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機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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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養老機構范文
中圖分類號： （中）中圖分類號 C91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6）02-0058-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2007
當前，機構養老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得到大力發展，養老機構規模和數量增長顯著。與此同時，如何科學地評價養老機構的服務效率已成為我國政府和學界亟待解決的難題。具體表現在：第一，與純市場化的私人產品不同，養老服務由于其公益性、非營利性等特征，其產出評價難以通過利潤最大化來衡量；第二，養老機構服務往往涉及多個輸入和輸出指標，而這些指標之間又難以給出顯性的數學表達式；第三，不同指標之間的測量單位迥異，不僅難以比較，也難以給出恰當的權重。這些大大增加了養老機構服務效率的評價難度。此外，鑒于服務行業的自身特性，如服務評價的主觀性較強，服務質量測量以及數據收集上的難度等，都使得對養老機構的服務評估更加困難。
國外學者對養老機構的效率與質量關注已久，然而，國內從實證角度對這兩個主題的研究寥寥無幾。本文以廈門市為研究對象，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對該市養老機構服務供給效率進行評估，判斷各養老機構的投入產出是否有效。在此基礎上，結合單因素分析和Tobit模型考察養老服務效率與質量之間的關聯，并對影響效率的其他因素進行分析，以期為公辦、公建民營和民辦養老機構的協同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意見和建議。
一、文獻回顧
養老機構服務效率及其影響因素一直以來都被國內外學者所關注。在諸多研究方法中，DEA法無疑已經得到成熟運用。事實上，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采用DEA法分析養老機構服務效率和質量的研究就出現在一些國外學者的文獻中。塞克斯頓（Sexton）等人較早將DEA方法應用于養老機構的效率評估中，通過選取5個投入指標和2個產出指標計算了美國緬因州52所養老機構的相對效率，并以效率值為因變量擬合多元回歸模型對養老機構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1]。尼曼（Nyman）和布里克（Bricker）同樣采用DEA方法對美國威斯康辛州184所養老機構進行效率評估，他們選取4個投入指標和5個產出指標計算了相對效率值，擬合回歸模型后發現營利性養老機構的相對效率顯著高于非營利性養老機構[2]。費瑟（Fizel）等人沿用了尼曼和布里克的分析思路，分析了美國密歇根州163家養老機構的相對效率及其影響因素，進一步驗證了這兩位學者的分析結論，即營利性養老機構具有更高的相對效率以及更高效的生產前沿，此外研究還發現連鎖型養老機構具有更高效率[3]。庫雷曼（Kooreman）同樣借鑒了尼曼和布里克的分析思路，對荷蘭養老機構服務效率和質量進行了評估，不同的是，除了指標選取上的修正外，他還敏銳地注意到了此前被學者所忽略的DEA效率值的限制性分布問題（如效率值的上限為1），因此在分析效率的影響因素時，他采用了更為適合的Tobit模型[4]。羅什科（Rosko）等人沿用了以上方法考察了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400余所養老機構，發現效率受管理和環境因素影響較大，而且非營利性養老機構也會不斷提高自身效率以回應環境壓力，營利性養老機構則不管環境如何一直保持在高效狀態[5]。加拉瓦利亞（Garavaglia）等人同樣采用庫雷曼的方法對意大利西北地區40家養老機構的服務效率和質量進行了評估和檢驗[6]。
進入21世紀后，DEA方法在非營利機構的效率及其評價中依然受到普遍青睞。比約克格倫（Bjorkgren）等人發現以病房為決策單元相較于之前以醫療機構或養老機構為決策單元進行效率分析更為合理，他們選取了4個投入指標和1個產出指標對芬蘭養老機構下的64個護理單元進行了效率和影響因素分析，并認為更高效的內部管理和資源分配可以提高決策單元的效率水平[7]。萊恩（Laine）等人繼續比約克格倫等人的思路，研究了芬蘭122個護理單元的生產效率，并發現其與護理質量之間的關聯不存在顯著性[8-9]。史姆沙克（Shimshak）等人進一步關注了養老機構的護理質量與護理效率之間的關系，并嘗試將更多的質量性指標納入DEA分析中，最終篩選出6個投入指標和9個產出指標，研究認為DEA結果也可以反映不同護理質量的差別[10]。
國外學者的研究為我國養老機構效率評估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方法和思路，但由于研究背景和樣本數據的限制以及市場環境和付費機制上的差異，使得他們的研究結論對我國機構養老的啟示有限。目前國內運用DEA方法分析養老機構效率的文獻屈指可數，未見針對全國范圍養老機構效率的研究。區域性研究見吳敏的研究成果，她選擇了4個投入指標、3個產出指標分析了濟南市45家養老機構的服務效率，并采用Tobit模型分析其影響因素，發現養老機構的娛樂實施種類和管理人員數對服務效率產生影響[11]。鑒于廈門與濟南在人口、經濟以及地域上的差異，吳敏的研究結論是否對廈門有效，這也是本文有待驗證之處。承襲以上學者的研究成果，運用DEATobit兩階段分析法對廈門市養老機構進行效率、質量以及影響因素之間的考量是本文的基本立意所在。
二、方法與數據
1DEATobit兩階段模型
DEA方法是由美國著名的數學家查納斯（Charnes）和庫伯（Cooper）等人于1978年開創，它是以相對效率概念為基礎，以數學規劃為主要工具，以優化為主要方法，根據多指標投入和多指標產出數據對相同類型的單位（部門或企業）進行相對有效性或效益評價的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12]。選擇DEA法考察養老機構服務供給效率是養老機構本身的特質與DEA方法上的獨特優勢共同決定的。其適用性主要表現為：一是DEA方法對于處理非參數化且同質性較強的多輸入多輸出數據獨具優勢，恰好可以克服養老機構服務供給中難以預設的投入產出生產函數及其參數等難點。二是相對于其他強調過程的評估方法，DEA方法兼顧了過程和結果兩個方面，其分析結論不僅可以評估各個被評價單元的相對效率，還可以從投入和產出兩個角度為具體的指標改善提供改善方向和改進量。這對于研究養老機構服務供給來說尤為重要，DEA的分析結果大大增加了養老機構評價的科學性和實用性。數據包絡分析的經典模型有兩個：C2R模型和BC2模型。其中，C2R模型假設在規模報酬固定的前提下，衡量決策單元的相對效率；BC2模型則進一步放寬了C2R的使用范圍，引入規模報酬可變的條件，并在此條件下衡量純技術效率的規劃模型，進而推算出決策單元的規模效率。
通過DEA方法以上方式測算可得出養老機構的相對服務效率，卻無法發現效率的影響因素，還需要引入其他的回歸模型予以配合。基于綜合效率的取值特征（0-1之間的數據截取），若選取OLS法進行回歸會產生偏差，為解決此問題，多數文獻中選用因變量受限的Tobit模型對養老服務效率進行回歸分析，實踐證明該方法更為適用。
2數據與指標篩選
格蘭尼（Golany）和羅爾（Roll）認為有效運用DEA方法須使得決策單元及其指標選擇滿足以下條件：一是所研究的決策單元必須是同質的，這意味著它們所承擔的任務和目標相似，且所有的決策單元處于相同的市場條件之下，更重要的是，每個決策單元下用于比較的績效指標（包括投入和產出）都是一樣的，除了它們在強度和范圍上的變化；二是決策單元及其指標的選擇須謹慎，其原因在于決策單元數量與方法有效性之間的緊張關系，一方面樣本規模越大越可能勾勒出更高水平的生產前沿，從而更精確地找到DEA有效點，另一方面，樣本規模的擴大又會不斷削弱決策單元的同質性程度進而影響DEA有效的判定[13]。一般的經驗法則是決策單元數量應至少兩倍于投入產出指標之和。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投入產出指標的確定同樣需謹慎，并非越多越好，而應嚴格控制。
本研究中的數據來源于廈門市民政局2013年底的統計資料。據其年度數據顯示，廈門市現有37家養老機構，扣掉停辦、裝修歇業、尚未營業以及開業不足1年等合計9家機構，納入分析的決策單元共計28家。本研究中的指標選擇來源于以下途徑：通過文獻回顧，對國內外學者運用DEA方法分析養老機構效率時選取的投入產出指標進行綜合提取，再結合廈門市養老機構調研數據，篩選出最終的投入產出指標。
從表1可知，絕大部分研究對決策單元的選擇都是以養老機構為分析單元，僅有少數選擇病房作為決策單元。從分析的精細程度看，選擇病房無疑可以更好地通過精確數據反映出決策單元之間的細微差別，并且從管理角度看，分析病房間的資源分配較之機構層面的分析能更有效地評估效率值以及改進空間。然而，不足之處也是相當明顯，以病房為決策單元的分析需要非常微觀具體的數據，勢必加大了調研的難度和可獲得性，這使得一般的社會調查難以企及。反之，以機構為決策單元的分析，雖然犧牲了部分精確度，但在數據獲取上具有較大優勢，這也正是大多數的研究選擇機構作為分析單元的主要原因所在。
在指標選擇上，這些學者最終確定的數量在5-15個之間，決策單元與指標之間的比例均在兩倍以上。從投入指標看，在以養老機構為決策單元的研究中多數投入指標選擇的是人力指標，較少選擇
財物指標；在產出指標的選擇上，毫無例外都是針對入住老人情況為最后指標。
綜合以上學者的研究成果，結合本研究前期收集的數據，篩選出以下4個投入指標：行政人員數、醫師人數、護理人員數、其他人員數（后勤保障人員，如清潔員、廚師、保安等）。其原因在于：一是相對于床位數、固定資產總
額等成本來講，人力成本是養老機構中的重要可變成本，屬于管理者可自由裁量的范疇；二是養老護理本身就是勞動密集型行業，資本對勞動的替代性很小；三是在指標選擇上與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保持一致有助于國內外研究
的比較和借鑒[14]。綜合考慮，選擇
人力資本作為投入指標，
是效率比較的合適指標。產出指標有3個：自理老人數、半自理老人數以及完全不能自理老人數。投入產出的數據基本描述見表2，指標數合計7個，決策單元為28個，決策單元與指標之比大于2符合DEA有效的經驗法則。
三、機構養老服務效率評估結果
本研究選擇基于投入角度的DEA的兩個基本模型，即C2R模型和BC2模型，以分析廈門市現有養老機構的綜合效率和規模效率，并在此基礎上，對非DEA有效的決策單元的進一步改進提供建議。實現軟件為Max DEA5。具體分析結果詳見表3。
