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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工作考察報告范文

一、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與附條件不起訴考察幫教之契合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青少年違法犯罪成為當今社會一個亟待研究解決的問題，其中對罪錯青少年如何進行矯治挽救、有效預防其重新犯罪、引導其重新走上正確的人生道路顯得尤為重要。這需要集司法機關、行政機關、教育機關、罪錯青少年家庭及全社會之合力才能完成。

作為系統理論的一個分支，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認為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始終處于系統之中，并與系統中各種不同的子系統發生相互作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強調，要將服務對象置于整個社會系統中來認知和考察，認為個人的心理、行為是其作為微觀系統與中觀系統、宏觀系統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結果。于整個社會而言，是由一個個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成的全面生態系統。在該理論指導下的社會工作者的基本工作方法同樣秉持系統的相互聯系性，一方面對服務對象自身及環境進行深入了解和分析，另一方面對其有聯系的各個系統進行整體的、有步驟的、有重點的調配、干預，改善、提升服務對象與各種系統間的相互作用，從而促進其所處整體生態系統的穩定和個人的發展進步。

其實，青少年產生違法犯罪行為的主觀原因即為自身所處的微觀系統發生異化，而客觀原因所指向的學校、家庭、社會等方面則是與青少年個體微觀系統密切相連的中觀系統、宏觀系統的作用力、影響力存在缺失或發生偏離。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在分析青少年犯罪問題上有其得天獨厚的理論基礎，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在深層次分析青少年犯罪原因、制定有針對性地幫教措施等方面有著獨特而有效的契合點和切入點，因此在檢察環節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中，引入社會生態系統理論進行理念、方法、措施方面的指導有其合理和創新之處。

二、社會生態系統視角下構建附條件不起訴監督考察制度的設想

從我國司法實踐來看，部分省市檢察機關在附條件不起訴監督考察工作方面進行了大量探索和嘗試。例如上海市、江蘇省常州市、無錫市根據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點，特別創建管護基地，被專家學者稱為“三大模式”。據常州市人民檢察院的統計數據顯示，由于外來涉罪人員通常無固定居所，無固定生活來源，無合適擔保人，即使犯罪情節較輕，一般都實行構罪即捕，造成涉罪外來人員羈押率明顯高于常州本地人。[1]上述三個省市的做法有相通之處，包括在熱心公益事業、有管護場地和管護條件的民營、私營企業設立“管護基地”，由其作為輔助單位對附條件不起訴人等進行監督考察，入駐人員被稱為“學員”，聘請優秀教師、心理咨詢師等志愿者擔任輔導員，安排企業優秀員工向學員傳授勞動生產技能。

如上文所述，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在青少年犯罪預防和矯治問題上有其得天獨厚的理論基礎和獨特的契合點、切入點，因此筆者建議，應引入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對附條件不起訴制度進行理念、方法、措施方面的指導，通過多個系統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切實提升對被附條件不起訴人的幫教效果，真正體現恢復性司法的價值所在。

（一）監督考察對象――微觀系統

1.接受評估――為幫教提供參考

在對被附條件不起訴人開展幫教之前，評估都是非常必要的。對于某一個特定的監督幫教對象，檢察機關要調動各方面力量，全面收集其成長經歷、家庭關系、社會交往、生理心理情況、犯罪的原因及動機、未來發展趨勢等信息。在研究、分析、整合上述信息的基礎上，得出一個多面向的結論，并制定出有針對性的幫教計劃，與考察輔助人員形成共識后，在監督考察期限內以其為綱領，共同實施。

2.履行義務――為罪錯付出代價

對于被附條件不起訴人而言，其首先應當是一個涉嫌犯罪的人，其犯罪行為可能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且已經符合起訴條件。因此，使被附條件不起訴人為自己的罪錯付出代價、為自己的犯罪行為感受到痛苦、為被害人遭受到的傷害感到愧疚應為必須任務。所以，在其所處的微觀系統內，必須承受痛苦和壓力，履行檢察機關規定的各項義務。如遵守法律法規，服從監督；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不得進入特定場所，與特定的人員會見或者通信，從事特定的活動等等。

3.內在改變――為成長奠定基礎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指出，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應當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因此，懲戒不是最終目的，教育、感化、挽救并最終引導未成年犯自愿悔罪、成長發展才是司法機關的最高追求。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引導被附條件不起訴人完成一定時間、一定數量的社區義務活動等。從內因這一最重要的改變因素出發，實現其自身的轉變與成長。

（二）幫教輔助人員――中觀系統

1.家庭系統――以親情引導回歸家庭

家庭在青少年成長發育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對于未成人嫌疑人來講，不可能脫離家庭系統開展監督幫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監護人，應當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強管教，督促其嚴格遵守考察期間的各項規定，配合人民檢察院做好監督考察工作。為更好地發揮監護人的監督作用，檢察機關可以結合被附條件不起訴人的具體情況，有針對性地向監護人發出《管教意見書》。監護人要從思想、生活、學習等多方面與未成年人深入溝通。檢察機關及考察輔助人員也要為家庭系統內的家庭成員提供一些必要的輔導和服務。

