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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司馬遷報任安書范文

“略陳固陋”者，即簡略地陳述自己庸俗淺薄之見也。但通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談何庸俗，簡直如天象；談何淺薄，簡直似地藏。在這篇短短的書信中，他不僅以無比憤激之情，敘述了自己蒙受的恥辱、“隱忍茍活”的原因，而且表達了自己完成《史記》之書寫的決心，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些讓人讀之難忘懷、激人永向上的觀點。

譬如，他在《報任安書》中，既提出了“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的情理觀，又提出了“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的進取觀，還提出了“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人生觀，更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的生死觀。

言為心聲。司馬遷的“略陳固陋”，可以說，是心靈的吶喊、志向的表白、行為的注釋。他的這種“略陳固陋”，毫無雕蟲之功，全為詠懷之作。讀之，陶性靈，發幽思；思之，忘鄙近，致遠大，讓人眼盯前方，心欲向前，使人立定腳跟，奮發向上。

司馬遷的“略陳固陋”，讓人懂得，什么叫力行，什么是力行。力行，不僅是努力從事，不僅是盡力去做，而且是竭力去為。竭力者，負載而行也。這種負載，往往要承受不重之重，要忍受難忍之忍。這種不重之重、難忍之忍，不僅在肉體上，更在精神上、“臉面”上。而這種負載，對于“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的氣節之士司馬遷來說，無疑比“腐刑”更難忍，比“茍活”更難熬。但這一切，司馬遷“隱忍”了。他的“隱忍”，雖讓他“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且“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如往”，但不妨礙他為“成敗興壞之理”《史記》的寫作。這種力行，行出來的文字，力透紙背，經久不滅；走出來的腳印，步步砸坑，經久仍存。

第2篇：司馬遷報任安書范文

這件事也徹底鑄就了另外一個人的命運，這就是司馬遷。司馬遷，一介文人，為了援救李陵一家老小的生命，極力為他辯護，從而冒犯武帝，被下獄。第二年，即公元前98年，被判死刑。

同樣不甘心就此“輕于鴻毛”地死掉，“沒世而名不稱”，司馬遷也選擇了活下來，為此不惜接受最為恥辱的宮刑。

人類的悲劇是文學的溫床。這件事引出了漢代最著名的兩封書信：李陵的《答蘇武書》和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而《報任安書》，則寫盡了一個人被自己的政府羞辱，被人群歧視，在瀕臨崩潰的邊緣，如何獨力支撐，為了某種希望，所能承受的人生恥辱的極限――用司馬遷自己的話說，在人生的所有恥辱中，“最下腐刑極矣”！

這封書信，顯示了作者內心在巨大的打擊和恥辱感下深重的矛盾痛苦，以及在對抗這種痛苦中顯示出的堅忍的個性力量，讀后有一種震撼人心的感受。它是散文體的《離騷》，甚至比《離騷》更杰出，因為它的作者司馬遷最終以個人的堅忍完成了自己的事業。所以，如果說屈原是失敗的英雄，司馬遷則是成功的偉人。

大約在公元前87年，《史記》橫空出世。而它的偉大創作者――司馬遷的行蹤卻消失了。

那死去的孤絕的生命，在《史記》中得到永生。

第3篇：司馬遷報任安書范文

《史記》中，司馬遷為法家人物立傳的有韓非、商鞅、李斯、晁錯、吳起等人，在傳文中，司馬遷對這些人物的歷史功績給予客觀地記錄，而在“太史公曰”中多從歷

史人物的個人道德品質、性格缺失等方面作出主觀論斷。“太史公曰”本就代表了司馬遷自己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最鮮明直接的看法，有著相當濃郁的個人色彩。從

感情上來說，司馬遷對法家人物是有厭惡之情的。但從歷史現實來講，司馬遷也不得不承認法家思想有其積極價值。所以他對法家人物的態度有著感性與理性的矛盾。

現從司馬遷對不同法家人物的不同評價來分析。

司馬遷在《老子韓非列傳》的“太史公曰”中評價韓非子說：

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對于韓非，司馬遷是抱著一些同情之心的，認為他是一個深刻地政論家，卻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所以才會冤死于李斯、姚賈之手，所以他對韓非子的遭遇深為同情

。同樣也是因口舌之禍而遭難的司馬遷在這篇“太史公曰”中對這位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的批評也僅僅是“其極慘少恩”幾個字，這幾個字是法家人物的“通罪”

，對其批評顯得有“筆下留情”。而且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談到“發憤抒情”的創作心路歷程時，司馬遷分別列舉了周文王、孔子和屈原等人的事跡之外，還并

列地論及了韓非子。可見，司馬遷對韓非子是有著同情和理解的情感。

司馬遷在《李斯列傳》中的“太史公曰”中是這樣評價李斯的：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茍合，嚴威酷

刑，聽高邪說，廢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李斯的一生，其大部分時間都在實踐著法家思想，司馬遷首先肯定了李斯輔助秦始皇一統天下、建立新王朝的功績，緊接著才指出他嚴威酷刑、廢嫡立庶的錯誤。世俗

認為李斯極忠而死，對這種看法，司馬遷是不贊同的。他認為李斯的奮斗，更多是為了一己私利。而且他最終還屈服于趙高，要不然李斯的功勞能與周公、召公并稱。

在司馬遷的心中，周公、召公就是忠臣的標準，而李斯如果沒有與趙高等人茍合，其功勞便可與周公、召公比肩。可見司馬遷對李斯的才能是充分肯定的，但對他不能

堅守節操、善始善終而感到深深的惋惜。

再看司馬遷是如何評價商鞅的。《商君列傳》“太史公曰”：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劈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

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

商鞅是我國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他輔佐秦孝公變法，改革了秦國的舊制度，使落后的秦國一躍成為稱雄諸侯的強國，為秦后來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司馬遷在《太史

公自序》中說：“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后世尊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他在傳文里全面的、客觀的記載了商鞅變法的過程和成就，同時也為后人