1機構養老服務綜合效率分析
由表3可知，28家養老機構中有15家養老機構的綜合效率值為1，視為DEA有效，即這15家養老機構的投入產出達到相對最優，占廈門市28家養老機構的5357%。另13家養老機構中，有7家處于弱DEA有效，即技術效率值或規模效率值二者中只有一個等于1，占全部養老機構的25%。剩下6家養老機構處于DEA無效狀態，所占比例為全部機構的2143%。28家養老機構的綜合效率均值為0869，最低的單元是決策單元1，效率值僅為0346，相對于產出而言，說明其投入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1）不同性質養老機構綜合效率比較。廈門市現有養老機構按性質可分為：公辦、公建民營類（即政府提供經營場地，包括政府投資建設養老機構場地和政府出租自身房產用于機構養老）以及純民辦三類。其中，純民辦養老機構的綜合效率均值最高為0920，公辦養老機構和公建民營類表現均不佳，均值不足08，二者相較，公辦養老機構的綜合效率均值略高于公建民營類。表4是不同性質養老機構內部綜合效率值比較，在公辦養老機構內，效率值的差異程度最大，最低僅為0346，最高為1，DEA有效單元占全部4家養老機構的50%。公建民營類養老機構綜合效率的差異程度居中，純民辦養老機構的綜合
效率差異最小，且其DEA有效單元占全部19家養老機構的比例也最大，達到579%。
（中）表題 表4 不同性質養老機構內部綜合效率值比較
綜合看，三類不同性質的養老機構中，純民辦養老機構無論從綜合效率均值，還是從DEA有效單元所占比例或是數據的離散程度來看，都是三者中表現最佳的。公辦養老機構在效率均值以及DEA有效單元所占比例兩個指標方面均優于公建民營類養老機構。
（2）不同床位規模養老機構綜合效率比較。根據廈門市養老機構床位數的分布狀況，結合《廈門市養老服務機構管理辦法》以及廈門市民政局關于床位數的相關規定，現將28所養老機構按照床位規模分為大、中、小三類，即小于80張床位規模的為小型養老機構，80-150張床位規模的為中型養老機構，大于150張床位規模的為大型養老機構。其中，中型養老機構綜合效率均值最高，其值為1，其次是小型養老機構，均值為0921，大型養老機構均值最低為0739。表5是不同床位規模的養老機構內部綜合效率比較，其中中型養老機構全部為DEA有效，比較小型和大型養老機構，發現小型養老機構的效率均值離散程度明顯低于大型養老機構，DEA有效所占比例高于大型養老機構。
從表5來看，中型養老機構的綜合效率表現最佳，小型養老機構次之，大型養老機構在綜合效率均值、 DEA有效單元所占比例以及數據的離散程度三個方面均表現最差。
2機構養老服務規模效率與規模報酬分析
根據表3，有15家養老機構的規模效率達到最優，即處于規模報酬不變狀態，投入與產出同比例增加。其余13家中有7家處于規模報酬遞減階段，占全部決策單元的25%，表明其投入增加的比例要大于產出增長的比例，應適當控制投入；還有6家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占全部決策單元的2143%，這部分養老機構產出增加的比例要大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可以擴大現有規模。
（1）不同性質養老機構規模效率比較。三類不同性質的養老機構從各自內部的規模有效構成比例來看，純民辦養老機構中規模有效所占比例最高，達到579%，公建民營類規模有效所占比例最低，為40%。此外，在所有養老機構中，僅公建民營類養老機構不存在規模遞增現象，僅包括規模有效和規模遞減兩種，這說明該類養老機構的投入增加比例要大于產出增加的比例，不宜再擴大規模。
（2）不同床位規模養老機構規模效率比較。三種規模的養老機構中，床位數為80-150張的中型養老機構的規模效益最佳，全部為規模有效；床位數為80張以下的小型養老機構中，規模有效和規模遞增各占50%；而在床位數為150張以上的大型養老機構中處于規模有效的機構僅占273%，大部分處于規模遞減階段，比例達到633%。這表明養老機構并非越大越好，處于規模報酬遞減的養老機構其服務效率反而會隨規模增大而降低。
四、效率、質量以及其他影響因素
以下分析中，選取綜合效率值作為分析變量。同時，由于本研究的數據樣本較小，不適宜將多個變量同時納入回歸模型，變通的方法就是首先通過單因素分析（主要通過Spearman相關以及秩和檢驗）來逐一考察變量關系（見表6和表7）。選取檢驗變量的原則如下：一是關注并選擇已有研究中的效率影響因素作為自變量；二是綜合效率分析時選取的投入和產出變量不包含在影響因素之列。然后，在此基礎上選取3-4個通過顯著性檢驗的變量擬合回歸模型。
1服務質量與服務效率
現有的數據中并沒有包含與服務質量直接相關的信息，因此，對質量與效率二者關系的考察將通過間接反映服務質量的三個變量進行分析。一是養老機構的固定資產總值，該變量除了能說明養老機構的規模外，還能夠較全面地反映其硬件設施的質量，如建筑質量、環境建設、護理設備以及娛樂設施等的配置情況。二是是否隸屬于醫院，[JP2]一般來說，隸屬醫院的養老機構在醫療和護理服務上具有更高的服務水平和更多的服務項目，相應能提升護理服務質量。三是養老機構收費水平，收費高低一方面與老人的經濟狀況相關，同時也可以從側面反映養老機構所提供的服務質量以及入住老人的認可度。[JP]
（1）養老機構固定資產總值與服務效率。鑒于綜合效率值不符合正態分布，在單因素檢驗中將使用Spearman等級相關對固定資產總值和綜合效率進行分析。結果表明二者相關系數為-0404，且具有顯著性（p值為0033），固定資產總值與綜合效率呈負相關關系，越高的固定資產總值意味著越低的綜合效率值。考慮到固定生產總值中既包含規模信息也包含質量信息，需要進一步分離不同因素的影響。由于床位數與養老機構規模大小密切相關，故選取養老機構床位數與綜合效率值進行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以進一步考察規模因素對效率的影響。結果為，床位數與綜合服務效率之間相關系數為-0285，在005及01的檢驗水平上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p值為0142）。由此推斷，在固定生產總值中，除規模因素外，還有其他因素對綜合效率起到顯著作用。
（2）是否隸屬于醫院與服務效率。由于這兩個變量不滿足參數檢驗的條件，這里將利用非參數檢驗中的秩和檢驗對二者關系進行考察。結果表明在005的檢驗水平上二者具有統計顯著性（p值為0047），說明是否隸屬于醫院對服務效率具有不同影響。并且，隸屬于醫院的養老機構服務效率的秩均值（84）要小于不隸屬于醫院的養老機構服務效率的秩均值（1583）。
表明隸屬于醫院的養老機構效率和秩均值（84）要小于不隸屬于醫院的養老機構，這也較為符合我們的直觀經驗。通常而言，隸屬于醫院的養老機構往往提供更多類型的醫療護理服務，從而拉低了服務效率。
（3）養老機構平均收費水平與服務效率。由于養老機構對不同護理等級老人采取不同的收費標準，這里我們選取平均收費（即對不同收費標準取算數平均數）與綜合效率值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表明二者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137，但不具有統計意義（p值為0485），表明收費水平的高低與養老機構服務效率之間不具有顯著相關性。
2其他影響因素分析
除以上因素外，考慮到養老機構地理位置、機構性質等因素都可能對養老服務效率產生影響，例如：處于市區和郊區的養老機構可能因地租成本或人力、生活成本的差異而導致服務效率差異。同時，公辦和民辦這兩類不同興辦主體的養老機構也可能存在服務效率差異，這一點已經被部分學者所證實。此外，養老機構中老人入住率情況和經營時間的長短也都可能對服務效率產生影響。
（1）地理位置與養老服務效率。廈門地理位置特殊，中心城區為思明區和湖里區，其他四個區均與中心城區以海分割，從經濟發展和城區建設來看，島內島外差距明顯。根據秩和檢驗結果，p值為0979，島內島外的養老機構在服務效率上無差別。
（2）機構性質與養老服務效率。考慮到樣本量較小，故將公辦和公建民營類養老機構合并統稱為公辦類養老機構，以符合秩和檢驗的最低樣本量要求。對公辦類和民辦兩類性質養老機構與服務效率之間的關聯進行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性質的養老機構在效率分布上沒有差別（p值為0157）。
（3）入住率、營業年限與養老服務效率。選取養老機構的入住率和營業年限分別與養老服務效率進行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入住率高低、營業時間長短均與服務效率沒有統計學關聯（p值分別為0220、0765）。
3. Tobit模型分析
基于綜合效率的取值特征（0-1之間的數據截取），若選取OLS法進行回歸會產生偏差，這時選用因變量受限的Tobit模型對養老服務效率進行回歸分析更為適用。在自變量的選擇上結合前面單因素分析的結論，以p值為標準，現篩選出p
變量（固定資產總值、是否隸屬于醫院和機構性質），εi為一些不可觀察的隨個體變化而變化的隨機變量。
應用Stata110軟件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結果見表8。由表8可知，根據005的檢驗標準，只有固定資產總值進入模型，但其對效率的影響幅度輕微，即固定資產每增加100萬元，綜合效率將減少00041。眾所周知，固定值產總值與養老機構的床位規模密切相關，這從另一個方面驗證了前面提到的較大規模的養老機構產出較低的綜合效率值，即床位數超過150張的養老機構其效率表現最差。若放寬檢驗標準至01，則是否隸屬于醫院也進入模型，即不隸屬于醫院的養老機構綜合效率值要比隸屬于醫院的養老機構效率值高0221。從廈門的經驗來看，隸屬于醫院的養老機構通常會提供更多的醫療服務和保健康復服務，而不隸屬于醫院的養老機構大多僅限于日常照料服務，在有限的照護配比（即護理人員與入住老人之間的比例）下，服務種類和數量的增加往往意味著服務效率的降低。
綜合來看，與養老服務質量相關的變量（固定資產總值、是否隸屬于醫院）與養老服務效率存在負相關，即固定資產總值越高的養老機構其效率值越低，隸屬于醫院的養老機構相較不隸屬于醫院的養老機構效率要低。此外，地理位置、床位數、營業年限、機構性質等因素均未對養老服務效率產生影響。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運用DEA法分析了廈門市養老機構的三種效率得分，發現不同性質以及不同床位規模的養老機構在綜合效率和規模效率上表現有差異。在隨后的相關以及回歸分析中，這兩個變量以及養老機構的地理位置、床位數、營業年限、機構性質等因素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些與國內其他學者的結論基本一致。本文同時發現固定資產總值和隸屬于醫院對養老機構綜合效率產生負向影響。而這些因素又與養老服務質量密切相關，機構養老服務需在效率與質量之間予以權衡。結合政府現有的機構養老政策看，政府在公辦和公建民營類養老機構投入較多，如在人員配備、資金投入、資源配置等方面存在政策傾斜。然而，公辦和公建民營養老機構的服務效率相較于民辦養老機構，并不存在顯著的效率優勢，只要監管到位，公辦養老機構的托底作用也可以轉包給民辦養老機構。長遠看，這意味著對公辦、公建民營和民辦養老機構的角色重塑，更意味著政府在其中的職責轉變與政策調整。具體的完善路徑如下。
