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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生態保護區,左江
左江壯文化生態保護區位于廣西南部,區域包括寧明縣的馱龍鄉、城中鎮和明江鎮,總面積為35677.65公頃。左江壯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核心區域是以寧明縣的花山巖畫為中心,包括珠山、龍峽山、達佞山、高山五個巖畫點及其周圍的區域,核心保護區面積為210公頃。保護區地區生產總值現行價2004年53469.9萬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3904元,其中: 第一產業產值22283萬元,占生產總值的41.67%,第二產業產值16952.5萬元,占生產總值的31.7%,第三產業產值14234.4萬元,占生產總值的26.62%。該區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隨著當代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逐漸發展,它們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逐漸增加,但仍然屈居二、三位。 [1] 左江壯文化生態保護區目前面臨著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保護區內的花山巖畫為國家的重點保護文物,目前正準備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區多是土壤稀少、亂石散布的石灰巖生態脆弱區,石材豐富、植被稀少是該區的一大特色,過度開發會引起整個區域的生態破壞。
2.保護區環保與經濟產生矛盾的原因
2.1脆弱的自然生態環境與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
生態保護區資源豐富多樣,質量優良,給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因素。但其生態環境極為脆弱,受到外界干擾時,恢復能力較弱。一旦無序開發破壞,即發生退化和逆向演替現象,難以自然恢復。我國長期采用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高投入,低產出。造成了對資源的大量浪費,同時排放出了過多的污染物質,也加重了對環境的負擔。
2.2人口不斷增長和環保意識薄弱
環境是人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又是發展生產的物質來源。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當人口不斷增長后,所必需的生存物質也將激增。當發展難以滿足需求時,勢將無計劃、無序向自然環境索取資源,經濟在以環境被破壞為代價中求發展。加之生態保護區所在地一般處于偏僻位置,經濟相對落后,人們普遍環保意識比較薄弱,發展經濟往往成為首要選擇,這給環境保護工作帶來很大的壓力。
2.3 環境保護制度缺少創新和補償機制
目前我國環境保護制度形成的一種導向就是:環境保護是政府的事,消費者和企業則是制度的被動的遵守者,缺乏自覺遵守制度的創新和補償。一旦制度出現了漏洞或監管不力,就會出現鉆政策的空子情況。這說明現行部分環境保護制度確實需要完善與創新,如有嚴格的約束制度,一旦企業或個人的違約成本超過收益,在面臨著成本與收益的權衡上,企業或個人必然會作出理性的選擇。可見,增加主體的違約成本是制度創新的根本點。同時,環境破壞對企業而言只是一種外部不經濟性,短期內常常對企業的經營狀況不產生直接影響,因而企業缺乏對環保技術需求和對環保改造的積極性和自覺性。
3.實現環保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對策措施
3.1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
人口增長過快會導致一系列資源環境問題。論文格式。要嚴格控制人口總量,轉變傳統的生育觀念,降低出生率,控制人口增長,同時相應要提高人口素質。目前保護區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較低,提高人口素質,可以增加他們工作的機會,有利于促進保護區的經濟發展。其次可以緩解人口對環境的壓力,通過實施農民知識化工程,增強農民的產業技能、務工技能和創業技能,能很好地減輕人口對生態環境建設的壓力。再次提高人口素質可以提高資源利用率,減少對資源的盲目和破壞性利用,擴大資源環境對人口的承載力。
3.2發展相宜的產業,進行保護性開發
進行保護性開發,是實現保護區環保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如果單從保護生態環境的角度去管理或單從發展經濟的角度去談發展,最終都無法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協調發展。環境與產業發展有著極高的相關度,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會間接影響環境系統。在對保護區進行保護性開發時,要因地制宜發展經濟,利用生態環境和文化獨特優勢,發展相宜的產業。對那些低效率、易破壞生態環境的產業應該低投入或者退出。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自覺發展生態產業,打造出一批有優勢的主導產業,這不僅有助于恢復生態循環和減輕環境壓力,同時還促進經濟的發展。目前,左江壯文化生態保護區以打造“花山巖畫”為品牌開展壯文化生態旅游、以生態循環農業產業的發展、依托豐富“四棵搖錢樹”資源加工業的發展以及新技術澎潤土采礦等,這些主導產業的選擇和進一步發展是變左江壯文化生態保護區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實現環保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
3.3創新環保制度,對經濟結構實行戰略調整
將經濟激勵與約束機制引入環境保護制度,運用價格與利益機制給經濟主體提供充分的激勵,實現生產、消費與環境保護的協調一致。對經濟結構的戰略轉移實行調整,淘汰落后生產力,推行清潔生產,發展綠色經濟,促進結構優化升級,推動綠色消費,發展先進的生產力。論文格式。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雙贏”,必須堅決摒棄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求得的粗放型發展,從根本上解決結構性污染問題。左江壯文化保護區內的主要工廠布局在馱龍和縣城,工業污水基本上直排至明江。特別是在冬季和春季,糖廠正值榨季生產高峰期,工廠每天排入明江的污水有1~2萬噸,使明江水質下降,COD、BOD、PH值(6.6~7) 、氨氮等都明顯超標。因此,政府要嚴格執行環境保護法,嚴禁工廠企業超標排放。取締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小企業,對重點資源開發區要施行強制性保護、對生態環境良好區要施行積極性戰略,加速區域生態質量的恢復和生態環境重建。重點發展以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生態經濟為特征的綠色生產力。
3.4提高環保的技術水平,加強環保意識
加大環保科技投入的力度,不斷提高環保的技術水平。要依靠科技,大力開發、推廣和應用先進適用的生態“友好型”實用技術。集中力量研究開發一批對可持續發展有重大影響的關鍵技術,提高可持續發展技術水平和能力。 [2] 鼓勵和支持企業采用高新技術,使用新型能源。加快建立和完善以開展清潔生產為重點的工業污染綜合防治模式,走低能耗、物耗、少排污的清潔生產發展道路。論文格式。
要以左江壯文化生態保護區作為生態教育示范基地,開展環境保護的宣傳活動,加強對群眾的宣傳和教育,樹立全民環保意識,使群眾認識到保護環境的重要性,自覺參加到環境保護的行動中。
參考文獻:
[1] .黃建清,胡衡生等.左江壯文化生態保護區土地可持續利用研究. [J].改革與戰略,2007(5):72-74.
關鍵詞:瀘沽湖風景區民族文化生態保護模式
民族文化的層次是指民族文化可以分為顯性和隱性兩個層面。顯性層面文化是指“顯露在外”的,與特定物質關系相連、有明確物質形態與之對應,人們可以直接感知[37],比如摩梭文化里面的木楞房、服飾、生產工具、寺廟、文字等。隱性層面文化是指作用于人的精神生活,不容易被人們感知的精神的物質[37]。相對來說,隱性層面的文化是起決定作用的文化層面,其反映出來的則是顯性層面文化內容。比如摩梭文化里面的價值觀、知識、態度等,決定著摩梭人的建筑、聚落形態、服飾、語言文字等。當然,由于文化是個復雜的概念,沒有絕對的顯性、隱性標準,而需根據實際情況來進行合理的分層。
從旅游開發來說,可以被感知的,顯露在外的文化容易被開發成旅游產品,比如建筑、手工藝、服飾、飲食等。從更為重要的文化保護角度來看,精神的隱性層面的文化應該作為文化保護的重點,而不應該被作為旅游產品來開發。然而隱性文化則是科學考察者的最愛,也是他們研究民族文化的重點和切入點。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民族文化的開發和保護是并不矛盾的,開發的是顯性層面文化,而保護的是隱性層面文化。通過對瀘沽湖風景區的實地調查發現,由于生產的需要,摩梭人平常并不穿戴民族類的服飾,而是利于生產的“便服”。當有游客進入需要他們展現民族服飾或要舉行重大活動的時候才換成本民族的盛裝。因而我們并不能說,日常生活中摩梭文化消失了,需要時摩梭文化又出現了。也并不能籠統地認為,摩梭文化有消失的可能,這只是隱性文化層面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控制力”,一種對民族群體社會、經濟、生產生活行為的“控制力”。而顯性文化層面對外界的干擾能力較強,“彈性”較大,更適應旅游活動短期性特征。只要隱性文化層面保持良好的發展狀況,其民族文化相應的也會朝著良性的方向邁進。因此,對于民族文化的保護應該以隱性層面為主,顯性層面為輔;隱性文化根據旅游業的發展做合理的引導、保護,而顯性文化則進行適度的開發,開發和保護是不矛盾的。
1民族文化保護之于生態保護的重要性
1.1民族文化保護是生態保護的重要內容
瀘沽湖風景區生態保護的對象包括自然生態環境和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性體現在:①景區的核心組分;②景區特色的主要體現;③吸引游客的“核武器”;④維持景區可持續發展的精神動力。因此,民族文化保護對于景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生態保護的主要內容。
1.2民族文化保護利于生態思想傳承
瀘沽湖風景區摩梭文化的生態學思想對于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動植物資源的保護,摩梭人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的維持具有重要的意義。保護了文化就等于保護了這些可貴的生態思想,就等于保護了生態平衡。在生態保護工作中,結合利用這些生態思想能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完成了生態思想的傳承,起到了文化保護和生態保護雙贏的目的。
2以民族文化保護為重心的生態保護的關鍵
以民族文化保護為重心的生態保護的關鍵是民族文化開發保護模式的問題。開發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合理的開發不僅能夠滿足旅游者的旅游體驗,最重要的是這是民族文化保護的最佳方式。
2.1可持續開發原則
民族文化的開發既要體現文化特色,又不能對傳統文化造成破壞,急功近利式的盲目開發只會帶來不可挽回的結局,而可持續式的開發才是文化永續發展的保證。近代伴隨著旅游業的迅猛發展,各種因過度開發而導致的消極效應顯示出了其潛在的威脅。人們漸漸發現,將經濟效益作為旅游發展的首要目標,對資源過度地開發,對景區的粗放式建設與管理使目的地資源破壞殆盡是景區文化資源破壞嚴重的主要原因。景區的文化資源是其賴以生存的根本,也是吸引旅游者的核心物質。從長遠看,文化的可持續開發也是一個景區經濟效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徑,通過核心文化及配套基礎設施,實現景區核心引力的維護和旅游的永續發展。從景區的競爭力角度來說,文化是其競爭力的核心內容,一個文化日漸衰落或破壞的景區是沒有競爭力的,也無法與其它景區實現競爭。因此,文化的可持續開發是景區民族文化生態保護以及景區可持續發展的最佳方式。
2.2時空動態開發保護方式
文化是個發展的概念。隨著社會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各種外界事物的介入使得原本封閉的瀘沽湖風景區對外界有了更廣泛、更深入地了解。在新形勢下,原來文化中一些舊的文化特質被新的文化特質取代,從而失去了原有的存在價值。但這并不是傳統文化的沒落,而是民族文化發展表現出的新形勢。隨著時代的發展,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發生變遷。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一成不變,想要“原汁原味”地保護既不可能也不可取。通過民族文化的層次性可以看到,文化的開發和保護是不矛盾的,應該“有所為而有所不為”,開發可以開發的顯性文化內容,保存必須保護的隱性文化因子。針對瀘沽湖風景區文化發展現狀,提出“收集―分離―傳承―提倡”開發保護方式[37]。
(1)收集。對當地民族文化的調查搜集工作是文化開發保護的首要工作,只有全面深入地調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對民族的文化家底做到心中有數,才能夠有的放矢地進行進一步的分離、保護與開發工作。政府部門需要組織力量在民族地區內搜集當地典型的民族文化特色。可以派出專門人員進村入戶搜集整理、調查研究。對于搜集到的第一手的資料還要加以整理,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并通過妥善的方式保存起來,以掌握最真實可靠的民族文化資料。此外,對當地民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于遺漏的、新出現的民族文化都應該及時加以整理和保存。
(2)分離。如果民族文化的所有要素內容都作為旅游商品而出售給游客,那么文化的開發無疑是失敗的。諸如宗教儀式、禁忌、圖騰崇拜等非物質類的隱性文化因子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寄托,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內容。如果被過分商品化而隨時隨地可以出售給游客,就會造成這些文化內涵的弱化,甚至破壞。因此,應該做好民族文化的分離工作,將顯性文化因子和隱性文化因子分開,對不適合開發的隱性文化因子做出規定。比如祭祀舞蹈,只在固定的地點由專人進行表演。