2.學校系統――以師生情、友情引導回歸學業

發揮學校系統對被附條件不起訴人的積極影響作用，一方面，加強法律和法制教育，通過法律知識、法律意識的傳播和固化，將社會人必須遵守的社會規范傳授給罪錯在校生，使其內化為價值準則和人格核心。另一方面，以教師的言傳身教、身體力行為感召，通過學業輔導、心理調試、調動參與班級活動、公益活動等方式，召回被附條件不起訴人內心對正常學業生活的向往及對未來自身發展的信心。同時，發揮以同學關系組成的社會支持系統的積極作用，由所在班級同學或學生干部帶動被附條件不起訴人參加一些學校社團活動，如義工服務隊、廣播站、運動隊等，使其充分感受到來自身邊同輩人的認可和支持，重獲自我認同感。

（三）監督考察人員――宏觀系統

1.考察主體――檢察機關

檢察機關是附條件不起訴當然的考察主體。在整個監督考察過程中，檢察機關處于主導地位，定期向幫教輔助人員（未成年嫌疑人監護人、學校老師和社會工作者等）了解情況，并對幫教事項進行具體指導。作為考察主體，檢察機關辦案人員要定期走訪，聽取意見建議，并制作筆錄附卷，向犯罪嫌疑人發出《勸誡書》，要求其嚴格遵守規定，定期匯報情況。

2.具體管理――以司法行政人員為主導

筆者認為，可以由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機關和基層司法行政部門（司法所、社區矯正辦公室）等輔助檢察機關進行具體的考察和幫教工作，更為妥當。同時，可以將嫌疑人居住地所在社區（居委會）、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等作為二級考察輔助單位，協助做好日常的考察、監督，集合更廣泛的社會力量，幫助嫌疑人在考察期間取得較好的表現。

3.整合資源――以社會工作者為主力

近年來，社會工作和社會工作者越來越引起高度重視和廣泛關注，其在促進社會和諧、維護社會穩定、開展社會管理創新等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得到政府部門和全社會的認可。在對被附條件不起訴人的監督考察中，筆者認為社會工作者大有用武之地。尤其是對于一些社會閑散及外來務工的罪錯未成年人，由于其幫教考察難度較大，可以借鑒我國上海市、無錫市、常州市的經驗，在區域內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擁有與幫教工作相適應的人員與經濟能力的企業和單位設立“管護基地”，由司法行政人員、社會工作者、“管護基地”和志愿者服務隊伍為主開展監督幫教，協助檢察機關做好具體的幫教、矯正工作。

第2篇：社會工作考察報告范文

一、建設社會主義的創新型人才的德育目標

在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和知識經濟已經到來的時代，學校德育目標的確立必須充分思考培養和造就具有創新意識和能力的優秀人才。從新時期社會發展的要求出發，結合我校多年的實踐，我們提出培養建設社會主義的創新型人才的德育目標體系。

（一）國際視野中的愛國主義情懷

經濟全球化要求學校培養具有國際意識的人才。為此，學校要在進一步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同時，注重培養學生國際理解、國際競爭與國際合作的意識；在繼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注重多元文化的吸收，使我們的學生成為大氣大度、具有寬闊國際視野的愛國主義者。

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就要培養學生的國家意識。國家意識首先是公民意識。學生到高中階段，有關國家的相關知識已基本掌握，因而重點高中的公民教育目標是幫助學生獲得有關體驗，學會不同情景下的選擇判斷，形成一種自覺的意識，這需要社會實踐活動的鍛煉。其次，國家意識是法制的意識，這就要求公民自覺地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服從社會公認的倫理道德。

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就要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它指人發自內心的對國家的熱愛。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是建立在對社會主義信念基礎之上的。因而，這種信念只能是建立在學生對歷史唯物主義深刻理解的基礎上。

然而，我們的愛國主義并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在當前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還要使我們的學生具有寬闊的國際視野。國際視野要有國際意識，這就是要在審視國際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發展的情況下，明確自身優勢與不足的意識，從而能走出一條自強自立的道路；國際意識要有國際競爭的意識，要能在找到自身相對優勢的基礎上，敢于與別國競爭；國際意識要有國際合作的意識，要善于學習別國的長處，在國際競爭中把別國的長處變為自己的長處；國際視野還要求我們學生能了解世界各國的文化，有著對世界各國文化的理解。只有在廣泛地吸收世界各國文化的基礎上，中國才能發展得更好，我們的文化才能更燦爛。

（二）基于科學認識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

現代社會物質生活的豐富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一些人的享樂主義，而高科技發展的負面效應導致了重物輕人、重事實輕價值、重物質輕精神的傾向。在這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學校教育更要倡導精神追求勝于物質追求的生活態度，引導學生在求真求善求美的艱苦探索過程中感受生活的樂趣，體驗思想創新、方法創新的成功，從而樹立遠大理想，拒絕不思進取；崇尚精神追求，拒絕享樂主義；增強事業心、責任感，遠離平庸，在科學認識的基礎上，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