第一，加大對民辦非營利性養老機構在固定資產與運營經費上的扶持。在公辦、公建民營和民辦這三類養老機構中，政府的財政與政策支持相差懸殊。以固定資產總值為例，對廈門市不同性質養老機構的固定資產總值調查發現，公辦和公建民營養老機構的固定資產總值均值均在3000萬元以上，而民辦養老機構的均值不到750萬元。對民辦養老機構的走訪調查顯示，管理者普遍認為最大的經營障礙來源于服務場所上的困難。這意味著政府對民辦非營利性養老機構的投入須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固定資產，尤其是經營場所上的支持；二是運營經費上的支持，其中以前者最為重要。經營場所的支持一方面可以通過政府的租金補貼、廉租房或是給予一定比例的建設經費等方式提供，另一方面還可以直接從土地規劃上保障養老機構的建設用地，如政府通過建設用地劃撥以及招標、拍賣或者掛牌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方式來確定養老機構建設的供地方案。在運營經費上的支持，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在財政經費中增加養老機構發展的費用在社會事業發展支出中的比重，在資金來源上可以使用彩票公益金來予以長期支持，這也是目前政府明確規定可以用作養老服務建設的主要資金來源。在提供經費補貼時，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應進一步加大中央政府對地方的轉移支付，逐步調整并平衡中央與地方在財權與事權上的分配情況，至少可以提高彩票公益金地方政府的截留比重。在具體的補貼方式上，針對民辦非營利養老機構的固定資產補貼與運營經費補貼須采取不同給付方式。對于前者，政府可直接撥付給民辦養老機構的經營者；而對于后者，則可參照國際經驗，采用以需方補貼的方式，政府將補貼經費撥付給養老服務消費者，這樣既可以維護老年人的養老權益，滿足老年人的養老服務需求，又可以促進市場競爭機制在其中的作用，刺激養老服務的供給，不斷改善服務質量，提高服務水平。
第二，適度控制政府參與興建的養老機構建設規模。當前，一些地方政府紛紛熱衷于投資和鼓勵大中型養老機構建設，這種趨勢在公辦和公建民營養老機構中尤其明顯。然而本研究發現，對于非效率最優養老機構，存在投入資產利用率較低的問題，即相對產出而言，出現了投入過剩的情況，如床位規模在150張以上的大型養老機構大多處于規模報酬遞減階段，這意味著投入增長的速度要大于產出增長的速度。這也部分印證了國內其他學者的研究結論，如吳敏通過對濟南市養老機構的分析，認為床位數在100張以上的養老機構大多處于規模效益遞減階段[11]。因此，從資源有效配置角度來講，政府應適當控制大型養老機構的建設，這主要針對政府出資興建或享受政府補貼的公辦、公建民營以及非營利性民辦養老機構，從政策上引導和鼓勵支持中小型養老機構的建設。
第三，建立健全養老機構評估監管體系。由于養老服務本身具有強烈的外部性，其服務的好壞直接關系到老年人權益的保障乃至社會的穩定發展，因此，促成養老服務的公平有效供給是政府和養老機構共同的責任。有三種方法可以加強養老機構的社會責任：加強對具體服務標準和服務規范的量化考核，引入嚴格的績效監控，建立賠償機制補償受損的個人或組織[15]。從邏輯上看，這三個內容具有明顯的因果聯系，構成了從標準制定到監控實施再到糾正賠償這一完整的評估監管流程。這也正是我國現階段機構養老建設過程中所迫切需要的。
第四，推動護理人才教育培訓制度。當前，護理人才的流失和短缺是制約養老服務發展的重要因素。從短期看，解決的思路必然離不開提高薪資待遇以及實行嚴格的持證上崗制度。具體的操作方法可通過政府對養老護理人員按級別發放政府補貼的形式實現：補貼的力度隨護理等級、資質而相應變化，沒有職業資格證書的人員不予補貼，從而激發養老護理人員自我提升的激勵，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從長期看，還需要建立長效的教育培訓制度，并將其與收入直接掛鉤。從國際經驗看，護理服務的全日制教育和在職教育是很多發達國家培育護理人才的兩大主要途徑，這同樣值得我國借鑒和學習。現階段，我國一方面可依托全國高校、護理職業學校等大中專院校，開設針對老年人群體生理、心理特征的養老護理的課程，培養養老護理職業人才；另一方面還應注重在職教育，既鼓勵在職人員報名進入大中專院校進修，也鼓勵有條件的養老機構或醫院護理部創辦養老服務培訓中心，為有需要的護理人員提供培訓機會。在教育經費上，政府應加大對養老服務教育培訓的重視和支持，如對全日制教育可采用公費教育的形式，由政府支付學費，以此來鼓勵和吸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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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養老機構范文
關鍵詞：社區養老 機構養老 獨立養老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3）05（a）-0229-01
“社區養老”是指以家庭養老為主，社區機構養老為輔，在為居家老人照料服務方面，又以上門服務為主，托老所服務為輔的整合社會各方力量的養老模式。而“機構養老”是指老年人在一個為其提供飲食起居、清潔衛生、生活護理、健康管理和文體娛樂活動等綜合的機構中頤養天年。由于我國老齡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家庭養老模式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首先可見的是生育率下降使家庭的供養資源減少，子女養老的人均負擔成倍增長。預計在2010～2040年間，20%～30%的老年人口將是獨生子女的父母，這批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經濟保障將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1]。但是，若采用單一的社區養老，存在一部分缺乏自理能力的空巢或獨居老人的需求難以保障等問題；若采用單一的機構養老，就目前養老機構的現狀而言遠遠難以滿足龐大的老年群體。因此，將“社區養老”與“機構養老”相結合，是目前乃至下一階段最適合我國的養老模式。
1 社區—機構養老的現狀分析
1.1 客觀條件的不成熟
社區養老還沒有一個比較系統的、全面的、統一的運行機制。老年人在社會中的養老還是以自給自足的居家養老為主，社區養老并沒有很好得融入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社區在這方面做得遠遠不夠，只是象征性地設置了一些針對老年人的活動及項目，在老年人的生活中扮演著可有可無的角色。我國的大部分社區至今沒有切實得履行其應盡的養老職責。而在機構養老方面，我國的養老機構長期面臨著供不應求的局面，存在著明顯的床位不足等現象。
1.2 養老費用高
養老機構的類型主要有敬老院、養老院及老年公寓等，當下，絕大多數老人會選擇養老院作為自己機構養老的場所。養老院有公辦和民辦兩種形式。一個城市中公辦養老院所占的比重往往較小，民辦養老院的收費標準較高，普通家庭難以負擔，并且僅少部分特困老人才能享受社會救濟，一部分處于困難邊緣的老年人缺乏養老的經濟能力，日常生活難以保障。
1.3 人文關懷的忽略
精神護理的欠缺是社區及機構兩種養老模式共同的不足之處，以機構養老為盛。大部分老年人表示：養老院的精神生活十分貧瘠，缺乏娛樂活動和人文關懷。護理人員只是機械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忽略了對老年人心理上的支持，幸福指數有待進一步地提高。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老年人在養老院的生活缺乏歸屬感。這也是老年人不愿意進入養老院的一大重要原因。
1.4 專業養老人才的稀缺
目前，大部分的就學機構并未開設與“養老”相關的專業，導致專業養老人才稀缺。從事這一工作的大部分人員存在著年齡大、缺乏專業知識等劣勢，使老年人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顧，因此發生病情延誤等不良情況也屢見不鮮，這也警示著政府要更加地重視養老人才培養，保護好老一輩的弱勢群體。
1.5 傳統養老觀念的束縛
首先，由于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一些家庭認為把老人推向社會養老會影響到家庭聲譽，留下不孝的罪名，因而不支持社會養老[2]。其次，部分老年人沒有為養老投資的意識，認為機構養老是一種浪費，一生辛勞都為了子女，老了亦是如此。再者，政府缺少此方面的宣傳。獨立養老已是獨生子女父母不得不面臨的現狀，而大部分人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2 針對社區—機構養老模式現狀的相關對策
2.1 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并做好宣傳工作
制定《養老法》，使諸多養老問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同時要加強老年法律的宣傳工作，提高老年人法律意識。老年人要學法、懂法、用法、運用法律武器主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3]。
2.2 制定相關的優惠政策
政策一：激活民間資本，制定出優惠政策鼓勵民間資本積極參與社會養老體系的構建[2]。只有養老機構數量的增多及相關法律、政策約束及鼓勵，才能使養老機構的管理模式有上升的動力、對人文關懷引起足夠的重視。
政策二：制定針對計劃生育戶的優惠養老政策。此項政策尤其適用于農村積極執行計劃生育的家庭，要讓響應“只生一個”政策的家庭享受到社會的關愛與政府的重視。
2.3 政府救助的范圍擴大
目前政府救助的范圍僅局限在孤寡、低保、獨居、高齡等的特困老人，部分處于困難邊緣的老人，生活仍然有經濟上的困擾。政府需與相關機構深入合作，讓更多缺乏經濟條件的家庭享受到社會福利。
2.4 重視養老人才的培養
政府應重視專業養老人才的培養，在就學機構設置相關專業，并給予優惠政策，鼓勵有意愿的人士攻讀養老專業，從而緩解養老難的問題。另一方面，政府可對下崗再就業的人群進行理論教育，不僅有利于養老人才的緊缺情況的環節，也降低了我國的失業率，一舉兩得。
2.5 觀念的宣傳