(3)傳承。對于顯性層面的文化因子的保護首先表現在將其物質形態或使物質形態化地保存起來。可以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匯編手段,對相關文化進行真實、全面、系統地記錄;有關的實物資料,選定有關機構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比如,民族服飾可以一直保留它原來的物質形態。對于隱性層面的文化因子的保護則需要人為的促進。比如可以安排青年一代學習宗教經書、口傳文學等,提供便利的學習和交流條件,實現文化的傳承。
(4)提倡。傳統文化的保護必須是基于本民族自覺、內在的意愿,尊重人們在新的環境下做出的選擇。一方面,應通過多種形式積極提倡傳統文化中合理的優秀的部分,比如具有生態學內涵的圖騰、宗教、摩梭大家庭等。力求保持其民族特色,培養居民良好的個人品質、社會公德和民族自豪感,提倡保持傳統文化中真、善、美的德行和禮儀,盡量減少旅游業帶來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應該倡導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結合的內在過程。變遷是傳統文化得以保留、再生或阻止衰退的必然方式。作為民族主要特質的傳統文化,會以改善的形式發展、傳衍,這也是文化生命力的考驗和展示。不與現代生活結合的“保留地”將走向敗落。
上述的風景區以民族文化保護為重心的生態保護模式的產生是基于文化保護分析所確定的,主要是建立在景區的生態環境基礎上。是否有利于自然與文化資源的保護,促進經濟發展,必須要經過科學的評價,才能起到有效的反饋作用。評價的結果有利于及時對民族文化保護方案進行修正,使景區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賈玎.西部民族地區旅游開發與文化保護互動模式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7
關鍵詞:文化生態;保護;尺度
中圖分類號:F590.31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2)04000107
20世紀90年代,文化生態理論引入我國并逐漸引起我國學術界和政府部門的重視,也成為近年來國內的研究熱點,自此在理論指導下的文化生態保護也被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2004年4月8日,文化部、財政部聯合發出的《關于實施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的通知》指出:“在民族民間文化形態保存較完整、并具有特殊價值、特色鮮明的民族聚集村落和特定區域,分級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區”。2005年,《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提出了“對文化遺產豐富且傳統文化生態保持較完整的區域,要有計劃地進行動態的整體性保護。”《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計劃在“十一五”期間確立10個文化生態保護區。截至2011年8月,全國已建立11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而如何建設好實驗區并將建設經驗推廣到全國,是當前文化生態保護理論需要加緊研究的課題。本文擬就我國文化生態保護的研究尺度及其進展作一梳理。
一、文化生態的基本內涵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斯圖爾德指出,生態學理念被引入社會科學中研究人類社會及生產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文化生態學就是主要研究文化適應環境的過程和由這種適應性所導致的文化習俗之間的相互適應性的學科[1]。墨菲則指出:“文化生態理論的實質是指文化與環境(包括技術、資源和勞動)之間存在一種動態的富有創造力的關系。”[2]作為人文地理學的重要內容,文化生態主要研究文化系統的組成、功能、結構、空間特性和時間動態,以及系統要素之間與系統內部發生的各種過程及其相互作用的機制[3]。美國地理學家蘇爾開創了人文地理研究的“文化生態學派”,提出既要重視研究人類文化塑造地球表面的過程,即文化景觀的創造和變化過程,也要重視氣候、土壤、河流、植被、動物與人類活動的密切關系,并提出“環境響應”(environmental response)理論,即一個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環境中的行為模式,其產生不依賴于自然條件的刺激,而是來自于后天獲得的文化。這實際上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里,一個特定文化對生存環境的響應[4]。
文化生態理論的提出來自文化人類學、人文地理學等多個學科,對于早期的研究,批評者認為,文化生態學未能充分考慮到人對環境的影響,研究通常在“小型地區”進行,其研究結果可能不適用于較大地區,不僅需要研究過去,而且應該研究變遷[5]。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西方文化生態研究的理論及其應用有了較大拓展,影響也相應擴大,而我國國內尚處于初創階段,基本理論研究和構建顯得薄弱,應用研究卻走在前面[6]。
文化生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適宜的研究尺度是明確文化生態保護研究范疇的基礎。尺度是在研究某一物體或現象時所采用的空間或時間單位,又可指某一現象或過程在空間和時間上所涉及的范圍和發生的頻率[7]。根據文化生態現象的時空表現和演變過程,筆者認為,文化生態保護研究尺度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尺度。二、宏觀研究尺度:
文化多樣性研究在宏觀層面,研究者強調文化生態的系統性,把文化本身看作一個生態系統或者存在狀態,從文化哲學的高度研究人類文化多樣性、文化變遷等內容。
第一,生態系統論。方李莉把文化比作動態的生命體,各種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種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類似生物鏈的文化鏈,并聯成一張動態的生命之網,其對人類文化整體而言具有結構。她認為,現代性造成了文化生態的失衡,解決文化生態失衡需要提高文化自覺[8]。文化生態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系統[9,10],具有生態性[11,12],是生態建設的主要組成部分[13]。
第二,生存狀態或精神狀態論。研究者認為,文化生態是人在融合了生態智慧的自我構建和社會構建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生存狀態。它不僅著眼人與自然的和諧,還關注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14],倡導“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15];它是由社會環境決定的人民大眾的心理狀態,其核心為社會公理[16]或者是區域性的精神生態[17]。作為文化人類學的延伸,它體現在對人類(民族)文化“差異性”的強調,以人的審美理想體現著人們的靈魂和民族的心聲[18]。
從宏觀上來講,保護文化生態就是保護民族文化生態環境[19]。它涉及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整個民族文化的文化生態保護;二是某個民族的某類文化或特定文化事項賴以生存的條件的保護。保護民族文化生態,應注意做好“保護和建構民族文化的傳承機制、建立和完善傳統文化的適應機制、建立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交流機制、文化生態建設與自然生態建設相結合、加強對文化發展規律的研究”等方面工作[20]。三、中觀研究尺度:
區域文化生態研究把文化生態作為區域文化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加以研究,既豐富了理論研究的內涵,也給文化生態保護實踐工作提供了指導。對特定區域空間文化生態及其保護的研究成為當前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課題之一,特別是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已經成為政府文化事業建設與發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區域文化生態
斯圖爾德文化生態學的目的,就是揭示使不同區域各具特點的特殊文化特征和模式的起源,并非要得出能夠應用于任何文化-環境區域的普遍原則。對區域文化生態調查可分三個步驟:首先,必須分析物質文化與自然資源之間的關系,其次分析運用某種特定技術來開發某一地區時涉及的行為模式,三是確定開發環境過程中所需要的行為模式對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影響[21]。可見,區域文化生態研究的關鍵是與生產手段相關聯的行為模式及其影響。司馬云杰也認為,區域文化生態研究的重點是人類文化行為,研究環境適應的不同區域的文化特征[22]。
文化地理學認為,任何文化都帶有該文化形成地域的地理環境的印痕[23]。現代文化生態學立足區域,探討區域文化群落與其地理環境的發生、發展及其內在規律[24]。江金波以此為理論框架探討了粵東北客家民性及其生態成因與文化生態空間格局的優化[25]。角媛梅認為,哈尼梯田文化生態系統就是以梯田稻作為中心的哈尼族生活與環境相協調的人地系統,其由森林生態子系統、哈尼族村寨文化子系統和梯田生態子系統所構成,在空間上形成了特殊的林-寨-田的結構[26]。
(二)外因對區域文化生態保護的影響
旅游對區域文化生態保護的影響是目前討論最多的話題之一。旅游與文化生態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商業旅游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文化生態[27]。張中波以麗江古城為例認為,旅游開發導致古城文化生態失衡:古城本土居民的大量外遷、旅游開發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商業氛圍的加重和文化氛圍減弱等[28]。李文兵認為,在旅游背景下,經營者、管理者、游客是古村落文化生態演變的三個切入點,文化生態演變路徑為社區旅游參與-物質文化變遷-制度變遷、村民旅游感知-精神文化變遷-制度變遷。文化生態演變趨勢為:(1)物質文化演變表現為古村落村民居住空間轉換,古村落經濟結構轉換,(2)精神文化演變趨勢表現為宗族文化,(3)風水文化的相關儀式以及傳統民俗得到部分或全部恢復,(4)制度文化演變表現為建立在現代法制基礎上的制度文化保障功能得到加強,民主氛圍增加[29]。四川白馬地區旅游開發實踐表明,大眾旅游開發模式會給自然和文化生態相對脆弱的民族地區帶來較大沖擊[30]。
對于文化生態的旅游開發模式,有學者提出原生文化生態開發模式、次生文化生態開發模式、再生文化生態開發模式[31,32]。王維艷等認為,瀘沽湖摩梭本族人口表現出低速抑或負增長趨勢,“計生”、外出打工、旅游經營制度及過度旅游開發等文化生態因子正在對摩梭母系文化的存續構成潛在威脅[33]。
劉壯討論了地震對當地自然環境的破壞所導致的羌族生活、生產方式、民眾的文化心理等文化生態各方面的影響[34]。苑煥喬認為,城市化所致的人口大幅下降、傳統意識淡漠,使得京西靈水村“秋粥節”文化環境急劇惡化[35]。
(三)文化生態保護區研究
文化生態保護區是在文化生態理論指導下的文化生態實踐。它的建設,是根據同一性質的區域文化特點,選定傳統文化保存相對完整、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及觀念形態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價值觀和民間信仰以及諸多文化具體表現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特點的人群聚落空間予以特別的關注,使這一特定地區的傳統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夠得到有效的保護和健康傳承[36],這是生態博物館的拓展或另類[37]。應在多層面整體推進:在環境層面,著力于對建筑和生態環境的修復、整治;在經濟層面,注重對其經濟活力的培育,積極營造有特色的文化活動和商業氛圍;在社會層面,通過促進社區居民的參與,借旅游、文化等產業的發展幫助解決城鎮或村落衰退帶來的種種內在問題[38]。文化生態的保護,不是簡單劃定數片“生態文化保護區”就可以一勞永逸的,而是在對抗“現代性”的當代生活世界中逐步形成文化自覺,需要在無形的制度建設和有形的技術支撐下實現廣泛的居民參與[39]。要把文化生態保護與自然生態保護結合起來[40]。然而,在文化生態區保護過程中,文化主體存在若干問題:傳統生活不復存在、民族文化迷失、文化傳承人的危機、留守人口比例失衡,因此應加強民族文化主體保護[41]。
(四)民族文化生態研究
在文化人類學視角下研究文化生態,其主要目標和任務就是揭示出各民族、各地區的文化形態與自然環境的關聯[42]。楊建華等將西南文化生態圈內的諸多文化群落分別劃入到相應的亞文化生態圈、文化生態叢、文化生態簇所構成的文化生態層級體系之中[43]。學者們提出了若干保護方略,如“文化生態園”模式[44]、民族文化生態經濟模式[45]、民族文化生態村模式、生態博物館模式等。以文化生態村和生態博物館的方式保護鄉土聚落和文化遺產的做法,在國內越來越多。但生態博物館不只是一群建筑,而是一個社區,它所保護和傳播的不僅是文化遺產,還包括自然遺產和生態環境、原住民的文化啟蒙和教育引導。尹紹亭認為,民族文化生態村是全面保護和傳承優秀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由當地民眾自覺參與的、自主經營、管理的中國鄉村建設的一種新模式[46]。有學者提出了民族文化生態村的兩個成功模式:一個依托景區的發展模式(貴州仙人洞村),一個是原生態文化村寨的發展模式(云南南堿傣寨),可根據不同類型的村寨特點建設民族文化生態村[47]。民族文化生態村的社會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三種資本之間的良性循環需要兩個重要條件:良好的社區參與、良好的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發展方案[48]。四、微觀研究尺度:
文化生態因子研究對具體文化因子的生態環境現狀及其變遷予以研究,從整體上探討文化生態保護與開發。各種民俗、民間工藝、傳統音樂、口頭傳說等都是文化生態保護的研究對象。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研究浩瀚了傳統民間文化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造物觀念、造物與環境的關系、信仰觀念、技術因素、民間社會組織結構形式,以及文化的時空發展等內容[49]。潘魯生等倡議把“民間工藝文化生態保護計劃”納入全民教育領域,建立民間藝人檔案,建立指定的民間文化生態保護區域,設立文化旅游的景點,建立民藝資料館所,設立民藝研究機構,在有條件的都市科研院所設立民藝作坊,吸引民眾參與,體驗民間生產、生活方式[50]。河洛大鼓作為一種曲藝形式,其發生、發展、衰敗的每個環節都反映著河洛文化的生態狀況,因此應從河洛文化生態系統的各要素考察尋求保護策略[51]。挑擔、砍柴、走紙寮作為閩西傳統時期的主要勞動生產方式,以及與這些勞動相關的自然環境、社會歷史文化因素,共同構成了閩西客家山歌傳承的文化生態[52]。客家“好歌”文化生態變遷:形式由集體性的山間勞動變成娛樂休閑;內容由愛情生活變為現代化發展;方式由即興演唱發展到專業化創作;以及多媒體技術運用、團體組織表演等。客家山歌表現形式豐富,并融入文藝創作、民族旅游,但這種變遷喪失了固有的獨特韻味[53]。學校教育、自我教育以及生活模式教育三個方面,為云南傳統音樂文化保護與傳承創造了良好的土壤[54]。有研究認為,傳統音樂舞蹈藝術,對其保護主要有三種觀點:(1)對于瀕危的、難以推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只能用“博物館式”方式保護;(2)對有生命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積極借助市場力量保護,走市場化道路;(3)對于有些口頭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要據其形態特征決定特殊的保護方法,即活態傳承[55]。
對于微觀文化生態的保護和利用,有人提出合理旅游開發[56]、“師徒父子”傳承[57]的方式,還有一些針對某項文化事項的具體研究,如對“唱新聞”的內容與形式加以發展和創新[58]、對上黨梆子要保護好戲曲小生態的活態特征[59]、洮岷地區“花兒”的文化空間保護[60]、非文字生活世界發掘[61]、女書及女書文化的原生態環境保護等[62]。
五、文化生態保護研究簡評
(一)文化生態保護研究應以宏觀尺度為指導,立足于中觀和微觀尺度
文化生態保護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方法,然而操作性不強,特別是宏觀研究尺度。因此,需要在現實的空間內和可控的條件下,通過可操作的技術手段,開展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的綜合性研究。審視文化生態研究的三個尺度,筆者認為,應該以宏觀尺度為指導,以中觀和微觀尺度為基本立足點。其原因如下:一是遵從斯圖爾德文化生態原始內涵,二是研究尺度的可操作性。文化生態保護對象是生態環境與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文化是特定時間和空間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和結果,所以文化生態保護必須在特定區域范圍內開展。文化生態保護主體是社區居民,只有文化凝聚力較強的社區居民才能真正參與區域文化生態保護。三是現實需要。無論是自然遺產保護、文化遺產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還是從整體出發的文化生態保護,都是我國文化發展戰略之一。因此,從中觀和微觀的角度開展具體研究是我國文化生態保護的現實需要。
(二)文化生態保護原則
文化生態保護強調三個原則:(1)整體性:文化生態保護整體性首先是文化與生態環境的整體性,即并不單純保護文化的符號、語言、規范等,而是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全面保護文化及其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這既涉及自然環境,也包括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環境等。其次是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的整體性,即互相依存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和與之相關的物質文化遺產。(2)針對性:區域文化生態差異性明顯,環境和文化生存之間的互動帶有鮮明的地域性,必須開展有針對性的研究和保護。首先應針對不同類型文化生態開展類型化研究和保護。如歷史文化名城、名村、特色文化村寨、以自然景觀為核心的特色村寨等。其次,針對具體文化因子開展個別化研究和保護。區域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形式多樣,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不可移動文物、可移動文物、歷史文化街區和村鎮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口頭傳說和表述、語言、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工藝技能等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因此,應采取富有針對性的研究理論和方法以及保護方略。(3)參與性:文化生態保護的主體是生產、生活于特定環境中的社區居民,也是保證文化活態生存、可持續利用與發展的基礎。應加強對文化主體的文化自覺、參與意愿、參與路徑等內容的研究。
(三)文化生態可持續利用
一是應采取分層次的開發模式,即按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類型分層次開發:對音樂、舞蹈、戲曲等表演類遺產應優先開發;對工藝、美術類等生產性遺產重點開發;進行產業化開發,對儀式、節事、習俗類制度性遺產控制開發。
二是應對文化生態保護區進行功能分區。旅游開發可能會給文化生態保護帶來消極影響,如過度性開發、商業化污染、社區參與不足、居民遷移、文化涵化等,筆者認為,可以采取功能分區的方式,把文化生態保護區分為“前臺”和“后臺”,“前臺”就是供旅游者觀賞游玩的旅游規劃區,“后臺”就是遠離旅游者的規劃控制區,目的是保護文化生態原真性的傳承,嚴格控制開發。
(四)多學科綜合性研究
文化生態保護是一個綜合性研究領域,匯集文化人類學、人文地理學、生態學、文化哲學、社會學、藝術學、民族學、旅游學、民俗學、建筑學、規劃學、歷史學、文學、傳播學、博物館學、教育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多學科,各學科研究尺度和向度各有不同(參見圖1)。圖1文化生態保護研究學科分布圖
因此,研究方法也應呈現多學科特點。文化生態傳統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法、民族志法等,隨著相關學科的介入,抽樣調查、跟蹤調查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也應得到廣泛的應用。除此之外,還應當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開展深入研究,如GIS、生態環境監測、信息系統數據庫等。
概言之,文化生態系統涵蓋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文化生態研究融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相關理論和方法,這對文化生態保護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運用多學科研究手段和方法,又要使理論與實踐形成良性互動,為文化生態的整體保護提供理論基礎。
參考文獻:
[1]Steward Julian H.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36-42.
[2][美]羅伯特?F?墨菲.文化與人類學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79.
[3]趙榮,王恩涌,張小林,等.人文地理學 [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9.
[4]鄧輝.卡爾?蘇爾的文化生態學理論與實踐[J].地理研究,2003,22(5):625-634.
[5]黃育馥.20世紀興起的跨學科研究領域――文化生態學[J].國外社會科學,1999,(6):19-25.
[6]戢斗勇.文化生態學:珠江三角洲現代化的文化生態研究[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6,11-24.
[7]鄔建國.景觀生態學:格局、過程、尺度與等級[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7.
[8]方李莉.文化生態失衡問題的提出[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38(3):105-113.
[9]高建明.論生態文化與文化生態[J].系統辯證學學報,2005,13(3):82-85.
[10]鄧先瑞.試論文化生態及其研究意義[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42(1):93-97.
[11]李學江.生態文化與文化生態論析[J].理論學刊,2004,(10):118-120.
[12]宋俊華.關于國家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幾點思考[J].文化遺產,2011,(3):1-7.
[23]《山東省文化生態研究》課題組.山東省文化生態研究[M].濟南:齊魯書社,2009: 1.
[14]嚴俊杰,黃正泉.“兩型社會”的文化生態學思考[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0(3):63-66.
[15]毛海瑩.文化生態學視角下的海洋民俗傳承與保護――以浙江寧波象山縣石浦漁港為例[J].文化遺產,2011,(2):105-111.
[16]王長樂.論“文化生態”[J].哈爾濱師專學報,1999,(1):47-52.
[17]吳圣剛.論中原文化生態及其生成規律[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29(1):111-114.
[18]徐張杰.“文化生態”及其“價值標準”的相對性淺議[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3):122-124.
[19]劉守華.論文化生態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5):109-112.
[20]段超.再論民族文化生態的保護和建設[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4):62-64.
[21][美]杰里?D.穆爾.文化學家的文化見解[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218.
[22]司馬云杰.文化社會學[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200.
[23]黃成林.徽州文化生態初步研究[J].地理科學,1995,15(4):299-307.
[24]江金波.論文化生態學的理論發展與新構架[J].人文地理,2005,84(4):119-124.
[25]江金波.粵東北客家文化生態系統研究[M].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4.
[26]角媛梅.哈尼梯田自然與文化景觀生態研究[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9,100-103.
[27]付薇.旅游經濟與文化生態的關聯研究[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4(7):52-53.
[28]張中波.文化生態視野中的文化遺產型景區旅游開發研究――以云南麗江古城為例[C]//2008年江蘇省旅游學會首屆學術年會.
[29]李文兵.旅游背景下古村落文化生態演變機制――以張谷英村落為例[J].社會科學家,2008,(11):98-102.
[30]連玉鑾.白馬社區旅游開發個案研究――兼論自然與文化生態脆弱區的旅游發展[J].旅游學刊,2005,20(3):13-17.
[31]林美珍,吳建華.文化生態:民俗風情旅游的開發[J].福建地理,2004,19(2):22-25.
[32]俞萬源,李海山,劉遠清.名城文化旅游開發的文化生態思考――以梅州市為例[J].熱帶地理,2006,26(1):66-70.
[33]王維艷,林錦屏,李強,等.瀘沽湖摩梭母系文化“孤島”及其文化生態透視――兼論瀘沽湖摩梭母系文化的保護[J].云南地理環境研究,2009,21(1):18-23.
[34]劉壯.從文化生態看5?12地震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影響[J].民族藝術研究,2009,(6):6-10.
[35]苑煥喬.京西靈水“秋粥節”文化生態保護村構建探討[J].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8(2):70-73.
[36]劉魁立.文化生態保護區問題當議[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9-12.
[37]陳淑.生態博物館的拓展或另類: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分析[J].中國博物館,2008:(3):97-101.
[38]張松.文化生態的區域性保護策略探討――以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為例[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0(3):27-36.
[39]張松.歷史環境與文化生態的關系研究[J].城市建設,2009,(6):94-96.
[40]卞利.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及其解決對策――以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為例[J].文化遺產,2010,(4):24-30、66.
[41]王暉.文化生態問題中的文化主體保護[J].求索,2009,(2):96-98.
