交額四項指標作為自變量,構建回歸預測模型。回歸模型設計為: (其中 為常數項, 為隨機誤差, 為回歸系數)。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廣西1997-2011年《統計年鑒》。對于缺失數據采用線性插值處理。主要使用SPSS17.0、Eviews6.0進行數據預處理和計算,并對模型進行估計和檢驗。
第三,模型構建與檢驗。
以廣西技師、高級技師資格人數 衡量高技能人才需求量作為因變量,人均生產總值 、R&D經費內部支出 、技術市場成交額 、從業人員數 作為自變量,運用SPSS擬合回歸方程,建立多元回歸模型。通過對回歸方程的多次擬合,效果最好的回歸模型與檢驗結果如下:
首先,擬合程度的測定。
表1 模型擬合程度測定
模型 R R 方 調整的 R 方 估計的標準差
1 .998(a) .995 .991 141.976
a 預測變量:(常量), x1, x2, x3, x4。
由表1可知,調整后 =0.991,這說明回歸方程的解釋能力有99.1%,模型對樣本的擬合很好,即人均GDP、R&D經費內部支出、技術市場成交額、從業人員數能夠對廣西高技能人才數的99.1%做出解釋。
其次,回歸方程的顯著性檢驗。
該回歸模型的方差分析顯示,F值為263.205,顯著概率P是0.000,小于顯著性水平 為0.05,說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回歸方程是顯著的,即X變量Y變量全體的線性關系是顯著的,可建立線性模型。
再次,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
回歸系數檢驗和回歸模型擬合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回歸系數顯著性檢驗
非標準化系數 標準化系數 t 顯著性
B 標準誤 Beta
(常量) -44632.159 5255.604 -8.492 .000
X1 人均GDP .318 .105 .845 3.020 .029
x2 R&D經費支出 9.895 13.437 1.175 7.364 .001
X3 技術市場成交額 .011 .002 .209 6.106 .002
x4 從業人員數 17.002 2.176 1.260 7.814 .001
a 因變量: y
由表2知,常量和回歸系數即 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顯著的。多元線性回歸擬合的方程為:
最后,模型修正。
運用Eviews構建上述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并采用加權最小二乘法修正異方差,廣義差分法修正序列相關性和多重共線性,修正后模型如表3示。
表3 多元回歸模型修正結果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75221.29 5395.439 -13.942 0.000
X1+0.66*X1(-1) 0.321 0.074 4.363 0.012
X2+0.66*X2(-1) 10.009 9.753266 -10.26220 0.000
X3+0.66*X4(-1) 0.012 0.001155 10.23516 0.000
X4+0.66*X4(-1) 17.238 1.361120 12.66486 0.000
R-squared 0.998 Mean dependent var 4449.218
Adjusted R-squared 0.998 S.D. dependent var 2373.100
S.E. of regression 108.560 Akaike info criterion 12.513
Sum squared resid 47140.53 Schwarz criterion 12.622
Log likelihood -51.307 Hannan-Quinn criter. 12.276
F-statistic 954.713 Durbin-Watson stat 2.491
Prob(F-statistic) 0.000003
由表3知,D.W=2.49,表明該模型不存在明顯的序列相關性,模型的擬合效果也很好,回歸模型和回歸系數都是顯著的,回歸模型有效。因此可構建多元回歸模型:
Y+0.66*Y(-1)=-75221.29+0.32*(X1+0.66*X1(-1))+10.01*(X2+0.66*X2(-1))+0.01*(X3+0.66*X4(-1))+17.24*(X4+0.66*X4(-1))。
第四,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回歸模型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第一,人均生產總值、R&D經費內部支出、技術市場成交額、從業人員數的回歸系數都是正的,說明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和科技投入對高技能人才需求產生正向影響,成正相關關系。第二,從回歸系數大小來看,對高技能人才需求影響最大的從業人員數,正向效應達17,說明從業人員數變動1個百分點,高技能人才數量變動17個百分點,從業人員數的變化反映了這一地區人口中參加經濟活動的人口數,反映了居民生活水平的變化,社會發展越穩定,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越多。影響第二是R&D經費內部支出,正向效應達10,然后是人均生產總值和技術市場成交額,伴隨著科技投入增加、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高技能人才需求也隨之增加。