政府要通過多種渠道開展對新型養老觀念的宣傳，如采取專業講座、分發宣傳材料、拍攝公益廣告等手段使老人接受新型的觀念，例如：老年人的自我養老、獨立養老以及老年夫婦的互助養老是最主要的養老形式，也是最正常的養老形式[4]。另外，在社會上宣傳志愿者服務的精神也有利于養老事業的發展，志愿者這一新學的血液將越來越多地注入未來的養老工程中，成為一股不可或缺力量。
3 結語
單一的養老形式已經不能適應我國特殊的老齡化趨勢，社區—機構養老模式已然成為未來不可逆的歷史潮流，完善這一模式任重而道遠，需要社會各界長期不懈地努力。我們應該認識到：關愛老年人，就是關愛我們的明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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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養老機構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民間養老服務機構；養老保障
人口老齡化是當前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目前，全世界60歲以上老年人口總數已達6億，有60多個國家的老年人口達到或超過人口總數的10%，進入了人口老齡化社會行列。根據《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百年預測》，2010年老年人口將達1.74億，占總人口的12.8%；2020年進一步增至2.48億，占17.2%，呈加速增長之勢。并且80歲及以上高齡人口已達1619萬，到2020年將進一步增至3067萬。隨著經濟社會結構的不斷變遷，我國家庭的類型、規模、結構等都發生了變化，“4—2—1”的家庭結構難以擔當居家養老的重任。
作為補充力量的老年機構服務體系，為滿足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和為年輕人解決照顧老人的后顧之憂方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社會福利社會化背景下民辦養老機構的發展，既彌補了國家和集體照顧的不足，也為社會上的熱心人士搭建了一個回饋社會的平臺，進一步造福老年人。然而由于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和政府扶持政策的不到位，民辦養老機構的發展并非都是一帆風順，多數民辦養老機構處境艱難。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對社會、經濟、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老年人不僅要求解決代養問題、醫療問題，同時還要求解決護理照料問題，對社會提出的特殊服務要求更加迫切。
一、民間養老服務機構現狀及問題
（一）現狀
據民政部統計：截止2005年底，全國城鄉共有養老院、社會福利院、老年人樂園、養老公寓和老年護理院等養老服務機構39546所，床位數達到了149.7萬張，其中農村的僅在農村的鄉鎮敬老院就有29681所，總床位89.5萬張[1]。但我國的家庭結構轉型也很快，核心家庭在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節奏的同時，也對傳統的養老方式提出了挑戰，“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在今天已不適用，社會養老已成為必然，并且，國家有關部門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國約有1400多萬老年人有進入老年福利機構養老的意愿。所以，養老服務機構及其所能提供的床位遠遠不夠。
另外，傳統觀念認為，養老院、敬老院等養老服務機構多是為那些無子女的孤寡老人或者子女不在時的空巢老人而設的。但是事實顯示，我國這類老年人的收養比例也很低，甚至很多孤獨老人，都因無人照看而導致死亡。國家民政部的統計數據顯示，老年人社會性收養覆蓋率只有78%，農村五保戶由集體供養的占64%，敬老院供養的有13.6%，還有114萬人即五分之一的五保戶得不到供養，城鎮的孤寡殘幼約150萬人，他們大部分靠低保救助，僅有13%左右由福利機構供養[2]。
這些現實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矛盾，一方面，養老服務機構的利用率不高，遠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住院老人達到5%—7%的社會供養比例，同時機構總量卻沒能滿足社會需要。
（二）問題
造成以上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機構自身問題。第一，養老服務機構本身屬于微利行業，投資大、回報周期長造成很少有企業和個人愿意投資，而且在我國民辦養老服務機構屬于新興事物，尚未形成統一的行業標準；第二，機構擁有者對社會福利、福利市場的認識水平參差不齊，國內有部分機構是由下崗失業人員興辦的，這與國外通常由社會熱心人士承擔民間慈善事業情況不同，動機和發展方向上的差別容易將舉辦人的社會公益精神置于危險境地；第三，滿足老年人不同需求和偏好的靈活服務形式供給缺乏，尤以就近方便的、以居家養老為依托的社區養老服務嚴重匱乏，作為養老服務機構支柱的專業工作人員太少，截止2005年底，全國取得養老護理員資格的專業工作人員不足2萬人，相比較1400萬需要照料的老年人來說，這個數字相去甚遠，并且志愿者隨意性大，且絕大部分缺乏護理老年人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志愿者在這些服務機構一般打掃衛生或者跟健康的老人聊天、娛樂，真正日常生活難以自理，需要幫助的老人需要的還是專業的工作人員。
2、社會觀念原因。傳統的養老觀念仍舊為多數人信守，很多老人無法接受進養老院、敬老院等養老服務機構養老。隨著“4—2—1” 家庭結構的到來，養老功能慢慢外移，社會養老已成為一種趨勢，傳統的養老方式和養老觀念也應當同步向社會養老轉變，但是，現在中國很多老人甚至年輕人觀念上還沒有轉變過來，不能接受進
第4篇：養老機構范文
豬肉價格因為不斷攀升，引發職能部門下調有關收費項目，可是，順著這個思路一想，在百姓日常生活中，那些不清不楚的收費項目，真的是太多了，銀行的3000種收費項目，有多少該下調?在讀書問題上，“擇校費”、“贊助費”、“建校費”、“捐資助校費”……名目繁多，而且“價格”隨行就市，越漲越離譜。
周丹
樓道里突然“長”出一張張供人休息的折疊式椅子。盡管歇腳椅子算不上什么大的工程，但它為我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增加了我們的幸福感和滿意度。城市建設發展的目的本是讓人民的生活更美好，而不是讓政績更凸顯。
一路昆呂
時下“一元公交”離我們越來越遠，取而代之的是密不透風的空調車大行其道。坐公交車的大多是平民百姓，這就要求公交車收費考慮城市低收入群體的承受能力。空調公交車越來越多，對低收入群體來說，坐公交車有強制消費之嫌。
周軍宇
各地在保障校園安全工作的過程中，切不可流于形式，大做表面文章；更不可興師動眾，讓大批的警察進入校園。這樣，會給學生帶來恐慌。
普通女患者
醫院經常出現床位爆滿、護士供不應求的現象，甚至有時危重病人也得睡在走廊。而醫院推出的“豪華病房”不僅一個病人獨占一個房間，還有醫生、護士進行一對一服務，一個人占了幾個人的資源。若公立醫院為經濟利益違背了公益性質，又有何公益可言?
養老機構的活力從何而來?
成都 燕子
在近期舉辦的第四屆成都老年健康產業博覽會上，記者遇到來參展的成都某養老機構負責人黃。10年前，黃得知社會養老機構相對于老年人的養老需求十分短缺后，萌生了辦一家養老機構的想法。可業內人士給他潑了盆冷水：成都的民營養老機構入住率平均為60―70％，有的甚至不足30％。黃對入住率不高的養老機構進行了調查，發現是因為這些養老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不能滿足老年人的養老需求，有的交通不便，有的生活條件差，有的護理不到位，有的收費太高，一句話，就是為追求較高利潤而盡量壓低成本。這時黃的經營思路變得清晰――那就是壓縮利潤空間，以相對低廉的收費為老年人提供高質量的服務。
2003年，黃創辦的養老機構在成都龍泉驛區陽光城落成了。由于黃注重服務質量、壓縮利潤空間，加之在征地、稅收、入住參保老人醫療費報銷等方面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支持，使得入住老人能夠以相對低廉的費用享受到滿意的服務，500多張床位因此供不應求。
目前，黃在龍泉驛區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計劃投資3億元，在當地再建一個集養老、醫療、護理培訓、休閑旅游為一體的養老機構。
可以看出，企業的擔當加上政府的支持，是民辦養老機構蓬勃發展的動力。
借過
成都 銀耳
去臺灣觀光前，看資料，說大陸在國外有200余家孔子學院，傳播中華文明。而去年的下半年，臺灣在美國開設了中華學院，也是播撒華夏文明的種子。，而且直言：中華文明的精髓，臺灣比大陸保存得更純粹、完好。
春節期間在臺灣，感覺人民的修養在中華傳統文明與西化的民主開放之間，城市風貌在中國傳統的堂皇廟宇與日式的簡練穩重之間，生活方式在中國的耕讀傳家與西式的自強自立之間，經過幾十、百年以上的磨礪，已經交會融合自然和諧了。
感受深的還是語言。都是普通話，他們的語速比我們慢，古語比我們多，微笑掛臉上，走路如春風。因為大陸、臺灣同時大假，人擠人、人看人就成了臺灣“小山小水”之外的大風景。這時候，“借過”，就成了臺灣最常說出、最常聽到的關鍵詞之一。
導游發哥解說：借過，在原來是古話，在現代，就是承認路權是人家的――我“借過”，是你在你的“權利”中給予我方便，所以我應該謙遜地感謝你。
半夜12點回到成都，川航很顧憐客人，有免費的門對門接送車。師傅一邊抽煙，一邊急忙聯系兄弟伙的車趕緊過來，接著占有這個車位。扔掉煙屁股，一大口口痰啪地吐到地上，師傅一腳大油門，面包車迅速搶在了兩輛轎車的前面。上高速，我們的面包車大燈猛閃、喇叭常按，師傅喜歡閑聊，常感嘆“人家臺灣人素質就是高”，也時不時感慨那些開車慢的人是“黃棒”、“瓜娃子”，兼吐一泡一泡的口水。師傅確實手藝好，我們也早到了家。
今早上班，身后猛然響起一聲汽車喇叭，剛剛閃身讓開，迎面而來挑菜的大爺又眼睛瞪著我：“讓一下”，大聲武氣。
我趕緊讓開。不僅因為他年齡大、在勞作，而且，時時事事處處，我都在被提醒：這里的路權――當然不只是路權，都是人家的。
讓患者坐等檢查
四川 雅安 徐維霖
前不久，我陪家人到省城某大醫院復查術后情況，開了單，交了錢，來到放射科。只見放射科門前已排了10多個人。這時一位80多歲的老大爺因為站久了，一個趔趄碰到后面因腰力不支、剛剛蹲下身的老太太，兩人于是雙雙摔倒。
我不明白的是，醫院為何不在放射科外放置些座椅，給每個患者發個號牌，讓他們坐等叫號檢查，這不是舉手之勞嗎?