[42]徐建.國內外文化生態理論研究綜述[J].山東省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5):6-10.
[43]李建華,夏莉莉.文化生態層級理論下的西南聚落形態――以大理喜洲聚落為例[J].建筑學報,2010,(S1):55-57.
[44]李陽.遼寧錫伯族文化生態資源產業化保護與利用[J].文化學刊,2010,(6):124-128.
[45]周慶行,曾智,劉燕.論以文化生態為依托的少數民族文化生態經濟模式構建[J].生態經濟,2006,(1):44-45.
[46]尹紹亭.民族文化生態村:當代中國應用人類學的開拓?理論與方法[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8:2.
[47]王國祥.民族文化生態村:當代中國應用人類學的開拓?探索實踐之路[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8:135.
[48]艾菊紅.文化生態旅游的社區參與和傳統文化保護與發展――云南三個傣族文化生態旅游村的比較研究[J].民族研究,2007,(4):49-58.
[49]唐家路.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47.
[50]潘魯生,唐家路.民間工藝文化生態保護與調研縱橫談[J].山東社會科學,2001,(2):104-106.
[51]劉英麗.從文化生態視角看河洛大鼓的興衰與重振[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3(5):158-161.
[52]王維娜.勞動與山歌――閩西客家山歌傳承的文化生態[J].文化遺產,2009,(2):134-140.
[53]劉曉春.客家山歌傳承的文化生態[J].文藝研究,2008,(2):92-99.
[54]汪瑤.對紅河州石屏縣的兩所學校和富民縣小水井村苗族唱詩班的考察――從文化生態環境的構建看云南傳統音樂的可持續發展[J].云南藝術學院學報,2009,(4):78-80.
[55]汪瑤.對云南文化生態環境構建的初步探索[J].云南藝術學院學報,2010,(2):59-62.
[56]潘魯生.關注旅游文化少數民族文化生態保護與旅游資產開發[J].山東社會科學,2000,(5):108-109.
[57]楊廣敏.海峽西岸文化生態保護研究民間文化傳承人的培養機制與經驗[J].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12(1):75-81.
[58]孫悅湄.寧波象山曲藝“唱新聞”文化與社會生態研究[J].藝術百家,2010,(6):152-158.
[59]李春沐.“上黨梆子”的名實之辨與戲曲文化生態[J].晉陽學刊,2008:(6):120-121.
[60]郝蘇民,戚曉萍.文化生態?文化空間?政府主導與“非遺”關系――以西北“花兒”的洮岷流派(南路)流行區KPT村為個案[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2):5-13.
2009年10月,中國音樂學院舉辦了第一屆北京傳統音樂節。董維松教授在接受采訪時感慨地說:“人家都說北京傳統音樂節是我和耿生廉老師的節日,這個節讓我們回想起五六十年代學校學習和教授傳統音樂的場景。這么多年我們很難再見到的場面,我們在傳統音樂節上看到了。但非常遺憾的是,除了志愿者外,我只在現場看到了為數不多的在校學生。這么精彩的節目,這么難得的機會,我為沒有能到現場參加的學生感到惋惜。”[1]在這座“我國唯一一所以民族音樂教育和研究為主要特色”的高等學府舉辦的傳統音樂節,僅成為了老教授們的節日,而年輕學子卻“無暇一顧”。這真切地反映了我國傳統音樂在當代傳承中的危機狀態。
1 我國的傳統民間音樂及其傳承危機
我國傳統音樂是指“具有一定流傳時間的、不是當代創作的音樂。在我國常常把清代以前即已形成的音樂劃歸傳統音樂的范疇。傳統音樂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類別:宮廷音樂、文人音樂、宗教音樂和民間音樂”[2]。宮廷音樂是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祭祀、朝會所用“雅樂”;文人音樂主要包括古琴音樂和詞調音樂;宗教音樂主要指佛、道兩教的音樂;而傳統民間音樂包容的范圍則要廣得多:“我國擁有341個說唱曲種、317個戲曲劇種以及不計其數的民間歌曲、民間器樂曲、說唱音樂、戲曲音樂和歌舞音樂的曲目、劇目”,這都屬于傳統民間音樂范疇,它“是我國其他各類傳統音樂的基礎,又在我國傳統音樂中占有絕對優勢的比重和地位”[3]。
改革開放以來,受工業化、信息化浪潮、高度發達的大眾傳媒及外來音樂文化尤其是流行音樂的沖擊,公眾的文化生活節奏及音樂消費結構、消費取向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近年來,以QQ音樂、百度音樂、itunes為代表的網絡音樂消費模式異軍突起,更凸顯了“傳統民間音樂淡出年輕一代視野”的危險性。危機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許多傳統音樂尤其是民間音樂“活態”傳承乏力,后繼乏人,徘徊于“滅絕”的邊緣。所謂“活態”傳承,是指千百年來傳統音樂尤其是民間音樂所形成的人對人、口耳相傳的模式,它們就是靠口耳相傳的集體創作得以豐富、發展并流傳下來的。近年來,許多傳承地出現了青年人外出打工的熱潮,年輕群體的價值取向和生活節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就使得“活態”傳承的鏈條斷裂,并使傳統音樂的傳承人及受眾趨于老齡化。目前,我國傳統音樂傳承人及受眾多在50~70歲之間,有些已達八九十歲高齡,可謂“人在歌在,人亡樂亡”。且許多高齡傳承人聲帶日益老化,已無法唱出年輕時那般動聽的歌曲,搶救傳統音樂迫在眉睫。
2)當代生產、生活習俗的改變使傳統音樂的傳承失去了原有的文化語境和文化載體。比如除草劑和農業機械的大規模運用,使南方的薅草秧歌音樂失去了文化習俗的依托;婚喪嫁娶儀式引入的現代樂曲,也使河北昌黎吹歌喪失用武之地,從而失去了賴以傳承的文化語境;端午節日風俗的淡漠也勢必使龍舟號子失去傳承的文化載體。
3)地方高校傳統音樂教育呈現不同程度的缺失狀態,導致學生學習并繼承優秀傳統音樂的責任意識淡薄;高等院校對于區域性傳統音樂的教學重視不足,熱情不高,導致許多優秀的地方民歌難以走進當地高校的課堂,一些高校雖欲開設地方性傳統音樂的“專題班”或專業方向,但苦于此方向的學生就業率低,故而有心無力。
2 從文化角度保護、傳承我國傳統民間音 樂的措施與途徑
文化是寬泛的概念,為與“文明”相區別,本文取狹義“文化”之義,即“與意識生產直接相關的人的意識生活及其成果”。在本質上,傳統民間音樂表現的正是先輩認識世界、把握世界的一種思維方式,它是“意識生活的直接成果”,故而傳統民間音樂無疑是中國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就必須從“文化生態”保護與建構的角度來審視對于傳統民間音樂的搶救和傳承,且此項工作需要各級政府、各級教育科研機構以及普通公眾來共同協作、共同努力,最終形成多角度、多梯次、全方位的保護、傳承機制體系。
1)由政府主導,通過統籌規劃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區”、“文化生態博物館”,并給予資金和制度建設方面的雙向扶持,以期從根本上來保護并傳承傳統民間音樂。
所謂“文化生態”,即引入生態學和系統論的思路來考察文化與自然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組織環境等外在環境的互動關系。比如,傳統民間音樂傳承地的山山水水屬于自然環境;傳統的農牧業生產方式屬于經濟環境;而傳統村寨的組織制度、人與人的關系模式、傳統節日及其慶典活動、當地居民特有的風俗習慣等,則屬于社會組織環境。
如果將傳統民間音樂這樣的文化比作“魚”,則自然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組織環境就是“水”。因此,挪威等國相繼建立了“生態博物館”――即把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經濟、社會組織環境)原狀而且動態地保護、存留于某一特定社區內的博物館。其首要目的是服務于本區居民“追溯歷史,并在此基礎上創造未來”的發展活動,次要目的是為來訪者提供一個感受多元傳統文化的“生態環境”。
“文化生態保護區”其概念及運營模式與“生態博物館”相似,但覆蓋區域更廣,更強調“保護”這一目的。目前,我國已建立了貴州“六枝梭嘎苗族”、“堂安侗族”等一系列生態博物館以及閩南、徽州、晉中、大理等十余個文化生態保護區。在這些文化生態博物館和保護區內,地域性民族、民間傳統音樂同其賴以生存、傳承的自然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組織環境一道,得到了原狀的、動態的、有效的保護與傳承[3]。
因而,在現有基礎上,一些地區可根據地域性傳統民間音樂資源的傳承現狀,申報以傳統民間音樂保護為主題的省級乃至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或生態博物館,使傳統民間音樂得到“原汁原味”的“鮮活”傳承。另外,文化生態保護區、館的生態旅游項目也可為普通景區提供借鑒,促進普通景區以傳統民間音樂為主題的生態旅游開發,“以點帶面”地推動廣泛的“生產性”、“開發性”傳統民間音樂保護和傳承活動。寧夏回族自治區推動建設的“六盤山花兒文化生態保護區”就是一個范例[4]。
2)汲取其他音樂形式的優點,在市場環境中傳承傳統音樂。比如,蒙古族歌手哈琳借鑒新世紀音樂唱法推出的《蒙古天韻》系列CD,其風格固然迥異于傳統的蒙古長調,但它所傳達的仍然是草原民族的深沉體悟和獨特情懷。同時它們也契合于當今公眾文化生活的心理需求和生活節奏,適應了當前社會的音樂“文化生態”,因此取得了可觀收益。王向榮、辛禮生、石占明、劉改魚等一系列民間歌手站在舞臺上的演唱,使公眾認識了傳統的民間音樂,而并非在牧羊群邊、黃土崖上。傳統民間音樂的傳承和發展不能固步自封,必須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傳承。比如傳統器樂古箏樂的發展可謂形勢大好,但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其對傳統技法的革新,如快速指序技法、雙手技法、個性化自由定弦等等。這使得古箏彈奏在一定程度上趨向于鍵盤樂器的演奏模式,更好地發揮了和聲樂器的特點,從而呼應了當代青年的音樂文化心理節奏。
傳統民間音樂要在市場環境中求得生存發展,就必須在保持較多原生態、傳統音樂元素的基礎之上,適當融入其他音樂元素,做出趨近于當前音樂消費習慣、適應當前音樂“文化生態”環境的某種妥協。其意義在于,將市場化的傳統音樂當作一扇窗口,向公眾傳達先輩對于自然、世界、生命、情感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心態,讓公眾從中不斷體認原生態傳統音樂的文化魅力。
3 高校在傳承、發展傳統民間音樂中的作用
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立足于對傳統音樂的“原樣”傳承保護,市場化的傳統音樂創作利用“取精用弘”的“變樣”形式來對公眾進行傳統音樂的宣介,高校音樂教育就是聯結二者的紐帶。
一方面,高校與科研機構通過指導文化生態保護區、館的建設和運營以及請老藝人進校講學等活動,與區、館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高校與生態區、館的共建模式。在此基礎上高校通過教學改革,采取代培等模式開設區域性音樂資源的專業課程,為生態區、館輸送傳統音樂人才。
另一方面,專業的傳統音樂人才也可就職于藝術生產部門,通過創作、改編傳統音樂,以市場化的營銷手段來提升公眾對于傳統音樂的認識水平;并以此為窗口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傳統音樂的生態區、館參觀旅游,從而為保護傳統音樂提供更有效的經濟支持。同時,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文化藝術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生態館、區建立起合作共贏的互動機制。