四、廣西“十二五”高技能人才需求預測
根據《廣西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十二五”時期廣西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是:人均GDP、R&D經費內部支出、技術市場成交額、從業人員數年均增長10%, 廣西“十二五”高技能人才年均增長1%。
本文根據“十二五”時期廣西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即按10%的增長量,計算出變量每年增長率進行預測,從而根據構建的回歸方程計算廣西“十二五”時期高技能人才需求量,預測結果如圖2所示。
圖2 廣西“十二五”時期數據預測
由圖2可知,廣西高技能人才需求量在“十二五”時期會逐年遞增,但增量不是很大,并保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約為四十人,總需求量約為4200人,所以廣西在“十二五”時期應確保高技能人才有4200人。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對高技能人才進行研究,明確其具體概念,有助于對高技能人才的建設與培養,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本文通過數據分析與建模,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廣西高技能人才數會伴隨人均GDP、R&D費用內部支出、技術市場成交額、從業人員數的增長而增長。預測廣西“十二五”期間,高技能人才需求量每年大致以1%的速度平穩增長,每年的總需求量在4200人左右。
隨著廣西經濟發展形成了對高技能人才的強烈需求,這為廣西高技能人才的引進和開發提供了契機,如何加強廣西高技能人才建設,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政策方面。高技能人才的培養需要從制度和機制方面來給與完善,應鼓勵校企合作,并促使企業全方位的加入到高技能人才培養工作上來,吸引和留住高技能人才,促進高技能人才的開發建設。
第二,企業方面。廣西企業的人力資源規劃必須具有戰略眼光,建立一套內部晉升機制。優先從內部提拔人才,積極培養適合本自治區發展的本地人才。
關鍵詞:居家養老 服務對象 需求分析
一、前言
本文通過為期兩個月的實地調研,運用抽樣法對靜安區老人進行問卷調查,隨機在靜安區居家老人數據庫中抽取1000份樣本,千名老人分布在5個街道25個居委會,每個街道發放問卷200份。其中有逝世和人戶分離的老人由系統隨機再抽取樣本進行調查。問卷涉及到基本情況、生活服務、醫療保障服務、安全服務精神慰藉和經濟等六個方面。調查資料運用SPSS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對所有重要的數據均做了相關統計和檢驗,以保證分析結構的有效性。并針對居家養老服務對象即老人的需求以及所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以求找到解決的對策。
二、上海市靜安區居家養老服務對象需求的問題分析
發展居家養老服務的重點是滿足服務對象即老人的需求,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往往會忽略這一最重要問題,老人在生活狀況、醫療保障、安全服務、精神慰藉和經濟狀況等方面的現狀是居家養老服務過程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居家養老服務水平能達到的程度的重要基礎,下面就針對這幾項指標提出存在的一些問題。
1、老人對居家養老的服務、機構、政策了解程度不高。在調研過程中,雖然有78.3%的老人得都到過居家養老機構或居家養老機構的服務人員所提供的服務。但仍然有35.9%的老人不知道有專門為老年人提供居家養老的機構。對于跟他們聯系比較緊密的一些助老機構比如社區的樂齡家園服務站、日間服務中心等大多數老人相對比較熟悉,但像區居家養老管理服務中心和街道的居家養老服務中心等機構,老人們就了解的不多。更有59.2%不知道任何關于居家養老服務的相關政策。只知道有關于養老方面的優惠服務。
2、目前居家養老提供的服務范圍太窄。目前,居家養老機構提供的服務項目包括助餐、助浴、助潔、助行、助辦、生活護理和康復等,但調研顯示,在得到過助老服務的老人中,46.7%的老人得到過為老服務機構提供的助餐服務,助浴、助潔、助行、助辦等等其他服務均勻分布,但都不高,平均只占到7%左右.其中老人最需要的服務項目中,老人們的要求不統一,幾乎是平均分布,都不超過15%。由此看來,老人除了得到助餐助浴等項目的服務相對比例較高外,其它各項普遍不高,這說明居家養老機構的服務項目只能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老人關于生活質量提高方面的需求還不能得到滿足。
3、醫療費用過高是老人就醫難的主要瓶頸。因為年齡較大的實際情況,大部分老人認為自己身體不是很健康,其中65.5%和10.1%的老人認為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一般和較差,只有21.6%的老人認為自己的身體很健康。68.7%的老人患過慢性疾病,身體經常遭受病魔折磨;17.8%的老人曾是大病患者;7.9%的老人現在身患殘疾。老人的身體狀況決定了醫療費用是老年人的主要經濟支出。雖然大部分老人參與了各種形式的醫療保險和醫療保障,其中81.0%的老人有參加醫療保險,84.4%的老人參加退休職工互助醫療。但仍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老人沒有參加任何形式的醫療保障。這就更加加重了老年人的經濟負擔。加上目前國家醫改舉步維艱,并且效果很不明顯,導致醫藥費、手術費、住院費等醫療費用居高不下。沉重的醫療費用不僅影響到老年人的醫療,而且深深地影響到整個居家養老體系的發展。