（三）競爭基礎上的團隊合作精神

現代社會是開放的社會，要求社會每一成員有很強的社會交往能力。培養學生社會交往能力與團隊精神是應對經濟全球化需要的重要措施。

社會交往能力與團隊精神作為一種非智力因素，是個體重要的生存能力，是一種發掘情感潛能、運用情感力量影響生活各個層面的關鍵性品質因素，它可以分為：1.情緒控制：這是個人擺脫和消除焦慮狀態，控制沖動與憤怒，保持鎮靜與信心、化解不良情緒的能力。情緒控制能力的發展需要一定的心理健康知識，需要在人際交往中鍛煉提高。2.認知他人：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體諒他人的感受，是共同生活的基礎。目前中小學生尤其是獨生子女學生受到太多寵愛，容易形成這方面的心理缺陷，缺乏對他人的理解，因而正確地理解他人已經成了人際交往能力的重要方面。3.人際交往：糾正中小學生，尤其是個別“偏才”和“怪才”在人際交往過程中的問題，是培養高素質人才中的重要問題，因為任何“卓越”的人才首先應是身心健康的人。4.競爭意識。現代人要有敢于參與社會競爭，在競爭中推動社會發展的勇氣。要把競爭與合作在更高的水平上結合起來。

（四）富有激情而又持續穩定的心理品質

在我國中小學的學校教育目標中，心理品質的目標常常受到人們的忽視。然而，事實證明，不管是從事科學研究的工作還是從事社會其他工作，富有激情才會有工作的動力，持續穩定才能保持工作動力經久不衰。因而，培養學生富有激情而又持續穩定的心理品質對于學校教育來說至關重要。具體而言，它包括：1.自我感知和自我激勵；2.勝不驕，敗不餒，勇于挑戰，具有承受失敗與挫折的勇氣；3.處驚不亂，冷靜地處理復雜事物的能力。

在對社會需要全面認識的基礎上，我們確定了新時期人才培養目標的幾個關鍵詞：認知與情感的全面發展、發展與創新能力的全面提高、學生主體意識的逐步增長等。

二、自主發展德育模式的理論基礎

我校在多年實踐的探索中形成了“自主發展”的德育模式，這一模式是建立在對學生情感發展認識的基礎上的。

1.思想品德形成是知情意行協調發展的過程。學生在情感領域“自主發展”的過程就是一種知情意行相互促進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學生由知而行，由行而成情，最終成為他的意志品質。在這一意義上，只有學生自主的發展，才有學校德育的實效，這是學生態度、情感發生發展規律本身所決定的。

2.思想認識提高是不斷內化的過程。把社會期望學生具有的態度、價值觀真正轉化為學生自己觀念的過程，是態度與情感內化的過程。大量的研究表明，在這一過程中，外部的條件是重要的，但這一轉化能否最終成功取決于學生自身的發展。學校教育的作用主要在于引導，在于精心設計德育環境。

3.德育是師生相互作用的過程。當代教育的發展要求教育體制和運行機制的變革，教育體制由篩選型、集權型轉向綜合型、分權型，教育結構由剛性、封閉式轉向彈性、開放式，師生關系由權威型轉向以獨立性、相互負責和交換意見為特征的平等和諧型、民主型，教育方式由灌輸式轉向啟發式，教育評價由注重結果轉向注重過程與發展，教育管理由集中、封閉式轉向參與式、自主式。對于民主社會的形成與發展而言，造成一代具有民主意識、能夠妥善使用民主權利的一代公民，其任務自然由教育來完成。由此，實施師生之間民主對話、教學相長的教育，是當前社會發展與當代教育改革的必然趨勢。

“自我發展”的基礎是良好的自主性水平與自主性品質。這就是說，學生已經具有較高水平的自主學習、生活、社會活動的認識與能力，并且學生的自主性活動具有積極的、符合社會價值觀的效應。“自我發展”的目標是具有前瞻性的發展空間，即每個學生依據自主發展狀況，確立一個可能的發展位置。“自我發展”的載體是學生集體性活動，通過各類有序、健康的學生集體活動，使自身的發展得以實現。

三、自主發展模式的教育實踐

我校師生立足學校教育的實踐，在教育活動和教育情景中加以不斷修正與完善，逐步構建了一套與“自主發展”德育模式的理論模型適應的實踐操作體系。

（一）自我教育

我校一貫注重大德育環境的營造工作，緊緊抓住課堂教學這一教育的主渠道，把它當作學生自主教育的基礎途徑。從寓德育于教學開始，挖掘教學的教育性，然后把課堂還給學生，讓學生自己教育自己，再后讓學生走出課堂，在社會實踐中教育自己。

1.把思想政治課的課堂還給學生，讓學生自己教育自己

我們提出了“將課堂還給孩子”的口號，這不僅是學生智能發展的要求，同樣也是學生情感發展的要求。政治課教師難教、學生不愿學是當前政治課教學中遇到的普遍問題，也是困擾政治課教學的一大難題。為此，我校教師在教學實踐中嘗試運用學生參與教學的方法，讓學生自己教育自己。