因此,可以說高校音樂教育是當代音樂教育的核心部分,它不僅是民族音樂文化的依托,還對傳統音樂的傳承與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協調、推進作用[5]。高校音樂教育應改變以西方音樂體系為主的教學模式,逐步恢復我國傳統音樂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帶動義務教育階段的音樂教學向傳統音樂的回歸。高等院校要將傳統民間音樂傳承發展下去,必須發現自身缺點和不足,在保留自身優勢的前提下揚長避短,做好課程改革工作并提出相應措施。
1)加強傳統民間音樂在課程設置中的重要程度。地方高校要改革教學制度,將傳統民族音樂、傳統文化加入正常教學課程,并且要以大分值的必修課來進行要求,還可以將老藝人請進校園,開設具有地方特色的傳統民間音樂的講座,進而增強高校學生對傳統民間音樂的興趣愛好;對廣大非音樂專業的學生來說,安排一定的音樂課程可以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增加學生對傳統民間音樂的認知和欣賞,從而擴大傳統民間音樂的普及范圍和領域。
2)傳統民間音樂素材的整合及在高校的應用。高校加強對傳統民間音樂的搜集、整理、錄制等搶救性工作,然后請相關老師和專家將其搜集、整理的內容進行整合、編輯、排版,最后形成一本有價值的書籍,還可以作為教材。將過去相關音樂資料轉化為傳統民間音樂素材庫,有利于傳統民間音樂課程的設置和實現教學手段與方法的多樣化;在高校設置傳統音樂公共課,提高學生對音樂作品的欣賞能力。課堂上大部分的時間應留給學生自己進行欣賞、創作和表演,使學生主動參與教學,從而使傳統音樂的教學不僅僅針對音樂專業的學生,更應該普及到其他專業的學生耳中;高校自身還可以采取一些手段提高教師和學生對傳統民間音樂的重視程度。如開辦“傳統音樂節”、“傳統民間音樂比賽”等活動,讓已經慢慢淡去的傳統民間音樂再次走上舞臺[6],也可以在高校的校園廣播中把流行音樂換成傳統民間音樂,讓學生在無意識中習慣傳統民間音樂的存在。
3)注重傳統民間音樂師資的培養。高校有責任和義務使傳統民間音樂后繼有人,傳統民間音樂的教學也少不了具有“傳統民間音樂繼承人”性質的教師,因此,高校應當有選擇的安排音樂教師去進行專業的學習與研究,建立完善的師資隊伍。
[關鍵詞]海西;閩臺文化;閩南傳統文化;兩岸文化交流
[作者簡介]楊行健,集美大學政法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福建廈門361021
[中圖分類號]G1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0)05-0113-06
改革開放后,在兩岸20多年的交流中,閩臺之間的文化交流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交流利用共同的文化源流,為兩岸開啟了寶貴的溝通之門。可以說,兩岸關系能有今日之成就,閩臺文化交流功不可沒。就淵源看,閩臺血脈相承、文化同根,閩臺文化是中華文化范圍內的地域文化,而這種地域文化是立基于海西地方傳統的。閩南傳統文化作為海西地方傳統乃至中華文化的一個子系統,其內涵精深豐厚。
一、關于閩南傳統文化
(一)閩南傳統文化的含義及內容
閩南傳統文化泛指民俗(單民俗方面就包含很多宗族節日現象)、方言、戲曲、建筑、、民間文藝、手藝等事象。
傳統文化是一種很廣泛的概念。通常所說的傳統文化,是指從古沿襲至今的、具有世代相襲特點的文化事象。一般而言,閩南傳統文化包括兩層含義:其一,這種文化事象必須是從古沿襲至今的。有些產生于近代而不是從古沿襲下來的文化事象,或者對民間社會影響不大的文化事象,便不能算傳統文化,一般不納入閩南傳統文化研究的范疇。其二,傳統文化必須具有族群認同感及世代傳承特點。那些雖然從古沿襲下來,但由于中原人南遷閩南、地域及氣候等因素的改變導致迅速解體的文化事象,一般不作為閩南傳統文化研究的內容。所以,我們所說的閩南傳統文化,不是指單純中原古漢文化的大量保存及繼承,而是指在此基礎上結合閩南本地氣候、地形、土著文化等而發展起來的文化現象。
閩南傳統文化方面:關帝圣君、玄天上帝、開漳圣王、保生大帝、三平祖師、天上圣母(媽祖)、廣惠圣王、水仙尊王、廣澤尊王、清水祖師三代祖師、惠澤尊王信仰。
戲曲方面:泉州代表戲曲南音、高甲戲、漳州竹馬戲、廈門歌仔戲、潮汕與漳州云宵、東山、詔安一帶戲種潮劇等閩南地區各類木偶戲。
民間手藝:木版年畫、八寶印泥、剪紙手藝、木雕、石雕手藝、漆工、扎燈、染布等。
民俗方面:送王船、拾福分、普度、尾牙、端午、中秋、搶頭香、割香、做功德、巡鏡、鎮五營、巡安等。
閩南民間文藝:舞獅、龍藝、踩高蹺、大鼓涼傘、拍胸舞、漳州木偶、泉州高甲戲、同安宋江陣、小坪褒歌等。
(二)閩南傳統文化與中華文化
閩南傳統文化是中華文化這一母體文化中的重要分支之一,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種不可分割性具體表現在如下幾方面:其一,全世界使用閩南方言的人口達4000萬人以上。閩南方言的形成與中原漢人在歷史上三次大舉南遷緊密相聯。現泉州、漳州等地使用的閩南語中的“十五音系統”即源于東晉中原漢語。中原漢人的第二次大舉南遷是在唐末年間,帶來了唐朝的中原漢語。中原漢人第三次大舉南遷大約在宋高宗年間,帶來的是唐宋時期的北方方言。這種北方方言就是現在流行于閩臺等地的閩南方言前身。由于歷史與地理方面的原因,閩南方言至今基本保留唐宋時期中原漢族北方方言的風貌。其二,閩南的經濟文化和風土習俗源于中原文化。現在的泉州地區,包括惠安、南安、晉江、石獅等縣市,其工商文化和風土習俗保留著與中原文化非常密切的鄉土遺跡。泉州、惠安、晉江的梨園戲、高甲戲、南音南曲等戲曲藝術,至今仍保留著晉唐時期的藝術風韻。閩南文化在其歷史變遷中,歷經滄桑,但始終保留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無論土木建筑還是石雕木刻,無論是造船打鐵還是漁獵農耕,也無論是婚喪禮儀還是節日慶典等,至今仍可以從中領略到中華民族文化的余韻。其三,閩南沿海地區有著悠久的造船歷史。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福建的先民就“以船為車,以楫為馬”。隋唐時期,泉州地區是當時全國主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宋元時期是泉州海外交通鼎盛時期,也是泉州地區造船業最發達的時期,惠安的洛陽、白沙、西方、百崎、秀涂、崇武,石獅的坩江、祥芝,晉江的永寧、金井、深滬、東石、安海,泉州的烏嶼、埔等地遍布船廠。其四,閩南地區自古以來海外交通貿易發達。在宋元時期,閩南作為福建南部的一個重要地區,也是進行海外交通貿易的重要港口。兩宋時期,泉州、晉江、惠安等地的海外交通貿易非常發達。其五,閩南沿海地區的人民,自古以來以海為生,世世代代以海為家,奮斗不息。閩南沿海由于其土地貧瘠、海岸線長,老百姓大多以海為家以海為生。深海捕撈、遠洋運輸、近海養殖。戰狂風、斗惡浪,以海為生,成為閩南漁區人民世世代代奮斗不息的歷史畫卷與現實寫照。
二、深入研究閩南傳統文化的現實作用
(一)有利于加強閩臺交流、促進祖國統一
總書記2006年元月視察福建時指出,80%以上的臺灣居民祖籍福建,閩南話也是臺灣的重要方言,閩南文化深深地扎根在臺灣民眾精神生活中,福建要運用這些豐富資源,在促進兩岸交流合作中更好地發揮作用。因此,我們要站在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充分發揮閩南文化資源優勢,加強文化遺產保護,進一步深化閩臺文化交流,促進祖國統一。
閩南地區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廈門、漳州、泉州與臺灣一衣帶水,是臺灣民眾的主要祖籍地。人們常說的閩臺之間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商緣相連、法緣相循的“五緣”優勢也在這里充分展現。閩南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由不同歷史時期南移的中原文化與古閩越文化、外來文化多次交融、層層積淀而發展起來的。宋元時期,海外交通貿易發達,泉州刺桐港成為東方第一大港,閩南文化隨著“海上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傳播到臺灣地區和東南亞各地落地生根、發萌滋長。特別是作為共同文化區域的閩南和臺灣,盡管歷史風云變幻,但閩南的文化習俗和文化精神至今仍然深深地扎根在兩岸和世界各地的閩南人的生活方式之中。“閩南”這兩個字,在海峽兩岸,在一代又一代同胞的心底,始終是一個難以割舍的理念和向往。
泉州、漳州、廈門三地,也是閩南文化的發祥地和保存地。閩南文化與臺灣地方文化之間,可謂“一脈相承、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之基因處處可尋,構成了閩臺文化之間多彩的景觀。2005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101項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中,有40多項與臺灣地區有著緊密關系,有許多至今仍在臺島廣為流衍傳播。福建地方戲曲中,在閩南一帶盛行的梨園戲,素有“宋元古南戲遺響”的美稱,彌足珍貴,
在臺灣都擁有熱心的觀眾;歌仔戲(也稱“薌劇”)既是福建的五大地方劇種之一,也是臺灣的主要地方劇種,它發萌于閩南,成形于臺灣,返流入閩南,至今盛行兩岸,成為閩臺文化同根同源的鮮活見證;精美精細的木偶雕刻、雅致幽婉的南音、膾炙人口的閩南歌謠等無不傳載著兩岸的文化關懷和訴求。
近年來,持續不衰的“閩南文化熱”吸引了兩岸各界的關注。海西文化論壇、閩南文化節、閩南語歌曲大賽、兩岸姓氏譜牒展暨學術研討會等文化活動和學術活動,使閩臺文化交流更加主題鮮明、深入廣泛。“閩南文化熱”,也推動了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閩臺文化交流進一步密切與豐富,成為維系兩岸人民情感的重要紐帶。我們可以期待,隨著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和發掘、整理、交流的加強,必將使“五緣”的優勢得到充分的發揮,“六求”(經貿、交通、旅游、農業、文化交流和載體建設)進一步拓展、合作,也必將為閩臺關系的良性互動和發展提供重大的物質和精神支持。
(二)有利于傳承文化遺產、促進文化繁榮
閩南地區文化積淀深厚,傳統文化生態充滿著生機和活力。泉州市是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6個綜合性試點之一。泉州擁有20處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0處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1項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20項省級非遺保護項目,數量列省內各設區市之首。漳州是1986年公布的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現有國保單位15處、省保單位58處、6個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16個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廈門市現有7處國保單位、19處省保單位、5項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8項省級非遺保護項目。閩南三地的文化遺產項目分別占福建省目前擁有的國家級和省級保護名錄項目總數的51%和43%。同時,全省26個國家級民間藝術之鄉中,有18個聚集于此;同時還聚集了眾多成規模、成建制的民間職業劇團;民間南音、北管吹奏、吟誦等民間社團更是近2000個。流布于閩南民間的鄉土文化,燦若星海,美不勝收。
海內外閩南鄉親、閩南籍閩商,是保護和弘揚閩南文化的重要力量。熱心文教、回饋桑梓,是海內外閩南鄉親和閩南籍閩商的共同心愿和實際行動。在閩南,許多文化設施場館、民間信仰場所的建設,民俗文化活動的舉行,都是在閩南鄉親、閩南籍閩商捐資捐贈下而成;在閩南,無論是政府、社會、民眾,還是臺胞、僑胞,無不希望閩南文化代代相傳、薪火不熄。閩南還是全省經濟發展最快、最活躍、基礎最扎實的地區,當地黨委、政府亦高度重視社會經濟文化協調發展及其閩南文化生態的整體性保護。隨著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和發掘、整理、交流的加強,有利于傳承以閩南文化為主的優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以地域文化的繁榮推動海西以及全省文化的繁榮。
(三)有利于促進文化強省建設