正確地評價商鞅提供了珍貴的史實資料。但在“太史公曰”中，司馬遷對其評價的第一句話就對他的天性給予認定，認為商鞅的天性本來就是刻薄的，接連著，更是貶

責之辭，他認為商鞅對秦孝公一開始提出的帝道、王道都只是虛言浮辭，是向孝公推銷“霸道”的借口和掩護。接著講到《開塞》、《耕戰》這兩篇集中體現商鞅思想

的文章，說與“其人行事相類”，是指在改革中輕罪重罰、以刑去刑的手段和他文章中嚴刑重賞、重視農戰的思想是一致的。最后一句：“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

，司馬遷認為商鞅在秦國留下了壞名聲更沒有好下場，這樣的結局也是理所當然的了。儼然就是在罵他罪有應得，讀來感到太史公對其悲慘結局滿是快意，如同一個惡

貫滿盈的人終于受到了懲罰一樣的暢快之情。

所以從“太史公曰”中，我們看不出司馬遷對商鞅的一句好評，并且在字里行間充滿了鄙視和憎惡，盡顯司馬遷對商鞅極其厭惡的情感。后來很多學者為商鞅，對

司馬遷的指責一一作出解釋，指出“太史公曰”的評論過于主觀武斷，有失公平。但張大可說：“《史記》論贊往往直抒胸臆表達強烈的感情傾向，而傳記載述則善惡

必書。”①在傳文中，司馬遷盡可能地回避自己的喜怒衰樂，尊重歷史真實，而在“太史公曰”中，既然已經標明了是太史公說的話，所以就在此無所顧及地表達自己的愛

憎。司馬遷本就不喜歡冷冰冰的法家，加之李陵之禍更促使他對法家人物是毫無好感的，所以對他商鞅的態度，讀者也是能理解的。

從以上分析看出司馬遷對法家人物的情感態度總體上來說是矛盾的：他看到了他們推動歷史前進的一面，對于他們的歷史功績在傳文中給以充分肯定，但在文末發表的

一家之言中，顯現出司馬遷對他們的無比厭惡之情。法家人物的結局都非常地悲慘，他們有的被殺，有的自殺。作為新生事物的代表，他們在與舊勢力的斗爭掙扎中被

害，按理來說，他們是有著濃烈悲劇色彩的英雄人物。但在“太史公曰”中，司馬遷對他們的悲劇命運同情較少，悲劇色彩也較淡，他認為導致他們悲慘命運的原因更

多是他們咎由自取，罪有應得的。導致這種情形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司馬遷個人的人生經歷。天漢三年，司馬遷因李陵之禍下獄，遭受到殘酷的宮刑，受盡了獄中的折磨“身非草木，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交手足，

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正惕息”②。司馬遷在獄中飽受了痛苦的折磨和羞辱，他以深切的痛苦感受體會到嚴刑峻罰背后的冷酷與殘

忍。他多次在《史記》里寄寓自己的身世之感和對法家的憤慨。他嘆息周勃“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在《韓安國列傳》里，借著韓安國對田甲復仇來表

現出他對法家的憎恨情緒。所以司馬遷自身的遭遇使得他在主觀情感上對法家人物是非常厭惡和反感的。

第二，司馬遷深受儒家“禮治”、“德治”思想的影響。司馬遷在《史記》中多次引用孔子的言論，他受孔子思想的影響較深，如在《酷吏列傳》的一開始，司馬遷就

引用的孔子的話：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孔子的“為政以德”、孟子提倡的“仁政”、以及荀子的“以禮治國”等表明儒家以“德治”、“禮治”作為政治理想。司馬遷深受影響，也主張統治階級以“禮”、

“德”治國，反對以“政”、“刑”的方式壓迫和強制群眾百姓。他在這些法家人物的傳記和贊論中，多次指責他們實行嚴刑峻法，如他批評韓非子“其極慘少恩”

、指責吳起“刻暴少恩”、商鞅“傷殘民以峻刑”，他嘲弄李斯因“嚴威酷刑”反受其咎，他還諷刺晁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于錯，錯卒以被戮

“的下場。

第三，對漢武帝“外儒內法”政治的批判。司馬遷對西漢前期的黃老無為政治甚是推崇。他即使非常厭惡呂后的行為品德，但也在《呂后本紀》的“太史公曰”中肯定

她的政治功績：“高后婦主稱制，政不出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但西漢中期以后，儒家思想在政治策略上，實際只是起到了一

種輔助和維護的作用，而法家思想才真正顯示出了漢代的政治本質。司馬遷在《史記》里多次表達他對漢武帝政治的不滿和批判，從他對法家人物的評價中尤其能得知

。

注解

第4篇：司馬遷報任安書范文

只蝴蝶幼蟲將自己藏在了一片草叢中，一層一層地將自己編織到美麗的夢中，然后靜靜地等待著夢醒的那一刻，破繭而出。

可當它連最后一絲陽光也感受不到的那一刻，它后悔了。厚重的繭毫不留情地將陽光“拒之門外”,孤獨和恐懼一點一點的襲來,黑暗瞬間占據了那小小的空間。它不敢亂動，因為它感覺只要它一動，空間就仿佛在縮小，把它壓得透不過氣．不知過了多久，雨開始傾瀉而下，它看不見雨，只聽見雷鳴。

雨停了，它知道太陽快出來了，可它卻看不見也感受不到陽光會給它帶來的溫暖。它再也受不了了，它使出了全身力氣，把它這些天所受的苦難全都轉化成了力量爆發出來，它努力想要撐破這層它親手編織的、厚重的繭。

仿佛有光了，終于，厚重的繭慢慢破裂了，它看到了它渴望已久的陽光。它想離太陽更近一點、再近一點，它飛起來了！它那五彩斑斕的翅膀撲閃在空中，格外美麗。它向遠方飛去，用它那充滿苦難的翅膀書寫著屬于它自己的輝煌，那個畫面令人感動。

蝴蝶的破繭而出之所以令人感動，是因為它將永久的苦難醞釀成瞬間的驚艷。

蝴蝶是如此，人亦是如此。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后世史學影響深遠，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司馬遷是受了多少苦難才撰寫出了《史記》。