所謂政治課中的學生參與教學，就是在政治教師的指導下，讓學生根據實際情況盡可能地主動參與教學，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求知欲，培養學生分析、綜合、應用、實踐的能力，以達到提高課堂教學效果的作用。我校教師在嘗試和運用參與教學方法的實踐中，采取了以下方法：共同參與教師的備課，客串教師進行教學，創設問題情境啟發學生參與討論，讓學生自己回顧、小結歸納，由學生根據教學的要求自己來組織和籌劃社會實踐，設立公民論壇。

2.讓學生在社會實踐中自我學習、自我教育

思想政治學科的基本任務與其他學科相比，最大的特點是要求學生在掌握馬列主義基礎理論的同時，積極參加社會實踐，確立正確的政治方向，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良好的道德品質。要實現這一教學目的，必須重視學生的“內化”，也只有在學生的實踐中才能真正實現“內化”。

為此，教師在讓學生通過“學生導讀”掌握教材的基本內容、根據“導讀”內容自編自排小品等活動的基礎上，要求學生帶著問題向社會請教。在自愿組合的基礎上，3至5人為一組。先由組長召集，確定考察專題、聯系考察單位、設計考察提綱以及考察報告的撰寫和打印等分工負責。同學們在社會考察中，采用多種形式，如實地參觀、聽領導介紹、采訪職工、收集資料、攝影、攝像等。考察結束后，在政治教師及語文教師的指導下，每組完成一份圖文并茂的考察報告或論文。最后由課代表或班干部主持，召開各組的考察交流，在交流中互相學習。

（二）自我評價

在學校德育中，開展學生的自我評價有助于學生正確地認識自我，認識自己與學校要求的差距，作出恰當的學習決策；有助于激發學生學習的動機，促進學生在德育方面的發展；有助于學生判斷能力的提高，將在德育自我評價中形成的能力遷移到其他學習領域，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1.日常行為的評價。學生思想品德素質往往通過活動與交往表現出來。因而，對學生思想品德素質的評價首先通過考察和評價學生的日常行為表現來進行的。

2.對學生班隊活動的評價。學生的思想品德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在各種活動之中。因而，一方面學校把開展各種活動作為學校德育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通過這些活動本身來評價學生的思想品德。評價的指標是：活動的獨創性、活動表現形式的藝術性、內容的思想性和學生的參與程度等，分別賦值并加以綜合評價。評委由學生自己擔任。

3.對學生社會實踐的評價。對學生社會實踐調查報告進行評價的依據是：選題的現實性，看選題是否具有現實意義；報告的獨特性，看選題的視角是否新穎，是否有獨到見解；報告的思想性，看報告內容是否健康向上，反映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建設成就等；報告的邏輯性，看報告的分析是否合理，邏輯性是否強。有時還舉辦一些社會實踐的匯報展覽，既讓全校同學接受了教育，又檢驗了同學們社會實踐的成果，并要求學生自我作出評價。

4.個性心理素質評價。隨著社會的變化，獨生子女的增多，個別成績優秀的學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心理問題：學校奮發向上的精神給一些同學帶來了沉重的學習壓力；個別學生由爭強好勝發展到自私自利；個別學生有較嚴重的內向型性格；少數來自全國各地來的學生所面臨的適應性問題等。學校從實際出發，針對學生中所存在的不同心理問題，結合中學生個性心理素質特點，將心理教育與個性心理素質評價結合在一起，注重評價的科學性、規范性、教育性。學校的心理咨詢室每天向學生開放，由富有經驗的心理咨詢教師接受學生的咨詢，做到診斷、咨詢相結合；心理咨詢室除坐堂咨詢外，還設立了“悄悄話”信箱，解答同學們所提出的各種問題，解除同學們的心理困惑。依據這些材料，心理咨詢室的老師會同教育研究室和其他各方面的老師，對一些學生進行個案分析，較全面地評價他們的個性心理素質，對癥下藥，找出解決問題的措施與方法。

（三）自我管理

1.樹立學生示范群體

在學生中樹立示范群體，是我校“自我教育、自我評價、自我發展”學校德育的重大實踐活動之一。它對學生自我教育、主動發展有著積極的指導意義。我們先后培養了四個示范群體。

一是政治上要求進步的學生黨建示范群體。我校已堅持高層次德育多年，在高年級學生中開展黨建工作，進行黨的基礎知識教育，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舉辦了數十期青年業余黨校，參加培訓人數達2000多人。每學期發展學生黨員7-8名，近幾年來已發展學生黨員70人，學生黨員不僅自身要求嚴格，而且在班級、年級、學校各層面都能充分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具有很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們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周圍的同學，成為學生中的表率。

二是發揚“金牌精神”、品學兼優的示范群體。這部分同學不僅學習目的性明確、學風端正、成績突出、成果累累，而且品德優秀、表現突出，在班級、年級和學校中的影響很大，是同學們羨慕的“成功者”，這批學生成為學生中科技與人文結合比較完美的榜樣。