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福建文化強省建設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十分強調文化是根、是主題,文化是軟實力、是生產力。2006年3月,在廈門閩南文化生態保護研討會上,黃小晶省長出席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提出加快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具體要求和目標任務。2008年,福建省人大開展了“一法一例”(《文物保護法》《福建省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條例》)的執法檢查,主題是文化遺產保護。省委、省政府分管領導還多次深入閩南地區調查研究,提出了閩南文化整體保護的措施和辦法。同時,組織專家學者進行周密研究和多方論證,制定了《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規劃綱要》,從保護區建設的指導思想、方針、原則、保護目標,到保護范圍和對象、保護方法、步驟和計劃、保障措施和政策等方面進行了全面規劃。強調對閩南地區文化生態的整體性保護,要堅持試點先行、總結鞏固、規范交流并推廣;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明確職責、形成合力;堅持重在持續、重在提升、重在運用、重在實效。有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有文化部的精心指導,有國家一批專家學者的關心幫助,有省直各部門的大力支持,有閩南三地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隨著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和發掘、整理、交流的加強,一定會不斷取得新成果,從而對全國和全省其他有代表性區域文化的整體保護起到示范和推動作用,從而有效地促進福建文化事業繁榮、文化遺產保護和文化強省建設。
三、閩南文化傳統傳承研究現狀及舉措
(一)在全國首創文化遺產學校教學機制
早在上世紀90年代,泉州市政府就把南音納入到了中小學校音樂教學課程。泉州師院開設南音專業,招收本科生。廈門在幼兒園開展“閩南民間藝術教育的課改實踐”,在小學建立“閩南童謠基地”,在中學開設“閩南文化基礎課程知識”,先后編輯出版了8本鄉土教材。而漳州則在小學開展了木偶戲、錦歌、燈謎等教學課程,還成立了相關的少兒藝術表演團體。
如今,這一成功的實踐已為國家政策所借鑒,《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指出:“教育部門要將優秀文化遺產內容和文化遺產保護知識納入教學計劃,編入教材。”
(二)建立文化遺產社會普及機制。讓專業傳承與社會普及相結合
據不完全統計,泉州、廈門、漳州三市的南音、北管、詠誦等民間社團近2000個,民間職業劇團250多個。泉州專門成立了拍胸舞俱樂部,廈門舉辦各類打嘴鼓培訓班等。2005年1月,《福建省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條例》正式頒布實施,福建成為全國最早以省級立法形式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三個省份之一。這將更好地保持閩南傳統藝術多樣性、完整性和獨特性風貌。
(三)開展基礎性的調研工作
近年來,福建省文化部門已經作了兩項基礎性的調研工作:一是“非遺”項目保護現狀調查。調研的福建“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共計232人。調查結果顯示,“非遺”項目中自我造血能力較強、有一定產業基礎和市場規模的約占10%,這部分傳承人既有藝術基礎又善于經營,有適度的市場規模,已探索出一條適應市場規律的經營機制、實現新型的傳承發展之路。“非遺”項目中自給自足式的局限型約占55%,這部分傳承人有一定的市場意識,基本解決生存的問題,小有盈余。但經營模式傳統、觀念相對保守。“非遺”項目中自生自滅式的瀕危型約占35%,這些非物質文化面臨著老藝人相繼去世、年輕人轉業,得不到及時幫救與扶持,市場萎縮乃至瀕臨消亡的境地。在保護、扶持的過程中,應充分認識到每個“非遺”項目的個性特點和真實需求,采取相應的切實有效的方式和措施。另外,為了記錄、保存、搶救、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廈門、泉州、漳州三市全面開展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并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體系。在此基礎上,福建出版了《福建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是中國第一部雙語版非物質文化遺產圖典,也是福建省第一部完整、系統地介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工具書。
(四)設立我國第一個文化生態保護區
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準設立了我國第一個文化生態保護區――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在廈門、漳州、泉州先行開展區域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工作。2008年5月,福建省文化廳組織專家學者經過周密研究和多方論證,制定了《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規劃綱要》,從保護區建設的指導思想、方針、原則、保護目標,到保護范圍和對象、保護方法、步驟和計劃、保障措施和政策等方面進行了全面規劃。堅持“試點先行、整體保護、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明確職責、形成合力”的實施原則和“重在持續、重在提升、重在運用、重在實效”實踐要領。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設立后,省文化廳正協調廈門、漳州、泉州三地按照《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規劃綱要》的要求,分步實施,協同建設,整體保護,力爭在規劃的時間內。在全國率先建成區域性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取得經驗并推廣。“文化遺產日”期間,省文化廳會同有關部門和單位組織了部分文化遺產項目晉京展演展示;部分文化遺產項目展演、展覽和講座;文化遺產保護論壇;公益性文化場館和“世遺”項目免費開放;地方戲展演;閩臺傳統文化交流項目;文化遺產進校園、社區、農村展覽等,呼應了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設立。
(五)兩岸文化交流活動方興未艾
近年來,“閩臺對渡文化節暨蚶江海上潑水節”、“海峽兩岸保生慈濟文化節”、“海峽兩岸民間文化藝術節”、“海峽兩岸三平祖師文化旅游節”、“漳臺族譜對接和民俗展覽”等兩岸文化交流活動持續開展。
2008年,在泉州舉辦的主題為“弘揚閩南文化,增進交流合作,推動海西先行,加快泉州發展”的首屆海峽兩岸閩南文化節,就有閩南文化論壇、第九屆國際南音大會唱、海峽兩岸戲劇展演與交流、南少林武術系列活動等15項閩南特色文化活動亮相。
2006年以來,廈門海滄每年舉辦文化節,并先后多次成功組織了保生大帝神像赴金門、澎湖巡游,有力地促進了兩岸文化交流,擴大了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知名度和閩南祖地文化的影響力。
2010年,剛剛落幕的為期12天的“庚寅年保生大帝神像赴臺灣巡游暨海峽兩岸保生慈濟文化節”活動由臺北保安宮(臺灣保生大帝信仰總會)承辦,此次活動是廈門海滄青礁慈濟宮、漳州龍海白礁慈濟宮和臺灣保生大帝信仰總會三地合辦并輪流承辦保生慈濟文化節的第一年。活動主題仍為“健康、慈濟、和諧”、“弘揚閩南文化、促進兩岸交流”,分巡游活動和文化節活動,主要活動有過境踩街、儀陣表演、家姓戲、養生藥膳及藥材展、古跡藝術展覽等。全國政協常委黃志賢和臺北市長郝龍斌為啟動儀式開鑼。來自廈門海滄青礁慈濟祖宮的保生大帝神像自北向南,巡經島內18個縣市,巡游包括保安宮在內的9座保生大帝宮廟,這是保生大帝神像巡游時間最長、路程最遠、巡游宮廟最多、參與人數最眾的一次。大陸第一部公開赴臺拍攝的電視劇《神醫大道公――保生大帝》也在文化節期間在臺北首映。大陸方面組織巡游交流團100多人、旅游團400多人前往參加開鑼儀式等活動,隨后赴臺中、南投、嘉義、臺南、高雄等地8座宮廟開展巡游,5月6日從高雄走“小三通”返回廈門。這些活動,既是對文化遺產的保護,也是展示文化遺產和促進對臺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對促進兩岸同胞深層次的文化交流、文化認同,增強中華文化的凝聚力,維護祖國的和平和民族的共同利益,具有其他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意義和作用。
四、今后閩南傳統文化研究的著力點
(一)進一步理解認識閩南文化
閩南通常是指廈、漳、泉。不過,從語言上看,則有一個閩南文化圈,講閩南話的基本上都是,如福建的龍巖、漳平,臺灣地區(臺灣同胞的祖籍地主要是泉州和漳州),廣東的潮汕地區,海南,浙江的平陽,江西的上饒等等。
閩南保存了很多古老的節日,如普渡節、中原節等保留得很完整。從宗教、習俗、語言等看,閩南確實保存了許多古代的東西。最有趣的是《世說新語》里面的許多六朝口語詞,至今還可以在泉州、莆田一帶聽到。
閩南的確實相當普遍,這也是閩南文化的一個特點。內地其他地方,各個地區有各個地區的,但是像閩南這里,每個地方,每個村,甚至泉州市區每條街道,每個鋪境,都有其信奉的神。另外一個特征,就是和生活密切相關,如生病有醫藥神,生孩子有保生大帝。老百姓某方面生活比較困難,他就會在某方面造出相關的神,如“床母”、“灶神”等。
閩南的宗教文化也很有意思。宗教本來是封閉的,排他性也最強,可在閩南地區,各種宗教卻能共存兼容、和諧相處,不同宗教間的沖突斗爭基本沒有,這種奇觀在外地難得一見。
宗教和海洋文化關系很大。傳統認為“坐船跑馬三分命”,所以凡能保護自己的神都相信。閩南人地區差別很大,觀念也有很大不同。像惠安人鄉土觀念就很重,同樣是靠海,但遠渡重洋經商。惠安人就特別少,而晉江人卻大量往外跑。兩個地方靠得這樣近,就是沒有互相影響。
閩南的歷史文化積淀是非常深厚的。從歷史淵源來說,是中原傳進來的,但傳進來以后。出現了這樣一個情況,它在閩南地區生根、開花、結果以后,就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文化子系統――閩南文化。而中原文化本身發生變化以后,它卻很少與中原文化再進行交流。
閩南文化的形成可能有這么幾個因素:第一,源于農耕社會。當時的中原是農耕社會,所以,閩南文化是農耕社會的產物。第二,夷夏之辯,中原中心主義很突出。當時凡不是閩南人,都被稱為“阿北仔”(閩南話,北方佬)。第三是海洋的影響。從一千多年前的唐代開始,閩南人就越海渡洋,形成了新的和中原人不一樣的品格。第四,宋代以后,理學在福建的特殊影響。后來到了明代,西方文化傳進來,閩南得風氣之先,多種因素綜合起來,就形成一個很奇特的閩南文化。可以說,閩南華僑經歷這么長時間,卻基本沒有受西方的價值觀影響,比中原人、東北人更古老。這說明了文化根深蒂固,不容易變化。而華僑來認祖,實際上認的就是文化。
(二)處理好存古與創新的關系
這實際上是閩南文化的繼承與創新的關系處理問題。閩南人最引以為驕傲的是文化積淀豐厚。方言、南音、南戲都有“活化石”的美譽。但是另一方面,也面臨一個問題:對慢節奏的南音、南戲,現代的許多年輕人適應不了、接受不了。怎么辦?就拿閩南非常盛行的南音來說。廈門主張以革新來吸引觀眾。目前,在地處廈門文化藝術中心的廈門夏商好清香美食坊新設的荷音軒,可邊品美食邊欣賞從演唱到表演方式都令人耳目一新的南音表演,食客如織。可有些泉州人看了,卻說這怎么行啊,這還叫南音嗎?認為全變味啦。再如現在的女子十二樂坊,爭議也很大,但是年輕人喜歡。這有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申報聯合國人類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需要這樣的東西,越古老越好;但是因為很
古老,除了那些忠實的老觀眾外。年輕一代都敬而遠之,它又怎么生存?