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游，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此后，司馬遷開始《史記》。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在獄中司馬遷發奮圖強，自強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繼續編寫《史記》。司馬遷出獄后任中書令，繼續發

憤著書，終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記》。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旋律伴隨故事響起，揭開你不平凡的傳記„„維也納，推開窗風景卻如此委婉，在破舊琴房，彈唱出貝多芬的悲傷”一首《貝多芬的悲傷》將貝多芬的坎坷的一生彈奏的催人淚下。在維也納這個音樂之都，留下了許多貝多芬的名曲，卻同樣留著傷痛，有憂傷的，是懷念親人，是事業不成；但是他的一生，更多的是他直面苦難而創造的輝煌。

當他的耳朵漸漸失聰，當愛情紛紛遠離，*的精神的，夾擊著，刺激著，或許貝多芬有那么一時間的撕心裂肺，因為他面對的是再也聽不見鳥叫蟲鳴，面對的是與人的交流障礙，面對的是摯愛的離去，面對的是孤獨終老„„可盡管這樣卻依舊阻止不了貝多芬不朽的傳奇。他把情感投入到音樂中去，用心靈，用音樂寫出自己的心聲。《幻想奏鳴曲》《克勒策奏鳴曲》、《英雄交響曲》、《熱情奏鳴曲》，這些作品無不享譽世界。

他在苦難中尋找斗志，貝多芬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書寫出他輝煌的音樂史，在樂壇上永遠的留下了自己的大名，永遠活在了后輩的心中，名垂青史。

第5篇：司馬遷報任安書范文

【摘 要】《<史記>選讀》把《管仲列傳》列入“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史記》的理想人格”板塊，“管鮑之交”是友誼的典范，管仲“棄小辱成大志”的品質也正是司馬遷所追求的。司馬遷為管仲立傳似乎還有更深層更隱晦的用意，對比管仲，有齊桓公這樣的明君器重，有鮑叔牙這樣的知己知遇，使得司馬遷為管仲立傳時，不覺神往。

關鍵詞 管鮑之交；擇生明志；管仲之才；寫作意圖

管仲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因而被譽為“春秋第一相”。這篇文章篇幅雖短，但《<史記>選讀》把《管仲列傳》列入“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史記》的理想人格”板塊，編者的意圖可見一斑。而筆者在教學該文時，遇到了四個方面的疑惑并形成了一些粗淺的認識。

一、管鮑之交見其“真”

如果以世俗眼光看管仲前半生業績單，會看到一個不成功的商人、一個不合格的士兵、一個不稱職的官員、一個不仁義的輔臣。學生對管仲的第一印象是：自私、貪婪、不仁不義。對于這樣一個“丑陋”的人，編者為何把他列入《史記》的理想人格板塊？

我們可以引導學生從文章開篇第2段，借助鮑叔牙的視角了解真正的管仲。在鮑叔牙眼中我們看到的管仲：孝順、懂得感恩、重友情、富貴而不忘本。管鮑多年交往，相知最深。只有鮑叔牙了解管仲那時所處的貧困、時運不濟的窘境，管仲“自私”、“貪婪”、“不仁不義”的行為也只是現實所迫。而鮑叔牙的舉薦改變了管仲的人生道路，他對管仲有知己之情、知遇之恩。鮑叔牙的知賢、薦賢和讓賢，可以說沒有鮑叔牙就沒有后來成功的管仲。《列子·力命》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此世稱管鮑善交也。”知人者智，管鮑之交成就了鮑叔牙的仁者風范，也讓我們有機會深入了解“春秋第一相”的真正品格！

二、管仲擇生明其“志”

“公子糾敗，召忽自殺殉主，吾幽囚受辱，經鮑叔推薦任政于齊。”古人信奉“忠臣不事二主”，而管仲先事公子糾，糾死又事桓公，似乎是一個不忠不義之人。該如何引導學生理解他的選擇呢？

文中有關鍵句：“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管仲的“茍活”，是為了名聲能在天下顯揚。表面看違背了忠義，實際上他是把自己的人生價值放在拯救國家匡扶社稷上。管仲擇生是為民（使齊國富強），為君（助桓公成就霸業），為孝（贍養母親），為己（施展抱負）。與膚淺的“死節”相比，“茍活”更能彰顯其獨立人格和人生價值。司馬遷早就在《報任安書》中對“死”發表了精辟的見解：“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哉？”棄小辱成大志，管仲的這種品質也正是司馬遷所追求的。《史記》在敘述歷史人物事跡的同時，也處處滲透了司馬遷內心的痛苦掙扎和毅然選擇。

可見，教學該文如果能結合司馬遷的其他文章，結合司馬遷的生死觀，引導學生深刻理解管仲的選擇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管仲之才顯其“仁”

司馬光的《訓儉示康》有一段孔子對管仲的評價：“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孔子鄙其小器。”管仲使用諸侯一級才能使用的器具，孔子鄙視他氣量狹小，難成大器。而孔子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言下之意，管仲使齊國富強，百姓到現在還受其恩惠，如果沒有管仲，百姓將要被異族統治了。孔子對管仲又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該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呢？

管仲生活奢侈，有時難免僭越。孔子為維護周禮而批評他。但作為一個卓越的政治家，孔子看到了他的遠見卓識。管仲提出“通貨積財、富國強兵”的施政措施，“與俗好惡（張四維、順民心）”、“貴輕重、慎權衡（知與之為取）”的執政理念。更為重要的是，管仲主張“以人為本”（也是他最早提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主張富民為先；“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主張教民以禮；“順民心”主張安民。而順應民心，安民保民，正是儒家思想“仁”的核心。如果通過“仁”能實現“王道”，能“保民而王”更是儒家的終身追求。儒家沒有出現象管仲這樣貫徹“仁”而成功的突出的實踐者，孔子轍環天下、接淅而行，可終其一生也未能實現這個理想，所以他高度贊美管仲也是情理之中了。