砸了自己的牌子
西安 許雙福
朋友家一臺國內知名品牌的冰箱只用了五六年，前幾天，冰箱門上液晶顯示器的按鍵不靈了，只需換一個就行。可維修人員卻告知，此型號冰箱廠家早已停產，配件也不生產了，建議將此冰箱以舊換新。無奈之下，朋友只得掏兩千塊錢以舊換新。本來不足10元錢就能解決的問題，可朋友卻花了兩千元，真有點被“宰”的感覺。
現在家電更新換代之快遠遠超過了其使用壽命，若是壞了一個零件就以“此零件不再生產”為由而“迫使”消費者以舊換新，不管這一理由是真是假，到頭來砸的只能是廠家自己的牌子。不僅是家電，其他產品也同樣如此。
他們理應受到同樣的處罰
成都 寒林
2012年第一天，西安一名中年婦女為了討要她和丈夫被老板拖欠的7萬多元工錢，爬上30多米高的塔吊。由于氣溫太低，在高空呆的時間太長，手腳麻木的她已經無法自己下來了。
這類農民工為討薪采取過激行為的事件，有當事人因“影響社會公共秩序”被拘禁。但是，在我看來，農民工采取過激行為只是表面現象，真正影響社會公共秩序的是拖欠工錢的老板或包工頭。黨和政府年年強調不得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可總有一些昧良心的老板隨意踐踏農民工的利益。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農民工已成為當代中國新崛起的工人階級主體。老板、包工頭別真把自己當“資本家”，中國已是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人最基本的生存受得威脅、最基本的尊嚴遭到踐踏時，首先應拿起法律的武器，通過正常的渠道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農民工兄弟不要輕易采取過激行為。
另一方面，執法者在拘禁處罰有過激行為的農民工時，也應該同時拘禁處罰這些老板或包工頭，因為是他們拖欠工錢的做法，才引起“影響社會公共秩序”過激行為的發生，他們理應受到同樣的處罰。唯此，才能體現法律的公正、人權的平等、社會的公理。
防輻射服真能防輻射?
河南漯河 王琦
隨著家用電器的日漸增多，電磁輻射越來越引發公眾的焦慮。于是，各類防輻射服應運而生，銷量節節攀升。對于商家所宣稱的“抵擋99.99％乃至99.9999％的輻射”，許多人雖然將信將疑，但出于“求平安”的考慮，還是對防輻射服趨之若騖。
然而，央視的調查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實驗證明，市面上的防輻射服對于抵擋單一來源的輻射有一定效果，但由于生活中的輻射源是多向的，電磁波從衣服的下端、袖口等縫隙射入后，無法反射出去，便在防輻射服內多次反射后交會疊加，使得輻射強度增大。
一言以蔽之，在現實生活中穿防輻射服能防輻射，其實是個謊言。值得追問的是，謊言是怎樣煉成的?標準滯后和監管缺位難辭其咎；權威科普聲音的缺失也是重要因素。
類似謊言何日不在市場上“招搖”，我們拭目以待。
由5萬年薪招不到―個文秘想到的……
成都 雪元
據成都商報報道，在四川省人才交流中心舉行的省第17屆中高級人才交流會上，年薪5萬元的文秘崗位(在外地)竟有求職者主動放棄。
為啥5萬元年薪招不到一個文秘呢?主要原因還是工作地點在外地，求職者都想留在成都，哪怕薪金低些都無所謂。
現實中，一方面是像成都這樣的大城市人才濟濟。高校畢業生為在大城市里找份工作忙得焦頭爛額；一方面是偏遠地區人才短缺，高校畢業生對各種職位不屑一顧。
于個人而言，將自己的就業范圍局限在“大城市”這一狹小空間內，將就著找份工作糊口。不利于個人的成長與長遠發展；于國家而言，經濟發達地區因人才濟濟會愈加發達，而偏遠地區因人才短缺會愈加落后，其結果必然是地區之間經濟的差距日漸加大，社會的發展日益失衡。
“害他。就順著他”
遼寧鞍山 溫乃鵬
一天，我坐公交車外出。車到某站時，上來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太太，后面跟著個十來歲的男孩。一位乘客起身給老太太讓座，老太太剛要坐下，男孩子卻嚷嚷道：“奶奶，讓我坐。”老太太趕緊把座位讓給了孫子。過了五六站，老太太明顯體力不支，便征求孫子的意見：“奶奶站累了，讓奶奶坐一會兒?”“不!”孫子的口氣不容商量。老太太只得堅持著。還是旁邊的人看不過去，給她讓了座。
可以看出，這位老太太平時對孫子必定是百依百順。不是有那么句話嗎，叫“害他，就順著他”，真不能把這話當成耳旁風。
“選拔”與“提拔”
武漢 郭文婧
教育部網站日前發出公告，將首次面向海內外公開選拔東北師范大學和西南財經大學兩所直屬高校的校長。
公告一出，有人叫好，也有人擔憂。
叫好者之所以叫好，概因對教育去行政化抱有強烈的期待。他們認為，選拔是人崗匹配的一種方式，在其位，有其職；不在其位，則無其職。同時，選拔意味著過程的民主、結果的公正。理應是誰選拔了校長，校長就對誰負責。既然可以選拔，當然也就可以罷免。
而擔憂者之所以擔憂，概因此前也有公立大學面向全球公選副校長或院長，但結果大多變成了提拔。提拔強調的是上升的結果，而不是過程的民主。當然被提拔者由誰提拔，自然也就會對誰負責。更讓人糾結的是，被提拔者只能上不能下，那不就干好干壞一個樣嗎?
成語新解
【度日如年】指某些人日子過得好，每天像過年一樣。
【杯水車薪】形容每天在辦公室喝杯茶，月底可以拿到買一輛車的工資。
【知足常樂】知道有人請自己洗腳，心里就感到快樂。
第5篇：養老機構范文
被動住養老機構易悲觀失落
老人入住時的心理狀態，直接決定了老人在養老機構居住的生活狀態和心理狀態。
一般來講，主動！擇住進養老機構的老人，心態較好，對集體生活中出現的一些不便也能夠客觀看待。而被動住進養老機構的老人，一般比較消極，適應能力較差，不容易融入集體生活。老人的各種心理狀態反映到現實生活中，就會有多種表現，如封閉心理、悲觀失落，甚至導致輕生。
由于身體衰弱、疾病而引起的心理原因，一些老人在入住養老機構后會故意折騰子女、工作人員，情緒很不穩定，日常生活中頻繁按呼叫器折騰工作人員、以身體不舒服為由要求子女立即趕來等行為時常出現。
專家表示，機構養老與居家養老的最大區別是環境和生活方式，入住養老機構的老人由于生活環境、生活方式的急速改變而帶來的適應困難是非常明顯的，因此家人的親情、服務人員的溫情，對老人盡快熟悉養老機構的生活設施和生活作息時間、排解老人因陌生而帶來的緊張感、發展老人與其他老人之間的交往關系、排解因環境而導致的孤獨感十分重要。
重點進行“精神贍養”
老年人入住養老機構后，家人要主動去探望，讓他們感覺到親情始終圍繞在身邊，而不是被孤孤單單地拋棄在養老院里，被親人遺忘。兒女無論再忙，也不能只給老人送錢送物后就匆匆離去，而是要騰出時間陪老人聊聊天，問問他們的生活情況，同時向老人匯報一下自己近段時間的工作、生活情況，讓老人能及時了解自己關心的人和事。
養老機構內老人容易出現的心理問題
如果發現老人在養老機構出現以下問題，家人要引起注意，及時疏導老人的情緒：
1．總沉湎于回憶，生活消極。
2．固執多疑。
3．過度自尊，自命清高。
4．自我封閉，拒絕交往。
5．過度活躍，無事生非。
第6篇：養老機構范文
關鍵詞：醫養結合；機構養老；養老模式
基金項目：2016年度南京林業大學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校級項目：“‘醫養結合’的機構養老模式研究”（項目編號：2016NFUSPITP116）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7年5月3日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醫療衛生水平得到了顯著提升，人民的身體健康狀況良好，人均壽命不斷延長，加之長期以來我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高齡老人和空巢老人數量也迅速增長，老年人的撫養比攀升，給家庭和社會帶來較大負擔，所以發展社會化的養老模式正是順應時勢。人口老齡化與高齡化的發展必定伴隨著顯著的醫療服務需求。在此背景下，區別于傳統的“住養”模式，“醫養結合”的機構養老模式應運而生。這是一種新型的機構養老服務供給方式，即以養老機構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服務為基礎，為老人提供一定醫療支持服務。在這一模式下，養老機構除了向老人提供基本的居住安養服務，還通過整合醫療與養老資源，創新老人醫療服務的條件，對老人身體健康狀況進行全方位的照護。服務內容全面多樣，既包括傳統的生活護理服務、精神心理服務、老年文化服務，還包括醫療康復保健服務，具體有醫療服務、健康咨詢服務、健康檢查服務、疾病診治和護理服務、大病康復服務以及臨終關懷服務等。可以說，“醫養結合”機構養老模式是對傳統養老機構服務的拓展與延伸，為老年人提供了更全面和優質的服務，使養老體系更加人性化，實現了“有病治病、無病療養”的養老保障模式創新，是我國養老服務重要發展方向。
二、推進“醫養結合”型機構養老的必要性
（一）優化醫療資源分配，解決養老需求多樣化。“醫養結合”模式第一次將醫療與養老相結合，打通了醫院與養老院之間的壁壘，更打破了傳統養老機構大病小病都要將老人送往醫院救治的低效模式，使得老人可以在機構內部享受到專業而全面的健康治療。傳統的養老機構大多只能承擔老人較為單一和簡單的醫療衛生需求，如測量血壓、血糖、血脂以及測量體溫等，而對慢性病老人、易復發病老人、大病恢復期老人、半失能老人、失能老人以及絕癥期老人的全面照護難以達到相應的需求，使得這部分老人難以找到合適的托養機構。“醫養結合”模式的出現就解決了這部分老年群體的健康醫療需求，既可以提高老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水平，又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醫療機構的資源緊張問題，使得老人老有所養，老有所醫。
（二）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提升老人健康水平。目前，我國大規模、快速度的人口老齡化態勢已不可逆轉，養老問題成為重大的民生問題，加之長期以來，我國實行以家庭養老為主的養老模式在經濟社會的轉型、家庭規模日趨小型化和空巢家庭不斷增多等背景下，弱化了家庭的養老功能，使得社會化養老服務需求與日俱增。盡管十幾年來我國的各項養老服務都有了顯著的發展，養老機構的數量和床位有了顯著增加，但現有養老服務的供給與老齡化帶來的巨大養老服務需求仍是不相匹配。而“醫養結合”模式的不僅可以應對老人的養老需求，提升老年人的身體健康水平，更能減輕子女的負擔，間接提升全家人的生活質量，進而保障和改善社會民生。因此，加快“醫養結合”的機構養老模式建設與推廣刻不容緩。
（三）完善養老服務產業格局，刺激消費與就業。“醫養結合”機構養老模式的發展將很大程度地完善我國養老服務產業，并且是擴大消費和促進就業的有效途徑。龐大的老年人群體對照料和護理的需求，有利于養老服務消費市場的形成。據統計，預計到2025年，我國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人，預計到2020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增加到2.55億人左右，占總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高齡老年人將增加到2，900萬人左右，獨居和空巢老年人將增加到1.18億人左右，老年撫養比將提高到28%左右。因此，重點養老服務對象的數量仍將持續增加，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康復護理等需求日益增長也水漲船高，市場需求將倒逼養老服務業改革，刺激養老業轉型。醫養結合機構的興盛，不但刺激了養老服務產業的進一步完善，還將為我國的就業市場注入活力。