4、大多數老人的交往需求很難得到實現。 孤獨是老年人的第一殺手,也是為老服務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這種對老人精神上的無形的摧殘加速了很多老人的衰老甚至死亡。而居家養老的目的就是利用家庭和社區的情感溫暖使老人身心愉悅,達到養老的目的。但是就目前的狀況來看,為老服務的現狀還很難滿足大多數老人的交往需求。在調查過程中,大多數老人提出有一些孤獨感或者生活太單調、無聊,希望社區能夠開展各種能讓他們參與進去的文體活動,也希望社區能多關心老人,多找他們聊天,通過各種途徑建立聊天室或建立其他聊天渠道供他們與人交流。如有條件,希望提供開展一對一的心理訪談,解決他們的心理問題。調查顯示,大部分老人想與人交流溝通,其中63.9%的老人想找人訴說心事。當有心事時,他們首先會想到配偶、子女等親人進行訴說,比例占到了70.6%,很多老人想通過參加各種活動來減少孤獨感,有45.6%的老人表示經常參加各類活動。這就需要社區為載體的居家養老體系能夠把這部分愿意交往的聚集起來,開展各式各樣的文體、旅游和集體活動,讓老人們在社區中度過充實的每一天
三、上海市居家養老服務對象需求的對策分析
1、提供途徑是老年人更充分了解居家養老服務。居家養老的服務實實在在的存在,但很老人對這項服務卻知之甚少。很多社區的老人得都到過居家養老機構或居家養老機構的服務人員所提供的服務。但仍然有一大批老人不知道有專門為老年人提供居家養老的機構。可以正面宣傳為主,通過社區的各種途徑為老人普及居家養老的優惠政策。讓老人系統的了解相關知識,充分的融入到系統中間去。這對于居家養老體系資金的籌措、政策的實施、服務的流暢性和互動性都有積極的作用。
2、提供各種渠道滿足老人的社交需求。愉快的身心是老年人能夠安度晚年的最重要的方面,而社會交往是實現老年人價值的切實可行的途徑?!吧鐣煌敝咐夏耆藚⑴c的各種社會活動,包括志愿服務、文化學習、文體活動等凡是涉及“交往”的活動。老年人可以通過各種社會交往增強運動,或者通過交往和運動尋求新的平衡,社會交往是增進老年人身心健康和延長健康期的得力之舉。社區應在了解老年人社會交往偏好的基礎上為老年人提供科學引導,并注意發揮老年人自身在各種社會交往活動中的組織和管理作用,讓老年人認識到自己的潛能,以更加自信、積極的態度去生活。調研過程中發現,經常參與社區活動、志愿者活動,各種問題活動的老人與其他老人相比身體更加健康,對生活的態度也更加樂觀向上。
3、解決老人看病難的問題??床‰y幾乎是每一個老人發出的聲音,面對如此大的一個需求群體,居家養老體系不僅不能把老年人排除在體系之外,而且要作為養老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把按病患嚴重程度的不同分別進行需求管理。“社區醫療服務”、“護理、保健類”的需求在老年婦女群體中具有普遍性,同時不容忽視的是“應急呼叫類”的服務需求在上升。為此,社區應提供相關方面的優質服務。比如,為社區內的老年婦女建立健康檔案,提供送醫上門或是陪同看病服務,以此提高社區醫療服務水平;對需要“護理、保健類”服務的老年婦女,社區可以加強相關保健、健康知識的宣傳,加強組織體育健身活動,對健康狀況很差的老人提供入戶護理服務;針對“應急呼叫類”優質服務需求上升的現象,社區應著手開始建立及改進社區應急援助網絡。
4、針對不同老年群體,實行“按需”服務。作為社會特殊群體的老年人有著不同于其他人群的特點,同時,由于每個老年人在健康、家庭、經濟等方面存在差異,其養老需求也各有不同。此外,受到性別差異和個人愛好差異的影響,不同的老年人也有不同的養老意愿。因而,社區要切實從不同老年人的個人需求出發,設置多樣性的服務項目以供老年人選擇,社區可在各小區單元樓下開設老年信箱,接收老年人提出的意見與建議,更多地了解老年人的需要。
所以本文建議針對不同類型的老年人群,提供不同層次的居家養老服務。如針對高齡老人、非自理老人,他們由于各種疾病增多、生活不能自理、與子女的溝通也越來越少、常常會產生孤獨寂寞感,應以上門照料服務為主,為老人提供醫療、康復、護理、洗滌、購物、餐飲、心理咨詢等全方位的服務,針對剛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的低齡老人、空巢家庭老人,他們一般身體健康、收入也較高、子女又往往不在身邊,應以上門照料服務為主,如家務助理、出行旅游服務等。針對生活基本能自理但又需要一定照料服務的中高齡老人,可采取日間護理中心、托老所、老年康復站等形式服務。此外,政府和社區組織要鼓勵、提倡、支持低齡健康老人在自愿量力的前提下,參與社會發展和公益事業,也可依托社區服務中心、老年活動室、老年大學,使他們參加各種有益的文化、體育、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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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西南昌330045)