存古是優勢,也可能變劣勢;是優點,也可能成缺點,特別是當它成為創新的包袱和絆腳石的時候。要存古最好不要動,一切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來。但這又不符合時代潮流,社會總是在不斷地前進發展,人的思想和欣賞習慣也在跟著發展。你要永遠停留在那個地方是不現實的。因此,如何保護繼承又與時俱進是關鍵,值得深入研究。
(三)研究視角要革新擴展
閩南文化面臨著這么一種尷尬――說起來,閩南文化是正統的中原文化,閩南人經常以自己的文化來源于中原文化而自豪。但它又很封閉,所以造成人們把它當作一個古董,尤其是閩南人,沒有自覺地把它放在中華文化背景上來看,經常無奈地面對曲高和寡、后繼乏人這么一種尷尬的局面。這是非常嚴峻的現實。一種地方文化若不向前發展,終究是會消亡的。這可能是閩南文化怎么生存下去要首先解決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怎樣把閩南文化同中原文化有機地聯系起來?保存的許多東西怎么讓它顯露出來?這一定要有一種前瞻的意識。首先,作為主體的閩南人,思想觀念要開放、革新。其次,客家文化、潮汕文化,這些都要聯系起來。再進一步,可能還要聯系東南亞華文文化圈。這些都是一個大背景下的產物。
(四)政府要持續加大投入
對閩南文化的保護,政府重視很重要。政府關注了,有一定的資金投入,很多事情就有條件去做。其實,從事這方面整理、研究工作的還是大有人在。這個工作不做,再過一二十年,有些材料可能就會消亡。因此,搶救是很有必要的。這些年,泉州對這方面的工作比較重視,如南音、南戲方面的搶救和保護措施就很得力。最近,泉州又啟動了編撰《泉州文庫》的工程,準備每年拿出100萬元來整理出版泉州的地方歷史文獻。這是功德無量的大工程。但還有很多實質性的搶救工作需要去做。搶救的力度若能加大,損失就會減少。盡管從理論上講。有些文化現象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種文化現象的消亡,都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損失。聯合國之所以要提倡保護人類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如果我們能盡早采取些有效的保護措施,起碼可以起到減少損失或減緩消亡的作用。何況現在還可以用各種先進的現代科學手段把它相對完整地保存下來,這未嘗不是對人類文化的一種貢獻。
(五)弘揚閩南傳統文化,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和兩岸關系的穩定發展
黨的“十”報告強調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把生態文明建設融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因此,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既是一個重大的發展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民生問題。
目前,固始縣正在積極探索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的“三化”協調發展的路子、建設新型城鎮化道路,筆者認為必須以黨的“十”精神為指導,緊緊圍繞縣委、縣政府指示要求,堅持以生態文明建設統領環境保護工作,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環境保護的主陣地、主戰場。
首先,全面謀劃,積極探索新型城鎮化生態保護的新道路。積極探索新型城鎮化生態保護新道路,必須牢固樹立尊重白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將生態理念融入到新型城鎮化建設、落實到具體工作當中,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科學定位發展方向,堅持以生態立縣為導向,做到生態優先。固始作為河南省的農業大縣,應當按照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思路,確定合理的生態發展框架,增強生態規劃的前瞻性和科學性,體現經濟、生態、宜居三大功能共生,體現現代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體現城鄉一體化發展,以生態保護促進產業結構調整,以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升級,逐步完善城市垃圾污水無害化處理系統等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在加強中心城市生態功能區規劃建設和項日環評工作的基礎上,按照“科學規劃、合理布局”的思路,嚴格生態準入,強化生態監管,全而落實生態補償機制,加強史河、灌河等河流上游流域的水質監測和污染治理;加強固始淮河濕地自然保護區的環境監管,促使我縣部分生態功能區生態惡化趨勢得到遏制;加大對涉氣企業的環境監管力度,確保燃煤行業脫硫、火電行業脫硫脫硝等治污設施的正常運轉,確保穩定達標排放。同時,還要全面謀劃,不斷提高環境質量水平,探索出一條城鄉一體生態保護的新路子。
其次,突出中心,全力推進污染減排工程建設等重點工作。在生態建設上,我們要把精力用在謀劃重點工作、推動項目落實上,為各級領導科學決策提供參考依據,確保“三化”協調科學發展。2013年固始縣大力倡導節能減排,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環境,通過推進工程減排、結構減排、管理減排、環評調控等手段,騰出環境容量,進一步加大水、氣、聲、渣以及重金屬和輻射等污染治理力度,充分發揮環境影響評價在建設項日中的“控制閘”和 “調節閥”作用,努力提高環境質量水平,為全縣人民提供一個生態、宜居的生活環境。 一是鞏固水污染防治工作成果,進一步加大對城鎮集中式飲用水源保護區的監管保護力度。嚴把建設項日環評關,嚴禁在史河上游流域內建設有污染的工業項目,嚴禁對飲用水源有污染的新建項日進入飲用水源地保護區域內,嚴禁增設新排污口,嚴禁工業污染源產生,確保飲用水源地水質達標。2011年至2013年共爭取中央農村環境整治項目資金3000多萬元,用于農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畜禽糞污處理。2013年我們爭取到國家“三江三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資金項目1000多萬元,用于7個規模化養殖場建設。真正把專項資金轉化為污染物削減量、轉化為可利用的環境容量、轉化為支持經濟發展的有效措施。同時,繼續抓好飲用水源地保護工作,科學編制并劃定各鄉鎮集中式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確保全縣飲水安全。
第三,關注民生,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和實施南、西部山區生態保護工作。一是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工作。按照新型城鎮化要求,堅持部門聯動,優化城鄉資源配置,促進環保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生態建設向農村拓展,環境保護向農村覆蓋,2010年--2013年共爭取中央、省級“以獎促治”專項資金300萬元左右,開展農村環境連片整治項日工作,主要圍繞“新型城鎮化”為引領的三化協調發展道路,重點整治已經建成入住或即將建成的農村新型社區。二是扎實推進生態示范創建工作。近年來,我們以實施“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為契機,積極開展生態示范創建。截止目前,固始縣已創建成國家級生態示范區,國家級生態鄉鎮2個,省級生態鄉鎮20個,省村生態村25個,市級生態村236個。
關鍵詞:原生態 民族藝術 民族文化 生態保護
在全球經濟交往日趨深入的今天,全球文化在不斷的交往與碰撞中相互融合。在中國的藝術長廊中,有一種藝術形式被稱為原生態民族藝術,這為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帶來了別樣的生機。
一、原生態民族藝術與民族文化
原生態,顧名思義,代表著生命之態、自然之態,是一切生活及藝術的根源。原生態一詞最初見于聲樂比賽,隨后在表演藝術等領域迅速躥紅,成為文化領域的特殊符號。原生態這一概念被引入文化領域之后就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特征存在著。而所謂的原生態民族藝術,多是指一些原始的、原創的、民間的、鄉土的藝術形式,其作為一種特殊的民間智慧存在于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可以說原生態民族藝術是在特定的原始環境中衍生出來的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作為比較原始的民族藝術,原生態民族藝術的素材多源自于對自然的崇拜以及人類的本能,經過不斷的融合和發展,逐步形成了一種以原始為基本的奇特的藝術形式。原生態民族藝術所代表的,是民間藝術和民族風俗所組成的一個多元的文化空間,是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相融合的產物。
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在沒有被更多的人認識的時候,往往是以一種民間藝術的形式存在。不論何種民間藝術或民族藝術,都有其豐富的物質功能和精神功能,特別是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藝術,其本身就具有特定的精神功能,是整個民族廣泛遵守的行為準則和價值標準。原生態民族藝術在未被發掘之初,是只在這個民族內部流傳的一種藝術形式,表現的是這個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往往帶有原始文化的特征在里面,會有對自然現象的原始崇拜的現象。也正是因為這種原始的活動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活動,這種不為人知的民族藝術才能被稱為原生態的民族藝術。當某種不為人知的民族藝術及民族文化被眾人所接受的時候,帶給人們的往往是來自原始文化的沖擊,這也許就是為什么這些民族文化為什么被稱為原生態民族文化的原因,就是因為其本身所具有的原始的、鄉土的甚至是神秘的氣息。人們通過原生態的藝術形式,了解這個民族的物質文化生活,甚至可以了解這個民族的起源,這就是原生態民族藝術呈現給世人的來自于非物質文化的整體價值。原生態民族藝術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其本身所展示的是一種原生態的生活態度,是這一民族的價值體系、心理認同在藝術文化上的體現。
二、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的生態保護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生態城市建設已成為世界城市發展建設的潮流,十報告明確提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首次提出“美麗中國”理念,即“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給自然留下更多修復空間,給農業留下更多良田,給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當前,我國大部分城市都編制了區域生態環保專題規劃[1-5],一些城市如珠三角[6]、福州[7]等編制了生態空間規劃的專題篇章。《珠江三角洲環境保護規劃綱要》[8]提出了“紅線調控、綠線提升、藍線建設”三大戰略,落實環保規劃提出的生態分區控制方案。王金南等[9-10]采用RS與GIS技術的空間評價方法,構建了基于環境功能評價和主導因素法的環境功能區劃技術體系,劃分了全國的自然生態保留區和生態功能保育區、食物環境安全保障區、聚居環境維護區和資源開發環境引導區;唐燕秋等[11]分析了環境保護規劃在“多規合一”中的定位,明確了環境空間格局和紅線管控體系等問題,落實了環境保護的強制性要求和內容,實現了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重慶市地方政府已出臺了關于加快生態文明意見等政策性文件[12-14],編制了生態創建規劃,落實了相應“定指標”的環保專題規劃。為推進重慶市璧山區的法定城鄉規劃全覆蓋,提高城鄉規劃水平的要求,筆者通過分析璧山區的地理區位、經濟社會和環境保護形勢,提出了研究區生態保護空間的保護紅線,制訂了生態環保與城鄉現實發展需求相協調的生態環保空間規劃。
1研究區概況
璧山區位于重慶主城以西,屬中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歷年平均氣溫17.8 ℃,年平均降雨量1 042.3 mm,地形地貌上屬于川東弧形構造帶,分別從東西兩側橫貫全縣,海拔600~800 m,呈“三山三水”的自然地理分布,轄區內共13個鎮街,人口63萬。璧山區屬于重慶市“五大功能區”的城市發展區,是未來工業經濟發展的主戰場,圍繞未來發展戰略和空間格局,加快生態環保工作的規劃和實施,優化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形成天藍、水碧、地綠、景美的生態環境格局。該生態環保空間規劃基準指標為2014年,規劃期限至2020年。璧山區的地理區位見圖1。
2區域生態體系構建的總體原則
2.1生態環境定位璧山區生態環境定位是建設美麗山水城市,生態宜居城市,構建科學合理的城鎮化格局、產業發展格局、生態空間格局。以璧山區的山、水、林、田、城為空間元素,以自然山水脈絡和自然地形地貌為框架,基于“基質-斑塊-廊道”的景觀生態學理論,著力構建區域網狀生態安全格局,嚴守生態保護紅線[15-19]。計劃到2020年,將璧山區建設成為深綠型生態化的“一生之城”,實現全區生態文明水平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相適應。
2.2生態空間保護規劃規范方法璧山區地處重慶五大功能區離主城區最近的城市發展新區,承接主城區產業專業,新型產業發展的大經濟開發強度,必須通過構建合理的區域生態體系,實現生態環境的高效保護。因此,生態環保空間規劃的主要技術和方法是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優化城鄉全域空間資源優化的配置,協調空間沖突,并制訂明確的管制措施,形成合理的城鎮、農業、生態空間布局。