四、為其立傳露己“情”

清代的李晚芳在其《讀史管見》中有云：“太史遭刑，不能自贖，交游莫救，故作此傳，寄意獨深，使當時有知管仲之鮑子知之，或可勸君解免。多鮑叔之知人，情見乎辭矣。故落筆時，有不勝望古遙集之悲，反復抑揚，又有筆欲住而意不住之妙。”由此觀之，司馬遷為管仲立傳似乎還有更深層更隱晦的用意？

漢武帝任人唯親、剛愎自用，司馬遷為李陵辯護遭遇宮刑，漢朝當時有以錢贖命的規則，而面對深陷危難的司馬遷，曾經的知己同僚，卻漠然視之、冷眼旁觀。司馬遷為實現先輩遺愿，為達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只得以殘身踐志，而飽受無人知己的寂寞，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痛楚。對比管仲，有齊桓公這樣的明君器重，有鮑叔牙這樣的知己知遇，使得司馬遷為管仲立傳時，不覺神往。

第6篇：司馬遷報任安書范文

關鍵詞：素讀 品讀 化讀

我認為閱讀教學有三個境界，那就是素讀，品讀和化讀。

一.素讀，讀出內容

所謂素讀就是初步梳理文本內容，把握文章思路，整體感知文意，提煉文本主題，只是簡單地了解作者寫了什么，可謂“十只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腳太湖心。”（白居易）這種方式只適合于粗讀，適合于低學段。比如《報任安書》一文，低境界教學首先指導學生如何梳理和積累文言詞匯，了解文言語法，如何借助課文注釋和資料翻譯課文，如何遵循司馬遷的敘述擇寫歷史的來龍去脈尋找線索，貫通文脈，劃分段落，如何探察作者的思想情感；較高境界的指導是如何借助文本總結閱讀方法，并且給出命名，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以應付基礎層級的考試。

素讀的境界雖然不高，但它卻是閱讀教學不可跨越的階段，是基礎性閱讀。當然我們要采取靈活的策略，鼓勵學生自主閱讀，充分彰顯學習主體作用，并且適當引領，扎實“素讀”。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設計“四兩撥千斤”的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比如筆者指導學生閱讀《報任安書》一文，筆者設計了兩個大問題：一是詳細地告訴大家這篇文章的大致內容；二是你認為作者為什么要寫這封信，隨即騰出足夠的時空，讓學生充分自主閱讀。筆者從交流環節可以看出，不同層次的學生均能給出各自的回答。這兩個問題并沒有給學生太大的限制，第一個問題指向內容感知，第二個問題指向主旨把握，目的還是讓學生“素讀”。

高三階段，“素讀”環節大體上可以安排學生自主完成，教師要在品讀上下功夫。

二.品讀，讀出價值

所謂品讀就是通過涵詠、欣賞、質疑、探究、交流、爭論等一系列思維活動，深入品味、感受文本意蘊，在更廣闊的的背景下揣摩作者的寫作意圖，深度剖析文本內核，可謂“山坡臥新犢，園木轉幽禽。”（陸游）這是閱讀教學的爬坡階段，比素讀的境界要高些。語文教學的語文性會更鮮明地凸現出來，學生的閱讀所得會更有價值，能力習得會更強。

品讀教學也有不同境界。教師構建合作、探究的交流平臺，引領學生咀嚼詞語、語段的語文價值，分析材料與中心的關系，抽象行文技法，為低境界。它的本質特點是沒有關注閱讀對話的真正價值，即喚醒讀者自身的體驗，拿文本照鏡子，折射自己靈魂的光明或暗淡，也不能進行適度的個性解讀，只是停留在傳統經驗的水平上。教師能夠引領學生運用較為科學的文藝理論，從精神分析批評、結構、女權主義、文化心理等角度審視文本，超越常人解讀，重新命題解讀所得，獨抒己見，有理有據，為高境界。它的本質特點是有閱讀者自身獨立的判斷，不人云亦云，見解拔俗，使人耳目一新。

比如有老師從生死輪回的文化心理和男女性格的兩重交織的視角觀照文本，認為司馬遷雖死而已“復生”，因為他留下了皇皇巨著《史記》，至今幾乎無人能及。這里他把《史記》看做是司馬遷的復生體現，通過剖析司馬遷的在《報任安書》一文中的生死觀，進一步體悟到生命輪回的人生哲理，因此他的解讀就顯得尤為悲壯，大氣。教師可提供給學生多個視角，引導他們讀出價值來。

三.化讀，讀出忘我

所謂化讀就是閱讀者在品讀的基礎之上，通過和文本、文本作者，乃至閱讀者自身的心靈、文本之外的大千世界充分對話的途徑，在經歷一系列的同化、順化的過程中產生奇思妙想，獲得獨特的情感體驗和人生智慧，可謂“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這是閱讀的最高境界，它的本質特點是閱讀者走出文本，超越文本，為己所用，讀出了真正的自我，即“有我”。我們應當引領高三學生追求化讀的境界。閱讀如果能夠越過“解讀”層面，閱讀者能為之動容，胸中激蕩萬千話語，筆下流淌非常之字，當是語文課堂的一大風景。

第7篇：司馬遷報任安書范文

意思是：通過史實現象揭示本質，探究自然現象和人類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這句話出自漢代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原句：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譯文：也是想探求天道與人事之間的關系，貫通古往今來變化的脈絡，成為一家的言論。