[摘要] 文章利用江西省460份農民工調查數據,采用聚類分析法對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優先序進行分析,研究發現,提供穩定的城鎮工作、提供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提供低價的城鎮住宅是農民工最迫切需求的政策。通過實證分析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轉戶意愿、小孩數量對于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有顯著影響,農民工性別、家庭老人數量、生活水平情況、居住場所類型對于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響不顯著。
[
關鍵詞 ] 市民化;政策需求;優先序;影響因素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71333004);江西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招標課題(ZD009);江西農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研究生創新專項資助項目(JG201406)。
[作者簡介]袁旺興(1990-),男,江西豐城人,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童夢婷(1992-),女,江西樂平人,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康冬麗(1990-),女,江西贛州人,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通訊作者:陳昭玖(1969-),男,江西贛州人,博士、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了大量的農民工群體,他們在職業上是工人,在社會階層上介于農民與市民之間,而在社會身份上卻仍屬于農民。他們處在產業的邊緣、城鄉的邊緣、體制的邊緣,并由此對我國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為此,中央將農民工市民化作為解決農民工問題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隨后中央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對于推動城鎮化戰略的實施和解決農民工問題發揮了關鍵性指導作用。政府通過調整戰略思路、明確目標取向,設計整體性的政策框架并有重點地在操作層面上細化和集束政策,從而發揮政策預期效應,加快了農民工市民化進程 [1 ]。通過對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優先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有利于加強政府政策制定的針對性,提高政府的效率,對于有效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具有重要的意義。
與農民政策需求優先序和影響因素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在政策需求優先序方面,朱信凱(2014)認為,積極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政策是統籌城鄉發展和建設新農村的最迫切政策需求 [2 ];朱紅根等(2014)研究表明,提供各種就業信息、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和提供就業技能培訓是農民工最迫切需求的擇業政策 [3 ];工資收入、醫療保險、個人發展等工作條件是農民工擇業時最需要的工作條件需求 [4 ];魏毅、金高峰、黃少峰(2007)對江西建筑業375名農民工為例研究表明,就建筑業而言, 有關農民工工資政策是農民務工所急需的, 工傷保險是農民最希望擁有的社會保障 [5 ];李道和等(2014)通過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扶持政策需求優先序的研究得出,科技扶持、項目扶持、貸款貼息扶持、稅收減免扶持是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農戶最需要的四種扶持政策 [6 ]。在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響因素方面,朱紅根等(2014)研究表明,不同個體特征、不同區域、不同企業的農民工對擇業政策的需求存在差異,家庭人口、是否有親屬在政府部門對農民工擇業政策需求有影響 [3 ];李道和等(2014)研究表明,對農戶政策扶持需求影響比較顯著的因素有: 農戶文化程度、勞動力人數、農戶兼業化水平、農產品技術含量與農產品價格波動程度等 [6 ]。
由此可見,已有研究主要圍繞農民某一方面政策需求優先序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鮮有學者分析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優先序及其影響因素。鑒于此,本文從政策受益主體——農民工視角出發,利用江西460份調查樣本,采用聚類分析法對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優先序進行考查,使政府認識到農民工的切實需求,以便更好地優先制定政策;然后,進一步實證分析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響因素,使政府能夠因時、因地、因農民工的特征來制定相關政策。