三、“醫養結合”機構養老模式存在的問題
（一）政府管理職責分工尚不明晰。“醫養結合”型機構養老模式涉及到醫療和養老兩方面，需要民政部門、衛生部門、人社部門等多部門的分工協作。目前，“醫養結合”的管理部門分工尚不明確，長期穩定的監管機制也尚未形成。政府的各分管部門由于不清楚權責劃分，在處理機構問題時容易相互掣肘，這大大降低行政效率。課題組曾針對一家綜合性醫院下轄的醫養結合機構進行實地調研，調研過程中機構負責人表示，他們的職能性|與運作方式雖已從大醫院分離，但在履行相關義務和執行相關法規時依舊要按照醫院的政府主管部門為其設立的標準及制度，這就造成了很多問題的解決需要機構在醫院與政府兩頭跑，甚至出現政府的各個部門互相推諉扯皮的現象，這樣一來大大拖低了辦事效率，也降低了民眾的信任度。
（二）質量監督評估體系尚不完善。從我國目前的發展水平來看，醫養結合的養老機構尚未形成有效的評估體系。調研中發現，盡管地區政府對機構支持力度很大，機構的發展阻力也不小。由于當地沒有一定數量同類型、同檔次的機構相競爭，無法經由市場檢驗形成完善的監督評估體系，完全依靠政府單方面監管不能保證機構的服務水平與質量。這從側面反映出當下我國醫養結合的養老機構所面臨的阻礙。只有努力提高醫養結合的養老服務產業整體的效率與質量，建立健全醫養結合機構行業規則體系，在政府、社會以及群眾的共同監督評估下，才能確保醫養結合機構良性發展。
（三）人力資源嚴重短缺制約發展。由于“醫養結合”模式目前正處于探索起步的階段，“醫養結合”型養老機構內部經驗豐富、專業技能強的管理人員、醫護人員十分匱乏。以課題組調研的“醫養結合”的養老機構為例，內部的醫護人員多為普通醫院的科室醫生轉型而來，機構缺乏受過專業老年健康照護培訓的工作人員。另外，護理人員也是限制機構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我國，養老護理人員群體長期以來都處在社會地位低、薪資待遇差、行業標準不統一等的困境中，導致護理人員緊缺，進而使得機構對上崗人員的要求難免降低，因此不能保證每位在崗護工都具備合格的技術與職業道德，迫切需要對人員進行專業技能培訓。但從機構目前的運營狀況來看，機構難以支撐內部人員長期、定期的專業培訓，優質人力資源的短缺嚴重制約著養老事業的發展。
（四）身病易治、心病難醫成為常態。從目前來看，“醫養結合”機構養老模式多重點關注老年人的生理問題，忽略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對老年人來說，較為封閉的日常生活環境、枯燥重復的生活節奏、病痛的折磨、缺乏親朋好友陪伴的孤獨感，都是難以自我舒解的問題，長此以往入住老人易產生心理困擾，然而輕微的心理問題往往是內隱的，不容易被察覺，所以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問題往往被機構工作人員忽視。調研發現，多數“醫養結合”的養老機構內并未配備數量足夠的專心理治療師與社會工作師，即便個別機構有老年社會工作者的職位設置，也大多工作繁雜，沒有精力為老人做專門的心理干預，所以更多情況下是由護工或者護士在工作間隙與老人做一些簡單的非專業化的溝通，舒緩老人的壓力。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專業老年心理治療師與社會工作師人才匱乏，機構的醫生、護士、護工限于自身工作任務與知識技能面對老人的心理問題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由于目前的養老行業內部尚未將機構所托養的老人的心理狀況納入機構服務質量的考評之內；三是老人的心理問題沒有引起老人家庭的足夠重視，所以在這三個因素的影響之下，老人的心理問題成為機構工作的難題。
四、“醫養結合”機構養老模式發展策略
《“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指出，“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產業發展對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強老年人參與感、獲得感和幸福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規劃并對養老產業提出了新要求，也創造了新的發展機遇，這意味著養老產業迎來了新發展機遇，醫養結合機構作為其中的重要部分也將借此契機大有可為，針對上述問題，筆者認為可以由如下發展策略解決：
（一）建立多方監督機制，增強機構競爭力。建立全面的社會評估機制。發揮行業自律、群眾舉報、媒體監督等方面的作用。鼓勵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委托第三方機構定期對養老服務機構的人員、設施、服務、管理、信譽等情況進行綜合評價，評估結果應當向社會公布。首先，要接受來自政府部門的監督，政府主管部門要明確對機構管理方方面面的責任，建立養老服務舉報和投訴制度，接到舉報、投訴后應當及時核實、處理，以此加強對“醫養結合”服務的績效考核，對機構各項工作實行有效的監督管控，確保“醫養結合”工作落實到位；其次，要加強機構內部各部門的監督體系建立健全，管理、醫療、護理各部門應加強聯系，彼此協調，分享經驗，促進交流，以此增強整個機構的服務能力，從而提升機構整體競爭能力；最后，要建立以老年人及其家屬滿意度等為指標的綜合考核評估體系，為老人及其家人建立良好通暢的反饋平臺與機制，全方位地了解老人訴求。由于機構中老人平常接觸較多的是護工與護士，出于自身安全的考慮，較少直接對服務人員的服務提出意見與建議，導致很多老人針對不合理的行為敢怒不敢言，較少有機會直接表達自己的訴求，直接影響了老人對機構服務的滿意度。對此，機構可以通過推舉老人代表與機構管理人員定期舉行探討會議等多種多樣的形式，來獲得老人們的評價意見，以此改進服務能力。
（二）完善政府職責分工，規范機構行為。目前，對醫養結合養老機構的監管部門不明確，部門之間責任不明晰的問題，則需要協調各管理部門間的關系，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協調與規范各利益主體的行為，促使醫養結合機構的目撕托形更好地促進養老行業的健康發展。政府部門應分工明確，建立健全社會資本進入養老產業的制度標準，出臺相關政策法規，在具體執行方面，各部門之間應分工明細，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為醫養結合模式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主管部門依據自身的職責，按照行業特點，建立制度標準，確保規范運營，加快出臺和完善相關服務標準、設施標準和管理規范，抓緊制定醫養結合機構的建設標準，建立等級評定制度及評估制度，進而制定醫養結合服務機構的準入、退出機制，規范“醫養結合”養老機構的行為。
（三）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提升人員專業素養。政府應在老年照護行業人才缺乏的環境下，出臺一系列人才培養的激勵政策，盡快破除行業內人才缺乏的瓶頸，激發社會各界力量積極投身于“醫養結合”的養老服務行業。可以為高校與養老行業的社會組織互促互進搭建平臺，高校應積極發展老年醫學、老年照護、老年管理等專業，開展內外多方學術交流，培養大量專業人才，為養老機構的產業發展提供大量優質的人力資源。機構本身則要加強與各大老年醫學、老年護理學、社會工作等專業院校的合作，積極吸納專業實習生，為基層人才的擴充做好充分準備。此外，機構內部應以團隊協作為宗旨，將管理人員、專業人員、護理人員三者的工作有機結合、互相監督，加強護工團隊專業的照護技能與溝通能力，加強醫生護士對老人健康狀況的深入體察，完善職稱晉升制度與薪資獎金制度，促進整個團隊集體與個人共同進步。
（四）同步身體心理照護，提升老人生活質量。機構在對老人進行身體醫療的同時，更要關注其心理狀況。由于長期經歷枯燥的治療過程，居住在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的壓抑環境，老年人會為不斷增加的年齡而感到力不從心，會對周遭環境產生一些抵觸反應，其對焦慮、恐懼、孤獨等負向情緒的承受能力大大降低。老人的身體病痛得到醫治，心理訴求卻無人問津，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老人對機構對家人乃至對生命的良性態度，所以機構必須提高對老人心理問題的重視，將對老年人的心理干預工作納入日常工作的重點。機構還可以建立專門的心理輔導部門，招收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心理咨詢師，建立長期有效的心理問題排查機制，根據不同情形開展個案工作或小組工作，及時排解老年人的心理問題，使老年人能夠祥和平靜的頤養天年。
五、結語
相對于傳統養老產業，“醫養結合型”的機構養老模式具有獨創性，為了應對養老需求、緩解人口老齡化、優化養老產業格局，我國具有推行醫養結合養老模式的必要性。但是目前的醫養結合型養老機構存在職責分工不明確、市場監管體系未形成、機構內部的人才短缺問題和老人的身心健康問題等問題。強化監督機制、規范政府監管、提升人員素質、同步身心照護是提升醫養結合型養老機構服務質量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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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養老機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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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養老機構范文
關鍵詞：廣州市；民辦養老機構；概況；困境；建議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5年廣東省攀登計劃項目（308-GK151010）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8月3日
隨著廣州經濟發展，人們平均壽命的延長和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養老問題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若僅依靠家庭養老和國家養老已不能解決養老問題，社會化養老成為必然趨勢。建立健全養老保障體系要充分利用社會資源，需要發揮民辦養老機構在養老服務體系中的作用。但當前養老行業市場機制的不成熟，廣州市民辦養老機構面臨著眾多挑戰。