三是不斷注重人格完善的團隊干部示范群體。這部分學生在完成學業的同時，樂意擔任社會工作，珍惜學生干部崗位，不辜負同學們的信任。他們在實踐中注重自我修養，無論在組織能力、口頭表達能力、技藝操作能力、人際交往能力、分析判斷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等方面鍛煉很大，提高很快，他們最終以胸懷寬廣、為人誠懇、情趣廣泛、學習努力、成績優秀、言行一致、工作主動、辦事公正等優良作風贏得全校學生的尊重。

四是在逆境中不斷成長成才、自強不息的示范群體。這部分學生雖然身處逆境，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面對困難、正視困難、自強不息、刻苦頑強、克服一個個困難，最終取得成功，受到全校師生的好評。

2.創建特色班集體

學校的特色班創建工作是根據自主、自愿、自動的原則展開的。首先各班同學根據本班學生個性、興趣愛好等方面的特點討論制定班級特色，而后在充分吸取同學意見的基礎上主要由班委、團支部圍繞特色討論并制定特色班級創建計劃，向學生處提出申報。學期末學生處將根據各班申報計劃和小結對各班特色創建工作進行審核，再對審核合格的班級進行表彰并舉行特色班掛牌儀式。

特色的創建是一個自主建班的過程，它給每個集體留下了自我發展的空間，讓同學們能夠自己選擇自我教育的形式和內容，從而調動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在這一選擇過程中，班級的凝聚力更強了。在同學們的努力下，一份份有班級特色的班級公約出臺了，一個個生動活潑的活動開展起來了。班級集體在同學心目中產生了更為強大的吸引力，成為孩子們心目中的一個家。

3.開展社團活動

社團活動是同學們自主活動、自主學習的重要陣地之一。在這里，同學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選擇自己的課外學習內容，自己策劃、組織學習的形式和過程。我校學生愛好廣泛，興趣濃厚，喜歡鉆研，原本都是個體行為，學校及時把他們組織起來，成立了學生社團聯合會，下設27個社團。學生社團聯合制定了章程，學生社團、協會、俱樂部等也制定了管理條例。每個社團由社團成員自己聘請一名指導教師。社團小型活動兩周一次，參觀、制作網頁、沙龍、咨詢、講座等，活動形式多樣，生活活潑。同學們在自己喜愛的社團里施展著自己的才華，社團活動的開展彌補了課堂學習的不足，尤其讓一部分學習有困難的同學在社團活動中找回了自信，找到了發揮自己價值的土壤。

4.構建自主管理、服務網絡

第3篇：社會工作考察報告范文

*本文為2012年度江蘇省社科研究課題“江蘇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協調發展研究”（批準號12SYB-048）、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江蘇城鄉社會保障制度銜接與并軌研究”（批準號12DDA010）和江蘇省教育廳重點項目“城市社區養老體制機制研究”（批準號2011ZDIXM00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受政治及經濟等因素影響，我國的二元社會管理體制使城市化過程產生了諸如主體缺乏、項目沖突、管理分散等融合風險，對社會保障制度造成沖擊。要采取主體多元化發展、方式靈活式發展與管理統一性發展等漸進方式化解風險，使城市在主體保險、社會救助以及其他保險方面對農村形成牽引作用，進而實現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統籌。

[關鍵詞]社會風險；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統籌

中圖分類號：C9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410X（2013）05009106

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統籌是解決“三農”問題，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社會壁壘，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建設小康社會以及實現現代化之關鍵舉措。在新形勢下，城鄉社會保障之制度統籌與融合乃大勢所趨，但受諸多主觀（如觀念、文化等）、客觀（如管理、制度運行）因素影響，部分地區的統籌之路仍舉步維艱。縱觀我國城鄉社會保障統籌發展歷程，其制度經歷了“分割——融合——排斥——統籌”的話語演進，而這一過程亦趨同于城市化。本文基于這一視角，以社會風險理論為基礎，以城市化發展為背景，以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為現實，提出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統籌的路徑選擇。

一、城市化、社會風險與社會保障

雖然“‘風險’本身就具有社會性涵義，在某種程度上等同于社會風險的涵義”[1]，但相對于風險，社會風險是風險或由外而內的“嵌入”過程、或由內而外的“拓展”狀態，是“不確定性”對政治、經濟、文化影響之過程。“社會風險的界定……取廣義的‘社會’涵義，將政治、經濟、文化都包含在內，除了個體的疾病、死亡、失業、意外事故和財產損失等以外，其他均屬于社會風險。”[2]社會風險也是現代性的必然體現。現代性是一種持續進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轉的發展的時間觀念，是人對自然控制的必然結果，但也不可逆轉地催生出社會風險。正如吉登斯（Giddens）所說：“雖然在某些領域和生活方式中，現代性降低了總的風險性，但是同時也導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無知的新的風險參量。”[3]（P4）