（來源：文章屋網 ）

第8篇：司馬遷報任安書范文

忍，不意味著忍氣吞聲，甘于受委屈。忍，是一股韌勁，是在鞭策自己，磨練自己的意志；忍，是一雙締造溫暖和睦的手，化解了雙方彼此之間的矛盾，開拓了人與人之間更開闊美好的前景；忍，更是一首高亢的進行曲，無時無刻進行著對生命的抗爭。學會忍，懂得忍，有時就是對自己命運的一種改變，創造出自己奪目光彩的人生。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是魯迅先生對《史記》一書的高度評價。為了繼承和發揚古人發憤著書的精神，司馬遷忍辱茍活了完成了《史記》。“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道出了司馬遷內心那纏連的夙愿。在《報任安書》一文中，他把自己內心的悲憤表現得淋漓盡致，為了文采表于后世，為了讓后世留下有價值的東西，他選擇了忍，用時間證明他的選擇是對的。忍，磨練了司馬遷堅強的意志；忍，流傳下了千古名著，實現了人生最大的價值。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忍，是撥開云霧見太陽；是滋潤干涸土地的雨水；是一雙溫暖的小手，避免了矛盾的深化，托平了小風波。戰國時期，趙國大將廉頗得知藺相如被趙王拜為上卿，很不服氣，宣言要侮辱他，藺相如不因這些小事而計較。作為國家大臣，他時時事事以國家的利益為重，處處退讓廉頗，以每一次忍的退讓化解了一次次的矛盾。這樣一顆寬宏的心和忍退的品質足以深深打動了廉頗。而廉頗的“負荊請罪”讓他的隱忍有了很好的答復，使得曾經的誤解與怨氣有了圓滿的結局，煙消云散。

忍，塑造了既儒雅又豪放、既曠達又堅強的蘇軾。不管生活是多么的坎坷，他一貶再貶，仍是昂首挺胸，走得鏗鏘，笑得燦爛。既然選擇了忍，無疑是要面對更大的困難，走更荊棘的路子。然而，正是這樣的環境，為他積累了更多詩詞素材，化忍耐為創造詩歌的力量。“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誰說忍就得非要甘受苦楚？蘇軾的忍透視了他那寬廣的胸襟與坦蕩的胸懷，把一切不快吐得干干凈凈。忍，帶給了詩人莫大的精神感受，也讓后人感嘆蘇軾強健的人格魅力。

忍耐，或許要經受時間等種種考驗，然而，美好的人生實現就是要我們一次又一次的忍耐

第9篇：司馬遷報任安書范文

關鍵詞：李廣；無大將之才；非仁德之將；非不遇時

引　言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和第一部傳記文學名著。而在其最有文學價值的人物傳記方面，司馬遷以其高超的敘事和刻畫人物的技巧，運用神來之筆成就其一家之言。在歷史人物的敘述和評論中，司馬遷以其獨特的文化底蘊和人生遭遇，面對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興衰成敗，形成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其價值觀又反過來深刻影響著后人對其傳記中所敘及的主人公的看法及評價，《李將軍列傳》中的李廣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李廣“難封”這一問題，歷來是文人學者評述的焦點，一方面，大多數學者是在肯定李廣悲劇形象的前提下，就李廣“難封”的原因作一些探討，雖然他們所側重的角度不同，但又無一例外地把根本的原因歸結為漢王朝制度的不合理和漢武帝對李廣的打壓與迫害；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李廣“難封”不是悲劇，而是李廣自身能力不及所造成的一種必然結果。但在其具體的分析論證過程中，并未就李廣治軍、行軍、用兵上的欠缺做深入的探討，更沒有從一個良將所應必備的素質全面分析李廣，僅僅簡單地以漢匈戰爭中李廣的成敗來論述，這樣的論證則顯得有些不力，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李廣。

1．李廣悲劇形象的形成原因

司馬遷以贊頌的激情、錯綜變化的筆法，圍繞著精于騎射，勇敢作戰；仁愛士卒，不貪錢財；為人簡易，號令不凡三個特點，通過三個完整生動的戰斗場面，為人們刻畫出李廣這樣一個作者心目中的一代名將形象；在傳中，李廣儼然一位天才型將領。司馬遷自為李陵之事辯解而遭受宮刑之后，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轉變，在給其朋友任安的《報任安書》中圍繞一個“辱”字傾其滿腔悲憤，陳述著書雪恥之志。誠如魯迅所言：“況發憤激書，意旨自激……恨為弄臣，寄心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于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因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惟不拘于史法，不囿與字句，發與情，肆與心而為文。[1]”“意旨自激”難免會滲入個人的情感意識，借《史記》以泄其怨憤；“惟不拘于史法，不囿與字句，發與情，肆與心而為文”一語更是道出了司馬遷在評述《史記》中的人物時，深受個人價值取向的影響，使得有些篇目文筆多于史筆。在《李將軍列傳》一文中，作者對于李廣及其家人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惋惜；對于李廣的為人更是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來評價，贊賞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說，李廣悲劇形象的形成直接導源于司馬遷的悲劇和他強烈的悲憫情結。

2．關于“李廣難封”問題的一些評述

“難封”使得司馬遷為李廣深鳴不平，更使得唐人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閣序》中道出了“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慨嘆，文人騷客為此扼腕嘆息，借此來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悲哀和對統治階級的不滿。后世有些學者更是把李廣“難封”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漢王朝軍功制的不合理和漢武帝重用外戚、打壓賢士的用人政策。在此，我想有必要做一澄清。

軍功獎勵制度早在商鞅在秦變法時就已實行，而到了漢代，軍功獎勵制度更加的完備，對于軍功候的取得標準也有了具體的量化指標和明確的規定，下面我們不妨來看看后人根據歷史資料總結出來的漢武帝時軍功侯的取得標準：其一，捕獲敵軍王、相、將軍、閼氏等；其二，斬敵千級以上（注：如果己方損失太大也不封侯）；其三，戰斗中為奪取勝利作出重大貢獻的；其四，父親在戰斗中作出重大貢獻而死，兒子可獲封侯[2]。