一、廣州市民辦養老機構概況
根據《關于規范和促進民辦養老機構發展暫行辦法》，民辦養老機構，是指國家機構以外的社會組織、企業或個人舉辦的，為老年人提供住養、生活照料、康復護理等養老服務的機構，在實際中，民辦養老機構具體指的是民辦非營利性養老機構和民辦營利性養老機構。
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廣州市共有60歲以上老人133萬，占戶籍人口總數的15.98%，高于全國、全省平均水平。預計到2020年，廣州市老齡人口將達到175.07萬，人口老齡化比例達到18.78%。而2014年，廣州市有164家養老機構，提供床位數為36，924張，分別由公辦養老機構和民辦養老機構提供。其中，60家公辦養老機構提供8，887張床位，占總床位數的24.07%；104家民辦養老機構總共提供了28，037張養老床位，占總床位數的75.93%。民辦養老機構撐起了廣州養老機構行業的大半邊天，彌補了公辦養老機構的養老空白，對廣州市的養老服務行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民辦養老機構的發展狀況對解決養老問題至關重要，但通過實地調研活動，我們發現廣州市民辦養老機構在經營過程中遇到了重重阻礙，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廣州市民辦養老機構進一步發展的絆腳石，必須通過各方努力共同解決，健全社會養老服務體系，促使廣州邁向老有所依、老有所養的和諧社會。
二、廣州市民辦養老機構發展中面臨的困境
（一）運營成本繁雜高昂，盈利能力低下。民辦養老機構的運營成本主要包括員工薪酬、土地租金、相關設施投入成本和日常維護成本等。隨著物價上漲，勞動成本提高，民辦養老機構的運營壓力不斷增強。此外，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老年人只要還可以自理，一般都不愿意進入養老機構，因此養老機構的服務對象大多是失能、半失能老人，養老機構經常會出現老人生病、意外事故等情況，而由于我國的保險業發展尚不完善，很少有針對老年人和養老機構的保險項目，即便有，也是收費高昂，一般難以承受。在這種情況下，一旦老人出現問題，養老院就會承擔巨大的風險，進一步加大了民辦養老機構的運營成本壓力。
通過對管理層的問卷調查及訪談我們發現其經營資金主要依賴收取入住老人的費用及政府補貼。目前，廣州市民辦養老機構相較于公辦在服務質量上無明顯優勢，導致出現入住率低的現象，卻又限于資金不足等原因無法通過加強宣傳和形成規模經營來提高入住率和運營效率；而政府對民辦養老機構一次性建設補貼按照規模大小在2，000～3，000元每張床位不等，運營補貼按照入住人數給予每張床每個月100～300元補貼。以上兩項收入并不足以支持民辦養老機構正常運營，一般民辦養老機構只能勉強維持經營，盈利能力低下。
（二）融資困難。目前，廣州市民辦養老機構資金來源較單一，主要來自個人投資。政府雖然有制定相應的補貼措施，但由于政策限定范圍嚴、落實效果差等原因，政府的補助對解決民辦養老機構融資難的困境只是杯水車薪。
銀行融資已經成為目前我國融資活動的主要形式，但養老事業投資回報周期長、風險大，且福利性質地產不能用于抵押，因此大多銀行出于風險考慮，極少提供對民辦養老機構的抵押貸款。融資難，資金缺乏導致民辦養老機構難以擴大經營規模及完善設施建設，大大制約了民辦養老機構的可持續發展。
（三）專業人才缺乏。經調研發現，大部分民辦養老機構的護理人員都是從周邊農村或下崗職工中招收的40～50歲人員，文化程度低，缺少基本的護理培訓，為老人提供的服務也僅限于飲食、保潔等低附加值的工作，老人的心理慰藉和生活質量得不到保障，老人得不到專業的護理服務。專業醫護人員的缺乏也使得入住老人生病不能得到及時發現、及時就治，直接威脅老人的生命健康，養老機構也因此必須將老人送往醫院治療，加大了養老機構的運營壓力。
通過調研可以得知，機構服務質量是影響老人對養老機構滿意度的重要因素，但是現實中民辦養老機構由于資金受限，養老護理服務崗位待遇相對較差，社會上對養護理服務人員的認可度較低，且目前中國養老服務行業的人才培養和儲備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養老機構專業護理人員缺乏問題比較嚴重，從而陷入專業人才“招不進，留不住”的困境，備受招工難問題困擾。資金困難和人才培養、儲備機制不成熟造成民辦養老機構的人才困境，人才困境影響服務水平，最終降低老人的滿意度，一定程度上對提高其社會認可度產生不利影響，使得融資發展更加困難，形成惡性循環，使民辦養老機構經營得更不如意。
（四）社會認可度低。家庭養老作為中國社會的傳統養老模式有著幾千年的歷史，很多人還保留著這種觀念，認為將老人送去養老院是不孝的行為，隨著時代的進步，這種傳統思想并沒有得到發展，這是導致養老機構社會認可度低的其中一個原因。
此外，民辦養老機構因資金匱乏、人才缺失無法提供全方位、高質量的服務，大大降低了老人的滿意度。相比之下，公辦養老機構可以充分利用政策等有利條件發展自身，提高老人滿意度。現實中常常出現公辦養老機構“一床難求”而民辦養老機構卻存在較高的空床率，民辦養老機構社會認可度低。民辦養老機構社會形象建立力度不到位問題已經橫亙在其發展道路上，亟待解決。
（五）政策落實不到位。政府對各類養老機構的服務對象在政策上雖已有明確定位，公辦養老機構主要解決低收入等困難老人的養老問題，民辦養老機構著重面向具有消費能力的老人，但實際落實情況并不理想，仍有很多消費能力較高的老人住在公辦養老機構，導致一些消費能力相對低下的老人只能入住民辦養老機構，在物價上漲，運營成本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民辦養老機構面臨著提高收費就會導致老人無處可去但不提高收費卻會導致入不敷出的兩難困境，進一步限制了民辦養老機構做大做強。
此外，政府雖就鼓勵和扶持民辦養老機構的發展制定了許多優惠和補貼政策，如床位建設補貼政策和水電氣優惠等政策，然而實際中受制于各種因素，許多措施均無法得到落實，以政策促發展的效果大大減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辦養老機構的發展。
三、針對民辦養老機構的困境提出建議
根據民辦養老機構在發展中存在的困境，可以從經營者與政府兩個角度來解決民辦養老機構的經營問題，并提出如下建議：
（一）經營者角度
1、明晰自身定位，減少市場空白。各類機構要明晰自身定位，形成分層規范養老服務體系。提高公辦、民營、民非機構在接收目標群體的區分度。公辦機構主要解決失能老人等高風險群體及低收入、低保障老人的養老問題，民非機構協助公辦機構做好公益，民營機構則可面向不同需求層次的老年群體進行市場拓展。切實做到政府兜底，社會公益，市場均衡發展。
2、多方籌資，擴寬融資渠道。充分利用政府在此方面的專項政策，并結合民間籌資等多種形式發起設立養老機構，擴寬融資渠道，有條件的養老機構可形成大規模的養老服務鏈，并積極尋找適當時機上市，吸引更多資金支持。
3、完善服務質量，提高社會認可度。民辦養老機構應定期關注顧客（老人）對于機構服務的滿意度，了解老人對機構在提供服務過程中哪些方面是較滿意的，哪些方面仍存在不滿意，揚長避短，有針對性地提升服務質量，提高老人滿意度。
完善配備設施，如醫療設施、運動休閑公共設施等，為老人提供一個更加設備齊全的生活環境，滿足老人在醫療、運動娛樂等方面的需求。
加強對護理人員的培訓，可通過舉辦入職培訓、定期培訓等方式提高護理人員的護理技能，要從根本上完善服務質量，就必須著力于提高護理人員的護理水平，為老人提供高質量的生活護理，關注老人的心理健康。
完善的配套設施、高質的服務將為民辦養老機構創造良好信譽，從根本上提高社會認可度，社會認可度得到提高將吸引更多的老人入住，資金來源得以擴大，有利于進一步完善運營條件，為可持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4、利用政策支持，加強自身建設。民辦養老機構要加強對政策的學習理解，充分運用政策措施，并且要關注相關政策的變化更改，及時根據經濟、政策環境調整經營管理，盡早盡善地抓住機會促進自身發展。
完善運營體系，提高管理水平。建立健全機構的財務制度，合理分析各項成本的構成，加強成本控制，減少不必要的花費，集中資金在能真正滿足老人服務需要之處，如醫療設備、心理安慰等；加強管理人才隊伍建設，建立一套完備的管理制度，制定機構發展方案并嚴格實施，加強機構的自身建設。
（二）政府角度
1、加強指導規范，推動民辦養老機構健康發展。加強法律法規建設，切實把民辦養老機構建設和管理納入法制化的發展規劃，建立健全有關規章制度，特別是加大對民辦養老機構在準入、服務、管理、設施設備等方面的指導規范，堅決杜絕各類侵害老年人權益現象的發生，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機構的良好形象，推動民辦養老機構健康發展。
2、制定幫扶政策，確保全面落實。政府應根據目前民辦養老機構的發展需求，制定有針對性的幫扶政策，如針對民辦養老機構融資難的問題，政府可建立為民辦養老機構貸款提供擔保制度并繼續加大利息補貼力度，鼓勵商業銀行對民辦養老機構提供低息貸款；進一步制定針對營利性養老服務機構的稅收優惠政策，對其用于養老服務的地方稅收在創辦初期的一定年限內予以減免；為向養老服務行業進行投資的私人投資者提供信貸支持的金融機構可考慮納入稅收優惠范圍等；合理利用福利彩票所得支持民辦養老機構，鼓勵向民辦養老機構捐贈。同時，加強對養老機構行業各類政策落實情況的監督和檢查，完善用地、信貸、補貼等相關量化配套政策，為民辦機構經營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
3、加強養老機構標準化建設，培養護理人才。目前，我國對于民辦養老機構的設立采取許可準入制，擁有床位10張以上的可以設立，并對不同規模的養老機構設立不同等級的準入標準。為了提高服務質量和降低責任壓力，建議出臺切合實際的養老機構護理人員工作標準化流程及服務質量評價體系，對養老機構嚴格考核，對考核結果按不同標準進行獎勵。
重視護工人才培養，加強對專業護理人員及養老機構管理人員的培訓。短期內，政府要加大對養老機構現有工作人員進行職業化培訓，頒發執業證書，減輕民辦養老機構的培訓壓力；長期內，鼓勵有條件的醫院和療養院部門大力開展養老服務人員培訓，鼓勵高等院校、醫衛學校開設相關專業，開展學歷教育，對于選擇養老護理專業的學生予以減免學費，吸引更多的年輕人投身養老服務行業，不斷提高從業人員的素質和業務水平，以帶動全社會改變對養老護理的理念。
同時，政府還應關注護工群體的薪酬待遇，保障最低工資薪酬的同時，逐步提高其薪酬待遇，使其薪酬待遇與其專業素質、工作績效相匹配。通過政府資金補貼、住房補貼等形式提高護理人員的待遇，優化雇傭環境，留住護理人才。