以城市化為例，社會風險在內容、性質、范圍等方面表現出單一到多元、微觀到宏觀、具體到模糊等發展形式。首先，風險復雜化，從單一的個人風險到多元的社會風險。工業革命之前，城市化尚未形成，社會風險集中于生老病死等家庭性風險、天災人禍等生產性風險以及治理與動蕩等政治性風險。工業革命之后，城市化與技術互為發展，原先的風險并沒有隨著技術提高而消失，相反，因新方法、新科技所帶來的生存風險、政治多元化所帶來的政治風險、社會融合所帶來的參與風險以及社會分化所造成的階層風險使得社會風險愈加多元，治理更顯困難。如Strydom的描述，從1950年代至現在，社會風險爭論的內容經歷了“安全和風險——反對風險評估——反對者的意見和心理——參與者的關系以及現實/事實構建”等風險話語演進過程[4]（P307）。其次，風險宏觀化，從微觀的駐地風險到宏觀的社會風險。工業發展與技術進步為中心城市帶來“聚合效應”，這也是諸多國家在工業化初期進行“城市化”或“被動城市化”的原因。城市化是現代化之基礎，但并不能完全說明現代性，且社會風險弱化了這種現代化的積極影響。如英國的“圈地運動”雖然使城鎮居民占英國人口的比例從3.1%上升到8.8%，但也破壞了小農經濟，造成大量農民流離失所，靠乞討度日。此時社會風險之性質已然發生改變，處理風險之方法不能只囿于家庭，而更要依賴社會。所以，英國政府于1601年和1834年分別頒布“舊濟貧法”和“新濟貧法”，開創了院舍救濟時代。再次，風險模糊性，愈來愈不確定。風險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但在社會這一背景下，加之現代性導致的不確定因素增加，風險逐漸被剝離出人們的主觀愿景。城市化愈加發展，經濟、環境等因素對養老、失業、疾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愈會超越人們所掌控的范圍，使其措手不及。這也亟需政府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控制社會風險的范圍。繼德國于1883年頒布《疾病保險法》之后，各國紛紛效仿，逐漸建立起現代性的世界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制度緣何建立，學者各持己見，說法不一。有以德國歷史學派之社會改良為肇始，有以英國“濟貧法”之頒布為開端，理論上或提人本權利、或曰社會權利、或以福利經濟學及有效需求論為社會保障之數理理論。然而，以工具理性之角度出發，社會保障從萌芽形成到中期發展到體系建立的整個過程，都是以風險預防/防范為基礎。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政治、經濟、社會的變化使社會風險之波及范圍、傷害程度、性質、實施目的等發生諸多變化，社會保障之研究范式及實施理念也因此發生改變。如以宗教的普世主義理念開端為基礎的歐洲社會保障制度，其初所實施范圍只限于教會，受益人群只集中于社會中無家可歸者、殘疾人等“最弱勢群體”，實施方式以單一的精神感召加之最低生活救濟。工業風險使得歐洲社會發生翻天覆地之變化，技術風險、市場風險等新型的社會風險隨之而來，政府逐漸成為社會保障之主體，社會保障在范圍、方法、方式等方面已完全脫離于救助，形成的制度嵌入國家的運轉機器中。不可否認，社會保障在發展之“黃金時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其“雙刃劍”之負面效果使得福利國家陷入危機，改革呼聲此起彼伏。以上世紀70年代為肇始的英國社會保障改革為基礎，到目前為止，收效各異，但處理社會風險為社會保障之前提依然沒有改變，研究范式也越發集中于國家——社會——市場三者的關系處理上。

社會保障制度并不能解決所有社會風險，但它能嘗試彌補工業化與城市化所形成的技術風險、市場風險及環境風險造成的負面影響。如針對新技術引進所造成的摩擦性失業，可以通過建立完善的失業保險體系來減低對失業人員家庭的沖擊；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使部分人脫離于市場之外，可以通過建立低保制度來減輕其生活壓力；化學污染、食品安全等環境風險對人身體的傷害，可以通過建立醫療保險來減輕痛苦。由此，本文研究之重點在于減少城鄉社會保障融合所產生的社會風險。誠然，對城鄉社會保障制度是否應該銜接，怎樣銜接（漸進式或一步式）仍為學界討論之熱點。以筆者之見，城鄉社會保障之銜接與融合乃大勢所趨，但也應重點考慮制度的路徑依賴和社會風險的空間擴散，在此基礎上的理念與實施，才能平穩有序地消除社會風險之影響。

二、城市化背景下社會風險的異同發展與社會保障的訴求

我國之城市化有其本身特點，受政治經濟影響，過去一直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管理體制。“二元社會保障體系曾有其積極的作用，但它的固化則使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變得困難。”[5]同時，這種以制度控制為基礎的行政控制，造成城鄉地域空間分割，使農民逐漸喪失社會保障的話語權，在僅存的“五保戶”制度與低水平的社會救助中享受社會保障的微薄福利。“經歷了將近20年的時間，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確立，……對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忽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一大失誤。”[6]此間，城鄉社會風險因經濟、環境、技術等諸多原因各自改變，并呈現異同發展之特點，社會保障也呈現路徑依賴之趨勢。