二、數據來源與樣本描述
(一)數據來源
課題組于2014年1-9月分別對江西省南昌、上饒、九江、景德鎮、萍鄉、新余、鷹潭、贛州、宜春、吉安、撫州11個地級市展開調研, 對農民工進行抽樣調查,共發放調查問卷500份,收回有效問卷460份,有效樣本率為92%。調查內容包括農民工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家庭老人數量、生活水平情況、居住場所類型、農轉非意愿、家庭小孩數量等信息。本文選取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信息,作為研究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優先序及其影響因素的主要內容。
(二)樣本描述
本調查樣本中男性比例較高,占總體的54.78%,女性農民工比例占45.22%,男女比例相差9.56%。農民工年齡主要集中在20-50歲之間,其中,有202位調查對象年齡在30歲及以下,占總體的43.91%, 31-50歲年齡段的調查對象有207人,占總體比例45%,50歲以上的有11.09%。超過七成的農民工已婚,未婚的占26.73%。從農民工文化程度來看,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比例為19.56%,中專學歷文化程度的比例為10%,高中學歷的比例為19.56%,初中學歷的最多,占38.69%,小學文化程度的占10.87%,小學文化程度以下的僅占3.69%。
從家庭特征來看,家里沒有老人的家庭占54.13%,有1-2個老人的家庭有45.43%,有2個以上老人的家庭占少數,只有0.44%。家里沒有小孩的家庭占26.52%,有1-2個小孩的家庭有65.22%,有2個以上小孩的家庭占少數,只有8.26%。
大多數的農民工生活水平情況處于中等水平,占90.22%,處于上等水平的占0.65%,處于下等水平的占9.13%。從居住類型來看,打工居住沒有固定場所的農民工占1.96%,集體居住簡陋工棚的占0.87%,集體居住宿舍的占10.65%,單獨居住的占4.13%,住有自己產權的住宅的占25.43%。從農轉非意愿來看,只有1.30%的農民工明確表示愿意脫離土地,變為市民,22.61%的農民工明確表態不愿意市民化,其余的農民工態度不是很明確。
三、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優先序分析
在問卷設計中,把市民化政策分為:1=提供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2=提供穩定的城鎮工作;3=提供低價的城鎮住宅;4=完善戶籍制度;5=子女就學。針對上述選項,調查對象依重要程度對其進行排序。農民工市民化對各項政策的需求情況如表1所示。
第一位次上出現次數最多的是“提供穩定的城鎮工作”,139次;其次是“提供醫療、失業等社會?!?,130次,兩者相差不大,接著是“提供低價的城鎮住宅”,有107位農民工將其選為首要需求;第二位次上,“提供穩定的城鎮工作”、“提供低價的城鎮住宅”出現的次數最多,同為115次,兩者總共占了第二位次的53.74%,緊隨其后的是“提供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選項,出現了92次,再者是“子女就學”,73次,“完善戶籍制度”出現最少,僅為33次;第三位次上,“子女就學”出現的次數最多,99次,出現次數較多的依次是“提供低價的城鎮住宅”、“提供醫療、失業等社會?!?、“提供穩定的城鎮工作”,分別為84次、74次、72次?!巴晟茟艏贫取背霈F最少,僅為41次。
由表1可知,除完善戶籍制度政策排序明顯靠后外,其余政策在不同位次上出現了不同的次數,很難對其進行合理排序。為此,借鑒無權重轉移思路,即一項政策在第一位上出現的次數比另一項政策多余的次數無權重地轉移到第二位上,依次類推,直至第三位上出現的次數加上轉移而來的多余次數依然比另外一項多,則該項政策比另一項更迫切 [7 ]。但在轉移過程中出現負數,則按照加權統計頻數進行比較,第一位至第三位的權重依次為3、2、1,利用SPSS17.0軟件,采用組間連接的聚類方法,區間選擇平方Euclidean距離,對五項政策進行系統聚類,以期排出各項政策的需求優先序。
聚類分析結果如圖1所示,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可基本分為三類,結合表1中各項政策在不同位次上出現的次數,按重要程度將五項政策可相應地分為三個層次,具體分層情況如下。
第一層次是提供穩定的城鎮工作政策、提供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政策、提供低價的城鎮住宅政策。借鑒無權重轉移思路,提供穩定的城鎮工作、提供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提供低價的城鎮住宅三大政策在第一、二、三次位的數量相對都均衡,且出現的頻次都較高,其中,提供穩定的城鎮工作在第一次位和第二次位出現的頻次都居首位,可見,農民工對于提供穩定的城鎮工作政策需求最為迫切,其次為提供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最后為提供低價的城鎮住宅。
第二層次是解決子女就學問題。解決子女就學政策需求在第一、二、三次位出現的頻次都較高,說明農民工子女就學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社會普遍較為關注的話題。一般,農民工在對于政策的需求方面,首先是考慮物質生活條件方面的政策需求,所以,提供穩定的城鎮工作、提供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提供低價的城鎮住宅需求最為迫切,然后才會考慮子女就學等問題。