4、優化輿論環境，提高社會認可。一是政府應引導各類養老機構加強服務建設，改變社會公眾對機構養老的傳統認識。破解我國養老服務難題，關鍵就是把傳統的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結合起來，走社會化的路子，積極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同時，以宣傳為先導，促進傳統養老觀念向新的養老觀念逐步轉變。應切實加大宣傳力度，充分發揮主流媒體的作用，針對不同類型老年群體廣泛開展宣傳活動，引導人們改變傳統養老觀念，接受民辦養老機構服務，使人們逐步認識到，民辦養老機構同公辦機構一樣，都能使老年人在生活上得到更好的照料，在身體上得到更好的護理，在精神上得到更好的慰藉，有效緩解社會負擔、家庭壓力，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二是改變社會對護工工作的歧視現象和傳統觀念，提升護工的社會地位，提高護理行業的社會認可度，從而實現護工的人生價值和自我價值。從政策制度上做出激勵和保障，通過財政補貼形式適當提高養老護理員收入待遇。將養老院護工隊伍納入當地社工體系，加大養老護理員隊伍建設的社會關注力度，提升其社會地位。鼓勵媒體多進行正面引導和宣傳，營造尊重勞動、尊重護工的社會氛圍。探索建立養老護理員崗位補貼制度，對達到一定年限，取得養老護理員資格的人員給予獎勵，提升養老服務行業對就業人員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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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養老機構范文
關鍵詞：民營養老機構；服務質量；養老需求
中圖分類號：C97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0-0059-02
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起，我國逐步放開了養老機構社會化的大門，大量的民辦養老院涌入市場。目前，民營養老機構在數量上已大大超過了公辦養老機構的數量，在經營上多以小型化和面向低端市場為主。民營養老機構雖然在數量上發展很快，但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問題，養老服務質量不高，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養老需求，多數民辦養老院面臨著入住率低及虧損經營的困境，與公立養老機構一床難求的狀況形成鮮明對比。為此，探究提升民營養老機構發展的有效途徑有利于我國民營養老機構擺脫目前的困境，對于我國應對老齡化將產生積極意義。
一、民營養老機構發展的優勢
（一）民營養老機構將擁有更大的市場份額
據《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數據，截至2011年，我國共有各類養老服務機構38 060個，總床位266.2萬張，收養各類人員210.9萬人，平均每千名老人擁有床位數16.9張，但仍與發達國家50—70張的平均水平相差甚遠 [1]。面對大量的老年人群，我國現有的養老保障體系已顯得捉襟見肘，政府不可能以通過大量建設公立養老機構的形式來解決我國養老機構供不應求的現狀，在這種大背景下，民營養老機構在我國社會養老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較以福利性質為主的公辦養老機構，民營養老機構面向的消費群體更為廣泛，在未來的發展中，民營養老機構所占的市場份額自然也會更大，這是民營養老機構較公立養老機構在發展趨勢上的優勢。
（二）民營養老機構更符合未來養老市場發展需要
民營養老機構作為民營企業在企業的運作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來獲取最大的效益是民營養老機構首要考慮的問題，在這一點上與公立養老機構有很大的不同。公立養老機構在經營上采用國營模式，不僅盈虧由國家負責，而且在經營過程中會得到一定數量的財政補貼，因此，節約經營成本的積極性不如民營養老機構，更重要的是公立養老機構在發展理念更看重養老機構存在的社會效益，對資源的利用率并不是公立養老機構首要考慮的重點。就資源的利用率而言，民營養老機構相對于公立養老機構有著巨大的優勢，在我國老年人口數量巨大且資源有限的大背景下，按照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我國養老市場將會更青睞于資源利用率高的民營養老機構。
（三）民營養老機構較公立養老機構具有靈活經營的優勢
民營養老機構可根據不同老年人的收入狀況分出不同的檔次，以滿足不同養老需求。同時，民營養老機構要突破保障型養老機構模式，不僅為入住的老年人提供吃、住和生活照料的服務，還要滿足醫療、學習、社會參與、精神慰藉等多方面的需求，較公立養老機構民營養老機構面向的老年人群更加豐富。可根據入住老年人自身的身體狀況和個人的選擇提供訪問護理、日托護理、臥床護理，這種豐富的護理模式是養老資源有限的公立養老機構很難做到的。
二、當前民營養老機構發展的困境
（一）養老機構為老年人提供的養老條件及服務質量較差
民營養老機構的建筑多是由舊樓改造而成的，無論是在房型建筑、無障礙設計、照明，還是衛生洗浴等硬件服務設施方面都難以符合老年人行動住宿的特殊需求。在醫療設施方面缺乏先進的診療設備和專業的醫療護理人員，不具備必要的醫療條件。在經營管理方面，多數民營養老機構照搬了公立養老機構的管理制度，與現代企業先進的管理理念相比具有明顯的落后性。部分養老機構的管理層人員雖具備一定的現代企業管理技能，但缺乏與老年學相關的專業知識，在制定的管理經營策略上沒有充分地考慮老年人群的需求特點。這些服務質量方面的不足極大地影響了老年人群入住民營養老機構的信心。
（二）現有的養老服務人員不能滿足養老機構的發展需要
相對于我國龐大的老齡人口數量，目前老齡工作和服務的專職人員數量嚴重不足。據2009年《民政統計年鑒》公布，全國養老機構為老年人提供服務的專職人員是27.9萬人，其中優撫類的收養單位服務人員是3萬人，福利類的收養單位人員是24.9萬人[2]。雖有眾多的其他社區服務從業人員和志愿服務人員作為補充，但較之全國1.67億老年人的養老服務需求來說，供求差距依然明顯。民營養老機構較公立養老機構，養老服務人員數量不足的同時整體隊伍的素質偏低，受雇服務人員的年齡偏大且多為下崗人員或農村進城的務工者，這支養老服務隊伍的結構上存在先天的不足，加上后天培訓方面的缺失，日益暴露出整體文化程度偏低，對老年人生活護理、醫療康復以及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專業知識的不足。
（三）民營養老機構缺乏統一的服務標準
我國目前在養老服務方面的立法尚不完備，民政部雖先后頒布實施了《老年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范》、《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暫行辦法》等文件，各地也相繼頒布實施了類似的規章，但這些法規的內容并不完善，沒有對養老機構各項服務有明確的服務標準。養老機構并未形成質量管理體系，雖涉及養老服務機構的服務糾紛時有發生，但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條文和相應的服務標準，服務糾紛所造成的性質和所造成的傷害無法明確地確定，這給老年人維權帶來不便的同時給民營養老機構的整體形象帶來了不利的影響，造成民營養老機構在人們心中服務質量較差的形象，這是導致民營養老機構的入住率低的重要原因。
三、提升民營養老機構發展的有效途徑
（一）養老機構軟環境和硬環境設計要具有科學性
增強養老機構內部設計的科學性是提升民營養老機構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就養老機構結構的設計而言，民營養老機構應緊抓老年人群的年齡特點，盡可能地給予這些老年人家的感覺；在房間的設計上應具有一定的私密性，給老年人提供一個屬于自己不擾的空間，摒棄集體化宿舍的管理方式；養老機構內部應具有清楚的方向性和明確的房間標志，要給養老機構中記憶力減退的老年人提供活動上的方便。養老機構內部的裝飾應具有適度的聲光環境以便視力或聽力已經減退的老年人活動，連接養老機構中各活動空間的通道應具有方便的可達性，要考慮到養老機構中的殘障人士，對于養老機構中家電、運動器械等常用設施在使用上應簡便易于老年人操作。
（二）注重服務細節并不斷提高服務質量
提高民營養老機構的服務質量要從細節入手。美國的一項研究表明，老年人有著對待周圍環境的態度由朝向外部世界轉而朝向內部世界的變化趨勢[3]。減輕老年人負面情緒最有效的途徑就是經常與老年人溝通，民營養老機構應在這方面下功夫，將這種溝通標準化。在和老年人溝通交流的過程中要注意老人的變化，說話的語速適當放慢一些，語氣盡量溫柔。在每次交流后要有交談記錄，以便了解老人對養老機構的不滿之處，進而對養老機構的服務進行改進。
在飲食方面民營養老機構應提供個性化的飲食服務并配備專業的營養師為老年人進行合理的飲食搭配，對不同健康狀況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飲食指導方案。專業的病人營養師要根據老人疾病的需要隨時個性化調整飲食結構，力求通過膳食調養使老年人的肌體營養達到平衡，這種食療可作為養老機構的服務特色來增加養老機構的吸引力。
（三）提升民營養老機構工作人員的專業化水平
我國民營養老機構護工缺乏完善的護理知識培訓，護工在護理中只能提供一些保姆式的照料。反觀英國、美國的養老機構在聘請養老護理員時，會對其進行專業的生活照料培訓，以及一定的醫療護理技術培訓以便能提高養老護理員的技術含量[4]。因此，民營養老機構應具備一套完善高效的培訓方法來提升機構內部工作人員的專業化水平。養老機構可以借鑒國外經驗對員工進行分層培訓，分層培訓是指按照不同年齡、等級、年齡進行劃分的培訓教育方式[5]，養老機構要根據護工不同的個人基礎制定不同的培訓內容和考核標準，盡可能地提高護工培訓的積極性，激發護工的潛力，避免護理人員的重復培訓。專業性一般的民營養老機構可送專業化水平較強的醫療人員到專業機構進行培訓，例如送到醫科大學學習，學成后將掌握的醫學知識在養老機構內進行推廣。
（四）規范民營養老機構服務的行業標準
規范民營養老機構的服務標準要由政府與養老機構共同努力。民營養老機構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法律的保障。養老服務是一項新興的特殊服務業，需要制定相應的服務標準，其中包括護理規范、統一的合同文本等方面的內容，政府應制定《養老機構服務標準法》，通過法律的形式明確養老機構的性質地位、各方權利、義務關系、開辦養老機構籌資方式與待遇、糾紛處理機構與理賠等，從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將老年服務并入法治化的軌道。民營養老機構方面應建立行業協會來發揮行業的管理作用。在服務方面，發揮協會的橋梁、紐帶、協調作用，在溝通方面開展信息交流活動組織學術講座，提高人員素質和專業水平。在規范方面，組織服務糾紛的鑒定工作，開展行業自律活動。在監督方面，組織實施行業標準，對民營養老服務質量進行監督。
參考文獻：
[1] 秦瑤.對目前我國機構養老現狀的思考[J].中國集體經濟，2011，（7）：187.
[2] 民政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
[3] See B.L.Neugarten（Ed.），Personality in Middle and Late Life，Atherton Press，New York，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