漢初，統治者推行與民修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治國思想。面對匈奴的搶掠更是奉行以和親換安寧的綏靖政策；然而和親政策并未能從根本上解除邊患，保證國家的安全；相反，由于漢初綏靖政策的影響，到了漢武帝時，匈奴的搶掠更加的放肆，嚴重地危及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統治階級內部，權力傾軋，后宮、外戚專權，弊政連連。面對內憂外患，漢武帝采取董仲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策，以期用儒家經世致用的積極思想激勵早已無心政事、戰事的軍民，消除外患，振興大漢，以實現民族的大一統。漢武帝時的軍功獎勵制便應運而生。因此上，軍功制的設立是應時代所需，戰爭所需；軍功制激勵大漢幾百萬勇士拼戰疆場，奮勇殺敵，其積極的作用不言而喻；軍功制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它的合理性理應由其對社會及戰爭產生的積極意義來決定，而不應以某些個體的不幸遭遇來決定。正如商鞅所言：“勞大著祿其厚，功多著其爵尊”。軍人按軍功來決定其獎懲無可厚非；更何況，軍功制作為一種制度，對于個人的封侯來說，只是一種外因，它并不能起決定的作用，而真正決定個人封侯的內因是其在軍事上的成就。有些人因某些個體的不幸遭遇而否定制度的做法，顯然有失公允。

武帝用才，不拘一格。面對內外交困的局面，他求賢若渴，重用賢良才俊之士。在農本商末，視商人為末流的封建時代，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以商人身份被武帝重用，先后任命三人為大司農，改革弊政，制定戰時興利的經濟政策；卜式以牧羊為生，因捐資助軍而受武帝器重，位至三公；公孫弘東海牧豬，后竟白衣封侯；主父偃以布衣之身得以進諫，武帝愛其才一年四遷榮至中大夫；衛青、霍去病雖為外戚，但其赫赫戰功卻非恩寵得來，而是靠個人卓絕的軍事才能贏得。古人常講：“舉賢不避親”，武帝不因親避賢，惟才是用的做法不正顯示了他作為一代君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高貴品質嗎？后人怎能因此而指陳武帝呢？誠然，武帝重用庸才李廣利之流，但也是因統治的需要，君王治國不似小民理家，豈可因小過而掩大善呢？

至于李廣，“武帝立，左右以為名將也，于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3]李廣至此，位列九卿。可見漢武帝對李廣一開始就很器重。雁門之戰“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后韓將軍徙右北平，與是天子乃招拜廣為右北平太守。”[4]漢武帝并未因李廣雁門之敗而棄用李廣，仍是寄予厚望，加以重用；然李廣剛一上任右北平太守，便假公濟私，攜權力之便擅殺霸陵尉。“霸陵”乃漢文帝陵。李廣殺皇陵守護人，罪不可謂不大，即便如此，漢武帝還是寬大為懷，不予追究。后來，“石建卒，于是上招廣代建為郎中令。[5]”對李廣，漢武帝可謂恩寵有加，然而，漢武帝一次次的厚愛換來的卻是李廣一次次的失敗。后世有些學者批評漢武帝“陰誡衛青，暗調李廣”的做法，說他打壓李廣，致使李廣連最后一次封侯的機會也失去了。試問，一代雄主怎能因李廣個人的封侯，而讓一個屢戰屢敗的將軍去充任一場對國家來說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役的前鋒呢？面對三朝老將李廣的“固請”，漢武帝不忍當面拂他，為國民計，只能采取“陰誡衛青”的策略，對李廣，漢武帝可謂仁至義盡，何來打壓？倘若真要打壓，以李廣之罪，早已按律問斬，作為操生殺大權的帝王何必費如此周折？

古人常言：“時勢造英雄”。李廣所處之時，正當漢武帝極力武功之時，何況李廣與匈奴大小七十余戰，然戰績乏善可陳；親歷漢匈五次大戰，有的卻是三次無功而返，兩次全軍覆沒。漢武帝時，軍功顯著著盡得其封，縱然李蔡之無能，封侯亦因軍功取得，時勢既有，李廣卻無尺寸之功以得封，足可見李廣的遭遇，既非制度的不合理也非漢武帝的打壓，實因自己非一良將。

3．李廣非一良將

3．1．李廣無大將之才

李廣出身將門：“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6]”

李廣精通騎射，“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后來，“嘗從行，有所沖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7]”文帝之辭，常常令后人感慨不已，如陸游《贈劉改之》：“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又如劉克莊《沁園春·夢孚若》：“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豈足道哉！”都以為李廣有封萬戶侯之才，只是生不逢時而已。李白則在《古風五十九》一詩中更是為李廣深鳴不平：“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李白只道飛將苦戰不賞，卻不知與匈奴大小七十余戰的李廣少有勝仗，有的只是個人驍勇之事，“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更是“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逞匹夫之勇，就連“飛將軍”之名也是因雁門之戰大敗，為虜所生得后的逃生之名。

我們不妨來看看為后世傳頌的“李廣救中貴人”一事：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于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馀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8]

后人常常稱贊李廣解鞍卻敵的逃生之智，卻不知身為一軍之將，竟為逞匹夫之能，去軍數十里，置大軍于不顧而追三射雕人，本身就是大不智。倘若敵軍突然來犯，軍中無將，兵士豈不作鳥獸散？

兵法曰：“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9]”“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大軍壓境，中貴人竟縱馬嬉戲，似此等目無軍紀、擾亂軍心之人，李廣理應先救之以顯其仁，后殺之以明其法，立其威。更何況“將以誅大為威，……刑上級，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10]”司馬穰苴殺監軍莊賈以立軍威，孫子殺吳王寵姬以正軍法，兩人作法皆大將所為。而李廣竟“去軍數十里，……大軍不知廣所之”，李廣為將可見一般。

“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11]”作為一名將軍，這些素質理應都是必須具備的，而李廣治軍“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11]。兵法曰：“凡帥師將眾，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則不可以為王者兵也。[13]”似李廣帶兵“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更何況“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14]”而李廣恰恰是治軍疏怠，無軍政可言。“舍止，人人自便”。如此，軍士豈能不嘩、不散？嘩則泄其軍機，散則無以為備。正如當時另一名將程不識所言：“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15]程不識之言可謂正中李廣治軍之弊。