第三層次是完善戶籍制度政策。對于完善戶籍制度政策,第一次位只有18次,第二和第三位次也不高。表明我國的戶籍制度改革需求相對較弱。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農民工不愿意脫離土地且自身市民化能力不夠。
因此,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優先序為:提供穩定的城鎮工作政策、提供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政策、提供低價的城鎮住宅政策、子女就學政策、完善戶籍制度政策。可見,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提供穩定的城鎮工作、提供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提供低價的城鎮住宅三大塊,相對而言,完善戶籍制度政策的需求最小。
四、 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響因素分析
(一)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統計分析
依照問卷設計的初衷,將各項政策在前三位次上出現的總次數加以統計,并計算出不同分類標志下各項政策的需求比例。結果表明,隨著農民工年齡的增長,對于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 、穩定的城鎮工作這兩項政策的需求量逐漸增加,而對于低價的城鎮住宅政策的需求逐漸減弱,對于完善戶籍制度和子女入學政策的需求無明顯的規律性,但其中在31-50歲期間的農民工對于子女入學政策的需求量最大;從性別差異來看,女性農民工對于子女入學政策更為關注,比男性高7.23%,男性農民工則對于穩定的城鎮工作這一政策的需求量較大,為73.41%,女性農民工為67.79%,低了5.72%。相對而言,女性農民工對穩定的城鎮工作的需求不如男性農民工迫切,這可能與女性在家庭維系中承擔的經濟責任較小有關;隨著農民工文化程度的提高,農民工對于子女入學問題的政策需求更為強烈,而對于完善戶籍制度政策的出臺,期待度不高;已婚的農民工對于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政策和子女就學政策的需求比未婚的農民工要高,主要是因為未婚農民工年輕力壯,有足夠的生存能力,且沒有配偶和兒女,家庭負擔較小,具有較高的風險承受能力,因此對于這兩項政策的需求?。辉诜€定的城鎮工作、低價的城鎮住宅、完善戶籍制度這三項政策需求上,未婚的農民工要高于已婚的農民工。
家里無老人的農民工對于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和穩定的城鎮工作的政策需求分別為65.32%、70.16%,當有一個老人的時候,這兩項數據分別增加到了67.62%、76.19%,說明隨著家里老年人數增加,對于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穩定的城鎮工作的需求更為強烈;隨著農民工生活水平的提高,對于子女入學政策的關注度越來越高(生活水平為上等的農民工人數較少,不具備代表性);隨著居住條件的越來越好,農民工對于完善戶籍制度的政策的需求越來越大;愿意轉為非農戶口的農民工整體上對于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政策的需求更大,不愿意轉為非農戶口的農民工整體上對于子女入學問題關注的更多,政策需求也更強;家里小孩越多,對于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政策的需求更小,沒有小孩的家庭需求比率為70.25%,有1-2個小孩的家庭需求比率為64.74%,有2個以上小孩的家庭需求比率為59.64%。家里小孩越多,對于低價的城鎮住宅政策的需求也越來越小,但對于小孩入學的關注度越來越高,比率分別為33.06%、54.91%、62.05%。
(二)變量設計
朱紅根等(2014)在對于農民工擇業政策需求優先序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中,選取了年齡、性別、婚姻、文化程度等變量分析農民工擇業政策需求影響因素 [3 ]。參考其研究方法,在本文中,農民工年齡越大,可能對于醫療等社會保險政策需求量更大,農民工群體多為男性主導,男性農民工對于穩定的城鎮工作政策需求可能更為迫切,文化程度較高的農民工由于自身文化素質較高,可能也將更為注重后代的教育,從而對子女就學政策關注度更高。肖云、林子琪(2006)認為影響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經濟因素、教育因素和社會文化環境因素 [8 ]。家庭老人數量、生活水平情況、居住場所類型、農轉非意愿、家庭小孩數量從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上述因素。已婚農民工可能更為重視提供穩定工作、住宅等政策的實施情況,其中有子女的已婚農民工還會關注子女就學政策,家中老人數量越多,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政策需求大,生活水平狀況也可能是影響政策需求的因素,農民工打工居住場所類型可能對于低價的城鎮住宅政策需求有顯著影響,農轉非意愿程度可能是戶籍制度改革政策需求的主要影響因素,家里小孩數量越多,對于小孩入學政策的關注度也將越高?;诖?,選取農民工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家庭老人數量、生活水平情況、居住場所類型、農轉非意愿、家庭小孩數量9個變量對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三)計量模型分析