城市能享受經濟發展、技術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等區域福利，也因前者要素的多重影響，正逐步享受社會保障的福利供給，在社會保障“剛性”特征前提下，改變其社會保障享有狀態尤為困難。首先，經濟性風險。市場化引入能打破原有計劃經濟模式，提高效率、節約成本、促進經濟發展，但也因過度依賴，使得部分競爭者逐漸被市場淘汰。如過去計劃經濟時代，“平均主義”盛行，實行市場經濟后，受家庭、學歷、社會資本等因素影響產生諸多低保群體，因此，我國于1999年頒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截至2011年9月，中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為2268.7萬人。其次，技術性風險。新技術在城市大量使用，在方便人們生活的同時，也造成諸多難以適應新技術而失業的人群，可通過建立失業保險制度解其燃眉之急。2011年，全國參加失業保險的人數14317萬人，比2010年增加941萬人。再次，環境風險。環境惡化、食品安全等問題正進一步困擾城市居民，這使得參加城市居民醫療保險的人數顯著增加，2011年，參加城鎮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47291萬人，比2010年增加4028萬人。

反觀農村，社會保障因方式固定、內容缺乏、范圍狹小等缺陷，不得不依賴家庭、鄰里、土地等“非常規資源”。在經濟風險方面，市場化雖提高了諸多農民的生活水平，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農村居民的相對地位進一步弱化，反映了農村居民生活風險的累積”[7]。在技術風險方面，由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東南沿海的部分農村提前完成城市化，說明技術風險只存在于部分農村地區。在環境風險方面，其覆蓋范圍已打破地域的限制，農村要與城市忍受同樣的環境危害。因此，國務院明確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截至2011年9月底，全國2646個縣（市、區）開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基金支出總額為1114億元，受益8.4億人次。同時，較之城鎮居民，農民還要面對個人及家庭的突發性災難，其社會風險預防與抗擊能力更弱。

我國城市化是以打破農民身份與區域限制為開端的。制度的默許、城市的吸引加之信息的暢通，使得大量農民涌入城市謀生。首先，雙重身份的農民工面臨諸多社會風險，亟需建立失業、醫療保險制度，“農民工的社會保險問題……不僅是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的要求，而且是我國國家性質的必然體現”[8]；其次，農村中空巢老人因無人贍養，存在潛在的社會風險，其保障的方式與方法亟需完善；再次，農村貧富差距日益增大，據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的《中國農民經濟狀況報告》，目前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已高達0.3949。經濟風險正逼近農村居民，且我國農村地區發展極不均衡，治理農民貧困仍任重道遠，需完善以政府為主體、底線公平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城鎮也要承受制度融合帶來的社會保障壓力，如農民融入城市對原有就業、醫療、養老制度的影響。可以說，社會風險背景下的城鄉社會圖1區域分割下的城鄉社會風險與社會保險保障融合實際是風險的“再造”——從社會風險的空間隔離到要素融合，進而使雙方產生新的風險。

在區域分割之背景下，城鄉社會保障按各自路徑發展，經濟、技術及環境等社會風險在大小、范圍及過程的區別使城鄉實施不同的社會保障方式（如圖1所示）。因缺乏主體（只以家庭為主體）、項目單一（以土地為基礎建立的保障）、資金渠道狹窄（家庭支出與鄰里互助為支撐），農村風險集中于個人風險、家庭風險與土地風險，社會保障僅限于家庭援助、鄰里互助、政府支持等內容。

經歷戶籍制打破以及城鄉空間融合的影響，城鄉社會風險之性質已悄然變化，農村在面臨經濟、環境與技術所帶來的風險的同時，還要面臨作用于城鄉的共同融合風險（如圖2所示），主要包括主體缺乏、項目沖突以及管理分散等風險。共同風險加之原初風險共同作用于城鄉，使得社會保障制度曾一度在積累資金、完善項目以及靈活方式等方面舉步維艱。因此，在逐步完善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的同時，國家正積極建立與完善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時至今日，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基礎在于風險的“事后效應”，缺乏事前的“預防機制”。毋庸諱言，面對更加快速的城市化，社會風險的防范機制理應變事后原則為事前原則，通過風險要素的整合進一步調控與完善城鄉社會保障制度。

圖2制度融合下的城鄉社會風險與社會保險

三、城鄉社會保障統籌與漸進式風險化解

在城市化背景下，城鄉的融合效應不僅給農村的社會保障帶來負面影響，更會沖擊城市原有社會保障的完整性，應因時因地實施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統籌。社會風險易內化于制度中，城鄉之風險化解并非一朝一夕。從現實國情出發，兼顧城鄉社保現狀，本文認為應采取漸進圖3漸進式風險化解與城鄉社會保障統籌的制度創新的方式。所謂漸進方式，是以社會風險為衡量基準，實施分步的方式，即在逐漸緩解城鄉風險的基礎上，實施城鄉社會保障的融合。

城鄉社會風險化解之重點在于融合風險，注重社會保障各要素的創新與整合，使農村與城鎮對融合風險產生吸收、排斥等多重動力，城鎮風險對農村形成融合作用，雙方社會保障制度形成牽引，從而融合成為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詳見圖3）。

關于社會風險層面的融合效應。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在融合過程中會出現諸如主體缺乏、項目沖突以及管理分散等風險，可從以下三方面著手解決。