行軍打仗，地利十分重要。“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16]”李廣行軍“就善水草屯”，按常理，行軍駐地理應選擇水草豐美之處，然而，匈奴乃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徙；水草之于匈奴，猶如水之于魚；李廣行軍恰恰是趨向匈奴必爭之地。后人常常慨嘆李廣“不遇時”，老是遭遇大軍，殊不知，水無常形，兵無常勢。行軍打仗理應視敵方情況而變，切不可拘泥于常法，而李廣卻不知變通，按常理行軍，實在是不智。怎能不遇大敵！更何況李廣領的還是一批游兵散勇，突遇敵軍，無所適從，怎能不敗？漠北大戰，李廣“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17]”兵法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18]”而李廣行軍，卻無向導，致使東出迷道，延誤戰期。李廣為將，可想而知。

“后二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鄉，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后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19]

后人讀到此處，常常慨嘆李廣命運不濟，遭遇大敵，以致大敗。但也由衷的贊嘆他“圓陣摧鋒”的用兵布陣，對“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的勇力更是欽佩不已。豈不知“勇之于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著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20]”兩軍猝然相遇，理應臨陣出奇，攻人不意，乘亂出擊。更何況，匈奴突遇漢軍，軍中定是騷亂，倘若匈奴四萬大軍如一人，李敢怎能“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李廣陣前猶豫，喪失先機；李廣以四千兵士對匈奴四萬，明顯是敵眾我寡，理應“以方從之”，出奇突圍。用兵之法，能戰則戰，不若則避。而李廣卻“圓陣外向”分散兵力，謀作困獸之斗，李廣此舉，無異削己強敵，李廣輕進求戰，怎能不敗？兵法曰：“勝兵先勝而后求戰，敗兵先戰而后求勝。[21]”李廣用兵實在是敗將所為。

“兵者，以武為枝，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22]”“文”即是政治。身為將軍，理應體察國家情勢，明曉君王之意。

“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23]”征討平亂，論功封賞，君王之事。而李廣身為朝廷將軍，竟私受諸侯任命。足可見李廣急功近利，胸無城府；“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后韓將軍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24]”生殺大權乃皇帝一人所有，為將者若不是在非常之時，絕不能擅殺他將。然李廣無視皇權，竟為報睚眥之仇，假公濟私，擅殺霸陵尉。李廣的做法與衛青“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于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25]”的做法相比，足可見李廣在政治上的幼稚；武帝之策，以求以戰止戰，最終用大漢的王化之策實現民族的大一統。而李廣竟濫殺降卒，“吾（李廣）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李廣）誘而降，降者八百馀人，吾（李廣）詐而同日殺之。[26]”李廣此舉致使少數民族對漢更加的懷恨和不信任，這無疑給大漢的征剿和招降帶來不利。李廣為將不視利害，不辨安危，在政治上更是幼稚。

3．2．李廣非仁德之將

“將者，國之輔也”[27]。作為一名將軍，其職責便是保國安民。歷史所賦予他們的使命是特殊的，而他們的功勛也是靠無數人的鮮血成就的。因此，對他們，不能以一般的道德價值標準來衡量，主要應看其在軍事上的成就和意義。征戰疆場，難免會有常理上所認為的“過激行為”，不能因此而認定一名將軍不仁不義；倘能殺人安人，殺之未嘗不可，殺人而安天下應視之為大仁大德；倘該殺不殺，反倒是婦人之仁。白起坑殺趙四十萬降卒，后世雖然論其“不仁不義”，豈不知若留趙四十萬生力軍，天下戰亂將何時才能休止；倘四十萬大軍不殺，天下死者何止四十萬，白起殺降卒可謂為天下計，乃大仁也。項羽殺秦二十萬降卒，后人道其殘暴不仁，然項羽殺降卒理同白起坑降卒，皆為天下計。兩人仍不失為一代名將，因此為將者理應有大仁大德之心。

《史記李將軍列傳》中記載李廣：“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無余財，終不言家產事……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28]”后人據此常常稱贊李廣愛護士卒的品質。誠然，愛護士卒是一個優秀將領所應具備的品質，但也應愛之有方。像李廣“寬緩不苛”似的愛兵實在是縱兵。為將者理應“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29]；重賞重罰為的是將士聽從號令，拼戰疆場。而李廣卻“得賞賜輒分其麾下”，賞罰無信、功過一律，將士怎么會用命呢？李廣治軍，可謂“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30]”其結果只能是帶領一批烏合之眾與匈奴抗衡，失敗是必然的。雁門之戰，“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河西之戰，“廣軍幾沒”。三軍將士的性命系于李廣一人之身，而李廣卻屢屢讓其覆沒。誠如吳子所言：“僵尸而哀之，無逮于仁矣![31]”

“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后韓將軍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32]”“霸陵”乃大漢皇陵。霸陵尉雖醉也知皇陵禁地，不得騎馬夜行，因此才“呵止廣”。于情于法，霸陵尉沒有什么過錯，更何況即使有錯，也還輪不到李廣來殺。然而李廣竟然置國法于不顧，為泄其私憤，擅殺將領，實在非君子行徑。李廣所為與當時名將韓安國和衛青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

“其后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李廣之子李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33]”

李廣睚眥必報的狹隘與韓安國善遇田甲，衛青匿諱擊傷的大度成鮮明的對比。再如李廣引以為恨的事“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詐而同日殺之。[34]”殺降雖然不義，但也不是不可，關鍵是看殺降對戰爭形勢是有利的還是有害的，倘殺之而天下安，抑或殺之而能使眾者降，殺之未嘗不可。而李廣雖殺八百降卒，卻給大漢的征剿和招降帶來極大的不利，為此而付出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倘李廣能殺八萬或八十萬降卒以斷敵生力，讓百姓免受戰爭摧殘，即便不義卻也是大仁！

元狩四年，漢武帝派大將衛青，霍去病率軍出擊匈奴，這是一場對漢匈雙方來說，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場戰役。“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于右將軍軍，出東道。[35]”而李廣竟為“先死單于”，逞個人私利，置軍法不顧，不聽節制。“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36]”為將者理應公正持平，先為國家、百姓計，而不應逞私心求個人之利，李廣正有失于此。李廣失期致使單于逃走，再次致萬民于水火之中，李廣仁德何在呢？