1.研究方法。為進一步檢驗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響因素及影響程度,構建計量模型對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若某項政策屬于農民工市民化的前三位需求,則認為該項政策被農民工“需求”,否則“不需求”。因此,每項政策都存在“需求”或“不需求”兩種情況,即被解釋變量為二元變量,本文擬運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響因素。二元Logistic模型的表達式如下:
式(2)中,Pi 表示第i 個農民工前三位需求中選擇某項政策的概率,α為常數項,βj 為待估計的系數,xj 表示第j個影響農民工市民化需求的變量。解釋變量主要選取農民工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和文化程度等可能的影響因素,解釋變量的定義及取值如表2所示。
2. 估計結果分析。聚類分析的結果表明,相對于其他政策需求來說,完善戶籍制度政策需求最小,研究其影響因素的意義不大,因此,筆者針對其他四項更為重要的政策需求分別建立1=提供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政策,2=提供穩定的城鎮工作政策,3=提供低價的城鎮住宅政策,4=子女就學政策,共4個二元Logistic模型,運用spss17.0軟件對模型進行參數估計。其中,居住場所變量經過一系列的缺失值處理,由此,將剩余四個模型的結果輸入至表3。
(1)年齡對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有影響。年齡變量在模型三中通過了檢驗,說明年齡這一變量對于低價的城鎮住宅政策需求有影響,且較顯著。年齡越小的農民工對于低價的城鎮住宅政策的需求更為明顯,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對于這一政策的需求逐漸減小。結果表明,30歲以下的農民工對于這一政策的需求率為74.19%,這也側面反映了我國房價較高,年輕人買不起房的這一狀況。
(2)文化程度對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響較大。文化程度在模型二中顯著為負,表明隨著文化程度的提高,農民工對于穩定的城鎮工作政策需求呈現反方向變化,即需求越來越小,文化程度低的農民工對于這一政策的需求量較大。文化程度較高的農民工更容易獲得就業機會,對于穩定的城鎮工作政策需要顯得不那么迫切。同時,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程度在模型四中顯著為正,表明文化程度本身較高的農民工更加注重后代的教育情況,對于子女入學政策的關注度也很高。
(3)婚姻狀況對于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響較大。未婚者更傾向于希望政府提供獲得穩定的城鎮工作政策,已婚者則對于子女入學政策的需求量較大,因為很大部分的已婚者都有孩子,而他們的孩子也有大部分在上學,所以對于這一政策的需求,已婚者比未婚者更為迫切。
(4)轉戶意愿對于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有影響。整體上,隨著轉戶意愿程度越來越小,農民工希望政府提供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政策需求越來越強。愿意轉為非農戶口的農民工,其對于子女入學政策的關注度越強。
(5)小孩數量是影響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主要因素。從SPSS17.0分析的結果看,在模型一、二里面,小孩數顯著為負數。在模型四里面,小孩數顯著為正數。說明沒有小孩或小孩數量較少的農民工,對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政策和穩定的城鎮工作政策需求量更大,可能是因為小孩數量不多的這一類農民工多半是認為社保問題嚴重且自身工作不穩定的農民工,他們認為現有的社保體系和自身的經濟條件不足以讓他們生更多的小孩,他們更加重視的是生活中遇到的社保方面和不穩定工作方面的問題。小孩數量多的農民工家庭,他們對于子女入學政策的需求量更大。
性別、家庭老人數、生活水平狀況、居住場所類型四個變量在模型中都不顯著。表明這四個變量不是影響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主要因素。
五、 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1. 農民工對于政府的市民化政策的出臺寄予厚望,其中對于提供穩定的城鎮工作政策的需求最大,對于完善戶籍制度政策的期待值雖然不高,但也有20%左右的農民工有需求。