區域生態體系構建的總體原則是采用生態學家和景觀規劃師提出的“優先格局”和“最優格局”的區域整體景觀模式[8],在生態紅線劃定的框架下,應用景觀生態學等原理對城鄉生態優化發展做較為系統的規劃,優化生態空間格局。在璧山區生態環境現狀評價、生態脆弱性評價和生態服務功能重要性評價的基礎上,采用GIS空間疊加技術方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利用主導因素法,按區域內差異最小、區域間差異最大的原則以及區域共軛性原則,依次逐級劃分生態環境保護的功能空間分區,并根據現有的專題空間規劃邊界進行疊加分析,最終確定生態環保空間區劃的基本界線。
3璧山區生態環境功能分區體系的構建
按照“保護優先”的原則和基于“逆規劃”的思路,采用GIS分析方法,劃分了自然生態保留區、生態功能調節區、食物安全保障區和宜居環境維護區共4類綜合環境功能區和8個亞區(圖2~4)。根據各個分區的特征,制訂了相應的空間分級管制方案,構建區域生態環保空間格局,實現城鄉專項規劃的全覆蓋。
3.1自然生態保留區根據國家《生態保護紅線劃定技術指南》,自然生態保留區主要是生態保護紅線一級和二級管控區范圍,全區總面積為175.23 km2, 占幅員面積的19.15%。
自然生態保留一級管控區面積27.36 km2,分布包括自然保護區、集中式飲用水源保護區。自然保護區包括縉云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璧山區部分和黃嶺鷺類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和緩沖區,集中式飲用水源保護區包括所有的城市級、鄉鎮級和納入集中供水的集中水源取水源保護區。自然生態保留二級管控區范圍包括縉云山自然保護區的實驗區、青龍湖國家森林公園、云霧山國家濕地公園、“四山”管制區璧山部分以及重要的河湖水系生態功能區等,管控區面積為147.6 km2。
自然生態保留區為全區生態保護紅線,是環境安全底線,將生態控制線的空間定點、定位,使生態保護區域牢牢固定在生態規劃“落地”,為保障城市生態安全明確了底線。依據生態紅線管理辦法,按照現行政策和法律、法規的規定進行分類管理,嚴格管控生態保護紅線區域內的開發建設活動。
3.2生態功能調節區生態功能調節區主要包括區域的水土保持、水源涵養保護區、綠色生態廊道和畜禽養殖的“禁養限養區”。
水土保持、水源涵養生態調節功能區包括境內東西兩側的縉云山、華蓋槽、云霧山以及南部云坪山等水源涵養林保護區和水土保持林區。主要措施是按照集水區的自然特點和保護水源的重要性,嚴格保護現狀林木,采取封山育林等措施保護現有植被,提高森林覆蓋率。重點保護濕地、河網保護區,嚴格限制對生態環境有負面影響的建設項目,積極構建區域生態調節系統。
綠色生態廊道生態調節功能區主要是指包括已建和在建高速、高鐵等基礎設施兩側50~200 m的綠色廊道;重要水系綠色廊道湖泊兩岸30~100 m綠色屏障;城鎮組團隔離帶綠色生態廊道。通過主要交通干線綠色生態廊道連接各生態功能區,形成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區域網狀生態系統格局。該廊道大部分與基礎設施廊道并道,采取自然保育和人工促進并重的方法實施保護。
為加快解決畜禽養殖突出環境的問題,將畜禽養殖“禁養區”和“限養區”劃分為生態功能調節保護區,在區域內的主要流域、主要鎮、街3個層次上,優化畜禽養殖“三區”劃分,適度控制養殖總量。
3.3食物環境安全保障區食物環境安全保障區是國土空間的耕地和基本農田的保障線,規劃期(到2020年)全區基本農田數量保持在336.87 km2,占全區國土面積比例底限不低于35%。嚴格控制農村居民點建設用地總量,加強高標準基本農田建設和土地綜合整治建設,加強項目用地預審,不允許占用基本農田進行非農建設,通過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堅守耕地紅線,實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
3.4宜居環境維護區宜居環境維護區主要是城鄉總體規劃的建成區、規劃建設用地及城區發展用地,包括宜居環境優化區和環境風險防范區,其中,宜居環境優化區主要是居住建成區和規劃發展區,環境風險防范區主要指工業集中生產用地。在規劃期內將宜居環境維護區的用地規模控制在81.20 km2,其中,宜居環境優化區用地規模控制在64.50 km2。城區和城鎮建設以森林公園、濕地公園、濱河綠地、街頭綠地、道路綠化等多種形式在城市中形成“面-線-點”的生態空間,特別是控制好與建設用地相鄰的縉云山、城市公園、濱河防護綠地、飲用水源保護區等。通過生態綠廊建設,將城市公園和水面等有機聯系,形成互聯互通的城市生態網絡體系。璧山區的工業園區已成為成功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為工業、產業等經濟集聚區域,同時也是宜居環境的風險區域,尤其是電鍍工業園區,環境風險級別高,須做好園區風險防范和其他空間的安全隔離措施。
4結論
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區域生態環保空間規劃和保護還需要進一步在開展區域環境承載力研究的基礎上,統籌區域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以及國土空間、城鄉總體規劃等“多規合一”的成果進行應用實踐。
筆者在分析璧山區的區位、地理區位、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形勢的基礎上,初步構建了以山、水、林、田、城為空間元素,以自然山水脈絡和自然地形地貌為框架的區域網狀生態安全格局,得到如下結論:
(1)根據國家相應的生態紅線劃定技術指南,因地制宜地采用GIS方法劃定了璧山區級生態保護紅線界限,實現了生態保護紅線的定位“落地”。
(2)分析了璧山區自然生態環境狀況,按照“保護優先”的原則和基于“逆規劃”的思路,采用GIS科學分析方法劃分了自然生態保留區、生態功能調節區、食物安全保障區和宜居環境維護區4個綜合環境功能區和8個亞區,根據各個分區的空間分布特征,制訂了相應的管制方案,實現城鄉專項規劃的全覆蓋。
(3)在生態文明建設的大框架下,提出了研究區生態保護紅線與城鄉總體規劃,國土空間規劃等專題空間管制規劃的銜接,實現專題空間規劃數據的“共享、融合”。
論文摘要: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標記已廣泛地存在于中國文化和藝術之中。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原生態的特征,就為其藝術和文化的存在和發展帶來了很大的挑戰。而生態保護則成為保護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
在全球經濟交往日趨深入的今天,全球文化在不斷的交往與碰撞中相互融合。在中國的藝術長廊中,有一種藝術形式被稱為原生態民族藝術,這為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帶來了別樣的生機。
一、原生態民族藝術與民族文化
原生態,顧名思義,代表著生命之態、自然之態,是一切生活及藝術的根源。原生態一詞最初見于聲樂比賽,隨后在表演藝術等領域迅速躥紅,成為文化領域的特殊符號。原生態這一概念被引入文化領域之后就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特征存在著。而所謂的原生態民族藝術,多是指一些原始的、原創的、民間的、鄉土的藝術形式,其作為一種特殊的民間智慧存在于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可以說原生態民族藝術是在特定的原始環境中衍生出來的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作為比較原始的民族藝術,原生態民族藝術的素材多源自于對自然的崇拜以及人類的本能,經過不斷的融合和發展,逐步形成了一種以原始為基本的奇特的藝術形式。原生態民族藝術所代表的,是民間藝術和民族風俗所組成的一個多元的文化空間,是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相融合的產物。
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在沒有被更多的人認識的時候,往往是以一種民間藝術的形式存在。不論何種民間藝術或民族藝術,都有其豐富的物質功能和精神功能,特別是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藝術,其本身就具有特定的精神功能,是整個民族廣泛遵守的行為準則和價值標準。原生態民族藝術在未被發掘之初,是只在這個民族內部流傳的一種藝術形式,表現的是這個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往往帶有原始文化的特征在里面,會有對自然現象的原始崇拜的現象。也正是因為這種原始的活動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活動,這種不為人知的民族藝術才能被稱為原生態的民族藝術。當某種不為人知的民族藝術及民族文化被眾人所接受的時候,帶給人們的往往是來自原始文化的沖擊,這也許就是為什么這些民族文化為什么被稱為原生態民族文化的原因,就是因為其本身所具有的原始的、鄉土的甚至是神秘的氣息。人們通過原生態的藝術形式,了解這個民族的物質文化生活,甚至可以了解這個民族的起源,這就是原生態民族藝術呈現給世人的來自于非物質文化的整體價值。原生態民族藝術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其本身所展示的是一種原生態的生活態度,是這一民族的價值體系、心理認同在藝術文化上的體現。
二、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的生態保護
由于原生態民族藝術及民族文化一直處于被主體文化忽視的邊緣地帶,所以一直不為眾人所知。但其作為一個民族精神生活的總和,一直引導著這一民族的價值取向和心理認同,所以,保護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可以說是保護這一民族的精神核心。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從研究文化生態變遷的角度提出了文化生態學的概念,其尋求的是闡明不同地域的特定的文化特征。在文化研究,特別是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的研究過程中,應當從原始的、鄉土的甚至是神秘的藝術形式和神秘的文化入手,以最自然的方式去了解最原生態的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
在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的生態保護過程中,首先要注重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的整體性和差異性。民族藝術是一個民族的瑰寶,但不同的藝術形式有著其各自的特點,所以不能要求所有的藝術都是一個形式,要尊重不同藝術形式的存在的差異,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原生態民族藝術的豐富多彩。同樣,原生態的民族藝術是其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民族藝術并不能代表整體的民族文化,只有尊重民族文化內部存在的差異性,才能更好的促進原生態民族文化的整體發展。其次是要保護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很多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代表的往往是一個整體,在其內部有存在不同的分支和體系,因此保護多樣的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種類的多樣性,也是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的生態保護中不容忽視的問題。再次要注重保護原生態民族文化的空間和諧性。在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集中的地區,建立相應的文化生態保護區,構建和諧的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空間,尊重其民族存在的各種各樣的藝術和文化活動,尊重其變化發展規律,不進行人為的或刻意破壞其和諧性的活動。最后,尊重原生態民族藝術與民族文化的涵蓋性和包容性。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作為一個民族所特有的文化體系,有著其獨特的、巨大的凝聚力和穿透力,千百年來一直影響著其族人。作為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價值體系,其本身就具有很強的涵蓋性和包容性,在不斷的融合與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改進自身的價值體系。因此,注重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的涵蓋性和包容性,對原生態民族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
三、結語
原生態的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都是民族獨特性的體現,以自然的方式對其進行生態保護能夠保持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本身的特點,保留二者的整體與差異性,保持文化藝術的多樣性,保護空間和諧型,延續涵蓋性和包容性。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態民族藝術是一種不可以商業化的自然狀態。但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在文化全球化的時代,如何保護原生態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藝術,就成為文化發展的重中之重。
參考文獻:
[1]晏月平,廖煉忠.民族文化大省建設與原生態民族文化轉型[J].邊疆經濟與文化,2008,(10):7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