3．3．李廣非不遇時

后人論及李廣，常常說他生不逢時，懷才不遇。唐人王維在《老將行》中就為此而慨嘆：“莫嫌舊日云中守，猶堪一戰立功勛。”難道李廣真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生不逢時，懷才不遇嗎？然而縱觀李廣一生，不能說是不“遇時”。他也多有建立功勛的機會。正如李廣自己所言：“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后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37]更何況李廣受武帝信重，也曾有與衛青等人各領萬騎，獨任一面，充分展示其將才的機會，可李廣大敗于雁門關外，竟被匈奴生擒，僅憑一時僥幸逃回。“自馬邑軍后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蘢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云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余人。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后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38]”后來，“元朔六年，廣復為后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39]”可見李廣的機會實在不少。

元狩二年，漢武帝發起漢匈戰爭中有名的河西之戰。河西為內地至西域的通道，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漢廷為了打通通西域的道路，解除京畿地區的威脅，力圖爭得河西要塞的控制權，漢武帝遂決定發起大規模的河西反擊戰。“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余里，擊匈奴，得胡首虜萬八千余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后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40]”河西之戰，霍去病破軍殺將，可謂戰功赫赫；李廣卻全軍覆沒。漢武帝給了李廣一次次的機會，可李廣不是無功而返就是全軍覆沒。后世常常有人以李廣兵力不足遭遇大敵為李廣的失敗作辯解，卻不視“冠軍侯”的由來，“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于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41]”歷史上以少勝多的戰例屢見不鮮，因此，兵力的不足，不能成為其失敗的主要原因；更何況同是帶領萬騎出擊匈奴，霍去病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匈奴，而李廣不光是全軍覆沒，連自己也被匈奴生擒。

元狩四年春，漢廷為了徹底掃除邊患，擊潰匈奴。“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42]”此役即漢匈戰爭中最為顯赫和最有決定性意義的漠北大戰。李廣因此戰役而羞愧自殺。“后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

“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于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發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原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后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醪醩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發與匈奴大小七十余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余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43]”

后人讀到此處，常常為李廣在此役的遭遇而惋惜不已，更因李廣的“引刀自剄”而痛陳武帝的不是，認定是武帝、衛青的打壓才致使李廣失去了最后一次封侯的機會，筆者在此不禁想問？難道李廣此役的失利也是他人的原因嗎？難道真是武帝、衛青讓其失去了最后一次封侯的機會嗎？眾所周知，當時李廣從前鋒換下后的主要任務便是截擊單于。不能說其沒有機會，而且當時的單于“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44]”可以說沒有比這更好的機會了。何況真讓李廣為前鋒，以李廣的將才未必會立下什么大的功勛，反倒會因李廣輕進求戰的個性而受困于敵；但讓李廣截擊單于，以李廣的勇武面對強虜之末，擒王殺將卻是不無可能。倘若李廣真能拿下單于，封侯又有何難？然而庸才李廣竟然“軍亡導，或失道”，白白喪失了良機。

結　論

人們常常嘆息李廣生不逢時、受人排擠壓迫的坎坷遭遇，卻幾乎沒誰真正了解這位將軍來說太多了的感傷和仰慕。李廣生前未封，死后卻因司馬遷之筆而獲天爵。受著萬世的敬仰。這也算是一個習不察焉的歷史誤會吧。這個誤會當然是司馬遷造成的。司馬遷忍恥茍活，發憤著述，一腔心思、滿腹牢騷都貫穿書中。假如是文學著作無可厚非，但是作為歷史著作如果滲透太多的作者個人情感因素，難免會影響到作者對他的公正評價，那么他留下的歷史有可能就是他眼中的歷史，而非真正的歷史。

注釋：

[1]魯迅．漢文學史綱要[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P120．

[2]蕭平漢．軍功不夠是“李廣難封”的根本原因[M]．衡陽: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0（02）P87-90．

[3]、[4]、[5]、[6]、[7]、[8]、[12]、[15]、[17]、[19]、[23]、[24]、[26]、[28]、[32]、[34]、[35]、[36]、[37]、[39]、[42]、[43]司馬遷．史記·李將軍列傳[M]．中國文史出版社，北京：2005．P2890—2897．

[9]歐陽軾．五經七書·尉繚子·兵教[M]．海口：三環出版社，1991．P188．

[10]歐陽軾．五經七書·六韜·武韜[M]．海口：三環出版社，1991．P287．

[11]歐陽軾．五經七書·尉繚子·兵令[M]．海口：三環出版社，1991P194．

[13]歐陽軾．五經七書·六韜·虎韜[M]．海口：三環出版社，1991．P318．

[14]歐陽軾．五經七書·尉繚子·三略[M]．海口：三環出版社，1991．P209．

[16]歐陽軾．五經七書·孫子·行軍[M]．海口：三環出版社，1991．P39．

[18]歐陽軾．五經七書·孫子·軍爭[M]．海口：三環出版社，1991．P28．

[20]歐陽軾．五經七書·吳子·論將[M]．海口：三環出版社，1991．P85．

[21]歐陽軾．五經七書·孫子·軍形[M]．海口：三環出版社，1991．P15．

[22]歐陽軾．五經七書·孫子·軍形[M]．海口：三環出版社，1991．P15．

[25]司馬遷．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C]．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P2975．

[27]歐陽軾．五經七書·孫子·始計[M]．海口：三環出版社，1991．P8．

[29]歐陽軾．五經七書·尉繚子·兵令[M]．海口：三環出版社，1991．P199．

[30]歐陽軾．五經七書·孫子·行軍[M]．海口：三環出版社，1991．P40．

[31]歐陽軾．五經七書·吳子·圖國[M]．海口：三環出版社，1991．P58．

[33]司馬遷．史記·韓長孺列傳[C]．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P2875．

[38]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C]．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P2932．

[40]司馬遷．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C]．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P2978．

[41]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C]．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P2935．

[44]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C]．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P293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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