2. 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小孩數量對于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響顯著;年齡、轉戶意愿對于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響較為顯著;性別、家庭老人數、生活水平狀況、居住場所類型四個變量對于農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響不顯著。
(二)政策啟示
1. 政府應當堅持大力推進城市化、市民化改革,逐漸完善農民工市民化政策。每一項市民化政策的出臺都是為農民工服務,因此,國家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一定要立足于農民工的實際需求,一方面,政策的出臺要有實際意義和針對性,另一方面,政策的實施要有可行性、可落實性和有序性。
2. 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培訓,提升他們的人力資本和就業能力。政府可通過靈活多樣的非正規教育形式和鼓勵政策,引導他們利用業余時間完成針對性和實用性較強的技術以及公共知識培訓,使他們有條件更好地適應城市生活,有更多機會拓展個人的發展空間。
3. 加快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營造公平的制度環境。附加在戶口上的不公平的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制度促使農民工迫切希望政府能夠改革。為此,政府要給他們創造出一個平等的成長環境,逐步剝離附加在戶口上的社會福利。
4. 積極制定房價調控政策,建立房價緩升機制。新生代的80、90后農民工買不起房的現象日益凸顯,究其原因,主要是房價過高且增速過快,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已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要求和全社會的訴求,國家必須全面進行調控,采取土地、金融、稅收等多種調控手段
5. 加快教育體制改革,完善農民工子女就學政策。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在我國由來已久,對于隨遷子女,流入地地方政府須加大投入,建立解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問題的財政經費保障機制,有效解決務工人員子女教育經費分攤機制等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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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秋節的發展 中秋節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時代秋夕祭月演變而來。祭月,歷史久遠,是古代我國一些地方古人對“月神”的一種崇拜活動,二十四節氣的“秋分”,是古老的“祭月節”。中秋節普及于漢代,漢代是我國南北各地的經濟文化交流融合時期,各地文化上的交流使節俗融合傳播?!爸星铩币辉~現存文字記載最早見于漢代文獻,成書于兩漢之間的《周禮》(世傳為周公旦所著,實際上成書于兩漢之間)中說,先秦時期已有“中秋夜迎寒”、“中秋獻良裘”、“秋分夕月(拜月)”的活動。據記載,在漢代時,又在中秋或立秋之日敬老、養老,賜以雄粗餅的活動。晉時亦有出現中秋賞月之舉的文字記載,不過不太普遍,晉時期中秋節在我國北方地區還不很流行。
中秋節成為官方認定的全國性節日,大約是在唐代。唐代時中秋風俗在我國北方已流行。《唐書·太宗記》記載有“八月十五中秋節”。中秋賞月風俗在唐代的長安一帶極盛,許多詩人的名篇中都有詠月的詩句。并將中秋與嫦娥奔月、吳剛伐桂、玉兔搗藥、楊貴妃變月神、唐明皇游月宮等神話故事結合起,使之充滿浪漫色彩,玩月之風方才大興。唐代是傳統節日習俗揉合定型的重要時期,其主體部分傳承至今。
北宋時期,中秋節已經成為普遍的民俗節日,并正式定陰歷八月十五為中秋節。文學作品中出現了“小餅如嚼月,中有酥和飴”的節令食品。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說:“中秋夜,貴家結飾臺榭,民間爭占酒樓玩月”;而且“弦重鼎沸,近內延居民,深夜逢聞笙芋之聲,宛如云外。間里兒童,連宵婚戲;夜市駢闐,至于通曉。”
到了明清時,中秋已成為中國民間的主要節日之一。歲時節日中世俗的情趣愈益濃厚,功利性的拜祭、祈求與世俗的情感、愿望構成普通民眾中秋節俗的主要形態。明清兩朝的賞月活動,“其祭果餅必圓”,各家都要設“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陸啟泓《北京歲華記》載:“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宮符象,符上免如人立;陳瓜果于庭,餅面繪月宮蟾免;男女肅拜燒香,旦而焚之?!薄兜劬┚拔锫浴分幸舱f:“八月十五祭月,其餅必圓,分瓜必牙錯,瓣刻如蓮花?!溆袐D歸寧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團圓節也"。
中秋節自古就有祭月、賞月、吃月餅、玩花燈、賞桂花、飲桂花酒等習俗,流傳至今,經久不息。中秋節時,云稀霧少,月光皎潔明亮,民間除了要舉行賞月、祭月、吃月餅祝福團圓等一系列活動,有些地方還有舞草龍,砌寶塔等活動。發展至今,吃月餅已經是我國南北各地過中秋節的必備習俗。除月餅外,各種時令鮮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