1化解農村之養老主體缺乏風險——多元化發展。雖然“國家或政府是社會福利供給中最為重要的主體，在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都不能輕視或忽視在社會福利實施中的主導和主體作用”[9]，但對城市化背景下的農村養老保障來說，主體的突然變化不僅會造成財政負擔，而且使得農民因方式改變而難以適應。首先，社會保障資金投資渠道多元化發展。投資渠道多元化是化解資金分擔風險的重要方式，以目前來看，我國社保基金可以投資相對穩定、收益相對較高的大型項目，或者投資于大型的且風險較小的國有企業。其次，社會保障主體多元化發展。采取以政府先行、市場輔助、社會補充的方式，發揮社區、市場、家庭的共同保障優點。如政府部門可通過引導和支持來加強與非政府部門的合作（放權且鼓勵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的建立），可以通過引導和控制來加強商業部門的作用（鼓勵商業銀行介入農村養老保險），家庭可以通過詢問與互助等方式加強與非正式部門的交流（引進社工人員介入社區養老），也可通過互動來加強與商業部門之間的關系（主要采取服務外包）等方式，共同作用來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

2化解城鄉社會保障方式固定風險——靈活式發展。首先，過渡人員的制度安排。我國“突變”式的城市化會生成大量的過渡性群體，如失業工人、農民工、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這一群體的集體意識和政治訴求可能會引發治理風險，因此要在資金補助、技術支持、救助方式等方面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如建立不同層次的、專項的農民工養老保險；設立專項補助解決空巢老人的法律、家務、服務等方面的需求等。其次，保障方式的過渡性安排。面對日益不確定的社會風險，西方發達國家往往采取靈活性的社會保障政策，雖然各項目的保障水平不盡一致，但所形成的合力使受益人福利逐漸提升。以此為鑒，我國可以靈活采用多元化的保障方式來化解風險。如建立健全農村社區，吸收原有社區養老保障方式（如先前建立起來的養老院，或在居住區域內建立臨時養老安置場所）；實行分成制的城鄉醫療保險報銷比例，城鎮醫療保險主要包括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農村醫療保險主要包括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三者在比例、范圍、資金籌集渠道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顯著差別，因此建議對部分“農轉非”的居民可以實行醫療保險的過渡，建立一種新的醫療保險，吸收原有“新農合”的保障方式，逐漸接近城鎮居民醫療保險。

3化解城鄉社會保障分散管理風險——統一性發展。首先，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險跨地區轉移機制。社會保險地區轉移制度的成熟是減弱地域風險的主要方式。要在保證個人賬戶可隨人轉移之外，嘗試實行社會保險資金的省級統籌乃至全國統籌。為消除區域發展不均衡對省級統籌的消極影響，一方面要協調各市級單位和部門的管理，均衡利益分配；另一方面要完善社會保險網絡建設，共筑信息平臺。其次，管理方式由復雜化到過渡性的統一化。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經歷幾個世紀的發展，其管理方式已然成熟，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受區域限制、部門利益及財政體制等因素影響，依然難以統一，形成區域風險。因此，在社會保障項目及方式等逐漸融合的制度背景下，改變原有管理方式已是大勢所趨。可以先逐步實行政策統一，如在社會保險的繳費基數、繳費比例、繳費年限等方面，研究實行從分層化到統一化的過渡管理方式。在政策統一之基礎上實行待遇統籌。控制好宏觀管理之后考慮完善以社會保險落實為基礎的經辦服務，最后實行從風險調節過渡到分級管理、分級負責制的統收統支基金管理方式。

關于社會保障層面的牽引效應。在排除主體、項目與管理等風險因素后，城鄉社會保障就可實現統籌。

1主體保險的項目融合。農村的三大社會保障項目——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與城市直接對接。目前來看，城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在制度的模式上已接近，只是在待遇水平、主體等方面有所區別。所以，不妨先保持原狀（部分地區可在待遇上有所創新，如江蘇省常熟市“重新設計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起統賬結合、與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相接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同時，還建立了純農人員參加農村養老保險財政補貼制度，實行個人交費與市、鎮（村）財政補貼相結合的辦法”）[10]，待主體、項目與管理等方面進一步完善之后再進一步融合。

2社會救助的制度兜底。作為社會保障的根基——社會救助，其作用不可小覷，尤其是在城鄉社會保障融合之背景下。因為，城市化的進程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新的弱勢群體，在沒有形成正式制度前，他們的保障方式只有臨時性的社會救助。農村地區的社會救助應重點關注失地農民、留守老人等。先對其實行臨時性救濟，等時機成熟之后，這部分人群的社會救助或與城市救助制度并軌，或轉向其他的保障方式。

3其他保險的漸進實施。除養老、醫療等保險之外，農村還缺乏其他險種（如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的保障，這是由于農民主要以務農為主，缺乏工人的制度性管理，因此很難建立起完整的、以工資為基準的社會保險制度。但在我國沿海較發達地區，傳統農村的社區模式已被打破，逐漸走上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道路，這些地方可適當增加社會保障的險種設置，逐步與城市并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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